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 2002年2月下旬清华学生刘海洋“伤熊”事件，日前引发了各方的强烈关注。　　(2) 近日，北京市司法局请来数位法学界专家，就这一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专家们在指责刘的行为的同时，也指出了由此事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　　(3) 刘海洋从小到大依赖母亲生活，直到大学才学会骑车，甚至他骑车上学的路也要由母亲来指点。在填报大学志愿时，刘海洋顺从母亲报考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电机专业，放弃了他喜欢的生物学。一个被抹杀了个性的人，换言之，把自己的命运系于他人身上的人是不会懂得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的。　　(4) 在涉及肇事者法律责任的讨论中，有观点认为，应依据刑法第341条，将肇事者的行为认定为非法狩猎或者杀害野生动物罪，但该法律保护的是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目的是惩处那些破坏野生动物的行为，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而在“伤熊事件”中，当事人伤害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动物，更不属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刘海洋所伤害的那5只熊是动物园花数万元买回来的，为了饲养这些动物，动物园又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来修建场地、配置设备、购买饲料等；并且动物园还利用这些动物来招揽游人参观获取营业收入。这表明，虽然这5只熊仍具有作为野生动物的生理特征，但事实上已被赋予了社会属性即财产属性。刘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法律所保护的公共财产，应依据“故意毁坏公私财产罪”定罪量刑。　　(5) 刑法第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过程中，应对当事人进行司法精神鉴定，然后在此前提下考虑对他的定罪量刑事宜。如果刘海洋不具有排除刑事责任的合法理由，其行为就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　　(6) “伤熊事件”发生后，各新闻媒体对其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固然，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做出有违社会公德和违法犯罪的事来，理应受到惩罚。但是，有些媒体由于错误地理解有关法律，套用《濒临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与《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而认定刘海洋的行为性质，甚至将刘某家庭的隐私也公开，这样不仅会对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构成威胁，对刘本人和其家庭也是严重的伤害。司法机关应该公正、公平地审理此案，不应当让舆论导向影响了司法公正是一个法制社会的起码标准。　　(7) 法律的目的不是将人一棍子打死，更重要的是对人心灵上的挽救。学校、家庭培养一名大学生很不容易，刘海洋已为他所犯下的过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以后还要工作和生活，我们在谴责和反思的同时，不能忘记给他留条后路。　　(8) 我们的教育机制往往不太重视学生的人格和心理健康的形成与培养。一个人的成功标志往往是学习好、能上名牌大学。而拥有怎样的人格，概念也是很模糊的。对孩子们，不是树立很难企及的榜样，就是要求太全面，过于苛刻。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多重压力，造成了学生不健全的心理瑕疵。教会学生做人之道，使他们真正成为心智和人格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是教育机制中不容忽视的课题。　　(9) 解决一个人性格上的瑕疵，重要的是用人性的方式去挽救他。社会应建立救治精神瑕疵的机制。刘的行为无疑是令人痛心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费安玲认为可以通过判令刘在动物园多少小时的照顾动物的劳动，以培养他的爱心并使他意识到这种行为对财产和动物伤害的违法性。　　(10) “伤熊事件”已超出了法律思考的范畴，是一个颇具警示意义的、涉及青年学生的人格教育与精神健康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特别是家庭、学校对学生的基本素质教育的问题。社会应以该事件为契机，较为深刻地检讨我们的教育制度，加强宪法公民义务、基本法律及心理卫生常识的教育和普及，培育具备健全人格的社会人才。　　(11) 乍一听到刘海洋用硫酸伤害熊的事，很多人都感到困惑，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毫无恻隐之心，如此凶残的行为呢?言下之意，若是无奈之举或许还在情理之中。学识固然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但学历毕竟不能替代人格，知识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性的丰满。事实上，优秀的学业不等于优良的人格，人格障碍常伴随着高学历，从而造就了病态的天之骄子。　　(12) 目前社会对人才的评价标准是有缺陷的。人们在强调学生的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加关注他是否具有健全的人格和精神状态。当我们声讨刘海洋之前，先应该检讨我们学历教育中存在的缺失。刘的行为很极端，但他并不是特例，同一教育机制在每一个学校都同样运作，所教育出来的学生不会有很大的差别。越是名牌大学，精神压抑者和自杀的比例就越高，其原因就是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期望值太高，人们用固定的模式去要求他们，压制他们个性的张扬，使他们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中。　　(13) 刘海洋的家境并不宽裕，他的行为对家庭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面对媒体，刘母曾痛彻心脾地哭诉，她一生眼看就要到达丰收的季节，却好像突然遇到了一场大风暴。痛心的同时，刘母是否也应该检讨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毕生影响呢?刘海洋从小到大依赖母亲生活，直到大学才学会骑车，甚至他骑车上学的路也要由母亲来指点。在学业上，刘母寄托了很高的期望，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塑造他。在填报大学志愿时，刘海洋顺从母亲报考了自己并不喜欢的电机专业，放弃了他喜欢的生物学。一个被抹杀了个性的人，换言之，把自己的命运系于他人身上的人是不会懂得生命的真正价值所在的。　　(14) 刘海洋的作案动机，据他交代，仅仅是想试验熊对硫酸的分辨力。但他十几年所学的知识，却没能赋予他这种能力。刘母的教育观念来自社会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暴露了社会和学校教育的缺陷。　　(15) 人格培养，首先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现行的学历教育中，缺乏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重视。即使在人文教育的院校里，学生所学到的，大多是被高度抽象的社会、法律、经济和文化知识。作为一名大学生，刘海洋学过法学的基本知识，知道不能猎杀野生动物，却不知道伤害动物园里的动物同样是违法的。如果刘从小能在课堂上更多地体验到对生命的理解，学会对所有的生命的同情，即使他不知道任何具体的保护动物条款，他也有可能避免今天的悲剧。　　(16)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刘海洋是一个独生子女，抛开他的特殊的单亲家庭背景不谈，作为一个独生子女的生活环境给他的影响又是什么?众多的长辈围绕着一个独生子女，捧着，呵护着……没有机会体验兄弟姐妹的亲情，他怎么会体验对生命的同情以及对其他生灵生命的怜爱之心?这种环境难道对刘海洋的行为没有影响吗?　　(17) 应当极其重视“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道德教育，然而却严重忽视了诚实、公正、尊重、同情、爱等最基本品质的训练。同情心和怜悯心是使个体避免侵犯行为的基本心理品质。在让学生追求崇高理想和高深学识之前，先让他们学会人类最基本的理性和情感。让学生熟记法条、远离“法盲”前，先让他们了解任何侵害他人的事都是要受到处罚的。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新华社北京2010年11月26日电，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6日介绍，11月底到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农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监察部、商务部、民政部、工商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组成6个国务院督查组，相继赴18个省、区、市督促检查工作。 据发展改革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督查工作重点是调查了解有关地区价格总水平和重要商品供求和价格变动情况，督促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总结推广各地在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加强监管、稳定价格、保障群众生活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协调、指导地方完善政策，改进工作。 11月26日上午，国务院办公厅召开督促检查稳定物价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工作动员会，按照国务院有关通知精神，部署组成国务院督查组，赴重点地区开展督促检查工作事宜。 资料2 针对甘肃省近期居民消费价格整体走高的趋势，2010年11月27日甘肃省政府下发《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稳定市场价格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出台了13条措施对价格上涨的主要推手——农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相关环节加强调控监管，采取强有力措施保障供应，平抑物价，稳定群众基本生活。 受国内外价格因素影响，甘肃省今年特别是9月份以来，市场价格快速上涨，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为积极应对此问题，《通知》要求各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稳定农副产品供应，保障市场供应充足。省政府年内将安排500万元，以奖代补支持市州政府所在地的蔬菜生产、蔬菜种苗培育和大棚建设。同时要保障化肥生产，继续实行化肥生产用电、用气和铁路运输价格优惠政策，不得对化肥企业拉闸限电。化肥等农资在春耕之前价格不得上涨。 保证绿色通道通畅，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甘肃省交通厅要全面落实绿色通道政策，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此外，根据《通知》，甘肃省农副产品绿色通道，由原来的“五纵二横”公路，扩大到全省所有收费公路。庆阳、武威、天水属地管理的二级收费公路同步执行国家绿色通道政策。同时，《通知》还将马铃薯、甘薯、鲜玉米、鲜花生等农产品增加到《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享受绿色通道政策。 加强价格监管，杜绝价格“黑手”。各有关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重点查处哄抬价格、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垄断货源阻断流通、恶意囤积、炒作农产品等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行为。要规范农产品经营和深加工秩序，加强电子交易市场监管。加强粮食收购资格审核，规范粮食交易行为，防止恶意串通。 给低收入群体发“红包”。针对物价上涨给低收入群体带来的生活压力，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在落实现行低收入群体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和各项援助措施的基础上，建立长期有效的低收入群体生活补贴与物价上涨联动机制，并对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给予5个月的临时价格补贴，对省属大中专院校在校生按40%的资助面，发放临时伙食补贴。 此外，《通知》还规定，要切实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严格控制政府调价行为，除国家调价项目外，春节前各地不再出台新的政府调价措施。 资料3 2010年以来，甘肃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呈现出持续上涨的态势。1～9月，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3.3%，其中，9月份同比上涨4.7%，天水、嘉峪关、张掖市上涨均超过6%，尤其是食品、居住价格上涨幅度较大。 兰州市粮、食用油、肉、蛋、蔬菜价格延续了9月份的上涨之势，在10月份持续小幅上涨。 兰州市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显示，10月份，小麦收购和销售价格分别为1.07元/斤和1.16元/斤，同比分别上升15.05%和14.85%；面粉零售价格为1.67元/斤，同比上升0.60%；粳米零售价格为2.84元，同比上升21.37%。 蔬菜价格的涨幅在各类农副产品中依然处于领先地位，其中：青椒、黄瓜、西红柿、油菜和茄子价格分别为2.50元、2.25元、2.33元、2.25元和2.38元。 食用油、肉禽价格比较稳定。其中，一级散装菜籽油价格为5.88元/斤，环比上升8.29%；精瘦肉、五花肉和牛肉价格分别为12.63元、11.00元和16.75元，环比分别上升1.04%、2.33%和1.52%；羊肉和鸡肉价格环比持平。 资料4 “蒜你狠”：中牟蒜价2009年竟然狂涨22倍 2010年1月28日下午，河南省中牟县冷藏保险协会会长刘少臣告诉记者：“去年的蒜价称为‘暴涨’，一点也不为过。”刘少臣介绍，以直径为6厘米的一等冷藏蒜为例，2009年3月底时，其出库价即批发价每吨200～300元，从4月11日开始，蒜价开始毫无征兆地启动，每吨猛然涨了将近100元。此后，蒜价一路高企：2009年6月，每吨700余元；8月，每吨1200元；11月，每吨4000元。而到了年底，则狂飙到了每吨7000元，并在这个价位企稳，且一直维持到目前。 “这么多年，第一次见蒜这么疯涨，2006年时，一等冷藏蒜出库最高价位达到过每吨7000元，但只维持了十多天就回落了。这次真是历史罕见。”刘少臣感慨。记者粗略计算了一下，短短9个月间，中牟大蒜价格犴涨了22倍。 “豆你玩”：疯狂的绿豆贵过猪肉 令猪肉贩子哭笑不得的是，这年头，小小绿豆的身价竟然比猪肉还金贵1 2010年5月11日，郑州市市民林艳辉来到位于农业路上的正大易初莲花超市，发现这里的绿豆比猪肉还贵，一公斤绿豆要19.8元，一公斤带皮后腿肉才14.98元。位于东明路上的思达超市，一公斤绿豆的价格高达21.7元。在经三路上一家超市，一公斤15.98元的特价绿豆引发市民抢购。 “姜你军”：全国生姜价格连涨33天 2010年5月16日一大早，家住重庆市渝中区临华村的龙女士就出门买菜去了。她准备在附近一家副食店买块生姜，店主报出的价格却吓了她一跳。“6.5一斤，好的要7块。” 不止重庆，全国的生姜价格都有点“疯”。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7月14日至8月15日，全国生姜价格连涨33天，涨至每斤6.57元，累计涨幅达18.2%。从省区市来看，近五成省区市的涨幅超过20%，其中上海、天津、江苏涨幅居前，分别为34.3%、32.7%、31.4%。 资料5 2010年11月2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10月份城市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在监测的31种产品中，近80%价格上涨。食品接连涨价，从“蒜你狠”“豆你玩”到“姜你军”，再从“糖高宗”到“油你涨”、“苹什么”接力不断，新词也层出不穷。为了应对，不少人还成了“海豚族”(海量囤积一族)。就像一副推倒的多米诺骨牌，除农产品价格集体上涨外，人们发现，有关吃、穿、住、行的价格都在上涨，物价因素正在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从2009年开始，大蒜价格疯涨，网友们借鉴陈小春《算你狠》的歌名，调侃出风行网络的“蒜你狠”一词。“逗你玩”一词，最早是出现在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最著名的段子之一《逗你玩》中，从今年初开始，绿豆的价格不断攀升，从以往的两三元左右涨到了10元左右。网友据此发明了“豆你玩”，是继“蒜你狠”后的又一网络潮语。与2009年同期相比，市场上玉米价格的涨幅已经逼近三成，“玉米疯”逐渐进入各主要媒体的最新标题。从2009年底开始，浙江、甘肃等地的辣椒价格持续上涨，同时，干辣椒在重庆、山东、四川等产地市场上价格暴涨，让市民和火锅店的老板纷纷感叹“辣翻天”了。现在棉花价格比起年初时涨了将近20%。大渝网友创造了这一新词，他表示，棉花价格上涨，“刺痛”了回龙坝的一些纺织企业。大渝网一名身为家庭主妇的网友称，她和朋友照相时，朋友叫她茄子，她坚决“不茄子”，是对茄子涨价的拒绝。据了解，重庆的茄子价格，环比上涨20%以上。房、车催生“房奴”“车奴”，今年农产品“涨”价，不少网友自称“菜奴”。 白糖的价格变化在期货市场上一直很“鬼”，但是从今年10月8日开始，一直到10月28日，短短20天时间里，白糖的价格从5700元/吨一直持续上涨至6900元/吨左右，每吨上涨约1200元，涨幅达到21%，创造了同期合约的最高价。据了解，2009～2010年榨季全国食糖产量1100万吨，而国内每年需要消耗食糖1400万吨左右，存在约300多万吨的市场缺口。国家发改委方面称，新榨季的产需缺口将会小于上一榨季，并且新榨季仍然存在进口机会，因此新榨季的国内市场供给会有保障，国际糖价能否一直处于高价格值得怀疑。 金龙鱼、香满园、胡姬花等品牌食用油已经涨价了，平均涨幅在15%左右。业内人士分析，金龙鱼是这次食用油涨价的领头羊。其实，从今年10月中旬开始，受到国际油脂油料价格持续上涨，进口成本增加影响，我国部分生产企业上调出厂价格，国内食用油零售价格呈现较明显的一轮上涨态势。