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二、给定资料 1．2009年3月15日是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让人民群众买得放心、吃得安心、用得舒心”，对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提出了要求，使今年的“3·15”比往年具有更多实质性意义。 而自“问题奶粉”事件始，有一个词汇渐渐被大众耳熟能详：行业潜规则。似乎在一夜之间，很多行业暴露出所谓“行业潜规则”。原奶中添加有害物质是行业潜规则，银行的霸王条款是行业潜规则，饭店不许自带酒水是行业潜规则，宾馆中午12点之前退房也是潜规则了……所以，今年的3·15，“中消协”的挑战目标就定位为挑战“行业潜规则”。 2．“在奶粉事件中，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我们不仅要追究领导责仟，对这样的企业，也要坚决整顿、处理，一个也不放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奶粉事件患病儿童时说，政府对此次事件感到很内疚，将认真总结和反思，让坏事变成好事。 三鹿奶粉事件发展至今，已不再是三鹿的问题，而是整个乳制品行业的问题。“三鹿只不过是挤破了中国奶粉业内的脓包，”三鹿员工的话，听起来有些像自嘲，义有些像开脱。确实，三鹿奶粉犹如推倒的多米诺骨牌，砸向了国产奶粉企业，从而引起了一场奶粉行业的信任危机。 其实，早在三鹿案发之初，就有知情者爆料称，往奶粉里掺加三聚氰胺以提高蛋白质含量，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因而，在事发后，我们听到了三鹿有关领导如此“申辩”；其实各家奶粉厂都是用同样的配方做奶粉，三鹿只不过是撞在枪口上。言下之意，三鹿只不过是在替整个奶粉行业背黑锅。这种言辞显然是狡辩，因为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并不能为其洗脱罪责。 一个三鹿，我们还可以指责其个体的无良；但22个“三鹿”，除了指责三鹿的无良之外，显然还有奶粉企业诚信底线的突破和社会责任的丢欠。在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纵容下，生产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扩大销售，竟然置婴幼儿的身体健康于不顾，只为自己牟取私利，斥其“没良心”毫不为过。 3．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在商业利益之外，还应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责任。而一个自律的行业，也应该担负起技术质量和卫生标准的约束作用。遗憾的是，在奶粉行业中，我们只看到了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看到了“搞定”有关环节、“摆平”媒体、欺骗消费者的“公关”潜规则，却没有看到行业的自律和规范。 如果说奶粉事件揭示了奶粉行业的自律意识是何等薄弱，奶粉企业的道德良知是何等缺乏，那么同样的“潜规则”也或多或少地隐藏于其他行业。婴幼儿奶粉领域出现了“行业性脓包”，可是往前看，有苏丹红、“瘦肉精”、“空壳奶粉”，还有工业盐、红心鸭蛋等等。这些都是在行业潜规则的遮掩下，大行其道，公然造假、掺假，换取行业不健康的发展和“带血”的利润。 4．“我在店里吃饭，连用个碗筷都要另收费，难不成我不交这钱，就得用手抓菜吃?”前不久，市民郑先生在一家火锅店请朋友吃饭，在买单的时候意外发现，账单上竟写着11元“餐具消毒费”。与店家争执僵持未果的情况下，郑先生一怒将商家“告”上了市消保委。 同样被餐饮行业“潜规则”激怒的还有市民王女士。3月初，王女士在市区一家餐厅用餐时，喝了随身携带的运动饮料，却被商家以“不得自带酒水”为由当场制止了。“我爱喝的饮料餐馆里根本没得卖，又不让我自带，那让我喝什么?”面对王女士的质问，商家的答复却是：“所有餐馆都这么规定，我们也是按‘老规矩’办事。” 从过去人人喊打的“行业潜规则”到如今理直气壮的“餐馆老规矩”，这样的变化令人堪忧。据工商部门对全市规模较大的餐饮企业的调查显示，123家企业中有3家设定了最低消费，有18家限制自带酒水，有1家收取茶水费，有21家收取餐具消毒费，有22家收取毛巾使用费，还有1家收取酒水开瓶费。而消费者在面对这些“不平等条约”时，大多选择了无奈接受。 “消费者选择沉默，‘潜规则’就更加肆无忌弹。”据市消保委主任陈吕兵介绍，前不久，消保部门在全市开展了餐饮业限制消费不公平行业惯例调查，有60%的消费者认为餐饮业存存谢绝或禁止自带酒水、饮料的情况；有70%的消费者认为餐饮企业会收取餐具消毒费；还有45%的消费者认为餐饮企业会收取小毛巾使用费。 而对于自身消费经验的调查数据，则更加触目惊心——92%的消费者曾被谢绝或禁止自带酒水饮料、91%的消费者认为这项收费不合理；80%的消费者认为饭店提供的酒水饮料价格过高、81%的消费者认为饭店设制谢绝或禁止自带酒水、饮料侵害了自已的选择权；96%的消费者曾被收取消毒餐具费、95%的消费者认为这项收费不合理。 与此同时，有60%的消费者认为破除餐饮业限制消费不公平惯例的最有效方式，是由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还有32%的消费者认为相关部门需要加强日常行政监管，只有8%的消费者寄望于“行业自律”。 “近年来，餐饮行业借助‘行业潜规则’不履行法定义务、不提供配套服务，巧立名目、另外收费、重复收费，不明示收费价格或者不事前告知消费者，误导消费、强制消费的行为有蔓延的趋势。”陈吕兵说，餐饮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安全、卫生的就餐用具，是应尽的法定义务，把这些配套服务改为收费服务，实质是变相降低与消费者约定的服务标准，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而餐饮业经营者通过明示或暗示方式谢绝或“禁止消费者自带酒水、饮料”，则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无效的“格式条款”，其日的是向消费者销售高价酒水。“饭菜和酒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消费项目，消费者选择了其中一项消费，完全有权利不选择另外一项。” 针对目前餐饮行业“潜规则”愈演愈烈的情况，市消保委建议各相关执法部门对餐饮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加强监督管理，明确收费服务项目，并要求经营者履行告知义务，做到明码标价。“希望餐饮企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能合力加强对餐饮企业的管理，切实增强行业自律，规范经营行为，真正为消费者创造公平合理的消费环境。”陈吕兵说。 5．3月11日，中消协公布了2009年十大消费维权举措，挑战商业销售、餐饮住宿等七大领域的潜规则成为重中之重。其中，住宿房价以中午12点为结账界限，成为今年中消协要破解的一个惯例。 事实上，中午12点作为酒店退房时间争议已久。王小姐经常到外地出差，她说，出差时，返程机票往往订在傍晚。中午12点退房后，拎着行李直接去机场等候太早，将行李寄存在酒店，再找个休息的地方，耗时间也不太方便。 浙江饭店业协会一位负责人表示，不光在中国，全世界酒店都是中午12点退房，下午2点入住，国际饭店协会也有此规则。一家星级酒店的负责人说，一般情况下，客人中午12点退房后，清浩人员要清洁房间，以备下午2点到来的客人入住。一旦全部推迟退房时间，清洁人员不可能在短时问内清洁这么多房间，酒店的业务也会受到影响。 以前，部分酒店在执行这一惯例时很较真，超过半个小时就会向客人多收半天费用，但这几年，存消费者的不断质疑以及酒店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杭城酒店开始做人性化处理。一般三星级以上的酒店，只要客人提出推迟一两个小时退房，酒店在没有满房或团队、会议客人等待入住的情况下，都会同意。反之，如果客人早上7点后入住，到第二天中午12点之前退房，也按一天收费，不会多收费用。 “只要不是旰季的周末，酒店一般都允许客人延至下午2:00-3:00，不会多收费用。”杭州仁和饭店吴峥说，如果酒店实在太满，也可以为客人免费寄存行李。 杭州海外海皇冠假日酒店市场营销总监朱吴坦言，现在有些客人往往在下午三四点离开酒店去赶火车、飞机，只要客人提出来，酒店都会酌情给予方便。 为招徕会员，目前杭城很多经济型酒店如汉庭、布丁酒店，对于会员也都实行延时一个小时服务，汉庭酒店的金卡会员还可延时两个小时。 记者发现，如今，部分酒店在书面报价时，也都会谨慎地在价格后写上“间·夜”，这也表明酒店房间卖的是一夜而不是一天(24个小时)。 6．“小升初”政府明令禁考，但多少小孩子奔忙于各“名校”之间参加测试：有政府背景的这个协会那个组织，今天评奖明天认证，企业皱紧眉头却纷纷“自愿参加”；医生不准开药拿回扣，禁令如山，但“医药代表”照样长驱直入，进了医院宾至如归…… 面对种种违规违法违背常理的怪现状，当事人似乎见怪不怪，一句“潜规则”像个“大箩筐”，把什么都装进去了。 就算明知道前面是个坑，你也得往里跳——这就是“潜规则”的力量。 7．清晨7时，初升的太阳把教学楼照得金光闪闪。在教学楼投射到学校田径场上的巨大阴影中，几个瘦小的身影正在奔跑。田径场的另一端，教体育的孙老师，眼睛紧紧地盯着这几个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孩子。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所普通小学，但每天清晨和傍晚，学校田径场上都会出现这刻苦训练的一幕。学校周边不知情的人以为是少年体校的小运动员在这里训练，其实，这几个孩子都是这所小学的普通学生。 李先生站在田径场的铁栅栏外，指着一个短发女孩自豪地向记者介绍：“那是我的女儿，孙老师说她很有可能达到1500米二级运动员的标准。” “如果能拿到二级，她此后上重点中学，甚至上大学都能受到照顾，或许能免去择校费和学费。” 其实，李先生的女儿能不能达到二级运动员标准，孙老师心里并没有谱。他只是相信，经过系统艰苦的训练，这几个孩子在全区的运动会上能拿到比较理想的名次。对孙老师来说，学生在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是他在学校里得以立足的最大资本，尽管他也承认，五六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这样大运动量的专业训练，很可能会伤了孩子。 但孙老师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体育老师本来就难，当一个好的体育老师更难。”在训练课结束之后，孙老师开始向记者大倒苦水。“我当体育老师10多年了，我并不甘心接受体育老师在学校里不被重视的弱者地位。但体育老师想要被学校重视，想要在业内混出点名堂，唯一的捷径就是带出的学生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孙老师说，“这就是这个行业的潜规则。” 最近3年，他带的好几个学生，在区小学生运动会和市小学生运动会上取得了前三名的名次。有了这些学生的运动成绩，孙老师顺理成章地得到了学校的重视：“学校以发训练费的方式增加了我的工资；在评一级教师职称上，我具备了竞争的优势。” 据业内人士介绍，不仅体育教师看重学生的运动会成绩，就连教育主管部门，通常也将一个学校在中、小学生运动会上的比赛成绩，作为评价该校体育教学水平的基本标准之一。 8．据报道：卖场向供货商摊派月饼早已成为一个潜规则。每到中秋，该报记者都会接到有关摊派月饼的投诉。9月15日，因召集100多名员工采取不当方法“抗议”超市摊派月饼，郑州蒙牛公司与郑州家乐福超市发生了一场流血冲突。 该报道说，关于郑州家乐福摊派月饼一事，早在9月5日，河南一家报纸和一家电视台就已进行了报道。在报道发出后，家乐福超市有关人员向媒体记者称，摊派月饼的事属于个别主管的个人行为。而不少供货商却对记者表示，害怕卖场会“秋后算帐”。 另据记者了解，在郑州，摊派月饼的情况并不只发生在家乐福，几家大型超市也有类似的情况。并且，除了超市卖场，不少生产月饼的酒店饭店等，也普遍存在摊派月饼的情况，而且，月饼价格还很昂贵。(《中国青年报》2007年9月17日) 9．所谓潜规则就是不成文的见不得光的一些暗箱操作的规定和原则，与显规则(法律与规章制度)相比，其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与不光明性，但却能影响游戏的结果。潜规则的产生无外乎利益的寻租以及法律的缺失两个原因，就是在显规则下做事没回报或者说同报太低，远低于不按规则来的回报；也有可能一个人不按明规则做事但回报很高而且不受惩罚使得按规则做事但回报很低的人也开始按照那种方式来做事，当大家都这样做时潜规则就产生了。 我们就拿三聚氰胺事件来举例子吧。乳业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利润逐渐萎缩。在利润的压力下，大家开始想方设法地降低成本。而乳业企业历来重营销轻生产，重广告投放轻基地建设，所以在营销费用上节省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大家将节省成本的方向转向了生产上。众所周知，一开始是往奶里加水，可加水谁都能看出来，所以后来往里面加不被人感知的三聚氰胺。笔者现在不知道是哪个企业最先往奶里加了三聚氰胺，但笔者知道那个企业最先肯定受益了。其他企业一开始也许有良心与道德心，认为不能在奶里加三聚氰胺。但当他发现利润逐渐降低、最先往奶里加三聚氰胺的那个企业因为加了三聚氰胺获得了很高的利润并且没有受惩罚时，大家都禁不住这佯的“诱惑”纷纷加了三聚氰胺。于是，加三聚氰胺从一个企业的行为转变为整个行业的潜规则。 10．在北京会议中心九三学社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三鹿奶粉事件再次引起热议。国家质检总局剐局长支树平表示，在这个事件巾，虽然质检部门不能推脱责任，但也不能承担无限责任——牛奶的生产，涉及多个部门，实行分段监管；奶农奶站由农业部门监管；到工厂里面，由质检总局监管；进入市场，是工商总局管；到了餐桌上，由卫生部管、在支树平看来，三鹿事件虽然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暴露出来的社会减信问题、检测标准的缺失问题、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职责明确问题，仍然值得认真反思。 11．针对支副局长的发言，网络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位网友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所谓‘不能承担无限责任’，显然是针对食品安全的多头管理而言。但是我想，在关乎公众生命健康的食品安全领域，如果各职能部门都能积极履行监督职责，多头管理未必是什么坏事——为公众的安全多增加一道屏障难道不好吗?问题的关键是，多头管理的各方往往热衷于在涉及部门利益的地方‘重叠’，在履行职责的地方出现‘真空’。面对这种‘齐抓都不管’的局面，多头管理的各方都理应做出属于自己的检讨，而质检部门的此次反思显然差强人意。” 12．存北京会议中心九三学社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吉林省政协副主席支建华认为：“新食品安全法是好法，很及时，但解决问题还是不彻底。”