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 结合给定资料，谈谈对扶贫攻坚中“上热下冷”现象的看法。要求：观点明确、分析合理、不超过250字。二、给定材料全国两会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时期的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在湖南代表团表示：“坚决守住民生底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在青海代表团强调：“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牧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最近在一个贫困县采访，记者与当地干部座谈，听到一件“怪事”：过去政府有了扶贫发展项目，乡镇、村社都是想方设法争取，生怕被落下；现在有的扶贫项目主动送上门，基层却不想接了，有的甚至被退回来。其实，这也不算“怪事”。在一些地方，扶贫“上热下冷”现象记者已多有闻见。如今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上热下冷”问题亟待引起重视。 1．记者最近到一个贫困村采访，想了解一下村里为何不愿接帮扶项目。“要改变贫困面貌，咱打心底希望基础设施能更多覆盖贫困村。但现在有的项目就是‘烫手山芋’，看起来很好，吃到嘴里却咽不下去。”村支部书记说。什么意思?以人行便道建设为例，政府补助标准是50元/米，这个额度在村里根本做不下来，每米至少有30多块钱差额，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政府文件说法很理想化，资金缺口由农民筹工筹劳，现在村里人基本走空了，谁跑回来给你“筹”呀！ 记者在西部贫困山区走访，群众说到扶贫最大的期盼，多是希望尽快改善基础设施，解决行路难、吃水难的问题。但贫困村就是空壳村，都是“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要上工程，政府的钱不够，村社哪有钱来补。项目要么不做，要么硬着头皮上马，凑不齐钱，倒还成了“半拉子工程”。 某特困村为了脱贫“摘帽”，村两委向交通部门申请了10多公里通村公路建设资金，因为投入标准低，村道宽度只修到3米多，仅能容一辆车通行，被群众戏称为“单行道”，搞得为这件事忙前忙后的村干部很是尴尬。 村社筹不起钱，又想惠农政策落地，除工程规模缩水外，有的质量还大打折扣，引起民怨。记者曾采访一个贫困村，2014年硬化了5公里道路，单位投资达不到要求，工程质量出了问题。村支书带着记者现场查勘：由于水泥标号不够，建设厚度也不足，现在路面“起泡”，到处坑坑洼洼，汽车一过就粉尘满天。“群众谈起这条路，气不打一处来，遇到我就冷嘲热讽，说你到底从这豆腐渣工程里贪了多少钱！”这个村支部书记委屈地告诉记者。由于扶贫项目落地难免牵涉各种矛盾，有的干部觉得得罪人，也有畏难情绪。扶贫工作没有“暖民心”，反而挑起了矛盾，这在农村基层不鲜见。 最近，记者参加了一次贫困村扶贫院坝会，讨论的是修建饮水池，解决40多户人吃水难的好事情。一谈到水池占地，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争论起来。有的被占地群众诉求也不是全无道理：政府搞水利建设，本来是好心，工程材料费、人工费都考虑到了，可为啥独独不考虑占地补偿，却叫村里自己想办法调剂土地。土地很金贵，谁愿意调剂?见到占地矛盾是个死结，村干部也是有心无力，办法不够，建水池的事不得不一拖再拖。而以后扶贫项目中再遇到难以破解的政策死结，村干部可能就会掂量掂量，到底还接是不接? 2．某贫困县规定整村脱贫资金中，20%切块用于产业到户扶持，部分贫困村规划中药材种植，贫困户每亩补贴100元购买种苗，中药材产出后，统一由合作社保底收购，亩均收入2000元以上。看上去这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3．当地干部说，帮扶措施写进了明白卡，人人知悉，大伙儿种中药材有补贴，不愁销路，脱贫摘帽不是难事。但规划是一回事，实际落实又是另一回事。记者带着这个问题，走村串户，发现不少规划种植户地里还是一片荒芜，根本不见中药材的影子。 群众告诉记者，产业扶持搞面上“一刀切”要不得，有的农户土地撂荒都四五年了，杂草半人多高，树都长起来了，要重新种药材，得请人用机械复垦，每亩地需上千元，贫困户哪里出得起。政府扶贫考虑了补贴、销路，却没考虑撂荒的地能不能种，效果打了折扣，参与自然也不热烈。贫困群众得到的实惠少，获得感不强，对上面“派”下来的任务就是对付了事。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1．春节旅游遇到高价消费，“吃了3种鱼，竟然1万多！”江苏常州陈先生称，大年初二在导游带领下在哈尔滨一家餐厅消费了一万多元，其中鳇鱼售价398元一斤，结账时因“斤两问题”与店家发生冲突致伤。记者了解到，该鳇鱼在当地普通餐馆售价为每斤100元左右。 国庆期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青岛“天价大虾”事件中，本来说好的一份38元，结账就变成了38元一只，而这一次网友认为比“天价大虾”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在市场上鳇鱼售价是80多元到100多元不等，而这家餐厅却收费398元一斤，但此次“天价铁锅鱼”事件，与“天价大虾”又有所不同，去哈尔滨旅游的陈先生一家去这家餐厅消费时，餐厅明确告知了鳇鱼售价398元一斤，陈先生事先知道餐厅的售价，自己也接受这样的价格，这就应该算是一种你情我愿的行为，并不算是欺客宰客。问题出在陈先生认为店家在“斤两问题”上作了假，陈先生称他们只要了7斤左右，但最后硬是称了14斤。如果陈先生所说属实，商家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欺诈。 这一事件发生在春节期间，亿万国人在共同享受家的温暖的时候，“吃饭被宰”事件并没有被舆论所忽略，反倒成了热点事件，为舆论所热议，可见公众对旅游消费环境的重视。要让不管是“青岛大虾”还是“哈尔滨铁锅鱼”都有“家的味道”，不仅仅是去掉“天价”二字，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2．每年“双十一”期间，守在手机客户端刷双十一货品行程的“剁手党”，眼瞅着从“订单处理”到“包裹出库”，再从“通知快递揽收”到“已揽件”，除了“您的快件已烧毁”的意外，大多快件“正在派件”却迟迟到不了买家手上。抱怨慢了，担心坏了……各种吐槽和段子，在中国快递业最忙碌的时刻，成了欢乐的例牌。 自2007年以来，中国快递行业以一日千里之速度狂飙突进，按下了行业发展的“快进键”：年均增长率高达40.4%。2020年10月18日，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监管信息系统实时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第600亿件快件正式诞生，距离第500亿件仅过去38天。2020年“双11”狂欢，快递量破22.5亿单。互联网+释放出的巨大动能，电业裂变激活出的天量市场，给了快递业舞台，也提出了诸多挑战。据统计，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快递业已经拉动的就业超过了1000万人，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则超过20万个。作为关联性越来越强的产业，中国快递业向左还是往右，不夸张地说，确实是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命题。 隐私套现、野蛮分拣……快递量上去了，行业点多面广了，各种乱象也层出不穷了。“双11”过后快递包裹激增，野蛮分拣、个人信息安全等问题再次成为热点。国务院法制办就《快递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快递公司及从业人员以抛扔、踩踏或者其他危害快件安全的方法处理快件的，最高可罚款5万元。5万元钱能不能遏制抛扔踩踏快递现象、企业定期销毁快件运单能否梦想成真？这些问题，都有待实践的检验。规范快递业发展是个系统工程，各有各的职守，各有各的能力，协同作战，发挥合力，链条众多、环节众多的快递业才能真正走上正轨。 3．近日湖北保康纪委监察局公开通报9起“不守纪律、不讲规矩”典型案例。 其中，县水电设计院副院长马忠霆等下乡工作期间饮酒、带彩打牌，相关7人被纪委调查处分。同时，纪委对县水务局党组书记陈文学等人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进行追责问责。 违反财经纪律方面，县机关事务管理局节能办主任陈崇琳在经营管理专业合作社期间，采取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39.9万元被开除党籍、撤职；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李志雄先后收受陈崇琳礼金、礼品7000元被开除党籍、撤职；县农村经营管理办公室职工王大兴利用工作调动之机，从县农村经营管理办公室、马良镇中心学校重复领取工资和奖金福利4.53万元，王大兴被党内警告并收缴其违纪所得。 公款旅游购物方面，县一中曾以考察学习为名，组织54名教师到台湾旅游8天，开支费用18.36万元，校长王大华负领导责任。同时，王大华还因涉及受贿问题，被免职、撤销党内职务；寺坪镇计生办采取计账的方式购买香烟13笔共计2622元，寺坪镇计生办主任黄佳翠、副主任贾耀伟被纪委立案调查。 违规操办宴会问题，2019年1月27日，L乡人社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某为其女儿操办婚礼，L乡政府及乡直单位48名工作人员参加婚礼并送礼金，县人社局已对周某立案调查；2019年2月24日，C镇三道峡村财经、计生主任肖某不听镇村干部劝阻，违规为其子举“生日宴”，收受礼金2.42万元，肖某被党内严重警告。 4．近日，S省T市民王女士父亲因消化系统出血需要转到济南接受治疗。咨询时出车方称每公里收费15元，付钱时80公里路程救护车却要价3600元，每公里竟收费40多元，收据上盖有公章。事后向医院反映，院方称收费是双方协商的结果，但考虑到病人家庭情况打算退1500元。 在医患信任不足的当下，S省“天价救护车”事件再次触痛了社会敏感神经。80公里3600元，这不是要钱，更像是要命，网友直呼坐不起。医德堪忧、市场垄断、漫天要价、监管乏力……院前急救之乱赤裸裸地摆在公众面前。 S省J市急救中心官网有一份物价部门监制的“120收费标准”，各项收费一目了然：出诊费30元，急救出车起步价10元，行驶里程（往返）每公里3元。同时，治愈出院病人、长途转送病人需要用车，费用由供需双方在使用前协商确定。“协商收费”是“天价救护车”现象的直接原因，在市场垄断、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患者哪有议价的资格和权利？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特别是，患者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问题后，出面给说法的不是相关部门，而是医院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也是“协商收费”。但媒体介入后，事件有了“缓和”，医院考虑到病人家庭情况，打算退1500元。这不恰恰说明“协商收费”有问题吗？医院急救分中心乱收费问题不是媒体第一次曝光了，但乱象依旧，监管难辞其咎。 路远的才收1500元，路近的竟收3600元，J市急救中心和其下面的急救分中心的收费差距咋这么大呢？打着“协商收费”的幌子，趁人之危，漫天要价，“天价救护车”发的是不义之财，救护车的公益属性存在被架空的危险，医疗机构的形象也会大打折扣。 5．曾经，一条“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的网帖刷爆网络，赚足了眼球。