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今年春节期间，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公共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谈锦钊回广东开平乡下住了几天，他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农村工业化的场景和农村生活形态发生变化的画面：一方面，村里的土地已经全部变成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由于分到了宅基地的村民并不急于建设，村里的土地不少空置，村庄日益显得挤迫，鱼塘缩小、环境变差，新楼房遮挡不住破旧的房屋，建筑物的间距很小，很多房子出租给了外来工，村里的治安不如人意。 这是工业化进程中当代农村生活的一个场景，山再也不是那座山了——被推平了搞工业、盖房子，水也再不是那池水——污染了的水连洗衣服都嫌脏，人也再不是那些人——村里什么人都有，开厂的、打工的、干小偷的、做生意的，本国人、外国人。 而这样的场景，似乎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的乡村不断地重复，谈锦钊看到的现象并不是个案，残酷的现实是，它有普遍性。 2．2006年7月中下旬，笔者在苏中、苏北、鲁南等地区走防发现，农民对国家开展新农村建设非常高兴和拥护，对国家出资支持农村基础建设心存感激，但同时也有遗憾。 就村村通水泥路来说，本来是一件方便老百姓生产和生活的大好事，但家有运输或收割机械的农户却感到好事没有做到位——路还是有点窄，只需再加宽50—60厘米，就真的能“畅通无阻”了。 他们认为，别把三轮车当作农民小轿车。铺条水泥路不容易，不可能今年建，后年就大修。而就发展趋势看，不需要太长时间，农村里的汽车、收割机、翻斗车等大型机械肯定会越来越多，这是现代农业最起码的要求。目前村村通水泥路的标准已经嫌低，估计过几年就更不能适应需要了。 3．据国家建设部统计，到2004年底全国共有320.7万个村庄，其中行政村63.4万个，居住生活着2.05亿户、7.95亿人。按照建设部2005年对9个省份43个县74个村11类105项所做的典型调查，有41%的村庄没有集中供水，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设施， 40%的村庄雨天出行难，晴天车拉人，雨天人拉车，70%的村庄畜禽圈舍与住宅户混杂，90%的村庄还在使用传统的旱厕，垃圾随处丢放，没有任何消防设施。 4．据统计，2005年广东省共有乡镇1558个，分布在21个地级市、23个县级市、44个县和 54个市辖区内。那广东的乡村情况如何呢?据华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系主任李敏教授介绍，虽然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相对较好，但县级以下的城市地区由于规划人才和规划管理机构较薄弱，失控的较多，约60%以上的农村地区的建设活动仍处于自发状态。虽然也设置了一些镇级国土规划所之类的管理机构，但真正能行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职能或者能进行有效管理的并不多。即使是在比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也有不少管理死角，偏远山区更是“没人管也管不到”。 5．在2006年“两会”上，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热点话题被一再地提起。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道路、饮水、沼气、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而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人居环境，规划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正如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所指出，村庄整治一定要坚持规划先行。没有规划的村庄整治，就是瞎整治；不编制规划的建设，就是乱建设。 6．“不要以为我们上，会打领带会跳舞；不要以为我们黑，会玩电脑会开车。”在山东省临沭县蛟龙镇，一位叫张华的28岁小伙子和笔者聊天时说，农村建没要先规划，不然张三要往东，李四要往西；你要弄沼气，我要烧草锅，那就乱套了，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旁边一位叫孙海龙的小伙子接过活茬说，新农村规划不要象过去的农民画——腰勒白布带，手拿旱烟袋。袅袅炊烟不是农村风景画，那是污染，不是美丽。城市画家看着好看，可夏天里老百姓烟熏火燎不好受。农村建设既要有城市的方便，又要有农村的舒服。 江苏淮阴市青年学者李天宇也认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既要有城市的东西，更要有农村的特色；既不能“摊大饼”，也不能“码积木”。应以城市的规划、建设作为借鉴，使新农村规划建设更具有科学性、发展性。 江苏赣榆县古城村花了几十万元编制规划。他们的村支书说，提前规划，就是为了防止“张书记挖坑，李书记埋，王书记来了再重来”的问题。古城村的规划，从1997年开始实行，根据人口出生最高峰，规划村庄建设；根据当前需要，整治村容村貌；根据生活远景，建设基础设施；根据发展需要，经商兴企办厂。 连云港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志还认为，新农村规划要尽量做到省、市、县、镇各级规划有所衔接，以免今年楼房盖好了，两年后一条省级公路又把它给“冲倒”了。因此，只要不是国家安全机密的规划，尤其是省级、市级涉及到区域的基础建设规划，应尽量早出台、早公布、便查询。 除了对道路、村庄、房屋的规划之外，新农村建设还要对工业、医疗、教育、文化等进行规划，尤其在工业布局上要做到“大的一盘棋，小的各自由”。所谓“大的一盘棋”，就是要把工业项目放在全市，最起码是全县总盘里给予考虑。特别是化工项目、有污染的项目要放在县域以上范围内安排，乡村工业只能安排无化学污染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小的各自由”，是指在地面建筑物建设上，乡或村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和传统文化，既可以“互相复制”，也可以“一村一品”。 7．安徽省霍山县建设局负责人说，村庄规划按要求应该由专业规划设计单位来做，但这些单位的没计费往往很高，而且一个乡镇100多平方公里，全让规划设计院来做也并不现实。所以规划工作往往只能由本地建设部门的技术人员和基层乡镇的工作人员来做。而就该局来说，只有五、六个技术人员，要做全县的村镇规划人手非常紧张；而各乡镇也没有专门的规划管理机构，都是由村镇建设管理服务站的人员兼管，一般只有一两个人，而且技术素质也跟不上。此外，由于县以下没有专职的规划监察执法队伍，规划审批与监察严重分离，执法主体多头，也使得对广大农村地区违法建设的监管处于“真空状态”，从而导致乱搭乱建的现象比比皆是。 8．(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规划规划，赶不上领导的变化”，这是基层农村流传的一句话。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纪尽善建议，要警惕新农村重复规划、浪费建设的苗头。 以前，“规划赶不上变化”的问题长期困扰城镇发展，近两年来，这个问题正在悄然随着新农村建设向农村地区蔓延。纪尽善说，在一些地方，如今一个村的规划需3万至5万元，一个乡(镇)规划15万元，这种重复、浪费的情况在许多地方还具有共性。 纪尽善说，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多，有道路建设，沼气池建设，房屋改造、装修建设，这还不包括建设生产项目。上级项目一般都采用项目给一点，当地财政配一点，农民集一点的办法。当地政府无法配套，实际上除了项目资金外，大都是农民集资。他举例说，有一个试点村道路建设，农民人均集资300-500元，有的更多。一口沼气池补偿300-1000元，绝大多数由农民出钱。另一个试点村仅两个社52户农民房屋改建、装修，除财政口头补助近30万元外，其余全部由农民自己出资。其中有80%的农户贷款，贷款金额达81万元，贷款户户均2万元。如果规划不科学，这种情况就有加重农民负担的趋势。 纪尽善说，造成这种苗头，主要是个别地方政府对中央新农村建设精神理解不透，实际工作中有较大的差距。有的试点村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偏高，投资过大。新上项目在群众发动不充分、集资不到位、资金不落实的情况下欠账动工建设，由政府兜底，这种类似工程有可能给当地政府带来新的债务。 9．“村域发展规划是综合性的总体规划，涵盖乡村土地利用规划、生态与环境保护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要把村域的产业、土地和村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盘考虑村域分异规律，设计乡村的产业发展和村庄的合理布局。”2006年11月12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京区地理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义丰在“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这一争辩性主题讨论中作上述表示。 而现在的问题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庄建设规划可谓快马加鞭，村域发展规划则是严重滞后。“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如不尽快纠正，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正常开展。新农村规划的目标是新的产业培育、新的发展支撑体系(包括水土资源保障条件、基础设施配套与生态环境治理等)、新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张义丰认为目前的认识误区是，把村庄建设规划等同于新农村发展规划，以为新农村建设就是旧村改造、旧村改造就是拆房建楼，片面强调居住环境改善，严重忽视经济发展与产业的重要性。他说，新农村建设的主线是新产业培育，缺乏村域发展规划就是缺失产业培育，“没有产业的新农村，新在何处?” 乡村是一个具有自然尺度的开放空间，具有乡村特色的地理形态。乡村规划，特别是村庄建设规划，必须遵循乡村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保持乡村地貌、植被的多样性。乡村与城市属于两大不同的地域系统。乡村的背景和设计要素完全不同于城市，不能简单套用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标准来规划乡村。一位与会专家表示：“目前这种以城市理念规划乡村的现象相当严重，亟待纠正。” 缺乏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区域乡村发展规划的支撑，使新农村建设缺乏定位、目标和方向，以致形成模糊乡村的意识。建什么样的新农村、怎样建、在哪儿建、谁来建等等都缺乏科学认证。目前的状态是：上级政府出指标，县级政府报名单，大多数乡村等又盼。 10．由于村庄建设规划和监管的缺位，不少农民在建房选址时主要是凭习惯、看“风水”。一些农民为了生活便利，习惯把临水、沿公路作为建房选址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或者为了就近耕作，选择在靠近农田的地方建房，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在农田中建房的现象。更有甚者，不少农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由于受传统风俗习惯影响，追求“单门独院”、“风水宝地”的意识浓厚，请风水先生“看门相、选宅基”，造成建房地点更加混乱。 农村的许多村庄布局之所以存在上述这些突出的问题，成因比较复杂，但症结还在于“规划滞后”。在采访中，许多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很少听说过在农村盖房子还要进行规划，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盖房子，只知道只要不侵占别人的土地，自己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想盖成什么样就盖成什么样。 而基层规划部门对此表示，由于在村镇建设方面长期以来实行以乡(镇)为主，以县(市)为辅的管理体制，县(市)级政府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城市建设上，无力顾及点多面广的村庄建设。而很多县(市)级以下规划管理部门的技术力量薄弱，因此造成农村建设缺乏规划，出现无序混乱的现象。 11．针对城乡规划滞后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实际问题，江苏省作出了“三年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的重大决策，将城乡规划调控和管治范围从城镇深化到整个城乡空间，避免在新农村建设中再出现大规模搬迁、无序建设等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 现在，苏州市已对8488平方公里的整个区域，按照城乡统筹、科学布局原则，编制了高水平的全市全盘规划，调整优化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的空间布局，科学确定城市发展区、农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在丘陵湖泊及其周边地区、城市与城市接壤地区、具有良好生产基础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建设永久性农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建设“四个100万”的农业生产基地：100万亩优质粮油生产基地、100万亩特色水产基地、100万亩高效园艺基地、100万亩生态林业基地。通过规划和立法的形式，把农业发展的基本内容定下来，避免工业项目无序占地。 12．(哈尔滨日报2006年01月26日)记者25日从市规划局获悉，哈尔滨市已全面启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试点工作，以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有力推动哈尔滨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工作进程，目前已有20个村屯被列入首批规划项目。 据市规划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初步确定了哈尔滨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基本思路：即以城乡统筹规划为主线，以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百姓安居乐业为工作重心，对郊区、都市圈和市域三个圈层实行分区分类指导，实行产业聚集、土地集约、人口集居、工业集群和居住区、工业区、养殖区、种植区、生态敏感区相对分离的规划政策，调整优化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目前已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试点工作方案》和一系列推进措施。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1994年，建设部第761号文件就下发了《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办法》。该办法中明确提到“为了建立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制定本办法”，文件中规定了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主体、资金来源、供应对象、生产方式、房屋标准以及限制条件、优惠条件 等一系列有关问题。经济适用房，本来是国家为了解决城市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难，采取减免地租、税收等政策降低住房成本，实施的一项“民心工程”。但在一些城市，却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招来普通百姓、房地产商等的怨言。 2．北京回龙观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然而在这个小区一区，每当夜幕的降临，一辆辆小汽车似倦鸟归林，陆续驶入小区。走进小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小汽车，已经占满了停车场。在甬路左侧，还有长长的一排， 桑塔纳、捷达、奥迪、富康、奔驰也隐藏其中。临街的楼应有48户居住，但只有30多户的窗户有亮光透出，其余的看不到光亮。住户有车，说明收入不菲。 早已入住的楼盘，有许多人家未亮灯，说明房主还有其他安榻之所。很难相信中低收入家庭能够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同时还买得起和养得起汽车。根据调查，1998年以来，北京约有16%的经济适用住房卖给了中高收入者。 3．北京市2000年人均年收入为10349．7元，50%的老百姓户收入在20700元以下，42%的购房人能承受的购房款为20万元以下，27%的购房人能承受20万一30万之间的房款。而经济适用房60%以上的房价在30万元以上。 4．2001年2月，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有关问题的暂行规定》中，除对购买者的收入进行限制外，还对购买面积作出了相应规定。但在2001年春季房展会上，8个经济适用房项目都以三居室的 大户型为主，建筑面积也大多在100平方米以上，个别项目甚至安排了跃层户型，这样的设计显然与中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相去甚远。一些经济适用房项目越盖越大，甚至出现豪华复式户型。 5．北京城北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开发区之一的天通苑五区，8个单元楼中只有1个单元是77．7平方米，150至160平方米的户型是最为常见的，大户型则达到了200余平方米。据售楼小姐讲，140—160平方米的房售得最好， 就从她手中售出的房而言，有70%一80%是140一160平方米的户型。 6．北京市的一项调查显示，家庭年收入在三万元以下的人接近一半希望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而接近3／4的家庭收入超过三万元的人希望经济适用房面积在70—100平方米。综合来看，希望经济适用房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的比例超过了90%。目前市场上有些经济适用房的价格按照每平方米来看不是很高，似乎工薪阶层可以接受，但是按照面积计算出来的总价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仍是个天文数字。 7．报载，不久前，杭州公示的经济适用住房房源，户型70%以上在13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达到178．18平方米，单价平均在3000元左右。该市沈健芬处长直言：“像我这样的工薪家庭是不大买得起的。”杭州市经济适用房的售楼工作人员说：“尽管经济适用住房面积这么大，但是有人买，也卖得出，只是真正需要房子的中低收人家庭买不起。冲着大经济适用房来的人往往不是用来自住，而是准备投资的。” 8．虽然北京市对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的资格(购房者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以下)进行了限制，但在2001年春季房展会上，经济适用房依然敞开卖，并没像政府要求的那样只卖给中低收入家庭。由于许多人排队抢购，售楼人员采取抓号中签的办法决定卖给谁，而不是核实购房者是否来自中低收入家庭。许多房虫子乘机雇佣部分真正应该享受经济适用房的老百姓，排队拿房号。然后转手卖给真正的买主。中间差价动辄可以达到10万元。一些开发商表示，认定购房者的收入情况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单靠开发商一家的力量很难完成。另一些开发商则表示，只关心房子能不能卖出去，不关心房子卖给了谁。 9．据北京一位经济适用房某开发商讲，有一位开着凌志轿车的私有企业主前来购买经济适用房，当工作人员请他在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下一栏填写盖章时，这位私有企业主随即从口袋里掏出公章盖上。因为他手续齐全，工作人员只好卖给他房子。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2020年8月20日，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2021年一季度，长三角区域生产总值突破6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24．55％，较去年同期提高0．44个百分点。
2．2019年11月1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式揭牌。这个横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由上海青浦区、江苏苏州吴江区、浙江嘉兴嘉善县三地共同组成的示范区紧紧围绕一体化制度创新，改革攻坚取得了良好开局。
2020年6月18日，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苏省自然资源厅和浙江省自然资源厅的网站上出现了同一份公示文件：《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这份规划涉及范酮并不大，主要包括青浦、吴江、嘉善“两区一县”。但这24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地跨三个省级行政区，参与规划制定的部门却不少：省级层面，有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设区市层面，有苏州市、嘉兴市；再加上“两区一县”，地方政府就有“三级八方”。
总规作为国内首个省级行政主体共同编制的跨省域国土空间规划，对长三角乃至全国都有示范引领作用。规划制定过程中参与部门众多，尤其强调协同性。在空间组织方面，不搞集中成片、大规模、高强度开发建设，推动存量用地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内涵提升。示范区总规在治理方式上，强调共建共享、共担共赢，建立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机制。通过这份规划，将实现“一张蓝图管全域”。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示范区总结形成了跨省域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导手册，为实现跨域规划编制提供参考范例和技术借鉴，促进一体化发展规划在更大范围内实践和推广。
3．“原本以为公司迁出上海要跑很多部门，递交很多材料，没想到材料提交后，几天就办好了。”最近，一家电子科技企业要从上海青浦迁到苏州太仓，便利的办事手续，让公司负责人十分惊喜。更方便的是，企业原有纳税信用级别等资质信息、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等权益信息均得以承继，到了太仓之后不用再“从头来过”。
企业跨省迁移，一度是件难事——需要来回奔波迁出和迁入两地的多个部门，手续繁琐、材料众多。2019年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出台16项支持服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举措，其中明确规定长三角区域纳税信用级别为A级、B级的企业，因住所、经营地点在区域内跨省(市)迁移涉及变更主管税务机关的，税务机关可为符合相应条件的企业办理跨省(市)迁移手续。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改革“试验田”，示范区率先推动改革举措落地。
“依托数据交互，纳税人向迁出地税务机关申请后，各项数据传输到迁入地税务机关。”上海市青浦区税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种模式实现了迁出手续即时办，迁入手续“自动办”，办理时限最短缩减至1个工作日。优化企业自由迁移服务机制，是沪苏浙联合制定的《关于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在不打破行政隶属的前提下，打破行政边界的约束，让市场要素实现自由流动。围绕改革赋权、财政金融支持、用地保障、新基建建设、管理和服务创新等多个方面。示范区建设就是要聚焦面临的共性突出问题，进行系统性改革实践，形成具有普遍价值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成果。
近年来，示范区的创新产业加速集聚。28项产业创新类项目重点推进：华为青浦研发中心项目已全面开工，建成后预计导入3万—4万名科研人才；国家重点支持的“关键战略材料”，英诺赛科氮化镓项目落户吴江汾湖高新区，一期已经建成。“相较于传统材料，氮化镓半导体材料体积更小、能耗更低，在5G通、工业互联网等应用市场拥有巨大潜力。”英诺赛科工厂运营副总表示，长三角地区高水平的科研能力，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和巨大的市场，对于氮化镓这类新材料项目有极强的吸引力。在当前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已经成为长三角区域的重要使命，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样板间”，示范区更是要率先“探路”。示范区成立一年来，一体化制度创新的红利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2020年前三季度，示范区两区一县合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8％，新增企业登记数量同比增长12．6％，实到外资同比增长31．8％。成为发展的新热土。
4．2021年5月14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从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传出：我国首台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实现2．0纳米波长自由电子激光放大出光，达到设计目标波长，这标志着我国在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研制方面已步入国际先进行列。此前一周，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功研制目前国际上超导量子比特数量最多的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操纵的超导量子比特达到62个，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可编程的二维量子行走，研究成果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
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变，更加凸显了加快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紧迫性。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提供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全国高质量发展。全国共有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长三角以张江与合肥而占据半数。承担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的重任，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长三角责无旁贷。截至2020年底，张江已集聚330家国家级研发机构、14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墨子号、黑洞照片，超强超短激光等科学新发现、新发明不断涌现，C919首飞成功，超导、石墨烯等关键技术取得突破，2020年上海科学家在《科学》《自然》《细胞》等全球顶尖期刊发表论文数占全国的3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技术体系的源头，也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问题的根源所在。”上海科委主任表示，要深入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深化国内科技合作，健全合作共享机制，提升科技供给质量和水平。2020年6月，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科技部门签署了《共同创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框架协议》。共同筹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支撑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引领性平台，被写进了上海市、安徽省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1月，沪苏浙皖科技主管部门等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试点的通知》，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善县、安徽省马鞍山市参与试点。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试点平台于2021年4月1日测试上线，如今资源池里已有458家服务机构的8955项服务项目、24022台大型科学仪器等科技资源。一个多月里，已有109家企业注册通用通兑平台，27家单位申请科技创新券，发券金额1060万元。
5．元荡湖位于上海淀山湖以西，横跨沪苏两地，总面积12．9平方公里，1／5属上海青浦，4／5属苏州吴江。元荡湖东面是上海青浦的东航路，西面是江苏吴江的康力大道，两条路，到了元荡湖戛然而止。成了“断头路”。青浦、吴江两地居民之间的走动很多。因为元荡湖的阻碍，对面的青浦区金泽镇居民想过来，得绕行一旁的国道，很不方便。
2018年，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同签署《长三角地区打通省际断头路合作框架协议》，东航路—康力大道省际断头路贯通工程成为首批17个重点项目之一。在沪苏两地的大力推进下，东航路与康力大道通过一座元荡桥连接在了一起。青浦区、吴江区两地设计团队采用多控制点联测确保线型无缝对接，可谓“规划一张图，标准一把尺”。2020年11月，东航路—康力大道省际断头路贯通工程正式通车，项目建成后，吴江到青浦的交通时间由40分钟缩短为5分钟，对提高省际路网可达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条车行道通车的同时，一座500多米长的景观人行桥也建设完成，把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串联在一起。由于项目横跨青浦、吴江两地，在事项审批部门、流程、材料申报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为了简化审批流程、提高效率，两地相关部门积极协商，最后达成“一枚公章管审批”，以“多方委托、一方受理”模式，完成项目审批。截至2021年6月，沪苏浙皖共同确定的17条省际断头路贯通工程中，已有7条建成通车，长三角居民越来越感受到一体化发展红利。
6．小女儿住在青浦区，家在吴江区黎里镇的陈凤仙老人常去小住。但因身患糖尿病，每次出发前，她都要在吴江的医院配好药带在身边，药快吃完的时候，还得惦记着回去。老人的这点不痛快，如今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
2020年6月，上海青浦、浙江嘉善和江苏吴江三地医保局签署了《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医保一体化建设合作协议》，到9月份，医保一卡通2．0版在示范区率先开通。
三地率先实现异地门诊就医免备案直接刷卡结算，参保人在示范区内异地就诊时，医保待遇与参保地保持一致。三地共有85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已接入门急诊联网结算系统，覆盖三地参保人230余万。门诊大病的异地结算也联网成功，尿毒症门诊血透、腹透大病患者可在示范区内任何一家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就诊结算，方便患者就近医疗，减少患者等候时间，实现医疗资源便利共享。
2020年8月份以来，三地异地直接结算人次为1万左右。国家医保部门推行医保电子凭证之后，又实现了跨区域就诊不带社保卡也能看病。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参保人员到示范区内75家定点医疗机构门急诊异地就诊，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出示医保电子凭证，不需要带卡也能结算，优化了候诊查询、就诊、缴费等就医全流程。目前，医院异地在线结算、跨省统一经办服务清单、全方位异地监管等均已开展长三角面上试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方便更多群众。
对青嘉吴三地既有公共服务标准的差异，在调研居民的体验度和获得感的前提下，示范区探索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共用新机制，形成了第一批公共服务项目清单，涵盖卫生健康、医疗保障、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养老、交通、政务服务等八大领域共20项。
7．2021年1月6日，长三角一体化干部交流合作座谈会暨一体化示范区领导干部示范培训班开班式在苏州市吴江区举行，长三角一体化干部交流合作打开新通道——上海、苏州两地共同探索干部交流任职，分处级、科级两个层面进行试点，首批共交流8名干部。具体来说，苏州与上海市级之间各对应交流2名处级干部，苏州市吴江区和上海市青浦区之间各对应交流2名科级干部。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两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立满周岁之际，这项干部跨省交流任职的破冰之举，引起广泛关注。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要探索建立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干部交流机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如何让干部交流机制更加适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更好发挥效用，亟需找出最优解。面对这道全新课题，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党委组织部门积极沟通、抓紧对接。特别是上海、苏州两地，率先实质性启动。
“过去，我是新上海人；今后，就是新苏州人了。”谢主任在上海金融领域工作20多年，这次离开上海担任苏州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党组书记，兼任金融办主任。尽管于的还是老本行，但从上海地方金融监管局中层干部到苏州地方金融监管局一把手，角色变了、责任重了。“我要把参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参与上海金融改革开放积累的本领和知识，毫无保留地带到苏州，促进苏州金融提速换挡，实现高质量发展。”
8．此次干部交流任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成员青浦区、吴江区展现出了示范区的担当。一体化示范区挂牌以来，示范区三地组织部门始终保持“热线”联系。“在传统政绩观影响下，干部容易着眼于本地利益，陷入各自为政的禁锢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刘研究员看来，区域一体化首先是干部队伍的一体化，打破干部壁垒，是长三角进行深度产业、社会分工协作的基础。
从苏州到上海，从相城区副区长到上海市商委会展业处副处长，陈处长感慨颇多，“上海是国际会展之都，在这个岗位上，我能学到很多先进经验。”太仓市浏河镇张镇长到上海交流任职后，担任临港新片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上海自贸区临港片区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这里以市场主体为中心，落实中央要求、对标国家标准，营造更公平便利、更有活力的营商环境。”他跟分管科室的新同事见面后对上海干部有了初步印象：研究问题深，工作标准高，追求精致精细，“我也能把江苏干部低调务实不张扬的特质，把这么多年工作形成的综合能力、丰富阅历带过来，与大家多碰撞，没准能发生化学反应，为企业准入制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9．2020年11月，吕镇长从吴江区桃源镇交流到青浦区金泽镇，他从江苏南大门来到上海西大门，正推动着两地探索跨界河湖联合治理体制机制，以雪落漾湖为试点启动一体招标，后续还将开展一体监测、执法等。“实地交流任职，代入感和参与感更强，也让两地搭建起加强交流、互学互鉴的新桥梁。通过金泽镇这个窗口去理解上海发展的战略布局，在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去领会上海发展的先进理念和实现路径，在干事创业中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出贡献。”