比如，新法提到要设立常设的食品安全委员会，但在后面说要由卫生行政部门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职责，而原来国务院就有领导小组，有点多此一举。 支建华说，此外，新食品安全法还有没能覆盖到的空白地带，三鹿奶粉事件就出在这里。他说，前面产奶与农业部门有关，后面制造奶制品又归质检部门管，“但奶站收奶这个结合部，却成了三不管地带。” 但支建华认为，现在的质检部门的标准也确实过时了。因为奶粉标准是按氮的含量高低来评价的，以前一头奶牛每天产奶几十斤，现在可以产100多斤，吃的还是草，产奶提高这么多，营养成分怎能达到原来的标准? 他说，我国确实存在检测项目和标准缺乏问题。在有些发达国家，对农药残留的监测指标有4000多个，但我国还不足300个，冈此不难想象，为什么会经常出现“苏丹红”一类事件，而监管部门总是事后才发现。他呼吁说，国家标准化部门，应当切实负起责任来。 13．三聚氰胺的突然爆发令公众闻之色变，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动物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早已是“公丌秘密”。据此，笔者曾撰文提出：如果质检部门对行业内的“公开秘密”，无所知，本身就难逃“懒政”之嫌，如果知道“公开秘密”却放任自流，则有渎职之嫌。“国家质检总局确实不知道奶粉中掺杂三聚氰胺”的表态否认了“渎职”，同时，也不承认“懒政”——检测不出是冈为没有检测标准。无法发现有害物质就不可能增设检测标准，难道没有检测标准就永远不可能发现有害物质?作为公众安全的保护神，人们寄希望于质检部门能防患于未然，如此“按图索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成为拿来试毒的“白鼠”。在质检部门看来，他们唯一应当承担责任的地方在生产加工环节，然而，三鹿奶粉恰恰是货真价实的“国家免检产品”。既然如此，检测标准的多少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4．三鹿奶粉事件正在向制度改革的纵深发展：继国家质检总局17日发布公告，决定从即日起，停止所有食品类生产企业获得的国家免检产品资格之后，18日，质检总局再次颁布第109号总局令，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对《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9号)予以废止。(新华网9月19日) 随着三鹿奶粉事件调查的不断深入、真相的不断披露，社会舆论对此的反思也日趋深化，从简单的现象，逐渐进入到制度反思的层面。这其中，就包括对免检制度的反思和质疑，不少论者认为，免检制度正是奶粉事件生成、蔓延的重要土壤——由于政府质检部门放弃了对免检食品的严格质量监督，在奶粉中掺杂三聚氰胺才会在三鹿公司大量滋生而长期不被察觉，进而成为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因此，现行免检制度必须被检讨，甚至是废止。 应该说，这些反思和质疑是合理，且有事实依据的。事实表明，三鹿奶粉被添加三聚氰胺，并非突然问发生的偶然事件——今年3月即有消费者向该公司投诉奶粉质量问题，而据嫌疑人最新交待，“他们从2005年4月就开始向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显然，如果三鹿奶粉不是免检产品——其质量主要靠企业自检，而是有国家质监部门严格的检验监督，至少“问题奶粉”的曝光不会如此姗姗来迟，以至于最终酿成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财经》9月17日) 其实，即使不考虑在此次奶粉事件中所扮演的作用，现行免检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叫停”的必要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从法律法治的角度看，目前的免检制度，事实上既是缺乏法律依据，也是不尽符合法治原则的。这正如此前有法律专家已指出的，“《产品质量法》中从未提及免检的内容”，“对产品免检属于豁免，意味着国家机关放弃了自己的职责，但国家机关是没有权利进行自我免责的。”(《中国经营报》04年10月23日) 15．美国、日本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如果你违反了法律与规则获得了100元的收益，政府就会罚你1000元甚至更多，情况严重的话你将永远不能进入这个行业甚至还要做牢。而在中国你所得100元，政府只罚你10元。你还有90元的收益，这么高的收益就会让你无所顾忌。惩罚是有标准的，政府要对采用潜规则的企业进行惩罚必须要有法律的依据。而中国的法律并不完善，法律体系还不健全，还有很多法律的空白。也正是这些法律的空白，使得采用潜规则的企业钻法律的空子从而免受惩罚。因此，笔者呼吁政府尽快完善与食品行业相关的法律条文。 从管理方式上看，美国是多部门的管理，但是它是按品种分类管理的。比如农产品这块由农业部负责，奶制品属于农产品，出了问题就找农业部。对于进m口的食品由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来管。水是由环境署来管理。按照种类分类管理，比较清晰，如果把一个商品的生产流通割裂分成很多段就会有问题，比如猪在地里养的时候归农业部管，杀猪的时候是质检部门管，到商场销售义由工商部门管，我国就是这样分环节分段管理，把责任也割裂开来。当出现问题时，各个部门就会相互推卸责任，非常不利于监管效率的提升与监管成本的降低。 16．行业的潜规则一般来说不容易被行业外的人知道，只有内行人站出来举报才能使潜规则大白于天下。因此，国家应设立国家有奖举报制度，应直接向国家的有关部门直接举报，而不是向地方举报，因为向地方举报的话有可能就被地方保护“和谐”了。一旦被举报的内容被证实，政府一定要重奖，这样也可以激励那些知道潜规则但没有勇气站出来的内行人勇敢地站出来说出潜规则。 17．中消协作为消费者的维权机构，并非不知道这种所谓“潜规则”盛行的原委，只是作为一种仲裁机构，虽然它具有半政府的背景，但执行能力、管辖范围却相当有限，看着所谓潜规则而常常难以真正发力。消费者的维权机构如此，其他具有执法功能的机构或者相应的法律法规又如何呢?比如，卫生方面的法规执行力度如何，食品添加剂方面的规定如何?药品检测的力度如何?为何我们这个医药研究并不发达的国家，每年却有那么多新药被批准上市?如果免检制度不是因为“问题奶粉”事件被取消，恐怕还会出来不少新的免检企业。在此情境之下，规则既然难行，所谓潜规则自然就应运而生，甚至有时还能走到明面上来，比如各个酒店的告示。 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相应的法律法规必须做出修改与完善，增加监管力度与处罚力度，对监管的部门要实行更严格的问责制，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要从保障增长、民生、稳定的高度，建立起一个覆盖面广、监管力度大的质量体系，以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利益。至少，不妨先从赋予消费者协会更大的权限做起。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所以，阳光之下，只要规则与正常的政府责任所到之处，潜规则将注定无处藏身。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二、给定资料 1．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制定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行动纲领，提出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定不移走中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坚定不移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大政方针。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第六次锁定“三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指出：做好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扩大国内需求，最大潜力在农村；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基础支撑在农业；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难点在农民。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礼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2．近年来，在巾央连续六个“一号文件”的鼓舞下，山东省不断探索、积极拓展农民增收的途径，取得了有益的经验。 莱阳市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既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做好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文章，又用工业化、城市化的理念，积极拓展农民增收途径，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把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潜力，提高农业效益，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最现实有效的途径。发展绿色农业、特色农业、外向农业，在农业对外开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先后引进新加坡、日本等客商建立起高标准农业开放园区，有力地带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实施产业化经营，解决影响农民增收的农产品附加值低问题。发展龙头企业，建设原料基地，兴办合作组织，走以工促农、工农联动的路子，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架起了企业与农民、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拓展了农民增收空间，加快了农民致富步伐。扩大农村劳务输出，促进农民向非农民转变。劳务输出，是农民增收最快捷、最立竿见影的途径。通过大力实施“阳光工程”，积极建立政府推动、市场主导、多元办学的教育培训体系，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订单式”和“储备式”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了农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能力，使劳务收入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劳务经济正逐步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向非农村转变。城镇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终归宿，也是城乡一体化的有效载体。在城这一层，重点是提高容量，强化产业支撑。把新兴工业园区与老城区融为一体，推动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辐射带动20多个村庄跟进发展，100多家乡镇企业由农村迁进城区创业，带动了10万农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中有40%的农民已经在城市购房居住，成了城市居民。在镇这一层，重点是繁荣发展，强化载体功能。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把发展二三产业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互动机制，使小城镇成为带动劳动力转移的“蓄水池”。一些中心镇驻地人口规模达到1.5万人以上，较好地发挥了上连城区、下接农村的作用。 3．蓬莱市以科学发展统揽全局，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创新思路，深层次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培植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多种渠道为农民提供增收致富途径。 发展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建设酿酒葡萄种植基地。蓬莱有着种植酿酒葡萄的土壤和气候优势，因此把发展葡萄及葡萄酒产业作为建设农村经济“一元结构”的突破口，依托世界七大葡萄海岸的产区和品牌优势，大力培植农民增收的“百年产业”。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了中粮长城、天津王朝、新天国际、菲律宾康达、意大利罗迪、德国阿尔玛、法国瑞风奥塞斯等一批国内外著名葡萄酒企业落户，并以这些大企业为依托，广泛发动农户参与酿酒葡萄的种植管理，鼓励农民发展葡萄标准化种植基地。目前，全市有规模化葡萄基地8万亩，基地农户达3.7万户，每户农民种植一亩葡萄可增收3000多元，年可增加农民收入3亿元。 紧抓临港制造业，培育特色产业镇村。按照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思路，蓬莱市把提高工业化水平作为壮大农村经济的着力点，围绕临港工业的能源、造船、石化、建材“四大板块”，吸引了国电能源、广源发石化、信益陶瓷等30多个大项目落户，并加大对与之相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引进力度，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形成集群效应。同时，围绕“镇、村、企”三大板块，积极挖掘内力，培育特色产业镇和村。目前，已形成了钢铁大镇、黄金大镇、葡萄及葡萄酒大镇等7个特色产业镇，壮大了海峰实业、蓬建集团、民和牧业等一批实力强、潜力大的民营企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平台，有效地推动了镇村经济的迅速发展。 以度假旅游产业为抓手，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作为滨海生态旅游城市，蓬莱凭借丰富的文物古迹和优美的自然风光，积极推动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变，按照“发展成果惠及农民”的总体思路，引导农民发展以旅游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在南部山区以艾山国家森林公园为重点，发展生态观光旅游，北部沿海发展以“渔家乐”为主要形式的农家风情游，中部地区万亩葡萄园、酒庄、酒堡的葡萄观光休闲游等等。