后来有报道称，这一网络事件从头到尾均是虚假内容，自称“上海女孩”的发帖者不是上海人，而是某省一名已为人妇的女性，她春节前压根没来过江西；而其后发帖回应的“江西男友”，只是话题的碰瓷者，与发帖者素不相识。 在被证伪之前，不少网友早已断定该网帖哗众取宠，当事人弄虚作假。随着调查部门的一锤定音，这起事件水落石出，或就此画上句号。但是，在这起喧嚣一时的公共事件中，很多人却有意无意充当了群众演员，配合发帖者炒作，随着“江西男友”起舞。一地鸡毛之后，谁来打扫现场，如何审视被搅浑的网络场域？ 无独有偶，某微信公众号冒用王健林的名义，发表批评淘宝网及电商的文章，赚取不少点击率。另有微信公众号发文称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在“双11”制造猫腻，卖了大量假货，也备受关注。在操弄者眼里，消费大众情感，制造热点事件，就是注意力经济。 其实，即便不为牟利，哪怕秉承公益之心，炮制虚假内容的帖文，也不可取。比如某网站曾发的网帖《贩卖妇女儿童，应判死刑！》迅速在微信朋友圈、微博页面中热传，事后被证明不实。无论营销还是行善，前提应该是守规矩、畏红线。否则，即便在短时间内备受关注，但是一旦被戳穿，只会自取其辱。在舆论质疑下，涉事网站表态：“对于该事件所造成的困扰，我们致以真诚歉意。”炮制虚假内容的微信号被告上法庭，就是教训。 6．2015年10月，《安徽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经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15年12月4日起施行。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出台的第一个地方性法治宣传教育条例，也是全国第一个法治宣传教育条例。《条例》明确规定了法治宣传教育的基本任务，增加了宣传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实践活动和法治文化建设内容，体现了法治宣传任务的转变。《条例》对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等均作出了全面具体的要求，明确规定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有效解决了法治宣传教育责任问题。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的精神，安徽马鞍山市教育局印发了《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开展“法治教育进课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15年秋季学期开始，在全市34所中小学组织开展“法治教育进课堂”试点工作。按照“试点先行、分层实施、逐步普及、有效衔接”的原则，突出解决“法治教育进课堂”相关重难点问题，为在全市中小学普遍开设法治知识课程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2020年6月18日，浙江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发文，对全省民法典普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深入开展以“崇尚法典精神共筑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民法典普法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刚颁布不久，杭州律师民法典宣讲团就组建完成并“接单营业”了。这支由杭州市律师协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以及各专业委员会主任组成的115人普法讲师团，根据律师的业务特长及社会需求，编制内容丰富、分门别类的民法典授课“菜单”，通过学习培训、主题讲座、法治论坛、网络公开课等方式，为社会提供“点单”普法服务。“菜单式”普法，将传统“讲什么听什么”的普法模式转变为“听什么就讲什么”的普法模式，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积极性。 在舟山，民法典普及在宣讲方式上着重凸显“角度”，对于广大群众采取以案释法、方言说法、戏曲说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讲解；对于学生采用宣传漫画、三字口诀等方式，让学生能更加深刻理解；对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采用理论宣讲和研讨为主结合理论文章撰写的形式，强化对法条的理解，提升守法、普法意识，以身作则；对于社区矫正对象和戒毒人员，结合各自情况讲解民法典，让他们明确权利义务，对身行为有更深的认识，增强他们改过自新的决心和意志。为了方便大家更直观明白理解民法典，杭州余杭检察院检察官们制作系列短片《“剧”说民法典》，讲述民法典中那些不可不知的核心亮点。 上海市普陀区以“上海普陀司法”官方微博为核心，9个基层司法所开设的法宣官方微博为主体，建立区域法宣微博联盟，形成微博普法互动平台，设置固定栏目“法援帮你忙”、“律师伴你行”、“法星说法”和动态栏目“司法风采”、“基层写真”，定期更新原创微博，实时转发评论联盟成员的微博，在微博上营造学法、尊法、用法的正能量。静安区创建“静安法宣空间”微博账号、“绎法空间”微信账号，通过发布实用法律知识、发起法律热点话题、开展在线法律咨询等方式传播法治思维与文化；建立由专家、学者、资深律师组成的静安区律师微信群“绎法论坛”，通过交锋法律观点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015年，上海市徐汇区民政局区将近年来调入、招聘人员纳入普法志愿者队伍，壮大了市民政局法制宣传队伍。健全普法联络员制度，加强对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者的教育培训。 7．近年来，Z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分开，积极实践“四种形态”，深化监督执纪问责工作。据统计，2019年共谈话函询1000件（次），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5939人，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6709人，涉嫌违法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698人，为1453名党员干部澄清事实。 2017年初，因单位两任班子主要领导发生违纪违法问题，在全区作风建设评价中排名靠后，作为单位一把手，H市城区某局局长汪某接受了区纪委书记的谈话提醒教育。如今，“谈话”已成为Z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监督执纪工作的重要方式。对存在苗头性问题的党员干部来说，它是警示、提醒，可用于纠偏明纪，更是“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的载体之一；对基层党员干部而言，它是答疑指导，及时消除对党纪条规理解和执行上的疑问。 Z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某下基层约谈，约谈对象不仅包括市、县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还有人大、政府、政协的党组书记。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中，各级党委及其主要领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意识不断增强。 宣传教育、主题实践、民主生活会等，各级党委为广大党员干部开出“强身健体”的良方。全省深入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7月至11月，省委组织近4万名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开展党章党规党纪专题集中轮训。12月底，各地陆续举行“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将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对照检查。 图文并茂的巡回展、广播方言开讲、座谈讨论发言……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颁布后，Z省各级党组织、纪检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热潮。 形式多样的日常教育，唤醒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党章意识、纪律意识，使党规党纪成为党员心中“带电”的“高压线”。过去，纪委收到问题线索，一般仅将情节严重、符合移送司法标准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现在则是有案必查、违纪必究，只要收到问题线索，都要核实，做出处理。 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才是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纪律监察机关，Z省各级纪检组织监督的是全省374万余名党员。 从注重“查违法”转向与全面“盯违纪”并重，从着力查大案要案转向与抓早抓小并重，从事后查处转向与常态监督并重，从管少数转向与管全体并重，Z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突出执纪特色，用纪律思维推进正风反腐实践。 Z省还深入整治吃拿卡要、与民争利等不正之风，严肃查处党员干部非法征占、“租代征”及骗取、截留、私分征地补偿款和各项强农惠农补助资金等问题，着力解决基层侵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全省共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589件，查处乡科级及以下干部776人，其中728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省纪委还对47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进行通报。 2017年的最后一天，Z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一则消息：T市委原书记吴某涉嫌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他也是Z省2017年被查处的第19名厅级干部。作为对比，上一年查处的厅级干部人数为17名；而此前，每年查处7至9名厅级干部。这组数据，显示了Z省委、省纪委对腐败现象绝不姑息、对腐败分子绝不手软的坚定决心。 总结Z省的“打虎”特点，可见省纪委将查处重点主要聚焦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如J市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李某；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如H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洪某；在重要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如T市委原书记吴某。 为形成反腐败合力，2017年10月，Z省出台文件，加强纪检监察、审判、检察、公安等机关在查办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中的协作配合，强化对移送司法机关案件的跟踪督办。