从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管局交流到吴江区市场监管局任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不同于以往的干部挂职交流，金局长的人事和组织档案已经全部转移到吴江区，他说：“这意味着，我们不是来‘打酱油’‘走过场’的，而是正儿八经要任实职、担责任、创业绩。我原本就在市场监管系统工作，加上长三角一体化以来交流频繁，会适应得很快。”金局长到吴江的一个月时间里，跑了5个街道、乡镇市场监管部门，力求尽快熟悉情况。
10．2019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挂牌成立，搭建了“理事会+执委会+发展公司”的三层次管理架构。作为理事会的执行机构，执委会在上海市登记为“新型法人”。示范区不同于以往的开发区，示范区执委会也不同于传统的管委会。干部应该怎么选、怎么管、怎么培养?挂牌之际，35位来自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干部集合到青浦区朱家角镇，成为执委会的首批干部。目前，执委会下设综合协调组、政策法规组、生态和规划建设组、营商和产业发展组、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组，每个组都确保有来自两省一市的干部。着眼于激发干部最大动力，执委会干部管理也不同于传统思路。比如，授权执委会研究制定聘任(用)岗位的职位序列和薪酬体系，明确在执委会任职经历可视同基层工作经历，并作为职务、职级、岗位等级等晋升或者转任的重要参考等。“示范区建设就像在‘无人区’里闯新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在酝酿时表达各自的想法，协商时努力形成共同的看法，落实时按照统一的做法。”在示范区执委会唐主任看来，干部队伍的管理创新将有力推动示范区工作在充分协商、交流的基础上迈向更高水平。
2021年1月6日启动的示范班课程为期10天，课程设置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主线，突出实战实训，涉及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产业招商、工业互联网等领域，以全面拓宽参训学员知识储备和视野格局，46名示范班学员以80后、85后的处级和科级优秀干部为主。过去干部任职调动多是高层领导调动，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大背景下，推动基层干部异地交流对于改善干部“生态结构”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青浦区加大了在毗邻地区开展干部互派挂职、交流等工作。2020年底举行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工作现场会上，32项制度创新、60个亮点项目正式对外发布，诸多探索获得好评。这与示范区执委会干部队伍建设的诸多创新分不开。
11．太浦河流经两省一市，全长57．62公里，江苏吴江段有40余公里，浙江嘉善段有1．53公里，上海青浦段15．5公里。一条太浦河，把青嘉吴三地串联在一起，三地百姓同饮一河水。但正因如此，情况变得有些复杂，比如，嘉善县与吴江区的边界，把太浦河沿线的汾湖一剖为二；又比如，嘉善县西塘镇的钟葫村，站在村子北首的太浦河边向北望、对岸左边是江苏，右边是上海，若没有省界牌，本地人也难分哪儿是苏浙沪。
青浦、昆山、吴江、嘉善四地，界河有69条。吴江境内就有大小河道2600多条、50亩以上的湖泊320多个。吴江境内河道长度占了大头，又处于上游，治水治污压力更大。2016年前，经济发展方式和管理粗放，吴江境内的太浦河沿线遍布着大量“散、乱、污”企业，水葫芦在河道中常年滋生漫布，水体污染严重，到了雨季水流大时，水葫芦往往会借着水势流到中下游；过了一夜，潮汐或风向变化，水葫芦又漂回来了，于是双方的打捞人员都懒得费时费力，任由水葫芦随波逐流。
水葫芦还是小事，饮水安全与防汛抗旱可是大事。同一条河流，上游认为，太浦河是太湖的泄洪通道，下游则认为，你要保证我饮用水备用水源的标准。如何协调?2016年11月，大家看着漂来漂去的水葫芦们很快集聚，继而遍布大半个河道。到了2017年，河道污染问题更是全面爆发。河道水质也严重下降，无法达到标准。那时河水是五颜六色的，看颜色就知道是哪类工厂的污水，光靠一地根本难以整治。两省一市相关部门只能坐下来协商共治。太浦河战线这么长，怎么治?三方2018年初建立“联合河长制”，推动太浦河共治。
三地水务部门启动协同治水行动，先将三地毗邻地区“各自为战”的水系图合并，成为“一图治水”。首先向污染源开战：仅吴江区就腾退拆除太浦河周边“散”“乱”“污”企业3000多家：而隔河相望的浙江嘉善，也先后拆除40多个码头堆场，800多家钢铁经营户。通过三地协同治理，目前太浦河水质稳定在Ⅲ类。2019年10月，三方联合青嘉吴三地区(县)、镇(街)、村(社区)三级河长，共同制定责任清单，不以省界为单位，而以河段为单位重新划定了“包干区”，开展定期联合巡河、交叉巡河。河长们建立了专门的联合河长群，三地河长在交叉巡河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拍照上传留言，不少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如今，河道出现了水葫芦和垃圾，大家都主动出手，不再有推诿敷衍。2020年8月，交界河吴江段水葫芦泛滥，嘉善的河长马上调来设备增派人手，原本半个月的工作量，3天就完成了。
12．交界河湖水环境共同治理，一直是个难题。“流经张家港与常熟两地的走马塘，弯弯绕绕，一段是张家港的，一段是常熟的，交界区有十几处。推行联合河长制后，我们意识到，虽然行政区域河段交错融合，但河道保洁工作是可以分的，于是按照岸线长度比例来划分保洁任务，确定集中边片河段为各自的保洁区域。”常熟市河道管理处陶主任介绍，走马塘在常熟境内12．13公里，张家港境内15．59公里，通过测算，最终在张家港枢纽下游800米划界区分上下游保洁任务。
黄花泾北岸为苏州高新区，南岸为姑苏区，是一条界河，也是两区行洪、排涝河道。过去底泥淤积，还有大量围网养殖、乱搭乱建、住家渔船等。2017年，黄花泾蓝藻大爆发，两区痛定思痛，联手对水岸面貌综合整治。联合河长制改变了黄花泾的面貌。为避免出现以往南北岸责任不清、分工不明等情况，黄花泾河道保洁姑苏区和高新区轮流负责，每两年轮换一次。2020年7月，黄花泾首次实施大规模彻底清淤。此次不光对黄花泾4．21公里的河道全程疏浚，还将对垃圾、砖屑瓦砾、沉积性淤泥土、杂草、沉船等彻底清除。黄花泾治理工作还牵涉到杂船处置问题，涉及姑苏区和高新区共97条杂船、57户人家、100多位船民。72岁的戴老汉以前一直生活在船上，靠在黄花泾里打渔为生，此次黄花泾整治时，他获得了10多万元的赔偿，即将搬进安置房。“我在街道的帮助下摆摊做些水产生意，每个月能赚两千多块钱，再加上我们老两口每人每月一千多元的农保，生活不成问题。”截至2020年7月底，97条船只无一遗漏，全部签约交船，5万平方米受污染水面随着围网与地笼的清理焕然一新。
13．2019年10月，青浦、吴江、嘉善联合启动示范区协同治水，三地区级总河长联合发文互聘联合河长，实现了示范区省际交界河湖联合河长制全覆盖。9月30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重点跨界水体联保专项方案》印发，为重点跨界水体的保护和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10月30日，太浦河共保联治江苏先行工程启动，“联合河长制”信息化平台上线。2019年开始，吴江与上海青浦、嘉兴秀洲、湖州南浔等地召开水葫芦联防联控会议，目前，水葫芦联防联控工作已在吴江周边地区全覆盖。2020年9月，昆山花桥水利站和上海青浦区白鹤水务所对界河虬江河联合巡河时发现，岸坡存在垦种及违章建设等问题。双方联合执法，共同到达现场，很快将所有违建全部拆除。
非法采砂多发生在交界水域，具有“流窜作案”的特点。上海新江村整体嵌在花桥地域中，一开始单方面整治，花桥执法人员来时他们就把东西拖到青浦，青浦执法人员来了他们流
窜到花桥，和执法人员打“游击战”。2020年4月，“两岸四地”联合打击长江非法采砂座谈会在苏州举行，苏州、无锡、南通、泰州“两岸四地”共同构筑起长江采砂管理协议。协议签订后，四地共同搭建联动执法平台，合力打击交界水域非法采砂、采砂船只非法移动等行为，对发现的非法采(运)砂船，通过联动执法平台，按照谁发现谁处理的原则处置，或由两地支队落实属地处理，跨区域非法采砂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14．经济发展离不开区域长期稳定。2018年以来，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有着深厚区域警务合作基础的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公安机关，在公安部的统筹协调和各地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勇当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标杆，为全国区域警务一体化提供新方案”的战略目标，持续推动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朝着更高起点、更深层次迈进。如今，这张由四地警方携手共答的“联考卷”，不仅成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警务体系区域合作领域中的样板，更是展示平安中国的“重要窗口”。
2018年8月，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领导小组成立，四地警方抽调专人在上海集中办公，组建实体化运作的长三角警务办，逐步建立起涵盖32个警种、128个部门、130余名联络员的常态化、网格化沟通协作机制。上海大力推进“就近办、掌上办”，率先在全国实现四大警种窗口业务“一窗融合”：江苏上线运行公安“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深入推进权力事项标准化建设：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积极打造全省“互联网+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安徽打造“皖警便民服务e网通”平台，实现290项服务事项“一网通办”。
如果说“数字经济”是展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金名片”，那么科技引领、智慧赋能便是推动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提档升级的“新引擎”。走进上海市公安局智慧公安办公室，一张标有G60科创走廊的交通区位图颇为引人注目，红线勾勒之处，长三角区域智慧公安一体化建设的“任务书”和“规划图”也在这里一览无余。警务大数据的实时汇集、深度融合和智能应用是衡量区域警务一体化水平的“重要标尺”。沪苏浙皖公安机关充分打通数据汇聚链路，全域全量开放一市三省公安大数据资源，助推四地警力、科技、数据、勤务深度融合，让智慧公安“大基座”的支撑力、续航力更加强劲持久。目前，长三角警务数据资源池已汇聚33类、1200亿条数据。海量数据的背后，是四地警方借助“数字长三角的先发优势、领跑优势，持续加快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和应用步伐的生动实践”。
15．长三角地区人口和企业众多，经济关系错综复杂，交织着各种利益与矛盾。因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发生在沪苏浙院的民商事案件往往有一定相似度。但长期以来，各地审判资源不均衡、裁判尺度不统一，处理同一类问题，有时会产生不同结果。嘉兴一家基层法院几年前受理了一起花露水商标侵权案，判赔几千元。原告不服提起上诉，原因是类似案件在浙南地区的法院可以判赔上万元。形成较大差距的背后，是每名法官对裁判尺度的把握不一。不出省界尚且如此，跨省审理的差异度可想而知。
自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四地类型相同的案件越来越多，优化长三角营商环境、实现司法一体化的呼声高涨。长三角的法官突破原有限制．共同审理长三角的案件，让案件只有审级之分，没有地域之别，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在一次四地法院交流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法院院长一起大胆地作了设想。大家提出，不如探索建立不同类型案件的跨域一体化办案团队、专业法官会议和专家学者咨询团队等，对案件审理或纠纷化解的地区差异性问题进行协商，统一给出最佳方案。这样，对企业和老百姓来说，无论在哪里诉讼，一次就能得到最专业、最权威的结果。
从最影响营商环境的知识产权案件率先试点，嘉兴法院在全市遴选出7名骨干法官组建跨域示范审判团队，自主研发跨域一体化办案平台，实行类型化、集约化、专业化审理，使“全部案件上线、全部法官上线、全部流程上线”。之后，这一做法逐渐扩大到长三角地区，嘉兴法院联合上海、江苏、安徽的法院形成跨域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创新跨域法律统一适用机制，汇集各地最优秀的法官联动云办案。“我手上有个疑难案件，希望听一下各位的专业意见。”2020年6月，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共同召开的跨域专业法官会议上，南湖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许庭长一上来就向其他法官征求意见。许庭长前期在梳理案件时发现，长三角地区几家法院都收到了某个商标的侵权案件，如何确定赔偿数额成为关键点和难点。各地法官互相介绍案情后，对这些案件的证据审查标准、法律适用等问题讨论出了一致意见，过去审理案件各自判，现在大家协商统一了裁判尺度。
二、给定资料 1．“拿到钥匙那天，天气也和今天一样特别冷，可我身上感觉特暖和。”回忆起三年前入住广渠门北里36号院的情形，82岁的徐大爷仍很激动。看起来身体很健康的徐大爷，是在小区遛弯时碰见记者，并主动和记者攀谈起来的。 与许多“城市贫民”相比，徐大爷是幸运的。在2004年、2005年、2006年和2007年，北京市建委、市财政局、市民政局等部门举行的四次“广渠门北里36号院廉租房摇号配租 活动”中，仅有359户伤残优抚、劳模家庭幸运摇中并入住该小区。 2007年3月5日，即全国政协会议的第1号提案——《关于政府参与投资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议》出来的第三天，记者来到了目前北京惟一的廉租房小区进行实地探 访。在广渠门北里36号院探访的时候，正刮着凛冽的寒风，但小区里依然有不少老人在遛弯。“这里住的基本上都是老人，人老了也没什么事情可干，就下来走走。”曾参加过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徐大爷在寒风中与记者交谈。 “你要是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过来就好了。”60多岁的毛大爷告诉记者，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是小区老人最集中的时候，他们聚在小区南门处晒太阳、聊天。 毛大爷和老伴、儿子、儿媳、孙女一家五口人挤住在一套套内面积仅69平方米的三居室里。他们一家属于第一批入住廉租房小区的。“虽然是三居室，面积还是小了点。”毛大爷说。不过相对于之前一家人在前门那20多平方米的蜗居，“已经很满足了”。 而徐大爷住的地方就宽松多了。“我和保姆住在一套60平方米的二居室里。”徐大爷说。在这个廉租房小区里，50平方米的一居室有132套，60平方米的二居室有162套，69平 方米的三居室有108套，55平方米的无障碍居室有26套。 这些住房困难的优抚家庭或市级以上老劳模，每月按每平方米2．4元上交租金(包括物业费)。北京市廉租住房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其实主要是用来解决为国 家做出过贡献或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的那些家庭的住房困难的。” 事实上，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你或许不会知道在这个“广渠门北里36号院”里，有着北京市目前惟一的廉租房小区。这绝对是个黄金地段。它位于崇文区广渠门立交桥西北角 的“京城仁合”小区，由一栋“凹”字形的大楼和两栋“L”字形的大楼组成。 三栋大楼的建筑空间布局，吸取了北京四合院的围合理念，外立面则以老北京特色的暗红及浅灰色相间，来诠释现代京城的古朴情韵。小区南面的“凹”字形大楼就是廉租房 区；而北面两栋“L字形大楼围合的四合院是商品房区。 不同的地方或许在于，考虑到住户的特殊性，廉租房区里多了许多无障碍设施，如专为残疾人设置的轮椅专用道。廉租房 区里还设计有老年活动室、医疗保健室等设施。当然，这里没有商品房小区固有的车库或车位，只在南面设置了一个自行车车棚。 2003年9月2日，廉租房结构工程封顶；10月进行了装修和设备安装。2004年2月10日，作为“2002、2003年北京市委、市政府为民办的60件实事”之一的广渠门北里廉租房小 区终于正式入住。 有人认为，广渠门北里廉租房小区的真正内涵或许在于，它能满足一部分“城市贫民”对“居者有其屋”的梦想，而又让另一部分贫民看到未来的一丝希望。 但是，对于财力雄厚的北京市而言，这是目前惟一的廉租房小区，这个小区仅能容纳400多户家庭，更多的家庭只能接受货币补贴。而按照北京市规委的统计，根据家庭收入 水平和住房情况，“十一五”期间，全市应享受廉租住房政策的家庭将有7．7万户。 北京的廉租房政策迄今跟全国一样，一直是附着在民政部门的“低保”体系中。在北京，廉租户首先必须是低保户，而且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7．5平方米。“只有吃上低保，才有权利吃廉租”。在广渠门附近的一些平房区仍会发现，这里仍有许多住房困难的家庭未能纳入到廉租房的体系当中。 出租车司机刘师傅一家三口挤住在10平方米的平房里。尽管刘师傅妻子下岗，但他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低保线，所以享受不到廉租房的待遇。“人多房少，所以廉租房的门槛也 很高。其实住在这里的大部分人，住房条件都很差。”刘师傅说。 刘师傅就是人们常说的“夹心阶层”，即那些既不够吃低保、又无力买房的人群。北京市廉租房管理中心的调研发现：北京市这几年每次城市拆迁中，拆不动的家庭占30％， 其中只有5％符合低保条件，剩下的25%便成了“夹心层”。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主任隋振江1月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市建委将在经济适用房建设中推出政策性租赁用房，以给“夹心层”人群解决住房困难。 2007年1月25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安家盛向媒体表示，将建设3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这无疑给许多“城市贫民”画了一个大大的“饼”。安家盛透露，不会搞成独立的 廉租房小区，而是将配合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的建设，同步进行配建。 按照政府初步的预计，占总面积2／3的廉租房会盖在配套设施完善的商品房小区中，另外1／3则通过在市场上收购二手房解决。年底以前，30万平方米廉租房大概可以解决6 000户廉租房家庭的住房问题。 北京市做出这样的规划，源自于建设部2006年年底的“应保尽保”要求。2007年2月14日，这个要求被再次强调。一位建设部人士告诉记者，地方政府在廉租房领域的考核标 准将被量化。 据透露，地方政府日后向建设部提交的廉租房建设规划中，将必须包括该城市“应保”总量、目前覆盖总量、未来1年建设规划等方面的内容，作为建设部在下一年度对其考 核的依据。 这恐怕也让各地建设部门的这个春节过得并不轻松，当廉租房制度被赋予了“应保尽保”的使命时，该项政策的任何微调，已经事关至少2 200万低保人口的安居大计。据 悉，目前我国的廉租房入住标准，是依据所在城市最低工资和城镇低保标准综合设定的。民政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我国内地城镇低保人口总量为2 200万。 但不少城市都存在廉租房制度不能全面覆盖所有符合标准人群的问题，个别地级市甚至只能达到60％的水平。面对上百个城市对廉租房的边缘化，建设部不得不为这些城市划 定了底线。据了解，除了145个城市划定“2007年底”的时间底线之外，166个尚未上报和承诺从土地收益中提取比例用于廉租房建设的城市，必须在5月1日之前上报。 2．据悉，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曾经下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尽快建立起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和租售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然而，大部分地方政府走的却都是只售不租的路线。建设部一位官员对记者表示，如此单一的售房市场，房价非理性上涨在所难免。 而另一方面，廉租房一直以来并没有纳入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目前，全国只有十几个大中城市采取了实物配租、租金补贴和租金减免三种方式，相当多的城市仍处在观望和徘徊状态。 地方政府为什么缺乏推行廉租房的积极性呢?有关专家分析说，倘若地方政府积极执行这项政策，他们将面临的是什么呢?“廉租房最大的作用是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和 拉低房价，廉租房与房价呈反比关系。” 据估计，廉租房的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4％。而房价下跌，土地出让金也会跟着降低，这将直接减少地方政府“第二财政”收人。据报道，韩国政府面对飞 涨的房价，在加大廉租房供应后，房价应声而落。 另外，现行的考核机制还是以经济发展为重要指标。执行廉租房政策之后，最大的受益者是群众，地方政府却不会因为认真执行廉租房政策而受到奖励。一些官员担心，廉租 房的增加所导致的房价降低，将有可能放缓本地经济发展的速度。 一位知名地产人士对记者表述说，人们曾经将这个问题归结到资金短缺上。实际上，资金问题地方政府是有办法解决的，将批租土地的收益拿出一小部分，就足够建许多廉租 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年各地都不乏豪华、超豪华形象工程屡屡问世，这些都说明资金没有问题。” 自1998年以来，我国的廉租房制度一直备受争议，一些舆论认为，廉租房的建设应该由已经挣得“盆满钵满，’的地产商负责开发，他们应该“获利回吐”；而更多的地产商 则坚持认为，廉租房根本不应该进入市场，不能进行商业经营。 有专家分析说，我国土地供应已经实现了“招拍挂”，“招拍挂”机制的核心在于对土地出让价的向上竞价最高的开发商取得土地，比起原来各种方式的出让和转让，土地成 本可能大幅增加。这样高价拍卖来的土地，如果让房地产商建廉租房，谁都不肯干。 就这样，这些年来，廉租房就像一个皮球，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之间踢来踢去。从市场的角度看，廉租房与市场规律确实是相悖的。不过，万科的“实验”或许值得一提。 万科地产在广州、深圳、天津等地“廉租房”项目的相继开工建设，使得2006年成为万科的“廉租房元年”。尽管有分析认为，万科之所以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在廉租房上做 尝试，是因为笃定以后可以赚大钱。“而且这样比较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支持。”但这至少迈出了地产商参与廉租房建设的第一步。 尽管有万科地产这样的尝试，但廉租房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各地仍在争议，方案有中央财政补贴、发行住房建设公债、组建信托投资基金等。 根据建设部2006年年底的要求，各级政府要将土地出让净收益的一定比例用于廉租住房建设。据报道，我国东部地区的一线城市目前基建资金的40％～60％来自土地出让金。 然而，“想让地方政府吐出来用于廉租房，不太容易。”一位业内人士说。 据建设部通报显示，截至2005年底，累计用于最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的资金仅为47．4亿元，尚存在巨大资金缺口。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侯副司长日前表示，我国将尽快 建立与廉租房制度配套的基金。 同时，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也已开始了“廉租房基金”计划的运作。“廉租房基金”以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方式为我国“廉租房”融资，与在港成功上市的“领 汇基金”运作模式相近，也被业内人士称为内地的“领汇基金”。 该商会聂会长告诉记者，住宅产业商会将通过相关渠道募集资金，而后在城市收购房源，再以低租金出租用作廉租房。在这个合作过程中，地方财政只需要补贴租金之间的差 价，而不用直接投入资金进行收购，这样财政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事实上，许多地方政府只要提到廉租房等公共物品，就会给出资金欠缺等理由，另一方面却又乐此不疲地卖地。这让很多香港地区的专家匪夷所思。据报道，香港地区过去一 年廉租房支出约为160亿港元，占到香港政府整体支出的6％。 香港是亚洲第一个提供高层大厦作为廉租房的城市。据悉，一半以上的人口通过政府帮助解决住房问题，香港公屋租金水平大约为同地区市场价的1／4，这其实相当于每收1 港元租金，政府就要补贴3港元。 香港地区因廉租房制度的成功经验，成为许多内地专家学者倡导学习的对象。而在我国内地，少有的几个建设有廉租房小区的城市，却还因为种种因素导致问题不断。 《中国青年报》披露，西安市“明德门廉租房小区”，早在2001年就竣工了，共有6幢264套住房。然而，自建成至今，仅住有50余户危房拆迁户，其余大部分住房已空置近6 年时间。而原因竟然是——无房户太多，分配方案难以定下来。 北京惟一的廉租房小区——广渠门北里廉租房小区这三年来的实验结果并不乐观，同样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面积过小、资源分配不合理、闲置状况比较明显、退房机制缺失等 问题都在困扰着这个新兴的小区。 “我们的合同都是一年一签，而且必须是承租人本人来签字。”毛大爷告诉记者。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承租人死后，其家人瞒报死亡情况而继续租住在小区里。“说得不好听 点，这里住的都是老人，住不了多久就可能死去，这样同住的家人就必须搬离。” 这样的规定让毛大爷很是担忧。因为年事已高，他担心自己一旦去世，家人就将被迫离开这个小区，而届时，年老的老伴、下岗了的儿媳、还在上学的孙女，只靠儿子一人微 薄的收入，难以住得像现在这样宽松。 毛大爷说，因为已经发生了几次承租人死亡后，家人被迫搬离的事情，小区里的老人们曾经集体向政府反映情况，但有关部门称这是建廉租房小区后出现的新问题，目前尚无 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因为人住条件的苛刻，这让这个本用来解决“城市贫民”住房问题的廉租房小区，成了安抚伤残革命军人及劳模的特殊养老院。“住在这里的伤残退伍老人，都有 一堆可歌可泣的故事告诉你。”徐大爷对记者说。 也正因为如此，地处黄金地段的广渠门北里廉租房小区似乎显得有点浪费。这里的老人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没有配套设施和护理人员的非专业养老院之中，老人护理和生活便捷 问题普遍存在于各个家庭。“我们像生活在孤岛里。”一位老人说。 这种隔离感也来自同属一个小区的商品房区域的业主们。2005年8月21日，在京城仁合小区第一届物业与业主座谈会上，业主们就曾向物业公司反映与廉租房区域的隔断问 题，以及廉租房区域同商品房区域的关系问题。商品房区域的业主们普遍担心，自己当时花7 000多元／平方米购买的房子，会因小区里的廉租房而影响到未来的升值空间。但物 业公司的答复是，商品房区域其实在很多方面已经沾了廉租房的光，希望大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 尽管如此，在日后的廉租房建设中，与商品房小区的混建，将成为一种趋势。广州市政协前主席陈开枝就曾建议，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不能连片建设，避免变成以后的“贫民 窟”。而且，低收人群体聚集在一起，也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如何避免廉租房建设出现经济适用房的弊端?在此次政协“1号提案”的四点建议中，第一条就提出，要界定政府建房的目标群体，明确受惠对象。但建设部的情况通报也坦 言，目前关于廉租房的申请、审批、退出(腾房)机制并不完善。 3．每月不到50元房租即可入住有卫生问、厨房，甚至还有一个小饭厅的两室一厅住房，如此廉价得让许多住房特困户“想都不敢想”的廉租房小区即将在柳州市推出。 个最能体现柳州市委市政府“德政工程”宗旨的廉租房小区，专门面向柳州市特困、双困(生活困难、住房困难)居民。该小区规划建设24幢共1 232户面积为40～55平方米的一室一 厅、两室一厅住房，其租金只是当年房改成本租金的30％，每平方米月租金不超过一元钱。 在柳州市房改办的指导下，这个廉租小区于2000年3月18日“悄悄”动工，目前首期3栋154套廉租房的建设已接近尾声，预计国庆节前首批特困户即可入住。记者特意到该小 区“看房”：这里交通便利，紧靠柳邕大道；楼房外形美观，环境较好，功能齐全，虽然面积不大，但设计合理，施工质量好。据悉，该廉租房小区的分配方案即将出台，柳州市 所有申请入住廉租房的困难户名单将在当地媒体公布，由全市市民进行评议，保证真正的特困、双困户在公平、公正、公开的 前提下坦然入住。 4．2007年1月23日，闸北区廉租办的工作人员带着鲜花和慰问金，来到区内已落实了廉租房政策的困难家庭，了解他们的近况。家住黄山路290号的臧永壮身患残疾，一家三口原来与亲戚合住在一问13平方米不到的狭小居室里，孩子做作业都没个地方。区廉租办的同志了解情况后．马上给他落实了廉租住房政策，以每月700元租金补贴的方式，让他 们搬进了一套30多平方米、厨卫独用的一居室。 说起廉租房政策，马当路278弄的居民胡金宝感触颇深，原来他们一家三口挤在5平方米的小房间，连转个身都不方便，而如今，他们也享受到了廉租房的福利，住进了20多平 方米的屋子。 据统计，截至2006年底，上海经审核符合廉租住房条件的家庭为23 285户，其中已有22 397户家庭，通过实物配租或租金配租方式落实了房源，配租率达到96％，享受廉租房 政策的家庭比上年增加了5 285户。 而随着近年来上海廉租房政策的不断拓展，双困家庭的受益面从最初的人均5平方米，提高到了现在的人均7平方米。年内，上海还计划首次提高廉租房人均收入的认定标准， 让更多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从中受益。 5．和谐社会不能忽视社会关爱。新疆计划从2006年起，利用3～5年时间，分期分批让国有困难企业职工、下岗分流职工中经济收入低，既没有能力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又不属于廉租住房保障对象的无房户、住房困难户等，都住进政府投资建设的解危解困房。 据了解，城镇国有企业职工住房解危解困工程的实施意见已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即日起开始实施。各地政府部门即日起对以上无房或住房困难户和住房达不到抗震设防要 求的危房户进行全面调查，逐户登记，建立档案，编制实施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 据介绍，解危解困工程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应，免收土地有偿使用费，除享受经济适用住房全部优惠政策之外，还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工程定额测定费、房地产交易 手续费、土地管理费等。 解危解困住房向职工出售时，可享受国家有关公房出售的税收优惠政策，免征契税、营业税。 解危解困房的建筑面积将控制在70平方米以内。严禁超面积、超标准建设解危解困住房，更不得将高层住宅列入解危解困工程。解危解困住房以建设成本价出售给符合条件的 职工家庭，建设单位在住房出售前应当向职工公示出售价格以及价格的基本构成。 6．据统计，2006年，广东商品房均价上涨11．9%，达到5 314元／平方米；商品房空置面积1 79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4．07%。虽然房价持续上涨，但城镇特困户的住房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全省共解决了18 000多户城镇特困户的住房问题。 2007年，广东将继续加大房地产市场管理力度，将住房保障由“以售为主”向“租售并举，，转变，让暂时买不起房子的老百姓，也能租上舒适、便宜的房子。为让低收人家 庭租得起房，除了增加财政投入外，将至少5%的土地出让净收益以及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也拿出来“专款专用”，作为廉租房建设资金；完善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的租售管理， 加快解决低收入群众的住房问题。 7．2006年7月24日，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副司长束克欣，在第三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与产业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国家应调整目前鼓励全民买房的住房政策导向，引导城镇居民健康合理消费。我国住房政策导向不能只单纯地鼓励大家买房，应调整政策导向，倡导中低收入家庭租房居住。 听起来，这段话与国家近来一再宣讲的廉租房政策一脉相承，是在想办法为中低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蹊跷的是，此言一出，立刻招来了评论界的一片“反对”之声，束克欣 作为论据引用的一段话更成为众矢之的：“目前美国城市住房产权自有率是68％，英国是56％，欧洲其他国家大约在30％到50％之间，而我国是82％左右”。论者认为，西方国家 户籍制度宽松，自由迁徙就业，租房适得其所，而我国的大多数市民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租房并不是最佳选择，简单套用别国数字决定本国政策并不科学。再者，如果剔除房改 房卖给个人的因素，我国购买商品房的产权自有率大约在30％以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没有满足市民的住房需求，不想办法平抑房价却要 百姓租房，这是本末倒置的。 这样的指责当然不无道理，或许可以为买房论提供一点依据，但也应该看到，城市居民的收入存在差距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低收入者都去买房是根本不现实的，要帮助中低 收入者解决住房问题，相比于其他千头万绪的利益调整，廉租房是一个现实而稳妥的选择。只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要让大片的廉租房拔地而起，政府不能仅仅是口头呼吁和政策 调整，而需要操更多的心，揽更多的活儿。 前不久，建设部通报了全国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和实施情况：截至2005年底，仍有13个省(区)没有将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纳人政府工作的目标责任制管理，70个地级以上城市 没有建立廉租住房制度，没有建立稳定的廉租住房资金来源渠道；部分城市财政预算安排资金不足；廉租住房制度覆盖面小，一些符合条件的最低收入家庭不能及时得到保障，等 等。 廉租房建设的宏观层面存在重视不够的问题，而在操作层面则存在着建设主体不清晰的问题。从已有经验看，廉租房的建设无非是两种模式，政府向市民发放“租赁住房补 贴”，政府充任建设以及管理的主角。应该说，推进廉租房建设是现有国情下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政府不能仅仅停留在“调整政策导向”上，而应该从资金筹措到建设管理无所 不在，使廉租房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才能发挥出“大庇天下寒士”的作用。
