申论环保终身追责主题 背景材料 近几年，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出台了不少规定，但依然有部分地方官员未将生态发展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生态文明建设属于“隐性政绩”，不明显且“见效慢”。一些官员为了凸显自己在任期内的“作为”，置生态环境于不顾，即使是有毒的GDP也要引进，甚至出现官商相护，做污染企业“保护伞”的情况。一旦“显性政绩”到手，其他就不再管了，生态隐患就传给了下一任，正如击鼓传花，“摊上谁谁倒霉”。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终身追责，就是要堵住这种不负责任官员们的脱身之路，让他们为片面追求个人政绩付出沉重的代价。 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终身追责，足见国家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视，规则建立了，重点还要看落地执行。因此，应尽快健全相关审核机制和程序，比如官员离任时的自然资源审核和破坏环境终身问责具体实施办法等，避免官员钻制度空子，以上级批准、集体决策等名义逃避责任。要严格制度执行，对依然我行我素者严肃问责，形成震慑。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制度规定，提高可操作性。 参考背景材料，请你从“终身追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角度出发，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 (2)参考背景材料，但不拘泥于背景材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1200字。
申论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米易县地处四川省西南部，矿产资源丰富，非煤矿山企业众多。工作期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工程力学博士蒋耀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定期系统梳理米易县各非煤矿山的特点和所存在的问题，按照分级管控的要求对所有问题进行分类，而后据此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安全检查表，带领专家团队逐矿排查隐患，由表及里，深度剖析企业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整改建议。随后，原米易县安全监管局根据建议制定执法文书，定期督促企业进行整改，直至隐患整改完毕。通过几年的实践，米易县逐步形成了“专家查隐患—部门严执法—企业抓整改”循环改进的安全监管新模式。 “过去安全监管，我们往往只能根据经验排查出局部的、显象的隐患。近年来，依靠省安科院专业人员、专业团队、专业技术，构建起安全监管新模式，根据专家出具的诊断报告，实施差异化和精细化监管，有效提升了我县安全生产监管水平，成功破解了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的‘查、防、救、治’四大难题。”原米易县安全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米易县非煤矿山点多、面广、体量大，为有效了解和摸清每一座非煤矿山的实际情况，蒋耀港积极把“三界”大数据测控技术应用到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中，借此构建非煤矿山立体化、可视化和数字化的健康档案，形成重大风险源分布“一张图”和重大风险源安全度诊断与风险管控“一张表”，实现全域非煤矿山各类信息整合、统一管理、高效监察。同时，为有效利用信息化方便快捷的优势提升安全监管监察的效能，蒋耀港带领团队以信息为载体，以关键指标管控为主线，构建重大危险源智慧安防体系，实现企业、专业机构、政府三级扁平化管控，形成安全监管“一张网”，让安全生产职责明确，履职便捷。 目前，米易县21座非煤矿山、12座尾矿库已全部建立了健康档案，尾矿库还建成了关键指标管控手机APP，实现了对重大危险源全生命周期的监控与预警管理，能够有效防范事故的发生，同时为相关部门进行科学研判、及时组织群众撤离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2015年，米易县成功“摘帽”(四川省非煤矿山重点监管县)，“2018年，在全国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暨尾矿库治理工作会议上，鉴于‘三界’大数据测控技术在非煤矿山的成功应用，我县作为优秀代表单位做了经验介绍，并成为了全国推广的‘米易模式’。”原米易县安全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省安科院专业人才、专业团队的技术支撑。” 2019年7月3日14时，艳阳高照，收到要去盐边县检查的通知，蒋耀港带着早已准备好的文件在攀枝花市应急管理局门口等待出发。3月他在尾矿库调研时，曾发现盐边县一家企业排洪系统存在问题，通过分析，他认定是企业缺乏专业技术人员，未按设计要求进行运行维护所致，当即要求企业整改。对方慨然允诺，却迟迟未见成效。新一轮的强降水马上来临，甚至有可能出现暴雨，他希望在检查期间督促企业尽早解决这个问题。 山路蜿蜒盘旋，车上，蒋耀港的妻子打来电话。当初，蒋耀港毅然告别家人，投入米易县安全生产建设中，对于家庭，他一直都很愧疚。又是半年没见到妻女了，看着视频中她们的笑容，蒋耀港百感交集——在她们最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却只能隔着冷冰冰的手机屏幕跟她们说说话。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新一轮的强降水似乎提前来了，蒋耀港匆忙与妻子和女儿告别，向企业赶去。忙完已是深夜，蒋耀港又匆匆赶回攀枝花市…… 大雨让尾矿库干滩急剧缩短，在蒋耀港的监督指导下，尾矿库企业赶在危险状况发生前及时进行了整改，留足了调洪库容，安然度过了连续多日的强降水，企业技术负责人也给蒋耀港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经此，企业终于认识到及时整改带来的好处。正是由于蒋耀港的坚持，他们公司才免于损失，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六年砥砺前行，蒋耀港远离家人，把攀枝花当成了第二个家。蒋耀港说：“只有做好攀枝花的安全生产工作，心里才踏实。妻子和女儿一定会为我骄傲的，她们肯定也希望我这样。” 资料2 发布“华南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信息的李文亮医生离我们而去了。现在，我们统一用“新冠肺炎”来命名疫情，并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实事求是地说，“SARS”与“新冠肺炎”确实不一样，吹哨人发布的信息是欠完整欠科学的。但是，当初武汉8位医生的一声“吹哨”却功不可没。 在多次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常常能听到领导人用一种“如果……”的句式表达自己的无奈：疫情的出现是我们始料不及，如果我们早一点决定，采取严管措施，结果会比今天好…… 事物的真实是信息发布的前提，但这种真实性在很多情况特别是危急状况下，不是立刻就能全面准确无误显现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渐次明晰的过程。正因为此，我们才有了“疑似”等用语。这次疫情定名为“新冠肺炎”，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根据事态的发展，经过科学程序，花费一段时间的。所以，在突发事件的初期和进程中，“不确定信息”是存在的。那么，公共舆论和社会管理，对此“保持宽容态度”也是应该的，这也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面对突发事件的“不确定信息”，该如何作出自己的判断，承担自己的职责?钟南山院士是我们的楷模。他来武汉后提出病毒可以“人传人”，为这次阻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与2003年抗击非典时的表现一以贯之。 其实，面对这次疫情“不确定信息”，也有地方领导敢于担责，作出了果断决策。湖北省潜江市委书记吴祖云于2020年2月6日接受白岩松电视连线时说，在钟南山还没有到武汉时，他们“从武汉得到消息后，觉得这个事情太大了，所以先下手。哪怕冒一点点不是太合规的风险。”在湖北省第一时间作出封城、终止所有娱乐活动和出台很严格的禁足命令。正是因为他们在“不确定信息”面前不是等、靠、要，而是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作出符合本地实际的正确决策，使潜江市在全省疫情统计中排名倒数第二。他说，只要是真正为老百姓着想，他们是能够理解和配合的。 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在重大问题面前要果断决策，决策的前提是要对意见作出正确判断。我们常说要“集思广益”，为什么，就是在纷纷议论中汇集多种意见，有好的、差的，有赞同的、反对的，有多数人赞同而真理又可能在少数人一边的意见，有当时看似正确或错误后来又被证明是错误或正确的意见……如何面对和判断这些意见，需要有完善的表达机制和接受程序。 “择善而从”更是对领导干部的考验和检验。邓小平同志说：“我们领导同志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传达室，照抄照搬!”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多端，好多事情是我们事先无法全面准确预料的，举措自然会相对滞后。面对“不确定信息”，对领导干部来说是一个考验。潜江“冒了一点点不是太合规的风险”，意味着可能判断失误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可能违反有关规定犯错误，但是，在人命关天的突发事件面前，领导干部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作出相应的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的能力。”落实总书记讲话精神，就要吃一堑就要长一智，希望各级政府官员在实践中变得更聪明一些。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意见》强调，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来自中央的理解与支持，无疑给广大真正想干事的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 资料3 某产煤大省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机构改革后，各市承担煤矿安全监管职责的科(处)室数量明显缩减，从改革前的66个减为改革后的35个。一些长期从事煤矿安全监管的专业人员流失，各市从事煤矿安全监管的专业人员从169人减至65人，执法队伍从609人减少到475人。 基层安全监管人员经常深入厂矿一线，随时面临威胁生命的各类危险。他们告诉记者，不管平时做了多少工作，一旦发生事故还是会被迫责问责，轻则断送前程，重则锒铛入狱。改革过程中，部分经验丰富的“老安监”不愿继续留在安全监管部门。 机构改革中，人员安置要遵循“编随事走，人随编走”的原则。然而，实际工作中，一部分随编转隶人员对业务不熟悉、人岗不适应，而熟悉业务的人员往往存在行政、事业人员混岗使用等现象。 中部某县原煤炭局为事业单位，新组建的应急管理局是行政单位，一些具有丰富的专业技术、管理经验的干部由于身份问题难以划转。 除安全监管人员外，消防部队改革转隶过程中，也存在人员减少现象。2019年3月应急管理部召开的首场专场发布会透露，较2018年同期，今年春防期间，转隶后的森林消防局队伍战斗员额减少7200多人，驻防点增加了18处。 南方某地消防部门负责人认为，面对“全灾种、大应急”救援任务，既需要擦亮灭火救援这块“老字号”品牌，又要练硬综合救援的“主力军”本领。但在新任务新使命面前，一专多能的复合人才严重短缺，承担特殊任务的拔尖人才更是凤毛麟角。 某消防部门人士说，随着城镇化推进，消防任务越来越重。根据有关规定，城区4至7平方公里要建一个消防站，但很多地方没有落实。过去，由于编制不够，消防员数量紧张，只能招聘合同制消防员。应急管理体制改革以来，消防任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但编制仍没有增加。 一位长期在消防部门工作的人士透露，有些县的消防中队在编才十几个人，除去轮休，正常执勤的人更少，很难去实施救火任务，不匹配救援国家队的身份。根据政策要求，消防人员建设的缺额部分，地方政府要补上，但各地落实情况不一。”有的政府，都不跟消防部门来往，不补充招聘消防员。” 不少应急部门人士反映，在大应急机制下，上面的改革设想非常符合基层现实和需要，问题是，各地怎么落实建强、建精应急队伍。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城市在消防力量、装备等投入方面“补旧账”，但仍有大量地区没有做到。总体而言，经济实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对消防力量的建设投入较多，越是偏远落后地区越少。 “消防装备价格很高，一台车少则几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如果财政投入少，装备力量配备就很难。”一位消防员说。 北方地区一位消防支队长表示，就拿单兵图传设备来说，有的单位刚为各执勤单位全面配备3G设备，有的省市已经将4G、5G单兵设备投入实战。应急管理部门还没有形成整体统一的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应急通信组织体系。 受访应急部门呼吁，改革不能简单增加职能，必须同步加大投入，保证有人干活，才有执行力。特别是编制配备和经费、装备的投入要按政策要求到位。不能让改革卡在“最后一公里”，让消防场地、人员、装备、经费陷入“走长征”局面。 机构改革要从“物理相加”走向“化学融合” 机构改革过程中，如何做到各部门之间职责分工明确是一大难题。不少地方特别是一些任务重、压力大的职能几乎成了“烫手的山芋”，有的随意推诿，有的不愿承接。 沿海某市有部门提出，应急管理部门既然有救援的职责，那么城市除雪的职责就应该划转到应急管理部门。东部某市城市管理局认为，防汛抗旱指挥部设在应急管理局，那么城市防汛工作也应该在应急管理局。事实上，应急管理部门并不拥有相应的专业人员和装备。 中部地区一位县长表示，如果各个职能部门不能相互合作，不仅大应急的改革目标难以实现，应急能力反而可能会被削弱。比如，过去护林防火是整个林业局和基层乡镇共同发力，简单地把工作推给应急管理局后，光靠一个科室、股室，难以防范风险隐患。 南方某市一位消防部门负责人直言，在应急管理改革之初，消防要把行政审批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但有些地方政府一度“很不情愿”。地方政府不愿意接的理由：一是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二是编制紧张。 在消防行政审批转移给地方政府部门后，一些地方的消防行政审批委托中介机构在做，交接之初甚至出现群众办事不方便的现象。 资料4 坐在记者面前，杨健紧紧攥着几张工作证，上面的一寸照是丈夫单玉厚留给她最后的影像。 “你来干什么?放心!我没事!”这是父亲单玉厚留给儿子单鹏的话——2020年2月21日下午，他们在滨海新区应急指挥中心的协调会议室里匆匆见了10分钟。 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主任张金宽已经很长时间没用过手机闹铃了——每天早晨6点40，领导单玉厚都会打电话安排一天的工作，直到2月22日的早晨，铃声再没响起。 一切在2月22日凌晨戛然而止。 在防疫一线连轴转了30天的滨海新区政协副主席、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单玉厚，突发心源性猝死，倒在了单位宿舍。 立足此刻，老单最后的人生轨迹逐渐清晰： 2月21日 上午，老单和滨海新区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张汝泉走访了一家提出复工申请的化工生产企业。2015年“8.12”事故之后，老单接过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别人眼里的“烫手山芋”，成了他心里最大的事儿。几年来，单玉厚组织建立了滨海新区危化品企业“一图一表一档”，推动230家危化品企业和19家具有重大危险源的工贸企业全部接入安防网，实现对所有危化品企业的24小时不问断监管。 “防疫时期，安全生产更不能出乱子。”老单给企业负责人把存在的问题一一指出，约定好三天后复查。回去的路上又临时决定去一趟天津儿童药业有限公司，“单局正在推动一家企业日产12万医用口罩的生产线项目落地，现在设备已经从东莞发货了，每天能生产大概12万个医用口罩，但是企业缺少防尘防菌的场地，儿童制药正好有场地，所以单局想帮忙对接一下。” 午后，儿子单鹏“突然出现”——杨健不放心做过两个支架一个搭桥的老单，派儿子过来看看。爷俩聊了会儿家常，单玉厚问了妻子和老岳母的身体情况，便赶儿子去上班。单鹏大学毕业，没沾父亲局级干部的光，在高速公路上当了一名辅警，此刻也奋战在防疫一线。 在值班室躺了一会儿，下午2点半，老单又跟张金宽和一家企业负责人协商采购4万只口罩。 下午3点，单玉厚到区委常委会上汇报新区疫情防控物资调配。 下午5点，单玉厚回到区应急指挥中心，又和张金宽确认了一遍物资对接及第二天物资发放的安排。 晚上6点，老单的脸色不太好，司机刘金健不放心，把他送回宿舍，又给他煮了碗面，找出了心脏药，“等忙完这段，我就去医院看病。”刘金健一直记得老单这句话。 晚上7点，单玉厚又给同事、局救灾和物资保障室主任李洪恩打了个电话，要他去看望前两天一位冒雪去给企业服务时不慎受伤骨折的年轻同事。 如果时间线再往前一点。 1月24日，除夕 天津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除夕夜，天津市新冠肺炎防控工作指挥部接到消息，正在驶向天津港的超级邮轮“歌诗达赛琳娜号”上有人出现发热症状。船上共有3706名游客和1100名船员，还有100多名来自湖北的游客。天津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指挥启动应急预案，命令船舶停航，暂不进港，等待排查检测。 4800多人，如何检测?如何隔离观察? 单玉厚承担调派直升机运送检查人员的任务。“夜里10点，单局打电话让调直升机。”张金宽开始紧急联系。25日凌晨3点，直升机和应急船舶准备就绪。凌晨4点多，检验检疫人员登上“海巡0204”，凌晨5时登上“歌诗达赛琳娜号”，对全体游客逐一进行体温检测。对17例发热游客进行了采样，17个样本通过应急局协调调派的直升机，用悬挂吊篮装机。落地之后由警车开道，中午12点，17份样本送到天津市疾控中心，经过3个多小时的检测全部为阴性。 1月26日，大年初二 单玉厚临危受命，担任滨海新区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物资保障组副指挥长。 1月26日，大年初三 区内一家央企迪拜分公司协助采购的4万多只口罩运抵北京机场。晚上8点，单玉厚和同事一同前往北京机场亲自押运物资，凌晨3点回到滨海新区。“其实他完全可以不去，但他就是不放心，怕通关和运输出问题。”李洪恩说。 几个小时后，老单又出现在应急指挥中心，组织安排分发物资。整个疫情期间，面对物资紧缺的现状，单玉厚协调协调国企、民企和外企等海内外各方渠道购置防疫物资，没有因为物资问题向上级请求过一次支援。 这些，杨健都不知道，她只知道，自己的丈夫一直很忙。 转业来天津10多年，没在家过过年，“不管是半夜2点还是3点，有事一个电话就走，一走就是一、半个月。今年刚进腊月就说三十、初一值班。”杨健一遍遍翻着手机里和老单等通话记录，却鲜有超过2分钟的通话时长。“哪怕多跟他说几句话，嘱咐嘱咐他注意身体呢。”杨健失声痛哭，“他答应过我，退休后好好陪我的。”春节前，单玉厚匆匆回家待了两个小时，就再也没有露过面，家里的沙发上，还放着枕头和薄被子——因为太忙太累，每次一回家，老单在沙发上坐一会儿就睡着。“有时我在厨房做着饭，跟他聊着天，出来时他就睡着了。” “我15岁当兵，想起1998年抗洪的往事，我是侥幸活下来的人，每当想起那些被洪水卷走的战友，我就不觉得累了。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只要在岗一天，我就要当好党和人民的守夜人。”老单常跟同事说起。 2008年从空军转业到滨海新区后，老单一直是张金宽的上级，在他眼里，这位累计飞行时长超过7000小时、立国二等功、三等功的领导“没有架子”，除了一句“我是当兵的”，对自己过去的荣誉绝口不提。分管信访工作时，老单经常自掏腰包，下班后提着两瓶酒到上访群众家里，边喝边聊、沟通感情，“连老上访户都听他的话”。 收拾遗物时，大家在老单的宿舍找到几件旧衣物、几盒药，一瓶打开的辣椒酱，和一只留下汤底的空碗。一件衣服口袋里的纸条写着：“11个部门13项职能，应急救援、防灾减灾救灾、防汛抗旱、地震、防火、森林防火、应急值守，人员从62人增加至92人。” “这双鞋我一共给他买了三双。他要穿着行动方便，穿了一双舒服的鞋，就会一直穿一个样式的。”杨健抱着单玉厚的一双鞋，哭了。 资料5 2020年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任务。既要立足当前，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习近平强调，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习近平指出，要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常备不懈，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要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要加强公共卫生队伍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准入、使用、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要持续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分级诊疗等制度建设，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健全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工作机制。要强化风险意识，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习近平强调，要改革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建立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执行有力，精准解决疫情第一线问题。要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有效协同机制，及时总结各地实践经验，形成制度化成果，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防控规范和应急救治管理办法。要平战结合、补齐短板，健全优化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大疫情救治机制，支持一线临床技术创新，及时推广有效救治方案。要鼓励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完善应急医疗救助机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救治、后收费，并完善医保异地即时结算制度。要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有针对性免除医保支付目录、支付限额、用药量等限制性条款，减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之忧。要统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提高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实现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 习近平强调，要健全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把应急物资保障作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按照集中管理、统一调拨、平时服务、灾时应急、采储结合、节约高效的原则，尽快健全相关工作机制和应急预案。要优化重要应急物资产能保障和区域布局，做到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对短期可能出现的物资供应短缺，建立集中生产调度机制，统一组织原材料供应、安排定点生产、规范质量标准，确保应急物资保障有序有力。要健全国家储备体系，科学调整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提升储备效能。要建立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对应急救援物资实行集中管理、统一调拨、统一配送，推动应急物资供应保障网更加高效安全可控。 三、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近年来，集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对高校而言，人工智能(AI)既是课程教学新内容，也是教育改革新工具，正在从理念和实践上丰富并改变着高等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以及管理方式，使新的教育形态日益形成。高等教育如何与人工智能结合成为当下新的课题。 优质的高等教育一直都是稀缺资源，而高校是获取有限教育资源的主要场所。技术创新破除了传统高等教育对于时空的诸多限制，大大拓展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从知识的传授角度来看，大学的“围墙”正在慢慢消失。 以常识性和专业性知识为主的大规模数据库的建立和存储，极大地丰富了智能系统的知识储备。在日常教学中，这些记忆性知识的学习不再是首要和必需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搜索，在短时间内获取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广泛性和动态更新都是传统教师的人工记忆无法相比的。 传统教育一般以教师为中心，以知识为导向，通过统一学习进行知识传授。鉴于数据库的完备性和便捷性，那些具有重复性的、基于知识积累的传统教学是最可能被人工智能逐步取代的。目前，人工智能已能初步实现自动出题、作业批阅、学习障碍诊断与反馈、体质与心理监测、综合素质测评以及个性化教学等功能。学习将以学生为主导，学生可自行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空间等。这个过程也将促成师生间的合作和共同学习。 现代高校体系以班级授课制和标准化教材为基础，是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学习。人工智能为学生提供了类似游戏的虚拟学习环境，打破了传统的学习模式。学习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固定的课堂学习，甚至可以整合各类正式学习、非正式学习、混合学习和远程学习，提升学习效果。人工智能通过对宏观教育数据的挖掘和对学生学习行为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能够让学生的学习更有针对性。 同时，人工智能也对高校的治理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新形势下，高校治理模式的变革更多地基于大数据和智能化。其中，最重要的是教学评价标准得到重塑。通过人工智能的学情分析和学习诊断，能够精准评估教学和学习效果，评价标准由原来结果导向的“单一”评价向综合性、过程型的“多维度”评价转变，由仅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注重能力素质培养转变。 2．人工智能阅卷评分、大数据帮助选科选专业、课堂由学生主讲……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传统教育思维和教学模式正悄然发生转变，未来教育新空间进一步开启。 “知识传输的过程从传统的课堂上转移到上课前，学生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个性化学习；而传统的学生知识内化过程从课下转移到了课上，学生和老师可以讨论、探究、反思，由学生来主讲、演示。”在2018全球人工智能与教育大数据峰会上，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 钟秉林认为，互联网技术、知识数字化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类获取知识的方式和渠道，促进了教育观念的转变和体制创新。未来，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与教育教学的融合，将颠覆传统教学过程，促使教师的角色发生转变，教师要从过去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指导者，与学生形成新型的学习伙伴关系。 “互联网正在重构学习。”某教育机构创始人说，在现在的课堂上，通过人工智能辅助，许多课堂行为都能转化为老师的教学参考。比如“一道题有多少学生举手抢答”“哪些学生的参与度较低”“哪些学生需要被关注”等数据，都能实时帮助老师改进教学。 在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的“AI+梦想空间”人工智能实验室，孩子们有的在与机器人进行象棋对战，有的正用自己编程设计的指令让机器人舞蹈。 “人工智能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设立这个‘AI+梦想空间’是想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全新的学习方式，带来开创性思维，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与时代接轨，更快地融入社会。”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校区执行校长说。 某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杨教授认为，处于智能时代的风口浪尖，孩子们必须了解并适应智能社会的学习、生活与工作环境。在中小学开展人工智能技术与工程素养教育，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是紧跟时代步伐的必然要求。 3．2018年9月28日，M公司正式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目前股价为9元左右，总市值在4.5亿元附近徘徊。 自诞生起，M公司一直基于AI模式发展，近年在AI风口下发展迅速，成为上市企业。 2012年9月，M公司创立，经过6年积累，已拥有巨型的“中国人英语语音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公司自主研发了领先的英语口语评测、写作打分引擎和深度自适应学习系统。M公司于创立初期就致力于AI技术与在线教育的结合，发力较早，在6年时间的长跑积累下，AI技术已相对成熟，AI模式与口语英语也已融合为一体。 虽然M公司一直在研究AI与在线教育如何更好地结合，但是其现阶段依旧存在较大的问题。M公司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运营6年的M公司注册用户规模为8380万人，而仅运营两年的K12在线学习平台Z，在2017年就达到了3亿用户规模，是其当前用户规模的3.7倍，M公司的发展速度相对较为缓慢。 M公司发展速度慢的原因之一在于获客成本较高，现阶段消费者市场已经红利到头，众企业为争夺存量用户或抢占竞争对手客户大打出手，纷纷推出各项优惠活动，如此前M公司推出的全额返利活动。根据M公司APP的说明，购买了499元/半年的付费课程的用户，根据课程系统的评价标准，其学习效率和平均得分如果达到90分，M公司承诺全额返还学费。此活动虽然新增了一批用户，但是成本较高，最终或将导致营收赤字。除此之外，M公司本身的工具类属性也是导致获客成本较高的原因。英语口语应用打开频次较低，用户又极容易用完就走，导致用户黏性不高，拉新留存困难，间接提高了获客成本。 高额的成本输出，财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却没有换来相应的回报，原因在于M公司的商业模式出现了问题。其中之一便是变现路径单一。仅仅依靠课程收费及商城获利手段已不够，财报赤字就是体现。 根据极光大数据的统计，截至2017年8月，M公司的DAU(日活跃用户数量)均值为103.7万，而Z平台的DAU均值达到1065.9万，M公司的DAU均值不到Z平台的十分之一，渗透率极低。 Z平台面向的是K12教育领域，在K12教育中，英语教育是刚需，学生有着极强的付费意愿。但对于成人用户群体来说，口语训练并非刚需。对于用户来说，可能在一时兴趣下学习一段时间，过于枯燥困难的学习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用户很容易跑掉；部分想提高自己英语水平的用户也很难坚持，半途而废者居多；唯在有工作需求或其他刚需的情况下，用户坚持完成学习的可能性较高。种种情形下，可以看出成人用户的转化率不高，留存性较差，用户很难支付学费，盈利增长困难。 Z和M均是工具类产品，但是两者差距较大。Z平台有老师作为“护城河”，不可替代，而M公司的竞争壁垒较低，可持续性竞争优势不存在。作为英语口语培训工具类产品，本身可替代产品较多，如口语侠、英语趣配音、有道口语大师等工具软件。用户选择性较大，流动性较高。网易有道上线了一款“AI+口语练习”应用——有道口语，为全年龄段的英语学习人群提供AI语音评测、打分功能及定制课程。网易有道用户于2018年年初突破7亿，是M公司的8倍之多。此外，截至2018年6月，百度翻译用户规模为1215万，搜狗、讯飞也有一定优势，智能翻译软件涌进，造成强有力的冲击，M公司的优势逐渐瓦解。 4．作业盒子是国内领先的智能教育科技公司，一直致力于用技术手段解决教育的痛点、难点。成立4年来，作业盒子从最初的作业工具切入教学场景，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和丰富的AI教学内容，最终在这片土壤中，生长出了覆盖校园教学全场景的“云象校级服务”，同时也走出了一条践行《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盒子之路”。 2018年3月，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二小学，一场“别开生面”的运算比赛正在进行：全场没有一张纸一支笔，每个孩子手持一部移动设备快速点击，学生们好像是在做游戏一般轻松，老师们也没有繁复的批阅流程，比赛结束后全校参赛学生的成绩立刻显示了出来。 为了提升学生们的运算能力，培养数感、数学思维和良好的数学学习习惯，该校每学期都要举办几次趣味学习活动。以往比赛都是纸笔作答，需要老师花费近一个月时间筹备、组卷、阅卷、评卷。但现在，通过作业盒子的云象校级服务平台实现了系统智能组题、自动批改、实时分析、生成学情分析报告，一天之内完成整个比赛。 在这次比赛中，学生边玩边练，在轻松的状态下完成竞赛并获得激励；老师节省了基础工作时间，通过精准的大数据分析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借助移动互联网工具进行个性化教学；校长通过学情分析报告获知各个年级、每个班级的教学状况。天津市大港区教育部门教研室领导和其他十几所学校的负责人现场观摩了此次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趣味学习场景的搭建让参观者对新时代教育有了全新的认知。 云象校级服务是以学校为单位的智能校园解决方案，涵盖智能教学、学情数据、教学资源和家校沟通四大功能模块，为学校提供更准确的教学数据、更全面的教学资源以及更高效的教学教务服务。搭建了从作业、备课、授课到教学管理的完整校园教学场景生态，旨在借助互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技术，从实际应用层面解决K12领域学校面临的教学痛点。 云象校级服务就像是老师的“AI助教”。过去，很多老师都会陷在海量繁杂的日常工作中，“布置作业10分钟，批改作业一晚上”。再加上与家长、学生的各种沟通工作，完全没有时间再去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状况，更难思考如何在“教”以外帮助孩子成长。 在云象校级服务中，作业盒子通过趣味化学习场景搭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孩子的天性出发，让孩子爱上学习。江苏省南京市梅山第一小学的一位老师表示：“孩子喜欢这种在互联网平台上做作业和做测试的学习形式，成绩自然就越来越好，就会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去发展。” 借助云象校级服务平台，学校可以发起阶段性教学质量评测，评测后通过“学情数据”自动生成从班级到个人的《学情数据分析报告》。用“学情数据+智能教学”解决“教管协同”的难题。作业盒子创始人兼CPO贾晓明表示：“云象校级服务完全是从一线师生应用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我们从较早的作业场景切入，依托海量的数据和自主研发的智能教学内容，逐渐打通学校教学中的各个场景，通过技术手段，连接了老师、学生、学校、家长，切实解决了教学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这就是互联网产品应有的生长方式。” 5．随着在线教育的蓬勃发展，各类教育辅导APP纷纷走人中小学校园。然而，部分教辅APP在资质、收费和选订等方面缺乏监管，变味的应用体验引发争议。 不久前，一名小学生家长吐槽，她的儿子经常用某英语学习软件完成作业，可孩子近来总是避开家长躲在自己房间里捣鼓。一检查，原来该软件中嵌入了多款游戏。家长愤怒地质问：“到底是学习软件还是娱乐软件?” 一些版块的设计也让家长感到疑惑。