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2014年1月11日凌晨1点30分左右，香格里拉古城四方街发生火灾。随即该县启动火灾应急救援预案，当地党政、公安、消防、驻地武警、军分区等1000多人投入群众疏散和抗灾救灾中。武警8750部队出动500名兵力，第一时间投入人员疏散、物质抢运等现场救援。 火灾发生后，云南当地组织了近2000人的扑火队伍。为了控制火势蔓延，救援组调用10余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设备，出动消防车39辆，挖掘约2000米的防火隔离带，对道路两侧房屋进行了拆除，确保了扑火车辆和设备的进入，防止了火势的进一步蔓延。 截至2014年1月13日，经初步统计，独克宗古城仓房、金龙、北门三个社区受灾，总受灾户数335户，其中烧毁房屋242栋，因建立防火隔离带拆除43栋，拆除房屋屋顶50栋。除造成房屋、商铺、基础设施等受灾外，此次火灾还造成古城内部分文物、唐卡及其他佛教文化艺术品烧毁，具体受灾损失无法估计。 2．2013年4月14日早晨6时左右，某市发生火灾，大火燃烧近三个小时后被扑灭，最终带走了14条鲜活的生命。在当地媒体充斥着“迅速”、“立即”、“全力以赴”、“细致周密”等溢美之词的官样文章里，只看到当地各级领导的“积极行动”，没有一点儿反思的迹象。 在官方自我总结中，除了对领导的仰望，还凸显了逢灾就树典型的惯性思维，诸如“好的哥背出多个伤员”、“勇保安先报警后救人”这样的内容，都成了这次火灾的“亮点”。而从其他媒体那里，人们却清晰地了解到，救火时消防车未带云梯、起火网吧违规经营等诸多细节。文过饰非的官方表态，忽视了民众的判断能力，损害了自己的公信力。 一旦把官样文章当成推卸责任的“护身符”，原本可以用来改进工作的机会，也被白白浪费了。在官方表述中，受伤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起火酒店的业主和网吧经营者也被依法拘留，当地官员似乎成了整个事件的局外人，甚至还有点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没有了改进工作的动力，在一阵风似的火灾隐患清查行动过后，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很快就会被遗忘。 3．“灾难中的作秀难逃百姓厌恶”、“传播谣言者最可恶”、“新闻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热闹喧嚣处才能实现”。围绕着四川芦山抗震救灾，不断被“挖掘”出来的感人故事安抚着这片受伤的土地，同时，社会上有关对“灾难关头伦理道德”的议论也颇多。比如，针对有些记者采访影响到正常救灾，有学者发出“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这已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的呼声。在大灾大难面前，任何一个人超越各自“底线”，故意作秀或是逢场作戏都会招来质疑和嘲讽。 芦山地震发生后，国内一些媒体记者被批影响到救灾行动和灾后秩序恢复。比如，个别记者为拍一张照片，就要求救援人员暂停搬运伤员。还有的人反复采访遭遇不幸的人。在地震灾区采访期间，有些记者因为常把只喝了一点的矿泉水随手扔掉而一再被人提醒，希望他们不要浪费这些宝贵的物资。《环球时报》赴地震灾区记者在一中学看到，当心理医生正准备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时，数十名记者一拥而上，将老师围住，接着又有大批摄影记者对着老师和学生不断拍照。一个女学生很不高兴地起身对老师说：“因为有很多记者过来后不停拍照问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静下来!” 4．美国记者素以新闻敏感性强、抢新闻不顾性命著称，2011年“艾琳”飓风来袭时，曾有记者现场直播时几乎被狂风刮走。但美国媒体一般不会把镜头对准衣冠不整的路人、惊慌失措的围观者，或血肉模糊的伤者及死者。同样，在突发性事件、灾情发生时，记者对官方发言人围追堵截，但对普通人的追问相对少一些。上世纪80年代，记者在雪灾、风灾中对受灾者“面对面”的追问直播引起民众不满。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1996年9月推出记者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记者“时刻保持对可能因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者的同情”，对儿童采访以及刊登悲伤者图文信息时应特别小心等，避免提问、尽量拍摄背影等约定俗成的“灾难报道规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人们不仅关注媒体人在报道天灾人祸时的职业操守，也会衡量政治人物、各类官员和明星的表现。英国遇到的自然灾害相对很少，这让总是卷入战争的英国人津津乐道元首临危不乱的典故。二战期间，英王乔治六世夫妇成为英国人抵抗纳粹德军的精神支柱，面对德军轰炸，王后坚决不愿离开伦敦，并说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孩子们不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离开，我不能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离开，而国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离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备未必无患，但无备必有大患。在当前中国转型的背景下，各种风险、灾害和公共危机纠缠复杂，对各级政府能否正确应对和及时处置提出严峻挑战，这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灾害的损失却可以降低。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关键是防患于未然。在这其中，政府尤其“责任重于泰山”。一个负责型政府，当然有责任保证城市的安全，保障市民生活的安全。在“5·12”汶川地震之后，全社会对灾害防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就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防灾基础设施建设，以身作则引导社会的关注和努力，政府责元旁贷。 5．在现代西方国家减灾救灾实践过程中，各种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自主治理、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组织和机制高度发展、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核心事实和发展主流。自然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抗拒的公共安全问题，如果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可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能增强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其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场面混乱、支持队伍未能及时抵达时。如1993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地震、1994年美国加州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及2010海地地震，社会组织均在紧急救援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由于灾害发生地区政府亦不例外于灾害的摧残，其在灾害发生初期的决策执行管理能力均受到损耗，而社会团体透过组织网络，动员民间自发力量弥补政府角色更显得重要。如1999年土耳其玛尔玛拉地区7.4级地震，超过1.7万人丧生，土耳其政府在灾难后陷于瘫痪，而4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公民社会地震协调委员会”统筹救援，为超过25万灾民提供物资，搭建帐篷，类似的事情亦发生在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受灾民众的救助上。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举国上下，顿陷悲哀，政府马上展开积极救援，民间团体和个人也有条不紊地参加救灾活动。由于通往灾区的桥梁坍塌，道路阻塞，志愿者必须遵从政府或民间团体发出的各种交通指引，掌握最准确的信息，第一时间抵达震央。当年，志愿服务者达137.7万人之多，创下了日本史上的奇迹，这一年被定为“日本志愿服务元年”。 在日本内阁府的相关网站上，刊登有关于志愿服务的一些要求、活动内容、救援说明，从中可体现官僚控制的强劲有力。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设有应对志愿服务的窗口。如内阁府中负责防灾的部门提供有关抗震救灾的志愿服务信息；总务省消防厅提供灾害救援的志愿者信息：厚生劳动省则提供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内阁府国民生活局的网站里有志愿服务者的网页链接；而全国社会福利协议会(半官方组织)则提供相关的救灾志愿服务活动情况，志愿者、市民活动网页，福利救援、灾害志愿者信息，日本红十字会提供有关救灾活动信息等。此外，政府还通过外围组织，对志愿服务者进行培训活动。迄今为止，召开了9次“防灾志愿服务活动研讨会”，还有各种相关讨论会。比如：人才培育、志愿服务者团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地区之间的相互协助、公共卫生和安全等。一方面解决救援中实际操作问题，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协调各方的作用，对关键性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灾难发生时，政府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救灾的责任，民间救援力量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慈善处处长郑远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此前，民革中央常委、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林嘉马来表示：“我国有上千万个非政府组织，这方面力量没有动员起来，海外慈善机构和外国政府援助作用也没有发挥。” “救灾就像打仗一样，国家正规军肯定要冲在前面，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当然民兵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首先是要有组织，其次要训练有素，否则不但帮不上忙，还有可能添乱。”郑远长表示，政府对民间慈善一直是鼓励的，但目前我国民间慈善组织还不够成熟。灾难来临时很难起到独当一面的作用。郑远长说，我国的民间慈善组织不够发达，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人们先得填饱肚子，才能考虑其他”。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发展，近年来，民间慈善组织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政府也在不断地创造条件，扶持、鼓励民间组织，但其成长完善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民兵要平时加紧训练，打仗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一些散兵游勇。” 6．心理学家指出，对灾区关怀，物质援助至关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须。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世界心理学界总结出一个铁律：地震发生后，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将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对地震幸存者进行心理干预已经刻不容缓。韦克难所参与的心理援助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这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统一组织四川四所高校实施的“灾区基层干部心理援助计划”。西南财经大学于灾后在绵竹、北川分别设立了社会工作站。他们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筛查和个案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专业方法，为灾区基层干部提供心理援助。韦克难告诉记者，绵竹全市在编公务员有900多人，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全市150多个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们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乡镇层面，并以汉旺镇、遵道镇、九龙镇等作为重点。他们先在市内进行了预调查，共回收问卷30份，筛选出10人需要跟踪介入。 “通过我们预调查，发现灾区公务员压力普遍偏大，10个需要跟踪介入的人中，有6个需要专业心理辅导。”韦克难说。在两个月内，他们对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开展心理普查和社会工作需求调查，并对干部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同时开展“幸福家庭”等活动，通过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减轻干部压力。汶川地震后，亲身经历了地震的老大爷一遍又一遍地讲地震时的情景和他的感受，根本停不下来；震后的学校将幸存的小学生重新编组班级，有时三个班剩下不到一个班；失去亲人的教师在接受心理辅导后马上就要去辅导自己的学生。很多人之所以能够走出阴影，是靠自己有意识地努力，以及其他亲人、朋友甚至孩子的帮助。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要重归人性化的生活，需要有针对性的社会心理重建。 所谓走出阴影，并非是对亲人的遗忘。好好活着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纪念，对亲情最好的诠释——对于去世的亲人来说，他们的基因需要我们传承，他们的理想值得我们去实现，他们的故事我们要记在心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纪念?灾难过后，陌生人的同情心在短暂地爆发后必然会归于沉寂，而只有他们的亲人还永远缅怀着他们，活着的人必须要活得尽量长久和真实。如果因记得他们的亲人们也郁郁而终或生不如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真的没有任何痕迹和意义了。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是：为了那不能停止的思念不被抛向虚空，有时我们要通过文学等形式去纪念逝去的人——那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但更多的是我们要忘却伤痛而重新开始实在的生活——那是“为了纪念的忘却”。 7．民间慈善组织生存现状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美国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超过900万，而中国只有约2万人，而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慈善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除了缺少资金来源外，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公众信任度不高。民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慈善机构相比，民间慈善组织在资金使用方面缺乏有效监管。对于这种观点，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有不同看法，她介绍说，虽然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是非公募性质的慈善组织，但是在资金使用方面的监管力度并不比公募慈善基金差，同样可以做到公开、透明。 对于目前民间非公募慈善组织存在的募捐难问题，梁晓燕认为，政府应该以更加主动的心态，尊重民间的慈善力量的创造性工作，对公信力较高的民间慈善基金会开放公募的资格，为愿意捐款的人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同时，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让民间的基金会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像企业一样竞争，增加基金会的竞争力和公信力。“所以，第一，我们呼吁《基金会管理条例》应该修订；第二，应该出台《慈善法》，让公众的慈善愿望和公益组织的慈善行为在法制的平台上得到约束，我觉得这个事情和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是非常一致的。”对于梁晓燕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负责人来说，下面这条消息可能是他们感兴趣的。据报道，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形并上报了国务院。另外，在2013年8月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中自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公开表示，将进一步创新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切实通过制定慈善法，在法律层面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使慈善组织，尤其是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慈善组织能够在一种更加宽松、更加规范的法律环境中诞生和成长。 事实上，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状况也引起了中国一些公募慈善机构的关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就是其中一个。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王玉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全国性公募慈善机构，他们基金会通过公募得到的善款除了用于自己的慈善项目外，有一些被用来向民间慈善组织提供支持。“我们(的资金)也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我们运作自己的项目，另外一种我们也考察一些民间的私募基金和草根组织，根据它的一些情况和资质，我们可以联合他们共同来做这些事情，据我所知，有些草根组织做得还是不错的。”业内人士希望。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能够早日走出“成长的烦恼”，不断发展壮大，使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 壹基金的力量源泉之一是在中国企业家阶层吹响了集结号，除了理事外。深圳壹基金发起机构还包括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5000万元，每家出资1000万元。从成立之初壹基金就很在意预算的科学、透明，如今壹基金有一个7人预算委员会，总负责人是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委员包括杨鹏、监事张敏、财务总监和吴君亮等。预算内容既包括部门预算，也包括项目预算，既包括开支预算，也包括募款预算。 除非定向捐赠，壹基金也并非每个捐赠人都知道每一笔善款最终去向，因为大部分资金都会由壹基金统筹安排后分配到各个项目。可即使如此为什么大家还愿意相信壹基金?吴君亮认为，一方面，壹基金内部制度设计可降低捐赠资金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壹基金有一定独立性，发起人与主要理事会成员有一定社会知名度，他们在以个人声誉为壹基金背书。 市场化企业比较容易信任壹基金。除理事成员外，华远地产、SOHO中国、巨人集团、京东、人民网、网易、搜狐捐赠额也都很大，“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给我们的捐款比例就小一点。”杨鹏分析。 外资企业也逐渐开始了解壹基金。地震发生后，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马上电话联系总部位于美国的摩托罗拉基金会负责人，总部决定捐赠总额为200万元人民币，其中应急设备部分由公司直接捐赠给政府相关部门，另有7.5万美元及价值4万美元的设备则通过壹基金渠道捐赠。 2012年，全国有700多万人次给壹基金捐款，捐款者大部分集中于20～35岁之间。雅安地震以来，给壹基金捐款个人数量已超过百万。“很多基金和大企业的联系更紧密，也更在乎企业的大额捐赠，但是壹基金从最初就不是这个出发点，它对个人、小额的捐助很认真，投入很大精力。”杨鹏介绍，从比例而言，壹基金个人捐赠能达到40%～50%，而一般基金个人捐赠比例可能还不到10%。” 杨鹏说，壹基金之所以重视个人捐赠，是因为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只有在陌生人中传递善念善行才符合现代慈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现代慈善核心精神是博爱，是对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熟人社会小共同体慈善的超越，而信息时代到来更是现代慈善的助推剂。 互联网成为凝聚明星企业家和公众的慈善粘合剂。壹基金有明星光环，它会在微博上利用粉丝效应，“项目更容易推广，捐款口径变得更大了。”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晓超说。与壹基金同类型的基金会还有上海联劝、北京联益等，但与壹基金比起来，后两家的发展境况都不尽如人意。据了解，壹基金在雅安地震时通过新浪微博筹款近千万。 与新媒体合作同样需要基金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有创新意识。新浪微博只是平台，所有劝募、筹款行为都必须有基金会相关人员签署委托协议。“这涉及到基金会授权权限，以及对于项目的反应速度。有时候甚至需派专人负责对接、管理和对账。很多机构不愿意配人，或者觉得新媒体玩起来太麻烦，成本可能也会多一块。”贝晓超说，他认为壹基金是与新浪微博合作的所有基金中创新意识最突出的。 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中国公益界在雅安地震后的表现显现出中国慈善业已进入多元化时代，大中小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并存。这背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去动员时代，政府简单命令，群众就是不干，而现在你不命令，大家在民族、国家遇到大难时就会主动冲在前面，这说明新的社会公德正在形成。而且，这种公德又通过现代的网络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企业家、年轻人，各色人等都起来了，这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社会结构在变。什么叫公民社会?这才叫公民社会。” 8．人类历史上，自然灾难一次次发生，带给人类巨大创痛。表达悲伤、抚慰生命，这是人类永远不会枯竭的心灵反应；发挥智慧、规避风险，这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所具有的强大能量。人类的脚步迈向了太空，又要承受自然之于人类的深重影响，包括悲剧性的影响。承受首先意味着我们无法控制灾害，既不可能阻止极端自然灾难的发生，也无法推迟它们的发生，一些自然灾难我们甚至无法做出科学的预测。这正是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根本处境，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人类命运。 人类赋予自在的自然以意义，实现自由，成为自然 的主宰，但人类亦需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与界限。而正是因为有限，我们才更加深刻地理解存在、美好与善的价值；正是因为地震等灾难显露出的自然界限，促使人类不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前日，南湖路一违章店主不听劝阻，恶意阻碍由市城监支队牵头的集中整治城市环境综合执法，致使一位执法队员头部受伤。执法队严格依法将他的占道经营门店予以取缔。 据介绍，当日中午11时许，执法队在南湖路长江大学石油学院门前展开执法行动时，发现一店主将自己的货物摆到了人行道上。执法队员多次上前宣传政策、法规，希望他主动将货物移进店内。但是该店主依然我行我素，不听劝阻并不断地谩骂执法人员。在纠缠过程中，该违规店主还用货物将一名执法队员的头部砸伤，致其鼻子血流不止。 面对这种公然抗拒执法的行为，执法队员毫不畏惧，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将违规门店取缔。 2．报载，18日7时10分左右，一城管队员在振岗路与红旗大街交口附近清理违章占道经营时，被一卖油条男子用锅中滚烫的油泼伤。目前，受伤城管队员正在石市友谊烧伤医院接受治疗，泼油的男子已被刑拘。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友谊烧伤医院见到了被泼伤的桥西区城管局四中队的冯某。冯某的面部蒙着厚厚的纱布，上面渗出褐黄色的黏液。在未被纱布遮盖的左脸颊、颈部、前胸，布满了干枯的褐色烫伤痕。他的右臂被固定在床边，右前臂也被油溅到了，整个都呈褐色。 刚输完液，妻子就拿来一瓶插着吸管的矿泉水小心翼翼地喂他喝水。不时，他喝呛了，剧烈地咳嗽一阵，露在纱布外的双眼闪过痛苦的神情。妻子含着眼泪，细心地帮他擦了擦嘴角。 负责医师对记者介绍了冯某的病情，面部、颈部、右前臂都有不同程度的烫伤，面积达 10%，属2度烫伤。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尽一切力量，对冯某进行治疗，争取不留下疤痕。 冯某嘴角上被烫得起了泡，稍微牵动嘴角就会带来巨大的疼痛。他的同事向记者讲述了那天发生的一幕。 18日7时左右，桥西区城管局四中队的队员接到通知，到振岗路一带清理违章占道经营。 7时10分，行至振岗路与红旗大街交口附近时，他们发现一违章占道经营的炸油条摊，立刻用车载喇叭对其喊道“马上收摊”。但该商户对此置若罔闻，继续起劲地炸着油条。 冯某走下车去，对这对夫妇说；“请把摊收了，不然我们将依法没收你的东西。”二人仍置之不理，于是另一名同事走下车开始收拾东西。那名妇女一边骂一边从这名同事手里抢东西。 这时，男摊贩从锅里舀起一瓢热油，指着冯某喊道：“谁敢扣我的东西试试，谁扣我就泼谁。”冯某并没有理会他的威胁，继续执法。 忽然，一瓢滚烫的热油冲着冯某脸上泼来，巨大的疼痛使冯某的头脑一片空白，本能地跳到一边。这一幕使正在路边吃早点的人慌乱起来，该男子又舀起一瓢油对二人进行威胁，而那名妇女则趁乱抢走了车上被没收的东西。 振头派出所处理此案的民警表示，该男子暴力抗拒城管执法，情节比较恶劣，已于19日被正式刑拘，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处理之中。 3．2005年7月18日上午9时许，家住重庆万州区的向某，驾驶严重超载的货车途经城区某段路时，因沿路洒落建筑用黄沙，被上路巡查的万州区某街道办事处分管城市监察工作的副主任吴某及城建监察执法人员宋某等人发现，他们上前拦停该车，责令其整改并及时清除道路污染。但令城监执法人员万万没有想到，向某叫来其合伙人骆某到达现场与城监执法人员交涉如何接受处罚后，竟趁执法人员不备，驾驶货车向郊外逃逸。吴某等城监执法人员随即驱车追赶，几次欲将其拦停，可向某驾车绕行而过，并继续向前疾驶，后吴某等城监人员驾车超越该货车100余米，将城监执法车横于左车道上，吴某等人随即下车并排站于右车道，示意随后而来的向某停车，向见状仍继续驾车前行，待迫近吴某等人时，方采取紧急制动措施，致使该车将吴某撞击倒地死亡。 4．城管队员清理违章经营，档主不服执法挥刀追砍城管队员，类似这样的暴力抗法事件正呈上升趋势。据越秀区城管大队大队长陈某介绍，目前暴力抗法事件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城管执法。 而且，暴力抗拒城管执法事件愈演愈烈，从早期妨害公务主要是稍微碰撞、双方推拉等形式，到现在频频出现群体围攻、持刀砍伤执法人员甚至故意毁坏执法公用车辆等现象。 海珠区检察院数据表明，目前，暴力抗拒城管执法的嫌疑人大多事前没有预谋，以临时起意犯罪居多，共同犯罪较少。 据了解，随着夏日的临近，夜间烧烤、大排档扰民经营的现象又有所抬头，越秀区城管大队从今年2月中旬开始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整治“六乱”百日大会战行动。越秀区委、区政府已要求公安部门在城管部门进行大型的整治行动时，要派出一定的警力参与行动，保证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2005年12月12日上午8时许，越秀区城管大队大东中队对华西路糙米栏桥头乱摆卖进行整治。当队员陈某、巨某、王某等人清理至官某无牌占道经营的猪肉档时，官某用刀砍向巨某，致使巨某的右大腿及面部受伤，另一名城管队员王某立即抱住官某，官某又将王某的右大腿砍伤，后在其他执法队员的协助下将官某制服。 2006年3月13日上午10时许，钱某在沿江中路一处椰子档门前违章占道经营。越秀区城管大队队员叶某对钱某的违章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在扣留该营业档占道经营的物品过程中，钱某持刀具朝叶某挥舞谩骂，叶某上前制止时被钱某刺伤双手、左大腿，其中左大腿的伤口长达10厘米，深可见骨。公安人员接报警后到场将钱某抓获。 海珠区检察院分析认为，这类案件的发生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犯罪分子法律意识差、穷凶极恶。 第二，部分行政执法队员在执法过程中方法简单、态度粗暴，致使矛盾激化，也是导火索。 第三，在司法实践中妨害公务罪的量刑过轻，缺乏足够的威慑作用以保障执法人员执法，也是造成此类案件增多的原因之一。一些群众法律意识缺乏，把执法人员的文明执法当成“软弱执法”，并认为执法人员为了遵守“文明执法”，必将固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有时甚至故意挑起与执法人员的冲突。 对此，检察机关建议一方面要通过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树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同时立法上应增大妨害公务罪的量刑，以加大法律对不法势力和不法分子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理念，提倡人性化执法，注意保障行政管理对象的各项合法权利，避免在执法过程中和群众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5．近日，秦皇岛市一名城管队员在执法时遭到暴力袭击，被人用啤酒瓶击伤头部、面部、臂部多处。 9月7日上午11时许，海港区城管大队一中队队员王某、李某、张某3人在民族路发现一家饭店在路旁炒菜卖饭，严重影响市容和行人通行，便上前依法进行拍照取证并调查询问。自称是饭店负责人的一男子蛮横拒绝调查，王某表明城管执法身份，但该男子仍拒绝调查，还伸手卡住王某的脖子说：“把制服脱了，咱俩出去!话音未落，该店数名员工围住王某，举手便打。李某和张某拉住了其中两名员工，但仍有三人对王某大打出手，其中两人分别拎起1瓶啤酒，对着王某兜头砸下，并用碎瓶刺向王某的面部等处，打得王某鲜血直流，倒地昏迷不醒。这时，其他城管队员闻讯赶到，将王某送到医院抢救。王某的头部、面部和左臂严重受伤，共缝了20针，目前仍在医院治疗。 据了解，自去年年底海港区城管大队成立以来，暴力抗法事件就不断出现。据统计，今年1月～8月份，共发生暴力抗拒城管执法事件96起，其中影响较大、给海港区城管大队造成物质、人员损失较重的暴力抗法事件37起，执法队员受伤79人次。今年3月海港区滨河路发生违章商贩围攻，非法限制城管执法人员人身自由事件；5月在鑫园、金三角发生暴徒有预谋地袭击城管执法人员事件；8月在河东发生商贩用啤酒瓶刺伤城管执法人员；此外，在市火车站站前范家店屡次发生不法商贩围攻、殴打城管执法人员等事件。 6．4月9日上午10时许，为开展吴忠市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吴忠市规划局和城市管理局全体人员放弃节假日，上街进行宣传、巡查工作。巡查车在城管局执法大队副队长李某的带领下，行至新生街的明珠美食娱乐苑门前时，执法人员发现了两辆违章占道经营的流动三轮车，车上装满水果，摊贩正推着车辆沿街叫卖。执法人员立即停下车，指出了摊贩违章占道经营的事实，并对摊主开具了物品扣押清单，要对违章占道的三轮车和三轮车上的物品进行扣押。此时，几名摊贩开始推搡辱骂执法人员，并纠集了部分违章占道经营的摊贩阻碍执法。摊贩将执法人员开出的扣押保全清单撕碎，将其三轮车上装草莓的箱子扳倒扣撒在街道上。这时在摊贩“城管乱罚款、乱扣车、不让人活了”的乱喊乱叫下，周围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加入进来，开始围攻、谩骂执法人员。一名摊贩钻到城管局宣传车下，还有两人对副大队长李某进行抱、咬、拉、搡。此时，接到汇报的城市规划管理局主管城管工作的副局长吴某也赶到了现场，他一边拨打110报警，一边赶到人群中对摊贩和周围群众做劝说工作。此时，这些摊贩又聚集起来推拉吴某，抱住他的腿谩骂，一名摊贩又躺倒在车后不起来。这些摊贩借着混乱煽动围观群众说：“城管打人了。”一名摊贩何某趁机跳上城管宣传车将执法车上当天扣押的羊皮、水果等物品向车外转移。在撕拉推搡中，一名摊贩用头巾包裹着重物打在李某的后脑部，致使李某当场昏倒在地，这时场面更加混乱，摊贩乘机喊“城管把人打伤了”，一名摊贩还借推搡之机躺在路边不起来。当天，从上午11时到下午4时，执法人员先后被围困长达5小时之久。下午2点，在请示市政府领导后，市公安局调动警力到现场进行处理，疏散现场围观群众，并将带头闹事的几名摊贩带离现场。 据了解，副大队长李某被送进医院后，经检查后脑部有明显血肿，并伴有轻度脑震荡。 据了解，一方面由于城管执法对象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农民等弱势群众，他们大多从事着最简单的商品买卖活动，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其艰难处境极易博得市民的同情和谅解，加之部分违章者自身存在的陋习，使其对城市管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抵触。执法中稍有不慎，执法人员便会成为众矢之的，引来路人围观、起哄，令城管队员进退两难；另一方面，一些执法队伍本身也存在着个别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在执法时不懂法规，不讲方法策略，简单地看待问题，宣传解释不到位，有些责任心不强的城管队员，工作随意性大，不能正确对待管理对象的牢骚、指责和过激行动，发生纠纷时对管理对象态度蛮横、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最终酿成恶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吴忠市城管局近年来在每次执法时严格要求队员穿制服、记笔录，甚至对整个执法过程进行录相，既对自身队员依法行政做监督，也对整个执法情况进行说明。 一家住新区的群众说，“过去一直觉得城管队员执法简单粗暴。这次看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后也觉得这些城管队员真的很不容易”。但无论怎样，所有接受采访的人一致的看法是，“一个城市必须有城管执法，否则，我们的城市就没有秩序可言了!” 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一事件，不少市民群众不仅看到了在市区综合整治活动中城管执法人员表现出的高素质，而且还真心表达了对他们的敬佩之情。这充分说明，只要依法执法、文明执法，人民群众是会理解，并会给予充分支持的。实际上，做为一个市民，如何客观冷静地看待城管执法，如何正确地看待城管是否依法执法也是我们每个群众该关注的。毕竟，城管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环境的好坏，而一个城市的环境好坏必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的文明发展。 7．深圳晶报讯，针对城市管理者执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市公安局领导明确表示：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整治工作开展的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严厉打击，不得作为民事纠纷进行处理。昨日，记者了解到，根据市政府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公安局相应出台了《深圳市公安局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有关领导表示，将充分发挥人民警察的职能，确保市容整治工作全面进行。 “在任何职能部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以攻击执法人员人身安全、采用各种手段阻挠执法进行、恶意破坏执法人员的交通工具、哄抢被罚没的物品等，都是典型的犯罪行为。”