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料　　1、今年2月，南昌市一名15岁的初中生因迷恋电脑游戏而离家出走，竟然连续 24天不到学校上课，也不回家，整天泡在游戏机室。这些电脑游戏室24小时经营，提供"吃住玩一条龙"服务。　　2、山东德州一位16岁的少年玩遍当地游戏机室仍觉不过瘾，竟从家中偷了4000元，先后赴津入沪"上档次"，周游了两个多月。　　在新闻媒体频频曝光这些事件后，人们发现，"游戏机病"已像瘟疫一样在全国中小学生中蔓延。部分城市初步调查，至少有10%的中小学生沉迷于玩游戏机，有的城市甚至达到20%至30%。　　3、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电子游戏机无异于"电子海洛因"，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罪魁祸首。武汉的精神卫生专家研究分析接触到的病例后告诉记者，青少年一旦沉迷于游戏机，即会产生愈来愈强烈的心理依赖和反复操作的渴望，不能操作时便出现情绪烦躁、抑郁等戒断症状。这种成瘾症状和戒断症状同时存在的特征，与毒品海洛因的成瘾行为特征极其相似。　　4、武昌发生的7名青少年持刀伤害抢劫案，造成2名学生重伤住院。他们抢到钱后，都用于玩游戏机。西湖区吴家山农场3名14岁的少年沉溺于游戏机，在近两个月时间盗窃作案十多起，盗得财物价值数万元。　　一位多年主办未成年人涉嫌犯罪案的检察官说，去年由于玩游戏机引发犯罪的已占青少年犯罪案的10%。　　5、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地已采取强有力措施整治游戏机室。然而，彻底根治游戏机这一顽症，却并非易事。　　管理不严、执法不严是症结所在。部门职责难分，游戏机室的开办需要公安、文化、工商三部门审批，三证俱全方可营业，可调查发现，现在大部分游戏机室证照不全或无证经营，有一城市电子、电脑游戏机室达3000余家，八成是无证经营。三、《申论》写作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2016年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在介绍2016年工作重点时，李克强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继续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拓展农民就业增收渠道，着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实施脱贫攻坚工程。2016年要完成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其中易地搬迁脱贫200万人以上，继续推进贫困农户危房改造。中央财政扶贫资金增长43.4%。在贫困县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坚持精准扶贫脱贫，因人因地施策。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支持就业创业。解决好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等问题，增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能力。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和民生项目，要向贫困地区倾斜。深入开展定点扶贫、东西协作扶贫，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扶贫脱贫是硬任务，各级政府已经立下军令状，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2．2015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其中大多数进展是在2000年后取得的。为了消除贫困，保证和提高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各国政府实施了多项减贫计划。   但从区域来看，减贫进展并不平衡。从地理分布的角度看，全球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减贫来说十分重要，否则高的经济增长率不一定能达到减贫的效果。例如，印度20世纪80年代经济增长率为6%，但是由于农业发展缓慢，不能有效地吸纳劳动力，贫困问题没有因此得以缓解。   人口素质特别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减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十分重视教育对减贫的作用，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注重加强对农村人口的教育与培训，成功地解决了农业过剩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过渡问题。   在农业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如果不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可能会加剧贫困程度。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大量向城市转移的农村贫困人口由于缺乏足够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在城市中很难找到工作，致使城市出现许多的“贫民窟”。   在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设立特殊就业项目，建立减贫制度是直接有效的大规模减贫办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贫困既受平均收入变化的影响，也受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政策的影响。为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通过调整经济、就业结构和价格政策，改善社会收入分配关系；完善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改善贫困者的生活条件。印度、斯里兰卡扶贫战略注重对穷人，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基本食物、水和卫生设施、健康服务、初级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以及住房等。   欧美国家采用“社会保障方案”模式，政府针对贫困人口的低收入和低生活水平状况，直接对穷人提供营养、基本的卫生和教育保障及其他生活补助，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家庭需要。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贫困面小，因此社会保障方案作为一种福利制度已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反贫困措施。   3．近年来，农村进城务工返乡人员创业成为一种潮流。返乡创业不仅能盘活农村经济，化解农村务工人员家庭与工作的矛盾，更能够实现“精准扶贫”。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精准扶贫”深挖返乡创业者是一劳永逸的良方。   以往。对于创业的理解，很多人认为这是城里人的事，农民工似乎只是配角，至多是创业带动起来的就业者。其实，2.74亿农民工里大有人才，他们在外出务工中积累了财富、增长了见识，还有了一定的技术和市场观念。因此，从打工者转身为小老板，农民工中的佼佼者并不输人，甚至还有模仿、赶超的后发优势。然而，尽管返乡创业局面峥嵘初现，给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活力，但要实现长远发展，还需克服诸多“路障”。   不少农民工对返乡创业、就业，心存一定的顾虑。2014年，原本在一家企业做工的刘东回到老家开了一家养鸡场。创业初期，因为是产业周期波动较大的传统养殖业，加上没有用来抵押的房产、田地等，刘东没有从银行贷到款，于是通过民间高利贷借钱养了30万只鸡，但2015年上半年经营不太好，加上民间借贷利息比较高，资金链差点断裂，幸好下半年形势有所好转，才苦苦撑了过来。“当时拿着盖有村委会公章的借条想去信用社贷款2万元，信用社知道我家的经济情况，最终只贷到了3000元。”   作为“返乡创客”的一员，回乡创建了食品厂的陈德新也坦言，因为缺乏抵押，返乡创业的农民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较高，一些创业者不得不将自己的房子作为抵押向银行申请贷款。更多人是像他一样，从亲戚朋友处或者通过民间借款，以获得项目的启动资金。   荔浦胜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屠先生介绍，他的公司生产的五金配件销往广州、浙江等地，但目前当地的物流条件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企业需要。“我们县到现在还没通高速，这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也是一种限制，将来物流条件上去了，我们广大小微企业的发展才有望走上‘快车道’。”与此同时，在返乡创业的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据了不小比例，此类企业的用工需求往往较大。近年来，随着用工成本的不断攀升，企业用工难问题逐步凸显出来，部分企业用工缺口甚至接近50%。   曾在珠海等地做过广告印刷业的邓先生说，当前村里正与旅游开发公司协商整体打造村庄旅游资源的协议，但如何与旅游开发公司进行利益协调、如何设定股本结构和决策机制等，单凭个人经验很难准确把控。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大多投身于现代养殖和种植行业，他们最缺的是专业知识。而目前的农村创业培训分散在很多个部门，有农业、科技、民政、人社、团委、妇联、工商联等，各级部委办局也都有一些资金和项目，搞农民创业培训也是各搞一摊，请来讲课的人水平参差不齐，带来的知识资讯和创业者的需求并不对等。   农村贫困的实质是农民贫困，农民贫困的根源是没有很好地就业创业。目前，贫困地区农民就业的主要形式是外出务工，但务工收入不稳定，也带来农村凋敝、农田荒芜、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是促进农民高质量地就业创业。为此，应出台支持贫困地区农民就业创业的政策措施，引导农民工回乡创业。   4．我国扶贫开发进入打赢脱贫攻坚战、啃硬骨头、攻坚拔寨冲刺期，在不少贫困地区仍存在着“造盆景”“垒大户”等重“面子工程”扶贫做法。   有个山区贫困村，想发展生态旅游，扶贫资金到位后，村民希望铺地下管道，方便污水排放。乡干部不同意：糊涂!把钱埋地下，上级来检查，给人家看什么?以后还会给钱吗?先把沿街院墙粉刷一新，建一个亮眼的广场。   还有个贫困村，是个移民村，村民大多想搬到自家果园旁，方便管理。县里却“引导”部分村民搬到离果园很远的马路边，将其定为“一把手”联点村。各部门和企业纷纷献爱心，把移民点打扮得“花枝招展”。凡有上级考察，必然到此一游。殊不知，热门“景区”背后还有大片“盲区”，山这边吃撑了，山那边吃不饱。更多贫困户云深不知处，平日少人问。   有个地方，为了让上级考察时看到自己的扶贫成绩，派一些小学生披着装化肥用的白塑料袋，趴在领导路过的山坡上。领导远远望去，山坡上尽是“美羊羊”，大加赞许。地方干部“喜洋洋”，皆大欢喜。假如验收组深入一下，鬼把戏不就戳穿了吗?   重“面子工程”、轻惠民实效，挑领导容易看得见的地方扶贫，把资金集中投到少数几个点上。在不少贫困地区，这样的想法和做法不少，被人戏称为“造盆景”。这种“路边花式扶贫”，中看不中用，掩盖真相，遮挡真贫，产生了扶贫泡沫不说，还苦了百姓、伤了民心、丢了民意。   投机取巧，玩花架子，这背后既是政绩观的扭曲，也是能力不足的体现。脱贫攻坚，到底是为了谁、讨好谁?精准扶贫，是为群众担责还是对上级“负责”?思想不端正，责任不到位，投再多钱，花再大力，只会背离中央目标任务，制造更多政绩泡沫。扶贫是慢工出细活，脱贫是病去如抽丝。不能找准病灶开药方，无法拿出健身强体办法，心思难免花在虚功上。   有的地方喜欢“造盆景”，也和部分上级干部作风漂浮有关，与考核指挥棒有关。过去扶贫是上面下指标，下面分任务。年终，大会听汇报，屋里看报表。实地考察大多走马观花，先握手，再挥手，前后不到两分钟。干部假扶贫的戏演得好，领导拍掌擂鼓做观众也配合得好，于是扶贫、脱贫致富、奔小康就这样“一气呵成”了。“今年干得不错，明年继续给钱。”考核粗枝大叶，给人可乘之机。摆了花架子，没人追责反倒高升，同行羡慕，争相仿效。所以，摒弃“盆景思维”，还得从实考核，从严监督，多一些“下马观花”，沉下去蹲点，听群众口碑。要让那些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人懂得，投机取巧绝无好下场，苦干实干、真扶真脱，才有好前途。   说到底，上面一较真，下面就认真。那边装糊涂，这边更马虎。扶贫不搞花架子，需要坚实踏出每一步，面对“盆景”扶贫，领导不要被来得这么快的“小康”砸晕了头。扶贫工作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长征”，不仅需要扶贫工作者付出艰辛，而且需要领导参与其中，啃下硬骨头，攻城拔寨。脱贫攻坚，来不得半点投机，注不得半点水分。把心思放正，老老实实，像耕种苗圃那样，耐心浇水、细心施肥，才能换来满园青翠，而不只是盆景摆设。   5．在2015年10月底结束的第三届“中国最美村镇”评选活动中，K县王坝镇大水沟村和阳坝镇分别荣获“寻梦·2015年中国最美村镇”文化遗产奖和产业富裕奖。   有着4.8万贫困人口的K县，一时间成为关注的焦点。之所以如此，得益于K县依托良好生态优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基础，以农村文化建设为引领，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增加群众收入、加快脱贫致富的重要措施，在山大沟深的贫困地区探索出了文化旅游助推精准扶贫、脱贫的K县模式。   K县森林覆盖率高达66.7%，目前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45个，贫困人口4.8万。从2011年开始，K县针对全县80%以上的群众居住在深山峡谷及林缘地区，灾后重建房屋与危旧房屋混杂，群众生活环境脏、乱、差的实际，围绕房、路、水、电、产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按照基础设施配套化、经济发展产业化、村容村貌园林化、家庭院落花园化、村风民风和谐化、管理机制长效化的“六化”建设标准，全面实施美丽乡村建设特色惠民工程。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K县350个村统一规划、分年建设、整体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通过“各炒一盘菜，共办一桌席”的办法，把农村危房改造、“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扶贫开发、以工代赈、造林绿化等涉农项目资金集中投向美丽乡村建设，并按照“不砍一棵树、不埋一眼泉、不毁一株草、不挪一颗石，把每一个村作为一个旅游景点来设计，把每一户都作为一个小品来改造”的理念，对村庄进行精心打造。   5年时间，K县整合各类项目，累计投入建设资金12.8亿元，撬动信贷资金2.6亿元，把农村交通、饮水、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基本实现了“五通”(通车、通水、通邮、通电话、通电视)和“五化”(道路硬化、村容净化、家庭美化、四旁绿化、屋室亮化)和“五有”(有广播电视室、文化图书室、卫生室、购物网点和活动场所)。   豆坪乡西沟村是K县较为典型的贫困村。2014年以来，K县拓宽硬化了西沟和周边成沟、黑竹等村的通村公路，并整合资金对群众危房进行了改造，建设了党员活动室、停车场、休闲广场等公共设施，使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庄变美激发了群众的发展热情，西沟村调整产业结构，大面积种植蔬菜，成为豆坪乡有名的蔬菜专业村。   和西沟村一样，K县越来越多的村庄、乡镇在美丽乡村建设的带动下，产业得到优化升级。立足丰富的生态资源、旅游文化资源和美丽农村建设成果，K县坚持“一乡一景、一村一品、一品一韵、一家一特”的思路，围绕体现乡村田园、乡村生活、乡村文化、乡村民俗和乡音乡愁，大力发展生态养生乡村旅游业，全面推动旅游扶贫工作，以旅游示范村和示范户建设为载体，在全县选择12个乡镇、36个村的123户有建设条件的农户，开展了以创建123张床位的“十村百户千床”工程，不断拓宽贫困村增收渠道，加快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带动下，农村村容村貌和群众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观，生产生活方式和环境卫生条件得到大幅度提升。近年来，靠美丽乡村逐渐富起来的村民，不断以乡村文化建设来增加美丽乡村的内涵，每个村都精心复制和还原了农耕文化、传统文化实物，收集村庄大事、旧时器物，寻访家训家规，建成了各具特色的村史馆。   “贫困村实现脱贫，不光村子要美丽、收入要增加，村子的文化也很重要，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村民的幸福指数才算真正的高。”K县文体局局长巩林表示，近年来，K县在大力推进扶贫攻坚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精耕“文化沃土”。   不同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在乡村争奇斗艳、各展芬芳，并得到活态的传承、创新，形成了广大群众能积极主动参与、乐于表现的良好氛围，沉甸甸的“文化果实”让村民越来越强地感受到社会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   6．如何告别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始终挥之不去的贫困阴影?在G省召开的一次脱贫攻坚战专题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全部“抢麦”发言，共同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竞相建言献策。   A认为，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党和国家扶贫工作的精髓和亮点，建设美丽乡村是精准扶贫的一种实现方式。在她的心目中，美丽乡村不仅仅是指村容村貌美丽，还包括了农业产业化、农民的脱贫致富、基层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如医疗教育均等化等。她认为，让资金稀缺的贫困乡村实现“华丽转型”，要发挥政府主导的杠杆效应。“比如可以让政府发动乡村把垃圾搞干净、河涌治理好、道路修整一下，随后通过附近的大项目、大工厂进行带动。”她说，“前期政府主导的主要是基础的公共服务的配套，中后期则应该引入社会资本来建设。但这些项目一定要和农民的收入相结合，方能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问题。”   B介绍，目前，G省正在开展“互联网+农业”行动计划，通过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进行对农村的帮扶。2015年，G省建立了1600个惠农信息社，既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将本省农产品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也可以通过现代科技指导农民进行种植。“例如用数据告诉农民，什么时候该种什么种子，种什么比较好卖。”她直言，要帮助农民致富，要走精品化路线。“我们连续多年举办的名优新农产品推介会，已经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近几年，G省的名优新产品从线下扩展到线上，与多家电商平台合作，推出G省农产品特色馆，评选出省内十大名牌农产品。   “互联网给农业带来了新机遇，从前买米都是一大袋一大袋，现在变成小包装，做得很精致。”她说。对于未来，她认为要引导农民的生产更重质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让农产品“触电”的目标，把更多的农产品通过网络销售出去。   C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前提是精准分类。现在提出了179万贫困人口，要对这个群体进行精准分类：哪些可以通过产业帮扶脱贫……要有针对性地细化扶贫方式。另外，还要落实责任，“签军令状和扶贫书”。扶贫不是某一个层级的责任，省市县乡和村都有责任，部门、社会和企业也有责任，因此要将责任真正落实。   H委员也表示，目前的扶贫检查制度需要改进，要从严加强检查监督。既然是扶贫攻坚，建议每个季度组织一次检查，半年一次大检查，对搞得好的表彰奖励，搞得不好的要予以追究，为“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纪律保障，确保精准扶贫工作精准惠民。   D认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或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他表示，G省最大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省里除了继续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园区建设、中心城区建设外，还应加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关注。   B委员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表示，除了上述措施还需大力扶持中小微企业，现在基本上是靠中小微和民营企业支撑经济的发展，“我们不发展民营经济的话，县域经济是无法发展上来的，要给民营经济松绑，解决用地难、人市难的问题，减负就是减少‘五险一金’的问题。”   E说，部分市、县、村忽略地方客观条件，盲目复制发展模式，这样不仅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要想真正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脱贫，必须做好科学合理的规划，绝不可盲目复制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挖掘地区特色，重点培育地方优势产业，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应该减少直接给予、没有造血功能的扶持资金。”E表示，如果能给予适当的税收政策优惠，或许效果会更佳。   7．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说：“贫困不是单纯由于低收入造成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本能力缺失造成的。”比如教育、医疗资源的难以获得，这是社会结构导致的一种全方位的资源缺失。   扶贫问题历来是国家重视、百姓关注的热点问题。每年国家和各省市都会花大力气来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脱贫。对于扶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要更多面向特定人口、具体人口实施精准扶贫。反观实际，我们不得不说，扶贫工作的精准程度还很不够。就在近几年，媒体曝光一些地方，保住“贫困帽子”后拉横幅祝贺，暴露出扶贫者把脉失准，扶贫对象依赖心理。因此，纯资金上的帮扶，扶不起人心，反而容易养成对扶贫资金的依赖。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助人脱贫，必须以项目为支撑，资金为辅助，彰显人的价值。精准扶贫，枪就得打对地方，而且方式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输血式的扶贫政策，只会滋生地方的“懒汉”心理，看上去扶贫，实际上消磨了地方的自我发展能力。目前一些地方还存在着“等、靠、要”的传统扶贫思维，抱有固化的“输血式”扶贫心态，而新形势下提出的精准扶贫，使帮扶的扶贫对象更具针对性。向贫困宣战，加大扶贫方式改革，要切实探索与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相得益彰的帮扶项目，准确定位、精准扶贫，让输血功能彻底转化为造血功能。贫困地区要深挖地方潜力、迎头追赶，同时也需要切实把各项扶贫政策及资金落实到具体项目，落实到每个贫困家庭，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三、申论要求

给定材料材料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其中要求深圳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材料2 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GDP占世界经济比重由不足2%提高至16%左右，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万元GDP能耗过大、环境问题突出、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民生保障有待进一步改善。 有学者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加快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发展过程。材料3 经初步核算，2018年深圳GDP突破 2.4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占GDP比重达 4.2%，居全球前列；新增各类创新载体189家，累计达1877家；国内专利申请量达228608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8081件，连续15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截至2018年底，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91.25件，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7.9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迅速崛起：华为成为全球最大通讯设备制造商；腾讯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公司之一；比亚迪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同时，一批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大疆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消费级无人机新市场，占据全球约70%市场份额；优必选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伺服舵机、步态算法等，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企业之一。然而，与国内外先进城市，尤其是与硅谷、特拉维夫等世界创新中心相比，深圳在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设备依赖进口、受制于人。材料4 近年来，深圳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加快产业布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效应逐渐显现，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发展动能强劲迸发。2018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37.8%。如今，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助力深圳经济由“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材料5 近年来，深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包括：出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发布“不见面审批”服务事项清单，出台“深圳90”改革措施将原来审批时限压缩三分之二，实行商事登记“三十证合一”，推动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等服务事项实现“秒批”，颁布实施《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建立诚信“红名单”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对列入“红名单”的主体实行政府服务“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对列入“黑名单”的主体予以重点监管，加大行政性约束和惩戒力度；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企业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等提升市场竞争力，并推动珠宝、钟表、眼镜等传统优势产业实现从传统加工业向时尚产业转变；加大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担保增信、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同时大力推行“长期租赁”和“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产业用地供应方式；投入资金对创新创业项目予以资助，培育创客服务平台和创业孵化载体，并通过举办创业大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创新项目。材料6 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牌，标志着深汕特别合作区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有专家分析认为，这对深圳而言，城市有了更大的产业腾挪空间，通过产业共建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为深圳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提供新的支撑；对广东而言，这是一次强市放权的改革探索、新型城市化建设模式的尝试，践行新发展理念，高标准建设一座产业新城，为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探新路、提供广东样本。材料7 深圳拥有1145平方公里海域和260公里海岸线，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城市。2018年8月，深圳发布《深圳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8-2035年）》，将海洋空间分为四类管理分区，确立了陆海统筹的海洋污染治理路径，并强化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与生态修复；10月，发布《关于勇当海洋强国尖兵 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决定》，推动海洋产业集聚发展，实现海洋经济跨越发展和高质量发展；11月，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政策》，对海洋经济等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支持。材料8 近年来，深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深圳在全国率先立法要求新建建筑全面执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标准，并率先在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方面开展试点；2018年深圳通过核定重点用水单位用水计划、开展节水型载体创建、节水器具推广、推进再生水利用等方式，大幅降低万元GDP用水量；2018年深圳盘活存量土地约16平方公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空间保障。材料9 深圳市盐田区在全国率先推行以“碳币”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全民行动计划，以“碳币”形式，对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和企业的生态文明行为进行激励，引导全社会增强生态意识、践行绿色生产、享受低碳生活。市民可以通过租乘公共自行车、分类投放垃圾、节约用水用电等多种绿色低碳方式来获得“碳币”，进而兑换奖品和优惠。截至2018年10月10日，参与的市民达14.5万人，累计发放约 1.39亿“碳币”。材料10 绿色低碳是电动汽车的突出优势。2017年深圳就已实现专营公交车辆的全部纯电动化，2018年又新增新能源汽车7万辆，累计投放21万辆，投放纯电动出租车 2.15万辆，基本实现出租车纯电动化。2018年度深圳市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深圳PM 2.5平均浓度为15年来最低，这个结果有电动汽车的一份功劳。然而在电动汽车的逐步推广使用中，存在的电池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因电动汽车电池使用、运输、贮存不当及车主私自拆卸、拆解电池而发生的爆炸事故时有发生，电池安全问题亟需重视。另外，有专家指出，我国电动汽车电池已经进入规模化“退役”期，预计到2020年累计退役量将超过20万吨。大量的废旧电池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回收和技术处理，不但会引发安全问题，还会严重污染环境。同时，由于缺乏强制性规范和统一的技术标准，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的成本居高不下，加之很多车主随意处置废旧电池，严重影响了相关企业回收的积极性和效率。专家认为，如果引导得当，电池回收利用其实蕴藏着巨大商机，以锂电池为例，由于电池内含有多种稀有金属，完全可以“梯次利用”，故被喻为“城市矿产”。有研究报告预测，2023年电动汽车电池回收利用市场规模将达到150亿元。材料11 目前，前海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之一。自有统计数据以来，前海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率超过200%。在产业合作上，前海积极打造港资企业集聚区和转型升级引领区，汇聚汇丰集团、东亚银行、港交所等一大批知名港企。近年来，前海率先在全国推动实现跨境双向股权投资、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和跨境双向资金池“五个跨境”。未来，前海将继续推动金融业务创新，提高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与深圳周边地区协同发展。材料12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深圳企业积极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截至2017年底，深圳企业在外协议投资总额达43 3.22亿美元；2018年深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18%。深圳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对外投资形式日趋多样化，已由以境外贸易“销售窗口”形式为主，发展到生产、服务、研发、资源开发、资本运作等多种投资合作形式，显著增强了产业地位和竞争力。未来深圳还将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在创新方面的体制机制优势，积极拓展深港澳合作新空间，全方位加强与香港在金融、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力加强与澳门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创意、特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材料13 深圳是一座吸引人才的城市。一位在深圳创业成功的知名企业家深有感触地说，“深圳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和创新、创业的氛围。我很庆幸自己能在深圳创业，深圳是一座能让人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城市，来自各地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梦想成真。”多年来，深圳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总量超过500万，这极大地助推了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赢得“设计之都”“创新之都”“创客之城”等美誉。随着深圳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高，大量外国人士也慕名而来、寻求发展。比如，深圳蛇口街道辖区的外国人总量就位列全省第三、全国第八。同时，深圳也是一座能留住人才的城市。除了各项人才优惠政策之外，“宾至如归”服务人才的理念和行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以深圳蛇口为例，当地社区通过开展练书法、秀旗袍、制月饼、包粽子、品茶道、尝美食、猜灯谜等形式多样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使外国人士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更快和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时至今日，“来了就是深圳人”已经深入这座移民城市的文化骨髓，成为深圳集聚人才的独特优势。材料14 2018年，深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市教育、医疗卫生和交通等民生领域支出277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65%。2019年，安排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39.7亿元。其中，安排教育支出274.3亿元，加上对区级学前教育转移支付34亿元，共安排308.3亿元，增长19.3%；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54亿元，增长22%。另外，将进一步推进实施交通便民措施，坚持公交优先，安排全市公交、燃油等公用事业补贴、高速公路回购等资金，切实降低交通出行成本。材料15 近年来，深圳转变城市管理工作理念，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比如，深圳市城管部门开通的微信公众号“美丽深圳”升级改版后，开发的“城市问题爆料领红包”功能，市民可以通过微信直接爆料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只要立案就能获得微信红包奖励，大大激发了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2018年，深圳市城管部门通过微信渠道接报案件32万余宗，总体结案率达97%。材料16 目前，深圳有1000多个城中村，超过1000万流动人口居住其间，提供了全市60%的住房供应，城中村由于房租低、生活便利，成为很多“深漂”的第一站。然而，不少城中村基础设施比较简陋，公共活动空间不足，停车、行车难，电线外露、污水横流、乱贴广告、私搭乱建，无照、无证经营情况突出，存在较多安全隐患。正因为城中村问题较多，且深圳土地资源利用趋于饱和，城中村改造一向是深圳的重点工作。以往为了追求城市美观和效率，对城中村改造大多采用拆迁方式。对此，有专家指出，城中村承载着深圳移民文化，以往大规模拆除重建模式不仅挤压了低成本居住空间，也带走了许多人的城市记忆，而且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投入。近期，《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正式发布。由“拆”到“治”的转变，是该规划的一个焦点。该规划提出，以综合整治为主，融合辅助性设施加建、功能改变、局部拆建等方式进行城中村有机更新。材料17 近期，以“智慧城市·智慧生活”为主题的第16届香港国际资讯科技博览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610多家展商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智慧城市方案。在爱沙尼亚展位，据介绍，该国居民资料只需提供一次，政府负有互通有无的责任；开办一家企业仅需8分钟，创造了世界纪录；高达98%的药物是以电子处方开出，患者可以持卡直接去药局领药。在香港展位，工作人员指着一根小小的智慧灯柱说：“别小看这个智慧灯柱，它能解决困扰香港市民、游客很久的定位准确度问题。”这个集智能照明、5G移动网络基站、视频监控、地理二维码及无线射频识别标识、视障人士手杖系统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灯柱，能成为解决人口、建筑高密度的城市管理与服务问题的突破口。材料18 近年来，深圳北站社区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统筹各类资源开展社区工作，推动辖区各类组织共促共融、互联互通，“搭台唱戏”探索“大党建”模式。社区为居民设置24小时自助图书馆、设立“北站小巢”四点半学堂、开展“空巢儿童”暑期快乐营活动、成立“生态体验式”家庭健康俱乐部、为来深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等高品质和精细化服务，使得社区的凝聚力越来越强。

