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2016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与不久前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相一致，文件强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   2015年，我国粮食产量喜迎“十二连增”，然而在这傲人的成绩背后。却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品质低下、效益不高等问题突出，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需求明显脱节。粗放式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屡屡牵动着社会各界的神经，让人们在消费时顾忌颇多，最终导致国外的农产品大行其道，而国内的农产品则屡陷价格践踏，价格伤农事件频出，甚至出现“奶农倒奶”等极端情况。表面上看，这是农产品过剩导致的结果，或者农产品流通环节出了问题，实际上病根却在供给端：我国农民提供的农产品都是中低端农产品，一方面这类产品的消费需求日益萎缩，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形成了同质化恶性竞争。   B省自2004年国家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共启动了25次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和8次临时存储收购。多次启动的最低收购价收储表明，B省产出的部分粮食在质量上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B省农经学会陈会长说：“虽然我国粮食产量达到十二连增，然而去年粮食进口量可能也创下新纪录。现在逢年过节，大家买的年货很多是泰国、日本的大米，因为他们的大米质量好，哪怕价格高一些，消费者们也愿意购买。”   针对B省目前的情况而言，农业供给侧改革，重点在于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改善农业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提高农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水平。   “在我看来，要达到这些目标，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提高’，即提高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陈会长表示，实现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最重要的是抓住农业生产的中间环节。在国外，农业会有一些行业协会，通过调度和指导，告诉农户当年种什么品种、什么品质的作物会有好销量，有效地把农户和市场对接起来。而在我国，这个环节需要合作社、种粮大户、新型农场主以及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者与农民对接，让他们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引导农民去生产更优质的农产品。   为了探访“桥梁作用”突出的合作社，记者走进了王守兴的植物大棚。他领办的宿州市蛹桥区富民瓜菜专业合作社，成立于2007年，其合作社充分联系农民，如今已有社员680户，拥有工厂化育苗中心4000平方米、新型无支架钢构大棚3900多亩。王守兴说，所有种苗都会在大棚内经过统一培育，确定存活和健康后再交给合作社的社员种植。   “除了统一育苗栽培，我们后期还会统一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指导、销售服务等。充分引导农民去生产更优质的农产品。合作社实行的是订单农业，与全国很多蔬菜批发市场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他们需要什么蔬菜瓜果、什么品种，都由他们提供种子，我们提供农资和种植技术。”王守兴说，这样就能保证种出来的东西是他们需要的，而且会有一个收购的最低保护价，为合作社社员提供稳定的收入保障。   早在成立那年，合作社就注册了自有商标，还建立了网站。近年来，合作社也开始尝试有机蔬菜种植、物理方法和生态环境调控等，加大绿色生产和物联网融入的比重，积极推动“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全力打造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突破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农业信息进村入户等发展瓶颈，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在北京新发地、合肥周谷堆、武汉白沙洲等批发市场建立了销售窗口，与苏果超市、华夏超市等签订了合作协议，还通过自家的网站平台销售。“每到收获的时候，门口的大马路边停的全是来拉货的大货车，队排得可长了!”王守兴高兴地说。   2．近年来，农业方兴未艾，而且不断挣脱传统“旧壳”，换穿新兴“外衣”。很多昔日并不从事农业的企业纷纷“下乡”，产业群体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各类“下乡”的产业组织达356万家，其中各种级别的龙头企业12万多家，国家级的龙头企业1240多个。这一切。说明我国农业生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前路将愈加平坦。   所谓农业生产的供给侧改革，其目的在于高端农产品生产，讲求效益与竞争力，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希望寄托在多如牛毛的企业身上。据统计，在农业生产企业中，1245家国家级龙头企业，90%建立了研发中心。如联想集团，早在2010年便成立佳沃集团，在成立之初，通过研究重点发展两大产品：一为山东蓝莓，一为四川猕猴桃。为什么集中力量发展这两大产品?原因是该集团研发中心通过调研发现，这两大产业的发展前景良好。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中的中高端消费群体不断膨胀，新兴中产阶级对这两大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当时并没有领军企业关注这两项产品。为了打好这两个产品的生产，联想佳沃搞了三全战略，第一为全产业链条。从田间到餐桌，全程由联想佳沃公司进行布局，生产基地、加工车间、营销商店，打造全程全产业链。第二为全程化布局。为了把产业做大做强，在山东和四川分别搞蓝莓和猕猴桃基地的同时，在大洋洲的新西兰搞了蓝莓生产基地和猕猴桃生产基地，正好和中国打了一个时间差，可以做到蓝莓和猕猴桃的反季节供给。第三为全程可追溯。联想佳沃从第一步种地，到最后的商品摆到商店里面，分解了158道工序，每道工序可以检测，都有量化标准和评判标准。充分彰显了现代农业的工程化模式。所谓新形势下供给侧改革，就产业体系来讲，是纵深发展的问题，就是从田间到餐桌，怎么样提升农业供给链，供给链、生产链要长，延伸产业链，不仅仅是从效力考虑，更主要考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怎么样让农民和企业家分享更多的利益。所以，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和其他领域的企业，在高端农产品生产方面要发挥引领作用，不可回避。多产业融合发展，将成为下一阶段农业最主要的变化之一，也将带动农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得到效率和质量上的提升，帮助农业生产与市场更好地对接。   3．近几年来，一批农村能人脱颖而出，带动当地农业发展。如今，C县为推进农业产业“供给侧改革”而不断培养更多的新型农村能人，让他们成为农业产业发展的领军人和带头人，逐步带动农村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村产业布局。   在C县乌兰乌苏镇，一提起张颂成，几乎无人不知。他今年38岁，5年前在当地成立了第一个农业合作社，规模化养殖高产奶牛。而后，他又带动村民，用土地、农机、奶牛、现金等不同形式入股，把合作社做成了C县规模最大的种养加工一体化专业合作社，股本超过2000万元。如今。看到第二次中央工作座谈会有那么多新政策，他的想法更多了。张颂成说：“你的思想和能力具备了，你就能够无限发展，如果说我们的能力和思想就停留在一个阶段了，就走不到最好的地方了，我5到10年达到1个亿没有问题。”   和张颂成比起来，C县金沟河镇宏基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波走得更远，他2008年购买了采棉机，2011年成立了农机合作社，去年一个月时间，合作社采棉近六万亩，800万元轻松进账。前不久，就在他40岁生日那天，韩波受邀参观了美国一家私人农场，这让他感触很深：“5个人种了3万亩地，养了一万头牛，院子进去没有人，都是机器，以后合作社机械化程度还是要提高。”   C县有近200万亩耕地，棉花种植面积120万亩左右，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如何让农业大县走上农业发展道路，C县农业局局长说：“我们新的技术可以引进来，新的加工企业也可以引进来，但是我们能够带动合作社的能人缺乏。我们现在就培养这样的人，送到大学合作社学院去培训。”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举措，迫切需要随着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   4．近年来，随着城市环保意识的逐步增强，部分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生产项目逐步向农村转移。由于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相对廉价，环保管理工作相对薄弱，一些污染大、面临淘汰的工业生产项目趁机而入。2015年4月，记者驱车来到J省东林子村，看到这里的村庄面貌较几年前已有了很大改观。几乎家家户户都盖上了小洋房，水泥路一直通到农民家门口。走在村庄中，每隔一段距离就可见一个垃圾回收桶，冬青等绿植也显得生机勃勃。可是，抬头向不远处一看，几个冒着黑烟、白烟的大烟囱，破坏了这幅乡村美景图。   “过去俺村环境很好，就近几年，这边建了好几个大工厂。现在还好，有时候夜里会闻到很难闻的味道，闻了会头晕。”该村两个戴着红头巾的农妇悄悄地告诉记者，工厂会趁老百姓熟睡的时候排放刺鼻的气体。   继续向东前行，记者来到响石村，风一吹来，便闻到一股刺激性的气味。几个大型工厂近在眼前，高高低低地耸立着一些大烟囱，每一个都飘出不知名的烟雾。不时有大卡车呼啸而过，扬起许多尘土。记者了解到，由于这两个村毗邻工业产业园，钢铁厂、石油厂、海产品加工厂等，给村子周边的空气、水质等带来了污染。   而化工产业园区周边的大咀村原住民已经大量搬迁。“因为空气太差，水也不能吃了。”一位上了年纪的李姓村民介绍，地下水几十米打上来都有一股臭味，他们只有到外面买水来用。因为环境受到污染，只要稍微有点钱的都搬离了原有的家。“谁还愿意住在这边?我和老伴年龄大了，今年我的哮喘病又犯了，老觉得胸闷。”老李叹息，他也准备搬家了。   “近几年，确实有许多工厂转移到乡镇、村庄，给农村生态环境带来较大破坏。”环保部门一工作人员说，现在污染遁往乡镇趋势明显。很多产业在转移中，忽略产业升级，甚至大幅度降低环保要求。甚至有极个别地方，把降低环保要求作为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之一。一些基层干部为了本地区经济利益，采取“杀鸡取卵”的策略来发展经济，严重违背了自然规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对农村环境污染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而从污染防控层面来讲，长期以来，大量的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乡镇一级却很难得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虽然目前农村经济发展较以前的确有了相当大的改观，但是与城市相比，大多数的乡镇、村仍然是欠发达地区。“本来就没有多少钱拿出来专项治污，再加上乡镇一级环保机构很不健全，绝大部分乡镇没有建立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工作尚未覆盖到农村地区，存在污染事故无人管、环保咨询无处问的现象。”该工作人员说，目前的农村环保工作牵涉到多个部门，所涉条线由于职能交叉，经常出现推诿扯皮、多头管理的现象，这给环保执法增加了难度。   5．“黄大叔得知自家的地块符合污水处理系统的建设条件，把地无偿让了出来。如今，番那二村的污水处理系统就建在那里。”令五指山市环境资源局生态环境保护岗科员杨全清没想到的是，热心村民黄大叔还成了义务管理员。“为了村子不再污水横流，献出这点土地和精力，值!”黄大叔说。   但是，不是每个村民都如此重视并支持污水处理系统建设运营。   方好村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待遇就不一样。这一头，一簇簇天堂鸟花在湿地里开得娇艳：那一头，大量未经处理、分类的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在再生水排入的河沟两岸，甚至直接浸泡在河水中。刚刚从湿地污水处理系统中“获得新生”的再生水，又再次受到污染。   在部分偏远落后的乡镇、乡村，村民甚至将垃圾丢进污水排出管道，或将未经沼气处理的畜禽养殖污染废水(如牲畜排泄物等)一同排入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   这样对污水处理系统的伤害是积少成多的。垃圾流向湿地，可能造成管道堵塞、透水性差，而浓度较高的畜禽养殖污染废水的进入则会增加系统的处理负担，甚至超负荷。   “村民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农村环境整治之路任重道远。”杨全清表示，湿地污水处理系统虽然已运行成熟，但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谁污染谁治理’显然在农村还喊不响。”尽管收入不断提高，但部分村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没有随之提高，这与相关宣传不到位有很大关系，“想向村民筹集运营湿地的资金，或在村民中征寻志愿服务者管理人工湿地，都显得很不现实。”   6．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城市不断“长大”，在高楼拔地而起、核心城区越来越现代的同时，城市周边的城乡接合部也遭遇了一些难以回避的尴尬——当被臭烘烘的垃圾山或污染成白色的“牛奶河”包围，市民的健康和幸福也随之“打折”。   2016年1月21日上午，记者来到A村南侧围墙内，发现此处一块500多平方米的空地上到处是白色塑料袋、一次性饭盒……走进拍照时，一股臭气扑鼻而来。   “天天有人向这里扔垃圾，从来没人管理过!”家住银河湾的邢女士诉苦，此处垃圾已堆放一年多，未见环卫人员来清理。邢女士家住在路边，一开窗户，满眼垃圾，一刮风，窗户都不敢开，“那味道实在难以忍受。”   1月22日下午，A村铁道口附近，一片灰尘中，穿着环保志愿者红马甲的村委书记来回穿梭，用耙子将垃圾从沟里捞上来，用铁锹将其铲进竹筐，再运到垃圾车里。村委书记带着150多名志愿者来到其他街道辖区，和数千名参与“清洁家同向垃圾开战”活动的村民一起，参与“三线三边”环境整治，为改善环境尽力。村委书记积极宣传这项工程的意义，使环境整治工程家喻户晓、入脑入心，形成人人自觉参与、主动维护环境卫生的良好氛围。现在“全乡都行动起来了，村民自觉认知，集体向垃圾‘开战’，做环境整治的传播者”。   家住A村的肖太平是一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老人的生活就是看看电视、打打牌，日子一天天的消磨过去。在得知镇村鼓励群众积极主动开展环境整治的消息后，肖太平第一个拿起扫帚打扫自家门前的路段，主动把垃圾送到了垃圾池中。肖太平的行为感染了周围的邻居，大家纷纷拿起工具忙碌起来，整个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现在肖太平又被村里面聘为环境监督员，负责后周庄的环境督查，老人的干劲更足了。   该村大力动员群众自觉参与，做环境整治的践行者，从自我做起，门前自扫，院内自治，不乱丢乱扔、乱堆乱放、乱涂乱画、乱搭乱建，努力创造干净、整洁的宜居环境。在实际操作中，坚持尊民意、集民智、聚民力、惠民生，突出群众主体地位，做到活动怎么搞、用什么方式搞都由群众说了算，依靠群众力量和自觉行动推动活动深入持久开展。A村是首批美好乡村建设示范村，在环境整治活动中，该村成立了由村两委、党小组组长、退休干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环境整治议事组，由议事组负责整治的整体规划、人员分工和经费开支，形成了“人人有活干，事事有人管”的良好格局。此外该镇还邀请群众参与监督评判，让广大群众做环境整治的监督员，对破坏环境卫生、损毁公共设施的行为，巧于劝导、敢于制止。通过群众之间的劝导、监督，让讲文明、树新风、改陋习、爱清洁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7．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终归宿，也是推进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成为农业转移人口的主体，其市民化的意愿和需求十分强烈。然而，由于现阶段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匮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步履维艰。   “外出打工，没有任何技能，只能做一些临时的小工，一个月下来工资还不够吃住，更别说靠着工资养家了。”这是2016年海南省两会前夕，一些已返乡准备过年的农民工的呼声。   2016年1月21日，临高县新盈镇抱东村的村民王小兵刚刚从广东惠州一处建筑工地返乡。他去年一年在惠州打了5个月的零工，收入按天计算，每天80元。但是由于没有任何技能，王小兵只能在工地上搬运水泥。由于不是每天都能找到活，因此去年一年他真正的工作时间只有80天，收入只有6000多元，刨去外出开销，所剩无几。   抱东村村委会主任陈不礼表示，目前该村村民文化程度较低，由于新型技能掌握的难度较大，外出务工人员只能从事最低级的体力劳动，导致无法从事技术含量高的工作。这种情况在临高农村较为普遍，很多农民希望政府开展培训，提升自身劳动技能以提高收入。   孙芝莉是湖南人，在北京打工10多年一直租住在通州区，她给孩子办理入学手续时，被告知没有通州区的社保缴纳证明不能办理借读手续。“可我在西城工作，社保都交到了西城区。”孙芝莉夫妻俩权衡之下，还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很多同事把孩子送到河北念寄宿学校，半个月见一次，他们劝我也这么办。可孩子成长需要陪伴，这不是办法。我俩打算过一段时间都回老家。没想到在北京辛辛苦苦十几年，最后还是不能扎下根来。”孙芝莉对此很无奈。正是现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背后所享有的权利失衡和福利落差，致使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缺乏保障，而农民工自身亦面临社保便携性不够、转移接续难等难题。要想拉住农民工兄弟的手，关键在于拆除城市户籍制度的藩篱。没有户籍制度的藩篱，才有助于农民工在城市大开眼界，并迅速完成自我塑造，实现与城市户籍人口的真正融和。   长期以来，城乡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存在很大差距，公共服务体制呈现城乡二元状态。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尽管在城镇就业和居住，有的已经实现了举家迁移，但他们难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键是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保障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支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近期看，政府需要承担的成本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低保、保障性住房等的支出。从远期看，农业转移人口退休后按目前的养老金发放办法，政府需要对个人养老金发放进行补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增加，政府还需要增加各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并非不可承受，关键在于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企业和个人之间的成本合理分担机制。   8．针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2016年1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亮出四项举措，将在2016年更大力度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求更大释放内需潜力。   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大批沿海企业停产或关闭，导致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据有关部门测算，返乡的农民工超过2000万。   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后，有些已经不能适应或不能胜任田间农活；更重要的是，这些农民工返乡，基本上也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与当前的城市化趋势相悖。   据了解，目前在我国661个城市中，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就有533个，占全国城市的80.6%，中小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9%。中小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比较均匀。推动中小城市发展，由此产生的就业岗位对单个城市来说虽然可能有限，但众多的中小城市共同产生的作用，却最终可能有效地解决就业难题。   发展中小城市，必然会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实际上，推动小城镇发展也是发展中小城市的应有之义。中小城镇是城乡结合点，可以为返乡而又不愿意回乡务农的农民工提供就近择业的机会。而且，推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可以避免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进一步扩大，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农村移民过得安稳了，幸福了，国家才会强大，城市才更繁荣，社会才趋文明。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与高度。在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重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需要一套完善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机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文化体制相对滞后。 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具有深厚的历史资源和丰富的景观资源。但在文化产业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近年来，人们频繁地看到这样的数字：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从业人员约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5%；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加发达，其视听产品出口额已经成为第一大出口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中的英国、美国以及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把文化产业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纷纷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扶持文化发展的文化政策。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形成了一种强势文化，构成了对世界的控制力量。如何借鉴国外文化体制改革的成功做法，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起一套有利于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机制，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必须要有改革的勇气、创新的精神。 改革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目前，文化领域不少方面受传统体制影响还很深，加快文化发展还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破解影响和制约文化发展的难题，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新进展。 2．南山是深港历史文化之根，是改革开放第一声炮响的地方，也是一片充满激情和灵感的土地。短短三十余年，南山完成了由偏远小渔村向现代化海滨城区的华丽转身，傲然成为一座崭新的文化城区。2012年，南山文化产业营业收入762亿元，增加值256亿元，占全区GDP的9．3%。 南山文化产业的腾飞，从南山经济结构调整之初已显露端倪。2003年，南山提出实施“两轮两翼”产业发展战略，突出发展四大效益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在2006年南山第五次党代会上，南山确立了文化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以创意设计、动漫游戏等为重点，以南山软件园等为龙头，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园区，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沿着这一思路，2007年4月，南山成立了区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并设立了专项资金对文化产业进行扶持。如果说，南山文化产业的迅速铺开是得益于具有前瞻性的战略布局，那么，南山文化企业的高速发展则是源于带有“南山风格”的极具特色的发展模式：文化+科技。在南山，分布着18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这是南山作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重要标志。随着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孵化器”开始有了新的含义——南山不仅要培养高新技术孵化器，还要培养文化产业孵化器，并且建立产业联盟，把全区各个文化产业园区的管理机构、投资机构召集到一起，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到全区建设中来。为了破除土地瓶颈，帮助企业扎根发展，2008年，针对南山土地资源有限、物理空间不足的情况，南山区因地制宜，努力在旧改项目上发掘潜力，在详细考评全区具备旧改条件的几十个旧工业区后，将条件最成熟的南头城工业区内5栋旧厂房一举改造建设成为“深圳设计产业园”，为来自全球的50家设计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 此外，南山还积极向市规划国土局、文体旅游局、文改办等部门申报企业发展的用地需求，2007年环球数码公司的用地需求获得了市政府批复；2008年雅昌、腾讯、A8音乐、迅雷的用地需求获得了市政府批复。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是南山扶持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一大“法宝”。早在2008年，南山就出台并实施了《南山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2 年，又颁布了《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配套文件，并开发了网上申报系统，集中资金力量扶持创新创业型的文化项目和个体。2008至2012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共资助九批次867个项目共21004．64万元。 3．2013年5月1 9日，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参加第九届中国(深圳)文博会专项主题活动时表示，他非常看好中国文化产业的成长性和投资机会，未来将加大对中国文化企业的投资，特别是在数字文化领域。此外，他还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文化市场，重视文化国际化， 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让更多的国内文化企业走出去，增强文化产业的活力和影响力。 作为与巴菲特齐名的投资大师，罗杰斯对中国市场的未来发展一直看好，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这是发展文化产业最重要的基础，而在这方面，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中国抗衡。”他认为，“在中国经济不断腾飞的今天，文化开始越来越被重视。 人们将会越来越关注精神文化生活，文化消费或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中国的文化产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未来将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战略支撑点。” 不过，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数字化技术来阅读、看电影、听音乐，数字文化将成为文化产业最主要的形态。“数字文化是我最看好的领域，数字文化不仅是技术的创新，也是内容创新、模式创新。”罗杰斯表示。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对文化企业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做文化讲究创新，而政府的创新能力肯定比不上广大的企业家和从业人员。因此， 政府政策扶持上应把握宏观产业走势，培养市场创新精神，这样优秀的企业就自然会发展壮大。”罗杰斯建议。 4．《2011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动漫产业创作生产的动画片中以电视动画片为主，动画电影则非常少。每年十几万分钟的动画片产量，其中动画电影所占的比例还不到5%。以2007年为例，178家公司共立项动画片349部、303407分钟，但动画电影只有10部。之所以如此，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动画电影的各项技术指标都要比电视动画片高，这让一些动画公司对于电影生产望而却步；二是大多数民营动画公司没有电影的发行渠道；三是地方政府往往以在电视台播出的分钟数为标准来扶持、奖励动画企业，这方面动画电影也处于劣势。和国产电影整体的发展规模相比，动画电影制作数量少，真正走进影院的更少，能取得高票房的则是少之又少。 5．从2012年跨进2013年，在跨年的半个月时间内，影视界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泰囧》所创造的成功神话。《泰囧》自去年12月12日上映起便一路火爆，8亿元、10亿元、13亿元……《泰囧》以3000万元的小成本投入不断刷新国产电影票房新纪录。而《泰囧》的成功不仅让行业内目瞪口呆，就连导演徐峥自己也有点“惊慌失措”，他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就是想拍一部正常的电影，期待它有一个正常的结果，可现在是超出正常，变成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我担心别人最后对这部电影的判断变得不准确。我没想到饥饿度会爆发成这个样子，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事件，已经不是一个电影了”。分析人士指出，《泰囧》的成功其实并不意外，《泰囧》的背后是13亿普通中国老百姓快速上升的文化消费需求，未来包括影视、文化等相关产业都将被这巨大的消费需求撬动。 6．以下是某网络访谈的节选。 网友A：有人认为，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说白了就是把文化产业化，这种理解对吗? 刘司长：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党和政府发展文化产业不是权宜之计，我国原来是“四位一体”，现在叫“五位一体”就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文化产业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这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网友B：作为文化产业司司长，您认为政府在实现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 刘司长：从网友提的这个问题上看，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中央把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型产业的提出是充分考虑到发展文化产业既是不断满足人们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同时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我个人认为不能够简单地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增加GDP比重或者达到5%以上就算完成任务了，因为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发展文化产业我们说“又好又快”，“好”是指文化产品服务的内容和质量，“快”是在好的基础上加快发展。作为政府管理部门，我们一是要继续凝聚党和国家在发展文化产业上的战略考虑，二是要把战略任务通过完善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体现出来，三是要大力规范市场秩序，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四是在体制机制上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增强文化发展的活力。这就是政府应该考虑的，简单地说就是政府做环境、企业做市场。这个环境是指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 网友C：请问刘司长，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哪些领域的文化产业，和国外相比水平如何?有哪些差距? 刘司长：谢谢你对文化产业的关心和关注。文化产业现在大的方面概括为十个产业门类， 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新的文化产业的指标体系又分成数十个具体的门类。总得说，它包括了现在文化、广电、出版、工信部等多个部门以及相关社会团体从事的主要工作内容。这十个门类中既有传统的门类，又有新兴业态，比如传统上的演出、娱乐、电影、出版发行、艺术品，新的产业门类包括了网络、文化创意、动漫游戏，围绕着科技和文化融合产生的新的产业门类。 尽管这十几年来，我们国家文化产业纵向比发展很快，基本上能够适应人民群众多元化的文化消费需求，但是横向比，我们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在发展文化产业上发达国家是我们的老师，他们的认识和措施、成效都走在我们的前面，因此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事情。但是，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必须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增强自身的创造创新活力，使文化产业有中国自己的文化特色，以满足国人的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网友D：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消费水平较低，十八大提出要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您如何看待当前文化消费水平较低的问题。 刘司长：在文化消费方面，文化消费水平是同经济基础、消费需求和实际的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的，人们只有在解决了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需求后才能考虑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需求。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基本解决，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开始提到日程上来。但由于我们这两个方面同国外相比发展时间都很短，所以我国城乡居民拥有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是比较低的，目前从总体上看只达到发达国家文化消费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政府高度关注文化消费问题，正在千方百计为社会提供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文化产品服务和活动，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建成小康社会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7．“不可否认，文化产业化势在必行。”作为市政协常委，著名导演江海洋几乎每次都是大会的积极参与者，而他的论点，确实颇具新意。“但我们必须弄清楚——作为经济建设的一部分，文化产业究竟是需要用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进行指导，还是用文化发展的规律加以指导。”江海洋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强调，文化是产业还是事业，始终是目前文化改革面临的首要议题。文化产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尤其在目前以物质为主的价值观作为主导的情况下，精神层面的追求显得尤为重要。“如今的社会已经从我们曾经经历的平均社会走向了具有贫富差距的社会状态。在经济社会产生种种负面问题的时刻，文化的力量恰在于去化解矛盾，平衡落差。所以我常常说一句话：钱是用得完的，但精神却是千秋万代的。” 因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指导，或许是文化产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的重要保证。“类比中国足球的产业化，钱是赚了，可是中国足球死了，足球的精神死了，足球在球迷心中死了。那样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说，法律法规的制定与约束，成了文化产业发展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条件。哪怕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文化产业无不是有着极为详细的法律法规加以约束的。”文化彻底纯粹地产业化，在江海洋看来并不可行。“如果是一种食品，那么其进入市场之前有着严格而准确的检验、准入标准，但文艺作品没有。因此，面对一个庞大的市场，如何做出一道既安全又可口的文化大餐，成了中国文艺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呼吁电影分级制也好，希望出台《电影法》也罢，无不是在强调一个论点：文化要走产业化道路，只有法律法规相应跟上了，才能真正谈到发展。 作为一名文化人，江海洋坦陈在文化产业化问题上，自己不可避免地有着一点担忧。“如果一件文化产品既叫好又叫座，那自然很好，可是，从社会要求来说，文化不应是赚钱的手段。文化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是潜移默化乃至改变人们一生的力量。回顾上海30年来的改革开放，城市面貌彻底焕然一新，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化上我们是滞后的。其原因就在于并没有很好地找到发展的方向。如今，既然产业化的目标已经明确，那么最好不要再‘挂羊头卖狗肉’，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将文化上赚来的钱，依旧用于文化事业上，真正做到良性发展。” 8．“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因为创新，成就了一支由电视、出版、动漫、报业、演艺等行业组成的“文化湘军”。“十一五”期间，湖南文化产业年均增长20%左右。201 2年，湖南文化创意产业总产出约2730亿元，增加值约1175亿元，占全省GDP5．2%，成为湖南重要的支柱产业。 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主要动力。近几年来，湖南加大文化企业与科技的融合，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崛起。2006年到2012年，《中国文化品牌报告》共发布252个文化品牌，其中“湘字号?”文化品牌36个，占14%。湖南卫视连续8年收视率居省级卫视首位，湖南出版集团连续5年进入中国最大企业集团500强，华声在线、红网等在全国同行排名靠前，“快乐购”拥有1800多家供应商及500多万会员，青苹果数据中心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电子数据库，张家界演艺市场仅去年“十一”黄金周，门票收入就突破千万元。去年5月，长沙获评全国首批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省经营收人过亿元的文化企业现有110个，利润过千万元的文化企业达235个。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近年来，湖南积极推动文化企业与金融对接，制定下发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举办了五场银企对接会，文化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授信近千亿元。筹建了30亿元的湖南文化旅游投资基金。每年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地举办两至三次“湖南文化创意产业专题推介会”，共推出项目500多个，合同引进资金400多亿元。目前，湖南共有4家上市文化企业，华声在线、快乐购、体坛传媒等一批文化企业，正向着上市融资的目标顺利推进。 9．在我国文化产业中，中小企业占据多数席位，而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恰恰是这类企业。 记者在北京文博会上翻开厚厚的项目推介册看到，虽然众多的文化企业期待有资金的支持与合作，但是，不论银行还是风投，对正在发展初期的文化企业一直持有谨慎的态度。 一方面，银行向来属于稳健型的融资，以资产抵押担保为融资先决条件。而多数文化企业和其他传统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大都属于轻资产的中小型企业，多以智力投资为主，拥有的主要是版权、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文化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通常期待用版权质押的方式，但是，“在版权质押方面，文化产业行业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估体系，评估价值的准确性难以保证，银行一向关注版权是否能变现，但是，这一点可能只有业内人士知道版权究竟值多少钱，银行并没有渠道将抵押的版权变现。”某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另一方面，也有企业自身不足的原因。“文化企业的问题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不符合政策要求、项目可行性不高、企业管理、人才方面不具备条件、财务制度混乱等。” 10．整个文化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许多企业涌进文化产业，这时问题出现了。金融机构欠缺懂文化的人，文化人又不懂金融，这就导致了金融和文化对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储备不足，也制约了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中主要缺乏复合型人才和新兴行业专业人才，既有宽广人文视野、又有精深产业理念的复合型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是目前文化产业重点需要的人才。在文化产业领域的许多新兴行业，如会展业、网络游戏业、动画制作业、版权业等，专业人才十分缺乏。以版权业为例，我国500多家出版社、200多家电子音像出版社、9000多家杂志社、2000多家报社、数百万网站和其他版权相关产业，目前的版权代理机构仅区区28家，根本无法构成文化产业链中的一环。 11．国内外对文化产业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准确的界定，但理论界认为文化产业包含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文化产业首先是一个产业，其本质在于运用工业化的方式和手段经营文化。二是文化是文化产业的基础和内容，产品与服务是文化的载体。目前，国外文化产业主要存在。 三种比较典型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1)资本技术推动模式。目前，美国是全球文化产业的“巨无霸”，占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的43%左右。从历史文化资源上来看，美国并不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势地位主要是由其雄厚的资本技术推动的。例如，好莱坞电影独霸全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撑点就是其在技术和资金方面无人能及的领先优势。 (2)资源驱动模式。欧洲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产业份额的34%左右，属于典型的资源驱动发展模式。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优势得天独厚。欧洲各国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如王室文化、博物馆文化、生态旅游文化、建筑文化等，打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品牌。 (3)政府主导模式。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推动。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为本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保证。例如，日本先后通过了《著作权法》《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信息技术基本法》等；韩国制定了《文化内容产业振兴基本法》。二是政府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来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日、韩政府通过提供各种信息、制定各种扶持和刺激性政策，来指导和协助文化产业的发展。三是把发展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例如，1998年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方针”；2001年日本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战略”。