二、给定材料1、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3年9月15日上午8时40分左右，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蓉城镇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朝身上泼汽油后点燃，当场被执勤民警扑灭。朱正亮烧伤面积为20%，现在北京右安门医院治 疗。2、据朱正亮户籍所在地——青阳县政府的一位官员称，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作出自焚这一过激行为是因为拆迁纠纷所引起的。3、“他心理承受能力不够”。据青阳县委办公室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称，朱正亮是县城蓉城镇城西村人，他的寓所由于城区规划而要拆迁，赔偿是按政策标准办理，给了地皮，其他拆迁户对赔偿方案都没有什么意 见，但朱正亮的要求过高，“主要是因为他的房子是新的。农民要建一栋房子也不容易，现在要拆迁，朱在感 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何某说，针对朱的特殊要求，县领导曾亲自接待他，并且给他增加了补偿费，但是他心理上还是接受不 了，于是酿成自焚事件。何某认为，县委县政府各方面工作做得很到位，主要是他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 当地派人去朱家慰问，而蓉城镇城西村村委会一名干部的说法也对朱正亮自焚的原因作了印证，他在电话 中对记者表示，已经知道朱正亮自焚事件，“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政府做了好多工作都做不通，他也去合肥上 访了好多次。这次到北京是悄悄地去的，我们也不知道”。 据悉，青阳县于15日中午接到北京方面的通知后召开紧急会议，并派人到朱家慰问。何先生说，朱正亮的 家属情绪稳定。如果家属不放心，要求进京，县委会协助。4、三周以来两起自焚事件。我国城市建设衍生的拆迁纠纷近段时期以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朱正亮以自焚这种激烈的方式来抗议，也再度引起了人们对住房拆迁问题的关注。据悉，这也是继8月南京发生拆迁户自 焚死亡惨剧后，3个星期以来第二起因不满拆迁而发生的自焚事件。5、据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专家朱颖透露，近几年来该局接到关于拆迁问题的信件逐年递增，今年至 8月底为止，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共计11 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 360人次，上升47%。据一位多年研究 拆迁纠纷的法律专家表示，虽然有关法规规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应由双方协商同意补偿 方案之后才能进行拆迁。但实际上，被拆迁人总是相对为弱者，往往没有商量的余地。6、全国房地产工作会议9月10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并讲话。曾培炎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加强领导。既要统一政策指导，又要坚持因 地制宜、分散决策。各级地方政府要对本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负总责，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市、县的 指导和监督，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重点地区的督察。7、针对近期一些地方在拆迁中违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不到位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曾培炎特别强调，各级政府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房地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拆迁工作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 量力而行，切实保护被拆迁入的合法权益，维护好社会稳定。8、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6月12日开始旧房拆迁工作，部分拆迁居民与拆迁办在拆迁费上出现争议，居民因此不肯搬迁。但邓府巷拆迁办的一些拆迁人员却在最后搬迁期限内，采取一系列强制性野蛮拆迁行为。9、8月22日，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一中年男子翁某在邓府巷拆迁办公室自焚，在场的7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受伤。据知情人士透露，翁的烧伤面积达到97%，已于自焚当晚死亡。目前，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处理翁某 家属的安置工作，并组织有关部门对“自焚”事件的真相展开调查。10、据了解，邓府巷属黄金地段新街口的老城区，居住条件相当简陋。改建后的邓府巷将成为一个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商贸区。8月22日，邓府巷1 000多户居民大多已搬走，近剩下翁某及其他近10户居民，因对拆迁费 存在异议，迟迟不肯搬。 8月22日中午11时，翁某一瘸一拐(翁某腿有残疾)地走出家门，到离家不远的大排档为家人购买午饭。他走 出家门不久，邓府巷拆迁办便过来几个人站到了翁某的妻子周某面前：“小瘸子(指翁某)呢？……丁科长(邓府 巷拆迁办领导)找他，一定要去的。” 中午11时15分，翁某提着酒菜回到家中后，第二次前往拆迁办协商。周说，翁某离家不久，拆迁办一名叫 谢某的拆迁人员便带来了一帮人，十几个拆迁人员进屋子，围着翁某74岁的父亲，要求公媳二人离开屋子。周 某以正准备吃午饭为由拒绝了。此时一名叫沈某的，据周称可能是拆迁办综合组的工作人员，嚷道：“你再不 走，老子就揍你。”“我们被推推搡搡赶出家门，我身上被扯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们把公公推倒在砖头堆上 便不再理睬。”周说，随后一台推土机开来，不到两分钟就把房子铲平了。“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很多家当 都没来得及搬出，房子瞬间变为废墟……我的一部照相机，还有结婚时姐姐给的金银首饰都没有了，VCD、 床、信用卡、5 000块现金……都被人拿走了……” 据邻居回忆，未过多久，翁某从拆迁办赶回家中，一看房子已被夷为平地，大叫一声，转身拾起一样东 西，似乎是香烟或打火机，然后折回拆迁办。邓府巷巷口卖报纸的李阿姨说，当时只听得拆迁办传来几声喊叫 “不好了，出事了”，随后拆迁办人员谢某第一个自行从办公室内走出来，身上的化纤衣服已被烧光，全身只 剩一条棉短裤，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也陆续跑了出来。消防员赶到后透过玻璃发现翁某还趴在地上，随即质问拆 迁办人员：“里面还有一个人，你们怎么不救？”没人知道办公室内发生了什么。据当地居民讲，翁某平时为 人老实厚道，并不偏激，如没受到刺激，不会做出自焚的过激行为。
二、给定资料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征求意见稿2月28日正式公布。教育部长袁贵仁在相关发布会上透露，教育部将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近年来，我国高校的行政化倾向日益明显。早在10多年前，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就直指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官僚迹象明显。而在教育部2009年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当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占到了九成，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占一成。 高校去行政化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蔡元培当年所提的“教授治校”理念是一致的，即把学术作为指导高校各项事业的主导。大学行政化的后果，就是搞得教职员工围着权力打转转、没有心思搞学问，其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但推动大学的去行政化，却被认为是教育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2．今年年初，温总理在座谈时提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教育家办学”、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说的基本是同一件事，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是高教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新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题，切中了大学行政化、功利化弊端的要害。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早已深人人心，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经理 (厂长)没有经营自主权的企业，不被视为是现代企业。由此再看大学，国内大学的官味越来越浓，面目逐渐模糊，对于“现代大学制度”，人们颇感陌生。 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人才、从事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旨，大学的使命、功能、目标与行政机关和企业完全不同，由此形成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为特征的一套独特的管理制度。正是这一制度，形成大学“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品格和风貌，使得大学能够成为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源泉。一个没有奠定学术自由价值，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需要特别认识的是，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制度，为世界各国所共享，具有一种普世价值。2007年，OECD(经合组织)专家组对中国访问，在考察报告中称“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学校就必须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这是因为只有自治的机构才会鼓励创新、欣赏魅力、回应需求，而只有具备了这些因素才能成就世界级的大学。”其实，这一制度我们并不陌生，它在中国也曾长期有效地运行过，造就了西南联大这样的教育奇迹。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新焕发中国大学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力，重建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术本位的管理等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对此，我们不仅有非常丰富、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玉”，而且有一个可以继承的五四教育文化传统，并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3．2010年3月11日，福建教育电视台《第E时间》栏目头条新闻以《“高校去行政化”引发社会大讨论》为题，就两会期间引发热论的“高校去行政化”问题，采访了部分大学校长和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副校长吴小南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常说大学是一个自由的天堂，或者思想的王国，在大学里面就要出科学知识，出思想。如果过度地干预，特别是行政干预，是不利于大学的发展的。”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庆元也说：“现在大家诟病的，意见比较多的，就是课题、奖项评选什么的，包括教育质量工程，都是校长都是院长得。所以去掉行政化，可能对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更有帮助。” 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但当前由于大学的行政级别不仅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也决定着大学对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动用能力，不少大学为此在“评级”和“谋权”中想早办法。 “官本位”的后果，是大学像官场。一方面，高校存在着党政领导多、管理机构多、管理人员多的情况，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熊丙奇将这种现象戏称为“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招生计划、重点实验室、评估、评奖等手段，使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 在官场，讲究的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行政系统才可能有效运转；在高校，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独立思考。两者方枘圆凿，无法混而为一。 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忌急功近利，而“官本位”的校园氛围使许多优秀的学者“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大量的会议、人事等事务缠身，而用于教学科研的时间大大减少，严重破坏了优秀学者的发展环境。因此，《山西晚报》的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本位是大学的毒瘤”。 李冬玉委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评论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高校行政管理的意义，在于其服务学术的作用。但日趋行政化的过程中，管理活动既成为手段，也成为目的，并取代学术活动成为大学的核心。由此衍生出诸如“官本位”、“权力至上”等与现代大学精神相悖的现象。 5．创建于1810年的德国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它成立之初将大学定义为“知识的总和”，为后世垂范。在我国，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1919年也提出，中国现代大学不仅应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更要独立自主地创办。 五位高校校长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就表示，办世界一流大学，前提是要先办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学，要重拾大学精神。 大学如何才能受到大家尊重?徐显明认为，大学要做社会的灯塔，要成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德性，这是大学的生命，也是大学精神之所在。德性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对待历史的责任感，体现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体现在是否能够收藏社会的良心。而这些，都不是官本位的行政化大学所能承载的。 巴黎大学助力法国崛起，剑桥、牛津推动英国崛起，哈佛大学促成了美国崛起，而19世纪德国人要崛起的时候，出现了柏林大学。中国目前要想解决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困难，同样需要大学的助推。在“大学精神”灯塔和助推器的作用下，才能克艰度难，此时此刻，行政化的大学，实在要不得。 6．面对“大学去行政化”的话题，众多大学校长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意见。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大学去行政化就会弱化 黄达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最终的目标。这是大势所趋，完全赞同。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从而逐步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否则，只谈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会觉得有些突兀，容易引起误解。 人大校长纪宝成：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什么都干不了 纪宝成对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有不同的看法，现在社会热炒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是反行政化的基本措施，他对此不认同。纪宝成认为，取消行政化是努力方向，但不光教育，所有领域包括出版单位、报纸、研究院都要取消，才可行，否则是不可行的。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纪宝成还认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如果整个社会环境不变，又没有别的制度设计，单单把学校行政级别取消，学校与社会沟通对接怎么解决呢?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我很乐意摘掉“副部级”的官帽子 “要出大师，必须有好氛围。现在大学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了!”顾秉林说，以前学者都是一辈子做学问，现在有些人是什么都想做，既教书、搞科研，还当官、经商，精力非常旺盛。在清华，想找一些好教授当处长，很难，他们想专门搞学术；但也有人抢着当，但大家都不通过。他认为，现在国家提出“大学要取消行政级别、去‘行政化’”方向是对的，只是怎么操作还需仔细研究。“我现在是所谓的副部级干部，我很乐意摘掉这个官帽子啊!” 东北师大党委书记盛连喜：关键还是看怎么样能够淡化官本位 盛连喜则认为，“去行政化”的提法不确切。盛连喜说，现在学校里涉及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政治领导的权力，行政管理应该存在，只是目前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要解决它的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淡化官本位。“现在有点学问的教授都要去‘当官’，因为当了这个‘官’之后又能掌握学术资源。”对于取消学校的级别，盛连喜也认为有必要性。“我是个正厅级，这没必要，还有的学校是副省级。没有这个级别我也可以去当老师”。盛连喜说，取消行政级别可能会涉及专职的行政领导，要对他们有合理的安排，对他们生活上要有特殊的照顾。 7．人大校长纪宝成就教育改革纲要涉及高校的关键问题和热点话题进行了阐述。他表示， 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大学的行政级别有时让人感到很尴尬；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大学的价值，在于学术水平而非行政级别。但在很多大学里面，教授已经成为地位最低的一个群体。以至于很多人无心学术，而是去赤裸裸地追求“官位”，甚至出现了“四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的情况。不尊重知识只尊重权位，这正是教育行政化产生的恶果。可以说，大学行政化才是对教育的贬低。 其实一所大学，有行政级别的只有校长等一干行政人员，大多数教师并没有所谓的行政级别。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对绝大多数教师并不会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学术活动。有些 A竭力维护大学的行政级别，说白了是在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所谓取消高校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只不过是不想放弃既得利益的托词而已。 取消了行政级别，清华还是清华，北大还是北大。只要学术站得住脚，没必要靠副部级校长、正处级教授一类的名头来唬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让学校回归学术，让教授成为大学的主人，让学校的行政人员不再是高人一等的“官僚”，而只是为教授服务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大学才有希望，这才是对教育的尊重。 8．《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博士接受记者采访，谈到《纲要》起草的相关问题。 记者：有大学校长表示，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时候，单独取消大学的级别会弱化高校的社会地位。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储朝晖：这种说法就类似于说“各行各业都腐败，我们大学为什么不能腐败?”显然是缺乏逻辑的。大学应该凭借自己的教育水平获得社会的认可，而不是行政级别，事实证明大学也不可能靠行政级别得到真实的提升。陶行知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办南开大学，都没有行政级别，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国时期，蒋介石把南开大学变成公立大学，给级别和经费，但是张伯苓很不情愿。假如一个学校办得好，就不会因为没有行政级别而被别人看不起。一所普通大学的校长可能就是真正的教育家，北京大学的校长也可能是一位烂校长，以行政级别分高低显然不合适。不能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来开脱。 记者：也有大学校长提出，行政级别对自己并不重要，随时可以脱去官服做教授。 储朝晖：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托辞。目前行政级别对大学里很多行政人员还是很重要的。 记者：去行政化应如何人手? 储朝晖：《纲要》还缺乏可操作性。我个人认为，解决行政化问题应该通过“管评办”分离来实现——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依法管理学校，不该伸手时不能伸手；而学校要有自主权，内部民主管理，校长通过民主程序而非行政任命产生；教育评价机构也应该独立于政府部门，不应该由政府对学校进行评价和排序。 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关键。过去的教育改革，一直没有树立学校的主体地位。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总结起来就是两个词，“给钱”和“放权”。中小学的管理权下放到乡镇是放权，但是放错了位置，乡镇财政没法负担，造成了大量的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又收归县市一级。其实，权力真正应该下放给学校，而不是任何一级教育行政部门。 记者：学校办学自主权如何落实? 储朝晖：最重要的是要依法民主管理学校。大学是不是具有法人资格，还有争论。《纲要》是不是把落实大学的法人资格写进去，起草时引起了讨论，最后还是没有。实际上，《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的法人资格仅在民事活动中发挥作用，而对于高等学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第32条至第38条规定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很难得到政府行政部门尊重。 记者：权力缩小，那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储朝晖：政府部门主要应该作好规划和服务。我曾经提出，政府办大学，绝对办不成一流大学。举个例子，教育部曾经推出一个“精品课程”的工程，我觉得就是损害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真正优秀的大学，自己有课程，有教材，每个教授也有自己的教学程序，通过选课，学生在选教授，选课程，这样的选择肯定比通过行政手段选择“精品课程”更科学。其实这背后是行政权力在发挥作用，如果是学术权力在发挥作用，就绝对不会这样。 另外，《纲要》提出“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认为，党委领导要坚持，但可以探索多种形式的党委领导制。比如大学建立理事会，理事长同时也是党委书记，理事会民主投票决定学校重大事项。对这个问题，《纲要》文本没有形成共识。 9．据有关媒体报道，天津大学“去行政化”教育改革尝试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公开招聘的6位院长和1位学部主任已于1月22日从龚克校长手中接过聘书集体上任。龚克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这是学校‘去行政化’的一种尝试，真正做起来难度太大，最大的难处是跟外面打交道。由于高校下属的二级单位普遍都是处级，在与兄弟高校及行政单位打交道时，人家往往要看你派出的人是什么‘级别’。因此，天大眼下还只能‘内部淡化’行政色彩……当前为人诟病的大学行政化之弊主要有二，一是行政主管部门过多干预，致使大学缺少办学自主权，二是大学内部一些取得行政职位的人，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来攫取学术资源。” “天津大学‘去行政化’教改值得期待!”其原因就在于尝试性地迈出了“去行政化”的一步，所聘任的6位院长和1位学部主任，几乎都是按照校方的招聘条件：第一是“科学道德高尚，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教学科研成就”，第二是“有较强的管理及领导能力，具有带领相关学科在其前沿领域从事高水平创新性研究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种“去行政化”招聘院长和学部主任的做法，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如果按照中国“大学行政化”的传统用人方式，不论是院长还是学部主任的职位，都要由教育主管部门任命(行政审查)，即便是大学校长具有“推荐权”，也逃不过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命(行政审查)。由此可见，天津大学能够不经过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命(行政审查)而自主招聘和聘任，这就是一种教育“去行政化”的尝试性改革，理应值得期待，就让我们带着祝福成功的心愿拭目以待吧!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基础能源石油的消费，石油需求呈上升趋势。国际能源机构预计2006年全球原油需求将增长2.2%，日均需求量将达 8 510万桶。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石油消费量升至世界第 2位。而中国石油产量只有1.75亿吨，居世界第6位。石油需求在较大程度上依赖进口。 2．“看来，这个月我是赔定了!”在北京雅宝大厦做外贸服装生意的孔小姐，一边快速按着手里的计算器，一边念叨着她这个月的损失：4月7日，一批价值3万元的服装，因为没有按时交货，赔了6 000元；4月11日，一批价值3.8万元的服装；因为没有按时交货，赔了 1.14万元；4月17日，一批价值20 000元的服装，因为没有按时交货，赔了4 000元。“做生意没有不赔钱的，可赔钱也得看理由，现在的赔法实在是有点冤。”孔小姐说，她的供货商，是浙江的一家服装加工厂。4月份以来，当地一星期只有两三天为厂方供电。 厂家来电话说，由于缺电，他们无法按时加工出服装，交货期得往后延。“可我们要是拖延了客户规定的交货期，违约金是一定要付的。”孔小姐说，因为缺电，她要的货，最长一次拖延了半个月。 但孔小姐担心的还不是经济上的损失，她最担心自己的信誉由此受到损害。她说，要是连续几笔生意都不能按时交货，客户今后肯定不会再到她这里订货了。 3．据国家电网公司公布的消息，今年我国的供电形势将比去年更为严峻。一季度共有24个省级电网拉闸限电，比去年还多2个。今年将是近几年电力缺口最大的一年。目前看，供需缺口主要集中在华东、华南等发达省份。 分析师认为，在国家大力推动错峰用电的情况下，电力缺口对宏观经济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时不时停一下电，还是很有可能的。”他说，“像浙江这样的缺电省份，路灯被迫关闭也是有可能的。” 4．国电动力研究中心人员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造成近年全国大面积缺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1998年以来电源新开规模不断下降，造成发电能力上不去；二是电煤供应不足。1998年起政府开始大幅减少电源新开规模。1998年新开规模852万千瓦， 1999年为583万千瓦，2003年为594万千瓦。和“七五”期间相比，新开规模降低了40%。而且，现在煤也很吃紧，有的电厂只有两三天的储煤量，有的甚至只有一天的，而国家标准是必须达到一周的储煤量。这还不算煤质下降造成的发电效能降低。不少电煤掺人了“煤矸石”，现在10吨煤只相当于过去的五六吨。 5．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预测，2000年～2020年，中国交通工具的规模将飞速增长，从1 610万辆增加到将近9 400万辆，相应的交通燃料需求增长将超过3倍，从1.24亿吨标准煤增至4.09亿吨～5.35亿吨标准煤，占2020年主要能源消费约16%～17%。 目前中国汽车平均保有量不足每千人百辆，相对于美国的700辆，比例仍然偏低。然而客运轿车销售快速增长，预计在10年～15年内将翻一番，从而对城市构成巨大挑战。 6．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能源发展的速度。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石油消费在2005年达到3.2亿吨，对外依存度为近50%。综合考虑我们的经济增长、城镇化进程加快等各方面因素，预计2020年中国石油消耗将达到5亿吨左右。 7．今年的人代会上，北京团来自中石化系统的代表，提出应当加紧制定《石油法》，保护我们的能源安全。 其代表认为制定《石油法》很有必要。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耗能来实现的，万元GDP耗能超过发达国家数倍。去年，我国石油自产1.7亿吨，进口达到 1.1亿吨，按国际惯例，石油进口超过总消费量的1/3，就达到了警戒线，而我们的石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经超过40%，长此以往将十分危险。我国是能源短缺的国家，总储量不高，已探明的人均可开采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0%～15%；而从开采到生产再到使用的过程中，却存在着浪费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利用率低的特点。只有尽快制定《石油法》，才能真正实现循环经济所要求的低开采、高利用、少排放的目标。我国确有必要尽快制定《石油法》，立法保护我国石油安全。 8．中海油与雪佛龙争夺优尼科，不少分析员认为，中海油是次收购行动，与国家能源安全有关。 一般而言，拥有外国石油资源并不会提高一个国家的能源安全，中海油即使成功收购优尼科，亦不能把优尼科在美国生产的石油运往中国，因为美国法律不容许此事发生。然而，仍有两个途径可以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其一是订立长期供应合约，这种合约在上世纪 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及石油期货市场面世前非常盛行。以中国和印度两大石油进口国的分量，长期供应合约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二个选择是建立石油库存，中国正着力于此，印度国内对此亦有不少讨论，但两国并非国际能源机构成员；美国、欧洲和日本通过该机构保持一定的石油库存，而且愿意在能源危机发生时共用库存。 全球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纳米去年预测，沙特将成为地球上生产最后一桶石油的国家，但并未同时预计买家是谁。依目前走势看，这个买家大有可能是中国。 9．有关人士透露，因为电煤供应严重不足，国内不少省市近年一反常态出现了供电紧张局面。据悉，广东省的燃煤发电量约占总发电量70%，粤电集团每月提供约50亿度上网电量；目前其下属火电厂的全部存煤比正常存量少30万吨，其中珠海发电厂、黄埔发电厂和沙角A厂的存煤已接近警戒线。 10．2006年1月1日，俄罗斯对乌克兰正式停止供应天然气，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俄对乌的“断气”不仅仅影响到乌克兰本国，而且在欧盟中引起了相当大的波动。这次危机促使各国对政治因素引起的能源安全问题进行深刻思考。 11．2002年，中国能源进口从1990年的1 310万吨扩大到15 769万吨，出口从5 875万吨扩大到11 017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1 103.7%和87.5%。这说明，中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目前，在中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清洁能源需求增大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石油短缺是国内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 1990年以来，中国经济按年均9.7%的速度增长，原油消费按年均5.8%的速度增加，而同期国内原油供应增长速度仅为1.67%。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 1/3来自中国，中国石油消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40%。未来15年内，中国经济如以7%左右的速度发展，原油需求将以4%左右的速度增加，而同期国内原油产量增长速度只有2%左右。 12．有关人士预计，经济快速增长将促使中国石油需求量年均递增12%，未来20年中国面临能源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中国未来20年能源领域将面临一系列挑战。研究报告认为，到2020年中国将实现经济翻两番，届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这一时期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反映到能源领域，中国面对的情况要比发达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经历的情况复杂得多。 13．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 2.6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 074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90吨，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 11.1%、4.3%和55.4%。 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中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2001年，中国终端能源用户能源消费的支出为1.25万亿元，占GDP总量的比例为13%，而美国仅为7%。中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1995年的7.6%增加到2000年的31.0%。到2020年，石油消费量最少也要乙5亿吨，届时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可能接近60%。 14．未来20年，工业部门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用能部门，也应该是获得节能效应最为显著的部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张某某近日在一次演讲中说，从节能的实现方式看，通过调整行业和产品结构实现的节能约占工业部门节能潜力的70%～80%，依靠技术进步降低单位产品能耗实现的节能占20%～30%。 因此，工业部门节能应实行技术进步与调整行业、产品结构相结合。通过修订节能设计规范，实行企业能源审计和报告，推进节能技术进步，建立能源管理信息系统，推行绩效合同等政策和措施，促进工业部门的节能。 该博士说，除了工业耗能，交通和建筑两个部门的用能增长将明显加快。为了实现交通和建筑的节能目标，研究报告建议制订燃料效率和油品质量标准；改进城市规划和交通体系，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建立智能交通系统；鼓励开发、购买和使用替代燃料车。 而建筑节能方面首先要突破供热体制改革，开放供热市场；应制订实施建筑节能条例，严格执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制订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建筑材料及耗能器具的经济激励机制。 15．专家分析，如果中国的石油消费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可能需要 28亿吨原油，而自己所能生产的可能还不到4亿吨。目前到今后世界石油的总产量将只有40多亿吨原油，其中可以提供出口的只有15亿吨左右，即使全部给中国也不够。还有运输的问题。