给定资料 1．为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一系列重要批示精神，不断依法依职责加强网络市场监管，集中整治市场乱象，切实维护网络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网络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工商总局决定2016年5-11月全系统深入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根据2016年5月工商总局发布的2016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方案，总局将以网络交易平台和网络商标侵权、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刷单炒信等突出违法问题为整治重点，查办一批大案要案，公布一批典型案例，特别是对屡查屡犯的违法经营者，依法实施更严格的市场监管、更严厉的行政处罚、更有效的失信惩戒，震慑违法经营者，构建社会共治格局。 总局提出，经过大力整治，网络经营者违法失信成本增加，责任意识得到强化，网络市场秩序突出问题受到遏制，网络商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网络交易信用环境显著改善，网络消费信心不断增强，网络创业创新热情进一步激发。 根据总局的方案，针对重点商品领域，强化监测监管，落实网店实名制、规范网络经营主体，加强网络交易商品质量监管，打击网络商标侵权等违法行为，治理互联网虚假违法广告，强化竞争执法、维护公平竞争秩序，集中整治网络交易平台问题，畅通网络维权渠道、打击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强化信用监管、实施网络违法失信惩戒等九大任务，成为此次专项行动的重要任务。 2．为推动电商消费环境持续改善，响应“新消费我做主”年主题，总结电商消费维权工作的成功经验，2016年3月11日，J市召开知名电商消费维权工作座谈会，以“网络消费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为主题，就如何发挥大数据在消费维权中的作用进行研讨，交流电商消费维权的创新实践及“互联网+”时代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经验。以下是与会人员的发言摘要： A:在网络消费快速增长的同时，电商领域消费维权工作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国家工商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15年的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以网络购物为主体的远程购物的投诉量在整个服务投诉当中占比遥遥领先。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远程购物投诉20083件，占销售服务类投诉的69．86%。在远程购物投诉中网络购物占比95．41%，比去年同期上升3．13%。电商平台被投诉的问题有：商品质量不合格、假冒的现象比较严重、七天无理由退货难落实、消费者个人信息遭泄露、网上支付安全难保障等。 B：新消费必然带来新问题，但是，电商消费环境的真实情况如何？消费者对其反映又如何？我们尝试通过大数据得到一个真实直观的印象。由于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商平台占了电子商务近八成的份额，采集自阿里巴巴平台的消费数据，具有代表性，因此中国消费者报在国家工商总局消保局、中消协和各地消协组织的支持下，与阿里巴巴合作，利用阿里巴巴的网络零售市场数据，编制了一个全面客观及时反映网络消费者喜怒哀乐情绪变化，以及当时的消费心理变化与电商消费环境的指数——电商消费维权指数。这是中国消费者报与电商领军企业共同探索利用大数据创建的全新消费维权模式。指数是开放式的，可以容纳更多电商的数据，欢迎其他电商平台加入。电商消费维权指数由纠纷性质、纠纷量额及处理时长等变量加权计算得出，数值越低，说明电商消费环境越乐观，消费者体验越好。该指数既可以为开展网络消费维权的社会监督提供依据，为制订网络消费相关的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还可以向社会呈现网络消费的变化趋势。 C:过去一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深入电商平台进行调研的同时，也对平台上的消费情况进行了监测。如2015年“双11”针对12个电商平台、11类94款商品的价格、七日无理由退货及产品质量进行了监测，并向社会发布了检测结果。在对企业违规行为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开展约谈的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也与企业共同积极探索维权新模式。2015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各地消费者组织与阿里巴巴联合搭建了消费纠纷处理直通车。这使得纠纷处理时长大幅缩减。借鉴这一成功经验，2016年3．15，会有17家知名电商加入直通车。这将大幅提升消费纠纷处理效率，提高纠纷处理质量。 D:在新经济形态下，消费的内涵和概念都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及服务的同时，也向电商平台提供了数据。因此，首先建议有关部门在研究消费者在商品及服务方面权益的同时，还应研究消费者的信息免打扰权益。其次，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建立监管信息的共享平台及经营者的黑名单、白名单制，让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地选择企业、选择商品。最后，根据国外对于意愿型经济的研究及网络上社会化互动定制的研究，消费者提出意愿实现商品的选择将是消费发展趋势，因此应鼓励平台或者企业在意愿型服务的沟通及契约定制上进行尝试，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纠纷。 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开场白或许也可以用来形容互联网时代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和应接不暇的种种挑战。 魏则西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21岁身患滑膜肉瘤的大学生，他通过百度搜索从浩瀚繁杂的网络数据中瞬间找到了所需医疗信息，百度推广排在前列的信息是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的“生物免疫疗法”，出于对百度和部队三甲医院的信任，魏则西选择了在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进行“生物免疫疗法”，据称该疗法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合作开展，能留住魏则西生命20年，可结果却是，在其家人花光了20多万元费用治疗几个月后，魏则西遗憾离世。在生命走向尽头前，他用文字揭露如何被百度搜索误导，如何选择了不恰当的诊疗方式的经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6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姜军表示，根据网民举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对此事件及互联网企业依法经营事项进行调查并依法处理。 据媒体调查，在“魏则西事件”中，百度竞价排名的医疗信息有误导之嫌，且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的生物诊疗中心早已被“莆田系医院”外包。 所谓“莆田系医院”即由福建省莆田人控制的民营医院，他们以治疗性病的游医起家，借助创办民营医院以及公立医院改革的契机，大量创办民营医院，或者趁公立医院“医疗产业化”之机，渗透到公立医疗机构。目前，“莆田系医院”号称在国内民营医院占比超过了80%。 而“莆田系医院”成功的一大秘诀是，重金砸向各种媒介，进行“广告轰炸”，以吸引患者就医。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莆田系医院”更是借助互联网手段，使得医疗广告“无孔不入”，这些医疗广告往往夸大治疗效果，诱导患者前来就医。据媒体报道，百度2013年的广告收入总量是260亿元，其中，“莆田系医院”在百度上就做了120亿元的广告，而且这些广告费用的60%投向了搜索引擎。 其实，在“互联网+”时代，民营医院利用互联网传播手段本无可厚非。毕竟，民营医院与众多实力雄厚的公立医院相比，缺乏自身的品牌效应，把广告宣传当成其营销的利器，也是必然的选择。但令人遗憾的是，民营医院往往利用监管不力的漏洞，采取与公立医院“合作”的方式，穿上公立医院的“马甲”，并砸钱互联网竞价排名，推广自身不存在的医疗优势，以误导求医、求生的患者。 目前，互联网竞价排名的医疗推广信息，没有明确标识其广告属性，损害了消费者合法的知情权，对患者产生了误导。 根据《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发布互联网医疗广告，应属于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其监管主体有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和通信管理部门。其中，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前置审核，并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督管理；通信管理部门负责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经营许可或者备案，以及对未经许可或备案从事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单位依法予以查处。但这种互联网医疗广告的多头监管，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形成协调统一的监管合力，出现监管的“真空地带”，使监管有名无实。 此外，对发布互联网虚假广告的处罚过轻，难以对相关医疗机构和互联网服务商起到震慑作用。反观欧美一些国家，它们对虚假广告等相关违法行为的惩罚要严厉得多。比如，2011年8月谷歌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妥协，同意支付5亿美元和解金，以换取美国司法部结束针对Google Adwords付费网络推广的刑事调查与指控，Google Adwords被指涉嫌为境外药商提供非法互联网广告服务。而与之相比，我国对虚假广告惩罚力度明显不够。 对此，应尽快完善互联网广告的监管体制，改变我国多头监管的局面，形成审查和处罚相统一的管理机制，避免多头管理所造成的漏洞。此外，还应该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调整对虚假广告的处罚额度，让违法者付出更高的违法成本，从而对医疗机构、互联网广告的服务商形成震慑，以此来防范“魏则西事件”的再现。 4．随着移动互联网、网购、跨境电商等网络概念和营销方式的发展，一些传销组织采用所谓“微商”“电商”“多层分销”“消费投资”“旅游互助”等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从事传销活动。2015年年底，湖南长沙市工商部门查处一起微信传销案。经调查，涉案公司在组织微信团队开展分层营销过程中，采取团队计酬方式销售公司产品，1000多人卷入这一传销“朋友圈”，涉及金额数百万元。 据了解，2015年2月底，涉案公司推出微信营销平台，销售玛咖、面膜、白酒、红酒、茶叶等系列产品。推广政策和加盟模式中规定，个人购买398元的黑茶面膜或不低于398元的其他产品，可成为拥有个人ID的公司微商。通过在朋友圈中分享链接的方式，按照1个发展30个的裂变方式分层发展所谓“一分店”“二分店”“三分店”。上级微商根据直接下级的销售业绩20%和间接下级的销售业绩10%获得报酬。 办案人员通过调查取证认定，这家公司对加入的微信用户按照分享的顺序采取分层的模式，各层级微商之间形成上下线关系，且上线的报酬来自于下线的销售业绩固定比例提成，符合禁止传销条例规定的“团队计酬”式传销行为。 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非法传销者利用网络这一特征，借助高科技、电子商务等名义，遮人耳目，大搞空手道。他们利用网站作为传销平台，比传统意义上的传销更具欺骗性。该些传销网站多打着远程教育、培训个人创业、电子商务的旗号吸引人，掩人耳目，遮盖其发展会员（下线）牟利的本质。 与传统传销相比，网络传销隐蔽性更强。其发展会员都是在网络上进行，会员必须通过网站才能加入传销，并且使用的用户名都是假名或者代号，而且都有各自的登录密码，彼此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电子邮件或即时通讯工具(icq)来完成。并且，网站还要求汇款一律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这就避免了传统传销中下线与上线必须见面的情况，操纵者由明转向暗，躲在幕后，万一下线被执法部门查获后，上线也能马上逃之天天。由于会员发展下线的情况只反映在互联网上，再加上会员在传销方式上保持单线联系，工商部门查处时，根本无从查证公司网站的真实信息和会员的真实身份，仅凭网络上的信息要追查上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互联网传播具有跨地域性，使得传销突破了地域和国界的限制，即使在一国内，也是遍地开花。但由于属地管辖的限制，各地工商部门只能就本辖区的传销活动进行监督，对全国性的传销无法从源头上切断。传销骨干人员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全国各地流窜作案，只能抓获当地的头目，“保一方平安”，但对销毁整个传销集团却无能为力，治标不治本。同时，调查取证上也是困难重重。而对于跨国的网络传销，由于网站注册地在国外，国内没有工商登记机构，因此面临着法律适用和国际管辖权的问题。而且仅仅依靠一国的力量难以有效打击，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但目前各国对传销褒贬不一，要达到法律标准的一致极其困难。 近来，网上“云广告”盛行，非法组织采用最新模式，利用云广告概念进行非法传销。因为网络传销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很难让广大网民区分，一般人只以为是“网赚”或者是“广告位”，加上现在广告在网上的大量流行，广告位的租金越来越贵，所以非法组织利用这一背景，推出花钱买广告位，然后拉取下线买广告位从而获得“提成”的新模式。而且，很多组织利用比较出名的公司或者缴费平台，例如支付宝、财付通等进行宣传和蛊惑，利用网民相信合法网站的心理发展下线。因为网络的传播速度快，所以这类组织往往很快获得大量利润，并很快逃之天天，网站IP一般使用国外大型代理，给网警的查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5．近年来，F市始终把打击网络传销作为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保障群众合法利益的重要工作。 为了提高工商管理部门对网络传销信息的发现能力，F市工商管理部门开拓了多元化的网络传销举报渠道。网络传销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对相关证据的获取并不仅仅依靠工商管理部门的市场巡查与日常监管来完成。F市工商管理部门负责人Q说：“在工商管理系统中，我们构建了网络投诉体系与网络咨询体系，当网络用户发现网络传销行为或者网络传销平台时，可以通过网络在线和电话等形式来进行举报，也可以通过登录工商管理网站来与工商管理人员开展交流，以了解类似行为与平台是否属于网络传销行为与网络传销平台。” F市还通过互联网进行网络传销信息的查询与筛选，并对所发现的网络传销信息进行及时的处理。Q介绍说：“我们已建立网络巡查制度，定期对网络开展巡查，通过构建关键词数据库与黑名单来提升自身的网络传销行为与网络传销平台发现能力。”目前，F市依靠日益成熟的网络技术，建成了网络传销数据库，并能够对网络传销人员行为动向作出监控。此外，工商管理部门可以对查处的网络传销人员身份信息等作出详细记录，也可以对具备网络传销特征的关键词做出记录并构建数据库，从而确保工商管理部门能够通过关键词的查询与筛选及早发现网络传销证据与线索，并作出及时处理。 F市对网络传销的惩处极为严厉。在打击网络传销的过程中，F市工商管理部门在对自身职责进行承担的基础上，强化与银监、银行、公安以及电信部门的合作，利用网络巡查、群众举报、可疑资金交易等方式来开展摸底调查，并依靠网络用户的举报与投诉来对网络传销行为或者网络传销平台作出快速反应，通过对这些行为与平台进行监管来获取网络传销证据，从而确保网络传销治理工作成功率与准确性的提高。市民如果发现网络传销平台，则可以使用匿名方式进入传销系统并对可以作为证据的内容作出记录与下载。网络传销网站、单位、银行账户、活动地点、活动人员一旦确定，即刻做出坚决打击。 在打击网络传销过程中，F市工商管理部门及时进行侦查并收集电子证据，从而为传销行为的查处提供依据。另外，工商管理部门还参与追踪与锁定IP地址、监控传销组织者银行账号、记录传销组织者银行资金变动等工作。 “‘病万变，药亦万变’，传销组织披上新‘马甲’，应对措施就不能‘原地踏步’，我们还需要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治理，加大宣传，增强人们的防范意识，严立‘规矩’、堵塞‘漏洞’，对首恶分子、监管人员、网络平台依法追究责任。”F市工商管理局副局长说。 6．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网络交易快速崛起，对活跃交易、繁荣市场、方便生活、促进创业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促进作用。然而，如同硬币具有两面一样，网络市场在繁荣兴旺的背后，也泥沙俱下，诚信缺失、虚假宣传、无序野蛮生长、不正当竞争等违法问题日渐突出，对其予以严格规范，势在必行。2016年1月，国家工商总局出台《关于促进网络服务交易健康发展规范网络服务交易行为的指导意见（暂行）》，逐步规范网络服务交易市场秩序，营造公平竞争的网络市场发展环境。 网络市场乱象频仍，既折射了利益博弈的非正常状态，又折射了监管执法难的尴尬。无论哪种状态，都与现代法治追求的目标相去甚远。在利益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难免发生冲突，而解决冲突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其纳入法治化的监管轨道，让其在法治轨道上公开博弈，从而保证其进入健康有序的正常发展状态。对于目前快速发展的网络市场来说，以法治手段规范市场行为，更具有最为现实的重要意义。 有法才有天，任何市场行为只有配之以严格的法律规范和约束，才能发挥正面作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依法规范网络市场秩序，既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更是贯彻落实“互联网+”国家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步人新常态，伴随“互联网+”战略的全面实施，规范网络市场秩序将是新常态、新趋势。只有以法治作为其发展的力量源泉，才能有效终结其任性疯长的不良状态，其本身亦才能真正成为公众放心消费的一种消费方式。

二、给定资料 1．今年春节期间，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公共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谈锦钊回广东开平乡下住了几天，他看到的是这样一幅农村工业化的场景和农村生活形态发生变化的画面：一方面，村里的土地已经全部变成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由于分到了宅基地的村民并不急于建设，村里的土地不少空置，村庄日益显得挤迫，鱼塘缩小、环境变差，新楼房遮挡不住破旧的房屋，建筑物的间距很小，很多房子出租给了外来工，村里的治安不如人意。这是工业化进程中当代农村生活的一个场景，山再也不是那座山了——被推平了搞工业、盖房子，水也再不是那池水——污染了的水连洗衣服都嫌脏，人也再不是那些人——村里什么人都有，开厂的、打工的、干小偷的、做生意的，本国人、外国人。而这样的场景，似乎每天都在全国各地的乡村不断地重复，谈锦钊看到的现象并不是个案，残酷的现实是，它有普遍性。 2．2006年7月中下旬，笔者在苏中、苏北、鲁南等地区走防发现，农民对国家开展新农村建设非常高兴和拥护，对国家出资支持农村基础建设心存感激，但同时也有遗憾。就村村通水泥路来说，本来是一件方便老百姓生产和生活的大好事，但家有运输或收割机械的农户却感到好事没有做到位——路还是有点窄，只需再加宽50—60厘米，就真的能“畅通无阻”了。他们认为，别把三轮车当作农民小轿车。铺条水泥路不容易，不可能今年建，后年就大修。而就发展趋势看，不需要太长时间，农村里的汽车、收割机、翻斗车等大型机械肯定会越来越多，这是现代农业最起码的要求。目前村村通水泥路的标准已经嫌低，估计过几年就更不能适应需要了。 3．据国家建设部统计，到2004年底全国共有320.7万个村庄，其中行政村63.4万个，居住生活着2.05亿户、7.95亿人。按照建设部2005年对9个省份43个县74个村11类105项所做的典型调查，有41%的村庄没有集中供水，96%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设施， 40%的村庄雨天出行难，晴天车拉人，雨天人拉车，70%的村庄畜禽圈舍与住宅户混杂，90%的村庄还在使用传统的旱厕，垃圾随处丢放，没有任何消防设施。 4．据统计，2005年广东省共有乡镇1558个，分布在21个地级市、23个县级市、44个县和 54个市辖区内。那广东的乡村情况如何呢?据华南农业大学风景园林与城市规划系主任李敏教授介绍，虽然全省地级以上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相对较好，但县级以下的城市地区由于规划人才和规划管理机构较薄弱，失控的较多，约60%以上的农村地区的建设活动仍处于自发状态。虽然也设置了一些镇级国土规划所之类的管理机构，但真正能行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职能或者能进行有效管理的并不多。即使是在比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也有不少管理死角，偏远山区更是“没人管也管不到”。 5．在2006年“两会”上，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热点话题被一再地提起。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道路、饮水、沼气、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而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的人居环境，规划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正如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所指出，村庄整治一定要坚持规划先行。没有规划的村庄整治，就是瞎整治；不编制规划的建设，就是乱建设。 6．“不要以为我们上，会打领带会跳舞；不要以为我们黑，会玩电脑会开车。”在山东省临沭县蛟龙镇，一位叫张华的28岁小伙子和笔者聊天时说，农村建没要先规划，不然张三要往东，李四要往西；你要弄沼气，我要烧草锅，那就乱套了，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旁边一位叫孙海龙的小伙子接过活茬说，新农村规划不要象过去的农民画——腰勒白布带，手拿旱烟袋。袅袅炊烟不是农村风景画，那是污染，不是美丽。城市画家看着好看，可夏天里老百姓烟熏火燎不好受。农村建设既要有城市的方便，又要有农村的舒服。江苏淮阴市青年学者李天宇也认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既要有城市的东西，更要有农村的特色；既不能“摊大饼”，也不能“码积木”。应以城市的规划、建设作为借鉴，使新农村规划建设更具有科学性、发展性。江苏赣榆县古城村花了几十万元编制规划。他们的村支书说，提前规划，就是为了防止“张书记挖坑，李书记埋，王书记来了再重来”的问题。古城村的规划，从1997年开始实行，根据人口出生最高峰，规划村庄建设；根据当前需要，整治村容村貌；根据生活远景，建设基础设施；根据发展需要，经商兴企办厂。连云港农村发展研究所王志还认为，新农村规划要尽量做到省、市、县、镇各级规划有所衔接，以免今年楼房盖好了，两年后一条省级公路又把它给“冲倒”了。因此，只要不是国家安全机密的规划，尤其是省级、市级涉及到区域的基础建设规划，应尽量早出台、早公布、便查询。除了对道路、村庄、房屋的规划之外，新农村建设还要对工业、医疗、教育、文化等进行规划，尤其在工业布局上要做到“大的一盘棋，小的各自由”。所谓“大的一盘棋”，就是要把工业项目放在全市，最起码是全县总盘里给予考虑。特别是化工项目、有污染的项目要放在县域以上范围内安排，乡村工业只能安排无化学污染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小的各自由”，是指在地面建筑物建设上，乡或村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和传统文化，既可以“互相复制”，也可以“一村一品”。 7．安徽省霍山县建设局负责人说，村庄规划按要求应该由专业规划设计单位来做，但这些单位的没计费往往很高，而且一个乡镇100多平方公里，全让规划设计院来做也并不现实。所以规划工作往往只能由本地建设部门的技术人员和基层乡镇的工作人员来做。而就该局来说，只有五、六个技术人员，要做全县的村镇规划人手非常紧张；而各乡镇也没有专门的规划管理机构，都是由村镇建设管理服务站的人员兼管，一般只有一两个人，而且技术素质也跟不上。此外，由于县以下没有专职的规划监察执法队伍，规划审批与监察严重分离，执法主体多头，也使得对广大农村地区违法建设的监管处于“真空状态”，从而导致乱搭乱建的现象比比皆是。 8．(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规划规划，赶不上领导的变化”，这是基层农村流传的一句话。全国人大代表、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纪尽善建议，要警惕新农村重复规划、浪费建设的苗头。以前，“规划赶不上变化”的问题长期困扰城镇发展，近两年来，这个问题正在悄然随着新农村建设向农村地区蔓延。纪尽善说，在一些地方，如今一个村的规划需3万至5万元，一个乡(镇)规划15万元，这种重复、浪费的情况在许多地方还具有共性。纪尽善说，新农村示范村建设项目多，有道路建设，沼气池建设，房屋改造、装修建设，这还不包括建设生产项目。上级项目一般都采用项目给一点，当地财政配一点，农民集一点的办法。当地政府无法配套，实际上除了项目资金外，大都是农民集资。他举例说，有一个试点村道路建设，农民人均集资300-500元，有的更多。一口沼气池补偿300-1000元，绝大多数由农民出钱。另一个试点村仅两个社52户农民房屋改建、装修，除财政口头补助近30万元外，其余全部由农民自己出资。其中有80%的农户贷款，贷款金额达81万元，贷款户户均2万元。如果规划不科学，这种情况就有加重农民负担的趋势。纪尽善说，造成这种苗头，主要是个别地方政府对中央新农村建设精神理解不透，实际工作中有较大的差距。有的试点村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偏高，投资过大。新上项目在群众发动不充分、集资不到位、资金不落实的情况下欠账动工建设，由政府兜底，这种类似工程有可能给当地政府带来新的债务。 9．“村域发展规划是综合性的总体规划，涵盖乡村土地利用规划、生态与环境保护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要把村域的产业、土地和村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盘考虑村域分异规律，设计乡村的产业发展和村庄的合理布局。”2006年11月12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京区地理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义丰在“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旅游”这一争辩性主题讨论中作上述表示。而现在的问题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村庄建设规划可谓快马加鞭，村域发展规划则是严重滞后。“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如不尽快纠正，将严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正常开展。新农村规划的目标是新的产业培育、新的发展支撑体系(包括水土资源保障条件、基础设施配套与生态环境治理等)、新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张义丰认为目前的认识误区是，把村庄建设规划等同于新农村发展规划，以为新农村建设就是旧村改造、旧村改造就是拆房建楼，片面强调居住环境改善，严重忽视经济发展与产业的重要性。他说，新农村建设的主线是新产业培育，缺乏村域发展规划就是缺失产业培育，“没有产业的新农村，新在何处?”乡村是一个具有自然尺度的开放空间，具有乡村特色的地理形态。乡村规划，特别是村庄建设规划，必须遵循乡村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保持乡村地貌、植被的多样性。乡村与城市属于两大不同的地域系统。乡村的背景和设计要素完全不同于城市，不能简单套用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标准来规划乡村。一位与会专家表示：“目前这种以城市理念规划乡村的现象相当严重，亟待纠正。” 缺乏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区域乡村发展规划的支撑，使新农村建设缺乏定位、目标和方向，以致形成模糊乡村的意识。建什么样的新农村、怎样建、在哪儿建、谁来建等等都缺乏科学认证。目前的状态是：上级政府出指标，县级政府报名单，大多数乡村等又盼。 10．由于村庄建设规划和监管的缺位，不少农民在建房选址时主要是凭习惯、看“风水”。一些农民为了生活便利，习惯把临水、沿公路作为建房选址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或者为了就近耕作，选择在靠近农田的地方建房，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在农田中建房的现象。更有甚者，不少农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由于受传统风俗习惯影响，追求“单门独院”、“风水宝地”的意识浓厚，请风水先生“看门相、选宅基”，造成建房地点更加混乱。农村的许多村庄布局之所以存在上述这些突出的问题，成因比较复杂，但症结还在于“规划滞后”。在采访中，许多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很少听说过在农村盖房子还要进行规划，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盖房子，只知道只要不侵占别人的土地，自己想怎么盖就怎么盖，想盖成什么样就盖成什么样。而基层规划部门对此表示，由于在村镇建设方面长期以来实行以乡(镇)为主，以县(市)为辅的管理体制，县(市)级政府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城市建设上，无力顾及点多面广的村庄建设。而很多县(市)级以下规划管理部门的技术力量薄弱，因此造成农村建设缺乏规划，出现无序混乱的现象。 11．针对城乡规划滞后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实际问题，江苏省作出了“三年实现城乡规划全覆盖”的重大决策，将城乡规划调控和管治范围从城镇深化到整个城乡空间，避免在新农村建设中再出现大规模搬迁、无序建设等社会资源严重浪费的问题。现在，苏州市已对8488平方公里的整个区域，按照城乡统筹、科学布局原则，编制了高水平的全市全盘规划，调整优化工业与农业、城镇与农村的空间布局，科学确定城市发展区、农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在丘陵湖泊及其周边地区、城市与城市接壤地区、具有良好生产基础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建设永久性农业发展区和生态保护区；建设“四个100万”的农业生产基地：100万亩优质粮油生产基地、100万亩特色水产基地、100万亩高效园艺基地、100万亩生态林业基地。通过规划和立法的形式，把农业发展的基本内容定下来，避免工业项目无序占地。 12．(哈尔滨日报2006年01月26日)记者25日从市规划局获悉，哈尔滨市已全面启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试点工作，以促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有力推动哈尔滨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工作进程，目前已有20个村屯被列入首批规划项目。据市规划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初步确定了哈尔滨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规划基本思路：即以城乡统筹规划为主线，以老工业基地改造振兴、百姓安居乐业为工作重心，对郊区、都市圈和市域三个圈层实行分区分类指导，实行产业聚集、土地集约、人口集居、工业集群和居住区、工业区、养殖区、种植区、生态敏感区相对分离的规划政策，调整优化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目前已制订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试点工作方案》和一系列推进措施。三、作答要求

材料一街道两侧、楼前屋后、庭院里，一朵朵、一簇簇，千树海棠开得明艳、热烈，恍若一片片缤纷的云锦，汇聚成流动的花海，点亮了明媚春光……日前，F市广宁旅游区的千树海棠如期绽放，繁花似锦，甚是美丽。“这里的植物层次丰富，颜色各异，基本达到三季有花、四季有绿，大大提升了城市的颜值，让城市更加养眼。”F市城市管理局刘局长说。F市近年大力开展城市绿化，充满魅力的广宁旅游区就是F市城市绿化工作结出的一颗硕果。走在F市的大路上，如同穿行在露天的树木博物馆中，绿树成荫，不同的树木不断变换。当初在选择绿化树时，有人提议效仿某些地方，跨区域引进一些时髦的花木。“绿化是大家的事，要听取大家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刘局长说，城市管理局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征求民意，发现大部分人都主张种植乡土树木。“毕竟本乡本土的树木适应本地环境，容易成活，大家也有种植经验。”有网友留言说。城市管理局经过调研论证，因地制宜，在不同的街区种植不同的乡土树木。如今，F市的大道上银杏、海棠、白蜡等交错成林，庭院、公园及绿地内杨树、泡桐等茁壮成长。“有些地方盲目跟风，不尊重自然规律，跨区域种植一些时髦的花木，结果成活率很低，后续的管护费用也居高不下。”刘局长说，“而我们种植的这些乡土树木虽然很常见，但它们成活率高，能更有效地净化空气、减少噪音，为群众营造健康的生活环境。”白昼的喧嚣褪去，明月高悬，一簇簇花木摇曳在月色通透的天幕中，静谧的街道上氤氲着花木的芳香，花木掩映的城市显得如此美丽动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美丽永远伴随着这座城市。”市容园林服务中心工程师小张说。园林技术人员经过长期钻研已经形成一套适合本地的科学养护办法，可以做到通过修剪、保温等措施来调节开花时间，对树木的水肥管理也非常精细。小张说：“壮年树采取刺激生长的方式，高龄树采取治病加养生的模式，管护要因树而异。”F市栽植了很多丝木棉树，这些丝木棉美若彤云，照亮了城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丝木棉出现了树势衰弱、针叶发黄等现象。对此，市容园林服务中心进行数据监测和观察分析，通过树体杀菌、树洞填补、浇灌根系复壮液等一系列针对性的修复措施对丝木棉开展复壮，目前95%以上的丝木棉长势明显好转。“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绿化工作也要与时俱进。”小张信心满满地说。为更好地保护树木，F市开展树木调查登记工作，建立古树后备资源库，树龄50年以上的树木全部纳入古树后备资源库，实行挂牌管理，以古树的标准进行养护。F市还建立古树名木智慧云平台，融合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进行全程跟踪管理，不但可以随时调阅古树名木的档案资料、地理位置等信息，还可以对重点保护对象实时监测土壤养分、倾斜角度等，提升保护的科学性和精准性。“树木是一个城市的印记，特别是一些大树老树更是历史的见证者、讲述者，是不可再生的自然文化遗产。城市绿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把树木保护好，还要留住城市的文化记忆，彰显城市的文化个性。”刘局长说。F市正充分利用古树资源禀赋，打造一批“古树绿地”“古树公园”和森林康养示范基地，把城市的绿化工作和经济、文化融为一体，相得益彰。F市护城河公园是一座口袋公园，自今年初开放就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园。“河边凉爽，空气好，在这遛弯儿心情愉悦，每天傍晚到公园散步已经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位按时到护城河公园赏景“打卡”的市民说。公园以中式古典风格为主，构建多植物、多层次、多色彩的滨河绿色廊道。F市已经建设完成40多个这样的口袋公园，提升绿化面积80万平方米。这些公园集观赏、休闲、娱乐、科普等功能于一体，既是市民的会客厅，也是市民的运动场。这些公园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有效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提升了城市宜居品质。口袋公园的建设破解了城市绿化用地不足、城市边角空地改造难触及、大规模建设资金不足等问题，实现了土地资源的精准化利用。“建设口袋公园是一种节俭高效的绿化措施。这些公园建设成本不高，功能全面，能满足人们的多样需求。”刘局长说。天蓝水碧，四季红绿，漫步在F市大街小巷，满眼生机与活力，清新靓丽的城市景观为人们增添了幸福和惬意。“绿化，给城市带来美，这种美应该是一种大美。它不仅是表面的绿意盎然，还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丰富多样的、深沉久远的、亲切熟悉的、充满希望的……让人们因此爱上这座城市，乐于生活其中。”刘局长说。材料二H市以南山工业园区为试点，推出了工业社区的治理模式，将居民社区治理理念嵌入产业园区，延伸政务服务内容和触角，为企业和员工提供社区化服务。“作为工业社区，我们的工作跟着经济形势走。”南山工业社区党委书记老柯说。平日里，他带领社区工作人员学习经济知识，了解经济形势，个个都成了“市场通”。“原来一听到社区，总觉得跟企业无关，现在发现小社区有大本领。”某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的张经理说，张经理的公司曾遇到如何加快上市的难题，没想到社区专门组织了一场园区内科技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对接会，帮助其入选上市企业后备库。“工业社区已经从简单为职工衣食住行提供服务的配角，变成盘活园区资源、推动园区发展的主角之一。”张经理说，“有他们的暖心帮助，我们这些做企业的感到放心。”去年，南山工业社区还牵头建设电子平台“供应链超市”，承担起了供需信息播报、物流信息共享、降成本方案共通等功能。老柯最近就在忙两件事：一是与银行加强协调，建立一个5亿元规模的贷款资金池，用于缓解园区内企业资金压力；二是联系园区的售电公司，把百余家中小企业组织起来，共商如何降低用电成本。“‘供应链超市’以数字化赋能企业发展，搭建了园区内企业的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园区内成百上千家企业建立起‘内循环最小单元’。”老柯说。南山工业社区的职工文化活动中心不久前正式投入使用，宽敞的室外健身休闲区和多功能的室内教育休闲活动区解决了众多企业职工活动空间少的问题。每天晚上，篮球场、健身房、图书馆、咖啡吧里，都有职工前来享受丰富的夜间生活。“在这里，不管是职工子女入学入园，还是年轻人交友婚恋、技能培训，都有了充足的条件。”某公司的人事专员万女士感慨道，“社区化的生产生活环境，成了企业招聘、留人的一大亮点，职工们都安心在这里发展。”自从成为试点以来，南山工业社区的职工收入年均增速高于全市4.2个百分点。