来自广东物价部门、海关和零售市场的分析显示，当前市场食用油价格上涨，属于连续下跌后的正常反弹，预计年内国内食用油价格上升空间有限。 用“疯狂”来形容10月份的棉花价格一点都不为过，短短一个月，国内棉花价格已经从10月初的22684元/吨跳涨到11月1日27066元/吨，月内涨幅超过20%，同比去年涨幅更高达93%。棉花价格每天都在大幅改写新的历史纪录。 “真没想到，蘑菇也这么金贵了。”10月31日中午，来建新农贸市场买菜的市民葛女士发现，市场上蘑菇很少，而且价格最高要到每斤5.5元。葛女士不知道，由于棉籽这一种植蘑菇的主要原料价格远超历史高位，入秋后疯涨的棉花价格开始“殃及”看似不相关联的蘑菇了。据中国棉花交易网的数据显示，受秋季棉花价格显著上涨影响，相关的棉籽壳价格也水涨船高，目前山东地区的价格已经最高达到了每吨2500元，而8月份这一价格仅为1500元左右。 记者从多家本地商场、服装品牌企业证实，今年冬季商品纷纷涨价，服装和棉被涨价幅度均达到了10%左右。部分服装企业宣称，不仅秋冬服装，甚至明年春夏秋装都提价了，整个行业平均涨幅为20%。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上游棉花失收，再加上游资炒作、人民币升值加快等因素作怪，致使今年棉花价格暴涨一两倍，目前与棉面料相关的服装、物品均受波及。此外，在棉花价格带动之下，其他服装面料如化纤等，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去年陕西红富士批发价一斤2块8，今年好点的要4块钱一斤，那个什么有机红富士苹果一个卖10元钱，啧啧，想吃点苹果都这么贵。”在新发地市场转了一圈，喜欢吃苹果的赵小姐愣是没舍得掏“银子”买苹果，最后买了些丰水梨，批发价一元一斤。赵小姐告诉记者，她一到冬天就“囤苹果”，基本上每天吃一个，但是今年苹果的高价格让她只好选择其他替代水果。 记者上周在部分超市中发现，康师傅8月份生产的“香菇炖鸡面”“酸菜牛肉面”“鲜虾鱼板面”“酸辣牛肉面”“剁椒排骨面”等产品面饼重量已经南90克降为85克；统一“葱爆牛肉面”也由之前的109克减到了105克，被称为变相涨价。结果这周，方便面市场开始大方减量升价，变化速度之快触动了消费者的神经。近日，康师傅公开宣布“涨价”，即从2010年11月1日起，该公司所有方便面产品中，营销占比达三成的“经典袋面系列”其零售价由每包2元涨至2.2元，涨幅为10%；其他方便面产品价格维持不变。 与去年1元钱能买3斤白菜相比，今年的大白菜让不少市民感叹卖出了“天价”：一斤就要1.5元。近日，记者跟踪了白菜从田里收获，最后到市民餐桌上的过程，发现经过收菜商、批发商、小商贩的层层加价，一棵普通白菜的身价已经暴涨了5倍。 “租金上涨是关键。”大泽置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从2006年到2009年，房租几乎没怎么增长，但今年房租涨幅很大。今年5月，房屋租赁价格环比增长了10%～20%。随着租金上涨，房主毁约的情况时有发生。记者在渝中区人民调解工作室了解到，从今年5月开始，关于租房纠纷的调解明显上升，每月要处理近70起调解，房租纠纷的案件占到总案件的20%，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30%。 继9月底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平均上调0.33元/立方米后，北京市居民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听证会也将于近期召开，听证会给出两个选择——每立方米上涨0.23元和0.27元。本次听证依然逃不脱“逢听必涨”的结局。 资料6 每日甘肃网——，科技鑫报讯昨日，省发改委针对今年以来我省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呈现持续上涨态势，尤其是食品、居住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下发关于加强市场价格监管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的通知，通知提出五大措施保证市场稳定。同时，要求已建立价格调节基金的地区要积极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扶持农副产品生产，保障市场供应，补贴低收入群体，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 省发改委指出，要密切关注居民生活必需的粮、油、肉、禽、蛋、菜、奶等商品的价格，跟踪监测掌握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禽蛋奶等销售数量、商品库存和价格情况，必要时启动应急监测预案；要及时研究解决市场供应中的涉价问题，增加市场投放，保障市场供应，稳定价格，已建立价格调节基金的地区要积极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扶持农副产品生产，保障市场供应，补贴低收入群体，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 省发改委要求各级价格部门要严格控制政府调价行为，努力减轻价格上涨压力。除国家调价项目外，各地今年内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政府调价措施。确需出台的价格调整措施，必须提前征得省发展改革委的同意。要认真清理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各收费站(点)落实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收费减免政策，切实减轻企业和经营者的负担。严格落实《舟曲灾后重建价格监管工作方案》，认真执行灾后重建物资和运输价格的最高限价政策，确保舟曲灾后重建顺利完成。 同时，要加强对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的价格巡查，坚决查处乱涨价、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等价格违法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对市场上出现的异常波动和涉嫌不正当价格行为，及时调查处理，并公布处理结果，防止因市场心理恐慌引发抢购、断供的现象发生。 省发改委对各级发展改革(价格)部门提出如下要求。 (1)加强监测预警，适时启动应急预案。要密切关注居民生活必需的粮、油、肉、禽、蛋、菜、奶等商品的价格，跟踪监测掌握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禽蛋奶等销售数量、商品库存和价格情况，对监测的数据及时进行分析，对可能引起价格异常波动的苗头性、趋势性问题，研究对策，提出调控建议。 (2)促进副食品生产和流通，保障群众生活。按照贯彻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规定，根据价格上涨幅度对低收入群体生活影响情况，配合有关部门及时研究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发放临时补贴等措施，确保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已建立价格调节基金的地区要积极运用价格调节基金，扶持农副产品生产，保障市场供应，补贴低收入群体，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困难。 (3)清理整顿相关收费，严格控制调价措施。各级发展改革(价格)部门要严格控制政府调价行为，努力减轻价格上涨压力。除国家调价项目外，各地今年内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政府调价措施。确需出台的价格调整措施，必须提前征得省发展改革委的同意。清理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监督有关收费站(点)落实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收费减免政策，切实减轻企业和经营者的负担。 (4)开展价格检查，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查处乱涨价、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等价格违法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要督促、告诫本地区相关生产和经营者严格执行价格法规政策，维护正常的市场流通秩序，保持市场供应和价格的基本稳定。发挥12358价格举报电话作用，及时受理群众投诉。 (5)发挥舆论作用，疏导价格矛盾。引导社会各方面客观看待价格波动的影响，理性对待市场价格变化。对市场上出现的异常波动和涉嫌不正当价格行为，及时调查处理，并公布处理结果，防止因市场心理恐慌引发抢购、断供的现象发生。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在全程封闭的火车上，一名男性旅客旁若无人的把脱下鞋子的脚搁在对面的坐席上；在对角的一位中年妇女偶受风寒，连续打了几个响喷嚏，只不过整个过程并无用手遮掩，直接唾沫星子就开始“漫游”，周边旅客纷纷掩面…… 这组画面并非臆想，而是笔者在坐火车时的亲身经历。当然，这些小细节并没什么值得讨伐，也上升不到道德的批判层面，仅仅是某些旅客并没有太在意周围人的感受而已。但作为“受害者”的我们总有种如鲠在喉之感，为何在出游的过程中，总有那么一丝一缕的瑕疵来搅乱旅游的美丽心情? 人的物质生活越丰富，也自然会“讲究”起来，这并非是一种矫情的定论，是文明在不断拾级而上。在旅游的领域中，这样的语境则更加明显。人们乐于用旅游出行来犒劳自己，更希望通过这个过程沉淀出以后的美好回忆。 但往往是一些不文明行为打乱了人们之前的美好计划，甚至让置身事外的围观者也感到颇为不爽，就说些不文明出游“出口转内销”的例子：“中华”烟盒让在帕劳潜水的影星黄渤很郁闷、普罗旺斯的几个位置就让中国游客拳脚相加、新加坡航班的刀叉被顺手牵羊尴尬了多少中国游客…… 翻看这样的事例，我们发现无一例外的都是小事。一个烟盒，两张座位，几套餐具，却屡屡让中国游客这四个字情何以堪。现在对不文明的出游行为关注已经从百姓上升到高层。国家旅游局就提出，“要把文明旅游纳入旅游合同之中”，并要求导游和领队负责监督游客的不文明行为。 更有说服力的当然是《旅游法》中对“文明旅游”做了规定。《旅游法》第十一三条指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本来应该是某种约定俗成的公民默契，却因为在旅游这个领域中屡屡失去位置，才使得法律不得不站出来进行接管，这种“杀鸡用牛刀”也的确很尴尬。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文明出游这事上，也有“大炮打蚊子”的无力感。譬如笔者在开篇中所说的那些现象，要靠《旅游法》去进行动作显然不行。然而那些不文明行为，又真实的让周围旅客不舒服。在这个时候，我们还真是要强调自觉自律的重要性。 “自觉”两字，更多的像是大人在对孩子的循循善诱。但在我们周围，还真有很多长不大的成年人。他们是善良的人，但却“不拘小节”，有的时候也缺少善意的提醒。在媒体连篇累牍的扒出那些不文明出游行为的图片之时，也很少有人给出榜样的风采。或许在很多人大脑中，他们就认为文明是社会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却忽然了凡事都是需要学习再学习，即便对象是成年人，即便课程是文明出游。 文明出游靠他律更靠自律。法律已经有了条条框框，但更多的死角就完全靠自己自觉。春暖才会花开，人和旅游的关系也是如此。 2．有统计显示，截至2013年10月，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数已突破1亿人次，这意味着中国明年有望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客源输出国。据了解，从现在开始到春节前夕，是国内旅游市场的传统淡季，航空机票也进入大幅打折期，不管是从天气条件，还是从旅游线路价格情况，对时间要求不高的游客来说，此时的确是出行的好时机。 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消费的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而且大家已经不再满足于游览国内大好河山，出境游的热情日益升温。据中国旅游局公布的资料，去年中国游客在境外的消费已经达到创记录的1020亿美元，可以说世界第一大消费群体已经在中国形成。眼下，即将迎来新一轮出境游黄金旺季，对于旅行服务机构来说无疑既是机遇也是考验，而对广大游人来讲，则不啻是一次国民文明素质的集中展示。 最近几年，有关游人素质的吐槽比较多，因此而引发的矛盾、纠纷也不鲜见，不管是境内游还是境外游，少数游客规则意识、谦让意识、文明意识、自觉自律意识相对淡薄，或对当地习惯、民俗、法律等了解不够，时常出现某些不合时宜、不招待见的言行，随便插队、随地吐痰、随意刻字、随手扔垃圾等不良行为，不仅直接破坏了景区景点的环境生态，而且难免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议或摩擦。此前有报道披露，某境外旅游团队就餐时无视规劝拼座喧哗，结果受到被安排于特定服务区域的歧视性待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今年10月李克强总理访问泰国期间，在曼谷与中国游客互动交流时语重心长地叮嘱大家，在外旅游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风俗，与当地民众和谐相处。出境旅游不遵守公共秩序、不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不注意检点约束自己的言行，不但可能引发不应有的误解、矛盾和冲突，开心游玩反闹心，事与愿违，而且个人不良行为不可避免会矮化国民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给彼此之间增进交往、扩大交流和加深友谊人为添堵。 我们一向以东方文明古国而倍感自豪，更以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崛起而无比骄傲，每个出境游客都是一张文明名片，更应该时刻把文明守则装进行囊，做到随乡入俗、谦抑大度、谨言慎行、文明出游，向世人展示自身的文明素养，以此赢得世界更多的尊重和礼遇，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成为一道亮丽的世界风景。 3．新《旅游法》将于“十一”开始施行。新规规定，游客如果乱涂乱画最高会受到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千呼万唤始出来”，在国人的期盼之下，新规将于“十一”开始实施了。显然，这为“文明出游”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对规范公民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更对游客心理起到了震慑作用。若想做一些“涂鸦”、随地吐痰和大小便等不文明行为，游客心理总会顾忌到后果，除非“索比式”的人物才想去拘留10天。这样因小失大，聪明的游客心里自然有一杆秤。 当然，新规开始实施并不等于一劳永逸。一者，要加大宣传力度。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标语、报纸、宣传手册等方式宣传报道规定内容，让国人人脑入心。规定实施初期，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一些人不知道规定内容做了违法的事，受处罚时不配合。其次，要加大执法力度。有的人总是自以为是惯了，知道“涂鸦”是不文明行为，也会受到处罚，却要以身试法，来考验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若执法人员听之任之，这样就会助长不良风气。此外，旅游景区在资源配置上应更加人性化。文明标语、路线指示、景区厕所等配置要考虑游客的需求，加强服务，提高服务水平。 “文明出游”拷量公民的主人公尺度。“文明出游”的主角是游客，即使制度制定得再好，游客素质不提高，最终也是“亡羊不补牢”。公民的文明程度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公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个人形象的好坏，甚至是国家形象的好坏。提高公民素质关键在教育。中国教育在探索、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教育教学模式和内容。当前，令人欣喜的是在教材中多了“文明”的内容，但是在追求高分数的大背景下，一些学校往往忽略了这方面的教育。从小让孩子接受“文明教育”，学校应该担负更多的责任。此外，家长的教育也同等的重要，生活中，有些家长让孩子随便摘花草，甚至让孩子在众目睽睽之下随地大小便，更有的家长“以身示范”，在孩子面前“洋洋得意”炫耀一番自己的“成果”，让孩子耳濡目染，这样的教育只会适得其反。最后，媒体也应该积极传递正能量，传递社会新风，正确引导舆论方向，营造文明的社会氛围。 新规虽然开始实施了，但是“文明出游”的路还很长。只要我们有信心、决心和恒心，我们就一定会把中国建设得越来越美丽。“文明出游”，大家一起行动。 4．在中央“过一个风清气正的中秋节”的要求之下，2013年的中秋佳节，公款送礼、公款吃喝、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党风、政风可谓风清气正。然而“风清气正”的过节气氛是对社会环境的整体要求，抓党风更是为了促民风。礼品市场是冷了，出门旅游却是异常火爆，而从中却暴露了社风、民风所固有的歪风陋习。 “中秋节的垃圾”成了这个节日旅游刺眼的主题。三亚大东海沙滩为应对当地“焚香祭月”习俗，中秋前夕景区就每隔10米共设置了100个垃圾桶并现场设置了文明警示语。然而在众多无组织的拜月者散去之后，沙滩仍是遍布垃圾，难以清理的香棍、啤酒瓶碎渣更是留下了安全隐患。江西武功山景区“国际帐篷节”后垃圾成山，海拔1600多米的山上，环卫工们肩挑着一百多斤重担，三天才清理干净。 旅游市场的火爆，不是景区垃圾成吨的原因。出门旅游固然是好事，赏风景既是放松身心的方式，也是拉动消费的手段。旅游市场火爆的背后也本应是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然而成吨的垃圾、艰难的清理，折射出的是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不文明出游问题。乱丢垃圾仅仅是众多不文明出游行为的一个方面，“不修边幅、不讲卫生、不懂礼仪、不守秩序、不遵法律、不爱护环境和公共设施”等陋习，最是小节、易举，却最为大煞风景。这些陋习不仅影响他人出游质量，而且严重危害到国家整体的文明形象，一而再、再而三地刺痛国人的神经。文明出游成当务之急。 不文明出游问题近年来屡见报端，社会公众、舆论也对之深恶痛绝，政府部门管理举措频频。而最终的结果，仍然是今天的陋习不改，甚至越演越烈。这个问题，实质上比不文明出游问题更为严重，屡遭诟病却屡诟屡犯，人人指责，人人却又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隐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一方面是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导致了普遍的社会风气，我们应当看到不文明行为方式绝不仅仅出现在假期出游领域，从众心理让社会大环境在无形中影响了公众的道德约束。另一方面，在普遍的社会风气里，文明与否无关个人痛痒，个人道德层面的行为受不到惩罚，也就缺乏了长久自我约束的动力和压力。这些都让文明出游得不到重视和有效解决。 文明出游，需要得到“由上而下、当务之急”的客观重视。