某知名学习APP设有“学生圈”版块，点击进入后用户可以自行添加圈子，供选择的圈子数量有数十个，被细分为“小学自拍交友”“暗恋心事房”“异地零距离”等版块。 “优质内容缺乏和商业运营能力不足，是造成乱象的重要原因。有的为激发学习兴趣开发益智类游戏，但对学习心理和教学内容研究不足；有的则把学习工具纯当作商品，用不正当手段吸引和留存用户。”江苏苏州某小学教科室张副主任表示，这些乱象的后果之一是家长可能对智能化学习产生抵触心理，阻止孩子接触新型学习方式。 有媒体曝出，福州一所知名中学推荐给学生一款APP，借助它可以让学生查看“考试报告”“题目解析”“考试原卷”等，但在没有交费的情况下，只能查看一门科目的考试成绩，其他功能需要花上365元购买一年的使用权。 说到底，教辅APP是投入研发成本的产品，大多数家长并非不能接受为知识付费，但收费项目需公开且合理。 有业内人士提出，个性化学习由家长根据孩子的实际学习情况自愿购买，未尝不是一条合理途径。但总体上，这类软件必须把握好“教育工具”的核心定位，减少使用成本，提升使用体验。这意味着，教辅APP要“吸粉”还应重视内容。人民教育出版社从推出“人教口语”“人教点读”等APP之初，就坚持不掺杂无关内容、不强制安装，确保学生学习过程的专注度，受到学生好评。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教辅APP分为两种，一种是根据纸质教材进行开发，与纸质教材同步，这类APP需由该教材的出版社授权开发，否则就会产生侵权行为。另一种则是根据知识点开发的教辅APP，以开发各类习题及个性化的学习功能为主，无须出版社授权。业界大多通过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学校进行约定，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采购供老师、学生使用。出于对学生信息安全的考虑，原则上要将服务器建在教育局，也有部分公司将服务器建立在自己公司内。对于未采购的学校，大多以开通部分功能给老师、学生、家长免费使用，吸引家长购买其他个性化服务，而目前这项工作缺少监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教辅类APP如果能通过大数据分析等针对不同学生精准布置个性化作业，相信能得到更多认可，但不应在作业中强制使用。 “要从可持续应用的角度评估APP。学校引进前应做一个预调研，了解各个家庭中学生对手机、平板电脑等的使用情况，对APP做3～5年的使用规划，切不可频繁更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曹梅建议。 业内人士指出，教辅APP应当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核准后才能进入校园。如果缺乏监管和把关，教辅APP的收费行为就有可能从企业行为演变成学校行为。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余文森表示，教辅APP进入校园，首先要考虑的是它能否真正改善学生的学习行为，对提高教学质量是否有持续的跟进服务。他认为，信息化技术为教学服务是时代趋势，但教辅APP进入校园应将提供实质性的教学服务放在第一位，“企业以盈利为目的无可厚非，但教辅APP的收费应该做到有法有规可依”。 专家指出，教辅APP作为教学有益补充，其研发、推广之初需要扶一把、送一程。当成为普及性学习工具时，就应该加以引导、规范。必须尽快建立统一内容标准，如各类教辅APP上线前的把关可以采用备案制，其内容的发布必须由权威机构或监管部门授权，在向学生家长推广使用前，必须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或者学校进行约定，由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采购供老师、学生使用。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教育主管部门应联合互联网治理有关部门，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制定并出台关于教辅APP开发和使用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简明扼要、可操作性强，植入商业广告、过度强调游戏功能、刊载低俗内容等都应列入“负面清单”。据悉，教育部已印发紧急通知，严禁商业广告、商业活动进入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明确学校要坚决抵制各类利用中小学生的教材、教辅材料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等行为。 6．日前，某教育企业Y对其人工智能教学系统进行了迭代，升级为“米状元AI”。在其对外发布的信息中显示，“米状元AI”可能是行业内真正在教学实践中广泛应用的系统。除了Y，还有多家教育企业宣称在实际教学场景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如K公司的智适应学习引擎“松鼠AI”、M公司会打分的“AI定制教师”，从语言类口语考试、自适应学习到虚拟学习助手、AI评阅机器人……部分品牌直呼“以AI取代专业老师教学将成为可能”。 然而另一方面，BBC(英国广播公司)曾基于剑桥大学研究者Michael Osborne和Carl Frey的数据体系，分析了365种职业在未来的“被淘汰概率”：电话推销员被机器人取代的概率最大，接近100%；打字员、会计、银行职员等次之，在90%以上；那些第一、第二产业的工作，比如清洁工、司机、水管工等，在60%～80%；而教师则以0.4%的取代率排在最后，凭借人类独有的、被视为最后堡垒的能力，也是机器所无法做到的——传道授业。 当然，严格来讲，这仅仅是这些职业在英国的前景，所基于的也不过是英国本土的数据。但是如果通读这篇分析报告，从365种职业的被淘汰概率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如果一个职业是需要凭借人类的社交能力、协商能力、创造能力和感知应对能力来完成的，需要同情心、同理心以及对他人真心实意地扶助和关切，那么，这份职业是很难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 教育亳无疑问就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教育需要“教”和“育”的结合，人类教师更重要的是有“性格”“情绪”以及“情感”，而人工智能不具备“人性”，“人性”也无法被数据化。设想，当学生面对老师寻求帮助时，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表达，让老师明白问题所在，即便学生的思维和表达相对无序，难以识别，老师也可以根据对学生的熟悉程度及逻辑推断，明白其中的含义，再透过同理心，理解学生微妙的情绪。诚然，人工智能也可以通过将大量的数据导入，做出相对应回答，但在目前技术下，AI在语义理解、现场互动、情感交互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壁垒，直觉和同理心方面更是“技不如人”，只能用套路化的模板和数据库中存储的对答来解决问题。教育的核心是塑造灵魂，世界和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会导致将来的教育越来越个性化和有针对性，人工智能千篇一律的程序模式和知识化传授着实无法独立契合未来教育的方向。 教育是关乎“人”的事业，因为只有“人”才能培养和塑造“人”。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曾提出将技术“美学化”，即通过审美形式来培养感性的人。同理，“教育+AI”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也终究还是要回到人的维度，这也是人类教师在未来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本质所在。并且，随着AI时代来临，“人”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教育的本质还将更加凸显——当科技能够把教育过程中需要借助时间沉淀和案例积累不断演算的工作交给智能系统之后，也就意味着教育从业者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更有创造性、更多人文关怀和更多学生“个性化”差异方面的内容，从而让教育更有温度。 作答要求
申论 一、注意事项 1．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这是70年前的中国：5.4亿人口，文盲率高达80%，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5%，有的地方甚至十里八村都找不出几个识字的人…… 这是今天的中国：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素质，支撑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崛起奇迹…… 70年来，教育事业与中国成长同频共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我们可以用数字来勾勒出它的一个侧影。 新中国成立之初，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生只有11.7万人。2001年，我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实现。中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用的时间，约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法国的六分之一。今天，九年义务教育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即将跨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才匮乏。“一五”计划实施期间，仅工业、运输业和地质勘探等方面就需要技术人员30万人，而已有技术人员包括见习技术员仅14.8万人，缺口达15万人；整个“一五”计划期间，高等教育只能向国家输送不到5万名毕业生。2018年，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2831万人，70年来，高等教育累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亿万名高素质专业人才，职业学校累计培养和输送了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人才。我国高校在全球的排名位次整体大幅前移，高校产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教育大发展，有力推动了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了国家战略有效实施，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级各类专任教师总数仅为93万人，2018年，各级各类专任教师1670多万人；教师待遇得到有力保障，教师工资由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国民经济各行业排倒数后三位，提升到目前在全国十九大行业排名第七位；启动乡村教师队伍支持等计划，300万乡村教师因此生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70年教师队伍建设支撑起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体系，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学有所教”“有教无类”的教育理想正在成为现实。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已经连续7年保持在4%以上。瞄准教育发展短板，大力推动教育公平，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大力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全面改薄、教育脱贫攻坚等重大工程项目，截至2019年3月，全国2717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占全国总县数的92.7%；学生资助实现了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三个全覆盖”，2018年全国资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1亿人次。 1950年，中国恢复招收来华留学生和派出留学生，当年共招收了33名来华留学生，派出了35人出国留学；2018年，来华留学人数达49.2万人，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我国成为世界第二、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国；从中国学生在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中表现优异，到中国正式成为本科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协议《华盛顿协议》成员，再到发达国家开始引入中国的教材、学习中国的经验，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外合作办学从无到有，海外学习使用汉语人数达1亿，中国语言、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教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重要桥梁、重要纽带。 2．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社会吸引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工作基础。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 “2016年从S市中专毕业后，进入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习，没有想到今年学校还推荐我去顶岗实习，所获收入大大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2019年6月20日，家在S市糯垌镇的李桂玲顺利进入深圳市一家科技公司顶岗实习。 这是S市发挥职业教育在脱贫攻坚中的基础性作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市通过倾力打造S市中等专业学校，让该校毕业生和培训学员3600多人成功创业、6000多人凭一技之长使家庭脱贫，教育扶贫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S市中专的学生95%，来自农村，其中有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03人。学校为建档立卡学生组建了职教圆梦班。落实免学费、伙食费补助、雨露计划补助、奖学金和企业扶持等政策，确保每一位困难学生不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同时，在素质和技能培养、就业安置、创业指导方面给予更多关注。近年来该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9%，就业平均月薪3000多元。 S市中专联合S市人社局、农业局等单位为贫困家庭开展了农村实用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职业培训、农村妇女创业培训、“两后生”职业技能培训等，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力的就业本领，使之实现“体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在储备人才的同时，培育一批懂技术、懂技能的“农村工匠”，使贫困家庭成员掌握一技之长，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S市一直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进一步提高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发展水平。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汇聚发展新动能，S市与36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利用“冠名班”“订单培养”“工学结合”等合作模式联合培养技能人才。对贫困学子在培训、实习、就业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学生实习工资每月不低于2500元，就业平均月薪不低于3000元。 3．乡村教育，是教育阵地一块相对比较薄弱的区域。每学期开学，总有老师默默地离开，也有一些新老师悄悄地到来。从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乡村老师为什么选择了逃离乡村，又是什么人选择了坚守呢?K市教育局组成调研组，走访了一些乡村教育的亲历者，听听他们心中的真实想法。 小张老师(刚从乡村小学调入县城的年轻老师，26岁)：我调入县城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个人问题。不然先不要说工作，就是找个对象都难。那些在县城行政机关混的人，几年下来，怎么着也是某某主任、某某长了。但在学校，混成校长的概率很低很低。职称也是有比例限制的，每次就那么几个，晋升也很难。如果职称上不去，那工资也就永远上不去。现在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女方要求的条件也越来越高，家里有车、县城有房基本上都是标配了。光靠着工资买房，生活压力太大了。县城里的机会毕竟要多一点。 人到中年的李老师(41岁)：我主要考虑生活方不方便的问题。为了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子，来回跑，不方便。孩子读高中了，放在村里混也不现实，送城里希望他能接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将来能有好前途。我也要跟在身边，才能放心，毕竟高考也是人生大事。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职称。对于老师而言，绕来绕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职称。我在下面工作快二十年了，还是中级职称。下面老师晋升职称的机会太少了，越往上机会越多。我调到城里，是想看有没有机会再晋升到高级职称。 中青年教师王老师(33岁)：我调入县城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乡村学校工作，干得没劲。乡村学校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施展才华、安心教学的地方。很多必要的教学设施都没有，多媒体设备申请不到，学生的音乐课体育课没什么像样的场地，各方面都跟不上。再说了，我们老师也很难，一切评优评模、职称晋升等好事一般轮不着。教育局对基层教育的干涉十分厉害。课怎么讲，教案怎么写，每学期都有检查。还要配合学校应付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一年到头，老师们疲于应付，真正用于教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就相应地减少了许多。也就是说，老师上课，老教师可以随意指点，校长可以随意批评，教育局也可以强力干涉。站在讲台上上课的老师却没有上课的自主权利，你说可笑不可笑? 小陈老师(29岁，参加工作后一直在乡村小学任教)：我们村是个贫困村，条件什么都比较差，我也很想在这里为孩子们多做点事，改变一下现状，但现实很尴尬。我也不小了，很多相亲对象一听说学校在这么偏僻落后的地方，都连连摇头，路还没有完全修好，连开车进来都不是很方便。人往高处走，每当问起自己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干下去，信念就会动摇。 大龄青年胡老师(31岁，在乡村学校任教5年)：这几年来我工作做得算是挺不错的，按我们当地教育局政策，在偏远乡镇任教的28岁以上未婚女教师，可以申请调往城区学校。我早就申请了，局里有关领导已经答应，让我回校填个调动申请表按组织程序报上来。但是学校校长不同意放人，也不给签字。乡镇教师短缺，教育局与教管办有不成文的内部规定，随便放走教师一般不再给补充，以此相互监督制约，也有点互相推卸责任的意思。校长不敢签字实属正常，如果签了，教管办会批评，教办主任签了字并上报了，教育局便有了话说。这怎么办，政策就这样沦为一纸空文了吗?实在是非常难办。 中年韩老师(43岁，在乡村学校任教20余年)：我在乡村学校任教，确实是喜欢这里，环境非常好，而且人际关系简单，学生热爱学习。我教的班级每学期全县统测成绩都名列前茅。我在这里教学有一种成就感，领导也比较器重。每送完一届学生想调走的时候，都舍不得走，领导一挽留，就又留下了。老师的假期也比较多，和家人团聚的时间也不是很少，可以接受。 4．“快慢班”是教育公平的最大毒瘤?分层教育是否可取? 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之下，学校一直存在着分“快慢班”的情况：成绩优秀的上快班、实验班、精英班，成绩落后的孩子上普通班。 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学校取消设置“快慢班”，但事实上“快慢班”从来没有消失过。关于“快慢班”的争议，这几年也越来越大。下面是部分网友的观点： 网友A：尖子生与普通学生最大的差别是自律能力及学习习惯，普通班的孩子基础不好，你要让他们跟尖子生一块上课，他们当然是难受的，跟都跟不上。 网友B：赶紧分“快慢班”，我女儿六年级，数学、英语基本100分，语文90分，成绩在年级排前十，她班里最差的学生开学数学摸底考了4分，其他考四五十分的一堆，导致教学进度奇慢!我女儿说赶紧让她考个好的初中进个快班就解脱了! 网友C：我是从教30多年的老教师了，依我看优等生和问题学生混编坏处很多，老师主要精力用于维持课堂纪律，授课进度慢。一个班里问题学生多，优秀学生少，再加上学生都贪玩，相互影响造成好学生被问题学生带坏，成绩下滑。所有不分层教育才是对尖子生最大的不公平。 网友D：人的手指都有长有短，不要说学生了!把优秀的资源留给优秀的学生! 网友E：能就读于“快班”的孩子，基本都是尖子生。快班学习氛围浓厚，能享受全校最好的教学资源，学生、家长削尖脑袋都要进。可是对于“慢班”的学生而言太不公平，同样的学费却无法享受到同等的教育资源。 网友F：尖子生和普通学生本身就不一样，真不明白那些所谓的专家都在研究些什么，有本事把大学也全部搞成不分阶的大学呀，清华北大随意上。 网友G：小升初分班考试就能把一个个家长折腾得团团转，把孩子们累得喘不过气。孩子暑假泡了汤，还要为此参加各种“分班集训”，价格几百上千不等。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分配不均，除了让家长们焦虑不已，还加剧了学生“超前学”现象，间接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网友H：有些学校为了升学率，把重点班配上学校最好的师资力量还不算，还只给重点班装空调，而普通班只有风扇，重点班学生住有空调的四人间宿舍，而普通班学生只能住带风扇的八人间宿舍，这种歧视太伤自尊了。 网友I：义务教育阶段是不能分“快慢班”的，只能在班内实施分层教育，这给教师的备课上课等增加了很多工作量。 网友J：分到“慢班”的学生心理受伤害这种说法本身就有点牵强，考不上重点高中、去不了重点班只能怪你技不如人。况且，很多学校实行班级滚动制，“快班”落后的学生淘汰进“慢班”，“慢班”前几名升到“快班”，“慢班”的只要努力勤学也还是有机会回到快班的。这不也可以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吗? 网友K：想想小时候考不及格不能升学，挺好的!孩子还能有点压力。现在的快乐教育，真是快乐不起来。 网友L：因材施教分出层次才是真正的公平! 网友M：有“快慢班”教育永远没有公平。 5．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二孩”政策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走向深入，济南市的基础教育资源供需矛盾逐渐凸显，教育资源呈现区域性不足。在这一背景下，济南市《创新推动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应运而生，有效破解了“入园难”“入学难”“大班额”等问题，让居民们满意度、获得感显著提升。 据了解，济南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头，对城区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工作开展系列专题调研，摸清了基础教育设施配建历史欠账和新建小区教育设施配建问题，并对梳理出的141个小区教育设施不足问题逐一登记立账，弄清原因，制定对策。统筹考虑“二孩”政策、新型城镇化建设、解决“大班额”问题政策的落实等带来的新增教育需求，科学编制《济南市中心城基础教育设施三年建设规划(2018—2020年)》，并制定出台了《济南市中心城基础教育设施三年建设规划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泛座谈、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济南市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到成都、上海考察学习当地基础教育设施配建经验，制定出台的《济南市中心城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实施意见》，成为山东省首个专门针对教育设施配建的文件，特别是创新了五个制度卡口，以制度手段实现了居住区配套基础教育设施与首期住宅项目在规划、征收、拆迁熟化、建设、投入使用等方面“五同步”。意见的出台，将有效引导中心城区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未来三年将新建、改扩建一批基础教育设施，有效增加城区基础教育资源总量，满足适龄儿童少年的受教育需求。 深度调研、科学研判、完善政策、挂图作战……通过一次次狠抓落实、攻坚克难，2017年至2019年9月1日，济南市累计完成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233所、幼儿园(公办)277所，新增学位33万余个，有效缓解了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问题，有力促进了教育资源优化配置。2019年济南市已开工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幼儿园140所。2018年11月12日、2019年1月14日，山东省教育厅两次以工作简报的形式在山东省推广济南经验。 如果说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教育公平的重要前提，那么努力做好“午间配餐和课后服务”工作，破解学生午间就餐难和放学接送看管难问题，则是济南市探索“教育惠民新模式”的又一大创举。 据了解，2017年5月，济南市教育局做了11.2万份家长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就家长照顾子女情况来看，仅有8.59%的父母能与孩子全天候在一起，80%多的家长不能及时接送孩子，成为影响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济南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将解决“三点半难题”定位于凸显教育服务民生的社会功能，以做好课后服务为切入点，做到群众有所呼、教育有所应。 坚持把握“三个关键”，做到学校教育资源全开放、学生课后综合实践服务需求全满足；实现课后服务与课程建设、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家庭教育、第三方服务深度融合推进；鼓励学校以项目化方式创新运行模式，提升课后服务水平。同时探索建立了“1234”优化课后服务推进模式，即坚持以学生需求为中心，坚持在“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两方面探索创新，建好工作推进、协作共育、反馈跟踪三个机制，探索“教师+家委会、教师+社区服务、教师+第三方机构服务、学长制+大学生志愿服务”四种服务模式，形成内容完善、载体丰富、常态参与的课后教育体系。 自济南市课后服务运行以来，服务质量和育人效果同步提升。据2019年春季开学统计，济南市义务教育阶段参与延时服务学生41.55万人，参与率达91.7%，覆盖率达97.24%，主城区386所中小学校全部实现提供服务、满足需求两个100%。为了优化课后服务功能，济南市同时做到了科学评估、资金保障和监督评价“三到位”。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济南市教育改革创新硕果累累，也必将成为济南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助推器”，在日后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带来更创新、更贴心的技术与成就，全力打造“有品质、有质量、有温度”的教育。 作答要求
申论 给定资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0年8月15日，是“两山”理念提出15周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只要勤劳肯干，守着绿水青山一定能收获金山银山”。 秀美的西溪湿地，曾经因城市化进程遭受严重破坏，成了杭州人“绕着走”的地方。2003年8月，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启动。2005年，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如今的西溪湿地，已经是杭州新晋的“网红打卡地”，民俗文化和物产特色商店受到人们青睐，以西溪湿地为中心的大西溪经济圈、文化圈和生活圈正在形成。 陕西省安康市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其种茶史早在唐代就有记载，但多年来乡亲们守着金山却揭不开米锅。 这种现象，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注，他曾指出：“现在，许多贫困地区一说穷，就说穷在了山高沟深偏远。其实，不妨换个角度看，这些地方要想富，恰恰要在山水上做文章。” 2020年4月21日，习近平乘车来到平利县老县镇。当地茶农们一五一十地向总书记讲述自己每年的收成：既有茶园的土地流转费，还参加分红，愿意参加采茶的还有务工费，“采茶季每年有3个月，手快的一天能拿两百多块，少的也有百来块。就像您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原来，这两年在党中央政策引导下，苏陕扶贫协作项目进村，建起女娲凤凰茶业现代示范园区，形成“党支部+龙头企业+贫困户”的合作模式，带动100多户困难群众增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他高兴地说：“希望乡亲们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结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请你以此为题，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见解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1000～1200字。
申论 一、注意事项 1．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让老百姓头疼。走进公立医院尤其是城市公立大医院，患者爆满，好似一个大型超市，医生每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门诊。2012年我国居民年均门诊超过5次、年住院率达13%，均高于同期美国的4.2人次、10.4%。可以说，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立医院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医务人员是非常辛苦的，其劳动价格也是非常便宜的。尽管如此，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大家仍然要问，我们的公立医院怎么了?怎么办? 在国际上，公立医院一般指政府开办、实现特定目标的非营利性医院，是确保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保障国民健康的公共政策或制度安排的产物。而在我国，公立医院是按所有制形式来定义的，凡由政府、国有或集体企事业单位开办的医院统称为公立医院。过去一个时期，我国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征弱化，作为“公共政策或制度安排”存在明显不足。80年代之前，公立医院是真公立医院。改革开放后，一度政府财政非常吃紧，于是部队要经商、教育要收费，医院也要挣钱，让医生挣钱缓解国家的财政困难。但这一改革初期非常态的短期政策，现在变成了一个长态。我们国家公立医院医生30多年没吃皇粮了，过去国家给公立医院按103%的拨款，包含3%的福利费。现在国家给公立医院的钱连离退休人员的费用都不够，临床医生的阳光工资非常低。北大八年制的学生，做临床大夫，每个月的工资仅有3000多。国家没有为医务人员支付工资，医务人员的工资都是自己赚钱自己发。 专家A说，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加之医疗服务收费价格低，药品加成收入成了医院补偿的主要渠道，这种补偿机制导致医院开的药越多、越贵，收入就越多，增加了群众负担。 专家B说，现在医院的收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医疗服务费用，二是仪器检查费用，三就是医药费用。服务费就是拔牙、做手术之类的收费，这部分服务费价格是几十年前制定的，到现在基本都没动过，其实是很低的。现在医院主要依靠仪器检查和药费这两块收入来盈利。“看病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医院和医生过度开药、过度检查导致的。过度开药，一是药贵了，二是开了不必要的药物。现在改革文件中政府已经规定取消药品加成，降低药占比，医院和医生不能通过药品挣钱。但是药价降了，医院可以加大仪器检查，住10天医院把所有仪器都给做一遍，钱还是少花不了。 社会对看病贵问题的诟病，很大一部分来自对以药补医机制的不满。专家C说，以药补医问题，药品加成不是最主要的。以药养医包括两方面，一是养医院，二是养医生。在养医院的层面上，除了15%的药品加成收入，很大一部分是药厂对医院的“返利”——许多药厂往往通过帮医院买设备、盖大楼等方式来增加药品销售。在养医生层面上，药厂则通过给医生回扣来鼓励医生开药。这是以药补医的大头。 专家B说，医生和患者之间本应该形成利益代理关系，医生应该为患者利益着想。但现在的体制是医生跟医院之间形成代理关系，医生想从患者身上给医院创收，给自己挣钱。 看病难也是社会公众面临的困境，到大的公立医院，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的公立医院，看病常常要找黄牛买号、甚至彻夜排队。专家D说，看病难问题主要产生在医疗服务供应体系一端。无论是在医疗体系市场化改革比较彻底的美国，还是在政府管控比较严格的英国，民众要看头痛发烧这样的日常小病，都会去私营的诊所或基层门诊。但在中国，无论大病小病都会涌向公立大医院甚至三甲医院，造成“大炮打苍蝇”，医疗资源不能合理有效配置，加剧了医疗供需矛盾。中国医疗领域曾长期由公立医院主导，民营医院作为后来者，很难在短期内望其项背。专家E说，以前我们制定过强制性转诊政策，就是必须先在一级二级医院看过病之后，才能去三级医院。现在取消了，大病小病患者自己选择去哪里看。但是现在患者都不愿意去中小医院和社区门诊，民营医院也发展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一是中小医院现在的诊疗能力比较差，患者不信任；二是现在的社区和基层诊疗机构的医保目录上药品种类很少，很多药不能报，又把病人赶走了。 2．医改实施多年，从各方面数据来看，医改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但老百姓看病就医的问题并没有缓解，医院挣钱的机制并没有变，导致看病越来越贵。根据各方调研和公开的数据，医疗费用从2008年的1.2万亿，2014年增加到3.0万亿，医疗费用增长远超GDP的增长率。医改是牵动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议题，而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重中之重，它就是牛鼻子，把这个牛鼻子牵住了，把医院这个创收机制破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大学某教授说，现实情况是，没有人做这个顶层设计。你看我们公立医院改革是最核心的，但是没有人来做这个顶层设计，没有人敢牵这个牛鼻子。要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地推动医疗改革，是要做好顶层设计的，不能再摸石头过河。 专家F说，我觉得医改最大的问题是解决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解决了公益性，很多问题都好解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当中最根本的问题，但是现在偏偏没有解决。 专家G说，公立医院改革涉及很多问题。首先涉及主管公立医院改革的政府部门，包括人社部、卫计委、发改委、药监局等等。他们直接掌管两万多家公立医院，改革对主管部门来说是权责利的再分配。