H市计划总结推广南山工业社区试点经验，拟将全市的产业园区都升级为配套完善、绿色智慧的工业社区，成为融产业园区、邻里中心、创意中心为一体的城市新形态。“不能因为是产业园区就只关注当前的生产效益，而忽视影响深远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发展就是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老柯说。材料三晚上7点，太阳的余热还没散去，晚霞将天空染成橘红色。一天劳作结束，村民们摇着蒲扇、拎着马扎，三步并作两步往东山文化广场涌去，想抢占个好位置。Y市地方戏剧团要来唱戏了，5天6场戏，比过年都热闹。虽然今晚的剧目，大家已经表演过很多次，轻车熟路了，但剧团团长老项还是和大家一大早就开始排练。他对每部戏的演出都非常认真，“要对得起观众，也要对得起自己”。这会儿，他正在后台换装，一层层戏服穿下来，还没登台，额头上已经沁出一层汗。“三伏天唱戏就像蒸桑拿。不过每次演出，一看到台下满满的戏迷，哪怕再累也浑身是劲。”他笑着说。晚上8点，好戏开场，慷慨激昂的唱腔让人听得过瘾。两个半小时的演出，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掌声。Y市是有名的“戏窝子”，这里的百姓爱看戏，不少村子都有古戏台。送戏下乡加上商演，市地方戏剧团一年要演出500多场，其中95%在农村。“我们要把最好的剧目、最精彩的演出送到乡间去，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好戏。”老项说。地方戏剧团是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轻骑兵，传承戏曲文化、服务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基层剧团的使命。不管酷暑三夏还是数九寒冬，不管是在剧院舞台还是山间僻壤，剧团演出都不惜力气，不打折扣。一年冬天，剧团演出当日突遇下大雪，演员们穿着单衣，台下只有十几个观众，大家一样认真唱到最后。多年下乡演出，剧团与广大戏迷结下深厚情谊。“每次下乡，乡亲们总是高接远送，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老项说。曾有一段时间，戏曲市场受到冲击，Y市地方戏剧团一场戏报价三五百元都没人看。主要演员有的调走，有的停薪留职，戏都没法排。后来，老项临危受命，成为戏剧团团长。在Y市政府的支持下，剧团招聘优秀演员，重新组建队伍。在老项看来，好剧目是剧团生存发展的命根子，必须排好戏、出精品。剧团精心恢复、移植优秀传统剧目，“继承传统戏，不能照葫芦画瓢，必须要让观众看到新东西。”老项说，“剧团对部分传统戏的唱词和情节进行了调整，让观众觉得更有意思，表演形式也融入了更多时尚元素，更符合年轻观众的口味了。”在改编《赵氏孤儿》时，剧团邀请了专业的灯光和舞美设计团队，这在当时的市级团里还是独一份。今年55岁的刘大姐是一名资深戏迷，每逢地方戏剧团来村里演出，她就带着小板凳找个最靠前的位置坐下来，一直看到散场才依依不舍地离开，Y市地方戏剧团这几年推出的一系列新作品让她耳目一新，不仅唱腔动人、表演唯美，而且大都演的是身边人、讲的是身边事，贴近生活，让她觉得自己既是看戏人，也是戏中人。“我们把许多生活中的道理搬上舞台，让老百姓看的是戏、悟的是理，为新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老项说，在新戏《鸡毛蒜皮》中，两户人家因为一点点小事闹矛盾，朴实机智的村民组长巧妙劝解，最终让两家人握手言和。戏演到哪里，就在哪里引起一连串会心的笑声。有一次演出结束后，当地的司法助理跑到后台对老项说：“这部戏编得太好了！这部戏演完，以后我们再去做工作，就会容易多了。”凭借这些戏，剧团的市场逐渐打开，演出收入大幅增加，实现了以戏养戏，剧团的处境得到极大改善，吸引力日益提高，很多年轻演员也在不断地表演过程中得到成长。“文化的传承与人才的培养息息相关。”老项说，“只有多推新人，剧团才能永葆活力。”小周现在是剧团的中坚力量。初中毕业后，小周考进艺校，他天生嗓子好，是唱戏的料，老项到艺校挑人，一下就选中了他。老项和剧团的老人精心调教小周，这些年，小周一路成长，获得了不少荣誉。现在，Y市地方戏剧团成员平均年龄不到40岁，年轻人逐渐挑起了大梁。“年轻人与年轻人更容易互相吸引。”老项发现，随着剧团里年轻人增多，舞台下年轻的观众多起来了，还有不少中小学生。每次演出，看着台上台下那么多年轻的面孔，老项就笑逐颜开，“地方戏要发展，不仅需要年轻演员，也需要年轻的观众啊。”为了顺应数字化潮流，实现戏曲传播的多元化，市地方戏剧团开通了网络直播，还定期发布短视频、推出直播访谈节目。这让一些演员得到了锻炼，学会了如何在网上表演，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53岁的老孟便是一名忠实粉丝。老孟年轻时离家闯荡，如今在网络直播间看家乡的地方戏成了他的精神依托，地方戏就是他和家乡的纽带，包含着家乡独特的地方文化，承载着人们的乡愁。材料四2020年，W市开始试点推进庭院经济，经过几年努力，庭院经济初显蓬勃之势。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脱贫地区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为评估庭院经济发展情况，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W市农业农村局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期间，深入W市乡村开展调研工作。以下是调研组成员小江的部分调研笔记内容。·陈村村民老陈因地制宜，把自家庭院重新装修，在家里开起农家乐。老陈：“我们这里是山区，风景好，而且山里的菜新鲜、地道、有特色，隔三岔五就有游客来山上游玩，顺便品尝我们的农家菜，都夸我们家的菜好。经常有客人提前打电话来，点名要吃我们家的炖鸡，现在政府鼓励发展庭院经济，我这房前屋后都种了菜，加工出来就能变现钱，庭院经济有赚头！有点可惜的是，家里的地方还是太小了，客人一多就没地方坐，种的菜也不够招待，有时候单凭家里的几口人也忙不过来。”·郭家村党支部书记老郭：“我们村算是找准了庭院经济的发展方向，就是在自家庭院加工软体沙发。现在我们村的软体沙发加工业已初具规模，村民们逐渐走上了一条致富的道路。这都是因为我们村有小章啊！他懂技术，也懂市场。”村民小章：“我以前在沿海一家沙发公司上班，回家过年时，正遇上郭书记在宣传庭院经济，我在外很多年，也想回家发展，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利用自家庭院干起软体沙发的加工。现在，我们通过网络把小庭院和大市场联系起来，在多家电商平台开设网店，也和直播带货的主播合作，每天订单有一百多单。”老郭：“我们村在自家庭院加工软体沙发的农户超过20家，不仅收益可观，还带动了近200名村民就业。周边村子的很多人纷纷前来取经，也准备从事沙发加工。”小章：“其实我们的市场是受限的，因为沙发的工艺技术、设计理念和款式风格一直在变化，而我们与市场前沿有些脱节，产品始终稍微滞后。很多人没有技术，也不懂市场，一窝蜂来学做沙发，这未必是件好事。”·赵村是一个有着300多年铁编加工历史的村庄，村里80%的人都有铁编手艺，但一直以来，铁编生产都是家庭作坊，自产自销，这导致村子的铁编产业一直走不出“庭院”。村党支部书记老赵带着铁编加工户代表到沿海发达地区考察学习。回来后，赵村成立了金属制品产业合作社。合作社有人专门负责采购原材料和推广产品，铁编加工户只需要按统一标准在自家庭院加工制作。老赵：“我们之前太局限于传统小农经济的思想。要面向市场！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小作坊创造大产业，去年一年，我们村铁编销售额突破了2亿元。现在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合作社的事情越来越多，资金往来也越来越复杂，我们没有经营大企业的经验，觉得还是很有压力。”·方沟村村民小方通过网络直播销售花卉。这些花卉都是她在自家庭院里种的，品种虽然比较少，但都是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小方：“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每天在自家小院直播推销花卉。我的客户主要是一些对新奇植物抱有好奇心的城市白领，她们一般不太在乎价格，主要看颜值。我还想扩大一些规模，但这些花卉成本很高，我的资金有限，经不起风险，后面再找机会吧。”·张店村党支部夏书记联系5户不在村里居住的村民召开协商会，与他们协商将院子流转给村里发展民宿。夏书记：“院子流转给村里发展民宿，我们把‘小’而‘散’的庭院打造出各自的特色，通过设计形成一个大旅馆。这样大家不仅获得租金和分红，还可以在民宿就业。”村民老韩：“之前隔壁石条村老江家办过民宿，开始红火过一阵子，后来因为激烈的同质化竞争，老江只能通过压低报价来吸引客户，可是报价降低了，服务品质也跟着降低了，无法吸引客户，最终陷入了恶性循环。”村民老张：“我觉得我们村现在这样子就很好，干干净净，又安静，顺其自然就行了。有的地方办民宿，一下子迎来很多客人，吵吵嚷嚷，还带来很多垃圾。”由于大家意见不一，协商会最后没有达成结果。“庭院经济有奔头，我们周围很多村都搞得红红火火，我们村没有搞不好的道理。”夏书记会后说，“浪头会不断起伏，但浪潮永远向前，只要我们沿着党指引的方向不懈努力，就一定能把村里的庭院经济搞起来。”材料五一大早，59岁的范大伯就把自家果园的梨运回家。家里，他的妻子正在分拣包装，屋里包装用的纸盒足有几百个。在M县焦洋镇范家塘村，梨农家多是如此繁忙。范大伯家距离远峰山不到200米。蓝天白云下，湖阔山美、碧树叠翠，村里的梨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茁壮生长。上世纪九十年代，范家塘村开始对远峰山的矿石进行挖掘开采。曾在矿山做机修工的范大伯记得，每次大风过后，庄稼都裹着一层灰，河里的鱼虾也不见了。2007年，矿山停止开采，留下裸露的山体。第二年，焦洋镇开始引进蜜梨，推广种植，果实品质却不尽如人意。山体裸露、水土流失影响水源质量；在3月、4月授粉关键期，风裹挟着粉尘袭来，蜜梨坐果率大受影响；有时，果园还会遭受山体滑坡带来的意外损失……多重因素下，产出的梨子颜色偏黄、色泽暗淡，平均每个重六七两，口感一般，鲜有人问津。2014年，M县统筹推进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美丽乡村建设。远峰山修复工程启动，通过锚索格构梁加固、植生袋覆绿、坡脚栽植树木、播撒草种等方式，被损毁的5万多平方米山体得以恢复，绿化植被面积增加近8万平方米。生活污水接管等一系列水环境综合整治举措相继落实，村里不规范畜禽养殖和散乱污企业被陆续关停。经过五年的整治，范家塘村水质达到Ⅱ类水标准，全村绿化面积达85%以上。生态好了，梨子变漂亮了，但口感的进一步提升还得依赖于种植技术的改良。村里这几年坚持有机种植，以菜饼、豆粕等为肥料改良土壤，用生物方式灭虫。范大伯在果树下养殖的7只鸡、4只鸭、2只鹅，可以吃草吃虫、提供新鲜禽蛋，粪肥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他算了一笔账：两亩梨树今年产梨共8000多斤，按每斤6元的售价，年销售5万余元、纯利润4万元左右。现在，这里的梨子颜色翠绿、色泽鲜亮，每个1斤左右，水分充足，平均甜度12度以上。“生态变好了，梨子从喝脏水到喝清水、从吹灰尘风到晒阳光浴，自然一年比一年漂亮、好吃。”范大伯说。据统计，截至目前，范家塘村蜜梨种植面积已经增加到600多亩，村里直接从事梨果产供销的人超过70%，从事与之相关产业的人超过90%，仅梨果经纪人就有35名。村里的产业规模上来了，村民们得到实惠，沟通起来也更方便。“以往，我们跟村民讲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村民们不理解，说生态好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现在，我们一跟村民说要使用有机肥，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大家就都积极响应起来。关系融洽了，对乡村治理、乡风文明也有好处，村里要做点什么事情方便多了。”范家塘村党总支范书记说。“我们从蜜梨品种中打磨出了‘焦洋翠梨’生态品牌，主打好山好水出好梨的概念，现在连原产地的蜜梨也用上了这个品牌。”M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保护科周科长说。2021年8月，这个品牌获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22年9月，为扩大品牌效应，M县举办了首届翠梨评比大赛，范大伯家的梨子一举夺冠。获奖的梨子中，有的超过2斤，有的甜度达到13.8度。2002年，范家塘村人均年收入不到8000元，村集体收入仅几万元；2021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8万元，村集体收入达到600万元；2022年全村出梨200余万斤、产值1200多万元。在范家塘村的带动下，全镇梨果产业年产值已超过1亿元，梨果业已发展为镇里乃至县里的重要特色产业之一。2022年4月，全省首宗附带“生态管养”土地在范家塘村出让，拍下该宗土地的九农文旅公司冯经理表示，这片生态管养地块将保留当前的田园水系和生态植被，能为后期打造主题田野乐园节约上百万元费用。“这次交易的最大亮点，就是把生态管养纳入资源配置环节，赋予地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有价’。”范书记介绍，“很多公司来投资，就是看中了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以及梨子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潜力。”梨子成为范家塘村招商引资的招牌，每年也吸引着数万游客前来。2023年4月梨花盛开的时候，焦洋镇在范家塘村举办了为期3天的梨花节，前来欣赏梨花的游客如潮水般涌动。大家一边徜徉在花海中，一边品尝着村里的特色美食，喜笑颜开，用手机留下了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范书记说：“这两年，随着游客的到来，村里还进一步细分产品类型，加工制作了梨子酒、梨膏糖等伴手礼，以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在他看来，范家塘村从“卖石头”，到“卖梨子”，再到“卖生态”，真正把弯路走直、窄路走宽了。

1.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发生于2004年12月26日UTC时间00:58:55(雅加达，曼谷当地时间07:58:55)。震央位于印尼苏门答腊以北的海底。当地地震局测量到的地震强度为6.8级，香港、中国大陆及美国量度到的强度则为里氏(芮氏，黎克特制)8.5至8.7级。其后香港天文台和美国全国地震情报中心分别修正强度为8.9级和9.0级。 这是自1964年阿拉斯加耶稣受难日地震以来最强的地震，也是1900年以来强度第四的地震。有数万人在地震引发的海啸中死亡，一些地区的海啸高达十多米(33英尺)。 事发地点位于旅游热点附近，加上正值圣诞节的旅游旺季，受灾地区众集了大量的本地居民和旅游者；很多旅客成了这次灾难的受害者。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席卷了印度洋沿岸地区，但在太平洋沿岸，只看到海平面的轻微起伏。 2．据路透社17日报道：斯里兰卡官员星期一称，由于他们在清理废墟时发现了更多的尸体，斯里兰卡在海啸中遇难的人数大幅上升。斯里兰卡遇难者人数增加了7275人， 斯里兰卡遇难总人数因此超过了38000人，这使印度洋海啸遇难人数增加至175458人。1月16日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也又发现了5000多具尸体。据美联社报道，印尼政府表示，到目前为止，尚有12132人失踪。另外，还有603518名居民流离失所。 3．新华网巴黎1月17日电：国际舆论认为，本次海啸灾难说明印度洋沿岸国家对灾难毫无准备，而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则不一样，在夏威夷就有一个国际海啸预警中心，一有动静，该中心就可通知各国有关当局。 然而国际海啸预警中心主任劳拉·孔女士认为，这种海啸预警系统在太平洋很有效，在印度洋却未必如此，因为它仍不能使离震中区最近的苏门答腊岛和泰国居民有足够时间逃离。法国国家地震研究中心专家安德烈·古彻也认为，印度洋有一个不利条件——海域面积太小，从地震发生到海浪扩展至海岸的时间太短，人们来不及作出反应。 4．2004年12月27日《新民晚报》报道：印度洋大海啸：天灾难道不能预防? 26日由地震引发的大海啸之所以造成巨大人员伤亡，无疑与灾害本身规模巨大、灾害发生异常突然和受灾地区人员密集三大客观因素密切相关。 据悉，目前，在太平洋沿岸，仅美国就在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建立了两个海啸预警中心，但在印度洋沿岸，竟然一个预警中心也没有。 美国地质调查局信息中心的专家帕森由此指出，这显然是因为印度洋很少出现海啸，从而使得印度洋沿岸国家减低了防范意识。由于震中在海底，波动传到海岸一般要20分钟到2个小时，如果组织得力，这段时间足够人们逃生了。 帕森还指出，由于印度洋沿岸国家没有预警机制，更造成了这些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分享信息时渠道不畅。以本次海啸为例，美国地质调查局在检测到地震后试图通知印度洋沿岸各国准备，可竟然无法找到与这些国家沟通的途径。 5．正当印度洋海啸灾难成为全球瞩目焦点之际，美国地质学家也提出警告指出，下一个沿海大地震很可能发生在美国西海岸，并在15分钟内卷起高达45米的巨大海啸。 美国著名地质专家麦肯诺(VickiMcConnell)在对国会议员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类似印度洋的海啸，绝对有可能发生在美国西海岸。如果从北加州至南加拿大海底的“卡斯卡迪亚隐没带”(Cascadiasubductionzone)发生强震，则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都会感受到地震。 6．(1)澳大利亚是全球最早踏人2005年的国家之一，悉尼的海边如常聚集大批群众，在璀璨烟火中迎接新年。为悼念印度洋大海啸的死难者，烟火表演时曾有短暂的间断，让人们默哀和祷告，大会也呼吁人们捐款。 (2)法国首都巴黎市政厅12月30日发表声明说，今年元旦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旁400棵树与协和广场的80根路灯灯竿装点黑纱，以悼念印度洋大地震和海啸中数以十万计的遇难者。 (3)瑞典、挪威、芬兰和德国计划在新年来临的一刻下半旗，悼念它们的众多死难者和失踪者。比利时则决定在从12月30日晚上开始的3天时间里下半旗志哀。 (4)1月11日，一座纪念海啸灾难的大型雪雕——《放灯》落户我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阳岛公园。作品展现的是水母游弋放灯的深海奇观，通过放走无数的灯笼，慰藉逝去的生灵，放飞心中的祝愿，祈祷亚洲人民平安幸福。 7．(1)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月12日宣布，截止到11日，联合国已收到国际社会为海啸受灾国提供的7.38亿美元援助，与安南秘书长日前呼吁的9.77亿美元已很接近。安南则发表声明呼吁各国早日兑现承诺的捐款。 (2)中国总理温家宝1月6日在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上说，中国将积极参与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东盟为主导的援助计划。中国政府响应联合国的呼吁，决定在已有承诺的基础上，再提供2000万美元，用于多边救援和重建。 (3)澳大利亚政府1月5日宣布，该国将向地震和海啸受灾国提供价值8.1亿美元的援助，超过德国的6.74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一捐助国。 (4)根据最新的统计，香港为南亚海啸灾难共筹得约七亿港元的赈灾款项，每人平均捐款约一百港元，是全球单一城市和人均捐款额之冠。香港社团领袖呼吁港人，应将延续赈灾的热心继续下去，并开阔视野，关怀周边的贫穷国家。 8．中新网1月3日电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派出的救援队利用“海鹰”直升机向苏门答腊岛受灾严重的亚齐省灾民运送紧急救援物资。与此同时，美国国内要求在亚洲重建良好政治声誉的呼声日益高涨。 英国《独立报》援引美国国内分析人士的话说，美国应该利用这次海啸创造的机会，在亚洲积极推行类似于对战后欧洲进行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积极参与灾后重建，改变这个地区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提高美国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形象。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1年的岁末，中国足坛新闻不断，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12月13日，已宣布退出中国足坛的广州吉利俱乐部以侵犯名誉权为由，一纸诉状递交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将中国足协告上法庭。而在此前，广州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退出足坛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曝中国足球'；黑哨'：的"案底"。浙江绿城俱乐部董事长宋卫平也在杭州再曝俱乐部贿赂足球裁判的内幕，一时间足坛沸沸扬扬。　　(2)据李书福讲，今年甲B联赛中，吉利俱乐部行贿裁判花了几十万元。宋卫平则称，给主场裁判6万元已成惯例，客场最多时"黑钱"可达到6位数。送钱大多要通过中间人，送了多少钱，给了什么人，对此我们都有记录，会在合适的时候，将收钱裁判的名单公布。李书福更放言道："牺牲我一个，清白了中国足球，这个代价值得。该我进监狱就进监狱，枪毙也不怕。"浙江省体育局长陈培德也称，手中掌握有涉及具体受贿人的材料。　　(3)对于吉利、绿城俱乐部的举动，中国足协在2001年12月19日正式表态，其新闻官董华称：欢迎甲级俱乐部、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对足球界违规违纪问题进行监督举报，对于属于违法违纪的行为，都要依法进行严肃处理。同时，足协裁判办公室主任李东升认为："裁判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有其自己的监督机制和处理办法。"但对这些"标的"达6位数的"黑哨"风波，迄今为止并没有见到司法机关做出任何具体的动作。　　(4)足球俱乐部贿赂裁判，裁判收"黑钱"问题决非空穴来风。最近几年，时不时见诸报端，但都没有像这次说得如此详细，让人震惊。对如何处理足坛"黑哨"问题，法律界有不同的观点。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教授认为，虽然这样的足球"黑幕"屡禁不止，但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足球裁判受贿的罪名不能成立。他指出，在我们犯罪构成理论中，只有两类人可以构成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一种是国家工作人员，另一种是涉及商业贿赂行为的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足球裁判从事裁判活动只是业余工作，他们甚至和足协都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上述两类犯罪主体范畴，所以，裁判收"黑钱"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法律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他承认，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个"漏洞"，但在刑法修改前，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院不能以任何罪名判决裁判员。　　(5)对此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韩玉胜教授则认为：中国足协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行业性管理机构，虽然足协本身并不是国家机关，但受国家体育总局的委托管理全国的足球行业。而足球行业是一项产业，具有企业的属性。足协通过考核认定某些人具有裁判资格，并对这些裁判进行必要的培训和管理。当足协指派其中的某几个人担任某场比赛的裁判时，这些人并不是以个人的名义在执法，而是受足协的委托对比赛进行仲裁。　　(6)因此裁判也就是足球这一特殊企业的工作人员，按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此，对裁判可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两位律师也对记者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北京天铎律师事务所阎欣律师认为，裁判人员在正式比赛期间的身份有准公务人员的性质。一些体育裁判虽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但其是受国家或地方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委托(指派)或受政府体育部门管理的体育行业组织的委托(指派)担任裁判或维护竞技体育的正常秩序，裁判是对委托指派机构和规则负责，其执行裁判任务时的身份具有准公务人员的性质。　　(8)裁判人员是国家或地方政府体育管理部门的干部，在裁判工作中受贿偏袒一方，可按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定罪量刑，裁判人员如是国立学校或国家事业单位的教师或工作人员受聘担任裁判工作，发生上述违法受贿行为也可按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处罚。　　(9)而且，裁判人员的裁判行为是准公务行为。裁判人员与体育俱乐部经营人员不同。后者管理俱乐部的行为是商务行为。而裁判人员的裁判行为类似行政执法行为，它是管理体育市场或管理体育比赛秩序的准公务行为。　　(10)因此，对当前裁判人员在比赛裁判工作接受黑钱、吹黑哨、操纵比赛结果的行为在刑法没有直接规定罪名的情况下，也可按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11)北京时代律师所战宁律师则认为，如果吉利、绿城俱乐部所说的是事实的话，无论行贿还是受贿，无疑都有恶劣的社会影响，损害了公众利益，是一种犯罪行为。因此，无论是俱乐部的当事人，还是司法机关、中国足协，都有义务把案情查清，打击犯罪。作为俱乐部，要主动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作为公诉案件，公安、检察等司法机关有责任主动介，调查取证；而中国足协，作为行业主管部门也要主动报案，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对裁判收黑钱，在刑法中，如果没有恰当的罪名，一方面可以在修改刑法时增加相应的条款；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总之，我们不能漠视犯罪，纵容犯罪。　　(12)对于足坛存在的"黑幕"现象，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是难辞其咎的。从一些足协官员言谈话语中，人们分明可以看出在他们的头脑中，"行规"似乎高于法律，而不管这些"行规"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完善。事实上，也正是这些疏漏颇多的"行规"害了中国足球，影响了对足坛"黑幕"的查处，阻碍了中国足坛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有人认为，查处裁判收黑钱、打假球等足坛"黑幕"，会影响中国足球的发展，影响表面繁荣的"球市"。这恐怕是杞人忧天。试想，如果一个俱乐部的主要精力不放在如何提高运动队技战术水平、培养青少年队员身上，而是把大量钱财物用来贿赂裁判，搞幕后交易，中国足球的水平如何能真正提高，达到质的飞跃?韩玉胜教授说，看一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挖出多少经济犯罪的蛀虫，其中有很多是曾经风光一时的各级领导干部、企业家，但是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并没有因为惩处这些经济犯罪分子而受到影响，中国足球也不会因为惩治几个害群之马而停滞甚至倒退。相反，根除依附在中国足球身上的少数毒瘤，必将使中国足球更健康迅速地发展。　　(13)其实，惩治足坛黑幕，国外早已有成功的经验。德国、法国、意大利这些足球职业联赛发达的国家，都有一整套较完善的制度，一旦涉及"黑幕"问题，司法机关介入迅速，查处力度大，构成犯罪的球员、俱乐部老板，坐牢的时有所见。我国的香港地区前些年为了查处球员赌球案，当时的廉政公署都有介入。这次吉利、绿城俱乐部的董事长表示愿意拿出证据，甚至不怕坐牢，勇气可嘉，但愿这次不再是只是"私了"。　　(14)民心可用，法律不可违。中国足球如果不痛下决心，割去身上的毒瘤，则无法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拿出勇气，这有待于足球俱乐部、中国足协、司法机关的共同努力，有待于所有关心中国足球事业的媒体和公众的有力监督，只有这样才会促进中国足球事业朝气蓬勃健康地发展。　　(15)国内外法律有关贿赂罪的规定：　　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国刑法典第四百三十二条十一款：行使公安司法权力的人、负责公共事业服务任务的人或者由公众选举受任职务的人，索要或无权而同意、认可直接或间接给予奉送、许诺、赠礼、馈赠或其他任何好处，以期实现下列目的的，处 10年监禁和100万法郎罚金；　　1、完成或放弃完成属于其职务、任务或委任权限范围的行为或者可由其职务、任务或委任权限提供方便之行为；　　2、滥用其实际影响或设定的影响，以图指使他人从权力机关或公共行政部门取得有别于人的礼遇、工作职位、市场或其他任何有利于己之决定。　　德国刑法典第三百三十一条(受贿)：　　1、公务员或从事特别公务的人员，以现在或将来职务上的行为为代价而要求、期约或收受他人利益的，处二年以下监禁，或处罚金。　　2、法官或仲裁人，以现在或将来职务上的行为为代价而要求、期约或收受他人利益的，处三年以下监禁，或处罚金。　　韩国刑法典第一百二十九条(受贿、事前受贿)：　　公务员或者仲裁人，收受、索取或者约定与职务有关的贿赂的，处五年以下劳役或者十年以下停止资格。　　日本刑法典第一百九十七条之三：公务员或仲裁员，关于其职务实施不正当行为或不实施应当实施的行为，收受、要求或约定贿赂，是受贿罪。　　美国刑法将受贿者分为三类情况：　　1、公务贿赂的受贿者是：　　(1)政府任何官员，代理人，或者雇员；(2)竞选中的投票人；(3)陪审团成员；(4)证人。　　2、准公务贿赂的受贿者是：　　(1)公立事业机构中的官员或雇员；(2)立法小组、政治性例会或有公职候选人提名权的政治性集会的办事人员；(3)劳工组织的代表。　　3、职业性贿赂的受贿者是：　　(1)一个公司或商店的雇员可能成为批发商或其他人的受贿人；(2)体育运动、竞技比赛等活动中的职业的或业余的运动员和裁判人员也可能成为受贿人。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2006年2月5日是北京“大学生村官”报名的第一天，截至昨天17点，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的人数接近200人。工作人员表示，报名的热烈程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据北京晨报报道，京外高校北京生源毕业生的报名共有4天，北京地区高校的报名者会更多。 据报道，北京“大学生村官”今年招收2000人。昨日的报名对象是京外高校的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 今年北京市将招聘2000名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对象是2006 届北京生源毕业生和北京地区普高非京生源本科以上毕业生。 从5日起到2月8日，北京市人事局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开始接受京外高校北京生源毕业生报名。 2．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一提起13名女大学生“村官”，老少皆知。在该镇下属的13个村里，每个村都有一名女大学生担任村干部，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23岁，既有在本省获得学士学位的本科生，也有从外地大学毕业后回到河南的大学生。 今年28岁的陈晓珂，原来在平顶山市做医药销售工作，收入颇丰。去年3月，听说市委选派大学生“村官”，她抱着刚刚出生6个月的孩子，来到闹店镇周营村担任村主任助理，过上两地分居的生活。 “对农村的贫穷，我印象太深刻了。年轻人对城市生活都很留恋，我也不例外。但一想到农村人才都流向城市，农村会越来越落后，我就觉得应该为农村发展做点事情。”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陈晓珂，一到村里就走家串户，了解村民的想法和实际困难，她从网上下载了科技种植资料，教村民种植食用菌，推广生态养殖，还在村里推广沼气池，解决村民的燃料问题。现在，村民的收入都比一年前有了明显增长。 与其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的12位女“村官”相比，城市姑娘叶青青来到农村，更需要勇气。这位2003年从湖北荆门职业技术学院电气专业毕业，又专门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法律专业的漂亮姑娘告诉记者：“我从小一直没吃过苦，也不知道农村有多苦。我是在父母的鼓励下，决定到农村锻炼的。我想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尽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对农村情况不熟悉的叶青青，刚到闹店镇刘集村任党支部副书记，就遇上村里为修建香石线高速路要动员部分村民拆迁的事。她知难而进，挨家挨户做解释工作，帮助村民消除顾虑，最终凭着以心换心的真诚赢得村民的信任和理解。 “女‘村官’工作细，善于发现问题，能及时找到问题症结，处理问题快。她们吃住在农村，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平顶山市委书记邓永俭这样评价这些女“村官”。 女“村官”为村民办实事，很快得到村民们的肯定和拥护。13名女大学生“村官”中的李爱玲，5月16日在闹店镇洼李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以924票 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得票率为91.8%，成为平顶山市目前惟一当选村 委会主任的女大学生。她还被团平顶山市委授予“平顶山新长征突击手”荣誉 称号。 其实，像李爱玲、叶青青、陈晓珂一样到农村的大学生，在河南省还有很多。从2002年起，为开辟大学毕业生就业新渠道，优化农村干部队伍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河南省先后在鹤壁市、平顶山市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 的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平顶山市2003年公开选拔了958名大学生“村官”到农村任 职，2004年又选拔1100名大学生“村官”，将于近日分派入村。在平顶山10个县(市、区)中，目前已有5个县(市、区)实现村村有大学生“村官”。平顶山 市委决定用3年时间使全市2628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都有1名大学生“村官”。 鹤壁市877个行政村，目前已有898名大学生“村官”分别在814个行政村任职，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2.8%。此外，商丘、驻马店等市也在积极实施大学 生“村官”计划。 据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介绍，河南省大学生“村官”的选拔标准，确定为 “年龄在35岁以下，．党政群机关、企事业单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工作人员或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以上毕业生，热爱农村工作，有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热情和信心，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务实，吃苦耐劳，乐于奉献。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给社会上一批有志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目前，河南省选拔的大学生”村官“中，大约有40%来自市、区、县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在职人员；60%左右是近几年大学毕业或通过自学取得学历后自谋职业 的灵活就业者，下乡当”村官“成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选择。 3．2006年山东将选调1000名优秀大学生到农村工作! 省教育厅公布了一则让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心动的消息：有关部门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选调10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省内各地农村工作。 据了解，选拔出的硕士生和本科生将全部到乡镇一级政府工作，担任乡镇长助理。而博士研究生在基层对口部门挂职锻炼一年后，将有机会被安排到市直综合部门工作。 4．石家庄市最近启动了”大学生村官“工程：积极创造工作条件，解除后顾之忧，吸引选拔年纪轻、素质高、能力强的大学生回本村担任村官，在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行动中建功立业。 5．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干部选拔难以走出”乡村“的圈子，村干部多数知识更新不快，缺少创新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后劲不足。针对这种现状，东海县大胆突破村级干部选用的常规模式，打破地域界限，提高学历层次，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从2002年开始，该县面向社会分四批公开选拔70名大中专毕业生到村任职。 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目前，全球艾滋病流行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我国艾滋病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艾滋病实际感染者估计超过100万人，这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　　2．目前，在中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中，10%是16～19岁的青少年，三分之二以上是20～29岁的青年人。青少年占性病、艾滋病感染者的一半以上，青少年预防艾滋病教育显得日益紧迫。　　3．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新措施不断出台，由红十字会在云南开展的艾滋病预防项目也已经取得很多的经验，然而，对于人口众多、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来说，阻遏艾滋病的城墙仍然显得异常薄弱。这首先体现在对民众的教育远远不足以应付艾滋病传播的快速和隐蔽。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一个简单的例子恐怕就足以说明问题。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直至2002年，中国才有了第一部艾滋病科教片。在不少农村地区，人们不是“谈艾色变”，就是普遍的“艾盲”，这种状况导致艾滋病首先选择农村地区作为“突破口”，造成了“高度聚集灶状分布”的现实。如果不加快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艾滋病就会成为游荡在无知人群中的瘟疫，而预防艾滋病也将无从谈起。此外，由于存在着观念分歧，一些部门对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不够重视，或者有意忽略。由于对性产业人群的监控、引导、教育不够有力，艾滋病已经开始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如果不能及时解放思想、突破观念屏障，就难以及时斩断艾滋病的性传播路径，更多心存侥幸的人将有可能被艾滋病所捕获。　　4．2002年10月14日，卫生部通报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2002年上半年，我国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16.7%，虽然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估计累计感染总人数已增长到近100万人。据分析，目前我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68%，经采血(血浆)途径感染人数占9.7%。