以10万吨位级的油轮从中东海路运输到中国，是否可以畅通地通过已经极为繁忙的马六甲海峡都是疑问。 16．加入WTO，对中国能源而言，意味着生产与消费参与全球能源配置体系，安全也融入国际安全体系。2001年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地区及份额分别为，中东地区56.2%，非洲地区22.5%，亚太地区14.4%，欧洲中亚地区6.9%。这说明，中国能源安全已成为世界能源安全体系中的一部分，与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发生着互动关系。 中国石油需求对外依存度持续提高与中国海外利益军事保护手段严重滞后，是当前中国能源安全形势的基本特点。而目前，中海油发表声明，因政治压力而退出优尼科公司的竞购。这次声势浩大的收购战使试图通过国际并购而改变能源现状的努力暂时放缓了脚步。 17．2006年7月17日，八国集团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刚果(布)6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中国就能源安全问题作了阐述。 全球能源安全，关系各国的经济命脉和民生大计，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至关重要。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分歧和矛盾，而不应该把能源问题政治化。 中国高度重视能源问题。中国能源战略的基本内容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加强国际互利合作，努力构筑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供应体系。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更是能源生产大国。我们将在平等互惠、互利双赢的原则下加强同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 18．长期以来，我国对国际石油采购的方式是按国家分配的计划指标分月度组织进口。基本上采用现货贸易方式从国际市场购买石油，导致经常出现“买涨不买落”的现象。举例而言，1999年1月～2月，在国际油价处于最低的时期，中国仅进口原油300万吨，比 1998年同期反而减少了40%。而1999年3月，国际油价开始回升时，中国的原油进口也开始回升，是同年2月份的2.6倍。大量以现货进口石油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损失，也同时给世界石油价格的上升造成了压力。 期货交易是相对于现货交易的一种贸易形式。交易双方在期货交易所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并根据合约规定的条款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以某一特定价格买卖某一特定数量和质量商品的交易行为。石油期货交易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够事先固定成本，从而最大限度地解除交易者(生产商和进口商)的后顾之忧。 19．与电力供应有着密切关系的煤炭也一样面临“荒”的状态。11月28日，煤炭大省山西第一批调煤合同正式签订，而支援山西“煤荒”的是来自邻省陕西与甘肃两省的煤炭。而此次山西调煤是开国以来山西外省调煤的第一次。 广西、湖南、四川等省也遭遇“燃煤”之急。而由于电力紧缺，发电燃煤也告紧缺。据悉，华中、华北等地区大部分电厂均出现了用煤紧张的局面。华北京津唐地区10个电厂、华东地区12个电厂、山东6个电厂的电煤库存先后降至安全警戒线以下，仅能满足电厂2天～3天的正常发电用煤量。电煤短缺并呈蔓延趋势，同时港．口储存发电用煤也在下降。 专家分析，从能源的量而言，中国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出现能源危机的。“我国的电力结构极不合理，也是引发能源供应危机讨论的主要原因。”曾某一脸严肃的说道。在电力行业，火电比重特别大，占到70%，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华中、西北等地区；而在南方却是以水电为主的电力结构，由于季节因素，水电也因而增加了随机性缺电，导致了南方地区对火电的增加，对煤的需求猛增等等，这些都对“煤荒”的形成起了助推的作用。 20．对于“煤荒”，中国矿业大学博导陶教授从能源供应等角度进行了分析。除1997年～2000年期间出现递减以外，我国煤炭产量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但这种增长并不能掩盖中国煤炭产业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遇到的多重问题。上世纪80年代，由于小煤窑的大力推广，中国的煤炭产量开始有突破性的增长，但因煤矿安全因素，中国一直在持续关停煤矿的开采，产量有所减少。但作为煤炭行业的重要下游用户，电力、冶金行业的迅速发展，加上国际煤价的上涨，对煤炭需求开始加大，而且近期表现尤为突出，同时，煤电之争，铁路运力矛盾以及进入11月份后北方冬季取暖锅炉陆续投入运行，煤炭需求量增加，这都是引发“煤荒”的原因。但更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在煤炭资源管理与供应体制上的不合理性是导致“煤荒”的根本原因。 目前中国的确存在能源供应链问题，而这个“链”反应却来得那么让人出乎意料：电力、煤炭、石油环环相扣，构成中国能源的一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将继续快速发展勿庸置疑，那么这是一时之忧，还是将构成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瓶颈呢? 21．冯某说，“在未来20年，我比较赞同中国应实行‘节能优先、结构多元、环境友好’的可持续能源发展战略。” 首先是因为我国节能潜力巨大。其一，我国产品能耗高。中国主要用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25%～90%，加权平均高40%左右。例如，我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每千瓦时404克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317克标准煤，高出27.4%；我国国内企业主要耗能产品的单耗，落后的与先进的相差1倍～4倍。其二，产值能耗高。中国的产值能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每公斤标准煤能源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0.36美元，而日本为5.58美元，世界平均值为1.86美元。经测算，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降低高能耗行业的比重、增加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以及居民生活用能优质化等措施，近期国民经济产值能耗节能潜力达3亿吨标准煤左右。 能源节约对我国实现跨世纪的经济和能源发展目标，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科学的预算分析，我国每10 000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1995年2.33吨标准煤，降低到 2010年的1.25吨标准煤，2030年的0.54吨标准煤和2050年的0.25吨标准煤。据称，节约能源已经被我国专家视为在我国与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同等重要的“第五能源”。其次，可以通过调整能源生产结构。自1990年以来，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的煤炭比重下降趋势比较明显。 22．在学术界与能源界我们还听到另一种声音：通过国际合作也可以化解中国的能源问题。从未来的走势看，由于对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消费快速增加，将出现由需求侧推动的结构性变动。因此，能源结构要调整和优化可以逐步降低煤炭消费比例，加速发展天然气，依靠国内外资源满足国内市场对石油的基本需求。 有专家认为，开发水力资源和生物质能也是首要之举，其次是发展地热能以及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同时，还指出，“煤变油”技术在国际上虽然已经成熟，但在中国的应用则尚未正式起步，这也是一个可探讨的能源趋势。假如在国家石油战略发展中，“煤变油”的可能性和最终的实现，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有专家撰文指出，太阳能和风能的利用存在较大的新材料问题，氢能和核能是新能源，但都存在安全使用问题。正在研究的纳米碳管储氢能力高，受到广泛关注。蓄电池的用途也愈来愈广，锂离子电池很有发展前景，主要用于航天，若用于交通与电站则需对其可靠性和长期稳定性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与分析，才能最终加以应用。 23．中国有8亿人生活在农村。当前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的70%依靠生物质能，估计每年当作燃料烧掉的薪柴达1.06亿吨标煤，秸秆1.53亿吨标煤，从而造成大面积森林破坏和减少土壤有机质。近些年来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使用商品能源数量直线上升，1993年已达1.8亿吨标煤。同时，由于现有农村电气化水平很低，1994年农村人均拥有电量仅275千瓦小时，全国还有7 000万人口没有用上电。因此，今后整个农村能源供应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高考成绩公布后，湖南师大附中高1018班的成绩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一个班40个孩子，39个被保送到重点一本，其中26人保送北大、清华；剩下的一个以628分卷面分加20分加分的成绩考上重点一本。人们惊讶之余，不禁将该班称为“史上最牛高考班”。 事实上，类似的“奇迹”并非第一次出现。2012年6月25日，湖南省高考放榜，长沙市长郡中学0901班59人全部考上一本，32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平均成绩647.8分，被称为“最牛高考班”。在此前后，山东青岛同样出炉“最牛高考班”，该地莱西一中南校2009级一班56人全部考上一本，全班平均分数649分，班主任吕建刚也被称为“最牛班主任”。 然而，也有人指出，这几所学校几乎垄断了当地的一流生源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等条件，一旦“扎堆”出现，将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现象，造成事实上的教育不公。 在网络上这一话题同样引发了网民热议。网友“管理员03”说：“‘最牛高考班’的老师是很优秀，但是全省的优质生源都在那里，大家都懂的。”网友“fanrong”则表示，“最牛高考班”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产物，如此吹捧并无意义。此外，个别网友还将长郡中学和莱西一中两所“超级中学”的“最牛高考班”成绩详情贴于贴吧，让网友比较谁更“牛”。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超级中学”拥有优质的生源和资源，学生自然在高考中成为当地分数最高的群体，将名校收入囊中的机会也较大。 “超级中学”对保送生的垄断、城市生源获得保送机会远高于农村生源，这些都是教育发展不均衡的表现。熊丙奇表示，将优秀学生高度集中到少数几所学校，只会造成学校的两极分化，从而使中学教育丧失多样化和丰富性，这不符合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也不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均衡发展。 熊丙奇此前发文称，中国教育存在的严重地区不均衡、城乡差异和校际差异，包括高考录取指标在各省市的不同，根源就在于没有尊重并维护平等的受教育权，没有受教育者与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进行利益博弈的机制。“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迫切需要启动这一机制。” 熊丙奇建议，要治理“超级中学”现象，必须打破高考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实行对学生的多元评价，在引导各地举办基础教育的同时，还需注重学校的个性、特色，而不是围绕升学率，极力打造一两所强校。 2．“择校”“择校费”“捐资助学”……对于孩子已经上学或准备上学的绝大多数家长来说，这些应该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词。一位姓李的女士自打儿子升入初三以来，神经就一直高度紧绷，她说：“为了孩子的将来，我早在他刚上初中时就计划好了，初中阶段不仅要抓好孩子的学习，每个周末和假期我还给孩子报了各种学习班，就是希望儿子能顺利考上一所好的高中，这也相当于向名牌大学迈进了重要一步。” “光是孩子补课就花了几万块，为了孩子的将来，我和老公的工资几乎全投在了孩子的身上。”同为初升高的家长，岳女士的准备似乎更为充分，她说，“虽然孩子说考得还行，但为了以防万一，我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提前想到了。如果孩子发挥失常，我们也提前托好朋友，准备找关系，花上5万到10万，也要念重点。” 对于花这么多钱念重点高中值不值得，岳女士回答说，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自己只能尽其所能，为孩子铺好将来的路。如果孩子没能进入重点高中，影响到将来的发展，自己才后悔呢。 据记者了解，为了避开中考的激烈竞争，一些家长剑走偏锋，让孩子考“小三门”，以进入理想的学校。他们从初一就让孩子学习美术、音乐、体育，导致各个补习班异常火爆。此外，有些人会“聪明”地选择某些高中老师办的“小三门”班，学知识的同时，还能方便暗中操作。 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目前的情况却是，从幼儿园到大学，调整座位、补习、兴趣班、课堂批评或表扬、考试成绩提高或者压低，似乎都存在“潜规则”，学生们也由此被迫划分了等级，曾被社会广泛关注的绿领巾事件等只是教育变质的冰山一角。 一位有着27年教龄的老师坦言：“当年能当老师的，都是学习特别优秀的，现在师范专业却成了高考志愿中最次的一类，还有一些人则是听从家里安排被迫当老师的。这些学识不高、心志不坚的人当老师，能教出好学生吗?” 从事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刘老师说：“给孩子择校，根本没必要，我非常反对。家长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胜心理，花费力气、金钱将孩子送进一所好学校、一个好班级，结果反而会让孩子们对学习产生错误的认识，不再单单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攀比。” 3．在校生人数少则五六千，多则上万；网罗、垄断了所在城市甚至全省的尖子生；因学校大、创收多、高考成绩相对较好，而常常被地方政府当作政绩——近年来，这一类所谓的“超级中学”异军突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的上顿渡镇几乎家喻户晓，因为在这个小镇上坐落着临川一中、临川二中两所高考升学率高、学生人数上万名的“超级中学”。2013年9月，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临川二中刚开学时，高一新生只有2500多名，开学后还陆续有外地学生办理入学，现在已经有2800多名学生了。因为名气更大，临川一中招生形势更好，大量外地的学生和家长慕名前来求学。 而在江苏苏北的一家知名中学教育集团，初中和高中学生总数有一万多人，分四个校区，办学规模堪比大学。 “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不错的高考成绩，是建立在网罗各地尖子生的基础上的。”江西多所中学的校长向记者讲述了他们所在地的尖子生被这两所学校花钱挖走的案例，对它们取得的高考成绩并不服气。 而对于江苏苏北的那家知名中学教育集团，知情人告诉记者，这所中学面向全市招生，几乎垄断了全市所有的尖子生，成为超越普通中学的“贵族中学”。 为了垄断、网罗所谓“尖子生”，这些学校开出了种种颇具有诱惑力的条件，比如提供奖学金、免费食宿等。然而，这些“血”学校是不会白出的，学校会利用这些“尖子生”获取的高考佳绩来提高学校身价，高价招收慕名而来的非“尖子生”。 孩子在苏北的那家知名中学教育集团就读的家长孙先生告诉记者，为了能上这所中学，有的家庭全家动员找门路送礼，只为获得一个择校指标。由于择校指标“僧多粥少”，价格越炒越高，目前已经超过5万。而在临川一中，一个非“尖子生”的招生指标也被炒到数万元。 “超级中学”背后的“超级利益”，固然有学校教职工、尤其是校长们追求名利双收的因素，但地方政府打造教育经济和扭曲的政绩观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临川区上顿渡镇，两所“超级中学”的超常规发展，改变了当地很多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两所中学周边的房价直逼抚州市中心城区的房价，万余名外地学生和家长的到来也使得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和教辅等行业一路蹿红。当地一名居民说：“在上顿渡，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和教育有关，只要搭得上教育一定能挣钱。”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一派红火的背后，是就学学生家庭负担的成倍增加，有些学生家长甚至是负债让孩子在这里读书。 在当前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实图景下，“超级中学”理所当然地要追求高升学率。但是，通过高薪招聘优秀教师，免除各种费用、提供物质奖励到各地“掐尖”优秀学生，然后利用高升学率、推荐保送生等招牌，建立分校扩大招生规模，对其他学生收取高额择校费……“超级中学”办学模式的背后是扭曲的政绩观和利益链。 由于一所“超级中学”往往要吸纳五六千名学生，这就往往需要圈地新盖规模宏大的学校，而动辄上亿元的建设往往为贪污受贿等腐败提供契机，而这也成为一些地方官员大力推进“超级中学”建设的动力。 某业内人士指出，地方政府是“超级中学”现象的始作俑者，许多地方领导以辖区内拥有“超级中学”为荣，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向中学校长下达招生、升学指标，完不成任务的“一票否决”。因此，“超级中学”现象根子不在学校，而在政府。 4．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教育资源总是有限的。如何通过有效的配置发挥资源的最大作用、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创新。”北京市史家小学校长王欢对此深有感触。2008年，北京市东城区教委通过资源整合，将史家小学和东四七条小学结成了深度联盟校；2011年，又实施了“一长执两校”制度，让名校校长一个人成为同一学区两所学校的校长，负责两所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让两所学校就像心脏的左心室和右心室，都流淌着共同的血液，教育均衡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资源配置还要讲究一个“巧”字。说到这个话题，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教民滔滔不绝。“前些年，河北省在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的时候，合并了一批小学。学校撤销了，富余的教育资源干什么?我们用原来的小学教室办托儿所、幼儿园。这几年，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入园难，而我们的入园率达到了65%，这是很多发达地区都做不到的。” “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既要解决‘上学难、上学贵’的现实问题，更要解决‘上好学’的根本问题。”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说，合肥市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合肥的经验是：坚持大幅度增加投入，2008—2011年累计投入教育经费191.3亿元；坚持进一步优化教育布局，通过建设小区配套学校和名校迁址办学，自2008年以来，全市新建中小学校98所，改扩建学校572所；坚持不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将“农村中小学建设工程”纳入市级民生工程，奖补县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设，到2013年年底将全面完成“校安工程”。“4年来，我们的优质学校办学规模扩大了3倍。”吴存荣说。 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儒林镇中心小学教师兰朝红，多年来一直坚守在农村小学教育的第一线。她说：“农村太需要政策的支持了。”兰朝红认为，这些年，国家大力支持农村教育，学校的变化很大，校舍建好了、电脑联网了，硬件上与城里没有什么差别了。可农村缺乏优秀教师，农村教育质量因此难以提升。“生活条件差，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到农村工作；教育质量低，农村学生，特别是高中生正在流失。看着那些十五六岁就不上学的孩子，我特别心疼。往小了说，这是个人的损失、家庭的损失；往大了说，农村教育搞不好就会影响整个民族素质的提升。” “教育人要时刻记住一点：做教育不能功利。”沈阳市于洪区教育局局长关凤艳说，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城市应该反哺农村，优质学校应支持薄弱学校。教育资源要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不能只顾小我，不顾大局。要把眼光放在全局发展的角度，透过质量高低曲线，从长远看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在她看来，学校、城乡、地区之间的差异形成因素复杂。而实现公平又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存在着阶段性特点。因此，对教育公平要有耐心和恒心。同时，落后地区也不能只依赖于外部给的“鱼”，还要注重自身的“渔”。 江苏省镇江市第三中学教师金燕认为：“帮助弱势群体不只是国家的事，基层教育工作者也可以有所作为。”她认为，择校、择班都应该取消。“教育是发展人的事业，怎么能将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呢?在教育上，我对每个学生都是公平的；在生活上，我对那些贫困孩子反而会更关照一些。” “阳光基金”是金燕拿出自己的两万元工资，专为无偿资助贫困生、学困生而成立的。“我要尽我所能，让孩子们也过上好日子。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师参与到阳光基金中来了，我们助人的力量大了，受惠的人更多了。” 5．每年高考前后，都会出现一场关于高考公平性的争论。在有关高考公平性的讨论中，矛头几乎100%都会直指北京、上海等的“高考特权”。有人举例说：安徽每7826名考生中只有一人能上北大；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北京学生考上北大的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 有学者选取了京、津、沪，以及浙江、江苏等10省市做了研究，发现：1978年，北京市的文科录取分数线仅低于上海、江苏，排第三位；1988年，北京市的文科分数线退居第六，理科线退居第七；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市的录取分数线开始处于垫底位置。 相比中小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在教育资源方面有很多优势。拿211大学来说，截止2011年3月，全国共有“211”高校112所，其中北京26所、上海9所，已经占去了近三分之一。而中央政府“逃避财政责任”，向省级政府转嫁了高等教育负担。地方财政不仅掌握了占大学总数九成的地方院校，还成为国立大学的“金主”。“吃人家嘴软”，地方投入的越多，当地得到的招生名额也就越多。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的招生名额占总数的27%，复旦大学在上海的招生占40%，武汉大学在湖北的占50%……各地都在凭借地方财政争夺名校招生资源。 6．2012年9月，教育部公布的《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小学就读932.74万人，在初中就读328.23万人。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连续第二年专门统计“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人数。 2011年义务教育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总量较之于2010年增加93.80万，增幅为8.03%，其增长量和增幅均低于2010年。同时，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小学在读人数增长量、增幅以及初中在读人数和增幅均低于2010年。 对比而言，2011年义务教育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小学在读人数比2010年增加了68.44万，初中在读人数则较2010年增加了25.35万。 依照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1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的农村留守儿童共2200.32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436.81万人，在初中就读763.51万人。这一数据较之于2010年，总数减少了71.19万人，减少3.1%。 而在2010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51万人，比2009年增加47.2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的农村留守儿童1461.79万人，在初中就读的农村留守儿童809.72万人。 7．异地高考是2013年全国高考改革的最大亮点。2013年作为“破冰”的首年，除西藏外，其余参加高考的30省(区、市)均已相继公布了异地高考方案。异地高考报名人数为数千人，在900万人的高考大军中，这个数字所占比例不高，但却是中国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进步。 黑龙江、安徽、重庆、河北、湖南、吉林、辽宁、浙江、江苏、河南、云南等省市在2013年正式实施异地高考方案，而上海、山东、福建、江西、四川等省市将在2014年开始实施。 除异地高考方案的实施时间不同外，各省区市针对各自实际情况设定的条件也高低不一。既有如江西、河北两省设定的“低门槛”，亦有如北京推出的“过渡方案”和上海的“挂钩居住证方案”。总体而言，京沪粤等经济发达、人口流入量大、教育资源丰富的省份，公布的方案通常比其他省份“门槛”高。对于江西等劳动力输出大省来说，异地高考政策推行压力较轻，因此“低门槛”特征明显。一些传统“教育洼地”的西部省份，因人口较少且录取率较高，面临着严峻的“高考移民”挑战，这些地方出台异地高考方案也较为审慎。 江苏省公布的方案明确，从2013年开始，凡在江苏取得高中学籍并有完整高中学习经历，其监护人在江苏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随迁子女，均可在该省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和本科、专科层次录取。 河南的方案“门槛”也相对较低，自2013年起，凡在河南就业的外地户籍人员子女，父母一方有合法职业和稳定住所(含租赁)并符合相应条件的，可在学籍所在地参加升学考试，并与当地户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 陕西则“渐近式”推行异地高考方案。完整学籍、父母社保缴纳证明及居住证均成为“硬指标”。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2014年起可在陕西参加中考，根据考试成绩，考生可选择升入普通高中、高职5年制大专、中专或职业高中；2016年开始，符合条件的外地户籍考生可在陕西参加高考。 广西的方案则明显有严防“高考移民”的意旨。根据该方案，在广西接受完整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后继续参加普通高考的外来人员，只要其满足学籍条件和法定监护人条件，可不受户籍限制。而为切实防范“高考移民”，针对没有在广西接受完整的初中阶段义务教育，申请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的外来人员，要求其必须同时满足学籍、户籍及法定监护人等三方面条件。 8．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异地高考是社会教育公平最重要的一环，它意味着农民工子弟可以在城市里高考了，现在高考受户籍制度管理太严，其实是用户籍制度保证了城市孩子的特权，早晚要开放，只是各个城市处于自我保护的心态，不一定很快接受。“这意味着以前享受特权的人就要损失一些，要失去一些优势。”朱清时说。至于准入门槛的设置，朱清时认为还是有必要的，“不能够像春运大迁移一样都拥到城市去考试”。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真的实行异地高考，设计操作会很复杂，这是对招生资源的重新分配。”这意味着高校的招生指标等都要重新分配。如果异地高考考生由考试所在地录取，就必然挤占了当地考生的名额；但如果该考生回到原籍录取，又可能因考卷不同、无法排名而产生新的不公平。 还有专家指出，北京、上海等地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不如中部一些省份，但不能因此说京、沪生源考生的总体综合素质要差一些。异地高考可能会“驱动”中部地区的“中等生”成为西部地区的高考移民，这些考生再以“优等生”的分数考上京沪名校。而北京、上海地区因为推行素质教育，结果是高考分数不如“高考移民”，这会逼迫那些重视素质教育的地区转而为了升学率去重视应试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李逸平表示，要真正实现异地高考，恐怕还要和户籍制度改革联系起来。李逸平强调，实现异地高考需要系统设计，包括入学模式、户籍制度、初高中阶段教学大纲等通盘考虑，但关键点还是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三、申论要求
1．在祖国的山山水水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或俯首案前，呕心沥血研究民间文化：或献身舞台，孜孜以求编演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精彩节目；或走村串寨，把精神文化食粮播撒在田间地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基层文化人”。 2017年1月9日晚，“最美基层文化人”颁奖典礼在H省音乐厅举行，H省“最美基层文化人”名单正式出炉。以下是几位“最美基层文化人”的简要事迹。 司马老师是M县僻远山区一名普通的文化辅导员。2014年退休后，他走乡串户收集改编民谣，为留守儿童编写了一本《十里山童谣》，融文明礼仪、法治安全、良好习惯、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等内容于一体，易读易记易懂，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为了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司马老师捐出自己的全部藏书和住房公积金创建“十里山留守儿童文化街”和“十里山书香文化社区”，为留守儿童建造了一个精神“粮仓”。 D市文化馆的季先生只有小学学历，自学成才。数十年来，他利用节假日和工作之便，自费跑遍了该市100多个乡镇村组，收集地方文化遗产资料三百余万字。利用在当地流传的“孟姜女传说”“荆河戏”等资料撰写了五部学术专著，著作的出版在当地学术界和文艺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作为H省省级非遗项目永兴大布江拼布绣的传承人，小何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打造一个大布江拼布绣产业园，在传承这项濒临失传的技艺的同时，让更多农村留守妇女多一份收入。小何曾执着地穿行在大布江的大山中，向当地民间艺人讨教拼布绣技艺；她不断摸索，自创了“回旋针法”等新颖针法；她锐意创新，将古老的艺术融入时尚生活，实现了大布江拼布绣艺术价值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随着小何的拼布绣作品越来越多地参加展会、比赛并获奖，大布江拼布绣逐渐声名鹊起，有的单幅作品最高售价达5万元，普通作品单幅售价也有数百元。小何建立了3个固定传习所，设立了4个固定展厅，培养出300多位年轻的熟练绣娘，让她们在家就实现了就业。同时，她还免费向聋哑儿童传授拼布技艺，提高他们的谋生技能。 Y自治州85岁的田大爷是民间戏曲——灯戏最忠诚的守护者。他14岁开始走上灯戏舞台，70年来坚守传承灯戏文化，将古老的灯戏撒播在家乡秀美的山水间。唱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即使褪了青丝，没了牙齿，他依然咿咿呀呀地唱着，颤颤巍巍地舞着…… 为群众需求而奔走，为精神食粮而劳作，是基层文化工作者们的真实写照。本次“最美基层文化人”评选活动由H省文化厅、H省委网信办、H省报业集团主办，各市州文(体)广新局承办。活动自2016年3月31日启动以来，共有1568名基层文化人报名，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在这些报名者中，既有80多岁默默坚守一线的老艺术家，也有20多岁走时尚路线的文艺新秀，涵盖了基层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文化传承者、文化创意者四大群体。 评选活动打破了以往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评奖模式，通过全省各市州、区县文化部门推荐以及文化工作者自荐、群众举荐等途径，经过专家评审、网络投票、集体决定、社会公示等环节，寻找出“最美基层文化人”候选人50名，最终评选出H省“最美基层文化人”10名、“最美基层文化人”提名奖40名。2016年7月22日寻找“最美基层文化人”活动投票环节全面开始，主办方开通了H省文化厅官方网站、文化江湖微信、微博、华声在线等网络投票渠道，活动期间，共有两千多万人次参与了投票。H省“最美基层文化人”评选活动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邻近的J省也计划开展类似的活动。 2．G省X县周村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周氏祠堂。祠堂始建于明代，以前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会有村民去里面祈福祭祖，平时大部分时间闲置。如今，祠堂被改造成了“周村文化礼堂”，门前挂起了“周村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周村老年人协会”等牌子。放学后，村里的孩子结伴在这里看漫画；周末，老年人相约在这里聚会、看戏……周村的变化，得益于G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程的推动。截至2016年底，该省共建成农村文化礼堂约5000余个。一座座文化礼堂的建成，凝聚着乡村的文化底色，从物质形态上保障了乡村文化的栖息与传承。昔日几多落寞的废祠堂、旧庙宇，变成了山里人“快乐村晚”的大舞台。文化礼堂既是村里的荣誉殿堂，也是村史和个人成果的展示厅；既是以“身边人、身边事”为原型的乡村文艺的发源地，也是好婆婆、好媳妇、五好家庭等好人好事的评比场……“旧瓶装新酒”，盘活了资源，传统建筑摇身一变成为新时代的“精神高地”。 “农家书屋+电商”是Y省活跃基层群众文化的一个新形式。为解决基层农民“买书难、看书难”的问题，“农家书屋”文化惠民工程在Y省已开展了8年。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口结构、群众生活习惯的变化，“农家书屋”面临资源闲置、门庭冷落的窘境。与此同时，由于Y省农村网络设施落后、人才资源缺乏，电商进入农村“最后一公里”的瓶颈迟迟未打通。能不能让农家书屋和电商的优势结合起来，实现从文化平台到经济平台、从文化惠民到文化富民的转化?Y省有关部门探索通过“农家书屋+电商”的模式，实现基层文化服务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 “过去冷清的书屋热闹起来了!”2016年11月27日，Y省K市田家镇农民谷阿美一大早就在网店里忙得不亦乐乎。网店开在镇上的农家书屋里，谷阿美说：“这里网络免费，桌椅齐全，还有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服务，定期能参观学习，小书屋就是我的‘黄金屋’。”过去，谷阿美一直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收入微薄。市里在镇上搞“农家书屋+电商”服务站点，谷阿美报了名，经过培训开起了网店，短短几个月，销售额突破5万元。“山里的土特产对接全国市场，前景好着呢!‘农家书屋+电商’，搅热了农村文化阵地，开辟了农民增收新路，既富‘脑袋’又富‘口袋’。