2019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线索698人次。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机制也不断完善。通过“天网”行动，追回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9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1名；“猎狐”行动中，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127名。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如今，Z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既盯住极少数“烂树”，更放眼整个“森林”，治“病树”、正“歪树”、拔“烂树”、护“森林”，使一棵棵“树木”得以健康生长，“森林”更有生机、更加茂盛。 8．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进一步压实责任、总结经验、发现问题、纠正偏差，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去年年底对多地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实地督察。记者跟随督察组，赴浙江就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开展实地督察。 督察组了解到，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的建设法治浙江的重要决策部署深学笃行、持续推进，逐步构建法治政府建设的“四梁八柱”，编制并实施法治政府建设任务清单，城乡统筹的跨部门跨领域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围绕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浙江省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重大行政决策、建设依法行政制度体系、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等方面，立破并举、创新引领，各项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此外，浙江还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引领，逐步建立起“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的县域社会治理新模式；坚持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形成新时代基层治理新路径；构建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四防”新格局，社会风险防控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不断提升。 浙江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法治政府建设全面督察，是对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的一次全面体检。浙江将以此次实地督察为契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突出补短板、强基层、创示范，聚焦制度有效供给和有效执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转变监管方式、推动解决基层依法治理“最后一公里”问题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水平。 9．古人云：“绳墨以求直线，秤以权轻重，规以求圆，矩以划方，此为基本之器，由此基本之器，方能成就万器。”意思就是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 人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会电脑、会英语、会开车，更不意味着时尚消费，而关键在于文化心理的现代化，即思想观念、价值尺度、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的现代化。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中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由此可见，讲规矩说起来简单，其实意义重大而深远。 网友“秦巴小汉子”：小时候，长辈们教育我最多的话就是“娃儿，你做啥事都要懂规矩才行。”我在川北地区长大，记得小时候到乡下吃红白喜事酒时，看到宴席间有满桌子的菜，忍不住想吃，父亲一句“搞啥子，吃酒要讲规矩，没有叫开席就不准动筷子”。就这样，“规矩”二字一直伴随左右，从小学、初中，再到高中、大学。现在走上公务员队伍，“规矩”二字的含义也越来越丰富…… 网友“窗外的雨”：小到排队等候、轻声交谈，大到长幼有序、尊老爱幼。规矩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会让一个民族体现道德素质和优雅举止，受到别人的尊重。 网友“游泳的鱼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国内的同仁堂、稻香村等老字号企业，还是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外企业，无一不是严守法规、诚实经营才有今天的辉煌，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靠造假而发展壮大。 网友“静水涟漪”：火车之所以能够奔驰千里，是因为它始终离不开两条铁轨；风筝之所以能高高飞翔，是因为它总是情系着手中的线；宇宙间无数颗恒星不变的灿烂，是因为它们都按照自己的轨道运行。日月交替，大自然生生不息，用规则演绎着生命的轨迹。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也得讲规则、守规矩。 “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不能正曲直”。对于一个党员，纪律是高压线；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既是对全党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人民群众的厚望。只要大家共同“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治的阳光就会普照天下，道德的星空就会更加清澈绚丽，中华民族的追梦之路就会更加广阔坦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0年，全球重要粮食出口国俄罗斯颁布粮食出口禁令，印度、澳大利亚等粮食大国也面临粮食减产，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是否到来的争议。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公布的“2010年粮食安全风险指数”显示，中国在163个经济体中位列第96位，被评为“中度风险”国家。但有关专家认为，对待粮食问题要居安思危。从长远看，国内粮食形势不容乐观，应该未雨绸缪。 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屡次以粮食出口为筹码，改变别国政策。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威廉·恩道尔2007年出版的《粮食战争》一书介绍，1965至1967年，美国对印度限制粮食出口，迫使印度改变了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政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认为中国的粮食依赖进口很危险。他在其名著《大棋局》中称：“中国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早已大大超过了国内能源生产的增长。这种增幅的差别还会扩大，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很高速度的话，就更是如此。粮食的情况也是如此。即使中国人口的增幅下降，人口增加的绝对数字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粮食进口对于中国国内民生和政治稳定变得更为重要。粮食依赖进口，将不仅因成本较高而造成中国的经济资源紧张，而且也会使中国更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打击。” 2011年2月，中国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说：“目前，全球年粮食贸易量仅相当于中国年粮食消费量的四成多，依靠大量进口解决粮食问题不现实。” 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就提出了引起巨大争议的“谁来养活中国”这个命题，确切地说，这个题目的准确含义是“谁有能力出售中国所需的粮食”。直到近几年，他还认为，中国人的外汇储备足够买粮，并非在经济上不能养活自己，而是说如果中国的粮食缺口大了，各粮食出口国能否给中国提供足够的粮食。 2．随着全球粮食危机的风险隐现，“粮食安全”成为群众关注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就“粮食安全”问题与网友进行交流时说，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耕地占用随之增加。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上半年我国土地违法案件平均每天85起，其中大量是违规占用耕地事件。据国家统计局资料预测，到2050年，非农用建设用地将达4800万亩以上，其中估计要占用耕地1300万亩。 “人增、地减、粮紧”——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用6个字概括“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粮食形势，并认为这种情况“相当长时间缓解不了”。 全国政协常委、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钱克明指出，我国耕地总量逐年减少，1996年至2008年耕地减少1.25亿亩，年均减少1000多万亩，到2020年确保18亿亩耕地的压力巨大。 九三学社中央指出，在耕地质量下降的同时，居高不下的水土流失比例以及耕地污染日益加剧的情况，对现有耕地质量无异于雪上加霜。 同时，气候变暖也增加了中国达到未来粮食生产目标的困难，对农业生产的物质投入和技术管理的要求都将更高，农业额外投入将会增加。据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所著的《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及预警》一书分析，过去30年我国粮食增产中各因素的贡献，气候变化一项为-2%。 2007年4月23日，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表示：“从现在到2020年和2030年，中国内地的气温会增加0.5到4.2摄氏度，将使中国农业减产5%至10%。