给定资料1．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和推进“放管服”改革的部署要求，2017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集成推动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提质升级。简政放权作为“放管服”改革的“先手棋”“当头炮”，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此次《意见》将深化简政放权放在首要位置，坚持放要彻底且有序，进一步取消税务行政审理和前置性审核事项，精简纳税人资料报送，打造权力瘦身“紧身衣”，切实减轻纳税人负担。据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提出了减少和优化税务行政审批，简化纳税人设立、迁移、注销手续，改进纳税人优惠备案和合同备案，精简涉税资料报送等改革任务，进一步精简纳税人资料报送和办税流程。以改进纳税人优惠备案和合同备案为例，《意见》要求，改进各税种优惠备案方式，基本实现税收优惠资料由报送税务机关改为纳税人留存备查。同时，针对纳税人普遍关注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审批问题，《意见》也给予明确，将结合纳税人信用积分确定增值税专用发票最高开票限额和用票数量，完善最高开票限额管理，推动取消最高开票限额审批，便利纳税人生产经营。《意见》强调，通过推行税收权力和责任清单，打造上下贯通、有机衔接、运转顺畅、透明高效的税务系统权责清单运行体系，确保做到“应放尽放，放了接上”。高效便利的征管信息系统是优化纳税服务、管控税收风险、规范税收执法的“主支撑”。《意见》提出，坚持科技引领，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提升完善信息系统功能，优化用户界面，推动数据共享共用，充分发挥税收信息化支撑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讲，《意见》从优化金税三期系统功能、完善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加快推进电子税务局建设、集成整合信息系统、加快对接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动数据融合联通六方面部署改革措施。国家税务总局电税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税务部门将加快金税三期系统与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网上办税系统的系统集成步伐，实现三大系统功能整合、数据自动传递，一处录入多处使用。信息系统实现整合后，前期调研中发现的系统间衔接不畅、网上申报时报表不能保存、纳税人不能自行进行网上更正申报等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此外，《意见》还提出，加快推进电子税务局建设，制定出台全国电子税务局业务、技术标准规范，改造升级各省网上办税服务厅，建成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实现纳税人申报、缴税、发票领用和开具、证明开具等绝大部分涉税事项网上办理，让纳税人办税更加快捷高效。根据《意见》的总体安排和要求，从现在起到2018年10月底前，税务部门将按计划分批推出具体改革措施和相关配套文件，推动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扎实有效推进，进一步优化税收环境，更加有力有效地服务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2．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把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当作“当头炮”，在这方面要有新作为、新突破，迈出更大步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放管结合的体制机制，使两者相辅相成，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完善监管体制中顺利推进简政放权。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必须进一步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向社会放权，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向下级政府放权，发挥地方政府就近管理和贴近基层的优势。非行政许可审批，主要是一些部门和地方在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之外，依据“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事项，实质上是变相的行政审批，许多非行政许可审批还收取费用，涉及利益输送。因此，要对国务院部门正在实施的非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清理：确需审批且有行政许可性质的，应按程序转为行政许可事项；属于国务院对下级政府的审批事项，应转为内部工作程序。各部门一律不得自行设立面向社会公众的审批事项。对保留的审批事项，各部门一律以清单方式向社会公开，目录之外一律禁止审批，切实解决“权力无边”的问题，实现“法无授权，政府和部门不可为”；同时，推动部门减少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间、公开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行为，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更多的便利，实现“法有规定，政府部门必须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公民和企业皆可为”。针对市场监管领域共性问题，加强生产经营等行为监管，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坚持依法平等、公开透明，把握好监管的“公平秤”，坚决杜绝随意监管；要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对失信主体在投融资、土地供应、招投标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要改进监管方式，整合执法资源，消除多头执法和重复执法。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让市场的“发动机”更强劲有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更应该是“掌舵人”，而不是“划船者”。转变职能、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后，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管宏观，管好那些最该管的事。尤其要注重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把好“方向舵”，掌握“撒手锏”，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3．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既有经济、社会的变革，也有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尤其是由改革前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长期研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W指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精简机构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为市场经济奠定基础阶段，2003年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基本定位阶段，2008年和2013年政府机构的“大部制”改革阶段。近年来，我国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尤其是以大部制为主要特征的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改革更多聚焦于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合并重组，很少触及内设机构的权责配置，使得各个政府机构的内设机构千篇一律，并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此外，由于原部门内设机构职能整合没有到位，大部制作为“整体政府”的规模效应并未很好地体现出来，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而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就在于提升行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在行政资源“增量”日益受限的现实背景下，优化配置“存量”有助于破解因行政资源不足导致的服务效率低下的难题。编制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行政资源，对政府人力资源的数量和构成存在着直接影响。但现实中，编制资源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分配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的编制资源不能很好地匹配公共事务处理需求，以致出现了“事多人少”或“事少人多”的不正常现象，由此大大降低了编制资源的使用效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热点话题，调整理顺两者关系，发挥两个方面的自主性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其他领域的改革类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许多举措是通过政策试点的模式向前推进的，改革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逐级扩展的特点。然而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并未与法律法规修订的迫切性对应起来，即最迫切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却最缺乏通过合适的法律法规支撑改革探索的能力，以致地方的改革勇气常常走到既定法律法规面前就被一扫而空。这一现象在当前的简政放权改革领域中尤为突出。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需增强政府公信力。然而，当前政府公信力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2013年年初L市曾出台“闯黄灯视为违反交规，记6分”的政策，执行5天即宣布暂停；2016年3月N市试推购房新政，毕业未超过5年的高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购买商品房的，公积金连续缴存时限由6个月降为3个月，且实行“零首付”，试行不足半日就被叫停……“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政策实在太过任性，沦为笑柄也就不足为奇了。打着“惠民”的旗号，却干“伤民”的事情，不是政策“半道跑了”就是政策“打折了”。如此朝令夕改，若不是当初决策太随意，就是现在太不把群众利益放心上，拿政策当儿戏。不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短命”是某些政府工作的一个侧影。很多时候，工作的初衷是好的，可一落实下去就变样了。为什么政策“含金量”减少了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部门出台的便民惠民措施，都是坐在办公室摸脑袋拍桌子想出来的，而非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确定出来的。所以，政策施行后，就很有可能暴露出许多原来未曾料想到的问题，于是干脆放群众“鸽子”，这显然会影响政府信用，惹得群众不满意。关于政府公信力问题，一些网友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网友A：政府执掌的是公共权力，管理的是公共事务，而所谓公共者，即大家、公众。既然是大家的事情、公众的事情，做到公开透明，那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好事坏事、好话坏话，都能够公之于众，并形成习惯，社会是能够理解的。怕就怕什么事情都遮遮掩掩、暗箱操作，那么即使办的是好事，公信力也难以建立起来。网友B：政府行为往往由政府公务人员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组成，而任何个体行为或集体行为都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偏离正确的方向。换句话说，政府也会犯错。如同一个人一样，犯了错误之后是掩盖还是承认，才是最重要的。网友C：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四拍”官员，即拍大腿决定，拍胸脯保证，拍脑袋反省，拍屁股走人。有的官员刚履新时喜欢承诺，说得天花乱坠，真正该干实事了，却敷衍塞责或百般推诿，让民众由希望变得失望，最终绝望，这样的空头支票最容易伤民心。口惠而实不至的政府部门，也最容易透支公信力。网友D：目前，新兴媒体已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微博异军突起，如果政府部门遇事不能及时给出事态真相，人们就会寻找信息。民间自发信息不仅鱼龙混杂，各种谣言还可能引发社会混乱，政府公信力也会随之失落。网友E：服务水平也是关系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要彻底改变“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政府形象。在各国政府都在进行“政府再造”的全球大背景下，我们更应积极变革传统行政观念和范式，探索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新范式。5．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联邦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潮影响下，积极开展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比较显著。1996年，审议院在向联邦政府提交的中期报告中，提出要按照建立“小政府”的要求削减政府管理事务，实现联邦政府小型化并确立行政服务目标等内容。报告要求各部门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全面的审核、清理，将可以委托给民间机构或下级部门的管理事务全面下放。同时，联邦政府还围绕政府的核心任务，对各部门的职责进行了重新编制，以明确政府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在机构设置方面，联邦政府根据新形势，将原有的具有重叠职能的部门进行了合并，整合成了新的部门，比如，新设的社会问题部就是负责管理涉及社会各方面关系事务的部门。另外，联邦政府还合并了一些职能不同但业务具有相关性的部门，如交通部和邮政部。在行政理念方面，联邦政府引入了企业服务理念，将全体公民看作政府的顾客，政府是为顾客提供服务的机构。政府各部门要以顾客为导向，以提高顾客满意度为目标，注重践行成本意识、质量意识和形象一致等管理理念。日本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和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是指那些体现政府基本职能的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包括中小学教育、相当一部分大学教育、公众基本医疗服务、基础科学研究、重要的文化事业等。除此之外的其他公共服务均属于非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宗教、慈善与福利事业、经贸服务与促进事业、某些文化事业、有特殊需求的教育与医疗服务事业、私立大学以及部分边缘性科研事业等。在日本，无论是由公法人机构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还是由民间公益法人承担的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其资金投入几乎都来自财政拨款。此外，日本政府还以不同的方式对承担公共服务供给的民间公益法人提供经济支持。2004年3月，日本通过了“推进规制改革、民间开放3年计划”，将“推进民间开放(市场化试验)”的观点引入规制改革的计划。从2005年起，“市场化试验”正式展开，职业培训、国民年金保险的征收业务等8项公共服务作为示范型事业的对象，以竞标的形式委托给民间经营。2006年以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统计调查关联的项目、与大学教育相关的项目等。新加坡通过法治，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新加坡社会和谐安定、秩序井然，与政府积极贯彻法治精神息息相关，法治产生纪律和秩序，纪律和秩序又促进了法治的完善和发展。新加坡立法严密，明确具体，法律、法规和禁令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界限分明，可操作性强，执行方便。同时，新加坡执法极其严格，以严厉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执法手段保证法律的实施。对于政府自身，新加坡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条规和公务员守则，形成有效地防止贪污腐败的机制，严格依法行政，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李光耀认为：“肃贪清腐，搞好廉政建设，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其目标是整治自身，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战斗力，是政府工作勤奋高效的首要保证。”因此，新加坡政府为保持其执政合法性和公信力，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加大对政府自身的监管力度，进行廉政建设。6．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改革，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各领域改革起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必须对机构和体制进行调整完善。要通过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需要通过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放足放到位、该提供的服务提供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场“自我革命”，由于传统权力意识的惯性作用，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财政上出现捉襟见肘的状况，巧立名目乱收费、通过内设机构违规从事经营活动获取不当收益、部分行政许可事项该放不放的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简政放权活动的日渐深入，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让利于企业和民众，甚至还制造出各种障碍，干扰市场的公平竞争。此外，权力的“空放”“虚放”“不彻底地放”等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欲彻底打破利益坚冰，一方面，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将改革贯彻到底，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藩篱；另一方面，简政放权还须与建设法治政府形成合力，用法治撬动改革、巩固改革。以“法无授权不可为”为原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明确企业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如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能明确自己的边界，真正挡住“寻租的黑手”，让政府和市场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充分释放简政放权红利。“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论语》此句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即政府部门对手中的权力要有敬畏之心，行之务“简”。以简政放权为主要举措的行政体制改革，正是释放红利之举。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材料一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改善居住条件愿望的提高，我国房市红火，房价节节攀升，各种房产广告随之“铺天盖地”而来。“新贵公寓”、“富人聚集区”、“××楼盘，白领贵族的集聚地”、“国际名流府邸”……许多城市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广告。 前不久，为显示品位，天津某房产开发商在一些媒体打广告宣称：用世界级地段铸就世界级群岛富人区，世界级富人区的诞生，让地段成为地位的一种天然分界。对此，一些市民气愤地质疑：“若按此划分，政府为低收入人群建的经济适用房、租赁房和廉租房岂不成了‘穷人区’和‘贫民窟’?”材料二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房产“炫富”广告在全国各地蔓延。眼下，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和十分畅销的报刊中，各式各样的房地产广告均无不充斥着“豪华”、“豪宅”、“新贵”等字眼。这些高档住宅区，每平方米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漫步南京街头巷尾，“××楼盘，白领贵族的集聚地” “××楼盘，130平方米—180平方米套型任选，均价仅需6300元”，此类房地产广告经常出现在广大市民眼前。 事实上，与一些城市出现的豪宅相比，房地户“炫富”广告是小巫见大巫。有业内人士粗略估算，未来一至两年内，单单北京一地，单套总价在500万元以上的别墅，供应量就在5000套至7000套，总市值不下300亿元人民币。北京去年的住宅销售总额为458.2亿元，和市场能够消化的总量相比，这些豪宅所占有的资金比例明显偏高。材料三 在南京，一家五口拆迁之前还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房子里的王先生苦笑着说：“看看那些街头矗立的房产广告，一套房子要七八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我们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挣上几辈子!” “不要说那些工薪阶层，就是像我这样的所谓‘白领’，看到媒体上那些‘白领贵族的集聚地’、‘均价仅需6300元’的广告，也会感到那毕竟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其实，房地产开发商在赚取巨额利润的时候，或许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一个‘仅’字说得那么轻松，殊不知这套房子却是一个家庭需要奋斗一辈子才能付清这笔巨大支出……”在南京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的朱江无奈地对记者说。材料四 有学者指出，单从广告学的角度看，这类广告甚至还称得上不乏“创意”，因为其诉求理念比较清晰、目标受众也比较明确，但为什么就招来了市民普遍的反感甚或“本能的厌恶”呢?这一是因为，国人历来不齿于张扬、炫耀的行为，可这类广告非但肆无忌惮地“炫富”且丝毫不顾及其他“非目标受众”的感受；二是因为，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矛盾日趋凸显的当下，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神经可能都很“敏感”，富人往往担心“仇富”，而穷人则可能认为遭受歧视。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教授说，房产“炫富”广告或许真能吸引那些收入颇丰的高薪阶层，但对于那些一家几口蜗居在几十平方米地方的人，甚至是居无定所的家庭，此类广告深深扎痛了他们的心。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沈卫平说，“炫富”广告会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公正感，这表明了社会中一股非常不健康的消费倾向张扬、炫耀与奢侈，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一方面，为富人阶层的浮华、骄横甚至为富不仁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加剧非富人阶层、尤其是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生活的不公正感，容易埋下激化社会矛盾的种子。材料五 其实，不仅是楼盘，化妆品、衣服等许多广告都在渗透出一种“炫富”信息。有学者指出，我们社会上有一部分富人，人们也都向往富裕，但是商品广告应该是面向全体公民的，不应该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的，商品广告自有他的公益效应，这是谁也不能质疑的，“炫富”广告泛滥必然造成两种极端。一是富人的更加猖狂，他们会想，我们就是社会的主人，你看，一切都是为我们服务的，这样，他们会更加放肆，同时也更加对金钱进行疯狂收敛，甚至于不择手段，这种“炫富”广告的潜在熏陶作用不可估价。二是穷人会更加自卑，他们会想，社会都在为富人服务，我们成了受人冷落的阶层，这种自卑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加剧和富人的矛盾，仇富思想加剧，一个问题是加剧心理畸形变态，他们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这些心态都不利于社会稳定秩序的打造。材料六 面对“炫富”广告的去留问题，不同的人群看法不一致。有的主张立即叫停，有的主张听之任之，有的则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现象后面的本质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叫停了之。 有学者指出，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商家在不夸大、不欺诈、不违法社会公共道德的前提下，拥有为赚取更多利润而对其商品进行各种宣传的权利。“新贵公寓”、“富人聚集区”、“白领贵族的集聚地”、“国际名流府邸”之类被指为“炫富”意味浓厚的广告，本身只是商家为攫取更多利润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决不是为了向他人炫耀入住者的富贵，只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有相当的财富，你就可以拥有亭用的权利。不仅此类房产广告，几乎所有为商品促销而做宣传的广告，都在表达同样的声音。但如果因为弱势群体无法享用此类物品，就说宣传这种物品会造成对弱势群体的伤害，那么，是不是所有弱势群体的享受不起的物品今后都不应拿到媒体上宣传促销，而改由能买的起的人和商家私下里进行秘密交易，从而避免让弱势群体受到更深的伤害?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 从《广告法》中的“广告准则”中诸条款看，任何一条都没有限制广告内容不得“炫富”，就是说，人家做“炫富”广告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允许的东西却要被你“叫停”，说不通。材料七 也有学者指出，“炫富”广告，的确会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公正感。不过，如果对此类广告一禁了之，却不是个办法。炫富广告虽然具有着明显的负面社会效应，但却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的真实世象——贫富差距的确已经越来越大；张扬、炫耀与奢侈，的确已经是某些富人的生活常态。 广告“炫富”说到底，只不过是“炫富”的一种夸张形式，那些“不声不响”的超级豪宅、豪华名车等，本身不就是最大的“炫富”么?“焙富广告”与豪宅、名车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再者说，“炫富广告”实质上是广告主楼盘或其他产品生产、营销等一应理念的表达，是其价值观的外在反映。换言之，有错的始终不在广告本身，而在人。假如广告主的根本价值观与深层理念不改变，即使叫停广告，其依然会我行我素——该张扬的换个形式依然张扬，该炫耀的通过其他方式可以继续炫耀。也就是说，此“噪音”消除了，还会有彼“噪音”存在抑或继续生出。如此一来，叫停广告，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可言?这始终就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或关键。 和谐社会不是通过掩盖矛盾粉饰出来的；恰恰相反，只有不讳疾忌医，不断通过各类“噪声”发现真正的矛盾并解决之，才能逐渐抵达和谐境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对炫富广告应该另眼相看：虽然它刺痛了无数人们的神经，但却不该一禁了之，“眼不见为净”是不折不扣的驼鸟政策。 进一步说，即便炫富广告暂时能被禁止住，贫富差距就不存在了吗?财富的品质就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善吗?假如我们能藉此进一步关注贫富差距究竟如何缩小，穷人、富人之间的鸿沟究竟如何消除，社会公平与正义究竟应如何促进与维护，也许才是最有意义的。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材料一：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新农村建设由此起步开局。这份高含金量的纲 领性文件密集出台32条重大举措，破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诸多深层问题，也将给9亿 农民带来八大实惠。 1. 2005年仅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就超过3000亿元，而在“十五”时期，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资金达到11300多亿元，年均递增17％。 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 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 设稳定的资金来源。 “十一五”时期，我国将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主线大力推进财政支农工作。 2006 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完善并加强“三补贴”政策，粮食主产区要将种粮直接 补贴的资金规模提高到粮食风险基金的50％以上；重点支持农村“六小”工程以及优质粮食 产业工程、种子工程等项目建设。农业综合开发资金重点用于粮食主产区中低产田改造和 中型灌区建设。 2. 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3200元以上，实际增长6％，是1997年以来的第二个高增幅年份。 积极发展品质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推进“一村一品”。2006年要完 善全国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网络，实现省际互通。继续执行对粮食主产县的奖励政策，增 加中央财政对粮食主产县的奖励资金。要着力培育一批竞争力、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和企 业集群示范基地。 国家在2006年将继续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同时改 革和完善农资价格调控机制，逐步建立对种粮农民的化肥、柴油等农资的直接补贴制度。加 快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现代农业，选择黄淮海专用小麦、三江平原水稻、新疆棉花、西北黄土 高原苹果、浙南闽西粤东柑橘、桂中南双高甘蔗、东北奶牛、黄渤海出口水产品等8个产业带 进行重点建设。 3. 目前，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4.2亿人，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 2006年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对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 5年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将实现全免费，农村教师400多亿元工资也将全额列入预算。2006年至2010年，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5年间将累计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 元。此外，国家还将加大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的力度，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扩大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提高补助标准，增强农民转产转岗就业能力。 4.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1．2亿多人，随同父母进入城市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约有643万人。 进一步清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严 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保障金等制度，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逐 步建立务工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依法将务工农民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探索适合务工农民 特点的大病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办法。认真解决务工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 2006年，国家将基本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并把防范拖欠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十一五”时期，优先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特别要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 接受义务教育，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还将为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村劳动者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 服务，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可享受一次性的职业培训补贴。 5. 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90％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 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较大幅度提高补助标准，到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 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今年将扩大到40 %，中央财政对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 标准在原有每人每年10元的基础上再增加10元，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增加补助，争取到 2008年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国家还将落实必要的经费，支持乡卫生院和县医院的建设， 为农民提供安全、廉价的基本医疗服务。 6. 至今全国仍有近5万个村不通公路；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亟待解决；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 从2006年起，大幅度增加农村沼气建设投资规模。安排资金支持编制村庄规划和开展 村庄治理试点。可从各地实际出发制定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的指导性目录，重点解决 农民在饮水、行路、用电和燃料等方面的困难。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 杂问题。 “十一五”期间我国将优先解决1亿农村群众饮水不安全问题，新改建农村公路120万 公里，基本实现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 青路或水泥路，同时实现路通车通。 7. 取消农业税后一些隐性负担相继暴露。目前农村资金大量流出、金融“失血”严重，政策性银行职能弱化，国有商业银行悄然退出，农业保险严重萎缩。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中 占用的贷款余额不到6％。 进一步深化以农村税费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创新乡镇事业站所运行机 制，精简机构和人员，5年内乡镇机构编制只减不增。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县” 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乡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 2006年国家将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着力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 改革，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农村金融机构将放宽对种粮农户小额贷款的担保条件和 期限。 8. 由于农村文化工作底子薄，当前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现象普遍存在，而赌博、腐朽、粗俗文化和封建迷信却大兴其道。有些地区没有落实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和 民主管理，农民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切实维护。 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继续实施广播电 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 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百姓将享受到日益完善的文化服务。到2010年，我国将基 本实现20户以上的已通电自然村全部通广播电视，全国农村将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 的目标。农村影院、文化馆、图书馆等设施的普及，将把农民的传统日常生活概念大大拓展。 材料二： 农村社会事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农民生活和新农村建设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国家到底打算花多少钱建设新农村?国家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表示，“十 一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将筹集数千亿元，主要投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 其中，2000多亿元投向农村教育，1000多亿元建设农村公路，数百亿元解决农民看病难 问题。 9. 社会事业投入。以往，由于受财力限制，政府对农村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足，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事业主要由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己办，与城镇相比差距非常大。 (1)2004年，农村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仍然占7.5％，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 年。初中文化以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65.4％这一平均水平；(2)2000年至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筹资总额近2．2万亿元，农村仅占其中的10. 81％。2003年农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274.7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3.92％，相当于城市平均水平的24.77％；(3)农村在公共文化事业方面差距同样明显。2004年，农村文化事业费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目前，全国还有近4000个乡镇没有文化站，这意味着全国3.82万余乡 镇，平均每10个乡镇中就有1个没有文化站。全国尚有5000多万农民由于缺少设备，不能 收看广播电视。部分实现了“村村通”的地区也只能收看三四套节目。 在此前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陈锡文表示，农村在上述方面与城镇的差距，远 远超过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距。 这位主管农业政策的高官在讲座中透露，“十一五”期间，在农村教育方面，中央和地方 财政将累计新增投入1258亿元和924亿元左右，合计约2182亿元。这笔资金将主要用于 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目前，全国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非常差。”陈锡文说，以校舍 为例，农村中小学危房率高达6.6％，占全国中小学危房面积的81％。西部地区尚有100多 万中小学生因校舍短缺不能就学。 孩子上学和就医，被认为是农民最沉重的两大负担，很多农村家庭甚至因此而陷入贫困。为解决农民就医难问题，国家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统计显示， 截至2005年6月底，在进行试点的641个县区的2．25亿农村人口中，已有76％的人自愿参 加了这项制度。 不过，农村卫生医疗服务体系“不适应农民健康需求的矛盾仍然相当突出”。绝大多数 乡镇卫生院条件差，服务能力弱，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统计显示，中西部地区农村乡镇卫生 院危房率达33％，八成以上的乡镇卫生院需要配备或者更新X光机等常规设备。除新型合 作医疗试点地区以外，其他农民极少能获得医疗保障。 从2006年起，将进一步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对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支持力度。 2006年中央财政将投入47．3亿元，比上年增加41．9亿元。按照设想，将于2008年在全国 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按规划，2004年到2009年间，中央和地方还将共同安排资金216亿元，到2010年基本 建立起与农民收入水平相适应的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政府还将加强农村 计划生育服务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持制度。 