据公安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在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中，一些职能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多次遇到暴力抗法事件，这样韵问题不是民事纠纷，公安部门遇到这种情况，定性一定要准确，该治安拘留就治安拘留，该刑事拘留就刑事拘留，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抗法行为要坚决打击，以维护执法的严肃性。 8．据报载，自6月15日起，兰州市城管执法局对近郊4区现存的“黑”广告发起猛攻，并限期在8月30日前完成拆除32万平方米违法广告的清理任务，从而掀起了兰州城管史上规模空前的拆除“黑”广告的执法风暴。 7月1日记者获悉，“甘肃友好”、“兰州中大”等近百家广告公司发起联合签名，共同向兰州市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质疑兰州市城管执法局拆除户外广告的行为》，并提出“六大质疑”。 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D副局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站在城市发展大局的高度回应了“六大质疑”。 记者：城管执法局强制拆除户外广告本身是否具备合法性? D局长：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经兰州市人大常委会2005年12月23日审议通过的，拥有行使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全部或部分的行政处罚权。 我们这次拆除违法户外广告是依据兰州市政府令(2005)第9号《兰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暂行规定》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对超过规定的设置期限未拆除的户外广告、未经批准擅自设置的户外广告、在不得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载体和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场所设置的户外广告，城管执法局应当责令广告设置人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城管执法局予以拆除，拆除费用由广告设置人承担”。 而强制拆除是因为在我们发出自行拆除《通知书》规定时限内，业主没有自行拆除，执法部门只有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影响全市户外广告规范设置的进程。 记者：城管执法局是否是行政执法主体，以及下属执法大队是否具备执法权力? D局长：行政执法主体，是指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权力，并对其行政执法行为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它依法享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为，能够独立承担法律后果或法律责任。市城管执法局同时设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大队)。他们受市城管执法局委托，可具体从事行政执法行为。 记者：此次大规模清理整治户外广告的依据是什么? D局长：共有4个依据。兰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兰州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兰州市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和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市管理大会战”活动实施方案》。这些规定、办法和方案都曾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过，市民和商家们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上网查询等方式进行了解。 记者：对户外广告进行的有关规划，能否举行听证? D局长：兰州市政府颁布的《关于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授权我局负责对城市户外广告进行统一规划，“两场三街”规划先后两次提交规划局、工商局、市公安局、市政管理处、市建管委及专家参加的论证会进行论证，并报市规建委审批，是否举行听证也并非法定程序，在行动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委托有资质的公司进行整体规划。但对广告公司此项建议，今后我们会进行慎重考虑，同时，我们将通过各种方式对《规划》进行公示。 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兰州市现存的“黑”广告约有55万平方米，令人吃惊的是，近郊4区设置的户外广告竟然有90%属违规，市区何来那么多“黑”广告? D局长：城管职能曾由城建部门行使，后来又经过一番完善，兰州市的城管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但是，由于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协调乏力，历史上曾由城建部门行使的城管职能在具体工作中，与其他如交警、市政管理等部门职能交叉，责任不清，加之利益推动，造成政出多门，这是“黑”广告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不过；今后的城市管理工作将在历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到改进，以实实在在的成绩取信于民。 记者：目前进行的户外广告规划是否具备科学性? D局长：规划形成的程序是，由我局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规划院、策划院进行规划，而后进行评审会，在此基础上由规划院、策划院进行修订，修订的规划由我局报市规划局进行审定，再次进行修改，最后报市规建委进行审定(采访结束)。 9．城管执法不是“简陋执法”，除了一定要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外，还要确实站在大局的高度，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切实处理好各种问题，一方未及就有可能招来暴力抗法事件。针对目前暴力抗拒城管执法的现状，城管部门也积极自我建设。例如，为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依法行政，眉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特制定了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将各大队执法责任制考核纳入目标管理，年底同行政目标一同考核，同奖同惩。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管理的特点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将负责主管执行和协助执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职责具体分解，落实到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一项制度。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是一个复杂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求实是基础，效果是目标，就是要讲求实效。   “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以国家、社会、个人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穷本究源是以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前提的。讲人本就是要注重人的发展，强调人的价值并助其在实践中努力实现价值。人本既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也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和探索以及对个人发展的终极关怀，是现实的、具体的、个性化的。马克思说过，“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尊重人、理解人、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理念。培育和弘扬的过程要依靠全体人民，为了全体人民，当然最终成果也应由人民共享。讲人本也要求在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中注重人的实践性。“个人素质一小步，民族素质一大步。”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基础的主体是个人。个人是社会的细胞，只有每个人明德惟馨、重信然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社会才能返朴还淳，国家才能抱德炀和。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特别提到“文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社会文明发展特别需要“包容”。“包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古人说得好，“有容乃大”，意思是说只有海纳百川、虚怀若谷，才能意境高远、目标远大。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的过程中，改革开放正处在“深水区”“攻坚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任重道远，各种社会矛盾凸现，需要每个公民具有“包容”之心，而作为社会守望者、掌握话语权的媒体人更应具“包容”之心，不偏激、不盲从。   2．2014年8月26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完成新一轮修订，推出第3版。“微信”“正能量”等收入，“屌丝”“白富美”“超女”等落选。一些词语的新义项、新用法也被增补到新版中来。例如“土豪”，第3版在修订的过程中补充了新的义项，即“今也指富有钱财而缺少文化和正确价值观的人”。   近年来，“土豪”一词由网络蔓延到现实生活，成了红极一时的代表性网络词汇。但关于这种网络词汇是否合乎语法规则，以及其普及程度是否足以入选词典，一直以来都颇有争议。此次“土豪”凭借流行的新义项入选《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体现了修订者开放接纳的文化态度，展现了现代文化巨大的包容性。   “土豪”一词早已有之，此次不过是为其加入了新的义项，属于词语的义项和用法的扩展，而“白富美”等词语则纯属网络臆造，在各个版本的官方词典中均不见其身影。因此“白富美”等词汇的根基不深，尚处于词语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究竟能流行多久、生命力有多强，还未可知，所以暂不将其纳入词典，无疑是严谨理性的选择。与“土豪”类似的还有同样入选词典的“拍砖”等词，也属于新义项的拓展。   “土豪”在流行的同时深得公众的认可和接纳，而“白富美”等词是由多个词语或短句缩写而成，这种构词方式是否符合现代汉语的构词规则存在疑问，类似“喜大普奔”这种词语生造更是容易引发词汇的不合理缩写和编创，有误导人们语法观念和词语使用习惯的嫌疑，暂不收入词典也是理所应当。   新生词语能否入选词典，其“生命力”的持久与否，也是重点考虑因素之一。如果一个词汇仅仅可能在短期内流行，缺少长久传播的文化基础和现实环境，那么在词典收纳时就必须审慎对待。如果某一词汇被词典收录后，没过多久便销声匿迹，鲜有人使用和传播，将是词典词汇收录工作中的尴尬，也会对词典的容量和质量有所损害。例如，此次同样落选词典的“超女”等词，属于特定时期的专用词汇，其词汇生命力能否长久便令人怀疑。   另外，“微信”“正能量”等词汇虽属新生，但已经在实际传播中证明了其存在价值和长久流传的能力，并且合乎现代汉语的构词规范与使用习惯，入选词典也是大势所趋。   3．为深入推进“微笑满渝州”活动，重庆市各区县再次集中开展了“马上忌口、马上牵手、马上留步”文明劝导活动，引导市民养成良好习惯。   2014年9月13日，恰逢周末，全市多地下起了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志愿者们的劝导热情，他们头戴小红帽，手拿宣传牌，举着小红旗，在本市各区县的主要商圈、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背街小巷，精神抖擞地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积极劝导。   “请大家不要高声喧哗，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免得影响别人休息。”在街头，潼南县的志愿者对喧哗的人群说。“他们还不是在吼，为啥子先找我”“大家都从我做起嘛”，通过志愿者的耐心劝说，喧哗的人群降低了音量。   对在公众场合“高声喧哗、乱吐乱说”等不文明行为，各地志愿者深入广场、社区、家庭，跟居民交谈，采取“多赞许、少批评，多鼓励、少责备”的方法开展微笑劝导活动。   为发挥党政机关和窗口单位的示范作用，江北区、大渡口区、南川区、长寿区、武隆县、彭水县等区县开展了“文明接打电话，机关干部先行”活动，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电话文明用语进行了规范，“您好”“请”“谢谢”“再见”在机关干部的电话中使用频率更高了。   在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50个志愿家庭组成近100人的队伍，统一着装，走上街头体验文明劝导。   “嘘!”红灯刚亮，解放碑女人广场红绿灯下，志愿家庭的家长看见红灯亮立即吹口哨，提醒过往市民不要闯红灯。小志愿者们也毫不怯场，挥舞手中的小旗，引导行人过马路。   “哥哥，前面路口有人闯红灯。”“你在这里守着，我去看。”来自渝中区莲花池社区的小志愿者余湖映雪和胡浩宇在外婆的带领下，分工合作，当起公共文明引导员，看到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立马上前阻拦。小志愿者的行为感染了行人，一上午几乎没有人闯红灯。   在江北区五里店转盘，宣传文化系统的近40名志愿者，身着绿色醒目的背心，手执文明劝导牌子，见到行人想闯红灯横穿马路，便立即上前劝阻；见到行动不便的老人过马路，立刻伸出援手，搀扶其过马路；有人上来问路，耐心指引。   万州区、黔江区、九龙坡区、涪陵区、大足区、綦江区等区县也开展了“马上留步”文明劝导活动，对行人不走斑马线、乱穿马路、翻越隔离带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为文明行车的司机点赞。   “他们给让行的司机点赞，我也默默地给文明劝导员点赞”。来自秀山在线的网友说：“感谢志愿者们把他们的休息时间奉献出来，给我们一个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也希望全体市民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过马路不再危险。”   针对市民乱扔垃圾、乱写乱画等生活陋习，开县的志愿者们用行动感染身边的人。他们戴着塑料手套，提着垃圾袋，手拿喷漆罐，对道路两旁垃圾进行捡拾，对一些墙上、路灯柱上的喷绘型非法小广告进行喷漆遮盖，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文明的生活理念融入市民的意识中。   在捡拾途中，偶尔遇到正在乱丢垃圾的居民，劝导员会走上前与之攀谈劝导，并借机宣传一些简单实用的公共卫生知识，以此来改变居民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   在巫溪县，志愿者们深入大街小巷，对群众的生活陋习进行劝导。这支志愿者队伍中有的是网格责任单位职工，有的是自治委员会成员，有的是楼栋长，他们了解基层，贴近群众，他们深入小区楼院，对做得好的居民进行表扬，为文明行为点赞；对做得不好的，提出改进意见，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4．对于视力残障者，导盲犬无异于“眼睛”与“拐杖”，但一些公共场所，视力残障者可以进，“拐杖”却不能进。2015年5月1日，《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实施，明确视力残障者可携带导盲犬进地铁乘车，钢琴调音师、视障人士陈女士带着她的导盲犬珍妮，终于可以进入地铁，而导盲犬珍妮此前曾12次前往地铁站乘车被拒，每次被拒绝，她都会情绪低落一阵子。5月25日，陈女士带她的导盲犬珍妮进入北京站，乘坐火车出行。陈女士说：“乘火车带导盲犬出行成本降了4倍。请您支持导盲犬的出行，我们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休息。”在许多人看来，导盲犬能进地铁火车，意味着哪儿都能进了。但事实是，导盲犬乘公交，出入医院、公园等公共场所仍频频受阻。人们真正接受导盲犬还需走过一段历程……   相对于美国的一万余只来说，目前中国内地服役导盲犬仅有70余只，北京市目前共有9只，市区有7只，郊区有2只。而中国目前持证的导盲犬，几乎都来自于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这是内地最早训练导盲犬的公益机构，导盲犬珍妮就来自这里。她曾在亚残运会开幕式上，引导中国著名盲人田径运动员吴春苗出场。众多人不愿与导盲犬同处一室，存在大狗就必定会伤人的偏见。为此，大连基地经常在民间搞些宣传活动，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导盲犬，还邀请小朋友到基地观看训练，目的就是消除偏见，更好地让导盲犬为盲人服务。   中国目前有1600万视力残疾人士，政策滞后、资金缺乏已严重阻碍了导盲犬公益事业的发展。在大量盲人携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遭拒的新闻曝光后，导盲犬已成为中国城市文明的试金石，目前只有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深圳等省市明文规定盲人可携带导盲犬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而上海要比北京早一些。2012年8月1日，上海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从8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有关导盲犬的条例明确规定，视力残疾人可携带导盲犬出入上海公共场所。   多家媒体针对导盲犬获准乘坐火车一事，征集公众看法。   兔子君_放假在家宅自在：内心是愿意的，但是看见它会不由自主地害怕，迎面见了它顶多做到镇定绕道，站它旁边是一定会吓破我小胆儿。   静静地看着你笑：幼犬出生后两个月即会到寄养家庭学习“社会生活”：定点大小便、到餐厅及搭乘交通工具时需安静趴在座位下等，并学习适应各种环境，特别是学会熟悉人的生活环境。直到一岁至一岁半左右，犬的性格已经稳定，接受、反应能力最佳，就会被接回到训练中心，由训练师接手开始导盲犬工作上的训练。   主妇新生活：导盲犬是精心挑选加训练有素的，不具攻击性，所有西方的文明社会均允许导盲犬自由出入公共场所。我们期待这种文明社会。   天天_49420：导盲犬作为一种肩负特殊使命的犬类，我觉得应该有更多出入公共场所的权利。在剥夺导盲犬这种权利的同时，也剥夺了盲人享受与正常人同等待遇的权利，这何尝不是一种歧视!   牛奶还得喝：在地铁里，基本没见过一只导盲犬，我们这个国家需要包容，宽待弱势群体，和导盲犬同车，是文明进步的体现。   老刘：不太愿意，每天地铁挤得跟相片似的，人都没地方站，导盲犬站哪儿?加上有些人是对猫狗过敏的，我觉得应该设置残障人士等宽松环境的专用车厢让导盲犬可以搭乘。   睡懒觉怎么了：希望相关部门加强对导盲犬的“身份识别”，勿让不自觉的乘客把自己的宠物牵进地铁。   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的歧视，比如城市中缺乏盲道以及无障碍设施，商品包装上没有盲文提示，导盲犬不能上公共汽车、不能进入公共场所，坐轮椅的人上公交、坐飞机被拒，农民工坐公交、地铁被歧视等。陈女士表示，虽然北京的轨道交通允许导盲犬乘坐，但公交车并无规定，打出租车也常被拒载，这就意味着去地铁到不了的地方，就难以带导盲犬出行。   5．2015年Y市再现一年一度的民间夏至“荔枝狗肉节”。近年来Y市的这一传统广受争议，2014年爱狗人士与食狗人士发生冲突，除了争吵，双方至少发生一起肢体冲突，导致人员受伤，“荔枝狗肉节”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Y市狗肉节风波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中国地域风俗和价值观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为一些或深或浅的社会冲突埋下了伏笔。吃不吃狗肉牵动的人很多，但它毕竟不涉及宗教等公众信仰，因此很多人是带着“观赏”心态看这场冲突的。即使这样，狗肉节也有了一定“火药味”。动物保护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将Y市政府从组织者名单中吓跑，与此相关，J市另一狗肉节直接被叫停。支持食狗肉人士则在互联网上大规模反击，而且后来在一些网站夺回了优势。双方“剑拔弩张”，终于导致有人在Y市狗肉节现场动了手，警方被迫介入。   中国社会总体上并不热衷食狗肉，但食狗肉文化在中国主流饮食文化中间穿插，二者大体是和谐相处关系。拒食狗肉最早从西方传人，由于近年来宠物狗在中国城市大量出现而逐渐扩大了共鸣。一方面，拒食狗肉的呼声已在中国社会拥有了影响力，它的道德强势似在逐渐增加。另一方面，食狗肉作为一种“自由”仍大体是完整的，狗肉店在中国很多城市都能看到，尽管它们已很少出现在中心街区。招牌也不做得那么显眼了。   Y市“荔枝狗肉节”在中国一个角落里维系自己四五百年的传统，在这么大的社会里，本应不被打扰。但问题是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Y市也有向外部展示这一传统的愿望，这个狗肉节因此被一下子“盯上”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狗肉节，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文化传统，而成了支持和反对食狗肉两股文化力量的一个对撞机会。   狗肉节可不可以讨论，需不需要关注?当然可以讨论，可以关注。即便承认吃狗是一种权利，是一种自由，如何吃，如何吃得文明些，也都是可以讨论的，这是一个有关社会文明的话题。所以，那些爱狗的志愿者，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无论他们的态度在吃狗者看来是多么怪诞，他们都可以对狗肉节“指手画脚”，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出自己的建议。这是他们的言说权利。虽然，他们离Y市的生活可能很远，但他们的声音也有倾听的必要，他们的用意是让社会更文明。   同样，对于那些热衷吃狗者来说，他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喜好，表明自己的观点。虽然吃狗在一些人眼中是野蛮的，不可理喻的，但是，作为一种饮食传统，想以一种道德上的喜好完全禁止它，显然也不太可能，而且也显得粗暴了一些。如果说吃狗是一种不文明的话，以道德的更高标准要求人们，甚至是强求人们放弃吃狗的习惯，也是一种不文明。   当双方认识到狗肉节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公共话题时，最理想的情形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是以各种偏激的方式，来逼迫、胁迫对方。这就要求在讨论时有两个基本的意识。首先，是问题意识。很多时候，人们貌似在讨论一个公共事件，可事实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和争论的激烈，人们通常忘记了到底在讨论什么，到底什么才是讨论中的核心议题。就像Y市狗肉节的讨论一样，人们忘记了完全不吃狗是不可能的，完全禁止别人反对吃狗也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议题——如何让饮食更文明，却被忽视了。   当然．问题意识产生后，还应以理性的态度使之贯穿讨论的始终。在面对公共问题时，即便内心是气愤的、愤怒的，也应该克制这种愤怒，节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思考和表达纳入理性的轨道。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讨论，才能遵守讨论的边界，尊重权利的边界，避免讨论成为一种冲突和对抗。否则，问题意识便会模糊，人们对问题的关注就会被愤怒的情绪所干扰、替代，忘记了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以及该如何说、如何做。   没有了问题意识和理性态度，在公共讨论中就可能陷入一种情绪化和偏见。这时，人们往往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时甚至固执到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结果，问题的讨论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便转化为群体的对立，转变为暴力的对抗，至于人们为何进行讨论和表达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在讨论中败下阵来。如今，关于Y市狗肉节的讨论就给人这样的印象，显然背离了公共事件讨论的正常轨迹。   6．什么是文明?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说，文明是多元的，其本质是“包容广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可以说，包容，才是社会文明的深意。“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的先决条件。”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动。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无论是打着自由的幌子，还是道德和文明的旗帜，都必须给予严惩。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有人拿着它唱歌，有人拿着它骂人。当然，这些都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谁也难以随便干涉。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网民将这支麦克风当作了宣泄个人情感的工具，在互联网上制造矛盾、引起对立。更有甚者，用“约架”的方法将冲突引到现实当中，危害社会公共秩序。   网络具有技术性、工具性、产业性的属性，同时又具有思想文化性、意识形态性的属性。这一双重属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发展，使网络不仅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领域，而且成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文化基地。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在引领中做到探索创新、开放包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发展路子。   探索创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发展，基础在于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管理模式。网络文化发展中出现的诸如主流文化遭受冲击、网络舆论引导乏力、垃圾信息和有害信息泛滥等问题，原因很多，管理跟不上是一个重要原因。网络管理是世界性难题。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偏重行业自律的引导式自律管理模式和以新加坡、韩国为代表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的立法介入模式。我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借鉴不同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管理模式。   开放包容，在尊重差异中有效引领网络文化发展。网络媒介是技术主导的弱把关媒介。这也导致网络文化复杂多元，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互交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发展，必须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科学分析和对待复杂多元的网络文化，在此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凝聚社会思想共识。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承认并尊重网民认知的差异性和价值观的差异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人们认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也千差万别，这必然会带来价值观的差异性。应该说，这种差异性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发展时应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树立网络文化多样共生、和而不同的观念，科学分析不同网络文化背后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的愿望和诉求，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进行引领，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影响力。三、作答要求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1．政府危机管理是政府以公共危机事件为目标指向，对公共危机事件及其关联事物的管理活动，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危机发生前的预见能力、危机发生时的反应能力与控制能力、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处理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公共危机事件通常是指一种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和共同利益的紧急事态，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有义务承担控制由突发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社会处于失衡与混乱状态之时，也只有政府才有具备危机管理的合法性与能力。 2．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的、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即过渡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是一个黄金发展期，更是一个问题凸显期，危机不断出现，所以更应该注意研究高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常发性危机形态，做好政府的危机管理工作。 3．2003年春季，两岸三地之间，尤其是我国大陆地区遭受了“非典”的侵害。“非典”于2002年年底在广州发生，当时政府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采取有力的预防隔离措施，以致疫情迅速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截止到2003年7月14日，全球非典型肺炎患者为8437人，死亡813人。其中中国内地患者为5327人，占患者总数的63.13%，死亡348人，占总死亡人数的42.8%。“非典”的爆发波及26个省市、自治区，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传染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对国民经济和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仅旅游业就损失了2700亿元人民币，而最可怕的是“非典”引起的社会混乱、恐慌成为一种比疾病传染得更快的“病毒”。 2004年1月23日，广西隆安县丁当镇发生禽只死亡。27日确诊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在此番疫情中，湖北武穴市、鄂州市、湖南武冈市、广东潮安县等多个地区出现禽流感疫情和疑似疫情。禽流感对禽类加工企业产生重大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禽流感，百姓的恐慌程度不亚于2003年“非典”肆虐时。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禽流感疫情，政府反应迅速，及时修改1989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已经滞后的部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于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 2008年伊始，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中国20个省(区、市)均不同程度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截至2008年2月24日，因灾死亡129人，失踪4人，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8亿亩，成灾8764万亩，绝收2536万亩；倒塌房屋48.5万间，损坏房屋168.6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人民币；森林受损面积近2.79亿亩，3万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雪灾中冻死或冻伤；受灾人口已超过1亿。暴风雪造成多处铁路、公路、民航交通中断。由于正逢春运期间，大量旅客滞留站场港埠。另外，电力受损、煤炭运输受阻，不少地区用电中断，电信、通讯、供水、取暖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某些重灾区甚至面临断粮危险。而融雪流入海中，对海洋生态亦造成浩劫，台湾海峡即传出大量鱼群暴毙事件。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地区遭受8.0级特大地震重创。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的灾区直接经济损失共8451亿元人民币，灾区的卫生、住房、校舍、通讯、交通、治安、地貌、水利、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均受到严重破坏。 4．然而，灾难似乎并未就此止步。2010年初，在我国西南地区，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情况，旱情危急。2010年4月14日上午，青海省玉树县又遭遇了7.1级浅源性大地震，给当地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2010年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弄1号一幢28层的公寓大楼发生重大火灾，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2013年11月22日凌晨2时40分，中石化青岛开发区输油管线破裂造成原油泄漏，事故导致黄岛区秦皇岛路、刘公岛路、斋堂岛路、长兴岛街、唐岛路、舟山岛街等多条市政道路不同程度损毁，排水、燃气、供水、供热等多条管线受损。这一连串的灾难，不仅考验着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更考验着政府在危机面前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受侵犯。这说明应对突发事件不能仅仅依靠经验，更重要的应当依靠法制。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性基本法律，旨在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北京、湖南等地相继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实施条例，国家法律和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应急预案一起，初步形成了我国应急管理的制度规范体系。应急管理的组织机构逐步建立健全，以国务院应急办的设立为标志，全国范围广泛建立的应急办和各种应急委员会成为统筹协调应急事务的专门机构。各地政府以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契机，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政府和公众应对危机的意识和能力。