此外，经性接触感染人数占7.2%，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占1.5%，母婴传播占0.2%，尚有 13.4%传播途径不详。　　5．艾滋病在亚洲的肆虐已经有过可怕的先例。1990年，印度医生吉拉达预言，在世纪之交，印度有可能成为艾滋病的堡垒。当时，他的预言不仅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遭到普遍的嘲笑。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去了五年的时间，艾滋病就开始以爆炸般的速度在印度蔓延，艾滋病感染者的数量蹿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6．2002年10月17日，四川省首起公共娱乐场所负责人艾滋病专业培训班开课。 100多家省、市级公共娱乐场所的负责人成了首批学员。据了解，为期两天的培训，将对学员进行艾滋病相关政策、基本知识、流行现状、危害及防治措施等方面的培训。培训完后，省卫生防疫站还将制定《共同守则》，要求各企业遵照执行。娱乐场所负责人接受培训后，将其服务从业人员进行再培训，以此让整个公共娱乐场所的狙击艾滋病行动也能“星火燎原”。　　7．2002年9月，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宣布：要在中国4个城市的娱乐场所进行100%地使用安全套的试点工作。这种做法通行全世界，并在泰国、柬埔寨等高危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抑制效果。在上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澳大利亚大会)上，仅就在娱乐场所推广全部使用安全套的问题，柬埔寨代表就被邀请做了38场报告。　　8．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在我国中部一些地区 1995年前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了艾滋病的传播。感染者多以村为单位呈高度聚集灶状分布，重点村庄供血浆人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般为10%至20%，最高达60%。由于感染的时间和地域比较集中，根据艾滋病的发病规律，这些地区艾滋病集中的发病和死亡高峰正在出现，其中主要是青壮年。　　9．经过中国政府的多年努力，进口。艾滋病药物的价格近年来不断降低，但目前仍维持在每人每年3万元左右，对众多患者，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病人来说是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根据卫生部的数据，中国目前有至少85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但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专家曹韵贞说，目前能接受“鸡尾酒疗法”的只有300人到 500人。　　10．上海迪赛诺制药公司2002年10月13日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该公司生产去羟肌苷和司他呋啶两种抗艾滋病药物。另两种药物齐多呋啶和奈韦拉平也在审批中。现在全球已开发出包括这4种药物在内的10多种抗艾滋病药物，用其中几种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即俗称的“鸡尾酒疗法”，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案。这4种药物可组成两组“鸡尾酒疗法”的联合用药，价格约为每人每年3000元左右，是目前使用进口药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迪赛诺公司表示将于年内开始大规模的药物生产，预计产量能满足50万患者的需要。事实上，迪赛诺并非中国惟一开始仿制抗艾滋病药物的企业。国家药监局已批准东北制药总厂生产齐多呋啶，而正在申请生产齐多呋啶、司他呋啶和奈韦拉平的企业已有10多家。　　11．据《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市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行动规划(2002- 2010年)》出台。《规划》要求，从2002年起，对全市所有临床用血实行艾滋病病毒检测。临床用血要全部由合法的采供血机构提供，单采血浆站机采原料血浆率要达到 100%，完全阻断艾滋病病毒经血液、血制品等传播。《规划》要求，到2003年，哈尔滨市70%的县级以上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中医医院等医疗机构，要能够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预防保健服务，85%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能够为性病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预防保健服务；建立输血风险和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职业意外感染保险机制；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等。　　12．黑龙江省在全国属艾滋病低感染区，但近年来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明显增多。哈尔滨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全省最多，且有死亡病例发生。近年来，哈尔滨市性病报告发病率呈持续增长趋势。　　13．为了遏制艾滋病的流行，国务院已建立了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各地卫生部门加大了宣传教育力度，并在高危人群中开展行为干预。目前，全国已经有22个省在11类高危人群中设立了600多个干预试点。中央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每年1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2001年，国家投资12.5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投入，新建和改建血站、血库459个，并对全国采供血机构进行全员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用。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4年1月9日，上海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上海世博中心隆重举行。市长杨雄说，过去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我们牢牢把握着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成了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而要做好今年工作，关键还是要加强政府改革建设，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 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政府服务管理工作。面对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为保持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充分证明我国政府服务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 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的主要内容就是按照“两高、两少、两尊重”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市场导向、需求导向，推进简政放权，加强管理创新，提高治理能力，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活力。 2．加强和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是适应我国发展新特征新变化的时代课题。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日新月异，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社会转型犹未完成，社会活力蓬勃进发，新老矛盾叠加交织。我们用三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道路，也让西方国家百年来不同阶段产生的矛盾在我国短期内集中呈现。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任务之重、挑战之大、难度之高，举世罕有。这就迫切要求我们的政府服务管理，必须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服务管理体系。 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途径。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领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特别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在封闭半封闭环境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全方位、根本性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愿望日益强烈，这些都给政府服务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解决不好，必将影响甚至干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这就迫切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始终牢记执政为民的思想，妥善处理好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在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中不断增强执政能力。 3．为了社会和谐平稳的发展，中央政府在推进政府管理改革和创新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修订了《国务院工作规则》，提出加强行政监督、推进依法行政、实行科学民主决策；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政府依法管理的目标和要求；采取各项措施积极推进《公务员法》的贯彻实施，大力推进公务员制度的创新。中央政府在自身管理和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也为地方政府在加强自身和积极创新管理方式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方向。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在管理创新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讨，如珠海市的“万人评政府”、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重庆市城口县镇长直选等案例。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开始，我们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的认识日益深刻，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容逐步明确，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公共文化、就业服务、人口计生、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等方面。基于此，在政府服务建设实践上，创新政府在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扩大就业、公共安全、社会保障和保护弱势群体等方面的管理方式，是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动力来源。近年来，北京、上海、深圳、无锡、青岛、厦门等地方政府尝试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涉及的项目有环卫、城市绿地养护、城市照明、养老、扶贫、社区服务等。这种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途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多样化的政府服务方式，使得非政府组织(NGO)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服务建设中来，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是探索公共服务供给的政社合作机制的良好开端。加强和创新政府服务方式，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4．近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出台了一些管理制度创新的方案，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其力度还是远远不够的。任何管理制度创新的驱动力都来自各方面利益的博弈，地方政府领导者往往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而非深入民众采纳民意。而且地方政府经常把握不住合理的创新时机并不能构建创新制度的多元分布，在创新过程中经常出现主观随意性或者只顾眼前利益。创新也意味着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对于一心求稳的当代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在实际行政过程中，缺乏对自己地区特色的融入，为了规避风险，常以观望态度对待，从而错过了制度创新的最佳时机。 通过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改革，我国政府在创新管理方式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当代我国政府管理方式尚不足以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的实现要求更高的适应时代的管理方式。因此我国政府管理水平的提高无法掩饰其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其与当今社会发展的不相适应、甚或说是滞后。加强和创新政府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政府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深入推进政府管理方式的创新，关键在领导，重心在基层，根本在落实。 5．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一项政治改革的重要措施，将会涉及各方面利益和权力的调整，这不仅涉及经济利益的调整，也牵扯到广大群众权利和价值以及文化观念的调整。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政府包办式管理痕迹较重，虽然经过多年市场经济的成功转轨，但依然未能达到市场行业主体有效管理运行的目标。政府的服务意识不强，深受传统官场文化的影响，地方政府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官本位”思想，在管理中把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成了特权。依法行政观念淡薄，人治氛围浓厚，政务公开的透明度不高，公开性不够，各地方政府执行标准及程序不一，政府公信度差；缺乏相应的责任意识，在管理过程中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涉及利益就一哄而上，涉及责任就相互推诿；缺乏科学的法律、法规、规章的约束，在行政过程中工作人员以强势政府姿态来处理问题较多，有时甚至不惜牺牲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同时政府工作效率较低，角色定位过于复杂。创新管理方式从观念上讲还处于落后的阶段，这也直接影响到政府决策的成果和意义。 6．2013年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的第五个年头。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就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国务院常务会议三次讨论审议政府信息公开议题，国务院办公厅先后两次印发文件推动此项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政府微博、微信应运而生，政府管理技术水平面临考验。 在现阶段，政府管理方式创新主要是指政府将现代通信和电子信息技术运用到实际政务中来，即所谓的电子政务。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开展的电子政务处理政府管理工作，是以用户为中心、以便民为目的的政务形式，可以使公众能快捷方便地了解政府管理和运作并参与其中，而有些政府工作人员由于各方面的顾虑和利益，把所掌握的公共信息视为保护其利益的法宝，千方百计地阻挠电子政务的正常展开。政府创新管理方式的实际投入过程中，硬件建设强大、但软件建设明显薄弱的现象时有发生，现有的软件作者和政府缺乏足够的沟通，不能真正理解政府的实际需求，开发出的软件不能紧跟政府需求的变化，软件设计与地方政府先进的硬件不配套。政府管理方式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政府部门甚至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协调均衡发展来实现，而目前我国政府下面的各行政职能部门在建立网络系统的过程中缺少部门之间的资源信息整合，无法形成部门之间协同办公的环境，不同部门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因此目前政府的电子政务建设还停留在低水平重复浪费的基础之上。 7．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在企业管理中不断地更新换代，并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壮大。然而政府在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上几乎固守着几十年前的状况，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文件文书的传递，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会议等。这些手段和方法已无法适应当今复杂多元的社会。近年来，我们虽然在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方面进行了许多新的尝试，比如引进企业的管理方法、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等。但是这种强制性的移植在内部机制没有真正改变的情况下得到的总是形式大于实质，最后免不了沦为装点门面的饰品。管理手段和方法的落后直接导致了政府管理目标难以实现，政府价值标准的异化。 8．“城管来了!”北京市万寿路附近，几个正在路边卖大白菜的菜农开车就逃。“别跑，不扣车。”城管执法人员忙上前递一张“导卖卡”，卡上写着：为了不影响市容环境和交通，方便居民购买白菜，城管部门已与六建社区居委会取得联系，请您到社区定点销售。随后3名菜农被引导进入六建社区内。这是海淀城管大队针对大白菜销售旺季，推出的管理新措施。该举措凸显出由“堵”到“疏”的管理理念的转变，兼顾菜农的利益，满足了市民的生活需要。 “如今，社区便民服务站真方便，原来办个残疾证要跑很多趟，去很多地方，经过多个部门的层层审批。现在只需到家门口的社区提交相关材料，就可以回家等着领取证件了。”离开莲湖区红光社区便民服务站，残疾人马师傅满脸喜悦。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莲湖区建立以区政务中心为主导、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为依托、社区服务站为基础的三级政务服务网络，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区的“15分钟政务服务圈”，一般事项出门不到15分钟就能办理。 2007年，D市率先成立了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局。D市目前各个镇都有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局下属机构，帮助新居民在D市生活发展。同时，新居民在D市可以参政议政。D市目前600万人有医保，其中大部分是新居民，其社会保障与本地人一致，D市的中小学中，外来人口子女多于本地人口子女。D市各镇街、村(社区)有32个外来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和621个服务站，初步形成了党委、政府领导，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局牵头，各职能部门配合，各镇街、村(社区)抓落实的外来人口服务管理格局。D市还以落实经费保障为重点，制定市、镇、村三级经费保障制度，将外来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所需经费纳入市镇两级财政预算，从根本上杜绝因运作经费不足而导致的乱收费、乱执法等问题。 9．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引入了国际上通行的“公共管理”概念，这是一项重大突破。由传统行政管理向现代公共管理的转变，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公共管理的核心和本质就是服务型政府，这一思路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加快开放和经济结构大调整时期，由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的演化，大力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显得尤为必要。 在国务院全国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指出，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政府工作重点放在“保基本”上，在非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作用。必要的行政审批也必须规范，防止滋生腐败，做到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透明、制约有效、权责分明。要腾出更多精力抓大事、议长远、谋全局，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硬任务。 10．社会的运行、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都需要体制的保障和推动。然而，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为了保证政府公职人员的待遇和部门办公开支，往往对下属部门“给政策不给钱”，甚至鼓励部门创收，致使一些政府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把正常的政府服务变成有偿服务，甚至出现了凡是可以收费的职能即被强化，凡是难以收费的职能即被弱化的现象。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管理的主要模式，单位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而设立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以行政性、封闭性、单一性为特征。单位制的形成具有历史背景，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但也带来了制度性的后果，造成了总体性社会和依赖性人格。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变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流动也迅速加剧，导致单位制渐渐走上崩溃的边缘，失去历史的舞台。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长期维持，政府是全能主义的政府，社会的力量非常薄弱。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得到了成长的机会，但是政府权力依然过大，包揽公共事务过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缺乏社会认同，而社区也难以发育。严重滞后的社会管理，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改革社会管理体制，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加强群众自治组织，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11．“官本位”以官为本，“官本位”引发的价值观念是官至上。既然官的权力是由其官位确定的，他的社会作用、个人的名誉、财富，也都取决于其官位。而且，官场上又有许多礼仪严格地按照官位来规定官僚的等级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久而久之，不仅在官场，而且在广大民众中，也形成了官至上的观念。官员们的荣华富贵也就成了尊官、敬官的价值观。官位成了荣耀、权力等等的综合体现和代名词，比如服务工作标准要求过低，应付了事；服务态度很难持久，忽冷忽热；缺乏长期打算，盼望早日换岗；等等。工作理念的一般化，必然导致服务效果的一般化。 在现实生活中，“官本位”还有一定的影响，有些领导干部没有摆正党的领导地位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关系，居功自傲、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群众的主人。有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有的玩忽职守、敷衍塞责，视人民的生命财产如儿戏；有的铺张浪费，奢侈挥霍；有的欺上瞒下，虚报浮夸；还有的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加重群众负担；等等。 12．李克强总理深知“时难得而易失”。正如一些论者所言，中国的经济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正在与时间赛跑。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难以长期保持，而过去积累的风险和结构问题迟早要解决。李克强抓住当前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这一难得契机，统筹施策，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扩大有效需求。国务院出台了新政策，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对政府管理和服务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逐步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的迫切需要；是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加快服务业发展、扩大服务业开放、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举措；对于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激发经济社会活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2013年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将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为社会公共服务的事项，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来完成，并根据社会组织或市场机构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评估后支付服务费用。这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2013年9月26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各级政府要拟定购买服务目录，严格资金管理，把有限的资金用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严禁转包行为，逐步形成“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门牵头，民政、工商管理以及行业主管部门协同，职能部门履职，监督部门保障”的工作机制。 13．《中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报告》对中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实践探索进行了梳理，同时指出了中国在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在购买社会服务方面缺乏相应完善的法律体系，购买服务的财政资金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大部分地方没有专项的科目，资金来源不稳定，严重制约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工作。同时在购买标准上不够清晰，存在权责划分模糊等亟须改善的问题。 报告还认为，由于需求评估的缺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出现错位。政策设计中存在“一刀切”的现象，没有根据具体情况购买适宜的服务，购买之前没有经过充分需求评估，导致资金浪费。 报告甚至提醒，政府因为管理观念落后，不信任社会组织的能力，可能导致购买服务时出现购买行为“内部化”现象，使得社会组织无形中演变为政府部门的延伸。所谓“内部化”，是指一些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有着深厚关系，加上其主管部门还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在申请中拥有绝对的优势，挤压其他社会组织的生存。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项目上能力的确有限。因为起步晚，其管理和运作能力大都偏弱。广东省政协社法委的调研报告指出，大部分社会组织得不到政府职能部门的购买服务，如某一成立十年的5A级行业协会至今仍未能接到一单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 14．在市场机制日益深入的情况下，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逐渐凸显，这就在客观上提出了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重新配置政府职能的问题，其中，处理好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服务管理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最为关键。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服务管理制度创新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政府职能的转变要以政府创新为前提，通过政府创新来推动职能转变；而政府创新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根本手段，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实现政府创新性，动态趋势和静态形态的政府职能变革分析框架，从而为各级政府转变职能的实践及公共服务的治道变革提供启示和有益借鉴，并进一步深化对政府管理服务方式变革过程中制度创新意义的认识。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近日，不断有网民在网上发帖“有图有真相”地讲述各自城市因暴雨发生严重内涝的情况，这些网帖显示：以往鲜亮的城市在瞬间变成“水城”，交通中断、出行不便、财产损失，各种问题逐步显现，暴露了一个个看似实现了“现代化”的城市在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等方面的严重落后，这也让一度埋在地下的城市排水系统问题浮出水面。 据气象部门介绍，从当日凌晨1时开始到晚上7时，武汉当日降水量达193毫米，相当于15个东湖的水，单日降水量创下1998年以来13年间的最高记录。滞水让武汉城市交通几近瘫痪，中心城区多处变成汪洋一片，车道成“河道”，据武汉市公安交管局介绍，全市绝大多数地方水深都在40厘米以上，10余条公交停运，天河机场临时关闭1小时…… 近年来，从南到北，全国多数城市频繁被暴雨袭击，且一旦遭遇强暴雨袭击，就会引发严重内涝，可说是“逢雨必涝，遇涝则瘫”。暴雨淹城的景象不断上演，不少城市管理者也“发誓”解决城市内涝问题。虽然多个省市已经开展了治理内涝的综合举措，但每到雨季，内涝现象依然在延续。2014年6月，湖南凤凰古城经过沱江水一路咆哮，有19.6万人受灾、40余处文物古建筑受浸泡，沙湾东关门、天王庙围墙出现坍塌。7月16日，贵阳城区则内涝严重，多条街道成“泽国”，黔灵山公园大门、鸿通城附近地下通道等积水甚深，著名景点甲秀楼陷入孤岛，风靡全球的“大黄鸭”在贵阳市南明河被洪水冲走，市民出行受阻。同样在当日，北京暴雨导致立交桥下积水，许多车主车辆被淹。 资料2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重光告诉记者，城市地下建设与地上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事。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重要。但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关系却被颠倒了过来。“首先是城市整体规划不够科学，没有长远科学的预期判断。”杨重光说，在城市规划上，地上建设与地下建设怎么能够相互匹配与适应，城市内部与外部如何协调，有很多具体细致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但这些年，我国城市发展思路有不小的偏差，各地都更看重地上建设，认为可以直接带来城市外表的提升，对地下建设重视不够。 在杨重光看来，城市地下系统建设是公益性质的，不像地上的房地产开发可以盈利，很难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地下建设完全需要政府投入，但各地投入都不够。不仅如此，各个城市的地面都被大面积硬化，导致城市地面的渗水能力越来越差，结果就是一下雨就内涝。有数据显示，北京超过80%的路面被混凝土、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雨水根本无法渗透。 类似的观点来自市政问题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他告诉记者，我国城市普遍存在排水系统建设滞后问题，城市在迅速地大规模发展，但却没有能够与之相适应的排水系统。“在国内，排水管沟直径超过3米的几乎没有。而在一些国家，排水管沟可以跑汽车。”徐宗威说，地下系统的建设看不到形象，对城市外观的改变没有贡献，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样的观念造成了现在的结果，各个城市都在建设高楼大厦，但地下系统建设却裹足不前。 在徐宗威看来，尽管城市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造成了城市内涝，但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城市规划。“城市太大不仅带来排水问题，还会带来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病。但我国城市却争先恐后地朝‘大’发展。”徐宗威说。城市太大，搞再多的排水沟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城市发展能不能改变一味求“大”的思路呢? “这次南方暴雨，反应出我们的城市化进程有点太快了，不少规划还有待改进。”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应用水文气象研究院院长林炳章告诉记者，最直接的证据是，现在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高楼大厦数量急速膨胀，导致城市原来的草地、水塘都被柏油马路所替代。而原本一场雨可以直接渗透到地下，如今却被柏油、水泥阻挡，不得不在地面积攒起来。同时，交通工具的增多导致停车位缺乏，许多汽车直接停放在具有泄洪功能的小马路上。一场强降雨后，本该在半小时内排走的积水，要花两三个小时才能排走；还有城市发展的同时，大量建筑垃圾没有及时清运，堵塞在城市排水口，也加剧了“内涝”。“种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城市内伤’，使得城市的防灾能力变得十分脆弱，这些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林炳章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科学地制定防汛设计标准并进行合理规划。比如，城市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条件、人口密度以及建筑物的重要性，而设定不同的防汛建设标准。与此同时，在提高短期预报和中长期气候预测准确率的基础上，政府部门也应该做好充分的预案，“比如大暴雨之前，由有关部门紧急通知车主，将车子临时停至地势较高、排水较好的停车场，或许能避免损失。” 150多年前，法国专家雨果就曾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好的城市规划是有一定的预期能力的，如巴黎的下水道就经受住了数百年城市扩张的考验，一直沿用至今。如今，众多网民疾呼，“城市建设不能光有一日千里的热情，更应具备‘一管百年’的思维。” 资料3 杭州西湖是我国第41处世界遗产，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处湖泊类世界文化遗产。西湖之美扬名天下，多个世遗称号可谓实至名归。成功申遗之前，西湖就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不收门票的5A级景区。而入选世遗名录后，西湖还将成为国内唯一不收门票的世遗景点。 杭州不仅承诺西湖仍将继续免费开放，还表示今后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杭州承诺的这“六个不”，其核心理念就在于遵循“保护第一，造福后代”的原则。就此而言，申遗成功有望成为保护西湖山水的一个新起点。西湖申遗成功后，许多网友在微博上留言表示认可和祝贺。这也说明，人们并非不支持申遗，而是反对申遗趋利化、政绩化。如果真正把申遗当作手段，借此加大文物和景点保护力度，谁又会反对申遗?让申遗成为保护人类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新起点，这不仅应当成为国内申遗活动的共识，而且也是申遗的最大价值意义所在。 保护始终是西湖发展的主题，杭州对西湖近8年的综合保护涉及生态保护、环境美化、水质治理等多方面内容，对西湖的“东南西北中”进行了全方位保护和整治。如今的西湖景观秉承“天人合一”哲理，在十个多世纪的持续演变中日臻完善，成为景观元素特别丰富、设计手法极为独特、历史发展特别悠久、文化含量特别厚重的“东方文化名湖”。 凡是申遗成功的中国世界遗产名胜景点，八方游客慕名而来，赚得盆满盂溢。以平遥古城为例，十几年前申遗成功，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有了一个放眼世界的大平台，产生了平遥走向世界、世界聚焦平遥的双向互动效应，旅游门票收入增加70倍。这是“正效应”。而所谓“负效应”就是申遗之后，突飞猛进的“旅游热”使资源捉襟见肘，不堪重负，结果不仅让世界遗产累得吃不消，而且还领受了“黄牌”。