当今不文明出游问题已经受到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在给国内带来麻烦的同时在国际上也出尽洋相。只有真真正正地意识到刻不容缓，实实在在地摆上台面，狠下决心加以整改，才能真切地解决问题。 社会风气发展好、培养好也可以作为公众行为无形的标尺，社会大环境也能潜移默化地改变公众陋习。不文明出游不能仅仅归结为公众自身的问题，政府部门应当在大方向上对社会风气进行思想宣传、引导教育，要像“光盘行动”一样由上而下在群众中展开，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刹一刹这股歪风，改一改这种陋习，宣扬形成一股“从我做起、长久坚持”的文明风气。 要想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一方面就要着眼于长远、可持续发展，相关管理部门必须重视自身建设。在加强配套设施及人员配置，完善公共服务的基础上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治理处罚。另一方面，应当采取“科学管理、惩治结合”的行政手段，出台政策、加强引导、制定法律，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引导良好习惯的形成，在治理的同时加大处罚力度。 多措并举，全面参与，才能形成合力，将“文明出游”落实成社会风气，落实到每个人的行为细节。“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回忆，什么都不带走”，莫让“赏风景”成了“煞风景”。 5．一段名为“实拍多名游客故宫群殴”的视频被网友传至网上。视频中有多名游客在故宫内发生冲突，扭打成一团。附近的游客见状都不敢上前。视频显示，直到扭打成一团的游客散开，始终未见故宫中有工作人员前来劝阻。事后，故宫对此回应，会根据网上的视频对此事展开调查。 前不久，有媒体曝光，一些游客为了逃票徒手攀爬进入西安古城墙；颐和园七孔桥附近十多名男性游客同时面对颐和园外墙小便，引得外国游客边摇头边拍照；如今，在博大精深、举世闻名的故宫内竞发生游客群殴事件，由于故宫工作人员未进行劝阻使这起事件对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得到升华，因此公众将旅游行业规范管理推向风口浪尖。的确，利益驱使各大旅游景区将工作的重心偏离正常运营轨道，相关部门是该对此下“猛药”。除此之外，提升国民素质更加迫不及待。 随着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休闲旅游不仅成为国民日益富裕起来的正常需求，更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其实，中国游客文明素质问题并非今日始，针对这种久治难愈的“病症”，我国早就出台了《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出国(境)旅游文明指南》等相关制度加以约束，可是，旅游陋习并未有太大改观，反而愈演愈烈，这无疑暴露出制度只能治标。教育才能治本。 出门旅行挤挤碰碰、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大多数人都能用一句“对不起”、一个“微笑”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偏偏有少数人公德意识差，做出诸多有辱国民形象的丑事。他们认为周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即使做出一些不文明行为也不会对自己造成不良影响，正是有这种利己思想的“几条臭鱼”才腥了“一锅汤”，让中国人受到外国人的歧视，背上了素质低、没教养的骂名。 千百年来，我国一直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赢得世人的尊重，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着中国的文明水平和整体形象。无论何时何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做到文明出行都是我们中国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做到文明出行并不难，只要心中牢记“文明”二字，肯向前走一步，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文明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6．国庆长假渐近尾声的时候，新华社记者探访全国多个景区，发现本该是审美的休闲游，却成了不得不直面国人公德缺陷的“审丑”之旅。升旗过后的天安门广场留下5吨垃圾，游客不顾警示随意攀爬圆明园古墙遗址，贵州苗寨景区游客打群架，宁波高速路堵车乘客下车“扛”走旁边农田里的大冬瓜…… 这些不文明出游的新闻，在整个长假期间频频见诸网络和各种媒体。看起来在《旅游法》首度实施的这个黄金周，不文明的现象并未明显减少。是游客的公德水准在逐年下降吗?当然不是。 由于自媒体发达，任何不文明的蛛丝马迹，都可能被微博“报道”，进而在传播过程中形成“放大”效应。我们要看到仍然丑恶的一面，但也不能漠视已然改善的另一面。比如天安门广场的5吨垃圾，相比往年其实已经大幅减少，证明游客的素质是在逐年提升的。 当然，这并非是为那些还很泛滥的不文明行为寻找借口。“审丑”是一种集体自省，惟有舆论形成对不文明者的压力，改变才会来得更快一些。只是我们也要理性地看到，改变已经在发生，只是彻底转变可能比我们希望的来得缓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迅速腾飞，很多“暴发户”去欧美旅游，和如今一些内地人一样，也常常当街吐痰、大声喧哗、喝酒闹事、不排队、随地乱丢烟蒂垃圾等，饱受舆论非议。当时一些国际饭店为避免声誉受损，甚至明确表示不接待“台客”。随后，台湾当局和民间团体倡导了十几项运动，如“勿随地吐痰”“说话讲礼貌”“上车请排队”等，被称为台湾的新形象运动。 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台湾，经过20多年的努力，游客形象才有了极大改观。大陆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整体素质的提升的确很难一蹴而就。从网络上来看，似乎人人都对不文明行为嗤之以鼻，可现实中为何会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观?是举止不文明者从不上网发言，还是人们的内心和行为之间可能出现分裂?不管答案是什么，都说明从个体道德自省，到集体的公德意识；从内心道德意识，到现实行为习惯，都需要付诸时间。 新华社的一则报道就很耐人寻味。其中提到，和内地频现不文明行为相比，多数内地人在香港都很守规矩，一位游客的话很有代表性：“内地人来香港游玩，看到大家都遵守秩序，自然而然会学习，养成好的习惯”。这或多或少说明，环境的压力，是文明提升的重要力量。但改变个人的道德意识容易，改善整体的公德环境很难。 这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不能指望下什么严刑峻法的“猛药”。在必要的法律法规约束之外，更多只能靠教育引导，让更多人意识到文明出游是基本的素质，让更多人行动起来，让不文明者感受到被孤立的压力，总会看到国人旅游形象焕然一新的时刻。 7．当地时间2013年7月19日，法国巴黎遭遇热浪袭击，许多游客在卢浮宫外的水池中泡脚纳凉。近日，这组卢浮宫外水池泡脚的照片在网上传开，其中竟然有中国人，于是网上一片哗然：“煞风景”“素质低”“丢人丢到国外去了”……某些媒体的报道也够“惊悚”：“中国洗脚大军占领卢浮宫”“中国洗脚大军攻陷法国卢浮宫”……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中国人集体去卢浮宫当洗脚工了呢。 可仔细看看照片，原来不只是中国人在泡脚，绝大多数反而是外国人呢。何以称得上是“大军”?又何来“占领”“攻陷”?而且整个画面显得非常自然和谐、闲适惬意，从哪里看出来“煞风景”“素质低”了?难道本来正常的纳凉行为，因为有了中国人的参与，就变得不文明了?如果全是外国人在泡脚，网上会不会是一片羡慕之声，赞叹国外的城市宽容，指责国内的管理不人性化? 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国人的素质就会一次次地被提及。对于认为“有不少外国人也会在卢浮宫泡脚，不能摘出中国人来横加指责”的言辞，很多网友大加指责，认为这是在替国人的行为开脱。但是，如果发生任何事情，都把矛头对准国人，拿国人的素质来说事儿，或者说，指骂别人的人没有认真审视自身的行为，把自己放在道德管束之外，那么这种反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文明是好事，但如果对于文明过于敏感，就会成为惊弓之鸟，国人对于文明不应过分妄自菲薄。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为国人的行为唱赞歌，只是提醒公众，面对文明，我们应该保持一份清醒的态度。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国人的素质似乎一直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发展还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能看到国人的一些不文明行为。如公交车占座行为、旅游胜地乱涂鸦等。对此，我们应该大加谴责，引导人们树立文明意识，养成文明行为。 在中国向文明国家前进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借鉴别国好的经验和好的范式，以引导国民的行为举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于文明似乎存在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喜欢拿外国人的文明来比照中国人的行为。这种做法的确存在一定的好处，通过对比来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改变自己。但是，创造文明本身就是心灵上的一种美化，需要特定的环境。你如果没有那种阅历、修养，瞎套外国西装，简直不像样。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进步不是靠否定来实现的，而是在肯定中历练出来的。 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了，全盘西化，或者是全盘否定本家，都是错误的做法。在新文化运动中，领导者们一味地强调新文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而对于中国自身的儒家文化则进行全盘否定，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局限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应该是面对文明的正确态度。 当下，对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来说，人家做不到的，我们要尽量做到，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们更要做到。文明不是向西方看齐，而是要力争达到属于自己的文明标准。行使文明规范，理应严格要求自己。一味地指责国人的素质，而把外国人的行为准则奉为圭臬，只会让人感叹你不过是高贵冷艳的软病患者而已。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首位。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是我党对马克思提出的必须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力劳动差别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是党中央在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党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与教训，科学预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统筹城乡发展，就现阶段而言，就是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成果，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江苏“十二五”规划中，将“城市化战略”拓展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这意味着，着力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就目前情况看，尽管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在全国属于低的，但城乡差距依然明显。除了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之外，城市对农村发展的支持与拉动机制还有待完善是重要原因。因此，进一步推进江苏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更为具体和有力的举措。 2．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关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97.8元，增长10.8%，扣除价格因素，全年实际增长7.5%；2010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890.3元，同比增长14.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尽管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6.3个百分点，增幅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只有城镇居民的1/3。我国农业增加值约占全国GDP的10%，按照目前的户籍统计，农村居民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计算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不可能高。随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大量农民在一年里的实际工作日很少，所以农业劳动的总收入很低，那些坚守在农村真正以务农为主的农民，收入更处于低水平。仅仅依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农业补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农民要增收还有赖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经营，以及通过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减少农业人口，从而增加人均的农业劳动收入。近年来，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外出务工等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支撑点。广东省最新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2.2%。所以，增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只能在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经营化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达到增加总收入的目标。 3．都说上海好，但它究竟好在哪里?项春梅觉得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待习惯了?”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木板房里，她一边握着热水袋，一边这样问自己。父母来上海打工已经快30年了，项春梅是在上海出生的，到4岁时，她被带回给连云港家里的亲人照顾，直到14岁小学毕业后，她又来到了上海。一晃6年过去了，现在她已经在一家民营制造公司里工作了一年，之前是在生产线上，后来转做电话销售，每月能拿到3000元工资。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想再参加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方面的培训，以后去大公司。可是，大公司招聘员工的头一道门槛就是学历，而她还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书。读完初中后，因为不符合报考上海高中的条件，项春梅只能就读成人高中。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大多是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弟，同学们愿意好好读书的不多，而老师又不严加督促。“学的课程没什么用。考试之前老师都会把题型先告诉你，最后只是做点小改动。很没意思。”于是，专心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又“玩”了一个学期后，她从成人高中辍学了。虽然不想再回到学校，但她一直在想如何过更有意义的生活。她觉得在上海，自己的生活没有目标，过得浑浑噩噩，想出去闯一闯。她想回家，在镇上开个桑拿店或者茶室，因为她对这行感兴趣；可是她没有资金，并且从来没做过也不懂怎么去做。姐姐已经工作并出嫁；妹妹正在学习西点厨艺，很快也能挣钱；项春梅养活自己也没问题。尽管家人还住在简陋的外来人密集居住的城中村，但他们也觉得“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她相信父母到年老了是会回家的，毕竟“落叶归根”。如果自己不离开上海，可能会像父母一样，一直在这里，然后又把自己的儿女带到这里，等到年老了再回家……一代一代循环反复。如果离开，是不是能有其他更多的选择呢?不过，她跟着亲人在上海待了这么久，朋友圈子也都在这里，交的男朋友也是在这里认识的外地农村来上海务工者的子弟。自己能离开他们吗?想到这些，她又开始犹豫了。 4．“像没有根的浮萍，感觉自己和那里的人格格不入。”今年24岁的曹彦杰回忆起自己在外打工的生涯时是这样形容的。起初，她在东营一家外贸公司从事文秘工作，没有保险、没有房子、无法照顾家人……考虑到照顾老人、婚姻等多种因素，曹彦杰最终还是回到家乡禹城，并经营起一家窗帘店。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工最渴望的是长久而稳定地留在城市。德州市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刘应平分析，80、90后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甚至是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阻碍着他们向城市迈进的步伐。