其中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以减产为主。” 目前，中国农业产值因病虫害造成的损失约为20%至25%，气温上升后，很多害虫的分布区可能扩大，生长季延长，杂草的生长条件也将更加优越，而要维持此前的农业产量，可能要投入更多的农药和除草剂。 3．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历史悠久，有重视农业科技的优良传统，很早就发明了精耕细作、合理施肥等技术，这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业以高科技应用为基础，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中国以只占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上1/5的人口。在农业科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小。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贡献已经从1949年的20%提高到42%。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因单产提高增产粮食2127万吨，对增产的贡献率达到85.8%。新品种新技术、新型农技推广网络、综合防灾减灾技术等农业科技创新和大面积推广应用，为粮食增产提供了重要支撑作用。我国现代农业已经到了必须更加依靠科技的关键阶段。 与我国相同，世界各国均把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举措。从农业生产要素角度来看，美国、俄罗斯等人少地多的国家，大力发展以机械技术为依托的劳动力替代技术，走劳动力节约的发展道路；日本、荷兰等人多地少的国家，大力发展资源替代技术，利用生物、化学技术弥补土地的不足，走资源节约的道路；英国、德国等人地比例中等的国家，既用机械替代劳动力，也用生物、化学技术弥补土地的不足，走综合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道路。无论哪种发展形式，各国无一例外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战略，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现在，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平均达到70%以上。 4．初秋时节，踏访五河县头铺镇养殖场，你听得见猪叫，闻不见臭味；看得见猪舍，见不到污水，更没有蚊虫苍蝇。去年初，养殖户马传召采用了从国外引进的发酵床养猪技术，不但生态环保，而且效益可观，每头出栏生猪净增收90～150多元。据悉，蚌埠市从2005年开始组织开展“发酵床生猪清洁养殖技术”引智项目，目前已推广近10万平方米猪舍，累计生产优质肉猪近20万头，产值超过2亿元。这是安徽省农业引智成果的一个缩影。 “安徽农业‘大’而不‘强’，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存在不小差距。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农业引智工作大有可为。”2004年，安徽省外国专家局就与省农委联合印发《引智工作进一步为“三农”服务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引智工作的优势，加大为“三农”服务力度。安徽省外国专家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一五”以来，安徽省在引智项目结构、重点项目上突出向农业倾斜，每年实施的农业引智项目、重点项目均占全国项目的半数以上。日本葡萄、美国黑李、法国朗德鹅等陆续引进，果蔬节水增效栽培、发酵床生态养猪、稻鸭共作技术等不断推广，结出了累累硕果。 发展现代农业，国外优质品种和先进技术值得引进，一些先进的生产方式、管理经验更加值得借鉴。2007年以来，安徽省先后组织3批59人次农村致富创业带头人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赴日本研修培训，学习日本“一村一品”的先进理念和运作模式。 合肥市大圩镇新民村借鉴日本“一村一品”经验，把葡萄产业发展成为全村支柱产业，打响了大圩葡萄特色品牌。截至目前，新民村葡萄种植面积已达3000多亩，年产优质葡萄500多万公斤，销售额超过3500万元，占全村总收入的65%～70%。 5．立春之际，阳光照着一片片返青的麦苗，它们密一块稀一块的。记者乘车从盱眙县城往仇集镇去，正是加强田间管理的重要时候，却极少见到田间有人，沿途20多公里，仅在河桥镇境内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子在田间撒化肥。同行的王长军所长说，这个老农还算懂得农时，只是今天有阳光，不应撒肥，而应打穴深施。撒肥会造成肥料流失，同时还破坏环境。 为什么没有基层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呢?“我们实在没力量一个村一个村去跑!”到了仇集镇，农业技术服务站的刘国钧站长向记者诉说了他的苦恼。他48岁，淮阴农校毕业，又上了南京农业大学的农学大专，在基层干农技工作已31年。“以前，农技人员到乡镇农技站工作，上浮一级工资，下村还有补贴，当时农艺师的工资比乡镇党委书记还高，农技人员工作很卖力。从1999年至2008年间，一分钱工资都不发了，让我们靠卖农药种子维持生计，没门路经营农资的就四处打工。一年多前县里进行改革，凭考分择优上岗，才重新给上岗者发工资。直到去年12月，我的月工资是1151元，是全县乡镇农技人员中最高的，但只有土管、司法人员的1/3。从今年1月起增加了省标部分工资，我的月工资增至1663元，仍不及镇上公务员的一半，还没有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等。” “除了待遇低，基层农技人员还存在着业务素质偏低、年龄结构老化、后继乏人的严峻局面。”刘站长忧心地说，“我站人员平均年龄已在45岁以上，有3人分工在农口，但真正学农学的只有我一人，其他人对查虫害看苗情都不太懂。有时县里培训安排3天，但乡镇农技员去了两天，第三天就要回家忙地里的活。” 大丰市万盈镇农技服务站吴俊山站长对记者说，从2005年以来，大丰市乡镇农技站中没有进过一个学农专业的毕业生，现在全市乡镇农技人员中，50岁以上的占35%～40%，30～40岁的占30%，30岁以下的基本没有。 仇集镇因农技指导不足发生病虫害、草害等使去年农业生产受到的损失：约有2000亩玉米发生粗缩病，基本绝收，每亩减产200斤，农民减收400万元；200亩小麦患小麦吸浆虫，农户损失16万元；2000亩水稻患水稻稻曲病，减产40%，减少收入80万元。 农技员给记者算了另一笔账：一般农户都是粗放播种小麦，每亩要用种35～40斤，如果在农技员指导下采取群体质量栽培技术，每亩只要用种20斤，如能采取精量化播种，每亩只要10斤左右，每亩分别可节省成本30～60元；如农户按科学配方施肥，每亩可比一般农资经营户向农民推销的用肥量节省20～30元；在3—4月间防治纹枯病用药3次，如能及时准确用药，每亩能节省10元左右。以上每亩共可节省开支60～100元，从全镇现在种植的7万亩小麦来看，农户就可少花420万～700万元。 6．我国人多地少，户均经营规模小，而且每户耕种的土地田块分散，相邻田块间的品种“插花”经营。这种经营规模的超小型和分散经营，不仅不利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而且不利于农户采用“规模性技术”，如机械技术、生物技术、化学除草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和中低产田改造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再加上农民经济实力有限、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十一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潘海平在召开有关农业科技管理会议时作了上述表述。 潘海平同时表示，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虽然有了大幅提高，但在一些领域成果供给能力依然薄弱。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大多数国产农机产品仅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水平。 此外，无论从社会总投入还是从公共财政投入看，我国农业研发投入水平远低于全国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农业科技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农业科研的投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与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1%以上，而我国仅为0.17%～0.2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远远小于农业GDP的比重。特别是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资强度增长缓慢，总量不足。在1988—1999年间，我国农业科研政府投资强度平均增长率为-2.47%，投资强度平均为0.193%，1997年后有所增加，2002年达到0.339%，但2003年又下降到0.312%，还不到1981—1985年期间世界平均水平0.76%的一半，也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0.35%。 7．作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成就毋庸置疑。他培育的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全球累计达到11亿亩，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他拥有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价值…… 饥荒年代亲眼看到的饿殍满地的悲惨情景，一直刺痛着袁隆平的心，这成为他孜孜不倦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最大动因。他常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这些朴素的语言，道出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当有人抱怨国家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投入不够时，袁隆平说，“国家困难，不能太贪”；当拿到世界粮食奖12.5万美元奖金后，他全部捐献出来，用来奖励在农业科研、教育、技术推广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农业科技人员。 当今，农学院的老师只会“纸上谈兵”，学农的学生不会下田种地的情况并不罕见。很多冠以硕士、博士、教授、博导名头的学者，缺乏对常识、对社会、对国情的起码了解，满足于做一些外文翻译和文字堆砌工作，偏激固执，信口开河，做了很多对社会发展并无多少益处的“空头学问”。而袁隆平恰恰相反，他是田野里的科学家，田野就是他的实验室。“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句袁隆平的名言足以让很多埋在故纸堆里的“学问家”感到羞愧。 