几年前，我国“三江并流”、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和布达拉宫六处世遗被亮“黄牌”。如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牵一发而动全身，打乱了以人类为主体的原生态“生存链”。将世遗当作“摇钱树”，旅游开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必然要付出惨痛代价。 与丽江古城之弊正好相反的是，为了此次申遗，杭州拆除了西湖周边50多万平方米有碍观瞻的违章建筑，搬迁了2000多户居民，减少常住人口7000余人，恢复1800多处自然景观。同样是搬迁人口，意义却大不相同。西湖的“边申遗边保护”告诉人们，对于所有的自然与人文景观，都必须始终保持敬畏心境，所谓“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无论是上天赐予的自然资源，还是那些美轮美奂的世界遗产，我们都没有权利随意挥霍。 资料4 “游凤凰古城的免票时代就要终结了!”2013年3月，凤凰旅游的门票“新政”引发网友热议。湖南省凤凰县对外公布的消息称，从2013年4月10日起，对现有旅游服务管理体系实施调整，变“凭票进入景点”为“凭票进入景区”，这意味着今后游客进入凤凰古城多了一道148元的“门槛”。 此事发生后，有人认为凤凰古城的当务之急是应遏制过度商业化开发倾向，保护原汁原味的古城风貌，这显然比用门票拉动旅游收入更有意义。凤凰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小城，经过12年的发展，游客从2001年的57万人次增长至去年的690万人次，但近年来，随着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景区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的不规范现象，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环境资源严重污染，古城渐渐失去本属于它的安逸和文化气质。很多游客只想一览凤凰风采，不想浏览其他景点，这148元的门槛无疑会打消游客的积极性，“来凤凰旅游花相同或更少的钱，将得到更多和更优的旅游体验”无疑成为一句忽悠众人的说辞罢了! 此事发生后，网上有人发文认为，收费是被“逼”出来的，凤凰旅游发展已到两难境地，如不收费，凤凰旅游必将崩溃。一是凤凰古城严重人满为患，大大超过景区承载力，环境不堪重负。人满为患不仅是环境的问题，还影响古城居民的正常生活，甚至当地的物价、房价和社会治安等诸多问题。二是人流过度集中于古城，而无法分散客流，交通拥塞。而且古城内由于人流巨大，商户能从中得到巨大收益，因此，商户在古城内林立，而一旦商户林立，则必将破坏古城的原生态氛围。凤凰古城的过度商业化已多次受到国内媒体的批评，要保护原生态古城，解决古城过度商业化，则必须限制客流量。 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和红阳介绍说，丽江古城维护费自2001年开始征收，目前已累计征收13亿多元，但丽江投入到古城环境整治及一系列保护性建设工程项目上的资金已超过18亿元，还向银行举债9.2亿元。由于上级部门投入的保护资金依然非常有限，古城收费“实属无奈”。 资料5 大理古城东临洱海，西枕苍山，距大理市下关13公里，是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办公室的赵女士告诉记者，大理古城和城内景点是不收门票的，古城保护经费靠政府财政拨款。 近十年来，大理累计投入7.46亿元保护古城。但古城维护涉及古迹保护、修复、排水管网建设、道路、卫生整治、民居风格整治等方方面面，目前资金缺口仍非常大。 赵女士介绍，大理古城目前城市化水平很低。古民居许多是危房，城内部分土路得不到硬化，一些路段没有路灯，地下管道雨污未分。“大理古城养护仅靠政府财政无法支撑……必须建立一个‘以城养城’的长期机制。”赵女士说。 经过三年的讨论，大理古城维护费出台。方案规定了两种收费方式：对旅行社，按接待进入大理古城的游客人数每人次收取30元；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以及其他行业按营业收入的1%收取。 据赵女士介绍，大理古城维护费年收入约为2000万元。收费将全额纳入大理财政事业经费，专项用于古城保护和管理，并接受社会监督。 尽管大理古城管理局反复解释，古城维护费征收对象是经营单位和个人，不向游客征收。但由于“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朴素道理，舆论还是对大理古城收费表示不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叶廷芳在得知大理古城收费后说，人们到古城旅游，已带来旅游收入，再收费就像是拒绝人家，还有利用名城地位“诈取”利润的嫌疑。 2004年到2005年，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城墙两次坍塌，而2004年平遥古城门票收入高达4760万元。据了解，平遥旅游收入大多归了承包公司，古城修缮费存在“资金缺口”。600年古城，成了“穷庙富方丈”模式的牺牲品。 在古城收费的问题上，著名古建筑保护专家、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认为，公司化运作和政府收费行为还是要区别对待。他批评了一些古城将经营权外包给旅游公司的做法，“城市遗产是公众产品，包出去的古城有几家有好结果?政府监管就不一样。” 阮仪三说，国家对古城的拨款有限，收费后反哺古城，为群众文化旅游服务，是有必要的。但他同时指出，古城收费价格要合理，“如果原来有一部分费用，变相涨价，那我坚决反对。”“钱收上来后要真正用于古城保护，很多地方拿钱来涨工资了。这就需要政府监管，防止舞弊和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发生。” 十年前，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原司长杨志军访问埃及时发现，埃及所有文物单位由中央直管，门票收入归文物部门，地方政府拿不到。拥有帝王谷和神庙等古迹的埃及古城卢克索并没有觉得吃亏，该市市长说：“门票不值钱，游客在市内的交通和餐饮，所有收入都是我们的。” 阮仪三也提到，国外古城基本不收门票，政府对古城有免税政策。居民修缮自家房子，投入越多税免得越多，大家因此也乐意为之。 资料6 以下是杭州市西湖申遗小组在申遗成功后第一时间现场答记者问。 问：西湖文化景观遗产突出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答：西湖是一个自然湖，更是一个人文湖，是人与自然长期良性互动的产物。西湖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演进、始终活着的文化自然形态。它的自然美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人文、建筑等诸多文化理念，而它的人文美则渗透了许多自然的、物候的意象。 一千多年来西湖一直保持着历史的原真性，其基本元素和符号既没有被湮灭，也没有被改变，始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可以说，西湖是历史上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审美实体，是东方审美体系中最具经典性的文化景观。西湖的唯一性和独特性，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表达，就是与世界上以自然景观著称的湖泊相比，西湖的人文景观是最多的；与世界上以人文景观著称的湖泊相比，西湖的自然景观是最美的。西湖是自然美与人文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问：杭州市在保护西湖文化景观遗产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答：一是优化城市布局。杭州按照“保老城、建新城”的理念和“两疏散、三集中”的思路，使西湖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使历史文化名城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在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之间找到了最佳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双赢”。 二是实施综合保护。迈入新世纪以来，杭州围绕“保护西湖、申报世遗”目标，连续10年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通过综保工程，环西湖沿线全线贯通，环湖公园景点和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充分体现了“还湖于民”；通过综保工程，实现西湖水“一月一换”，水质得到了全面改善，景区公共绿地新增100多万平方米，原有生物种群、结构及其功能特征得到保护，自然生态得到修复；通过综保工程，保护修缮、恢复重建了180多处自然和人文景观，恢复西湖水面0.9平方公里，杭州的历史文脉得以延续，“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城湖格局得以保护，“一湖两塔三岛三堤”的西湖全景重返人间，西湖变得更生态、更亲民、更有文化、更有品质。 问：西湖申遗成功对杭州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西湖申遗成功，是西湖两千多年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纵观5000年杭州建城史、2000多年西湖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杭州倚湖而兴、因湖而名、以湖为魂。没有西湖，杭州的兴盛就失去了依托，“人间天堂”的美誉就失去了内涵，历史文化名城就失去了“根”和“魂”，西湖的普世价值已深刻地体现在杭州城市的发展长河之中，充分体现在杭州文脉的发展嬗变之中。 资料7 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已逐渐成为广大市民感触最深、影响最大、积怨最多的话题。“十二五”规划建议中特别提到了“预防和治理城市病”，而“交通拥堵”恰是被媒体列为最头痛的“城市病”之一。 近年来，部分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一次次考验着城市承载力的极限，好比一间普通的教室，它的规定“容量”是50个学生，但现在“生源”暴涨，要装80个甚至100个人，那必然会影响到教学秩序，影响到教学质量。面对城市“日新月异”的膨胀与发展，我们不得不思考一座城市的承载力究竟有多大? 根据国务院“长三角区域规划”，杭州定位为“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十二五”期间，杭州应通过结构调整、产业转移、资源整合，缩小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规模和比重，逐步提高杭州就业与创业的“门槛”，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拓宽杭州都市圈的辐射，减少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这样的“转型”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GDP与税收的增长，但对于减轻杭州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正在规划与建设的新型城市“综合体”，一定要规划“住宿”与“就业”的同区域，尽量减少跨区域的交通流量，这有助于减少上下班交通流量的“潮汐”现象。 资料8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几乎是每个城市解决交通拥堵的战略性措施。但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并不多。国外发达城市公交分担的交通流量达到40%到60%，相比之下，杭州公交的覆盖率、便捷程度、舒适度都有较大差距。 引导更多市民乘坐公交车出行，需要“革命性”的措施。一是要合理配置公交车的线路和站点，加强住宅区、商业区、办公区的公交车线路，选择性地开通“学校专线”；二是要优化公交车的品质，加快快速公交的布局与延伸；三是适当降低公交车的票价，真正提高公交车的出行分担率。如果公共交通系统达不到一定的完善程度，且没有替代出行方案的情况下，即使出台“限车令”，也无法阻止私家车主继续开车进城。因此，建立安全、舒适、高效、经济的公共交通系统，才是未来杭州城市交通系统建设的终极目标，让更多的人自主、自愿、自动地选择公交出行，拥堵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与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同步的还有快速的城市交通机动化，城市交通的“小车化”。据统计，到2009年底，杭州市机动车保有量达157.89万辆，2010年以来，杭州的小汽车发展仍处于加快增长的势头，几乎是月月新车上牌都破万。尽管杭州不断挖掘道路使用的潜力，推出停车的新政，充分挖掘可以利用的空间，着力解决行车难、停车难，但所有的“成果”很快就被新增的车辆“吃”掉了。快速增长的私家车与它的高出行率，加速了杭州道路交通拥堵，影响到公共交通的快速便捷；公共交通的低速慢行，又促使大家争相去开私家车，交通拥堵自然成为一种常态。 交通拥堵，客观原因自然很多，但是它与市民交通规则意识淡薄也有着直接的关系。红绿灯抢行，马路上横穿，几乎随处可见。行人遵守交通规则，行车人告别乱停、乱放、违章驾驶等不文明交通行为，是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但又是需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你我都力所能及的工作。 资料9 城市是经济社会和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赶上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历程，“十一五”期间城市化率达到了46.6%。按照“十二五”期间每年提高城市化率一个百分点的要求，未来我国面临的城市建设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如果不遵循城市发展规律，城市建设一味贪大求快，不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很可能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文化遗产损毁，“城市病”丛生，居住环境恶化的局面。 “十一五”期间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实践告诉我们，城市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受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功能协调、环境优化、文化提升等诸多因素的直接影响。随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以及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发展目标的确定，加速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提升的客观要求，具有其历史必然性。未来10年至25年是中国城市社会面临的社会变迁期，将有6亿左右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在这个历史性的变迁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把握城市发展的规模和节奏，守住城市发展的结构底线，坚决防止和遏制人为地造大城、洋城的倾向，真正依靠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城市化进程。从城市发展目标、功能定位、社会风尚、人文环境中始终坚持凝聚民众的愿望和期待，依靠人民的创造，为了人民生活更美好来规划建设管理。 要谋求城市科学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着眼发展创新，着眼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着眼加速推进工业化；坚持统筹兼顾，解决好城市发展内部结构失衡的问题。“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完善城市化，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以大带小的原则，遵循城市发展客观规律。这正是中国城市化前进的方向。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一场始料不及的百年大旱，暴露了水资源保护方面的种种问题。当前，水污染事件数量日益增多、频率逐渐加快、影响愈加严重。保护水资源，关乎民生，刻不容缓。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在令国两会上提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加强水资源司法保护的建议和提案。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国外许不是一个新慨念，在中国某些城市也有过成功的案例，然而始终没有“确立”过。 记者了解到，目前法院受理的水资源民事案件大多属于个人因水污染而遭受损失的案件，而大量侵害公共利益的水污染事故引起的纠纷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这反映我国亟待建立健全有利于加强环境公共利益司法保护的诉讼制度，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2010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庭长刘贵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益诉讼面临程序瓶颈。民事诉讼法将民事诉讼原告限定为“直接利害关系”当事人，而许多水资源污染没有直接损害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人身财产权益，因而不能通过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进入诉讼渠道。 “虽然广州海事法院受理了两起由人民俭察院提起的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在审理过程中法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程序法律依据不足。”刘贵祥认为。 同时，污染损害鉴定等配套机制不健全，举证难等问题严重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 刘贵祥告诉记者，由于水污染经常面临技术性问题，如污染源的属性、损害发生及其程度、致病机理、环境资源的价值和可恢复性等，需要由专业人员运用科学技术予以确定，而且因水的流动性强，当事人如果不及时申请鉴定、保全证据，事后往往难以举证。 2．往年，全国政协常委、最高人民法院剐院长万鄂湘都要准备好儿份提案，但是2009年“两会”，他只专心致志地提了一份提案。这份提案关注的，就是环境公益诉讼。 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万鄂湘就参加了一个有关环境保护的学生公益诉讼团体，主要是免费为水污染、森林砍伐等案件提起诉讼，做免费的法律咨询。从那时起，万鄂湘就一直有一个理想，就是把环境公益诉讼的理念和机制带回中国。 虽然时机一直不成熟，但是万鄂湘从来没有放弃这个想法。2008年5月，他还专门到污染比较严重的几个湖区及河流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最使我感到有压力的，也感觉到想要做点工作的，就是有一次去贵州省贵阳市。贵阳市委书记李军跟我说，他现在最头疼的事情就是贵阳人快没有干净的水喝了，而当地的重要饮用水水源‘两湖一库’贵阳市只能管半边，另外半边的区、县照样往里面灌脏水，行政手段都用尽了，想尝试能不能在司法方面起到一些作用，让贵阳市的饮水安全有保证。” 李军的想法与万鄂湘不谋而合，这也正是万鄂湘一直在关注的。“司法手段和行政手段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可以跨区域管辖”，万鄂湘表示，要在我国尽快建立环境保护的公益诉讼制度。“这当中涉及的问题会有很多，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探索。” 首先，必须修改《民事诉讼法》，因为要解决谁来代表原告起诉的问题。还要明确举证责任倒置，国际上一般都是被告来举证，证明自己在环境污染过程中没有责任。还有交费问题、管辖问题等等，应该是一套制度，都跟现有的《民事诉讼法》有关的规定不太一样。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这种制度。 “大家的环境意识、公益意识增强后，不仅仅是检察院、环保部门以及环保社会团体，还有大专院校等法律援助机构，都可以把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下一步工作的一个主旨来积极推动。” 3．环境公益诉讼为何难?广州市海珠区华洲街土华村的村民有着切身体会。 海珠河网纵横，一脉河水从土华村边绕过，汇入珠江南流入海。土华村村民世世代代靠河为生，在清澈的河水中捕鱼、游泳、洗衣。然而，这样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 自2007年以来，一位名叫陈忠明的广西人在土华村开办了一家洗水厂，在既无工商营业执照，也没向环保部门申请排污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从事漂洗等业务。在漂洗作业中使用的洗衣粉、酵素粉、草酸等洗涤剂，混同服装中的燃料，未经污水处理直接排入该村的公共水域。没多久，清澈的河水变得又黑又臭。 愤怒的村民开始了维权之旅，多次前往工商和环保部门寻求支援，但职能部门的罚款并没有斩草除根，缴纳足额罚款之后洗水厂又开始排污。 有些村民想将洗水厂老板告上法庭，但如果提起公益诉讼，南于公民个人起诉资格不足，法院很难立案。若提起民事诉讼，高昂的诉讼成本又会让他们望而却步，因为即使胜诉，法院通常也只是判决被告返还屈指可数的环境补偿金，而原告却要因此支付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从经济学上讲，这种“公地悲剧”会造成一种“内部不经济”。 一位专业人士用“四难”“四诉”概括了目前环境维权的艰难现状——立案难、取证难、鉴定难、胜诉难；没人诉、不愿诉、不敢诉、不会诉。 4．环境公益诉讼在近儿年来日益成为社会热点，然而，在云南省昆明市却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成立已一年多的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法庭至今未受理一起环境公益诉讼。 据昆明中院环保审判庭负责人袁学红介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严惩污染环境的黑手，昆明市中院在2008年底阳宗海恶性污染事件发生后临危受命，在公众和舆论的关注下，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成为中国继贵阳、无锡之后的又一个环保法庭。环保法庭成立，对涉及环保的刑事、民事、行政及执行案件实行“四审合一”的新模式，并开门受理公益诉讼。但出人意料的是环保法庭成立后，至今受理并审理了涉及环境保护的上诉案件17件，其中行政案件3件、刑事案件7件、民事案件7件。而真正意义上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至今尚无一件。 有关法律专家认为，因目前我国立法空门，公益诉讼还处在理论研讨和探索阶段，要打环境公益官司，原告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庞大的诉讼成本问题。 昆明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永军告诉记者，昆明市环保局就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 前小久，在准备一起案件诉讼时，昆明市环保局拟委托一家鉴定机构鉴定被污染区域地下水的水文走向。这家机构派人实地考察后，很快做出了方案，但没想到报价竞达33万元。 “除止常办公经费外，环保局很少有其他经费，根本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垫支。”张永军说。最后，昆明市环保局为打官司东拼西凑，筹集了10多万元垫付。此案也将成为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 张永军说，现在打一个环境公益官司，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为诉讼耗费的其他人工费等，加起来得准备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要让原告来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可能性太小了。高额的成本，让一些想打环境公益官司的组织或个人望而却步。 5．无独有偶，曾经引起社会轰动的江苏首个环境保护审判庭成立两个月来，受理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数也是“零”。“我们支持公益诉讼的初衷，是想改变某些地方行政执法部门因为在排污费、地方税源等问题上态度不一致，造成消极执法、处理处罚不根治的问题，并据此确立了诉讼原告的主体。”分管该庭的无锡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赵建聪对记者坦言，“我们是想明确一条新路，想通过司法手段，改变传统的依赖行政执法处理环境污染和环境纠纷的单一格局，推进环境保护问题的司法保护力度。”那么，如何解释“零诉讼”现象? “从表而七看，没有人来打官司，似乎是因为公益诉讼观念淡薄，没有人来‘管闲事’，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打一场轰轰烈烈的公益诉讼。但实际上，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赵建聪对记者说。 “相关部门的认识不统一是公益诉讼‘叫好不叫座’的原因之一。”赵建聪透露，检察机火、环境保护社团组织等都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但是检察院积极性不够，因为涉及成本问题，在诉讼地位上也有矛盾，如判决驳回了，是抗诉还是上诉?目前最能代表团体的律师界，如律师协会，在公益诉讼主体上也存在涉及成本的问题，此外还涉及怎样获得授权的法律障碍。 “在实践中，光操作问题就出现了很多麻烦。”据他透露，在不久前的有关水资源司法保护研讨会上，仅涉及的管辖问题，就有着很多争议。“很多水环境污染都是流域性的，跨越了行政管辖区域的界限，例如太湖的问题，就涉及安徽、浙江、江苏三省，无锡区域的太湖水质问题，涉及了常州、无锡、苏州、湖州等多个地市，在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方面都有很多问题。即使打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如在一个流域内通过指定相关海事法院管辖审理，也同样而临着审判力量不足、圾证不及时、管辖范崮过大的问题。” 据无锡中院环保法庭法官分析，还有一个可能是，企业的排污已经造成了周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污染造成的隐性损害暂时还没有暴露。另外，日前对水环境污染等直接损害自然人的损害程度，还缺乏一些科学的根据。 2007年5月，太湖蓝藻暴发，引发无锡中百万居民饮州水危机。“蓝藻究竟会给个体健康造成什么样的损害?普通公民往往不具备用专业技_术和装备检测、举证的能力，口前义没有独丑的中介机构和环保组织能够胜任这一工作，这些都给司法认定损害程度和赔偿标准造成了极大难度。”这位法官说。 6．面对那些损害整体环境利益的污染者，法律真的能够“药到病除”吗?黄田港村村民倾向于否定的答案。“这样的案子，告到包青天手里才有用!”黄田港村冷老太太，完令不相信打官司能让码头整改。 环境污染案件判决和执行之难，在以往层出不穷的污染事件中，显露无遗。南于制造污染的企业，往往是一个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法院在审理案件和执行对制造污染企业的判决中，常常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和干扰。法律在GDP面前，常常偃旗息鼓。 福建“屏南绿色之家”会长张长建，最能体会污染官司打起来有多难。屏南是福建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上世纪90年代，县城里建起一座生产氯酸盐的化工企业，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来源。化工厂与县城居民为邻，“距离县政府只有1公里”。 当地居民发现，化工厂制造的污染，造成周边植被死亡，当地癌症高发。经过上访、媒体曝光，化工厂污染不但没有减轻，反而继续扩建。后来，污染受害者得到了王灿发教授负责的“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法律援助，受害者们开始向法院提起诉讼。 “2002年11月立案，一直拖到2005年才开庭。这么久不开庭的原因，说是找不到鉴定机构来做污染鉴定。”张长建是受害者之一，本来，因为得到专业律师的法律援助，受害者们对走法律途径充满了信心，但立案后石沉大海的局面，让他们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法院一审判决工厂停止侵害，赔偿受害者24万多元。受害者们对判决不满，认为“停止侵害”这样的要求太过空洞，没有执行力，向福建高院上诉，高院最终维持了原判。 “污染没有停止，他们马上还要扩建第三期工程。”张长建认为，一场耗时3年的官司，并没有解决化工厂污染问题。打完官司以后，张长建最大的感受是：“怕打官司了，时间太长，精力、财力都耗不起。” 7．对于让无关的第三方个人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最高人民法院始终持明确的反对态度。目前法院每人每年需审理案件二三百起，如果允许个人进行公益诉讼，管“闲事”前来诉讼的人会太多，工作量难以应付。而已经成立了环保法庭的无锡市中级法院剐院长赵建聪也表示，没有给予个人诉讼主体资格，主要是考虑到可能存在个人滥诉以及当前法院面临的繁重审判压力。 这种情况下，民间环保组织自然成为众望所归。但目前为止，许多民间环保组织并不懂法律，他们还要专门化钱请律师，所以目前民间组织并没有参与太多的环境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中，没有必要特别强调民间环保组织的介入，更重要的是诉讼主体的身份，如果非利益相关主体和个人拥有了诉讼身份，民间组织自然也就介入了”，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告诉记者，目前由民间环保组织担任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还没有太多的可行性。仪就自然之友而言，日前，他也不认为他们完全有能力、经验和足够的积累，来实践这一使命。“地方上应该成立更多止规的环保组织，这样就能对地方环保状况有更多的了解和调查，为环境公益诉讼的推动做些准备。”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灿发教授强调，污染受害者维权时，一定要依法维权，一些受害者长年遭受污染损害得不到解决，于是冲击国家机关，打砸污染工厂，最后反而被抓起来，这时律师为他们做无罪辩护就很困难。 8．社团组织能不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过往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然而，在以中华环保联合会为原告的两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这一答案被改写了。中华环保联合会在日前召开的2009年环境维权情况通报会上，向社会各界通报了以该会为原告并最终获胜的两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与会专家认为，社团组织以原告身份提起的这两例公益诉讼能够顺利审结，实现了我国社团组织进行公益诉讼的“破冰”。尽管如此，在法律层而上，社团组织在进行公益诉讼时，仍面临身份上的尴尬。《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在我国，社团组织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往往遭拒，法院通常要求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否则不予立案。因此，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这两起诉讼，可谓开创了我国社团组织成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先例。” 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对记者介绍说，联合会是由环境保护部主管，由热心环保事业的人士、企业、事业单位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当前，环保社团成为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主体，已引起了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环境公益案件诉讼主体的成功突破，打破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难题”。 从目前我国现实法律环境来看，短期内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解决社团组织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非常困难。全国律协副秘书长里红在通报会上表示，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第6条的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进行司法解释，明确“一切单位和个人”的起诉权。 9．“不开口”仿佛是中国环境公益诉讼中一条难以名状的潜规则——污染方不想开口，受害方不敢开口，这中间自然包含了许多莫衷一是的理由。然而，有一点却是不变的，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双方普遍认为，公益诉讼是建立在算计和被算计的博弈体系下的斗智不斗勇，在繁杂利益纠缠的趋势下，沉默永远是“金”科玉律。 “在中国环境诉讼案中，受害方往往对诉讼有太多顾虑，对诉讼能甭获取利益存有怀疑，加上这是一个公共事件，受害人还多少会存有推诿心理。”中国著名公益律师陈屏琴向《新民周刊》记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然，造成民众三缄其口的最主要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公益诉讼法案还不够完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环境诉讼法案经过多年来的改善，其先进程度已达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提出对原告的人身伤害或经济损失并不足必要的，而提出美学上的损害就已足够了。 无独有偶，作为世界环境公益诉讼法案最完善、NGO(非政府组织)体系也最发达的美国和日本，它们的环境公益诉讼案的“启蒙教育”都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而且都是小众的民间团体所掀起的大众“环保”效应后的产物。重窥美、日公益诉讼的启蒙案例，我们应该得出一点警示和提示：公益诉讼需要振臂疾呼者站出来说话。 如此看来，公益诉讼并不存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是我们尚缺勇气。它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公共利益保护在中国是那么紧迫需要，只是它在21世纪头十年的末尾才匆匆走入公众的视野这也值得引起我们深思，“中国公民太缺乏公益诉讼意识，总是以个体行动，犹如一盘散沙，要完善中国公益诉讼体制，推广NGO势在必行。”曾因美罔Storm King案亲赴美国哈德逊河考察的陈岳琴说，“相比美、日这些公益诉讼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国的NGO生存状态实在恶劣，不但无法注册，还容易被人扣‘高帽’，更没有类似美国NGO那样有基金在背后维持运作。我们需要正视公益诉讼发达国家的成功案例，从中吸取经验，逐步完善NGO组织对环境保护的监控职能。” 10．借助民间环保组织公益诉讼的力量，来打击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是目外环境治理中的一个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在国外一些大的环保案例中，我们几乎都能看到公益诉讼的身影。然而，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少得可怜。昆明等一些地方即使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成立了环保法庭，也面临“零公益诉讼”的尴尬。这固然与我国公益诉讼制度不健全、公益诉讼社会氛围不浓有关，但也与公益诉讼成本高有关。 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一方而有利于______：另一方面有利于______。虽然这需要地方政府掏出一笔钱来，但是，为了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为了子孙后代的长远发展，这笔钱显然花得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保护环境任务的加重，在我国建立起一个规范、统一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已成为社会各界共同的呼声，同时也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与国外相比，我国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程度相对落后，群众参与公益诉讼的意识不高，特别是与国外的社会公益组织相比，我国的社会公益组织的经济基础往往比较薄弱，无法承受环境公益诉讼耗费的巨额成本。 如果不考虑我国的现实同情，简单地引进环保公益诉讼制度，恐怕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也难免遭遇“零诉讼”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就成为必要的补充。三、申论要求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二、给定资料 1．凌晨3时许，中石化一处输油管道发生破裂事故，造成原油泄漏。上午10时许，抢修过程中，管道破裂处起火。一面是一向标榜安全生产、高社会责任感的国企，另一面是不断刷新的伤亡人数，舆情对此的反应是——绝不姑息。 随着事故处理的进程，舆情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进入了反思的频道，甚至淹没了关注救援、为死伤者默哀祈福的声音。这比一般天灾事故中的反思时间点大大提前，网友的聚焦点一致指向“人祸”。网友“小小HR”打了一个比方：“爆炸后，很多人都在祈祷不要再发生此类灾难。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难道你要祈祷贪官不要贪污，坏人不要使坏吗?”网友“天海一色”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事故既然已经发生了，关键是要采取有效措施，一方面要调查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另一方面要严查安全生产，举一反三，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事故发生后的第三日，国务院Q市“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全体会议指出的，这次事故暴露出的是，“输油管道与城市排水管网规划布置不合理、泄漏后应急处置不当等问题”。但这次特别重大事故的影响，并未因9名事故责任人被控制就结束。 在9名相关责任人被警方控制、中石化和Q市委市政府分别表态道歉之后，事故相关舆情增速依然不减，从22日到26日，长期保持平均每小时增加逾万条网络评论意见的水平。 网友推己及人，安全感已被这一声爆炸大面积“灼伤”。网友“好火药”就对Q市发问：“化工厂爆炸主要风险物质为原油、苯、硫化氢等易燃易爆、有毒、恶臭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对周围居民、周围海域造成危害影响。难道已经排除了爆炸后续危害?所以不用公告提醒附近市民进行自我保护?”网友“海内豪客”认为，“企业都是低价中标，再转包，管理中再疏忽一些，遍布全国的石油气管线就是炸弹。望同胞们好自为之，看到类似下水道管线的盖子口绕着走。”网友“野战军”的焦灼呼吁，掷地有声：“一定要追究管理者的责任，这样才能保证百年大计，彻底杜绝来一任，搂一任，要眼前政绩，不要职工生命。” 11月27日，媒体曝光多座居民楼因爆炸倾斜，居民称：“从来不知道夺命的输油管道就埋在离家这么近的地方。”事实上，每个城市的地下，总少不了这样既重要又危险的“城市生命线”。 