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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给定材料】 2013年5月2日,南京。“五一”小长假结束了,一位六年级小学生还没写完作业。凌晨4点,他开始忙碌。黎明时分,家长发现他在楼道内用围巾上吊自杀了。写不完的作业,成了这名少年死亡的直接“杀手”。无独有偶,另一名跳楼自杀的孩子,被救醒后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不想上学了,作业做不完啊。” 去年暑期,湖北宣恩一中还在补课。部分学生因心生不满,将书本从教室往楼下扔,继而发展为撕烂书本漫天纸屑飞扬。宣恩一中校长说,今年暑假能放20多天,在全州重点高中里,“补课时间已经是短的了”。类似“毁书”的事情并不是新闻。“毁书”所折射的,正是应试教育带给学生的“辛酸”“苦楚”和巨大压力。 1955年,教育部发出了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据统计,在近60年里,“减负”被国家教育部门喊了9次。各地的“减负令”多得数不清,其结果却是: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沉重。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提出尖锐质疑:我们的教育部门都在干什么?60年的贯彻落实就是这样的结果吗?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1999年以来,中国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在持续减少,“学习日”近八成学生睡眠不足,周末也有超过七成睡眠不足。而长期睡眠不足,损害的不仅仅是孩子的身体健康,还会带来长期的精神创伤和人格障碍。 “教育改革要解决的莫过于‘减负’和‘择校’两大节点”。在某省教育厅L副厅长看来,择校热,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问题,那些没有“条子”“票子”的家长只有通过给孩子“增负”的方法为孩子争取一个理想的学习机会,所以说“择校”成为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主要推手,“择校”问题不解决,现有动力机制不改变,“减负”只会越减越重。所以,只有推行适度教育、个性教育,教育才能真正挖掘和发挥人的力量。 在谈到“减负”越减负担越重的问题时,某学校校长Y说,从历史发展的维度看,60年来的“减负令”基本沿袭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聚焦于学校教育本身。从“减负”的主要措施看,历年来的“减负”基本是从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人手,这些措施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负担过重的问题。但是如果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看,无论各个学校实行的“减负”措施多么有效,只要当家长和学生重新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就业压力时,所有举措都立即变得“苍白无力”,甚至越减越多,于是“减负”工作逐渐演变成“负担过重——减负——负担更重——再减负”的怪圈。 去年8月22日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一条看起来“大快人心”的规定——小学一至三年级不布置书面作业,竟然遭到最多的反对,充满戏剧性。在收到的近6000条意见中,90%不同意小学阶段不留作业。面对汹涌的民意,教育部关于作业的规定变成:“减少作业。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要积极与家长互动,指导好学生的课外活动。” 不留作业,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真的能减下来吗?答案是否定的。“学校规定说不让学生把书包带回家,家长就去学校偷书,或者买一套教材放在家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闽景说的不是笑话,而是真事。教育系统为学生减负,家长那边却带着孩子补课、买习题书,自己给自己的孩子加码。可怜父母心,倪闽景说,家长的做法是现实的选择,但社会对于教育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家长也需要明白教育本身的规律。 “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人是有差异的,人的智商也有差别。同样的作业,有的学生觉得不多,有的做得慢,就感觉太多,压力太大。”倪闽景的说法恐怕很难被一些家长接受,他们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差,哪怕是“一般般”也不可以。 有着多年美国教学经历的纽约大学教授陈宇新认为:美国的“快乐教育”并不一定能教育出快乐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快乐教育”给了孩子们过多的没有根据的自信。然而,现实却并非总是玫瑰色的。自从“快乐教育”的理念从60年代末兴起并逐渐成为美国教育的主流理念后,美国中小学生的数学和科学表现就不断下降。有意思的是,正当美国的政府官员、教育工作者以及企业家们痛心疾首于“快乐教育”的弊端,呼吁更多作业、更多测试、更严标准,主张“增负”时,中国正在努力“减负”。 德州农工大学的威廉·克莱姆称,美国需要纠正反对记背的偏见。甚至连美国教育部都拉响了警铃,他们在2008年的一份报告中斥责美国学校,为学生缺少数学运算流利度而感到悲哀。该报告总结道,学校需要接受令人生畏的“灌输知识与实践练习”的教育之道。 理性地来看,美国的教育方式善于挖掘孩子的创造力,适合天才的脱颖而出;但是普通的孩子往往缺乏足够的基本技能训练。这被经济学家公认为是造成美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制造业外流和中产阶级弱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现有教育方式在基本技能训练上做得不错,但却抑制了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让多数孩子感到痛苦。同时这也造成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艰难。 “我已经上过一次当,不会再上第二次了。”听到“取消重点校重点班”,童雨脱口而出这句话。 2012年北京市教委叫停了与升学挂钩的奥数竞赛培训,这原本让童雨十分高兴,她忙给孩子取消了奥数班,因为“孩子并不喜欢学奥数”,终于可以减减负了。 可童雨很快就发现,除了她之外,基本上其他的家长都没给孩子停奥数,校外的那些奥数培训机构生意也越发红火了,她又忙去给孩子重新报名,可是却被告知他们的资格已经被别人顶掉,直到第二个学期才勉强人学,但还是没能回到原来那个拥有名师的班级。 对于取消重点校这一政策,童雨表示严重怀疑:“当初说要取消奥数,可根本就没真落实,你看现在哪个重点初中不考奥数?春苗杯(奥数比赛)不照样办着么?现在又说要取消重点校,可我们敢信么?何况就算取消了重点校的名头,能真的取消一个好学校的优势地位么?” 事实证明,童雨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记者调查发现,其实北京市并没有名义上的重点校,取而代之的是示范校的称号,除市级示范校外,在各区县也有各自的示范校,既有小学,也有初中,政策在落实时变了样。 在今年稍早时候,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重点校长期积累的名牌效应仍然存在,学校之间的差距短期内很难完全改变,需要一个过程。”