其次，中国的公立医院目前实行事业单位管理，公立医院的管理层都有行政级别，实行干部式管理；基层的科室主任和医务人员都有体制内的编制，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因此，要打破事业单位体制，必然涉及很多权责利的调整，改革如果不能让他们得到更多利益，必然会遭遇阻力。再次是有关收费标准的确立。公立医院实行事业单位管理，土地、设备等都是政府财政拨款支持的，医院收费是否要按照市场价格收取?最后是否还要坚持以公立医院为主的医疗服务体系? 专家H说，公立医院改革面临的第一大问题是政府补偿机制不公平、补贴不到位。现在医疗费用增长很快，很多地方医保已经出现赤字，而地方政府的补贴大部分也用来补贴那些数一数二的大医院，排名靠后的中小医院得到的补贴是很少的，他们即使想改革也没有资金支持。而公立医院中的大中型公立医院是没什么改革动力的，因为他们在这种体制下过得很舒服；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控制公立医院的规模，避免他们以政府信用背书大肆贷款盖楼、买设备，无序扩张；第三就是要割裂医生、医院与药厂之间的利益链，打破以药养医问题。 3．公立医院改革不是要革公立医院的命，更不是要整肃医务工作者，而是要改革制约公立医院发挥正常社会责任的体制机制，从而让公立医院提供的服务变得更加“公平可及，群众受益”。 专家C说，公立医院改革主要是七项内容。第一，废除以药养医；第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第三，落实政府的投资和补贴责任；第四，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第五，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人事薪酬制度；第六，公立医院法人化；第七，鼓励社会资本办医。 专家J说，取消药品加成能更好地体现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最直接的就是老百姓的部分药物的药费会降低，会减轻一些负担。对医院来说，取消药品加成是医务工作的正确归位，也会更好地引导医生潜心钻研业务，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从中体现社会价值，这更符合医生的职业精神，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同时，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将公立医院补偿由原来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使公立医院真正实现公益性回归。这一转变还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 专家K说，逐步提高技术劳务价格，有利于引导医院、医生把精力集中到提高水平上来，更好地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专家M说，公立医院改革也特别强调调整医疗服务价格，这体现了理性的回归。因为一个医院或者是一个医生，他所得到的报酬或者他的收入，应该取决于他在这个职业里提供的技术服务，给社会创造的财富，这样才真正体现这个职业的价值。有人说外科手术是当今社会最具风险的社会活动，一点不夸张。不仅仅是外科，所有的医护人员的努力和培养的过程都是非常艰辛和漫长的，如果不尊重他们的医务价值，服务价格不匹配他们的价值，会很危险——会引导从业人员不去毕生追求技术的精湛，这是医学的悲哀。 专家N说，公立医院改革实质上并非单纯是“医疗”单方面的改革，还涉及医保体系、医药体系，是三方的联动改革，缺一不可，即“三医联动”。从中央政策文件到基层制度法规，三方面制度都在为配合公立医院改革进行调整。例如，在“医疗”方面，公立医院内部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法人化改革、绩效工资改革等；在医保体系方面，各地都在进行总额预付制、按病种付费的改革；在医药流通体系方面，为减少药品流通成本，卫生部规定在省级层面集中进行药品招标采购。 4．“省钱、省时、省力、省心!”说起分级诊疗的好处，福建省厦门市鼓浪屿社区的退休老人丁明笑了。77岁的丁明，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在家庭医生团队的帮助下，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都平稳下来了，“现在走路都轻快啦”。 丁明告诉记者，分级诊疗改革前，鼓浪屿医务人员少、水平低、药品不全，谁也不相信在岛上能治好病，都去市区大医院看病。乘船、坐车加上排队挂号，半天才能看一次病，很受罪。要是遇到台风等恶劣天气，摆渡停运，就去不了对岸。实行分级诊疗后，居民在岛上的社区医院就能看病，避免了舟车劳顿。丁明说：“以前，我心脏不好，在各大医院都看过，治疗没效果。社区给我安排了专家会诊，一对一精心治疗，我的情况很快就稳定了。” 面对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基层医疗机构门庭冷清、资源闲置越来越突出的状况，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让老百姓就近就地享受到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成为当务之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加强全科医生培养，推进医师多点执业，让群众能够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新一轮医改启动至今，我国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有序推进。各地以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重点，以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为突破口，逐步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全国1600多家三级医院与3800多家县级医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努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梁鸿指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模式，是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一招。 分级诊疗不是单纯地指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威海市卫计委副主任石殿松表示，在坚持群众自愿的前提下，一方面是引导常见病、多发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另一方面，则是将处于康复期、稳定期的患者由上级医院转诊到下级医疗机构，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合理就医秩序。 威海市政府出台了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实施意见，确定了综合运用医疗、医保、医药、价格等手段，逐步构建分级诊疗就医格局，分级诊疗有了“路线图”：在医疗方面，重点通过组建医疗联合体，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在医保方面，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双向转诊制度相关引导政策和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政策，实行差异化的医保报销政策；在医药方面，根据基层用药实际，适时调整市级遴选补充药品目录，把补充药品作为上下转诊用药衔接切入点；在价格政策上，实行差异化医疗服务价格，进一步拉开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梯度，引导患者合理分流就诊。 5．“推广在线医疗卫生新模式，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卫生服务，支持第三方机构构建医学影像、健康档案、检验报告、电子病历等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逐步建立跨医院的医疗数据共享交换标准体系；利用移动互联网提供在线预约诊疗、候诊提醒、划价缴费、诊疗报告查询、药品配送等便捷服务；引导医疗机构面向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开展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等远程医疗服务；鼓励互联网企业与医疗机构合作建立医疗网络信息平台，加强区域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整合；探索互联网延伸医嘱、电子处方等网络医疗健康服务应用。”这不是某个互联网企业描绘的美好蓝图，而是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对发展互联网医疗作出的顶层布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不断发展，通过远程医疗、可穿戴便携式设备等方式进行医疗服务的互联网医疗产业正逐渐壮大，接连获得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及其他产业资本的投资青睐。网上挂号、远程会诊、手机查询、移动支付等日益普及，患者就医体验明显改善。截至2015年底，全国有1238家三级医院建立信息库，为患者提供信息查询和推送服务；660家三级医院通过手机APP、微信支付等方式结算，减少患者排队次数、缩短排队时间。2016年，全国三级医院将全面实施预约诊疗服务，提供多种预约诊疗方式。 让健康数据“多跑路”，让人民群众“少跑腿”，是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方向。我国将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基础，基本实现城乡居民拥有规范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和功能完备的健康卡，重点推进互联网健康咨询、网上预约分诊、医保联网异地结算等便民惠民应用，延伸放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认为：“利用健康医疗大数据拓展服务渠道，延伸和丰富服务内容，可以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健康需求。” 在医疗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医疗有望成为通过提高医疗机构效率、让患者掌握主动权、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等方式突破传统医疗服务短板，并对传统医疗服务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成为撬动医改顽石的重要杠杆吗? 相关专家人士表示，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让老百姓诟病的看病难、挂号难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互联网大数据则可以让患者在选择医生时掌握主动权。目前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大型公立医院已经做到了将医生和患者相连接，将就医数据相连接，实现挂号、诊断、输液、查房、缴费等数据共享，因此互联网医疗和传统医疗的结合会成为一个高增长点，不仅降低医保支出，符合医改方向，还将诞生医药电商、远程医疗、第三方诊断等新行业的发展。 6．最近，一项由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出台的医改联合报告指出，中国基本实现了医保全覆盖，推进了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公立医院改革不断深化，提升了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中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明显提高，医改成就令世人瞩目。 这份医改成绩单来之不易。我国人口数量多、城乡差距大、优质资源少、费用增长快，未富先老，医疗领域有些方面还患上了“发达国家病”。如何通过医改，让13亿人都能享受“健康红利”?面对这个世界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对全民健康的关注，融人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也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在行业专家看来，“健康中国”建设对医改将起到引领作用，而医改只是实现健康中国的一种方式。过去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实质性问题，要求建立一个更有效的运作模式和机制体制，最终更有利于实现群众的健康要求，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健康中国”建设的提出，对医改的要求提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上。 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2019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三农”工作对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总的来说，“三农”工作这两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19年2月20日国务院扶贫办在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扶贫办副主任讲，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9899万，减少到2018年底是1660万，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1.7%，减少了将近九个百分点。建档立卡贫困村原来是12.8万个，现在减少到2.6万个，有10万个贫困村已经脱贫了，退出了。全国832个贫困县已经有153个宣布摘帽了。2018年，大概还有280个左右要退出。 从2004年起，中国的粮食产量是12连增，近几年我们主动调整农业的种植结构，粮食产量略有下降，但是还是从2013年起，连续六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的水平，棉、油、糖、肉、禽、蛋、奶、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供给充足，确保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确保三条底线，一个是粮食生产能力不降低，第二是农民增收势头不逆转，第三，农村稳定不出问题。坚持这三条底线的前提下，市场化导向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正在建立，农产品价格，尤其主要农产品的价格，粮食的价格，正在恢复它作为市场信号，调节市场供求的基本属性。政府相关部门通过价格信号来引导农民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产业链上的各个主体被激活，粮食加工、流通贸易环节出现了回暖，一部分农产品的无效供给减少了，有效供给增加了。 2017年底，农药使用量已经连续三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已经实现了零增长。提前三年实现了到2020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同时，地下水超采的综合治理、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农业资源生态保护和面源污染防治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2018年，我们新建了高标准农田8000多万亩，发展了高效的节水灌溉面积超过2000万亩。耕地的轮作休耕试点超过3000万亩，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了58.3%。 近几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一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城乡收入差距2013年是2.86:1，缩小到2017年是2.71:1。2018年中国农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预计超过14600元。 2018年，中央投入大概5400多亿元重点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工程项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达到了约1000个，三权分置，农地承包权、经营权、所有权，三权分置的改革不断深化，30个省份基本完成了承包地的确权登记颁证。2018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在法律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这样的话，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村产权改革，奠定了法律的基础。 资料2 我国是农业大国，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201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一号文件”)。令Z省人兴奋的是，一号文件不仅给Z省农业农村发展送来“大礼包”，更明确提出“深入学习推广Z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其中不少举措已在Z省先行先试。日前，调研组对Z省进行了调研，以下是调研记录： 在2015年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的绝对贫困现象的基础上，Z省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减缓相对贫困的阶段。 从2018年至2022年，全省实施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计划，并确保今年低收入农户收入增长10%以上。 加强集体经济实力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Z省在全国率先启动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行动。过去这一年，Z省安排本年度财政“消薄”资金35.64亿元，各地加快推进村集体资源开发、资产盘活和乡村产业发展。去年，全省全年新消除集体经济薄弱村1118个，消除率89.2%。 2003年，Z省作出了大力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大决策。这是一场有关美丽的接力，薪火相传，生生不息。Z省久久为功，扎实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取得了显著成效。Z省以示范县创建为引领，因地制宜开展特色精品村、示范乡镇、风景线创建活动，2018年Z省培育创建第三批美丽乡村示范县10个、美丽乡村示范乡镇100个、特色精品村300个。 回答好“全国看Z省、Z省怎么办”重大命题，拉高标杆、乘势而上，全力打造“千万工程”升级版，高水平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Z省的农村饮水工程起步早，也因此在全国较早地基本结束了千万农民喝水难的历史。然而，对照城乡同质标准，Z省也仍有803万农村人口的供水保证率和水质达标率有待提高。特别是高温干旱时，老百姓对喝好水的呼声很高。 从过去抱怨“没水喝”，到如今要求“喝好水”，这就是Z省农村发展带来的新要求。对此，去年Z省已出台《Z省农村饮用水达标提标行动计划(2018-2020年)》，计划3年内投入136亿元，让农村百姓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根据《行动计划》，到2020年，全省要确保完成涉及农村803万人的饮用水达标提标建设任务。在不少百姓眼中，这一杯好水已经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缩影。 都说，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中国农民对自己的种子要有话语权。在这一方面，Z省已着手参与、甚至牵头承担农业领域的国家联合攻关项目——2018年6月，“国家西兰花良种重大科研联合攻关”在Z省正式启动。该项目的目标是，到2022年在西兰花主产区，国产西兰花种子市场占有率20%以上，打破国际种业公司垄断。 就在2019年1月初，全球首个规模化“养蚕工厂”在Z省投产，可年产1万吨鲜茧。这是Z省在农业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的一个典范。正是在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的扶持下，Z省巴贝集团与省农科院、Z省大学等科研单位的深度合作，才得以颠覆了数千年来传统养蚕模式。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进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乡贤文化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2001年1月6日，全国最早以“乡贤”含义创设的区域性民间文化学术社团——Z省某乡贤研究会成立，从那时起，该乡开始进入乡贤文化挖掘的快车道。如今在Z省大地上，越来越多的乡贤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资料3 某学者发表文章，介绍了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富民理论。该文章摘录如下： 出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自称算是前清遗民，生长在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正规学校教育，又幸运地师从吴文藻、史绿国、马林诺斯基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饱喝洋墨水却一头扎进“乡土中国”，毕生“行行重行行”，探索“认识中国从而改变中国”的路径。 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调查江苏吴江的农民生活，并在《江村经济》里提出：人多地少，以恢复农村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他在调查中发现，此时的开弦弓村有农地2758.5亩，人口274户，正常年景，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户约需5.5亩地。而当时，村里90%的农户平均占有不到10亩土地，其中75%的户均不足4亩。新米上市后，单靠农业，为了维持生活，每年每个家庭要亏空131.6元，而需要向地主交付42%食物的佃农更惨。农民靠什么来维持生计呢?答案是蚕丝。生产蚕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盈余250元。他发现，农副相辅可以给农民带来新的收入来源，有利于改善农民生活。 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乡土工业重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村传统的经济模式是“男耕女织，农工相辅”，农业和手工业密切结合，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乡土中国的特点。手工业分散在家庭里，虽然使中国传统工业在技术上不易进步，但土地不足的农民，可以靠这些家庭工业获得的收入，维持小康生活。他回忆说，我30年代在江村调查时，还曾看到农户的收入是农工相辅，一半对一半。人多地少，要富起来，不能完全靠种庄稼，在粮食作物之外要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并从事农产品加工性的家庭手工业。 1981年，他在三访江村时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都集中在少数都市里，而应当尽可能地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这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或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 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了内蒙古的科技推广后指出，当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些已经找到的发展手段大力地运用起来发挥效力，关键是怎样使这些已经行之有效的科学知识能传递到广大群众手上，变成千家万户的生产力。这里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怎样形成一个扩散知识的社会组织，二是怎样建立起一个扩散知识的队伍。这个科技村为科技知识的传播建立起一个五层结构的塔形梯队组织，最高层是负责全村科学普及推广工作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其次是受过农民业余技术学校培训的有文化知识的农民技术员；第四层是示范户，是些能在群众中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农户，其中选出若干重点示范户作为第三层；基层称科技户，包括所有愿意接受科技知识的农户。这样分类是深入与正确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他们千方百计地去开辟种种生财之道，农民常称它为“找活路”。费孝通先生指出，各地农民处境不同，条件有别，所找到的活路多种多样，因而形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发展模式。费孝通先生通过苏南调查总结了四条经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才不兴。实际上，这就是“苏南模式”。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主张因地制宜地发展乡村工业，总结了发展个体私营的“温州模式”、引进外资“三来一补”的“珠江模式”、发展农民庭园经济的“民权模式”等等。 1983年，费孝通先生根据吴江调查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他说，小城镇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要做活人口这盘棋，需要做好两个棋眼：一是发展内地的小城镇这种人口蓄水池，一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那里丰富的资源。费孝通先生发现，苏南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倡‘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要求大中城市的工业帮助、促进农村社队工业的发展。 资料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数千年来，我国历史上一直有着“重农”的传统。从“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到“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从“农，天下之大业也”到“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数千年农耕文明源远流长，铸就了我们“重农”的基因和底蕴，奠定了一个大国发展的坚实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应对当时的国际环境，迅速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此期间，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农业农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动摇，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农业依然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依然是全面小康的“短板”，农民仍然是贫困人口的主要群体。要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朝着第二个目标奋进，要解决城乡之间这一最大的不平衡、农村发展这一最大的不充分，要求我们必须要拿出超常规的办法，出台超常规的举措，把“三农”工作摆到更高的位置，推动农业农村更高质量地发展。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总方针。各地也迅速掀起了乡村振兴的热潮，强化组织保障、开展广泛动员、做好政策创设、加大投入力度，实现乡村振兴良好开局。但是，还要看到，因为传统的路径依赖和工作惯性，在有些地方“三农”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一些地方的主要领导在工作中常常是“说起工业大半天，说起农业一根烟”，并没有真正把“三农”工作“攥在手上，扛在肩上，放在心上”。 资料5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重中之重”理念的进一步提升和实践的进一步落细，而要真正让“优先”不停留在文件、会议和口头上，仅仅依靠自发自觉还不行，必须有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制度。制度相当于骨骼，没有骨骼做支撑，还是站不起来，走不了路，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和体制机制创新畅通瘀堵、破除壁垒、理顺关系、打通经络。 从另一个角度讲，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客观现实也要求必须有一揽子体制机制来确保政策的一致性。我国农村人口是数亿级别的。从管理学上，管理跨度和幅度过大，对有效管理是极大的挑战。要在如此之众的农民，如此广袤、发展水平又如此不一致的乡村中推动优先发展，没有体制机制作保障是不可想象的。 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4月25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谈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互联网事业快速发展，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显著进步和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 对互联网来说，我国虽然是后来者，接人国际互联网只有20多年，但我们正确处理安全和发展、开放和自主、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推动互联网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现在，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新空间，越来越成为获取公共服务的新平台。我国有7亿网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相辅相成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从世界范围看，网络安全威胁和风险日益突出，并日益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特别是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较大风险隐患，网络安全防控能力薄弱，难以有效应对国家级、有组织的高强度网络攻击。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我们当然也不例外。 2．网上约车、购物、叫外卖、手机导航……现在很多人，从早上一睁眼到晚上睡觉，几乎每时每刻都享受着手机APP带来的便利。在那些“手机控”们看来，没有手机的生活简直不能想象。 但是，我们手机里的APP是否安全呢?在下载安装APP的时候，很多人对授权权限条款只是一扫而过，并下意识地选择同意安装；同时，有些APP在注册的时候，还需要用户填写姓名、电话等个人信息。这样一来，用户每一次分享位置、每一笔消费支出，每一趟导航出行，都会生成相应的数据，一不留神用户的隐私就被泄露了。 只要你的手机里安装了百度、高德等导航软件，无论你在哪里，技术人员都可以很快通过手机里APP提供的数据找到你。事实上，APP本身跟位置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APP会强行搜索你的位置信息。因此，有人担心这样一来，自己成为透明人。互联网专家Z指出，如何处理和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正是现代科技互联网面临的一道严峻课题。数据越来越丰富，在很多应用里个人的数据其实已经开始涉及隐私。甚至与个人特征相关。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谁的?应该如何保护?这些问题可能都是现在需要认真讨论的。 统计显示，2015年全球数据泄密的事故多达1673起，涉及7亿多条数据记录；医疗行业丢失了8000多万份个人隐私数据。在很多“手机控”下载安装APP时，APP会完成访问通讯录、读取通话记录、读取短信记录、读取位置信息、监听手机通话等一系列行为。有人认为，只要一上网，我们基本上等同于裸奔。但在互联网专家Z看来，人们不必过于恐慌，只要坚持上传这些数据信息的所有权在于个人，并且建立一种合理的交换原则，就能将这些数据信息变成对人有用的服务信息。 不仅用户关注隐私被盗取，企业同样在乎商业秘密被泄露。2016年5月召开的中国大数据产业峰会业界人士对话会上，某科技集团总裁郭某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有这样一番对话。 李克强：你在制造业里，今年的订单水平与去年相比较，是上升了，还是持平了? 郭某：这个数据是要保密的数据。 李克强：刚开始来自德国的发言人讲到信息安全问题，郭先生也讲到商业秘密问题。我觉得，我们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确实要尊重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保护知识产权。 在谈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总理还有话要说。 李克强：信息网络和数据安全与风险是全球性的挑战，中国也不例外。大家都希望信息化能够带来大发展、大繁荣，都不希望留下大隐患。我和企业家们座谈的时候，他们也都提出，要在安全领域进行沟通，使信息的开放更安全。 李克强特别强调，要在开放和发展中实现信息安全。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权益，净化网络空间。 李克强：我们要强化信息网络和数据的安全治理，建立和完善数据流动和利用监管立法，构建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系统，使之在安全权益方面得到保障，使知识产权保护得以加强，对信息滥用、侵犯隐私、网络诈骗、盗取商业秘密行为要依法依规进行打击、进行清理，来净化信息网络空间，实现“人在干，数在转，云在算”。 3．37岁的王先生在乌鲁木齐一家汽车4S店门口打伤了一只黑色流浪狗。事件刚发生不到4个小时，他的电话、职业、家庭和公司地址等信息全部被“人肉”在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平台上，并被冠以“变态男”“虐狗者”之名。此后，王先生的手机连续收到来自全球“爱狗人士”5000多条短信和不停歇的来电，他妻子的电话同样遭到曝光，同事亦遭“人肉”，身边人不断接到恐吓短信、指责电话。 最近几年的高考作文试题具有一大特点：来源于现实。比如2015年新课标全国一卷的“孩子举报老爸(材料作文)”就有新闻原型。考试结束没多久，材料中的孩子小陈被人肉出原型是微博用户“爱心菇娘”。其微博随后被刷屏，不到半小时她发了3条微博，先解释“我不是小陈”，但网友并不买账，继续吐槽“练了3年的议论文，就因为你举报你爸要写信”。 从王先生到微博用户“爱心菇娘”。都遭受了令其极为困扰的对待——“人肉搜索”，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他们的个人信息，甚至连家人信息及非常私人的信息都被翻出来，有些极端者甚至发出恐吓言论。不少网友感叹社会戾气加重，有别于肢体冲突的“另一种暴力”逐渐被人们所认知。 天津市心理卫生协会心理诊疗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小王认为，现代人压力较大，在工作生活中可能会积累一些负面情绪。