在文化事业方面，陈锡文表示，“十一五”期间，要基本实现20户以上的已通电自然村全 部通广播电视。让更多的农民能看上电影，继续推进县级图书馆和文化馆建设。 如何将9亿多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是建设新农村需要破解的一大难题。统计显示，目前 全国有10多个省市的1000多个县区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488万村民、253．9 万户家庭因此受益。“但从总体来看，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陈锡文表示，“十一五”期间，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根据“十一五”规划建议稿，国家还将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并将数亿农民工逐步 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此前公布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即明确要求，要“依法将务工农民 全部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探索适合务工农民特点的大病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险办法”。 11. 基础设施投入。与城镇完备的公共设施相比，目前全国仍有相当部分农村不通电和公路，数以亿计的农民无法喝上清洁的水，亦没有清洁卫生的燃料可用。 统计显示，至2004年，全国有3.2亿农村人口饮水不安全，占农村总人口的1／3强。引 用水氟砷含量超过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有5000多万人，有近4000万人不得不饮用 苦咸水，还有9000多万人经常受季节性干旱影响，因污染和自然饮用水微生物含量严重超 标的有1.3亿人。 尽管“十五”期间我国新建和改建农村沥青路和水泥路里程比新中国成立以来翻了一 番，但农村交通不便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还有近100个乡镇、近4万 个建制村不通公路，近1万个乡镇、30多万个建制村不通沥青路和水泥路。此外，目前农村 还有2000万人口用不上电，部分地区电价过高。清洁能源尚未普及，很多农村家庭还不得 不烧秸秆和薪柴。 “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安排1000亿元用以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到“十一五”期末，基本 实现全国所有乡镇、东中部地区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西部地区基本实 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公路。 根据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材料，“十一五”期间，在加强农村水利建设的同时，要解决农村 1亿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力争到2010年，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农户普及率达到 30％。国家要解决1000万农村人口的用电问题。到2015年，全部解决农村人口用电问题。材料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途径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围绕这一基本途径，关键是要建立五大机制： 12.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投人机制。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国家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各个金融机构贷款发放的投向，都应该逐步增加，并且形成支持农村的长效 机制。 13. 党和政府各部门合力、协调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工作机制。党和政府的部门是相当多的，不能说哪个部门只为城里设，所有部门要明确自身在新农村建设中都有自己 的责任和任务。 14. 引导农民在国家政策扶持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辛勤劳动建设自己幸福家园的激励机制。 15. 引导全社会力量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参与机制。 16. 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和不少国家一样，在工业化、城镇化初期，我国也需要从农业、农村中积累发展资金，因 此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扩大。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如果不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促进农业农村更快发展、农民收入更多增长，就必然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影响我国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材料四： 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胡锦涛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上作了重要讲话，系统阐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认识和处理好的重大关系，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六项主要工作： 新农村建设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要求深化农村现有管理体制和机制 的改革和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农村基层干部等等，必须运用新 的思维，研究新的方法，拿出新的措施。 站在农民的角度看问题。长期以来，农民到城里打工受到各种不公正待遇，种粮收益难 以得到国家稳定的保护，国家的许多福利和公共财政给予城市的多而给予农村的少，几十年 来农业的积累和农产品价格的低廉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农村建设决不仅 仅是农村和农民的事，全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农村和农民，和农民兄弟一起大力改善农村、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摒弃干部帮助农民种田的做法。许多年来，我们把干部帮助农民种田当作指导农村工 作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实农民世代与田粮打交道，很清楚什么季节该种什么，什么品种产量 高，怎么抢种抢收。不少地方今年要求农民种玉米，明年要求种小麦，此任书记力推栽果树， 彼任书记号召种药材，弄得农民无所适从。出发点是提高农民收入，但由于政府不承担风 险，结果农民收益反而受损。放手让农民自己闯市场，必然会有一时之痛，但经过几代人的 努力，必将造就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型农民。 明确三大突破口：医疗、教育、交通。这既是农村落后的瓶颈，也是落后的主要标志。这 既是贫困造成的，反过来又加剧了贫困。因为得了重病而直接返回贫困并非个别现象，占总 人口60％的农村人口，只有23 9／6的全国义务教育经费，4％的村不通汽车，交通闭塞导致部 分农村与外界交流不畅。各级政府必须下大力推动公共财政、城乡信贷、城乡投资向农村倾 斜，根本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根本改善农村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状况。只有推倒压在农民头 上的这三座大山，新农村建设的蓝图才会更美好。 选择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路径。要站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角度，而不 是站在农村的角度，看待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工业产业链要向农村延伸，农业作坊式的 加工要向现代工业转变，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要使农产品转变成商品和工业品。加速城 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放低农民进入城镇的门槛，从而放大城镇对农民的吸纳效应和促进市场 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几家几户的小村庄，特别是不适合生活居住、不适合规模化、机械化 经营的村庄，应顺应潮流加速其萎缩。 用民主法治思想推动和谐发展。改变单纯用行政命令、人情关系的方式来管理农村。处理群众利益、群众矛盾、农村经济和社会工作都要依法办事。对一家一户要依法办事，对 千家万户更要依法办事。用大量的依法办事的实例，而不是单纯的宣传，来教育农民、引导 农民。要尽可能避免法不责众的现象出现。推动以村为主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相信农民 自己能够治理好自己的家园。民主法制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和保证。材料五：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全面、系统、完整地理解和贯彻“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而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就是单纯的新村庄建设。 这些要点概括起来是“五个五”： 一是五中全会提出的5句话：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二是2006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提出的“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 三是五个必须坚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坚持宪法规定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不 动摇；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坚持科学规划，因地 制宜、分类指导；坚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依靠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国家扶持和社会力量广 泛参与。 四是“五要五不要”：要讲究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协商， 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 五是五大目标：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社会事业 发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推进。 中央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至少有五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农业的基础还不稳固，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2005年我国粮食产量虽然恢复到了4．84亿吨，但还不能满足需求，比历史最高水平还低近 3000万吨。而耕地和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对农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因此，必须增加对 农业的投资，以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科技水平，提高土地的产出率。 二是必须认真对待还在继续扩大的城乡差距。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且农村人口占大多 数。这样的国情决定了要真正消除城乡差距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在当前工业 化、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城乡差距呈扩大之势，这就需要引起高度重视。2005年，农民的 人均纯收入是3255元，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同 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与城市的差距更大，这是影响农民素 质提高的重大制约。 三是已经初步具备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条件。2000年，我国GDP为8.95万亿 元，财政收入为1.34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3.3万亿元；而2005年，GDP已增加 到18.2万亿元，财政收入3.16万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8.86万亿元。“十五”期间，这 几项指标都增长1倍以上。 四是扩大内需的必然要求。由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水平低，购买力不足，因此客 观上影响了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200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在县和县以下实现的 ’部分只占总额的32．9％。 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 享的必然要求。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关注“失独家庭” 1．在很多父母的眼里，孩子就是家庭生活的全部理由与希望，如果一场变故使这样的理由与希望骤然化为乌有，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面容憔悴、目光呆滞、毫无生气，记者见到她时，着实吓了一跳，脑海中不自觉地跳出“心灰意冷”四个字。“你就叫我‘贤明之子’，这是我儿子的网名。”儿子去世已经一年，她依然无法走出痛苦，往事总是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在脑海里回放。 7月25日，星期一。“贤明之子”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突然接到儿子单位的电话，说他被送进医院了。儿子在杭州一家机关单位上班，每个周末都会回富阳的家，陪陪爸妈。“前一天还看他好好的”。“贤明之子”虽然着急，但没有往更坏的地方想。赶到医院，医生的脸色很沉重，她才感到情况不妙。不幸很快降临，儿子当天就因突发心肌炎，抢救无效去世。 儿子走了，她的心也像被掏空了。每个星期五晚上8时，她都会去自己家附近的514路公交车站，因为以前儿子每到周末就会坐这趟公交车回家，她要等儿子回家。晚上8:30、9:00、9:30……车来车往，却再也无法看到儿子的身影，丈夫要拉她回家，她就对着丈夫又打又骂。原本不会喝酒的她，也开始一大口一大口地往嘴里灌白酒。喝醉了，她便摔杯子、碗筷、桌子。数不清的夜晚，在她和丈夫的抱头痛哭中悄然流逝。每逢节日，很多亲戚朋友会打电话叫他们一起吃饭，“贤明之子”和丈夫却早就关机了。“别人是过节，我们是躲‘劫’。”她说，看着别人高高兴兴地过节，自己心里就更不好受了。 2．刘桂兰今年57岁，2008年，她唯一的儿子小凯突然病倒，仅仅4天便离开了人世。今年，刘桂兰在一家养老机构花4万元购买了一个单人床位。她说失去儿子后，最担心的是养老问题，现在她和老伴身体都还好，可以相互扶持照顾，如果有一天他们两个人中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怎么办，“说得不好听点，住院做个手术，连签字的人都没有”。 刘桂兰说，养老院的床位是给后走的人留的，“如果我不在了，老伴去住；如果老伴不在了，那我就去住”。老两口都是退休职工，工资不高，但维持平常的生活没有问题。两人曾想过一起住进养老院，可是要住进好一些的养老院，他们的退休工资却远远不够。 调查发现，100个“失独家庭”里，不为养老担心的仅占6%，这部分家庭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兄弟姐妹的孩子成为照顾他们的主力军，愿意为他们养老；有94%的“失独家庭”对于未来的生活表示担忧。生病后由谁照顾?老年后由谁赡养?临终后事由谁来处理?这是大部分“失独家庭”都比较关心的。 20年前，北京的林玉芬失去独子，丈夫中途又突然病倒，住院接受了肾摘除手术。“冬天是最遭罪的，排队、挂号、检查、输液……我一个人跑，冻得直哆嗦，跑不过来也得跑”。当年已近60岁的林玉芬特别紧张，虽然不时有侄子、侄女来探视，但“不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好意思支使人家”。丈夫住院10多天，她寸步不离地守了10多天，“生怕他出一点差错。我只有他了”。出院后，她害怕了，夫妇俩坚持每天锻炼1个半小时，“不出毛病，就不用去医院”。 哈尔滨的刘芸，停用手机的一个考虑是“省钱”，“这样，每月300元就够花了”。这位“失独”的老人，每年要打两针血栓通，他说：“医院的要22块钱一支，太贵。我自己在药房花6块钱买一支，在小区诊所加7块钱就打了。” 根据合肥市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一份“失独群体”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合肥市“失独群体”面临的最大困难多为保障问题。半数以上的“失独者”面临经济困难，4%的“失独者”有住房、养老难题，有疾病困扰及医疗问题的占12%。三分之二“失独者”月收入不足千元，大多数“失独者”入不敷出。62.8%的“失独者”收入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基本和完全满足需求的占37.2%。 另据了解，以当前生育率计算，2018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从那时开始社会负担加重，而“失独老人”的年龄会更大，经济来源困难，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面临养老的窘迫。 3．“失独家庭”，顾名思义，即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失去的形式多为独生子女死亡。“失独者”年龄大都在50岁开外，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春天里》的这句歌词唱尽了“失独家庭”的悲痛与凄凉。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能将不得不直面这种悲痛与凄凉。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15～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约为万分之四，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截至2012年的不完全统计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失独家庭”已超过了100万个，这意味着有近200万老年人成为“失独者”。而一些人口学家以此推算，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1000万。“失独者”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如何让他们走出阴霾，充满希望地生活下去，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以及每个个体都有所作为。 在2014年5月17日开幕的第三届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年会上，会长戴正清呼吁相关部门、社会团体能够走进“失独家庭”，感知他们的痛苦，关爱“失独人群”的心理问题。 戴正清表示，近年来，涉及“失独家庭”心灵创伤等的咨询逐年递增，“失独”问题从过去不能触及，到近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正是体现了这一社会问题的扩大化。相比起抚慰失去子女之痛，更重要的是将“失独人群”领出黑暗的过去，重建继续生活的信心。如果忽视“失独家庭”的心理问题，缺少健全的心理危机干预、心理疏导以及心理问题预防机制，可能引发危及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问题。他介绍道，美国政府已经将美国公众心理健康服务与躯体疾病治疗一并纳入医疗保险之中，对弱势群体给予优惠照顾。如果能够把心理咨询及治疗纳入医保，就可以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失独人群”，让他们得到专业、系统的心理咨询和治疗。 4．2014年4月21日，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失独父母”代表进京，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咨询政策、表达诉求。日前，卫计委发布答复意见书，针对“失独者”提出的“给予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国家行政补偿”的要求，答复意见书中称，“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给予国家行政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于法无据，也许是现阶段无法回避的事实，但对那些“失独父母”来说，这答案显得有些冰冷。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因“清退代课教师”的说法被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批评，他随后领悟到，“尽管政策是冰冷的，但传达政策的时候可以是温情的”。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发言技巧，更体现了对这些弱势者的“国家态度”。 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最终成为“失独家庭”，其中有很多因素，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家庭曾经为履行法定的计生义务而作出了“只生一个”的选择。按照计生部门的说法，超生者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所以必须缴纳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相同的逻辑必然推导出一个判断：坚持只生一个的家庭无疑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而今他们面临“失独”之痛，给予必要的补偿、抚慰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和心理慰藉、社会关怀等工作相比，物质救助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一环，同时也是多数“失独家庭”最基础的诉求。事实是，这个诉求并未受到漠视，近年来全国各地几乎每年都会面向“失独老人”发放数额不等的补助金。但在这样一个救助的过程中，有两点尚未尽如人意：一是专门针对“失独家庭”的救助还未上升到国家和制度层面，缺乏法律的支撑；二是救助与现实生活有脱节之嫌，突出表现在救助标准过低，多数地方的标准多年来始终徘徊在200元左右，在专家看来，这点补助“在当今日益高涨的物价面前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失独家庭”牵涉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近年的“两会”都会有众多代表委员对此表示关注，或建言大幅提高补偿标准，或主张设立专项基金，或呼吁在社会抚养费中明确一定的比例用来救助“失独家庭”。而一些地方已经作出了行动，如上海市自2013年起将独生子女死亡父母的特别扶助标准从原来每人每月150元提高到了500元。 只要承认救助“失独家庭”是一种义务，物质补偿又是最基础的工作，那么无论从哪里列支，像上海这样提高补偿标准无疑是当下最可行的办法。但居于国家层面，从长远看来，对一个庞大群体的救助还是需要制度式的保障。 清华大学潘教授的儿子2007年因工作劳累突发疾病意外去世，悲痛的潘教授曾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依靠，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因按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入住需有子女签字，工作了53年的潘教授如今75岁了，却因没人能给他和老伴签字而住不进养老院。 有人建议，政府应重视解决“失独老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及时完善社会化养老和救助机制。一项“社会应该怎么救助‘失独者’?”的网络调查，或许能给人们更多的启发。调查显示，近八成网友认为应推行政府主导的“失独者”家庭社会保障机制，六成网友认为应放宽对“失独者”领养子女的条件限制，近五成网友认为应提高对“失独者”的养老保险投入，近四成网友认为应组织专业人员加强心理救助。 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说，解决“失独老人”养老困境，是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应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需尽快采取措施，给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我国在老年人将达到2亿的情况下，于2012年实现了养老制度全覆盖，人大常委会还于2012年12月下旬修订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写入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扶助内容，专门加了监护人条文，监护人可以是家庭成员，也可以是基层组织，这在制度上向前进了一步，“失独老人”想住养老院，基层组织或帮扶的团体可依据这一条，承担起监护人职责。 另外，民政部部长在2013年“两会”期间表示，“失独老人”可按“三无”老人提供赡养。这是好的起点，但还需进一步细化、完善。他谈到，解决“失独老人”养老问题，迫切需要建立完整的登记制度，要摸清基本状况，才能提供帮助和精神关怀，这需要政府部门做。至于怎样做更符合“失独老人”的特殊需求，可以尝试不同模式。 5．“失独家庭”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福建各地为此相继出台和完善了相关政策。从2007年开始，福建省开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试点工作，2008年起全省全面推行这项制度，并列为当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当年，由政府给予子女死亡夫妻每人每月不低于150元的扶助金。2011年将扶助标准提高到200元，2012年再次提高到400元。 日前，石狮市出台《关于开展对失独家庭帮扶救助的实施意见》，实施多项新政对“失独家庭”开展帮扶救助，从经济帮扶到心理安慰，提高“失独家庭”的生活质量。被认定为“失独家庭”，将一次性获得3万元慰问金。年龄在49岁以上的“失独家庭”夫妇，从目前每人每月补助400元提高到1000元。同时，该市还将组建心理辅导队伍，对“失独家庭”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鼓励“失独家庭”再生育，并为其提供各项技术服务和生育指导；鼓励“失独家庭”收养、领养、过继子女，并在办理手续时提供方便。 2013年10月16日，北京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首次将“失独老人”纳入由政府给予的福利保障体系。 《意见》指出，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对城市“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抚养人确无赡养能力)人员和农村五保对象中的老年人实行政府供养，保障其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对低收入、失能、“失独”、高龄和特殊困难老年人，由政府给予相应的福利保障。 日前，由河北省政府出资、社会专业组织进行对口服务，以解决“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为目的的“暖心续航——关爱失独家庭”工程在保定市启动，该市首批107个“失独家庭”将从中受益。 保定市“暖心续航——关爱失独家庭”工程由省政府提供专项资金，由华北电力大学(保定)人文学院教师团队创立的恒爱家园服务中心具体承办，该中心服务团队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组成，从健康辅助、情感支持、社会回归和能力发挥四方面为“失独父母”提供帮助。 据介绍，该工程以关注“失独父母”健康问题为起点，为“失独家庭”提供及时的就医辅助、健康义诊、全面体检、住院陪护等服务。同时，对有独特需求的家庭可提供个性化服务，以满足“失独老人”的情感需求和养老需要。 6．2007年，李铭兰注册成立了“连心家园”，成为武汉市唯一一个正式注册、专门帮扶“失独家庭”的民间公益组织。现在，“连心家园”成员由最初的80户发展到260多户。每个月“连心家园”都会组织大家参加跳舞、跳绳、旅游等活动。在组织帮助下，很多人重拾生活勇气，心灵也有了停靠的港湾。 “家园刚成立时，大家聚在一起就免不了抱头痛哭。”李铭兰说，“现在，欢声笑语多起来了。”“我们都盼着每个月举办活动那一天，大家聚在一块儿心里就宽慰很多。”一位会员这样说。 “妈妈之家”，这个成立于2008年的民间组织是专门为丧子母亲提供心理援助的社会公益组织。“我们把援助分成四个阶段：稳定情绪、消除症状、角色认同、情感支撑和生活秩序重建。”心理咨询师、“妈妈之家”创建者刘猛说，完成每一个步骤都不容易，要花去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心理援助过程中，刘猛和志愿者们还自制了疗伤秘方。 “妈妈之花”——一种纸质玫瑰花。一张普通的彩色美工纸，要经过半个小时、6道工序、200多次手工折叠才能变成一朵绽放的玫瑰。制作过程中，志愿者会有意无意地引导妈妈们交流关于未来的话题，让她们渐渐走出痛苦，关注当下，谋划未来。 “天堂对话”——通过鼓励妈妈们写信、扫墓，和逝去的孩子对话，把家庭变化、苦恼的和高兴的事情都告诉孩子，在倾诉中弥合情感的伤口。 “持久关怀”——“妈妈之家”会经常联系一些朋友，给妈妈们寄一些小礼品和祝愿，让她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仍有人在关心、支持着她们。 7．在上海人的记忆中，始终保留着这么一座桥——外白渡桥，一座庙——城隍庙。它们濒临黄浦江，是旧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古迹之一。如今，又有多少人牵挂它的风雨历史呢?2014年4月16日上午，外白渡桥、城隍庙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南京西路街道20名“失独老人”，他们在志愿者“一对一”地全程照顾陪伴下，来到这里故地重游，让烟雨蒙蒙的外滩、城隍庙又多了一道人文风景。 这是南京西路街道计生协会2014年“夕阳依然红——失独老人关爱服务”项目中的一项重要主题内容，主要行程安排包括：静安区和南西街道计生志愿者陪游(游故地、看上海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医生陪乐(做游戏、活络筋骨)；上海市摄影家协会摄影师陪拍(拍摄留影照片、制作影集)；中外志愿者陪贺(给“失独老人”过生日、吃长寿面)；敬老机构志愿者陪观(参观蝴蝶湾敬老院)；等等。当天上午，天空下着小雨，尽管天公不作美，但依然抵挡不了老人们游览外白渡桥和外滩的热情。通过与“失独老人”聊天互动，零距离陪伴照顾服务，让老人们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舒缓了情绪，放松了心情，生活变得阳光，充满希望。 “失独老人”李根才夫妇对本次活动有着更深的感触。前几天，是他们已去世的独生子的生日，这一段时间老李一直是在“以泪洗面”中度过，淡忘了自己的生日，当志愿者们捧出事先准备好的鲜花，为他唱响生日歌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发出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特别、最不平凡的一个生日”的感言。 活动现场，温馨和谐的氛围吸引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外籍人士的关注，他也主动参与到志愿者团队中，和生日寿星热情拥抱，献上一首英文生日歌。临别时，他的秘书红着眼睛告诉大家：“这位外籍人士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康复养老机构的总裁，他被你们的爱心感动了!” 在这次活动中，部分居民区的新进“90后”年轻社工在老志愿者们的带教下深有感触，道出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失独老人’是最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走近他们，了解其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并在第一时间匹配资源，将志愿服务模式固化下来，长期持续地开展下去，需要有四心——爱心、真心、细心、耐心，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服务他人的同时，自己的灵魂、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材料一 2006年的春节刚过，南方某市近郊的人和乡，农民李发根站在几年前还生长着绿油油的麦苗如今却是满目荒凉的地头前，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修了京珠高速公路后，他这块地的收成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在这个乡，许多农民和李发根一样，都对征地及征地留下的后遗症不满。据记者了解， 1999年京珠高速建设时通过人和乡的几个村，共占用农民耕地四百多亩。 “京珠高速公路的修建占用农民的土地，一亩地一次性给农民补偿6700元，大廉价了。据说从省里拨出的是每亩地9100元，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剩下的2400元飘到哪去了。”李发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抱怨说。 “如果是现在，别说是6000多元补偿，16000元我们也很难接受。”李发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是租用土地，年租金按1000元计算，租用6年，农民就可以得到6000元。但买断就不一样，即便是一次性给了16000元，农民却永远失去了这块土地，这意味着今后的生活没了依靠。李发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相比一次性买断，农民更乐意把土地出租。 更让当地农民始料不及的是，被征的虽是400多亩地，但未被征的耕地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据悉，1999年在修京珠高速公路的涵洞时，由于要达到涵洞要求的3米多的高度，不得不把地平面的地挖得低一些，但是由于排水设备跟不上，涵洞内常年积水，给农民的耕作带来了很多不便。 “现在的农民在占地问题上还没有自主权，政府说要占用哪块土地，就强行占用。虽然有土地规划，但还是很难按照土地规划走，农民的权益很难得到保护。”人和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乡干部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其实在全国城市近郊的农村，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国土资源部一位部门负责人证实，“一些地方在征地工作中的确存在补偿低等诸多问题。”材料二 征地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并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和个人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的法律行为。 专家认为，涉及征占土地问题的迅速增加，与现行征地制度中存在一些弊端有关。这些弊端包括： 首先，对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目前有关征地的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认为，由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缺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不仅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等方面大规模征用农民耕地，而且征用农民土地进行招商引资，用于开发区、房地产等商业性项目建设。 据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累计数量最高曾达到6000多家，占用耕地超过了建国以来城市建设用地的总和；截止到2003年底的保守估计，全国已建高尔夫球场176座，只有1座高尔夫球场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目前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超过50多个，大多数是异地新建，因此几乎全部是通过挤占耕地而建设的，其中占地最少的也在10平方公里以上，多者可达到50平方公里。 中国目前耕地面积只有18.37亿亩，若按每年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2年内将突破自给自足的警戒线。 其次，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执行中随意性较大，造成大量“三无农民”。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高限产值的为16倍，最高不超过30倍，按亩产值1000元测算，补助费最高为3万元/亩。即使采用最高补偿，也往往不足以完全补偿农民失地后创业、安置工作的费用，而各地政府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就低不就高，许多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远没有达到30倍。 目前多数地方政府的安置是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由于农民自身条件有限，缺乏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失去土地后，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造成生活无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就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据了解，国土资源部曾对京珠、京福高速等12个国家重点项目进行调查，发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一般只占工程总投资的3%至5%，最低的竟只占0.8%，最高也只占12.2%。相反，政府在征地过程中通过收取各种税费倒是收获颇丰——据对上海、杭州、合肥、哈尔滨、南宁等城市调查，政府各种税费占项目用地成本的60%以上，而征地补偿安置费只占 30%至40%。 三是土地征用和出让草生腐败温床。由于土地征用和分配领域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征地成本与土地出让，特别是土地划拨与土地招标之间巨大的价差，使设租寻租成为可能。据土地专家保守的估算，全国每年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至少在100亿元以上。土地的征用和出让，已经成为腐败温床之一。材料三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课题报告指出，在当前困扰中国的七大社会问题中，“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排在首位。当前的征地制度存在哪些制度缺陷? 刘守英(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主要的问题是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造成政府与民争利，具体表现为：一是政府垄断供地。中国的建设用地供应，分为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增量部分，主要通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供应，即所谓“一级市场”。在“一级市场”上，政府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对这类土地实现供应垄断。二是“土地储备中心”功能异化。政府通过储备土地，成为土地的直接经营者。三是形成“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材料四 “最终还要提出来将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2月22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以这种方式提到了征地制度的改革。 陈锡文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介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有关情况，征地问题的提出，源于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农民权益以及失地农民的补偿。 陈锡文表示，目前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每年从农民手中征用近20万公顷土地，征用农民土地引出的一些矛盾，“确实是当前引起农村某些地方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他随后详细解释了“矛盾”的内容，包括耕地减少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补偿和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问题。 对于解决矛盾的途径，陈锡文提出通过提高对农民失地的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以及把失地农民纳入当地城镇的社保体系等途径。在这里他强调，农民征地问题的解决最终要提出来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 目前我国的征地制度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各地出台的行政法规政策。执行多年以来，制度中的弊病明显。从2004年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正起，对传统征地制度改革的脚步开始加快。 在2004年《宪法》中对涉及征地的条款进行修正后，当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而后，国土资源部在第二年8月发出了《关于开展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力争在今年底完成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制订及公布工作，后时，征地补偿依据将从“前三年主要农产品的平均产值或产量”向“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发生转变。材料五 但也有声音认为，此项改革还远远算不上是基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补偿，因为在土地市场未建立的前提下，这样的补偿依然不能体现土地使用权的真实价值。另外，补偿款因为通过行政渠道被层层截留，结果农民只有少部分拿到，甚至拿不到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承担着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及社会保障的双重职能，对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及全社会的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各地因土地引起的纠纷接连发生。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人口老龄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老龄问题包括老年人问题与老龄化问题，老年人问题与老龄化问题相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一般把有关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看做“老年人问题”，把有关老年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称为“老龄化问题”。 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联合国及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和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曾两次召开老龄化问题世界大会，并将老龄化问题列入历届联大的重要议题，先后通过了《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十.一国际老年人节》、《联合国老年人原则》、《1992至2001年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球目标》、《世界老龄问题宣言》、《1999国际老年人年》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和文件。 