其中，仅葡萄采摘每亩可为农民增加收入近千元。此外，该市还围绕地域特色和文化特点，制作、加工、销售旅游纪念品，投资15亿元的旅游纪念品批发市场项目，建成后可容纳2.5万名业户入驻，年可为农民增收2亿多元。 4．近几年来，我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其纯收入中约占40%，因受经济寒流的影响，农民T就业数量减少，带来了农民收入增长的困难。国家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农民工工作，特别在当前，要做好监督企业对农民工工资的发放以及农民工社会保障经费的缴纳等工作，重点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等突出问题。作为我国第二人口大省，山东也出现了部分农民工提前返乡的情况，各地正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农民工返乡再就业。 笔者借春节回乡拜年的机会，走访了本村返乡“回巢”的农民朋友，与他们接触和交谈，发现返乡的农民工中存在以下几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动态： 一是勤劳进取型。返乡农民工绝大多数手脚勤快，能够吃苦耐劳。离岗返乡后仍不甘于休闲在家“吃闲饭”，托亲友、请熟人、找门路、寻新岗，四处打听招工信息，寻找再就业的机会。 二是安于现状型。经过几年的辛苦打工，有些农民工手头小有积蓄后，讲排场，比阔气，返乡后搞起了豪华的家庭装潢，贪图享受。还有的人打肿脸充“胖子”负债消费。 三是坐等观望型。有些返乡后的农民工赋闲在家，情绪低落，整天像个“闷葫芦”。大公司进不去，又嫌“鹅头”小厂工资低不想进，只好闷在家里整天靠看电视来消磨时光。 四是心里空虚型。有些农民工往年正月初五就打包袱，外出寻活干。现在却闲得慌，三人一伙，四人一帮，轮流“坐庄”“请客”，早上入茶馆，中午进酒馆，晚上泡馆(洗头房、美容店)。 五是闲则生非型。少数返乡者，在外打工好不容易苦挣了一笔血汗钱，手头作痒，由“小来来”有瘾后，进入大赌场。一夜之间却输得“精大光”，有的寻死觅活闹离婚，还有的甚至入室偷盗、拦路抢劫、谋财害命。 5．返乡农民工存在的种种状况，有观点认为不可掉以轻心。这部分农民群体如果引导得当，能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源头活水”。如果放任自流，这部分人将会成为断线的“风筝”脱缰的“野马”，会给社会、家庭添乱，带来“大麻烦”。为返乡农民工服务还有很多工作可做。为此，有关人士建议，循循善诱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寻求新岗、自主创业、报效家乡，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强化建设“三大中心”，开展“六会”活动。市、镇、村应联手“大合唱”，建立健全农民打工服务中心、“阳光工程”培训中心、劳资工伤维权中心。开展打工能人事迹报告会、自主创业建设家乡演讲会、劳务信息交流会、农民技工培训招聘会、优秀农民工新闻图片展览会，“三学”(学专业、学技术、学技能)“三比”(比素质、比创业、比贡献)竞赛会，多措并举，给他们进行一次“心理美容”，增补“维生素”，激发其离土不离乡，建设新农村的创业热情。 建立“三带”式关爱服务，为其寻找新岗位。有“品牌”(党员)的带动没品牌的上岗就业；有奖金的带动没资金的开店经营；有稳定岗位的带动离职的当“配角”学技术。 建立“一卡”“一簿”。各乡镇、各村组对打工人员的返乡原因、年龄结构、文化层次、培训项目、专业特长，进行一次全面“大年检”，采取梳辫子、问卷调整、串门家访等形式，为其建立打工农民《电话、手机联系卡》、《劳务求职登记簿》，随时掌握他们的求职动态和打工流向。 建立“一网”、“一表”。各乡镇可建立“农民打工在线网”、“阳光工程培训申请表”、“百姓科技培训大学堂”，常流水不断线地为用人单位输送劳务人员，帮助农民实现“打工不离乡，自家门口把班上”的愿望。 6．随着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的加剧，农民工群体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代发展到当前的第二代、第三代。由于身份的差异，农民工在流向城市的过程遭遇种种壁垒，“第二代农民工问题”日益突出。 “同家种田?那绝对不可能!”大年三十的正午，湖北省罗田县三里畈镇黄冈庙村口，22岁的丁国强一边玩着纸牌一边与同伴聊“将来”。去年12月，丁国强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金融危机骤然来袭，工厂订单大幅缩减，他提前回了家。 未来怎么办?丁国强没有太多的想法，唯一清晰的是“绝不会过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记忆中，唯一一次干农活儿的经历是收割小麦，不到一个小时，镰刀割破了手指，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地。 丁国强的经历是一个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缩影。在返乡农民工大军中，这是一个惹人注目的群体——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衣着新潮，不会种田，从学校到工厂，他们拥有比老一代更开阔的视野，也更看重精神需求。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传江这样点评“第二代农民工”：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春节期间，记者踏访大别山南麓的山区打工大县罗田县多个乡镇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即使金融危机来袭，短暂蛰伏之后，他们“还是百分之百要出去”。 而与此同时，在国家对于农业、农村重视和投入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农村就业市场前景广阔，第二代农民工转变就业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7．专家认为，农民工是中国户籍制度的产物。今天这种严格城乡界限的户口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此前的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历史上，尽管中国是个农业社会，但人口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里不仅仅是人口的区域流动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流动。 改革开放后，介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一个特殊现象。第一代农民工本身是农民，因为农村改革，他们从农业人口中分化出来。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今天，第二代农民工开始逐渐成为主体，并且第三代也开始处于成长阶段。除了“农民工”这个人为的身份，他们和城市居民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农民工的身份完全是政策造成的，农民工受到的种种不平等待遇，本质上是城乡二元结构社会的牺牲品。一个正义公正的社会不会是个绝对平均的社会或者毫无城乡差别的社会，但必须是个开放的社会。也就是说，社会必须是包容性的而非排他性的。农民工制度的存在，不管其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说明了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排他性质。存在排他性的农民工制度安排既违背人夺原则，也违背生产力解放原则。再进一步说，这样的社会绝非和谐社会。废除农民工制度就是要保持中国社会的开放性，促使中国社会进一步朝开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推动经济发展，已成为中国各方面的共识。城市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大城市化，建设一大批中小城市群更能符合中国的现实。有专家建议要通过发展中小城镇、建设中等城市群来带动农村发展。同时，城市化还是消化农业人口的最有效途径。农民工转变成城市居民就会给各种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在城市化过程中，户籍制度应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不是阻碍这种转移进程，通过户籍制度的调整，使得政府有计划地推进城市化，从而避免盲目的人口流动。 8．为解决农民工返乡再就业难问题，山东提出在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民工有序外出就业的同时，今年，将在促进农民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方面摊出新举措，扩大当地转移就业容量，进一步清理和消除阻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各种行业性、地区性、经营性壁垒。 2月24日，山东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发布今年农民工工作要点，提出今年将在扩大农民工当地转移就业容量上下功夫，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农村产业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进一步发展生态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村地区二、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积极引导和主动承接大中城市、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加工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增加农民工在当地就业的机会。 同时，进一步清理和消除阻碍创业的各种行业性、地区性、经营性壁垒，从市场准入、贷款发放、税费减免、工商登记、经营场所、信息咨询等方面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属政府贴息的项目，将按照规定给予财政贴息，帮助解决创业资金困难。严格制止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乱检查、乱培训等干涉创业企业正常经营的行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将为有创业愿望的返乡农民工提供推广项目开发、方案设计、风险评估、开业指导、融资服务、跟踪扶持、提供劳动用工等“一条龙”创业服务。 为保障农民工权益，今年将在建筑企业全面实行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所有建设单位都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项和工资保证金，资金不落实的，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不得批准开工报告。并将工资保证金制度实施范围，逐步向交通、水利等劳动密集型非建筑领域扩展。充分利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和银行卡对农民工工资发放等进行监控。 此外，今年将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加快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对于办理居住证的农民工，在求职务工、司法援助、社会保险、住房贷款、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社区服务等方面实行市民待遇。进一步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农民工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特别是举家进城并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的农村居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9．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科研处处长李佐军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的一号文件，更加强调民生和“以人为本”，强调在城乡之间一体化思路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和协调，在此基础上再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为农民的权利提供更切实和强大的制度保障。他分析说，今年的一号文件，强调有针对性地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农产品价格下行，农民工返乡、就业困难，中国经济受到很大影响。今年的一号文件试图有针对性地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农业生产、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措施。李佐军指出，近几年的大趋势是越来越强调民生，强调对农民权利的保障。今年的一号文件尤其强调城乡一体化，强调将农村与城市接轨，包括农民的就业、教育和福利保障等，都要逐步与城市接轨。这是有很大进步意义的。李佐军说，一号文件显示出党和政府越来越注重从城乡统筹发展的角度来解决三农问题。我国之所以内需不足，是因为消费不足，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特别是城乡差距大，农民消费意愿低。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城乡一体化制度改革等，这都非常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农村消费的扩大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取决于农民取得与市民平等的权利。 10．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实行统筹。积极稳妥地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现代林业产业体系。