网友在看到某些新闻事件时，难免会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并代入自身情绪，为了宣泄，有的网友会在网络上发布一些过激的评论，甚至掀起“骂战”。同时，由于情绪可以互相感染，这些过激评论很容易影响到其他网友，甚至可能引起负面情绪的无限爆发。“在信息社会，某个网友的一些过激言论可能会对其他人的情绪、想法、行为产生影响。发布一些‘逞一时之快’的言论，个人的情绪虽然可能得以宣泄，但这些言论对话题事件的当事人以及其他看客将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进而成为一种负面情绪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网络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便利。例如在一些热点事件中，就深深地刻着互联网的痕迹。而在另一方面，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匿名性等特点也让“网络暴力”如影随形。匿名身份往往是造成网络暴力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一些网民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对当事人进行侵权，因为他们发表言论和传播言论并非用其真实姓名，而是藏在“马甲”下做出，这使其个人形象和信用程度不会受到实际的贬损。在发言成本低廉的网络空间中，人人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且网民对自己所发表的言论几乎无需负责。在从众心理的影响下，一些网民容易盲目跟风，简单、粗暴地进行“站队式”的情绪化表达，造成围攻声讨、威胁恐吓等不健康现象，甚至冲破道德和法律底线，将这种影响延伸到了现实世界中。再加上我国对互联网的管理还相对滞后，相关法律还有待完善，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网络信息传播，难以对网民形成强有力的约束，致使一些网民对做出网络中的不法、不文明行为有恃无恐。据了解，目前法学上还没有“网络暴力”的说法，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也使得“网络暴民”逍遥法外。另外，当前对网络侵权案件的处理方式，并没有针对互联网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只是将相对应的法律法规直接复制应用到互联网上。无法实现真正有效的监管。 4．据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监测发现，2014年1月至10月，全国网站被攻击次数达38000多次，截至10月相关数据总体呈上升趋势。全国共发现恶意网站约2.8亿个，从恶意类型数据整体分析来看，恶意网站的最大成因是黑客入侵，占总数的近5成。 从趋势特征来看，2014年的信息安全漏洞具有出新快、危害大、针对政府网站等重要特征。如“面具”病毒等新型病毒不仅以破坏为主，而且由于其后门功能强大，逐步具有间谍性质，危害度呈几何级放大；又如，微软浏览器存在“零日漏洞”，这种攻击往往具有很大的突发性与破坏性，致使多个版本的IE浏览器受到影响，波及超过50%的电脑用户。此外，2014年国家与省部级重要网站漏洞减少，但地市级政府网站隐患偏大，这些网站成为黑客组织的重要“靶场”。2014年有200多个政府网站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多个政府网站遭黑客组织攻击篡改；由于被植入非法链接等，我国300多个政府网站发生安全事件。 除此之外，新技术新应用发展也在加剧中国网络空间系统性风险。 自2013年起，一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阴云逐渐展现出聚拢扩散之势：2013年10月，为如家、汉庭等酒店提供网络服务的浙江慧达驿站网络有限公司因为系统漏洞，近2000万条酒店客户入住信息被泄露并通过网络传播下载，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引发针对酒店的司法诉讼：2014年5月，小米论坛官方数据库泄露，涉及800万使用小米产品的用户，泄露数据包括大量用户资料，可被用来访问小米云服务并获取更多的私密信息，甚至可通过同步获得通讯录、短信、照片、定位、锁定手机及删除信息等；2014年8月，首起在华外国人非法获取我国公民个人信息案开庭，两名被告人从2005年至2013年6月接受境内外客户委托对我国公司或个人进行调查，非法收益达2096万余元；同月，多家快递网站因存在漏洞遭黑客入侵，有1400万条个人信息在网络上被层层转卖…… “国内外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非法采集、窃取、贩卖和利用网络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不断成熟壮大，呈现产业化、集团化、跨境化、智能化的趋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世伟分析说，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我国个人信息安全面临风险的直接原因。在网络经济大潮下，用户的个人信息是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网络支付、网络营销等各类网络活动的基本要素，成为商家竞相开发的“金矿”和非法分子牟利的工具。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发展迅速，但相关法律法规却没有跟上，客观上放纵了网络犯罪。尽快完善法律法规，让网络社会与法治社会实现兼容并行，从法律上铲除网络信息泄密的“温床”，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 5．2016年6月下旬，第四届中国网络安全大会举行。其间，一封来自某“白帽黑客”父亲的公开信意外在网络信息安全圈内外掀起不小波澜。 “白帽黑客”与“黑帽黑客”相对，指正面的黑客。他们能识别出计算机或网络系统中的漏洞，将其公布给厂商修复，以免“黑帽黑客”从中盗取信息、牟利。 公开信作者、浙江杭州的袁先生称，其子袁某就是一名“白帽黑客”。2015年12月4日，袁某使用第三方漏洞报告平台乌云网账号提交了一份关于世纪佳缘网的漏洞报告，随后，世纪佳缘确认并修复了该漏洞，并致谢乌云网及袁某。 4个月后，北京警方却以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将袁某刑事拘留。原来，世纪佳缘网2016年1月报警称有4000余条实名注册信息被窃取。目前案件处于审查阶段，未有结论。袁先生在公开信中称，其子检测漏洞并无意图或主动下载数据。 “白帽黑客”检测漏洞是否构成犯罪?有业内专家指出，维护网络安全的“白帽黑客”群体实则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 袁某妻子戴女士表示公开信内容客观真实。她回忆，被警方带走之前丈夫曾两次提起世纪佳缘网的漏洞。 调查发现，袁某的乌云网账号“ledoo”注册于2015年10月19日，共提交11份不同网站的漏洞报告，其中，最后提交的世纪佳缘漏洞报告时间是2015年12月4日。 戴女士称，提交完报告一段时间后，世纪佳缘曾通过乌云网联系袁某，说要馈赠礼物表达感谢，戴女士表示丈夫并没有收下礼物。她介绍，袁某热爱网络安全领域，经常看书钻研到深夜，绝非贪图礼物。 “怎么会出事呢?”戴女士认为，丈夫做“白帽黑客”以来一直未出现问题，提交漏洞报告也是为帮助世纪佳缘网维护安全。不解的戴女士联系世纪佳缘网询问，对方的回应是袁某或与该网站资料泄露事件有关。对于世纪佳缘公司的报案，戴女士称：“感觉就像被背叛，太冤屈了。” 自3月8日袁某被警方带走后，袁某家属至今未能与其见面。如今，该案已进人检方审查阶段。 目前“白帽黑客”提交漏洞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乌云网、360补天平台等漏洞平台；二是通过各厂商自己设立的安全应急响应中心。不过，国内厂商对网络安全的重视程度不一，也并非每家厂商都设有安全应急响应中心，仍有不少“白帽黑客”通过漏洞平台提交报告。 作为业内知名的第三方漏洞平台，乌云网拥有注册的“白帽黑客”上万人。此外，第三方漏洞平台和各企业也存在合作关系。本案涉及的世纪佳缘2012年就与乌云网建立了合作关系。 公开信引发的讨论不断发酵，但世纪佳缘官方却一直没回应。直到6月29日，世纪佳缘首席执行官(CEO)吴某在某论坛发文回应此事。但他表示因案件尚在公诉期间，文章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 吴某称，2015年12月3日晚，公司安全人员发现有多个互联网协议地址对其网站进行SQL注入攻击(注：SQL注入攻击是黑客对数据库进行攻击的常用手段之一)。随后，安全人员通过技术手段阻断了部分攻击。次日，乌云网通知世纪佳缘其网站存在漏洞。该轮攻击持续到12月4日晚上，直至安全人员将其完全修复。事后，世纪佳缘方面统计发现，攻击总次数累计4000余次，共有900多条有效数据被攻击者获取。“出于对用户数据和信息安全的担忧，我们还是选择了报警。”吴某称。 吴某否认了“钓鱼”一说。他表示，在警方披露调查结果前，世纪佳缘并不知道提交漏洞的“白帽子”和攻击者是否同一人，“报警不针对任何个人或群体，公司也没有联系过袁某”。 不过，吴某的回应并没能平息网络安全圈内的争论。记者了解到，早在袁案发生之前，圈内已有对此话题的激烈争论。 “白帽黑客”自行检测行为，应该“讲道义”还是“讲法律”?多名互联网法律方面的律师表示，相关法律对于“白帽黑客”群体留有空间。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委员、互联网法律专家E介绍，我国刑法对于“非法侵入”行为构成犯罪规定了非常窄的范围，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等特定信息系统的才会成立。 对于普通的厂商计算机信息系统，仅仅实施了侵入行为，没有破坏、控制、窃取数据等造成严重后果行为，不构成犯罪。这意味着，“白帽黑客”在检测漏洞时，只要不触碰系统数据，在发现漏洞后立即提交报告给厂商，就不涉及犯罪。“法律这一方面在尺度设计上是合理的，也给善意的‘白帽黑客’以一定的发挥能力和实施公益的空间。”专家E说。 法律给“白帽黑客”的行动划定了红线，但在现实中突破红线的现象却并不少见。一名从事网络安全10余年的专家介绍，部分“白帽黑客”不止于发现漏洞，有时会通过漏洞进入系统越界操作，随后向厂商提交漏洞报告，自称“白帽黑客”——这在圈内被戏称为“洗白”。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洗白”并无法律依据。专家E介绍，在犯罪行为后实施补救措施并不影响犯罪性质，而是否追究责任取决于企业的决策。 吴某在个人回应中提到，袁某在检测漏洞时使用的安全测试工具是网络黑客工具。据一名网络安全从业人员介绍，这是安全圈内常用的工具之一，它会自动将测试信息存储到本地的一个隐藏文件夹，其中也包括一些敏感信息。另一名业内人士则透露，一直以来网络信息安全圈内并没有对安全工具和黑客工具加以区分，“其实是一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获取网络金融服务的身份认证信息10组以上，或其他身份认证信息500组以上的，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这意味着，“白帽黑客”在使用具有缓存功能的安全测试工具时，可能不经意间就将自己置于法律风险中。 6．山东省临沂市罗庄高都街道中坦社区的18岁女孩徐玉玉，2016年高考以568分考入了南京邮电大学。2016年8月19日，她接到一个骗子打来的诈骗电话，声称有一笔2600元的助学金要发放给她。由于涉世未深，女孩被骗9900元学费。在和家人从派出所报案回来的路上，女孩呼吸心跳骤停，后经医院两天的全力抢救，最终还是离开人世。 据徐玉玉的姐姐介绍，徐玉玉曾在8月中旬到当地教育部门递交过助学金的申请材料，当时得到答复是在8月20日至9月10日间会发放助学金。正是因为助学金的事情并非子虚乌有，所以当骗子以此设下圈套的时候，涉世不深的徐玉玉才会中招。为什么她需要助学金，骗子就找来了? 精准诈骗实施的背后，离不开及时、准确的个人信息。而当下精准诈骗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足见个人信息泄露问题之严重。现代社会的发展告别了传统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面对陌生人，采集个人信息是完成社会公共治理的必然过程，不同的行业部门也需要个人信息，从而为其设置差异化的服务。但全社会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做得非常不足，以至于倒卖个人信息能够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让电信诈骗从中获利。 徐玉玉接到的诈骗电话为“171”开头的号码，在陕西、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湖南等地，均发生过涉及170/171号段的电信诈骗。众所周知，2013年12月首批虚拟运营商试点企业获批，170/171号段本是以“鲶鱼”的形象出现，但如今“100个号码99个用于诈骗”，一步步沦为电信诈骗“专线”，成为电信诈骗领域名副其实的重灾区。媒体将170/171号段声名狼藉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实名制落实不力、运营商态度暧昧、相关监管措施不力。可要说起来，相关部门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推行手机实名制，就在2016年4月份，工信部紧急约谈部分实名制落实不到位的虚拟运营商，同时下发通知，要求虚拟运营商在1个月内对前期未实名登记、虚假登记的电话号码，完成用户身份信息补登等工作。很显然，在徐玉玉被诈骗之前，170/171号段就已经是明确的治理对象。假如治理有效的话，徐玉玉还能接到这个号段的诈骗电话吗?反过来说，假如不能及早彻底治理的话，电信诈骗何时休? 某种意义上，徐玉玉是电信诈骗领域里的魏则西，他们用生命在倒逼监管发力的提速和方向。我们已经无法挽回徐玉玉的生命，可是，挽救下一个电信诈骗的受害者，让170/171号段“改邪归正”，这是能够做到、也必须及早做到的事情。 7．2016年8月29日晚上23点25分，中关村派出所110接报，海淀区蓝旗营小区清华大学一老师，被冒充公检法电信诈骗人民币1760万元。 新闻下面网友的跟帖众多，但不少网友重点关注的却是被骗的金额，甚至有的还追问起钱的来路，很快有网友出来解答——老师刚卖了房子。此问已解，网友下个攻击点竟然是教授的智商，他们不敢相信清华教师也会被骗，“这么傻的人怎么能赚那么多钱?” 现在不少人有这样一个理念——有钱便代表成功，如此功利之下，教授受骗得到的难免是嘲笑与讥讽，而不是同情与慰藉，甚至连谴责骗人者的声音也是寥寥。在一个骗子横行的社会，专心研究学问的教授受骗的可能性不会比普通人低，况且他教授的又不是防骗之道。 徐玉玉之后是清华教授，难道在一个陷阱遍布的社会中前行，我们更多的只能自求多福?三、申论要求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几天前，河北省固安县一位菜农询问今年大棚蔬菜的行情。他说自己常在种子店里转，大家扎堆买啥种子就意味着以后啥要扎堆上市，自己就会避开，“但是咱不能只看这么点地方，还想了解周边省份啥情况”。 敏锐的菜农业嗅到的是当前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变化与机遇。去年以来，粮价下行引发的种植结构调整还在持续。 在吉林省吉林市大荒村孤店子现代农业先导区，9万亩结构调整示范田从普通农田改种成了绿色有机水稻，发展鸭稻共生、蟹稻共生、鱼稻共养模式，农药和化肥使用量减少了，稻米还卖出了好价钱。去年以来，吉林市调减玉米19.5万亩，改种甜粘玉米、水稻、大豆和其他作物。 “当前的突出问题是品种结构不平衡，玉米阶段性供大于求，大豆、棉花、油料等供求缺口逐年扩大。”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说，调整的总思路是：保、减、增、稳。“保”是保谷物和口粮，“减”是减非优势区玉米，“增”是增加优质食用大豆，“稳”是稳定棉油糖自给水平。其中调减玉米是重点，目标是到2020年面积减少5000万亩。目前，玉米结构调整开局良好，今年调减面积预计超过3000万亩，是近13年来首次减少。 据了解，调减玉米也面临一些困难。一是种植习惯调整难。多年来农民围绕玉米生产，形成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技术模式和配套机具，一时难以转变。黑龙江省农委主任王金会说，预计今年全省玉米面积仍高达9500多万亩，继续调减难度大。二是改种产品效益保障难。调整后的大豆、杂粮杂豆和饲草等如果市场不看好，收益不如玉米，就可能出现反弹。因大豆实行市场化收购，杂粮杂豆市场波动大，饲草依赖养殖。农民担忧，市场供应多了，价格可能下降。 玉米之外的品种也需认真对待。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韩天富说，我国大豆严重供不应需。2015年，我国大豆种植面积仅9756万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水平；大豆进口量却达8169万吨，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七成。 “当前，我国缺乏能够制作面包、饼干的优质强筋弱筋小麦。”在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肖世和看来，小麦要“抓两头”，即大力发展市场紧缺的用于加工面包的优质强筋小麦和加工饼干蛋糕的优质弱筋小麦。 目前是第四轮种植结构调整，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表示，这一轮农业结构调整要发展优质农产品，优先发展优质稻米、强筋弱筋小麦、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农产品；发展专用农产品，积极发展甜糯玉米、加工型早籼稻、高淀粉马铃薯等加工型专用品种；发展特色农产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质资源的水稻、有区域特色的杂粮杂豆、风味独特的小宗油料等。 去年，农业部会同财政部选择了30个县开展粮改饲试点，以全株青贮玉米为重点推进草畜配套，发展草食畜牧业。今年试点范围扩大到整个“镰刀弯”地区和黄淮海玉米主产区，试点县增至100个。 记者走访的试点地区反映，粮改饲试点实现了种养双赢的良好效果，农民很欢迎。全株青贮玉米平均亩产3.5吨，一亩地收入是1435元，比种植籽实玉米增收335元。奶牛规模养殖场全面普及全株青贮玉米，生产一吨牛奶节约饲料成本300元，乳蛋白等指标有明显提高。肉牛饲喂全株青贮饲料每出栏一头节约饲料成本1000元，养殖效益得到了提高。 生猪产业是广东省畜牧业的支柱产业，猪肉产量占全省肉类总产量的66%。该省不断优化布局，推动生猪养殖从珠三角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广东省社科院院长、生猪产业经济专家王珺建议，要加大生态脆弱区域的生态建设力度，重点调整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长江流域湖泊水库和近海水产养殖。 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马有祥认为，现阶段畜牧业结构调整面临一些难题：生猪禁养面积盲目扩大，禁养区拆迁补偿难落实，产业转移用地难；奶牛养殖成本高，乳品进口冲击大，消费信心恢复难等。不过，目前全国主要农产品优势产区已基本形成，优化区域布局要更多地微调、适调、精调，避免大折腾。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国玉米面积预计调减3000万亩以上，大豆面积增加超过800万亩，饲草及青贮玉米面积增加超过600万亩，小麦优质品种比例提高。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存栏调减1600万头，养殖向环境容量大的地区转移趋势明显。北方肉羊肉牛等草食畜牧业发展加快，供给能力稳步提升，羊肉价格明显下降。 专家指出，农业结构的调整并不是简单的某种品种的调减或增加，而是农牧渔结合、种养加循环，最终构筑起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大农业。从横向看，大农业包括了种植、养殖和加工，从纵向看，则包括了生产、流通和休闲农业。 眼下正是黄桃大量上市的季节，在吉林省吉林市，普通黄桃每斤通常只卖5元，而该市丰满区金丰设施农业园的黄桃却能卖到30元。负责人崔文勃说，奥妙就在于节能温室采用南果北种延续生产的新技术，掌控了果品的物候期。“市场上的黄桃都是从南方运来的，怕路上变坏，通常在七成熟就摘下来了，而最后的时间恰恰是糖分生成的关键时间，我们的黄桃实现了本地化，完全成熟所以口感独特，卖得俏。”崔文勃说。 无独有偶。麦收之后，尽管粮价下行，但杨春华和她的廊坊绿园农业公司却未受影响。原因是公司和固安县参花面粉公司因好的小麦品种而走到了一起。一个是种植服务公司，一个是高档面粉加工企业，双方联合注资300万元成立宏穗粮食合作社，建立起“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形成了从种子到餐桌的小麦产业链。合作社给农民提供整地、肥料供应、粮食收购等服务，生产出来的粮食直接销售给面粉厂。 固安县参花面粉厂“肚子”很大，每天需要优质小麦600吨以上。过去其小麦原料从国外进口，成本较高。如今在周边建立原料基地，既有利于企业降成本，也有利于农民增收。 百姓对农产品消费需求呈现多元化、个性化特点，但农业存在着产销不对路的问题，大路货多，优质品牌少，可以说“买难、卖难”并存。 资料2 某代表团考察国外政府保障粮食安全的情况，以下是代表团团长所做的考察笔记。 ·民以食为天，人多地少是不少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粮价的波动往往对国内粮食生产具有重要影响。要保证粮食供给、争取国际粮价话语权，必须使农业“走出去”。在这些方面，其他国家积累了一些经验，值得借鉴。 ·20世纪90年代，世界人口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加速，粮食安全日益为世界所关注。日本也开始寻求通过在世界范围发展粮食生产，以保障粮食安全。1999年，日本颁布新的《粮食、农业与农村基本法》，将粮食安全纳入农业政策目标的范围。此后，日本海外农业投资开始由北美、拉美向亚洲和非洲转移。1990年初，日本开始在亚洲设立食品、饮料企业，农业对外投资在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迅速攀升。目前，日本的海外农场遍及巴西、阿根廷、俄罗斯、乌克兰、中国、印尼、新西兰、美国等地。 ·二战后，韩国政府长期对本国粮食安全形势具有危机意识。20世纪70年代末，韩国政府为实施大米增产政策，在阿根廷购买土地，开启了韩国海外第一宗开荒种田项目。2008年初，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发出“建立海外粮食基地”号召，力争把韩国粮食生产(包括国内生产与海外屯田)自给率提高到50%。同年6月，韩国政府提出《10年海外农业开发战略计划》，2011年进一步完善该战略。2012年1月，韩国《海外农业开发合作法》正式生效，过去只局限于石油等矿物资源领域的投资对象扩大到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等外国农业资源，进而为开发外国农业项目提供了法律保障。海外农业开发服务中心是韩国政府支持海外屯田战略的主要机构，属于韩国农林水产部。该中心拥有完整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包括企业融资服务、投资目标国环境调查、农业及农村基础设施情况调查、企业技术支持、员工培训等。同时，韩国国际合作局、韩国进出口银行以及韩国农村发展局也是支持韩国海外屯田的重要部门。2012年2月，韩国海外农业开发协会成立，协会的目的是保护韩国在国外农业开发商的合法权益，负责收集和分析信息、调查研究、墙养人才等业务。协会还通过举行投资说明会等方式支援韩国在外国的农业开发商。此外，韩国政府积极制定《海外农业投资指南》，以推动韩国企业对海外农业的投资。《海外农业投资指南》包括增加投资对象国农业生产力方案、主要投资对象国有关法规、制度介绍等。 ·日本自20世纪60年代末逐步放宽农业等诸多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政府还以股权参与的形式直接涉足海外农业投资。日本农林水产省下设的海外农业开发协会每年有一定的政府预算用以开发海外农场；对于有意海外投资的日本民间企业，其投资环境调查费的50%由国库提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将“综合国家安全”作为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目标，其主要内容是维持来自国外供应商稳定、低价的原材料及粮食供应。该计划旨在通过与海外农业生产者签订合约以保障日本的农产品来源。日本选择了若干拥有大量未开发土地资源及高额税收补贴或政策支持的国家实施该计划，如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 ·韩国政府近年来也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海外谷物生产。海外农业开发货款基金主要支援韩国企业的海外农业项目开发，政府最高给予这些企业所需经费70%的融资额度，融资金额按2%～3%的低年息计算，可拖欠5年，按10年期限进行偿还。 ·进入21世纪后，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2009年，日本政府表示：为保证粮食供给，日本有必要在海外投资建设自有粮库，确保大豆、玉米的供应，加大与中南美洲、东亚、中亚的合作；积极投资粮食出口必经道路、港湾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民间企业合作，加强日本在中南美洲农业开发力度。为推动日本农业企业在海外投资收购农田和农场，日本还在八国集团(G8)成员国中极力推动《国际土地投资指南》。2009年，该指南在G8会议上获得通过。 ·为有效介入世界粮食生产资源与经营链，韩国计划联手日本同世界四大粮商之一的邦吉合作在美国建设粮食出口基地，种植小麦、大豆、玉米等作物。2012年6月韩国农业水产食品流通公社与欧洲粮食巨头尼德拉公司、瑞士饲料用粮食企业永裕集团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资料3 战国初，李悝在魏国为相时，作“尽地力”之教，是最早的集约耕作思想的表现；“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就是加强劳动强度，实行精耕细作，挖掘土地潜力，提高产量之意。汉代，通过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等方式，把精耕细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代田法“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汜胜之书》第一次记述了区田，以后历代都有试种者，尤其到明、清盛极一时，先后有二十处以上。区田的技术要点是集中施用水、肥，保证作物能够生长良好，获得丰产。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较早。晋代傅玄(217～278年)提出：“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即主张提高农业产量，不要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应重视在一定单位面积上多投入劳动。后魏农学家贾思勰进一步提出“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意思说，经营农业的规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与物力、劳力等相称，既不要超过自己的力量盲目扩大经营规模，也不要缩小经营规模，使自己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也是中国农业经营的传统思想之一。《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就是汉代人们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各项农业生产，扬长避短，发挥地区优势的生动写照。清代唐甄在《潜书·富民》中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情况，作了“陇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饲骛，湖滨缫丝，吴乡之民，编蓑织席”的真实描述。说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的观点一经形成后就世代相传沿袭下来而成为农业经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趋利避害”是中国古代农业经营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缪称训》：“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趋利避害思想应用到农业生产上就是“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经验总结。明代的马一龙不仅明确总结出农业生产的趋利避害原则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胜天”的高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正式发布《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以有利于土地流转、增加农民收入并推进农业现代化。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援引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的话称，对农村土地实行“三权分置”“为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些适度规模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资料4 B市沾化区下洼镇西孙村“枣把式”孙观朋说起种粮转种枣的效益，一语破的：“过去是土里刨食，现在是地里摘金。”经过30年的发展，沾化冬枣从1984年散落在农户庭院里的56棵老冬枣树，发展成今天50万亩的大块头，昔日的盐碱滩涂变成葱郁的大枣园，冬枣产业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金牌”产业。 “现在，冬枣树成了摇钱树。”孙观朋用最朴实的话语表达种植冬枣带来的获得感，“政府导，干部带，群众干，一亩冬枣上了万。挣了钱干什么?买摩托，买彩电，汽车空调进了院。” “这30多年过来不容易。当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东风吹进了西孙村，包产到户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大伙的腰包还是瘪的。”孙观朋说，“农资价格比惠农政策‘跑’得快，飞涨的农资价格‘吃’了国家给的种粮补贴，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高涨不起来，开始抛荒外出打工。” 村里几次尝试引导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先后种植过苹果、梨等其他果树，由于“水土不服”，都以“一年推广，三年伐光”而“夭折”。 “政府发动群众种植冬枣，一开始群众不买账。”老孙说，前几次调整产业结构不成功，群众对种植冬枣的质疑声此起彼伏。 “为了发展种植冬枣，镇政府是蛮拼的!”孙观朋说。村宣传、户动员——“一亩冬枣树，走上致富路”“要想富，早种冬枣树”……沾化把冬枣树定位为“县树”，建立了冬枣研究所和育苗基地，从区到乡镇成立了冬枣产业办公室。 发展冬枣之初，沾化的党员和村干部成了第一批“吃蟹人”。随着时间推移，到1996年枣树种植初见成效，每亩收入达2000多元。看到效益后，村民纷纷自发种起了枣树，收入年年攀高。1998年，沾化作为山东最后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摘帽，2014年撤县设区。冬枣产业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枣园树行间种生草是一种绿色防控技术，有利于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提高氮肥利用率，既涵养水源又防治面源污染，有利于土壤修复。”孙观朋讲起来头头是道。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前几年，大伙为了追求产量，大量使用化肥、膨大剂，采青卖青，导致土壤板结，农残超标，结果冬枣品质下降。”如今，生态种植已经深入沾化枣农内心，病虫害物理防治方法正逐渐取代喷洒农药。 古城镇北耿村农民耿志忠的冬枣园里，挂满了黄色的黏虫板，树垄覆盖着可降解的无纺布，肥料是用大豆、豆粕和鸡粪等混合物发酵而成的有机肥……耿志忠指了指枣树上悬挂的黏虫板和诱虫罐，“现在基本不用啥药了”。 科技是开启沾化冬枣转型升级的金钥匙。依靠科技，经过选育、组培后，高品质“沾冬2号”冬枣在大田推广开来。全区建成“沾冬2号”冬枣采穗圃1000亩，种苗繁育基地1万亩，“沾冬2号”冬枣改良面积3.5万亩，进入盛果期面积达3万亩，去年产量500万斤。 沾化全面推广使用冬枣大棚、冬枣套袋、杀虫灯、防虫网、黏虫胶、反光地膜、疏花疏果、测土配方施肥等多项管理新技术。全区已引进、发明了24类100多项冬枣生产新技术，冬枣产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7%以上，科技使沾化这个“大枣园”处处散发出浓浓“绿色”。 好品质来自精细管理。为了提高冬枣品质，沾化区实施冬枣产业优化提升工程，大力推行科学、高效、生态种植管理模式，按照“减密度、增光照，减产量、增质量，减化肥、增有机肥”的“三减三增”要求，标准化生产，从无公害冬枣向有机冬枣转变。全区50万亩冬枣生产实现标准化管理，绿色食品认证基地10个，面积15万亩；有机转换冬枣认证基地5个、面积8万亩。 “秋分到寒露，摘枣不延误；霜降不摘枣，硬枣变软枣。”耿志忠说，沾化冬枣成熟期短、采摘时间比较集中。要在短期内销掉这些集中成熟的冬枣，不是易事。 “种得好，不如卖得俏；卖得俏，不如销路活。对于劳作大半年的枣农，最关心的是卖个好价钱。”耿志忠说。 “去年，6.5亿斤冬枣20天销售一空。沾化冬枣创造了一个奇迹!”沾化冬枣产业办公室主任郭庆宏说。“奇迹”的背后，是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和农超对接、农企对接流通方式的兴起。枣把式种枣摘枣，“枣二代”网上卖枣。“在外东奔西跑，不如在家网上卖枣。”古城镇刘家村的80后村民刘孟说，“去年，微电商的沾化冬枣价格一路飘红，催生出市场溢价。我通过微电商销售冬枣113万斤，收益200余万元。” 刘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打工，每月1500元的工资。2014年，在网上尝试卖了一个月的冬枣，收入3万元。从2015年开始，他返乡创业做起了电商。 现在，刘孟组建了自己的冬枣销售团队，注册了“冬枣村长”商标，利用电商平台拥有自己的37个冬枣销售渠道。在沾化，像刘孟一样的新枣农不少，搭上了“互联网+”的顺风车，线上沾化冬枣销售画卷已经铺开。据统计，2016年微电商销售冬枣1.6亿斤，占总产量的20%，销售收入达11.05亿元。 “冬枣熟，百姓足。只有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传统生产模式，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业态、扶持新主体，才能促进沾化冬枣产业转型升级。”沾化区区委书记丁锋说。 “现在，我们农民不仅会种冬枣、卖冬枣，还会卖风景。孙观朋自豪地说。 “每年冬枣成熟季，时值国庆小长假，自驾游、休闲游、组团游的汽车长龙成为枣园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目前，沾化已建成157个冬枣采摘基地。 “如今，沾化冬枣的市场竞争，已不单是产品质量竞争，更是品牌、文化的竞争，是一种被物化了的精致生活的象征。赋予冬枣绿色、环保、安全、健康、文化，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视觉、情感、审美的需要。”孔令峰说，“品牌、文化是沾化冬枣产业发展的凤之翼。” 资料5 我国农业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是多元交汇的农业体系的产物；而多元交汇和精耕细作，构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的两大特点。 “精耕细作”一词并非古已有之，它是近人对中国传统农法精华的一种概括，指一个综合的农业技术体系，包含了但不局限于精细的土壤耕作。农业技术措施从大的方面可以区分为两类，一是改善农业生物生长的环境条件，二是提高农业生物自身生产能力。我国古代农业对这两方面都很重视。由于自然界大气候人力无法改变，人们对“天时”条件强调自觉适应与充分利用，改善农业环境侧重于土地，精细的土壤耕作，广积巧施肥料和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农田排灌，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为了提高作物和禽畜的产量、品质和抗逆性，人们十分重视品种的选育、保纯和种子的保藏处理，并善于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相互依存和制约的关系，使其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措施，都是围绕着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单位面积农用地产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这一轴心旋转的。精耕细作技术首先是在种植业中形成的，在大田生产和园艺生产中表现尤为突出。但在发展过程中，其基本精神也贯彻于农业生产的其他领域中。畜牧、蚕桑、养鱼、林木等生产各有特点，但集约经营、精细管理，通过改善农业环境、提高农业生物品质，尽量增加每个生产单位的产出量，则是一致的。至于从园艺和养鱼业中分化出来的花卉、园林、盆景和观赏鱼培育等，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艺术化了。 三、作答要求