雪灾和地震发生后，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部门通过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地震信息，抚平公众恐慌情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各地的应急反应机制紧急启动。政府部门的沉着应对和快速反应说明，以人为本、高效及时、透明开放的危机管理理念和机制正在形成。 5．发生于2001年的“9.11”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使其国家危机管理机制面临重大考验。美国的危机处理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在人员救助、社会稳定、防范新一轮袭击以及恢复正常社会和经济生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在遭受恐怖袭击45分钟后，布什总统发表电视直播讲话，以稳定民心。与此同时，政府采取“关闭整个联邦政府、关闭国内机场、证券市场无限期休市”等措施；国防部长命令全国战备提高到“防卫三级”；立即启动联邦应急计划，协调28个联邦机构以及美国红十字会的行动，协助地方政府与州政府应对国家紧急灾难。根据联邦应急计划，布什总统命令发放联邦救灾物资，明确交运急救物资至灾区的程序和职责。其次，美国的媒体作为沟通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在危机事件中释惑解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再次，危机过后，亡羊补牢。“9·11”之后，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弥补危机管理方面的漏洞。2001年9月15日，布什宣布成立国土安全办公室(2002年6月升格为国土安全部)，主要任务是：分析情报并阻止恐怖袭击；保障运输和边境安全；紧急情况处理和迅速反应；应对生化和放射性武器的袭击。同时，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从低到高由绿色、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显示危险程度。此外，美国的危机管理体系建设还特别注重建立民间社区灾难联防体系，通过各种措施吸纳民间社区参与危机管理：一是制定各级救灾组织、指挥体系、作业标准流程及质量要求与奖惩规定，并善用民间组织及社区救灾力量；二是实施民间人力的调度，通过广播呼吁民间的土木技师、结构技师、建筑师、医师护士等专业人士投入到第一线的救灾工作；三是动员民间慈善团体参与赈灾工作，结合民间资源力量，成立民间赈灾联盟；四是动员民间宗教系统，由基层民政系统邀集地方教堂、寺庙的领导人成立服务小组，有效调查灾民需求，并建立发放物资的渠道。“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动员人民献血、捐款、捐物，由教堂来主持各类追悼仪式，这些民间社会力量的参与，极大地缓解了社会对政府的压力。 6．日本有“地震国”之称，全国平均每天约有4次地震，全世界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20%都发生在日本。1995年1月日本曾发生举世震惊的阪神大地震，当时由于对地震危机的预警能力差、信息渠道不畅，使政府在危机面前惊慌失措，而僵化的危机管理机制，又使中央与地方自治体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过于强调本部门的职能权限，互相推诿扯皮，延误了救灾的有利时机，结果造成6436人死亡及失踪，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强烈指责。阪神大地震给日本政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时也成为其转变危机管理观念、推动危机管理建设的契机。 2005年3月20日上午10时53分，日本福冈县以西海域发生里氏7级地震。地震造成当地大部分列车和城铁停止运行，高速公路暂时关闭，福冈、佐贺两县通讯大面积中断。地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电视屏幕上端已显示出地震震源、各地区震度以及有无海啸等信息(在日本，只要发生里氏3级以上地震，各电视台都会通过文字和画面迅速报道)；日本NHK电视台中断了所有节目，反复播放地震现场和震灾发生后的情景：倒塌的房屋、停运的列车、避难者和接受治疗的伤员等。 不到11时，日本首相小泉在路上接到震灾报告；11时，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官邸对策室”；灾害发生30分钟内，政府各省厅的防灾负责人赶到危机管理中心集合，并启动内阁府地震防灾情报系统，分析研究由自卫队、警察、消防、国土建设省通过直升机拍摄的图像资料，统计人员伤亡和建筑物受损情况，讨论应急对策。此外，内阁府、气象厅、消防厅、总务省、警备厅等14个府省厅根据所辖范围分别设立“灾害对策室”，实施对口救灾工作。文部科技省负责对灾区的文化设施及学生的安全情况进行统计；厚生劳动省负责医疗救治及避难场所的安排；经济产业省承担紧急物资调运的任务。与此同时，自卫队灾害派遣队、警察的广域紧急救助队、紧急消防援助队以及海上保安厅已开始搜索失踪者。 12时30分，气象厅官员举行记者新闻发布会，通报地震的位置、特点以及灾情，并向福冈县沿岸和长崎县沿岸发出了海啸警报，要求居民不要靠近海岸或尽快离开海岸；15时20分，以内阁府政策统管官(负责防灾)为首的情报先遣队20人和以内阁府副大臣为团长、13个府省厅25名职员组成的现场考察团飞赴灾区协助救灾工作；16时，气象厅举行第二次记者会，通报政府抗震救灾情况；20时，在内阁府召开相关省厅联席会议，检查各省厅的灾害应急措施，重新评估已掌握的灾害信息，协调跨省厅的救灾工作。据统计，在这次里氏7级的强震中，仅有1人死亡，735人受伤。 7．尽管我国正在不断推进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危机管理体制从专门部门应对单一灾害过渡到综合协调的危机管理，从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调过渡到政府专门办事机构的协调。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应急管理资源难以得到综合利用，部门协作和协调成为应急管理的主要障碍。结果，一方面导致多头管理或重复管理，造成应急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由于部门间的应急管理职责不明确，许多应急管理问题难以落实责任主体，因而无法实施有效管理。例如，历次地震灾害都造成学校等公共建筑和设施倒塌的问题，尽管各地政府在地震应急预案中都有对学校、重大建设工程、救护中心和医院等重要建筑进行抗震检测、加固，确保灾民安全避难和应急保障供给的要求，但预案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应该由哪个部门如何来实施检测和加固，相关费用如何确保等责权问题。其结果就是学校等重要公共设施最终仍然得不到相应的检测和加固，一旦地震发生，脆弱的校舍等公共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也就在所难免。同样，南方雪灾造成输电系统大规模损坏，气象部门虽然预测预报了雨雪天气，但对雪灾是否会造成输电系统破坏却缺乏专业评估知识。更主要的是，这也不是气象部门的职责范围。而对电力部门，由于其无法预测到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的发生、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所以也就无法对输电系统会遭受雨雪灾害预报预警。结果导致没有一个部门能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输电系统严重破坏承担责任。由此可见，虽然各职能部门都各自制定了应急预案，但由于在风险评估与应急规划阶段各职能部门间缺乏综合协调与沟通，难以制定出有效的综合预防和规划应急方案，应急管理工作无疑会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 8．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在其发布的《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网络调查报告》中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成为城市居民最为关注的、能对中国未来最可能产生严重灾难性影响的危机。此次调查中，有一半的调查对象住在学校和商业中心的附近，几乎九成的被调查者居住在楼房中，被调查者普遍缺乏危机的预防意识，不懂得未雨绸缪，绝大部分调查对象不知道利用灭火器、打求助电话、准备常用应急药品和手电筒等来应付突发事件；还有部分调查对象不熟悉自己的邻居、不了解自己住所附近的避难场所。一旦发生危机事件而需要寻求紧急避难时，多数人会因为相关信息的缺失而陷入恐慌状态，造成局面失控，生命财产的损失会更大。 9．媒体的积极介入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一些国家的媒体作为政府危机管理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扮演着政府“危机信息代言人”的重要角色，被誉为“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的塑造者”。例如，英国重视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协作，要求有关机构在平时必须做好准备，把配合媒体作为紧急反应计划的一部分进行讨论和演习，并任命受过专门训练的新闻官员负责媒体事务，甚至要求电话总机接线员和其他员工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在接到媒体询问时该怎样应答。德国政府重视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与媒体的互动，要求政府公务员自觉遵守“回答记者和传媒提出的每一项问题”的法则，形成了为记者服务、为传媒服务、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日本将媒体视为“政府应对危机的最好朋友”。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NHK)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韩国在1995年发生三丰百货公司倒塌事件后，也参照日本的做法，于1996年根据《灾难管理法》将韩国公共电视台(KBS)列为报道灾难的指定台。法国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新闻发布制度，从国防到外交，从自然灾害到恶性事故，在事件发生后，基本都能在第一时间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发布信息，以杜绝社会上的猜测和不良传闻，显示国家发言人的权威。 信息公开既是政府对工作的及时总结，同时也是对人民的一种交待。通常，在危机爆发后的持续期，会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乱。比如正常生产秩序的中断、社会秩序混乱、人心不稳定等情况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与政府信息不透明有关。由于政府掩盖事实，群众不明真相就会受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引发社会领域更深层次的骚乱。因此，政府必须及时、果断地向社会公众公布关于危机最新的、准确的消息。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灾情处理过程中，政府就通过手机短信、官方网络平台和新闻媒体等传播媒介，把灾区的营救情况、伤亡情况、受灾人民的生活情况、物资供应情况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消除公众疑虑。本着实事求是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向国民如实反映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10．有专家指出，真诚沟通和速度第一是政府处理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最有效的手段。其核心是开诚布公，信息公开，及时传递，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导权，而不是一味地压制媒体报道，让谣言和小道消息干扰救援工作。这就为控制和应对危机赢得了舆论主动权，也能切实保障公众的信息知情权，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方面，定期权威的新闻发布和及时、全面、准确的媒体报道尤其关键。例如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灾害中，从5月12日～23日，四川省政府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就达到11场，保证了信息沟通的官方渠道和权威性，满足了国内外公众的知情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13日报道称“中国对地震的反应异常开诚布公”。信息的通畅也使“西方重新审视对华印象”。另一方面，在汶川抗震救灾过程中，媒体的开放程度及全面、及时、准确的报道也令人耳目一新，实现了政府与公众、国内与国外的有效信息沟通，受到国内外公众的普遍赞誉。据资料显示：从5月22日起，中央三台统一开设《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权威发布》专栏，定期、及时、准确地发布抗震救灾信息。多频次、滚动播发了权威信息，确保了信息畅通，也起到了澄清谣言，引导舆论，稳定人心的积极作用。就“速度第一”概念的诠释，我们也可从以下资料中找到佐证，并从中发现速度带来的良好沟通效果。中央电台5月12日15时03分开始播发消息，频道随即全面投入抗震救灾报道。5月12日19时整，中国之声推出全天24小时特别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及时、全面报道救灾情况。截至5月15日《汶川紧急救援》特别直播节目现场连线报道已达550余次，中央电台与全国140家广播电台联合组成的《全国奥运广播联盟》从地震开始，即第一时间报道灾区最新情况和救灾行动。 中央电视台于5月12日15时30分起开始播发抗震救灾消息，迅速派出140多人的报道队伍深入灾区第一线采访报道。综合频道、新闻频道推出全天并机直播《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每天长达17小时30分钟。密切关注、全面报道抗震救灾进展情况；《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重点节目播出大量相关新闻；经济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国际频道各档新闻快速跟进，及时播发消息，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据统计，共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使用中文国际、英文国际、法文国际、西班牙文国际频道的信息。 国际电台多语种广播从5月12日15时04分起投入报道，全方位报道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救灾措施，停播、淡化了与抗震救灾气氛不吻合的各类节目。52种语言广播均在第一时间播发相关新闻，并以快讯、录音报道、专题、综合稿、更新稿等多种形式连续滚动播出。截至5月15日，国际电台52种语言广播先后播发抗震救灾报道16432篇，新闻专稿260篇；环球资讯广播早中晚四档《第一资讯》《整点新闻》播发新闻稿12532条。截至5月15日，中央三台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36900余条，专题61个。央视网、中国广播网、国际在线等广电网站也全面介入，截至5月15日，中央三台网站共播发新闻12500条，图片18517条，日点击量达8000万。 四川电视台上星频道、经济频道、公共频道、文化旅游等8个频道，全天候并机直播《汶川抗震救灾特别报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稳定人心，鼓舞斗志，并先后派出700多名采编人员参与地震报道。成都电视台采取六个频道并机直播的方式，从5月12日下午开始24小时不间断播出抗震救灾特别节目。重庆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的《我们一起承担——重庆卫视抗震救灾特别编播》，24小时播出相关消息，并及时插播中央电视台、四川台有关灾情的最新消息。 这些准确及时的媒体报道，有效防止了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滋生及传播，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直接鼓舞和帮助了抗震救灾工作。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媒体的积极介入，成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11．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系统的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的预防与应对。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任何组织生存威胁越来越大，遇到的危机越来越多，政府也不例外。如果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个人缺乏危机意识，仅仅看到“出事了”，而不从政权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危机管理，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看问题，不能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而最终会酿成严重后果。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转移，酝酿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但我们的危机意识比较薄弱，还没有从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关注危机，缺乏能够预防、察觉、化解危机事件的内在机制。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冲突、成因、影响、预防、控制、消除等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危机应对机制，解决这一关系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1)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中共中央建议，将以上条款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2)2004年“两会”的诸多提案中，“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一项，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重视。近日，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会同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700余位市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0%的受访者赞同修宪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仅有7.0%的居民持反对态度。(3)在民间财富日益扩大的今天，关于私有财产安全性的问题已经逐步显现。调查结果显示，40.5%的居民认为私有财产有可能被侵害，25.5%的居民保持中立态度，另有 34.0%的人认为不会受到侵害，基本形成了比较平均的观念分布。对于私有财产可能被侵害的原因，30.3%的居民认为在于无法律保障，虽然全国人大在1999年修宪时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毕竟没有像对待公有财产那样在宪法中列明“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同时，另有 29.8%的居民指出可能的侵害在于价值被低估，它的实际贡献和在交换中的价值可能无法得到应有的承认；另有27.8%的居民指出可能侵害在于不公平对待，在市场准入、资金筹集和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等方面，非公有经济面临困难；此外10.6%的人直言，如无宪法的保护，私有财产在法律上存在被国有化的可能。(4)有专家指出，据统计，至2003年年底中国银行存款数额将达到11万亿元，其持有者相当部分是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者，如果能够使他们掌握的资金变成资本投入到建设中，对中国的就业、再就业等问题都会起到积极作用。据悉，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刚刚公布，海外媒体便以“经济改革的里程碑”来评价建议中国关于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5)温家宝总理在北京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表示，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法规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温家宝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产权制度的概念，明确要求制定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法规。这样做完全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缓解就业的压力，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目前个体私营经济的从业人员达8千万人。个体私营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达23%。(6)合法的私有财产遭到损害和侵吞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前不久，湖南省株洲市有关部门公布了一起恶性案件：属于个人合法财产的28公斤黄金在运送途中被茶陵县公安局扣押，此后公安局竞将黄金熔化后变卖，并与检察院和法院瓜分了那200多万元巨款。这些事实说明，在宪法中进一步明确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7)一位浙江人向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原会长晓亮写信反映，“目前国内一般民营企业家一发家即向海外转移财产，向东南亚或日本等地拓展，这种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对国内经济将有不良影响。温州企业家则向欧洲进军，宁波企业家向新加坡进军，大家顾虑重重，值得重视。”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江南大学等联合在京召开《中国食品安全发展报告(2013)》、《中国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发展报告(2013)》出版新闻发布会。 报告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食品工业每年平均以两位数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主要食品产量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大米、小麦、食用油、肉类、啤酒、味精等食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这不仅有效地保障了我国13亿人口食品供应的数量安全，而且在总体上基本满足了人们对食品多样化、营养化等多方面的需求。从加工制造环节食品质量水平来分析，我国食品质量有了新的改善，总体状况良好。 报告指出，“总体稳定，正在向好”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基本面，并将成为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的基本走势。近年来我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大多数以人源性因素为主。分散化、小规模的食品生产方式与风险治理间的矛盾是最根本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优化和约束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行为、转变生产方式，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防控食品安全风险的基本选择和必由之路。必须借鉴国际经验、总结国内实践，把握世界食品安全治理发展演化的共性规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风险国家治理体系”。 2．“买菜最主要的就是看外观，比如新鲜的带鱼是银白色、亮亮的，新鲜的牛肉是鲜红的，绿叶蔬菜颜色越深营养越好。”市民王女士说。走访市场发现，像王女士这样十分注重食材外观，甚至以此评判食材品质高低的消费者为数不少。 据业内人士介绍，随着种植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改进，蔬菜、瓜果、家禽等农产品的品质会随之提升，但许多自然生长的新鲜食材，本身并没有鲜亮的色泽或者靓丽的外观。由于部分消费者过于追求食品的“卖相好”，使得一些不法经营者滥用各种添加剂，对食品进行“美容”。 近年来接连被媒体曝光的“用硫黄熏蒸木耳”“用烧碱、甲醛等加工水发产品”“用洗虾粉扮靓小龙虾”等食品安全事件，已屡屡敲响警钟。 “食品添加剂本身没有错，合法使用能起到调色、增香的作用。”食品安全专家F说，“但为了‘卖相好’，毫无节制地滥用添加剂，甚至加入非食用物质，会直接损害食用者的健康”。 从事水产品销售多年的W表示，部分消费者对水产品新鲜度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譬如，深海鱼类除非一捕捞上岸就进行初加工，否则经过长距离运输，很难保持新鲜。所以在内陆市场上看到色泽十分鲜亮的带鱼等海产品，消费者要打个问号，而不应趋之若骛。” “最近愁死我了，孩子一直喜欢喝酸奶。可最近有报道称很多酸奶添加剂都是非法添加的，吓得我也不敢给孩子喝了。”一位市民报怨道。“喝鲜奶?我都觉得不好喝，更别提孩子了。”面对给孩子喝鲜奶的建议，这位市民一口拒绝了。她称以前买东西主要看品牌，不怎么看外包装上的配料表，现在一看，几乎没有不含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可是不含添加剂的面粉却不怎么受她的待见，最近，她一直往外推销别人送的无添加剂面粉。“包饺子爱破，蒸馒头放不了两天就干。东西是好，可咱真是吃不惯”。 明明知道牛奶是没有水果香味的，但人们却喜欢那些带有浓烈水果香味的乳饮料和酸奶。人们一边谈“添”色变，一边却又追求食品的口味和外观。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餐馆饭菜好吃才能吸引客人，而使用食品添加剂可以让食物的色香味俱全，现在餐馆的菜不放添加剂的可能性很小。而那些餐馆为了在同行业之间竞争，在节约成本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就会千方百计让菜变得更加美味。“不放添加剂了，大家普遍反映面条没有以前筋道了，馒头也没有嚼劲了，远不如那些放食品添加剂的生意好。”一位经营面食生意的老板说。 对此，有专家表示：“我国老百姓在饮食中比较注重味道，这本元可非议，但如果过于追求口感和味道，很容易误入歧途。这难免会促使更多食品加工者为迎合消费者口味，大量加入各种提升味道的物质，甚至化工原料，长时间食用，肯定会危害健康。” 养生鸡汤、浓香猪骨汤、老火鸭汤，这样的火锅底料听起来就让人很有食欲，再加上电视广告中诱人的画面，许多消费者忍不住想亲身尝试。 然而，这些火锅浓汤真的是用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吗?一位业内人士指出，其实此类浓汤大多是用汤包兑水而成，与消费者自己用调料做汤“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 无独有偶，深受消费者欢迎的自制果汁也被指“有猫腻”。在互联网上，一段由日本食品添加剂研究人士安部司演示的视频令人深思。视频中，安部司将葡萄糖果糖溶液、柠檬酸、合成维他命C以及各种味道的合成香料和色素等加入水中，就能调出一杯与纯果汁口味非常相似的假果汁。 业内人士指出，真正鲜榨的果汁价格较贵，而这种调制而成、被用于“无限畅饮”、“免费提供”的假果汁则便宜许多，不法商人会用它来“装点门面”。 有人曾撰文指出：“在问题食品泛滥的过程中，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实际上也曾经助纣为虐。”对此，复旦大学教授G分析说：“消费者对香浓口味和丰富营养的盲目追求，导致我们逐渐偏离了食材本身。有的商家还不断发明关于食品口味、营养成分的新名词，炮制新概念，并且通过广告宣传对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形成诱导。” 3．当瘦肉精、镉大米、毒豆芽、假粉条、剧毒腊肉、染色馒头等被媒体频频曝光之后，在人们对食物缺乏安全感的背景下，“有机食品”便成了“食品安全”的代名词。 但是，“有机食品”的价高惊人，却又让消费者咂舌。有机蜂蜜每公斤358元、有机猪肉每公斤160元、有机杂粮每盒(268克)268元……近年来，一些食品包装上纷纷标注“有机”二字，并标榜“高质高价”。 家住江苏省南京市卫岗地区的张大妈特别爱喝萝卜汤，隔三差五，她就要到附近的“南京普朗克有机田园连锁专卖店”去买几根萝卜。因为这种萝卜不是普通萝卜，有“普朗克”的有机食品品牌，虽说价格要比一般萝卜贵上一两倍，但张大妈认为，这个价格自己还消费得起，“况且这萝卜味道还好，而且是有机的，吃着放心”。 其实，不仅仅是张大妈，在卫岗集贸市场的这家普朗克有机田园连锁专卖店里，已经出现了不少忠诚的消费者。据售货人员介绍，像张大妈这样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在消费者中约占10%的比例。 为了了解消费者在购买有机食品时的不同心态，南京国环有机产品认证中心前不久还专门对南京普朗克有机蔬菜专卖店进行了一次现场问卷调查。 调查分析显示，在购买有机蔬菜的消费者中，教师、科研人员、企事业单位干部、国家公务员和私营企业职员占了消费者总数的86%，证明文化水平高低与人们对有机食品的认同成正比关系。但不可忽视的是，消费者中工人的比例也占了14%，说明有机蔬菜绝对不是所谓的“贵族食品”。 按照国际通用的食品安全标准，安全食品从低到高共有3个阶段：无公害食品一绿色食品一有机食品。那么，消费者是如何对“有机”、“绿色”和“无公害”3种安全食品进行区别的? 在“获知有机食品的途径”专项问卷调查中，发现在消费者中很了解和不太了解的群体各占1/5左右，而比较了解和基本了解的各占约1/3。这说明盲目购买有机蔬菜的消费者很少，这与曾经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的有机蔬菜市场调查中，大部分购买者都不太了解、甚至根本不了解的结果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 当然，必须强调的是，即使在这些认为自己很了解和比较了解3种安全食品区别的消费者中，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并不能真正说出三者的区别。他们最通常的回答是：有机食品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对于有机食品关于转基因、转换期、缓冲带、轮4作、跟踪体系、加工、储存、运输、认证、销售证等方面的知识几乎还是空白。 “有机产品不使用农药、化肥，营养肯定也更胜一筹。”前来采购并接受采访的消费者表示。然而，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总工郭春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欧美国家并不允许宣传有机产品比其他产品安全营养，有机产品不过是一种生产加工方式及生活理念，消费者简单地将有机食品看成是最安全、最有营养的食品并不科学。 4．记者追踪一些有机食品产业链发现，随意标注“有机”字样、花钱购买认证、张贴假冒认证标志等现象屡见不鲜。一些售价不菲的有机食品，只是披着“有机”外衣的大路货，还有的食品包装上只贴了“有机产品认证标志”，但没有认证机构的标识。 不仅如此，还有的“有机食品”认证已过期或撤销。根据超市提供的信息，记者联系上一位常年进行“有机食品”收购、加工和包装的经纪人刘某。他表示，有机食品行业之乱，关键是认证环节随意性大，“像中绿华夏、南京国环等知名认证机构还可以，但对不少认证机构来说，你只要花两、三万块钱，基本就能拿下有机食品认证”。 刘某还透露，交了钱，一些认证机构或中介公司会派专人帮助“搞定”申请、文件审核、实地检查等认证全流程。不仅如此，因受利益驱动，有些认证机构甚至主动找加工企业花钱买有机食品认证。 针对认证中出现的问题，记者联系到负有监管责任的国家认监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按照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国家认监委应组织地方认证监管机构对有机产品认证，但目前有机食品监管体制还不完善，仅靠认监委一个部门很难进行“全覆盖监管”。 面对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国际上最有权威的有机食品机构——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驻亚洲人员Z在谈到人们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时说，目前，大家别把有机食品当成救世主。他认为，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5．2011年以来，J市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 2011年7月，J市在所在省份率先成立了市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形成了市长负总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任主任分管部门3位副市长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副主任24个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坚强领导。2011年12月，J市103个乡镇(办事处)也全部设立了食品安全办公室，1826个行政村、163个社区都明确了1名食品安全监督员，从而构建起了四级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综合协调机构和常设机构，在全国尚属首例。 为强化督查，增强联动，J市建立健全了目标管理、“一票否决”、联合执法等10项制度，以长效机制管长远。据统计，全市共组织开展联合执法15次，定点督导4次，督查暗访10次，排查各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门店6495家，销毁假冒伪劣食品货值500多万元。 与此同时，J市还通过定期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社会评估的“双评机制”，摆脱了“事后救火”的窠臼，实现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关口前移、提前预防。 2011年以来，J市在重点品种风险监测工作中，以大米、食用油、糕点等11个品种为重点，先后3次进行风险评估。截至目前，J市共抽样食品3860批次，查处了177批次不合格食品。 据J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监管科科长S介绍，J市的500多家食品企业全部都有电子诚信档案，并按照其诚信等级分级监管，实行食品企业“黑名单”制度。其中，沁阳顺鑫饮料厂、济源鹏远食品厂两家被列入“黑名单”，不仅被吊销生产许可，其法人代表还被终身禁止从事食品行业。 同时，自2011年4月以来，该市财政每年拿出不少于100万元资金，用于奖励食品安全举报。有奖举报实施以来，J市共收到群众举报投诉62起，已查实办结60起，兑现奖励资金近万元。 2011年11月，国务院食品安全督查组在J市检查时一致认为：“J市在食品安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走在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 6．一头头病死猪送上门，在臭气熏天、污水横流的乡间作坊非法加工，再一车车将切割、包装好的死猪肉拉往外地加工销售。在A省萧县青龙镇，这样一个病死猪肉收购、加工窝点生意持续红火了大半年，直到公安机关的一次日常巡查才被发现。 从事这一病死猪肉加工的是34岁的管楼村村民管某，因搞养殖亏损，在外地打工学会了“收死猪”的门道。2012年6月，管某返乡与邻居合资，从周边农户、养殖场收购病死猪转卖牟利。年底又发展成收购、屠宰一体，生意愈发“红火”。 从走村串户收死猪，到有人主动送死猪、雇人加工死猪、一车车往外运死猪肉，管某的“死猪财”越发越大，却一直“生意平安”、无人查处。直到萧县警方在公安部部署的全国打击食品犯罪保卫餐桌安全专项行动中，摸排发现线索，才端掉了这个黑窝点。 据介绍，管某等人在周边县市的养殖场和农村低价收购病死猪，剥皮加工后，将肉卖给黑心商贩制成熟食，这些食品已销往皖苏豫鲁4省9个市县。 根据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管理体制，畜牧检疫、商务、质检、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城管7个部门，直接负责生猪从养殖到屠宰、加工、流通、销售、消费各个环节的监管，还有食品安全办公室负责指导督促。 这起案件中，收购、加工时间长达8个月，流通范围涉及4省9个市县，这些监管部门为何集体失灵? 对病死畜禽，国家要求严格做到“四不准一处理”：不准宰杀、不准食用、不准出售、不准转运，无害化处理。负责巡查、处置、统计病死畜禽的是畜牧检疫部门。 但记者从萧县青龙镇动物检疫站了解到，他们采取的是“被动监管”方式：“有病死的猪，都是养殖户打电话过来，我们过去处理。”该站防疫员吴义强称，因为管某收的是死猪，不可能送检，检疫站“没听说”，所以“也没发现”。 负责查处私屠窝点的是商务部门。“可能是管某家太隐蔽，我们的监测没发现。”萧县商务局相关负责人称，他们平时的精力主要放在正规的生猪定点屠宰上，“收购病死猪私自屠宰算是个新现象。”但据了解。去年青龙镇就查处过一起类似案件，销售病死猪肉达五六年之久没人管。 检疫部门“没听说”，商务部门“没发现”，病死猪肉经黑心商贩加工，就此进入流通销售环节。但这一最后关口为何没把住? 工商部门称他们负责检查超市，病死猪肉主要做成卤菜，而卤菜摊归卫生部门管。卫生部门则称，“机构改革了，这块职能我们已经交出去不管了”，拒绝接受采访。还有部门说：“本地没发现，应该都流到外地去了。”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不直接卖病死猪肉，而是放入添加剂、淀粉制成熟食，市场监管人员的“目测法”难以识破，主要销往监管更加薄弱的农村市场。“但监管部门如果认真查验卤菜摊的原料供货单据，还是能发现问题的。” 近期各地查处的多起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案件，暴露出多种形式的执法腐败乱象。山东某地基层检疫员不对畜禽实地检疫，以每份30元至50元不等的价格倒卖检疫出境证明。福建某地工作人员林某、吴某本该负责处理病死猪，却为了非法牟利，供应给肉类加工厂，致使近40吨病死猪肉流入市场。 2014年5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 相较于修订前，此次通过的修订草案重点作了四方面的完善：一是对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环节实施最严格的全过程管理，强化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完善追溯制度。二是建立最严格的监管处罚制度。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构成犯罪的，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加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问责。三是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等制度，增设责任约谈、风险分级管理等要求。四是建立有奖举报和责任保险制度，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媒体等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格局。 7．下班路上去菜市场，随手买了条鲫鱼，生姜却挑了好几个摊位——按照网络上流传的“如何识别毒生姜”温馨小贴士，看起来水嫩的不能买，闻起来有异味的不能买，用手搓一下，姜皮就剥落的不能买……如今，菜市场买菜，也成了“技术活”。 自山东“毒生姜”被媒体曝光以来，各地都展开了严格的筛查：南京第二天就下架了387公斤来自山东潍坊的生姜，广州查出150公斤来自山东的毒生姜，杭州近江农副产品市场检出2.5公斤农残超标的“毒生姜”…… 这几年，我们见识过了苏丹红、三聚氰胺、地沟油、瘦肉精、皮革奶……在诸如此类的“人造灾难”面前，本不应该出现在食品里的各类添加剂甚至毒药，不仅考验着我们的肠胃，对社会公德也是一次次严重的挑衅——食品安全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媒体的报道里提到，当地姜农自己吃的生姜，“另外种一沟”，是不用毒药的。不吃自己种的“毒生姜”，在这个社会分工如此精细化的社会，你就能免于“中毒”了? 我们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来猜测：给姜下毒的农民在小馆子吃饭，可能吃了地沟油；做地沟油的人，可能不知道自家的米有毒；做毒大米的人，兴致勃勃地喝着加了硫磺的银耳莲子粥；用硫磺熏食物的人，可能在吃着瘦肉精……因为如果身在“互害型社会”，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三、申论要求