扎实推进农村综合改革，继续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1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答案既在农村，又不全在农村。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不仅有利于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为农民在农业外部增收找到了一条途径。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要切实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深化户籍、用工、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二、给定资料 1．自2006年起，桂剧、黔剧、花灯戏等一个又一个地方剧种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地方剧团演员仍坚守着舞台，在年华流逝中延续这些古老剧种的生命。 随着人们文化娱乐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地方戏能不能从流行文化的冲击中突围，避免“走进博物馆”的命运? 前不久在杭州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南方片)展演期间，记者与来自南方各省、市、自治区基层剧团的团长座谈，他们在地方戏剧创新探索中的苦和乐令人动容；围绕传统戏剧的未来，他们的忧虑和思考发人深省。 为挖掘地方戏的市场价值，不少地方剧团大力推动艺术、人才和机制方面的创新，探索开辟新的市场空间。 不少观众注意到，2009年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有一个不同于往届的特点:表现当代题材的剧目占了一半以上，例如讲述当代农村生活的黔剧《大学生村官》、反映汶川地震后年轻人思想和生活变化的湖北花鼓戏《生命童话》。 除了用传统戏剧表现当代题材外，民族、现代等艺术元素渗透其中成了此次展演地方戏的另一大特色。云南花灯剧团前来参演的现代花灯剧《梭罗寨》讲述改革开放之初一个孤儿在乡亲们的关爱下靠勤劳致富，为报答养育之恩她提出乡亲们“电灯不要钱、碾米磨面不要钱、种子不要钱”；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这“三不要”规则依然存在。 这台戏堪称艺术形式融合的典型，不仅有传统花灯剧的元素，还加入了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及现代舞、歌剧、话剧等形态。云南花灯剧团团长孙晋昆说:“如果一个戏只有老年人爱看，它岂不成了‘夕阳艺术’?我们在传统戏剧中嫁接现代手法和多种艺术元素，归根结底是为了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他坦承，目前的效果还说不上非常明显，在戏剧界还引发了争议，一些中老年观众甚至发出“这还是花灯戏吗”的疑问，但年轻观众的反馈令人鼓舞，他们表示乐意接受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戏剧。 同样由该剧团演出的《云岭华灯》则在保留花灯歌舞形态基础上淡化了情节性，突破传统花灯剧的结构，采取具有现代感的跳跃式结构。孙晋昆说:“过去观众喜欢看有头有尾的线性故事，现在喜欢看跳跃式的、纯审美式的表演。”这个剧目已成为剧团的保留剧目，四年来已演出近六百场，曾远赴瑞士、美国演出，近期还有望赴香港演出。 2．为支持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海南落笔洞投资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13日向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捐赠500万元人民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对此高度评价:“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主动承担起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责任，这必将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捐赠签字仪式于5月13日下午在文化部举行，落笔洞投资有限公司总裁陆丹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马自树现场签署了捐赠协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副司长陆琼向落笔洞投资有限公司颁发了国家文物局的感谢状。铭泰投资发展集团总裁王兴贵、国家文物局人事司副司长周明、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罗哲文、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吴东风等出席会议。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志军主持仪式。 据悉，落笔洞遗址是目前已知的海南岛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址，也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南端的一处史前文化洞穴遗存，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发现把海南孤岛的人类活动历史从几千年以前推到一万年以前，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故事，它记载了一万年前海南远古先民在亘古蛮荒时代惊心动魄的历史一页。落笔洞在一座奇特独秀的小山峰之下，为天然石灰岩溶洞，洞的中央有两根钟乳垂吊，形如巨笔悬空，传说古时笔尖水滴不断，人若能手接此水，便会才思敏捷、文如泉涌、挥笔成章。洞底地上数块平面大石形似砚台，传说此乃“神仙”所用的笔砚，“落笔洞”也由此得名。 3．地方剧团还纷纷创新机制，开拓市场。一位剧团负责人说:“作为艺术门类的一种，地方戏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真空’。我们以前老是怕市场，对市场没有信心，因此光找各种客观原因，而不从自身找原因，这要不得。要走出去、走得稳，就必须转变运作机制，借鉴其他行业、领域的成功做法。” 云南花灯剧团团长孙晋昆说:“五年前，我们专门成立了‘市场策划营销经营部’，它的任务是完成150场演出指标，完成之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这个部门的一部分人员是团里的演职人员，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广告公司、演艺集团，以聘用的方式发挥他们的作用，效果很好。” 4．据不完全统计，建国以来，已经约有一半的地方戏剧消亡。在全国，几乎每年都有剧团解散，而这些团的解散往往意味着剧种的衰落，如杭州的杭剧、湖州的湖剧等，都已经消亡。贵州黔剧团被喻为“天下第一团”，就是因为它目前已成为孕育黔剧的唯一母体。剧团党组书记董燕丽说:“来杭州演出前，团里已退休的老同志都不遗余力、不计报酬地帮助创作、排演新戏《大学生村官》，就是出于对黔剧的感情，这些老演员说，如果不这样卖力干，黔剧的发展很快就会停步，甚至会消亡。” 近年来，在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抢救下，一些剧种正在逐步恢复，例如甬剧、瓯剧、姚剧、绍剧、调腔等。 接受采访的地方剧团负责人对政府近几年来的支持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来自政府层面的支持对地方剧团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前些年，在政府引导和帮助下，地方戏剧界不遗余力地改革与创新，既包括艺术本体的改革，也包括剧团人事、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海南省琼剧院院长陈军说:“社会文化其他领域推进的制度变革，在地方戏剧界同样风生水起，比如耳熟能详的干部‘海选’、考核上岗、多劳多得、拉开收入档次等等。” 据他们讲述，不少地方剧团的经营出现了明显好转的迹象，演出场次多了，有的剧团一年演出300场，相当于“每天都有戏”；过去团里日子紧的时候甚至发不出演职人员的工资，现在不仅“发得出”，有时也能“发得多”了；演职人员的积极性高了，为戏剧进一步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贵州省黔剧团团长朱宏、云南省花灯剧团团长孙晋昆告诉记者，每次到基层演出，场场爆满，“房顶上、树上都有人”，作为地方戏曲界人士，他们从这个现象中获得了莫大的信心与激励。 几位剧团团长谈到，走市场是戏剧发展的必由之路，地方戏曲界对此已形成共识，并且越来越有紧迫感。此前境况不太乐观的地方剧团已经被“扶上了马”，如果“再送一程”，就好比打上一针“强心剂”，在市场中的生存发展能力有望进一步提高。 地方剧团特别渴望政府在制度创新层面给予指导和帮助，“制度创新比拨款、送演出票更有用”。湖北省实验花鼓剧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得以实施并见效，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支持引导。院长吴培义介绍，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与剧院签订协议，武汉市有关部门也对剧院人才培养给予全程指导，给定向培养的青年演员吃了颗“定心丸”，增强了地方剧团对人才的吸引力。 令人欣喜的是，广西、海南、云南等不少地方还创造性地在旅游、侨务工作和民族文化保护工作中发挥地方戏的作用。海南省琼剧院院长陈军说，海南打造“旅游大省”，我们戏剧界建议将琼剧列入发展旅游的规划，既有利于地方文化发扬光大，又能增添海南旅游的文化魅力，这项建议已经被采纳。 在广西桂剧团，还建立了“国家级广西桂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并有专门的“传承经费”用于保护、传承地方剧种。团长龙倩介绍说，一个是静态基地，主要是文字、历史图片、戏服等物品，2008年文化部“非遗”保护专家来调研时，惊讶于我们保存了200多个剧本；另一个是动态基地，主要包括演出剧目、保留下来的折子戏以及影楼阁。 接受采访的基层剧团团长还谈到，文化的发展有其特殊规律，对有些濒危剧种，是否可考虑采取日本对能剧那样的保护性措施?他们还呼吁，对市场化的理解应更全面一些，不将市场化简单等同于票房收入，在地方戏走市场的过程中力求避免“泛市场化”、“泛娱乐化”倾向，同时夯实地方戏剧的群众基础，充分挖掘市场价值，促进地方剧团尽快走出政府“襁褓”、走进市场“摇篮”。 5．2009年6月13日是中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各地日前已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的宣传纪念活动，从表彰授牌、文化论坛到遗产展演，各具特色、精彩纷呈。但在共迎遗产日的同时，一个问题又再次拷问着我们，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延续中华文脉? 高尔基说:“一个民间艺人的逝世，相当于一座小型博物馆的毁灭”。 展现中国文化魅力的不仅有延续千年的文物遗产，还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皮影戏、二人转、泥人张、杨柳青年画……正是这些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存在，中华文明才能代代相传，连绵不绝。 但现实是，人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物品的发掘与保护中，却忽视了对这些“活人”的关怀。于是，资金短缺、后继无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人亡艺绝”的困境: “辽南皮影”传人张永夫病倒在床后，曾被迫先后两次出让大批皮影，去世后还留下两万多的债务，收藏多年的3000多件珍稀清代“影人”一度面临散失危险；“东北二人转”5个国家级传承人之一的李秀媛作古后，观众耳熟能详的60多部二人转剧目也随之人土，只留下视频3部…… 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在的市场价值，把传统的“文化瑰宝”推向市场，或许是解决艺人尴尬处境的一个突破口。辽宁凌源皮影有千余年的历史，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更好地保护皮影艺术，解决艺人的生存困境，该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凌源皮影保护与产业开发规划》、《凌源培养皮影戏曲艺术传承人奖励办法》等文件，有力推动了凌源皮影的传承保护和产业开发，涌现出了城乡行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张佐飞皮影艺术工作室等皮影文化企业14家，演出班社13家，皮影从业人员2000多人，皮影产业年销售额达500余万元……在最大限度保持该文化遗产本来面目的同时，适当融入时代因素，使这些古老的传统艺术在创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新的发展。 6．北川、玉树地震发生后，人们在关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同时，也关注着当地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中国民协等单位为此积极行动起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0年5月12日，在汶川大地震两周年之际，由民进中央、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文化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绵阳艺术学院和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从北川到玉树”紧急抢救地震灾区文化遗产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展示了《羌学文库》与《中国唐卡艺术集成·玉树藏娘卷》两项重大文化遗产抢救成果，并将其分别捐赠给北川和玉树。 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民协等单位组成的专家组多次深入震区实地考察，并将紧急保护羌族文化遗产项目纳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2009年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又推出《羌族口头遗产集成》，分《神话传说卷》《民间故事卷》《史诗长诗卷》《民间歌谣卷》四大部分，大部分作品属首次公开发表。