申论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辩证法是人在自身与世界的联系中谋求发展的价值理念，先秦儒道辩证法是中国传统辩证法在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这两座令人仰望的高峰，它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情趣。 孔子强调“天命”是君子该有的“三畏”之一，《中庸》宣称人自身的本性是由“天”所赋予的，孟子认为人格的提升是从“尽心”到“知性”最终到“知天”。在儒家看来，“天”通过气化流行让世间万物始终蓬勃生长是一种具有崇高的道德的体现。人充分地参与到这个过程，并努力让天道在自身得到彰显，便可以达到理想的君子人格，“天”由此成为了道德的根源。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宗”，庄子认为道是自本自根的，是先于天地而始终存在的，是包括鬼神和上帝在内的一切事物成其为自身的根本依据。在道家眼里，道创生宇宙并推动其发展并不带有任何的道德因素，并不是珍惜和爱护事物，而是任凭事物自我运转，自生自灭。道之所以尊贵也不是因为它提出了道德的要求，而是由于自然如此。 就儒家来说，孟子反对将人性归结为自然属性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人天生具有良知良能。这决定了人必然是趋向于善的，人作恶并非因为不具善性，而是因为在后天环境的影响下失了本心。 可是道家却不这样看，老子并没有人性的说法，但他认为人应该是素朴的。庄子继承了这种态度，他宣称“性者，生之质也”，将人性定义为最为纯真和质朴的状态。从这个定义出发，庄子对包括仁义道德在内的一切违背这种状态的做法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说这些做法就相当于为了让本应纵情奔跑的马，因为有用而给它装上马鞍；为了让本应快活觅食的猪，由于可贵而将其用作祭品，一概是负面的，具有破坏性的。 孔子认为礼坏乐崩只是“一文一质”的历史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状况，历史会沿着文质互变的轨迹周而复始，也是他认定后世的礼仪制度可以预知的根据所在。荀子是主张“法后王”的具有进步精神的思想家，却同样认为“皓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而老子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是与道同一的，因此也是最为美好的，可是接下来却告别了这种美好并从此日趋衰落，它“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庄子对此表示了赞成，还专门抬出老子来教育儒家弟子子贡，告诉他儒者所称颂的历史上所谓的明君圣主其实让“民心”发生了从“一”到“亲”到“竞”再到“变”的腐化，因此是一代不如一代的，社会正是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不断堕落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各派都希望站在自己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的角度为历史的发展指明方向，而在当时政治领域是能够对历史施加最为直接和巨大影响的领域。 就对统治者的要求而言，儒家一向强调统治者要有与自身地位相符合的道德品质，告诫他们“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其看来，统治者只要在礼义上做出表率，就可以实现王道遍布，四海一统的美好景象了。相比之下，道家认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是任民众自我发展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就对被统治者的态度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可谓赫赫有名，然而以道家所见，统治者爱民，也就无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的意志加之于民，这就对民众的自我发展构成了干涉。道是从来都是无意识地干涉事物的运行的，因此圣明的君主也不会出于爱民的目的而去决定他们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就具体的统治手段而言，儒家极力倡导礼乐教化的意义，劝谏君主把“庶”“富”“教”作为施政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他们也主张辅之以必要的法令约束。可是对这两点，道家却一概反对：关于教化，他们主张“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认为所有人都无知无欲，社会才是最好治理的；关于法令，他们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它非但不能让民众服从，反而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恣意妄为。 在人格理想方面，儒道辩证法存在“成圣”还是“逍遥”的差异。孔子的弟子子夏认为，圣人可以将关于道德的内在精神和外在礼仪统一起来，做到本末不离。另外就自身与社会的关联来说，圣人可以建立最为伟大的功业，他们将自身崇高的德行推而广之，从而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当然毕竟能够成圣者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在“圣人”之下儒家还非常强调“君子”的目标。君子虽未达到圣人的高度，但会坚定地把“圣人之言”作为奋斗的方向。和儒家主张人应该在现实社会中修身养性，完善自身不同，道家认为人不应“以天下为事”，而应“外天地，遗万物”，真正从道的角度而非具体事务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当所有产生于人的需求和外在环境的冲突的困扰都因此而被消除，人自然就进入了一种无比自在的境界，这便是“逍遥”的境界。 2，设计活动是具有社会生产目的的艺术实践，离不开特定的艺术哲学支持，艺术哲学也对设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阴阳刚柔”作为中国艺术哲学之母体，是艺术实践活动的思想指引。“刚柔并济”之道在现代包装设计理念上的体现为艺术哲学指导民族包装未来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好的图形语言可以在没有文字解说时，起到“言语”的作用。图形要素在包装设计中按照内容和目的划分可分为实物图形、标志图形、象征图形、原材料图形几种。按表现形式分为抽象图形和具象图形。对自然、人物形象用写实手法表现的技法称为具象图形表现。这种让人一看就明白，一眼就了解表达的内容是什么的技法，其特征是容易使人利用已知经验，直接引起人们识别与联想，另外包装中的商品真实感也更强。抽象图形指经点、线和面组合变化，抽象概括成有思想性、间接感染力的图形。抽象的点、线、面的变化组合要引导消费者的联想感受。周易中巽卦为风，为阴卦。巽卦“柔而又柔，前风往而后风复兴，相随不息，柔和如春风，随风而顺”。也正如此，风无常形，无孔不入，人们不能用具象图形描绘风，而是通过内心感受，利用抽象概括的图形来表达风中的感受与体验。八卦中艮卦，为阳卦。《说卦》曾曰“艮为山”，即艮卦形似山。提起山，脑海里势必浮现出“△”的具象图形。 在包装设计中冲击力是最强的是色彩元素，利用色彩在竞争激烈的商品市场上拔得头筹，不失为良策。 八卦之学日：“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两仪就是阴阳说。乾、坎、艮、震为阳卦，坤、离、泽，兑为阴卦。八卦又有色彩之说，具体表现在：乾卦，天也，蓝色；坎卦，水也，白色；艮卦，山也，黄色；震卦，雷也，色碧；坤卦，地也，黑色；离卦，火也，红紫；兑卦，水泽也，赤色；巽卦，风也，黄绿色。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健成阳，柔和成阴，所以色彩学也要遵循以一“刚”一“柔”相并济的规律。 色相是色彩的突出特征，确切表示某种颜色、色别及相貌。色相彩度有强弱之分，以红色为例，有含苞待放的粉红，鲜艳无杂质的纯红，娇艳浓郁的深红，尽管色相相同但却不能都用来做少女系列化妆品包装的色彩。色彩混淆成分越多，其色彩越不鲜艳。色相环上颜色超过60°—130°的色彩搭配被称为色彩对比，它们之间由于个性大于共性，从而产生的对比效果刺激且丰富。色相环上间隔180°左右的色彩，是色环的两极，称之为补色，它与对比色比较起来更加饱满、活跃、紧张，力量，表现出粗狂，稚拙的美感。包装设计色彩语言是根据商品特性和受众群展开的。产品是华丽还是质朴，受众群是孩童、老人、成年女性还是男性，我们色相对比的强烈也是因实际而异的。拿一个儿童产品包装来说，色相对比强烈更吸引儿童，因为他们身心发展处在一个好奇阶段，但并不是所有强烈对比颜色都适合儿童，这时刚柔调和色彩和谐统一越发重要。 文字是人类社会沟通的工具，字体的设计使“工具”美化与便捷化。包装中字体设计是以商品特性与品牌文化背景为依据，进行字体的结构、空间设计，传达商品信息同时，触碰人们的审美感受，使人愉悦从而引起消费行为的设计活动。从各大超市的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字体设计风格的商品，有传统的书法体，有现代设计字体，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但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文字形不附体、体不待形的现象大幅存在，意思就是说字体形态没有服务内容，形式与内容脱节。包装设计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统觉视觉要素、造型要素、结构与材质要素以及其他辅助设计要素与商品信息趋向一种和谐平衡状态。这种形不附体、体不待形的现象显然没有遵循刚柔设计理念。 包装的版式设计即版面上视觉元素按目的、有计划地组合与排列，个性透过理性表现出来，商品信息透过版式传递出来。 中国传统书法追求“密不透风，疏能走马”的布局，讲究“计白当黑、计黑当白”的阴阳刚柔之道。空白是主体物的对应，在包装版式设计中，如果忽略空白空间，一味追求饱满，反而会阻碍主体物的表达。包装版式中的白的目的是“藏”，藏拙的同时留有一种“悬念”使人产生由一点而想要多点的欲望，从而促使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产生。那包装版式中的“黑”呢?包装版式以传达商品信息为主，积极的空间是动态的，遵守人们视觉流程规律。在安排文字和图形时，要注意文字、图形元素的强弱、大小、疏密之分。主次的不分明，元素混乱，缺乏清晰的组织与层次关系，阻碍商品信息的传达亦或是消费者曲解商品信息，都会影响购买欲望。 中国书画构图讲究“密不透风，疏而走马”的阳刚阴柔之美，包装版面设计亦然。商品信息内容以及商品最终艺术效果制约着正负空间的疏密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版面要表现活泼的、喧嚣气氛的思绪，大面积“黑”小面积“白”法则更适合，甚至运用“黑”填满整个版面的法则；相反，一种幽雅、淡然或者神秘意境时，大面积“白”与小面积“黑”更适用。 3．目前机器人应用绝大多数都在工业领域，传统印象中机械手臂冷硬的金属质感是由各种机械动力元件所构成。但随着自动化概念拓展到各行各业，有许多非工业应用，例如食品包装、农业采收，甚至是手术使用等，由于取放物体的“柔弱”，让过去使用在工业现场的机器手臂几乎无用武之地，但这也让机器人市场开启了新的发展方向，未来市场上将看到许多使用人类体肤接近材料的软件机器人问世。 Z大学今年就发表了一款“仿生软性机器人”，此款机器人系结合矽胶材质研发，触感有如人类的皮肤，甚至可靠静电原理驱动感测功能，做到自主感知外部的刺激状态并实时做出反应，这项研究成果还被刊登至国际知名期刊。 Z大学介绍说，这款软性机器人透过矽胶包覆可伸缩的纳米导电材料作为感测皮肤，不同于传统感测元件的是，它可以在不需要电池驱动下可直接感受周围静电变化，具有柔软、可伸缩、可随意变形的优点，也可感知外在环境因子，如触觉、压力、温湿度等。该大学还表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出的人工肌肉，可以为软性机器人增添更多力量，使其可以举起重自身重量1000倍的物品。该实验室的教授说，他们对于实验成果感到讶异，没有预期到软性机器人的力量可以达到这么强。现在他们所创造出的执行器，已经类似一般肌肉，已经能想象用这样的执行器打造各种机器人。 负责研究软性机器人的z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助理教授L指出，这款机器人可以侦测移动货品时的各种动作，如靠近、拿取、移动等，也能自主察觉货品意外掉落的风险，加上柔软的特性，适合应用于采收一些外皮较软嫩的蔬果，如蕃茄、草莓等，也可以用于触诊、把脉、侦测尿布湿度等细腻的触摸动作，可免去硬式机器人的不适感与危险性，更贴近人体，能提供更友善的人机互动。 这种软性机器人相较传统工业用机器人更适合用于非工业类的环境当中。尤其在医疗领域，机器手臂有时候会作为残障人士之辅助工具，由于必须符合人体工学条件，具有更接近人体皮肤之感知能力的软性机器人，可让手臂的抓握动作更加细腻，使之与人体原生肢体无异。 不过在工业应用上，软性机器人也被看好成为人机协作发展下的新趋势。根据工研院统计，未来协作型机器人在市场中，最被看好大量应用的市场是电子产品制造，但由于电子产业的制造型态不若传统机器人大本营的汽车产业，具备刚性强的生产条件，因此在协作型机器人的夹爪设计上，也会要求更加细腻与敏感，也正是软性机器人发展的着力点。 4．“我相信你有足够的能量，坦然面对曾经的自己并走出过去，重新拥抱这个世界。‘寒冬’很长，但终究会等到春暖花开。”收到法官写来的信，16岁的未成年刑事罪犯小建泪流满面，他发誓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这是S市C区法官的定期回访工作后发生的一幕，回访的法官们为小建带去了课外辅导书和学习机以及一些生活必备品，并叮嘱他好好学习，快乐生活。 1984年10月，S市法院创设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30年来，C区法院不断探索创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C区特点的少年法庭之路。 未成年被告人小磊从小父母离异，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初中毕业后，他待业在家，终日无所事事。去年7月1日中午，小磊和同伙小浩持刀劫得一部手机。这个案子归C区法院管，法院为小磊指定了辩护人。这次庭审采取的是圆桌法庭的形式，也是为了让小磊能够在不那么紧张的气氛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令他想不到的是，社工竟会出现在法庭上，与他和法官面对面交流。庭审中，社工就小磊的家庭环境、在社区的一贯表现以及在取保候审期间的悔改表现作了介绍和评定。法院据此一审判处小磊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随后法官和社工一同对他进行法庭教育。 这便是C区法院少年审判的社工介入少年审判机制。在开庭之前，C区法院少年法庭会邀请社工进行社会调查并出具报告，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家庭情况、成长经历、失足原因和悔罪表现等作出客观、全面介绍，有利于法官了解未成年被告人，对那些主观恶性小、可塑性强的青少年尽量从轻处罚。开庭时，社工会出庭，参与法庭教育。 社工介入少年审判后，还对被判处缓刑的青少年进行帮教。以往这些青少年往往会在审判后的一段时间内无所适从，如今由社工“无缝连接”，跟踪帮教，有助于他们改过自新。为防止少年罪犯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C区少年审判庭还加强与公安、学校、社区、家庭的联系，提前开展社区矫正，参加社区矫正的除了社工以外，还有律师、医生、教师等，他们会开展一系列的“心理咨询”“学业辅导”“普法宣传”活动。“模拟法庭进校园”等普法宣传活动在C区的学校内，每半年就会开展一次，所有学校都不例外，今年的活动更是从每半年开展一次变成了每三个月开展一次。 S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M透露，法官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会有意识地加强心理疏导，引导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成员正确认识问题症结，修复彼此感情，从而改进家庭教养方式，改善亲子关系。 多年前，非S籍的未成年罪犯占比超过80%，但由于他们在S市居无定所，不宜判处缓刑，但判处实刑和成年犯关在一起又容易“交叉传染”。早在2010年，S市高院便针对非S籍未成年人犯罪相对突出的情况，与市司法局联手建立了六个市级“过渡性安置培训基地”，这些培训基地为非S籍未成年人提供技能培训、技能学习、劳动以及住宿场所，让他们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能有在社会立足的本事。迄今为止，经过培训的未成年人中没有发现一人重新犯罪。 为了让失足少年更好地回归社会，C区还推进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目前S市的少年法庭已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对符合条件的青少年被告进行档案封存。在C区的操作细则中，除了刑事犯罪档案外，行政处罚档案乃至学籍档案，都会被封存。在一起案例中，16岁的少年小萧曾因黑客犯罪被判缓刑，但在“前科封存”之后，他不但能够继续上学，即便在学籍档案中，这段不光彩的记录也无人知晓。 S市高院副院长Q介绍，“这些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非S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已经从最高值2008年的2141人减少到2013年的892人，S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则从2006年的955人减少到2013年的历史最低值153人，重新犯罪人数从2010年的历史高点130人降到了2013年的43人。” 5．《道德经》第四十章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常“柔、弱”连用，表达与“坚(刚)、强”相对的哲学涵蕴。而“柔”在《老子》书中有多重原型意象。其第一重意象是指初生的婴儿和万物。《老子》第七十六章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河上公注说：“人生，含和气，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气竭，精神亡，欲坚强也”。这是以“和气”与“精神”来解释为何物之初生乃具柔弱之征，认为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皆和气充盈，精神丰沛。成玄英亦以“和气”之存离来解释生死柔坚之因。这就说明“柔”内在地包含“和”的意蕴。阴阳调“和”，故“柔”，此老子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 “柔”的第二重意象是水。《老子》第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河上公注上解释水之“柔”说道：“圆中则圆，方中则方，拥之则止，决之则行”。此谓水无常形，无定势，乃天下至柔之物，随遇而安。但就是这至柔之物，却“能怀山襄陵，磨铁消铜”，故而又是天下至坚之物。老子通过这些“柔弱”之物的意象传达了深刻的哲学内涵。 三、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同样需要科技创新来支撑其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广泛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中国的粮食产量30多年来持续增长。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制度红利已基本消耗殆尽，中国农业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问题，农产品成本居高不下、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农产品质量安全堪忧，这些问题阻碍了中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新时代的竞争是科技和人才的竞争，新工艺、新技术的运用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农业形态，而这一切都需要有强大的科技创新水平作为支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增收的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传统资源投入型的增收方式已不再适应新的阶段，农民增收越发依赖于农业技术的投入，生产技术水平直接决定着农民的实际收入。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走技术节约型道路，减少农业生产成本支出，提高经济效益，是未来农民增产增收的方向。 农业将由传统的资源依附型向智能依附型转变，自然资源已不再是影响农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的素质最终决定了一国的农业发展水平。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中国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国家逐步将关注的重点从提高经济增速转移到调整经济结构上，并明确指出，中国经济要从过去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移到创新驱动上来。在这样的局面下，农业科技创新无疑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2．“我们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就像一个婚姻介绍所，要让农业相关产业和农业科技找到合适的对象，还要结婚生子，产生新的机制。”2019年2月23日，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用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产业科创中心的发展方向。 在会上，先行先试的四个科创中心带来了他们的先进经验分享，以及未来的发展重点。 来自长江下游、东部省份的江苏南京国家农创园明确了重点发展生物农业、智慧农业和营养健康农产品的策略，赴北京参加招商推介活动，与科研院所、专家团队、龙头企业精准对接200余人，截至目前，中信农业、新希望集团、益客集团、佳格天地、南京农大等一批企业入驻，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招商引智数据库，入驻园区众创空间科技企业、人才团队已达23个。 来自黄土高原、中部省份的山西太谷科创中心，以发展有机旱作农业为主题，以杂粮、畜牧、园艺三大产业为重点，加快实施标杆性项目。建成年交易量50亿元的山西农产品国际交易中心博览区和仓储区，完成了20万头种羊的“保盛园”项目、15万平方米的全环境智能玻璃温室番茄项目，广誉远国药一期部分投产。为了给农民更好的科技知识，建成了山西农谷农民培训中心。当前，建成了旱垣温室、优质红枣、道地药材、特色果品的中试基地8个，建成示范基地1万亩(1亩≈666.667平方米)。 来自天府之国、西部省份的四川成都科创园，通过强化创新核心区与产业孵化园、集成示范基地的联动，打造食品饮料、休闲旅游、生物育种等千亿元规模农业产业集群。通过打造农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农村土地交易服务平台、农村金融保险服务平台，在四川成立了全川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在全省开展项目需求对接、实施项目协同攻关，技术集成示范，推动产业、科技、人才、资金聚集。例如，通过引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和成都天投集团合作组建运营公司，统筹创新成果转化与企业需求对接。 随着基因组学迅猛发展，全球种业界出现了一批巨头，我国种业处于经验式、作坊式的传统阶段，这是我们亟待破解的课题。充分发挥广东市场化程度高、育种区位优势明显、种质资源丰富等条件优势，广东广州科创中心打造出开放式分子育种平台，研发出新品种，将“基因组学”与“表型组学”联姻。 3．中国当前农业科技创新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形式，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涉农企业共同支撑了农业科技的创新，但依然存在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创新主体未能适时地满足企业的需求，尤其在企业迫切需要的实用型技术方面，成果依然相对匮乏，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一项针对农业企业的调查发现，超过70%的企业认为自身关键技术有待提高，但没有获得新技术的途径，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提供的技术与企业需要的技术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现象说明中国当前的科技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亟待改善。 有学者研究表示，只有当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即农业R&D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明显超过2%时，农业科技原始创新才会凸显，一国才真正步入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阶段，才可保障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协调发展。 虽然中国近年来农业科技投入在不断增加，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始终稳定在0.23%左右，明显低于2%的标准，这说明中国还没有真正步入农业科技自主创新阶段，还需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 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近年来虽然提升较快，但总体依然偏低，主要体现在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链短。中国当前农产品加工率约为45%，二次以上深加工率约为20%，而西方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率达到90%以上，差距很大。 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链条短的特点使得中国的农业技术推广难度非常大，推广一项技术需要与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多个公司或机构进行协调和沟通，才有可能付诸实施。因此，提高农村产业化水平将有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 近年来，虽然中国农村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但成果应用率较低的状况依然存在。课题组调研结果显示，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近5年新增科技成果得到应用的比例很低。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所在机构近5年成果利用率不足10%，25%的受访者所在机构这一比例为10%～20%，成果利用率超过20%的机构仅占22%。 在农业科技创新过程中，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均需要配套的服务体系。但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主要以现行体制中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为主。项目组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当前中国的农技服务人员总体呈现出素质偏低、知识老化、服务理念陈旧、观念滞后的状况，难以适应当前农村产业对技术的迫切需求。从服务水平层面来看，现有的农业生产服务主要集中在种植和养殖领域，总体农业服务供给量不足，尤其是农畜产品贮藏加工以及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等，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产业发展需求。 4．AI能干什么?它能与人类交流，能帮助人类识别并抓捕犯罪嫌疑人，也能够协助医生进行诊断……不知不觉间，AI已经深度渗透人类的生活，帮助教育、安防、医疗等多个领域实现智能化升级。然而，在AI向着人类生活全面进军的时候，依然有着“沧海遗珠”般的存在，比如农业。 “AI+农业”是否真的是幻梦一场?在一次“AI+农业”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以及业内人士对AI与农业的未来发展进行了讨论。 某无人机运营商A：AI与农业之间存在一种“互利互需”的关系。于农业而言，AI的加入能够帮助其解决劳动力短缺、工作效率低等问题。这其中，以植保无人机最具代表性。一架载重10千克的植保无人机，作业面积为8～12亩，每日作业面积可高达200～300亩。若是人为喷洒，人均速度最快1亩/小时，一台植保无人机能完成相当于几十人的工作量。眼下，农业已经对AI有所需求，反之，于AI而言，农业也是一块蓬勃发展的“试验田”。依旧以植保无人机为例，当无人机寻求B端应用的时候，存在需求、风险性较小的农业就成了第一批“试验田”。2013年，无人机还处于“萌芽期”，所谓的植保无人机也才只有100架的保有量。彼时，从事喷洒作业的无人机就已经在农业中展示拳脚，并磨炼、提升有关技术。现如今，植保无人机在喷洒作业中的操作愈发成熟稳练，且保有量也翻了不止百倍。有数据统计，至2025年，国内无人机市场总规模将达到750亿元，而农业植保无人机就占去了200亿元的份额。自动驾驶农机、采摘机器人、农作物物联网监控……更多的“AI+农业”应用正处于不同阶段的发展期或是萌芽期。这也意味着，“AI+农业”的成长空间还很大。 学者B：“AI+农业”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产业新蓝海。调查机构MarketsandMarkets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智慧农业市场在2017年达到了67亿美元，预计将在2018年达到75.3亿美元，到2023年则是135亿美元，预测年复合增长率为12.39%。其中，2016年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市场的价值为4.322亿美元，预计这一数值到2025年将变为26.285亿美元，预测复合年增长率为22.5%。 某地农业科技研究所研究员C：依照数据来看，“AI+农业”大有可为。然而，从眼下的情况来看，农民有时候并不“信任”AI，以致不去用AI。在许多人看来，诸如植保无人机这类自动化工具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换一种说法，“AI+农业”的软硬件应用对于他们而言是“陌生”的，而有时候，最终成效也难以保证。目前，人们较为熟知的“AI+农业”产品为植保无人机，但截至2018年6月，其普及率不足10%。这背后的原因有许多，包括飞手短缺、缺乏行业标准以致植保效果难以有效评估等。 专家D：除植保无人机之外，“AI+农业”的软硬件应用还包括自动驾驶农机、物联网监控、采摘机器人等。不可否认，一旦这些技术或产品被投入使用，将能够带来极大的农业经济效益。届时，通过物联网监测，农作物将能够朝着最佳状态的方向生长，而通过自动驾驶农机、采摘机器人等，人力成本也将大大降低。然而，这些还只是“未来”。在现实情况中，这些应用有的还处于实验室中，有的才堪堪起步，比之植保无人机更让农民觉得“陌生”。此外，在具体实施上，它们也正面临一些难题。以物联网监控为例，农作物生病前兆是什么?怎样才是最佳生长环境?它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才是最佳收获时间?AI系统判断这些问题都需要大量数据的支撑，然而这方面却是相对缺失的，需要人们将以往弃之一旁的数据重新“捡起来”，建立一个数据库，以此去进行训练。另外，在某些地区，物联网所依赖的网络信号连接的稳定性也是一个问题。 学者E：眼下看来，“AI+农业”的确具有发展前景，且植保无人机也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头”。但是，农民不“信任”AI、不采用AI也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实。以采摘机器人为例，实话说，这方面的技术并不纯熟，尤其是在力度掌控和工作效率方面，眼下并不比人工采摘更好。而在现实中也的确如此，虽然时有出现采摘机器人的最新动态，但多数时候只是有关公司、高校取得新进展，在具体的商业落地方面还不具备可行性。“AI+农业”值得期待，但也不能把所有成熟不成熟的技术都往AI的篮子里装，这些项目要想真正落地，尚需在政府引导下加大产学研协同，以实用为导向，仔细斟酌，认真打磨。 5．十几年前，四川省广元市农技协秘书长冯文科刚入职广元市农技协时，大部分农村村民还住在低矮破旧的灰砖瓦房里，如今农村建起了新房，电脑、太阳能热水器等电器也进入了农家。 在探索农村产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冯文科表示：“农业发展缺技术是一个普遍问题，我们发动各基层农技协常年与各相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级学(协)会专家取得联系，解决发展中存在的技术难题。”如昭化区照壁滕椒协会，聘请四川农业大学首席滕椒专家叶萌教授为常年技术顾问，解决滕椒发展的技术难题。 为了更好地结合农村的发展状况，农技协还支持各级涉农学会与当地“田专家”“土秀才”结对进行技术帮扶，发挥乡土人才带头作用。苍溪县五龙镇双树村猕猴桃种植、土鸡养殖大户冯明武、利州区龙潭乡田梨种养植协会理事长胡晓全就是典型代表。 解决技术问题后，资金短缺又成了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于是，农技协与邮储银行合作，本着“服务三农、合作共赢”的原则，2018年发放银会合作贷款904笔2.3亿元，累计发放2133笔6.56亿元。 农技协所开展的工作主要面向广大的农民群众，由于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科普工作就成了协会的重要工作之一。协会组织技术员和科普志愿者开展农村“明白人”、贫困户实用技术培训，达到“培训一人，带动一户，见效一方”的效果，着力培养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队伍，并且实施“科技入户工程”，做到科技人员到户、科技成果到田、技术要领到人。围绕广元的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协会组建农村科普专家服务团，对苍溪红心猕猴桃、青川黑木耳、朝天核桃等农民最需要的关键技术，进行实用性、普遍性和技能性培训，开展技术讲座、技术服务等活动，促进了农业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各种形式的科技下乡和群众性、社会性的科普活动也是农技协在科普工作中的探索与创新，协会技术员积极参与科普宣传月、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等大型科普活动，提高农民获取科技知识和依靠科技脱贫致富的能力，充分利用微信、电视(科普大篷车、科技频道)等现代媒体与传统科普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农民科学素质。 6．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快突破农业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实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行动，培育一批农业战略科技创新力量，推动生物种业、重型农机、智慧农业、绿色投入品等领域自主创新。建设农业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加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科技创新联盟、产业创新中心、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科技园区等建设。 伴随着科技前行的脚步，我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技术的快速普及，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纳米农药、生物农药、水肥一体化技术让农业更加绿色；遗传改良技术的发展让农业更加高产……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6%，预计到“十三五”末将达到60%，农业科技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唐华俊表示，作为我国农业科技的“国家队”，未来，农科院将突破10项重大前沿颠覆性技术，攻克20项核心关键技术、转化300项科技创新成果、集成50项农业绿色发展模式、打造30个乡村振兴科技示范县(乡)……一张农业科技支撑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共产党以无私的斗争精神，开启了一项自我革命、自我再塑的伟大工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瞬间，汇聚成壮丽夺目的长卷，在革命性锻造中，新时代党的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2012年12月初，当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还未满月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万万没想到，十八大后的反腐“第一枪”会指向他。 