提醒各会员国“铭记着21世纪的社会老龄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任何社会都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呼吁各会员国“加强或设立老龄化问题国家级协调机构”，“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制定综合战略，把老龄问题纳入国家的发展计划中”，“为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的口号，以期增强人们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和老年人问题的重视。 2.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正在对全社会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增长的速度处于历史上最快的时期，未来几十年的增长势头在世界上也将名列前茅。 人口老龄化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社会中代际之间的可持续性的接替、协调和资源与成果共享的问题。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其重要的社会含义是代际经济关系、分配制度、法律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家庭伦理关系的变化。而在我国，这些变化又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交织在一起，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人口老龄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发扬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是一个重要问题。很多理论研究者主张把尊老敬老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项对策。但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伦理道德的作用应该如何发挥，伦理道德的教育作用与法律的强制作用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则亟待人们给予认真的研究。 老年人群体的社会贡献和社会权益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保护，但与此同时，老年人更应该被看做社会中平等的一员，而不应该把他们从社会中分离出去、单纯作为受保护的对象；社会各个群体权益、机会平等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3.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造成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三个方面的压力。 首先是养老保障压力较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透露，在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以每年1 000亿元的规模增加。与此同时，目前我国80%以上的劳动者基本没有养老保险。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1980年在职职工与退休人员的供养比是13：1，而到2003年，这个比例已经变成3：1。预计到2020年，领取养老金的退休者将超过1亿人，届时供养比例将达到2.5：1。 其次是医疗保障面临挑战。老年群体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消费对象。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可是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老年人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尤为突出。 最后是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口甚大。老年人对养老护理的需求越来越大，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我国约有3 25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调查还表明，5%的老年人有人住养老机构的愿望，且将逐步增加。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养老护理需求越高。但是目前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不全，服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是“短线”之中的“短线”。 4.根据联合国提供的统计数字，2002年，全世界60岁以上的老人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0%。到2050年，老人数量将增加到占世界总人口的21%。其中，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的老人总数将由目前的2.36亿人增加到3.95亿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20%增加到33%。经济欠发达地区将从目前的8%增加到19 %。按洲分，亚洲老人将由目前的3.38亿增加到12.27亿，从目前的9%增加到23%；欧洲则由目前的20%增加到37%；拉丁美洲由8%增加到22%；非洲由目前的5%增加到10%；大洋洲由14%增加到23%。 联合国的统计材料显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西班牙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2050年将由目前的22%增长到44%，意大利老人比例将增长到42%，而日本将增长到60%。此外，俄罗斯、瑞典、瑞士、德国和比利时等国也将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赤道几内亚、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等国家老龄化问题最轻。 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寿命迅速增加。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很低。西班牙2001年的人口净增长率几乎等于零。因此，西班牙政府准备采取进一步鼓励生育的政策。最近，西班牙政府决定每个劳动妇女，其每个子女在3岁以前政府每月补助100欧元。另外，将实行每个家庭的第二胎子女每年给予3 000欧元的补助，第三胎补助6 000欧元。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人均寿命1950年只有44岁，目前已经提高到66岁，到2050年时，将增加到77岁。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并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正在和已经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不少国家还决定将加大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和处理力度。 5.老年产业其实也是朝阳产业，人口老龄化问题背后所蕴涵的巨大的“银发”消费市场不容化小觑。据专家分析，我国老年人口的经济水平大体分三个层次：一是年收入在3000元～5 000元间的温饱型消费；二是年收入在5 000元～8 000元间的温饱型向小康过渡型消费；三是多于8 000元收入的小康型消费。 实际上，老年用品市场的需求日渐强烈，老年人对特殊生活用品，如老人床垫、浴盆及护理商品如手杖、轮椅等大多有需求，对辅助商品如老花镜、助听器、假牙假发等需求也较多。在生活用品上，老年人要求方便舒适，在老年保健品的开发上，需求潜力和市场前景十分看好。“银色消费”市场日趋扩大，老年消费品市场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 同时，老年人所拥有的娴熟技术以及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更是日积月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尽管精力上可能不如年轻人，但相对年轻人来讲，老年人才对工作报酬要求比较合理，工作经验丰富，一上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稳定性更高。让一部分力所能及的老人重返职场，不仅有利于缓解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所面临的压力，还有利于解决老年人“空巢综合症”等心理问题。 6.目前，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方面，我们存在着众多不足和滞后因素，其中制度缺失最为突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我们必须从完善的制度安排人手。只有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我们才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对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解决。 事实上，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和安排，目前，一些地方的社会保障工作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了社会保障基金人不敷出的问题；由于没有制度支撑，直接服务于老龄化社会的各种社会服务组织迟迟没有建立，与人口老龄化社会相配套的各种服务措施也是严重滞后，老年服务机构和设施奇缺，有些地方老年人正当权益缺乏必要的保护。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生活，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难有保障，而且还影响到其他人群，比如，这使得年轻人不得不付出巨大的财力和精力赡养老年人。应该说，制度安排的滞后，与我们社会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不到位直接相关。 与人口问题比起来，在一些地方，一些人似乎更重视经济增长数字等硬性的发展指标，而不能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全局出发，关注更深层次、更广泛层面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人口问题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它关系到就业、经济结构、教育、社会保障、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安定等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忽视暴露出相关部门对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力有所欠缺。 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样离不开制度保障。我们必须从有效的制度安排人手，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给社会保障带来的压力，建立起满足老年人群需求的各项社会服务体系，最终将老龄化问题控制在一个尽可能小的程度之内，保障我们的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 7.老年人离退休后，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此时感到的反差更大，常常会睹物思旧，留恋过去，回顾当年，多愁善感，致使老年人忧郁心态的产生和发展。老年人由于自身社会角色的改变，孤独感、自卑感增长。遇事急躁，易动肝火，将会严重损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活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的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对于逐渐增加的独居老年人来说，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就更为突出。目前，完全需要由社会供养和照料的老年人约有200万，预计到2040年将超过1000万。所以我们不仅要给予老人经济上的赡养，而且还要有精神上的慰藉，要格外给予他们安慰、体贴、照料、尊重和帮助。 不良心态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很有害。晚辈平日里一定要多抽出空闲时间与老年人在一起聊聊，了解他们患有的是属于哪种不良心态，努力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危机，使他们过一个快乐幸福的晚年。 8.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薪收入，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的富匮与否，决定了基金筹集的可能规模。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据统计，从1985年～1997年的12年间，我国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从327亿元增加到3 043亿元，增长近10倍，其中用于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各种费用从149亿元增加到2 068亿元，增长了12倍以上，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近几年来，由于完成“两个确保”的任务，全国各地区普遍调整了财政预算结构，为确保“两金”发放，实行财政兜底，使各地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 我国目前的养老方式：一是由政府承办的社会基本养老；二是传统的家庭养老；三是以个人储蓄为主的自身养老。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和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老年人对社会养老的需求和意愿必将进一步扩张和强烈。事实上，年轻的一代也缺乏为长辈提供各种养老资源的能力，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老年人口超速增长，又进一步表明社会养老负担的日益加重和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烈的掣肘作用和后续影响。 9.中国在经济欠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社会供养矛盾突出。中国城市老年人的绝大多数享有退休金，但其经济收入受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物价等因素影响较大，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农村老年人则主要依赖家庭成员资助生活养老，其生活水平不仅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而且受子女实际供养能力的制约。老年人尤其农村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还难以满足。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益调整过程中，老年人贫困风险增大。 据统计，50%以上的城镇老年人口和80%左右的农村老人在银行中基本上没有存款，只能依靠子女或社会供养。老年人口的储蓄水平低于全国人均储蓄水平。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生活方式的演变，核心家庭比例上升，世代同堂比例下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至今我国尚有500万贫困老年人口，他们有的处于老少边穷地区，有的身为孤寡，有的染病在身，有的身患残疾。在人生的晚年仍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病痛的折磨，他们成为社会最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和脆弱群体。 10.据民政部组织专家学者对部分省份农户进行的调查表明，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80.52%的农民选择了“养老”。因此推广实施社会基本养老不仅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日显其重要与紧迫。未来的我国养老问题，难点在农村，重点也在农村。广大农村，由于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子女数量持续下降，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人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动态速度也在加快。由于农村老人数量极大，农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权，因此从主体来说，农村养老应以家庭为主，社会为辅，提倡老人自养，树立自我养老意识。 对于农村“三无”老人(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子女依靠)，继续实行“五保”制度。对于遵守国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独子(女)户、双女户，继续推行计划生育养老保险。据不完全统计，这项保险在辽宁、福建等地试点以来，全国累计向商业保险公司投保超过4 500万户，投保金额在40亿元以上，受到这些家庭的欢迎，他们由养儿防老走向投保养老，观念得到很大转变，今后还应继续加大推广商业养老保险的力度。从20世纪80年代兴办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整顿金融机构的过程中，已经停办了2年，现积累基金184亿元。这项制度下一步向何处去?移交现有商业保险公司，其不愿意受理；维持现状，则现有的管理人员继续消耗着管理成本，长此以往拖下去使基金的安全受到影响，因此应当抓紧决断。有人建议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行使宏观调控职能，即制定政策起引导、宣传和监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同时建立中国农村保险公司，性质定为政策性保险机构，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实行商业化经营，接管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将社会养老保险转化为商业养老保险，继续承保。另外，该公司还可以开展全国农作物财产保险业务，填补我国在这一业务中的空白。在组建完毕正常运营之后，现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养老保险公司的功能转移到保监会去。 11.2006年2月23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这是全国老龄办首次发布关于人口老龄化的报告。 报告指出，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 报告还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从2001年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新增596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3 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第二次生育高峰人群进入老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开始加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23年，老年人口数量将增加到2.7亿，与0～14岁少儿人口数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9 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 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约为少儿人口数量的2倍。这一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亿～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80岁及以上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保持在25%～30%，进入一个高度老龄化的平台期。

二、给定资料 1．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幸福感与经济发达与否或人均生产总值的高低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尚无统一、客观的评价标准，也没有规范并可量化的统计方法的情况下，关于幸福感调查的结果引起人们的争议也是可以预见的。其实，所谓“幸福感”实际上是一种通过相互比较而得出的主观感受，因而，对这类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地区排名大可不必过分看重，反而应该更加注重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实际成效。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大幅度增加各级财政的民生投入可以说是市民幸福感不断增强的坚实基础。幸福感还与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城乡发展、生活便利与否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2011年，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发布对全国发展水平不一的24个城市4800名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影响中国居民幸福感的19个因素之中，前五名依次为家庭和谐、健康、子女教育、生活安全和医疗服务。网民认为，这一调查结果反映出，政府应当为居民创造良好的社会保障条件。也有网民提到，许多关于幸福的研究表明，在影响个人幸福的最重要变量中，前三项分别是就业、婚姻和教育。 2．不少网民认为，幸福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安宁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富足的生活，还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权利的行使。人民网“两会”前夕转引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观点认为，政府除了满足公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之外，还要满足民众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权益，人们才会有充分的生活幸福感。将幸福感置于城市的语境下分析，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意义。中央党校报刊社社长肖勤福说：“30多年来，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不仅工业化、市场化离不开它，而且信息化和全球化首先也以它为基础。”“十二五”期，中国社会将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变迁，即人口结构将由原来的农业人口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城市居民占50%以上，中国进入市民人口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意味着管好城市，就是管好了一大半人的幸福。但是，30多年来的造城运动，一个“快”字挑战了幸福，一个“大”字挑战了幸福。 3．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之所以从乡村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2009年底，中国建制市已经达到668个，比1978年增加了475个，城市化率达到46.6%，中国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化里程，最近5年，城市化速度更是快中之快。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周为民忧虑城市的贪大：“我们发展最迅速的是‘城市’而不是‘城市化’，这样导致的城市宽马路、大广场，人文景观也被破坏，只剩下一些死的景点，与人的发展脱节。”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城市化要以人为本，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一些网民转发题为《现代幸福观不可或缺的新元素》的文章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如政企关系、劳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动和调整，这项艰巨复杂的社会工程，无疑需要通过顺畅的公众诉求表达和利益协调渠道来为社会减压和“摆平”各种矛盾冲突。这种表达和协调的机制越健全，社会发生震荡或不稳定的几率就越低，公众的幸福感也就越强。还有一篇题为《民众的幸福并不只关乎收入》的文章说，幸福并不只是物质上的满足，还得让公众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企业的职工根据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获得相应的报酬，即便彼此之间有些差距，也是能接受的。如果有的企业职工仅仅靠企业的垄断地位，就坐享其成甚至获得更高的工资和奖金，那就严重影响到了前者的幸福感。 4．2010年12月27日，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揭晓，杭州蝉联最具幸福感城市，同时还获得了最高荣誉奖——民生贡献特别大奖。包括杭州在内的成都、长沙等10个城市以及江阴、宜兴、长沙县等10个县级城市被评选为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无论发达城市还是发展中城市，只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和人本化的城市管理，就能够给市民带来幸福。2010年的主题为“创造幸福、享受尊严”，评价指标涉及人情味、交通状况、医疗条件等20多个方面。改善民生，增进市民的幸福感，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就在提升市民幸福感。幸福感是一个城市民生改善的活指标。照理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幸福感应该越来越强烈，因为人们可能享受到的优质资源越来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两者的天平很不容易平衡，有时候城市发展了，人们幸福感可能反而降低。关于城市幸福感的讨论已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这些特大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托难、就医难等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困扰城市居民的生活，有人给这些不尽如人意的表现起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城市病。尽管杭州入围了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榜单，但这些特大城市所表现出来的病症，值得未雨绸缪，早思良策。 5．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是百姓真正喜闻乐见的。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作为普通民众，我们关心的是事关我们切身利益的民生信息。房价涨、菜价涨、油价涨，物价之涨节节攀升，物价顿时成了百姓的心头之痛；而房价，也成了压在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虽然国家出台了限购令等诸多调控措施，但房地产市场领域的成效仍然比较缓慢。如何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或许不一定是只降低物价就能满足，而是提高工资收入，让百姓有能力去应对不断上涨的物价，有尊严买得起也吃得起。国家在过去几年中，也相继提升了最低工资，但仍不能应对飞速上涨的物价。“我爸是李刚”、“我爸是局长”……方方面面都有大头罩着的败坏社会风气现象。我们现在面临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各种问题都有腐败的影子，因此，只有“杀霸气、讲公平、凭识才”才能让百姓真正过上“幸福”生活。对市民幸福感的持久关注，说明发展的视角从单纯追求经济功能，转向同时注重城市的生活功能。城市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人们才有幸福可言，丧失了经济功能的城市，幸福只能是空穴来风。然而过于追求城市的经济功能，忽视了城市的生活功能，人们的幸福感则会受到伤害。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城市的GDP等各项数据上去了，但是人们并没有从这些增长的数据中实现幸福感的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准失去了应有的保障。 6．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建议释放出淡化GDP指标的信号，也使得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的引入引起广泛关注。关于“幸福指数”、“民生指数”的讨论和报道，在学界与媒体界渐热。此前的几个五年计划均对速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对GDP增长速度的要求，让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的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是，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却产生了。GDP呈两位数的发展，但是我们的人均收入始终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人民收入不随经济增长而同步增长，是民生问题之中很要害的环节。对居民收入增长的“不同步”，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接受采访时指出，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为65.5%，接近2/3；而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为57.5%，下降了8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一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再辅之以不时出现的通货膨胀，购买力严重下降，居民收入实际为“负增长”。在各地GDP增长的同时，人民的幸福感却越来越低。企业家的安全感越来越脆弱，不少精英人群移居海外，以及不断滋生的腐败问题。人民幸福感的减少，看似是一个现象，其实恰恰说明了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 7．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此种检验，首当其冲的就是“不能仅仅看GDP数据的增长”，在考核上不能唯GDP马首是瞻。“如果我们喝着污染的水，吸人着污染的空气，吃的是污染的食品，这种GDP的增长对各级领导的政绩无疑是一种讽刺，没有任何意义。”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在城市，43.6%的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居无定所；占中国70%人口的农民，其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农业发展的制约条件越来越多；各个地方出现的GDP增长，能否经得起这些群体的检验?”而为了发展GDP，不少地方出现了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在资源开采上，采了肥的，弃了瘦的；开了大的，甩了小的；挖了浅的，甩了深的，“断子孙饭碗”，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能只是为了这一代人，甚至只是为了这一代的部分人，更甚至是为了某些官员的政绩增长而影响了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上存在的“唯GDP主义”，是导致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不太重视环境保护和居民收入同步增长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缺乏科学的政绩观，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很多年来，衡量干部的工作一直靠数据说话，有时一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数字增长，也被当作了任用提拔干部的依据。 8．“十二五”规划中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有专家称“这意味着以GDP为主要甚至唯一考核指标的时代过去了”。但反对唯GDP绝不是片面强调“去GDP”化，而是需要我们更加关注GDP的质量和价值。要实现“民富国强”，发展仍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这种发展不是简单的“增长”、“速度”，而是可持续发展。民生与GDP并不截然对立，高度重视民生并不是要全面抛弃GDP。GDP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体现，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民生便无法更好地改善。今后我们仍然要将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判断依据，科学决策，准确发力。GDP追求的畸重，源于民生建设的畸轻，源于没有真正弄清楚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以往我们只是将民生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来规划、安排、部署，而现在从中央到地方，文件报告的指导思想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就是将民生建设作为一条红线，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明确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要求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必须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9．当普通大众被住房、教育和医疗等新的“三座大山”压得有些喘不上气来时，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创新发展，实施了一些切实改变民生，提高群众满意度和居民幸福指数的地方性创举。民生竞争，已经开始取代GDP竞赛，成为引领地方政府竞争的新标向。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首先要改善民生，努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此，要改变单纯对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GDP崇拜”，主动调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要把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投向民生，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促进由国富到民富的转变，实现民富国强。要努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水平，为人民群众编织结实细密的社会保障网络，优先解决人民群众生存保障的基本权益问题，解除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体面尊严和有保障的生活。必须注重人们的精神消费。要求人们的经济活动不仅要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要创造精神财富，在物质生活资料不断丰富的基础上，人不再成为物的“奴隶”，而是能够把更多的“闲暇”时间用来进行文化消费，边娱乐、边陶冶性情、边获得知识，通过各种教育和文化活动把娱乐和知识的获取结合起来。人的消费除对物的消费外，教育消费、文化消费等精神消费将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未来社会的消费，应该是人的消费过程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的合一。必须努力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谋求经济社会最大限度的发展，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满足人们的生态环境需求。人类社会的进步与人类得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紧密相连。社会愈进步，人类对生态环境需求的质量要求也愈高。生态环境需求是随着现代经济社会进步而变化的自然需求，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需求。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科技革命，其目标是为了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与环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互补、协调发展。很显然，经济社会的进步发展与人们的快乐幸福的增加，与对生态环境的全面需求不可分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政治经济事务，实现自己的价值。规范权力运行与增加经济收入一样影响着幸福感。“权力规范、公共服务”是影响人民群众幸福感的主要冈素。公正规范的行政行为，完善平等的公共服务，让社会公平正义得到贯彻，人民群众的幸福更加有保证。民生、民主和民权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密不可分。因此，还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感到更加幸福。 10．2011年3月5日召开的全国“两会”，“民生”、“幸福感”格外引人关注，是这次“两会”中听到最多的词语。幸福指数已经成为2011年全国“两会”的热词排行之首。X代表团的委员说到，幸福指数是反映百姓生活能否达到小康水平的指标，提高百姓“幸福感”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幸福感”在哪里?就在民生的不断改善里，就在百姓的衣食住行里。“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彻底结束，就业始终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百姓在感受到国家迈向富强之时，也感受到自己生活的欣欣向荣。在新一个5年来临时，百姓更期盼着能把抽象的经济增长数据转化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Y代表团的W委员则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最为关注。他认为，“民工荒”问题的背后是农民工有着全方位的要求，外来民工不仅仅是为了工资，更盼望着社会保障能够提高，在教育方面更加公平，期待着劳资关系更加和谐，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需求层次在提升。群策群力汇民智，民意民生最关情。春暖花开的季节里，一年的希望开始播种。政府工作报告对于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的部署，勾勒出了“十二五”期间向小康社会全面迈进的康庄大道。 11．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教育、就业等。收入、生活状况，保障体系，健康与幸福指数的评估因素是高度一致的，反推之，影响幸福指数的诸多因素成为我国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将幸福指数的研究与我国解决民生、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宏观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相结合，正是国内学者对幸福学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取向。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GDP体现的是以生产力为本，GNH体现的是以人为本，毫无疑问，贯彻“以人为本”，幸福是具有包容力、承载力、解释力和表现力的一个词。民生状况改善的标准，不应该只是一组简单的收入、消费增长数字，而是要看广大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质量是否真正得到了提高，幸福感和尊严感是否得到了普遍的增强，这才是民生建设最有力的见证。同时，也只有轻徭薄赋藏富于民，为今后的发展和建设鼓足后劲，我们的城市和社会才会更加美好和长久地繁荣稳定。所以说，民生又是一面折射社会发展状况的镜子，需要我们的城市经营者不断地照鉴，以便验证、解决我们在规划、建设中所遇到的不足及问题。的确，有好多民生问题都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垃圾处理、孩子上学、交通堵塞、供暖不热等等，也正是这些看似不难解决却又很难根治的小事，在影响着我们城市的整体形象，这些都是反映一个城市民生状况和发展水平的因素。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民众的热情期待和代表的精心准备，无疑给了这次两会一个良好的开局，城市建设和民生、民主及法制等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相信每一份提案和议案，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都是为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大多数人的利益发出的声音。三、作答要求