真是太好了!”谷阿美发自内心地说。另一方面，那些通过“农家书屋+电商”帮扶起来的电商群体则更为感激，反哺农村基层文化事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有的创办文化实体企业；有的拿出经费为农家书屋新添设备、新购图书：有的直接开辟了新的“农家书屋+电商”服务站点……基层文化与强农富农比翼齐飞，赢得了群众的一片喝彩。 “二楼南书房”是N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阅读品牌。该市保留有大量的民国建筑，是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二楼南书房”的主人书房君是一位学法律的民间人士，他有一个理想，希望借力民国建筑开展基层文化服务，借此进一步彰显民国建筑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2014年4月，书房君在一所1932年建造的民国建筑当中实践了自己的想法，因为该空间处于二楼，朝南，故取名“二楼南书房”。“二楼南书房”立志打造N市首家24小时开放的社会阅读空间，“不灭的理想，不关灯的书房”，口号简单而有力。藏书3000余册，并不算多，但每一本图书都经过严格的挑选，力求不让一本烂书上架。现存民国建筑的硬件大多比较好，加上深厚的历史积淀，只要稍加修整，就会有不错的空间体验。 G区江东街道来了，与“二楼南书房”一道探索社区阅读空间——“江东书房”的构建。金鹰商城来了，与“二楼南书房”一道商谈高端商业体阅读空间项目——“百家书房”的合作意向。2016年7月，书房君将“二楼南书房”“江东书房”“百家书房”关于阅读空间的实践，总结出一套高品质、低成本的社区阅读空间解决方案——书千计划，该方案有很强的植入能力和复制性，可满足各级政府行政中心、商业综合体、住宅地产、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文化空间需求。书千计划在2016年第三届“紫金杯”建筑及环境设计大赛上荣获公众奖。接下来，“二楼南书房”作为一个民间基层文化阵地，一直有人陆陆续续地来，一直有人陆陆续续地走。不变的是，灯光一直亮着，书香一直迷人。 3．崎岖的山路上，清一色的老人，步履蹒跚，他们正翻山越岭赶往相邻的村庄去听戏：那儿有“老杨剧团”在演出!这是春节期间F省某山区真实的一幕。“老杨剧团”是由农民老杨牵头自发组建的农民剧团。春节以来，这个剧团已接到5单生意：有本镇的，也有邻镇的，有私人祝寿的，也有村委会邀请的，演出形式涵盖采茶戏、歌舞、器乐表演等多个门类。尽管只是利用农闲季节、晚上和节假日时间演出，但在当地拥有不少“粉丝”。从2014年5月组团到今天，“老杨剧团”的演员人数从4人发展到了20多人，甚至还有“90后”新鲜血液加盟，“老乡们说我们自己编排的戏有乡土味，比县里剧团的演出都好看。”老杨脸上满满都是自豪。 “打麻将?谁有那闲工夫!年节是村里人聚得最全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戏、耍社火，都一心指望在全县社火大赛、戏剧大赛里拔头筹呢!”2017年2月18日，L县某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里，66岁的赵大爷司鼓，他62岁的老伴杨大娘扮演旦角，夫妻俩一唱一和，乐在其中。作为该村业余剧团的发起人，赵大爷不但把自家的服装、道具免费提供给剧团使用，还义务培养年轻人学习表演，一心要让传统艺术后继有人。 “如今，群众自办文化的热情被点燃，县里13个乡镇全部组建了业余剧团，成员达180多人。许多结合本地特色的文艺表演，让人眼前一亮。”L县文广新局局长说，“现在我们县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群众争着报名上节目，效果很好，以前我们总是花大价钱请些明星来演，人一走，又能留下什么呢?”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我们能提供什么?是当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K市文化体育旅游局汤处长从事基层文化工作多年，走过不少地方。在他看来，农村大多数地区基层文化活动都缺乏新意，总是停留在传统的唱唱跳跳，搞活动就是喊一喊、凑一凑，花灯、小戏、广场舞居多，国家启动了一些文化下乡工程，但内容存在雷同、低质的现象，仔细分析一些农家书屋的书籍，会发现不少都是当地出版企业的库存书。“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放映的也多是上不了院线播映的影片。“配送错位，也是农村基层文化中一个潜在的问题。”汤处长介绍说，现代社会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使得部分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已转移到城市，有的举家搬迁到城郊居住，甚至整个村都转移出去。一些农民工大量聚集的社区、城乡接合部的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不足，成为“真空地带”。在这些地区，资源配置需要重新定位。2016年汤处长他们为农民工送温暖，选择在城乡接合部放电影，没想到此举受到热烈欢迎，一年放了200多场。“外出打工的人没什么娱乐，文化生活非常单调，需要特别关心。”汤处长补充说，“缺人缺钱，仍是部分边远地区文化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尽管硬件配备齐全，但由于人手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导致基层文化服务无法高效开展。” 4．普通的家居背景中，一位年轻美女穿着家居服，素颜出境，以独白秀的形式，发布原创短视频，大讲时事热点。2016年，某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在读研究生“papi酱”靠每次不到5分钟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爆红，迅速积累了800多万“粉丝”，获得了1200万元投资，估值上亿，成为炙手可热的“网红”。 “网红”是“网络红人”一词的简称。在当下社会状态下，绝大多数“网红”都具有强大的“吸粉”“固粉”能力，并能直接依靠“粉丝”的数量和购买力实现商业变现。“80后”网民“淼淼”称自己是“papi酱”的“脑残粉”，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号“打赏”了几百块钱。“短短三五分钟的视频中，‘papi酱’设置了强烈的戏剧冲突，还不像家长一样板着脸，嘻嘻哈哈就说到了我的心坎里。”像“papi酱”这样依托互联网成长起来的“网红”群体近年来越来越活跃，他们的共性是通过传递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粉丝”，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如何评价“网红”的社会影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网红”的成名与暴富太过轻巧，他们大都不具备传统文化名人的实力，这种成名方式，将损害“只有依靠才华和努力才能成功”的主流价值观，不值得鼓励，很可能会成为现代社会基层文化的一个隐忧。也有人认为，“网红”不过是“时尚文化”的一种现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新奇，它只是“名人效应”在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变体。对于“网红”，不必紧张，听之任之即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自然沉淀或消亡。 对于大多数“90后”“95后”来说，网络已与他们的生活深度融合，在网络直播、网络论坛上，处处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不过，也有一些“90后”“95后”因为种种原因在网络世界误入歧途，甚至有些受到法律的制裁。 W市民警小邢，辖区在城郊接合部的大学城，年轻人多，工作三年来接触不少案例。40多段不堪入目的淫秽视频、5万余人的“粉丝”……为了使自己快速成为“网红”，网名“梨花雨”的网络女主播温某伙同他人录制淫秽视频吸引人气，并借此牟利。最终温某因制造、传播淫秽物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邢警官多次拿这个案例去教育年轻人，但就在春节期间，辖区内关于网络赌博的举报就有好几起，邢警官深感责任重大。 2017年年初，文化部发出通知，将对网络表演市场开展执法检查，重点打击“三俗”(庸俗、低俗、媚俗)等违规内容，保持对网络乱象的高压态势，对情节严重的平台依法予以关停。文化部文化市场司负责人表示，近年来，网络表演行业迅速发展，在短时间内形成产业规模，但低俗、色情表演等乱象屡屡出现，负面评价多、行业形象差已经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在主管部门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从业人员应当有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以身作则，加强自律，推动建设一个健康向上的行业。 在S市从事保沽工作的张女士，2016年成为了“文化江海云”APP的忠实用户。通过这款APP，张女士可以掌握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活动信息，并通过提前预约，和儿子一起观看免费展览和公益演出，参与社区亲子活动等，十分方便。 “文化江海云”作为S市基层文化服务数字化的重大项目，于2014年启动。试点期间，2个月访问量就达600万人次。目前已建成的12朵云，都遵循统一的技术和运营标准。全覆盖的“文化江海云”除了包括16个区县的资源，还囊括了市级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旅游景点等文化场所的数字资源，真正实现一站式服务。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文化江海云”正在改变着S市基层文化活动的样貌。比如，由政府买单的众多基层文化配送项目，通过“文化江海云”的数据积累，可以对各类活动的上座率进行分析，更科学地在合适的时间、地点派送合适的活动。市民在平台上点赞、预约的痕迹可作为个性化推送依据，做到文化信息精准投放。开放透明的信息正在倒逼政府改变以往的公共文化尤其是基层公共文化的管理思路。该市文化局陈局长认为，“文化云”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让基层文化供给从“上级导向”转变为“用户导向”“市民导向”。发布了多少活动，有多少人参加，发布得是否及时，有没有吸引力……一切都可以被市民监督。“这督促我们更加关注民声，开动脑筋靠内容和服务来争取市民的满意。” 5．2017年1月30日，正月初三，家家户户还处在节日的欢乐气氛里，J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对辖区道路开展了春联春贴专项整治活动。过年期间上街撕春联，让在节日期间的民众难以理解。网民质疑，城管是不是管理得太多了?贴春联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习俗被制止，太粗暴了!为此城管部门在官网上做了一个公开解释，回应说：“贴春联贴‘福’字，是传统风俗，在带来喜庆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和视觉污染。节日过后，破旧凌乱的春联春贴不但失去了营造节日气氛的作用，还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因此，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在尊重传统节日的同时，对辖区商户早宣传，对春联春贴早清理。节后，支队从正月初三起开展了专项整治活动。共清理春联、门贴、‘福’字等450余处，大大维护了文明、洁净、清新的城市环境。”让人诧异的是，回应最后还说，“正月初清理春联门贴，得到了绝大多数商户的理解和支持，也吁请辖区内广大市民予以理解与配合。”可从新闻下面的跟帖来看，遭到民间舆论的一致抵制，批评、质疑，甚至咒骂声一片。 今年63岁的老潘是G省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在当地有一个响当当的称号——“电影大亨”。2007年老潘自费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免费给村民放电影，这一放就是10年。当地媒体多次报道过他的事迹，2013年，他还入选了首届“感动G省人物”候选人系列。 可没想到就在2017年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老潘被告知因没有经营许可证，不能再继续放电影了。所谓经营许可证是指“电影放映许可证”。这个证件，依法由县及县以上电影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只有办了证，才能在农村放电影。也有网友分析，目前国家为了丰富农村基层文化生活，正大力开展农村电影放映工程，这项工程有资金配套，每放一场电影会给正规放映队100元的补贴，而老潘免费给村民放电影，触动了正规放映队的利益，所以被叫停。 对于公众的质疑，当地政府部门发出了一个官方反馈。在反馈中，提及了叫停老潘放电影的理由有三个：一个是不符合《电影放映条例》；二是他的放映行为不在监管范围，因老潘不服从统一的放映管理，和其他正规放映队相冲突；三是他的放映行为没有在广电局和电影公司的监管下进行，存在知识产权保护、涉黄涉暴的安全隐患。如果老潘在办理手续和接受培训后，可以恢复其资格。对于这样的结果，倔强的老潘不愿意接受，他说：“我是免费的，他规定我，我就不干了。我就不明白，做好事怎么还会被禁止呢?” 6．高手在民间。2017年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上，有两位草根选手的表现令观众过目不忘。 65岁的老王来自N省，做了大半辈子农民，只读过4年书，如今跟女儿生活在城市。为了补贴家用，他平时摆地摊修自行车。老王非常热爱诗词，在过去的三年里写了一千多首作品，修车的间隙也在琢磨写诗。为了提高诗艺，他在自行车摊前挂了一块小黑板，把自己的诗写在上面，和大家探讨。如果有人能帮他改一个字，他就请对方喝一瓶啤酒。对他来说，这一辈子，诗就像荒漠中的一点绿色，总能带给他希望和渴求。 40岁的白女士，X省Q县农民，2011年罹患淋巴癌，在病床上与诗词同结缘。2017年2月6日，她在《中国诗词大会》的舞台上讲述了自己和诗歌的故事。“我十六七岁时，放学后的任务就是看孩子，弟弟生病了，脑子里长了一个瘤子，一发作就用手打头。我想办法安慰他，就说一些常见的儿歌，说完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想到了诗歌。他听到诗歌或者儿歌，能转移一下注意力，就不再打头了。”“我2014年参加了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那时候我刚刚做完治疗，觉得万一不久于人世了，也可以留个念想。不要让人觉得我们农村人没有文化，我要上去给农民加加劲。今年已经治疗六年了，我觉得身体还行，就来交流一下。”当主持人问到诗词对于现实生活有哪些影响和改变时，她淡定地说：“诗词伴我经历过生死，从里边可以了解古人的生活状态。”她还说：“输也好，赢也好，只要我走过就好。” 专家评价道：陶渊明有句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我们每个人对诗的真意都有不同的理解，但只要它能对我们的内心有催发，能唤起我们对生活的信念，就是一个领会了真意的人。像老王、白女士对诗的热爱，不也是一种真意吗?网友评价道：诗意人生更加精彩!这些草根阶层的文化人才与文化追求正是整个国家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灵魂和支撑。 7．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内核，基层是文化的展现园地。文化之功，如滴水穿石。只有基层文化活起来，百姓精神才能富起来。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正式施行，自此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和基本文化需求将实现从行政性维护到法律保障的跨越。基层文化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文化服务思路的转变，要变政府“端菜”为群众“点菜”。基层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但不是政府包办，只有让群众“点菜”，让群众主动参与进来，才能激发起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基层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的过程或许漫长，但只要改革围绕群众一步步展开，必能赢得所有基层民众的点赞。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材料一 永济村在解放前是“光山秃岭乱石沟，十人见了十人愁；旱涝风雹年年有，庄稼十年九不收”。全村有大大小小239条干涸贫瘠的沟壑，332座光秃秃的山头，森林覆盖率不到2%。50年代初，22岁的张一雁成为了永济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张一雁带着村民上山种树。由于经验不足，树的成活率极低，村民们泄了气。张一雁鼓励大家说：“我们改不了天，但我们可以换地!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多难，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2015年。这一年，从省里某部门退休的副厅级干部阎永强经过选举成为了永济村新一任村支书。阎永强带回来的不仅是身份，还有服务家乡的赤子之心。他把自己的户口、党组织关系全部转回村里，“又成了一个真正的永济人。”“为了村里的发展，我不会领取任何报酬工资，只希望能像老书记一样，让家乡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阎永强向记者介绍起了永济村的致富史。1980年冬，张一雁率几名村干部到南方考察。所到之处，乡镇企业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令张一雁一行眼热心跳。经过慎重考虑，村委会决定利用本地丰富的铁矿资源建一座钢铁厂，这也是省里当年的第一家村办企业。剪彩那天，当第一炉火红的铁水滚滚流出的时候，许多党员激动得哭了。后来，永济村又先后创办了铝合金厂、石料厂等企业。张一雁说：“办企业不同于当年我们上山栽树，不是光有憨劲就行。企业需要的是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这以后，永济村与许多大学联系，送青年农民到那里学企业管理、财务、农作物栽培等科学技术。 阎永强说，老书记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有了好头头，群众不发愁。”这好头头就是党支部，就是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在村办企业多年发展的背后，高耗能重污染的弊端日渐显现。2015年，村两委邀请了省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专家，完成了新的村级规划。根据新规划，要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当时许多村民都担心“下岗”，不太情愿。全体党员以身作则，并动员家属、亲戚支持村两委的决定。2016年，村两委引来了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铝合金厂的旧址上，建起一条年产500吨食用保健油的冷榨加工生产线，同时建立了一个集餐饮、住宿、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广大村民不仅实现了“再就业”，收入还比过去翻了一番。 “小时候村周围到处是荒山秃岭，现在满眼郁郁葱葱。”2020年春，在永济村外不远处的一座山坡上，阎永强正带队搞绿化工程。“50年前为吃饱饭我跟着父亲拿着镰刀、背着松籽在永济的大山上种树，如今的永济村森林覆盖率超过87%，曾经的一座座荒山变成了一条条‘绿龙’，成了村民的‘绿色银行’。”阎永强说，“看到村里环境一天天变美，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富裕，我耳边常常回响起老书记那句话：‘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 材料二 进工厂曾是一代人的梦想。时移事易。在23岁的小王看来，工厂工人和外卖员的工作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曾在一个工厂做过装卸工。“每天都待在厂子里，搬东西很累，还被呼来喝去。”小王坦言，“我们这个年纪的，谁会喜欢这样的工作呢?”数据显示，2018年，外卖骑手平均月薪为7750元左右，制造业员工平均月薪6000元左右。 今年33岁的小孙从事外卖工作近两年，他曾是家乡县城一家汽车工厂的喷漆工人。小孙不是科班出身，最早由师傅带入行，工作四年，月工资从3500元涨到了5000元左右。2018年7月，小孙到省城当外卖员，每月到手收入一度维持在8000元到10000元之间，他很满意，“这相当于我们当地一家4S店高级汽修技师的收入了。”当高级汽修技师曾是小孙的梦想，但由于理论知识、技能证书等门槛，初中文化的小孙并未选择这条路。不过，2020年以来，小孙送外卖的收入再没有回到从前的高峰期。 转行两个月，作为外卖新手的小王并没有拿到传说中“月入过万”的收入。几乎无门槛的外卖行业正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小王很无奈，“5月份订单量刚涨起来，又新来了很多兼职外卖员。”数据显示，外卖骑手中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我们没有基本社会保障，只能多赚点算点，为以后早做打算。”在他看来，返乡是最后一条路，但也是最现实的一条路。“像我这样只有高中文化的人，在互联网时代很难在大城市找到满意的工作了。”言语间，小王的无奈与心酸尽显。 不过，时至今日，机器虽然已经替代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基础岗位，但并未能完全替代快递外卖配送线上的基础岗位。在配送线上的“最后1公里”，在面对面的服务环节，依然需要依赖人工。S大学林教授认为，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份额将继续稳步提升。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服务业中的高端知识型岗位和低端劳动密集型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谈及未来，小孙说：“先干着，攒点钱，以后看看能不能返乡开个汽车美容店。” 相比小王和小孙，小李正为自己此前的决定感到庆幸。小李是一所知名大学财经专业的毕业生。两年前，他从深圳一家生产自动取款机的公司离职，回到家乡创业。“行业已经要变天了，我必须早做打算。公司当时营业收入、利润增长还不错，但我心里没底。移动支付发展太快了!”小李如此解释自己两年前的担忧。 现金时代，一台台自动取款机就是其生产厂商的“印钞机”。上世纪90年代，存取款都只能在固定的储蓄所；2005年前后，自动取款机开始遍布街头巷尾；2015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取款机销售市场。当年年末，全球自动取款机行业协会会长充满激情地说，盛宴即将开始。但事后回看，这已是盛宴的尾声。 就在2015年，银行纷纷推出互联网金融战略，并开始减少自助银行、自动取款机，用户使用自动取款机的频次也大幅下滑。与此同时，各个银行的网络金融业务占比大幅提升。根据上市公司的财报显示，2018年多家自动取款机厂商从净利润下滑开始转向大幅度亏损，2019年亏损进一步加剧。小李感叹：“时代在抛弃你时，连一声招呼都不会打。” 材料三 “你好小福，我想订餐。”78岁的孙奶奶按下开关，向机器人小福发出语音指令。“有两荤两素加米饭13元的和两荤一素加米饭10元的两种，您选哪种?”稚嫩的童声清脆悦耳。“13元的。”“好的，稍后会有工作人员与您联系。”不一会儿，福龄老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大姐拎着盒饭，一路小跑，来到孙奶奶的家。“对我们老人来说这个太好了!我不会用手机，现在只需要对机器人发个指令，立马有人上门。”孙奶奶说。 变化，缘于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建成，2019年坐落于F市北区物联网产业园的L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技术打造了这一平台，该平台的建成是F市绘制“数字城市”蓝图的靓丽一笔。乘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东风，F市抓住信息化先机，积极拥抱数字浪潮，从成立“数字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到制定“数字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从“一枝独秀”的软件园到“百花齐放”的数字经济产业；从最早的办事“跑多趟”到如今“一趟不用跑”……“数字城市”建设蓬勃发展。 2000年6月，F市东区软件园创业楼迎来首批入园企业。“当时园区内的研发楼宇只有寥寥几栋，产业规模仅12.7亿元。”东区软件园管委会负责人回忆道。如今东区软件园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总收入已超千亿元。F市汪副市长说，在空间布局上，F市重点打造环中心城区“东区软件园——西区高新园——北区物联网产业园——南区大数据产业园”的数字经济创新集聚带，带动关联产业发展。 在推进“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F市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不断拓展众多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易民”APP是F市全力打造的数字惠民品牌，居民足不出户轻点手机APP，日常生活用品最快10多分钟送到家，出门购物、地铁进站，“刷脸”几秒钟即可完成付款。上线两年多来，该APP已发展成F市移动互联网的统一便民入口，为市民提供各类高频的便民服务、公共服务、政务服务等近80项。 打开F市数字城管系统，一张覆盖全市所有公用设施、道路交通、市容环境等城市管理项目的“电子地图”呈现在眼前。在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工作人员可对城区的上千个库、湖、池、河、闸、站实现一体化在线监测、实时分析和远程调控。“超级大脑”交通大数据平台则为全市交通编织了一张智慧大网，实现点对点快速处置堵点。 “数字城市”在重治理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为F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提供了新机遇。如J家纺公司依托数字大脑，实现“产、供、销、人、财、物”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智能挖掘，让生产更高效智能；C茶业集团建立了物联网追溯体系，对基地种植到终端销售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 产业更兴旺，城市更智慧，生活更美好。F市市委李书记表示，目前，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45%，数字经济上市企业占全市上市企业的一半。展望未来，李书记说，F市将更好地使用数字技术，不断释放数字红利，让人民群众畅享数字城市建设成果。 材料四 “要把芯片技术领域的十年经验凝炼到一场不到半小时的PPT汇报里，还得接受专家设疑，这是一场大考，不敢大意。”H科技有限公司陈总说。这场“考试”是由Q市科技局组织，共有32家单位“参考”，以“揭榜制”形式择优确定8家单位。其中，H科技有限公司提出的“面向5G技术的芯片攻关类”项目，最终“揭榜”成功。 作为评委，郑教授深有感触：“无论是科研院所、高新企业，还是一些中小型科技企业，都踊跃参加，这证明了这在Q市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欢迎。”在Q市科技部门负责人看来，“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这些揭榜单位不简单”——他们需要有实力，能接得住；有情怀，愿意接；有绝招，干得好。 从过去的“委派制”到如今的“揭榜制”，不仅是科技创新理念的重大转变，更是科技项目遴选方式的重大突破。省科技厅张副厅长表示，揭榜制一改过去由政府主导遴选项目实施主体的做法，在项目评估中，不仅看专利或奖项，更看重成果的可转化性和应用前景。陈总说：“这种做法保证了企业持续的研发投入，使成果转化工作不半途而废，毕竟成果转化不是一蹴而就。”“1元财政资金就能撬动企业10元投入，放大作用明显。”同样揭榜成功的Y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认为“揭榜制方式，能促进资源要素的对接，消除信息不对称，更好地突破关键技术，从而推动产业发展。” 在Q市还有一块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Q市产业技术研究院。作为产研院的“当家人”，马院长从金属材料工程领域的专业科学研究一路走向了更为广阔、也更为艰难的“科技转化”之路。“科技创新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要让技术成果从实验室的研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马院长说，从科学技术到产业成果，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他们就是“桥梁”，一头连着科研、一头连着市场。目前，Q市产研院已培育建设了35家专业研究所，与细分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合作建设了60余家联合创新中心，衍生孵化科技型企业200多家，转移转化技术成果1500多项，服务的企业超过10000家。 材料五 “入驻G市真的是对了!”R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廖总说。G市对项目行政审批实行“一窗受理、全程代办”，为企业入驻提供全过程、全流程、全周期“保姆式”跟进服务。 R公司聚集着一批轴承研发人才，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是R公司创新实验室的研发团队。“自2019年9月起，实验室研发团队已开始组建，成员都是我们面向全球选拔的行业优秀人才。”创新实验室柳副主任说，“加入这支团队的人虽然大多非常年轻，但都有很强的家国情怀，希望做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让国家在轴承领域占据先发优势。” 2018年起，R公司就在全球轴承销量榜上名列前茅。业界普遍认为，这家中国公司的快速成长，源于全球顶尖的人才储备和科技研发投入。“G市政府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方面从不吝啬，甘当企业的服务者而非指挥官，始终不遗余力地在政策上给予我们各种优惠，这是我们成长壮大的重要因素。”廖总说。 “我们成立创新实验室要做的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研发，而不是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做一些局部突破。要开发出自己的‘黑科技’，破解‘围猎’难题，促进我国轴承科技实力的整体提升。”柳副主任说，“虽然我们身处三线小城，但我们与国内外的一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一直有紧密的科研合作。”截至2019年年底，该公司拥有授权及正在申请的国内外专利合计5397项。 “我留学时，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里。我很享受在安静环境里做科研的人生。G市不但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极为便利舒适的居住环境。”海归隋博士说。为了给高科技人才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居住环境，确保员工安心工作、扎根当地，G市建设了人才公寓，公寓与市重点小学仅一路之隔，配套设施完善，隋博士和R公司的许多同仁就住在公寓。她表示：“从国外大学转到G市工作，我在科研上并没有感觉到有任何落差。公司对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让青年科研人才看到了一个广阔的未来。后顾无忧，前景又可期，剩下的就是大家在科研工作中的全情投入了。” “G市的科研氛围非常好，定期会有学术交流日。大家在分享交流过程中往往会碰撞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果。”隋博士说，在2020年8月举行的学术交流日上，她就自己的研究方向做了一次演讲。“当时就有其他科研单位的同志对我说，可以帮助做一些基础原理的确认工作。经过几轮改进之后，大家发现这个东西还挺有价值的。目前，相关专利的申报工作已经启动。”隋博士说，“有这样的环境，有这样的团队，对一个喜欢科研工作的人来说，夫复何求。” G市企业发展促进局薛局长表示，G市没有“官老爷”只有“店小二”，围绕金融、人才、技术、管理等需求，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当好企业“管家”，为企业提供一个适宜生存和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系统，打造一个发展前景更加美好的G市。 材料六 1949年3月23日下午，西柏坡阳光明媚，毛泽东同志从住了10个月的小院里走出来，正好碰见迎上来的周恩来同志，他望着远处连绵雄伟的太行山，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答道：“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时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的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于中国发展来说“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也是量度中国步伐的显著路碑。从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20年“十三五”规划完成，一个又一个五年，诠释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标识，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工业落后，劳动生产条件恶劣，职业病无人过问，旧中国的职业病学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了矽肺、急性及慢性中毒等较多的职业病，才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从1954年起，我国开始建立职业病防治的专业机构。1980年后，在卫生部领导下，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为全国中心，建立了七大行政区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中心，各省、市及各工业部门相继成立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使全国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超过200个，并与地(市)、县近2000个卫生防疫站劳动卫生科相结合，形成了全国的职业病防治网络；在各地开展了生产环境中职业有害因素的监测，接触职业有害因素职工的健康检查与职业性健康监护，开展职业病的诊断、治疗及劳动能力鉴定，职业病统计报告，以及工人的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等工作。1997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决定指出，要认真做好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和学校卫生。2002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实施，国务院、卫生部相继颁布了相关的职业卫生法规，职业病防治工作完全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 2．自从1957年我国确定了14种法定职业病以来，职业病种类就一直在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定职业病已经有尘肺病、职业性发射性疾病：职业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肿瘤和其他职业病10大类，共计115种。从煤炭、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计算机、汽车制造、医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存在一定的职业病危害，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企业超过1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居世界首位，职业病防治工作已涉及30多个行业。我国已进入职业病的高发期。 2010年4月28日，卫生部向社会公布了《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情况》显示，在2009年职业病报告总例数中，尘肺病占79.96%，仍是目前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在尘肺病中，煤工尘肺和矽肺居多数。