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大中城市教育衔接难点调查》,在很多听众尤其是家长们之中产生了热烈反响。孩子是教育的核心,是家庭的希望。虽然很多人不愿承认,但家长们的心态,是幼升小衔接链条上最难解决的难题。部分调查节录如下: 广州家长:我们现在有少年宫的画画还有语言艺术、国际象棋,现在还报了体校的乒乓球、游泳。 记者:那你的女儿是每天都要去上一种班吗? 广州家长:有些一周一次,有些有空就去,反正时间都排满了。 记者:如何准备幼升小的面试? 南京家长:钢琴,街舞,各种衔接班。 比起其他人的迫切和焦虑,一些在犹豫、在反思的家长,似乎更加难能可贵。 上海家长:民办学校入学比较严格,我们就犹豫了,因为我们孩子比较活泼,我和他爸爸不想因为这样一个学校的应试化的教育,那么严格的管理,让孩子丧失了他这种活泼的天性,所以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民办学校的考核,还是希望孩子的天性不要扭曲,我们不想束缚了孩子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焱:教育的真正公平,不是一步两步或是一年两年就能实现。从政府到学校到家长,任何一寸改变,都可能影响一个孩子的未来。 【作答要求】 “给定材料”罗列了我国中小学生学习负担沉重的种种状况。某市教育局为进一步落实“减负令”要求,呼吁家长配合学校共同为孩子们减负,拟撰写一封致学生家长的公开信。假如你是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请你拟写出该公开信的主要内容。 要求:内容合理,有可行性,语体正确,4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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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还面临很多问题,结合给定资料,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要求:简明,完整,不超过1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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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请结合材料,自选角度完成一篇议论文,题目自拟,字数在12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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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假定你是北京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请你根据上述材料撰写一份全面的情况综述,以供领导参考。要求:层次分明、概括准确、表达简洁、语言流畅,字数不超过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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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1.根据给定资料,简要分析申遗对于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要求] 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200字。 2.“给定资料3”中提到,“建筑的申遗成功,并不代表少林文化的申遗成功”。请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你对这一表述的理解。 [要求] 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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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请根据给定资料,围绕“城管?摊贩”这一话题,自选角度,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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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认真阅读“给定资料7”,简要回答下列两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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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给定资料2”揭示了当前我国网络信息安全存在的问题,请你对此进行归纳和总结。 要求:全面准确,分条归纳,不超过1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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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温家宝总理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08年要将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8%左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温总理提出了9大措施力控物价。而2008年2月份我国的CPI就创下8.7%的历史新高,许多人对此表示了担心。请就物价上涨问题写一篇议论文。要求:观点明确,分析具体,条理清晰,谭言流畅。字数不得少于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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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参考给定资料,围绕“网络反腐”,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1)观点鲜明,论述深刻; (2)内容充实,结构完整; (3)语言流畅,8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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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当前,如何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是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请你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问题写一篇议论文,题目自拟,要求观点鲜明,论述充分,论证有理。字数控制在1000~12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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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2003年6月16日凌晨2时40分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内非法经营的“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24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被熊熊的大火所吞噬。