2．网友“郗宝贝”在N市华侨路茶坊发帖，批评“中国式接孩子”。这篇帖子很快被该网站置顶到首页，数百位网友点击评论。这篇帖子写道：“‘中国式接孩子’的场景每天都会在不同城市、不同学校的门口上演相同的内容。众多家长无论男女老幼，在孩子放学的时间聚集到学校门口，你拥我挤互不相让，其热闹程度不亚于街头闹市。”“大家都翘首期盼眼巴巴地盯着学校门内的孩子，有时因为学生太多令家长眼花缭乱，还要在队伍中仔细搜寻。此时此刻，还有哪个家长顾得了什么交通规则和礼让三先的风范?因此，发生交通拥堵，甚至交通事故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篇文章引发网友的热议，网友纷纷对自己身边已经见怪不怪的“中国式接孩子”吐槽。微博网友“在别处”直指这种现象的交通隐患：“在中国大多数学校门口，都会有大量的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汽车毫无秩序地停在学校附近，更有不少小商贩夹杂于人流、车流之中，不仅瘫痪了交通，还给孩子们的安全埋下了隐患。”网友“钧的爸爸”进一步反思：“送孩子上学，接孩子放学，不管风吹雨打，这已成为很多中国家庭生活的一个模式。可为什么家长都不放心孩子自己上学放学呢?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绝对不是家长的问题。”每到下午放学，全国各地小学门口，都会上演“中国式接孩子”，人群之众、秩序之嘈杂如集贸市场。与之相对照，在国外多数地方的小学门前，几乎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某社会研究院D博士指出，“中国式接孩子”是国人缺乏社会安全感的正常反应。如果我们想让“中国式接孩子”永远消失，与其把矛头对准国人所谓的生活习惯，还不如想法提高国人社会安全感，使国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独立走在上学的路上。 近年来，暴力犯罪越来越多，尤其针对孩子暴力犯罪更不在少数，从“盗车杀婴”到“北京摔童”，这不仅让国人对社会越来越缺乏安全感，也让国人越来越担心孩子的安全。国人出于安全考虑，每日坚持接送孩子，实属无奈之举。假如社会没有频发的暴力事件，孩子不会成为暴力犯罪的对象，家长绝对不会每日忙着接送孩子，更不会把接孩子发挥到极致，变成所谓的“中国式接孩子”。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近期的数起社会事件折射出，中国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层面上仍存在不足，即有效监护制度的缺失、“虐待儿童”的无罪名可定等问题，这暴露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尚待进一步完善的事实。 保护儿童还需要社会各界通力协作。在香港，警方、专业人士、社福机构、民间团体、综合家庭中心等在保护儿童方面该负什么责任，都有很详细的指导守则。我国内地虽也有少数社会组织介入这一领域，但总体而言还不成体系，不同机构之间也未形成合力。整合多种社会力量保护好我们的孩子，也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3．近期颇受关注的S省三儿童扶七旬老太“被讹”事件，经警方调查认定蒋氏母子行为属于敲诈勒索。但老人自觉委屈，不惜恶毒发誓自证清白，甚至下跪喊冤。 转型期的社会，此类事件频出。2006年的南京彭宇案，7年之后依然没有一个各方都愿接受的“真相”。而在这之后的短短几年里，全国多地出现此类扶起倒地老人反被讹诈的事情。虽然其中一些人能幸运地找回清白，但社会信任的缺失与冷漠的扩散，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导致了佛山小悦悦的悲剧。 对于S省的事件，公众倾向相信这是助人为乐的阳光故事，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他们经过各种信息筛选和判断，真正确定了事实，不如说是他们希望灰色的生活中能有一些亮色。这种社会心理反映了在社会道德“滑坡”的情况下，公众心底的期盼。喧嚣的各方寻求真相与公道的同时，凸显出社会信任的缺失与心灵的焦虑。 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离开熟人社会，但尚未完全转入“陌生人社会”，而处于“半熟人社会”或“半陌生人社会”。结果是，既失去了原来熟人社会所形成的稳定社会关系与信任，又未形成陌生人社会所必需的法治与契约精神。这也是当下中国在现代法律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信任度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个转型过程显然非短期可以完成，以后我们可能还会面临类似的讹诈困境。 细究此类事件的原因，除了制度的不完善，不能不说公权力的不作为也是关键。不少案件中“各打五十大板”的“调解”，里面都只有稀泥而没有正义。而在几起摄像头证明了扶人者清白的事件中，诬诈者要么一个轻飘飘的道歉，要么连道歉都没有就“扭头离去”。公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激浊扬清、惩恶扬善的责任。而我们每个人也必须深刻思考，是放任义愤填膺的指责与咒骂，还是深刻理解这个转型社会的希望与困顿，清醒理智地去寻找解决之道。 4．以下是关于农村食品安全的两则报告： 过期食品翻新登场，春节走亲访友变味 大年初三，甘肃女孩白娜娜准备跟父母一起去舅舅家拜年。但是她发现妈妈准备好的一箱牛奶竟然没有标注生产日期，“该不会是过期的吧?”娜娜心生疑虑。“不可能啊，这是你姑姑昨天‘回娘家’时拿来的。”妈妈张秀英说。爸爸白文军则说：“这有啥奇怪的，镇上卖的很多食品都没有标生产日期，也没见着把谁给吃死。”在娜娜坚持下，妈妈最终答应打开箱子一探究竟，果不其然，箱内独立包装的奶盒显示，牛奶已过期4个多月。 记者在近几日的走访中发现，春节期间，尤其在一些偏远农村地区，这种过期食品普遍存在，除翻新再登场之外，部分食品则抹掉生产日期，甚或直接明目张胆地售卖。 在娜娜的记忆中，小时候春节走亲访友的礼物是需要精心准备的，比如，缝一双鞋垫、织一条毛裤、带几块腌肉，最不济也要去商店买些诸如冰糖、茶叶、点心之类的“硬货”。“现在谁还送这些东西啊，大家都觉得那样太麻烦了，花二三十块钱随便在商店买一件礼盒，大气，有面子，关键是省事。”白文军说。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番话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心态。 散装食品猫腻多，山寨食品有市场 与那些有独立包装的过期食品相比，在农村贩卖的一些散称蛋糕、点心等食品是否又令人放心呢?记者走访多个乡镇的小卖铺发现，这些散装食品猫腻更多——生产日期不详、是否变质不明、食品卫生程度难以保障，滥竽充数者不在少数，更令消费者难以分辨。 据媒体报道，除过期食品之外，像“娃恰恰”“康帅傅”“奥立奥”等在城市很容易被察觉的山寨食品，在农村却有广大的市场，不法商家采用降低价格、改换包装名称等手段销售这些产品，可以说，一些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现状令人担忧。 分析称，很多“山寨”食品经常打着知名品牌的旗号出现在农村集市商店，由于价格便宜、极为相似的包装和名称、加上农村食品安全意识相对薄弱，这些质量低劣的“李鬼”食品，往往在农村有很大的市场，农村食品安全无形中成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地带。 为了提高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保证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J大学管理学院“提高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实践服务团体特举办了一次关于“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的调查，以期准确了解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这一问题的认知情况，从而提出解决办法。 在这次调查活动中，实践服务团体的成员分工合作，联系村民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的相关人员，进行个别访谈，了解食品安全的情况，以及在加强食品安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他们根据访谈中对食品安全调查所遇到的问题，深入到相关问题的群众中，了解他们对食品安全意识的看法以及对其的疑惑。 5．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在北京大学第八届中国老龄产业高端论坛上，国务院参事马力透露。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也是城镇的3倍以上。”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丁智勇指出，他近年调研发现，“随着青壮年人口大批‘外流’、被占用耕地越来越多，农村养老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超过了10%这条国际“红线”；2013年，这一数字将突破两亿大关，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4.8%。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高出3%。“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丁智勇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D教授指出“当前，农村老人的养老方式主要有三个：社会保险养老、家庭养老和土地养老，有时也包括社会救助。”其中，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就是我们常说的“新农保”，是国家为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广大农村老人，提供其基本生活保障的主渠道。从2009年起，它在全国10%的县试点，基础养老金定为每人每月55元。换句话说，一个农村劳动者每年缴纳100元，60岁后，就能每月领取55元。多缴多得。 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项目少、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丁智勇这样总结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不完善之处。据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发布的调研报告，2010年，农村能够依靠养老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仅为4.6%，而这一比例在城乡老人间的平均值为24%。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 “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即便是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在对H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丁志勇告诉记者，“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3倍左右的差距。社科院近期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2012年，我国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呈上升趋势，其中，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水平已达2.09万元，新农保为859.15元，两者相差24倍之多。 社会保障必须向农村倾斜，才能照顾到更多困难群众，并使全体人民公平享有基本养老保障。近年来，尽管各级政府在完善农村社保方面付出了持续而有效的努力，譬如建立健全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低保等，但实际上保险覆盖面狭窄、保障水平较低等难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个人账户制度，健全多缴多得激励机制，确保参保人权益，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坚持精算平衡原则。2014年新年伊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汇报，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保持基本一致。 会议还强调，基金筹集采取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的方式，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鼓励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7．中国是全球储蓄率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储蓄率超过50%。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2月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达100.91万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统计报告也显示，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高居世界第一，是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的近3倍。 中国人现在似乎已经很有钱了，个人海外购物也是呈现疯狂上涨的势头，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消费却是波澜不惊，富起来的中国老百姓并不舍得花钱。201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7167亿元，这个数字还包括比例不低的公款消费，这个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8个百分点。在这20万亿的消费中，16万亿元被6亿城里人(包括进城打工者)所花掉，人均2万多元；而剩下的7亿农村居民，只花了4万亿，人均5000多元，包括衣食住行生产资料等。 胡建花今年28岁，和丈夫从农村出来打工已经将近6年了，她主要做家政工作。她的丈夫做汽车修理。两个人每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在北京这个城市，这个工资水准不算高，但也足够过得滋润。 不过，最近几年，胡建花明显感觉到不敢花钱了，她说：“好像什么东西都贵了。从前去超市，一百块钱能买一购物篮东西，现在也就能装满半个。像大米、油的价钱比前几年都涨了好多，但是工资没涨多少。”胡建花还说：“我爱美，没有小孩时，经常逛街买衣服。前几年，我逛街时看中一件衣服，就会买，不喜欢了就不穿。现在不行，经常是看中了，想一想，然后对自己说，算了!” 提到为什么不敢花钱，胡建花说：“除了物价不断上涨外，我觉得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孩子小，总要给她存点钱上学；父母那边，万一病了，或者有什么事呢。虽然现在小孩和父母都不需要我花什么钱，但是以后呢?我突然发现，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负担很重。关键是这个负担是说不清的，孩子上学得花多少钱?老人病了去趟医院得花多少钱?我心里没底。我们还没有买房子的打算，实在太贵了，不敢想。” 胡建花每次拿到工资，都必须存起来一部分才能心安。即便攒不下太多钱，有总比没有好。她发现不仅仅是她不敢花钱。她身边不敢花钱的人越来越多。胡建花说：“我原来服务的那家人，每个月收入得有个七八千吧，可是他们要还贷款，要给我发工资，要交什么物业水电，还要吃穿，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稍微贵点的玩具、衣服，他们都不给孩子买。我还接触过工资更高的人，好像只要上有老、下有小，又需要供房子的，就不怎么敢花钱。” 提到未来的生活，胡建花说：“我现在最希望十年之后，上学、生病，都能像从前那样，有国家管。拿到工资，我可以痛痛快快地全部花掉，不需要再考虑那么多。”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7月17日，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扎实推进农村卫生和计划生育扶贫工作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到2020年，贫困地区群众获得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更加均等，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逐步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方案》明确了农村卫生和计划生育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到2015年，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卫生计生服务网络基本健全，县级医院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高，每个乡镇有1所政府举办的卫生院，每个行政村有卫生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定在90%以上；逐步提高儿童医疗卫生保障水平；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 《方案》要求，采取有效措施逐步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巩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继续稳定参合率，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和财政补助标准，到2015年，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中央财政继续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全面推进重大疾病保障工作，加快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全面加强公共卫生工作。逐步提高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2015年达到人均40元。积极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村适龄妇女“两癌”检查、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国家免疫规划、农村改厕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全面落实免费计划生育基本技术服务项目。 2014年7月31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又印发了《关于开展“建设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活动的指导意见》。目标是：2014年，要从全国遴选出5%的“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争取到2016年，遴选出30%的“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到2020年，基本实现所有的乡镇卫生院均达到群众满意的标准。 2．2002年10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就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此，全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兼顾小病理赔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农民减负，缓解农民压力，是“多方筹资，重点投入”的互助共济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缓解了“看病贵、看病难”的局面，保障了农村医疗制度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引导农民进行合理的健康投资，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合理利用农村卫生资源，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 农村实施这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城乡医疗体制得到不断的融合，农民得病也可以得到像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对待。同时，这种“多方筹资”的制度还会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减少经济差距。另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维护了农村的稳定，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 但是，由于门诊、跌打损伤等不在该保险范围内，这项规定使得农民实际受益没有预想的那么大。 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而对城市的参加医疗保险的居民，政府每年按不低于人均40元给予补助，其中，中央财政从2007年起每年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中西部地区按人均20元给予补助。在此基础上，对属于低保对象的或重度残疾的学生和儿童参保所需的家庭缴费部分，政府原则上每年再按不低于人均10元给予补助，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人均5元给予补助；对其他低保对象、丧失劳动能力的重度残疾人、低收入家庭、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等困难居民参保所需家庭缴费部分，政府每年再按不低于人均60元给予补助，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人均30元给予补助。 2012年起，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2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其中，原有200元部分，中央财政继续按照原有补助标准给予补助，新增40元部分，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补助80%，对中部地区补助60%，对东部地区按一定比例补助。农民个人缴费原则上提高到每人每年60元，有困难的地区，个人缴费部分可分两年到位。 2013年1月，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表示，2013年新农合全国人均筹资进一步提升至340元左右，其中各级政府补助增加到人均280元。 3．人民日报刊发的读者来信引起了群众及网友的广泛关注。 来信一：母亲因胃癌住进医院后，我才知道，农民医疗报销得到的那点实惠，远远解决不了农民得了大病无钱医治的困难。新农合能报的钱，与高额治疗费用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门诊等都不在该保险范围内。 母亲入院后，数万元的医疗费悉数进入医院的“腰包”。每次报销都颇费周折，且不说有多少医疗费、检查费不能报销，能报销的最近也“卡壳了”——新农合封顶报销1万，超过1万元就自理。母亲患病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得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我常想，如果把手头这点积蓄花光后，我该怎么办? 来信二：母亲有糖尿病，注射胰岛素已经6年。以前，购买胰岛素一般一次能买5支，可用一个多月。在医院或药店买5支药需350元左右，后来我托人在医药公司买，能便宜近50元。对于户口在农村又无固定收入的人来说，这就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当地门诊看病买药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粗粗算下来，买一支胰岛素比外面便宜20元，买5支就可以节约100元。家人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没想到要享受这实惠却遇到麻烦。 本人在江苏仪征市工作，父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父母的户口在镇江市丹徒区。到丹徒医院去买药很不方便，但是只有在那儿买药才可以报销。第一次我还是满怀喜悦地去了。到医院后，我本想多拿点药，以减少来回坐车的开销，可是医生说按规定只能开两支药，但两支药用不到3周。给医生看母亲的病历，说了买药的不便，好说歹说医生也只给开了3支。回家算算账，3支药在药费上节省了60元，但除去来回车费、挂号费，基本上也就没节省了。很快又要买药了，我想上次医生可能是不相信我的话，就在单位开了证明，同时将母亲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情况也开了证明。可到了医院，医生还是说不行，只给开了3支胰岛素，连一种降糖口服药(诺和龙瑞格列奈片。报销后约50元)都不给开，说按规定要到下一次才能开。 来信三：父亲患哮喘病好几年了，严重时喘不过气，他将父亲送到市里一家大医院就诊，病情是大有好转，可花了7000多元医药费。对种地的农民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可由于不是在当地医保指定医院治疗的，一分钱也报销不了。他说，“喘必治”治疗哮喘挺好的，可是，当地医保指定医院(药店)都没有，到外地药店买也不能报销。 4．“看病只要1元钱，买药自己不花钱，这个政策实惠得很。”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杨和镇北全村农民张秀芳说。 张秀芳患感冒到村卫生室治疗，询问病情后，村医邹耀给她开了氨咖黄敏胶囊和感冒清热颗粒，共计7.34元。随即，张秀芳掏出了红皮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和一把零钱。邹耀在医疗证上记录数额的同时，张秀芳数出1元钱交给邹耀。 张秀芳的实惠得益于宁夏自2008年开始试点“1元钱看病”。这项政策首先在银川市、固原市试点，试点通过划拨医保资金免费为群众提供30～50种常见疾病的诊疗服务，每次只收取1元药费。其后，“1元钱看病”理念扩大到全自治区。 然而“1元钱看病”在缓解群众看病贵的同时，药品短缺也使政策惠民力度“打折”。据介绍，宁夏基层医疗机构全部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实行零差率销售，由政府确定的配送企业统一配送。 北全村62岁的耿振鹏患高血压，需经常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缓解便秘，而近来，每次到村卫生室买这药，他都失望而归。 “阿司匹林肠溶片从今年4月起就断货了。”邹耀说，实际上断货的并不止这一种药，基层医疗机构用药名录里药品不少，也基本能满足基层用药需求，但配送往往不齐。药品配送不上，患者需要，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建议他们去乡镇或城里买，这无疑将加重患者负担。 北全村村卫生室的药品配送记录显示，申购的28种药品有12种缺货。常用的牛黄解毒片则一直缺货，维C银翘片也几个月配送不上。 “药品配送不齐，有时就多申购点先储备着，免得配送不上干着急。”邹耀说。 宁夏中宁县、青铜峡市、永宁县多个村卫生室均存在如上情况，村卫生室药品配送不齐并非个例。“随着中药材价格大涨，中成药成本提高，中成药缺药现象尤为严重，每次只能配上一半左右。”中宁县石空镇高山寺村村医杨玉琴说，每次申请配送的药品能写上两页纸，也就能配满一页。市场经济下，药品成本提高了，按招标价配送不划算，涨点价，老百姓能理解，但别因此影响群众就医。 其他省的群众表示也希望享受1元钱看病的实惠，因为当地一些儿童患了感冒后，卫生所给孩子开的药很贵，而且有时还起不到作用，四五天甚至一个星期孩子依然高烧不退。为此，有的家长不得不再带孩子跑到城市医院看病，一般得折腾好几天，既花钱又耗精力。有的基层卫生所动不动便使用激素类药物。 5．贵州省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按照统一标准、统一设计、设置科学、布局合理的要求，诊断室、治疗室、药房、值班室四室分开，贵州省实现了从基本没有村卫生室到每个行政村都有国家标准化村卫生室的重大跨越。 在村卫生室实现全省全覆盖的同时，贵州省2008年以来，改扩建86所县级医院、241所乡镇卫生院、基本健全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有效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 此外，为了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贵州省还大力培养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通过为没有执业医师的乡镇卫生院招聘执业医师，启动无学历在岗乡村医生三年全日制普通中专学历教育，省内高等院校免费为乡镇卫生院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医学本科学生。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组织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卫生人员支援乡镇卫生院，以及远程教育、集中培训、交流学习等方式，显著提高了基层在职在岗卫生人员的专业素质。其中，乡村医生中专学历教育项目的实施，将使93%的村医在2013年取得中专以上学历。此外，省政府大幅增加村医补助，在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地区先期将符合条件的村医全部纳入保险范围，村医待遇明显改善，稳住了基层医疗服务人员。 在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基本完成后，贵州省将把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力争通过省级财政投入和争取中央财政支持，在“十二五”期间，全面完成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 6．2012年，卫生部举行的发布会传递了积极信息，新农合制度取得新进展，中国正持续发力缓解农民看病难。最新数字显示，2011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为8.32亿人，参合率超过97%，全年受益13.15亿人次。门诊统筹工作普遍开展，新农合政策范围内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从60%提高到。70%左右，最高支付限额从3万元提高到不低于5万元。 另外，农村居民重大疾病保障试点取得进展，中国正在努力探索破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截至2011年底，提高儿童先天性心脏病、急性白血病医疗保障水平工作已在全国全面推开。 发布会上还传出信息：中国正努力建设新农合国家级信息化系统平台，建成后农民工跨省就医将实现即时结报。 中国有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参加了新农合。但他们在城里工作生活时，就医报销往往很不方便。尤其是在户籍地参加了新农合，但工作地点却不在当地的，报销则更为麻烦。 对此，卫生部农村卫生司司长杨青表示，如果农民工在务工地参加新农合，在省内70%的省市定点医疗机构可以即时结报。对于跨省就业的农民工，卫生部门也已采取措施，在农民工输出地合作医疗管理机构和输入地的有关部门间进行协商，确定合作医疗的定点医疗机构，如此一来农民工在务工地点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也可以即时报销。与此同时，新农合国家级信息化系统平台建设也已启动，并已在一到两个省进行试点。 “未来，国家级平台和省级平台将进行互联，农民工到任何一个跨省的医疗机构就医，他的信息都可以通过国家信息平台互通，以方便报销。”杨青说。 7．2012年8月起，山西太原推进医改过程中，实行新农合“先住院后付费”服务模式。截止到2013年2月，有1.7万余名参合农民受益，在医改惠民、和谐医患关系、密切党委政府与群众关系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在这一模式下，凡是符合住院直补条件的参合农民，无须交纳住院押金，可直接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出院前结清个人应承担的费用，新农合承担费用由医院和相关部门直接结算。出院结算时，困难群众可持相关手续，办理延期或分期还款。这一模式看似仅对传统缴费与治疗顺序进行了简单调整，但已显现多重正效应。 首先，切实解决了群众困难，让群众分享了基层医改成果；同时，密切了党委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太原市卫生局局长郝宝清说，截至2012年12月31日，受益参合农民已达17187人，共减轻他们医疗负担5000多万元。 其次，提升了相关医疗机构服务水平，和谐了医患关系。“新模式”实施后，太原市基层医院医患关系得到明显改善。阳曲县人民医院的病人满意度从上年同期的84%升至95%。在清徐县人民医院，与患者接触最多的临床科室变成“满意度”最高科室。 最后，给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带来无穷活力，进一步推动了基层医改工作。“新模式救活了我们基层医院，使基层医院得以良性发展。”阳曲县人民医院院长刘冬说：“过去患者总往城里大医院跑，新模式使基层医院的病人增多，医院总收入攀升，服务能力随之提高。一些医院出现了医患纠纷发生率、药物费用、检查费用降低和患者满意度、住院人数升高的‘三低二高’良性发展。” “新模式”实施之初，业内人士普遍担心出现患者逃费欠费、增加基层医疗机构资金压力、新农合资金管控风险等问题，但运行中却未发生一起逃费赖账事件，也未出现新农合资金及其他医疗风险。 太原市卫生局新农合管理中心主任何进凯说：“除了真心为患者服务赢得患者支持这一因素外，关键是相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首先，加强住院人员规模监控，防止“新模式”实施后住院人数激增，给基层医院带来压力。“新模式”运行之初，太原市就要求各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把好住院关，通过日报制，加强对各医院住院人数的监控，并与同期情况开展对比分析。 何进凯说，经过头3个月监测分析，发现住院人数确实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但10%的增幅在预料以及可控范围内。事实上，新农合制度实行已经10年，农民“看病难”问题得到一定缓解，“新模式”只是降低了农民看病门槛，为特别困难的农民提供了就医便利，因此，不会出现医院爆棚现象。 其次，充分相信农民，并通过提升医院服务质量、加强制度预防等措施，有效防范赖账逃费现象。 郝宝清说：“我们一直相信农民是‘讲信用’群体。同时，只要医疗机构真心实意为农民服务，提供高质量医疗与服务，农民不会赖账。事实证明，在医院普遍提高医疗质量、服务水平和改善住院环境后，农民比较满意。” 为预防个别逃费赖账现象出现，太原市出台了配套惩罚性防范措施。 此外，加大监管力度，防范个别医疗机构与农民合谋套取新农合资金，确保新农合资金安全。太原实施“新模式”，一方面，教育农民遵守制度、讲求诚信，督促相关医疗机构，依法依规，诚信经营；另一方面，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不诚信的医疗机构给予相应处罚，直至取消其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资格。直至目前，还未出现“套费”现象。 同时，改变新农合资金拨付结算方式，缩短拨付周期，以减轻相关医疗机构资金压力。太原市改变过去一个季度与相关医院结算一次新农合资金的办法，确定为一个月拨付一次，对县区医院则是半个月结算一次。对接诊较多的医院，还实行随时申请随时办理兑付制度。 8．2014年7月8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几项重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2014年新农合重点工作。 《通知》提出，2014年，要进一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和保障水平，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320元，全国平均个人缴费标准达到90元左右。各地要调整和优化统筹补偿方案，将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保持在75%以上，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50%左右。全面推开利用新农合基金购买大病保险工作，巩固完善儿童白血病、终末期肾病、重性精神疾病、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肺癌等重大疾病的大病保障工作。继续完善一般诊疗费政策，将乡村医生的一般诊疗费标准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元，且一般诊疗费不低于5元，新增部分由新农合基金支付。 《通知》强调，各省(区、市)要加快省级新农合信息平台建设，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与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的联通。2014年，力争将联通的省份扩大到15个左右。要充分利用新农合信息平台，开展异地就医费用核查工作，打击骗取新农合基金的行为。 《通知》要求，发挥新农合的杠杆和利益导向作用，拉大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报销比例的差距，引导患者分级、有序就诊。各地要逐步建立基层首诊和新农合转诊制度，对于在基层首诊并按规定转诊的患者，可按规定的比例报销；对于没有按照程序就医的，应降低报销比例或不予报销医药费用，并逐步形成未经转诊不予报销的制度。畅通患者下转通道，降低或取消下转患者的起付线，引导慢性期、恢复期患者向下转诊。 对于医疗联合体，《通知》指出，可以探索采取打包付费等方式，引导联合体内的各级医疗机构形成责任和利益共同体，建立有效分工协作机制，调动其开展分级诊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 2011年9月19日下午，记者从湖南省农科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900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其隆回县百亩试验田亩产达到926.6公斤。 中国农业部验收组在同一天公布，袁隆平指导的“Y两优2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平均亩产926.6公斤，创中国大面积水稻亩产最高纪录。 “要知道中国目前水稻平均亩产只有400～500公斤，这次926.6公斤单产的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不吝溢美之词。 李国祥称，此次突破不仅可以使中国的粮食保障更为稳固，同时，投人相同土地资源取得更大的亩产，意味着中国可以节约大量耕地，用以种植其他有较大供需缺口的作物。 “譬如，可以探索腾出一部分耕地用以生产玉米或油料作物。”李国祥称，“以油料作物为例，中国的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只有2亿亩，距供需平衡还有约7亿亩，转移出的土地资源可以部分弥补这一缺口。” 在李国祥看来，水稻单产的提高不仅意味着土地资源节约空间的增大，更意味着更多水资源的节约。“水稻是高耗水的作物，水稻单产的提高，可以节约水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此相佐证的是，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业耗水约占全国总耗水量的70％，而水稻的用水几乎占整个农业耗水的70％。 除此以外，李国祥指出，水稻亩产的提高，不仅有望进一步提高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对于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也将作出贡献。 此前袁隆平也曾表示，中国杂交水稻在世界许多国家都适合种植，如果世界上杂交稻种植面积增加7500万公顷，每公顷按增产2吨计算，就可以增产粮食1.5亿吨，能多养活四五亿人口，可以有效保障世界粮食安全。 