袁隆平曾说，硬要说杂交水稻的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其中的“第一秘诀”就是不囿于现存结论的创新思维。在袁隆平所处的年代，水稻方面的鸿儒大家有很多，但他们不敢也无法突破前人，最终没有产生什么创新性成果。而袁隆平作为一名普通中专教师，却对“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金科玉律”提出质疑，根据实践提出了相反的设想，开始了独辟蹊径的研究。 袁隆平是中国科学界一个难得的帅才，他不是一枝独秀，而是用自己的火炬点燃了一片火炬。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形成了一支高质量的杂交水稻的人才梯队。上世纪，他曾把自己发现的野生稻资料无私地提供给各地的科研机构，从而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他还把政府拨给的数千万元资金奉献出来，组织起全国的协作单位共同研究、共同分享。袁隆平的学生邓华凤根据老师的思路，历经两年使两系法杂交水稻的设想变成现实。报奖时，邓华凤想在名单上把袁隆平排在第一的位置，袁隆平却坚称，不排第一、不排名。 8．2012年2月1日，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由新华社授权发布。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作为农产品生产保障供给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为什么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农业科技放在农村工作的突出位置? 温家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绝不可忽视农业现代化。尽管这些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但生产能力仍不稳固，供求关系仍然偏紧，农业稍有闪失就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解决这一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现代农业建设，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制度，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不懈地推进农业科技进步，持续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申论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为了能顺利地给病重的妻子挂上号、看上专家门诊，贵州省大方县的陈涛不得不在周日的晚上就和妻子赶夜路往贵阳走。“城里的医院人太多了，不早点到，哪看得上啊!”他在周一凌晨4点多就赶到贵州省人民医院排队。 “每天早上都有一些病人，特别是从农村赶远路来的病人，凌晨四五点钟就到医院排队等候了”，贵州省人民医院门诊科主任张昌华说，农村来看病的群众占医院接诊量的比重不断提高，让边远地区来的群众能更快、更好地就诊，“实名挂号”或许是一剂“良方”。 和陈涛这样赶往大医院就诊的农民相比，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不会像赶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医院的外地人一样，不得不到号贩子手里“买号”。可是，省会城市的大医院里，同样是常年人满为患。 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在贵阳这样的西部二线城市依然表现突出。张昌华说，尽管贵阳的大医院还没有普遍出现号贩子倒卖“专家号”的现象，可大医院就诊患者与医疗资源不足的矛盾还是相当突出。贵州省人民医院平均每天门诊接诊量超过3000人次，其中超过40％的病人是从地、市和农村来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实施后，到城市大医院看病的农民群众明显增多了。”张昌华说。尽管这几年国家对改善医疗资源分布状况采取了很多措施，可是大医院挂号难、看病难的问题短期内仍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推行实名预约挂号制度，可以尽可能降低群众的就诊成本，方便群众。 遵义医学院院长石京山说，农民从农村到城市看一次病开销很大，而且人生地不熟，有不少现实的困难。遵义医学院高峰期每天门诊接诊量超过6000人，一名专家每天要挂七八十个号，如果能实行预约挂号制度，农民群众肯定方便多了。 2．卫生部日前发布《关于在公立医院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从2009年10月起，我国所有三级医院都要开展“免费”预约诊疗服务，二级医院也要逐步开展这项工作。卫生部关于预约挂号的征求意见稿一经公布，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据新浪网的调查显示，七成多的网友支持预约挂号。 其实，早在1999年9月，北京市卫生局网站就开通了集中式的网络预约挂号服务，推出“北京市医院预约挂号一卡通”项目，先后有50多家医院参加，包括主要三级甲等医院和一些大的专科医院。 推出预约挂号“一卡通”，原本是解决挂号难、治理号贩子难的一项举措。然而，10年过去了，患者并没有因为有了“一卡通”就能如愿挂上专家号；号贩子也没有因为这个“一卡通”就销声匿迹。一项原本利国利民的举措，为何举步维艰? 有数据显示，在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北京市，实际通过预约挂号就诊的患者不到5％。预约挂号普遍存在电话打不进去、网上注册繁琐、号源较少等问题。某些中介公司还从中浑水摸鱼，骗取患者钱财。 对于“窗口优先”还是“预约优先”，各家医院并非举棋不定，而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窗口优先”。他们尽量将号留给排队挂号的患者，用于预约的号非常有限，有的专家只拿出一两个号用于预约。北京同仁医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患者仍然很难挂到紧俏科室的号，热门号源稀缺，医院无法再分出“一杯羹”满足预约挂号的需求。很多外地患者在窗口彻夜排队，熬了几天都挂不上专家号，那肯定会对医院有很大意见。 北京协和医院门诊部主任王晓波说，不少患者既不知道、也不习惯预约挂号，从大老远跑来医院窗口挂号，却被告知没号了。协和的特色是诊治疑难杂症。如果实行预约优先，一些轻症患者都把专家号约走了，真正的疑难杂症患者反而看不上病。协和的外地患者大约占总门诊的40％—50％，大多数是当地医院没法治疗的患者。 预约挂号与窗口挂号究竟该如何平衡?记者了解到苏北人民医院的做法是1—5号留给排队病人，6—10号留给预约病人。江苏省人民医院是单数供预约患者使用，双数供现场挂号患者使用。上海瑞金医院则将专家门诊名额的30％留给预约挂号，70％的号留给现场排队患者。 3．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城乡群众超过13亿人、县级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全国80％以上居民15分钟内可到达最近医疗点……近5年来，我国医改持续深入推进，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今年年初，深度贫困户周洪方因病住院，医药费花去7500多元。出院时，按照城乡居民医保、大病医保叠加共报销了5600多元，自付不到2000元。 以“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攻坚方向，中国医改坚持“保基本、兜底线”的方针，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利益放在心中、扛在肩上。 在地处西部的重庆，约1／3贫困户因病致贫，不少群众“病倒一人，拖垮全家”，是扶贫面临的最大难题。为此，重庆整合医保、民政等多重资源，建立“城乡居民医保+大病补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多项保障衔接，提高了保障水平。 “要不是医疗保险报销大头，真不知道哪儿去筹这笔医疗费。”周洪方说。 从小山村到大城市，近5年来，一张覆盖全国的医保网络逐步成型，成为我国医改最大的亮点之一：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群众看病安全网更牢固；医保人均补助标准从2012年的240元提高到今年的450元，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医保向弱势群体倾斜，体现“救贫困、救急难”的托底功能。 如今，这张保障网的公平性、可及性还在不断强化：我国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年内实现整合，城乡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全国已有90％以上地区实现医疗救助与医保一站式结算，报销更加便捷；健康扶贫工程已分类救治贫困患者260多万…… 在杭州市桐庐县富源村，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农民蔡柏英现在可以足不出村，享受名家“就近”坐诊。 富源村卫生室最近装上了远程会诊系统，像蔡柏英这样的患者，通过视频系统，能与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签约专家实时连线，交流医疗信息，实现科学诊治。“借助医联体网络，通过远程会诊、临床影像查阅等信息平台以及医院问‘双向转诊’渠道，杭州市级优质医疗资源可辐射到最基层的村社。”杭州市卫计委主任滕建荣称。 过去，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医卫服务“薄弱在基层，短板在农村”，这样既使“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又加重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民生难点，就是医改重点。“破解大医院‘拥堵病’，建立有序的就医秩序，关键是要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均衡布局。”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贺胜介绍，近5年来，我国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并以分级诊疗为突破口，畅通患者转诊、医疗信息流通渠道，让“健康红利”惠及全民。 要让大医院“愿意放”、让患者“下得来”，还要让基层“接得住”。为此，2017年我国还将培养全科医生2．5万人以上，加快基层健康产业发展，优化基层医疗机构中高级岗位比例，增强岗位吸引力。 一系列改革“组合拳”还在不断落地：完善家庭医生签约制度，2016年全国慢性病等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已接近40％；强化基层能力建设，1400家三甲医院对口支援3700多家县级医院，全国县域内就诊率已超过8成…… 5年来，依托“强基层、补短板”种种举措，“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的合理就医秩序逐步形成，在破解医改这个世界性难题上，贡献中国式的解决方案。 长期以来，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现象，是我国医疗领域的一大顽症，也是全国医改着力破解的难题。 “通”则“不痛”。