紧接着，《羌学文库》编纂出版工作启动，首次集中了国内最强大的专家学者队伍，对羌族聚居地历史文化遗存及地方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搜集和整理研究。《羌学文库》是目前出版规模最大、内容最齐整的羌族语言文化集成。 玉树地震发生不到一个月，中国民协就推出了《中国唐卡艺术集成·玉树藏娘卷》。这是京、青两地藏学学者和唐卡艺术研究专家在对青海安多地区的热贡及康巴地区的玉树经过大规模调查后，完整地记录了不同村子的陶器、雕塑、绘画等文化艺术，是首次对藏娘唐卡艺术进行的全面调查和抢救性记录成果。与会专家指出，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既能从宏观上考虑保护本地区文化空间的地域特色，还要从微观上关注各村落特色民间工艺的发展利用及技艺传承模式，关注非物质文化的原生态保护及传承人的生存、发展，探索地震灾后文化重建的有效途径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关系等课题。 7．申遗保护文化遗产，开发挖掘文化内涵，适当开发创新可以让民众更好地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但如果突破一个限度，过度商业化，则将使文化遗产保护不堪重负乃至变味，而这种情况正在悄然上演: 一些地方把文化遗产当“提款机”，一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六省在争，一部《三字经》引起广东顺德和浙江宁波两地“争斗”，十几个城市同抢“梁祝故里”的传说；“原生态”在一些地方正被滥用，很多旅游表演为了迎合游客口味，不惜“大胆创新”，把原生态歌舞的表演方式和内容全变了，甚至加入了许多不健康内容…… 不可避免，为了更好地开展保护工作，文化遗产开发中需要加入一定的商业元素，但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保护文化遗产还是传承民间艺术，其初衷都是为了让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不同的文化形态，都有自己特殊的生存、生长环境，如果被硬生生圈养在狭小的舞台里，仅供人们消遣娱乐，就将失去它的原生态性，而这将不是保护，而是割裂了文化的血脉。 8．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内含着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DNA。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化遗产就是中国文化的烙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而由于它与中国端午节的历史文化渊源，导致中韩两国学术界和民间舆论一度出现激烈争议-事实上，尽管韩国端午祭是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但和中国的端午节在仪式和内容上已经很不一样了:在韩国成功申报的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宫廷宗庙祭礼乐”中，较完整地保留了来自儒家的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精神和风范，而在中国，这样的皇家祭祖仪典却早已中断。 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促使中国加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更提醒民众，文化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特色产品。 申遗并不是最终目的，也不在于谁先谁后，最重要的是，应该通过申遗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让世界人民都来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已经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别”，无论是中国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其他国家申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人类”遗产，不仅属于中国或某国，而且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在尊重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加强与国际的文化交流，才能让世界共享中国千年文明的非凡魅力。 9．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2008年两会期间在和新华社记者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时说，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文化保护体系。现在有“文化遗产日”活动，有些地方已经开始采取建立博物馆的保护方式。同时，冯骥才委员建议，应在法律保护上进一步健全。 冯骥才说:“我国文物保护法是保护物质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屏障。虽然目前，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有很大提升，但是还缺一个保护，就是法律保护。” 冯骥才委员认为，如果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流失出去。比如少数民族服装，前些年就有很多西方人到贵州大量搜集以前流传下来的少数民族头盔和绣花衣服，法律上却没有限制出口的规定。齐鲁的古典家具非常有特点，而现在齐鲁大地已基本看不到这些家具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10．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开发的激进与遗产保护热的升温，旅游开发和遗产保护的冲突性越来越明显，由旅游带来的“商业化”给文化遗产造成的损毁引起了世人较普遍的愤激，关于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关系的讨论和争议也越来越受关注。现实中，旅游一度以“文化遗产”的对立面显现。由此，出现两种声音:一是主张“双赢”“兼得”，倡导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利用的良性互动发展；二是旅游对遗产造成的破坏，令人怵目惊心，站在遗产保护角度，认为“旅游是文化的第一杀手”。第一种声音是为旅游开发摆脱困境寻求出路；第二种声音表达了对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和毁灭的担忧，折射出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定位上还存在着对立。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的“对立论”是否具有合理性?实际上，打破旅游与遗产“对立论”，确立“同一性”，是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关系的基石。 我们现在所说的旅游，即大众观光旅游，不是前工业社会的产物，而是现代的“生成”。在西方，旅游经历了资本主义扩张年代中的商业与休闲活动时期，成为“旅游工业”。以追逐利润为指向的“旅游工业”，破坏传统，破坏遗产在所不惜。然而，20世纪70年代，随着文化遗产保护大潮在全球兴起，人们开始理解，旅游的真正意义在文化而不在经济。以前，对“旅游”的定位出现过偏差。中国的旅游业是现代化过程中伴生的“新生物”。在汹涌澎湃的大潮中，一方面成了“造钱机器”，另一方面，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性也自然显现。 尽管旅游和遗产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二者都指向“现代化”。遗产既是传统的传承，又是现代的“生成”，它具有身份的双重性:一是再现传统文化的存留；二是作为现代的文化资源，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原材料，能够发展、利用、创新。而遗产旅游也具有双重身份性:一是文化性；二是产业性。遗产旅游植根于“文化”，产业开发必须保护文化之根。旅游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维系生存的基本资源-文化遗产。 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解决二者之间存在的冲突，必须正确彻底地完整贯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商业性开发交织的环境中，流行所谓“原生态”的时髦话语。“原生态”的提法，在遗产自身的形态，可以理解为“土生土长、原汁原味”、自然生长、不被强加的文化意义。尽管“原生态”风靡传媒，但这一提法的准确严密性还是受到诸多质疑。不少研究者认为，“原生态”对应着的遗产保护中的原真性，忽略了文化的动态本质。在现实中，纯粹的“原真性”是不存在的，文化是不断变化的，文化遗产传承的正是传统文化在现代仍有价值的部分。 我们要正视一种现象:打着文化遗产“原生态”旗号，行商业性活动之实。有的民族地区，由政府出面组织大规模的“旅游文化节”，名之为“原生态民族文化节”，广为宣传。旅游文化节是正当的，但把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过度不当的包装进行展演，并且宣传为“原生态”，则是误导；把固定时间举行的民间节日，变为演出商业活动节目，这样的“原生态”必然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 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前景广阔，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任重而道远。旅游开发需要“文化自觉”，文化遗产保护更需要“文化自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16字方针，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 11．存在于文件里、展柜中、舞台上的“非遗”是死的，可以保存却难以传承。过度依赖政府、专家的干预，还可能会影响到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民间性与真实性。传统文化只有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肌理中，鲜活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里，才能真正得到“活态、整体”的保护。 端午节刚刚过去。端午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把它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自然旨在弘扬传统文化。可热热闹闹的假期过了，我们却不免有些怅然:除了吃喝旅游，我们自觉地传承下来、身体力行的传统习俗实在少得可怜。 传统的端午节习俗，各地大同小异，除了吃粽子、赛龙舟，还有女儿回娘家、佩香囊等等。端午节还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打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浊除腐，杀菌防病。在今日新型流感来袭之际，这样的传统显得尤为可贵。遗憾的是，这些兼具文化内涵与实用性的优良传统早已渐渐淡出了不少人的现代生活。如今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年轻人，恐怕只知道粽子与龙舟了。且那粽子已不是自己亲手包的，打开从商店买来的真空包装袋，不再有童年记忆中扑鼻的清香；而生龙活虎的赛龙舟更是听说的多、见过的少，亲身参与过的恐怕就更少了。 穿汉服、讲国学、祭祖先……近些年关注传统文化的热潮持续高涨，相应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实，传统节日本身就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有些传统节日更是“非遗”申请的候选对象。遗憾的是，对多数人而言，我们只是在丰富的传统节日文化中捡回了一些关于饮食习俗的皮毛。 有人说，我们“申遗”就是为了保存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话不错，但是不够。殊不知，把民间文化移出其孕育发展的环境，变成博物馆里的“标本”来保护，其实更是一种伤害。 还有人说，很多地方不是组织了各种文化活动吗?的确，端午节期间，有的地方搞龙舟比赛，有的地方搞文艺演出，但比赛也好，演出也罢，虽然热闹但生活气息不足，人们更多的是作为看客而非参与者、实践者。 传统文化，归根结底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要让一代又一代的人自觉接受民族文化的精髓，光靠政府发津贴、专家搞研究，或是恢复一些大张旗鼓、热闹华丽的仪式，未必能收获很好的效果。政府可以创造氛围，制定有利于扶植传统文化发展的政策；专家学者在传统文化研究、倡导中的工作不可或缺，他们在“非遗”的选定、申报、保护过程中的作用更不可替代；但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真正的主力，应该是也必须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保存“非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它活在民间，活在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激发公众的文化主人翁意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走出“政府喊、专家干、百姓看”的局面，实乃当务之急。 日前，有文化部官员表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从静态、单项保护，进入到了活态、整体保护的新阶段。事实上，传统文化只有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肌理中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里，才能真正得到“活态、整体”的保护。其实做起来并不一定很难-春节，亲手写一副春联或是剪几张窗花；元宵节，让孩子们提着灯笼追逐；端午节，一家人在一起学着动手包包粽子；重阳节，陪老人登高望远……只有公众自觉自愿地身体力行、用心体会，中华几千年灿烂的文化传统，才能以生动鲜活的形态代代传承下去。