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姜勇认为，“民工荒”实质上也是“民工权利荒”，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是不足以解决当下用工短缺难题的，关键是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新生代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作制度安排，确立其对城市的“归属感”。刘应平认为，总体看来，目前农民工的就业限制、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向“市民待遇”靠拢。但是，“市民待遇”不是单项指标，而应是一个综合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精神文化权益的保障。 5．芦山县是一个传统的山区农业小县，总人口11.8万，其中农业人口9.3万。常年外出打工农民约2.5万，其中18—40岁年龄段的约1.7万，占打工人员的68%。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截至2009年年底，返乡农民工约4800人，占外出打工农民的19%。2010年春节后，返乡农民工中约有1100人又进城找到了工作，占返乡农民工的22.9%；约有2100人已在本县企业就业或就地创业，占返乡农民工的43.8%；还有约1600人尚未找到工作，在家务农等待时机外出打工，占返乡农民工的33.3%。芦山县的青江村、草坪村、大同村、新庄村四个村总人口10973人，常年外出打工农民约2600人，占总劳动力的55%，其中18—40岁年龄段的约1960人，占外出打工人数的75%。截至2009年年底，约23%的农民工620人返乡，其中，约有420人于2010年春节后去外地和本县企业打工，120人返乡创业，约12%的返乡农民工80人尚未找到工作。据了解，农村青壮年多数不愿在农村务农，想去城市就业。他们认为，现在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工资大大“缩水”，但仍可月挣七八百元，比农村务农强得多。更何况，土地有父母或者亲属照管，现在要趁年轻出外闯荡，拼命挣点钱拿回家修房子、讨婆子(结婚)、供娃子(读书)，干不动了才回乡种地养老。据统计，四个村农民打工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5%。农民有了钱就修新房、添新家具、买家用电器，把家里装饰一新。外出打工是农村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6．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成为农村购买力不足的根本制约因素。同时，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落差很大。如目前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西部高1.73倍，比中部高1.48倍。农民消费预期不稳定，成为农民消费倾向偏低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尚未破除，农村上学难、看病贵、养老难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商贸物流配套不齐备，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因素，农民对未来的收入与风险预期具有不确定性，使农村消费发展缓慢。 7．程老师所在的乡镇和四川省巴中市只隔了一座山，真可谓山大沟深，交通异常不便，经济也很落后。如今村里有个风俗，就是哪个小伙把媳妇娶回山里的家，反而是一种没本事的表现。因为有能力的小伙子都被山外的姑娘看上，做了上门女婿。外出务工者赚钱都想办法在城里买房子安新家；村里修路，这些外出务工的都不愿意掏钱，说他们不愿意再回来，庄稼地和家里的老房子早都托付给还留在村里的父母或者亲戚。“这些年轻人几乎从村里都跑光了，他们的孩子自然也在山外的城市里上学生活。”程老师说，村上小学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想办下去也困难。以前小学有六个年级，现在只有一至三年级，还是四个村的小学合并在一起的，总共也就二十多个学生。老师就程老师一人，进行复式教学。程老师说，以前还听说教育局要给学校增加投资，但看到学生不停流失，这个想法连程老师和村民也放弃了。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开创未来。对于农民的孩子来说，考试升学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从2006年起的两年内。实现农村地区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这一惠民政策为农村孩子的求学铺平了道路。但在现实中的农村，师资短缺、教师素质偏低的现状依然存在，教学质量的徘徊不前，让许多农民不得不作出了让自己孩子进城读书的抉择。有的父母为了实现自己孩子进城“留学”的梦想，在城市内艰难谋生。 8．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成都户改的一个核心要点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把这一战略概括为“三保障、两放弃”。“‘三保障’是前提，农民进城必须保障他享受到就业、廉租房，保障他的家属进城，保障他享受到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两放弃’是条件，农民放弃他的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地。”在实际操作中，这形成了成都市“土地换社保”的户改模式。应该说，这一户改模式出台时还是考虑到了失地农民的利益。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民警纪丽告诉记者：“‘农转居’后，农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补偿权、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等不发生变化。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可享受相邻区位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从积极意义上看，在城乡差别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土地换社保”虽然可以说是权宜之计，但毕竟一方面能够推动农民积极进城，另一方面在保护农村耕地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土地集中和合理流转，帮助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财产性收入。不过，这一模式也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指出，“土地换社保”操作不好，很有可能变成另一种以“城市化”命名、对农民进行进一步剥夺的方式；同时社保以土地为条件，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另一种差别待遇。 9．土地，是传统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观念的转变，大批青壮年农民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土地抛荒和半抛荒的现象严重。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背景之下，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便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现在土地是农民生老病死的依靠，土地仍然起着社会保障的首要作用，这必然会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影响土地本身财产价值的充分发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物质手段，是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依据和基础，土地的生产职能只能受制于它。一般情况下，这两种职能的要求是重合的，但当两者产生矛盾时，土地的保障职能便处于压倒地位。如果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农民离开土地后使其成为支持农民生存的一个手段，也能够有效防止农民离开土地后因为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就社会保障而言，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进展缓慢，除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以外，绝大多数农村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在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松散，农民完全依赖土地而生存的现象才会真正弱化。 10．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曾经是中国城市化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挑战。也因此，为了实现所谓的统一，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以土地换保障”和“以土地换户籍”等方式，也就是农民要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成都最初的户改也未能脱离这样的怪圈。2007年成都成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在一些区县开始实行被称为“土地换社保”的双放弃模式，核心要点就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但是，成都方面很快发现，这一做法严重阻碍了农民进城。2008年，借灾后重建的机会，成都市展开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明晰了农民的财产权，农村产权交易制度又让农民的财产有了流动转让的权利。市统筹副主任秦代红说：“这样，农民的财产有了保障。”但成都的户改还不是最彻底的改革，与中国很多地方的户改一样，成都户改也仅覆盖本市户籍人口，尚未涉及外来人口的落户以及福利均等化。而打破地域限制，才是中国户籍改革中真正最大的难题。当然，在成都户改中也能看到变化的端倪。在成都户改中提及：“凡按照相关政策迁入落户的市外人员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据介绍，外地户籍来成都工作的进城务工劳动者，也和成都市城乡居民一样，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待遇一致。 11．下面节选的是媒体有关文章的部分事例(次序有所打乱)：长沙、益阳、郴州、永州、怀化5个市33个区县1460户接受调查的农村住户，共失地3056.2亩，户均失地2.1亩，其中有接近三成的农民已失地8年以上。失地后，78.7%的家庭获得了政府的货币补偿，13.3%的家庭获得政府提供的住房，6.5%的家庭获得以地换地的补偿，仅有1.5%的家庭没有获得补偿。征地后平均每户获得补偿76271.4元，“远低于土地使用权转移后的土地增值部分，被调查农民普遍反映补偿标准低于目前的市场价位，低于一个城镇居民正常的城市生活开支和保障”。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户均76271.4元的补偿费仅可以维持农民家庭一般日常生活开支3—4年，不能对失地农民形成长久的保障机制，没有固定工作的失地农民普遍出现了坐吃山空的困境。大部分的生活农民在失去土地前主要是靠种植和养殖的收入，总体不高，但相对较稳定。他们中很多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缺少其他技能，一旦失去土地或土地减少，就会直接导致收入骤减，生活陷入困难。被征地农民获得补偿过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失地农民的民主权益缺失”：在征地程序上，农民作为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从土地征用的认定，到补偿费的确定、分配和劳动力的安置等，都是政府和有关部门说了算，农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征地的谈判协商。农户认为政府的征地制度不完善或者很不完善，有24.8%的农户与当地开发商或者地方政府发生过利益上的冲突，还有部分农民对补偿不满而“引发上访现象”。1460户失地农民中，收入减少较多的有540户，占37%；501户收入增加，占34.3%；另外还有419户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三成农民在失地后完全无业，赋闲在家。由于失地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综合素质不高，就业缺乏竞争力。农民反映，失地后政府并没有进行过相关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且再就业的失地农民中。只有10.1%是通过政府(社区)安排介绍获得工作。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政策，部署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村工作。 会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2．2015年起，随着L市“脱贫攻坚”号角吹响，南川区借助这股东风，以农业现代化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为农村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趟了路子”。 前段时间，南川区石墙镇楼岭村忙碌起来，他们建立了笋竹合作社，采取“大户+农户”式，“一对一”进行技术指导，并与南川某食品有限公司签订鲜笋收购协议，让荒废的刺黑竹有了“用武之地”。 和楼岭一样，不少村之所以没能脱贫都是产业散乱造成的，农户单打独斗早就不符合现在发展的需求。因此，南川区探索建立各类生产合作社，批量生产，订单销售，解决农户后顾之忧，以合作经营主导“共富农业”。实践中，他们发现一个合作社还不够大，于是多个合作社又开始“合作”起来，组建了金佛山茶业集团、粮油集团，成立优质粮油、蔬菜、畜禽、笋竹、中药材、茶叶、花卉苗木、休闲农业8个区级产业协会，推进农业产业集聚发展。“老板，要5桶菜油。”“老板，再下单5斤老盐菜，还是以前那个地址。”2016年7月l1日，在南川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商平台上，订单客服通知显示不断闪烁，仅当天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元以上。 南川区还联合多部门跟踪服务、多方“护航”，形成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营销联动机制，使农户可以和消费者面对面交易，砍掉中间环节，还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增强农户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互联网+”不仅为猕猴桃、老盐菜等系列农产品的营销和农超对接搭起“鹊桥”更是让农村电商植根于乡土，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 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壮大，产业有了规模。可是光有产品还不够，好产品卖不出也是白搭。过去农业产业种、加、销等环节衔接不紧密，产业链不完整，好产品没有好价钱。十年前，南川区农业处在产业链和价格链的最低端，习惯就农业抓农业，这一年来，通过大力延伸农业产业链，该区形成了“一产接二连三”的互动型、融合型发展模式，走上一条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的转型路。此外，南川区持续推动农旅融合，坚持“一三互动，农旅融合”，加快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突出“十二金钗”大观园建设，着力打造L市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第一品牌。 “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我们不仅需要商标品牌，更需要在全市甚至在全国都叫得响的南川农业名牌。”南川区农委主任T说，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南川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的，通过培育南川农产品品牌来增强市场竞争力。南川由政府牵头，已开始重点打造“金佛山”“大观生态园”两个名牌。 南川区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机制，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确定了发展优质粮油、商品蔬菜、畜禽三个优势产业和笋竹、中药材、茶叶、烤烟、休闲农业五个特色产业的“三优五特”发展思路。 “这‘三优五特’都是建立在南川特色农业资源和气候条件基础上的。”南川区委常委、副区长P说，选准适宜产业，突出重点，南川特色效益农业发展踏上了快车道。 3．2016年1月27日出炉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农业现代化”这一大主题。文件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将着力加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放眼世界，不少农业大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美国农业产量大，从业人口少，这“一大一小”体现的是美国作为现代农业强国的典型特征——生产效率高。美国农业早已告别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美国着力建设“精准”农业，通过现代化农机设备的使用，对土地、种子、农药和化肥等生产资料进行精准定位，不仅节省体力和时间，也避免浪费生产资料，使土壤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 为保障农产品销路顺畅，美国还出台了一套以农业合作社为核心的供应链，大幅提升了农产品流通效率。农业合作社掌握了当地多年产销数据，统一与食品加工厂、超市、餐馆甚至国外进口商洽谈供货协议。此外，农业合作社具有强大的运输能力，在本地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可帮助农民将产品销往海外。农业合作社还为会员提供融资服务。 此外，美国国会每5年左右制定一次农业法案，详细阐述对农业生产的补贴政策。