要啃下改革的“硬骨头”，离不开体制机制的重构和突破。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轨道，国家医改开出明确“药方”，即“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进一步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体制，破除旧机制，建立新机制。 今年4月，北京市“先试一步”，率先在全市范围内取消药品加成，公立医院以药品进价销售给患者，多项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体现“技有所得”，医保支付和财政补助同步跟进、无缝衔接…… “在中国医改大版图中，取消‘以药补医’，涉及深刻利益调整，事关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是深化医改的重中之重。”王贺胜说。 改革深一步，群众获益就多一点。数据显示，新一轮医改启动以来，全国公立医院药占比已由2009年的46％下降至目前的40％，减轻了群众医疗负担。2017年我国公立医院将全面取消药品加成，预计还会为患者节省药品费用600多亿元。 “让医院回归公益性质、让药品回归治病功能。”全面开展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确保医务人员“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严控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药品购销“两票制”在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全面推开；全力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付费总额控制……中国医改正在向更深领域更广层面迈进。 4．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引发了舆论热议。7月18日，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等相关措施。“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现在谁家里一旦有个癌症病人，全家都会倾其所有，甚至整个家族都需施以援手。癌症已经成为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头号杀手’。”总理说，“要尽最大力量，救治患者并减轻患者家庭负担。” 电影在引起公众关注的层面上功不可没，但国家对抗癌药的关注并非由电影而发。 2017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纳入了15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的癌症治疗药品，如赫赛汀、美罗华、万珂等，通过谈判降价及医保报销的双重效应减轻个人负担。从2018年5月起，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了零关税。预计今年年底之前，新一轮抗癌药医保准人谈判工作将会完成，专家提出的拟谈判药品均为治疗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所必需的临床价值高、创新性高、病人获益高的药品，覆盖了非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肾细胞癌、黑色素瘤、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癌、多发性骨髓瘤等多个癌种。 这些都是患者的福音。国家希望解决抗癌新药在中国面临的尴尬场面：上市晚，价格高，印度仿制药和国产原料药层出不穷。 2013年，施贵宝的Opdivo和默沙东的Keytruda临床结果让人惊讶，在已有治疗方案均已失败的黑色素瘤晚期患者身上，这两个新药让60％以上的患者肿瘤缩小甚至消失超过两年。没有PD—1之前，这些患者的生存时间以周计算。以往的靶向药物只能延长患者几个月或者，一年的生命，而免疫药物延长的生存时间是两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目前，这两种药物已经在国内上市，被大家称为O药和K药。 新出现的转变不仅有助于治疗癌症，延长生命，还会改变患者的就医体验。患者不会在手术和放化疗中变得孱弱不堪，今天升血，明天升白，后天呕吐，大后天头发掉光。 事实上，肿瘤药物很难出现类似结核药、丙肝药那样的根治性药物。以前，我经常困惑于一个问题：每次最新上市的肿瘤靶向药物只能延长癌症患者几个月的生命，价格却高出天际，对于有钱人来说，拿钱买命是件划算的事情，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从中抉择?谁来为他们的选择买单?为什么让制药业欢欣鼓舞的进步，也不过只是延长患者几个月的生命呢? 我曾经采访过一位杭州的肝癌晚期患者，他在手术和化疗后服用一种名为索拉菲尼的靶向药物，之后又发生了肺部多发性转移。随后去澳门寻找当时中国尚未上市的PD—1抑制剂，3周治疗一次，一支药的价格大概是4万元。同时，他还在服用辉瑞制药的靶向药物帕博西尼，以及伊克力西斯的靶向药物卡博替尼，由德国的生意伙伴帮他购买。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较大，他每天都在腹泻。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花了200多万元治疗癌症。最近，我拨打他的电话，已经停机了。 中国的每一位癌症患者，都像是一位漂洋过海的寻龙勇士，无论他们寻找的是海外上市的正版药物，还是印度仿制药，抑或是仍在临床试验中的原料药。肿瘤医生曾对我解释：“癌症不是一个病因导致的，人体内很多基因都发生了改变。如果每个药能延长一段生命，即便这段时间目前只能以月计算，叠加起来也会变成年。” 在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理事长吴一龙眼里，药物已经给晚期肺癌治疗带来了极大的改善。晚期肺癌患者如果接受单纯化疗，总体的中位生存时间为8—10个月，一年生存率30％—40％，两年生存率10％—15％。如果患者具有EGFR突变，大约有50％的患者经过治疗后可以达到三年多的生存时间。如今，肺癌靶向药物已经出现三代，如果有第四代靶向药物出现，病人的生命还可以延长。吴一龙认为：“如果有50％的癌症患者，能存活5年以上，癌症就可以变成一种慢性病。” 把癌症变成慢性病需要新的药物和治疗方式，这对中国人来说太重要了，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2018年3月，国家癌症中心发布了中国最新癌症数据，该数据汇总了全国449处癌症登记点的数据。中国癌症统计一般滞后3年，最新公布的是2014年的发病人数380．4万人，死亡人数299．6万人。 无论是从发病率还是死亡率来看，肺癌都高居榜首，我国每年肺癌发病约78．1万人，死亡病例约62．6万人。和发达国家相比，胃癌和肝癌仍是我国主要负担。胃癌又称穷人癌，主要与国内饮食习惯如爱吃腌制、熏制的食物有关，肝癌则主要是由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饮酒过量所致。 《美国2018癌症统计报告》则显示，美国癌症死亡率再次下降1．5％。过去20年，美国患癌人群的总体死亡率已下降了25％，也就是约237．86万人免于因癌症死亡；而中国的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却还未有明显下降的趋势，癌症死亡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7％。 2018年1月30日，国际顶尖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由全世界各国研究人员合力完成的全球癌症生存趋势监测报告。报告表明，大多数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稳步上升，但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芬兰等发达国家的癌症5年生存率普遍较高，而中国仍然较低。 究竟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病人说：越便宜越好，应该像印度那样仿制进口抗癌药。肿瘤内科医生说：新药越多越好，再加上标准的联合治疗手段。制药业人士说：发展国产创新药，保护创新，才能真正把价格降下来。社科院的研究人员说：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通过商业保险、慈善救助以及社会公益等众多渠道，解决患者的用药问题。 中国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抗癌药?答案看似非常简单：安全、有效、便宜、多样。吴一龙说：“这个简单的答案，其实非常难。” 5．解决看病贵的最好渠道之一就是政府继续加大补助力度，在人人都享受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的前提下，增加保障系数，完善保障制度。另外调整相关医保政策，进一步发挥医保的作用，让参保人员尤其农村人员，以及老弱多病人员得到更多的实惠与优惠。如降低起付标准，对体弱多病的患者免起付费用；扩大社保用药目录，减少自费药品目录，免去辅助项目的检查费用等。 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政府对公立医院投资的逐年绝对增长额，我们应该看到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额，从政府的相对投资力度与人口的相对增长密度来说，国家卫生经费占财政经费的比例还远远不如我国政府承诺的8％以上，所以应该加大公共医疗费用的投入。同时对这部分费用的支出要加以严格监督。另外大型公立医院，医护人员也要提高自身的思想品德及职业技术水平，弘扬白求恩精神，不仅要有医术，更要有医德，定期参加医院或者社会组织的“看病到家”活动，将温暖送到边远山村。 加强基层医院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人员的配置上，充分发挥政工工作的作用，让年轻人员树立新时期的价值观，鼓励他们来基层工作，给他们展示自己的舞台。另外聘请大型医院的权威医护人员定期来基层医院坐诊，并现场解答一些具体问题，让年轻人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在设备上，国家要加大医疗器械的投入，要做到真正地优惠民间、方便民间。 开展绿色通道，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对于转院的患者可以直接办理入院手续，尽量减少门诊检查，除非患者没有在其他医院做过检查或者在其他医院的项目不全以及检查结果有异议的，需要在本院门诊检查的除外。再有，加大宣传力度，在醒目的地方粘贴指南或者导向标语。最后，从思想觉悟来说，医护人员奉献一些爱心，在工作之余，热心地为患者做导医，将大医院的正能量传递给患者及家属。 我们一再说，强化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弘扬白求恩精神，是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做出来的，是老百姓说出来的，所以医护人员在实际工作中，要有爱心、细心、耐心，关爱患者，主动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在医嘱的开具上，要为患者着想，严格控制患者承担医药费的比例，将患者医药费支出减少到最小化，将患者的治愈率提高到最大化。 6．200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中国作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确立新农合作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地位。2015年1月29日，国家卫计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做好2015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提出，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在2014年的基础上提高60元，达到380元。 2017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在2016年的基础上提高30元，达到450元，其中：中央财政对新增部分按照西部地区80％、中部地区60％的比例进行补助，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定比例补助。农民个人缴费标准在2016年的基础上提高30元，原则上全国平均达到180元左右。探索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稳定可持续筹资机制。