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二、给定资料 1．新华网北京11月9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 会议认为，近两个月来，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人群体的收人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2008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2．4万亿元投资中，中央政府新增的1.18万亿元在今年的预算中已经落实了一半。目前，中国的第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出口和消费仍没有打开局面。 从去年11月9日公布4万亿元巨额经济刺激计划至今，已过去150多天，在“快、重、准、实”的思路下，各类项目被火速推向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在此之前的10月8日，中国呼应全球主要经济体联手降息，代表了雷曼倒下后全球大救市的开启，而4万亿元计划则是中国式救市的概括与象征。 除此之外，半年来燃油税改革、降息、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区域经济、创业板、医改等诸多政策也陆续出台。截至3月中旬，中央政府新增的1.18万亿元直接投资在今年的预算中已经落实了一半。 从目前来看，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几乎直接扭转了中国股市的下跌，也对稳定实体经济起到了作用。 3．进入抢险第4天，杭州地铁一号线湘湖站塌方现场的气氛依然紧张而凝重。至今天，除8人死亡外，仍有13位施工人员失踪。抢险指挥部于18日晚宣布，由于已过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失踪人员已无生还希望。 这场事故被称为我国地铁建设史上伤亡最为严重的事故。11月18日，国家安监总局发出通报指出，经初步分析，此次事故暴露出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管理不到位；二是对发现的事故隐患治理不坚决、不及时、不彻底；三是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流于形式，甚至不培训就上岗；四是劳务用工管理不规范，现场管理混乱；五是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监管不力。 在这个初冬，杭州发生的这场地铁坍塌事故，让人备感寒意，事故原因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但毋庸置疑，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该起事故本身，足以给人们多方面的提醒和警示。针对惨剧，专家们无不痛心：事故原因是综合性的，也是长期积累的总暴露。 “用最少的钱，干最多的事”，这是目前大多城市工程建设的真实写照。前不久，国务院公布了以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案，铁道、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成为投资重点之一。与此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相继宣布了庞大的地铁、城铁投资计划，但愿杭州的悲剧，能给他们以警示。 4．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近一半投资将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全国各地展开。 面对这一形势，中国工程院院士周丰峻提出忠告：“要时刻把安全质量放在第一位。” 近年来国内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事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十分严重。其中，城市建筑坍塌事故时有发生，工矿企业中以煤矿企业的事故最为严重。此外，交通事故死伤人数也居高不下。 中央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中国工程院受国务院委托，2005年成立了以周丰峻院士为组长，钱七虎、王梦恕、卢耀如等12位院士和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所的20多位专家组成的咨询项目组，重点针对我国“地下工程与基础设施工程公共安全技术”开展咨询研究。 经过持续三年的工作，咨询项目组专家认为，在工业化生产、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群逐渐延伸过程中，将有可能导致环境容量过载，由此引发的能源需求过大、交通拥挤堵塞，城市管理难度加大等实际问题都使得诱发各种突发事故和灾害的因素增多；城市地下工程、油气水电等生命线工程和大型基础设施、关键设备等重大危险源不断增多，也相应带来不少隐患。所有这些随着城市建设带来的各种公共安全问题，都需要有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去解决。 与此同时，我国已建和在建的许多重大工程，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兴建西部铁路公路工程等重大工程建设和建成之后，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效益，但因偶然事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突发事件造成的后果也将非常严重，从而使安全形势变得严峻，增加了安全保障难度，迫切需要发展公共安全科技来满足保障安全需要。 “如何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和安全、着眼于长远利益，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这是值得各级政府深入思考并付诸实际的重大问题。”咨询项目组组长周丰峻日前在接受《嘹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强调。 5．我国政府提出的扩大内需战略，决不是囿于市场供需要求和经济宏观调控方面，而是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既是各项工作的基础，又是根本的方针之一。仅把扩大内需当作调解供求关系的一种手段，就会在制定政策的思路和实施的方法上过于狭窄和简单。在管理政策和方法上不能贯彻中央的扩大内需战略。 事实上，扩大内需不仅是量的概念，也是质的概念。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仅是发了多少国债，增加了多少外延性项目，而更应是考虑在哪些方面、哪些领域改变落后状况提高档次水平，没有质就不会有量。同时，这个质不仅是产品品质，也包括管理部门工作的质，各个产业链关系和结构的质，各项措施的质，等等。目前负责扩大内需战略实施的部门少、范围窄、不统一，管理方法单一陈旧，以单向控制性为特点，这种管理方式，难以按发展经济的要求扩大内需。 6．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猜测，根据之前他已经从央行那边获取的一些信息，一些产能过剩的产业获得的贷款不在少数。 事实上，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就已经让祝宝良感到十分奇怪。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129亿元，同比增长28.8%。从产业看，第一、二、三产业(下面分别简称为一产、二产、三产)投资分别为332亿元、10180亿元和1305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5.0%、26.8%和29.1%。 “本来4万亿投资计划应该集中民生工程、‘三农’、基础设施在内产业，这些投资方向多属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祝宝良说，“三产、一产投得快，大家可以理解，因为一产农业基数低，三产包括医疗保险等在内，所以85.0%、29.1%增长率并不是说很快，但我不明白一季度第二产业投资速度增长为什么那么快。” 国金证券最近对上市公司做了调查，结果发现，贷款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和投资周期较长的行业，如房地产、电力设备、煤炭、水泥、有色金属和机械等，而这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 祝宝良认为，如果二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电子元器件、服装、造纸等下游产业，由于这些产业民营企业居多，这可能意味着民间企业真的开始增加，这是真实的经济恢复状况。但是，如果二产投资集中在钢铁、有色金属、造船等这些政府主导的垄断性行业，那么政府4万亿计划可能无法达到计划初衷，因为这些行业产能已经过剩，那么这就预示着产能过剩的调整没有结束。 7．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紧急通知》，这则措辞严厉的通知要求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着手进行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工作，自2008年10月1日起执行。 通知指出，减少电信重复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可节约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保护自然环境和景观。 工信部提出，已有铁塔、杆路必须共享；新建铁塔、杆路必须共建；其他基站设施和传输线路具备条件的应共建共享；并禁止租用第三方设施时签订排他性协议。 一个小镇两个发射塔并立、一条马路四五条光缆并行的现象，几家运营商各自在同一地点设立基站。已成为电信业重复建设的鲜明写照。 据国家审计署的统计，2002年至2006年，5家企业在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11235亿元。由于缺乏统筹规划，重复投资问题突出，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光缆利用率仅为三分之一左右，且增加了企业的折旧和运行维护费用。 这一现象已在电信业蔓延多年，成为一大顽疾，前联通掌门人杨贤足曾发感慨：“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 8．“必须防止这4万亿投下去，变成了地方政府用于重复建设。”《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研究员郑联盛表示，“从以往的经验看，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会将资金用于见效很快、但对长期发展不利的项目上，包括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的重复修建，以及面子工程和质量不过关的豆腐渣工程。” 赵锡军也表示，目前十项扩大内需的政策，都是中央政府的指导性方案，但具体落实，仍然要靠地方政府与部门。郑联盛认为：“如果大量款项停留在过去那种重复性建设的水平，这4万亿的投入，不仅不能带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盲目投资还会在明后年带来CPI上行的风险。”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要将4万亿的资金落在“实”字上。就必须要对即将启动的项目提前规划，整体排查。“今年年底的1200亿启动较快，但明后两年的3万多亿资金，国家必须要进行整体分析，哪些属于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哪些属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哪些能够提高我们企业的长期竞争力，要做好规划，才能防止地方的粗放型投资。” 此外，他指出，中国还应加强审计，防止资金集中投放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对此有3点建议。”汪玉凯表示：“首先要扩大专家团队对项目的排查评估。第二，应加大投资项目的全程审计、追踪。这4万亿投建的项目，必须要从开工到收工，建立跟踪审计的机制。第三，就是要改革招标机制，引入第三方独立招标机构的机制，防止主要领导主观介入招标的现象，更要避免项目资金集中于强势部门的现象出现。” 9．为确保新增中央投资和社会投资的有效性，江苏省多个部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新增中央投资和100亿元省投资管理与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加强对新增中央和省投资项目及资金的管理与监督检查。 据介绍，这次专项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新增投资的资金投向、项目安排、资金使用和条件落实、安全生产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违纪违法问题。江苏省将对不符合投向、实施条件不成熟、配套资金不落实的项目一律不予申报，各地、各部门不得变通处理。同时严防新增中央和省投资用于“两高”行业、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项目，严防用于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项目，防止出现未经批准擅自提高或降低建设标准、改变建设内容、扩大或缩小建设规模等情况。 江苏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相关单位各司其职，严格落实项目各实施环节责任制，加强对资金使用和工程建设过程的监督检查。其中，财政部门应按照投资计划、预算尽快拨付资金，确保新增中央和省投资在计划下达1个月内按照工程进度足额拨付到项目单位，坚决防止滞留、挤占、截留和挪用中央资金。 江苏省表示，对贯彻落实中央和省政策措施不力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因失职渎职致使中央和省政策措施得不到落实、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要依据有关规定，综合运用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手段，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或领导干部的责任。