拿阜新这个老工业基地来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确诊尘肺病例2577例，其中煤工尘肺2252例、矽肺86例、焊工76例、其他尘肺56例，死亡593例，现患1982例。煤工尘肺占全市尘肺病发病总量的87.5%，尘肺病占全市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90.61%。 尘肺病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长期吸入粉尘发生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疾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没有医疗终结的职业病。南京市金山医院副院长宋海燕说，尘肺病的恐怖在于它的不可逆性，即患上了就无法根治，只能通过治疗尽量不让病情加重。 此外，《情况》还显示，农民工如今已成为受职业病危害的高危人群。国有煤矿农民工尘肺病发病状况调查表明，接受健康检查的农民工患病率高达4.74%，最短患病工龄只有1.5年，平均6.69年，而正式职工的发病最短工龄为25年、发病率为0.89%。 3．张经，宁波人，在公司从事电脑文案工作已有5年。他每天至少伏案工作8小时，有时还得加班一两个小时。因长期对着电脑埋头工作，从2010年开始他常常感到头晕眼花，抬头时颈部会发出响声，两个肩膀也会莫名地酸痛。医生告诉他，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和肩周炎。因病情严重，3个月前，他在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花了4万余元。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公司不仅拒绝赔偿由此带来的伤害和医疗费用，而且还暂停了他住院期间的工资。 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张经决定依法维权。可卫生监督部门表示，颈椎病等新型病症示被纳入国家规定的职业病范畴，因此不能给他做职业病鉴定。劳动保障部门同样认为，这种病症不能做工伤认定。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介绍，目前我国职业病的认定适用法定原则，由国家主管部门对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进行规定、调整并公布，只有目录中收录的病种才能被认定为职业病。而在2002年我国卫生部门和劳动部门公布的职业病目录中，包括过劳死在内的诸多新型职业病都没有被纳入到法定目录中。比如腰肌劳损、胃肠道疾病、颈椎病、干眼症、肩周炎、视网膜脱落、鼠标手等都不在目录中。那么，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看，要想获得工伤待遇，必须先进行工伤认定，但工伤认定的职业病必须是《职业病目录》中公布的我国法定职业病，职工须有职业接触史，且经卫生机构诊断，确认为职业病的，方可认定为工伤。如此一来，如果某一疾病根本不在目录中，则意味着因为工作原因患病的劳动者，病情再严重，甚至是已然“过劳死”，却依然不能获得工伤待遇。 4．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万余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平均每年报告新发病例1万多例，每年因尘肺病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0亿元。然而，如此严重的情况却无法有效地维权。 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义联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职业病调研。此次调查重点关注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地区及北京周边等区域。调查抽样框包括：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如在深圳患尘肺病的79名湖南未阳、张家界工人；义联中心直接接触的职业病案例646人；在广东、浙江、重庆等地中小型企业务工的301名职业病案例。此次调查在抽样框1026名职业病工人中进行抽样调查，调查通过面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完成有效访谈问卷172份。调研报告显示了这样一组数据：职业病患者出现病症的平均年龄为37.5岁；职业病患者中最大的群体为尘肺病患者，占70.2%；45.6%的职业病工人所在的单位没有为其上工伤保险；55.9%的职业病工人所在的单位没有为其上养老保险；86%的职业病患者表示，他们的单位没有工会，自己也没有加入任何形式的工会。最后，调查报告显示，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 30岁的白丛生，重庆人，广东一家首饰厂磨钻工。2001年9月进厂，2008年4月感觉胸痛、咳嗽、全身无力，被诊断为尘肺一期。白丛生告诉调查人员，厂里有170多人得了和他一样的病，他们没钱治病，又无法工作，2010年厂方倒闭，他们不知该找谁说理，找谁索赔。 义联中心研究员叶明欣说：“职业病患者获得赔偿要过很多难关，哪一关被卡都不行。”而申请职业病诊断，是职业病患者要过的第一关。据了解，申请职业病诊断要准备如下材料：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材料。“这其中最难的是，从单位手中获取自己职业病接触史的材料。一旦患者的职业病获得鉴定，就可能意味着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提供职业接触史证明，甚至干脆否认劳动关系。”叶明欣说。调查显示，提出诊断申请的患者中，48%曾经因为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过。这其中，因为缺少劳动合同、职业史证明而被拒绝的共达到83%。 一纸职业病诊断书，是职业病患者获赔的全部希望所在。然而，职业病患者却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获得这张写着坏消息的纸片。而对于广东东莞某宝石公司的切石工周开顺，2002年进厂，两年后身体感觉不舒服，2005年3月，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肺结核。2005年10月，周开顺在家乡四川职业病防治机构被确诊为矽肺二期。2006年6月厂方不同意四川的诊断结论，在东莞提出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无尘肺。2010年2月，经广东省职业病鉴定机构再次鉴定为矽肺二期。他拿到这张职业病诊断书用了近5年的时间，而这仅仅意味着他只是拿到合法索赔的资格证。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有关条文，职业病患者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以后，就可进入工伤处理程序。但据调查，57.8%的患者需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领取到工伤认定书，此后，51.8%的患者又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获得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叶明欣介绍，在和工伤认定系统衔接时，还有可能出现因为时效问题导致职业病患者无法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况。由于工伤认定必须在职业病诊断作出的一年内进行，一些患者如果因为不知情或者因为治疗的原因未能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很有可能因为过期而不被受理。福建某化工厂的杨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2001年被诊断为慢性铅中毒，由于超期问题，工伤认定申请没有得到受理。 目前，工伤处理的程序在一般情况下最多可达到9项，分别是工伤认定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行政诉讼二审、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再次申请鉴定、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一审、民事诉讼二审。“如果走完上述全部程序要经过1149天，加上职业病鉴定程序需225天，职业病鉴定前置的工伤处理程序总计要用1374天。”叶明欣告诉记者。然而，程序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因为有关部门没有按时办理而被延长。以赵天云为例，他现在年仅39岁，2007年8月在河南灵宝工作时被诊断出得了矽肺三期。为进行工伤认定，他甚至以死抗争，历经三年多才拿到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4级伤残)。一直到现在，他还走在边乞讨边索赔的路上。而在北京国安宾馆的杨同来的维权路更为漫长。从2002年他开始提交职业病诊断申请起，到现在历时9年，他仍然没有得到赔偿，还奔波在维权路上。 5．据统计，200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为22978万人，而同期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口为5587万人。以此计算，当年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为24.3%。在没有工伤先行支付制度的情况下，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业病工人只能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而且，《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但职业病患者获赔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职业病患者大多数是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早在2004年就出台有关文件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予以规范：一至四级伤残长期待遇的支付，可试行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农民工选择。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 “一次性赔付金额远远低于长期支付即按月领取的总数，许多患者是在不知道自己可以按月领取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了一次性待遇。”叶明欣告诉记者。 北京市的一位尘肺病患者赵先生，45岁，尘肺二期，四级伤残，患病前月薪5000元，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只获得了一次性共计133596元的赔偿。如果按月领取，累积到60岁其领取到的总额应为76万余元；而且如果不选择领取一次性待遇，他的工伤保险关系不会被注销，还可以报销其后续的医疗费用。但可惜的是，他在领取赔偿金时，相关方面并未告知其可以选择按月领取，甚至告诉他，如果不及时领取一次性待遇，以后一分钱也拿不到。 深圳一名尘肺一期患者通过法律援助，打了3年的官司，获得7万元赔偿。 河南一名尘肺一期矿工多次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获得7.5万元赔偿，其中的5.5万元还是由包工头付的。 “我不希望上法庭解决，一次给几万元了结，以后生活怎么办?物价一直在涨……厂方只要按月支付生活费就行。”重庆一名尘肺一期的患者说。 “职业病是特殊的工伤，不同于断手断脚，很多病会升级，不能简单地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在广东惠州打工的一位湖南籍镉中毒患者说。 据调查，在职业病五至十级患者中，34.4%被用人单位非法解除了劳动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他们不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每月伤残津贴，无法按月从单位领取到伤残津贴或者工资。五至十级的职业病患者，虽然伤残等级较一至四级患者轻，然而由于病情多不可逆，甚至会逐渐恶化，他们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治疗。因此，在立法上，对于五至十级职业病患者如何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6．作为知名品牌，苹果公司一向以关注“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自居。其网站的《供应商行为准则》称：“无论我们的产品在何地生产，苹果都保证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苹果承诺确保供应链有安全的工作条件，确保工人受到尊重并享有尊严，同时确保生产过程对环境负责。”然而，就是这家号称“全球最为绿色的公司”，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纵容胜华科技苏州工厂使用正己烷代替酒精，让员工擦拭苹果手机显示屏；为了保证iPhone的触摸屏在无尘的环境下进行生产，要求用大的塑料片把整个工作台全部包起来，这样密闭的环境导致了工人们的中毒，曝出了137名苹果中国供应商员工中毒致残的丑闻。 同时，义联中心2011年《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只有12.4%的职业病劳动者所在的单位设置有关职业病信息的公告栏，只有23.3%的职业病劳动者的单位设置职业病防护设施，只有17.1%的单位对职工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近一半的用人单位从未进行过职业卫生体检。 而2002年起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五条就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依据职责划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及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然而，“生产环节的卫生标准与普通的卫生标准不一样，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防护设施，卫生部门很多时候并不了解详情；如果企业违规生产，卫生行政部门既没有颁证权，也没有处罚权，责令整改，企业根本不当回事儿。”叶明欣说。 鉴于这样的现实，卫生部[2005]31号文件《卫生部、安监局明确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明确指出，安监部门负有“组织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的职责。中央编办[2010]104号《关于职业卫生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再次明确了安监部门在职业病监管方面的职责：“监督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史、职业危害接触关系等相关证明材料”。“可以这么说，从2005年开始，生产作业场所的职业病的监管工作在文件上已经从卫生行政部门转到了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但目前的情况是，基层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能力上显然与其应负的职责存在较大的落差，近几年，职业病防治工作几乎处于一种真空状态。”黄乐平说，“当务之急是《职业病防治法》应尽快明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监管主体地位，使其权责统一，能真正担负起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为职业病患者提供畅通救济渠道的职责。” 7．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于2011年6月27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该法自2002年5月1日施行以来的首次修改。国务院领导对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工作高度重视，社会各方高度关注。修改后的《职业病防治法》更加着力于保护劳动者的健康权益。法律强化了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主体责任，新增加了用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全面负责等内容。同时，在方便劳动者、简化程序、制度设置向保护劳动者权益倾斜等方面，完善了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扩大了劳动者就近选择职业病诊断机构的权利。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无法确定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可向地方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 2012年是《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实施十周年，也是新修改的《职业病防治法》实施第一年。北京市通过多年的建设发展，逐步建立起服务能力一流的职业卫生技术支撑体系，还建立了全市重金属污染监测体系和职业病哨点监测网络，同时围绕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防治知识开展了大量宣传教育及职业人群健康促进工作。特别是2011年，北京市卫生局试点农民工关爱工程，通过举办系列健康大讲堂，建立完善农民工健康档案，开展慢性病义诊服务等，惠及了大批农民工，有力保障了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北京市2012年《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的主题是“防治职业病，爱护劳动者”。 但是，目前北京市的职业病危害形势仍然严峻。主要表现在存在职业危害的企业数量较多，接触职业危害的人数多，尤其是中小企业占我市用人单位的比重量大，中小企业吸纳外来务工者多，人员流动性强，还有一些中小企业存在防护设备设施配备不足，职业健康管理制度不健全，从业人员岗前和离岗体检率低等问题，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意识淡薄，增加了职业病防治工作难度。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资料1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度假方式上，开始追求一种闲适的节奏；或是在家陪陪家人、或在田园放松心灵、或做点无用的事……而这种观念也正是社会更加成熟自信、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 A市位于我国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是一座以旅游立市的小型城市。近年来，该市以休闲生活为旅游新卖点，提出“在这里正大光明地浪费光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必须做的，只需随心住下，随性闲游”等旅游消费主张来吸引游客，受到游客们的青睐。 在上一个黄金周假期前，考虑到“高速免费”“景点降价”等原因可能导致景区人满为患。A市市民汪先生取消了长途出游的安排。当换种度假方式时，他很快便开始享受这种新的节奏了。汪先生携妻儿开车来到郊区一个水库，在青山绿水间垂钓，中午就地野餐，傍晚则将一天的收获带回家做成美味鱼汤。汪先生告诉记者说：“尽管只钓到七八条小鱼，但一家人在一起的亲近感让我觉得惬意，这种生活正是我向往的。”28岁的胡女士则在黄金周期间选择宅在家里做卫生、看书、喝茶……她说：“刚工作时遇到假期，不是在各家亲戚间奔波，就是在人山人海的景点抢镜头，不然就觉得虚度了。现在我宁愿做什么事都无需紧赶慢赶，享受悠闲的生活。最好的景致就在自己心里。” 资料2 19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称中国人是“漠视时间的民族”，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加快的现代化转型，中国逐渐变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之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从紧张的节奏中解脱出来，享受闲适。有学者表示，这种心理的变化轨迹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体现了后工业时代的幸福导向型生活。随着这种观念的流行和它所催生的产业经济，未来人们会有更加丰富多彩的选择。 事实上，要想让人们在某一种生活状态中得到享受，那首先得是人们的自主选择，而只有依靠整体性的社会发展，人们才有充分的选择权。法国于1998年首倡“无车日”，那时法国人均GDP就已经达到24000美元，每周工作时间更是少到让人艳羡的35小时。反观中国目前的情况，2014年人均GDP刚超过7000美元，相当多的劳动者为了体面的生活，连法定的带薪休假甚至双休都放弃了，此时就谈休闲生活，未免过于奢侈了。 倡导休闲生活，要以现实为基础，关键是要与公众的生活需要大致平衡，并且把这种选择权交给公众。倡导要发挥作用，靠的是公众的自觉响应。如果不顾现实情况，违背人们的自主意愿，倡导活动不仅无法落地生根，甚至会因为给公众“添堵”而招致反感。职能部门工作要做得更精细，考虑要更全面，让公众真正感受到好处、享受到便利，所倡导的休闲生活就会成为人们自然而然的选择。 资料3 当下社会，一切都和速度直接挂钩：飞机当天往返，火车夕发朝至，教育要趁早，就业要抢先，毕业就买房，爱情变速配。新世纪以来社会变革加快，利益结构调整，人们的经济地位被重新洗牌，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使很多人心浮气躁，这与转型期带来的阵痛密切相关。 以往，只要是名牌大学毕业，就不愁找不到称心的工作；现在，城市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导致大城市人口拥挤，选择“好”职业的难度加大，即便是名校硕士、博士，找到的工作也不一定合意。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占得先机，大学生纷纷成为“考证族”。王某是一名法律系在读研究生，刚刚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拿到了法律职业资格证。研究生还没毕业，为什么现在就急着参加司法考试？王某说，有了证，马上就能在律师事务所实习，就业时就能抢先一步。 在互联网时代，每天遇到海量信息，面对各种诱惑，身处不断的比较中，很多人担心被时代落下，害怕被人超越。赵某是某IT公司软件工程师，最近刚跳槽到另一家规模更大的公司。大学毕业不到5年，他已经换了3份工作。“房价涨，收入低，晋级慢，在网上看到别的公司待遇更好，就想通过不断跳槽寻找新机会。”赵某说。 大城市居住不易，单是房价就已经透支了很多人大半辈子的财富，再加上高昂的教育费、医疗费等，一个人不拼命工作还真不行。某微博用户晒出一张图片：“山东某知名IT公司要求员工申请自愿放弃年休假，实行6×12小时工作制：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春节、国庆等长假期间也要随叫随到。”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却有不少人积极响应。一位响应者说，“对我们年轻人而言，大学毕业后能前行多远，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如果没有父辈的外部支援，自己又不使劲上位，很难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美国发明家富兰克林说过：“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作为大工业时代的座右铭，影响了整个世界。快速、高效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不自觉的选择。现代社会物质条件的进步也加剧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电话不普及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了几天才收到一封信，但在手机随处可见的今天，几分钟内对方没有回短信，人们就会嫌慢；在自行车与有轨电车还是主要出行工具的时候，等半个小时的公交车不足为奇，但现在，出行越来越便捷，却连打的都还忍不住叮嘱司机开快点。互联网的出现更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速度更快，变化更多，时间的价值更宝贵。很多人习惯了24小时开机，习惯了半夜被人从梦中叫醒谈工作，习惯了长期频繁加班。这种生活给现代人带来物质回报的同时，也导致了精神的疲惫和身体的损害。某网站的调查显示，我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均劳动时间超过日本和韩国。一些白领虽然报酬较高，但白天夜里都要紧张工作，生活很不规律。 某互联网公司的一位员工说：“连夜加班，刚开始你也许无法适应，但是时间久了你会觉得，如果周围人都在加班，你早走了就显得很特别。虽然没有强制加班的规定，但公司里许多人都在‘抛妻弃子’、挑灯奋斗。因为你不加班，就比不过加班的人。”有人估算，我国每年因过劳去世的人多达60万，其中媒体人、科技工作者、互联网企业员工中死于过度疲劳的比例最高。 不停加班，带来了一系列健康问题，频繁跳槽、朝三暮四对心理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比如，盲目跳槽的人在辞职过程中的无奈，重新选择时的焦虑，以及应聘新企业来回的奔波，都会极大地影响个人情绪。尤其是跨地区跳槽，从一个熟悉的环境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前景的不确定性会给人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不停加班还容易带来安全问题，许多货车司机为了赶着交货，疲劳驾驶、红眼赶路，由此造成的交通安全事故已数不胜数。这恰恰应验了中国人“欲速则不达”的古训。 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方面不能跟发达国家比，确实需要加快发展、早日富强，而且在我国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人民群众有改善生活的强烈需求，这是我国社会保持较快发展的内在动力，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想要控制发展速度并不容易。因此，根本的解决之道不在于刻意放缓发展节奏，而在于防范快速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失衡。政府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创造更畅通更多元的发展通道，减轻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同时，个人也要积极调整心态，特别是年轻人初涉职场，要学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和平衡点，留出空间去调整身心状态，审视事业的计划和目标，体会人生的意义。 资料4 中国车市在经历了迅猛扩张，成为世界最大单体市场的同时，也渐渐放慢了自己向前的步伐，如同中国经济一样，步入新常态阶段。从12年前的白手起家，到如今已经赫然位居行业第一集团，D公司创造的速度奇迹在业界声名显赫。从最初的单一车型开始，到如今已经成功完成了主流市场区间的全产品布局；从最早只有一个工厂，到现在的四地八厂；从初始的单一合资品牌，到现在坐拥主流合资两大品牌；从零起步到600万保有客户，这一切只用了12年的时间，D公司就快速地完成了从“小字辈”到“大体系”的转变。 然而，在中国车市进入“新常态”已然不可逆转的今天，D公司过去单纯的快速发展模式已经不适用了。对此，该公司周总表示：“车市的新常态只是意味着车市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速度下了一个台阶，并不意味着车市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在新常态下，快是一种质量，慢是一种智慧。未来我们要从‘要素驱动’转化为‘创新驱动’，对企业体系进行全面的优化升级，努力实现‘快’与‘慢’的平衡，以更稳健、更具核心竞争力的姿态，去应对车市新常态。”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消费观念的成熟，中国车市进入了以用户为中心的精细化、个性化时代，D公司顺应时代变化，通过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营销管理和创新，继续保持迅捷的市场反应速度、高效的体系反应能力、迅速的消费响应能力。公司专门成立了数据营销部门，打造国内首个汽车品牌自建的线下线上一体化开放式平台，通过互联网手段持续跟踪、收集、洞察消费者的需求变化趋势，根据所得结论及时制定和推进符合用户兴趣点的营销计划；同时，产品年轻化的节奏也依然保持着“快”的本色，不断推出符合年轻人口味的高颜值产品。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企业高效的执行力，D公司在其内部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全价值链体系竞争力，着力打造高效务实具有凝聚力的经营团队，整合企业及合作伙伴资源，充分挖潜，增强每个工作环节的协同效应，让所有部门为同一目标共同发力，实现体系竞争力的最大化。 如果说D公司过去的发展模式是“要素驱动”，那么如今的全新体系竞争力的打造，就是以“创新驱动”为核心，推动品牌建设、产品营销、技术研发和人才体系等每一个层面的发展。D公司坚持品牌向上战略，升级创新自主品牌，不断引进最新技术的国外品牌，以更具时代感、互联气质的品牌印象去赢取更多年轻用户的心。公司旗下的某品牌早已启动了以纯电动汽车为方向的发展战略，利用新能源技术开拓汽车行业新领域。未来将以“用户体验”为核心，通过一系列的创新营销手段，逐步将先机转化为市场优势，全面推进该品牌的市场普及，形成新的市场增长点。人才体系的全面升级是确保体系竞争力向卓越跨越的最基础保障。对此，D公司启动了被称为“企业大学”的人才培养计划，针对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员工精心设计培训项目，努力打造核心人才团队，通过一揽子人才提升战略去挖掘年轻人才，充分发挥优秀年轻员工的创新活力，让新思想、新创意成为D公司下一阶段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资料5 H集团张总在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上问到：什么让石头漂在水面上？答：速度，速度能使沉甸甸的石头漂起来。H集团对“速度”的执着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贴满集团工厂、办公室各个角落的是集团的行动理念“迅速反应，马上行动”。H集团是“速度”最忠实的践行者和最大的受益者。“速度能使沉甸甸的石头漂起来”的潜台词是速度可以创造奇迹，速度可以以弱胜强。H集团诞生的时候只是一家破败的工厂，家底几乎是一穷二白，而实力强大的、国际级的竞争对手早已群雄环伺。H集团在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强势洋品牌的夹缝中发展壮大，成为了行业的标杆企业。一个服务商对H集团的速度感触颇深，某天下午，他刚在H集团总部确定营销方案，第二天飞回北京，吃惊地看到北京的卖场里这套方案的活动物料就已经全部布置完毕。 商场如战场，一旦错失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就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困境。很多大公司从辉煌到暗淡的退变都让人唏嘘。在某知名电脑厂商M公司，要想将一张桌子从一楼搬到三楼需要3个月的时间。在那里，为何搬、谁来搬、怎么搬都必须层层汇报和批示。企业做大后，有时候就会出现“大公司病”，反应迟钝，行动缓慢。个人电脑的概念是由M公司首创，但当其他电脑公司的同类产品迅速崛起并占领市场后，M公司的个人电脑却几乎被人们淡忘。作为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企业，M公司曾是整个科技行业的风向标。许多电脑行业今天盛行的理念都来自于这家企业，但是它没有及时把这些理念付诸实践，后来这些理念被竞争对手借鉴并发扬光大。许多大公司并不是没有机遇和环境，但它们常常迷恋过去的辉煌，满足于既有经验，因而错失转型良机。当年某品牌手机曾盛极一时，然而它死守自己的模式，不屑于手机智能化的时代潮流，导致陡然衰落，被其他企业收购。有些失去辉煌的公司很不甘心：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 1987年，国际餐饮巨头K公司在中国开设第一家店，5年后仅开了10家店。这5年K公司在干什么？他们在摸索中国市场规律，调研中国人的口味特点，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架构。等到K公司的经营体系完全与中国市场磨合适应，扩张才突然加速。从100家店到400家店，从800家店到1500家店，他们仅仅用了一两年的时间。 W公司是一家互联网企业。2010年，该公司李总曾放言互联网企业的高增长可以持续10年；2013年前后，公司果然以200%、300%的年同比增长率在膨胀；2015年，李总公开宣称公司的发展策略仍然是扩张、扩张、不断扩张。但很快，李总改变了公司大举扩张的策略，他说：“还是要脚踏实地，很多企业想一口吃胖，很容易‘撑死’”。该公司在主动给自己的扩张降速的同时，把订单送达的速度提高了，换取更高的客户满意度。因此，对于W公司而言，主动降速不是急流勇退，而是在为下一步的跳跃做准备。以退为进，有了助跑，才能跳得更远。 资料6 近年，B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超前教育市场的快速生长，引起了B市政府的重视，市政府要求市教育部门组织人员开展相关调研工作，下面是此次调研所收集的部分材料： (1)“B市儿童成长状况数据”的调查显示，3至6岁的孩子七成以上都参加过各种培训班，育儿支出占家庭平均收入的23%，近六成的家长把孩子的教育投资放在首位。孩子们的周末时间有41%被各类培训班所占据，留给去广场、公园和游乐场的时间仅有9%。对比26．3%的全国平均数据，B市孩子们的周末时间被培训班占据的比例偏高。 (2)一到周末，不少学龄前儿童的时间就被早教班、才艺班、素质拓展班等各种培训班填满。幼儿园孩子的学习压力堪比小学生，学前教育成了“超前教育”。新任妈妈李某将全面心思放在孩子的学习上，孩子从1岁开始学认字，3岁开始学外语，还有钢琴、围棋、绘画、游泳。尚未上学，孩子就每天在和时间赛跑，参加各类培训班。 (3)针对B市中小学超前教育的调查发现，65%左右的学生参加过超前教育，40%受调查的老师表明班中接受过超前教育的学生占大多数。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约88%选择校外补习接受超前教育，仅有少数由父母辅导。调查者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学生、家长和老师中大多认为超前教育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习负担。还有的学生不仅没学到有用的知识，甚至因为听不懂而对课程产生了抗拒心理。调查数据还表明超前学习影响了校内听课效率：64%的学生会因为已经提前学习过一遍而偶尔在课堂上开小差，11%会因此经常开小差，4%的学生甚至表示自己因此从来不听讲。 (4)调研发现，很多幼儿园和小学教师对学前教育超前之风有很大意见。一些孩子过早参加了学前教育，却因为理解力跟不上，导致似懂非懂、似学非学，反而影响了日后正常的学习，而且破坏了学习兴趣。有专家建议，教育重在激发天性、保护个性，最重要的不是学到了什么，而是培养良好的学习能力，形成浓厚的学习兴趣。学前教育也应该有科学的规划，让学习内容和成长阶段相适应。这需要家长保持平和的心态，也要求教育机构的科学引导。 (5)为满足市民们接收继续教育的强烈要求，各种速成班、速成法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欲速则不达，但现在很多人，太心浮气躁了！”一位老师说，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各种“速成法”，让人眼花缭乱。就像现在到处流传的各种减肥速成教程一样，很多人非常迷恋，见一个试一个，总抱怨没什么效果，却还是乐此不疲地去尝试。 (6)某媒体的千人在线调查显示，受访者中，41%的人曾参加速成班，60%受访者身边有不少热衷速成班的人。对于速成教育的效果，37%的人觉得有用，63%的人则认为用处不大，其中18%的人直言“完全没用”。张先生感觉工作中竞争压力较大，一直存在心理焦虑。他曾报过一个速成班，一个月课程结束后，张先生觉得自己学到不少东西，背了很多公式，但遇到实际问题，他总是想不起该用哪种方法解决。王女士认为自己知识储备不足，需要充电再教育，去年她报了一期英语速成班，在速成班里，老师确实教了很多新颖的方法记单词，但单词量一多，那些方法就全忘了，而且经常搞混。 (7)调查显示，40%的人担心速成教育盛行加剧了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34%的人认为这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和金钱；18%的人觉得会加大人们的竞争压力和焦虑。“速成教育并不靠谱”，曾参加过某种速成班的李先生反思说。