1.作为中国资源消费总量最大的城市，上海每万元GDP的能耗却是全国最少的。目前这一数值在1.07吨标准煤左右，远远低于全国2.6吨标准煤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上海每天可少来十多艘运煤的万吨轮。 统计资料显示，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尽管上海的经济始终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GDP“总盘子”越来越大，但每万元GDP的能耗水平每年都以4％左右的水平下降，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相比，目前上海每万元GDP的综合能耗下降了75％，每万元工业增加值综合能耗也下降了70％。由于与GDP增长相关的物质消耗总量、人均物质消耗、单位GDP的物质强度正在变小，上海的GDP正在变“轻”。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2003年，按现行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七位，十三亿人口平均初步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之上的，一些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得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中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的GDP却仅占世界的4％。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预计经济总量将达到35-36万亿元，人均GDP超过2.5万元，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7.2％，人口将达到14亿以上，城市化率达到55％。 3．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上个世纪70年代，正是依靠资源集约的循环经济思想，尽管面对第一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仍然赶超了欧美，而目前我国只有4个省市在进行循环经济的实践。循环经济是美国人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 循环经济最基本的精神就是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强调三个行动原则：减量、再用、循环。所谓减量就是把资源的开采量尽量减少。资源开采后尽量地使用、再使用……增加使用频率，拉长使用时间。最后一点是循环，当你使用得不能再使用的时候，想办法把它变成再生资源，循环到社会中去。 4．世界经济论坛最新发布的《2004-200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04年经济发展速度依然居高不下的中国，竞争力排名反倒比上年度下降两位，列第46位，而最大的根由在于近年来中国基本能源的消耗增幅明显高于GDP的增速。据测算，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是日本的11.5倍。中国的能源利用率仅为美国的26.9％，日本的11.5％。 5．在我国，基于循环经济理念的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就是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该园区正以上市公司贵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以蔗田系统、制糖系统、酒精系统、造纸系统、热电联产系统、环境综合处理系统为框架，通过盘活、优化、提升、扩张等步骤，建设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区。该示范园区的六个系统分别有产品产出，各系统之间通过中间产品和废弃物的相互交换而互相衔接，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和闭合的生态工业网络，园区内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环境污染减少到最低水平。 其中，甘蔗→制糖→蔗渣造纸生态链、制糖→糖蜜制酒精→酒精废液制复合肥生态链以及制糖(有机糖)→低聚果糖生态链这三条园区内的主要生态链，相互间构成了横向耦合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网状结构。物流中没有废物概念，只有资源概念，各环节实现了充分的资源共享，变污染负效益为资源正效益。 6．2004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旨在节约能源的“循环经济”模式首次被提到了2005年的中国经济战略里。会议强调，必须坚决扭转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状况，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坚持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逐步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节约发展之路。 7．美国的循环经济涉及多个行业，既包括传统的造纸业、炼铁业、塑料、橡胶业，也包括新兴的家用电器、计算机设备业，还包括办公设备和家居用品等行业。在循环经济中，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美国全国物质循环利用联合会公布的数字，全美共有5.6万家企业涉及该行业，为美国人提供了110万个就业岗位，每年的毛销售额高达2360亿美元，为员工支付的薪水总额达370亿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该行业的规模已经与美国的汽车业相当。 8．在德国，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企业以及普通民众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垃圾处理和再利用是德国循环经济的核心。 德国对垃圾处理和再利用实行双轨制回收系统，有效促进了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德国政府规定，玻璃、塑料、纸箱等包装物回收利用率为72％，1997年已达到86％；废弃包装物作为再生材料利用1994年为52万吨，1997年达到了359万吨；包装物垃圾已从过去每年1300万吨下降到现在的500万吨。此外，德国在冶金行业，95％的矿渣、70％以上的粉尘和矿泥已得到重新利用；废钢回收率也十分高，2002年，德国有2000万吨废旧钢铁被重新利用。 9．“末端治理方式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环境压力。”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11月6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循环经济发展论坛2004年会上表示，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减轻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是末端治理。这种治理方式难以从根本上缓解环境压力。一方面投资大、费用高，建设周期长，经济效益低，企业缺乏积极性，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末端治理往往使污染物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如废气治理产生废水、废水治理产生污泥、固体废物治理产生废气等，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 此次年会于11月7日闭幕，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上海宣言》，200多位与会者在宣言中共同呼吁，各级人大和政府要加强对循环经济的宏观指导，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纳人政府政绩考核。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近期以来，全国多地出现公共场所暴力伤人事件，性质十分恶劣，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3月1日昆明火车站持刀伤人事件 2014年3月1日晚上9时20分，一伙手持刀具、统一着装的歹徒冲进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见人就砍，造成29人死亡、140余人受伤。 4月30日新疆火车南站暴力恐怖事件 2014年4月30日晚，新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暴徒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接人处持刀砍杀群众，同时引爆爆炸装置，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 5月6日广州火车站广场砍人事件 2014年5月6日中午，广州火车站广场发生一起砍人事件，一男子持刀伤害现场旅客，导致6名群众受伤。 2014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指出：“要建立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加强反恐力量建设。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自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来，首次集中探讨反恐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中国的反恐工作呈现出全面升级的态势。”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必须做好标本兼治各项工作。 2．2014年5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播出《反恐升级，我们如何升级》。以下为文字实录节选： 主持人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昨天呢，几乎是前后脚同样在夜色之中，公安部的一位正部长和两位副部长出现在长沙、北京和上海的火车站以及多处公共场所。反恐专家李伟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从昨天开始，中国的反恐已经全面升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去关注，既然从昨天开始反恐升级了，如何在面对现实给予我们的挑战的时候，让我们的安全也能因此升级。 美国《枪击事件生存指南》视频： 你的计划能决定你是否可以活下来，计划不用很复杂，你可以做三件事来应付：逃离、躲藏、反击。 解说：这段长约6分钟的视频，是美国在面对“9·11”事件及近年频频发生的枪击案后，为普通民众制作的一部《枪击事件生存指南》，里面用逃跑、躲避、反击三个关键词，通俗易懂地教导民众，如何应对突发的恐怖事件。 这段视频之所以在昆明火车站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后被很多媒体报道，是因为在3月1日的那个晚上，面对8名有组织、有预谋的凶残歹徒，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这样的惨痛的代价也让人们开始思考，当暴力恐怖事件发生时，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 就在昨天当广州火车站发生砍人事件时，正是因为两名普通群众所采取的反击举动，为避免伤亡扩大及最终抓捕歹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一位是长期在广州火车站外拉运行李的王先生，一位是来自黑龙江的打工者单连波。 单连波：当时一出站口，我就听见有人喊，我就回头一看，一个人带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拿着砍刀乱砍人，然后我就跟着人流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砍到了两个人，有一个男人砍到手臂，有一个女人当时就砍到了脖子上，马上就倒在地上了，我跑到人流的外面去，距离那个歹徒最近，他拿着刀冲我过来砍我，我一看不行就拿起袋子挡了一下，挡了一下，他看砍不到我，他又去砍其他人。 解说：其实单连波是此次事件中最后一个被砍的人，因为当他看见歹徒准备去砍下一个人后，就随手捡起了一根木棍，开始了与歹徒的对峙。 单连波：他一看我举起木棒，他到我前面有三四米远，他就站住，然后他又举起刀，拿着对我晃了一晃，他就没敢砍，就往侧面跑，我怕他跑到人群里面去，我就顺着他的侧面跨步，也是相对跟他往侧面挪。 解说：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十秒后，两名警察持枪赶到，并向这名歹徒连开两枪。 单连波：警察都喊不许动，把刀放下，然后他还不放下刀，还要往前走两步，这时候警察马上开了枪，开了枪他退了一步，然后又往上冲，警察又开了一枪，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拉货车的奔着歹徒跑过来，到他后面打了一下，他从后面抱着他的脖子，抱着脖子以后，那个歹徒的刀往背后砍了一下，但没砍到。 解说：这个拖着货车的人就是王先生，他在事后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记者向当时在现场的人了解到了王先生的举动。 最终这名歹徒被制服，所幸单连波和王先生均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主持人白岩松：这也绝对是“特别man”的一个人，用现在流行的青年人来说，绝对的男子汉。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关注，如何用常态化的行为，让反恐升级的过程中我们的安全进一步升级。 目击者：大概刀有这么长左右，警察就上去制止他们，制止不了，他拿刀砍警察，砍不了，警察就开了两枪。 解说：昨天中午11时22分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民警，在广州火车站西广场执勤巡逻时，发现一男子正在持刀伤害过往旅客，民警当即拔枪喝止，经口头警告无效后，果断开枪击中持刀男性犯罪嫌疑人。 发生在广州火车站的这一幕仅仅持续了一分钟，犯罪嫌疑人即被巡逻民警开枪制服。 事实上从5月1日起，广州就已经全面实施立体化社会治安巡逻反恐工作机制，一万多名民警佩带枪支，开展治安巡逻工作。除了人手一枪，巡警还标配了对讲机、手铐、强光电筒、急救包、水壶、伸缩警棍、发光指挥棒、辣椒水喷射器等八大件。 广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处长陈森盛：将警力的投放，跟我们警情的检测结合在一起，把我们有限的警力投入到一些高发案的区域或时段。 解说：昨天在广州火车站的砍人歹徒没有造成更大伤害，而3月1日晚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暴恐袭击，却造成了29人遇难，143人受伤的重大伤亡。8名歹徒从昆明火车站售票厅到火车站站前广场，再到站前马路，整整持续了12分钟的杀戳。根据现场的目击者称，最先到场的警察大多没有佩枪，只有警棍、盾牌和防暴叉，而在行动过程中，昆明北京路派出所还有4名警人受伤。而受伤最重的民警当时已打完手枪里的全部子弹。 4月29日，昆明市警方表示，警察佩枪巡逻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并且这项工作将持续下去。民警佩枪，上街巡逻，这也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从4月20日开始，上海警方就已经开始尝试，如今全国各地的很多地方都将警察佩枪巡逻纳入到一项常态化的工作。 主持人白岩松：其实从3月1日昆明火车站的暴恐事件发生之后，硬件的升级，包括持枪巡逻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在一些城市里成为常规的行为，但是在反恐升级之后，除去硬件升级，我们还要升什么级?继续连线反恐专家李伟，李伟先生你好。 专家李伟：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白岩松：其实刚才这个问题就含在其中了，除了硬件升级之外，比如说软件涉及了我们思路的改变，包括心理的改变，您的建议是什么，还要升级什么? 专家李伟：硬件升级在反恐方面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思想观念，就是说要深刻地认识到恐怖活动特点规律，我们在包括一些反恐的先期的情报，包括预警，也包括我们处置的方式方法，我们演练的方式方法都可能要随着硬件的升级，我们这些软件方面更要升级，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专业化的反恐力量建设应该说是迫在眉睫，就是说我们能够迅速地处置反应或者迅速地识别一些恐怖分子，这样对我们升级反恐工作至关重要，否则我们的硬件升级依然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主持人白岩松：如果一句话的建议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普通人? 专家李伟：反恐，我们也借用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民众的反恐安全意识的提高，在整个的反恐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白岩松：好，时间的原因，就先说到这。其实是安全意识的提高。从很多的层面我们都需要软件升级，比如说如果从严峻的考验的角度来说，像昨天在长沙火车站，可能打他的脚就不一定合适，如果打腿可能更能制止这样的一种伤害的事件，当然，都需要进步。 3．面对暴恐案件，舆论容易陷入恐慌或群情激奋，媒体应如何报道、官方应如何发布信息，才能塑造正向、稳定的舆论环境?众多网友在微博、微信上谏言，为暴力恐怖事件中的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提供了参考。 对于媒体新闻报道，有网友说——用刀实施的是暴力，用文字和图片呢?铺天盖地的血与泪，还原了事实和现场，同时也加强了恐惧与仇恨。 @陈锐：恐怖主义是利用暴力手段表达政治诉求，而且主要是通过事端使公众心理恐慌传染扩散至最大化。新闻报道如果紧盯血腥现场并追寻暴恐动力，就正好遂了恐怖分子的心愿，这正是他们要的效果。为此，建议媒体同行以官方处置缉拿罪犯为报道主线，以不涉细节的无辜伤亡及民众的同仇敌忾为内容，让暴恐者的诉求石沉大海，让恐怖主义者感受有头无尾的无力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放弃这种徒劳无功的方式。 @笑里藏砖i：几乎所有的恐怖袭击与反恐之间真正的战场都在媒体上。“9·11”之后，有传播和心理学学者提出报道恐怖袭击新闻的六大原则：明确告诉市民，国家正在做什么及市民应该做什么，以减少无助感；少报道血腥的细节和画面，以减少恐惧感；告诉大家一些好消息；多讲述幸存者的故事；表现出勇气；危险解除时应及时告知。这些原则不一定都适合国内，但基本的原则是：媒介应致力于减少恐怖主义带给民众的恐惧而不是相反。同时，在当下白媒体影响力渐强的环境下，一些舆论领袖要谨防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成为恐怖分子射向社会的子弹。 @张志安：不转发过于血腥的细节、图片及镜头，以免给公众尤其儿童造成伤害；公开发布受害人信息及图片时须知情同意，尊重其权利；不信谣、不传谣，不轻易转发未确认的消息；共同谴责暴力，关注并期待真相；深度反思并理性探讨国家与恐怖主义的问题。 对于官方信息发布，有网友说——现在还在不停地点蜡烛，仅仅是愿死者安息，只是说“和昆明在一起”的官方微博都没有尽到职责。现在要报道的是案件的处置进展，以及百姓如何防护! @陈锐：暴恐事件发生后，军警等部门应与媒体通力合作，大规模高密度发布官方动作，应报道各职能部门，诸如人大、政协、国安委、安全部、反恐中心、武警军委的密集发声，应报道国际各方的支持声援，画面上应看到铺天盖地的各处军警处置画面，他们行动迅速、装备精良，甚至可以渲染武装直升机和军方作战车执勤、巡逻、设卡，表现天罗地网已经铺就，暴恐者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舆论上都插翅难逃，让在逃的暴恐者及其同党、支持者承受巨大心理压力，让恐怖主义者感受到恐怖和绝望，这样普通民众才能感受到安全和希望。 @武大沈阳：现场随手拍有丰富细节，常规信息公开和适度隐匿是必然选择；微博发言要考虑民众感受，深度思考需押后且视环境而发，悲剧面前以救难和关怀优先；微信、微博间有事件转换机制，公共事件的关心者此刻已回到微博；反恐专家应尽快开设微博，进行舆论沟通；舆论伦理引关注，安全警醒很重要。 4．2014年5月8日下午，广州市政法委、市综治办及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派员慰问在广州火车站广场砍人事件中见义勇为的王凤武，向其颁发“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证书及奖励慰问金5000元。 王凤武见义勇为受到奖励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网友们一边点赞，一边建议提升对老王的物质嘉奖，因为他是“用生命在见义勇为”。 网友“微博新鲜事”：勇士在用生命见义勇为，建议提升奖励! 网友“上帝在倾听”：对于一般的见义勇为奖励5000元够了，对于反抗暴力袭击无辜群众的，给予十倍奖励才对。 网友“暖阳”：确实应该重奖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 网友“renfeng”：见义勇为者应该至少奖励100万+广州市中心100平方米以上房产一套+广州市户口+安排工作。除了对见义勇为者重奖外，包括反恐事件中见义勇为牺牲者、因公殉职者以及提供线索者，都应该重奖。反恐应该是全民参与的行动，所以，必须重奖，物质刺激，发动全民反恐。 网友“冷月孤星·剑”：应该加大奖励，逐渐形成风气。 网友“七杀星”：见义勇为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正气，岂能尽以金钱衡量? 5．“昆明火车站恐怖案”发生后，“砍人”谣言便屡屡在中国各地上演。 2014年3月14日下午，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成都某商场附近发生“暴力砍人事件”，门店服务员都锁好了门待在店里不敢出门，提醒大家暂时不要前往春熙路。另有网友称，“暴力砍人事件”发生后，当时还听到警察的鸣枪声。还有网友甚至传言“有商场出现炸弹”…… 16点45分，记者赶到春熙路伊势丹广场，发现现场秩序正常。现场一位民警告诉记者：“今天下午他一直在广场值班，春熙路并没有发生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 成都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成都刚刚发布#警方辟谣#刚才有人通过网络发布不实信息。经核实，春熙路及周边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在事件中，除了大商场以外，许多小门面选择了直接关门。下午5点左右，记者在春熙路南口附近看到，超过一半门店卷帘门被放下，玻璃门被锁上，部分顾客在门后焦急等待。 位于春熙路中山广场附近的一家连锁服装店关上了店门，店长李女士说：“就这么关两个小时，加上人流量减少，损失至少都是上万!” 四川大学心理学教授格桑泽仁表示，这种行为属于集体无意识恐慌蔓延，用一个新的词语概括，可称“咕咚”效应。 何为“咕咚”效应?格桑泽仁解释，这事件和很久以前的一个“咕咚”的故事一样。在公共场合，如果出现集体跑动、尖叫等现象，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跑，“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群体无意识蔓延，此时大家的负面性情绪很多，内心恐慌、担忧，这种感觉已经超过了人心理能承受的最小阈值”，格桑泽仁介绍，心理学上常用阈限值说明人的感觉能力。人体接受刺激是有一定限度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人，会因此产生一种惯性条件反射，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人不能对信源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恐慌、从众的现象在这个事件里被无限制放大，就造成了集体无意识恐慌蔓延。”格桑泽仁说，在公共场合营造群众意识是很重要的，“当人们看到警察、身体强壮者或在危机时刻有人能说，‘别怕，大家跟着我’，那么多数人本能的就会有一种安全感”。同时，格桑泽仁提醒市民，在公共场合遇到类似情况，可选择站在安全的位置，仔细观察、理性判断，“不要盲目从众，听信谣言”。 6．自昆明火车站“3·01”暴恐案发生以来，全国32个省区市相继强化了安保措施或提升了安保级别，有的地方还进行了反恐实战演练。 北京南站北广场。标有“特警”“武警”“公安”字样的巡逻车值守在车站北进出站口。乘客进入闸机前，不仅要通过机器安检，还要经过安检仪扫描全身。 据北京市公安局透露，从2014年5月12日9时起，由150辆专职化武装巡逻车组成的专职武装巡逻力量投入运行。这百余辆巡逻车按照重点大街全覆盖、单车巡段不超过3公里、接警到场时间不超过3分钟的原则，专门处置街头暴力恐怖事件等。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北京长安街沿线，以前的白色护栏全部换成了金黄色的新护栏。据了解，金色护栏经过了汽车撞击实验，其抗撞击度更强。 广州火车站广场。有民警站岗，广场周边也不断有警车巡逻；检票员的工作台上配备警棍；安保人员头戴钢盔、身边摆放着防爆叉等安保工具；在候车厅和站台前，安保人员配备短枪巡视周围情况。 “前些天车站发生了砍人事件，虽然有点顾虑，但看到车站这么多警察巡逻，心里还是有安全感的。”从广州出差前往武汉的田先生说。 新型安保器材也加速了研发。2014年5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九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上，一种新的安检设备太赫兹安检产品与世人见面，它具有一双“慧眼”，能快速识别威胁，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发现人体携带的陶瓷、粉末、液体、胶体等危险物品。 专家认为，除了常规的安检和巡逻外，反恐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在重点区域进行重点布控。安保硬件措施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物理性的防范作用。 除了安保硬件的升级之外，反恐人才培养和警察抚恤优待方面也新招迭出。 近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表示，新增设了公安情报学反恐怖专业，将于2014年在全国招收80名学生，培养从事预防、打击、处置恐怖主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2014年4月30日，民政部等制定下发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规定，人民警察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牺牲的，将评定为烈士。 7．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意外脱稿”提及云南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受到代表委员和网友“点赞”。 李克强在报告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形成良好社会秩序。之后又说：“今天大会开始时，我们对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表示了强烈谴责，对不幸遇难群众表示了沉痛哀悼，对遇难家属和受伤群众表示了深切慰问。我们要坚决打击一切渎亵国家法律尊严，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建设平安中国。” “我还是首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列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朱建民说，“我们在场的代表和委员都发现，总理讲的这一段并没有出现在发给大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在现场听报告的全国人大代表夏涛说，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新增关于云南“暴恐案件”的部分是对全国人民心声的回应。 “在场的代表委员对总理的这段报告给予了热烈掌声。”朱建民说，总理说出了所有代表委员的心里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新增一段讲话，是政府对人民的交代；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和郑重表态：打击恐怖主义决不手软。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进入桃李镇清池村，通往村头停车场的路是一条环形路。据了解，这是为了绕开村头的两棵百年老树，不打破原有的自然风貌。在冯教授团队看来，树是主，人是客，人要心存敬畏，尊重自然。2020年6月，G市工业大学组建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冯教授任所长。2021年1月，在有关方面的牵线搭桥下，冯教授带着他的4名研究生来到清池村，试图用艺术助力乡村建设。他们原本想用授课的形式，但发现几乎没有村民愿意听，即便来了，也只是走过场。这时，冯教授才意识到，村民的知识多数是从生活里学的，和村民一起动手而不是去授课，可能是一种接近村民、启发村民的好方法。冯教授还发现，村里有一个最热闹的“CBD”，平时村民都喜欢从家里搬来一把小凳子聚在这里聊天。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冯教授和团队商量，决定他们的工作就从在这里建一把“大椅子”开始。建椅子用的材料在村里随处可见——毛竹和石头，唯一花钱的是水泥。椅子建好后，能躺能坐，也有艺术美感，村里几个阿婆都说坐着舒服、看着好看。村民们逐渐对冯教授有了新的看法。慢慢地，许多村民都愿意打开自家的院子，邀请冯教授的团队来家里，看看在自己家能做出什么新花样。冯教授发现，村民老金家里有很多老物件，只要合理摆放，稍作打扫，就可以改造成美术馆。2021年春天，老金家院墙外的毛竹筒花坛上淡红色的小野花开了，“家庭美术馆”也正式开业了。“不赚钱，但也没啥成本。陆陆续续有人来参观，看到他们眼里露出的好奇和欣赏，有种说不出的自豪和满足。”老金说。和村民在一起时间久了，冯教授感悟道：“我们必须要探索一种‘超越艺术’的路径介入乡村，应该本着一种对乡村秩序、传统习俗和文脉传承‘膜拜’的心态，而非‘治理’和‘教导’的心态来做事。”与各路艺术家将乡村或作为自己的画布肆意涂抹、或作为试验场完成自己的艺术实践等做法不同，冯教授团队的艺术乡建之路更像是在完成一种使命。他们的乡建“配方”回到了最为本质的“根”的问题，让人们能够在乡村寻回质朴的精神家园。现如今，清池村仍然保留着原始的“清池八景”，古建筑的外观也已修旧如旧，现代文明的气息似乎并没有“侵蚀”这个乡村。走进村里别有洞天，“面子”古色古香，“里子”内涵丰富。“乡村文明有两个价值判断：显性价值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如牌坊祠堂、山水风光和民居街道等；隐性价值则是深层次的，涵盖道德、伦理和信仰等方面。二者结合才是完整的价值体系，也是乡村文明的价值所在。”冯教授说。冯教授从清池的宗族信仰、传统礼俗等历史遗存中找到了振兴乡村文明的“清池范式”——在尊重乡村主体和地方文化特色的基础上，通过艺术介入乡建，逐渐影响村民对于乡村价值的判断，引导村民回归家园、共建家园。在冯教授看来，这是一个循环的系统：不是一个局部，而是整体；不是碎片化的切割，而是完整的系统工程。农历八月十五的“烧奔塔”，是清池保留的一项珍贵传统习俗，寓意着村中代代繁衍不息，风调雨顺。每逢中秋佳节，清池各家各户都会将收集的枯枝、竹壳等燃料，放到奔塔内燃烧。此外，还有“成人礼”仪式——青年人潜入河塘挖淤泥堆奔塔，进行庄严宣誓，表达不负人生、成家立业的担当和信心。在冯教授团队的策划下，清池重新挖掘出“烧奔塔”活动的文化内涵，重现“成人礼”仪式，让人们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和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独特魅力。2021年，在政府支持下，“烧奔塔”被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11月，一场别开生面的时装秀在清池举行。村里的主干道变为“T型台”，在专业模特的带领下，村民走起了“猫步”，神采奕奕。模特和村民的服饰中融合了当地的非遗元素，田间劳作的生产工具和家里的旧物件也作为道具一同出现。这样以自然为舞台、以生活为剧本的“走秀”结合了时尚风格与乡村特色，别开生面。“村民的表现超出了我的期待。清池范式的最大亮点在于让村民在自己最熟悉的乡间自信地告诉每一个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家园，也是我们的剧场！”冯教授说，“人人都可以展现自己的艺术才能。无论是缝纫、泥瓦活，还是竹编，都是艺术。”艺术家来到村庄，如果能和村民一起发现美、创造美，那便是共创价值。在艺术乡建助推乡村振兴座谈会上，冯教授提到，乡村需要的不仅仅是艺术家，更是对乡村有感情并能挖掘本土文化特色的运营官。如果艺术乡建止步于艺术家与乡村的邂逅，却没能为当地民众带来现实生活的改善和审美情趣的提升，这样的乡建，往往会随着艺术家的离去戛然而止。【材料二】在四条自动化装配流水线上，几十只机械臂快速而精准地组装产品。组装好的产品装箱后被一台约两米高的机械臂运送到指定货柜上，在流水线的末端，两名工人正检视产品……这是Z省N市隆金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的日常。隆金公司早在1986年就开始为国产汽车生产门把手，30多年来，它将这类看起来极其简单、极其普通的小物件做到了行业顶尖，成为汽车功能配件领域的领航者。“一个小小的门把手做起来并不简单，要保证门把手开启和关闭的次数和流畅度……这些工艺技术含量都很高。”隆金公司汪董事长说。隆金公司生产的汽车门把手由多个部件组成，要经过市场定位、设计研发、调试生产、质量审核等一整套严格程序。“我们将自身的自动化设备、数字化车间等硬实力与各大整车厂的管理体系、汽车行业质量管理等软实力有机结合，同步实现开发、供应和产能的精益化管理；同时基于行业挖掘细分市场，向高端、新能源、国际汽车市场深度拓展。”汪董事长介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汽车功能配件，却关系着每辆汽车的质量、每位消费者的生命安全。比如内门、外门把手一旦出现质量瑕疵，就会出现车门关闭不严或打不开等问题，给驾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安全风险。“多年来，公司坚持在汽车配件产品上进行质量攻关，组建质量改进团队、收集各种质量问题信息、实施质量改进措施，都是要确保产品质量。”汪董事长说，“虽然我们做的是配件，但是做配件同样能成为市场中的主角。通过研发创新与技术迭代，公司的汽车配套小物件覆盖了汽车内外饰配件总成的十大系列产品，其中多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三。”2011年，隆金公司积极申报并成功获得N市“市长质量奖”。这一过程中，全体员工不断深化对这一奖项意义的认识，公司的经营和质量管理也得到大幅提升，公司年产值从2亿元迅速达到8亿元。2017年，隆金公司生产的机动车门手柄总成被认定为Z省名牌产品；2018年，隆金公司主导制定了一项乘用车车门内开拉手总成标准；2021年，隆金公司机动车门手柄总成产品成为了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单项冠军”代表着全球细分行业最高的发展水平、最强的市场实力，堪称金字塔的塔尖。“公司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保持专注，定位于‘能做得更好’的事情。”汪董事长说。目前，隆金公司已成为国际国内知名汽车制造商的核心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统计数据显示，现在全国每3辆乘用车中就有一辆车装配有隆金公司的优秀产品。“眼下，公司正在建设智能工厂。”隆金公司技术创新中心负责人赵工程师说。从2012年起，公司每年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建设国内领先的全自动数字化车间，使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了28%，运营成本降低了12%。同时，依托Z省的企业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工业设计中心、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中心等各类研发平台，公司布局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吸引了200多名创新人才。公司还加强与知名高校的产学研和就业合作，选拔并培养了一批优秀技术能手和行业专家。近三年，隆金公司各研发中心完成产品研发项目超300项，形成各类专利295项，突破了大量国外技术壁垒，95%的产品实现国产化替代。“接下来，我们将针对新能源汽车推出一款具备触摸感应模块的隐藏式外门把手，不仅能够借助通信协议与汽车主机进行对话，还具备自主学习功能。”赵工程师说。面对新能源汽车赛道，隆金公司正积极谋篇布局。改革开放以来，N市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尤其是形成了以石油化工、汽车及零部件、电工电器、纺织服装等为支柱的产业集群。为了推动企业发展壮大，N市建立了企业培育库，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制造业卓越企业培育工程行动计划》等文件。目前，像隆金公司这样的一些中小企业已经成为行业翘楚，迈入“单项冠军”方阵。【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已颁布12年。为进一步了解非遗法的实施情况，近期有关部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会人员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某扎染集团总经理：非遗法的实施给集团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坚定了非遗产业发展的战略信心。我们汲取中国传统染、织、绣等纺织类非遗精华，将产品视觉差别化创意、面料艺术再造与时尚跨界创新成果充分应用，形成了非遗创新与基础研发、时尚设计、数码技术等融合发展的非遗传承与市场运作体系。近年来，我们和多家高校联合成立非遗研究中心，组织院校教师到企业举办“纺织非遗传承与服饰艺术设计”培训班，接待高校师生参观扎染过程、体验扎染技艺，走进中小学、社区，开展非遗体验和讲座等活动。某市文化部门负责人：非遗法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自身的完整性，如一套祭祀礼仪、一种特定药材炮制技艺等，文化与技艺本身就有自己的完整结构与秩序，不可随意更改与删减。同时，还需要重视非遗生存环境的整体性保护，比如庙会，除了寺庙空间外，还要维护那些分散在民间的组织，它们是庙会活动的主体，庙会管理者与各庙会组织者之间的常态互动构成了庙会的整体性。非遗不是文化遗留物，而是流动的文化，如果脱离了日常生活，非遗就会成为“静态文物”。事实上，经过十余年的非遗保护实践，我国创新了许多办法，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例如创设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四级名录制度体系，制定了一系列意见和办法，设立了一批非遗保护的基地和传习所，开展了一系列提升非遗保护、传承能力的活动等。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CEO：我们公司以提供非遗领域的文化服务为核心业务，与各地文旅系统、企业、非遗传承人合作，在非遗展览展示、产品开发、品牌打造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非遗法为我们这些从事非遗保护、传承和传播的企业指明了方向。近期，公司组织成立“非遗传二代”平台，助力新时代下的非遗传承和创新。依托该平台，我们促进了非遗技艺与国外优秀设计师的跨界合作，为非遗技艺的传承、传播找到更多载体和路径，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某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非遗法实施后，我在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开展工作所用的工作室由市文旅集团下属单位提供，并连续获得国家级非遗扶持资金、市政府扶持资金资助。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复杂而又庞大，需要社会各界给予更多关注，在资金、场地上进一步提供保障，同时也要对传承人进行严格的考核，保证其带徒授艺规范有序。某市非遗保护协会负责人：非遗法要求传承人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作为非遗传承人，他们的任务其实很明确：将先人的知识与技艺原汁原味地继承下来、传承下去。因此，要严把传承人“入口关”，去伪存真，宁缺毋滥。此外，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持续深入，专业化、信息化要求越来越高，现有从事非遗保护的人才队伍还不适应。某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随着非遗法的实施，人们逐步认识到一些民间文化的价值。譬如，关公庙会常常与弘扬诚信相联系，岳飞庙会则与爱国精神相联系。但在非遗法的实施过程中，有的地方混淆了非遗概念，误将刚创造出来的“现产”当成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还有将被改编、改造过的，甚至是糟粕的东西当成遗产。活态传承是非遗的最大特点，但活态传承的本意并不是让非遗改变，而是让非遗通过一个个泥人的制作、一首首山歌的演唱以活态的形式传承下去。礼敬传统，而不是随意改造，才能确保非遗的原真性。某律师：从理论上讲，非遗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共同遗产，而不是留给某个人的私人遗产，这一点与文创产品不同。但从非遗法颁布后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关于非遗传承的知识产权认定仍然比较复杂，比如一些以家族为传承线的项目，其本身就有不外传的规定；比如经过再次创作的具体作品，因为作品中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创作者应该拥有知识产权，如传承者翻唱的非遗民歌具有鲜明的、可辨识的个人声音。某大学教授：非遗是形成于历史、传承于当下的，我们不可固化它，不能以“原真性”去限制它的发展与变化。在利用与活化非遗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进行符合文化演化规律的延展，在对非遗本身进行细致深入了解之后，选择更有利的保护、传承和活化方式。同时，非遗保护理念虽然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因为各种原因或条件限制，一些地方对《非遗法》的落实并没有完全到位。有的不履行非遗保护、传承义务，有的以活化名义进行过度开发。因此，对于各地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非遗法，主管部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材料四】“今年父母双双退休，父亲有高压电工证，母亲有执业药师证，退休后想找份相对轻松的工作。”几个月前，小丁开始在社交平台上给退休的父母找工作。信息发布后引起了反响，有不少网友表示支持，也有不少网友提出质疑。33岁的小丁是一名律师，经常加班，她很羡慕退休后时间更加自由的父母，但父母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焦虑，还不约而同地提出想以临时工身份回原单位上班的想法。对此，小丁不能理解：“父母的退休金明明够用，为什么还总是想去上班？”被问起想继续工作的原因，小丁母亲说：“工作能让我感觉到被需要，这种感觉特别好，待在家里心情容易烦闷。”在帮助父母找工作的过程中，小丁切实感受到了退休人员的“一职难求”。小丁通过某求职软件帮母亲找到了一份药师工作，但了解后发现这份工作每个月只能休息4天，有时候还需要上夜班。小丁担心母亲承受不了高强度的工作，于是替母亲选择了放弃。“给父母找工作的渠道还是太少了，岗位信息也相对单一。我就是想帮他们找个清闲的工作，工资多少不是考虑的重点，只要他们不再焦虑就行。”小丁说。小丁发布的求职信息后面有一位网友的跟帖：“颐养天年多好，为什么非要再就业？这不是和我们年轻人‘抢饭碗’吗？而且老人体力不如年轻人，再就业没什么必要。”小丁的父亲看了摇头道：“真不明白怎么会有人这么想，我们只是选择在能发挥‘余热’的地方就业，不仅不会抢年轻人的饭碗，还可以分担子女的养老负担。”还有一位网友的跟帖引起小丁和众多网友的关注：“我退休后因为心疼女儿工作忙帮她带了两年小孩，现在我想要过属于自己的生活，女儿却不愿意。我不想让带娃‘捆’住自己的晚年生活，也想找份工作，可自己又没啥本事，只能找到保洁、保姆的活儿，那还不如继续给女儿看孩子。”多数网友表示同情这位老人，认为带小孩本应该是儿女自己的责任，父母帮忙是出于亲情，但不是本分。也有网友表示，现在年轻人生活确实很辛苦很累，父母力所能及还是应该帮忙的。对这份跟帖，小丁的关注点却是老人对找工作的无奈和慨叹。小丁还发现，少数身体状况良好、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的医生、教师等会被返聘，但多数老人只能从事低门槛行业，再加上针对老人就业技能的培训较少，无专业技能的老人想要再就业更会面临重重困难。小丁为父亲找到一份电力公司的工作，用人单位很满意小丁父亲熟练的专业技术和丰富的从业经验，但却无法和小丁父亲签订劳动合同。对此，作为专业人士的小丁倒是清楚内在的原因，从有关法律规定上看，小丁父亲因为已经领取了退休金，无法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自然也不能缴纳工伤保险，一旦在工作中出事，用人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用人单位的顾虑，小丁也能理解。最后，她和用人单位协商，为父亲购买了雇主险和意外伤害险，总算为父亲找到了一份相对有保障的工作。【材料五】统一执法证件、统一执法标识、统一执法制式服装……这些统一近两年正陆续在各地的生态环境保护、交通运输、农业、文化市场、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领域推开。“执法证件赋予我们的不仅仅是权力和荣誉，更是光荣的使命和沉甸甸的责任。”第一时间拿到执法证件的N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处的钟处长说。据了解，新式行政执法证件严格按照国家统一编码规范执法编号，增设电子二维码，增加辨识度，通过二维码识别即可核验执法人员身份和证件有效期，做到了一人一号，人号对应。这种看起来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却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执法人员规范管理，强化社会监督，有利于切实提高行政执法公信力，推进规范文明执法。钟处长说：“人情、关系等因素常常影响基层公共治理活动的公正性。以执法活动中运用最广的行政罚款为例，现有行政处罚法主要关注处罚的权限和程序，没有为罚款设定提供实体性的裁量规则，加上一些基层人员执法不严、不依法履职等问题，容易造成部分执法活动中罚款科处的随意，并产生处罚畸轻畸重的乱象。譬如，据某媒体报道，S市对某化工厂排放废水PH值严重超标的行为处以几百元的超低罚款，L区则对某商店售卖一袋过期食品罚款上万元等。今年以来，我们加大基层执法的监督检查力度，坚决纠正以罚增收、以罚代管、逐利执法等问题，对监管不力、执法不到位等给予严肃问责。”近日，M市福兴公司负责人郭先生接到市税务局稽查人员送达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后，很是感慨，表示愿意接受税务机关的处理决定。原来，上个月稽查人员对福兴公司开展日常税收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有多笔利息收入未按规定申报缴纳增值税，应按规定补缴税款。财务人员认为公司属于集团公司，由总部统一向银行借款，然后分给所属关联公司，关联公司把贷款利息转过来存入银行，并没有产生收入，应适用“统借统还”业务处理，不应缴纳增值税。对此，稽查人员耐心向其说明该项处理的证据分析、认定理由、政策依据和法律责任，并出示了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查到的该公司登记信息。根据相关文件，福兴公司不能适用“统借统还”相关规定，应全额缴纳增值税。郭先生对此深有感触：“税务稽查部门通过面对面座谈方式，对公司进行查前政策辅导，解读和剖析税收风险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现场答疑释惑又透彻，这样的执法使征纳关系很融洽，既有利于我们公司长远发展，也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行政执法的目的不是处罚，而是提高法律遵从度。”M市税务局游局长说，“行政执法要由以往‘一刀切’的粗放式执法，向‘认定讲证据、裁量讲道理、决定讲法律’的精确执法转变，将‘释法明理、法理相融’执法理念贯穿执法全过程、各环节。我们在执法过程中，要讲清事理、法理、情理，全面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实现执法过程全程可溯，这样才能够有效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以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执法者是法律的捍卫者和执行者，有权不能滥用。”M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倪局长说，“前段时间发生的个别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简单粗暴、以权压人的行为影响恶劣，不仅会破坏良好的营商环境，损害政府公信力，还严重违背法治精神。”某大学法学教授马老师认为：“在法治政府建设的各个环节中，行政执法往往受到很高的关注。行政执法主体多、范围领域广、行为数量大，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密切，行政执法人员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也较多。创新行政执法方式可能是破解执法难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在推进执法行为全过程记录的同时，还要提升公众参与度，接受社会监督，以‘老百姓看得见’的执法方式，促进全过程阳光执法，提高政府公信力。”