继李春城之后，几乎每月都有中管干部被查处，最多时“一月打七虎”。短短5年，全国共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其中，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 2016年6月29日上午，一辆中巴车径直驶进天津市委大院。时任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早早站在门外，迎接中央巡视组“再度来访”。 这位代理书记满心希望这是一次“体检转正”的“回眸一笑”。然而，两个半月后，他的政治生命彻底终结在巡视的“回马一枪”上。 巡视利剑，5年磨砺，已成为破解一党执政下自我监督难题的重大制度利器，在查处中管干部过程中超过60%的问题线索来自巡视。 瞄准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这个关键，5年来，党内监督制度建设、法规制度建设、执纪问责方式、干部选拔任用办法，纷纷拿出创新性“打法”。 2016年，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已从党的十八大前的75%攀升至92.9%。 上海陆家嘴，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耸入云端，俯望遥远清晰的天际线。 在这座世界第二高楼里，活跃着30多个非公有制企业党支部、600多名党员。一个普通的工作日，22层500多平方米的“金领驿站”里，24岁的联合党支部书记陆家玮正和党员们一起，交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的体会。 “在这里，我们不仅领略物理高度，更拥有信仰高度，不仅视野广阔，更理想远大!”陆家玮说。 5年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一系列党内政治思想教育环环相扣、深入推进，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扩展，再塑全党本色初心，使信仰之根扎得更深更牢。 2012年12月4日，十八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不到20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以立规矩开始，由作风建设切入，从最高领导层做起，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再塑党的作风的“第一行动”。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2017年3月，赣南采茶戏《永远的歌谣》在北京上演。一首传唱80多年的经典民歌《苏区干部好作风》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在这首民歌的诞生地江西兴国县，驻村第一书记朱长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着老百姓的各种急事难事。他把走家串户、访贫问苦作为必修课，与群众拉家常、交朋友，听心声、解难题，深得大家信任。 2015年11月，被称为“史上最高规格”的扶贫工作会——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对历史的庄严承诺。会上，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一把手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 “这就是你们给中央立下的军令状。”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军令如山，九死不悔。 19.5万名优秀干部走出机关大院，以“第一书记”的身份奔赴脱贫攻坚一线；77万多名帮扶干部走向脱贫攻坚主战场。 5年来，中国平均每年有1300多万人摆脱贫困，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降至4%以下，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 2013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既挂帅又出征，领导全国上下迎难而上，掀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大潮。 国企国资、户籍制度、财税金融、农村土地、公立医院……一项项议论多年、阻力重重、牵涉深层次利益调整的改革接续启动，以前不敢想、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 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1500多项改革举措梯次展开，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呈现出“大潮奔涌逐浪高”的壮阔景象。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说，环顾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当今中国这样，以一种说到做到、只争朝夕的方式全面推进改革进程。 2．“群众哪里有需要，党员干部就会出现在哪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朝参村驻村第一书记陆京学说，在琼中脱贫攻坚的战场上，随处可见党员扶贫干部在基层忙碌的身影。 自海南省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琼中逐步建立健全相关管理体制、工作机制和工作责任制，坚持党建引领，抓扶贫促脱贫，拿出“绣花”功夫抓好精准扶贫，强力推进基层党建融入扶贫、服务扶贫、推动扶贫，激发贫困村民的发展内生动力，带领群众奔富路。 琼中什运乡什运村网格员王菊连，近几年经常挨家挨户宣传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帮助村民反映诉求、跑腿办事，是村民们的“管家”，更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桥梁”。 “我基本每天都会到村民家里走访，传递党的声音，倾听村民的心声。”王菊连说，现在只要通过“社区e通”，就可以将上一级党组织关于扶贫工作的新要求传达给村干部和村民，村民生产生活方面的诉求也会及时得到回应。 据介绍，为强化网格管理、探索基层党建和扶贫工作结合的新方式，什运乡开通了党组织服务管理综合平台——“社区e通”。通过该平台，网格员可以随时随地将网格区域内村民的公众诉求和服务需求反映给乡党委，也可以及时为村民提供便捷的服务，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充分发挥了党建工作平台的综合服务功能。 截至目前，琼中根据各乡镇区域户籍及人口数量把全县划分为148个网格，配置网格员148名、网格监管员13名，形成了服务“零距离”和便民“零障碍”的新机制，使基层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行驶在琼中的道路上，只要稍稍留意，总能在不同的路段、村口看到一块写着“党员驿站”的红色牌子，而但凡有这个牌子的地方就会有个院子，走进这些院子，会看见风格几乎一致的嵌着党徽的房子、乡村大舞台、小卖店、户外桌椅和简单的健身器械。在琼中境内，有近百家这样的以“党员”命名的驿站，分布在不同的乡镇、村庄或路旁。 琼中的“党员驿站”，是乡村干部办公和村民办事的地方。农闲时，村民们会在这里的阅读室读书看报。它既是办公区，又是文娱活动区。每一个党员驿站都有一个乡村大舞台，村民们可以在这里举办各种文娱活动。夏日的夜晚，这里汇集着快乐的人们，乡村大舞台上总有自发、即兴的表演。能歌善舞的黎族苗族人民并不仅限于三月三才展放歌喉与舞姿，在那些丰收的季节，嫁娶与祝寿的喜日，“党员驿站”便成了他们载歌载舞、尽情欢乐的场所。 2017年9月8日，依托“党员驿站”党建服务品牌，琼中创新开通了966701“党员驿站”服务热线，为党员、当地群众、游客提供24小时的党务信息、旅游信息等咨询服务，有效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服务作用。 “琼中的‘党员驿站’很有特色，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快捷的咨询服务，驿站的露营场地是旅途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来自海口的游客陈家华对琼中的“党员驿站”印象深刻。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琼中不断加大驻村扶贫干部及村“两委”干部理论、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党员干部“双带”能力，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推动产业升级、发展特色农业中的帮带作用，培养出一批致富带头人。 “要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必须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发展产业，只有产业稳固了，口袋有钱了，村民才能真正奔小康，身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不带头谁带头。”这是琼中长征镇万众村党支部书记黄茂彬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在黄茂彬的带领下，万众村不仅家家户户脱了贫，还盖起了一栋栋新楼房，日子越过越好。 像黄茂彬这样的党员干部，琼中各乡镇还有很多。为了充分发挥好每一个基层党支部的作用，琼中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每月召开基层党建工作例会，创建巩固农村示范党支部26个，由县领导督导11个软弱涣散村党组织进行整改，全面提升村干部能力素质；采取“走出去”和“请进来”等方式，组织党支部书记、大学生村官、驻村第一书记学习培训，让村干部在脱贫攻坚中发挥更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琼中在推进党建与脱贫攻坚相融合的同时，把基层党建目标任务与扶贫开发目标任务有机融合，做到扶贫与基层党建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推动。 3．平遥察院坐落于平遥古城小察院街，为明清时期朝廷及省府派驻地方的监察机构，是全国现存规制最完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县级察院。据著名清史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林乾教授介绍，县衙和察院独立分设，全国仅此一家，是十分难得的“宝贝”。 从南房正门步入察院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建筑是正前方的穿堂，其门楣悬挂“绳愆纠谬”鎏金匾额，揭示出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核心要义。明清时期的平遥察院穿堂，主要是当差胥吏、衙役当差，接待地方官员和有诉求的百姓，受理举报材料的场所。因此，在穿堂展区宣介匡正君主过失的谏官制度、纠弹百官不法的监察制度，具有极强的景观效应。 穿堂左侧，以实物展品配图片、文字的形式概述了中国古代的谏官制度。谏鼓、谤木、登闻鼓，不仅是历代政务信息传递的媒介物质，也是开明君主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政治清明的文化符号，与夏禹的“五音听治”一脉相承。 在右侧的“御史制度”展区，载有“朕御史”的甲骨文，为研究御史的起源提供了实物证据，但御史至战国时才逐渐成为掌握监察职责的官吏。展板上历代监察机构的权力架构和职掌分工图，以直观的方式勾勒出中国古代监察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轮廓：由汉朝的御史台制度到唐朝的一台三院制度，再到明清的都察院制度。此外，展区还运用图表文字与插图故事，生动叙述了唐宋以降多位监察名流弹劾官邪、平反冤案、不畏权贵、敢于纳谏而彪炳史册的史实，展现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制度性保障作用。 穿堂的北侧是御史大堂，其门楣悬挂“扬清激浊”鎏金匾额，蕴含着中国古代监察法制的价值精髓，体现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国家治理理念。御史大堂是御史正式办公的场所，对地方官员各类违反纲纪国法的案件进行审理。因此，在御史大堂展区宣介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展示中国古代监察立法的成就和以法惩贪奖廉的成果，具有极高的史鉴价值。 这里展示了中国古代监察法辗转相承、代有兴革、不断丰富的纵向发展脉络：夏朝制定了惩治贪腐的法律，即“昏墨贼，杀”；商朝制定了禁止“三风十愆”的官刑，儆戒百官；汉代制定了《刺史六条》，除第一条针对豪强不法行为外，其余均针对地方两千石高官的不法行为；唐代制定了《监察六法》，实现中央和地方官僚系统的监察全覆盖，监察领域扩大到经济范畴，不仅察非违，还重视选贤良；元朝虽不尚法制，但重监察立法，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监察法；明洪武四年颁布了《宪纲》四十条，英宗正统年间制定了《宪纲条例》；清朝专门制定了中国古代最后也是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监察法典——《钦定台规》。 御史大堂西侧的西厢房展区独辟“御史文化御史礼仪”专栏，从御史衣冠服饰、舆从仪仗、官署、印绶等方面展示独特的御史监察文化。御史大堂北侧的东西皂吏展区设有“巡视制度”和“巡视法规”专栏，专题介绍汉唐的地方监察制度、明代的“八府巡按”制度、清代的“钦差大臣”制度、由汉迄清的巡视法规以及御史违法受惩的经典案例，彰显了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体现了中国古代据法巡视和加强御史自身监督的法文化传统。 察院的最北侧是后堂，是御史休息的场所，其门楣悬挂“清廉方正”鎏金匾额，以提醒御史秉持清正刚直、嫉恶如仇、贤良方正的职业信念。作为皇帝“耳目之司”的监察官位卑而权重，因此历代都重视监察官的选任，尤重风骨凛然、刚正不阿的品质，对违反纲纪国法的御史往往从重、从严处罚。因此，在后堂展区专题回顾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纪检监察工作，可以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纪检监察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对新时代加强高素质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 4．在广州民营企业国光集团的发展史上，曾经面临着一个重大发展机遇。 国光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肖叶萍介绍，10多年前，国光还是一个零部件生产企业，年销售额在3亿元左右徘徊。要想扩大企业规模，公司亟须向下游产品发展。一个偶然的机会，公司得知一家外商急于在圣诞节前订购十几万套音响系统，订单总金额达1亿元。 这是笔诱人的订单，但客户给出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从签合同到出货只有两个月时间，而当时企业还从来没有涉足过音响系统，连线路板的设计都不会，人才和经验更是一张白纸。 怎么办?接还是不接?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挑战面前，企业党委挺身而出，号召党员们发挥带头作用，啃下这块硬骨头。从时任总经理周海昌、生产副总经理郝旭明，到工艺二部经理刘锡方，再到销售专员梁涛，共产党员勇敢地冲在最前头，带领团队加班加点，拼搏奋斗。 最终，企业顺利地完成了订单，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肯定。 十几年来，国光集团始终坚持党建的引领作用，带动企业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目前，国光集团年销售额已经突破40亿元，是当年的十几倍。 有些民营企业在做大做强之后，会面临内部员工腐败风险，尤其是在原材料采购、经销权等涉及较大利益的领域。东莞唯美公司也不例外。唯美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何继业说，公司党委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企业党建的一项重要内容，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党管监察样本，创新以党委为核心的企业监督体系，依托所属的3个二级党委、4个党总支和44个党支部，使纪检监察工作力量延伸到各分厂、部门、班组，实现全覆盖。 2011年，唯美公司发现公司采购的进口轴承不仅比国产轴承贵好几倍，而且故障率还很高。这个问题引起了纪委的注意，于是纪委将这些轴承拿给专业机构进行鉴定，结果发现这些轴承全部是假冒伪劣产品。经过这次教训，公司决定将五金配件全部都改成国产的，仅此一项，每年为集团减少了5800万元的支出，设备故障率反而减少了36%。 案件的查处并不是终点。在每一次问题暴露之后，唯美公司党委都会跟进开展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员工的廉洁意识。在这种模式下，唯美公司风清气正的发展氛围逐步形成。 新时代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非公企业党建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这就要求非公企业党组织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党建模式。 五四青年节，立白集团党委组织年轻党员参观广州市红色教育基地时，将队伍分成五个小组，选定了五个红色教育基地。五个小组通过抽签决定首先参观的地点，参观完一个地点后，员工需要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党建问题，回答正确后，再通过里面暗含的线索猜出下一个需要参观的地点，全部参观完后在同一个地点集合，用时最少、花费最少的小组将获得奖励。 在整个过程中，立白集团党委还组织红色主播，将活动过程在立白的党建直播平台进行直播。这种将知识竞赛、网络直播等年轻员工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党建活动中的形式，受到员工的广泛喜爱。 立白集团党委书记、副总裁许晓东介绍，立白集团作为非公企业，人员流动大，年轻员工比例逐年递增，如今“90后”员工占到员工的一半。因此，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必须要重点做好青年工作，把青年员工团结在党组织周围。 立白集团党委能够在员工中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秘诀，就在于能够充分结合年轻党员的兴趣爱好来设计党建活动。“集团每年都有几十个人申请入党。”许晓东说。 通过党建集聚起来的强大的凝聚力，让立白集团始终保有一支坚强、稳定、能干的骨干员工队伍。许晓东介绍，2008年立白集团党委成立时有党员100多人。如今，立白集团有党员2000多人，是10年前的近20倍，占员工总数的10%以上。 走访广东省非公企业可以发现，“党建，就是竞争力”正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 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上率下、层层推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一个更加坚强有力的党，正领航着“中国号”巨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劈波前进。 如今，450多万个党组织正在成为450多万个战斗堡垒，8900多万名党员正在成为8900多万名干事创业的先进模范，密切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汇聚成不可阻挡的磅礴力量。 “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全面从严治党。 从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正能量日益显现。 “反腐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软实力”理论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这个政党本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体现为吸引党员和群众自愿跟随的能力。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只有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异常残酷的斗争中和曲折艰难的环境下，始终成为领航中国的中流砥柱。 作答要求
申论1．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党的十九大以来，聚焦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教育部启动“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指导建设32家省级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心，培育建设20个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中心、40个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大力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各地各高校的共同努力下。“三全育人”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崭新局面。为了推进“三全育人”向更深层次发展，高校要将立德树人作为立身之本，着力构建“三全育人”工作体系，不断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肩负起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把党的建设贯穿始终，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牢牢掌握党对高校的领导权。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坚持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把握师生思想特点和发展需求，注重理论教育和实践活动相结合、普遍要求和分类指导相结合，提高工作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坚持改革创新。推进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创新，增强工作时代感和实效性。
2．结束了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某公办幼儿园的中班课程，小泽回到家中，从书包里拿出上课的绘本，对爷爷奶奶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袜子》……”入园仅一年多，就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爷爷奶奶对小泽的“汇报表演”很满意，并认为幼儿园的教学质量很高。
然而，在一旁目睹了全过程的小泽爸爸却有自己的担忧。“小泽其实是按照绘本中每一页的文字。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的。”小泽爸爸说，“幼儿园里老师将绘本当成语文课本来教，是一种变相的‘小学化’现象。”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差异化的入学政策导致学前班热度不减。他举例说，有的小学在幼升小时会对孩子进行测试，只有孩子在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英语等方面满足一定条件后才有机会被录取，这就给了家长们报班的动力。
“绝大多数公办幼儿园不教拼音、识字，到时候还得找各类辅导班让孩子上。”虽然懂得教育规律，但刚过去的暑假，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沈黎仍为3岁的女儿是选择公办园还是民办园的事一直焦虑着。
选幼儿园、买学区房、砸钱找中介、托关系、以钱择校……沈黎预设起以后可能走的路子，并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焦虑，尤其是中产阶级焦虑是导致这类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对不可预见的未来，有种极其强烈的不安全感。”沈黎解释说，“现在35岁左右的中产阶级主要是靠自己打拼翻身的，努力上了个好大学，留在城市，进而有了一番成就，他们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拼了命地想让孩子接受‘更好’乃至‘最好’的教育。”“比较级”下的“焦虑”没有终点。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国幼儿园在园儿童4600.14万人，幼儿园教职工419.29万人，专任教师243.21万人。按照国家规定的1：9的比例计算，保教人员缺口很大。在一些农村地区，“一师一桌一凳，屋里坐一天”成了民办幼儿园的真实写照。人手不足加上专业知识欠缺，一些幼儿园不得不向幼儿提前灌输小学的课程知识，导致幼儿刚入园就丧失了学习兴趣。即便幼儿教育的缺口相当大，但由于待遇偏低、缺乏专业认同等原因，幼师这个岗位的职业吸引力依旧偏低。
担心小学教师因大部分孩子提前学习过而加快教学进度，是促使家长让孩子提前学习的重要原因。但正规办学的小学，教师都是按照教学大纲进行规范教学，不可能有加快教学进度的现象，反而可能会有因为部分学生没有学会而放慢教学进度的情况。在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幼小衔接的一年级，老师们都会顾及孩子们的接受能力。
“别的家长时不时在朋友圈晒出孩子的才艺展示，弹钢琴的、背唐诗宋词的、写毛笔字的……看到别家孩子个个都很出色，自己难免会着急。”安徽戴先生的孩子今年6岁半，刚刚进入一年级就读。暑假期间，戴先生让孩子提前上了一个月的学前辅导班。说起报班的原因，戴先生解释称，“一是为了让孩子能够适应幼升小的环境变化，提前感受小学阶段的学习氛围；二是源于自己的焦虑心态，担心小学入学后。孩子跟不上学校节奏，会产生自卑心理。”
3．少儿主题出版近年来渐成规模，主题出版的深刻思想性如何与青少年认知特点有效结合，是少儿主题出版物的重点，也是做好少儿主题出版的难点。2019年7月3日，H出版社在北京举办以“英雄照亮时代楷模就在身边”为主题的《“时代楷模”学生读本》出版研讨会，围绕如何为青少年讲好楷模故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开研讨。
“时代楷模”是由中央宣传部集中组织宣传的全国重大先进典型。自2014年以来，已有近百个人和集体被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H出版社打造的《“时代楷模”学生读本》计划每年出版一辑，每辑10册。一册讲述一个“时代楷模”个人或者集体的故事。
H出版社王社长说：“通过为中小学生讲述中国当代英雄的故事，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我们的立项初衷。”
该书主编、作家F认为，现在的青少年有着更多的信息来源，有着更多的自我判断。单纯说教不能引发他们的共鸣，要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正能量的内容，让他们从心里自觉接受。
“孩子们是幼稚的，但是他们的心灵并不肤浅。”作者代表、儿童文学作家W认为，给少年儿童写“时代楷模”的故事，应该有意识地构建一个桥梁，寻找楷模先进事迹与孩子们之间的契合点。
W将桥梁定位为英雄的成长故事。“‘时代楷模’也曾面对未知和挑战，然后体验一次次的人生喜悦。”她表示，从成长的体验来看，“时代楷模”与青少年读者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W同时提出，“时代楷模”来自各行各业，她在写作时不会回避不同职业的专业表述。而是会把专业知识做成令小读者有新鲜感的内容，让“时代楷模”的故事带上鲜明的行业气质，提升故事的价值含量。她认为，突出“时代楷模”的职业信息，还可以为孩子的职业梦想埋下希望的种子。
F提出，创作中要努力把“时代楷模”打造成新时代的明星，让广大青少年知道追星就要追这样的星。
“作家要理直气壮书写‘时代楷模’。”作者代表、作家D表示，要深人生活，写出触动人心、朴实真挚的故事，用孩子容易接受的对话和场景描写，让他们在看书的时候感到亲切。
在《“时代楷模”学生读本》的作者队伍中，不仅有作家，还有影视剧的编剧、策划人等。Y就是一位“跨界”作者。他说，适合孩子阅读的故事，短小更要精悍，希望把以前做影视剧编剧、策划的经验，融人作品创作中，让孩子们能够感同身受，记住真切动人的故事。
其实，融合不仅体现在作者组成上，更是整个项目的关键之处。正如王社长所说，“我们没有把读本简单定位成一套丛书，而是计划将其打造成一个立体综合的文化出版项目”。为此，H出版社专门成立了主题图书编辑部，依托出版物展开一系列拓展活动，如“时代楷模”进校园宣讲。以“时代楷模在我心中”为主题的征文、演讲大赛等，同时还会进行相应的数字产品开发。
H出版社还将策划出版针对外国青少年的中国英雄系列插画读本，参照《“时代楷模”学生读本》，结合外国受众的阅读习惯，传递新时代中国平凡人的英雄故事。
“期盼该书的作者们能够把‘时代楷模’所代表的高尚情操转化为生动好读的故事，最终成为孩子们‘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相关部门领导在研讨会上对《“时代楷模”学生读本》提出建议。他同时希望这套读本能既讲究艺术性又不失创新性，在内容上“红”，在形式上“潮”。
4．“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在S省A红军小学组织开展的“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教育活动中，学生集体演唱歌曲《东方红》，引来众多家长点赞支持。
“孩子们怎么样，祖国的未来便怎么样。”S省在30所红军小学中突出红色教育特色。坚持常年开展讲红色故事、读红色书籍、听红色报告、唱红色歌曲等活动，还组织学生开展红色远足，走进革命旧址、烈士陵园等地，重温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地感受红色历史，将红色基因根植于心。
走进S省C红军小学，随处可见红色印记：校门口矗立有革命英雄纪念墙，教室走廊张贴有英雄人物像，板报橱窗里有红色小故事，上下课铃声是嘹亮的军号声，课前一首歌，也多是红色歌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每个班级门楣上，并不是常见的几年级几班，而是用“红26军某连某班”代替。
“这里是红26军发展壮大、走向胜利的根据地，天然带有红色基因。”校长封岗战表示，他们一直在探索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模式，比如开设红色教育课程、开展行走长征路线、评选志向领航星等。
《红色照金》和《英雄模范读本》两本书，几乎每个人都看过，每名学生都能讲出几个红色故事。“了解红色故事，感悟先辈革命精神，可以让孩子体会到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学校老师杨楠说，除了每周一次德育课，学校还定期邀请老革命、老红军给学生讲授革命历史，让他们在现实与历史的碰撞中，感受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
S省红军小学都有专属红色读本，都和一座革命历史纪念馆联谊共建，定期播放红色电影，每天都要升国旗唱国歌。不少红军小学还在校园内设置铁索桥、腊子口等长征路途上的模型，树立革命英雄的塑像，让学生们经常接受红色革命传统教育，牢固确立理想信念。
在S省。赶上周末或寒暑假，人们在革命纪念馆、革命旧址或红色旅游景区经常可以看到穿着红军服装的小学生讲解革命故事和革命传统。
从红军小学走出去的师生，身上都镌刻着深深的红色烙印。2012年，25岁的陶建刚毕业就来到大山深处的L红军小学，作为特岗教师的他，原打算“3年服务期满就离开”，如今在这里一干就是7年。“在这里，我能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陶建刚说。
在当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下，S省建成了“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爱国主义军事体验基地”，开设模拟演习、定向越野、野外生存等60余门课程，开放不到一年便吸引3万余名学生来基地“熔火淬炼”。取得良好的教育效益和社会反响。
“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小学处于人生成长的奠基阶段，‘做什么样的人’对其成长成才有深远影响。”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强说，建设红军小学，就是要让孩子们在灵魂深处打下深深烙印，更好地继承革命先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争做红军传人。
5．“没有升学率一定是不行的。不管你怎么说素质教育好，(如果升学率低)老百姓都不会把孩子送来学校。”2019年7月1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第二届“大学-中学”圆桌论坛上，衡水中学校长郗会锁强调。转变教育观念是一个系统工程，板子不能打在学校或者培训机构上。要好就业，就得上好大学；要上好大学，就要有好分数。“高考依然改变命运，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
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依然是论坛上被讨论最多的话题。高中校长们有自己的无奈：在短时间内，老百姓让孩子上大学、上好大学的追求不会发生改变。
能考出高分的衡水中学，以军事化管理出名，被称作“高考工厂”，似乎站在素质教育的对立面。但郗会锁想要澄清——学校被妖魔化了，衡水中学做的也是素质教育，希望为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当人们觉得我们的师生生活在地狱里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人享受着拼搏的快乐，刻苦而不痛苦。”郗会锁坦言，学校招不来清华北大毕业的老师，看到北京的名校他们也羡慕。“人家的教育理念确实很先进。但是，衡水中学代表的是一所普通中学怎么发展的问题，对其他学校来说借鉴意义可能更大。”
郗会锁强调，校长要抓升学率，不过要的是“绿色”升学率，也就是不能靠着逼迫学生学习换升学率，而是要点燃学生，让他们自觉主动地学。江苏淮阴中学副校长俞光军也赞同，要关注高考成绩，但也要关注取得成绩的路径。高中不能把办学着眼点都落在追求高考升学率上，这是“只要今天，不要明天”。
被高中校长挂在嘴边的高考，如今仍然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刚表示，作为量能取才的渠道，高考摒弃了权力、出身和人际关系的干扰，让落后地区的孩子有机会走出家乡，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知识改变命运，也成为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情结。“高考不是最完美的筛选方式，却是高效而缺陷最少的筛选方式。”
吴刚指出。教育改革有三种路径：制度改革、过程改革和评价改革。制度改革直接体现在招生制度设计上；过程改革指课程教学改革，从实际效果看，它必须通过评价改革推进；评价改革，就是我们熟悉的中考和高考的改革——它不仅是考试科目的变化，也是每一科目中考试内容与形式的变革。
其实，中考和高考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方式。吴刚说，以往的考试，是答题效率和精细度的较量，答题效率可以通过操练提高，精细度可以通过严格规范加强。“所以，中国大部分高中名校有‘三板斧’——抢生源、挖老师和反复练。”但情境化命题正在改变高考评价方式。
2019年6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也指出，要深化考试命题改革，创新试题形式，加强情境设计，注重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增加综合性、开放性、应用性、探究性试题。
“如果你认为升学率高就意味着学校素质教育搞得不好，那是对高考出题人的污蔑。”郗会锁强调，高考本身也在考素质，现在拿着书都找不到答案，“应试”就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分数低就说是素质教育，分数高就批评你搞应试教育，荒谬，可笑!”