[背景材料]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都将水作为其作品的意象，如“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等等。水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保障，更是精神的寄托。 老子说“上善若水”，最好的美善就如同水一样。水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在伟大的思想家眼中水还是真善美的化身、是哲学的本喻、是道德的载体、是智慧的展现。水，柔而能克刚，静而能映物，动而能变化，滋养万物而从不争夺。水有这么多的美德值得我们人类虚心去学习和感悟。＜u＞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向水学习，我们的智慧和情操就一定能得到提高＜/u＞。 请深入理解背景材料画线句子“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向水学习，我们的智慧和情操就一定能得到提高”，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参考背景材料，但不拘泥于背景材料。 (3)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1000～1200字。

二、资料 1．中新社海口九月二十四日电(记者顾时宏)，在今天此间举行的“民间组织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国际论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中国当前出现了 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不仅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也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关键 性因素。弱势群体问题已开始成为中国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 2．迟福林指出，中国弱势群体有四个突出特点：规模庞大且有明显扩大的趋势；弱势群体利益遭受侵害的问题相当突出，并有一定的普遍性；因弱势群体利益受侵害而引发的群体 性事件越来越多；由于弱势群体缺乏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有效的利益表达手段，他们在利益诉 求和利益表达中处于弱势地位。 3．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近些年劳动争议案件以每年百分之三十的速度上升。这表明，劳资关系的失衡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无论是农民工工资拖欠问 题、频发的矿难，都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基层工会在维护职工具体利益中的角色缺位问题。目 前中国农民工已经达到一亿人，应加快建立农民工工会组织，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利。 4．未来几年，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真正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关键的问题在于使农民组织成为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主体，提高农民及农民组织在土地交易中的谈判地位。政府要从 广大农民利益出发，主动与农民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依靠农民组织缓解社会矛盾、减少}土会冲突。 5．国际经验证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一3000美元的时期，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同时，改革越深入，利益关系越复杂，越是融入全球经济，弱势群体问题越突出。 目前，我国弱势群体存在的首要问题是就业问题，就业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群体：下岗 失业者群体、农民工群体、女性就业者群体、残疾人群体。 6．新华网浙江频道9月16日电(记者傅丕毅、朱立毅)，农民工王斌余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便找老板多次讨要工钱，未果。此后他找劳动部门，找法院，都无济于事。最终， 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又折回包工头家讨薪，被骂成像条狗，遭到拳打脚踢。极度绝望和愤怒之 下，他连杀4人，重伤1人，后到公安局投案自首。最近，他一审被判死刑。这是又一起因劳 资纠纷酿成的极端恶性事件。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各项改革的进 一步深入，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多样，劳动关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企业职工队伍构成 从原来的国有、集体企业职工转变为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劳资矛盾往往在非公经济组织中 表现突出，特别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作为弱势人群，他们的合法权益经常得不到保障。 7．去年下半年以来，许多城市里的市民都明显地感觉到，身边的流浪乞讨人员正在不断增加。繁华的商业街、热闹的公交站点，随处可见穿着污脏的乞讨者。对此，城市的管理部门与 治安部门深为之困扰。一方面，乞丐有乞讨的权利，在当今世界，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里都有乞丐 的存在，华盛顿白宫前的草坪上有，莫斯科的红场上也有；另一方面，如今我国的乞丐大有组织化 的倾向，即许多乞讨行为已经不是个人的求助行为，而成为在丐帮头目指挥控制下，组织、利用未 成年^进行强讨索要的行为，一些流浪乞讨人员结成帮派、团伙，画地为界，争夺地盘，从而突破了 宪法对行乞者的权利的赋予，对城市社会治安秩序和他人权利的行使构成了威胁。 8．强化对就业弱势群体的法律扶助。正确地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不仅仅是同情，而是要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亚当·斯密曾经说，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生活。对弱势群体，如果给予的仅仅是同情和怜悯，他们将会失望。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的立法机关针对弱势群体先后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规。我国还需要进一步制定有关保护就业弱势群 体、促进公平就业的法律法规。如对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扶助，对女性就业者的公 平晋升保护，对农民工的公平就业权保护和反歧视保护，等等。 9．加大社会保障政策执行及监管的力度。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首先需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及社会化程度，同时加快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弱势群体构成状况的复杂性，对 就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也必然呈现多层次、多样化的局面。在当前条件下，除了要对下岗 失业人员进行社会保障外，迫切需要建立的还有农民工的分层保障体系，设立农民工的工伤 保障制度、大病医疗保障和紧急情况救助制度，分层分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10．向就业弱势群体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为弱势群体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包括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就业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和职业技能；实行劳动预备制，适时发布劳动用 人的预测预报。同时，要加快完善劳动力市场，切实提高服务功能、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体 现政府对就业弱势群体的亲和力，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 11．发挥社区服务对就业弱势群体的社会扶助作用。社区服务的性质决定了社区服务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和权益保障的社会基础意义。社会转型中的社区服务面临着重大 转向，其基本发展趋向是社会化、产业化和实业化。所谓社区服务社会化，其一是指社区服 务对象的社会化，即社区服务要拓宽服务领域，渗透到社区内每个家庭及其成员，为他们提 供有效的服务；其二是指社区服务内容的社会化，既有传统的社会保障服务，又有适应不同 社会阶层需求的多层次社会生活服务，更要有随着社会需求而出现的新兴服务项目，全方位 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生活需求和精神生活需求；其三是指社区服务主体的社会化，既要以社区组织为服务主体，又要有社区内的社团组织、各界人士、居民个人等共同参与。社区服务社会化不但可以在社区范围内给社会弱势群体以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且可以在社区范围 内给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参与社会生活和服务社会的最基本的场所，使社会弱势群体避免遭遇“被社会隔离”的尴尬。应该发挥社区服务、非盈利部门和志愿者在社会救助和社会互助 中的作用，并使社区服务、非盈利部门和志愿者的社会救助活动成为社会保护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他们在就业、住房、子女就学、老人照顾等方面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 12．充分利用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社会功能的剥离使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在下岗职工的社会支持结构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血缘关系在经 济上和就业上给予了下岗职工最重要的支持。亲情、友情、同情给予弱者的支持不只是物质 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这将有助于弱者度过难关，重新生活。 13．弱势群体已经成为改革的重要社会成本，解决弱势群体不仅是社会公正的需要，更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条件。为了把改革的社会成本控制在社会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解决弱势群体，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不同的弱势群体由于产生弱势的 原因不同，应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生理原因造成的弱势群体，包括鳏寡孤独残疾者，这一 体系的特点是：施“救”者正式程度高，受惠者比较稳定，救助的内容和范围较窄，方式固定， 并需要带有强制性。同时，应挖掘和调动社会的其他资源，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辅助手段。 对于经济体制转换、城市化过程中造成的失业、下岗和失去土地的农民等弱势群体，对于他 们，在其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条件下，通过建立和完善失业救济制度，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 需要。但这只能是一种辅助的途径，主要途径应是通过帮助他们就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 弱势地位。为此，第一，在我国投资资金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促进私人资本的投 资。私人资本的投资，大多是中小型劳动密集型的经济组织，能够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 道。第二，由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机构牵头，免费或者优惠向这部分人提供技能培训，以提 高弱势群体的劳动技能，改变就业观念，提高其综合素质，这是解决这部分弱势群体的根本 出路。第三，阻滞部分低素质的劳动力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推广劳动预备役制度，提高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门槛，这可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同时可以减少由于劳动技能缺 失而产生新的弱势群体。第四，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应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 城市化带来的社会成本应小于社会收益，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要防止由于失地农民数量 激增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对于自然灾害等生态原因造成的自然性社会弱势群体，以“救”解 决他们短期的生存困难，以“助”解决他们长期的生活困难，改变其弱势的地位。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1986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其中第九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那时还没人意识到“学区房”的存在。随着公办小学和初中招收“就近入学”政策的实行，学区房也从此悄然升温。有研究学者更是表示，只要有就近入学政策的地区，就会有学区房现象。 小学就近免试入学、小升初多校划片入学、取消“共建”……各地一系列意图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利好，看似杜绝了“递条子”“送票子”，却造成楼市先行，让“拼房子”愈发猛烈。据了解，尽管全国楼市都弥漫着浓浓的观望情绪，但学区房价格并没有受到影响，成交量也稳步上升。 学区房作为房地产市场的延伸产品，同样也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其价格主要与区域内的教育资源挂钩。尤其是一些优质小学及中学周边学区内，俨然一副“高烧”景象。有购房者直言，我们买的不是房，是入学名额。 按照教育部2014年的新规定，到2015年，19个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实现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2014年4月底，北京西城区又出台教改新政策，推出12所普通小学试点按比例直升优质初中。 一系列新政让想要购买西城区学区房的高阳认为，要想上名校，还是落户学区房最“靠谱”，“以前单位有共建学校，现在没这个政策了，也不让跨区择校，倒是不用费心走关系了，买套学区房最稳妥”。 但是，想让孩子的户口落在好学区内，这代价可就高了。“都说房地产市场低迷，可是学区房怎么逆势上扬呢?”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学生家长刘子源非常苦恼。为了不让孩子输在教育的起跑线上，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和学习环境，本已在北京东四环有一套住宅的他，打算卖掉自己的房子，做好重新当“房奴”的准备。 房地产中介公司“我爱我家”的置业顾问李肖肖举例说，位于北京西城区虎坊路的高家寨小区是享受到本轮“政策红利”的一个老小区，其房价受学区因素带动一路走高，“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前几个月每平方米还在4.5万元左右，自从新教改将所属学区的福州馆小学划入直升北京八中的片区，房价就迅速突破了5万元。”因此，学区房不仅不会贬值，反而升值空间巨大，国家对青少年的教育有多重视、家长对孩子期望有多大，学区房的价值就会上涨多快。 北京海淀学区房信息咨询网的刘经理也坦言，只要二手房沾上了学区的“血统”，立刻就会身价倍增，“现在，海淀区五一小学学区的房价在5.6万元左右，自从有消息说该小学可以高比例直升北京十一学校后，成交量‘噌噌’涨，咨询电话都快被打爆了”。 分析学区房红火的原因，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还是教育资源不均衡作祟。学区房是房地产市场上的“怪胎”，由于义务教育时期中小学间的办学质量差异巨大，无论政府在入学政策上怎样改革，在教育资源不平等的局面下都难奏效。要解决学区房过热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 业内人士表示，谈学区房问题绕不开教育资源均衡，解决学区房过热问题也难有确切的时间表，“教育资源均衡化是一个长远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坚持不懈地加大投入和实施力度，改变资源配置模式，确保学校间的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趋近一致。唯有实现中小学教育资源的适度均衡，学区房才有可能‘退烧’”。 2.“每天来到学校，孩子们都会围上来热情地打招呼，以满满的正能量开始一天的工作。”已经来到学校两年的教师张炎笑着说。2012年合肥市包河区开展城区学校和偏远学校“硬捆绑”，他就来到了新街小学，两年时间，不仅孩子们变了，老师也一样在成长。 “优秀教师到偏远学校‘支教’，很多地方都在做。但支教老师往往待一年就要回到原学校，教育方法、课程设计等都很难延续下去，教育不均衡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甚至反而让学生出现选择混乱。”合肥市包河区教体局局长陈雪梅说。 包河区实行的学校“硬捆绑”，就是为了保证市区重点学校的各项管理都能在偏远学校生根发芽，使偏远学校能一直享受优质教学资源。所谓“硬捆绑”，类似于并校，只不过两个校区相距较远。 2012年，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小学和位于烟墩街道的新街小学合并，屯溪路小学副校长王玲带着12名老师来到了新街校区。 “屯溪路小学统一为新街校区配置教师、设备，各项管理和课程设置全部统一，原来的老师根据情况或继续任教或分流到教辅岗位。”王玲说，并校让教师在两校之间的流动更加顺畅。 在张炎的眼里，虽然只有两年时间，新街小区的孩子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刚来的时候孩子躲着老师走，一些孩子上课也讲合肥方言。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与屯溪路校区相比差距很大。” “现在上课大家抢着回答问题，同学们的成绩也和城里的学生差不多了，我拿到了包河区普通话竞赛的第一名。”新街校区六年级学生李迎春自豪地说。 “要使一个学校的孩子都接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不是一两个教师就可以办到的。”张炎深有感触地说，“两个学校实行‘硬捆绑’，可以有一个团队到新街校区开展教学工作，相互配合，统一管理，各项规范和想法真正得以落实。” 模式推广存局限，解决教师身份问题是关键。教师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动起来并留在学校踏实教学，得益于包河区在经费、教师生活、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 “到偏远校区教学的老师，包河区都按照支教标准对待，每个月会发放约500元的教学补贴。”陈雪梅介绍，另外教育部门也会及时解决教师的交通、生活等问题。王玲则表示，在偏远校区任教的教师会在教师职称评定时优先考虑。 但是，包河区的“硬捆绑”经验在推广上存在一定局限。包河区的城区学校数量和实力要远高于偏远及农村学校，可以实现优质校与薄弱校的“捆绑”。但对于那些农村学校为主体的县城来说，“硬捆绑”的操作空间则非常有限。陈雪梅坦言：“‘硬捆绑’主要为靠近市区的近郊县区提供了一个解决教育均衡问题的选择。” 其实，不仅仅在合肥，近几年，全国很多省市都在探索通过教师流动等措施来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市区教师定期支教”“优质校与薄弱校联合集团化办学”“网络远程教育”等，这些措施早已实施多年，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认为，要想真正均衡城乡教育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让教师流动起来，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成本的增加。“学校‘硬捆绑’之后，除了发放教学补贴，还需要每天安排校车接送住在市区的教师。”王玲表示，仅校车一项，学校每年需多支出10万元以上。 这些经费的支出对于那些财政相对紧张的县区来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邬志辉认为，在推行校长教师流动制度的过程中，经费压力、教师家庭因素等问题是目前大部分区县尤其是经济困难的偏远区县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为了提高教师交流的积极性，包括包河区在内的很多区县，都选择了保留教师在原学校的人事关系。有专家指出，这些做法迫于现实无奈，但长期来看其实不利于区县内教师更大规模地流动。 只有将教师由学校人变为系统人，破除传统的人才单位所有制，教师流动才能真正流畅起来。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指出，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改革涉及教师管理体制机制的突破，涉及编制、岗位、职称、聘任、考核、培训、待遇等多方面教师政策的调整。因此，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改革必须与教师人事制度综合改革紧密结合，整体推进。 邬志辉认为，除了教师的身份问题，建立制度化的校长教师轮岗制度还有不少难点。“同样在农村，不同学校的偏远程度和基本条件相差很大，如何合理公平地分配教师前往不同的学校交流任教，这考验着当地相关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具体落实能力。”邬志辉说。 目前，包括安徽在内的多个省份已经开始探索教师的“无校籍”管理，期待能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解决教育资源均衡问题。 为了“拯救”远郊的学校、平衡教育资源，莫斯科政府决定每年支出100万卢布(约合17万人民币)为偏远地区学校购置现代化设备。亚历山大表示：“我们的任务——保证每个学校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简单地说，当地政府不应只是给学校做评级，更应制定详细的考察参数。”在前100的好学校中，40所学校获取了区域创新平台的资格：每年将会获得共100万卢布，用于购买现代化设备。学校也会更注重学生的身体健康。 安东诺夫表示：“学校不应该一直差下去。否则，孩子们只会一直留在远郊，留在差学校里。我们需要消除教育不平等的现象。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100万卢布分到20个最差的学校，以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保障他们的正常工作和管理。现在已初见成效：参与考核的学生成绩正在提高。” 3.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职业教育不够重视。每年高考过后，考生和家长都盯着各类一本、二本高校，高职高专则难以进入其选择范围，即使高考成绩低于一本、二本分数线，也往往不愿“放下身段”。 自“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在中央和各地的关注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办学模式不断创新。招生规模和毕业生就业率再上新台阶，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全国共有职业院校1.36万所，年招生1016.72万人，在校生2933.83万人。然而，结构不尽合理、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以及观念认识滞后等因素依然阻碍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没有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厦就会失去坚实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2014年6月22日，中国政府网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立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未来有望打通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构建学生成长“立交桥”。 《决定》提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我国将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届时，中职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职教育规模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中职教育在校生达到2350万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1480万人，接受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一定规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达到3.5亿人次。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余祖光指出，近年来职业教育在调动多元办学主体积极性，特别是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大胆试验，已经取得较大范围的成功。《决定》的出台，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更大人才红利，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都将具有深远意义。 依据《决定》的要求，各地应统筹中职校和普通高中招生工作，落实好职普招生大体相当的要求，鼓励优质学校通过兼并、托管、合作办学等形式，整合办学资源，优化中职教育布局结构。同时，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与办学规模和培养要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地方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不低于30%。 “打通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突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说，过去很多人把职业教育看作“断头路”，而今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沟通，职教生的选择更加多样，成长“天花板”终将打破。 与此相配套，《决定》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等考试招生办法，为学生接受不同层次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机会；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推进学习成果互认衔接。 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马树超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国家建立了新型的传统大学的替代性机构，其共同特点是适应地方产业转型和劳动力市场升级需要，鲜明地以就业为导向进行办学。在我国专科层次高职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人民群众受教育需求日益旺盛的情况下，有必要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4.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职业教育都很成功。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欧元区深陷衰退泥沼，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高失业率，成为欧元区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但相比其他国家，德国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仅为7.6%(2013年3月)，在欧盟国家中最低。德国未来工作研究所劳工市场政策主任希尔马·施耐德认为，德国年轻人失业率低主要归功于德国特有的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据德国联邦政府数据显示，每年有60%的德国青少年选择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学生一半时间在职业学校学习，一半时间在企业实习工作，这既可使企业根据自身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培养专业人才，还可确保较高的学员聘用率。 在德国，双轨制职业教育的主要经费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欧盟以及企业、工会、行业协会、私立机构等共同承担，其中企业承担职业教育学制的较大部分开支。这样，学生从十五六岁开始便进入就业体系，一定程度上节约了国家教育经费。学校方面的开支主要来自联邦州和乡镇的税收收入。企业还负责承担学生在企业进行职业培训的所有费用，并向学生支付一定的生活津贴。联邦政府在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中扮演“指挥棒”的角色，制定统一的职教法律法规，规范职教机构资质和管理；同时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吸引更多企业参与进来。各州政府负责学校的内部事务，包括课程安排、教师培训等。地方政府负责学校的外部事务，包括校舍兴建、教学资料购置等。 美国职业教育机构按层次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以综合中学为主体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培养熟练技术工人和初级从业人员；另一类属高中后阶段，以社区学院为主，主要培养技术员类人才。 加拿大是世界发达国家之一。其独特的职业教育体系对加拿大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加拿大教育体系主要有三种架构：一种是小学6年，中学分流成两个组别，学习组5年，就业组4～6年，中学毕业后两个组别均可进入学院学习。学院又分两个组别，大学预科组读2年，职业技术组读3年，两组毕业后均可进入大学本科组学习，再读3年取得学士学位。第二种是小学8年，中学4年，中学毕业可分别进入学院和大学学习。此外，学生离开学校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工作岗位上重新返回同等水平的学校继续接受教育。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有着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传统，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了“殖产兴业”等新的治国方略，开始兴办近代职业教育，旨在通过发展实业教育，掌握欧美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日本是个“教育立国”的国家，作为其教育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职业技术教育，更是受到充分的重视。