政府补贴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补贴两种形式，直接补贴是根据农民种植农作物种类与面积直接给予少量现金补贴，间接补贴则是提供农业保险补贴和低息农业贷款。澳大利亚在农业发展中严格落实环保责任，强调将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目前，生态农业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生态种植面积在世界名列前茅。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制定重要的国家环境体系法律；州政府担负环境保护和管理的责任；地方政府(市政府)提供包括废物处理在内的公共事业服务。由于职责清晰，澳大利亚在农业发展中的环境保护效果良好。以澳大利亚墨累达令盆地为例，该盆地面积有loo多万平方公里，是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和纤维作物产地。 过去由于过度开采，盐度增加，加上来自化肥、城市和动物等的废水废料污染，水流量降低和水质下降影响了下游城市的生活状况、农业和生态环境，并带来农业、环境和城市之间、上游和下游之间可用水流量的激烈竞争。为此，澳大利亚成立了墨累达令盆地管理局，实行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并建立使用者水资源产权，建立全世界最大的水资源交易系统，实现了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印度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发起“白色革命”，迅速提高牛奶产量和消费量，奠定了印度作为世界最大产奶国的地位，牛奶年产量达1亿吨，占世界产量的17％以上。 印度的奶牛养殖很分散，大型养殖场很少，主要是农户个人饲养。“白色革命”充分凝聚了印度公私营部门的力量，在运营机制上进行创新。通过完整的牛奶产销三级合作社(村、区、邦)网络，将牛奶的生产、收购加工和销售进行专业化管理。 这种三级合作社网络，以奶农为中心。他们作为合作社的股东，除了牛奶销售的收入，还可以分红，大大提高了奶农的积极性。此外，合作社还配有专业经理人，在牛奶品牌策划和营销方面给予支持。这一模式保证了各级合作社之间建立分工协作、统一协调的机制，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内部竞争，形成了竞争合力和优势。 4.“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谈种地。”这是在农村时常听到的一句口头禅。如今这一状况有望得到改观。日前，S省F县20名职业农民收到了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将接受为期三年的全日制高职教育。对此，有不少人质疑，农民有必要跑到“象牙塔”学种地吗？ A村的一位“瓜大姐"，她早年务工攒下了30万元积蓄，后来在土地流转惠民政策的感召下，满腔热忱回乡创业，流转来50亩地种植西瓜，结果对现代大棚管理技术掌握不精，西瓜频遭病害，第二年就赔了20万元。“瓜大姐”如是感慨：“出身农民，未必真会种地；现代农民，天天得学种地。”这正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长期以来水平较低、产业效益不高的一个缩影。而这个问题，不仅导致了很多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逃离”农业，而且关系到“饭碗能否端在国人手里”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等难题，亟待求解。 随着劳动分工细化、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职业农民队伍的打造，正在促使“农民”由身份向职业转变。打个比方，培育职业农民就像训练“职业经理人”，关键在于能否运用专业水平让产业和项目发挥最大效益。那么，如何为职业化的劳动者提供“职业”的培养与发展环境?来自S省的探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启示：与过去“零敲碎打”式的农技培训下乡等做法相比，以打造新型现代化农业经营主体、重构农村劳动力结构为指向的职业农民培育，提供了农民培训的一种“升级版”。专业化、系统化的培养环境，将有助于孵化出高素质的职业精英。 高等职业院校成功牵手职业农民，也是职业教育更好适应经济社会需求的有益尝试。长期以来，困扰职业教育工作的问题：一方面，个别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学生难以学以致用；另一方面，相关从业者“嗷嗷待哺”，却找不到提升的门路。而此次“职业教育+职业农民”的模式，将教育资源配置与国家政策导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效衔接，既符合职业教育本身的指向，也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人力保障，打通了供需两端，溢出的是人才红利。 面向未来的农业发展，职业农民培育空间广阔，大有可为。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所要求的，当前我国亟须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推进农民继续教育工程，创新农学结合模式，提升面向现代农业等领域的人才培养能力。现代农业经营是一门系统性工程，除了种植技术，宏观政策把握、市场营销管理等知识缺一不可。职业农民上大学，除了“微生物应用、植物组织培养”等现代专业技术的教习外，不可“偏科”，教与学都应有更广阔的视野。 习近平总书记说，农业出路在现代化。然而，当前我们的农业现代化程度并不高。究其原因，在于现代农业是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科学管理方法的社会化农业，是技术、资本和服务密集型农业，要求从业者必须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可我们的农业，偏偏缺少这个。现如今，在不少地方，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以老人为主。因此，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 5．2018年4月2日，“打好三大攻坚战聚焦滨州新作为”百名记者访滨州媒体行走进山东元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采用“市场+基地+合作社+技术集成+互联网”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转型，构建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实现现代农业体制和机制创新。 在山东元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了一个个应用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创新项目，而这些创新项目大都带有山东元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元素——或是自己独立研制或是二次开发。“采购设备，买来能直接用的直接用，满足不了需求的自己再开发改造，很多针对公司生产需求的设备或项目都是公司自己研制的。”公司董事长宋学东说。 元瑞农业集现代农业科技种植、农业生产标准化制定与推广、农业定制化生产服务、标准化农机农资配套建设与服务、农产品交易服务、从种植到产品销售全产业链的金融服务、信息物流服务为一体。公司以土地流转为手段，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导入公司的标准化经营思想、先进管理理念、科学的技术体系，利用公司自身管理、技术、人才、信息等优势以及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优势，来实现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 元瑞农业将带有4G传输设备的主机架设于田间，实现通过手机和电脑端远程查看实时和历史数据，帮助观察苗情长势，收集数据进行剖析，方便种植部门随时检查和调整种植策略。 种植中。元瑞农业通过研究，采用实现小麦高产、高效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宽幅精量播种技术，通过加大小麦垄的播幅，促进个体发育健壮，达到穗大、粒多、粒重，同时改善了田间光照条件，增强了根系的吸收能力，实现小麦的高产。 为了准确控制灌水量、施肥量，用药量，元瑞农业自主研发改进农机，实现种肥同播及滴灌带铺设一体化作业，根据作物不同生育期水肥的需求规律，安排定时定量定向施肥浇水作业，同时将水肥精准施用到作物根部，减少无效的棵间蒸发，有效抑制作物病虫害的发生。该技术的应用，大大提升了农作物的产量，与传统大水漫灌相比，小麦平均亩产增加50一130千克，玉米增产100一160千克，实现了节水、节肥、节药、增产“三节一增”的目标。该项目覆盖区实现了节水30％一40％，节肥40％，节药15％一30％，增产15％。元瑞农业依托土地流转，将传统农业过渡为集约化、现代化、信息化农业。公司通过建设核心基地，打造出多个万亩试验区，获取农业生产的大数据资源，在打造种植服务、农技服务、农机服务、农资服务、金融服务、信息物流服务的“六大平台”来服务自己核心基地的同时，服务带动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宋学东介绍，目前公司已经流转到土地18万亩，以公司集约化、现代化、信息化为指导，形成了自己的成熟模式。 6．作为电商的最后一块肥肉，农产品电商的热度近两年一直有增无减。不过，在“2016中国农产品电子商务高层研讨会”上，某工商大学B教授表示，我国农产品电商已经进入转型的关键期。 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农产品电商不断增长，相关电商平台已超过4000家。但是目前趋同投资、重复建设非常普遍，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导致竞争无序，亏损经营，建站与关站并存。2015年12月倒闭的水果营行，特土网、采购兄弟等都是昙花一现。同时，大多数农产品商品价值较低，运输成本较高，甚至超过商品成本的100％或更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产品电商不仅没有降低其流通成本，甚至会增加其流通成本，这是导致其价格上涨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产品的品种类别较多，相应的标准不统一，导致货真价实的农产品难有市场。同时，许多农产品的安全性不高，农药残留、激素残留等不安全因素还大量存在；“三品一标”产品数量及其比例较低。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农产品电商的发展。 与此同时，政府“多头”推动和市场“扭曲”混战，使得农产品电商市场复杂化，以价格为竞争手段、以疲劳促销为主要方式的“双11”使得营商环境变得恶劣，优质农产品不能够优价，农民卖农产品卖不出去或者卖不出好价钱，刷单导致的诚信体系的缺失，甚至比农产品电商物流配送的滞后更阻碍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此外，农产品电商还存在人才的断层问题。农产品电商对人力资源的专业要求和经验要求较高，行业紧缺具有快速适应行业背景、视野与敏感度的复合型人才。特别是随着当前国内农村电商经济的崛起以及电商批发市场的快速发展建设，需要大量的经过实操培训、高质量的电子商务复合型人才。 B教授认为，目前我国农产品电商已进入到品牌阶段，低价、低质、假冒伪劣产品的竞争已经影响到我国农业电商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农产品优质不能够优价，“劣币驱逐良币”的农业电商便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另外，与农产品电商相关的农资电商刚刚起步，发展相对滞后，交易量较小，在淘宝网上交易的农资合格率较低。 毋庸置疑，加快农产品电商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专家表示，首先要加强部门协调，探索多部门协调统一的发展，探索建立农产品电商的联席会议制度，“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贯穿到农业电子商务的各领域各环节，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B教授认为，应该引导农产品电商认真研究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模式，讲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避免脱离实际“传统电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产品电商发展道路。探索农产品电商的有效性、可持续性、整体性、差异性、适应性的模式规律。 在目前的背景下，专家认为，各类电商企业、各类实体企业、农村合作组织、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应大力发展O2O模式创新，推进电商与传统实体产业的O2O融合发展，避免“两张皮”或相互冲突，探讨盈利模式。同时，农产品电商物流体系应协同创新发展，创新自建物流、第三方物流以及“自建+第三方”等形式。 B教授还提出，加强农产品交易标准、质量追溯及经营主体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产品认证、质检等方面的法规、标准体系。营造良好的农产品电商市场营商环境，杜绝低价竞争、疲劳促销、假冒伪劣产品、刷单等现象。建立电商平台信息通报制度，加强跨地域联动，加强第三方网络平台的监管，把网络打假常态化。 7．发展是硬道理，加快农村发展，要紧紧扭住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大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问题，明确要求：“发展现代农业，要在稳定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上，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快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 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是稳民心、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没有农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不全面、不完整、不牢固的。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2016年2月，一家媒体评论文章《污水处理厂为何不治污》认为：“以治理污染为本职的污水处理厂，竟然成了超标排污大户。而治本之策，在于提高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文章点出了提标问题。 为反驳上述文章，科学研究员A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连发三篇评论，认为“提高排放标准不是治本之策”。反驳文章在环保圈内大量转发，成一时热点。 紧随其后，一份信函被递送到环保部主要领导的案前，此信出自一家环保企业。“污水处理厂建在哪，排污就在哪，哪里就会形成黑臭水体。标准不提高，全国大规模治理黑臭水体的行动恐怕会变成一场劳民伤财、无功而返的运动。”上述信函写道。 自此，一场大规模的“提标”争论在行业内掀起。 “污水处理系统有多个问题，标准只是其中之一。而相比之下，更大的问题则在于污水处理系统落后。污水收集不上来，标准再提高，河道如何干净？”工程师B说。 和工程师B持相同观点的一些人也表示：“真正的污染源是多年来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水直排累积造成的，把直排的、偷排的问题解决了，污水处理厂绝对不用提标。此前标准的制定已经充分考虑了环境容量问题，而且应根据各地实际在国家统筹的前提下强化地方标准，不应该全国一刀切。 对此，专家C则有不同观点：“拿污水收集管道说事，跑冒滴漏，这并不是理由。污水收集系统不完善和排放提标二者是不矛盾的，为何要放在一起说？” “现在一级A还是劣五类水，水体丧失了循环的功能，就是一潭污水。”专家C说。例如，从COD浓度来看，一级A的数值为50mg/L，而被视为污浊的地表五类水，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COD也不能高于40mg/L。如果这样进行数值比较，按一级A标准处理后的水，确实比地表五类水还差些。 “这就是说，污水处理厂达标排放的大量污水，仍可能是超出人们预想的劣五类水！” 对此，专家D则并不认同，原因是这样的对比忽略了水体的自净能力。而这两个水的标准，一个属于质量标准，一个是排放标准。专家D认为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更进一步讲，如果将新建污水处理厂标准都提升至一级A，资金方面将会存在巨大缺口。 关于污水处理厂国家标准的修订，最近的政策指导可见于《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水十条”）。其中提到：修订城镇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敏感区域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应于2017年年底前全面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最早于2002年12月24日发布，至今已逾13年。“标准自出台至今，污水处理量增长了多少？经济总量增加了多少？所以经历了十余年的巨变，标准也应该进行相应提升。”专家C说。 根据住建部的统计数据，2002年标准刚发布时，我国污水处理能力约为3700万立方米/日，到2015年6月底，这一数字已增长至1．61亿立方米/日。而这期间，国家标淮并无变化。 据科学研究员A回忆，全国范围内的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作，始于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的爆发，此次事件直接推动了各地规模庞大的提标改造工程开展。 为解决太湖的污染问题，当年紧急出台了《太湖地区城镇污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提到：将太湖流域的污水处理厂出水排放标准由一级B提升为一级A。随后，提标改造工作在一些对水环境质量要求严格的地方开始实施。 不管怎样，这仅仅是地方的自选动作。地方是否执行更为严格的标准，取决于当地决策部门的政绩观。在科学研究员A看来，随着中央日益重视环境问题，这样的观念正在各个地方逐渐形成。因此，地方自选动作完全可以实现标准更严。 越多的人认同“污水处理厂排污”的说法，污水处理厂排放提标就会得到越多人的赞同。“如果标准提高真能解决污染问题，那贵点也无妨。而如果水污染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结果则是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钱。”科学研究员A预测。因为污水处理厂提标是本末倒置、锦上添花，并无法最终解决污染问题。 “一种污水处理先进技术，对企业来讲可能很好，但是对全局未必适用。要分别考虑不同地方的水质改善需求，不能搞一刀切。国家标准首要是保全国污水处理底线技术；地方标准和排污许可证，则可以解决不同地方的特殊问题。”专家D说。 2．2015年4月，“水十条”出台，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成为一项主要指标，而且时间异常紧迫：到2020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须控制在10%以内；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而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更提前到2017年年底以前完成。 “水十条”同时规定，这项工作由住建部牵头，环保部、水利部、农业部等参与。住建系统感觉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水十条”以前，河道污染由水利系统负责治理，环保系统负责监督。然而，流人河道的污水来自岸上，建设部门往往强调岸上的污水处理厂和排水管网，但最终有多少污水“拦截失败”却不在它的职责范围。 “我们一开始也不想担这个责任，但别的部门下不了地、挖不了土，一寸管子也弄不了。大家讨论时有个建议，还是建设部门牵头比较顺。”住建部人员F说。 接下任务后，住建部门有点茫然：既不知道黑臭水体如何定义，也不知道黑臭水体分布在哪里，全国有多少。 作为约定俗成的感官表征，“黑臭”易于公众理解，但难以和现有的水环境标准衔接。相当部分城市水体，即使不黑不臭，也达不到五类水质标准。住建部曾建议环保部对现有标准做些延伸，比如在劣五类后增加若干档次，但是未果。 两部委邀请专家研讨了近3个月，最后形成一套包含4项指标的测定方法。据参与标准制定的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胡洪营介绍，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溶解氧：当污染物超量排放时，水体溶解氧不够，有机物厌氧分解生成有臭味的物质，造成水体黑臭。 为了摸清家底，2015年8月，中央令下，地方开始根据这套测定方法排查城市建成区内的黑臭水体。两部委还要求，对于可能存在争议、预评估结果为无黑臭的城市水体，须对周边居民开展调查。调查问卷有效数量不少于100份，如超过六成认为有“黑”或“臭”的问题，就应该认定为黑臭水体。 “我们是真心实意地想让群众参与进来。就像雾霾，老百姓能感受到，但说清楚多严重需要专业部门的检测数据。判别一条河是不是黑臭，群众有这个能力。”住建部人员F表示。 然而，这番“苦心”依然不能保证揪出城市建成区的每一段黑臭水体。实际上，不少地方出现漏报、瞒报等情况。上述住建部人员F分析：“一旦报上来了，能不能按时完成整治，地方也会有考量。” 2016年1月，一封写给住建部领导的信中反映：“总体看，地方政府重视不够，漏报、瞒报现象比较普遍。究其原因，一是缺少激励机制，报了没好处；二是考核监督没抓手，不报难查处。” 为了倒逼地方如实上报数据，中央寻思要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全民战争。 295座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排查，其中75座上报称没有发现黑臭水体。“我们也不可能一座一座城市满街转，只能相信地方政府的组织体系。但是真的没有吗？我们发动群众去监督。”住建部人员F说。 2016年2月，清单在住建部和环保部合办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监管平台”上公示，1861条黑臭水体的详细信息一览无余。 与之配合，两部委推出“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公众号。公众可通过手机微信，上报身边10米范围内的黑臭水体。 3月10日以前，两部委受理了294条监督信息。监督信息经地方核查，15条“漏网之鱼”被排查出来，部委信息库中的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数量更新至1876条。 清单中，90%的黑臭水体同时公布了责任人，多为水体所在城市住建部门局长或所在区的区长。 住建部人员F表示：“晒出1800多个责任人，我就有了1800多个靶子。这么多黑臭水体不能都靠中央，需要各省下力气，各省找各城市，各城市找各区，层层施压，区里守土有责。压力传导一定要精准，这叫靶向治疗。” 民间环保组织绿园从3月10日起号召湖南“乡亲”认领清单中的129条黑臭水体，认领之后，“河流守望者”将全程走访，监督并举报沿岸的排污口。仅四天就把任务分配完了。“两年前就有这个想法，限于人力、财力耽搁了。没想到环保部出了这么个平台，降低了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门槛，我们就想最大限度地把它利用起来。”绿园行动网络负责人说。 3．2013年，英国环境、食品和乡村事务部依据《欧盟水框架指令》对其境内水体质量进行检测。结果显示，英格兰和威尔士境内质量处于“良好”以上的水体仅占总体的27%。 针对境内水体污染物来源的分布状况，英国政府从城镇生活和农业生产两个方面人手。 在城镇生活方面，英国政府首先将英格兰地区划分为66个水体区域，每个区域实行地方政府、社区以及企业共同管理，并注重发挥社区的作用。2012年至2015年，累计投入1000万英镑，联合地方政府、社区和关注公共水体保护的非政府组织，推动社区机构加强水污染领域宣传工作，并支持居民区污水管道改造等活动，降低居民生活污水对公共水体污染。英国当前针对城市地区的河流、湖泊、海滨区域等公共水体建立了全面的监控体系，对向公共水体丢弃垃圾的个人最高处以2500英镑的罚金。 在农业生产方面，为了强化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水体保护意识，英国政府设立了总额为21亿英镑的“环境监管项目”，与农户签订协议，确立其在水体保护方面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这一系列激励措施，当前英格兰地区70%的农地在农业生产中采取了控制或避免水体污染的耕种模式。 日本在维护水资源安全问题上也有过沉痛的教训。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合理布局，日本曾忽视了环境问题，许多重化工业企业肆意向江河湖海排放废水，不仅污染了日本的水资源，而且严重威胁居民的健康和生活安全。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各地连续发生多起水污染造成的社会事件，引起日本全国的强烈反响。 在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解决企业排污造成的水污染问题。日本首先从立法开始，短短几年，先后通过了《控制工业排水法》《水质污染防治法》《湖泊水质保全特别措施法》等法律。后来，日本又根据情况变化多次修改《水质污染防治法》。这样，日本主管部门和法律部门就可以依据这些法律监督和管理水资源，并调查和追究污染水质的责任方。 日本为确保水资源安全，防止水污染，还建立了信息公开和居民查询制度。在许多城市，主管部门都在供水系统的各个环节设立了监控系统。如东京都，从上游的水源到最终段的居民家庭管道，一共安装了10多个检测点，共有60多项检测项目，而且随时公布这些项目的检测结果。居民每天可以从东京都水道局的网站上看到有关信息。如果居民感觉自己家中的水质有问题．可以电话询问水道局，或登门查询，水道局必须给予说明，或上门检查。 4．“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古人的智慧给了治水者启发。从2016年年初开始，L市在一些河流实行调取活水治河，目前在一些村已经显现出了明显的效果。 2016年6月12日上午，在金丝河畔与白河交接处的桥底下，竖着两个“炮筒”，在水泵的带动下，“炮筒”里哗哗地流出水来，从金丝河注入白河。两条相通的河，为何要用水泵注水？“两条河虽然相通，但白河较窄，金丝河的水难以流入狭长的白河，导致白河成了一塘死水，清淤后也难改黑臭现象，通过3个多月引水，让水流动起来，现在我们白河的水质好多了。”A村村委会主任老叶介绍。走在白河岸边，如今已可以看到一群群小鱼在河中游动，河边有不少村民在悠闲地垂钓。“前两天，我还跳下去游了一回。”村民老陈说，这是时隔20多年来，第一次跳进老家的河中游泳。 老陈今年53岁，在他的记忆中，在白河游泳是20多岁的时候，后来河水越变越脏。“没治理之前，河里都是垃圾，河水黑臭，连洗手都不敢洗，哪敢游泳。”让老陈明显感觉到河水开始好起来是在今年3月份，也就是开始引水之后。 白河总长3公里，流经六个村。去年，在镇党委、政府的推动下，沿河6个村抱团治河，成立了治河基金会。 治河基金会会长、A村村委会主任老叶介绍，一期治河基金筹集了40多万元，去年8月份，白河开始清淤，拆除了河边两个养鸭场，并在河里种上了狐尾草进行生态治理，平时还请了4个工人负责河道日常保洁。清淤后，河道有了一些改观，但由于无法流动，河水水质仍然很差。今年2月份，在市“五水共治”总督察室的指导下，通过在七里港金丝河的交界处建起与水面齐平的堤坝，再通过水泵将金丝河的水引到白河，两个水泵同时引水，隔天工作。另一边，白河与横河相连接，水可以流入横河。老陈介绍，没有调水之前，河里看不到鱼，现在河里的鱼明显多了，每天傍晚，很多村民就在河边钓鱼。经过检测，河水水质也从劣五类变成了四类。 “水流动起来了，但要使河水更清，还需加快截污纳管。”B村村委会主任李金武介绍，目前，白河流域已经有部分村庄开始截污纳管施工。其中，B村的截污管已于5月正式接入污水处理厂。 除引水治河外，今年C村开展了河岸同治，河面有保洁员每天打捞垃圾，河岸实行每户人家门前“三包”。走在该村，每条道路都非常整洁干净。 截至目前，L市全市上报调水申报方案的已有26个项目，其中已经有14个项目开始调水。 L市“五水共治”总督察室工作人员小赵介绍，从目前已开始调水的项目来看，效果比较好的大多是源头水较为清澈、水质较好的，一些源头本身水质也一般，调过来后，虽然水是流动起来了，但整体水质变化不是很明显。因此，在生态调水前，须考察周边是否有适合的水源。 目前，生态调水的河流大多运用于“断头河”，这些河流因水库工程建设、水源堵塞、地势限制等原因，缺少活水，难以流动，通过生态调水，让“断头河”形成“微循环”，达到“流水不腐”的效果。 “不过，河水污染的根子在岸上，生态引水只能缓解河水的水质，要彻底解决河流污染问题，最终还是需要通过截污纳管，阻断污染源。”小赵说。 经过一些河流生态调水的实践，这种人工建立的“微循环”确实能起到让“死河”变活的效果。但调水过程中产生的水泵维护费和电费，也让一些村里发愁。C村村委会主任老林估算了下，他们村的水泵每工作一小时休息20分钟，以白天电价0．54元/度、晚上电价0．22元/度计算，一天一夜需要费用200元左右，一个月下来，电费需要将近6000元，这对于村集体收入不多的C村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他担心如果长期调水，费用会难以承受。 A村村委会主任老叶也坦言，水泵引水，费用比较高，两个水泵持续打一天的水，费用就要1000元左右，再加上平时的保洁费用，6个村的治河资金已经快要见底，接下去又要想办法筹集了。对此，小赵建议，对于一些水泵放置离居民居住地较远的，可以采用夜间调水的方式，有效降低用电成本。 5．搁浅10年之久的怒江水电项目，终于获得转正机会。2016年3月能源局起草的《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显示，怒江水电再次入围重点水电发展之列。始于2000年的怒江水电规划，2003年曾因中央高层批文而搁浅。 2003年，发改委通过了《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同意怒江中下游松塔、丙中洛、马吉、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两库十三级”的开发方案，总装机容量21 32万千瓦，年发电量1029．6亿千瓦，比三峡的装机容量多300万千瓦。 然而，怒江水电的开发，引发了巨大争议。反对者坚称，目前我国只有怒江和雅鲁藏布江还保持着原始生态，不宜开发。支持者称，怒江发展水电，有助优化我国电力的供应结构。 据悉，2003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怒江水电规划报告的批示是“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此后怒江水电规划被搁置长达10年之久。转机出现在2012年。《国家能源局关于澜沧江等流域水电开发有关事项的通知》(国能新能[2012]257号）显示，华电怒江公司全面负责怒江中下游河段（云南境内）梯级电站开发。这似乎表明，争论10年的怒江水电开发，从争议层面进入实操阶段。 随后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将怒江列入2020年重点建设的水电基地之一，而《水电发展“十二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十二五”规划》均将怒江流域内的马吉、亚碧罗、六库、赛格等项目列为重点开工项目。而决定这一政策变化的主因在于各参与者间的博弈，包括发改委、云南地方政府及华电集团，也包括环保部、媒体、环保人士等。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6月26日14时30分左右，在安徽省池州市区翠百路菜市场门口，22岁的当地学生刘亮与吴军兴驾驶的汽车相撞，吴要刘赔偿，刘则希望吴送他到医院检查但被拒绝，争执中刘亮打了本田车的倒车镜，于是遭到吴军兴和两名保镖的当众殴打。据说，吴还说了一句，“打死了不就是赔30万嘛”。这一野蛮行径激起了公愤，三名行凶者被在场摩的司机们围住。一位目击者说，“小孩在我店门口被摁倒，两个大汉开始拳打脚踢，小孩高高瘦瘦的，戴着个眼镜，大汉都留着很短的板寸，手臂上都有文身，穿着尖尖的皮鞋，我看着都觉得心疼，哎哟，那鞋子踢上去还得了”。 “小孩鼻孔、眼睛都流血了，大汉抓起小孩的头发说，给你爸打电话，叫他来赔钱，小孩打电话的时候，手都是颤抖的，打过电话，他就坐在地上了。” “几个打人的坐上车子想走，被很多摩的司机围住”。“这时候小孩的父亲来了，小孩也晃晃悠悠走到车旁，用一把摩托车锁去砸车后门，但很快就晕倒在地上，这时警察也来了。” 随着“打人者放言‘打死了也就30万’”、“中学生被打死”、“警察庇护打人者”、“某超市老板站在打人者一边”等传言的流行，4个小时过后，已有上万人参与其中，局面完全失控。 尽管当地政府调动了近千名警力，但聚集起来的群众的不满情绪已经无法压制，他们不仅烧毁了吴军兴的轿车，连处理此事的当地派出所都遭到围攻，警车被砸，一家据传老板牵连人此事的超市也遭哄抢。 据记者调查，事态的发展是由很多因素促成的：有不实的传闻、有不法分子的煽动、有处置的不当……其中不实的传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2．2004年10月18日，万州主城区因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进城务工人员，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引发了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18日13时左右，吴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胡权宗与其妻曾庆容在万州区双白路上行走，当曾庆容走到万州进城务工人员余继奎身边时，被余的扁担撞了一下。双方因此产生口角，进而发生斗殴。胡权宗将余打伤，并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出了什么事都可以花钱摆平。胡的话引起围观群众的义愤，不明真相的群众以为公务员光天化日之下殴打群众，立即向“110”报警。当万州区白岩路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欲将当事人带上警车时，有人煽动“天下公务员是一家，被打民工不会得到公正处理”，造成矛盾继续激化，围观群众不准车辆启动。经过耐心工作，在僵持3个半小时后，3个当事人才被公安机关带离现场。 然而此事并未得到平息，一些人听信谣传，使事态趋于复杂化。当日18时左右，万州区公安局经侦支队的一辆警车经过新城路时，被一青年煽动部分围观者砸烧，由于正值下班高峰，一度造成数千群众聚集围观。当晚8时许，在少数人的煽动下，数百人向位于高笋塘广场的区政府大楼集结，并砸坏区政府玻璃大门等。19日凌晨3时左右，冲进政府办公楼大厅的闹事人员被带离现场。 3．据报道，2005年4月15日，东阳市画水镇地方政府组织力量进行统一清障，工作人员在完成清障任务撤离过程中，被赶来的群众围堵，并发生冲突。据了解，部分村民对当地经环保规划论证审批的化工企业不满，认为这些企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不久前，部分村民以违规搭建竹棚等方式，迫使企业停工，表达不满情绪。 在冲突中，共有30名执法工作人员和3名群众受伤住院，除4名执法工作人员伤势较重外，其余均为轻伤，伤员均已得到及时救治。据传，在冲突中有村民死亡，为此，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多方寻求目击者，受访者均未能证实有人员死亡。另有数十辆车辆被困在事发现场画水初中内，一些车辆被砸，该中学被迫停课。 4．据《羊城晚报》报道，2004年，广州市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4000多宗，成功率94.1%。1至5月，全市共发生群体性事件300多宗，其中30人以上重大群体性纠纷200多宗，占群体性事件总数的 77%。今年以来，在重大群体性事件中，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纠纷占了较大比例，分别为30%和 20.8%，物业管理纠纷呈上升趋势，今年以来共发生30宗，占总数12%。 据调查，2003年浙江某市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402起，参加人数24373人，分别比2002年上升 43.6%和80.9%。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征地拆迁，共发生149起，占总数的37.1%；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聚众上访，共发生285起，占总数的70.9%；参加人员中最多的是农民，为13990人，占总人数的57.4%。2004年1—8月，全市共发生各类群体性治安事件272起，参加人数11155人，与2003年同期相比，发生起数基本持平，参加人数有所下降；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还是聚众上访，共发生166起，占总数的61.0%；参加人员中，农民有所减少，但城镇居民和个体工商业者大大增加，分别为2957人和2066人，分别比2003年同期上升了108.8%和665.2%。 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北京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近十年来，内地信访量连续增长。其中，2003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14%，省级上升0.1%，地级上升0.3%。中央和国家机关受理群众信访量上升了 46%，而2004年第一季度，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同比上升20.2%。 5．一般来说，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参与的范围扩大，但仍以工人、农民为主；二是来势猛烈，矛盾冲突的形式渐趋激烈，有的甚至有较激烈的暴力冲突；三是参与的人数明显增加，规模呈扩大化趋势；四是组织比较严密，有的呈政治化倾向；五是所涉及的问题很复杂，处置工作的难度增加。