现在很多人形成了一种“速成习惯”，凡是遇到什么难题，首先总是去想有没有捷径。不能说这完全是个坏习惯，但这种思维方式如果走向极端，就会让人变得急功近利，逐渐丢掉静下心来钻研问题的耐心和能力，“还是应该脚踏实地地学真本事，不迷信速成法。” 资料7 以下材料是某学校暑假致家长的一封信。尊敬的家长： 您好！ 您的孩子考试结束，顺利离校返家，假期生活已然开启。学业成绩将由班主任随后发放，敬请查收。 如果我们用庄子“无用方为大用”的观点来谈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或许会被当下的社会斥为无稽之谈，因为实用主义哲学早已深入人心。成绩至上、目标第一的教育论或已洗去了许多人头脑中培养孩子的乐趣，一些父母总是在盼望孩子快点长大，快一点达成父母心中的期盼。 法国哲学家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秩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就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当我们环视周围，不是可以看到很多实用教育导致的伪成熟的孩子么？学习成为他们生活的唯一，童年的乐趣、少年的轻狂、青春的热情统统因为无用而被压抑。为了成绩、名次，为了全能的素质而拼尽全力。待到毕业时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知道生活的乐趣所在，他们只会在压抑的中学之后挎着行囊朝着高校走去，却不是朝着志趣前行。孩子们在匆促的跋涉中疲于奔命，却无暇慢下来欣赏周边的风景，认真地发现自我。 我们学校从不否定学业和成绩的作用，我们学校还强调的是不断唤醒孩子的自律、自觉、自省，激发他们潜藏的能力、志趣、爱好，以“无用”的阅读、思考、交流来充实他们生命的厚度，拓展他们生命的宽度。当他们走出校门后，不会因为生活的艰辛而失去创造的灵感，不会因为大学的自由而变得松散怠惰，也不会因为五光十色的诱惑而失去心中的信念。 父母养育孩子，不正是在等待、守护一朵花的盛开么？不管他们是迎春而笑、凌寒而开或是含苞待放，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孩子，我们要做的就是慢慢地呵护、静静地等待。我们是否该像审视自己的生活一样去审视对孩子的教育呢？我们是否会在深沉的思索中看到生活中的无用种种，却是孩子以后人生中宝贵的点点滴滴呢？ 祝您的孩子在静好的岁月中，自在生长！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 2003年9月18日，国人在平静中度过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72周年的国耻日，而这几天的广东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却发生了足以令整个中国愤怒的一幕――380多名日本男客组成的一个观光团，在一个五星级酒店中大肆"买春"，并公开称"就是来玩中国小姐的"。近500名中国"小姐"从珠海甚至深圳的各夜总会赶过来，成为日本客的寻欢对象，日本客住的整个楼层一片淫声浪笑。 (2) "这个事件恶劣极了，整个酒店成了那些日本人淫乱的乐园!日本买春客在我们国耻日里来寻欢，竟然受到我们酒店数百名小姐的招待，其恶劣程度实在令人发指!"虽然事情已过去好几天，河南省某医疗企业的老总赵先生在对记者说起此事时，还是非常愤怒。 (3) 赵先生说，日本客带来数百中国"小姐"，他是整个丑剧的目击者，他对自己的话承担法律责任。"我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把这件事披露出来，对我说的所有话承担法律责任。任何一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坐视不管。"他还说，9月16日，他来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参加一个医院改制及投资高峰会，于当日凌晨零点45分左右到达酒店。当他走进大堂报到时，看到大堂及电梯间里挤满了小姐，足有200多人。她们被一些年轻男子带着，这些男子说的都是日语。他注意到大堂里有一个"庆祝日本平成株式会社成立15周年"字样的牌子，酒店服务员告诉他，这是刚到的一个日本旅游团。不久，又有两辆旅游大巴开到，若干日本男子带着大批小姐进来。 (4) 当众将手插进小姐衣内乱摸。赵先生粗略计算了一下，这一夜陆续进来的小姐有近500人，显然是来自娱乐场所的陪侍小姐。这些日本客在大厅里就与这些小姐搂搂抱抱，即使在电梯间也把手插到小姐衣服里乱摸，场面不堪入目。 当赵先生等了半个多小时上13楼找朋友时，发现这层楼住的日本客最多，一些日本人房门都不关就与小姐调笑，有的房间竟有三四个小姐!整层楼全是淫声浪笑。 备感屈辱的赵先生彻夜难眠，凌晨四点左右他又下到大堂，发现还有小姐在进进出出。小姐们离开时都必须接受酒店保安检查，防止她们带走客人的东西。 (5) "我们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17日下午三点多，赵先生到酒店大堂订回程机票，看到很多日本人也在那里，他们正准备在大堂合影。赵先生通过他们的翻译与其中4个年轻人聊天，得知这个旅游团来自日本各地，共有380多人，全是男性。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只有16岁，有的还是学生。赵先生问："你们来干吗呢?"他们大笑起来："我们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 当晚，丑陋的一幕又在上演，一群群小姐结伙进入日本人的房间，又一群群地下楼。"她们肯定是有组织的，走的时候都相互等着，然后几个一伙打车走。" (6) 日本人招妓，中国人"牵线"。大堂订票处的小姐告诉赵先生：这之前酒店来过不少日本客，许多就是来找小姐的。当晚部分日本客离开了，留下的继续与小姐们狂欢。 小姐们有不少是东北口音，她们说是从夜总会来的。姑娘们还掉了一张名片在电梯里，赵先生捡起来一看，是珠海某夜总会一个姓周的女老板的名片，赵先生用手机给她打了个电话，她说是有许多小姐被拉到国际会议酒店陪日本人，包夜价格是1200-1800元。 (7) 无不咬牙切齿但没人报案。某医院改制及投资高峰会的组织者、广东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负责人也证实，他和参加这次会议的100多名客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丑陋的一幕，这些客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不敢相信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赵先生告诉记者，18日，与会的部分人员在游船上游玩时，不约而同地谈起在酒店的见闻，在场者无不咬牙切齿，有人甚至提出应将这些日本"买春"者交警方处理。但是，他们毕竟只是从外地来开会的，不知该如何实施这些提议。 (8) 日本人兴高采烈。18日，这些日本客兴高采烈地打道回府，在场的人看见，有人走时还在小姐屁股上捏了一把。而这一天正是"9?18"事变72周年! (9) "日本人来玩就是找小姐。"23日，记者以洽谈业务的名义来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暗访，酒店的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日本客买春的事实。大堂门口的行李生小吴说，那些小姐是酒店金色年华夜总会一个姓金的妈咪从各夜总会找来的，金色年华原有200多小姐，虽然已因装修停业，但小姐们还在珠海，妈咪之间也是互通的。这些日本人先到其他夜总会开房挑好小姐，再带回酒店。因为虽然抓得不严，但几百名小姐在大堂供人挑选影响不好。他用大堂电话拨通了金小姐的电话说了半天，然后让记者直接与她谈。金小姐说，那些日本客的小姐是她帮忙找的，我们如果要的话，价格可以面议，肯定会让我们满意。 酒店市场营销部副经理刘小姐告诉记者，这个旅游团是她从日本组织来的，因为她懂日语，负责开拓日本市场。他们提出要找小姐，她就帮他们联系，价格好像是每人1200元。她还笑着说，其实日本人来玩就是找小姐。当记者向她表明身份后，她愣了，半晌才说："能不能不报道?" (10) 日本客还想在酒店挂日本旗。19日上午，珠海国际会议中心大酒店常务副总经理给记者打来电话，他说给日本人找小姐绝不是酒店的安排，旅游团也不是酒店组织的，金小姐也非酒店员工，酒店对此并不知情。16日晚上发现时也措手不及，无法制止。记者问："为什么17日晚还是有这种事呢?"他说："我们都是做生意的，来的都是客，我们能怎么办?"他介绍说，当时日本人还要在大堂挂日本国旗，被酒店制止了。 (12) 如属实将追究酒店责任。几百日本人来华招几百小姐"寻欢"，发生在珠海一酒店的这一丑闻让人震惊。当地公安局表示，一旦查实追究到底! 20日上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珠海市公安局局长陈英，他表示，一是他们尚不知情；二是如果情况属实，将追究酒店及相关方面的责任。 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两会”期间，“社会保障”成了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并且把关注的视线延伸到了城市最低保障金无法覆盖的下岗职工、残疾人员、农民工等“体制外”的贫困人群身上。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协调和指导，维护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合法权益”，并希望“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拿出具体的措施来，为农民进城打工办些实事”。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GDP翻了两番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发展不够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比较明显，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收入很低甚至没有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还有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属于相对贫困，而且，以上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标准明显偏低。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每年还要出现数百万的失地农民，目前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由于很多失地农民缺乏必要的非农产业谋生技能，加之征地补偿中存在一些不公正现象，他们的生产生活也面临较大困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至今已向社会释放出下岗职工约3000万人。目前，包括困难下岗失业人员等在内的城市低保对象约2200万人。此外，1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维护和社会保障问题也迫切需要寻求解决之道。 3．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从规模和劣势程度排序首先当推贫困群体。市场体制在带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的同时造成了新的贫困群体：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停产或半停产企业的职工。据社会统计专家朱庆方测算，城镇贫困人口约有3000万人，贫困面为8%左右。其他专家的测算至少也有1500～1800万人。再加上我国农村的8000万贫困人口，贫困群体的总规模约在1亿人口左右。其次是残疾人群体。根据全国残联提供的数据，在80年代末，我国的残疾人大约有5164万人。再次是老年群体。到上个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0%。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12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9.6%。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老年人不再是收入最高，家庭和社会地位最高的一群，加上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原因，老年人常常被他人和自己认作是一种累赘，导致老年期被社会舆论视为纯粹的衰退期。其中，独居的高龄老人、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更是成为明显的弱势群体。此外，我国还有一些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例如单亲家庭，其中多数是由妇女与孩子组成的，犯罪及处于犯罪边缘的青少年；戒毒者群体，劳改犯的子女；居无定所、无固定职业的城市流动人口等等。 4．据国家统计局对13.7万户城镇居民户的调查，1999年只有36.6%的居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1.8%的人参加了失业保险、13.9%的人参加了医疗保险，31.2%的人参加了住房公积金，其中就业者参加上述前三种保险的比例分别也只有51.8%、17.9%和17.7%。养老、医疗、住房、实物福利等几项人均福利收入，富裕户比贫困户高87%，其中养老金高4.2倍，医疗保险高62%，住房补贴高61%，实物福利高38%。 5．在迁安市中医院，记者见到迁安镇挪河村的徐马军正在窗口办理出院手续。他的妻子住院做了剖宫产手术，总共花了2600元。结清住院费后，他转身来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窗口，工作人员把他的有关信息输入电脑，报销金额一目了然：583元。短短几分钟，徐马军就拿到了妻子的住院报销款。他举着合作医疗证高兴地说：“有了这个绿本本，看病真实惠。这次报销的医药费相当于我打工一个月的工钱!” 6．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建设部副部长黄卫26日说，我国建筑行业目前有3800万从业人员，其中农民工有3000多万人，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7．近日，东铁匠营街道顺三条2号院的凯嘉宾馆院内，聚集了江苏中兴建设有限公司的 100多名民工。他们打出了“还我血汗钱”的横幅，围扰宾馆内的北京浩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索要所欠工资。接到举报后，街道组织人员迅速赶到事发现场。经查，江苏中兴建设有限公司因工程竣工后没有收到北京浩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工程款，因此拖欠了民工的工资，至使民工们聚集到北京浩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围扰并索要拖欠的工资。 8．《燕赵都市报》讯 6月18日，裕华区召开了“就业再就业洽谈会”。此次洽谈会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下岗职工，还有许多家住附近的失地农民也赶来找工作。据了解，裕华区作为省会新城区，这几年发展迅速，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合法征用，全区共有失地农民2.3万多人。这几年，为了让这些农民拥有一技之长，裕华区多次组织各种技术培训班，仅去年就培训失地农民5200多人。今年年初，该区劳动人事局在对全区民营企业进行调研中发现，许多企业中都有大量的岗位需要工人，而且这些岗位科技含量并不高，只要肯干能吃苦，就能做好。为此，该区积极搭建平台，召开“就业再就业洽谈会”，除提供了许多聘用高学历人员的岗位外，还提供了大量适合低学历人员从事的岗位，让失地农民也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昨天，参会的民营企业共有85家，提供岗位多达30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800多人次。该区劳动人事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职工，以及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些达成意向的人员一旦与用人单位谈妥，他们将组织双方签订劳动就业合同，依法保护这些工人的各项权利。 9．3月11日，民革广西区委会专职副主任何培嵩代表提出：“希望新闻媒体多关注失地农民，也希望国家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法律体系，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何培嵩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各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目前全国至少有2000万以上的失地农民，并且每年还要新增250万至300万人。农民没有了土地，基本的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补偿费偏低，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时出现极大的随意性，严重损害农民权益，致使农民上访甚至暴力对抗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他建议，要完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体系，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对目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进行调整，按照市场规律、价值规律进行合理补偿，从根本上确保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农民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对征用土地实行听证制度，成立失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引导失地农民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10．目前，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居民享受着2/3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占85%的农村人口却仅获得不足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2001年，全国71万个行政村设有70万个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9万人，比1997年下降了不少，农村预防保健机构、乡镇卫生院数量和床位数也减少了。由于医疗设备陈旧老化，乡村医护人员长期得不到培训，人员流失严重，防疫保健工作削弱了，绝迹多年的传染病、地方病又死灰复燃了。 11．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城镇残疾人1528万人，占25.5%，农村4472万，占74.5%。其群体巨大，困难特殊，弱势明显，素质偏低，加之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国家财力物力制约，以及客观因素等，使得我国残疾人基本需求和基本生活状况仍然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健全大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12．6月22 B《北方新报》讯 记者从呼市团委了解到，为了帮助呼市的贫困学生、白血病患儿等弱势青少年群体，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呼市团委决定，7月27日在呼市人民体育场举行的呼和浩特第六届青少年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将以公益演出的形式举办，并且从现在开始开展大规模的百家企业送真情、百万市民献爱心、扶困助学大行动，为解决弱势青少年群体的生活困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此外，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呼市团委还联合发出倡议，要求团员青年发挥带头作用，参与本次活动，希望企业伸出友爱之手，回报社会，服务人民，同时也希望广大市民给予大力支持。 13．据调查，33.5%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都有过失业的经历，而其中将近30%的外来农民曾经遇到过长达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业。同时，调查中发现，城市农民工失业后，多数是靠自己过去的积蓄生活，其次是靠向亲友、老乡借钱生活。我们调查的对象中没有任何一例是得到了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调研还显示，农民工生病以后，59.3%的人并没有花钱看病。另外40.7%花钱看病的人，他们人均支出是 885.46元，而他们所劳动的单位为他们看病的支出却仅为人均72.3元，不足实际看病费用的1/ 12。另外，从劳动时间上看，农民工的劳动也谈不上什么劳动保障体制。农民工一旦有工作，他们的劳动往往是大大超时的。农民工中，23.6%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2小时以上，65%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0小时以上。也就是说，符合劳动法的一天8小时劳动者仅占1/4。在城市高强度劳动中，过度损害的农民工劳动力，潜伏着未来的疾病问题和被缩短的劳动力周期问题。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地球上的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不断地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当植物和动物呼吸以及有机物腐烂或燃烧时，二氧化碳又渐渐地释放到大气中去。在产业革命以前的自然环境中，从大气中吸收和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数量是基本平衡的。所谓温室效应，主要指人类在利用燃料、种植水稻、饲养家畜和处置生活垃圾等活动中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甲烷等气体排入大气环境，形成温室，太阳辐射热可以进入温室，而地球热量不能从温室中散失，因而，使地球逐步变暖的现象。导致温室效应的这一类气体称为温室气体。据科学家估算，近百年来，二氧化碳的浓度增加了25%，今后50年还要增加30%。世界卫生组织预测，照这个速度增加下去，到2030年，地球上的平均气温可增加4.5℃，而过去一万年里，地球的平均气温才增加了2℃。 温室效应带来的直接效果是使地面温度升高，气候变暖和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地区将被淹没。控制地球变暖的措施包括节约矿物能源，加强绿化，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等，以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产生温室气体的来源也逐步增多，我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任务还很艰巨。 2．飓风、台风、地震和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是自然界本来固有的现象，既不是人为因素能够导致其产生，也不是人为因素可以使之消亡的。然而，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人为因素在使某些灾害性自然现象加剧。4年前，就有专家发表文章说，飓风(台风)引发的水位上升将会把整个城市淹没。“卡特里娜”飓风加上人们在墨西哥湾过度开采石油、破坏生态，是导致这次新奥尔良被水淹的主要原因。 3．尽管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对自然灾害加剧的程度，还需要相关科学做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以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事实和研究表明，人类过度地利用资源、排放污染，超出了自然生态的平衡点，就必然会遭到各种形式的惩罚，以至于付出最为惨重的生命的代价。“过度”和“超出”的程度与受惩罚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现有的气象灾害(如飓风、台风和龙卷风)、地质灾害(如山体滑坡、地面沉降和塌陷)所造成的几近毁灭性的打击，以及多不胜数的严重事故，已经一再敲响了警钟。 4．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水平很低、自然环境十分脆弱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然而，无论是当下现状，还是发展趋势，都使我们不无忧虑地发现，目前的资源、环境状况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我们真正将经济发展(自变量)的坐标调整到为了生活质量(因变量)的提高，那么，环境因素在整个目标排序中就会被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今后，我们宁可经济增长速度慢一点，也不能再以资源和环境的大规模利用和污染为代价。 5．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次会议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心议题，深入探讨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各国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国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现代化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概括起来说，有两大矛盾：一是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发展；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科学发展。 6．山西偏关县2004年的财政收入6800万元，其中有1000万元是来自于这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而河曲县的财政收入由3000多万元，仅三年时间就直逼5亿元，成为忻州的“冒尖户”。由此可见，电石、铁合金、焦化三行业的企业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关掉这些企业，除了企业主、国家的税收损失外，当地百姓的损失也是不容忽视的。偏关县2004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350元中的40%来源于在小企业务工、采矿、运输，而县城附近乡镇这一比例更大。在今年5月份山西省的环保关停行动中，偏关县仅存一户企业，其余16家全部关停，近2万农民工因此失业，600余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而山西河曲县、保德县的企业更多，关停后的失业人员会更多。 7．进入2005年不久，经常被视为“弱势”部门的国家环保总局陡然发力，以严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名义，叫停了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这是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一年多来，中国首次大规模对外公布违法开工项目，突显出中国政府从源头遏制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8．中国政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积极探索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控制。2004年，除二氧化硫外，国家控制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有所降低，化学需氧量、烟尘、工业粉尘、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00年降低了9%、7%、22%和39%。 9．庞大的人口数量、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仍然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诸多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人口、资源和环境等领域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和挑战依然存在。人口数量、老龄化问题以及各种重大疾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油气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短缺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水资源危机将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未来生存；而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综合利用率低、生产效率低、能耗高以及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问题依然存在。生态环境的透支日益严重，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日益严重，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10．资源节约是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标志，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核心内容。为贯彻落实全省经贸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完成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任务，提出我省2005年以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的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行动方案，请各地参照执行。 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八八战略”，围绕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生态省建设战略任务，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发展要素制约，推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从高消耗高排放型向资源节约型、生态环保型转变。 11．目前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不进一步采取一些新的重大举措，新世纪头10～20年我国的环境与资源形势仍将非常严峻，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更趋尖锐：城市每年新增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城市环境压力将持续上升；工业的持续快速增长将使工业污染长期保持在高位水平。从各种环境与资源问题来看，据有关部门预测，新世纪头10年城市水污染将继续加重，即使 2010年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50%，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污水总量仍将高于2000年水平；农药、化肥和畜禽、水产养殖产生的面源污染日显突出；城市大气污染仍将相当严重；危险废物和城市垃圾产生量还将持续增加；生态恶化的范围将继续扩大；各种全球环境问题，将逐步成为严峻的国际挑战。 12．中国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是贫穷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向发达地区输出资源，承担生态破坏的成本，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导致贫穷和污染交加的恶性循环。目前，这些地区还有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吨生活垃圾露天堆放，环保设施几乎为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要根据不同地区内不同的资源、人口、经济、环境总量来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与考核标准，让生态脆弱的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 13．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2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他特别提到“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不要盲目鼓吹GDP而牺牲环境，但是，由于中国领导层一般以干部的政绩作为升迁的机制，而升迁的标准就是GDP，所以干部为求GDP高速增长，漠视对环境带来的伤害，即使温家宝曾经提出将环保指标加入升迁机制之中，但由于环保指标难以量化，所以干部至今仍然以高消耗来争取高增长，以达至“完美的GDP”。 14．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作为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略性转折，中国政府在 2004年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潘岳认为，要保证这一正确理念的贯彻，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整套可持续的制度框架来。 实行循环经济战略、大力支持开发新能源技术也是改善环境的重要一步。潘岳说，中国将很快出台循环经济法，以确保循环经济的发展。潘岳认为，国家还应该提供法律和政治保障，支持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环保领域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平的切入点，政府需要设计一套更加开放透明、更能集中民智、代表民意的环保参与机制。三、申论要求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但是，在不少地方，以经济增速、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额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反而出现高唱跨越式发展、指标层层加码现象。在这种情势之下，一些地方官员急功近利、饥不择食，把敢于引进高能耗项目、不怕污染作为发展优势，把圈占土地、倒卖资源、跑“部”前进作为生财之道，把建设宽马路、大广场、新城区作为政绩工程。 材料二 招商引资，如今在一些地方被称为“一把手工程”、“一号工程”，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每个党政部门有任务，每名公务员有指标。有的地方规定，凡吃财政饭的人员必须承担招商引资任务。有的地方甚至打出“谁反对招商引资，谁就是与××人民作对”这样的标语，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招商引资往往会成为“引狼入室”。据报道，湖南有一个镇10多 家化工企业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经群众多年呼吁、媒体多次曝光、上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屡屡干预之后，终于在两年前全部关闭。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10多家化工企业并非“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而是把设备、原料搬走，转移到中西部其他地方去了。在一些地方想尽办法“驱狼”之时，一些地方明知有“狼”，却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在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同时，把污染项目之类的“狼”也引亍进来。 