1975年，袁隆平和协作组成员一起攻克了制种技术关，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他不仅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总设计师和最主要的学术带头人。1986年，他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由三系法到两系法到一系法”和“从品种间到亚种间到远缘杂种优势利用”三个发展阶段的战略设想，这一设想已成为国内外公认杂交水稻育种的指导思想。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被列为国家“863”计划的重点课题。近年来，在袁隆平的指导下，两系法杂交稻研究基本成功并投人生产应用。不久前，他主持研究的超级杂交稻也获得成功。 杂交水稻对我国乃至全世界粮食产量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杂交水稻在中国的年种植面积约有2.3亿亩，占水稻种植总面积的50％，产量占稻谷总产量的57％。每年全国因此增产的粮食超过200亿公斤，相当于一个中等省全年的粮食总产。由于杂交水稻获得巨大成功，袁隆平先后获得迄今唯一的国家特等发明奖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八项国际奖，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目前，我国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已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0％，平均增产20％。从推广种植杂交水稻以来，已累计增产稻谷3500亿公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10年，袁隆平80岁生日时，亲朋好友为他举行的生日晚宴上，袁隆平说道：“我今年才40公岁，还很年轻，还要为杂交水稻做一些事情。”袁隆平郑重地告诉大家，他还要做的事情是，“到我90岁的时候，要实现超级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 2011年，我国粮食生产“八连增”、农民收人“八连快”，其中农业科技功不可没，国家杂交水稻技术中心运用超级杂交水稻品种和高产抗倒、节氮高效等技术不断提高水稻亩产量，据项目组的吴俊博士介绍，用这一方法，2011年就增加粮食10亿公斤! 吴俊说：“在袁隆平老师的指导下，我们中心的团队通过自主创新，培育了广适应性的系列品种。国家杂交水稻技术中心通过自主创新Y58S，还有巨穗稻Rll28为代表的杂交水稻亲本，选配了系列的超级杂交稻新品种。这些超级杂交稻新品种在湖南省经过‘种三产四’的推动，按前五年的平均单产计算，总增产稻谷10.37亿公斤。” 2. 2011年5月底，长江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出现旱涝急转，其中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五省相继出现较为严重的旱情。安徽寿县是历史上著名的军垦民囤之地，粮食产量位居全国前列，虽然遭遇灾情，但当地农民种粮积极性非常高，记者见到了一位承包7100亩良田的种粮大户，他告诉记眷：正因为有了各种农机具才能种这么多地，并且在遇到旱情时也能轻松解决。 记者：怎么种这7100亩? 农户：全部机械化。我们一年收入好几百万。 记者：旱的时候您的地里是什么情况? 农户：我们直接有排灌机械，受影响不大。 当地的农机人员还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展示了先进的抗旱设备。 工作人员：把水管子一接自动就浇地了，这是最先进的。 记者：最快多长时间能浇完? 工作人员：根据旱情，一个小时最少能浇3～5亩地。 记者：能省钱么? 工作人员：省!省工省钱，还省时间。我们抗旱人工费现在就得30块钱1亩，加上机械磨损就得到50块钱1亩，这个机子就很省了，25块钱就完了。 有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粮食单产增加对总产提高的贡献率达到了85％，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程度已经过半，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也达到53．5％。这意味着我国到了更加依靠科技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3. 河北省张家口市鲜奶年产量占全国的三十分之一，72．9％的灌溉农田实现节水灌溉，是全国最大的杏扁生产基地和葡萄酒生产供应基地。 张家口市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节水农业、生态农业，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推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10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19元，首次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达5.1个百分点。2011年前三季度，全市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5224元，同比增长19.7％。 张家口是一个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有11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区，“越穷越垦、越垦越穷”曾是这里农业的真实写照。“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核心支撑，加快农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张家口市市委书记许宁在谈到农业如何转方式、调结构时说。 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土地承载力。依托气候冷凉、紧邻京津市场的优势，张家口市调整以粮为主的传统农业结构，大力发展畜牧、蔬菜、果品、杂粮、马铃薯等特色产业，推广舍饲养殖和设施农业。目前，全市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左右，产量达到533万吨，年产值达50亿元以上；奶牛饲养量稳定在40万头左右，规模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发展到539个，成为河北省奶牛养殖大市，鲜奶年产量占全国的三十分之一，并全部实现了就地加工转化。 立足本地实际，发展节水农业。作为一个水资源匮乏、十年九旱的地区，农业灌溉用水占张家口市用水量的75％。为了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5年来全市共投入水利建设资金20.85亿元，在洋河、桑干河两岸的大中型灌区建设渠道防渗衬砌工程；在机井灌区大力实施低压管灌和喷灌项目；在坝上蔬菜主产区实施以膜下滴灌工程为主的节水工程。全市实行了最严格的地下水取水制度，新打机井必须由县级行政部门一把手审批，用水实行24小时精准监控、阶梯定价、节奖超罚。目前，全市节水灌溉总面积达到278万亩，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72.9％，年节水能力达到2.2亿立方米。大力推广优质旱作新品种，张杂谷、马铃薯等优质高效抗旱品种种植面积达到260万亩，占旱地的75％，产量较传统品种增产一倍多。 因势利导，发展生态农业。张家口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近年来，全市累计投入生态建设资金58亿元，草场面积发展到2030万亩，林地面积发展到175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1.6％。在生态建设中，张家口市注重统筹兼顾，处理好国家要“绿”和农民要“利”的关系，大力发展生态后续产业，种植苜蓿、青玉米262万亩，杏扁200万亩，沙棘、枸杞、柠条143万亩，经济林占全市林地总面积的20％。其中杏扁栽植面积占全国的二分之一，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是全国最大的杏扁生产基地。 张家口市实施龙头带动战略，大力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64家，形成葡萄酒、甜菜制糖、奶业等多条循环经济产业链。全市葡萄种植面积达到44万亩，其中酒用葡萄36万亩，2011年酿造葡萄酒18．5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葡萄酒生产供应基地。据统计，全市农业产业化经营率达到60．5％，省级以上农业知名品牌达到64个，带动68万农户户均增收2000多元。 4. 目前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但平均利用率仅40％左右；我国农药年产约170万吨，平均18亿亩农田每亩消耗近两斤；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这些化学合成物质不仅污染了耕地、水等农业之本，还严重威胁到食品安全。 不使用大量的外部资源就成功地保持了土壤肥力和健康，这是一百年前西方农学家发现的中国农业最令人称奇之处。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农业正在工业化之路上被大化肥、大农药、除草剂、添加剂、农膜、无机能等裹挟着一路狂奔。专家提醒，应该反思一下目前我们的农业生产方式。如目前我国每年约有50万吨农膜残留于土壤中，残膜率达40％。农膜在农业生产中的大量使用而并不考虑其降解问题，令我国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速了耕地的“死亡”。 “我实地考察过几十个国家，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大张旗鼓地推广、应用农膜，弄得全国山河一片‘白’。”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如是说。长期致力于退化生态系统与退化农田修复的蒋高明讲起他在一些农村看到的几乎完全被白色塑料膜覆盖的农田、山坡的景象时，用“白色恐怖”来形容。据蒋高明介绍，大量残留在土壤里的农膜，在15～20厘米的土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的难耕作层，而最关键的是它没办法降解。有人研究其寿命后得出结论：大概要经过7代人、140多年还降解不掉。 令人担忧的还有，在农膜降解的过程中，会有致癌物二嗯英排放到空气中。比如有些勤快的农民将农膜从田里拣出来后就地焚烧，看似干净了，实际上低温燃烧排放的剧毒二嗯英进入了农民身体和大气中，成为难以除掉的恶性污染物。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短短几十年，我国耕地肥力出现了明显下降，全国土壤有机质平均不到1％。而与此同时，我国化肥用量及其增长速度也令人吃惊。 据蒋高明介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25千克／公顷，但目前我国农用化肥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434.3千克／公顷，是安全上限的1.93倍。从其提供的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变化图上看出，20世纪50年代，我国1公顷(15亩)土地施用化肥8斤多，现在是868斤，几乎以上百倍的速度增加。“但这些化肥的利用率仅为40％左右。没用完，就都变成了污染。”蒋高明说。 还有一个数字让蒋高明耿耿于怀：我国工厂化养殖动物每年产生27亿吨动物粪便，约为工业固体废料的3.5倍。但因养殖业与种植业分离等原因，这些本可成为很好肥料的动物粪便并未用到应该用的地方。结果“一方面造成农田面源污染，一方面大量制造化肥，受害的是耕地与消费者”。 关于农药，蒋高明掌握的数据是：我国农药的平均施用量为13.4千克／公顷，其中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2008年我国农药总量173万吨，平均每亩施加1.92斤农药。蒋高明的农药年施用总量动态变化图显示，1990年我国农药施用总量约为70万吨，2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170多万吨。 其实，即使没有化肥农药等造成的直接污染，工矿企业废水污灌等对耕地的间接污染也已经使之不堪重负。有关方面数据显示，我国因污水灌溉而遭受污染的耕地达3250万亩。目前全国有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其中409／6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受到严重污染。 另据调查，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几乎占到了中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为此有识之士呼吁，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仅是守住其数量，还要守住其健康、洁净之“红线”。 5. 2011年11月，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副司长潘海平说，我国农业科技虽已取得重要进步，但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水平仍然不高。“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他认为，中国农业科技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投入严重不足等问题。 潘海平说，近年来我国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虽然有了大幅提高，但在一些领域成果供给能力依然薄弱。统计数据显示，除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大多数国产农机产品仅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水平。 “同时，农业科技人才队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作用发挥不充分等老问题尚未有效解决，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大量转移，农村实用人才素质低、后备力量不足的问题愈加凸显。”潘海平说。 此外，无论从社会总投入还是从公共财政投入看，我国农业研发投入水平都远低于全国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潘海平认为，投入不足主要表现在农业科研机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严重不足，农业科研经费多以竞争性投入为主，持续稳定支持的经费比例偏低。 “根据规划，‘十二五’末，农业科技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贡献率将超过58％。”潘海平说，为实现这一目标，农业科技工作需围绕深化农业科研机构改革、完善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加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深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等重点展开，切实对基础研究、基础性工作、重大关键技术研究等周期长的科研领域给予连续稳定的支持。 6. 2011年11月5日，2011中国杨凌现代农业高端论坛开幕。在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我国将建立逐年稳定增长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农业科技投入不足的局面。同时积极探索新机制和新模式，不断完善符合农业科技特点和规律的支持策略，实现农业科技投入水平和使用效率的大幅提高。 2010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万亿斤大关，2011年，全年粮食总产迈上1.1万亿斤的新台阶，实现连续八年增产。农业科技被认为是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数据显示，到201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2％，科技贡献首次超过了土地、劳动力及物质投入要素的贡献份额。 “十一五”期间，农业部门立足产业特点和国情特色推进农业科技管理创新，初步建立了科技投入稳定支持的新机制，营造出科技人员潜心钻研科技、安心服务生产的新氛围，形成了各类科技力量联合协作的新格局。 尽管如此，当前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张桃林表示，“十二五”期间，面临着粮食需求刚性增长，农业生产成本刚性上升，土地、水等农业生产资源刚性约束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农村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对科技进步的需求更加迫切。 张桃林说，“十二五”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农业部门将积极探索新机制、新模式，不断完善符合农业科技特点和规律的支持策略。调整投入重点，由注重农业产中科技向注重产前、产中、产后科技整体布局、合理配置转变，从注重科技研发向注重研发与中试示范并重转变。同时转变投入方式，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建立完善滚动支持机制。 7. 以色列由于国土面积小，且大部分地处沙漠、荒漠地区，加之水资源相对缺乏和分布失衡，农业发展存在着“先天不足”，因而必须走科技发展农业的道路。 对于农业方面的研究开发，以色列政府始终在财政上予以积极支持，每年为此投入的经费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属世界上投入比例较多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国内几乎所有的重点大学都有农业方面的研发项目。以色列农业部不仅设有负责农业研究的机构，还承担农业科技推广和农业经营服务方面的工作。 为解决水资源相对缺乏和分布失衡问题，以色列农业科技人员开发出了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滴灌技术，这项技术不仅在以色列国内广泛运用，而且还推广到了其他国家。以色列用经过处理的污水灌溉农田，开发出某些可用咸水、海水灌溉的农作物，如棉花、西红柿和甜瓜等，堪称世界农业的典范。在过去的50年里，以色列的节水技术和高效用水管理使农业产量提高了12倍。每头奶牛的年均产奶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0.6万升提高到目前的1万升。 以色列还开发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农用温室，以克服土壤、气候和水源等自然条件限制，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以色列现有数千公顷农用温室，它们不仅坚固耐用，而且还有多种功能：气温控制——白天使室内降温，晚间使室内升温；光谱控制——对射人室内的紫外线、红外线等进行调控，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光线对不同农作物的有益作用；害虫控制——使用添加了各种色调的温室材料，来减少室内害虫的活动和病害的发生范围；电脑控制——实现室内供水、施肥和室温的自动化控制。 依托高度专业和发达的科研体系，以色列科技人员不断改良、开发农作物品种。例如，通过推迟花生的开花期使花生仁增大了4倍；成功开发出棕色和绿色等彩色棉花，还有樱桃西红柿、便于冰箱储藏的西瓜等。 尽管以色列一半国土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带，其余地方又多为陡坡和森林，但以色列依靠先进的农业科技，不仅能满足国内对农产品的大部分需求，而且每年出口价值13亿美元的农产品，以及价值12亿美元的农业设备和农业科技。可以说，高度重视农业科技开发并将其运用于相关领域，是以色列农业成功的关键所在。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材料 材料一： 一边是毕业生就业压力巨大，一边是高技能人才紧缺 正值大学生求职高峰期，连日来的大型就业双选会、公务员考试使全国上万名大学生齐 集深圳。记者在深圳市人才大市场采访发现，求职学生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学生纷纷反映 工作越来越难找。 记者同时发现，高技能人才岗位却空缺不少，很多企业以6000～8000元的月薪都招不 到人。在普通高校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有一技之长的高职学生却很紧俏。据介绍，深圳职 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就业率连年在97％以上。深圳人才大市场主任郑举武称，缺乏高技能人 才，是全国人才市场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边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巨大压力，一边是高技能人才紧缺，人才市场为何出现如此巨 大的供需脱节?记者走访了深圳有关部门和教育专家。 高技能人才紧缺已成经济发展瓶颈 深圳市劳动局有关负责人称，目前深圳技能型人才出现结构性短缺，高技能人才严重匮 乏，正成为影响深圳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市科技局到高科技企业调研时，企业反映 不缺资金、项目和科研人员，唯独缺一线的高技能人才。深圳钟表、模具、家具、服装、制鞋、 玩具、家电等行业产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占有较大份额，但一直缺乏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 精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流的生产技术人才。深圳市委组织部人才课题组调查显示， 深圳每年需增加高技能人才7400人，而培养和引进的高技能人才仅有1100人，缺口相 当大。 高技能人才紧缺已成全国性问题，据国家劳动部门统计，在我国7000多万技术工人中， 高技能人才仅占4％，远低于发达国家35％的水平。专家认为，高技能人才短缺已成为“严 重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瓶颈”。人才市场的供需脱节向高教改革发出信号：高校要 多出能工巧匠，培养高技能人才。 轻视技能教育的现状急需改变 对于高技能人才紧缺，全国高校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俞仲文认 为，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目前国内高校普遍强调“通才”教育，重学科、理论，忽视对学生技 能、技术方面的教育。 俞仲文说，一些高校只迎合家长、学生的需求，而不是根据社会需要培养人才。在望子 成龙的观念下，很多家长企盼孩子读完专科、本科，还要读硕士、博士，不愿把子女送去学与 职业相关的技术和技能。而教育者又对这种非理性的培养人才的观念缺乏应有的引导，造 成现在人才市场的结构性失调。 深圳社科院研究人才问题的刘红娟副研究员认为，新兴产业的涌现、产业的扩张对技能 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供给远远跟不上，因为学校专业设置滞后。有关部门对高技能人 才培养重视也不够，深圳仅有1所培养高级技工的学校和1所大型职业技能训练机构，10 多年来经费仅投入约2个亿。 经费的匮乏和社会观念的轻视，使不少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高职学院陷入困境，河南某高 等职业学院的招办主任无奈地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只招到了3个学生。 俞仲文认为，现在国内大学都是一个模式，向着哈佛、剑桥的通才教育、精英教育看齐， 从教育模式到专业目录都是千人一面，造成了人才的严重同构化，很难满足就业市场各种层 次、类型的需要。 加大技能型人才培养力度 据介绍，德国、日本等国的职业技术学院都很成功。日本不少培养职业技术高校设有研 究生，很多人读完普通大学本科再进入职业技术学院深造。著名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以 技能、技术培养为主，学校设有实训车间308个，学生初中毕业就进入该校学习5年，在校生 设计的生产线有时就能产生几百万元的效益。 记者了解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学理念颇有独到之处，专业设置不按专业目录，而 是提出：经济增长点在哪里就把专业延伸到哪里。学院设立各个专业管理委员会，邀请企 业、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的专家，根据社会需求，前瞻性地设计专业，比如动漫产业今年刚刚 火热，该学院两年前就开始专业招生，学生已接近“出炉”。 课程设置上，他们不像普通学校那样以学科体系为主线，而是以职业能力为导向。学院 推行“双师教育”，教师都是工程师，绝大多数有生产一线的实践经验，强调教会学生动手能 力。这样培养出的人才，自然受到企业的大力欢迎。 专家们认为，改革现有的教育结构，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是缓解人才供需脱节的矛 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这一环应当引起学校、家长、社会各方的高度重视。 材料二： 为期两天的2004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业发展洽谈会(简称“华创会”)于8月8日正式 开幕。前来出席会议的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李海峰表示，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战略国策，为 广大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实现理想、施展才华，开辟更加广阔的天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使得大批有志青 年出国留学、学有所成，其中部分新华侨华人在海外孜孜不倦地钻研现代科技知识，成为各 行各业的佼佼者。他们饮水思源，通过多种形式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扩大中国与其他 国家在科技、经贸、教育、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了解 和友谊。李海峰说，实践证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是中国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人才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 当前，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过程中，中国政府加快实施“科教兴国”和 “人才强国”战略，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营造出鼓励人们干实事、 支持人们干成事的社会氛围，为广大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实现自己的理想、施展自身才华创造 了新机遇。 例如，交通便利、科技力量雄厚和工业基础较好的湖北省，通过重视投资软环境的建设， 出台众多优惠政策，加大对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以国务院侨办和湖 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华创会”为契机，不仅吸引了500多位华侨华人 前来投资兴业，涌现出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发展势头好的企业，而且使得“华创会” 成为中国侨务工作的一个引智品牌，在海内外产生良好的反响，今年吸引湖南、河南和安徽 三省共同参与。 中国经济发展、科技进步都需要资金、技术和各类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支持。广 大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可发挥智力优势，参与中国优势产业的科技攻关，在实现高新技术产品 的产业化等方面大显身手；发挥外向型优势，为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科技交流作贡献，推动 包括金融、保险、商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引导中国企业和产品提高产品科技含量 和市场竞争力，提高出口创汇能力和外向型经济发展；发挥多学科、高学位、新领域、国际化 优势，为中国引资引智、重大项目投资和宏观决策提供咨询论证和技术服务，为国内经济的 跨越式发展献计献策等。综上所述，华侨华人回国(来华)创业，天地广阔、大有可为。材料三： 2004年12月29日的《中国青年报》刊载了两条很耐人寻味的教育新闻。一条消息是，上海一些企业在招聘研究生时出现了新动向，不仅要看研究生学历和毕业院校，而且还要看 “本科出身”，本科毕业学校也成为录用研究生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另一条消息是，仅有高 中学历的甘肃人夏忠俊，仅凭从街头买来的一纸“硕士”文凭，在宁波的一所高校授课一年 多，还当上了该校教育教研室的主任，被鄞州区检察院处理过。然而，事隔两年以后，这个夏 忠俊又一次故伎重演，以“东京大学留学生”的假毕业证书，在湖州某外国语学院一个日语班 上担任班主任长达3个月，最后因频频诈骗自己的学生被拆穿，锒铛入狱。 一些企业招聘研究生问“本科出身”并不涉嫌歧视，也不是企业凭空捏造出来的“怪招”， 更不是为了作秀，而是从它们的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一位著名外企人力资源 部总监就坦言，前几年他们也从上海一些名校招聘过一些研究生，但试用以后感觉，研究生 和这些学校的本科生有着明显的差异，多了3年的学习经历并没有弥补这些研究生在综合 素质上的欠缺，比如英语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都很不足。这位总监认为，本科4年的学 习对一个人的素质尤为重要。 其实，我国高等教育的某些现状也不同程度地在印证着这位企业人力总监的论断。此 前有报道称，一些地方的普通高校(主要是那些二三流高校)实际上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学生 的“考研基地”。学校本身基础条件差，既没有雄厚的物质条件，也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更缺乏优良的教学和学术环境，学生进入高校就埋头准备考研，导致本科阶段知识结构不完 整。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即所谓“新硕士不如老本科，新博士不如老硕士”，就是这种现象 的生动刻画。 正是由于一些用人单位充分注意到了这种差别，才想出了招聘研究生问“本科出身”的 办法。不少人认为，这种新动向是整个社会用人观念的一个重要转变，用人单位正逐步由 “唯文凭”向综合评估转变，由对人才素质的逻辑判断变为经验判断，初步摆脱了“文凭至上” 的用人观念，这是向能力标准靠近的一个好预兆，是值得欣喜的。 然而，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高校却还不是那么清醒，现代“方鸿渐”的出现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证。一个从地摊上买来的“硕士”文凭就能挤身于高校教师队伍，滥竽充数一年多，还 当上了业务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一个来路不明的东京大学留学生毕业证书就能成为外国语 学院的教师，当上日语专业班的班主任，若不是因为诈骗暴露马脚，还不知道要在教师队伍 里混迹多久呢。这充分反映了一些高校存在着严重的只图虚名、不求真务实的浮夸作风，不 是脚踏实地地培养名人，而是只想投机取巧傍名人。 假如相关高校也能问问假硕士的“本科出身”，结果会怎样呢?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而不是“批发”文凭的场所。因此，尽管学校拥有向毕业生发放文凭的权力，但它不能把着眼 点和注意力放在文凭上，而应放在真才实学的提高上。作为高校出现重文凭、轻能力的倾 向，完全是理念上的偏差和失误。试想，这样的办学理念，如此不良校风，怎能在社会上赢得 好名声呢?它的毕业生会受到用人单位的信任和欢迎吗?长此以往，“硕士生不如本科生， 博士生不如硕士生”就会一语成谶了。 总的来看，用人单位招聘研究生问“本科出身”既是用人观念的进步，也击中了我国研究 生教育的软肋，在不断扩大研究生招生数量的同时，如何改变选拔方式和如何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确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而假硕士受聘于高校的现实，也标志着某些高校自 身的落后观念还没有真正转变，高校自身的文凭迷信也必然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看来，要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首先要转变教育者的观念，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三、申论要求

给定材料资料1    在北京西北部一栋办公楼冷飕飕的地下室里，一群想要成为企业家的人正聚集在计算机屏幕前，注视着他们最新的项目雏形。而在几公里之外，在一个暖意融融、装修更为豪华的地下演讲厅里，30多名经理和创业者也在讨沦有关新产品和新公司的创意。这两群人都验证着中国社会对创业热潮日益增长的兴趣。英语在线教学服务“英语流利说”创始人王某表示：“初创是令人迷恋的新事物。”“中国的创业精神呈现一种上升趋势。顶级风投公司正在寻找年轻的创业者——整套生态系统逐步形成。”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5月至今，中央层面已经出台至少22份相关文件促进创业创新。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简政放权，从财税、金融、保障服务、政策激励等方面支持创新型企业特别是创新型小微企业发展，使各种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让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对接创新需求，用创新的翅膀使中国企业飞向新高度。2015年10月19日，在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启动仪式上，李克强总理被现场热烈气氛所感染而登台发表即席演讲，称“要为创新创业者站台”。李克强总理指出，大企业员工和草根创业者通过创新创业都可以成为更多财富的创造者和拥有者。这既是收人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也促进了社会公平正义。双创为所有人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让有能力的人通过自身奋斗获得上升通道。资料2    近年来，创业一词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在众多创业团队里，90后群体以其高学历、年轻、接受新鲜事物快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前不久，某网站邀请了几位90后创业者，分享自己的创业心得。1992年出生的小尹已经开了三家公司。为了弄明白“为什么KTV的歌单十年不变”这个问题，小尹跑遍了N市所有的KTV。他发现，KTV的点歌系统更新周期较长，而且每一次更新，硬件和软件都要付钱，点歌系统的硬件公司缺少互联网思维，创新动力不足。也有人尝试做智能点歌，但所做系统，小尹说“不忍直视”。在小尹看来，社交、娱乐才是这个时代年轻人的刚需。KTV不再只是一个唱歌的场所，而是一个聚集了年轻人社交、娱乐、聚会等多种需求的地方。凭着这个想法，他创立了KTV团购APP“一起唱”，把整个N市的KTV硬件系统作了更新。现在，用“一起唱”的用户，只要提前列出歌单，并同步到APP，进入包房后摇一摇手机，歌单便自动导入了点歌盒子。除此之外，用这款软件还可约别人来唱歌，还可以把KTV现场旋律进行混音，然后传到云端，分享到社交网站，甚至可以在包房里和朋友一起看世界杯。小尹说，从物质转到服务、娱乐，是他们这一代人创业和上一代的不同，这类创业不需要太高成本，往往一个想法，一份风险投资就可以做起来。90后正在用一种更新、更年轻的方式去与这个世界相处，创业的可选空间变大了，且较少受到家庭背景、所支付成本和教育程度的限制。    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与90后相比，80后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传承不多，且多有负担，除了养活自己，通常还需考虑如何让父母过得更好。而很多90后的父母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人脉，不但不需被养，还能帮到子女。90后没有后顾之忧，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的一代人，这代人喷薄而出的创新力，会帮助中国进入一个极具创新力的年代。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很多90后在创业心态上有了改变，他们不像做企业，更像做项目，对于成功的渴望不是很强烈，有时甚至只把这当做一种体验。    某互联网金融公司创始人、CEO小孙觉得，在传统社会，行业与社会规则已经形成，年轻人往往要学习社会中的既成经验，才能进入正轨。在这种系统里，年轻往往成为一种劣势。而在现代社会，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与互联网同生共长的年轻人成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可以直接从互联网获取经验，寻找机遇，而对于年长者，年龄反而成了迁移转型的一种包袱。所以在传统部落中，年长者往往是部落中最有权威的人，而互联网社会中，则会涌现扎克伯格等一系列的创新者。现代社会不是经验的时代，而是技术与创新的时代。资料3    深圳的创业者乔峤想要做一款智能耳机，他发现，60%的人都会在跑步过程中听歌，并用手机APP记录运动数据。如果有产品能同时解决跑步人群运动数据记录和听歌的需求，又能通过音乐来实现运动激励，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乔峤对记者说，他想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特征，设计和提供有效的音乐服务产品，做到每一个硬件设备都是针对个人定制的。    可是，光有好点子还不行，初始创业的乔峤，面临既缺资金、又缺人才的尴尬，他尝试着用股权众筹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在众筹网上，他发布了自己的股权众筹商业计划书，以出让公司10%股份的方式，融资187万元，最低投资额1万元。最终，吸引了16名投资者参与。乔峤告诉记者，这些投资者为他引入了互联网、音乐、体育领域的强大资源，其中，几个最志同道合的投资人干脆直接加入了创业团队。资料4    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处不起眼的楼里，有一处名曰“一八九八咖啡馆”的休闲场所。它成立于2013年10月，虽然看起来很简朴，但成立以来，它每天都在吸引着大批“咖粉”流连忘返，且不少是业界大佬。它究竟有何魅力？    董事长杨勇认为，“在传统的创业中，第一步要找投资人，这就很难，能拿到钱更不容易。第二步，找完投资人之后，要把产品卖出去，也挺难的，所以每步都是一个坎。为什么那么多创业公司都死掉，为什么那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了？就是因为每一个坎都不容易走过去。众筹就把这个模式改变了，每个人都是投资人，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也是传播者，这种方式的改变，你就发现，做公司容易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消费者就是投资者和生产者。”    杨勇说：“传统的创业特别辛苦，就是因为你老要求人，或者叫做外部交易，今天要找一个银行的人，去求管银行的人，给他什么好处帮我办个事情，这叫外部交易。现在众筹是什么呢？你缺什么就让谁来当股东，你把你未来要求的人全部变成股东了，把原来外部的交易变成内部的合作了，内部合作就非常容易。”“200人聚在一起就有很大的能量。实际上，它真正意义在后面的裂变，每一个项目做完之后，会带出一堆项目出来，原因就是通过众筹找了200个非常靠谱的人，这些人再有非常多的合作机会，所以基本上一个项目出来会带一堆项目。