二、给定资料 1．信用体系作为一种制度设置，包含了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其中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主要内容即是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观念。诚信既是个体道德的基石，也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诚信对于人际协作与社会和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经由道德内化机制使市场主体自觉放弃机会主义行为，实现与交易伙伴双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于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问题做了精辟阐释：“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逐步开放信用服务市场。”这段论述高屋建瓴，深刻有力，为我们指明了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信用体系建设的原则和方向。 2．为打造信用杭州，杭州市政府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于2003年5月出台了《杭州市中小企业信用评价和管理办法》，并于6月10日组建了杭州市信用管理协会，这是杭州市唯一合法、权威的信用管理机构。经过筛选，杭州市思米亿风险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大成信用评价有限公司和杭州华政信用评价有限公司为杭州市首批企业信用评价机构。经他们评价的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的企业为信用企业，由杭州市政府授权杭州市信用管理协会对信用企业发证授脾并向全社会公告。如果要查询某企业的信用等级，只要登录“中国信用管理网”(www．netcm．cn)就可以查到。据杭州市信用管理协会副会长管晓永博土介绍，杭州市信用评价体系启动不久，就发现有些既没有资质，又没有专业人员，也没有进行实质性评价活动的组织打着信用评价的幌子进行不正当营利活动，打电话给中小企业，称只要支付600元钱，就给评AAA级；有的还故意以“逾期不办”引诱企业上当，搞得企业不知所措，纷纷打电话向杭州市信用管理协会咨询。管晓永说，杭州市信用管理协会是杭州市信用管理的唯一合法机构，除“思米亿”、“大成”、“华政”3家机构外，其他任何单位对该市中小企业信用评定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3．在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建立在诚信原则基础之上的信用交易，缺乏诚信的做法，难以维持长久，更别说提高交易效率了。商家们通过设置各类消费陷阱，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说到底就是缺乏诚信，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受骗上当，一些所谓“优惠”其实并不“惠”。看来，要维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既要依靠法律对经营者的束缚，也要靠经营者的诚信。银广夏是昔日中国上市公司中的50强，2000年中国股市最大的黑马，如今却成为臭名昭著的造假者。2001年9月6日，证监会公布调查结果：银广夏通过伪造供销合同、伪造出口报关单、虚开增值税发票、伪造免税文件和金融票据等手段，虚构利润7.45亿元；同时还查明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及其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银广夏出具了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银广夏事件不仅导致了中国股市一个神话的破灭，同时也引发了投资者对中介机构的信任危机。2003年福建演出市场近日爆出了全国罕见的大规模“假票事件”。继陈慧琳福州演唱会出现大量假门票后，9月28日在泉州举行的“中国流行歌曲排行榜2002～2003年度颁奖盛典”再次传出消息：约有4000～5000人持假票观看了演出。10月4日，组委会已委托法律顾问向泉州市公安部门递交了《组委会关于依法查处并追究伪造、倒卖伪造颁奖盛典入场券犯罪分子法律责任的控告请求》，正式请求公安部门介入调查。10月3日，“中国流行歌曲排行榜2002～2003年度颁奖盛典”组委会在经过几天的统计和调查后向记者公布了一组惊人数字：颁奖晚会当晚的剩票率为45%，而当晚的“上座率”约为80%～90%，按泉州市体育中心陈延奎体育场的2.3万个座位来算，组委会据此判断持假票的约占总观众数的20%～30%，约为4000～5000人。对于本来就不算活跃的福建演出市场来说，此次全国罕见的“假票事件”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一位正准备在福建筹备多场大型演唱会的演出商说，他将重新考虑在福建的演出计划。 4．温州鞋在市场中起伏的故事特别能够说明“诚信抵万金”的道理。温州，一个站在中国经济改革潮头的城市，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温州的地方经济迅速崛起。但是对商业利益的过分追求使人们忽略了对诚信的重视，假冒伪劣商品开始出现并逐渐泛滥，温州经济走向萧条，1987年上海南京路商场贴出“本店无温州鞋”的标语，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抵制温州鞋浪潮。1997年，杭州武林门的广场，一把大火，把温州假冒伪劣的皮鞋烧了，同时，国家的八个部委联合发文，对乐清的低劣电器进行了集中的整治，所以一段时间，很多大的商场，打出了本商场没有温州货的牌子，使温州成为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此后，温州人痛定思痛，开始了重拾温州信用的艰难历程。“浪子回头金不换”，经过十多年的整治，如今的温州制鞋企业发展到4500多家，行业年产值数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高达20%，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温州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 5．如今，面对市场上大量的促销活动，诸如打折、赠券、附赠礼品、免费服务等，消费者是不是真的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其实不然：一些商家采用打折前先抬价、后降价的方法哄骗消费者；有的商家发出的赠券须满足商家规定的附加条件后才能消费；“买一赠一”、“买一送几”实为搭售；还有商家打出购物返券的招数，吸引消费者循环购物……种种招数层出不穷，消费者稍不留意便会落人陷阱。这种以“打折”、“赠券”、“附赠礼品”等为幌子，宣传虚假广告，引诱消费者上当受骗，甚至以此推销假冒伪劣商品的做法，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当促销活动发生争议时，商家又会理直气壮地树起“最终解释权”作为挡箭牌，“名正言顺”地逃避责任。买菜遭遇缺斤短两，买米生怕是毒米，名酒瓶里装的是喝死人的工业酒精，卫生棉夹着黑心棉，月饼用的是陈年老馅，纯净水工厂是蝇鼠的乐园……惶惶不安的消费者只有躲在家中以求安宁，却不想楼上的住户一不小心敲倒了承重墙，“豆腐渣”工程夺走了消费者最后一个避风港。中科院《200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公布的最新经济发展成本表明：“因为信用缺失，用1美元在世界平均状况下可办到的事，在我国就需花费1.25美元。”一个成功的企业，卖给顾客的不仅是商品本身，往往还隐含着商品背后的文化。一个企业在短期内成功，有一个好产品就可以了；要想中期成功，除了好产品之外，还必须会营销；再加上一个好的发展战略，企业就有可能获得更为长久的成功。但是，如果企业要想长盛不衰，就必须建设一种能保证企业生生不息的企业文化，而这个企业文化的精髓离不开“诚信”二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过：“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除了需要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还需诚实、公正、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必须建立信用文化。无数事实证明，以诚信去聚集财富，财源会越开拓越广阔，违背诚信赚钱，最终将使财源枯竭。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自由、交换自由、价格自由，而诚信正是维系这种自由的纽带。在市场经济社会，信用的价值不能用金钱衡量，但信用却是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是取之不尽的金矿。 6．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求职时，在简历中掺假的人并不罕见，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比如，把成人教育改为正式学生；在职研究生写成正式研究生；把学生会干事写成学生会主席或某部部长；把参加过某项大型活动说成组织活动；把专科升本科自动升格为统招本科生，这都是很常见的。对于把简单的英语口语说成熟练，把只会打打字、上上网说成熟练的电脑技能，那就比比皆是了。的确，比起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分统配，现在的“双向选择”让当代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而且面临着与社会上求职者一同竞争的形势，大学生没有了过去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必须学会包装自己，才能吸引用人单位的注意力。第一步就是要有一份能抓得住用人单位的简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过度甚至虚假包装是合理的。如果一个青年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就写下了一笔虚假的信用记录，社会怎么敢向他托付未来?现在只是改成绩，以后怎能保证不会做假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包装是可怕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万俊人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充斥着社会，整个社会的信任度都偏低，学生又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很多社会公共行为都带有广告化特征。可社会只容忍适度的夸张，夸张过了头就是虚假，就是品质有问题。从2002年9月起，上海部分中职、高职和高校将试行学生“个人诚信档案制度”。学生诚信报告内容包括学习诚信、政治思想诚信、技能诚信、计算机和语言诚信、在校表现及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学校从学生进校第一年起，就开始为他们建立诚信档案，让每个大中专学生意识到讲诚信是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7．2003年1月4日，第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指出，市场交易中因信用缺失、经济秩序问题造成的无效成本己占到我国GDP的10%～2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5855亿元，相当寸：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两个百分点。其最严重的后果是：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信用危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信用”，指诚实、不欺、遵守诺言。市场经济讲究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本来就应该是信用经济，也只有这样，经济的发展才能脱离互相倾轧和欺骗的原始积累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逐步走向成熟。然而，正当中国阔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我们却面临着一场信用危机。典型的表现就是商业信用危机，在商业活动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制假贩假活动猖獗，假广告层出不穷，不守信用，不践成约，破坏市场秩序，损害公民利益，成为社会一大公害。企业也存在着信用危机。中国股市上的“郑百文”事件仅仅是暴露出冰山的一角而已。据中新社报道，财政部公布的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显示，在被抽查的157家企业中，竟然有155家存在虚报利润现象。接着就是金融信用危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贷款消费手续过于复杂，贷款消费刺激不起来，由于企业的信用危机，也造成了银行惜贷。此外，在社会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普遍缺乏信任，个别官员的腐败问题，也引发了一些人对政府和官员的不信任，这都是信用危机的表现。 8．国家审计署对1290家国家控股企业的资产损益表分析后发现，其中68%的企业财务报表存在严重不实，违纪金额超过1000亿元。非法造假是信用缺失的典型表现，全国每年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合同欺诈、逃废债务、偷税漏税、走私骗汇、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装上市、地方保护等恶劣行为无不动摇着信用的基石。据中国企业联合会调查表明：目前银行告企业欠账胜诉率在95%以上，执行率却只有15%；三角债也非常严重，目前全国约有1.5万亿元，很多企业被迫采用现款支付，因此增加的财务费用1年有2000亿元左右；银行由于逃废债承受的直接损失每年约1800亿元；全国每年因合同欺诈造成直接损失约55亿元。 9．市场经济又是法制经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没有公正就没有市场经济。如果追求金钱名利超出对智慧和道德的追求，整个社会便会产生道德情操的堕落，结果是公正性原则被践踏，市场经济趋于混乱。也有经济学家指出，有效的基于个体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机制，必须有一定的道德秩序予以支持。从现代社会来看，市场不仅表现为实际的特定的买卖场所，更有一套法律规则和道德伦理体系，这些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现代信用制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有诺必践，违约必究，经济活动才能正常运转。信用度越高，经济运行就越顺畅；信用度越低，经济运行成本就越高，诚信空气稀薄的社会环境甚至会窒息经济发展的活力。毋庸讳言，我们的社会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种种问题，信用缺失引发的矛盾经常发生。从市场反映出的情况来看，无照经营，商标侵权，制假售假，合同欺诈，虚假招标，骗税逃税，伪造假账，恶意拖欠，变相传销……这种种行为像“病毒”一样侵蚀着社会的肌体，像“沙尘暴”一样吞噬着信用的“绿洲”。不讲诚信、欺骗欺诈已成为人人痛恨的一大公害，成为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障碍。 10．浙江温州市鹿城工商部门接到一位武汉记者邱某的投诉电话，声称，不久前他上网时浏览到“温州华亿商贸有限公司”网站，内有各种型号的笔记本电脑、录像机、手机等，其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并写着公司地址为温州市新城大道中园大厦23层某座。于是，他按网站上提供的号码拨通一个手机。对方报出一个建行账号，要求他先汇一部分定金到该账号，并承诺将通过邮政渠道寄货，余款由邮政部门代收。9月2日，他汇出1500元钱，对方随即通过手机短信传递信息：货已发出，大约 4天后寄达。此后，他一直没有收到货，对方连手机都不接了。当经历过梦想破灭后的互联网火焰再度被点燃，在线交易越来越成为企业和个人喜欢做的事情时，却不得不要更加警惕随时随地都可能存在的“噩梦”——网络欺诈。 11．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陈文玲认为，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交易都表现为信用交易，信用关系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经济关系。市场化程度越高，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健全程度要求也就越高。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的体制和秩序已经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但新经济秩序的形成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过程，会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干扰甚至破坏。特别是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信用体系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未曾遇到的，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信用缺失是我国目前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根本原因。仅从媒体公布的有关数字看，信用缺失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就令人咋舌：——全国每年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全国有16.5万户企业应收账款占销售收入的38%，是利润总额的8.5倍，达到14827亿元，因此增加的财务费用1年有2000亿元左右；——我国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坏账率至少在5%以上，每年至少有150亿美元左右的海外拖欠款没有收回。另有专家估计，2001年中国企业海外应收账款1000亿元；——目前，我国每年订立的经济合同大约有40亿份左右，但合同的履约率仅有60%左右。没有健全的信用体系的约束和威慑，是信用缺失行为泛化的原因所在。信用缺失严重影响国民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降低了经济运行效率；严重影响企业之间的交易速度、交易效率、交易规模、交易质量，破坏了经济主体之间以合同契约为基础的正常信用关系；严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特别是信用消费，使扩大内需政策的效用大打折扣；严重影响市场体系的发育和成长，大大提高了市场交易成本，制约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12．据《中国资讯报》报道，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城镇居民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大、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亟须转移出来的大背景下，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打工者可以说是“人满为患”；绝大多数打工者都是怀着“干它一年，挣个几千块钱”的美好希望而去，可是也有不少人因确实找不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败兴而归。但2005年春以来，福建省泉州市却面临着有活找不到人干的窘境，甚至有的打工者没出门时一听说是去…泉州”，便“宁愿蹲在家里闲着”也不愿去，以致泉州出现了“20万工无人打”的怪现象。据报道，泉州是福建民营经济最为活跃、个体私营企业最多和用工量最大的地区，前几年每年吸纳民工的数量都在．百万人以上，其中八成以上来自外地。但由于用工者素质良莠不齐，侵犯外来务工人员合法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并逐年增加，金额逐年上升。在晋江陈埭劳动工站，来自江西省乐平县的一位女工投诉说，她第一次出门打工跟着老乡来到晋江，在陈埭镇一家小饭馆找了一个洗碗的差事，与老板讲好月工资400元，但老板扣了她的身份证。在饭馆她从早洗到晚很累，刚干丁两天，身体生病、发烧，想辞工不干，宁愿不拿这两天的工资，但老板扣着身份证不放，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她到公安局投诉，公安不管，反而训斥她“谁叫你把身份证给人家”；她又到劳动站投诉，劳动站说“无权过问身份证的事”，叫她去市政府效能办投诉。另一位来陈埭企业打工的四川民工辛辛苦苦干了11个月，最后结算工资时只拿到270元钱，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像这样的侵权事件，陈埭劳动工作站2004年就受理民工各类投诉1000多起，平均每天3起以上。泉州市统计局企业调查队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从1998年至2001年，劳动部门接受群众举报案件数年均增长67%；，2001年追发拖欠工资3895万元，占全省50.8%，涉及劳工3.2万人，占全省 37.9%。其实，劳动者(外来工、本地工)合法权益被侵害的情况并不仅仅在泉州有，可以说全国各用工城市或多或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如重庆忠县民工的矽肺病，身心受到伤害维权却非常艰难；北京市建委帮民工讨回：工资26亿元；宁夏劳动监察部门为民工讨回1700多万元血汗钱等等。信用缺失终酿恶果。由于部分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诚信严重缺失，不能善待打工者，致使许多民工深感在泉州打工艰难，—藻生不易，久而久之便视为畏途、不敢再来了。以致2005年春以来企业“缺工”现象突出，行家估算“缺口”达20万人。劳工紧缺的严峻现实也迫使泉州一些企业作出反应。晋江、石狮的许多招工广告都注明“工资按月发放，固定、计件均可，工作时间8小时/天，不交押金”等字样。在晋江市中心一繁华三岔路口，就有名为顺兴、恒信、辉达的3家职介所发布大量用工信息，且许多岗位标明“急招、急聘，有无经验均可报名”等字样。晋江市陈埭劳动工作站一负责人介绍说，过去企业招工容易，街上到处都是民工，企业在大门口贴出招，工广告，民工呼啦啦都来了，每年正月初八以前就招满了。但后来一年比一年难招，今年算是“招工难”的集中爆发。“一粒老鼠屎就会毁了一锅汤”，部分不讲信用的中小企业损害了民工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晋江的名声。有些权益受到侵害的民工离开晋江时诅咒发誓永不再来。“泉州现象”实质反映了民工对于当地劳动用工环境的一种深深的失望。他们的失望，不仅仅表明了企业在民工心目中的诚信度，也表明了政府有关部门在民工心目中的公信度。其原因当然在于一些企业诚信缺失以及对民工权益的严重侵害，但其背后的原因，却不能不归咎于有关部门的职能缺位及工作乏力。毫无疑问，假如出现了第一例侵权事件，有关部门当即积极介入，依法予以处理，那么企业还会“侵权不止”吗?民工们还会深感失望且避之唯恐不及吗?三、作答要求

1.2004年，11个月全国房价上涨12.5％，继10月央行加息后，全国房价同比涨幅从13％大幅回落到 11.7％，然而，11月全国房价涨幅出现“反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房景气指数”显示，1-11月，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2759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2.5％。 2．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1至9月，北京市住宅销售1034.3万平方米，增速由一季度的3.5％提高到25％，增速提高6倍左右。今年北京期房供应量也比去年增加了20％。排队买房对于北京人来说不算什么新鲜事儿，无论是价格较低的经济适用房，还是动辄近万元的高档商品房，项目一开盘总有人排队等着购买，使得京城房地产市场不断上演热销的神话；尽管采取了许多宏观调控措施，上海的房价涨幅趋缓，从2003年的上涨24％下降到2004年的14.6％，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增长15.8％，但仍然高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幅，市中心地区甚至涨幅更高；今年上半年天津市商品房平均价格指数上升，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315l元，比上年同期上涨640元。今年，深圳的房价不断攀升，l-9月，全市住宅平均交易价格为5897元/平方米，与去年同期的5589元/平方米相比，上涨5.5％。特区内二次及二次以上置业者比例高达53％，首次超过初次买房置业的群体。 3．根据北京中原和华高莱斯国际地产顾问提供的数据，2005年上半年北京除南城外，各区域内都有均价万元以上的高端项目在售，主要分布在东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这些豪宅一部分为新盘，如燕莎第三使馆区售价达1.9万元的北京花园，即将推出的朝阳北路上的售价在每平方米2万元以上的北京星河湾，4月即将推出的位于延静里中街25号的华业东方玫瑰园，6月开盘、开盘价就为1.6万元/平方米的白家庄1号的富力中心，温榆河边由浙江耀江集团开发的东方普罗旺斯别墅等；另一部分为旧楼盘的二期项目，如朝阳公园区域5月即将推出的开盘价达2万元/平方米的九号公寓，开盘价为1.5万元的新城国际三期，宣武区的风图腾(御庭陶然二期)，以及东隆别墅和爵世(北京玫瑰园三期)等。 4．曾经以9000元/平方米开盘的观湖国际，近期将推出的二期开盘价就定为1.2万元/平方米；去年6月一期6300元/平方米开盘的晶城秀府，封盘3个月后，追加了游泳池，重新设计了园林景观之后，近期再次开盘时，均价已经到7800元/平方米；原本心理预期开盘价在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的东部某一高档楼盘近日定下的开盘价已经是2万元，难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称，今年，无论是开盘的还是没有开盘的楼盘，每平方米上涨2000元都是正常的。 5．在房价不断上涨中，还有人鼓吹什么“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等等。笔者实在不明白这些惊人之语是建立在今后10年国民经济增长多少倍、人民收入增长多少倍、物价上涨多少倍的结论之上的，笔者虽在北京也有房产，听到这种言论却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因为笔者相信“每年将有2500万平方米的商品房供给，而最近几年每年的需求却不足2000万平方米(北京统计局语)”的情况下要想解套还早着呢!确实，不断的城市化，为我国房地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笔者更明白，中国的城市化，并不是农民都搬进城里住，而是部分农村要逐渐变成城市，房地产业广阔的发展空间是可供盖商品房的土地越来越多，在购房者的队伍中，“穷人”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大．“富人”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小。 6．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学者易宪容在《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一文中，提出国内房地产业挟持着中国经济，如果让国内房地产的泡沫任意地吹大，泡沫的破灭不可避免，而最后承担这种泡沫破灭的只能是国内各银行。 房地产市场的冷热与否，对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合理的繁荣，能拉动国民经济增长，非正常的发展，则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直接的冲击。面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业内专家建议，下一步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继续关注困难群体，增加经济适用住房建设规模，切实解决低价位住宅供应不足的问题。要促进房地产开发行业融资的多样化，推进住宅担保、住宅抵押证券化等多种金融工具的实施和使用，以分担房贷风险。 7．国务院高层已经发布了一份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知情人士称，通知一共有八条意见。《通知》明确指出，部分地区投资性购房和投机性购房大量增加等原因，导致一些地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抑制价格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8．央行宣布从2005年3月17日开始调整个人住房信贷政策，同时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也相应微幅上调，此举引起业界的轩然大波。第二天，香港股市房地产股出现了全线下跌，业内人士纷纷认为，此次的政策是国家关于房地产再次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信号，新的政策将会随之而来。“只有大幅加息才是抑制房价的最有效武器”某银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认为，只有大幅加息，才能挤掉房产市场的泡沫。即便经过两次加息，5.508％的房贷利率仍然处与较低的国际水平，从两次加息后的市场反应来看，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而真正的有购房愿望的市民，即便利息调整到10％，也不过每个月多拿出百来块钱，而对于投资客来说，付出的代价将成倍上涨。 4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接受采访时表示，央行利率政策作用有限，调控房价还得土地税收政策配套。这透露出央行直接召唤其他部门协同作战的信息。 9．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管理办法》，已于2004年5月13日起正式施行。但在实际建设中，在住宅建设中占有的比例却很小，远远满足不了中低收人人群的购房需求。建设部明文要求的各地住宅建设70％-80％应销售给中低收人家庭(北京规定为年收入6万元以下家庭)，但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2004年建设规模降至4.6％，而部分城市商业用房投资达30％以上，高档住宅投资占40％以上，全国在商业住房投资上的平均水平(加底住住宅的商业)约在20％以上，两者对比相差5倍以上。 10．据国家统计局1997-2004年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八年内净增城镇人口1.73亿。考虑到城市出生率低，以增长率为零计算。增长的人口均为外来人口算。考虑进城农民家庭人口偏多，按我国每户平均3.44人(2000年统计数据)加1人，以每户4.44人测算，1.73亿城镇人就需住房3896万套，价值总计4万亿人民币(以二手房、郊区房为主，按每套70平方米，1500元/平方米算)。在此基础上假设1.73亿人中一半是城镇扩大的拆迁户，另一半为需购房居住的外来户，则这部分对住房的需求量为2万亿元，占同期商品房3.3万亿的60％。这是一个极大的市场需求，但以目前市场供应方的产品供应结构看，这部分人的市场需求是无从得到满足的。 11．12月27日，在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表示，目前住宅占房地产市场供给的2/3，非住宅占供给的1/3，住房与非住房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同时，非住宅的空置率还在上升。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2005年中国将支持对危旧住房改造和困难企业利用自有土地组织住房困难职工集资建房，搞好城镇廉租住房制度建设，研究解决进城务工农民住房问题。 同时，严格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加大归集力度，加强监管，保障资金安全，提高使用效率，支持中低收人家庭购房。 12．住房结构不尽合理，还一个是说住房面积偏大。80年代制定住宅设计规范时，平均每套房50平方米，90年代提高到60平方米，现在翻一番，11O、120平方米还嫌小。目前，是以个人自己买房为主，100多平方米的住房面积，一般家庭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了，值得考虑。套型面积上怎样控制，如何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这是北京的问题，也是全国的问题，所以结构调整是一个共同的任务。 13．目前我国城镇有户口的常住人口约3.7亿人，到本世纪末，每人增加1.3平方米居住面积，即每年平均增加O.43平方米，就要增加建筑面积4.8亿平方米。目前城镇存量住房40亿平方米，按住房平均40年折旧需拆除重建计算，每年折旧拆除2.5％，到2000年三年合计补偿自然折旧需要新建3亿平方米。两项合7.81亿平方米。如果对沿海地区各城市到2000年的计划目标普遍都超过A均10平方米的需求，以及许多城市旧城改造拆迁(非自然拆旧)所需的住房都暂不计算，单就这7.81亿平方米的需求计算，今后三年城镇住房要达到人均居住面积10平方米，每年就要建设2.6亿平方米建筑面积的住宅。 14．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建设部等七部委《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措施进一步细化。自2005年6月1日起，国家将对个人购房不足2年即转手交易的行为加大税收调控力度；今后“炒地”行为、转让“期房”行为都将禁止。国务院办公厅还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解决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价格上涨幅度过快等问题，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15．财政部副部长肖捷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已明确表示，中国目前在房地产保有和交易环节税费偏轻，问题严重，今后一段时期将重点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1月11日凌晨1点30分左右，香格里拉古城四方街发生火灾。随即该县启动火灾应急救援预案，当地党政、公安、消防、驻地武警、军分区等1000多人投入群众疏散和抗灾救灾中。武警8750部队出动500名兵力，第一时间投入人员疏散、物质抢运等现场救援。 火灾发生后，云南当地组织了近2000人的扑火队伍。为了控制火势蔓延，救援组调用10余台挖掘机等大型工程设备，出动消防车39辆，挖掘约2000米的防火隔离带，对道路两侧房屋进行了拆除，确保了扑火车辆和设备的进入，防止了火势的进一步蔓延。 截至2014年1月13日，经初步统计，独克宗古城仓房、金龙、北门三个社区受灾，总受灾户数335户，其中烧毁房屋242栋，因建立防火隔离带拆除43栋，拆除房屋屋顶50栋。除造成房屋、商铺、基础设施等受灾外，此次火灾还造成古城内部分文物、唐卡及其他佛教文化艺术品烧毁，具体受灾损失无法估计。 2．2013年4月14日早晨6时左右，某市发生火灾，大火燃烧近三个小时后被扑灭，最终带走了14条鲜活的生命。在当地媒体充斥着“迅速”、“立即”、“全力以赴”、“细致周密”等溢美之词的官样文章里，只看到当地各级领导的“积极行动”，没有一点儿反思的迹象。 在官方自我总结中，除了对领导的仰望，还凸显了逢灾就树典型的惯性思维，诸如“好的哥背出多个伤员”、“勇保安先报警后救人”这样的内容，都成了这次火灾的“亮点”。而从其他媒体那里，人们却清晰地了解到，救火时消防车未带云梯、起火网吧违规经营等诸多细节。文过饰非的官方表态，忽视了民众的判断能力，损害了自己的公信力。 一旦把官样文章当成推卸责任的“护身符”，原本可以用来改进工作的机会，也被白白浪费了。在官方表述中，受伤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遇难者家属情绪稳定，起火酒店的业主和网吧经营者也被依法拘留，当地官员似乎成了整个事件的局外人，甚至还有点像救民于水火的英雄。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没有了改进工作的动力，在一阵风似的火灾隐患清查行动过后，这场灾难带来的伤痛，很快就会被遗忘。 3．“灾难中的作秀难逃百姓厌恶”、“传播谣言者最可恶”、“新闻理想并不是只有在热闹喧嚣处才能实现”。围绕着四川芦山抗震救灾，不断被“挖掘”出来的感人故事安抚着这片受伤的土地，同时，社会上有关对“灾难关头伦理道德”的议论也颇多。比如，针对有些记者采访影响到正常救灾，有学者发出“谁是灾难报道的主角?这已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和社会道德的严峻拷问”的呼声。在大灾大难面前，任何一个人超越各自“底线”，故意作秀或是逢场作戏都会招来质疑和嘲讽。 芦山地震发生后，国内一些媒体记者被批影响到救灾行动和灾后秩序恢复。比如，个别记者为拍一张照片，就要求救援人员暂停搬运伤员。还有的人反复采访遭遇不幸的人。在地震灾区采访期间，有些记者因为常把只喝了一点的矿泉水随手扔掉而一再被人提醒，希望他们不要浪费这些宝贵的物资。《环球时报》赴地震灾区记者在一中学看到，当心理医生正准备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时，数十名记者一拥而上，将老师围住，接着又有大批摄影记者对着老师和学生不断拍照。一个女学生很不高兴地起身对老师说：“因为有很多记者过来后不停拍照问问题，我们都没有办法静下来!” 4．美国记者素以新闻敏感性强、抢新闻不顾性命著称，2011年“艾琳”飓风来袭时，曾有记者现场直播时几乎被狂风刮走。但美国媒体一般不会把镜头对准衣冠不整的路人、惊慌失措的围观者，或血肉模糊的伤者及死者。同样，在突发性事件、灾情发生时，记者对官方发言人围追堵截，但对普通人的追问相对少一些。上世纪80年代，记者在雪灾、风灾中对受灾者“面对面”的追问直播引起民众不满。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1996年9月推出记者职业伦理规范，要求记者“时刻保持对可能因新闻报道而受到负面影响者的同情”，对儿童采访以及刊登悲伤者图文信息时应特别小心等，避免提问、尽量拍摄背影等约定俗成的“灾难报道规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人们不仅关注媒体人在报道天灾人祸时的职业操守，也会衡量政治人物、各类官员和明星的表现。英国遇到的自然灾害相对很少，这让总是卷入战争的英国人津津乐道元首临危不乱的典故。二战期间，英王乔治六世夫妇成为英国人抵抗纳粹德军的精神支柱，面对德军轰炸，王后坚决不愿离开伦敦，并说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孩子们不能在没有我的情况下离开，我不能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离开，而国王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离开。”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备未必无患，但无备必有大患。在当前中国转型的背景下，各种风险、灾害和公共危机纠缠复杂，对各级政府能否正确应对和及时处置提出严峻挑战，这直接关系到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灾害的损失却可以降低。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关键是防患于未然。在这其中，政府尤其“责任重于泰山”。一个负责型政府，当然有责任保证城市的安全，保障市民生活的安全。在“5·12”汶川地震之后，全社会对灾害防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就对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好防灾基础设施建设，以身作则引导社会的关注和努力，政府责元旁贷。 5．在现代西方国家减灾救灾实践过程中，各种社会组织和普通公众的高度参与、社会自主治理、政府之外各种社会组织和机制高度发展、治理主体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正在成为核心事实和发展主流。自然灾害作为人类无法抗拒的公共安全问题，如果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可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避免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能增强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其重要作用尤其体现在场面混乱、支持队伍未能及时抵达时。如1993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地震、1994年美国加州地震、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及2010海地地震，社会组织均在紧急救援中扮演关键角色。此外，由于灾害发生地区政府亦不例外于灾害的摧残，其在灾害发生初期的决策执行管理能力均受到损耗，而社会团体透过组织网络，动员民间自发力量弥补政府角色更显得重要。如1999年土耳其玛尔玛拉地区7.4级地震，超过1.7万人丧生，土耳其政府在灾难后陷于瘫痪，而40个非政府组织组成“公民社会地震协调委员会”统筹救援，为超过25万灾民提供物资，搭建帐篷，类似的事情亦发生在2010年巴基斯坦洪水受灾民众的救助上。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举国上下，顿陷悲哀，政府马上展开积极救援，民间团体和个人也有条不紊地参加救灾活动。由于通往灾区的桥梁坍塌，道路阻塞，志愿者必须遵从政府或民间团体发出的各种交通指引，掌握最准确的信息，第一时间抵达震央。当年，志愿服务者达137.7万人之多，创下了日本史上的奇迹，这一年被定为“日本志愿服务元年”。 在日本内阁府的相关网站上，刊登有关于志愿服务的一些要求、活动内容、救援说明，从中可体现官僚控制的强劲有力。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门，设有应对志愿服务的窗口。如内阁府中负责防灾的部门提供有关抗震救灾的志愿服务信息；总务省消防厅提供灾害救援的志愿者信息：厚生劳动省则提供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内阁府国民生活局的网站里有志愿服务者的网页链接；而全国社会福利协议会(半官方组织)则提供相关的救灾志愿服务活动情况，志愿者、市民活动网页，福利救援、灾害志愿者信息，日本红十字会提供有关救灾活动信息等。此外，政府还通过外围组织，对志愿服务者进行培训活动。迄今为止，召开了9次“防灾志愿服务活动研讨会”，还有各种相关讨论会。比如：人才培育、志愿服务者团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地区之间的相互协助、公共卫生和安全等。一方面解决救援中实际操作问题，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协调各方的作用，对关键性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 “灾难发生时，政府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救灾的责任，民间救援力量只能起辅助的作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慈善处处长郑远长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此前，民革中央常委、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林嘉马来表示：“我国有上千万个非政府组织，这方面力量没有动员起来，海外慈善机构和外国政府援助作用也没有发挥。” “救灾就像打仗一样，国家正规军肯定要冲在前面，是主要的作战力量，当然民兵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首先是要有组织，其次要训练有素，否则不但帮不上忙，还有可能添乱。”郑远长表示，政府对民间慈善一直是鼓励的，但目前我国民间慈善组织还不够成熟。灾难来临时很难起到独当一面的作用。郑远长说，我国的民间慈善组织不够发达，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经济不发达，“人们先得填饱肚子，才能考虑其他”。随着我国经济日益发展，近年来，民间慈善组织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而政府也在不断地创造条件，扶持、鼓励民间组织，但其成长完善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民兵要平时加紧训练，打仗时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一些散兵游勇。” 6．心理学家指出，对灾区关怀，物质援助至关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须。从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无数地震中，世界心理学界总结出一个铁律：地震发生后，受灾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半年之后，将是灾区自杀行为高发时节…… 对地震幸存者进行心理干预已经刻不容缓。韦克难所参与的心理援助活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这是由西南财经大学统一组织四川四所高校实施的“灾区基层干部心理援助计划”。西南财经大学于灾后在绵竹、北川分别设立了社会工作站。他们计划用两个月的时间，通过筛查和个案心理咨询、团体心理辅导等多种专业方法，为灾区基层干部提供心理援助。韦克难告诉记者，绵竹全市在编公务员有900多人，还有一些事业单位编制的人员。全市150多个村，每村骨干干部3人。他们打算把工作重点放在乡镇层面，并以汉旺镇、遵道镇、九龙镇等作为重点。他们先在市内进行了预调查，共回收问卷30份，筛选出10人需要跟踪介入。 “通过我们预调查，发现灾区公务员压力普遍偏大，10个需要跟踪介入的人中，有6个需要专业心理辅导。”韦克难说。在两个月内，他们对县、乡镇、村三级干部开展心理普查和社会工作需求调查，并对干部进行个案心理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同时开展“幸福家庭”等活动，通过干部的家人、亲戚、朋友等社会支持系统减轻干部压力。汶川地震后，亲身经历了地震的老大爷一遍又一遍地讲地震时的情景和他的感受，根本停不下来；震后的学校将幸存的小学生重新编组班级，有时三个班剩下不到一个班；失去亲人的教师在接受心理辅导后马上就要去辅导自己的学生。很多人之所以能够走出阴影，是靠自己有意识地努力，以及其他亲人、朋友甚至孩子的帮助。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要重归人性化的生活，需要有针对性的社会心理重建。 所谓走出阴影，并非是对亲人的遗忘。好好活着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纪念，对亲情最好的诠释——对于去世的亲人来说，他们的基因需要我们传承，他们的理想值得我们去实现，他们的故事我们要记在心中。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叫纪念?