确保中央及江苏省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到位，推动全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0．2009年3月6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称。中央政府对此投资方向和重点非常明确，一定不去搞一般的加工工业，不去搞重复建设。 针对如何保证项目落实并不出现重复建设，张平概述为“两个明确”、“两个严格”。“两个明确”，即是明确投资方向和明确责任。地方的项目，地方政府是责任主体；中央的项目，中央的部门和中央企业是责任主体。在安排的过程中，一定要执行中央的决策部署。 “两个严格”则是指严格审查和严格监管。严格审查就是要按照规划、按照产业政策、按照准入标准来审定这些项目。在这同时，目前已有财政、信贷、土地和环保部门介入项目审查。严格监管，就是说对这些资金的使用，对这些项目的安排，一定要加强监管。除了要求各个相关的部门监管，中央目前成立了24个检查组，由中央纪委和监察部牵头，另有审计署、发改委、财政部等参与。检查组将长驻在地方，对中央负责。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我们保证投资的安全、合理、有效的使用，避免重复建设，避免‘两高一资’，避免这些资金被截留挪用。”张平说。 11．随着环境压力的持续增加，民众迫切希望改善环境的声音日渐强烈，“宁骑自行车喝干净水。不坐宝马车喝污水”无疑是其生动的写照。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环保投入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稳定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才能有效控制污染，达到3%才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正因为如此，环境保护部多次指出，尽管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不断攀升，但由于生活污染与工业污染治理欠账太多，环保投资与控制污染、改善环境的需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基于这样的背景，中央政府出台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不仅使人得到了振兴经济的信心，同时也使人看到了改善环保的希望——“加快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支持重点节能减排工程建设”。这意味着环保产业因此将获益匪浅。在国务院设想2010年底前拉动地方和社会投资规模达到4万亿之时，权威专家就曾披露，环保项目投资将逾万亿。目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已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逾10万亿元，可以想象，环保投资必将因此水涨船高。大量资金涌入环保产业，不仅可以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有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平稳进行。 不过，投资热潮带给环境保护的不仅仅是机遇，同时也有压力。如果将此次重金投入视为“宝马车”的全新换代升级的话，如何避免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加剧“污水”的污染程度，则是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在过去“唯GDP是举”政绩观的影响下，不少地区曾为短期内获得最大效益留下了庞大的环保欠账。周生贤部长所举阳宗海砷污染事件中，“上缴税金1000多万元的企业，已造成的污染损失高达几十亿元”，即是其中一例。伴随着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如果不能控制资金流向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行业，不仅会冲抵加大环保投入的积极意义，甚至可能会因其强大的破坏力造成更多的环保欠账。 12．最近，环保部就对山西省吕梁市污水处理厂等十余家污水处理厂闲置的情况进行了通报，并表示说，这些污水处理厂必须在年底前整顿完毕，否则环保部门将停止审批当地的新建项目。 4万亿元投资的背后，环保界也在担心一些地区会不会借发展经济之名放松环保监管紧绷的弦。环保部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建议说，4万亿元的投资应该成为绿色投资，注重投资项目的环境效益，比如铁路、机场、甚至是电厂的建设，应该从一开始就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不能落掉环境这个重要环节，4万亿元带动的应该是绿色GDP。 13．一些国际机构也在关注中国的4万亿元投资。美国环保协会北京办公室最近准备向中国政府提交一份建议书，希望在未来的投资采购中执行绿色采购。这家机构的项目官员秦虎说，水泥、钢铁等将是今后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但这些工业往往也蕴含着污染的危机，政府投资在采购这些物资时应该考量相关的生产企业是不是做到了绿色生产。 在最近由环保部召开的，数百名国内外专家参加的环境国合会上，不少专家都建议，我国应该抓住此次投资的契机，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能耗低、污染少的低碳经济。 国合会“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研究”课题组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对低碳经济做出了一个通俗的解释：低碳经济包含3个核心要素，即发展目标、减排和成本。发展低碳经济就是要在这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也就是在保证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做到低排放和低成本。 国合会的副主席、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任布兰德指出，尽管经济发展减缓了，但环境保护不能减缓。在当前全世界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前，解决环境问题迫在眉睫，进一步刺激经济发展不能以再次牺牲环境为代价。 14．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切实需要看，好比快更重要。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既创造了惊世的业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既有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因素，也与我们在既往的发展中较多强调“快”，而常常忽视“好”有很大关系，不下大力气解决，既是中国经济现实的危害，更是长远的隐忧，甚至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就要调整思路，从“好”中求“快”，把“好”放在整个经济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可以说，“好”字当头，就牵住了当前经济工作的“牛鼻子”，就抓住了经济运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和决策。 当然，强调发展的“好”，不是不要“快”，而是为了实现持续长久稳定的“快”。中国经济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是必要的。也正是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让我们的国力空前强盛，为我们积累和创造了求“好”的条件。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及时实现经济发展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下大气力清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种种“路障”，才能保障中国经济的列车又稳又快地奔驰向前。三、申论要求

申论 我国文化产业在对外贸易发展中有机遇也有挑战，部分情况如下： 从文化产业的贸易风险来看，文化产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文化产品消费难或文化壁垒较严重。部分东道国对外文化接纳度低、政府思想封闭、政策不稳定等政治风险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消费，诸如巴基斯坦、泰国、缅甸等政局不稳定，经常换届选举；一些海外国家严格的电影电视审查制度影响文化产业海外发展，如伊朗的审查制度为电影、电视规定了种种禁忌；文化产业在境外投资中遭遇多数宗教信仰排挤冲突，影响文化产业落地与发展；沿线国家盗版现象严重，致使在境外文化产业项目中遭遇知识产权争议，影响文化产业人才的积极性，以孟加拉国、亚美尼亚、斯里兰卡、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盗版率最高。因此，“走出去”第一步的海外贸易风险评估非常重要，与此同时熟悉投资国的文化理念与政治环境也至关重要。 从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输出障碍分析，一方面低附加值的文化产品仍在我国文化产品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玻璃器具、首饰、玩具等设计类在我国创意产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均在70%以上。另一方面文化服务贸易逆差严重、占比较低。2017年文化服务进口232.2亿美元，出口61.7亿美元，逆差达到170.5亿美元，显示出我国文化服务在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显著弱势。此外，国际贸易的规则体系还不稳定。目前仍有很多国家尚未正式加入WTO，其外贸政策将会对货物的自由流通产生一定负面效应。在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方面，中国目前只与少数沿线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沿线国家间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2016年起，中国企业对海外电影、电视以及泛娱乐业投资迅猛发展。仅仅今年6月以来，万达、阿里、腾讯、乐视纷纷宣布好莱坞新动作。腾讯收购制作公司STX娱乐，并在好莱坞合资成立电视制作公司；乐视建立好莱坞总部，进军美国全媒体内容制作。以中国的庞大市场及资金优势换取好莱坞技术方法，最终繁荣国内市场，中国资本的介入必将对全球影视话语权产生深远影响。政府鼓励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组建演出中介机构，或在境外实行跨境合作。同时采用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策略，加大对外文化贸易的整体宣传，为对外文化贸易开辟更多的信息渠道，扩大中国文化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同感和影响力。万达在2012年就已斥资26亿美元收购AMC影院，抢购了美国和加拿大347家影院的5048块屏幕。此后，万达“有计划、有战略地”在好莱坞部署了娱乐阵地，完善影视产业链。AMC以1.75亿美元收购了连锁院线StarplexCinemas，以12亿美元收购了卡迈克电影院公司。“事实上，这给予中国投资者新的机会，尤其是中国资本对技术的追求以及平台的掌控。”MikeMedavoy表示。 从文化产品贸易结构来看，目前我国文化产品出口对象90%集中在日、韩、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产品结构不合理，出口对象单一化。在版权方面，我国图书进出口贸易多年来的逆差约为10:1，与欧美国家的图书进出口贸易逆差则达100:1以上，可见我国在版权引进方面远远大于输出。在演艺出口方面，我国目前国外商演的年收入却连1亿美元也没有达到，而加拿大的太阳马戏团的海外演出年收入就达到了这个数目。在电影方面，我国电影出口能体现我国文化特色的影片出口仅有10%。在电视节目和电视剧方面，我国电视节目和电视剧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相比差距很大。此外，我国文化产业在高科技运用方面乏善可陈，我国的电影业和演艺业在制作、加工、欣赏等方面都还停留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很大的技术水平的差距。同时，由于我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仅有18%，使得文化交易在本国市场上也不敌外国，传统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曲高和寡，文化创新意识不强。 近年来，我国采取商业联盟促使中国电影合拍的数量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速度，而且拍摄水平和影片质量均在稳步上升。近年来，国产电视剧在海外的热播，《媳妇的美好时代》在非洲热播，受到当地观众的追捧。《琅琊榜》《甄嬛传》《金太狼的幸福生活》等国产优秀电视剧在北美、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尼、非洲等地播出。《麻辣变形计》《神犬小七》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和非洲地区新媒体平台授权发行，同时在柬埔寨地区电视平台以及音像制品领域授权发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锦绣未央》《微微一笑很倾城》等在美国视频网站DramaFever播放时，全都进入了该网站点击量前五名，有的甚至位居榜首。此外，我国的动漫企业、游戏企业以及出版企业都要通过商业联合制作策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使得我国文化对外贸易不断的扩展。我国图书版权的出口已经扩展到世界各国；动漫产品的出口也转变为欧洲、美国、韩国等动漫产业发达的国家及地区。 目前我国文化企事业单位中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人才极其稀缺，一些演艺公司、对外文化交流公司的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是艺术专业人员，管理专业人员极少，极度缺乏外向型、复合型文化经营人才，熟悉海外发行业务及懂得国际市场运作的人才极其缺乏。从人才管理机制来说，从中央到地方缺乏鼓励、支持文化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到国外市场竞争的机制，缺乏科学培育和使用人才的机制。而且国内高校很少开设有关文化贸易的课程，从而导致这方面的管理从业人员很少。国际文化贸易人才匮乏，是导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严重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给定资料”，对我国文化产业更好地“走出去”提出对策建议。 要求：合理可行，有针对性，条理清晰；不超过450字。