申论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作为千万人口大市的核心城区，临沂市兰山区拥有国内最大的市场集群，流动人口80万人，是山东省“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疫情防控之严峻，用“一失万无”来形容也不为过。 2020年1月21日起，兰山区迅速全面部署，对发现首例输入性病例进行检测、隔离；率先开展潜伏期传染等多项探索性调查，为山东细化防控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23日，先行启动Ⅰ级响应，进入战时状态。26日，兰山区在确保消杀、垃圾清运、消防安全到位的前提下，528个村社区、1041个城市小区、123个无人管理小区一天内全部完成封闭管理，1100多个党组织和社团、4.8万余人放弃春节假期投入战斗。2月10日之后，兰山确诊病例达到峰值18例，之后长时间保持零增长，为企业、市场陆续开门营业创造了条件。 2019年，兰山区依托投资7000万元的“雪亮工程”，整合党建、民调、综合执法等系统，投入230万元建立了集信息采集、智能研判、指挥调度于一体的社会治理融合共享信息平台。这在疫情防控时期就变成了“平台指令、众人响应、回路畅通”的全域“闭环式”疫情防控体系。 “根据平台大数据分析，兰山区和全国各地包括湖北省都有非常密切的人员往来，再加上我们先一步发现了无症状感染者的传播规律。这为提早升级防控措施提供了精准的研判依据。”兰山区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副组长田宗春说。 大数据让兰山先于上级政策出台前就作出科学预判，而大数据带来的高效执行力又让决策快速在基层落实。借助平台的远程视频会议功能，区指挥部每天听取镇街道情况报告，讨论对策，部署任务。同时，4434名网格员通过手机APP也能迅速接收指令，指令从下达到落实几乎没有间隔。 不用跑路、直达基层、避免聚集的快速指挥系统并非兰山独有。兰山的高招还在于提前建立了一套集物价指数、群众诉求、问题督导等在内的网格化数据采集机制。疫情期间，4434名网格员可以通过手机随时向上反映问题，帮助指挥部第一时间掌握物价信息、物资储备等各项监测数据，及时评估指令效果，快速完善纠错。这为该区始终以最快反应速度实施最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2020年1月28日，兰山区一商户自驾从云南回兰山。在高速路口进行实名登记，回家后立即被所在社区实施居家隔离。 “把这一商户的信息录入‘大数据’平台后，平台快速调取交通、金融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其中途曾在武汉逗留一晚。没有大数据之前这就像大海捞针，是很难实现的。”兰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孙刚说。 大数据的精准锁定，是临沂市兰山区第一时间阻断省外输入病例传播的“钢铁长城”。而大数据对确诊病例的轨迹还原，则是保证疫情不再扩散的“定海神针”。 杨某某是临沂市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确诊当天，“大数据”平台立即锁定其手机、银行卡、购票、酒店登记等信息，结合当事人描述，将确诊前14天的行动轨迹精准还原形成轨迹地图，通过融媒体平台发布，面向社会寻找密切接触者。同时，提醒市民上述地点存在高风险。对杨某某及其近亲属进行轨迹排查，临沂市最终锁定232名密切接触者，陆续发现6名感染者。 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防控指令的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疏漏。不知疲倦的AI机器人恰恰能弥补这一短板。Ⅰ级响应期间，兰山区综合执法平台的智慧抓拍系统，每天从城区大小网格中寻找并抓拍人员聚集等画面，及时向相关责任人预警。 “平时，AI主要用于抓拍预警重点路段流动商贩、乱扔垃圾等行为。现在，我们把AI程序设定为自动抓拍人员聚集画面，只要在它工作范围内，可保证一个也不漏。”兰山区综合执法局局长梁振勇说。 疫情防控期间，兰山区倡导“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力推行“网上办”“自助办”，引导广大企业和群众通过网上平台办理行政许可、公共服务、安全生产和便民服务等事项。 “通过网上平台，营业执照当天就批下来了。”2月11日，临沂泰耀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李先生电话咨询疫情期间营业执照办理问题，按照工作人员指导流程，网上提交证明材料、签名确认，审批后免费邮寄到家。来自兰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月19日，该局共接听、解答群众咨询电话3200余次，受理网上申请业务5721件，完成代办服务及免费邮寄48次。 2月6日，兰山区部署部分生产资料型和具备条件的企业先行复工复产。大数据平台迅速就企业复工面临的问题进行信息采集。在此基础上，指挥部先后就生产资料企业、超市、建筑工地、商城、理发店等复工营业研究制定标准。 2月19日，由兰山区应急管理局专门组织的专家线上直播授课——《2020春节企业复工安全第一课》为企业复工进行线上指导。90分钟内，在线学习人数突破50万人次。 与此同时，兰山区税务局开通的“非接触式”网上办税通道向企业开放，对有发票申领需求的纳税人提供“票e送”发票寄送服务。 由于外来人口多，兰山各居住小区均设立了进出检测点，可该区西苑小区的居民并没有太多的不适感。“疫情大数据人员监测系统”为每位进出居民自动生成一张二维码，再次出入小区时，系统自动识别，不用反复登记。加上红外线智能测温，全程只需5秒钟。 同样，拥有近3万人口的曹家王庄社区建设了“互联网+”智慧社区管理指挥平台，居民只需用手机扫二维码进出小区，个人信息、行走轨迹等在平台一目了然。目前，该社区正在升级面部识别、手机APP一键开门和操作电梯等措施，从小区到家庭，实现全程“零接触”。 资料2 疫情发生后，无论是提早采取果断措施防控疫情，还是率先复工复产，浙江总能快半拍。“快半拍”背后体现的是治理能力。这次疫情是一次大考，能否交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考验着各地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各地情况不一，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因地制宜，统筹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 浙江在改革开放40多年间抢抓机遇，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此次应对疫情也不例外。疫情发生后，无论是提早采取果断措施防控疫情，还是率先复工复产，浙江总能快半拍。 早在全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还在缓慢上升时，作为劳务输入大省的浙江，就在第一时间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在别的地方实行二级响应时，已率先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全省紧急防备，推出了十大最严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又是浙江，针对一些地方防控过程中出现无理由擅自升级管控措施，甚至采用层层加码的简单粗暴管理手段时，迅速出台有针对性的纠偏文件《浙江省疫情防控责任令(第2号)》，明确提出“原则上不得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等“三个不得”要求，强调要实行突出重点的分级分类管控。 还是浙江，在不少地方还纠结于复工复产与疫情防控两难选择时，已经快马加鞭地出台硬核实招，抢人复工，在全国领先一步。无论是政府掏钱组织专车、专列、专门车厢为企业接送员工返程，还是用大数据实现“一人一码”精准识别健康状况、建立覆盖全省的复工复产监测体系实行动态管理，都抢先一步、快人半拍。 截至目前，浙江没有死亡病例，也没有医务人员感染，19个县连续14天以上没有新增确诊病例。数据显示，浙江超五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经复工，复工项目数呈逐日递增趋势，位居全国前列。 为何浙江总能快半拍?或许有人会说，这都是因为浙江经济发达，有钱好办事。还有人说，浙江有高科技企业，运用大数据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实，了解浙江发展的人就会知道，浙江并不得天独厚，而是“七山一水二分田”，改革开放之初也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全靠着吃苦耐劳、敢于尝试、勇于拼搏。 “快半拍”背后体现的是治理能力。这次疫情是一次大考，能否交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考验着各地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浙江在应对疫情、提高治理能力上确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资料3 2020年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三次提及“复工”，七次强调“生产”，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防疫、复工，一个都不能少。一方面疫情防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另一方面复工复产要求紧迫。近期，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政策措施，助力企业尽快脱困。但由于各地实际情况差异，不少企业在复工过程中仍遇到“梗阻”，急需更加精准的支持。 “不能指望政策优惠给企业金刚不坏之身，企业要自救!”智车优行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赵强说：“车企的装配和喷涂车间原本就是无尘车间。于是我们迅速决定把一个喷涂车间改造成全自动口罩生产车间，自己生产口罩，投产后最高日产20万只。” “环卫工人也是疫情中的逆行者。我们35000多名员工坚守在公共环境疫情防控工作一线。”