战后为了全面适应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在各个时期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政策、计划，并采取了各项具体措施，使职业教育不断得到改善与扩充。如今，在日本已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类型的比较完整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现行的体系包括学校内的职业教育、企业内的职业训练和公共职业训练三大部分。其中，学校职业教育统属文部省管理，企业内的职业训练和公共职业训练统属劳动省管辖。 5.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纪之初的1000美元上升到目前的6000美元以上，社会开始由生存型消费进入发展型消费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通过接受良好教育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发展能力、改善生活质量，以及更好地服务国家社会的愿望愈加迫切，也更为多样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是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为主线，以改进政府教育管理方式、激发释放学校办学活力、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为重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以及推进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改革发展。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推行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加快推进职业院校分类招考或注册入学。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试行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成人高校之间学分转换，拓宽终身学习通道。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强化国家教育督导，委托社会组织开展教育评估监测。健全政府补贴、政府购买服务、助学贷款、基金奖励、捐资激励等制度，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只有通过以上改革，才能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高质量教育的现实需求。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7年不少媒体提到网上流传的《中国人一天的生活》帖子，描述了中国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不安—— 早上起床用高露洁致癌牙膏刷牙，给儿子冲一瓶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杯过期牛奶 (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吃几个超标面粉做的馒头，夹点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下午给朋友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晚上叮嘱老婆别忘了做掺入白蜡油大米的米饭，再做一份敌敌畏泡过的金华火腿小菜…… 2．蛋心颜色发红的所谓“红心”鸭蛋，虽然价格大都比普通鸭蛋高，但仍然很受欢迎。2006年这种“红心”鸭蛋很畅销，一天能卖6400多斤。因为有一种说法，野外放养的鸭子主要吃小鱼小虾、水虫水草，因此下的蛋是“红心”的，不仅好看，营养价值也比普通蛋高。“红心”鸭蛋原产地在河北白洋淀，白洋淀淀区主要位于河北省安新县境内，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泊。淀区内水陆交错，很适合放养鸭子。 前不久，记者对北京市场上销售的一部分标称白洋淀特产的“红心”鸭蛋进行了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红心”鸭蛋并非来自河北白洋淀。记者随后对北京附近一家养鸭场负责人进行采访，该负责人透露，白洋淀这一带鸭子产的鸭蛋，蛋黄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红，那种蛋黄特别红的所谓白洋淀“红心”鸭蛋并不是白洋淀当地产的，而是来自石家庄。 石家庄平山县的冶河两岸散布着十几家养鸭场，记者在这里发现，这里的鸭子产的几乎都是“红心”鸭蛋。一名养鸭户说，只要在饲料里加“红药”，鸭子就能产下“红心”鸭蛋，“红药”加得越多，鸭子产的蛋就会越红。记者在石家庄市周边地区发现，除了平山县的十多家养鸭场之外，石家庄市周边的井陉县一家养鸭基地也在使用这种“红药”喂鸭子。记者取了一些“红药”的样品送到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食品安全研究所检测。结果显示，“红药”里含有46.5%的工业染料苏丹红Ⅳ号。 3．据2005年4月15日《城市快报》报道，天津市有关部门对独流碱河旁28个养鸭户进行了检查，发现21个养鸭户都曾添加过色素，比率高达75%。记者暗访了天津东丽区增兴窑村，专门从事鸭蛋批发的张老板表示，“红心”鸭蛋是散养的，以鱼虾水草为食的鸭子产下的，营养价值极高。“虽说下红心蛋的鸭子不多，但是你要多少红心蛋就有多少，因为给我们送货的养鸭户，掌握了下红心蛋的‘秘方’，货源根本不用愁。” 根据张老板提供的地址，记者来到天津西青区、大港区、静海县交界处的独流减河旁。这里分布着28家养鸭户，饲养数量多的有两万多只鸭子。高峰期每天要产10万多只鸭蛋。有些养鸭户说，红心蛋是由专产红心蛋的鸭子下的，那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有只下红心蛋的鸭子。通过对养鸭场的观察，记者发现养鸭户用装饲料白色塑料桶，全被染上了一层厚厚的红色，就连放置食盆的地面和鸭子睡觉的大棚，也是一片红色。翻开一只死鸭身上的鸭毛，鸭皮都成了红色。 刘某是河旁为数不多的专产黄心蛋的养鸭户，当暗访小组提及红心鸭蛋时，刘某显得非常气愤：“我和他们的鸭子都是从白洋淀进的，品种完全一样。他们的鸭子下红心蛋，都是喂‘红药’喂的。” 4．沸沸扬扬的“红心鸭蛋”风波使不少消费者谈蛋色变，一些消费者将矛头指向假“红心鸭蛋”的生产者，更多人将矛头指向生产监管部门，质问为何这些问题总是在新闻媒体曝光之后才被重视?每年都组织多次检查验收，竟然没有查出有使用苏丹红的鸭蛋?记者在河北省有关部门采访时了解到，监管“鸭蛋”的政府相关部门有食品药品管理部门、农业管理部门、质监部门、卫生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商务部门等6个之多，而这些部门又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鸭蛋从产下来到消费者餐桌上，每一个环节都要走一遍。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发现并堵住了“红心鸭蛋”产生的漏洞，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然而这些环节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拉扯不清”，出现问题了，都有责任又都没有责任，“板子”到底该打在谁身上还真是一道“难题”。 5．“民以食为天”但近期以来频繁爆出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忧虑，甚至动摇了大家对整个中国食品业的信心。2005年6月17日上午来自农业部、卫生部、质监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等国家机关的政府官员和中国农太、农科院的专家学者聚会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共同为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把脉”。面对这样的现状，与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近十年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随着信息的进一步公开透明和消费者对食品质量要求的提高，一些新的问题又暴露出来。 针对中国食品品种多，产地分散，“大约有70%以上的食品加工企业是十个人以下的小企业”的状况，国家质监总局的刘兆彬司长认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制、加强行业标准化、检测、监管体系，同时还应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确定企业第一责任主体的地位。而农业部前副部长相重扬指出，针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的执法要有手段，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反对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集中在中外食品安全治理方式的对比与相互借鉴上，他们认为，在经历了SARS、禽流感等一系列重大的考验之后，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在法规的建立、执行、各监管部门的衔接配合以及食品安全的风险管理等方面还与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和加强工作。“确保食品安全需要理顺政府、企业、消费者三角形的关系，建立和完善食品标准化体系……执法要有手段，要反对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 6．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农业、卫生、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等众多部门。长期以来，“五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杀猪的”“有的事情没人管，有的事情大家都掺和”，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好多“模糊地带”。据报道，山东某地现有20多家乳制品与含乳饮料生产企业，质检部门有关人士证实其中真正符合乳制品生产条件的只有6家。这位人士回答记者疑问称，这些企业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他们的存在符合法律程序。同时，有一些企业仿照著名乳品企业的商标生产根本没有牛奶成分的“人造牛奶”，质检部门表示只能处罚无权取缔，这属于工商部门管理的范围，而工商部门却说，市场流通领域才归工商局管理，生产领域归质检局管辖。 7．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下大力气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构建服务型、责任型政府的重要内容。食品安全监管从过去多头监管向现在的集中统一监管、从过去重视食物链的重点环节监管向现在的加强食物链的全过程监管、从以政府部门监管为主向重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等方向发展。 德国是实施“单一部门监管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德国食品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是食品和农业部。该部门统一负责国家级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包括技术性法规)。食品和农业部门下设两个局：一个是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局，主要负责与消费者健康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并负责协调和欧盟之间的相关事务；另一个是联邦风险评估局，负责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交流。各项具体的食品安全监督执法工作则由德国各州负责。 日本是实施“多部门监管模式”的典型国家。日本的食品安全监管是分段式的，即按照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来划分各相关政府部门监管的职责，主要部门有卫生劳动与福利部、农业水产部、环境部等。其中，农业水产部主要负责监管与农业、林业和水产有关的产品，具体有国内生鲜农产品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农药、化肥、饲料和兽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等；卫生劳动与福利部主要负责加工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具体有：对进口食品的安全检查，国内食品加工企业的经营许可，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处理，流通环节食品的经营许可，开展食品卫生执法监督等；环境部主要负责评价农药对环境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监管属于典型的“综合型监管模式”。澳大利亚有专门的政策决策层——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管理部长委员会统一负责指导和制定涵盖整个食品链的食品安全政策，该委员会由卫生、农业和各相关部门的部长组成。在部长委员会之下，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国家部门主要还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卫生部和农林渔业部。其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标准局负责制修订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统一的食品法典，收集政策建议为管理委员会决策提供意见，组织协调国家级食品督查、法规实施，进行膳食暴露的风险性评估。卫生部主要负责组织国家级食品监督和调查，负责建立食源性疾病监督网络，推行减少食源性疾病的行动计划。农林渔业部负责初级农产品和农药兽药的使用及残留的监督管理，州或地区政府及地方议会负责监督经营者对食品法规的遵守情况，调查消费者行业投诉，并对食品经营者提供培训。 8．2004年，钟南山院士不无担忧的表示：“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近来一些城市的政府管理部门，相继推出或即将推出食品代码制，以控制食品的生产、流通源头。但是，这些措施也只是为事后追究提供了便利，而事前把关依然还做不到。 有学者根据实地调研提出，只有将食品安全由“单一监管主体”转向“多元监管主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例如，一家一户作坊生产的食品，就有必要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与监督下，逐步过渡到规范的品牌制、代码制，使“无品牌不准入市，有品牌必有档案”成为食品业铁律，出了问题时，食品生产、批发环节的监管者也要承担相应责任。而在市场终端的零售环节，执法部门要通过强化技术力量、增加抽检频率，让食品安全把关实现“关口前移”，这样，不仅可使消费者少受其害，而且也可避免“问题食品”对“清白食品”的大范围株连，不致因此而毁掉一个品牌。 9．近年来，企业认证、ISO9000/ISO4000等国际标准越来越多。这些标准认证是一个企业明确地制定了工作方式，并遵守自己制定的管理程序。企业的认证在保证产品的管理方面是个很好的工具，但这些认证并不是质量标识，质量标识是直接认证产品质量。一句话，认证与标识是不同的，它们组合在一起时，为企业的产品提供了成为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的捷径。记者日前从法国科技新闻处获悉，法国人对于这二者的区别和各自意义极为看重，因为法国人为了向世界强调其本国特产的食品的品质，而独创了一整套标识体系。 法国的农民拥有一系列向消费者保证其产品质量的工具。这种法国所特有的办法，可以使消费者很好地辨识优质产品，并在购买葡萄酒、奶酪、家禽或蔬菜时，识别产品的原产地域。农户获得这种产品标识或认证需要满足很高妁要求，遵守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但一旦有了这种标识或认证，便能够保证他们的产品具有很好的价值回报。 为了向消费者保证产品的质量或来源，法国的农户现在有多种选择，包括“原产地命名控制”(AOC)、红色标签、“地理保证标识”(IGP)、“产品合格证”等。在法国，“原产地命名控制”标识是一种老办法，这种办法创立于1935年，只有拥有地理概念上的原产地特色的产品，才能获得这种标识。 根据法国农业部的定义，“原产地命名控制”表示的是某种产品与某个地域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这种产品需要经过拥有一定技能的人进行加工。这种标识证明某种产品符合一些质量，产地或制造上的特殊要求，从某种意义上保证了产品的原产地域或制造技术。 “原产地命名控制”法最初只适用于葡萄酒和烈性酒，后来又在上世纪60年代扩大到奶制品，1990年以后又扩大到农产品和食品。如今，大约520种产品拥有“原产地命名控制”的标识，其中有很多是葡萄酒和奶酪，但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像雷岛(IledeR(作图))的时鲜土豆。国家原产地命名控制研究所(INAO)确定是否授予某种产品“原产地命名控制”的标识，并且每年检查“原产地命名控制”的生产情况。三、作答要求

二、资料　　1、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到校外租房十分风靡。他们一般在学校附近找居民住宅、农民的房子和老师的闲置房子来居住，经济条件好的就一人租住，更多的是邀约志同道合的人合租。　　张顺是昆明一所大学大四的学生。他和女友谈恋爱已经一年多了，最近刚到学校附近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正儿八经地过起了"夫妻"生活。 "这样比较方便。"张顺毫不隐讳，"我们很相爱，将来也会结婚。我在一家不错的单位实习，毕业后便转正。因这份工作获得的收入足够维持租房的各种费用。每天我打工回家，女友已经把饭做好。吃完饭，我们一起散步、看电影、到学校图书馆看书，这样的日子非常舒服。"谈到家人的态度，张顺说："我们都没有对家人说，这是我们两人的生活。"　　据张顺介绍，他的七个社友中，有四个人是把女友带回宿舍留宿。　　在大学生的宿舍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学校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加强对大学生宿舍的管理后，促使部分学生选择在外租房，以便继续自己"可爱的小日子"。　　记者还发现，大学生外出租房还有其他考虑。有的人是为了找个安静的环境专心致志考研，出于这种想法的基本上是大四年级的学生。云南师范大学一男生告诉记者，学校宿舍实在太嘈杂了，你需要休息的时候，别人在打闹；你想挑灯夜读的时候，别人又在休息。把握不好容易激发和同学之间的矛盾，所以干脆到外面居住，想看到几点钟都无所谓了。　　有的人是不适应集体生活。云南省财贸学校张老师说，以前担任班主任的时候，不同年级、不同班次的同学都有过反映，称同宿舍里个别同学难以相处，经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学争执，闹得大家很不愉快。后经班主任调解无效，那些难以相处的同学都搬离了学校。张老师分析，像这些同学，大部分学生家境较好。在家的时候有人照顾，到了学校，什么都要靠自己，所以感到非常不习惯。　　有的人则是不满意学校的住宿条件。许多学校在扩招后，其硬件设施跟不上需求。记者走访了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几所高校，谈到宿舍，学生们都没完没了说个不停。他们抱怨住宿条件差，不仅拥挤，还限电限水，洗澡、上卫生间都要到公共地域，一点隐私都没有。云南民族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同学反映，该学校分部的住宿条件比较差，男女生只能在同一栋楼混住，生活很不方便。所以，经济条件好的同学都到外面租房了。　　有的人是为了打工期间不受学校的束缚。现在的大学生或纯粹希望锻炼能力，或因经济压力，或想打发时间，很多人从大一进校就开始到社会上找工作。工作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不能按时回到宿舍，影响了其他同学休息，也违反了校规。云南艺术学院一名学声乐的女生告诉记者，她的家境困苦，能上大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为了不再给家人增添负担，她只好每天晚上到昆明几家酒吧表演。"有时候我一天可以跑三个场，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我最早也得晚上12点以后回去，住在学校宿舍影响比较大。"　　还有的人是苦于经济的压力。一般来说，8人同住的宿舍收费标准为每学年每人 400-600元，如果像云南大学鼎鑫等学生公寓的收费标准是每学年1200元。这笔费用对于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不小的数目。而租用的房子情况好一些，一般两室一厅的房子在城区要300-500元，在郊区只要200-300元左右。如果两个或三个人同住的话，每人平均支付100多元。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住在外面要便宜多了。　　记者了解到，不管缘于何种原因，那些到校外租住的大学生对现状比较满意。　　昆明大学大四的李同学谈到此事便眉飞色舞："我自大一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每个月交200元钱的租费，比在学校住要划算。而且有了这个小天地，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用受学校的约束，不用为一点小事和同学争吵，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吃饭、睡觉......规整的生活总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现在是张扬个性的年代，大学生应该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追求。"　　持此想法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表示，大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对自己负责。有的同学还欣然认为，在云南出现这种情况使很多家长和老师接受不了，但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校却是非常普遍。如在上海的高校，学校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只要学生提出申请、填写退宿表格，由家长、辅导员和院系领导签字同意就可以了。"我们期待着一种新的学校管理模式的出现，那就是破除旧有的规章制度，走向宽松、和谐、更显人文关怀的氛围。"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高等教育的环境越来越开放，学校的管理也更加人性化。所以，或许因为学校现行的管理制度不适应当代大学生的需求，抑制了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或许因为大学生自己太渴望锻炼自己的能力、展现自我的风采，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但这并不代表选择一个错误。只要把握好自己不做有违社会道德规范、有违学校校规、有违人之常情的事就行了，学校不应太多干涉。"一些社会学家表示理解。　　2、自从云南大学发生震惊全国的"2．23"马加爵杀人案件后，云南高校立即采取措施对学校周围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进行整治，但是涉及到学生外出租房问题就感到头疼。　　"学生口口声声称需要个人空间、执意要到外面居住，老师若过分阻止，反而激起学生不满，动不动就提自主权，甚至威胁老师。但学生脱离学校管理后，其住宿情况、活动情况学校就很难掌握。万一发生什么事故，还是要来追究学校和老师的责任。这样令我们的学生工作很难开展。"云南艺术学院一位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无奈地说。　　云南大学教授张跃说："按照我们的了解，很多学生出去租房是为了谈恋爱、看录像、玩电脑、喝酒、唱歌、彻夜不归，其中许多人也因此沾染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李主任也认为，这样做有三个不利：第一，很多出租房环境恶劣，治安混乱。像昆明理工大学白龙校区旁边的牛如箐(地名)有大量外来人口居住，致使校园内屡次发生抢劫、抢夺案件。在学校尚且如此，如果单独住在附近的出租房里，安全状况可想而知；第二，如果校外租住是为了安心学习，更好地锻炼自己的能力，那还能让大家接受，就怕是其他目的，比如说男女学生同居、做违法的事情等等；第三，脱离了学校与家庭的约束，很多学生会变得比较散漫，常常错过学校的学习安排。　　"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为主，这个期间步入社会就本末倒置了，我们又不需要他们赚钱来养活家人和自己。好好学习，掌握牢固的知识，等到将来真正进入社会的时候能够运用所学游刃有余，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一位儿子就读云南师范大学大二的郑先生非常不赞成学生外出租房。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他们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纷纷表示现在的社会太复杂，如果孩子受到影响误入歧途，后悔就来不及了，我们无法评说大学生校外租房的对错，只能说从学校、家庭和学生方面都尽力做到最好，不要因为离开学校居住而影响了学习和正常的生活。现在的学生个性太强，倘若学校或家庭总是干预他们的决定将适得其反，只能采用劝说、告诫等方式让学生自愿回到学校或者自愿遵守学校对于外出租房的要求。云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张满堂这样认为。　　云南大学教授张跃说，学校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要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一方面要便于学校的管理，像云南大学对外出租房学生有了规章制度：学生必须填写要求校外租房的申请，说明理由，并由班主任、系主任和院主任签字同意。学校必须和该生家长联系，如果学生是昆明地区的，班主任必须亲自到家中把事情向家长说明，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学生是地州的，就打电话通知其家长知晓。如果家长同意了，学生要把自己详细的居住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学校，班主任抽空就去该出租房检查学生的居住情况，一旦发现有不合适的地方，立即建议学生回到学校。"这样虽然会增加教师太多的工作量，可是为了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也是必要的"。三、《申论》写作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6月10～12日，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和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05中国节水用水先进技术设备展示会”。展示会展出了农业、工业、生活节水用水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设备，主要有：农业灌溉设备、工业污水处理设备、家庭废水利用设备、生活感应洁具、节水马桶、节水水嘴、水资源远程自动测报系统等。展示会对国内外先进节水用水技术设备生产企业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及推广，搭建了交流、贸易的平台，密切了国内外节水设备的高科技研发机构、生产企业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为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同时，展示会设置了节水知识展览，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农业、工业和生活方面的节水用水知识，以及我国政府在节水方面采取的各项措施。 2．2005年2月19日，乌鲁木齐市水务局召开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会议，按照国家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创建节水型城市目标导则》的规定和要求制定《乌鲁木齐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实施方案》(讨论稿)，对照现状找差距，对已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力争超过标准，对未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力争在3年内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保障乌鲁木齐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天津市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滨海城市。近年来，该市水利部门紧紧抓住水资源短缺这一主要矛盾，以“建设节水型城市、发展大都市水利”为治水目标，始终坚持“把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为核心，开展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积极探索农民公共参与的机制；农业节水与生态建设相结合，节水灌溉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截至目前，全市节水灌溉面积累计达到277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52%，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水利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4．深圳市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四分之一和广东省的五分之一，是全国7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深圳市虽地处多雨的华南，但由于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均，所辖地域狭小，再加上无大江大河和大型水库调蓄，使有限的降雨难以被充分利用。另外，由于工业废水，特别是生活污水的排放和雨污混流，深圳市区内深圳河、布吉河、大沙河有机污染严重，不能作为饮用水源，河流水资源可利用率不足两成。据统计，按照城市人口规划，到2010年深圳市户籍人口将达到500万，年需水量将达19.43亿立方米。全市可用水资源总量(已包括东深引水及省已批准的东都引水)为12.59亿立方米/年，届时缺水为6.84亿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0年底的人口普查中，深圳市常住人口已达700万人，人口剧增造成的缺水因素已远远超出规划的预料。 5．以全国总量1%的水资源，供养着7%的人口，创造着9%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组数字，显示了京津冀三省市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缺水。水，是京津冀共同的痛。 6．建国以来，北京发生过三次比较严重的用水危机。像上个世纪80年代连续5年干旱，仅工业产值就损失了18.3亿元。目前，北京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来水量递减的趋势很难逆转。地下水超采严重，本世纪初与1980年相比，北京市平原地区地下水储量减少了38亿立方米。 7．天津从1997年至今已连续7年干旱，地面蓄水比常年减少80%；全市惟一的水源——潘家口水库蓄水量由常年的几十亿立方米降到几亿立方米。十多年前曾让天津人“长舒一口气”的生命线——引滦入津工程已无法保证天津供水。 8．河北省的水资源可体味出双重的“苦涩”：一方面，京津需水量越来越大，为保证供水，河北不得不作出牺牲；另一方面自身水资源持续减少，2003年主汛期已过，仍没有足够的降水，持续7年的干旱已成定局。无论从亩均还是人均，河北的水资源总量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人均水资源甚至低于中东、非洲一些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 9．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控制要素，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根据最近开展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405亿立方米，列世界第6位，但单位国土面积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的83%。按2000年人口计，人均水资源量为221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 10．在黄河河套宁蒙灌区，一方面是工业用水十分紧缺，而另一方面是农业用水的极不合理。据宁蒙两区水利部门介绍，目前这两区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达90%～96%。而在使用中灌溉浪费严重，有一半多的水在输水过程中被浪费掉，宁夏引黄灌区和内蒙古黄河南岸灌区亩均毛用水量高达1000多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长期以来，宁蒙灌区一直超量引用黄河水。未来发展已不可能再把增加用水的希望寄托于增加黄河水的配置，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农业中节约用水来转让用于工业，而实现水权转让的前提是具备明晰的水权。 11．有着“华夏第一市”美誉的义乌市经济发达，但是水资源总量仅为7.19亿立方米。按 2004年义乌本地人口68万计算，人均水资源只有1057立方米，仅仅相当于全国、全省人均水资源的一半。在2003年和2004年夏天，整个义乌城就好像是一座“上甘岭”，由于供水时间有限，市民不得不掐指算计着洗澡和洗衣的次序和时间，许多人家烧饭用上了矿泉水，一些市民甚至集体住进了宾馆客房。而与义乌相毗邻的东阳市水资源却相对丰富，人均水资源比义乌多88%，境内拥有两座大型水库，其中仅横锦水库就有1.4亿立方米的总库容。几经酝酿， 2000年底，义乌和东阳两地政府签订了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义乌市政府斥资2亿元向东阳市购买横锦水库5000万立方米优质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义乌除了2亿元的买水钱外，还需2.79亿元的横锦水库引水工程概算投资，建成后每年还要付给东阳500万元的综合管理费。此举被誉为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工程通水后，每年将有5000万立方米的横锦水流入义乌，可以基本满足义乌今后10年左右的用水需求。专家表示，这是个双赢的选择。义乌缓解了水荒，东阳将丰余的水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有需求，一方能供给。而且可以说，义乌、东阳水权交易的成功实施也成为我国优化水分配体质改革的一次重大实践。因为它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弥补了水权市场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 12．建立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助于减少废污水排放，改善生态环境，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而在水资源综合规划指导下，建立初始水权的分配制度，是节水型社会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实现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区域涉水事务的统一管理，并通过制定用水权交易市场规则，建立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并引导水资源向节水、高效领域进行配置，使节水型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满足建立循环经济对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要求。 13．2003年9月出台的《广东省用水定额》将对广东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实行总体调控定额限制，从而推动全省节水型社会的形成。