吴刚指出，在升学过程中，筛选不可避免，但可以进行面向关键能力的筛选。教育部也曾多次强调，推动学生关键能力和核心素养在教学和考试中的落地落实。这也就需要回到现代社会的能力主义基础，探究何为能力，以及如何评测能力。“我们期待学校的过程改革能够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一代新人。”吴刚说。
申论 给定资料 李子柒，是一位视频博主，因拍摄乡村古风生活、传统美食、传统文化等内容走红。浓浓的中国风，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让李子柒圈粉无数，激起了很多外国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甚至还引发了许多网友对其的讨论。在新浪微博上，“李子柒是不是文化输出”的微博话题阅读量一度攀升到8亿。以下为部分网友的观点： 网友甲：李子柒的视频周期跨度极长，做一道菜，她会从食材的种植开始讲述，把从田野到餐桌的整个过程呈现出来。在她的视频中，“顺应自然条件，根据时节变化来制作食物”的传统农业智慧成为叙事主题，这与当下这个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被技术和资本抹平的现代社会太不一样了，这种充满原真色彩、自然缓慢的生活方式与当下人在剧烈变化中疲于奔命的状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也是最吸引我的原因。每次看她的视频我都会忘却工作的压力与生活的烦恼，钦佩她能把生活过成如此恬淡美好的样子。 网友乙：李子柒的确做得很好，但那不是真实的农村生活。对于在农村生活过的我来说，这样的“农村生活”太美好了，她的视频主题应该叫“向往的生活”。真实的耕作很辛苦，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农村人出去打工了。简而言之，她不能代表中国农村生活的真实现状。 网友丙：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李子柒展现的农村生活正是中国在不断发展的最好证明。 网友丁：对于李子柒的视频内容是否属于中国文化输出的争论，大家表面上是在探讨其视频内容能否担得起文化输出的重任，实则也反映了当今时代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以及对外传播所持有的不同观点。比如，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是否值得追求；在如今的商业社会中，在农村土地上孕育出的农耕文化是否还具有传播和宣扬的价值。 网友戊：李子柒的视频展现的大多都是农村乡野生活，过于肤浅、过度娱乐，这是对我们国家落后一面的体现，这样的视频只会让外国友人误以为中国都是这样的生活状态，会拉低中国在外国人心中的形象。真正的文化输出应该更高级、更先进。 网友己：传统农耕文明算是中国的“落后”一面吗?显然不是。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与网友口中的“落后”“低级”并不能简单粗暴地画上等号。对于现代工业社会来说，传统的农耕文明在生产技术上是落后的，但其蕴含的文化价值却是永恒的，它对生命、自然的尊重值得现代人继承和发扬，它缓慢悠长的生活方式对现代人也有一种减压和启发的效果。 网友庚：我们能从李子柒粗糙的双手中感受到在田间劳动的辛劳，也能在慢节奏的日常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我们不仅被李子柒制作的传统美食所吸引，也在笔墨纸砚的烦琐制作工序中感叹一代代匠人的付出。而当这些视频所传递的信息被世界网友所喜爱的时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具有足够的魅力及传播的价值。 对于中国的农耕文明，我们应抱有温情的善意，李子柒把中国老百姓普通生活的美好传递给大家、传递给全世界，受到大家的夸赞，这是正能量传播，我们也应多一些宽容和自信。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展示了网友对于“李子柒的视频是不是文化输出”的讨论。对此，请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观点正确，分析透彻。不超过300字。
申论二、给定资料 1．行政法治不仅要求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政府、高效政府、服务政府，同时还是一个责任政府，而行政问责制正是我国当前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之一。把行政问责与司法问责结合起来，让法律成为行政问责的制度根据和制度依托，将会大大增强问责的震撼力，也有利于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完善。 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行政过错依法进行追究，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将于明年开始生效的《国家公务员法》以及此前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均构成目前对政府官员问责处分的主要依据，标志着我国行政问责制正向制度化、法制化方向深入发展。我们的政府应该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府，而作为建设责任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行政问责制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在舆论近日质疑多名被问责官员复出之际，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迅速主持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按照权责一致、惩教结合的原则，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健全中共党内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近日也在一次讲话中承认，目前中共的干部管理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切实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要求各级党委依照前天通过的问责暂行规定严肃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但官方媒体没有披露这个暂行规定的具体内容。 3．山东滨州市工商局原局长邵立勇因在去年地震哀悼期间组织手下公款旅游，被免职并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时中纪委、监察部指邵立勇“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极其恶劣”。但邵立勇被问责后不仅毫发无损，还被调到名气更大的山东威海市工商局当局长。 被高调问责后悄然复出、甚至异地升官的官员不止邵立勇一人。去年因三鹿毒奶粉事件被中纪委记大过的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不久前被任命为安徽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官阶由副局级升为正局级；因三鹿事件而被记过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也在今年1月份出任河北邢台市市长；因对贵州瓮安“6·28”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而被撤职的原瓮安县委书记王勤也悄然复出，任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财政局副局长：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已复出并担任该县县长助理。 这些有“问”无责的例子被媒体披露后，引发舆论对中共干部选拔制度的强烈质疑。有学者指这些问责实际上已变成官方平息民愤、取悦舆论的表演。由于官方的干部选任一向属于当权者的小圈子游戏，公众对此缺乏知情权，更谈不上参与，只能在事后声讨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任命，因此，公众对谁来当自己的“公仆”基本没有什么发言权。 4．新华社下属的《半月谈》杂志引述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的观点说，由于信息不完全公开，被问责官员复出的原因、理由和程序，公众均一无所知。“轰隆隆”被问责，“静悄悄”重新上岗，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导致群众大惑不解。 毛寿龙认为，公众对问责制存在质疑的主要原因是官方的标准和公众的标准之间存在错位，官方所做的远远没有达到老百姓的期望。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负杰认为，目前官方的问责主体缺位，按照宪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同级最高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要对人大负责，人大代表有宪政权威上的质询权。但遗憾的是。目前人大的监督权力还有待于加强，官员问责主要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 负杰说，在这个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任何部门都无法忽视舆论监督的力量，各级政府部门都非常注重自己在群众中的公共形象，生怕被媒体和舆论抓住把柄。这就导致问责制的实施更多地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而不是事件本身的大小。哪个事件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有关部门就会启动问责制，对负有责任的官员进行处理，给舆论和社会一个交代。哪个事件没有引起舆论的关注，即使犯了很大的错误，相关责任人大多也不会受到行政问责。 他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制定一部行政问责法，规范问责主体及权力，规范问责客体及职责，规定问责事由，厘定问责标准，规定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的启动程序、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做到问责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5．从“非典”危机中启动“官员问责”开始，一系列部委和地方高官问责事件表明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正在付诸实践、深入人心。2008年中央再掀“问责风暴”，因三鹿奶粉事件，李长江、吴显国等一批中央部门和地方官员引咎辞职或受到免职，在深圳火灾和河南登封矿难中，也有一些地方官员被免职。毫无疑问，此次“问责风暴”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和政权建设、推进干部制度改革的一个明确信号，有利于巩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树立党和政府的国际形象，对各级官员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警示作用。 然而，在问责风暴刮起的同时，不免让人怀有这样的疑虑：追究某些官员的责任，往往是在重大事件或重大事故发生之后，这能否算得上是一种制度性的规定或设计，能否具有长久的作用和效力?“问责风暴”如果缺乏制度保障就难脱“人治”色彩，行政问责如果长期得不到规范化、科学化，其效用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不重视建立健全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无论这样的风暴再多，风暴的强度再大，也只不过是短期行为，只会产生短期效应，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干部队伍中长期存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能力素质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与“危机时刻”一次次掀起的“问责风暴”相比，我们更期盼长久有效的问责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问责制度的完善将是我国行政制度体系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6．问责制不仅意味着领导干部出了问题必须负责，还意味着那些政绩平庸、群众不满意的干部，也要责令其辞职，直至免职。多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只知享受人民赋予的权力，而不知或不愿去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太平官”、“混事官”在相当范围内存在；“功劳大家抢，过失人人推”成为普遍现象。一旦由于失职或失察导致国家和集体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或人员重大伤亡时，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实在推不掉，就找借口，轻描淡写地以“交学费”等将之大而化小，小而化无了。这既助长了领导干部的不负责任意识，也直接造成了干部队伍责任意识淡漠，利为民所谋观念淡化，损害了干部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整体形象，也削弱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感召力、凝聚力。建立问责制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在事后依此“惩戒”或“处理”应当承担相关责任的官员，或者说，问责制的指向并不是重大事件或重大事故发生后的“敏感时期”或“危机时期”，而是应当贯穿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施政行政的全过程，成为约束和规范各级领导干部日常行为的责任制度。建立问责制主要不是为了对官员事后应当承担的责任作出明晰的界定，而是为了提升和增强官员的责任意识，时刻激励官员清楚认识和勇于承担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责任，努力减少和避免因为不作为或不当作为，因为失察、失职或渎职而辞职或被免职，甚至承担法律责任的现象。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问责制度建设，南京、长沙、重庆、广州等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行政问责的办法、规定，行政问责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在推动“责任政府”构建的同时，有效地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2009年3月11日，南京市制定出台了《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试行)》，其中亮点颇多：一是党政一体问责，突破了以往只问行政责任的惯例。《办法》不仅将各级党政领导全部纳入问责范围，而且规定对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批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的领导干部及企业中从事公务的领导人员的问责，也参照该办法执行。二是问责的依据包含了异体监督的因素。《办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出的举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建议和提案，司法机关的司法建议，都可以成为问责的依据。三是问责与工作考核、提拔任用相结合，提高了问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办法》第十条规定，对被问责的党政领导干部，取消当年年度评优、评先资格，被责令辞职或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在党内外提升职务，并不得在党内外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这可以有效地避免时有发生的“问责秀”和“假问责”。 7．在湖北黄冈，包括市委书记在内的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适应属于自己的一个新头衔——河流的“河长”、湖泊的“湖长”、水库的“库长”。近日，在湖北省环保局李兵局长的主导下，黄冈市率先推行“河长制”，使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与全市河流、湖泊、水库所在地的政府部门，共同负责重点水域的水污染防治和环境综合治理。 客观地说，实行“河长制”传达了地方政府重视环保、强化责任的鲜明态度。特别是在一些水污染较严重的地区，由党政一把手“屈尊”担任“河长”，亲自督办河流环保_丁作，可以震慑环境破坏等违法行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从而起到一定的立竿见影之效。 令人担心的是，市长、书记们的分内工作林林总总，哪一样都不能怠慢，虽然当上“河长”，他们能拿出多少精力对辖下河流、湖泊、水库的治污进行精心规划，并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对治污工作进行组织和协调?更重要的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假若局长高升或调走了，基层县市还会那么积极推行“河长制”吗?一旦人走政息，河流污染恐怕还是“涛声依旧”吧。 “河长制”透露出一种行政权依赖，它的核心是，当某地环境污染沉疴难返，一些人便开始期待地方主要领导批示或亲自过问，以待问题的最终解决。在他们心目中，地方政府成了污染企业的天敌，成了挽救环境危局的最后倚靠。殊不知，在一些地方，以问题解决者面目出现的“行政权力”，往往也是环境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比如，在国家环保总局2007年对11个省(自治区)的126个工业园区的抽查中，高达87.3%的园区违规审批、越权审批、降低标准通过环评，都不是企业或个人所为；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城镇污水处理项目，一半以上偷工减料或停止运作，也不是企业或个人所能做到的；至于近四成半企业存在环保违法，到底是企业无良，还是地方政府有法不依、监管乏力? 环保部一位副部长曾指出：“中国环境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足是重要原因，而好的政治理念必须依靠公众来响应，必须依靠公众参与来落实，必须依靠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来贯彻。”这番讲话击中了当前的制度软肋——公众既无法在发展之初，以公民意志来选择环保之路；也同样无法在污染危害发生后，让消极怠慢、不负责任的官员让出权位，让昧着良心、肆意排污的企业倾家荡产。 8．为了使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发挥更大的制度效果，在今后的制度实践中还需要切实破解两个具有瓶颈性质的难题：一是规制问题。我国当前正经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与此相适应，过去的计划指令型体制也正在向国家规制型体制转变。坦率地说，由于上述转变还远未完成，从而给现实中的行政问责制造成不少困难。例如，一些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责任性事故，常常是因为设备或零部件出现问题造成的。而制定设备和零部件技术标准的规制却忽略了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这实际上和主管行政部门的行政责任并不相关，单从行政问责制出发是解决不了上述问题的。这就需要更为基本的规制建设，而规制建设在我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二是行政责任与法律责任的问题。由于行政问责制所问的责主要是行政责任而非法律责任。因此在该项制度的实践中往往会使人们产生不可避免的困惑。例如，某个政府官员因贪污受贿、买官卖官而触犯法律，当然要负法律责任。但某个政府官员由于渎职而造成一场重大的、甚至涉及人命的责任事故后，除了必须面对行政问责处分外，还要不要进入法律程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呢?把行政问责与司法问责结合起来，让法律成为行政问责的制度根据和制度依托，将会大大增强问责的震撼力，也有利于行政问责制的进一步完善。 9．问责制的推行意义重大，但问责制的合理构建更为关键。不管具体情况、不分原因地一味追究责任，将问责制失之简单化、扩大化，则有可能挫伤行政机关和广大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背离问责制的初衷。 要实现从“问责风暴”到“制度问责”的转变，就必须合理配置和划分权力、明确职责。权责对等是问责制的一个基本原则，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为其权力的行使及其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领导干部的个人形象，直接影响其所在地区、部门或单位的形象，因此，也必须为其言行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负责。领导干部还负有对其管辖范围保平安、对其所领导的下属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制约的责任，因此，还应该对其管辖范围内或其下属发生的问题或事件负责。当前我国党政之间、行政机关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职责划分不规范，职能重叠现象严重。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不断，“多头监管模式”是造成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农业、工商、卫生、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五大部门负责食品安全监管，有权有利的争之，执法和问责的双“真空”。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快行政管理改革，明确机构的职能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否则，责任人难以确定，最终有可能使问责制归之无效或不公平，导致责任虚置或责任追究不到位。 10．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公民素质的提升以及公民意识的日益凸显，给传统行政模式提出了改进要求，构建“责任政府”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自身发展的必然；全球化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强，给政府自身发展带来了客观压力，身处国际经济循环中的中国政府，尤其面临着提升自身效能、发挥比较优势的迫切压力。在此环境中，搞清楚“责任政府”究竟是什么样的政府，如何构建责任政府，如何提高责任政府的绩效水平，这是我国政府当前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针对“责任政府”在我国的迫切建设要求、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现存的问题，在充分分析“责任政府”内涵及其框架体系之后，让责任政府赋予政府绩效管理以新的制度基础和目标导向，并结合国内外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构建出“责任政府的绩效评估模式”，并进一步构建责任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将责任政府的绩效评估进行到底，最终推进责任政府的建设。三、申论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3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699万，被一些人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2014年，高校毕业生有727万，或者只有网络那句老话“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才能描述这种情况。事实上，除了727万这个规模之外，今年的毕业生面临的挑战还包括连续几年饱和的市场以及往届“剩”下的师兄师姐们。 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前程无忧发布的《2013典范企业人才招聘状况报告》显示，该机构认定的100家“最佳人力资源典范企业”计划招聘2014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比2013年下降7.3%。这意味着2014年大学毕业生的求职难度与2013年相比还会加剧。 对于在就业重压下的高校毕业生来说，这个冬天格外长。一方面是毕业生数量持续走高强化了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使他们尝到“就业难”的滋味；另一方面更来自于屡禁不止的“就业歧视”，使他们遭遇“被拒绝”的尴尬。 2．有一部分人既没有尝到“就业难”的滋味，也没有遭遇“被拒绝”的尴尬。24岁女孩当上辽宁某大学学院副院长，工作3年就成为副处级干部。这种“火箭式提拔”在普通人身上是很少见的，但是却符合如今存在的官员子女上学、就业被特殊照顾的官场“潜规则”。 随着《公务员法》执行逐步到位，我国公务员招考越来越严格，暗箱操作的空间受到挤压。但近年来，一些地方机关工勤人员、事业单位干部招聘涉嫌“内定”的事件时有发生，一种新的腐败形式——就业腐败呈现在我们眼前。 广东惠州一家小型国企24名在册职工有8人是领导亲属。该公司回应称，8名员工与4名领导之间的亲属关系属实，但其中1人是组织调动，另外7人都是临时工，属于正常招聘。24名职工的国企，一半人都有亲属关系，这样的国企有些家族企业的味道，不过与私企不同的是，由于领导不是一个，为了“班子的团结”，往往大家利益均沾，所以那些没有靠山的员工感到不安甚至开始举报，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方的说法是，这些人都是临时工，并不违反相关政策。这种表态，像极了之前大庆油田部分职工的诉求：“老子打下的江山，为什么不能让小辈来继承?”可见，在国企内部，很多领导和员工都有类似的态度，企业名义上是国家的，实际上却要为员工及其亲属服务。 与赤裸裸的裙带风相比，交叉安排因其隐秘性较高而不为人知，但危害同样不可小觑。清远市盐业总公司就存在交叉安排。报道中一位知情人士称，提拔D夫妇，实际上是人事上的利益互换。同年，C的侄女被E安排进了中山公司。C是谁?清远市盐业总公司局长兼总经理；D是谁?C前任E的弟弟(当时，E已经调任中山公司部经理)。这种交叉安排，真是典型的投桃报李——你把我弟弟招到你担任领导的公司，并委以重任；我把你侄女安排到我担任领导的公司。如此心照不宣，交叉安排，确实有“创意”。如此这般，各得其所，皆大欢喜。 3．2014年7月，湖北宜昌市工商局发布的下属事业单位招聘公告显示，有两个岗位“其他条件”注明：获得学士学位；具有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资格。“这样的招聘条件，明眼人一看便知，明显是特定留给某一个人的，报名招考只是走一个程序而已。”长期在基层事业单位工作的孙某说。 在现实中，还可以不参加统一的报名招考就可以顺利成为编内人士。有网帖举报称，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6名县级领导干部为子女伪造在外地工作的档案，之后将其调动回江永县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以此规避统一招考。据调查发现，被举报的官员子女大多是在近三年进入行政或事业单位，且此前没有参加现单位对应岗位的省、市、县统一招考，而是通过工作调动入职。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内部人士称，网帖所提及的现象在2007年前后开始出现，当地多次调查都没有结果。可以想象，这种涉及多个地方、不同部门的档案伪造、人事调动，不可能由一个人、一个部门完成。一路绿灯的背后，一定要打通多个关节，有多人、多部门的分工协作，而且，一定有利益的输送。 浙江某县教育局在职高专业课教师招聘中，竟出现了电大校长“父亲招聘儿子”的怪事。这个县人事部门规定，这次招聘中电大法学专业教师岗位面向本县招考，设开考比例，即岗位录用数与报名人数之比必须等于或超过1:3，否则取消该岗位录用计划。在报名截止日期最后一天，该岗位只有电大校长之子一人报名，由于担心报名人数不足无法开考，便“请”来两名符合条件的人当“考托”，但这两人实际上没有参加考试，成绩为零分。于是这名校长的儿子就毫无悬念地被录用了。 4．过去，大学生就业很有挑来选去的余地。而现在，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很幸运，找一份好工作更是一种奢求。于是，不少人为了谋得一份工作就开始组织自己的“人力资源”。所谓“人力资源”自然是指能用于帮助自己找到工作的那些条件。而在诸多“人力资源”中，最可靠的也最属于自己的。当然是自己的近亲属——首先是父母，其次是叔伯姑舅等。于是，有一个好爸爸就成了现在大学生们最想拥有的“财富”。据说，如果有一个有权的好爸爸(妈妈)，“只要一个电话，工作就会搞定”。有人还举出例子说：某某局长的儿子本科毕业，局长的一个电话，孩子轻轻松松进了一家大企业。如果爸妈没权，有钱也行，只是得低三下四地去送礼求人。但即使这样，也是夸耀的资本。因为虽然费点事，但事情还是能办成。最理想的，当然是拥有一个权、钱兼具的爸爸(或妈妈)，那就“一切都可以搞定了”……这样的时代，即所谓“父辈就业时代”。 个人综合素质当然是就业成功的条件，但在这竞争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权力和人情社会，越是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机会可能越少。