申论 1．《大学生欠债百万跳楼》的新闻就将“校园贷”推至了风口浪尖。一些网贷平台上，女大学生被要求拍摄手持身份证的裸照作为贷款担保，如果逾期不还款，裸照则将被公布。不少女大学生因此陷入“裸贷风波”。21岁的大学生郑德幸从8楼跳下，留给父母的是无尽的痛苦和60多万元债务。据记者统计，仅下半年，被媒体曝光的“校园贷”案件就多达13起，涉及大学生人数500余人，涉案金额超千余万元。一位漳州某高校的男生表示，在他的班级微信群里，辅导员老师几天前曾分享一则某外地大学生因信贷危机跳楼自杀的新闻，但许多同学连看都没看。 自从国家叫停了大学生信用卡后，越来越多信贷公司都把目光投向了高校学生的蛋糕。市场野蛮生长，在同一个校园可能有10多家校园贷平台，竞争激烈。根据其中一家平台名校贷提供的借款流程显示，“我们的信息验证过程都在线上完成，借款人需要完成身份认证、学籍认证、家庭和同学联系人验证、银行卡认证、脸纹识别、视频签约、无感知认证、网络信用分判断、电话审核等多步骤的信息审核流程”。记者按照名校贷官网公布的借款操作流程实际操作，在先后完成学籍认证和注册、提出借款申请、填写完善了家人好友及银行卡信息后，整个过程可通过网上填写注册，最后录制一段视频提交审核等待放款通过。据介绍，名校贷“是业内少数几家通过视频签约的公司之一”，大多数网络借贷平台的办理手续更加方便，一般只要填写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学校、宿舍等信息，以及父母和一个朋友的联系方式就可以注册，注册成功后，第一次还可以一定额度内免息“取现”，款项最快3秒就会到达所绑定的银行卡。 2．在漳州展开的一次社会调查中，不少大学生都表示对校园贷款有所接触，女生要做头发、美甲、买衣服，还要买化妆品，而父母给的生活费月均1000—1500元，这让爱打扮的女生每月都捉襟见肘。“于是，她们每个月开销不够就通过网贷借出钱提前消费，下个月生活费来了再补上。”“男生也喜欢通过网贷借钱消费，一般都是买电子产品，或者为女友花销。”另一名受访的男生表示，也许是出于攀比心理，不少家境一般的学生刚入校不久，也会通过网贷买价格昂贵的苹果手机。 “会去借贷的学生一般都是家庭不能满足他们的消费需求。”国内著名的教育专家张文质说，由于目前教育的缺失，大学生在遇到这种问题时，他们很难规避财务风险，因此，校园贷案件错不全在学生身上。对于目前的大学生来说，这些借贷平台本身的存在就超过了很多学生的人生经验。 广东的大二女生李渔(化名)，通过向某网络借贷平台发出了借款3500元的申请买一款新款手机，自此栽入了一个看不见尽头的无底洞。一开始是有人在qq上声称可以借钱给她，但需要她提供一切身份资料，甚至包括父母的电话、家庭住址等信息。李渔不疑有他，把资料准备齐全之后发给了对方。但很快，“放债人”告诉李渔，借款可以，但利息并不是按照网络借贷平台上所规定的那样，而是有一个行内不成文的规定。“借3500元，要给1500元的利息，期限是7天，逾期不还的话利息会更高。”李渔说，当时迫切想买手机的冲动冲昏了她的头脑，她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后面就陷入了“以借代还”的圈套。 大学生分期还款的能力非常有限，一旦从网络平台借钱后，常常需要开通新的贷平台，通过借新债还旧债。而如今许多借贷平台为规避风险，已经实现信息分享，将那些开有多个借贷平台账户的学生列为不良客户，予以拒贷。这就为借贷平台的代理们开展高利私借提供了机会，而这种私借的利息高达“周息两毛至三毛”。某些公司主要从事现金贷款，一般来说年利率从12%～36%不等，手续费从6%～10%不等，还款时间越短，缴纳的利息和费用越少。“有些公司做大了就会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有些总费用和利息加起来年利率能达50%，这其实就是变相的高利贷！”从业人员严华说。 3．清华大学发布了当代青年财商认知与行为调查报告。本次调查发现，约七成大学生对提高自身的财富管理技能有着强烈渴望。在受访大学生中，41.4%的大学生认为财富管理技能作用较大，28.4%的大学生认为财富管理技能是一项必备技能。两者合计69.8%。只有不超三成的大学生认为财富管理技能作用不大、没有作用或“说不清楚/不确定”。 大学生对财商教育也普遍持欢迎的态度。有19.8%的大学生选择了“非常支持”选项，他们认为“财商是智商和情商之后，现代人离不开的第三种基本素养，也是早日实现财务自由的有效手段”。有18.5%的大学生点选了“支持”选项，认为“懂得省钱诀窍或赚钱技能，总归是好事”。有47.1%的大学生点选了一个偏中性的支持选项，认为“因人制宜，有兴趣或需求的人可以尝试接触一下”。以上三项相加，总计85.4%的大学生构成了财商教育的潜在需求者。与此同时，57.5%的大学生首选学校教育作为财商教育的靠谱途径，他们希望学校财商教育的模式是“大学的选修课、公开课等开放式讲座”。其中，更有39.7%的大学生甚至认为财商课有“纳入大学生必修课作为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校园贷”乱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建议。 要求：概括原因准确全面；建议切实可行。不超过350字。

申论 988万，Z市总人口。随着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大规模人才引进，这个数字还将持续扩大。在新的城市环境下，加强党的引领、扩大党的覆盖，形势刻不容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近年来，Z市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中，坚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引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关键在哪?如何引导群众由置身事外到主动参与?如何发挥党群智慧，切实助力社区建设?带着这些问题，某报记者走入Z市一探究竟。 “同学，干嘛去啊?”“吃完饭了散散步，明天葫芦丝开课记得一起去！”在郑东新区商都路街道体育公园路边，这种“同学”间的对话屡见不鲜。 互称“同学”的，并不是十几岁的在校生，而是已退休的老人。这些老人住在不同的小区，此前大多不相识，正是参加了体育公园党群服务中心的老年大学，他们由陌生人变成了亲密的同学。 近年来，Z市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新城域扩大，新市民增加，郑东新区就是一个典型。社区居民多外迁而来，互相之间陌生感强，凝聚力差，怎么办? 为此，Z市将党群服务中心作为居民沟通的重要平台，要求每个社区都建有不少于500平方米的群众活动场地，同时每年拨付20万元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去年开始，全市所有活动场地统一更名为“党群活动中心”，把党的引领鲜明亮出来。“今年6月底前，将完成所有场地达标全覆盖。”Z市市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蒋明伦介绍。 硬件达标，不难，如何凝聚人心，让大家打开心结，愿意参与，各社区下了不少心思。 党群服务中心不仅提供超市、早教、洗衣修拉锁等服务，还在大厅设置医保、公交、法律咨询等一站式办理窗口，群众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党组织提供的便利。 老年课堂、网络中心、戏曲小组、乒乓球活动……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请社工为居民组织活动，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的工作坚持问题导向”馨家苑社区服务中心党总支副书记范小康是体育公园党群服务中心专业社工的一员，他发现有的居民来参加活动是带着情绪的，“比如有的居民婆媳关系不和，有的青少年有家庭、学业烦恼，我们发现这些负面情绪会提前介入疏导。”通过咨询和谈心，社区将居民的矛盾、问题早发现早分流，党群心理上的距离消除了。 在全市各个小区里，一批街道社区工作者坚持常态化入户走访，和百姓打成一片。今年4月，Z市市委印发全市街道工作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提出要认真落实街道社区工作者制度。截至目前，Z市为每个街道办公室至少配备了3名专职工作人员。郑东新区还探索社工聘任制，建立了“四级十四档”社工薪酬体系，级别最高的社工可享受正处级干部的薪资水平，仅去年，就吸引了274名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工作。社区组织的骨干力量越来越强。 5月10日，记者走入金水区花园路街道通信花园社区，正赶上一年一度的社区文化庙会，热腾腾的发糕即将出锅，香气扑鼻。正在张罗的大娘热情介绍道：“这是我们自制的食品，专门给社区贫困户进行义卖的！”原来，这是由群团组织承办的公益项目。与此类似，花园路街道还有爱心助学、扶弱济困、矛盾调解、环境治理、群众文化等群团组织100余支。街道党工委书记张俊英认为：“这些组织充分活跃在社区，传达上级新精神、弘扬社会正能量、带领居民齐参与，提升了居民自治新水平。” 去年5月，Z市市委印发了大力实施“筑体系强堡垒争先锋”工程加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就提出“扶持和培育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从政策上对群团组织提供支持。 此外，意见还提出完善并落实社区“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的要求。“一征三议两公开”中的“三议”指的是社区事务在民主决策中，要经过社区“两委”提议、相关单位商议、居民代表会议决议才能做出决定。这其中，居民参与至关重要。史传春副部长认为这是“党内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群众民主的很好结合”。 近年来，全市街道社区通过“一征三议两公开”解决了道路硬化、居家养老、物业费收缴等方方面面的矛盾和问题。不仅如此，社区党组织和群众还探索出多种多样的议事协调机制——周四面对面、议事亭……社区大小事，群众的参与渠道越来越畅通了。正确反映诉求，自主理性参与，居民逐渐有了“当家”的感觉，党群共治的局面正在形成。 根据“给定资料”，概括Z市引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 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150字。

申论 最近常常听到一个词——“品牌老化”。比如，曾经在家电行业风光无两的长虹美菱，近年来国内市场毛利率持续走低；很多人过去宁可省下半个月工资也要吃的全聚德，从2013年开始，营收就处于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状态，今年恐将更为惨淡……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品牌式微或市场衰弱都可以被称作“品牌老化”。换句话说，“品牌老化”也是有“门槛”的。能够“老化”的品牌，必须在较大的市场目标消费群体中拥有较高知名度，也即要先成长为名牌，方才能够按照“老化”的病症下药。 这很容易让人们把“老品牌”与“品牌老化”联系到一起，毕竟，时间一直是评价品牌价值的重要因素，企业存活时间越长，越容易在消费者心中留有印象，也就越容易打造出品牌、积淀出价值。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老品牌不一定会走向老化，出现品牌老化的也不一定都是老品牌。 在互联网风潮下，很多过程被提速了。而沪上鼻祖级网红餐厅“赵小姐不等位”一样的新品牌的关门大吉也给我们不少启发。“难吃又贵”“菜单只有价格直击灵魂，盐烤菜品咸到发指”……点评网上还残留着评价的余味，或许可以从中窥到部分关店的端倪，这下真的不用等位了。一些新晋品牌借势起飞，短期内就跨越了开业存活期、利润增长期、品牌成熟期，之后又因自身根基不稳而被消费者抛弃，形成了“急速衰老化”的新情况。至于其中原因，大体逃不脱揠苗助长后的“虚胖”原因，由于内里缺少支撑，自然也就躲不过“网红死”的命运。 相比于这些“老化”的新品牌，老品牌“老化”情况普遍更严重，因而也更加迫切需要被“唤醒”。迟钝、安逸感是“老化”祸根。在以更新换代和需求升级为主的市场环境下，在“90后”“00后”成为品牌主要消费群体的市场语境下，迟钝造成的创新不足，意味着跟不上日益小而美的需求；安逸感带来的“倚老卖老”，意味着将年轻人拒之门外。当前，消费者掌握了更多信息渠道，有了更加丰富的选择，可以便捷地根据自身需求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品牌。既然这些品牌不愿意改变，必然会有其它品牌走进消费者的“购物车”，挤占其市场空间。 “唤醒”老品牌的关键在于“保持新鲜感”。所谓新鲜感，不仅要与对手不同，还要与过去的自己不同。作为拥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历史的老品牌，要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之上创新产品，根据不同群体推出不同产品，既吸引更多新生代消费者，又巩固对品牌有认知的存量消费者；要在已有的成熟经验基础上创新模式，在门店经营上大胆探索，满足更多场景化消费。两种路径都需要老品牌的管理层和决策层放下过去的辉煌重新出发。 目前，开启生活馆的晨光文具、做起唇膏彩妆的大白兔奶糖、设计全新标识的北冰洋汽水都成了年轻人的“新宠”。成功案例在前，仍旧被“老化”问题困扰的老品牌可以更加坚定地踏上保持新鲜感之路了。 网红餐厅还是餐厅，“漂亮的外衣”确实能吸引第一次消费，但不能指望用来满足第二次、第三次的跟进，就像约会一样，外表可能会促使我们见第一次面，可见面聊天的内容决定了我们还愿不愿意见第二次。好看、好玩、好听是餐厅带给消费者的附加值，但离开了好吃，他们都无法独挑大梁。“大董”“王品”“西贝”都是注重产品的典范，只有让消费者记住你的餐，消费才会把你当做他的厅。将团队建设列入紧急并重要的工作选项内，“一笼小确幸”的食品安全、“赵小姐不等位”咸到发指的出品，其实都是管理出的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你对“品牌老化”的理解。 要求：观点明确，紧扣材料，准确全面；不超过2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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