灾难过后，陌生人的同情心在短暂地爆发后必然会归于沉寂，而只有他们的亲人还永远缅怀着他们，活着的人必须要活得尽量长久和真实。如果因记得他们的亲人们也郁郁而终或生不如死，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真的没有任何痕迹和意义了。真正有意义的纪念是：为了那不能停止的思念不被抛向虚空，有时我们要通过文学等形式去纪念逝去的人——那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但更多的是我们要忘却伤痛而重新开始实在的生活——那是“为了纪念的忘却”。 7．民间慈善组织生存现状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美国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员超过900万，而中国只有约2万人，而与美国相比，中国的慈善组织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更是少得可怜。 除了缺少资金来源外，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公众信任度不高。民间有一种观点认为，与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慈善机构相比，民间慈善组织在资金使用方面缺乏有效监管。对于这种观点，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有不同看法，她介绍说，虽然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是非公募性质的慈善组织，但是在资金使用方面的监管力度并不比公募慈善基金差，同样可以做到公开、透明。 对于目前民间非公募慈善组织存在的募捐难问题，梁晓燕认为，政府应该以更加主动的心态，尊重民间的慈善力量的创造性工作，对公信力较高的民间慈善基金会开放公募的资格，为愿意捐款的人提供更多的自主选择。同时，政府应该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让民间的基金会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像企业一样竞争，增加基金会的竞争力和公信力。“所以，第一，我们呼吁《基金会管理条例》应该修订；第二，应该出台《慈善法》，让公众的慈善愿望和公益组织的慈善行为在法制的平台上得到约束，我觉得这个事情和我们国家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是非常一致的。”对于梁晓燕这样的民间慈善组织负责人来说，下面这条消息可能是他们感兴趣的。据报道，慈善法草案已初步成形并上报了国务院。另外，在2013年8月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中自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公开表示，将进一步创新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体制，切实通过制定慈善法，在法律层面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和制约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制度瓶颈，使慈善组织，尤其是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慈善组织能够在一种更加宽松、更加规范的法律环境中诞生和成长。 事实上，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状况也引起了中国一些公募慈善机构的关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就是其中一个。该基金会副秘书长王玉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家全国性公募慈善机构，他们基金会通过公募得到的善款除了用于自己的慈善项目外，有一些被用来向民间慈善组织提供支持。“我们(的资金)也分两种形式，一种是我们运作自己的项目，另外一种我们也考察一些民间的私募基金和草根组织，根据它的一些情况和资质，我们可以联合他们共同来做这些事情，据我所知，有些草根组织做得还是不错的。”业内人士希望。中国的民间慈善组织能够早日走出“成长的烦恼”，不断发展壮大，使更多的人能从中受益。 壹基金的力量源泉之一是在中国企业家阶层吹响了集结号，除了理事外。深圳壹基金发起机构还包括老牛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通公益基金会及万科公益基金会，注册原始基金5000万元，每家出资1000万元。从成立之初壹基金就很在意预算的科学、透明，如今壹基金有一个7人预算委员会，总负责人是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委员包括杨鹏、监事张敏、财务总监和吴君亮等。预算内容既包括部门预算，也包括项目预算，既包括开支预算，也包括募款预算。 除非定向捐赠，壹基金也并非每个捐赠人都知道每一笔善款最终去向，因为大部分资金都会由壹基金统筹安排后分配到各个项目。可即使如此为什么大家还愿意相信壹基金?吴君亮认为，一方面，壹基金内部制度设计可降低捐赠资金滥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壹基金有一定独立性，发起人与主要理事会成员有一定社会知名度，他们在以个人声誉为壹基金背书。 市场化企业比较容易信任壹基金。除理事成员外，华远地产、SOHO中国、巨人集团、京东、人民网、网易、搜狐捐赠额也都很大，“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给我们的捐款比例就小一点。”杨鹏分析。 外资企业也逐渐开始了解壹基金。地震发生后，摩托罗拉系统(中国)有限公司马上电话联系总部位于美国的摩托罗拉基金会负责人，总部决定捐赠总额为200万元人民币，其中应急设备部分由公司直接捐赠给政府相关部门，另有7.5万美元及价值4万美元的设备则通过壹基金渠道捐赠。 2012年，全国有700多万人次给壹基金捐款，捐款者大部分集中于20～35岁之间。雅安地震以来，给壹基金捐款个人数量已超过百万。“很多基金和大企业的联系更紧密，也更在乎企业的大额捐赠，但是壹基金从最初就不是这个出发点，它对个人、小额的捐助很认真，投入很大精力。”杨鹏介绍，从比例而言，壹基金个人捐赠能达到40%～50%，而一般基金个人捐赠比例可能还不到10%。” 杨鹏说，壹基金之所以重视个人捐赠，是因为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只有在陌生人中传递善念善行才符合现代慈善发展趋势。在他看来，现代慈善核心精神是博爱，是对传统农耕文明时代熟人社会小共同体慈善的超越，而信息时代到来更是现代慈善的助推剂。 互联网成为凝聚明星企业家和公众的慈善粘合剂。壹基金有明星光环，它会在微博上利用粉丝效应，“项目更容易推广，捐款口径变得更大了。”新浪微博社会责任总监贝晓超说。与壹基金同类型的基金会还有上海联劝、北京联益等，但与壹基金比起来，后两家的发展境况都不尽如人意。据了解，壹基金在雅安地震时通过新浪微博筹款近千万。 与新媒体合作同样需要基金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有创新意识。新浪微博只是平台，所有劝募、筹款行为都必须有基金会相关人员签署委托协议。“这涉及到基金会授权权限，以及对于项目的反应速度。有时候甚至需派专人负责对接、管理和对账。很多机构不愿意配人，或者觉得新媒体玩起来太麻烦，成本可能也会多一块。”贝晓超说，他认为壹基金是与新浪微博合作的所有基金中创新意识最突出的。 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看来，中国公益界在雅安地震后的表现显现出中国慈善业已进入多元化时代，大中小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并存。这背后是中国社会转型。过去动员时代，政府简单命令，群众就是不干，而现在你不命令，大家在民族、国家遇到大难时就会主动冲在前面，这说明新的社会公德正在形成。而且，这种公德又通过现代的网络方式组织结合起来。“企业家、年轻人，各色人等都起来了，这是这个社会的希望，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社会结构在变。什么叫公民社会?这才叫公民社会。” 8．人类历史上，自然灾难一次次发生，带给人类巨大创痛。表达悲伤、抚慰生命，这是人类永远不会枯竭的心灵反应；发挥智慧、规避风险，这是人类作为万物灵长所具有的强大能量。人类的脚步迈向了太空，又要承受自然之于人类的深重影响，包括悲剧性的影响。承受首先意味着我们无法控制灾害，既不可能阻止极端自然灾难的发生，也无法推迟它们的发生，一些自然灾难我们甚至无法做出科学的预测。这正是人类社会及其文明的根本处境，甚至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人类命运。 人类赋予自在的自然以意义，实现自由，成为自然 的主宰，但人类亦需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有限与界限。而正是因为有限，我们才更加深刻地理解存在、美好与善的价值；正是因为地震等灾难显露出的自然界限，促使人类不断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政府危机管理是政府以公共危机事件为目标指向，对公共危机事件及其关联事物的管理活动，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危机发生前的预见能力、危机发生时的反应能力与控制能力、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处理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公共危机事件通常是指一种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和共同利益的紧急事态，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有义务承担控制由突发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社会处于失衡与混乱状态之时，也只有政府才有具备危机管理的合法性与能力。 2．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的、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即过渡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是一个黄金发展期，更是一个问题凸显期，危机不断出现，所以更应该注意研究高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常发性危机形态，做好政府的危机管理工作。 3．2003年春季，我国遭受了“非典”的侵害。“非典”于2002年年底在广州发生，当时政府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采取有力的预防隔离措施，以致疫情迅速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截止到2003年7月14日，全球非典型肺炎患者为8437人，死亡813人。其中中国内地患者为5327人，占患者总数的63.13%，死亡348人，占总死亡人数的42.8%。“非典”的爆发波及26个省市、自治区，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传染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对国民经济和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仅旅游业就损失了2700亿元人民币，而最可怕的是“非典”引起的社会混乱、恐慌成为一种比疾病传染得更快的“病毒”。 2004年1月23日，广西隆安县丁当镇发生禽只死亡。27日确诊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在此番疫情中，湖北武穴市、鄂州市、湖南武冈市、广东潮安县等多个地区出现禽流感疫情和疑似疫情。禽流感对禽类加工企业产生重大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禽流感，百姓的恐慌程度不亚于2003年“非典”肆虐时。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禽流感疫情，政府反应迅速，及时修改1989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已经滞后的部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于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 2008年伊始，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中国20个省(区、市)均不同程度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截至2008年2月24日，因灾死亡129人，失踪4人，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8亿亩，成灾8764万亩，绝收2536万亩；倒塌房屋48.5万间，损坏房屋168.6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人民币；森林受损面积近2.79亿亩，3万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雪灾中冻死或冻伤；受灾人口已超过1亿。暴风雪造成多处铁路、公路、民航交通中断。由于正逢春运期间，大量旅客滞留站场港埠。另外，电力受损、煤炭运输受阻，不少地区用电中断，电信、通讯、供水、取暖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某些重灾区甚至面临断粮危险。而融雪流人海中，对海洋生态亦造成浩劫，台湾海峡即传出大量鱼群暴毙事件。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地区遭受8.0级特大地震重创。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的灾区直接经济损失共8451亿元人民币，灾区的卫生、住房、校舍、通讯、交通、治安、地貌、水利、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均受到严重破坏。 4．2014年8月3日16时30分，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北纬27.1度，东经103.3度)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截至2014年8月8日15时，地震造成617人死亡，112人失踪，3143人受伤。 2014年11月26日1时31分，辽宁省阜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恒大煤业公司综采放顶煤工作面发生一起重大煤尘爆炸燃烧事故。截至12月1日，已造成28人死亡、50人受伤。 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许，因很多游客市民聚集在上海外滩迎接新年，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进入和退出的人流对冲，致使有人摔倒，发生踩踏事件。截至2015年1月23日11点，事件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已有47人经诊治后出院，2名重伤员继续在院治疗，其中1名生命体征还不平稳。 这一连串的灾难，不仅考验着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更考验着政府在危机面前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受侵犯。这说明应对突发事件不能仅仅依靠经验，更重要的应当依靠法制。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性基本法律，旨在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北京、湖南等地相继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实施条例，国家法律和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应急预案一起，初步形成了我国应急管理的制度规范体系。应急管理的组织机构逐步建立健全，以国务院应急办的设立为标志，全国范围广泛建立的应急办和各种应急委员会成为统筹协调应急事务的专门机构。各地政府以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契机，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政府和公众应对危机的意识和能力。雪灾和地震发生后，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部门通过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地震信息，抚平公众恐慌情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各地的应急反应机制紧急启动。政府部门的沉着应对和快速反应说明，以人为本、高效及时、透明开放的危机管理理念和机制正在形成。 5．尽管我国正在不断推进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危机管理体制从专门部门应对单一灾害过渡到综合协调的危机管理，从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调过渡到政府专门办事机构的协调。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应急管理资源难以得到综合利用，部门协作和协调成为应急管理的主要障碍。结果，一方面导致多头管理或重复管理，造成应急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由于部门间的应急管理职责不明确，许多应急管理问题难以落实责任主体，因而无法实施有效管理。例如，历次地震灾害都造成学校等公共建筑和设施倒塌的问题，尽管各地政府在地震应急预案中都有对学校、重大建设工程、救护中心和医院等重要建筑进行抗震检测、加固，确保灾民安全避难和应急保障供给的要求，但预案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应该由哪个部门如何来实施检测和加固，相关费用如何确保等责权问题。其结果就是学校等重要公共设施最终仍然得不到相应的检测和加固，一旦地震发生，脆弱的校舍等公共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也就在所难免。同样，南方雪灾造成输电系统大规模损坏，气象部门虽然预测预报了雨雪天气，但对雪灾是否会造成输电系统破坏却缺乏专业评估知识。更主要的是，这也不是气象部门的职责范围。而对电力部门，由于其无法预测到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的发生、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所以也就无法对输电系统会遭受雨雪灾害预报预警。结果导致没有一个部门能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输电系统严重破坏承担责任。由此可见，虽然各职能部门都各自制定了应急预案，但由于在风险评估与应急规划阶段各职能部门间缺乏综合协调与沟通，难以制定出有效的综合预防和规划应急方案，应急管理工作无疑会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 6．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在其发布的《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网络调查报告》中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成为城市居民最为关注的、能对中国未来最可能产生严重灾难性影响的危机。此次调查中，有一半的调查对象住在学校和商业中心的附近，几乎九成的被调查者居住在楼房中，被调查者普遍缺乏危机的预防意识，不懂得未雨绸缪，绝大部分调查对象不知道利用灭火器、打求助电话、准备常用应急药品和手电筒等来应付突发事件；还有部分调查对象不熟悉自己的邻居、不了解自己住所附近的避难场所。一旦发生危机事件而需要寻求紧急避难时，多数人会因为相关信息的缺失而陷入恐慌状态，造成局面失控，生命财产的损失会更大。 7．媒体的积极介入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一些国家的媒体作为政府危机管理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扮演着政府“危机信息代言人”的重要角色，被誉为“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的塑造者”。例如，英国重视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协作，要求有关机构在平时必须做好准备，把配合媒体作为紧急反应计划的一部分进行讨论和演习，并任命受过专门训练的新闻官员负责媒体事务，甚至要求电话总机接线员和其他员工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在接到媒体询问时该怎样应答。德国政府重视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与媒体的互动，要求政府公务员自觉遵守“回答记者和传媒提出的每一项问题”的法则，形成了为记者服务、为传媒服务、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日本将媒体视为“政府应对危机的最好朋友”。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NHK)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韩国在1995年发生三丰百货公司倒塌事件后，也参照日本的做法，于1996年根据《灾难管理法》将韩国公共电视台(KBS)列为报道灾难的指定台。法国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新闻发布制度，从国防到外交，从自然灾害到恶性事故，在事件发生后，基本都能在第一时间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发布信息，以杜绝社会上的猜测和不良传闻，显示国家发言人的权威。 信启、公开既是政府对工作的及时总结，同时也是对人民的一种交待。通常，在危机爆发后的持续期，会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乱。比如正常生产秩序的中断、社会秩序混乱、人心不稳定等情况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与政府信息不透明有关。由于政府掩盖事实，群众不明真相就会受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引发社会领域更深层次的骚乱。因此，政府必须及时、果断地向社会公众公布关于危机最新的、准确的消息。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灾情处理过程中，政府就通过手机短信、官方网络平台和新闻媒体等传播媒介，把灾区的营救情况、伤亡情况、受灾人民的生活情况、物资供应情况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消除公众疑虑。本着实事求是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向国民如实反映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8．有专家指出，真诚沟通和速度第一是政府处理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最有效的手段。其核心是开诚布公，信息公开，及时传递，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导权，而不是一味地压制媒体报道，让谣言和小道消息干扰救援工作。这就为控制和应对危机赢得了舆论主动权，也能切实保障公众的信息知情权，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方面，定期权威的新闻发布和及时、全面、准确的媒体报道尤其关键。例如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灾害中，从5月12日～23日，四川省政府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就达到11场，保证了信息沟通的官方渠道和权威性，满足了国内外公众的知情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13日报道称“中国对地震的反应异常开诚布公”。信息的通畅也使“西方重新审视对华印象”。另一方面，在汶川抗震救灾过程中，媒体的开放程度及全面、及时、准确的报道也令人耳目一新，实现了政府与公众、国内与国外的有效信息沟通，受到国内外公众的普遍赞誉。据资料显示：从5月22日起，中央三台统一开设《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权威发布》专栏，定期、及时、准确地发布抗震救灾信息。多频次、滚动播发了权威信息，确保了信息畅通，也起到了澄清谣言，引导舆论，稳定人心的积极作用。就“速度第一”概念的诠释，我们也可从以下资料中找到佐证，并从中发现速度带来的良好沟通效果。中央电台5月12日15时03分开始播发消息，频道随即全面投入抗震救灾报道。5月12日19时整，中国之声推出全天24小时特别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及时、全面报道救灾情况。截至5月15日《汶川紧急救援》特别直播节目现场连线报道已达550余次，中央电台与全国140家广播电台联合组成的《全国奥运广播联盟》从地震开始，即第一时间报道灾区最新情况和救灾行动。 中央电视台于5月12日15时30分起开始播发抗震救灾消息，迅速派出140多人的报道队伍深入灾区第一线采访报道。综合频道、新闻频道推出全天并机直播《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每天长达17小时30分钟，密切关注、全面报道抗震救灾进展情况；《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重点节目播出大量相关新闻；经济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国际频道各档新闻快速跟进，及时播发消息，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据统计，共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使用中文国际、英文国际、法文国际、西班牙文国际频道的信息。 国际电台多语种广播从5月12日15时04分起投入报道，全方位报道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救灾措施，停播、淡化了与抗震救灾气氛不吻合的各类节目。52种语言广播均在第一时间播发相关新闻，并以快讯、录音报道、专题、综合稿、更新稿等多种形式连续滚动播出。截至5月15日，国际电台52种语言广播先后播发抗震救灾报道16432篇，新闻专稿260篇；环球资讯广播早中晚四档《第一资讯》《整点新闻》播发新闻稿12532条。截至5月15日，中央三台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36900余条，专题61个。央视网、中国广播网、国际在线等广电网站也全面介入，截至5月15日，中央三台网站共播发新闻12500条，图片18517条，日点击量达8000万。 四川电视台上星频道、经济频道、公共频道、文化旅游等8个频道，全天候并机直播《汶川抗震救灾特别报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稳定人心，鼓舞斗志，并先后派出700多名采编人员参与地震报道。成都电视台采取六个频道并机直播的方式，从5月12日下午开始24小时不间断播出抗震救灾特别节目。重庆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的《我们一起承担——重庆卫视抗震救灾特别编播》，24小时播出相关消息，并及时插播中央电视台、四川台有关灾情的最新消息。 这些准确及时的媒体报道，有效防止了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滋生及传播，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直接鼓舞和帮助了抗震救灾工作。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媒体的积极介入，成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9．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系统的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的预防与应对。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任何组织生存威胁越来越大，遇到的危机越来越多，政府也不例外。如果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个人缺乏危机意识，仅仅看到“出事了”，而不从政权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危机管理，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看问题，不能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而最终会酿成严重后果。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转移，酝酿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但我们的危机意识比较薄弱，还没有从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关注危机，缺乏能够预防、察觉、化解危机事件的内在机制。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冲突、成因、影响、预防、控制、消除等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危机应对机制，解决这一关系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 作答要求

本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1．北京邮电大学校医院的分析调查表明，5年中大学生的精神病、神经症、心理障碍的发生率从1980年的0.13%增加到1986年的4.03%。 2001年在北京市教工委支持下完成的，对首都6 000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抽样测试显示，有16.51%的学生存在中等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达到严重程度的比例为3%至5%左右。 当然，多数大学生的心理是健康的，他们有较稳定的情绪，学习上乐观自信，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向往。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随着当今中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出现心理问题的大学生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中，而这无疑小到对学生本人、家庭，大到对学校教育、国家建设等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2．心理健康教育属于素质教育，心理素质作为人的一种内在的因素，它是其他各项素质发展的心理前提与心理基础。在我国的教育中，德、智、体诸方面的教育观念不断得到加强和改进，但是心理教育却长期被忽视，甚至存在把心理健康教育等同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观念。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德、智、体、美教育的进行都离不开学生的心理活动。而高校要培养合格的人才，就应该从思想上深刻地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应与学校的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全面渗透到整个学校教育中去，建立起相应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在大学生中开设心理学、生理学以及社会心理学、挫折心理学等方面的课程和讲座，使心理健康教育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学基本知识和心理卫生常识。与此同时，各高等学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要重视开展大学生心理辅导和咨询工作，要通过个别咨询、书信咨询、心理行为训练、热线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各种形式，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供经常、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逐步培养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 3．一天晚上，西南政法大学心理咨询中心老师梅传强上完课回家。突然，一名女学生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她告诉梅老师，自己因感情问题自杀过两次，希望向他进行心理咨询。于是，梅老师和这位同学从晚上9时多一直聊到第二天凌晨。经过梅老师一段时间的耐心辅导和帮助，这位女生终于找回自我，并考上了研究生。像这样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问题无法自我排解而产生压力乃至于心理健康受到损害的大学生，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并不少见。据市教委有关调查显示，造成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因素主要有人际交往中的困扰、学习压力、感情受挫、就业压力等。 4．四年时间，每个大学生均要学习50～80本教科书，任务艰巨，而且要求很高，常常“陷入个人问题的矛盾之中不能自拔”、经常感到“压抑”、“烦躁”、“时常苦恼、焦虑，学习不能进入状态”，这样的学生是很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学习任务的。与此同时，市场经济要求大学生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又很高，不仅是对能力的要求，而且是对素质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心理健康状况比较差的学生只会无所适从。 5．专家分析，生理疾患、学习和就业压力、情感挫折、经济压力、家庭变故以及周边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是大学生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其中，激烈的学习竞争、就业竞争是主要原因。大部分大学生都曾感到过学习的压力，但如果不会释放压力，精神就会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下，极可能导致心理疾病出现。大量个案表明，大学生因恋爱所造成的情感危机，是诱发大学生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有的人因此而走向极端，甚至造成悲剧。此外，对独生子女教育不当造成的后遗症，如任性、自私、不善交际、缺乏集体合作精神等不良习性，不但易使大学生诱发心理疾病，还会使人产生暴力倾向和行为。大一新生中间角色转换与适应障碍的情况频频出现，这种不适应如果得不到及时调整，便会产生失落、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6．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大多数年龄处于18～24岁这一阶段。作为生理的个体，他们已经完成了发育的任务，又具备了成年人的体格及各种生理功能，但心理却并未成熟，青年时期就是学生们向成熟转变的关键，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自我意识指人对自身的认识及对周围各种事物的体验，文化素质越高，自我概念、自我意识就越强。他们不再像中学生那样仅仅眼光向外，对外界的事物感兴趣，急于去了解世界，显示自己，而是眼光向内，注重对自身的体察和分析，强调独立，注重自我的确立，许多大学生既想用自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有宽松的氛围，而另一面由于在校时间太长，与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没有直接、深刻的了解，对社会问题评价思考时，往往有幻想的色彩，不能十分切合实际，而整个大学阶段，学生都要为这种心理的成熟而努力。 7．今年5月7日晚9时10分左右，北京大学理科二号楼一男子从九层的天台坠楼，落在楼底天井的西北角。而在15天前，北大一女生从同一座楼上跳楼身亡…… 自杀是一种极端行为，原因有很多。现在大学生压力要比以前大得多，那么他们就想寻找各种方式缓解压力，比如跳舞、上网、交友等等。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渠道去进行缓解，可能就会产生人生比较失败的消极想法，也可能是从前失败的痕迹与现在的失败产生共振，让这样一种力量成几何级扩大，最后把这样一种情绪放在了一个点上。可以说，愤怒的力量越大，压抑愤怒的力量也就越大，最后发泄出来的力量就越大。那么，在某一个时候，这种力量也会作用于自身，自杀成了自身的需要。还有就是目标和自身能力产生差距，没有正确认识自己，摆正心态，那么负面心态一直积聚，到最后也可能完全否定了自己，而寻找自杀这种解脱方式。现在许多学生都是独生子女，从小没受过挫折，面临压力就会选择逃避，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心态。 8．加大投入力度，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费列入学校预算，建设10个左右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建立从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到校医院、专业精神卫生机构的快速危机干预通道。浙江省教育厅、省卫生厅日前正式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省教育厅将建立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委员会，负责全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统筹规划、政策指导、人才培训、资源共享和督导评估。3年内，通过队伍建设、经费支持等途径，重点建设10个左右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心(咨询室)，使其成为全省示范性的工作机构。同时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经费，积极组织高校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学术交流活动。各高教园区管委会要整合园区内资源，努力实现高教园区、校际间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共享。各市教育局、卫生局要为所在地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工作便利，创造必要条件。省高校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省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要进一步发挥作用，更好地推进全省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此外，省教育厅将制定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评价与督导指标体系，定期组织或委托专家学者以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就学校重视程度、机构设置、队伍建设、教学科研和开展辅导或咨询等方面，对各高校开展督导检查、评估，及时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 9．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个社会系统工程，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使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咨询工作能够在大学生的成长与成才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首先，学校要营造和优化一个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校园文化环境，以促进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和团结友爱的人际氛围，形成一个群体心理健康的大环境。其次，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也要将国外的科学理论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并与德育、传统文化教育和成才教育充分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我们全社会都要正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家长和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从小就加强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强其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能力。 10．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方新认为，现在社会上普遍的情绪是浮躁，心理学家叫焦虑。现代社会里人们的基础焦虑水平都很高，可能大多数人都有这种体验，就是说不能再有事了，再有事会特别烦，因为已经很烦了。方新认为，焦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人的适应性，但过度焦虑就会引发许多问题，比如攻击性行为和冲动性犯罪的增加。这种社会普遍风气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弥漫进了学校这个“小社会”。据报道，北大研究生柳剑锋出走前跟他的妈妈说，自己没有能力，28岁了都买不起房子，没法跟他本科的同学比。他自认为自己还有更多的不如人的地方：周围的同学都有女朋友了，他还没有；好多同学都考了驾照，他考了但没通过；出国留学也受挫了；马上面临毕业，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好工作，又没有钱买房子。 11．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都有和他人进行交往的需求。然而，一些学生在进入大学后，由于性格内向等原因，在和别人交往的过程中不知所措或无法和别人较好地沟通，长此以往，就导致这些学生性格孤僻或少言寡语，甚至患上抑郁症。 生活环境的变化也是造成大学生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读大学后，远离家乡和亲人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是许多大学生进校后面临的第一个坎。许多从没离开过父母的大学生由于不适应集体生活往往走向自闭，有的甚至由于不能处理好同宿舍同学和同班同学的关系，而觉得生活缺乏乐趣、世界很可怕，在以后与人交往时表现出敌意。据了解，当前，宿舍关系已经和考试成绩并列成为引发少数大学生自杀事件的两大首要因素。 12．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陈振华副教授称，1995年以前，武汉地区中小学校只能建立“特制学校”，将患特定心理障碍的学生集中指导；如今，许多中小学校都建立了“心理辅导站”，专设心理辅导教师。然而学生心理咨询从“专”走向“全”的同时，也发出“专业咨询”的呼唤。 他解释：目前各学校“心理辅导站”遍地开花。在心理辅导方面，这些老师做得十分好，他们能够很快区分出学生心理的正常和异常，并通过非医疗手段为其解惑。然而这些心理辅导老师很少真正经过了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科目的系统学习，因此他们通常难以把握心理异常的程度。其实，当学生心理异常发展到病态情况下，老师们就应立刻劝说其就医，因为这不是只通过心理辅导能够解决的。 13．《华夏时报》报道，目前，北京高校的心理素质教育体系和心理疾病预防与危机干预机制尚不健全。北京将建立发现、监控、干预、转介、善后系统，构筑在校大学生心理防线。昨天，记者从北京市教委获悉，北京市将采取以上办法办理政协委员姚飞的提案：“关注在京高校大学生心理安全”。 据悉，目前高校心理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平衡。16.4%的高校没有建立心理素质教育和咨询专门机构，没有专门办公场所；23.6%的高校在心理素质教育工作方面没有经费投入，有经费投入的学校中，数额也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与此同时，大学校园中约有17%的大学生承认自己有中度以上的心理困惑，亟须辅导或咨询。而师资现状不能满足当前的心理素质教育和咨询的需要，是造成此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从数量上看，北京高校目前仅有58名心理素质教育工作专职人员，却覆盖了80%的北京高校，其余高校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尚无专职人员。针对以上情况，北京市教委要求，高校应进一步建立健全心理素质教育与心理咨询机构设置，做到有专人负责，有专职队伍，有专业人员。市教委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有心理疾病苗头的学生的日常心理波动。在事件发生24小时之后，72小时之前，协助当事人减少或摆脱危机的影响。 14．福建一项调查显示，女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男生严重，特别是躯体化、焦虑、恐惧等症状明显高于男生。这可能与女生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及家长的教育方式有关。一方面，青少年时期身心发展的飞速变化带给女生的心理困扰和适应问题比男生多，女生更容易产生紧张感和不安感；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中父辈们往往对女孩的关心、保护比男孩更多一些，容易导致女孩优柔寡断、胆怯、敏感的个性特点。 15．为迎接“5•25”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的到来，5月22日在我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老师的指导下，“阳光心苑”心理健康学社、社工协会联合举行了万人大签名活动。活动的主题为“走进阳光，放飞心情”。活动首先在新区食堂门口展开。