群体性事件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类型：一是非法融资型。如商业股金、集体企业、乡镇企业集资等。二是资源争夺型。因争夺土地、水利、林木、矿产和旅游等资源而导致的群体殴斗和集体上访等。三是工程补偿型。如因修建高速公路、水库等重点工程的占地、施工等引发诸多事端。四是农民负担型。因基层干部随意或变相加重农民负担，引起群众不满。五是涉法型。因一些涉法案件如个别干部不依法办事、不依法行政、执法不公、贪污腐化等，引发群众不满，导致群体性事件。 6．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次亮相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受到全世界媒体瞩目。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李景田特别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 公安部2004年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发展到这一阶段正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也表示，“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由于发展，有些矛盾可能会集中地显现”。 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据此认为，“群体性事件”凸显出来，是因为“中国这一阶段也是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阶段”。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包括土地等在内的财产“越来越值钱”，但财产的产权、利益关系不明确的局面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 公安部部长周永康说，深入分析这些事件，基本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届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有关地方部门高度重视，妥善处理，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决，往往就使历史遗留下的矛盾问题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 7．有学者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1%～14%。 一教授认为，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对弱势群体考虑不周。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研究员对转型期间工人、农民的维权行为有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两大弱势群体维权抗争的社会冲突多发期。 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冯书泉教授说：“在涉及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往往要靠政府和大众媒体来为他们说话，他们自己的声音是很微弱的。”由于弱势群体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处于弱势地位的现状，决定了他们很难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 很多群众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利益诉求渠道，他们就将希望寄托于上访。而漫漫上访路的背后，显示出的是群众维护自己利益的艰难。当弱势群体诉求压抑已久，在极端情况下不满情绪被引发时，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流言推波助澜，进一步促成群众与基层政府的对抗，最终失控，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重庆万州、安徽池州等地“群体性事件”都起因于此。 中国人民大学一著名教授说：“在利益被侵害后，个人无法找到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这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性原因。”他建议，政府应当确立群众利益问题解决机制，“把矛盾局限在群众个人的利益范围之内，以司法制度来解决”。 8．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事件”。来自基层的代表们指出，不少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转变作风，不再把这类事件当作“闹事”而简单对待。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党支部书记王孝江代表对记者说，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上访往往是因为政府部门执法不公、一碗水端不平，而不是无理取闹。” 河南省洛阳市白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梭分厂工人邓芝芳代表指出，过去，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老百姓的问题处理不当，群众和政府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小闹”就会酿成“大闹”。 “不稳定因素增多”现象早已进入决策者的视线。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就“群体事件”特别指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依法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9．据《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委办公厅下发的《河北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实施办法(试行)》规定：领导干部因工作失职，引发了规模较大、行为激烈、持续时间较长的严重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了生产、工作和社会等正常秩序的，或是领导干部对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应对措施不力，处置方式不当，致使事态扩大，造成人员死伤、较大经济损失等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负主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应当引咎辞职。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信息迟报、漏报、隐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领导干部如负有主要领导责任也要引咎辞职。 10．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规定今后处理重大群体性突发事件时，各级领导必须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解决问题。深圳出台的《深圳市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实施办法》，对各级政府部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具体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 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市、区级政府主要负责辖区内相关工作的督导，并分别在重大和特别重大及一般和较大群体性事件中负责现场处置的工作；街道办和社区的职责是组织排查、调解辖区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搜集、上报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组织调动辖区内的应急资源，做好群体性事件：的先期处置工作；宣传普及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引导群众以理性方式表达诉求，通过合法途径反映和解决问题。 针对事件的现场处理，实施办法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规定：发生群体性事件后，相关区、街道办、社区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在事情发生30分钟内，向上级机关、相关部门上报事件的主要情况，包括时间、地点、事由、经过、影响范围、动态趋势、已采取的处置措施、现场指挥员的联系方法等，并根据事态发展和处置情况及时续报动态信息。同时，事发地街道办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辖区内力量开展处置工作，包括划定警戒区域，采取必要的封锁、隔离、管制措施；紧急调配辖区应急资源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对现场实施动态监测，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向上级机关报告事发现场的动态信’息，区有关领导应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启动相应应急预案，组织指挥辖区力量进行处置。 接到应急指挥中心报告的重大、特别重大群体性事件后，市有关领导、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应在30分钟内赶到现场，并成立现场指挥部。必要时，成立由市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总指挥部，在市应急指挥中心通过应急指挥信息平台指挥现场处置工作。(王莹 周欣欣) 11．为了提高应对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2005年9月，海南首次举行处置群体性事件大演练。 1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何一项改革发展措施的制定，都要考虑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任何一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和决策的出台，都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任何一项发展项目都要能给群众带来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通过合法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13．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标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好、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照这个标准，社会稳定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保障。三、申论要求

给定材料 1．2015年年底至2016年4月期间，刚刚搬到新校址的某外国语学校部分学生不断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和疾病。学生家长调查发现，学校北面有一片工地，原本有三家化工厂，化工厂生产的大量氯苯、环芳烃、汞、镉等污染物严重超标，导致所在地块成为“毒地”。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我国因污染退化的土壤数量日益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土壤污染正进入集中多发期。土壤污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的土壤污染风险源分布地图显示，当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形势已然十分严峻。我国东部、中部和沿江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集，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西部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度低。 其中，南方比北方更集中，珠三角、长三角、湖南东部地区，乃至浙江南部沿海和赣南地区的土壤污染源密集。土壤污染源多沿河分布，不仅沿珠江三角洲水道河网、长江中下游、黄河沿线以及钱塘江分布，还集中沿湘江以及海河与淮河部分支流分布。此外，部分高风险行业分布密集，比如珠三角的电镀和金属表面处理，湘江流域的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河南孟州和浙南的皮革行业，河南三门峡地区的矿产行业等。 事实上，早在2014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历经八年调查，共同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就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在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主任表示，土壤环境质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工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土壤污染防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我国的“家底”太薄。 据了解，当前我国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保护区域自然生态，将土壤质量维持在自然背景值的一级标准全国“一刀切”，不能客观反映区域差异；为保障农业生产，维护人体健康的二级标准，以及为保障农林生产和植物正常生长的三级标准，指标限值存在争议。 此外，由于调查时间跨度大，加之调查方法不统一、调查精度相对较低，难以准确掌握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提出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并规定2018年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情况，2020年年底前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情况。“在有限的资金、时间内对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是个挑战，只能进行相对的详查。”一位工作人员说，详查涉及如何布点问题，点位要有代表性，因为调查的点位最终要转化成面积，也涉及重度、中度、轻度污染区的划定。“未来可能每个点位代表一定的亩数，但精确到每平方米很难做到。” 目前，我国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规定分散体现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业法等法规中，大多是原则性、概括性的，缺乏明确污染土壤的管理责任、修复技术、融资机制、风险评估等的相关法律细则，不具有可操作性。 有报告称，我国环保技术研发(不含环境友好产品)占营业收入(不含环境友好产品)的3．2％。环保技术研发以研发单位自有资金为主，政府投入仅占7．9％。而且水污染控制技术和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为当前我国环保技术研发的主要领域，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辐射污染防护技术研发薄弱。 另外，在污染要素产业结构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相关产品和服务占其环保产业营业收入约60％，土壤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相关产品和服务占30％，而我国的上述两个比例分别约为80％和10％，具有充分的不同污染要素间产业结构调整空间。 2．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土壤地理学家B在谈到我国土壤污染治理工作时说，土壤污染问题十分复杂，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家土壤污染工作进程缓慢。 我国土地污染的成因复杂，治理难度较大。据介绍，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耕地总面积20．25亿亩，全国每年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减少耕地面积约600万亩，且减少的多是优质耕地。 据统计，我国每年化肥施用量超过4100万吨。虽然施用化肥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但长期大量使用氮、磷等化学肥料，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土壤板结、耕地土壤退化、耕层变浅、耕性变差、保水肥能力下降等问题，未被植物吸收利用和根层土壤吸附固定的养分，都在根层以下积累或转入地下。残留在土壤中的氮、磷化合物，在发生地面径流或土壤风蚀时，会向其他地方转移，扩大了土壤污染范围。 我国污水灌溉农田面积超过330万公顷。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中，含有氮、磷、钾等许多植物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合理地使用污水灌溉农田，有增产效果。但未经处理或未达到排放标准的工业污水中含有重金属、酚、氰化物等许多有毒有害的物质，一旦流入农田，将在灌溉渠系两侧形成污染带。 此外，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有害物质，在大气中发生反应形成酸雨，通过沉降和降水而降落到地面，会引起土壤酸化。 相对于较大范围的耕地污染，局部地区严重污染主要是由工矿企业污染排放造成的。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偏重，污染物排放总量接近或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突出。 