总体调控定额限制的目标如下：工业节水：规划期内在工业增加值年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取用水量的增长控制在每年1.2%。至2005年全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50%以上，工业万元产值用水定额从目前的54吨/万元下降到50吨/万元(不含火电)，至2010年重复利用率达到65%，间接冷却水循环利用率达95%以上，工业万元产值取用水量下降到30吨。城镇生活节水目标：重点推广节水器具和减少输配水、用水环节的跑、冒、滴、漏。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水在较长时期内还将会增长，通过用水增长和节水之间的平衡，至2005年全省城镇人均用水控制在每天380升以内，至2010年控制在400升以内。农业节水：重点对大型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建设节水增效示范项目和节水增效示范县市，渠系水利用系数在2010年达到0.70以上，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60%以上，全省平均综合亩均毛灌溉用水量从2000年的 827吨/亩，到2010年减少到600吨/亩左右。据悉，以上三大领域节水总目标是到2010年在全省建成健全的节水管理体系、法制体系和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初步建成节水型社会。此外，根据该方案要求，广东的节水渠道要从传统淡水资源局限性转向更广阔领域，污水回用、海水淡化、集蓄雨水洪水将是广东节水的新方向。 14．这几年中国节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果按照2002年价格水平计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已从1980年的3158立方米降至2002年的537立方米。在农业节水方面，从1998年开始，中国对247个大型灌区进行了节水改造，目前已形成了110亿立方米的节水能力，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43亿亩，在2.5亿亩农田中推广了各种形式的非工程节水技术措施，显著提高了综合生产能力。在工业方面，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这几年的年度降幅达20立方米。城市年实现节水38亿立方米，水的重复利用率已提高到65%。节水使农业、工业用水定额减少，用水效率提高，延缓了总用水量的增长势头。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南京"记者被打事件"发生后，引起各方极大关注，《金陵晚报》在次日做了3个版的报道，当地的南京电视台也率先做了报道，随后《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也纷纷进行报道。但在这些报道中，对于江苏省教育厅当时正在召开什么会、为何拒绝记者采访以及女记者因何与保安发生冲突等关键性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为此，记者进行了实地调查。　　在南京采访时，记者找到了一份事发前一天(7月31日)的《金陵晚报》，上面刊登了一篇题为《民办二级学院发什么文凭?教育厅8月4日前有说法》的报道，作者即是后来被打的该报记者谭洁(化名)。而江苏省教育厅8月1日召开的会议主题正是"贯彻教育部《关于民办二级学院文凭发放的有关通知》"，所以一直关注此事的谭洁和《南京晨报》教育记者王晶(化名)得知消息后才赶去采访。　　8月3日下午，记者首先与《南京晨报》当事女记者王晶取得联系。她说："我们到了会场后，当时教育厅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内部会议，不允许记者采访，但因为平常经常来教育厅，我们跟这里的不少人都挺熟悉的，所以并没有马上走，而是坐在一旁想'蹭'着听一下。"据王晶说，当时正在开会现场的还有江苏教育电视台的记者。这是让她们觉得奇怪的地方，如果这个会真不允许记者采访，为什么这名教育系统内的记者又在场?　　王晶说，被保安"请"出会场后，她和谭洁、刘加(化名)走到二楼楼梯处，觉得就这么回去根本没法采写稿件，觉得教育厅拒绝采访有点"过"，就在楼梯口商量该怎么办。　　"这时先前那两名保安跟出来，见我们没走，就大声让我们'滚'，这样的态度和言语让人无法接受，我就说'教育厅又不是什么私宅，凭什么让我们滚'，谭洁也在指责那保安的恶劣态度。就在言语争执中，从会场出来一个人，对保安说'怎么还不把她们弄出去'，然后保安才开始推搡并用伞打我们。"被打出门后，两记者拨打110报警电话。3分钟后，宁海路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那名矮胖保安李松(化名)带回派出所。　　随后，接到被打记者电话的《金陵晚报》《南京晨报》几名记者赶到，闻讯赶来的还有《南京日报》《江南时报》的摄影记者。　　记者们在教育厅大门外刚掏出相机准备拍照，门内就冲出一个瘦高保安上前抢夺相机。记者们赶紧闪开，当时未造成大的冲突。就在记者们与保安理论之际，刚才被带走的保安李松又返回了教育厅。记者们责问他为何要对两名女孩动手，李松拍着胸脯说："就打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此时，瘦保安和另一名保安又冲上来抢相机，记者们拼命护相机。此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又冲过来10多个身穿便服的男子，对着记者就是一通猛打。《南京日报》摄影记者姚元(化名)被几人摁倒在地又拖进门，他的头撞到了教育厅的玻璃门上，门被撞了个粉碎，姚元的头也被撞了一个大包；此后，姚元、《南京晨报》摄影记者高平(化名)和该报两名记者被七八个男子拖进电梯殴打。　　40分钟后，再次接到报警的民警赶到，记者和司机才得以逃生。据他们讲，在电梯里他们再次遭到毒打。51岁的高平当场被打得昏死过去，姚元的胳膊和背上被生生咬了两口。目前，他俩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而直到民警再次到达现场，教育厅没有任何领导出来说话。　　记者与51岁的《南京晨报》摄影记者高爱平取得联系。在被打的几名记者中，他的伤情最严重，被民警发现时已昏厥了一次，并有些神志不清，至今仍在江苏省中医院住院观察。　　高平告诉记者："我们都是接到同事的求助电话后赶到的，去了看见谭洁、王晶、刘加三个年轻女孩在教育厅门口掉眼泪，都觉得很气愤，就进去找保安理论。因为想留下证据，所以才会拍照，但对方保安见我们要拍照，就上来抢相机。"当时双方只是推搡但还没有发生肢体冲突，但形势在先前打女记者的保安李松去而复返后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那么这名先前已被带走的保安为何又去而复返?记者与南京宁海路派出所联系采访，但对方拒绝回答有关此案的任何问题，要记者"取得上级同意后再来采访"。　　李松返回后又与记者们发生激烈争执，高平等人再次举起相机，保安们再次试图抢相机。"这时我清楚地听见旁边有人喊'把这些打人的记者抓起来'，然后十多个身穿便服的男子就冲了上来，情况一下就变得很混乱。我和姚元因为要保护相机，根本没能力还手。"　　由于"记者被打事件"双方身份的特殊，作为事发地的江苏省教育厅因此面临极大的压力。记者在采访时获悉，江苏省教育厅曾想召开发布会予以说明，但因没有一家媒体记者到场而夭折。　　王晶告诉记者，事发当日下午6时许，江苏省教育厅方面的确给她来过电话，说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希望对此事进行说明。"当时我们正在派出所做笔录，高平、姚元还在医院检查，因此我们没有去。"　　关于此事起因，记者还听到了另一个"版本"：近一段时间以来，南京当地报纸相继刊发了"120万卖出高考查分权"、教育乱收费、小升初方案乱等等，已引起省教育厅的极度反感。8月1日的会议是研究民办院校的收费，又是一个敏感问题，所以不欢迎教育系统以外的记者们采访。因此，有人认为"记者被打事件"是双方积怨造成的。8月4日，记者与江苏省教育厅联系采访时，对方工作人员否认了"积怨说"，并认为此前当地报纸上的报道"单方面、一边倒""非常不公正""因为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他们说了什么读者就会相信什么，这种做法我们觉得很不合适"。　　当记者提出采访要求时，江苏省教育厅方面仍然予以婉拒。教育厅办公室洪先生说："省里非常重视，经过调查已给这件事情做了初步结论。我们作为当事单位，不方便再接受采访。"这样一来，记者关心的有没有教育厅工作人员牵涉进此事、打人保安是教育厅聘用还是保安公司派来的、为什么在长达几十分钟的冲突中教育厅方面没有制止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答。　　记者随后在8月4日的《新华日报》、《金陵晚报》等当地报纸找到了洪先生所说的"初步结论"。这篇题为《省教育大厦发生物业保安与部分媒体记者治安纠纷――公安机关正依法调解处理中》的报道称，8月1日在南京北京西路15号省教育大厦物业保安人员与部分媒体记者发生争执和推搡，双方均有人员受不同程度的轻微伤，经公安部门初步调查认定是一起治安纠纷，目前正在依法处理中。省教育厅负责同志对此事的发生表示十分遗憾，提出要加强机关各部门和物业管理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树立政府部门的文明形象。　　看到这份结论，记者致电在医院输液的高平，他已从报纸上得知了"定性"一事，他表示这个结论不公平。　　高平说："我和姚元、两名司机被拖进电梯殴打后，又被关进一个房间，直到110接到报警后赶来才获救，当时脑袋昏昏沉沉，被扶出来的时候走都走不稳。报道里只说是记者和物业保安之间发生纠纷，对教育厅方面的责任只字未提。事情发生在教育厅，而且我们被关进去的也是教育厅的办公室，冲突期间教育厅没有一个领导前来制止，难道发生这样的事情省教育厅方面就没有一点责任?如果不是有人纵容、唆使，我不相信保安会那么肆无忌惮地动粗。"　　高平表示，他将在身体恢复后起诉江苏省教育厅："这个结论对我们被'非法拘禁'40多分钟的事也没有提。因为这是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我一定会讨个说法!"　　8月4日，南京市公安局宣传处冯先生告诉记者："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就是一般治安纠纷，这也是经过调查才做出的结论。"　　冯先生说："经过调查，我们认为对方保安的行为并未构成'非法拘禁'。当时双方发生矛盾，需要单位领导来了才能解决。在单位领导来之前，把人留下的做法是合适的，要是人跑了的话不就解决不了问题了么?"记者说，在"留人"的过程中发生了其中一名记者被打致昏厥的情况，冯先生回答："所以说当时双方发生了矛盾，这就是矛盾。"随后，记者再次致电江苏省教育厅，希望询问如何处理打人保安等情况，对方仍以先前同样的理由拒绝采访。 三.申论要求

资料 (1)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1月20日公布200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初步核算数据，当年中国GDP总量相当于1.4亿多美元，人均1 090美元，这是 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 000美元。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人均GDP突破1 000美元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社会消费结构将向着发展型、享受型升级，汽车、计算机、高档电 器加速进入家庭，人们对于住房条件改善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 (2)2004年2月2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根据《统计公报》显示，2003年中国国民经济实现较快增长，全年国 内生产总值达116 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1％。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公报增加了有关土地、矿产、水等自然资源情况，与原 来的“环境保护”部分组成“资源与环境”，单独作为第十二部分。在公布GDP 数据的同时，把环境、资源、生态等变化情况单列出来，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为实 现经济增长而在这些方面付出的代价。同时，适当增加了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 如科技、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新发展情况等。李德水局长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党 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提 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为此，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做了相应的调整。 (3)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现了持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别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经济增 长。在这样一份骄人的成绩后面，与令人鼓舞的世界现代发展史上最成功的奇迹 共生共存的还有上述这些画面，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经被经济增长忽视，社会边缘 化人群正在遭受着刻骨铭心的痛。两年前，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等专家多次 向社会发出警告：经济发展为中心所引起的严重社会分化与社会排斥；因政治体 制不能适应转型而导致的政府管理能力低下，这些均是催生不稳定因素的有机 土壤。 (4)2003年年底“盘点”的结果表明，与物质财富增长相关的指标增长较 快，而与人自身发展有关的“民生性”指标(如就业、收入增长、消费)则增长 很慢。一组“快变量”和一组“慢变量”的强烈反差，说明传统的发展仍在惯性 运作，也说明政绩观问题并没有解决。但“五个统筹”的“指挥棒”，已经影响 到政府的执政理念与政绩考评。 (5)数据显示，1985～2000年的15年是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 增长率为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 分的虚数后，这期间我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 着，过去15年我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 (6)“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并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如果不改变目前高消 耗、高污染的增长方式，中国将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环境容量来支持今后的发展”， 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说，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 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7)我国人均资源不多，生态环境先天脆弱。我国20多年来盛行的高消耗、 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 问题日益突出。 (8)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现在的 GDP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它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 视同仁地计算在国民财富之中，并认为资源和生态环境是自由财富。在他看来， 现在的GDP没有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并且只记录了看得见、可以 价格化的劳务，而其他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则视而不见。他认为，中国的 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利益获得的。 (9)2003年，中国的GDP增幅创8年新高，已步入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的 ‘广东省，已将今年GDP的预期增长目标下调至9％，比上年锐减4.6个百分点。 北京、浙江等多个省份考虑将计入环保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 统计体系。深圳也不再以GDP增长考核干部政绩，而更多地重视经济发展中资 源消耗、社会公平和人的发展等问题。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陈善如表 示，调低GDP将有利于引导各方面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深化改革、推进结 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避免片面追求增长速度。 (10)2004年2月，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 发展观专题研究班上，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指出：作为综合经济考 核指标，仅考虑国内生产总值有着“不容忽视的缺陷”；一定要用科学精神、科 学态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对待现有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防止产生任何的 “片面化，绝对化”。 (11)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在“两会”前夕向新华社记者 透露，国家统计局与发改委、国家林业局、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正在加紧研究 适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用以衡量经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资 源环境代价，中国将首先对能源、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实物量”的增减情况 进行统计，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12)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会 议强调，发展要处理好“五个统筹”，既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13)2003年，中国遭遇了严重的非典疫情，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暴露无 遗。经济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同样令人担忧：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过度扩 张，导致能源、原材料供应频频告急；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使土地资源大量减 少，对粮食安全也已构成威胁。 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价格听证会是履行和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形式与载体。宏观上，有利于保护最广大消费者的根本利益。而在将其细化的过程中推动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依法治价、政务公开，促进价格改革，促进垄断行业、公用性和公益性事业等与广大消费者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的价格形成机制，更加公开、透明、规范。 2．价格司运输邮电处处长周某还专门强调了这一制度对于价格形成机制的推动作用；既可以更加广泛地听取意见，形式正规，又可以提高政府执政的透明度，使经营者面向市场和消费者，确立一个由政府、调定价申请人以及消费者三方共同参与论证、相互制约的价格形成机制。 3．法律赋予主管部门的权责，让它摒弃了两种角色：首先，不当“旁观者”，在推动价格听证制度的工作中，要求各地物价部门加快规范政府价格行为的各项法规建设。同时，进一步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凡纳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听证目录的定调价项目，在政府行政决策前，均应严格履行听证程序，按照《听证办法》执行听证，公开操作，严格程序，将这项制度引向深入。其次，不当“和事佬”。会议过程表明，通过主持人这种身份，保证了各方面，尤其是利益相关方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4．铁路旅客列车票价听证会于2002年1月12日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铁路票价的首次听证会，也是全国首次公开举行的价格听证会。包括33名正式代表、30名旁听代表和(原)国家计委有关人士、申请人、铁道部的代表、中介机构的代表以及新闻记者在内的近 100人参加了价格听证会。 听证会申请人、铁道部运输局局长胡某代表铁道部介绍调价方案。据介绍，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涉及春运、暑运、“五一”、“十一”等主要节日期间列车及部分城际列车、特别繁忙线路列车、季节性客流变化比较大线路列车的票价浮动情况。其中对团体购票、途中补购昼间卧铺票、列车客流明显下降时票价，提出可实行下浮。此外，铁路部门还承诺进一步为乘客购票提供方便、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认真接受社会监督。 此次听证会按计划完成了以下主要程序：申请人代表介绍了铁路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的方案及申请理由；国家有关负责人介绍了有关价格的政策、法律、法规，宣读了初审意见；社会中介机构说明了对调价方案及有关材料的评审依据和意见；部分听证代表就调价方案及有关材料中涉及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提问和质询。 5．有关负责人表示，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报名参加价格听证会以及近期社会各界对听证会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这些都充分表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府决策的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广大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正在不断提高。 有关负责人表示，办价格听证会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它的最重要价值，目前主要体现在把利益相关人引入政府的价格决策程序，让群众“知情参与”。但对于如何创造条件，促进听证代表面对专业性强、文字量大的听证内容，能够正确履行《听证办法》对代表的要求，对价格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做出准确判断，提高知情水平和参政能力，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6．尽管调整旅客列车票价的方案得到多数听证代表的认可，但是在以消费者为主导的许多代表的强烈要求下，铁道部不得不对这个方案中提出的涨价幅度等内容进行修改。 按照《价格法》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的规定，听证代表就铁道部提出的调价方案进行了提问、质询、自由发言和辩论。100多位中外记者现场见证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听证会。 消费者代表、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某说，代表们在听证会上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相当尖锐，甚至措辞比较严厉。例如，消费者代表。民主党派代表周某认为，铁路运营在春运期间面临着减少运量与增加收入的矛盾，因此铁道部才提出了提高部分旅客列车票价的方案。 参加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齐某说，听证会的举行是中国政府在依法行政、让公众参与政府价格决策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出席听证会的铁道部财务司司长于某说，他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并不感到惊讶。“对政府定价方案提出疑问和质询是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代表们无论从什么角度、提出多么尖锐的问题都是应该的，这是政府与公众前所未有的交流机会。”这是中国民主与法治的胜利。 7．2002年1月28日成都市政府第一会议室气氛热烈非凡，“成都市非盈利性医疗机构服务价格听证会”在这里举行，各方代表济济一堂，各抒己见。 据悉，这是成都市物价系统首次实行价格决策听证制，开了全市行政决策听证制度之先河； 会上，成都市卫生局的代表首先介绍了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调整方案，这次调整贯彻了中央和省有关医疗收费价格改革政策，遵循“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分类指导、规范与调整相结合”的原则，在药品价格下降的同时，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加强医疗服务的收费管理，逐步转变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适当解决医疗机构服务成本补偿问题。 来自人大、政府机关、政协、民主党派及社会团体的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经营者、消费者代表等42人，在物价局介绍完对方案的初审意见后，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经营者代表石某说到现在医院的人才流失很严重，特别是传染科、儿科、中医等，有的出来自己开诊所，有的干脆就到制药公司卖药、卖医疗器械去了，这对医院的发展都相当不利，整个城市医疗水平下降，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市民。政府还应该加大投入，不仅要投入到医疗事业本身，还要投入到教育上去，提高人们的整体文化水平，不要讳疾忌医，耽误医疗时机，造成更大的身体和经济上的损失。还有的经营者代表说到现在医院内坏账严重，光这项就是不小的损失。 消费者代表范某说现在医疗服务价格偏高，主要还是由于管理不善、透明度不高所造成的，以后最好有个小册子发到每个市民手中，药品、手术等价格一目了然；而且价格调整受影响最大的弱势群体，下岗工人、退休人员、伤残人员等，又如何保证他们的利益。有的消费者代表对价格调整表示可以理解，曾某说医疗是高科技、高风险的脑力劳动，应该有所回报，像市区内有个医院，2000年走了21个本科毕业生，2001年走了16个，这都是不正常的现象。 8．回顾价格听证制度发展的历程，有几个关键阶段不可不提：雏形——1993年，深圳市物价局率先实行价格审价制度。截至1998年，陕西、安徽、北京等13个省市相继建立了这一制度；立法——1998年5月起实施的《价格法》，首次将价格听证机制法制化；建章——2001年8月1日推出《政府价格决策听政暂行办法》，为价格听证提供操作依据；文件——同年10月25日，原国家计委公布了《价格听证目录》；执行——目前，全国各地共召开价格听证会420多次，在近两年举行的60多次相关听证会中，议题集中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水电气、景点门票、电信等方面，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经过以上历程，价格听证制度的一个较为完善的执行链条初步构建起来。 9．有关负责人表示，铁路价格听证会虽然总体上比较成功，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听证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据介绍，铁路价格听证会是《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国首次公开举行的听证会。由于经验不足，在会议组织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如何保证会议讨论的内容紧密围绕方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如何使专业性较强的说明材料更加通俗易懂，更方便代表的理解、掌握；如何保证申请人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如何提高听证的透明度，保证会议程序更加科学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10．其实，在懂行的业内人士和不懂行的消费者代表之间，本身就已存在：着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了。消费者方的代表，很难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尤其是面对听证会上一大堆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数字；消费者代表除了不着边际的应和，甚至干脆扮演或客串一下捧场的角色，恐怕就再难有其他大的作为了。 11．听证会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来已久，问题是听证作为一种制度，国家早就应该出台一些条例或规章予以规范和约束，尽量克服听证过程中出现的不公现象。正如消费者代表周某所说：“如果在听证会之前，民航及有关部门将有关机票价格的相关成本、计算方法等向社会公布，将会更加有利于参加听证会的消费者代表提出合理的、建设性的意见。” 12．继2002年1月举行的铁路春运票价听证会之后，又一全国性的价格听证会——民航票价听证会举行了。2002年铁路春运票价听证会共有33名听证会代表，其中包括12名消费者、7名经营者、5名专家学者、4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及5名相关部门的代表；此外，还有30名旁听代表。而此次民航票价听证会只有15位正式代表，其中消费者代表7名，消费者团体代表2名，经营者代表4名，专家学者代表2名。旁听代表没有了，正式代表也减少了一大半。 民航价格改革方案的公布，距听证会开幕只有一个星期时间。众所周知，举行听证会，就是征询、吸纳各方面的意见。早一点公布方案，公众才能早一点了解票价改革方案，才能形成各自的意见，才能通过代表把意见反映到听证会上。 市场监督机制不力，商贩们“注水”成习，鸡注水，猪注水，如今连“听证”也开始被注水了，有报道对民航票价改革方案听证会提出了异议。 13．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某表示，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价格听证会，民航价格听证会是第三次。每一次都向更加公开、更加民主迈进了一步。第一次是电信资费的结构性调整听证会，在2000年召开。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地点不公开，会议的文件也不准带出会场。第二次是2002年召开的铁路票价听证会，这次大会公开宣传了大会的组织和内容，首次委托中国消费者协会选取消费者代表。第三次是2003年的民航价格听证会。这次会议显得更加公开，开放性更强，不仅改革方案面向全社会公布，而且任何一位普通公民都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发表自己的看法。同时，这次听证会也不再是受行业部门委托进行，而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动组织召开的。价格听证会是价格民主决策的重要形式，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之一。 14．近期，国家发改委公布《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明确听证定价的商品和服务都要进行成本监审；同时，成都市物价局传出召开民用天然气价格顺调听证会的消息后，引来各方热议。 听说成都将召开民用天然气价格顺调听证会，张大爷一脸苦笑：“我都怕听到开听证会了。”涨不涨，如何涨，不再由垄断行业说了算，而是通过召开听证会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公用事业收费标准的制定，对此，张大爷也是满心高兴的。可听证一次涨一次，他的感觉是“有点像耍猴了”。同时，广州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此前的调查表明，认为听证会对公民参与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的受访者3项合计占62.5%。 一位从事法律工作的代表说，就与公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进行听证，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现在的问题是，价格听证会往往流于形式，很难取信于民。 15．不少人士指出，召开听证会的目的，是为了广泛吸纳民意，使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更趋于合理公正。这也决定了听证会的特点，是注重程序、实证，是公开、透明；是公正、客观。听证结果应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反观今日各种各样的价格听证会，民意代表的产生是随意而模糊的，代表的权利与义务也不明确，听证过程没有法定程序，听证效力也无相应保障。 16．从经济学意义上说，由于缺乏竞争的垄断行为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和社会效益，各国政府对存在垄断的领域大都实行不同方式的政府干预。价格听证就是这种干预的一种重要方法。过去，政府对铁路客运价的管制办法很简单，就是政府和铁路商量着定就完了，消费者没有发言权，也没有知情权。目前的铁路运价水平到底是低还是高等问题，消费者根本无法判断。 实质上，价格听证会是垄断或准垄断领域价格形成机制的一种改革。它的要旨是听取并采纳有关各方意见，当然也包括生产者的意见，它的结果应该是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仅仅是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当然也不能是维护垄断者的超额利润。 17．中国消费者协会2006年4月27日发布消息说，价格听证制度要防止走过场。此前，该协会和甘肃省消协专门邀请相关人土对我国价格听证制度进行研讨时认为，我国现在的绝大多数价格听证会存在“逢听必涨”等问题。 就代表选拔，中消协建议说，现实中消费者的力量分散，利益表达机制缺乏，为更好地反映其诉求，防止其名义被滥用，建议首先消费者代表的选拔应由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专门组织负责，通过明示标准、公开征集、摇号确定等方式组织落实。 另外，消费者代表的准备、发言时间以及调查经费应给予保证。目前，听证材料送达代表的最低时限仅万10日，建议延长至1个月以上，并提供相应的调查、取证费用，使其能够做好相应准备；在听证会上还应给予消费者代表足够的发言、质证和辩论时间，保证其有效参与、享有充分的发言权。 怎样建立公开、透明的听证程序?中消协的建议是，在听证过程中，应由新闻媒体全程报道、现场直播，让公众了解会议的具体情况以及会上各方的主要意见。 另外，中消协还表示，近年来，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业要求涨价的主要理由是“成本增加，不涨价就会亏损”。但是，真实情况如何，只有他们自己知晓。目前，有的听证会由行业主管部门作为申请人，并自行委托相关机构对企业提供的资料进行评审，其评审报告难免引人疑问。为此，中消协建议，应该由价格主管部门建立长期的成本监测机制和价格管理数据库，掌握主要行业的有关信息，避免过分依赖企业单方提供的成本资料。其次，应该由价格主管部门对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实施强制评审，提高价格听证资料的可信度。 18．2005年9月26日举行的广州市自来水价格改革听证会出现了“一边倒”的一幕：参加听证的35名代表中仅有2人反对涨价，而赞成从高涨价、采取第2套方案的听证代表有20名，超过半数。但是，《南方都市报》在街头随机访问了70名市民，仅10人认可水价上涨。听证代表的意见与普通市民的意见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耐人寻味，也因此引发媒体和市民的诸多议论。 本来，物价部门作为价格听证会的主体单位和具体操作者，应该对所听证的议题保持相对中立、公正和客观的立场，在多方利益的博弈当中担当客观公正的裁判者的角色。不仅如此，政府还应当在听证会的程序设置和具体操作过程中保护相对的“弱者”，使“弱者”的意见也同样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9月16日，广州市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广州市物价局局长沈某随即对媒体表示，水价改革并非简单调价，而是意味着多个复杂问题的解决，是一次综合性的改革，可解决困扰广州多年的两大问题——“一户一表”和水质不佳问题，最终提高供水服务及水质。