一八九八咖啡馆实现众筹之后，项目太多了，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找了一群可以相互信任，相互熟悉，又都不错的人，而这些人本身又是跨界又是组合，非常容易谈成生意，所以这个裂变的过程，力量会特別巨大。”    浏览股东花名册，200位发起人涵盖了北京大学近30年来不同届别、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皆为各领域中的知名人士、企业家、高层管理者。这些联合创始人所在的行业涉及金融、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新媒体、教育、法律，高科技等多个领域。杨勇表示，“通过众筹，聚集众多资源。每天跟像打了鸡血一样，所以创业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200人股东，可能我把他们伺候好了，每月就会有一两百万收入，这就挺好，公司就能存续下来。而创新是怎么来的？创新就是因为大家能够很轻松地做自己的事情了，就会主动去创新，每天为了生存去创业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创新。”资料5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帮助你”，时下正风靡的众筹让这句话以更直接的方式照进现实。2014年初，在华南理工大学就读的刘永杰和3个小伙伴萌生了开一间咖啡馆的创业想法。这时，众筹模式走入了他们的视野，众筹咖啡馆“比逗BEPOATO”的计划也就被列入了日程。    为了考察众筹在校园的可行性，2014年4月，创业团队在华工和华农的校园进行了300份以上的问卷调查，高达70％的参与众筹意愿给予了团队正式启动的信心。随后，他们以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为目标群体进行股东招募。他们的众筹计划是：众筹股东每股1000元，每位最少需出资1000元，最多5000元，享有1至5股的分红权。经过一个多月的招募，他们共有170多位众筹股东和70多万元的启动资金。筹得了资金后，下一步就是选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们在五山地铁站附近租了一间临街的铺位。170多位众筹股东都竭力宣传这间咖啡馆，不仅自己来消费，也拉朋友来消费，开业两个月以来，咖啡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在咖啡馆最显眼的地方，整个墙面挂满了印有比逗LOGO的马克杯，仔细一看，这些马克杯上都刻着名字和编号。王海向记者介绍，每一个马克杯代表咖啡馆的一位众筹股东。由于股东数量庞大，不少众筹咖啡馆最后变成了“看上去很美”而实际运营却举步维艰，落得散伙的下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咖啡馆建立了自己的董事会，由核心运营团队、校园股东、社会股东等7人构成，虽然每个众筹股东都拥有建议权，但最终的决策权是在专业的核心运营团队手中。“尽管有摩擦，但大家都奉行‘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做’的原则，合作很顺利。”刘永杰说。    为解决学生股东“毕业”带来的流动问题，“比逗BEPOTATO”设置了学生股东毕业的股权流转计划。对于第一批学生股东，两年之后按贡献度排名，挑选一部分成为永久股东，其余在毕业时需将股份流转给附近高校在校生。对于之后加入的股东，均需要在毕业时将股份流转给合适的在校大学生。    利用校园优势，比逗将咖啡馆主题定位为“创业交流”。除了承接许多校园社团活动以外，他们还承办广东天使会等线下交流活动。通过举办类似的创业交流活动，店铺也获得了更多的创业资源，一些更富有经验的专业团队还能够给予他们诸如薪酬制度设计的指导。一些兴趣小组也自发找到了比逗，如锤子科技、海星会、微博读书会等等，都在比逗举办了线下活动。    比逗还在进行面向所有众筹股东的APP研发，主要目的是加强股东之间的交流、提高股东活跃度等。王海举例说，可以将股东对店铺的贡献设置成一个一个的任务，例如来店消费或发布一篇推介文章就能获得“经验值+1”，带朋友来消费就能够获得更多经验值。王海还举例说，店铺中要增加一幅壁画，以此设置一个任务，那么股东就可以通过APP来领取这个任务，在股东中找队友一起执行，完成后就获得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的任务完成获得的奖励积分，就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每个股东对咖啡馆的贡献值，今后的分红、股权流转等就有据可依。资料6    在众多的创业者中还有这样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人们把他们的创业形式称之为社会创业。年轻女孩小丁，为了解决残疾人和行动迟缓的老年人穿脱衣裤不便的问题，研发生产出了可拆卸的特制衣裤，并在这些特制衣裤上增加了加热、中药、磁极、按摩等辅助功能，患者试用后，好评如潮，目前产品已经投入市场。小丁还为此申请了专利，注册了有限责任公司。    行为心理学认为，人对任何付出都是希望能有所回报的。一直以来，我国公益项目对捐赠人的奖励多是精神奖励，捐赠人的心理难以得到很好的满足，影响公益事业的发展。小韩和小张创立了“路人甲”公众小额捐赠平台。他们希望把鼓励捐赠行为实体化、物质化，能用商业的手段，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路人甲”的“惠捐模式”在中国是首创，即用户在捐赠10元后即可兑换一张答谢券，凭着这张答谢券可享受众多合作商家的超值优惠和在线服务。这样一来受助者有尊严，捐赠人有答谢，商家得客户，捐赠人、商业机构和公益项目（或受助人）三者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公益的价值闭环，互惠共赢，同时也挖掘了优质捐款户背后的巨大价值。    著名经济学家A：我所理解的社会创业家是新一代企业家，他们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承担社会责任，关注自然环境，拥有人文情怀，追求愿景理想，他们以创新的商业模式拓展可持续增长路径，在为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回应社会挑战，贡献社会进步。作为评委，我关注参赛者的激情与智慧、理想与务实的平衡。    资深财经评论员赛B：社会资源的发展有两个终极目标，第一个是效率，第二个是公平。普通的创业者，一般的商业诉求是解决效率问题，并且通过提高效率来获得商业上利润的诉求，但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公平。有的时候效率和公平之间是有矛盾的，社会创业家就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这样一批创业者，他们和一般创业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公平。对于整个社会资源分配当中一些处于弱势的群体，通过商业的行为、商业的链条架构来提升他们的地位，我觉得这是社会创业家与一般创业者最大的不同。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C：首先我不认为哪个企业家是和社会脱离关系的。他们不论是提供产品还是提供服务，哪种方式都或多或少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或创造了价值。如果有的创业家所做的事情是完全公益的，那么我佩服他。但是在毫不盈利的前提下，我并不建议这样做。    风险投资人D：社会创业家创业的第一动机更多是想实现“改变世界或改变社会的目的，跟“发明者”和和“追梦者”类似，不是以传统利润模式导向，而是出于更高一层的梦想和驱动创业。这些创业者会比一般创业者对自己的产品、服务或项目设的禁区更多，但也比一般创业者对自己的梦想有着更超乎一般的执着和理念。用自己的优势结合梦想找到一个更有颠覆性的产品和思路是很重要的。    甘客科技创始人E：社会创业者就是创业者中的NGO（非政府组织）。创业是源于为特定群体、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因此，他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强，更有社会情怀，而非简单地追求个人财富的积累。这是创业的新型价值体系，更具有社会公益意义。资料7    在某大学生创业大赛现场，5名女孩准备筹集40万元资金，到武汉近郊去承包50亩地，种植有机蔬菜。台上陈述的女孩充满激情和自信，台下观众也不时报以阵阵掌声。当评委问到“你们种过蔬菜吗？”“你们的创业资金从哪里来？”“农民凭什么把土地转包给你？”你们种出来的有机蔬菜准备卖给谁？”等问题时，她们的回答却难以令人满意。如今，创业已经成为青年人口中的高频词语，对大学生而言，创业正在变得“简单”，曾经的理想似乎也触手可及。    机械专业硕士小杨，进入杭州一家民营企业从事技术工作不满半年，因没有期待中的高薪，没有理想中的激情，他开始琢磨创业。此后，他每天都在与人交谈，项目、资金、人脉、经验等问题弄得他头疼，深感创业之艰的他最终放弃了创业梦。    某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先生拥有20多年投资经历，曾位列《福布斯》中国年度最佳创业投资人榜首。他参与过投资的企业包括完美世界、环球雅思、凡客、分众传媒、百度、阿里巴巴、巨人网络等著名企业。在阎先生看来，当创业成了一种“时尚”和“运动”时，多数人都急功近利地把创业当成了投机行为。他说，“从时下来看，创业的动机大多是源自对财富和名声的渴望。”    某著名网站策略营销总监范女士认为，赚钱是创业的应有之义，但更多成功的创业者却是从想要赚钱开始，“继而”解决用户需求，在解决用户需求、创造社会价值这条路上不断自我追问、探寻并最终走向成功之地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为了赚钱”上是赚不到钱的。星巴克CEO舒尔茨曾说：为钱创业是肤浅的，应为梦想所驱动。在创业路上有太多诱惑，也有太多艰险，只有怀揣理想的人才能够抵抗诱惑，才能够不惧艰险，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百折而不回。诺奖得主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指出：大多数创新并非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普通民众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大众创新带来国家繁荣。    某公司创始人卢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创业氛围很好，但创业却也成为一种时尚，仿佛不去创业就是落伍了。创业项目的选择部分属于异想天开性的，部分属于复杂型的。而现实需要创新型、技术型的项目，那些通过移动互联网，把原有商业模式去中间化，搞流量，然后再找商业模式，这样的创新都是伪创新。仅怀着一腔热血，就幻想着自己只要去创业就能成为下一个马云，而对创业的概念，对行业隐形的壁垒和门槛却知之甚少，这是许多大学生创业伊始的真实写照。在国内的互联网创业环境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特性就是抄袭成风。很多创业者虽有好的创意，但却因为没有好的原创保护制度来保护，导致被其他一些公司抄袭过去，这些公司凭借着更雄厚的资本实力，迅速把原创者打败并挤出市场。    领英中国区总裁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用自身经验阐述了关于创业的两个公理：第一，创业成功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每一个成功故事背后更多是失败；第二，创业没有失败者。即使是创业项目失败，作为创业者而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将促进个人成长，即可定义为成功者。他认为，创业是没有失败者的历程。资料8    乔治.马洛里是英国探险家，他曾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和剑桥大学，曾是英国著名公学查特豪斯的教师。马洛里18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了登山，在那个被称为“阿尔卑斯登山的黄金年代”的日子里，年轻的马洛里并不是欧洲大陆最优秀的攀登者。然而，他对山有着巨大的兴趣，1921年到1924年，乔治.马洛里参加了人类前三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尝试。当马洛里随着登山队第一次来到珠峰脚下，第一次见到他心中的女神时，他将她描述为“梦境中最狂野的造物”，是那样巨大、美丽而又可怕！这一次他们到达了海拔6985米的地方，由于缺乏地形知识，全队处于极端疲惫的状态，他们没有向更高的地方前进，但是他们终于找到通向顶峰的路。除此之外，这次攀登让他们在“阿尔卑斯攀登方式”之外，找到了更适合于8000米山峰的“金字塔攀登方式”。    马洛里第二次攀登珠峰时，到达了8300米之处，离顶峰只有500米之遥。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氧气的确切效用，并确立了高山氧气设备的基本模式——气瓶、气管、面罩，后世的人们只增加了一个调节器。    1924年6月马洛里斯辞去了剑桥大学讲师职务，第三次来到珠峰的脚下，那一年他已38岁，有幸福祥和的家庭，有深爱着他的美丽妻子，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当《纽约时报》的随队记者在追问他“你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马洛里说，“因为山在那里！”。    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真正创业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都耸立着一座高山，而生命不息，攀登不止，正是真正创业者的境界所在。

二、给定资料 1．自2014年起，全国人民增添了一个重要节日，10月17日——“扶贫日”。 10月17日一直是“国际消贫日”，每年这一天，联合国都会选择一个国家作为主会场，开展不同的主题活动。从2007年至2013年连续7年，我国在“国际消贫日”与联合国驻华系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主办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各地也在同一天举办各种活动。2014年8月1日，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扶贫日”的批复明确，从2014年起，将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扶贫日”。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设立“扶贫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充分体现了对于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格外关心，设立“扶贫日”是继续向贫困宣战的一个重要的举措，也是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以来，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扶贫开发为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和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数据显示，随着扶贫开发的深入推进，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按照我国扶贫标准，1978—2010年累计减少了2.5亿贫困人口，参考国际扶贫标准，我国共减少了6.6亿贫困人口，全球贫困人口数量减少的成就93.3%来自中国。 从1986年的人均年收入206元，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再到2011年底的2300元，我国扶贫标准实现“三级跳”。郑文凯介绍，这些年我国的社会扶贫初步形成了定点扶贫、东西扶贫协作和军队参与扶贫三方面的基本框架。目前，31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帮扶全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定点扶贫实现了对重点县的全覆盖。 专家指出，尽管减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但当前全国人均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人群还有8000多万人，参考国际标准则还有2亿多，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艰苦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我国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阶段。 “目前，全国扶贫开发工作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力创新提高的新阶段。”郑文凯表示，今年我国力争减贫1000万人以上，国家设立首个“扶贫日”将是一个有利契机，通过各类宣传活动，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 2014年是第一个“扶贫日”，开好头、起好步，对以后的“扶贫日”活动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应该按照依法合规、公开透明、节俭务实、注重效果的原则，精心组织好、开展好“扶贫日”活动。 2．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是人类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我国的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扶贫问题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农村扶贫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们积极开展包括生存扶贫、技术扶贫、教育扶贫、卫生健康扶贫、实物扶贫在内的各种扶贫活动。近十余年来，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较以前有了较大飞跃，并且涉及了更多的领域，以更低的成本提供了更高质量的服务，运营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与政府和市场相比，非政府组织更贴近基层百姓的生活，凭借以上种种优势，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有了较大影响。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健全社会保障显得尤为重要，而扶贫开发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一环，对降低两极分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创新扶贫开发模式，借鉴国外应对“福利危机”的做法，大力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来，无疑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因共同的兴趣、目标、爱好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相同的价值取向而走到一起，他们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抱负。因此，在农村扶贫工作中，他们不计得失，积极奉献，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承担了那些政府管理和市场运营不宜顾及或者无法承担的责任，获得政府和企业无法获得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服务质量，还降低了运行成本。 非政府组织成员部分来自基层、民间，他们自身的“草根性”决定了他们与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政府组织主要是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解决普遍性的问题，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扶贫；非政府组织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解决扶贫问题。非政府组织利用其贴近民众的特性，将分散的贫困个体集中起来，整合弱势力量，形成合力，加入到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实施中，这是政府机制无法比拟的。 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一般就是创办人，他们通常是某一领域的权威人士和精英人物，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成就，享有良好的声誉，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拥有自己的特长或专业知识技能。因此，在农村扶贫中，非政府组织团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在比较擅长的部分实施扶贫措施，如教育扶贫、技术扶贫、文化扶贫、实物扶贫等，有利于提高扶贫效率。 非政府组织参加农村扶贫不需要做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他们投身到扶贫事业中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自身价值，为了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和人文素质，他们的工作基本是无报酬的，即使有报酬也是较低报酬，这使得非政府组织在进行农村扶贫时更能摒弃形式主义和政治噱头，为农村扶贫带来更加见效的扶贫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重效率、轻公平使得我国的财富倾向于部分群体，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贫富差距现象，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不完善，尤其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极度不健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情况在农村更是普遍，因此贫富差距有日益扩大趋势。非政府组织因其民间性，可以更好地了解这类情况，同时，其自身的自愿性、公益性也为农村扶贫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对促进社会公平、减少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强调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控制、计划和决策作用，而忽略资源所在地的社区在资源保护及利用中的地位。然而，实践证明，政府集权管理存在无法克服的问题，比如设计方案不符合当地情况，实施过程效率低下，高额的管理及监督成本，以及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腐败问题等。在政府主导的发展途径中，农村社区和农民被视为政府政策和投资的目标及受益者，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社区和农民的实质性参与，在缺乏对资源使用决策权的情况下，社区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很难真正确立起来，同时由于政府各部门间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投入到农村社区中的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 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世界银行为先导的国际机构开始在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倡导并积极探索社区自主型发展的新途径。 目前，社区自主型发展(Community Driven Development，简称CDD)模式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得到了运用，这种模式以更经济、更有效的形式实现了资源的传递、基础设施的提供，保证了妇女和穷人的参与和受益。是很多国家实现赋权社区、开展减贫工作的重要工具。据统计，过去五年，世行CDD的年度投资量从10亿美元增加到20亿美元，占业务总览的10%，每年投入16亿美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占15%。使用社区自主型发展资金项目的数量增加了35%，从89个项目增加到120个项目。十年内，世界银行在57个国家资助了108个社区基金和类似的需要驱动和多部门项目。迄今为止，世界银行的社会基金资助额已达37亿美元，全世界10万多个贫困社区已从中受益。 而在我国的扶贫开发历程中，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和参与式扶贫几个阶段，为了克服以往模式的不足。社区自主型发展途径在中国扶贫领域开始了其试点进程。 2010年，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签署启动了“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项目”，该项目是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在扶贫领域合作开展的第5个大型综合性扶贫项目，项目总投资10.87亿元，项目覆盖河南、重庆、陕西三省(市)25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区)，12万贫困户、48万贫困人口将直接受益。这表明，CDD试点项目的成功经验已经在我国的扶贫项目中得到了初步推广。 “社区自主”的扶贫理念是指，项目资金直接拨付到社区，资金的控制权直接交给社区，社区居民自己民主选举管理人员，成立监督小组，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向社区汇报，避免资金的浪费。 人的能力建设可以作为对社区自主型发展模式是否有效及效率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因而不断提高社区和农民的自主发展能力才是硬道理。将项目决策权交给社区，由自然村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的项目小组具体负责项目的申报、实施、组织、管理和后续维护等：应从原有的能力开始，不断培养社区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将社区发展变成一个社区学习和组织学习的过程。充分赋权也为农民提供了更多自我决策的机会，他们的能力和意识也会随之不断提高。 社区主导型发展扶贫试点项目充分尊重了民意，集中了民智，在项目评选过程中，社区协助员、党员骨干分子、社区监测小组成员、妇女代表甚至普通居民都可以旁观，真正做到公开、公正、透明：此外，国际计划负责独立监测，项目监督小组负责内部监督，资金管理中的账户、存折、密码三者分离等制度安排，确保项目始终在权力制衡中得以推进，从而保障了资金安全和项目按照既定目标和管理模式加以推进。 社区自主型发展模式中，社区组织充当组织者和管理者，居民则是决策者、行动者和受益者，从理论和运行规则上都确立了居民在社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即一切项目活动都是以居民的最终决策权为依据的，同时居民需要在社区发展的规划、实施和监督中最广泛参与。社区组织根据社区发展需求将居民组织起来，充分整合社区资源，调动居民参与积极性，根据相应程序选择社区发展项目活动，同时按照规章制度实施项目方案。 在CDD模式中，制定贫困地区的扶贫和发展规划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在规划的指导下，有利于集中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资源，充分发挥资源整合的效应。政府的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的投入是社区发展的重要保障，定期和不定期的监管和评估、适当的激励机制也可以推动CDD的可持续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促进政府有关业务部门职能的有效转变，即建立政府部门在社区项目参与中的以社区和住户需要为导向、以利益为连接纽带的运行机制，同时促进社区主动同政府部门联系，建立有效的合作的途径。 针对以往扶贫模式中存在的政府主导、受益者被动接受的弊端，世界银行创新了扶贫模式，即社区自主型发展模式，通过直接依靠社区群体主导发展活动，有效地克服了被扶助者参与度低、拥有感差、资源浪费、被扶助者需求得不到满足、社区和被扶助者能力得不到锻炼等问题，在国内外实践中也证明CDD是值得推广的。 4．作为国定贫困县和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近几年来，G县立足县情，采取“以点带面，以线扩面”的方式，深入开展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取得了良好成效，创造了扶贫改革的“G县模式”。 该县实施县处级领导挂钩帮扶、部门驻村帮扶、干部结对帮扶、驻村第一书记联系帮扶等，动员全县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与贫困户结对子，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对所有贫困户及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实行信息化动态管理，解决精准扶贫工作中帮扶谁、怎么扶、谁去扶、怎样扶等一系列问题，广泛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资金活动，确保精准扶贫工作取得实效。 依靠帮扶单位开展扶贫亮点多、效果好。他们以“真扶贫、扶真贫”为己任，创新帮扶机制，采取“基础设施扶贫+产业扶贫+社会扶贫+智力扶贫”“四合一”模式，先后筹集和协调各类帮扶资金3912.461万元，实施了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就业培训等一批项目，改善了联系村面貌，带动了贫困区域发展，初步形成“一乡一品”“一村一目”产业格局，“输血式”扶贫逐步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G县纪委帮扶联系点的潞城瑶族乡八洞村，地势偏远、交通闭塞，是当地的贫困村。路一直是村民心中的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第二轮“三村扶贫行动”开展以来，在纪委干部的带动下，八洞村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改善，全村完成了15公里的碎石路工程，建成了两条通组路。 除了改善基础设施，如何带领村民致富成了驻村干部最关心的问题。“还是要发展产业。”为了扶持村民养殖大耳羊，村上采取了以点带面的法子，重点扶持部分养羊户，还为新扶持的10户养羊户分别送去了一头母羊。6组的辜多才就是其中的受益者，2013年靠养羊收入10万以上，2014年辜多才100多头羊卖了20多万。王晓华是个残疾人，为了帮扶他发展养羊业，2014年4月，村里给他送去了5头母羊，一年以后再支助一半的费用。现在，八洞村养殖大耳羊规模在50头以上的已经有6户，10头以上的有18户。除此之外。村上还发展种植了450亩海椒、120亩西瓜，八洞村村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截至2014年底，G县累计减贫44150人，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5468元，比2011年的3523元增加1945元。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县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139元。 5．当今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推进了我国的信息化进程。自1995年以来，电子商务在我国逐渐扎根成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了一种新的扶贫方式——“电商扶贫”，即用电子商务来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第二届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上，有专家学者认为，“输血”扶贫不如“造血”扶贫，只要一根网线、一台电脑，足不出户就能做遍天下生意的“电商扶贫”模式将成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新途径。 2015年初，根据A市扶贫办关于电子商务培训主导思想及培训要求，青松职业学校积极组织，成功举办了平面广告设计、电子商务入门班两期培训，通过一个月时间的培训，让培训的学员能够真正意识到在这个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农产品作为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已凸显出其强大优势。电子商务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方式，对促进生产、流通和消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电子商务培训旨在引导更多的农民群众了解电子商务知识，培养创业意识，提高创业能力，积极参与创业实践。本次培训班共有50名学员报名，培训内容十分丰富，学员非常珍惜此次学习机会，按时到课，认真学习。借助电子商务培训，可以让更多的农民在理论和实践上掌握电子商务基本操作技能，在农村大舞台上有更多的作为。 A市作为N省首府，依托清真产业集群、特色农业等地方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农村电子商务与其他行业电子商务相比，还处于启蒙阶段，农村电商的发展与普及一直处于落后阶段，介于以上因素，通过电子商务培训和整合农村优势产品资源，打通农村地区的双向流通渠道，帮助农民一手“节流”、一手“开源”，好的特产，卖好的价钱，真正实现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 A市虽然是个首府城市，但是农村网络普及率还比较低，硬件设施较差，加上农民思想保守，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对于新鲜事物接受度偏低。调查显示，在农村计算机应用率偏低，互联网未能广泛普及，农民更多的依赖传统市场交易，农村信息化还有待普及与提高。支付是发展电子商务的一个基础条件，由于农村信用制度不健全，农民也习惯于用现金交易，成为影响农村农业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农村，农产品存在运输难的问题，种子怕挤压、农药类产品有毒，运输难度大。有的农村道路崎岖，通车不便，这也给农产品物流配送造成了巨大阻碍。电子商务是通过电脑来实现买卖交易的，就现在的农村发展来看，存在电脑的使用率偏低、用户较少，以及网络费用问题，最重要的是了解懂得电子商务的人员稀少，无法有效地认知农村电子商务。 6．2014年10月17日，全国社会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扶贫开发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于部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履行领导职责，创新思路方法，加大扶持力度，善于因地制宜，注重精准发力，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能动作用，扎扎实实做好新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强调，当前扶贫已进入新的攻坚期，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完善政策，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和发展后劲，实行更科学更有效的扶贫。坚持把集中连片地区作为主战场，注重整体推进与精准到户、加快发展与保护生态、各方支持与贫困地区自身奋斗相结合，汇聚强大力量，努力啃下扶贫攻坚的“硬骨头”，戮力同心打赢这场硬仗。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但由于种种原因，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国家环保部门的一项跟踪调查显示——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中，广大群众十分关切的“菜篮子”污染问题，其原因除了造假者为追求暴利而掺杂使假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污染殃及农业，以及农业生产中违反科学，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添加剂，使农副产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2．河北省连续几年对市场上小白菜、豆角等10种蔬菜进行检测的结果表明，蔬菜中残留农药品种逐年增加，残留量检测率呈大幅度上升趋势：1997年，乐果、氧化乐果和甲胺磷的检出率为36%；1998年，乐果、氧化乐果、甲胺磷、久效磷、敌百虫的检出率为44%；1999年，乐果、甲胺磷、久效磷、敌百虫、乙酰甲胺磷、内吸磷、水胺磷、百菌清、西维因等检出率上升到54%。 3．2000年，国家组织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进行监测，共采集蔬菜、水果30多个品种、1420个样品，测试其中14项农药和7项重金属残留情况，结果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 20%～60%，总超标率为20%～45%。其中一些禁止蔬菜使用的高毒农药品种残留问题严重。2000年底，广东省组织对广州市3个蔬菜批发、零售市场和3个蔬菜生产基地进行监测，结果表明国家明令禁止的高，剧毒农药甲胺磷检出率为34.2%，克百威的检出率为43.4%。令人意外的是，与农民零散蔬菜地相比较，蔬菜种植面积集中的生产基地高，剧毒农药检出率更高。有的蔬菜生产基地高毒克百威农药检出卓达70%～87.5%，甲胺磷的检出率达10%～ 87.5%。这些都是盲目加大农药用量或滥用剧毒农药的结果。 4．天津市农业环境监测部门对9个品种、117个蔬菜样品中硝酸盐含量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有58%的测试样品中硝酸盐含量达到四级污染水平(达到四级污染水平的蔬菜，生、熟均不允许食用)。其中，芹菜、菠菜、莴苣四级累积率为100%，水萝卜83%，小白菜75%，大白菜 46%，黄瓜、大葱、大蒜硝酸盐累积率较低。江苏省对两个大型农贸市场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进行测试，发现2/3的蔬菜硝酸盐含量超标。湖北省先后对武汉市和35个县市的76个集贸市场、32个生产基地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蔬菜中亚硝酸盐污染严重，其中叶菜类亚硝酸盐总体超标率达18.3%。 5．据有关抽查显示，广西贵港叶菜类蔬菜铜污染超标11.81倍，广东珠海叶菜类蔬菜镉污染超标20.1倍，天津北排污河灌区芹菜汞污染超标9.9倍，河南郑州大枣镉污染超标8.67倍，山东新泰羊肉铜污染超标11倍。 6．由于水体污染严重，污染物通过灌溉进入农牧业环境，造成食品污染。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8000万亩农田采用污水灌溉，其中约70%主要或完全依靠污水作为灌溉水源。这些水源中的镉、汞等重金属沉淀到土壤中，被农作物吸收，残留在农产品中。受污染的水源和农作物又会危及畜禽，使畜禽产品受到污染。 7．因瘦猪肉好卖且上价钱，一些养猪专业户甚至大型养猪场给猪服用违禁的“瘦肉精”。这一做法至今没有禁绝，前不久查出有不少个体饲料作坊和大型饲料厂仍在生产掺“瘦肉精”等的饲料。人如果经常食用含有此药残留的猪肉，会导致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后患无穷。 8．此外，由于受经济利益驱使，一些人见利忘义，在养殖中乱用激素和其他药物。比如甲鱼正常生长要几年才能长成供食用，而用性激素乙烯雌酚催长，7个月就可速成送进厨房，而且肥美；用“避孕药”速肥的黄鳝，也是长得又快又肥。不少地方为追求禽畜生长快、肉质细嫩，在饲料中滥用抗生素，使肉、蛋、奶中的抗生素残留量大大超过国家标准。人若长期食用这类产品，将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一旦患上细菌感染的疾病，使用抗生素治疗将无效果。 (摘自《经济日报》)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