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陈立叶介绍，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公司便启动了应急管理机制，对员工进行动员和心理疏导；发布了防护规程、作业规程，确保员工作业安全；启动了应急物资采购调拨，全方位保障防护和消杀物资到位。公司还做出了“不畏惧、不退缩、不添乱、不减薪、不裁员、不离弃”的承诺。 此前，多地已提出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房产减免房租，多位企业家希望，承租非国有房产办公的企业也可以享受房租补贴。 金融支持方面，“目前中小企业的贷款门槛和融资成本过高，对于具备还款能力、发展势头良好的中小型高科技企业，建议取消中介公司担保环节，适当提高贷款额度，给予贷款利率优惠。”北京合清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俊说。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是我国唯一一家国家层面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机构。中心宣传与公共关系部主任张永明介绍，今年一月初，中心已与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部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为中小企业设立绿色审批通道，提供意向性综合授信额度和优惠利率，接下来还将在重点区域推进中小企业产融合作，构建全国性中小企业融资服务大数据平台，破解政企、银企间信息不对称的困局。 “现在我们有个燃眉之急，就是医用口罩最关键的熔喷布，国内非常紧俏，我们现在从国外订了500公斤，但终归是‘远水’。”智车优行赵强在现场提到在紧急改造生产车间转产口罩时遇到的难题，张永明马上提出，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有应急产业联盟机制，能够帮忙对接解决这项需求。 政府采购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路径之一。“多次疫情来源于市场，为什么不能请专业化的公司人员来加强这些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的管理呢?”侨银环保执行总裁陈立叶认为防控公共环境卫生安全常态化势在必行，他呼吁加快环卫等社会事业的市场化，在政府招标过程中支持中小企业公平参与。 老乡鸡集团董事长束从轩直言，希望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能深入了解情况、更接地气。“比如我们的养殖场算是农业用途，但长期以来没有享受农业用电价格，而是按工业用电，不太合理。” “政府要抓住企业的痛点来出台政策，解决企业的实际困难。”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周德文指出。 高科技企业则期盼政策提高前瞻性。“或许可以考虑调整以往的汽车补贴政策，从扶持产业规模向支持智能化出行技术研发上转变。”赵强认为，金融机构应该给予长期发展态势向好的企业更多、更优质、成本更低的支持，“不仅仅要看企业的规模，还要看成长性。” 资料4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对于城市来说，作为人员较为密集之地，一方面正全力抗击疫情；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城市应对管理体系应当如何完善。 近日，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倪鹏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疫情防控工作已经取得成效，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疫情。”他认为，从长远看，要以应对当前疫情作为出发点，以促进高质量发展为落脚点，建立健全城市疫情应对管理体系，强化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此外，有关部门连续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医疗物资保障的生产、调度、进口等相关工作，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情况，如何做好重要生活物资生产、储备和投放等，及时发布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这些机制都是疫情防控所需。综观传染病疫情发生过程，通常具有传播速度较快、危害大等特点。倪鹏飞认为，一定要从机制设计上找对策，才能高效做好防控。 “要构建一整套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防治传染病，最大化实现疫情防控总目标，让相应激励兼容机制成为防治传染病的最佳‘抗体’。”倪鹏飞表示，要筑起防治传染病的多道防线，尽可能将疫情扼杀在萌芽状态，或将疫情控制在较小的区域，更加有效地战胜疫情。比如，改革疫情报告机制，完善社区联防联控体系，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报告；完善国家对疫情的直接监测及明察暗访制度；建立疫情防控举报保护和奖励机制等。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受到更多重视，电商模式迅速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居家办公等灵活工作方式的做法被广泛使用。比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制定了支持中小企业抗疫情云办公稳发展的若干措施，鼓励区内提供云办公平台的企业免费向中小微企业开放。 倪鹏飞说，互联网等技术通过虚拟空间的网络实现人际联系，也通过现实空间的隔离阻断了病毒的传播。这种隔离恰恰是阻断传播、控制疫情最重要的手段。 “由互联网支撑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调整的方向，更是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因此，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防控疫情，促进增长和转型，不仅必要、可能，而且效应多重。”倪鹏飞建议，广泛采用互联网等新技术和新工作方式，既可以更好地战胜疫情，又可以保证经济更少受到疫情负面影响，还可以倒逼各行各业电子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加快城市经济社会转型。比如，加快研制和投运无人驾驶交通工具以实现商品无人配送。加快利用互联网等先进设备，更广泛地用机器代替人，员工操作尽量实现分散和隔离的生产方式，并配备防护设施、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 城市快速发展，在某些领域的短板会造成安全隐患。防控疫情既是对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压力”测试，也是对城市机体状况的健康“体检”。 近期，为解决疫情防控物资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迅速开展药品库存、防控所需物资生产供应保障工作。针对基本生活保障，商务部统筹协调各地商务主管部门，重点保障武汉等地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面对疫情，多方积极支援，齐心协力保障防控压力较大地区的各类物资供应以解燃眉之急。 倪鹏飞认为，各地应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对于当前防控工作中暴露出来的“短板”，要加快予以解决以提升城市“免疫力”，建设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韧性城市。 资料5 “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要科学到位，对医务人员舒缓压力、生活保障、必要休整、精神鼓励务必及时加强落实，一定要保证在湖北(武汉)医疗队伍安全有序、统筹协调、有力有效、及时迅速开展工作。”如何做好医务人员的爱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已作出具体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医务人员送来了党中央的关心和关爱，无疑是一剂强心剂，鼓舞着医务人员以更为坚定的斗志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与此同时，青岛、南京、重庆、苏州、无锡等地也相继出台一系列激励和关怀“疫”线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政策：办理人身意外保险，开辟绿色通道，定向招聘人编，子女人园就学照顾，保障防护用品供应，提供心理疏导服务，派出厨师团配送特色餐饮……而普通百姓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医务人员的支持和关心：“雨衣妹妹”免费提供盒饭，快递小哥汪勇组建团队志愿接送……这些暖心政策、贴心举动，温暖了“疫”线医务人员的心，也为他们锻造了与疫情斗争的钢铁盔甲。 2020年2月6日早晨8点，南京市中医院16楼会议室，早交班会。会上，徐辉布置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医院新冠肺炎防治指挥部副组长、防治工作小组组长，徐辉忙碌于这样的工作已经持续18天了。 “即使连日的巨大工作压力，她也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堪重负的神情。会后打电话去她办公室，无人接听。知道她又忙在一线，没再拨打手机，想等着第二天交班见面再汇报。”该院健康产业部副主任郭华说。 在徐辉的职责分工内，不仅要对到医院就诊的发烧病人严格筛查，还要承担南京南站到站旅客中有发烧症状病人的筛查、隔离。如何筛查、如何优化从初筛点到发热门诊的最佳路线……作为组长，徐辉要一一过问。 在奋战抗疫一线的18天里，徐辉牵头制定了《南京市中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应急预案》，组建发热门诊、预检分诊的医疗队伍，设置隔离病房和医护人员休息区，筹集防控物资…… “最晚的一次，夜里2点，我们还在和她汇报工作。”该院感染管理科副主任谢发仁回忆说，一天夜里11点多，医院突然接到一个特殊病例，如何处置，他不停和徐辉沟通，妥善处置完这个病例，他给徐辉拨打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夜里2点。 每天高强度、超负荷的运转，徐辉左下肢出现了不适，有些胀痛。同在抗击疫情一线的丈夫，再三叮嘱她要注意身体。 2月6日，结束了当天最后的一个疫情防控工作会议，徐辉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仍然在不停地电话联系，了解医院的情况：在院留观的发热病人现在情况如何?发热门诊是否要增派人手?隔离床位是否要增加? 该院医务处主任高飞翻开手机展示她和徐辉的通话记录，当晚9点左右，她们刚刚通完电话，之后，高飞又补充发了几条微信，但没有等来徐辉的回复，“我不知道，那时她已经进入抢救室……” 疫情防控中，南京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徐辉身先士卒、忘我工作，在一线连续奋战18天，2020年2月7日凌晨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51岁。 三、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