该局长承认涨幅较大，“但解决了很多问题，我认为是很值的”。对此，人们怀疑政府的这种态度是否会影响到对听证代表的选择和取舍，甚至直接过滤掉反对提价的意见。再加上听证代表的产生过程又欠缺透明度，也使公众的疑虑又增加了一重。 19．据报道，“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不少景区的门票价格有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相关部门还为此进行过专门价格听证会，听证结果是“基本上认可本次价格调整”；而游客及新闻媒体所表达的声音是持续的质疑和反对。价格听证结果与民众诉愿相差如此之大，凸现出当前的价格听证制度存在不少缺陷，亟待完善。 20．价格听证会的意义众所周知——它遏制了公用企业或垄断部门追逐利润的欲望无限膨胀，为市民参与公共生活创造了便利条件，此外，它还帮助政府了解真实的民意，为科学决策提供第一手的依据。不过随着价格听证会的增多，听证会本身的一些问题和缺陷也开始显露，媒体和公众对此也曾多有质疑。 细心的人们会发现，目前，从北京到全国，所有的价格听证会几乎是公用企业和垄断部门提出的，都是讨论涨价的，而讨论降价的听证会，则是非常罕见。 当前，公用企业或垄断部门的暴利和乱收费现象严重，如医药暴利，教育乱收费等。对于垄断企业或部门的行为，降价听证本是一个很好的制衡，但为什么降价听证如此罕见呢? 可以看到，像电价、水价这样涉及千家万户的政策调整，仅仅一次听证会，十几个听证会代表，肯定是不能反映一个城市几百万或上千万人的意愿的，听证会一次召开就结束显然限制了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 如电价涨价听证，它在过程上至少应该分三大阶段才够合理：第一次听证是否该涨，第二次听证应该怎么涨，第三次听证应该有哪些配套措施缓解涨价带来的负面影响等。在每一个阶段，还应该分别多次召开由不同代表参加的听证会。 许多时候，听证会之后，相关部门在作出决策时却把听证会的许多意见抛开了，听证与决策没有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这就使得许多人认为，听证会只是一种走过场，如此长期下去，显然不利于听证会制度的发展。 21．有关专家指出，听证会作用在于促进政府价格决策的民主化，从这一点来说，政府在听证之后至少要做两件事情：首先，把听证会上自己认为是合理的观点或意见融人最终的决策，并作出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意见是合理的；此外，政府没有采纳哪些观点或意见，政府必须向公众说明，不采纳这些意见的理由是什么。 22．北京市政协委员罗某提交了《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建议》的提案。他分析指出，过去几次听证会的效果不好，反映出目前听证会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体现百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同时，参与听证会的代表由有关部门挑选，由于没有严格的程序，代表构成很难覆盖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其中，专家学者是否做到认真地从维护社会公平、科学、真实的原则发表他们的观点和意见，是应当认真研究的。 23．2004年，根据国家发改委《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第26号令的有关规定，北京市发改委出台了《北京市实施政府价格决策听证会制度细则》，明确了听证代表产生、组成、数量、构成、听证结果效力等问题。 24．北京市发改委表示，价格听证工作至今，虽然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同时价格听证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下一步将对价格听证的实施细则中的一些规定，如听证代表的产生、推选渠道、代表的人员组成结构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使价格听证会更加体现出民主性、公正性和科学性。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材料一所谓“遗产税”，就是对死者留下的遗产进行征税，遗产的涵盖范围不仅仅是现金与存款，还包括房产、厂房设施等固定资产，在国外也叫“死亡税”。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3的国家和地区征收这种税。国外遗产税的征收对象只是少数高收入阶层的人，所课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非常小。在美国，每年去世的人中只有2%的人被征了遗产税。遗产税最早产生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出于筹措军费的需要，埃及法老胡夫开征了遗产税。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继荷兰之后，英国于1694年、法国于 1703年、意大利于1862年、日本于1905年、德国于1906年、美国于1916年都相继开征了遗产税。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遗产税。材料二2005年11月12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不准备征收遗产税， 目前还没有征收遗产税的计划。楼继伟在2006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上说，只有在对个人信息很清楚的情况下才能实施遗产税，但是中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尚有困难，相关信息很不完善，所以不准备开征遗产税。2005年早些时候，财政部官员曾透露，与遗产税相关的工作已经搁下来了，短期内不会再进行研究，在财政部今后着力推进的税制改革中，遗产税并不在其列。关于遗产税的征收在国际上也有不少争论。2005年11月上旬，香港立法会通过法案，决定从2006年起取消遗产税。有观点说，取消或减征遗产税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趋势。除香港将于明年取消遗产税外，美国也打算在2010年取消遗产税。有专家指出，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成熟还需数年。材料三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贺铿教授说，遗产税法不仅有利于规范财产关系行为，而且有利于建立和谐公平的社会主义关系。通过加强所得税征收，立法出台遗产税、赠与税等税种，可保护高收入者的合法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新宝说：“征收遗产税可以减少个人所得税的流失。遗产税征收后，一些个人财产将分流到慈善事业、科学文化事业，利于拉动公益事业发展。”2005年12月12日，贺铿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我个人认为，遗产税是实现收入再分配公平的最有效的途径。”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也表示，社会主义就是要让社会剩余的大头归社会所有，开征遗产税则是必不可少的税制。材料四研究了多年遗产税制度的王明高博士(国家社科规划课题“新世纪惩治腐败对策研究”课题组组长)在接受晨报记者的专访时说，目前我国已具备了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条件。“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必要与有可能开征遗产税、赠与税，主要应看人均CDP、居民储蓄水平和高收入阶层人数等经济总量指标，以及基尼系数等反映收入财富占有差距的结构指标。”据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8月底，我国本、外币存款余额为24.35万亿元，其中本、外币居民储蓄余额为12.14万亿元。“有经济学家分析，我国已经有相当一批人进入了高收入阶层， 占储蓄账户总数20%的高收入阶层，其存款占总储蓄额的60%以上。据经济学家相对保守的估计，全国资产总量在10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至少在1000万以上。因此，遗产税的开征有了雄厚的现实经济基础。此外，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社会现实表明社会的贫富差距确实在渐渐加大，这也对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开征提出了迫切要求。”他分析说。有些人担心开征遗产税后，资金外流的问题会更加严重。“但是我认为，只要控制好遗产税的起征点和税率，就可以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开征遗产税，税率应比其他同等参照国家低一些。”王明高还认为，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将使贪污受贿者冒着巨大风险得到的非法收入，最终有相当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库。再辅以其他相关制度，可以促进我国的反腐败进程。材料五遗产税很快就要开征了!最新消息称，《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已经上报到了国务院。按照国际惯例，遗产税一般在40%以上。这消息一传开，不少精打细算的生意人、身家丰厚的有钱人纷纷抢在遗产税法规正式实施前，把名下一些物业的所有权转让给自己可能还在读书甚至尚未成年的子女，更有人直接用于女的名义购置物业或买保险，以便在将来节省一大笔遗产税金。近日，记者从广东省国土资源厅获悉，如今未成年人前来办理土地使用证的事情日趋增加，而市房管局也表示，“娃娃当业主”的现象也确实存在。广州市国土房管局表示，目前的确有“娃娃业主”现象。具体承办操作的地产中介公司介绍，他们所经手的案例中，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是近两三年来，传闻国家即将开征遗产税，尤其是一些人为了规避遗产税，就直接以子女的名义购置房地产；其次有些个体私营企业主，考虑到做生意的风险，以子女的名字领取土地使用证，万一自己破产后，也可给孩子和自己留条后路；另外，近年来婚姻财产纠纷案例增加，父母为了省却以后的争端，干脆把房地产直接给子女。材料六中国人民大学财政与税收管理研究所，金融学博士代鹏向晨报记者表示，他对现在开征遗产税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内目前开征遗产税的条件还不够成熟。他说，要开征遗产税首先就要确定它的税基，它要有可征收的税源。而中国人目前财产构成当中，现金的比例要多于不动产(如房屋等)，这部分的财产数量极难有精确统计。而“富人”的财产表现形式比一般普通老百姓的财产形式远远丰富，评估和征收的工作量之艰巨、复杂令人忘而却步。他认为，开征遗产税的成本太过昂贵。这项税种如果开征，很可能在征收的前几年政府根本实现不了增加税收的目标，“我们的政府很可能是赔钱征税”。遗产税是不是要设起征点?代鹏对此也表示疑义。他认为，设置起征点会让人们想办法来逃避这样一条“红线”。“很多办法都可以让财产低过起征点，而且会促使更多人尝试去隐匿自己的财产。这种行为一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反而使得遗产税开征的最本质意义失去了，法律也失去了应有的尊严和权威性。”有人指出我们社会当前存在着普遍且较深的贫富不均问题，开征遗产税有助于针对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的改善，代鹏认为这种看法有些极端。“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要明白我们当前还处在一个资本创造的时期，中国人的财富并没有达到西方那些开征遗产税国家的水平。除去汇率变动的因素，我们现在1000美元的人均收入，仅仅相当于英国1840年、美国1860年的水平。我们还远算不上富裕。”“开征遗产税到底是不是有利于投资?西方国家开征遗产税是看到了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后，造成其社会中投资积极性下降，我们财富的集中程度与这些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现在的问题还不是财富分配的问题，而是财富创造。我们目前的蛋糕还是太小。”他说，我们现在该做的不是马上就开始分蛋糕，而是要尽快让其他人手里的蛋糕大起来。在回答何时可以开征遗产税的问题时，代鹏表示，首要问题是国民收入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如果保持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我们的国民收入在2020年前后差不多能达到人均 3000美元左右，到那时我们才比较接近开征遗产税的经济条件。2020年后才可能开征遗产税。”材料七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杨崇春明确表示，遗产税开征为时尚早。他说，我们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的富人还不是很多。如果将起征点放低，又将直接损害刚刚富起来的中等收入者，甚至导致资产和人才流失。有学者表示：“目前遗产税法出台条件尚不成熟，三五年内不会出台。”她认为，界定、评估、监控财产是一个复杂工程。实施遗产税法需完善实施金融实名制、建立个人信用体系，杜绝隐瞒财产的可能性，还需设立专门的遗产评估机构。此外，开征遗产税必然要求同时开征赠与税，以防止有人为避税将财产恶意赠与他人。学者张新宝说：“中国的遗产税法何时出台，条件是否成熟是次要考虑因素，关键取决于国家对贫富调节的迫切程度和对私人财富集中度的容忍程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副主任张文春认为，在目前没有完备的法规制度和明晰的产权制度的条件下，遗产税的征收将很难实行。人们的收入多元化，财产的形态也是多元化的，与国外的账户交易不同，国内采用的多为现金交易，监控起来很困难。中国财政学会理事、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教授谢贤星认为，预计我国开征遗产税在 10至15年内的可能性都不大。其实，一般人根本无需为遗产税困扰。时下一些人发表的所谓起征点、免征额，无论是80万元、60万元还是20万元，都不大符合遗产税的原则。实际上，遗产税的起征点是很高的，主要是针对真正的“富人”。在香港，起征点的标准是 600万港元，按照内地的情况，也起码应该是超过小康家庭财产的两倍或三倍以上才可能开征，金额应在300万-400万元，甚至600万元以上。材料八有学者指出：个人信息不够明晰，并不能成为不实施遗产税的理由。美国建国不久后的 1797年，就开始征收遗产税，后来虽时征时停，但1916年成为了固定税种并一直征收至今。没有人会相信200多年前美国的个人信息就是完善的，即使现今的美国税制中，个人信息方面仍有一定的瑕疵，但这并不影响遗产税的运行。令人震撼的是，当美国一些富豪听说遗产税要废除时，异口同声地表示“抗议”—— 2001年，120名美国富翁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声明，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税。这些人包括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巴菲特、索罗斯、洛克菲勒等。老威廉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有悖于社会公平，也违背了美国的创业精神。材料九有学者指出：不放弃开征遗产税的努力，首先是因为，这一税种体现了世界性的发展潮流。目前在国际上有100多个国家普遍实行遗产税制度。虽然，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取消遗产税的“逆流”，但是，对这些个案应当具体的、理性的分析，不能盲目以为遗产税已经过时。从当代世界经济文明的发展成果来看，遗产税作为穷人眼中调节社会财富的工具，富人眼中鼓励个人奋斗的机制， 目前还没有一种制度可以取代它。美国取消遗产税为何总是悬而未决，就是因为总有人反对。谁反对?不是穷人，也不是中产，而是那些顶级大富豪。今年 5月，香港立法会在讨论取消遗产税时，反对最为激烈的也恰恰是几位超级富翁。按照国际惯例，通常把基尼系数为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 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为 4.7%，而20%的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的50%，贫富分化已经触目惊心，实行均富，有效调节贫富差距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如果认为香港取消了遗产税，内地也没有征收的必要，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观点。材料十2005年4月6日，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遗产税(或继承税)的开征，是政府进行个人收入调节的重要手段之一。它们同个人所得税一样，都属于政府对个人收入的“事后调节”范围。目前，从财政收入角度看，征收遗产税的成本较大，而实际收上来的税额不会很多。但要知道，征收遗产税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纯财政的意义。一方面，这有助于缩小社会上个人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这将促进更多的人向慈善机构和其他公益事业单位进行捐献。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印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人民对于“青山绿水”的需求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 2013年，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和决心，同时也将这一理念传向世界。 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为“十三五”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面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用这样的决心勾勒着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蓝图，一步步将美丽中国变成现实。 2．从页岩气到“可燃冰”，再到干热岩，2017年以来，我国非常规能源发展获得多项重大突破。2017年11月16日，原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可燃冰”列为新矿种，其成为我国第173个矿种。时任国土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鞠建华指出：“这无疑确立了其法律地位，将极大地促使我国‘可燃冰’勘探开发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资源，“可燃冰”既含水又呈固体，看起来像冰，多以固态等形式赋存于海底沉积物或陆上冻土区岩石的裂隙、孔隙中。由于含有大量甲烷气体，“可燃冰”很容易被点燃，其热值比石油高十倍。同时，能量密度高、占用体积小的“可燃冰”燃烧后不产生任何残渣和废气，避免了污染问题。业内人士表示，1立方米“可燃冰”可以分解释放出164立方米的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 “可燃冰”可用于民用和工业燃料、化工和发电等，是重要的战略后备资源。外加我国“可燃冰”分布广、类型多、储量非常丰富，未来有望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储备。我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相当于1000亿吨石油，其中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的主要分布区，有近800亿吨储量。同时，“可燃冰”成为新矿种有利于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促进勘查开采科技创新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勘查技术方面，“可燃冰”储层具有水深大、埋藏浅、未固结等特点，常规海洋油气勘查技术尚不能直接有效用于“可燃冰”勘查。近年来，我国“可燃冰”资源勘查与试采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可燃冰”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景光明。 2017年5月，我国“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并取得了理论、技术、工程、装备的自主创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这次试采中，通过自主研发的技术，我国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上述成功试采将可能极大地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扭转多煤少气的局面，并且迈出我国能源领域勘探开发技术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一步。专业人士介绍，试采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关键一步，实现产业化仍然面临着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保护环境等诸多挑战。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把“可燃冰”开发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在税收优惠、价格补贴等方面制定出台扶持政策，并将加强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 3．2018年12月，L省委召开十二届十次全会，研究制定了“1+8”系列文件。针对生态文明建设，出台了《L省关于更好支持生态建设和粮食生产巩固提升绿色发展优势的实施意见》。 L省加快治理大气、水、土壤污染问题，推行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高质量发展。部署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任务，实施了《L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还出台《L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专项行动方案(2018—2020年)》《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并制定《L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L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L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等。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中，包括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度七个方面，共涉及56项评价指标。近年来，L省还加大生态文明建设投入，在辽河流域规划建设5个大型湿地和18个河口湿地，以增强辽河的自净能力。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把“绿色+”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大力推进产业绿色化差异化发展，努力实现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同时，L省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激发生态生产力，优化整合冰雪资源，发展生态旅游，积极发展冰雪旅游、冰雪运动等冰雪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对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完善冰雪全产业链，创新冰雪产业发展形式，大力发展“冰雪+”产业，如滑雪度假、温泉养生，努力把L省打造成全国冰雪赛事承办基地、冰雪人才培养高地、冰雪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冰雪体育运动胜地。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生态美成为永续发展优势，加快L省生态建设，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L省振兴发展力量意义重大。 4．2018年11月，记者跟随城市“啄木鸟”——市民巡访团明察暗访，发现W市区一些马路市场、餐饮街、垃圾清运点的生活污水，进入了雨水口，有的是人为偷倒，有的是被雨水冲刷带入，最终都直排河道，现状着实令人担忧。 每日上午9点多，w市槐古支路上的朝阳草鸡专卖店前顾客不断，不到10分钟，一只鸡就被宰杀洗净装袋。半小时内，这家店就卖了5只家禽，可其店内的作业地不足三平方米、仅有一个盥洗池、一个地漏，宰杀家禽的污水根本来不及排，积了一地血水。 让人更触目惊心的是，离这家店最近的雨水井周围有零星散落的细鸡毛。再一细看，雨水井的每根铁井篦上，都粘着已发黑的鸡毛，接连两天的秋雨也没能将其冲刷干净，走近仍有一股异味。市民巡访团成员一边拍照取证，一边感慨：“这就是长期往雨水井里偷倒污水的铁证。” “这条路上的雨水井三天两头堵，一年要疏通上百次，实在令人头疼。”梁溪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景区中队队长郑峰说，城管和市政工作人员常从堵塞的雨水井里掏出鸡肠、鱼鳞、肉骨头，还有大量的餐饮油污。 “偷倒污水抓现行难。即便抓到，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惩处，法不责众，也难。”郑峰坦言，槐古支路是城区最“火”的马路市场，这里的商贩把雨水井当“垃圾桶”，这一“顽疾”已有一二十年。近两三年来，其偷倒污水量越来越大，这条路两边的10个雨水管堵塞日益频繁。即便城管部门反复治理、约谈，但治标不治本。商户甚至懂了：店前的雨水井堵了就打城管投诉电话，自然会有人来免费疏通。 家禽店内有积水，这个小细节透露了马路商贩往路边雨水井倒污水的一个原因。一位环保人士说，槐古支路及朝阳市场等设施建于1997年，那里的污水管网等市政硬件设施已严重滞后，污水收集能力不足，与越来越大的商户污水排放量不匹配，导致部分污水“无路可走”。 归根结底，这些恶习的养成，环保意识不强是主因，有管理不细、执法不到位的因素，但更与众人事不关己的心态有关。 在w市梁溪区振新路菜场门前，一辆垃圾清运车和往常一样，在上午8点多的时候开始挨个垃圾桶清运垃圾。记者看到，每当垃圾车勾住垃圾桶往车上翻时，桶内或多或少有污水流到地上。不到5分钟，原本干干的路面已经积了一小滩垃圾渗滤液，黄褐色的液体泛着一股酸腐味，行人避之不及。 市民巡访团的相关人士表示，他们持续多年关注这一问题，巡访团成员先后暗访后西溪布料市场、清扬路家乐福、曹张新村农贸市场、复兴路石皮路路口等地的垃圾收集和清运点发现，这种“跑冒滴漏”的污水随处可见，不仅臭气熏天，还油污满地，影响市容和交通安全。更重要的是，这些垃圾渗滤液是高浓度废水，滴漏在路面后，绝大多数会经雨水井，最终流入河道，问题不容忽视。 垃圾清运时污水“跑冒滴漏”，这个“老大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全国各地的环卫工人。梁溪区环卫处相关人士说，垃圾俩里有污水，主要是因为垃圾未做到干湿分离，部分市民习惯将厨余垃圾与生活垃圾混在一起。尤其是梅雨季节，垃圾桶流出大量的污水，根本来不及每个点都打扫，这让环卫工人很是苦恼。 类似的“流动”污水该如何收集处理?W市政协委员张敏说，或许上海静安区的经验可以有所借鉴。在那里，每个垃圾收集点都建有一个小房子，房内建有污水口，并且有专人定时清理污水。早年，w市一些老小区也建有垃圾房，但逐渐被废弃拆除，而新建小区垃圾收集点的污水口都没有全部配备到位，更别提道路上、菜市场旁垃圾收集点的了。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假若隔一两个月才下雨，在雨水管道里发酵后的污水再冲刷到河里，甚至比流入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还黑。 如何截住流入雨水井的污水?一位城建专家建议，既然任何一场大雨冲刷城市后，污水都会随雨水被带入雨水井，再污染河道。那w市就应该结合“海绵城市”建设，考虑建设“城市初期雨水收集系统”，并纳入规划之中。 “别看街面、菜场、垃圾堆放点产生的那一点污水，一旦进入雨水管，对小河浜、断头浜而言，不堪重负。”梁溪区住建局副局长曹罕硕说，雨水井周围可以改造一圈透水砖或是绿地，让雨水经过粗滤后再排入河道，水质将得到提升。 “雨水井成了城市‘下水道’，还有那么多散落的生活污水未进管，这些共同直指一个问题：市区污水收集能力和处理能力不足。”一位资深环保人士呼吁：不让一滴污水入河，就要让各种污水有路可走，完善污水管网建设、扩容污水处理能力是当务之急。截污是所有治水的根本，管住了城市污水，百姓生活才会更有品质。 5．大量的包装在用完之后，都去了哪里?“都扔垃圾箱了，留这么多快递盒子有嘛用?”市民官小姐直来直去，“太占地方，家里没地方放，1公斤废旧纸箱也卖不了几毛钱。”很多市民将使用后的快递包装一扔了之。 某环境资源专家告诉记者，快递包装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首要一点就是要在源头上减量化，但是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回收体系，这些包装最终去处大多是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或焚烧。 “你愿意使用旧的包装箱邮寄商品吗?”在采访中，记者就废旧包装的二次利用问题采访部分市民，大部分市民表示支持，在确保邮寄物品安全的前提下，不反对快递包装的二次使用；也有一些市民担心信息泄露的危险，如果快递公司能够对外包装上买家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做好信息保护，二次使用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市民声明，对于食品、生鲜类商品不希望使用旧的包装箱来邮寄。 相对于市民总体积极的态度，一些快递企业考虑的问题则更加实际。某快递公司加盟点负责人对记者说，从节约能源角度来说，快递包装的回收利用是好事，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无形中会增加很多成本。“一公斤废旧纸箱不值什么钱，我们收上来也不会节省多少包装成本，反而会耗费大量人力成本。现在一个快递员把东西送到客户手里，验货、签字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回收快递包装，还要等客户把纸箱拆开，耽误时间、影响效率，况且总部对回收这块没有激励机制，快递员的积极性不高。” 大渡口区某清洁服务公司人士表示，快递垃圾在日常垃圾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是纸盒、塑料袋和泡沫，就体积而言，基本可以占到垃圾总量的1／3。以大渡口某中高端小区的生活垃圾为例，仅纸盒垃圾，平均一天可以收到50多斤。 那么这些扔掉的包装是什么样的数量级呢?从国家邮政局获得的数据显示，2017年1～10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311．4亿件，逼近2016年全年的312．8亿件。 快递行业人士估计，按照每件快递需要0．2公斤左右的包装材料来估算，2017年新增的快递包装垃圾重达600多万吨。 北京印刷学院青岛研究院副院长朱磊介绍，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类包装大多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给城市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此外，我国包装物的总体回收率不到20％。在一些发达国家，纸板类包装物回收利用率达45％左右，塑料类包装物回收率则在25％左右。 6．让城市如大自然般环境优美是每个人的愿景。近年来，“生态城”“宜居城”“山水田园都市”等理念的提出，意味着生态建设已列入政府工作重心。但“绿色”最好看也最难“画”，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二次污染的困境。 日前有网友曝料称，河南省商丘市一条街道两边的树根被人用水泥浇灌，目的是抑制空气浮尘。有媒体指出，把树根用水泥浇灌，会阻碍树的成长，甚至把树“逼死”。此事引起商丘市相关部门重视。当天下午，他们组织人员连夜切割水泥，为树揭盖松绑。 随后，商丘市委宣传部通报了该事件的调查进展，承认在施工中存在“监管不到位”。通报称，经查，梁园区公用事业局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为减少黄土裸露，对破损严重的哈森路人行道实施硬化，但“由于时间紧，监管不到位，局二级机构区市政工程管理处人力不足，招用的社会施工队没有按照要求施工，致使部分行道树池被一体硬化”。 尽管此次事件中4名涉事官员已被追责处理，但近些年，用不可思议的“环保”方式挑战公众神经的事件，屡见不鲜。英国《卫报》曾刊文《中国的绿色承诺只有一层油漆那么厚》，将矛头对准“云南富民荒山刷绿漆”事件；2009年，我国全国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关于禁止大树古树移植进城的通知》，但是“大树进城”充景观之风仍在各县市盛行…… 无论是“水泥封树”，还是“荒山涂绿漆”，这些打着保护生态旗号，却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贾卫列看来，都属于“伪生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硬化河道。为了防洪排涝，修筑堤坝是必要的。但是，很多城市把整个河流的堤岸全部硬化，甚至为了排水方便，把原先自然状态的河道截弯取直，并用水泥、石头等砌垒住河堤、河床，致使河流的自净、蓄洪能力下降。 拔除杂草。虽然这能让草坪看上去整齐划一，但会造成地皮裸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此外，把城市林地落叶扫掉，表面看似“干净”，实质是将养分扫走，导致森林树木储水、降尘功能降低。 人造绿化。利用“冷冰冰”的水泥隔离带和“摆花坛”等假绿化来刻意营造城市的色彩，或者栽植人工草皮，把道路、河流原有的林带砍掉，栽植上所谓的“色带”。这些人为营造城市绿景行为，忽略了景观生物生命力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性，犹如一个生命体“有头有脚却没有身子”。 大树移植。在许多城乡规划建设中，移植外来植物，造成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被破坏。调查数据显示：有些城市大树移植成活率很低，死亡率超过70％。更有甚者，今天栽大树，明天改花园，后天植草坪，这种反复折腾，使得当地的植被、生态反复被破坏。 转移污染。打着建设生态文明的旗号，进行污染跨区域转移，把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经过包装后，以生态项目的名义迁到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加重当地污染。此外，有些生态建设只是空喊口号，却没有落实措施。比如，建设统一的垃圾处理场和污水处理厂后，却不按规范运营，或者是在生态农村建设中，铺设下水管道后，污水不做处理直接排入河道，这些都使得污染加剧。 贾卫列强调，“伪生态”与生态文明建设背道而驰，如果它长期存在，将会混淆保护生态和破坏生态的界限，致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成为“乌托邦”。 在贾卫列看来，“伪生态”的存在，是由于我们仍用工业文明的思维去诠释“生态”，片面理解建设生态文明就是治污、种树，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绝对增长，以至于把中央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战略，当作政治口号和争夺资源、牟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使得老百姓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而决策者缺乏最基本的生态环境基础知识，也使得“拍脑袋”的决定存在。 要使“伪生态”转变为“真生态”，必须正确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它是人类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报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3．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媒介的变革改变着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时代精神与社会记忆。潮涨潮落，逐不去弄潮儿的身影，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媒体变迁的脚步相互交织，彼此呼应。 1977年，南京的夏天格外炎热。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正在医院照顾生病的妻子，酷热难耐，难以入睡，索性翻阅起手边的材料，蹲着身子构思一篇一直想写的文章。妻子出院，文章提纲也写好了。