市公安局随后立即成立专案组,综合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结果,认定这起火灾系人为纵火。6月18日,警方将两名涉嫌纵火的初中生抓获,经公安机关初步审查,纵火嫌疑人张某,男,13岁;宋某,男,14岁,二人系本市某中学学生,且均因父母离异后缺少家庭管教经常逃学,近半年来,二人一直居住在海淀区展春园宋某家一间房屋内。二人交代,他们经常去网吧玩,两周前在“蓝极速”网吧与服务员发生纠纷,于是起意报复,遂购买汽油纵火。   如果调阅一下各地的报刊,就会发现几乎每天都有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报道,其中还有一些性质相当严重的恶性案件:   北京市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杜心(化名),这个身高1.77米、体重180多斤的小伙子,在面临中考时不得不天天躺在床上。因为他走不了两步就会摔倒,握笔的手写字时不停抖动,书看不到一小时就头晕、恶心。导致杜心如此“惨”状的“凶手”竟是同龄的5个学生,而他们疯狂地殴打杜心的原因则是由于他没将自行车借给其中一位“并不很熟的同学”。   2002年6月,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科受理了一起盗窃现金31万余元的特大案件。但谁也不会想到,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开始作案时,还是一名不满16周岁的花季少女!   近日,黑龙江省虎林市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一举打掉一个儿童盗窃团伙,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2岁。6月22日下午,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副所长阎福成带领民警在辖区检查时,发现6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形迹可疑,并发现其包内装有储蓄所专用的“狼牙棒”2个、中英文电话本1个、手机卡2张。这些与他们身份不符的物品,引起了民警们的重视,民警们将这6个孩子带到派出所。经讯问得知,2000年5月,6人纠合到一起,先后在密山市、虎林市等地盗窃作案20多起,盗窃现金1万多元,盗窃照相机等物总价值6万余元。6月22日他们来到杨岗镇,正准备晚上盗窃时被抓获。   武汉市洪山区警方曾破获一起强奸案:17岁无业女孩,为报复女友,指使 3个男高中生对其施暴。这名17岁的女孩外号叫“狼”,初中辍学后到处游荡。“狼”与某中学17岁的李某拜了干姐妹。由于李某说了“狼”的坏话,“狼”很记恨。一天晚上,“狼”伙同李某学校的3个17岁男生,把李某拉到旅社,开了房间,“狼”命令3个男生轮奸李某,并殴打她。   2001年3月25日,未满18周岁的黄甲、黄乙和丁某3名少年一起来到金华一家小录像厅,他们来的目的很明确:杀掉独自一人守店的店主姜某,抢光店里的钱。晚上8点,他们佯装看通宵录像租了10个碟片,然后躲进店内一间房屋看录像。当晚10时许,姜某关掉店门进里屋打扫卫生,黄某等3人突然站起来卡住其脖子,用拳头和板凳猛击她的头部和身体,致其惨死。3个少年在一个多星期后被抓捕归案。   2000年1月17日中午,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17岁的徐力放学回家,母亲开始不停地唠叨他的学习成绩排名问题,总觉得母亲给自己压力太大的徐力于是操起一把铁榔头,将母亲杀害。“好学生徐力杀母”案一度震惊全国,最后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另外,还有媒体称,据全国公安部门的抽样调查:在全国犯罪总量里有一个“17岁现象”,就是说17岁左右的犯罪特别多,占整个青少年犯罪的80%以上。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作为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皮艺军教授认为,当前青少年犯罪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数量、比例的问题,而是犯罪性质的问题。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比重和程度都增加了很多,如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案件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抢劫又是这几年增加速度最快的暴力犯罪。   在不少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报道中,狂砍、狂刺、锄杀、砍杀、刀劈、杀父、弑母、奸杀、勒毙这些血腥的字眼随处可见。人们不禁要问,能够制造这些场景的孩子,都有着什么样的人格基础?皮艺军教授说,其实,暴力案件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一个社会或一类人群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他认为,青少年暴力案件的增加是和现在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中的暴力倾向密不可分的。现在孩子的暴力倾向最简单的例证随处可见,比如说,过去几岁的孩子斗嘴时最爱说“我打你”,现在的口头禅变成了“我杀了你”!   皮艺军教授认为造成这种暴力倾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暴力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生活中部分成年人不可缺少的文化享受,暴力文化的商品化自然成为商家的最大卖点。虽然我国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法律都一律禁止孩子接触暴力文化,但在现实中却基本没有可操作的限制性规定,对此还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大众媒体对暴力限制太少,虽然我国一直都在限制色情暴力内容的传播,但在实际做法上往往是限制色情不限制暴力。在影视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小报小刊、电子游戏中,孩子可以十分方便地接触到暴力的场面。特别是我国对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没有分类,更没有因为其中有暴力内容而限制孩子观看。更不可理解的是,成人往往因为一些影视作品是描写正义的战争或正义的行为就让孩子观看,即使其中的暴力场面十分可怖。其实,孩子在有暴力场面的作品中并不见得就能充分理解什么是正义,相反的,他可能学到的只是其中暴力的行为。对刚开始接触暴力内容的孩子来说一般是恐惧,看多了就会有一些孩子觉得兴奋、刺激,再后来,因为看得太多,就麻木了。对再血腥的场面也习以为常,这种麻木的状态其实比兴奋更可怕,说明他对暴力已经非常习惯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孩子就有可能做出类似影视作品中的暴力行为还不以为然。   针对美国这几年不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皮艺军教授说他个人相信那些枪击同学和老师的青少年在自己射击时,心理感受可能和自己在游戏机上射击时差不多。因为他平时已习惯游戏机上的射杀,在真实的射击中他就有可能认为自己还是在做游戏。