签名条幅刚一铺开就引来了众人的围观，他们一边询问大学生健康日的有关知识，一边认真签名。几位路经老师也拿起笔热情地参与其中。短短半个小时，一条八米长的条幅墨色尽染，或连草或工整的签名挤满了整个条幅。随后，工作人员又取出另一条幅，并“移师”主楼大厅。整个签名活动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持续了两个小时。万人签名活动是我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周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校还举办了电影展播、心理讲座和现场咨询等活动。我校社会工作专业的小陈说：“这次活动加深了对心理健康节的了解，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希望学校以后能多开展此类活动。” 16．校园文化是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它是一种适合高校特点、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活动为主要手段、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会潜移默化地优化学生的心理品质。要发挥好它的作用，就必须着力培养有本校特点的校园精神，如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等，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活动，如心理健康知识讲座、社团活动等，通过校报、广播站、闭路电视、橱窗、宣传栏等宣传媒体普及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加强对网络文化的研究和控制，决不让腐败没落的东西污染学生的身心，要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健康、文雅的氛围，保证学生在优美、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中，不断地提高认识、升华情操、磨炼意志，从而铸就他们健康的经得起考验的心理品质。 17．王建宇这两天看起来有些闷闷不乐，他是个性格内向的男生，平时并没有知心的朋友可以让他一吐心声。那么，谁才能主动为他一解心结呢?从本月月底开始，小王的苦闷将不再一人独自承受，他们班里的许增同学将把小王的心事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适当的时候，许增会拉起小王的手，在校园里走一走，听小王聊聊他的烦恼。如果问题比较严重，许增会把这件事跟班主任或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讲讲，让同学的心理问题及早得以疏导。 许增的身份，就是班级心理信息员，是该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网络的最基层系统，而班级辅导员、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专家、校领导则依次构成该网络系统的各个层面。据悉，这样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网络系统在全国高校尚属首次。 18．在改革开放、人才竞争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稍遇挫折就出现心理紧张，产生心理障碍、情绪消沉、精神不振，这样的人本身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才。磨炼意志，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是解决心理疾病的根本途径。教育工作者要积极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实践，从中接受锻炼，磨炼意志，教育学生正确对待挫折，面对困境积极寻求解脱并总结教训；指导学生对自己的情绪进行把握与调节，豁达大度、遇事冷静，平常能做到自我正确的安慰，能合情合理地对待自己的各种需要，培养对挫折的承受力。学习和生活上的不愉快当然时有发生，但应自觉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能够正视现实并与其保持正常的接触；对周围事物有清醒的客观的认识，对生活中的问题、困难、矛盾都能很好地处理，为实现理想处处能表现出进取精神。如果学生在这些方面的锻炼加强了，那么他们将获得较为过硬的心理素质。同时他们自我教育能力也将随之而增长，感情沉稳，自制力增强，在很多情况下都能自己摆脱心理负担，除掉精神障碍。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荆楚网2009年10月25日消息：在古城荆州，在寒江救人的英雄赵传宇的母校长江大学，又涌现出一个英雄群体。昨日，为救两名落水少年，该校十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营救，两名少年获救，而3名大学生不幸被江水吞没，英勇献身。昨日下午2时许，在荆州宝塔河江段江滩上的两名小男孩，不慎滑入江中。正在附近游玩的长江大学十余名男女大学生发现险情后，迅速冲了过去。因大多数同学不会游泳，大家决定手拉着手组成“人梯”，走向江水中救人。很快，一名落水男孩被成功救上岸，另一名男孩则顺着人梯往岸边靠近。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人梯”中的一名大学生因体力不支而松手，“人梯”立刻被湍急的江水冲“断”了。水中顿时乱成一团，呼喊声一片。危机时刻，正在宝塔河100米以外的冬泳队队员闻声赶来施救，冬泳队员杨师傅、韩师傅、鲁师傅等人陆续从水中救起6名大学生，而陈及时、何东旭、方招3名大学生却消失在湍急的江水中。事发后，长江大学领导迅速赶到现场，当地消防、海事部门也相继赶到组织搜救。由于该处地处江水回流区域，水流湍急，坡陡水深，浅处有四五米，最深处达十几米，经过1个多小时搜寻，陈及时被打捞上岸，医护人员现场进行全力抢救，终因沉江时间过长，未能生还。至下午5时50分许，另外两名大学生的遗体也被打捞上岸。据目击者介绍，当时大家都忙着救落水的大学生，后来才发现获救的2名小男孩已离开现场。荆州市委书记应代明、市长王祥喜获悉此事后，对大学生舍身救人的事迹表示敬意，并指示该市有关部门妥善做好后续工作。昨晚，校方已成立专门班子处理善后事宜。 2．2009年11月5日下午，由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举办的“湖北省10?24大学生英雄集体先进事迹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大学、媒体、社科院等各界专家学者、青年学生代表二十余人参与了讨论，深度发掘寒江救人的“人梯精神”时代价值和内涵。此次研讨会以“弘扬人梯精神，勇担时代责任”为主题，旨在通过对“人梯精神”的时代内涵和社会价值的深入研讨，引导全社会正确看待大学生英雄集体和“90后”一代，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进一步唱响时代主旋律，引领当代青年勇担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围绕研讨会的主题各抒己见。与会专家达成共识，认为“人梯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现代回归，“人梯精神”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社会价值，“人梯精神”提升了社会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人梯精神”是90后一代成长的宣言。 3．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冯桂林说，我所理解的“人梯精神”，一是他们展示了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通过这样一个正面对比，使我们感受到他们作为90后大学生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确实非常难能可贵，在历经磨难的进程当中，发展壮大的民族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靠这样的信心、勇气和力量。我觉得第二个“人梯精神”展示了齐心协力的品格。齐心协力是一种情操，是一种品德，是一个群体生存必不可少的要素。现在社会主张个性的彰显，但更加注重团体意识，也就是说，注重个体利益，也注重集体利益。齐心的民族才能蒸蒸日上，齐心的国家才能繁荣富强。像动物界沙丁鱼有这样的本能，游到危险地段时候，队形通常是中年鱼群守在危险的路上，等到小的鱼群通过之后一半到前面探路，一半到后面守候。既然沙丁鱼都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人就应该更加认识到这一点。另外，“人梯精神”展示了舍生忘死的思想境界，表现的无私、无我、利他、利人的精神，这种精神构筑了民族的脊梁和灵魂。10?24大学生英雄集体之所以说他们展示了舍生忘死的境界，因为脚下就是大江急流，时刻面临着死的危险，时刻面临着被吞噬生命的危险，如果没有这样的境界，就很难结成这样的一个“人梯”。 4．十多位大学生用他们稚嫩的臂膀连接起了一条通往生命的长梯，把生的希望让给了他人，将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在长江之畔奏响了一曲嘹亮的时代壮歌。他们以青春无畏的“人梯精神”，诠释着“90后”新一代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用年轻宝贵的生命，传承着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当代大学生、当代青年的崭新的精神风貌和优秀的整体形象，他们不愧为青年的骄傲和榜样。连日来，10?24大学生英雄集体和陈及时、何东旭、方招三位优秀大学生的名字响彻大江南北，他们的事迹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这是荆楚大地上涌现出来的又一重大典型，是我们又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胸怀祖国、心系人民的崇高思想，不惧危险、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团结互助、众志成城的高尚情操。时代的风采酝酿出当代青年人的风采。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中形成的勤劳勇敢、自信善良、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等传统美德在每一代青年身上都得到体现。当代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特点、行为方式的多元性和选择性，都是由我们的时代所决定的。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90后一代，曾经饱受各方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垮掉的一代”、“崩溃的一代”。我们不否认这一代人身上的缺点和不足，这也是这个时代的诟病在他们身上的折射。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无论是奥运火炬海外传递还是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无论是志愿服务北京奥运会还是10?24结梯救人，当代青年一次又一次在人民危难和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展现了这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 5．谍战大片《风声》的片花里，有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考验信仰和英雄的年代。”当人们再次为那些“因为信仰，向死而生”的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壮烈之举而感慨的时候，不禁思索：在远离战争的和平年代里，什么又是今天考验信仰和英雄的试金石呢?最近，在空军装备研究院某研究所举办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演讲会上，青年军人朴实真挚的心声让我们找到了真切的答案。他们——新一代中国军人，深知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深知中国军人，为奉献而生，为信仰而死。在他们心中，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就是革命军人坚守的核心价值观。在世风浮躁的当下，新一代中国军人正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无论是排洪抢险，还是抗震救灾，哪里有危难，哪里就有我们的三军精英!他们不仅为祖国筑起保卫和平的钢铁长城，更给了当代青年一种健全的、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启示。 6．由湖南电视台和长沙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恰同学少年》，以“同学少年”为主题，反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青年风华正茂的学习生活。莘莘学子的求学历程本是极平凡的，但《恰同学少年》所呈现出的朝气蓬勃的青春力量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把这一切变得不平凡。这些青年学子，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只图民族之崛起复兴；他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只为万类霜天竞自由。这部剧以富有朝气、积极向上的青春气息激发了青年人久违了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观今日之中国，有些青年，尤其是80后、90后一代，缺失了青年应该有的激情，缺失了对这个社会所应有的责任感，却多出了青春的忧郁、满眼的茫然。他们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一片奢华和浮躁之气中，有的花前月下，纸醉金迷；有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还有的“哈韩哈日”，对中国队的体育赛事充耳不闻，却为了某个自己很“哈”的国家摇旗呐喊。“天下兴旺，匹夫有责”，而青年一代则更应当勇于担起国家建设、社会进步之大任。梁启超先生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中说到：“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如此雄壮的文章，道出了我们青年一代对国家的重要意义，更道出了我们青年一代应当承担起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社会责任。 7．“富二代”一词首先出现在《鲁豫有约》的访谈节目。“富二代”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富一代”们的子女，如今他们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据调查，“富二代”分四类：第一类，知识成功型占20%；第二类，纨绔子弟败家型占50%；第三类，顺其自然型在18%左右；第四类，父衰子落型占12%。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多次飙车案引发的血案，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社会生活中，“富二代”经常以一种血腥、暴力和“炫富”的形象出场。要么是疯狂飙车，沦为斑马线上的杀手；要么闹市载女，言笑晏晏绝尘而去。“炫富”、“吸毒”、“调戏少女”、“打人”等贬义词汇少不了与“富二代”紧紧拴在一起，加深了社会对“富二代”的恶评。“富二代”群体挑战了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和价值取向。“富二代”习惯于奢侈品消费。轻松致富，挥霍成性，产生恶劣的社会示范作用。这种示范效应引起一部分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质疑。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社会确立了“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价值观。“富二代”的出现既挑战了核心价值观又挑战了其自身。 8．《新民晚报》 2009年5月13日讯：近日，杭州骇人听闻的富家子弟飙车撞死浙大毕业生事件，引起强烈反响。民众不仅悲伤于鲜活生命的逝去，更愤慨于“富家子弟”罔顾他人生命的行为、撞人之后的恶劣态度。“富二代”的教育缺失问题，引发公众热议。富家子弟通常自我膨胀感强一些，令人见怪不怪。但如今“富二代”胡斌及其伙伴，撞死人后若无其事。还认为“用钱可以搞定一切”，却突破了公众的心理底线，每个善良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发问——“他们的人性哪里去了?其父母是怎么教育的?”胡斌还是杭州师范大学大二学生，但在他身上，道德感、自制力、责任感等全无影子，这也不得不让我们质疑学校素质教育尤其是品德教育的欠缺。 9．每每听闻大学生自杀事件，华中师范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陶宏开就痛心不已。前段时间，某重点大学两名学生相继跳楼自杀，让他感叹连连：“这些学生风华正茂，拥有无限前程，在他们纵身一跃的瞬间，一切化为乌有，令父母绝望也导致社会的损失……”陶宏开说，他希望开通“自杀热线”，通过典型事例以及自己的经历，让大学生们明白生命何其可贵，要让对生活暂时失望者悬崖勒马，“给我陶宏开最后一个电话，我一定让你们懂得在面对宝贵生命时如何选择!”针对社会上对于“80后”、“90后”的争议，专家们也发表了观点，他们称：“近年来，‘80后’、‘90后’见义勇为时有发生，这说明他们是值得信任的。”全国道德模范、华中农业大学团委副书记徐本禹也是“80后”，他说，“80后”、“90后”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但他们同样拥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雪灾、地震以及奥运会中，他们用付出证明了自己是敢于承担责任的一代。 10．说起“90后”，有人认为是比“80后”更“崩溃”的一代。在人们印象中，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生活环境更为优越，个性张扬，思维活跃，但同时依赖性强、缺乏独立能力，自私任性、以自我为中心，浮躁冷漠、缺乏责任感。实际上，从2008年奥运火炬海外传递、汶川地震抗震救灾、志愿服务北京奥运会，到积极参与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各项活动，“90后”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和精神面貌，丝毫不逊于其他年代的人，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生命之梯”的出现再次说明，“90后”同样是有良知、勇担当、敢牺牲的新时代青年，值得我们为之骄傲和自豪。“90后”鲜明的精神面貌，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大背景紧密相关。当今中国，收获着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硕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转轨、民主政治进步、思想文化交锋、观念价值多元的复杂形势。虽然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商品化、物质化蔓延的时代里，个人权利、个人价值备受推崇，理性算计、锱铢必较无可厚非，甚至拜金享乐、奢侈浪费被视为时尚，但透过这些纷繁喧嚣的浮尘，有关良知、友爱、互助、奉献、责任、牺牲等这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依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心中。一场“90后”的爱心接力再次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会在年青一代的手中丢失，也不会被历史的泥沙所掩埋，它只会历久弥新，行远垂后，不断发扬光大。 1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出现的“4664”现象被认为是“婴儿潮”一说的缘起，从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婴儿潮人口高达逾7600万人。仅1946年一年间，美国就有大约340万人降生。这一代人使美国的经济步入了令人炫目的成长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乐的成长；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他们又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步人消费黄金期的他们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在克林顿任总统时期，正是他们的力量使美国经济达到了巅峰。类似的还有日本。1947年到1949年，日本迎来了和平时代出现的婴儿出生高峰，3年内出生婴儿总数超过800万。这一数字成为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婴儿潮，这一代人在日本被称为“团块世代”。“团块世代”和1950年代出生的人口是日本后面经济腾飞的主力。这些年轻劳动力不但数量多，并且具有高素质，他们工作的热情高，有责任心，而且有熟练的技术。美国和日本的崛起都与一代人的努力有关，尽管目前这代人已步入退休年龄。与之相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呈现上升态势。中国科学院在2009年6月发布的《创新2050：科技革命与中国的未来》中描绘了中国发展的路线图，并且预测，205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首位。更乐观的预测认为无需等到2050年。韩国银行总裁朴升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时表示，他预计中国在2040年时的人均GDP将达到15000美元(2003年美元价值标准)，赶上美国，占全球GDP的1/5左右。著名投资银行高盛甚至认为，中国极有可能在2027年超过美国。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在未来30年的头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9%；第二个10年为8%；第三个10年为7%。按照这个速度，30年内中国经济就能够翻三番。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2～1.5万美元的水平。根据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2040年左右，正是现在的90后们正当年之际。中国经济实现腾飞，达到这些目标，需要他们的努力与奉献。中国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还要看他们“90年代的新一辈”。 12．长江大学15位舍己救人大学生的事迹传遍神州大地。人们高度赞扬大学生们见义勇为的壮举，称赞三位英勇献身的青年大学生感动了国人，照亮了人心，温暖了社会。大学生们见义勇为的壮举表明，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理想、践行道义的优秀传统在当代大学生中得到继承，他们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大业。社会责任感作为一种道德情感，主要体现为社会成员对国家、社会、集体、家庭和他人所负责任的深刻认知，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必有深刻的道德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定会坚守理想、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甘于奉献。一个民族没有什么比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更宝贵。长江大学舍己救人大学生们的选择，是一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他们用双手结成的道德阶梯支撑起了我们社会的精神大厦。这种正义的选择，来自于他们追求理想、胸怀爱心、崇尚道义、不忘责任的品质。这一英雄集体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充分表明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的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表明了中央16号文件下发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取得显著成效的；充分表明了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大学生是充满理想、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一代。我们为有这样坚守理想、胸怀祖国和人民、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优秀学子感到骄傲，对祖国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和希望。 13．“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代青年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这20年，也正是他们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充分发挥现代化建设生力军和主力军作用的关键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当代青年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代青年的青年、壮年时代将伴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而度过，这是当代青年的光荣，也是当代青年的使命所在。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坚持发奋学习，注重锤炼品德，不断开阔视野，勇于进取创新，始终艰苦奋斗，不断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养和健康的体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人生新篇章，展现当代中国青年的世纪风采。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材料1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作为一个大跨度整体联线型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是指我国自春秋时期开凿邗沟以来，先后在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杭大运河及其延伸段浙东运河的总称，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 中国大运河北至北京、南抵杭州、东达宁波、西到洛阳，流经6个? ?个直辖市共35座城市，主线总长3200千米，流经市域面积31万多平方千米。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相交汇，串联起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连接了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这样评价大运河的价值：“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运河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大运河的原始功能是运输，而货的运输与人的流动，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城市的崛起。如唐代繁华的都城长安，是运河西部的终极，南北均归于此；运河重镇济宁，是全国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江北扬州，城池之大、货物之多、生活之繁华、交通之发达，当时堪称天下第一；名城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心位置，航运繁忙；大运河的起运点杭州，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郡县之一。材料2 随着申遗的成功，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视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同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作出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 2019年4月，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调研我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浙江担当，精心保护大运河遗产，有效传承大运河文化，合理利用大运河资源，把大运河浙江段建设成千年古韵、江南丝路、通江达海、运济天下的水乡文化经典呈现区、运河文化精品展示带和水生态文化精彩示范段，努力在全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走在前列。材料3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商业运输、贸易繁荣的河段。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一些专书、地方志仍多用漕河之名。《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材料4 《中国运河文化史》一书中写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开发，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最本质的功能是沟通，大运河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交流，是在沟通和交流中形成的包容开放的精神底蕴。 对中国来说，大运河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更是文化线路和中国民族大融合的见证。从隋唐到元明清到近现代，“大一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主流，这多少有赖于大运河的文化融合作用。大运河在实现物资交换和人员交流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弱化了大疆域、多民族的文化冲突。以大运河为轴，就南北向而言，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楚文化、越文化得以兼容并包；就东西向而言，巴蜀文化、湖湘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及三晋文化等得以互相融合。 大运河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区域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造成的文化差异，通过文学艺术的传播增进了交流。典型的例子就是“国粹”京剧的形成。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嘉庆、道光年间又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逐渐接受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北京土语，逐渐发展形成这一独特剧种。后来京剧的传播又远远超出了北京一城一地，在大运河沿线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大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在交流和碰撞中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地相互改变。康熙时期组织编纂《全唐诗》，沿运河两岸搜集资料，编好后走运河到杭州印刷，印好后再运回北京；沧州人纪晓岚前往福建汀州任主考官，他就把河北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讲给闽人听。正是在这样的南北融合、东西交汇的过程中，大运河沿线乃至更广大范围内的全体中国人磨合出了相通的伦理道德和情感性格等。材料5 浙江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区域。大运河浙江段的河道长度、遗产点段数量、遗产区面积等都在“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共有11个河段280多千米河道，13处遗产点和18个遗产要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大运河沿线的杭州运河元宵灯会、宁波妈祖信仰、湖州含山轧蚕花、嘉兴三塔踏白船、绍兴背纤号子，以及湖笔制作、黄酒酿造等传统技艺也得到了持续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 大运河浙江段流经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5市的20多个区县，沿线与运河的建设、交通、商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且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保存完好的运河城镇有22个，运河村落有3处。这些城镇、村落不仅保存了与运河密切相关的城乡历史文化聚落，如城墙、城门、历史街区、建筑群落等，而且保护传承了珍贵的运河文化，其中多个已纳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以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的延续。 浙江省早在2008年就启动了大运河浙江段的遗产资源调查和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为运河文化带建设打下了基础。为了加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出台了全国首部运河保护条例《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成立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浙江城市协作体，探索建立沿线城市共建共享大运河文化的体制机制。自2016年起，每年在杭州举办中国大运河国际论坛，推动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 在运河环境风貌的保护和整治方面，浙江严格管控大运河沿线各市、县的城镇建设项目，积极开展运河沿线城镇、乡村航道两侧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努力展现运河两岸原有的历史环境风貌。结合“五水共治”工程的推进，运河沿线地方政府认真落实保护管理责任，采取了截污纳管、工业污染整治、农村农业污染防治、河道综合整治等措施，运河水质全面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显著。 2017年，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打响东方文化特色品牌，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同时要发挥运河、西湖“双世遗”综合带动效应，沿河沿湖高端商务带要以金融服务、高端商务、商贸旅游、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产业为特色，建成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带。材料6 运河兴，则城市兴。大运河流域居住着中国近八分之一的人口，大运河一直在滋养着两岸城市走向未来，而两岸的城市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着如何与身边的大运河和谐相处。 近年来，扬州对大运河环境的综合整治陆续展开，搬迁棚户、疏浚河道、整修堤岸，大运河逐渐重现当年的清水碧波。由于运输功能转到了城外的新河道，大运河上已无当年舟楫纵横的繁忙景象，但游船点点，碧波涟涟，“运河之城”的水韵气质依然令人流连。扬州市还启动了以运河保护为重点的“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在沿河的邵伯湖等湖泊实施退渔还湖、退养还湖工程，总计还湖面积达到15万亩。 在山东枣庄，大运河船舶污染治理正在大力推进，船舶按照要求加装污油、污水收集设备，运河沿线码头配套建设污油、污水回收处理装置，海事部门加大对来往船只的监督检查，船民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对此，船户小苑说：“我们这两套收集设备的改造，得到了1万多元政府补贴。政府这么大力度抓环保，再向大运河里乱排乱倒可真是太不像话了。” 地处鲁南的台儿庄古城，利用保存完好的古河道、古码头等水工遗存以及水街水巷历史肌理，重建北方水城，走文化旅游业发展之路。如今，“一河渔火，十里歌声，夜不罢市”的昔日繁华已在这座曾经的大运河水旱大码头上重现端倪。古城周围民宿已发展到1.5万个床位，2018年迎来游客600万人次。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高高矗立的燃灯佛舍利塔，曾见证北京通州当年舟楫往来的繁盛景象，如今与毗邻的3座庙宇一起正被打造为运河文化景区；同时，京杭大运河通州至天津段也将很快再次通航，北运河水上观光旅游有望成为一道崭新的风景。 自古就有“居天下之中，扼漕运之神”美誉的江苏省淮安市，近年来大力推进中国漕运博物馆、清江浦记忆馆、皇家敕建名人馆等运河文化博物馆群建设。通过制作清口水利枢纽、洪泽湖大堤3D动漫，实施惠济祠沙盘复原等系列解读工程，为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了解运河历史、感受运河文化搭建平台。此外，该市还积极挖据整理大运河史料，组织编写了《里运河名胜》《淮安运河故事》《运河文化研究论文集》等系列从书。 在浙江杭州，大运河拱宸桥畔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已成为中外游客的必游之地，产城融合的沿大运河景观带年接待规模达1200万人次，大运河已成为继西湖、西溪之后杭州又一张闪亮的旅游金名片。城南的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江河汇流区应运而生，一座近百万平方米的江河汇综合体正在崛起，大运河和钱塘江正“手挽手”助力杭州“拥江发展”。 出于对大运河文化的热爱，杭州诗人小舒于2012年9月发起了首届大运河国际诗歌节，倡导通过诗歌去保护、宣传和传承大运河文化。诗歌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6届，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诗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其中，汇成了一股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民间力量。小舒说：“大运河一定是一条审美的河，举办诗歌节，就是希望为她提供更多的文化符号，让她真正成为诗的河流。”材料7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带被列为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这样的评价：“阿姆斯特丹运河带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规划一座新‘港口城市’的产物，体现了历史与城市的完美结合。” 早在16、17世纪，荷兰就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系统化空间规划体系——各级市政当局都要对所辖区域进行空间规划，规划一般由相应层级的政府部门制定，交付议会审议通过，具有法律效力。阿姆斯特丹运河的建造和管理，也得益于该市政府的统筹规划，体现了当局在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的智慧。 如今，阿姆斯特丹政府在遗产保护方面始终坚持守旧原则，努力将运河遗产完整地保留下来，也不轻易对城市布局进行调整。政府一方面颁布相关法令对运河遗产进行保护、加强管理，另一方面对运河沿岸的名人名园进行修缮以吸引游客，比如修复了运河上的古老木屋、安妮之家等。为了宣传推广运河带，政府创办了许多大型活动来吸引国内外游客，比如每年8月举行的王子运河水上音乐会是荷兰最大的音乐节，而阿姆斯特丹水上灯光节则是著名的欧洲五大灯光节之一。 面对过度旅游问题，阿姆斯特丹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限制新酒店的建造，将邮轮停泊港口移出城市中心，大力推广阿姆斯特丹东片及周边城市的旅游路线以分散客流量，等等。为减少环境污染，政府还加宽了人行道路，划定了新的自行车专用道，不断完善城市慢行系统。 荷兰不但强调修建围堤、海堤、水坝等防洪排涝系统，而且十分注重水利管理，在全国建立了水量调度和水情预报中心，形成覆盖全国、相当完善的水利工程管理系统，以最大程度地保存和实现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水利工程功能。 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于200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英国境内唯一跨越威尔士和英格兰的遗产。随着英国工业化的完成，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作为货运通道的历史使命渐已结束，如今，这一遗产已成为英国境内重要的水上旅游通道，并在运河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保护涉及的法律法规相当完善，从一座桥到一片绿地，从一条小道到一片生态聚集区，各类保护都有法可依。如果涉及到各类遗产，则必须遵循相应的遗产管理法令。作为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的河道本体与桥梁（部分路桥除外）的所有者，英国水道局起保护管理的主导作用，它负责运河的修缮、桥及闸的维护、水质的监测，与公共、私人以及志愿者组织共同工作，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为民众谋福利。英国水道局每年从复活节到10月份都会在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兰格伦停泊处巡视，而对一些关键工程则每天巡视。一般情况下，日常的维护由地方工作人员负责实施，但当水工设施出现重大问题时，则需要国家层面的维修计划和投入。 运河沿线地方政府拥有运河上的一些历史桥梁以及遗产边界内的部分基础设施和缓冲区内的部分土地，负责建设和管理世界遗产点及缓冲区内的公共停车场和公厕等基础设施，管理登录建筑和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利用规划，同时有权对英国水道局以及其他土地所有者影响遗产安全的行为进行监管。相关保护机构则负责遗产区域内各类遗产点相应的保护管理工作，例如威尔士历史古迹委员会负责缓冲区内两个国家级遗产点的管理，负责维护恰克铁路高架桥等。 由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指导小组作为运河遗产协作管理的主体，定期开会来协同完成管理规划的实施。他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管理遗产点及缓冲区，平衡遗产的保护、经济的发展以及地方政府和社区的利益需求。此外，指导小组通过非政府组织“庞蒂斯沃特之友”来加强与运河沿线各地社区的联络，保护范围及缓冲区内涉及的5000多个家庭经常会收到咨询邮件，并通过有效的意见反馈途径及程序切实参与到运河遗产相关事务的决策及管理中来。譬如在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申遗过程中，申遗文本以及管理规划进行了长达12周的公示，以征求当地居民、企业、组织、游客等对这一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意见。材料8 大运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古往今来，运河始终承载着互联互通、拉近时空、共享资源的美好期待，人员、商品、文化、信息的流动拆除了地域的藩篱，拉近了人心的距离，为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尽管运河的经济功能不如往日突出，但是大运河长期积累的文化价值仍然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大运河文化中蕴含的包容情怀和互联互通精神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追求。 2017年12月，以“中国大运河文化带构建”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大运河国际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东非、欧洲等地交流往来的海上大通道，而中国大运河则是将这两条通道连接在一起的黄金水道。大运河与两条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联结，不仅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南北通达，更在于二者皆具备的，以互联互通、合作共享为内核的“商路精神”。正是这种“商路精神”，增进了各国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情感上的交流，推动了区域协作共享、国际合作共赢和文化多元包容、文明共同发展。 “从世界贸易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这里面都是相通的。世界贸易共同体首先是商贸的交流，而商贸的交流必然引发人员的交往，人员的交往则带动文化的交汇，文化的交汇进一步促进感情的交流，感情的交流达成了命运的交融，最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专家进一步解释道，“浙江的宁波、舟山都是非常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始点，通过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联结，把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大运河文化带串联起来，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为深厚的经济与人文基础。”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