许多靠近权力的机关和国有垄断行业里，越来越没有平民和贫苦人家孩子的缘分。父辈的权力和“人脉”，会以某种方式“世袭”。 原本指望十年寒窗跃出农门的学子们，在这些“腐败”的行为面前，绝望的情绪来得愈发地早了。重庆市有上万名学生没有报名高考，一大原因即是就业形势严峻，上完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使读书“无用论”思想在农村蔓延，如果孩子成绩平平只能上专科，还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钱。这种形势发展开来，其结果是可怕的：在农村地区，从高中弃考，将迅速蔓延为高中弃学、初中弃学，我国教育将陷入拥有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但九年义务教育却难以真正普及的尴尬。 5．据媒体报道，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学者豆小红做过一个研究，按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他抽取了几组湖南高校毕业生样本，分析其“职业发展”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调查结论是：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对此，媒体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5.71%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 这一媒体调查结果，引起不少舆论关注，并引发议论。可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一调查是似是而非的。75.71%的受访者对“父辈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辈职业地位”表示认同，是指认为有这种现象，还是他们接受这种现象? 如果是社会接受这种现象，这比这种现象的存在更应引起关注。道理很简单，“父辈就业”是有违就业公平的，不利于求职者平等竞争。而在对大学毕业生的调查中，大学生就认为影响求职的首要因素是“关系就业”“人脉就业”这类“就业腐败”。对于“父辈就业”，我们的社会应该高度警惕。 从教育公平角度看，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大学毕业生就业，属于就业公平范畴，但与教育的结果公平直接关联。从“父辈就业”往后看，我们会发现，这几乎是一个“父辈求学”的时代：大学毕业就业，父辈的人脉关系十分重要；上大学，家庭的经济条件(是否能支付学费)、父辈的关系(在自主招生和校内优惠加分中“发挥作用”)也有很大影响；上高中、初中、小学，能否择校、借读进更好的学校，取决于父辈的经济实力和权力大小；在求学过程中，学生是否被安排进“重点班”“快班”，能否得到老师更多的关注，也有着父辈人脉、资源的较量……可以说，从教育的起点到过程再到结果，都摆脱不了“父辈”的影响。 父辈对教育与就业公平的影响，对学生来说，这是反教育的“教育”——“教育”他们社会是不公的，只有家庭成员得势，才能泽被其他家庭成员；同时“教育”他们，本人拥有的竞争能力并不是第一位的成功因素，有关系、有人脉才是事业成功的更核心条件。故而，在今天的学生中，特权意识、等级意识十分强烈，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特别渴求自己拥有特权，转变身份，而不少学生从中学(更早的则从小学)起，就学习“灰色技能”，研究“厚黑之道”。 而对于没有“资源”的父辈来说，这是一种折磨和煎熬，就如一些家长，虽然他们已是城市人，却因为位不高权不重而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十分自卑——无法给子女开辟求学就业的坦途。对于农村孩子的父母来说，这种情绪就更加强烈。前不久有高中生在南方周末撰文，控诉自己被中国教育逼疯了。他的父亲对他说：“考不上一本你就去死，早点死，你死了老子不会掉一滴泪……”不少评论认为，强调分数的教育制度让人疯狂，但如果联系到农村孩子的求学与就业，我们不难想象这位老农的苦闷心情：孩子不考上好的学校，今后怎么就业，怎么养活自己，又怎谈得上回报家庭? 6．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可这些有悖公平的现象为何屡禁不绝? 当前“父子兵”“夫妻店”首先违反了回避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人员的录用等公务活动中，凡涉及直系血亲等亲属关系的，应自行申请回避，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决定，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施加影响。一把手主持会议招收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并“一致通过”，显然违反了这些规定。南京市下关区劳动局招聘系统内领导子女事件经媒体曝光后，下关区委决定，免去卞爱平下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并给予警告处分，给予原人事局局长徐基荣警告处分。浙江平阳县电大校长“父亲招聘儿子”事件曝光后，平阳县政府决定，对事件责任人林传杯，免去其平阳电大校长职务，平阳县纪委常委会决定对其妻许某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取消林廷耀的平阳电大法学教师拟录用资格。可以说，凡被媒体曝光的就业腐败案件的当事人大多受到了惩处，长期以来，父母安排子女的工作被视为一种“人之常情”。一些单位违规招人、暗箱操作被举报揭发后，往往只是将不合规矩的人清退而已，大多没有受到严厉处罚。一旦违法违规的成本代价偏低，不少人会根据收益预期继续胆大妄为地如法炮制。 7．当年愚公移山，曾发出豪言说将“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现在，我们一些领导对自身利益的捍卫，对权力世袭制的迷恋，也颇有几分愚公的执着。在他们眼里，权力以及权力带来的好处，也应该“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严重缺乏流动，权力自然也愈发集中。历史早就证明了封建世袭那套是行不通的，早晚会被人民推翻的。如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事多的是”是当务之急。 从近几年发生的就业腐败情况看，就业透明度明显不足。一些待遇优厚行业，尤其是事业单位及垄断行业招录透明度更差。纵观近几年发生的就业腐败事件，国有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工勤编制人员招考就业腐败易发多发，而公务员招考中的就业腐败则相对较少，究其原因不外乎公务员招考程序的公开、严格和企事业单位招聘的暗箱操作和随意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指出，以务实的态度来看，招聘环节存在裙带关系，在很多国家都是难以避免的。而且，由于这种关系的隐形特点，面试环节考官自主权较大，要证明并惩罚这种不公正的人情现象，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而更主要的是要把重点放在程序的规范与公开上。应增加面试环节的透明度，通过适当的渠道比如网站展示应聘者整个面试环节的表现。这一方面能体现出公平竞争，让所有参与者对结果心服口服，另一方面也给落榜者下一步的提升提供了一个参考。必要时，应该公开进行面试。凡单位有进人需要，要根据岗位特点设置招录程序，面向社会公开招考，保证公平，择优录用。 在就业腐败中，人事制度不完善突出表现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工勤编制人员招聘游离于制度之外。个别地方党政机关，按照公务员人数的10%～15%配备后勤服务人员，这些人员的招聘全由用工单位自行决定。为此，专家A指出，扩大“凡进必考”范围，国有大中型企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必须进行公开招聘。紧扣“一把手”的用权过程，对其在用人上的权力范围、行使方式以及决策责任作出具体规定，使之既有利于工作，又能受到有效制约。 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持续低迷，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儿子普雷斯科特·里根也成为一名失业者。里根总统或许也希望为儿子找一份像样的工作，但在高度发达的公众监督下，要成就其事谈何容易?而在我们这里，相关的文件、政策、法规，都没有将领导干部子女就业状况纳入报告范围，普通公众对此更是无从知晓与监督。对此专家B建议，在网络、电视、电台和传统纸质媒体上开辟监督就业腐败专栏，以拓宽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渠道。只要对舆论监督进行有力有序有规的引导，必然能发挥其巨大作用，遏制部分人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更有力地杜绝就业腐败。 就业腐败与其他腐败有不同之处。人民对其关注度特别高，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问题，每年有几百万人要就业，牵涉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生存大计。全国每年在就业腐败方面的投诉较多。有网友在论坛里发帖：“我用手机拍摄到一个工作人员在统计分数的时候改分了，我该向市里举报还是直接给县里面报?”目前，群众投诉有的是到被投诉部门去投诉，有的是层层下转，最后竟落到被投诉对象手中。多数投诉无果，使得大部分人没有了积极性。 8．如果说，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曾经造就的许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故事，多少具有“教育决定职业”“教育改变命运”意义上的某种教育公平，那么，对今天的一些“贫二代”大学生而言，即便是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公平，看起来也将是一个更加遥远的梦想。“你有的是背景，我有的只是背影”，多少人突然感叹，当出身和关系成为通行证，就意味着个人奋斗会面对悲情失败。 在就业形势严峻、好岗位稀缺的当下，好能力不如好关系，机会不均等是最大的不公。长此以往，社会阶层之间由内而外、自下而上的正向流动机制迟迟不能建立起来，社会结构将变得越来越隔膜、僵硬而脆弱，这对于促进社会流动、构建社会和谐都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干部利用权力为自己垄断了社会上事业编制、优越岗位的进人权，践踏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破坏了社会的公平竞争原则，而受损害的却是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公信力与凝聚力。真正的人才难以脱颖而出，一些庸才得意猖狂，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创新和发展活力。 9．为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2014年5月，陕西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下发通知，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禁止以各种名义规避公开招聘规定的行为。 按照通知，县(市、区)及以下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由设区市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统一组织开展。设置公共科目笔试，专业技能测试和面试分开进行的，同一岗位招聘人数与通过报名资格初审并确认的应聘人数之比不能低于1:5；设置公共科目笔试，但专业技能测试和面试合并进行的，或不设置公共科目笔试的，这一比例不能低于1:3；达不到开考比例的岗位，招聘计划数予以核减或核销。同时，公共科目笔试和面试应设置最低分数线，设置办法应在招聘公告中明确。要求各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要根据当地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操作规程，严格执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回避制度和保密制度的各项规定，自觉接受社会及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三、申论要求
申论1．2019年母亲节期间，许多人给母亲挑选表达自己心意的礼物。新浪微博上“母亲节礼物种草”这个话题就有超过2000万的阅读量，在话题里，鲜花、护肤品、首饰、家具用品、保健用品等都成为人们母亲节“种草”的对象。
此“种草”非彼“种草”，不是要去栽花栽草，而是泛指“把一样事物推荐给另一个人，让另一个人喜欢这样事物的过程”。如今，“种草”已是网络中的流行词，消费者可以去“种草”任何东西，万物皆可“种”。
“‘五一’打算去台湾玩，目的地定好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找攻略，通过‘种草’，我们找到了很多需要消费的目标，如50岚奶茶、凤黄酥、垦丁的海鲜、花莲的凤梨、滑翔伞和药妆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放假了。”在北京读研的小李说。
“种草”把日常消费和网络社交结合起来。在不少年轻人看来，“草”本身就有普遍、遍布的含义，“种草”无处不在。
走在大街上，看到别人的穿搭好看，自己会留意下；和朋友闲谈的时候，有时也会相互推荐分享。如今，“种草”广泛存在于社交媒体上，以年轻用户为主。艾瑞咨询发布《种草一代·95后时尚消费报告》，将“95后”称为“种草一代”。“小红书、B站、新浪微博、知乎等知名网络平台都有大量的‘种草’内容，像体验晒单、定期盘点、种草好物、良心推荐等都是常用的标题。这些分享使用体验的人则被称为‘up主’‘博主’‘达人’等，如果粉丝较多还会建立粉丝群，群内成员可以相互讨论、推荐。”在上海工作的年轻白领小刘介绍道。
很多时候，朋友之间相互“种草”是一种社交方式。例如，通过“偶像同款”“同一色号”等符号，找到和自己兴趣相投的群体，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中，“种草”的内容就成为一种谈资，变成了当下年轻人一种独特的交流方式。
专家指出，消费结构变化的同时，消费行为也从保障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到追求生活方式、生活个性的精神跃迁。对不少年轻人来说，“种草”不只是停留在功能的选择上，更像是消费者在选择一种生活方式、个性态度以及品牌背后所代表的符号化意义。
“我比较喜欢欧美风，平时买衣服的时候会在微博上搜搜与这类风格类似的几个时尚博主的微博，推荐的内容合我心意就会记下来。我想成为真实又有宽阔眼界的人，所以时不时就会关注下蒋方舟等明星博主最近在读什么书，在关注什么，在追寻别人足迹的过程中塑造理想型的自己。”在江苏工作的姑娘小黄认为，“种草”也是重塑自己的过程。
作为一个既有内容又有社交的“种草”平台的代表，某软件的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分享自己的日常，形成虚拟的社交圈。除了普通网民分享的内容以外，一批影响力强的意见领袖在分享笔记或推荐商品时往往能够得到较大的关注量，甚至能够形成相关领域的潮流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丁教授认为，网红或意见领袖的一个核心卖点是“人物设定”(人设)，即网红自身打造的人物形象和生活理念。“消费者在作出购买决策时，往往会存很大程度上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个体的自我认同感，即认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一旦对某个网红的人设产生了自我认同，消费者就可能会被‘种草’，进而购买网红推荐的产品。”他说。
尽管“种草”作为一种兴起的社会现象，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打破专业信息壁垒，提高消费者的决策效率等方面提供了便利，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在北京生活的小王认为，“种草”可能会引发冲动消费。最近大火的“口红一哥”在直播间试涂380支口红，给不同的色号搭配上不同的使用场景，新年必备、圣诞装、约会装等，十几分钟卖掉上万支。实际上，口红永远买不完，将网红推荐的口红买齐要花费一大笔钱。丁教授指出，“种草”和跟风消费本身是不理智消费的一种形式，被“种草”的消费者更应保持理性，特别是食品、化妆品、保健品等，要多方核实，避免受伤害。
2．A区是B市最火爆的旅游餐饮消费集中区。2019年“五一”期间，A区市场监管局在全面做好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的同时，聚焦热点，采用直奔现场、随机检查的方式，对辖区内的网红商家、热门商圈开展了抽检，对人员晨检、原料贮存、餐具消毒、凉菜制作等环节进行了检查。同时，指导商家强化食材生熟分开制度，及时更新标签标识，防止交叉污染。在现场，执法人员对用餐区餐具进行了抽检，其洁净度检测指数均符合标准。
“××城”是A区市场监管局重点打造的食品安全示范商圈，目前有75家食品经营单位。A区市场监管局各监管所每月会定期对网红店进行突击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检查中，有部分网红店被要求整改。比如，某菜馆曾被重点批评，执法人员随机抽取了一个菜碟测试餐具表面洁净度，结果数值严重不合格，除了卫生环境严重不达标外，设备还有破损，冰箱柜门有约5厘米的缝，无法闭合；某餐厅备菜间发现一块未全封闭的下水道地面盖板，在调味品的货架上发现一瓶已开封的蚝油未按使用后即冷藏的要求存放。针对这些问题，监管人员现场开具《监督检查意见书》，要求按规定立即整改，同时拍照记录，将在一周后进行回查，完成闭环监管。
2019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市食安办对“大众点评”上人气较高的B市网红餐厅进行梳理汇总，挑选出网友点评数最多的30家餐厅，邀请市民代表、媒体记者跟随监管人员一起，兵分六路在全市六个区同步开展了“全城查网红”特别行动。期间，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均对相关餐厅开具整改通知书，督促餐厅立即整改到位；在B市微信公众号上“点名”批评问题严重的商家，执法人员还不定地“回头看”。
执法人员“回头看”发现，有的网红店借整改之机，实现自我提升。比如，某店铺曾被发现环境很难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后来，店主索性换了新的经营场所。执法人员跟踪发现，该店铺新餐厅更加宽敞。卫生条件有了很大的进步，厨房防蝇设施齐全，地面也整洁了不少，工作人员均佩戴了帽子和手套。
其实早在“××城”开业前，A区市场监管局就提前介入，对这些单位做了培训和约谈。A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街道办事处，组织辖区内网络知名度高的网红店负责人及厨师，开展多场培训会。同时，约谈多家餐饮订餐平台，对网络订餐热度靠前的100家餐饮店加大监管力度。
任何一个行业、企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套完整的规则来护航，网红店也一样。网红餐饮的经营模式在未来会继续发展，要促进网红餐饮提升质量，让公众吃得放心、安心，从国家对行业监管层面、企业自律层面、消费者监督层面，都要有积极应对。而其中，相关部门的监管殊为重要，对网红餐饮的食品安全进行常态化检查，尽可能跑在食品安全风险前面。
3．与互联网合作、在文创产品的宣传文案上“卖萌”、多方合作制作纪录片和电视节目……很多人说，这几年来故宫有了“网红”体质。据介绍，截至2018年12月，故宫文化创意产品研发超1.1万件，文创产品收入在2017年达15亿元。一年赚十多个亿，故宫文创何以这么火?
然而，火爆的故宫文创产品并非一经推出便“一飞冲天”，而是经历一番摸索和实践。在2014年之前，故宫博物院的“文创”平淡无奇到几乎在北京所有热门旅游景点都能找到类似的产品，那时的它更多出现在粗制滥造、千篇一律的所谓“旅游纪念品”分类里，还称不上是文化创意产品。
虽然也有文化产品系列推出，但都是书画、瓷器、铜器、木器、钟表系列，充满知识性和历史感，块头大又不方便携带。从文化传播效应上来说，并不是大家离开故宫时会进行购买的第一选择。而且80％的产品都是来自其他地方或其他文博单位，并不能代表故宫特有的文化。同时，商店内部缺少文化气息，商业气息过重，就像大街上普通商店一样，并没有营造出一个博物馆文创店应有的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故宫的建筑、文物、历史故事等都成了研发团队取材的宝库。无论是故宫的大门还是房顶的脊兽，皇帝御批抑或是某块牌匾，深度发掘其中的特色并将其应用于受市场欢迎的载体，是故宫文创成功的关键。
转变源自2013年。当时，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一种创意纸胶带，在网络爆红。这让故宫博物院看到文创产品的庞大市场。
受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启发，故宫博物院开始了新尝试。研发人员遵循同样的模式对文献史料进行整理，摘取有潜力成为爆款的“御用”名句，再把这些词句添加到帽子、眼罩、钥匙扣、折扇等上面，赋予这些产品新韵创造力。2013年8月，故宫第一次面向公众征集文化产品创意，举办以“把故宫文化带回家”为主题的文创设计大赛。此后，故宫文创相继推出“朝珠耳机”、“奉旨旅行”腰牌卡、“朕就是这样的汉子”折扇等一系列产品。“朝珠耳机”还获得“2014年中国最具人气的十大文创产品”第一名。
除了做好产品的研发，另一个能让故宫文创“爆红”的原因就是“故宫淘宝”这个账号洗脑式的宣传方式。
故宫实际上早在2010年就开通了“故宫淘宝”官方微博，2013年又开通了官方微信，特别是已经推出了零星有新意的文创产品。然而当时的“故宫淘宝”自媒体平台走的还是传统路线，多数时间推送的内容以普及故宫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知识和介绍产品为主，并未就零星有新意的产品进行大规模、吸引眼球的推广，风格总体上也比较“正襟危坐”，“皮”一下的时候并不多。
大约在2014年年中，“故宫淘宝”的官方微博、微信风格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故宫淘宝微信公众号刊登了《雍正：感觉自己萌萌哒》一文，内文里配上了动态版的《雍正行乐图》，让大众第一次以娱乐的眼光、幽默的角度看这位以为人狠辣而闻名历史的君主，从此开启了故宫淘宝停不下来的“卖萌”宣传之路。
后来，故宫淘宝的微博账号以及微信账号又陆续发布多篇名为《朕生平不负人》《够了!朕想静静》《朕有大招赐予你》等以讲历史史实之名、行宣传售卖之实的广告帖，文内多配上颠覆想象的君王的新形象。
这样的宣传模式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也增加了互动感，既向各年龄层受众科普了小众的历史故事，又能将自己的新产品宣传出去。
故宫的文创之路虽然时间不长，却迅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故宫也成为融历史与现代、文化与科技、传统与创新为一体的知识产权载体。
够专业的内容、接地气的策划、高水准的制作，成为故宫产品的一贯风格，故宫也因此获得“故宫出品，必属精品”的观众评价。“不一味迎合大众，而是以严谨而风趣的方式接近消费者，最终实现文化的传播与再生。”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这是故宫应该达到的最好状态。
4．随着移动互联网络信息的不断发展，一大批自媒体人开始发迹，“网络红人”也顺势崛起，且逐年呈扩张趋势野蛮生长。到如今“网红脸”甚至已经成了左右社会审美的一种新定义，“网红”也从社交网络走向日常生活，成了一种新兴职业，备受年轻群体推崇。
某项调查显示，在“95后”群体里超过54％的人向往网络主播，想要当网红。随之而来的“网红经济”也开始发力，到如今已然成为现象级产物，撬动万亿市场。
艾瑞咨询与新浪微博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网红经济发展洞察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5月，中国网红粉丝总人数达到5.88亿人，2015年中国网红经济营收规模首次突破1.1万亿元，为11218.7亿元，年增长率为47.3％，2018年网红经济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
而所谓的“网红模式”已经从原来线上的社交平台、直播、游戏、电商发展到线下的实体产业，渗透到了各个领域之中。
在网红经济遍地开花的今天，互联网上随便一个小网红都能轻松月入过万，而大级别的网红，直播几个小时就能赚到数十甚至上百万，还有的摇身一变进军传统影视圈，成了流量小生。
在营销和变现，网红绝对算得上是专家，近些年来网红们也算开启了一波创业新热潮。无论是利用粉丝经济开淘宝店进行粉丝转化变现，还是依靠自媒体内容创业等，都因为网红获得了巨大的名利，而这种玩着还能赚钱的网红模式，在年轻群体中备受喜爱，当网红好赚钱也已经成为大众的既定印象。
近几年随着社交平台的爆发性发展，“网红”一词已经从线上的网络红人延展到了线下的日常实体中，只要在网上有着足够的讨论热度和影响力，都能被叫作网红，像排队几个小时就为一杯奶茶的某知名奶茶店。
由于年轻群体近年来对于“网红”的推崇，以及生活消费方式的不断升级，买网红包，吃网红食物，到网红店打卡已经成为年轻人日常社交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这样的网红效应带来的经济利益，也让众多商家尝到了流量变现的红利甜头。
格力董事长董明珠曾在某论坛上发表演讲，回应网友骂她天天没事干就十网红，“我是网红，但如果我不做网红，不公开发声，格力就要被收购了”。由此可见，现在无论是大企业的掌舵人还是初生企业的创业者，仿佛都离不开“网红”二字，而成为网红也貌似变成了创业成功的快速通道。
2018年9月，网红打孕妇的事件不断在网络发酵，同时也引发了大众对网红经济的进一步探讨，打人的网红店也在舆论压力下关门大吉。这几年网红创业者们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无论是网红还是网红店，负面消息也一直没有停过，与此同时，行业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也让网红经济显出颓势。如今在各界纷纷唱衰的状况下，网红经济还能走多远呢?
内容同质化已经成为所有圈子的怪病，在网红圈，这样的症结尤为突出。一大批变速+搞怪视频席卷了各大平台，现在打开抖音十个有八个都是一样的产出内容。网红经济的生命力想要长远，如果没有持续性内容的输出，被淡忘是迟早的事情，所以网红经济对于输出文化的内容方面要保持创新活力，即网红经济要保持活力，必须要以创新为源泉。
我们常说，现在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如今，网红更像是一个快速消费品，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流量，然后快速变现，再然后被更新替代。网红之所以难以长久，主要还是在于其过分依附营销炒作、外表包装这些手段，形式大于内容，缺乏真正的内涵价值。
在资本寒冬之下，“网红”却在互联网创业浪潮里一路高歌，但是创业路漫漫，想要走得长远，还是要从产品、内容本身入手，防止行业乱象，创造核心有竞争价值的东西。
5．“我没想到C市能这么火，吸引全国各地的人来‘打卡’。”小常感慨地说。2019年小常从工作所在地回到家乡C市过年，目之所及都是异常热闹的景象。家乡一跃成为“网红城市”，着实让他惊奇不已。
对于“网红”这个词，不少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傻傻分不清的“网红脸”和一些低级趣味的内容，但目前网红已经逐渐出现了多元化的升级现象。从新一代网络红人，到网红书店、网红景点等吸引年轻人“打卡”的地方，再到以西安、重庆、成都为代表的网红城市，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事物都有可能成为网红。
1月26日至28日，支付宝码商集市在C市举行，60多个网红商家的出场，使现场气氛热烈。人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网红，还有人会上前与网红合影，不少群众在网红的带动下纷纷扫码买货。
在众多网红商家当中，“石榴哥”算是特殊的一个，因为他这次没有卖石榴，而是带来了家乡96户村民的农产品，主要有山药、红糖和蜂蜜。他希望能把带来的农产品全部卖完，这样每户村民就可以有800多元的收入。
“网红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风向标，对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互联网从业者小李说。
最近，某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位“陈博士”，他不仅是第21届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大学物理老师，也是一位乐于实验的“短视频科普网红”。
陈博士是国内多档科普节目的科学策划、顾问及嘉宾。起初，作为物理老师，陈博士只要求严谨和完美，在电视节目实验设计上和导演组有过不少争论。但随着节目的推进，以及陈博士对科普工作理解的深入，他对节目实验呈现形式的看法也渐渐发生了变化。两年前，他在一个论坛帖中被一张傅立叶变换动图点醒。正是这次巧合，让他对影像阐释科学知识的优势义有了新的认知，“语言是抽象的，有些东西视频可以表示，但语言无法形容。”陈博士说。于是，陈博士开通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开始分享自己的“科学实验”。
“酒香也怕巷子深”，陈博士认为，短视频平台在激发大众科学兴趣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令原本“酒香而巷子深”的科学知识与科学家们，走到“街面”上来，让大众对它们了解更深、更有系统性，是科学的“迎宾者”。
某邮电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张教授认为，作为眼球经济、社群经济、粉丝经济的产物，网红不仅是社会现象，还是商业产品。网红经济搭乘电商、直播、新零售的快车，融合了直播、社交、区块链、共享经济等多种新模式，正在构建上下游全产业链的整体布局。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红与经济紧密结合，并将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