到8月中旬，初稿完成。胡福明将稿件寄给了曾向他约稿的《光明日报》哲学组。几经修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将此文放到头版发表，标题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媒体纷纷转载。胡福明则是在一个早晨与妻子做早饭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广播这篇文章的，他回忆当时自己的心情：“很高兴，酝酿差不多一年的文章终于出来了。”影响深远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此引发，媒体成了这场讨论的桥梁和平台。 1992年，88岁高龄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南行，并发表重要讲话。当年的记者陈先生回忆道：“小平同志来深圳，不报道、不接见、不题词，所以很多记者都不写了、不采访了。但我觉得他的讲话针对性、指导性太强，决心要报道。如果不报道，将是一辈子的遗憾。”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发表了陈先生采写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这篇报道用七个小短篇依序记录了1992年1月19日到23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的情形。当年的全国两会是在3月末，报纸送到广东代表团后，各个代表团很快把报纸抢光了。这篇文章被称为“历史关头的雄文”，将坚定改革的讯息传遍世界。媒体再次在改革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3年3月1日，中央电视台将一套节目的开播时间调整到了7点，安排了一档反映社会热点的栏目，取名为《新太阳60分》。后来按照要求，改名为《东方时空》，于当年5月1日开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片头语由此诞生，这句话成了一个时代的金句。90年代许多人的集体记忆是这样的：起床后，沐浴着晨光，吃着热气腾腾的早餐，听着《东方时空》晨曲。这之前，中国人很少早上看电视。当年的《东方时空》就像电视界的深圳，一种强大的感召力让大家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敬一丹、崔永元、白岩松、柴静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新闻人也在《东方时空》留下了他们的影像。 《东方时空》孵化的子栏目《焦点访谈》更是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力。《焦点访谈》开播于1994年4月1日，把矛头对准社会失范行为，提倡短兵相接、立竿见影。许多群众遇到不平事无法解决，就会给《焦点访谈》写信，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有数千份观众来信。美国《纽约时报》曾评价《焦点访谈》是“每天吸引三亿人”的电视栏目。1998年10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敬一丹在《我遇到你》一书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在大家的注目中，总理落笔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白岩松站在总理后面鼓起掌来。总理说：“我还没写完呢!”总理又写：“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演播室一片掌声，所有的目光和镜头都聚焦在题词上。 2009年，新浪微博横空出世。它以社交互动、碎片化、即时性为特征，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新闻的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同年，腾讯团队的“微信”悄然上线，它与“微博”一起，让媒体“飞入寻常百姓家”。自媒体成为普通人张扬个性、表现自我的最佳场所。如今，微博用户突破3亿，微信用户突破10亿，打开手机“刷”新闻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短小精悍的新闻视频用现场感、新鲜感和互动感赢得了95后“视觉一族”的青睐。手机终端日新月异，4G技术早已普及，5G手机闪亮登场。人人都能发声，处处都是舆论场，如何在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成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 40年前我们还用铅字印刷报纸，挤在一个屋子里看电视。没有人会想到，40年后，人工智能技术给中国带来了第一位“AI主播”；机器人开始写新闻；无人机技术突破了传统媒体的取景框与叙事框……未来已来，无法阻挡。 2．借力新媒体，是服务型政府的明智选择。这些真招实策，给老百姓带来哪些舒心的新实惠，让公共服务有了哪些悦目的新色彩?以下是记者捕捉的一组镜头。 青年党员小胡： “时下最火的APP是什么?你要不知道‘学习强国’APP就太low了!”为提升社区党员干部群众的政治理论素养，N社区党委于2019年2月18日组织开展“学习强国”APP注册学习活动。社区上下掀起了一波“学习”热，每天在下班之后，社区党员干部便打开“学习强国”APP，或看看《新闻联播》，或浏览最新的新闻资讯，或学习传统文化和理论常识……一直排在“学习强国”APP积分英雄榜前十名的小胡，说起学习的心得体会，十分起劲：“现在每天可以通过‘学习强国’APP知道很多时事、要事，我非常喜欢里面的诗词和国学，它能够提升我个人的文学素养，今后我会将‘学习强国’APP当作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 市民曹先生： “我不用特意回老家开证明了!”2019年2月1日，市民曹先生在H市新港派出所领到了自己急需的户籍证明。回想起前一天在“超省事”微信小程序上仅仅2分钟的操作，他不禁连连赞叹：“真是方便!” “超省事”微信小程序是H市“数字政府”建设的首个成果，整合了社保、医保、交管、教育、税务、养老等多个领域的民生服务事项，实现民生事务“掌上办”“指尖办”。截至2019年年初，“超省事”实名用户数累计336.6万，累计上线534项服务，业务量累计已达3441万件。 退休教师陈女士： 手机APP预约挂号，在线实时查看医疗检查结果，精准测算诊疗时间，专人指导设备使用……在Z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最多跑一次”的改革标签贴在显眼处，来往患者和家属脚步匆匆，但忙中有序。 “以往到医院看病，要预估一整天时间，现在挂号、诊疗时间都能精准到分。”退休教师陈女士对看病的新体验十分满意。 个体户老刘： N市经营奶茶店的个体户老刘不慎丢失了营业执照，听人说可以网上补办，他试着登上政务服务网。“打开政务网，很容易就找到了‘营业执照遗失补领’菜单，详细流程图和所需材料清单一目了然。”老刘说，没想到后面还有惊喜，按要求提交了信息的老刘发现，居然还有“快递送”服务。“过去只是听说过‘不见面审批’，原来真的这么方便!” 3．咪蒙是自媒体的一个“奇葩”。2015年年初，马某在自己的公众号“咪蒙”上，发表了一篇后来被称为“始祖级”的爆款网文《致贱人：我凭什么要帮你?》，这篇网文让咪蒙一炮而红，火遍了整个中国互联网。《致贱人：我凭什么要帮你?》的火爆，在网民之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针锋相对的论战。一派网民狂热地崇拜咪蒙，认为咪蒙的文章读来痛快，说出了他们平时想说又说不出来的心里话；另一派网民却认为，咪蒙的文章用词粗鄙，戾气有余而理性不足，这样的文章走红是中国互联网的耻辱。这个效果正是咪蒙想要的，她的目标是粉丝和财富。其后，咪蒙每发表一篇新文章，都会为她赢得更多的粉丝和收益，同时也会为她招来更多的骂名。2019年1月29日，咪蒙团队旗下公众号“才华有限青年”推出了一篇题为《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的文章，迅速火遍全网。此时，咪蒙系公众号已经坐拥1400万粉丝。正是这篇套路化到了极致的“作品”，一举引爆了公众此前对咪蒙积蓄的所有不满，成了压垮咪蒙的最后一根稻草。2019年2月21日，“今日头条”发布《头条号平台关于打击发布虚假内容、传播不良文化的公告》，“经用户举报和平台监测发现，部分账号存在发布虚假内容，传播污文化、丧文化，贩卖焦虑情绪、骗取流量的行为”。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和平台规定，对@才华有限青年@咪蒙等账号进行了封禁处理。随后，多个自媒体平台也陆续宣布，永久关闭“咪蒙”“才华有限青年”账号。 咪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这个时代，粉丝的力量真不能小觑。在北京工作的刘小姐特别能体会这种心情，她曾为了大S到底美不美的问题，与好朋友吵了一架，好几天才和好。“粉上一个人，就像是一种信仰，爱ta，支持ta，保护ta，并以此为动力，不断前进。”打开微博，很多粉丝的ID都与爱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穿秋裤了没有?”“我是×××家的大可爱。”也会有粉丝发弹幕“澄清”，表示“××伪粉不要在这里乱败路人缘”等。“正反”双方狂刷流量偶像的行为都在宣示着粉丝的力量。 通过新鲜、新奇甚至出格的言行来吸引眼球是各路明星的惯常手法，但一不小心，有时也会事与愿违。轻则粉丝脱粉，人气大损；重则人设崩塌，声誉扫地。Z演员是2019年春晚颇受观众欢迎的一位当红人气明星，也许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与人气，他晒出了自己北大某学院的博士后录取通知书，但随后又在直播中冒出了“知网是什么东西啊”的发问。一个博土后竟然不知道知网?有网友随即搜索了他发表的文章与学位论文，他学术不端的问题开始暴露；再接着又有人搜索了他的导师，导师的资格受到质疑；再接着网友的搜索范围扩展到他的母校……一个吸粉的举动，一个傻傻的问题，推倒了“学术不端”的多米诺骨牌。随后Z演员发表致歉信，北大取消其博士后资格，母校导师的博导资格被取消，甚至连知网的学术资源垄断问题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全媒体时代的故事颠覆了许多人的传统认知。 粉丝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现在的新闻热搜中与明星相关的内容超过一半。今天他结婚，明天她离婚，全是一地鸡毛。许多网友表示：粉丝文化就是低俗文化，明星、博主与粉丝之间相互迎合，这些内容大量占用公共资源和社会注意力，实在不值得提倡。也有网友认为：许多隐蔽未显的社会问题正是在粉丝和网友的披露下才得以暴露，粉丝文化正推动着社会不断进步。 说好说坏，无论喜不喜欢，粉丝力量的崛起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 4．云稿库、媒e家、移动优先……一个个灵动而充满智慧的词汇，引发会场一次次思想激荡。2018年9月20日至21日，中宣部主办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在Z省C县召开。C县越梦传媒集团走到了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聚光灯下。 越梦传媒集团成立于2016年4月。早在集团成立之前，C县领导班子就意识到，县域媒体融合已成为改革的热点，要生存、想发展，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为此，县主要领导多次到广播电视台调研，亲自为融媒体改革工作“把脉问诊”。派出工作人员南下北上，到兄弟县市对标学习。结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研究制定了《C县融媒体中心建设实施方案》，设计了组织结构，明确了工作职责。 融媒体的核心在于“融”。按照高标准谋划、高起点启动的要求，C县各部门全力配合，大力推动，突破体制机制政策瓶颈，打破“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的传统模式，有效整合县域内公共媒体资源，将县委报道组、县政府门户网站(新闻版块)、县广播电视台、县宣传信息中心等机构都整合到一起。成立后的越梦传媒集团旗下有三个电视频道、两个广播频率、一份报纸、两个网站，成为一家整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站、两微一端、数字电视网络公司、大数据公司等于一体的县域全媒体传媒集团。 媒体融合，更需要一支专业精干的人才队伍。C县以广播电视台为主导力量，在巩固现有人才存量的同时，采用竞聘、选聘、招聘等方式，把真正有互联网思维、懂网络技能运用的专业人才吸纳到融媒体中心，培育更多全媒编辑、全媒记者、全媒经营管理人才，并实行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绩效考核机制，激发全体员工的积极性。 一系列“改”与“融”的组合拳，开启了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的加速器。越梦传媒集团成立后，持续开展舆论监督，提升媒体影响力。大型融媒体舆论监督栏目《直击问政》以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为主题，开展直播，已在本地打响品牌。集团的育婴类电视专题栏目都是融媒体栏目，在题材选择、策划拍摄、后期包装、全网推广四个方面精益求精。近日，由越梦传媒集团策划、出品的原创MV《越梦荷香》正式制作完成。MV画面中把“荷在湖中、湖在景中、景在城中、人在画中”的靓丽风景展现得淋漓尽致。“我的家乡美到极致!”“厉害了，我的越梦!”一系列精品佳作受到C县群众的大力称赞。 除了固定播出的电视专题栏目以外，集团外接宣传片也惊喜连连。每年完成将近100部专题片，一批优品佳作受到欢迎。与新浪、今日头条、东方卫视等开展战略合作，依托大平台，将内容与营销做大做强，发挥精英团队力量，为湖南、山西、江西等地的文化产品制作电视包装……越梦传媒集团在融媒体的路上越走越顺畅。 总资产9亿元，年营收2.8亿元，一个县级融媒体是怎么做到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9月20日下午，100多位与会人员来到越梦传媒集团，在融媒体中心指挥平台——“融媒眼”，一幅特别的“融媒地图”引发了大家的好奇，只见上面分布着蓝色和红色圆点，还有小车形状图标。这是干嘛的?工作人员一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圆点就是在外记者所处的位置，红色表示正在执行任务，蓝色表示待命，小车图标显示的是采访车位置，值班领导可以随时点对点向记者发出指令。“‘融媒眼’相当于一个高效运转的‘大脑’，发挥着‘中央厨房’的功能。”一位与会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融为一体，合而为一”是融媒体发展的思想统领。C县县委周书记介绍，越梦传媒集团已由平台的简单相加向系统的深度相融转变，实现从“物理反应”到“化学反应”的变化，主要是准确把握了四个“变”与“不变”，即：传播媒介有变，党媒属性不变；体制机制有变，人才导向不变；创收模式有变，价值取向不变；传媒技术有变，“内容为王”不变。 新时代的越梦故事随“指尖”传播。在越梦传媒集团，有一个新添置的秘密武器——手机APP“掌上越梦”。这个软件以用户为中心，集政务、民生、资讯、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还实现了电视、广播在手机端的直播、点播。“‘掌上越梦’APP信息发布非常权威也非常全面，比如说去政府部门办事吧，我就能提前在APP上看一下流程，在办事的时候再借助这个APP的帮助，就能把事很快办好，省时省力。”市民刘先生边演示边跟记者攀谈。 “我觉得越梦集团的经验完全可以复制!”“C县的经验，为我们树立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标杆，让我们对做好这项工作更加充满信心。”一个多小时参观结束，许多与会人员觉得收获满满。 据报道，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基层宣传思想工作、推动县级媒体转型升级的战略工程。中宣部要求，2020年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2018年全国先行启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一场打造“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融媒体阵地的盛宴正在中国大地排开。 5.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12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这次集体学习的地点有些特殊，“课堂”搬到了媒体融合发展的第一线。 25日上午，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们来到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在移动报道指挥平台前，习近平同正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平坊满族乡于营村采访的记者和扶贫驻村第一书记连线交流，了解该村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习近平希望广大一线干部发扬优良作风，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扎根基层，把基层特别是脱贫攻坚一线作为学习历练的平台和难得的机会，增加见识，增进感情，增长才干，实实在在地为当地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为贫困乡村带来新变化。随后，习近平等在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听取了人民日报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建设情况汇报，观看了新媒体产品展示。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如何顺应时代要求?世界瞩目中国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10月14日，孙中界驾驶公司的金杯面包车，沿上海市闸航路自西向东行驶，准备到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接人。 7时30分许，当孙中界进入浦东区域，行至闸航路和召泰路交叉口时，他看到路中间站着一名青年男子，频频挥手示意他停车。 “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想着他肯定遇到了难事，就停下了车。他一下子就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我问他有啥急事，他说这么晚拦不到车，又非常冷，想让我捎他一程。”孙中界回忆说：“我刚好顺路，又看他只穿一件T恤，就有点同情他，打算捎他一程。上车后，他说按出租车的价格给我掏钱，我当时忙着开车也没搭理他。走了四五分钟后，这名男子说到了，我就缓慢停车。这时，他掏出10元钱，往我仪表盘右侧一扔，随后就伸脚急踩刹车，并伸手拔我的车钥匙。这时，我看见我车前侧过来一辆面包车，车上冲下几名便衣男子上了我的车，他们自称是执法大队的，说我黑车营运拉客。我赶紧解释，并说刚才上车的男子可以作证，可上车男子已不见踪影。” 孙中界说：“这几个人把我从车里拽出，拿走了我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并把我推上面包车开进附近的一个胡同，胡同里停着一辆依维柯，他们又把我推到车上，上面有几名身穿制服的男子，我想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却被他们没收。他们在车上对我进行审问，一名男子拿出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说我开黑车，非法营运。我说是对方主动上车，我也没向对方要钱，纯粹是出于做好事的心理。可他们坚持说我非法营运，还让我在处理通知书上签字。因为尿急，我无法忍受，只好在上面签了字”。 孙中界说：“当时僵持了大约1小时，我签字后，他们才放我走，车也被他们开走了。 2．2009年9月8日，上海市民张军在去往公司开会的路上，他的“长安福特”在路口等红绿灯时，一名30多岁的男子捂住腹部，声称“胃痛”，要求张军搭载一程。7分钟后，该男子“完全没有了胃疼的样子”，并主动提出，“我给你10块钱”。张军称，他当时立刻表示，“这是私家车，你胃疼才载你的，不要你钱”。两分钟后，“长安福特”应男子要求，转弯，停下。该男子试图拔出该车钥匙，并与张军扭成一团。七八名身穿黄绿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包抄上来。张军随后被执法人员强行押入一辆面包车，“长安福特”遭到扣押，那位男乘客则不知去向。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张军为“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交付罚款10天后可取回扣押车辆。张军认为自己是“被钓的鱼”，并把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 而另一车主江涛也遭遇过“钓鱼执法”，他之所以肯定自己是“钓鱼案”受害者，有一个重要原因。2009年6月21日，他被“当场抓获”后，曾在同一个地方，重遇一男一女两位乘客。当时，他们正要求一辆桑塔纳“搭载”。江涛随即上前交涉，发现两名“乘客”身上有录音设备。 “这很正常，真的黑车嘛，很难抓的。那么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罚款喽。”在上海，一位老司机告诉记者，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他说，每次执法前，执法大队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 张军的代理律师郝劲松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判断，“钓钩”往往有两个特征：一是引司机到埋伏区，二是“试图拔车钥匙”。另外，“钓钩”往往携带录音设备，既然官方承认执法过程中的录音存在，“那么，上车的人无疑就是‘钓钩’”。 3．受骗车主多为公司老板，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对此，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 据了解，早在1992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民间钩子数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1次奖励500元。当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名女“钩子”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恶性事件。这些职业举报人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似乎悄然形成。 4．一位自称同样受“钩子”之骗的上海车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2009年5月23日被抓，他的罚单和张军相差3883号，“差了3883就是所谓的3883辆，创造的收益是近4000万啊。中间相隔105天左右，一天平均有37辆车被抓。” 在交通管理部门的官网上，一份《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显示该大队打击黑车成果，两年时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质疑，对“非法运营”法律上无明确界定。而在西方国家，为节省能源，政府还推广拼车行为。如果帮助路人也算“非法运营”，以后有病求救谁还敢停车。 应松年教授认为：“‘钩子拔钥匙’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强制行为须有法律授权。他似乎在配合执法，但若无法律授权，那与抢劫有何区别?协管人员和钩子似乎都参与了执法，需要明确执法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群众可以取证、录音、举报，但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权，不能随意委托别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场方式，协助抓一个车给多少钱。” 5．在英美法系中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例如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而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执法机关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执法机关也都曾使用过类似的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6．“钓鱼执法”的行为本身也被法学家们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据国家税制要求，打黑车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车采取“以恶治恶”方法不可取，“打击时要将打击黑车和‘好意搭乘’严格区别开”。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说，行政领域的钓鱼执法，最早来自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所谓诱惑侦查，就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诱惑侦查也叫警察圈套，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手段。诱惑侦查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 故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对诱惑侦查在法律上作了严格的限制。被限定只用于诸如毒品犯罪、网络赌博犯罪等取证困难、危害严重的特定犯罪。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不得采取诱导、欺骗、威胁的方式。“诱惑侦查带‘诱导取证’痕迹，在我国并无适用法律依据。” 而在行政执法方式上，世界上并无任何国家允许诱惑执法。戴福律师认为，“行政执法不能追求以金钱量化，否则公权力捞钱太容易了。” 姜明安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初稿已经过三审，对此类做法也有严格限定。他还认为，“钓鱼式执法可能扼杀互相友爱精神，还损害了执法机关公信力”，“为打击黑车创造这种执法方式，付出成本太大，得不偿失”。 戴福律师认为，“钓鱼执法”本质上就是“公权碰瓷”。“碰瓷”是指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诈勒索。对于现实中发生的“碰瓷”勒索钱财的行为，多以敲诈勒索罪追究“碰瓷”者的刑事责任。应松年教授认为，此类有预谋、有组织的强制性取财值得警惕，已超出了行政违法范围，涉嫌犯罪。 7．一个幽灵，捕风捉影、神经过敏的“钓鱼思维”幽灵，正在舆论中徘徊，人人闻“钓鱼”色变，动辄把一种行为描述为“钓鱼”，动辄怀疑自己成为某个“钓鱼阴谋”的受迫害者。自上海“钓鱼执法”曝光后，“钓鱼思维”以比甲流传播感染更快的速度在舆论中传染，人们看着什么都感觉那很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钓鱼”阴谋。 比如长江大学的大学生救人事件，就有网友怀疑这很可能是“钓鱼捞尸陷阱”：那两个落水少年是和渔船老板串通好了，他们故意落水，引别人来救，然后在水下拖住别人，等别人淹死后让渔船老板捞尸赚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2009年5月，深圳市社保局通过网上监控发现，位于莲花北的一家社康中心自2008年11月以来，存在医疗保险月记账费用快速增长、单张处方金额较大等行为。社保局监察大队的调查人员对此采取了暗访的方式，对全市部分社康中心进行摸底调查。调查发现，包括康乐门诊部、莲花北第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在内的18家医疗机构存在违反医疗保险规定的行为。为此，社保局在今年8月对这些违规医疗机构分别处以暂停定点医疗记账资格或限期整改的处罚。 针对社保局的暗访行为，一些医疗机构向媒体反映称，社保局监察大队在调查过程中存在“钓鱼执法”的嫌疑。深圳一些医生称深圳市社保局工作人员先假扮患者急诊，引导医生看病时不核对医保卡，或是扮成患者持他人的医保卡去就医，而医生未进行核实就开了药。等拿到药品和票据后，“患者”就会直接亮出社保局监督人员的身份，以此为由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关于此事是否属于“钓鱼执法”，舆论评价不一。 8．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时，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对法律就会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所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社会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从法治国家的经验看，诱惑取证应受到严格限制，它绝不能由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操作，因为他们往往对“执法”有利益诉求，倾向于“引诱”当事人。而这种“钓鱼执法”却撕裂了社会成员间朴素的情感，败坏了公德，今后那些真的生病、临产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帮助。 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钓鱼执法”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问的信任与互助，实在是害莫大焉。 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的笼子里，“钓鱼执法”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9．非法营运是一个老问题，多年来是屡禁不止，屡打难灭，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管理中的一个顽症。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则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这是一对供求矛盾的客观反映，即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区域和时间内对公共交通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与城市公共交通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说白了就是一个城市在公共交通发展、布局上有缺陷、有不足，跟不上社会发展和老百姓出行需要而引发的问题。因此解决之道，或者说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如何完善我们的公共交通布局和规划，增加公共交通的有效供给，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阶段性地持续发生，但只要我们坚持“两手抓”，既坚决打击非法营运，又根据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不断增加有效供给，而且“两手都硬”，是一定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10．2009年10月17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应媒体时说，“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指孙中界黑车事件)不存在“钓钩”问题。面对群众的质疑，10月20日上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仍对外公布称，经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钓钩，执法问题”。 第二天，在上海市领导的干预下，上海浦东新区第二次成立了调查组，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10月26日，上海市闵行区政府通报，对车主张军(即张晖)驾车载客受到处罚一事，区里专门成立了由区建交委、区监察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经调查组查明，该行政执法行为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区建交委于26日责令区交通执法大队撤销对张军的行政处罚决定，区交通执法大队随之作出撤销该行政处罚行为的决定。 同时，闵行区政府责成区建交委、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深刻检查的基础上，认真整改，并继续加强对非法营运的依法整治力度，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6日上午，浦东新区政府也就“孙中界事件”调查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 调查结果显示，原南汇区交通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当取证手段。为此，浦东新区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并对当事人做好善后工作。 据悉，26日上午，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已向孙中界表示诚恳道歉，并承诺发回车辆，一切损失可以协商或提供国家赔偿。 在新闻发布会上，浦东新区区长姜梁明确表示，“此前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简单草率，10月20日公布的结果与事实不符，误导公众和舆论。为此，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姜梁还表示，“浦东新区将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能力，同时继续依法整治非法营运行为，加强公交网络、出租行业建设和发展，努力营造规范有序的客运市场环境。” 11．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公开回应“钓鱼执法”事件。俞正声谈到，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不是一概都不能采取的，但是它是要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授权下才能实施的。我们在某些打击犯罪的场合，也实施这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用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的时候是错误的，这肯定是错误的。俞正声还表示，“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的错误，说明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目前，上海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纠正措施。上海市政府再次强调，将按法定程序处理“钓鱼执法”事件，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地按照法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今后绝对不能够再发生这种“钓鱼执法”事件。目前，市公安部门成立了打击“钓鱼执法”专案组，开始着手调查。市政府要求各区县的执法部门，全面整顿，做好事后的赔偿工作。凡是从2006年1月1日起至今，被采取不正当手段查获的车辆，可以到交通执法部门领取罚款和退还车辆。同时，要求广大市民积极提供线索，争取早日将那些“钓鱼”作案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抓捕归案。 12．上海的钓鱼事件也成为2010年两会议论热点，上海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表示，不能搞得像电视剧《潜伏》一样，用卧底的方式来进行行政执法。他认为，之所以出现钓鱼事件，诱因是把有奖举报变成了有奖举证。在奖励的驱使下，一些职业举报人便开始“潜伏”，引人上钩。执法人员不是把举报内容当做线索去调查，而是直接当成证据来用，于是引发了备受争议的钓鱼事件。 全国人大代表、盐城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这次领衔递交了一份议案，呼吁为了不让钓鱼事件重演，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她介绍说，对于行政程序的一般制度，必须列得详细清楚，尤其是行政程序的启动，必须要让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首先有机会知道、能够参与。也就是说，你要去查黑车，必须明示公众，而不是偷偷摸摸地给人“下套”。她表示，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就便于控制公共权力的滥用，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规范行政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行政机关规避法律、规避程序法使用的问题。 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