我国的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时绝大多数不会用枪支,因为不可能获得,但其残忍程度比用枪更残忍。从视觉和心理感受来说,用刀子、斧头之类的冷兵器,与受害者近距离接触,见血见肉地砍杀,比起用现代武器的攻击更恐怖更野蛮,这只能意味着实施者更冷酷更残忍。皮艺军教授说,暴力的基础就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这是值得更深探究的问题。   2000年8月2日17时,昆明市某中学学生14岁的超然、大伟(均为化名)各带一把匕首,窜至某小区,以借伞为名进了杨家,趁主妇王某转身拿伞之机,超然冲上去勒住王的脖子,大伟用沙发垫捂嘴,把王拖进卧室,用准备好的匕首疯狂地刺向王的胸部,背部和大腿,共计五十余刀。见王还未死,又从王家厨房拿来菜刀,朝王的颈部一阵乱砍,直至将王杀死。他们还抢走王身上仅有的7元钱。他们将尸体抬到了事前看好的楼顶藏匿。二人回到房中后,用水冲洗现场血痕后逃离。3天后,公安机关在学校内将犯罪嫌疑人超然、大伟抓获。这起杀人案的起因是,超然与同班女生杨某悄悄谈恋爱。杨某的母亲王某发现后及时劝阻了自己的女儿,于是超然认为是王某有意阻碍他与杨某相好,便产生了将王杀掉后继续与杨某恋爱的想法。   2000年3月,一起发生在校园内的暴力案件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城内掀起轩然大波:一名不满14岁的初二学生,因与同班同学在上课期间发生口角,竟抡起锄头打在其同学头上,致该同学颅内血肿,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在轰动一时的徐力杀母案中,徐杀死母亲后移尸灭迹,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并居然照常参加了考试。抚顺11岁的男孩王某在杀害自己的母亲以后的11个小时里,他的父亲没有发现儿子有任何恐慌和反常的举动。当这个孩子在派出所接受警察询问时,一边不慌不忙地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一边还若无其事地在各个屋里乱窜。   对暴力的麻木和生命的冷漠到了如此程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春晨博士说,在上面的案件中,这些未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漠然令我们感到吃惊。仅仅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置一个人于死地,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行为理解为未成年人缺少法律意识和理性自控能力,为了一时之快,才做出了这样的犯法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这些未成年人的内心状态,也许会对这一现象有更深的认识。生命对人的可贵性在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因此,对生命的敬畏应该成为我们基本的道德素质。而对这些犯法的未成年人来说,这种敬畏生命的道德感是缺乏的。在他们的眼里,他人的生命就如同一件东西,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如果我们排除这些未成年人中可能存在的精神障碍问题而把他们看成是精神正常的人,那么,这种对生命的非道德态度是非常可怕和恐怖的。   青少年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情况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家庭的负面影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据广东省少管所反映,在该所服刑的少年犯,80%和家庭教育不当有关。广州市某中学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说,到该室咨询“心事”的学生,反映的问题90%和家庭不和有关。据广东、山东、河北、四川、重庆五省市对四百多名女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对女中学生成长影响最大的是父母。一些从事了十几年青少年犯罪案件审理的法官也认为,家庭教育最关键。少年犯罪与单亲家庭、家教差、父母法律意识薄弱很有关系,家庭教育成了“易感染部位”,教育方式不当,为青少年成长埋下了隐患。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第三次离婚高潮,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失去父爱或母爱的孩子将越来越多。有的孩子因父母离异,家庭破裂,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心灵上受到严重创伤,有的还因此引起父子和母子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犯罪。   “蓝极速”网吧遭中学生报复纵火事件及轰动一时的刘海洋“泼熊事件”同样出自离异家庭。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许燕教授认为,离异家庭比正常家庭更容易出现教育问题,更易引发孩子的不良心理与问题行为。这是因为,其一,忽视教育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产生偏差行为。离异父母常常无力或疏忽对孩子的教育,甚至将他们推到学校或社会。纵火的两少年合伙在外居住并逃学,他们的偏差行为无法得到及时的调整与节制,逐渐由小的偏差行为发展至违法犯罪行为。其二,缺少适度关爱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离异家庭给孩子带来一种残缺的爱,或使孩子完全失去了父母的爱,或父母怕孩子受委屈而给予孩子过度宠爱,无论缺少爱或是过度爱对孩子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在缺少爱和过度宠爱的家庭环境中,孩子都会缺乏爱心,容易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他们易采取极端的行为来实施报复,甚至不惜殃及无辜者。其三,软弱无力的离异家庭易对“青春期”少年产生失控局面。十三四岁的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的“急风暴雨”时期,这时的孩子心理冲突加剧,行为爆发力强,容易用狂躁的行为释放出他们心理的能量与不满。这一时期也是他们寻求心理独立的阶段,他们力图摆脱家庭及学校的管教,行为的隐蔽性增强,加之自身的是非不清及自控力差,很容易做出偏差行为。其四,成长环境不良的离异家庭使孩子形成反社会人格。这种人格特征表现出对社会的仇视与敌对,常做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犯错误后无悔恨之心,也不能吸取教训,不承担责任,无罪责感。形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家庭原因多是孩子童年所体验的创伤经历,如父母离异、缺少温暖等,孩子将对家庭的不满转移到社会中,认为家庭和社会都愧对于他,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采用冷酷的行为加以反抗,最终成为社会中的危险分子。   许燕教授指出,家庭离异并非与子女不良行为有必然的关系,然而不当的家庭教育却是子女不良行为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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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给定资料3”画线部分提到,“父母对孩子的放手,与政府对市场的放手,情况不同,道理相通。”