材料三 可怕的是，“引狼入室”入室之后，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自己引进的项目特别呵护，但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的利益补偿、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环境污染等问题却漠不关心，致使政府作为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维护者、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捍卫者以及社会利益冲突的平衡器的功能失灵。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协这样的立法与监督机构也被拉入到招商引资的洪流中来。黑龙江省穆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玉和说，“市人大也被分配了50万元的招商引资任务!”一方面是全民招商的社会语境，一方面是缺位的监督机制，在如此环境之下，想通过引来的资本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老百姓谋取到利益，显然都是值得怀疑的。 材料四 据报道，我国官员的政绩工程已造成了5000亿元的损失。如果按全国十三亿人计算，则人平损失略385元。这比有些贫困地区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这么大的损失到底是谁之痛? 近几年，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选拔使用干部时强调无功就是过，要求考核官员的政绩。这使那些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不犯大错就升迁的官员日子不好过了。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和评判标准，有些官员又走向了另一面，他们把树形象、出政绩当做了唯一的追求，一味的上大项目、搞面子工程。于是，搞城建修公路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举动，就有了全国400多个城市就有183个城市要建成国际大都市的“壮举”。“流光溢彩不夜城、姹紫嫣红园林城、鳞次栉比摩登城、宽街阔道世纪城”遍布神州大地。连山区小县也建起了摩肩接踵的高楼，偏僻乡镇也修起了宽阔豪华的广场。不经过专家论证，不需要人民代表讨论，更不让人民群众举手，只是领导大笔一挥，上百万、过千万、超亿元的资金就轻飘飘投进去。有的地方财政连吃饭都困难却也要竖高楼、建广场、修宽路、上项目。结果只好千方百计的压银行贷、找干群“捐"、向上级要、找企业讨，弄得民怨沸腾。 材料五 因为这些项目大都是超越经济发展、脱离当地实际的产物，所以，许多工程是半途而废，结果楼房成了“烂尾楼”、广场成了“飞机场”。毁了可惜，留着扎眼。有的工程即使勉强完工，也因为城市过小，人口流量过少，是白天空着晒太阳，晚上黑着望月亮。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丢进水里连个泡也不冒一下就没了。那更有些招商项目占了大片良田，拆了大片 民居却要么成了不法商人的圈钱项目、成了腐败官员的洗钱项目；要么留下无尽的污染，也留下永久的麻烦!以至有人嘲讽我们的官员“给长城贴瓷砖，给赤道镶金边。”而这样的官员却因为政绩突出，在上司心中留下了有能力、有魄力的印象而飞黄腾达! 古人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现在选拔干部强调讲政绩、谋发展，其目的也是为了强国富民、民族兴盛。因此，每一分钱都应该用在刀刃上，都应该算个效益账。每一笔投资都应该由专家论证，由人民代表表决。决不能让那些只为自己搞政绩的官员随心所欲。这就必须建立起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官员问责机制，建立起科学的政绩观念和评价体系。变少数人一锤定音为众人皆可评说；变只为上级满意为向人民负责；变“千张选票不如一纸调令”为人民意志大于领导任命!让那些糊弄上级的花架子工程，圈钱、套钱的腐败项目出不了世，进不了笼子。如此，则科学的发展观才可能真正的深入官员心中，国人才可能少点心痛，国家才可能长盛不衰! 材料六 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中央早已提出。但直到这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了“十一五”规划建议，才算全面破题。而且公报中特别强调，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无疑给各级党政干部出了一道测试执政能力高低的大考题。 这个考题难在哪里?难在“新形势下”群众又细化为不同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可能各不相同。不仅以往计划经济下，群众利益冲突不明显的状况将成为历史，而且目前一些地方只强调“发展”、不注重“科学”的局面，也将彻底改变。 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不顾资源破坏、环境恶化、分配不公等有损群众利益的“硬发展”，也不再那么“有道理”了。怎样做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让“科学发展”也成为“硬道理”，尤其是在发展中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上的冲突，成为考验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必答题”。 在实践中，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尺，也将很快向“和谐”的角度转变。这次“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既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又破天荒地强调“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就是一个强烈的信萼。政绩也要讲“成本”，要强化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指标，这对习惯于片面地拿GDP和财政收入来说事儿的官员们，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不能不尽早清醒。 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 2002年6月16日是端午节，又正逢星期六，北京学院路20号的蓝极速网吧在半夜燃起了大火，导致25人死亡。 2. 北京蓝极速网吧特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四川成都市公安消防、文化等部门联手出击，连日来集中开展网吧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已查封有火灾隐患的网吧三百余家。据了解，成都市现 有网吧两千多家。为确保网吧安全，防止悲剧发生，成都市公安消防、文化等多个职能部门从 17日起，组成数十个检查小组，深入城区，对网吧进行逐个清查整治，对有火灾隐患的网吧全 部予以查封。对未取得经营许可证而擅自开办的‘‘黑网吧”一律取缔，并没收从事违法经营活 动的全部器材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成都市有关部门明确提出，今后凡检查发现网吧消防 安全不合格的，一律黄牌警告，限期内整改不合格的，一律坚决取缔。 3. 北京海淀区“黑网吧”火灾事故的发生，敲响了西藏拉萨市有关管理部门的警钟。近日，拉萨市文化局和拉萨市工商局城关工商分局分别对拉萨市区内的网吧进行了突击检查。 检查中发现，多数网吧存在火灾隐患。拉萨市文化局检查人员对位于拉萨市林廓路、江苏路、 太阳岛和国际商城等地区的网吧进行了检查。检查中发现，有的网吧计算机用电线路较为杂 乱，有的网吧线路接头处直接暴露在外，极易产生火灾。另外，网吧内吸烟人数众多，烟头随意 乱丢，也是发生火灾的重要隐患。针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当场责令经营业主进行 整改，消除火灾隐患。特别是对网吧计算机用电线路，要求业主对所有的线路进行检查，对暴 露在外的电线全面进行安全处理。拉萨市工商局城关工商分局对拉萨市区内60多家网吧进 4. 2002年5月8日，安徽合肥市宁国路某网吧因火灾发生人员伤亡惨剧。为防止此类火灾事故的再次发生，安徽省消防总队及时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迅速开展 针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消防安全的专项治理。全省各级消防部门对辖区内的网 吧进行普遍撒网式的排查摸底，边摸底，边检查，对存在严重火灾隐患的网吧，当场责令停业整 改。据初步摸底统计，合肥市现有698家网吧，自5月10日至6月10日，消防监督人员共检 查170多家，下发火灾隐患《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87份。淮北、芜湖等地也在对网吧逐个排 查火灾隐患。截至发稿时，淮北市共对全市156家网吧中的97家进行了检查，发现火灾隐患 172条，填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53份，对17家不符合消防安全条件的网吧，下发了不同意 开业的《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责令停业8家。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后，安徽省公安厅再次向 全省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加强对网吧的消防安全监督检查，结合当前开展的公众 聚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对不具备基本消防安全条件的，要责令其立即停业整顿。阜阳、 蚌埠等地正在对网吧进行突击检查。目前，全省各级公安消防部门仍在夜以继日地开展对网 吧及其他公众聚集场所的专项检查，以确保这些场所的消防安全。 三、申论要求
1.中新网2005年1月19日报道：为改善首都的社会治安环境，北京警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打击以乞讨为名违法犯罪的专项行动。几天来，北京市公安机关共劝离61人次，救助107人次，查获因争夺地盘斗殴伤人案件1起，强乞强讨案件1起，指使未成年人强乞强讨案件3起，拘留6人。 据悉，近期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追随行人强乞强讨、因乞讨行为所滋生出的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问题时有发生。前门大街、崇外大街、天桥大街、北京南站站前地区、两广大街、明城墙遗址公园、永外沙子口、六里桥地区、方庄地区、右安门地区，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方，本是繁华街区或人群密集的居住区，然而正是因为这些地方地处闹市，也成了乞讨人员的聚集地，群众对此反应强烈。 2．2004年12月2日上午9点，武昌司门口铁路桥下有一男子，头裹白布，跪在地上不停磕头，面前横躺着一女孩，一动不动。记者在现场看到，那男子怀抱一幅“遗像”，面前摆放着“兄妹”二人的求助信，称其父遇车祸而亡，“哥哥”身有残疾，“妹妹”没钱读书，辍学在家。记者停留的十几分钟内，先后有4名路人给钱。 一位过路的太婆问：“这个姑娘伢到底是病了还是死了?”磕头男子含糊其辞：“我妹妹已经不行了。”过了一会儿，另有过路人问他：“这女伢还有没有气?如果是病了可不能睡在地上。”那男子又连连摇头。 随后，附近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称这一对“兄妹”经常在这一带装死人行乞。民警大声叫女孩起来，但那女孩依旧双眼紧闭，一动不动。此时一辆110巡逻车赶来，民警说：“你再不起来就把你带上车。”女孩这才睁开眼，站起来了。民警随后对“兄妹”二人予以训诫。 3．凭借自己编造出的“凄惨身世”，31岁的安徽乞丐苗某称自己每天的收入从数十元到200元不等，一个月下来不比白领差。 据苗某交待，2002年他到北京后就专职乞讨，一块白布单子上写着父母双双患有白血病云云。苗某说，他每天能轻松地骗到七八十元钱，有时一天挣200元也是常事，几乎相当于白领的收人。苗某现在花400元在丰台租了间房子。最近他发现地铁里既干净又亮堂，赶紧把“工作”地点改在地铁，又把白布改成打印纸的“帮帮我，献点爱心”，编造弟弟因车祸致残，自己眼睛不好的新故事，还专门买来电喇叭。在地铁里，每天苗某也能骗到五六十元。后来民警与苗某原籍联系，得知其父母身体均很健康，也根本没有什么出车祸的弟弟。 4．重庆，在从解放碑家乐福到罗汉寺不到100米的人行道上，两个老外遭遇乞丐的骚扰。记者带着两位从瑞典来渝游玩的客人向罗汉寺走去。刚到小十字路口，突然听到其中的一位瑞典客人惊呼起来：“WHAT ARE YOU DOING(你在干什么)?”记者一看，一长发披肩的小乞丐正抓住瑞典女士的手在叫喊：“MONEY，MONEY(钱，钱)!’'两老外掏了一张5元的人民币，递给这位不速之客。 5．据悉，长沙有一个“职业乞丐”入行已3年，“每天至少有50元的进账，多的时候能够达到100元，而且又不累。家里修了两层楼房，供两个小孩上高中，还买了手机呢。”北京乞丐的收入高于“低保”；上海有些乞丐日收入200元，不亚于白领；而福州乞丐最高日收入达2000港币，有一名乞丐还将10元台湾版硬币送给记者留念。 6．每年两节，数百万国内外游客齐聚深圳，拉动了深圳假日旅游经济的繁荣。就在各商家笑逐颜开之际，深圳的乞丐们亦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过了一个“肥年”。 有知情者透露，深圳世界之窗、欢乐谷、民俗村及锦绣中华等客流量最大的旅游景区，早已被几个“丐帮’’瓜分。且为公平起见，各“地盘”实行“每日轮流换岗制”，以示公平。此外，野生动物园、海洋世界、青青世界、仙湖植物园等其他客流量大的旅游景区，都是乞丐的聚集地。 每年新年，仙湖弘法寺几十万香客云集，成为乞丐们的“风水宝地”。仅初一当日，仙湖植物园通往寺里的盘山公路上就有乞丐200之众。断腿脚者有之，侏儒有之，拖儿带女者有之，年迈老者亦有之。十多里盘山路上，乞丐们“上蹿下跳”，纠缠香客，最多一日竟能进账数百元，其中港币可占2成。 据知情者介绍，年三十至年初三、元宵节都被乞丐们誉为“黄金期”。因为中外游客最多，尤其粤港游客众多。因遇过年喜庆日子，为图好意头大都不愿与这些乞丐纠缠，给几块到几十块就当发放“红包”。 这些“独具慧眼’’的乞丐们来自全国各地，一到过年更是“拉帮结伙”笼络家乡同伴来深圳乞讨。新年期间，深圳乞丐有千余众，按省份来分门结派，多有组织依靠，需上缴“人头税”。 7．在兰州市的繁华街道随处可见沿街乞讨的乞丐，其中以妇女、儿童为主。见了穿着时髦的人，便三五成群地围过去，或抱着你的腿，或跪在你的面前。而那些妇女一手提着垃圾袋，一边把手伸到你的面前乞讨。残疾人出来乞讨也比比皆是，他们把身体残缺部位暴露在外，在街上靠写粉笔字、拉二胡等手段沿街乞讨。还有年老乞讨的人，他们身体单薄，或坐或跪地盘踞街道一角，面前摆个破碗，身旁还放有一大包的“行李”，边要钱边不停地给过往的行人磕头。 据统计，目前兰州市沿街乞讨的流浪人有1000余人，按每人每天平均“收入”30元计算，一年下来就有一千多万元。大多数乞讨者并不是生活无着者，其中怀揣手机者大有人在。有一次，一位妇女领着由几个孩子组成的乞讨“队伍”刚刚被接到救助站，她却掏出怀中的手机与外面联络。更令人惊诧的是，有的乞讨人员对救助人员说：如果你们一天能给我100元钱，我就跟你们走。 三、申论要求
给定材料 1．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是21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的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旅游休闲、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是极具特色的现代农业庄园和理想的现代乡村居所的有机结合体。田园综合体作为一种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新业态，在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下能够得到政策鼓励和呵护，是因为它顺应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它能够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新常态条件下，满足城乡居民对高端生活、旅游和消费的各种新型需要，创新性提供宜居、宜养、宜旅的高品质农业产品和服务供给。 文件为田园综合体的依托主体和创建内容指明了方向，旨在通过田园综合体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盘活农村的多种资源，融合区域的多种产业，激活城乡的多种要素，实现农村宜居、宜业，城市居民乐意来、喜欢住。 田园综合体模式的开发，综合了生态、文化、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形成了一幅山清水秀、文化丰富、经济繁荣的美好画面，满足当今生活在快节奏下人们对回归乡土的诉求，回归人们内心最初的美好向往，望山、见水、记得住乡愁。 2．田园综合体是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也是一个打造诗意栖居理想地的时代课题。 乡村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潮流，田园综合体顺应这股大潮而生。看似匮乏实则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需要匠心独运的开发。一段溪流、一座断桥、一棵古树、一处老宅、一块残碑都有诉说不尽的故事。瑞士有被称为无烟工业(手表、军刀)、无本买卖(金融业)、无中生有(旅游业)的“三无经济”。旅游本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产业，瑞士在这方面开发得风生水起，值得借鉴。 一个完善的田园综合体应是一个包含了农、林、牧、渔、加工、制造、餐饮、酒店、仓储、保鲜、金融、工商、旅游及房地产等行业的三产融合体和城乡复合体。对农民来说，远走他乡和抛家别亲的进城务工牺牲太大，在本区域内多元发展，从多个产业融合发展中获取收益的模式更为可行。没有一个比较高的生活水准，人心必背，没有产业支撑的田园综合体也只能是一副空皮囊。各级各类现代农业科技园、产业园、创业园，应适当向田园综合体布局。 文化就是“人化”与“化人”的过程。田园综合体要把当地世代形成的风土民情、乡规民约、民俗演艺等发掘出来，让人们可以体验农耕活动和乡村生活的苦乐与礼仪，以此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生产与消费、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从而产生符合自然规律的自警、自醒行为，在陶冶性情中自娱自乐、化身其中。缺乏文化内涵的综合体是不可持续的。 各种基础设施是启动田园综合体的先决条件，而及时地提供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又会对后续的发展产生持续的正向外部性。一个地方缺乏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物流、人流、信息流，就无法实现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沟通，乡村偏僻的地理位置被阻隔世外，就无法与外部更广阔的地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向外开放的经济空间。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农业和乡村与国家和社会的落后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乡村年轻人大量流出的过程和老龄化的过程、放弃耕作的过程和农业衰退的过程，以及乡村社会功能退化的过程。田园综合体是乡与城的结合、农与工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生产与生活的结合，以乡村复兴和再造为目标，通过吸引各种资源与凝聚人心，给那些日渐萧条的乡村注入新的活力，重新激活价值、信仰、灵感和认同的归属。 3．2017年8月左右，多个省份陆续公布了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情况。继特色小镇之后，田园综合体成为新一轮县域投资热点。总体看，各地试点进展顺利，取得了初步成果。不过，一些地方田园综合体建设出现了脱农情况，以延伸农业产业链之名拿地，却行房地产之实；一些企业建设田园综合体，虽做的是农村产业融合，却忽视农民利益，甚至试图把农民赶走。 田园综合体是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新概念，不同于一般的农业园区建设，也不是传统的乡村旅游，更多的是从农村发展角度对乡村资源进行的合理开发，涉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其本质上是三产融合体和乡村复合体，通过资源聚合、功能整合和要素融合，使得城与乡、工与农元素在田园综合体中相得益彰。田园综合体的核心是“为农”，特色是“田园”，关键在“综合”。 田园综合体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以空间创新带动产业优化、链条延伸，构建农业发展新动能，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田园综合体要展现农民生活、农村风情和农业特色，核心产业是农业，并不是“农村+地产”或“农村+旅游”，绝不能将综合体建设搞成变相的房地产开发，也不能搞成大兴土木、改头换面的旅游度假区，确保田园综合体建设定位不走偏。 城镇化发展的巨轮并不一定要碾压田园的诗意。建设田园综合体，以田园特色为基底，留住乡愁，保护好青山绿水，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在壮大农村产业的同时，为农民探索多元化的聚居模式，既保持田园特色，又实现现代居住功能；在保持田园肌理的基础上强调城乡互动，既服务“原来的人”，又服务“新来的人”。 建设田园综合体，关键在“综合性”，不是搞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离土上楼，而是要建设宜居、宜业的新农村，实现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由于其建设涉及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建设用地保障等诸多领域，因此建设田园综合体，不是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等领域单一地试点探索，而是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全局性变革，是引领“三农”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创新。 在实践中，田园综合体投资大、周期长，会不可避免地引入较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农村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但也要避免社会资本对农村资源的过度侵占、对农民权益的挤出效应。要保护好农民的就业创业、产业发展、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权益，使农民全程参与田园综合体建设过程，完善企业、合作社和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从中广泛受益。 作为新事物，田园综合体没有统一的模式，也不应有固定的设计，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注重保护和发扬地方文化，而非移植复制和同质化竞争。田园综合体建设不可大干快上、遍地开花。当前，尤其要警惕一些地方乡、村举债搞建设或大拆大建、盲目铺摊子的情况。 4．“田园综合体”综合化发展产业、跨越化利用农村资产，是当前乡村发展的创新突破。产业融合是打造田园综合体的必由之路。某地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却问题频频，以下是当地某部门调查报告的相关内容： 我区基础设施薄弱，不少地区为山区、半山区，土地细碎，交通落后，有些地方没有机耕道，无法使用机械化设备。有些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建设了厂房、购买了设备，但水、电、气、网等配套设施不到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乡镇政府借款、农户筹资，财政拨款占绝对主体地位，2017年仅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缺口率就达40％。同时，金融信贷支持不足。农业基础设施产权不够清晰、承贷主体不明确，以政府及其相应职能部门作为贷款承贷主体，又不符合国家信贷管理规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获得资金补充，只能错失发展良机。 农村产业融合是多元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税费优惠和财政补贴均以农民合作社和农户为主。部分工商企业带着丰厚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参与农村产业融合，难以享受同等的优惠待遇，而且项目申报难，设定的申报条件过于苛刻、申报程序过于繁琐，不少经营主体达不到要求，有时最需要支持的企业因为条件限制反而争取不到支持。如此一来，既降低了部分企业的积极性，也削减了部分已有项目的竞争力。 虽然我区农村产业融合的参与主体在形成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上作出了有益探索，但部分项目的利益联结机制仍不健全，缺乏对农户的辐射带动力。有些企业参与农村产业融合项目，与农户有竞争、无合作，在农民合作社中“一股独大”，甚至取得优惠政策后从事非农的高收益产业。这就不难理解，有些农村产业融合项目，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核心原因就是收益不能保障。调研中．看到有鼓励农户以土地人股方式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让农民分享土地资产增值收益的情形，这是有益探索，但也直观感受到，普通农户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 我区农业加工企业，都是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和初、粗加工企业，农产品附加值低，其中5家蔬菜生产企业，是直接供应市场生鲜蔬菜，2家企业冷藏保鲜蔬菜，1家企业从事食用菌深加工，缺乏精深加工企业。当前，我区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程度低、层次浅，突出体现在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合作方式简单，没有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和利润分配机制；有些企业在一产向二产延伸中，精深加工投入少，产品附加值低，农民没有分享到产业融合中的“红利”。 5．“以前这里全是物流区、汽车修理厂，大货车不光乌烟瘴气，还有噪声污染，每到晚上非常影响休息，拆除之后环境好多了。”55岁的村民李同山说。 为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2017年5月起，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对138家低端业态企业的疏解工作全部完成。 黑庄户乡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部，与通州区台湖镇接壤，被誉为朝阳区的东大门，地处东五环外。据黑庄户乡党委副书记王润民介绍，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近年来黑庄户乡逐渐形成了以物流、餐饮、汽车维修为主的一批低端产业，随之而来的交通拥堵、噪声污染、油烟污染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 黑庄户乡四合庄村曾经的一处物流园区，目前大片物流厂房已经拆除完毕。黑庄户乡乡长顾洪涛介绍说，138家低端业态企业预计完成拆除后腾退的土地将大部分用于绿化改造，黑庄户乡将以“绿色空间、田园风光、留住乡愁”为主题，打造一个未来连接北京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农业田园综合体。 “未来黑庄户乡将根据北京市总体规划，引入相应的新产业。”王润民说，与此同时，黑庄户乡全年计划拆除78．8万平方米的非宅用地，目前已完成约30万平方米。“预计到2025年，1550万平方米的农业公园将建成开放。” 6．“誓把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安徽省合肥地区流传着这一说法，其背后有两个语境：一是合肥地处江淮分水岭，干旱缺水是江淮分水岭的常态；二是由于干旱缺水，这一地带不适宜种植传统大田作物，发展相对落后。 如何跳出地理上的困境，实现脱贫致富?四年前，素有“中国苗木之乡”之称的肥西县，根据江淮分水岭的地理特点，开始在这一带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观光、旅游综合体，即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的“田园综合体”。在肥西县官亭镇，景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官亭林海。 2017年5月5日，时值江淮初夏。为了打破城乡文化的藩篱，肥西县在官亭镇游客接待中心开设了咖啡店，游客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欣赏着美景，耳畔不时飘来轻柔的音乐。 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乡村旅游人数已占全国游客总量的1／3，而近年来主要城市周边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年均增长率更是高于20％。在这种迅猛的发展形势下，简单的“吃农家饭、住农家房”型乡村旅游已难以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旅游、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的新要求，全面升级势在必行。集农业、文化旅游甚至地产于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趋势。 “持续推进城乡大建设，等高对接合肥中心城区，全面建成九纵八横、深度融合合肥的交通路网，有序推进老城区综合改造，全力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实现由近郊县向主城区的历史性转变。推动城乡联动发展，着力构建以烟雨水乡、湖光山色、岭上风光为特色的美丽乡村，建成省级中心村38个、美丽乡村示范带6条。”肥西县委副书记李某介绍，官亭林海就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不是官亭林海的全部。”李某希望通过生产、生活、生态的改变，实现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有机结合与关联共生，涵盖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田园居住等复合功能，将新型产业与农村发展进行有机结合，在规划时，就按照多功能、多业态的综合运营去规划设计。 产业是田园综合体的核心。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支持有条件的乡村”，所谓的“有条件”，在业内看来。是指当地有特色的产业、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以及生态资源，总归是有特点在其中。 官亭林海生态区，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农业、文化旅游、农事体验和园区社区化管理服务，由公司化主体运营。城乡融合，先是城乡互动，实现生活、社交、信息的流动，从而实现文明的融合。对村民来说，田园综合体是接触外界、打开眼界的窗口，不同文化在此交融互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肥西在规划时进行了全面统筹。 在人的层面，不把农民丢到一边。田园综合体是一套综合产业体系，需要集中要素资源对乡村进行整体规划、开发和运营。在此过程中，肥西利用好农民合作社这一载体，通过土地流转，对土地经营进行中长期产业规划，发展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园区，以此作为建设田园综合体的基础。而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既可以在其中就业，还可以通过股权、租金等方式获得收益，实现充分参与和受益。如此一来，既培育了新型经营主体，也充分保护了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防止集体资产被外来资本控制。 在产业层面，田园综合体的核心产业是农业。当然，为了改善乡村旅游硬件和提升服务水平。生态区对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改造甚至重建，但本身仍是乡村，并且特别保留了乡村的原生态，同时尊重和发扬农耕文明，融合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创新形式，真正展现农民生活、农村风情和农业特色。 考虑到农村人向往都市，都市人又想回归田园，当一个城里人和一个农村人面对面的时候，二者很难互融，尽管都有迫切的互动需要，但是却没有很成功的模式可以一揽子解决好这些问题。在官亭林海的周边，肥西县正在对农村进行改造，以官亭林海为中心，逐步向外围拓展。改造的思路是，让城市和乡村实现文明融合。 “我们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三次产业比逐步优化，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超九成。”李某说。 7．“基于我们多年的探索实践，李家庄无论是基础设施条件、‘田园综合体’要素，还是发展潜力方面，都与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相契合。”2017年，榆中县被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确定为全国8个“田园综合体”示范试点之一，打造甘肃首个“田园综合体”。当前，被榆中作为“田园综合体”试点核心园区建设的李家庄村，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抢抓中央提出建设“田园综合体”这一乡村创新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刀阔斧展开新的探索。 一栋栋日光温室整齐排列的设施蔬菜种植及观光采摘区，宽敞明亮的连栋温室区，依势而建的仿古小亭……走进李家庄村，置身村里近几年全力打造的“榆兴农庄”，这些映入眼帘的设施和建筑，在向每一个造访者展示着一个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的勃勃生机。 李家庄村党总支书记张建文说，为促农增收，村里起步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建起了55座日光温室，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水电等配套设施始终不完善，生产条件较差，导致后来许多农户逐渐放弃日光温室蔬菜种植。为此，已离开家乡做生意多年的张建文，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决心返乡发展，带动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他请来了榆兴农业公司的专家考察设计，对29座已经撂荒的日光温室进行改造升级。公司引入智慧农业理念和物联网技术，专门聘请第三方公司共同开发相关软件，提升日光温室的自动化水平，人们通过手机APP就可以进行浇水、施肥、卷帘等操作，还可以实时收集温室内的温度、湿度等生产数据。 “做农业，除了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还要突破新鲜果蔬冷链运输等难题和瓶颈，所以，为了给村里拓宽发展路径，我们提出了‘整村推进’的发展思路。”张建文说，首先是进行劳动力整合，村里从2014年年底开始对全村劳动力资源进行梳理，鼓励一部分有思想、有能力的年轻人借助乡村旅游积极创业，鼓励其他村民参与到农业生产、原始加工作坊、特色手工艺品和风味小吃制作及三产服务中去。其次，对全村的宅基地统一整合，建设村民集中居住的小区，并利用国家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调整出新的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建设全村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最后是土地整合，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利用。 “思路必须付诸实践。但自我到村里任职后，感觉村里村外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很多村民获取信息不够，有的甚至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张建文说，为了畅通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村里大力推进智慧乡村建设，推动无线网络信号全覆盖、智能手机普及和电信、电视、互联网“三网合一”人户。2015年，李家庄村被评为“全省第一智慧乡村示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