请结合“给定资料3”,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不超过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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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请以“让江河湖海修养生息”为主题,写一篇关于环境保护的文章。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3.全文不少于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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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1.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首领”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那么,经过这些年的普法教育,我们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法律观念到底有多深?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围绕这3个方面的问题,河北省委党校课题组对华北某省的34名地厅级干部、59名县处级干部,158名科局级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 2.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下面是部分调查结果: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例,地厅级是85%,县处级是70%,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47%、39%。正是由于知识不足,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也存在着类似差别。在回答“什么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地厅、县处、科局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是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时,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是23.5%、17%和12.7%。 3.从调查情况看,目前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法律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律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更令人吃惊的是,接受调查的领导干部中,竟有27%的领导干部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堪忧的现象。 4.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导致了一些领导干部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有1.6%的人回答不知道,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有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5.9%;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5.在权威观念上,有67.3%的人认为,依法治国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这无疑是十分可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者也有8%选择了“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个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 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利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 6.调查对象中,许多人看到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艰巨性,仅有3.6%的人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目标会很快实现,而86%的人则认为虽然能够实现,但很艰难。只有48.6%的人认为,我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有46.6%的人认为,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执法现状并不如意。 7.对“一个行政执法案件,在实际中是否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的问题,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能够依照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其余近8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权压了法”或“钱了了法”;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执法的干扰最大”。 8.但是,当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理”的被调查者为66.1%,表示“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一个面予,违心地打点折扣”的被调查者也高达33.9%。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执法者的领导干部,虽然大多数具有依法办理的信念,但当遇到权势的压力或个人的利益、地方利益发生矛盾时,其执法的坚定性将大打折扣。 9.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得多。在依法办理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理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局级干部中的比例竞高达41.1%。 10.不久前,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下发《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精神,进一步培养和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水平,加快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而推出的重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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