实际生活中，大气、水和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一般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发现。而土壤污染则不同，它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甚至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因此，土壤污染从产生污染到出现问题通常会滞后较长的时间，土壤污染问题一般都不太容易受到重视。当初日本的“痛痛病”经过了10～20年才被人们所认识。另外，污染物质在大气和水体中，一般都比在土壤中更容易迁移。这使得污染物质在土壤中不像在大气和水体中那样容易扩散和稀释，因此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超标，同时也使土壤污染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 据调查，全国320个严重污染区约有548万公顷土壤，大田类农产品污染超标面积占污染区农田面积的20％，其中重金属污染占80％，粮食中重金属镉、铬、铅、汞等的超标率占10％。而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许多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而且不同于大气和水体受到污染在切断污染源之后能通过稀释和自净化作用使污染问题不断缓解，土壤污染物很难靠稀释和自净化作用来消除。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往往很难恢复，有时要靠换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其他治理技术可能见效较慢。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 3．德国在工业化阶段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首先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随后对土壤进行全面长期监测，全国建立800多个监测点。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作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迫于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承担。 另外，美国环保局(EPA)在1995至1996年间制定了棕色地块行动议程，1997年5月，克林顿政府为落实这项议程，发起并推动了“棕色地块全国合作行动议程”。在该议程的倡议下，美国国会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的投资。美国2001年通过的《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免除中小企业有关1980年《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中的一定责任，促进棕色地块的清除和再利用，为棕色地块振兴提供经济援助等进行了规定。 此外，美国在污染管理中特别注重非政府组织、公众的参与和环境治理信息的充分公开，其法律规定污染地块的治理是各级政府及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社区的共同任务。公众参与。可以提高土壤保护与治理的社会化和专业化。 4．我国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于2017年6月22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贯彻落实“土十条”要求，推动土壤污染依法防治的重要一步。仅从法律名称上就可以看出，立法对象是土壤污染防治，而根本办法是“一防、二治”。当前，从农村耕地到城市用地，人们对“餐桌的根本”“脚下的环境”关注度提升，必须正本清源，全面治理。 亿民赖此土，万物生斯壤。我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但主体尚好，因此“防”的任务远重于“治”的任务，必须把更大精力投入到防止土壤污染蔓延上。要坚决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有预防花一块钱而不舍、管控花十块钱而不得、末端治理一百块钱却不心疼的思维，国际经验教训证明此路不通。毋庸讳言，一些地方土壤土地治理工作中，“宁治不防”“末端表彰”的倾向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华大地960万平方公里，尚未被污染的“好土”是主体，对此必须优先保护。使这些未受污染的土壤土地能够保持良好状况，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水为生命之源，土为生息之本。一“源”一“本”，表明人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互为因果，而缺乏自净能力的土壤是各种人类污染的最终承载体。土壤污染处于“末端污染”，要抓“本”治“源”，不仅要从工农业生产、城乡居民生活污水排放着手，更要管住生产生活“上游”的土地规划、城乡规划。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所强调的，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的区域，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要对可能造成污染的建设项目坚决说“不”。 对污染了的土壤要标本兼治，要在政策、技术、融资上予以法律支持。特别要重视的是，在作物消毒、土壤清洗、土地修复等新兴的产业领域，我们要鼓励创新，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但必须防止“抗生素滥用”式的二次污染。 针对土壤问题，2017年10月底前，北京市针对拟开发为居住、学校等建设用地，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规划。3月底，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7年重点任务分解》，明确上述目标。 按照任务分解表，年底前，全市开发利用的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超过90％。年底前，按照国家有关部署和要求，制定北京市土壤环境质量详查方案，完成全市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布点，开展现场采样与评估工作，完成关停企业基础信息调查，确定采样名单。 在有序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方面，10月底前，以影响人居环境安全的突出土壤污染问题为重点，结合城市环境质量提升和发展布局调整，针对拟开发为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公园、城市绿地和游乐场等建设用地，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修复规划。 5．M市原本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市土壤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已对民众的身体健康和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此，该市相关部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组织了一次关于土壤污染治理的座谈会，以下是与会人士的发言记录： 某农林大学教授：如今，大多数农民对科学用药、平衡施肥知之甚少，不能根据作物生长规律、土壤养分状况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只是一味单纯地加大剂量滥施农药，结果不仅造成化肥农药利用率不高，而且对环境产生了严重污染。 在农村，有机肥的使用率很低。有机肥中的主要物质是有机质，施用有机肥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改良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熟化土壤，培肥地力。既然有机肥比化肥好，那么为什么农民都喜欢用化肥呢?有机肥和化肥的区别，就好比是中药和西药的区别一样，中药讲究的是慢慢调理体质，西药讲究的是又准又猛地解决问题，但副作用也不小。有些农民只关心产量不关心质量．而化肥正是因为能立竿见影地提高产量才备受青睐。 驻村干部：这几年村里畜禽粪便对土壤的污染也十分严重。据了解，以前村里的畜禽养殖规模都比较小，种植、养殖不分家，畜禽粪便大部分作为农家肥，对环境污染较轻。可随着畜禽养殖业的迅猛发展，畜禽养殖业正逐步向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村里曾经划定的养殖禁区也被养殖户占用，禁区名存实亡。如此一来，不仅污染总量大幅增加，而且污染呈相对集中趋势，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污染源。 学者：污染企业不少都是纳税大户，相关部门很多时候对于污染企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执法人员在接到举报后，前往现场也是走走过场。而且，治理污染企业涉及环保局、工商局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权责不清，相互推诿、不作为的现象严重。目前，政府虽然清理了一批重污染企业，但对搬迁或转产转业的企业造成的土壤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等，法律没有明确土地污染的追究依据，往往是企业一走了之，土地污染的后遗症无人问津。 环保部门代表：当前我市已经开始启动土壤污染修复项目，但“钱从哪里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现有土壤修复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融资渠道单一。土壤修复工程投资大、周期长、收益低，所以很少有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如何解决土壤污染防治的融资问题，是当前土壤污染修复与治理的核心问题。 环保专家：我国的土壤修复技术滞后影响修复质量。目前从事土壤修复的企业大都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因为没有资质要求，准入门槛低，这个行业从业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另外。由于土壤修复需要的相关设备和药剂大部分需要进口，修复成本十分高。因此，缺乏相应设备也制约了土地修复企业的发展，导致在实际土地修复中土壤修复的质量不高。 6．近年来，“大地之殇”引起广泛讨论。诸多网友疾呼，保护土壤，维护“大地母亲”的健康已刻不容缓。以下是某网友著文节选： “厚土的肩上承载着社会、经济的前方，它的怀里孕育了一个人、一个国的梦想。可当我用手掌摸索这广袤的土地：这一角只有干裂，那一角只有枯黄。这一片土壤本该是我的家乡，春天鸟语花香，嫩柳折断有奇异的芬芳；秋天满目金黄，麦田里盈着醉人的稻香。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低下了头颅，哭泣着生命的消亡。”

给定资料1 D村是J县西部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秦皇古驿道就从D村东西的两个阁楼穿村而过，自古以来为晋冀交接之通衢，交通便捷。村中现有文化遗产丰富，明清式民居、庙宇、阁楼、桥梁等尤为引人注目，有“三桥四阁七庙”之称。民俗活动多样且丰富，村中已申请到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D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然而，在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过程中，D村实际上遭遇了诸多困境。 走进D村，在一座座深宅大院中穿梭，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沧桑，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千年古村的寂静和衰败。D村共有1280人，但事实上常住人口不会超过400人，而且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很少看到年轻人，孩子也都是学龄前的幼儿，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会被父母带到他们务工的城里或集镇去读书。D村多年前有一所小学连初中的学校，也曾书声琅琅，但现在，初中早已撤了，之后小学生也只剩几十人，2018年小学也被撤了。老人们大都是安静的坐着，村子近乎无声，偶尔电视里传出些声音，更让人觉得寂寞。老人们显然没有能力维护比他们更老的房子，外出的年轻人也没有兴趣回来修缮日益破败的祖居，所以村里经常会看到倾斜的墙壁、塌陷的屋顶和萋萋荒草。 虽然早在2016年就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但迟至2018年10月，成功竞标的承包公司才派出工程队进入D村展开古民居、古庙宇等古建筑的修复，并且被限期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的工程。然而，D村处于太行山区，气温相比平原地带更低，当地民众如果要盖房或修路往往不会选择在天气寒冷的冬季。工程队在这段时间施工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寒冬来临之前加班加点，用两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三个月的工程量，否则一旦天气寒冷，要想抹墙盖瓦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修复保护过程中，许多古民居、古建筑被轻易拆除，遭到破坏的也不在少数。施工单位使用的材料、建筑修缮理念等采用城镇建设思路，修缮古建筑，几乎是从头到脚拆掉重建，木料构件和瓦当全被拆下随意丢在地上，柱梁一色是新木料，屋顶一律是“仿古”新瓦当和龙凤装饰，与其他各村修复过的古建筑几乎一个模子出来的。D村祠堂门口的几百年的石狮子施工过程中被砸成三块，文昌阁上原有一个栩栩如生、不知年月的魁星，在修复完成后居然不见了，这种不应该发生、无可弥补的损失实在令人痛惜。 在“项目下乡”的过程中，无论是村委还是当地民众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该项目是分离的，毕竟资金的下放并不是出自这里，这就容易导致地方话语权的缺失。无疑，这种话语权的缺失与不同的主体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及角色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很明显，国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如果没有国家资金的注入，在古建筑的维修费用相对较高的事实面前，“经济理性”的当地民众并没有多大意愿投入大量资金对全村的古建筑进行修复。因此，他们也就任凭项目工程队根据外来设计院的设计标准乃至统一要求进行施工，但这种施工标准有时却容易忽视本地的特色，从而导致“保护性破坏”的意外后果。 另外，D村虽然现存的古建筑仍比较多，但并不连片成区，而是呈点状分布在村落的各个角落，这对于乡村旅游的开发来说自然是大受影响。此外，由于地处山区，受地形地势的影响，村中水资源非常匮乏。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依靠较为先进的机井技术才解决了日常生活用水问题，目前每户拥有一个容量20～50立方米的水窖，村庄在每年的两个时间点集中供水将家户中的水窖存满。因此，乡村旅游的开发受水资源影响特别大。 给定资料2 近年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投了不少钱，许多学校的硬件条件都有改善。但是，一些地方的乡村学校却频频出现教师流失严重、教师短缺等现象。 “在村小教书的这两年，我已经记不清被气哭多少回了。”说这话的，是在W山区一所乡村小学教书的罗燕。2015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后，罗燕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在罗燕的三年级课堂上，有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孩子一直走来走去，一会儿翻翻同学的书本，一会儿鼓捣课桌椅自得其乐，讲台上的罗燕则一脸平静，熟视无睹。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出手制止时，她苦笑着说：“他不吵不闹，已经算好的了。” 在罗燕之前，这个班已经有两位女老师先后被气走。“怎么气走的呢?上课时站在桌子上打闹，扯老师头发……”罗燕说，还有学生上课睡觉或者玩手机，一开始还管一管，后来就放弃了，因为“确实管不了”，只要课堂还能相对稳定些就行了。 “不仅管不了，也不敢管。”在西部一所乡镇中心校任教的范琴告诉记者，平时在管理学生过程中常常遭遇尴尬甚至惹来麻烦。比如有的学生比较沉迷手机，玩到很晚，白天上课基本睡觉，如果老师叫醒他，可能还会吃他一点“起床气”，跟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都是常有的事。 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学生多为留守儿童。以范琴所在的学校为例，留守儿童比例高达80％，这些家庭往往是爸爸妈妈外出打工，爷爷奶奶在家带孩子。有的老人溺爱孩子比较严重，甚至因此与学校发生冲突。范琴说，之前有个监考老师因为某个学生抄袭邻座的答案，就批评了他几句，哪知第二天他奶奶就来学校门口骂，说老师吓到孩子了之类的。自那以后，老师们都不太敢“多管闲事”了。 “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家长的不理解、不配合。很多家长只知道让孩子饿不着冻不着，在学习和思想教育上，根本不上心。有孩子因为到亲戚家‘吃酒’不来上学，老师告知了家长，本想让家长了解一下，管一下，谁知家长却说老师多管闲事。隔壁班有个学生作业没做完，老师放学后就留他下来单独教。天快黑了担心他一个人不安全，还骑电动车送他回家。结果第二天他妈妈就来学校找这个老师，说她装模作样，平时上课怎么不好好教……结果这个老师痛哭一场，过完寒假就辞职了。”范琴无奈地说。 罗燕带的是三年级的数学和四年级的语文以及三四年级的其他副科。“我一个星期将近30个课时，还是班主任，每天从早读到放学排队都没法休息。”罗燕说，平时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备课。 “没办法，每年都有老师流失，人少课多，任务就重了。”罗燕所在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告诉记者，乡村学校条件差、待遇低，能留得住人就不错了，更别提上课的积极性了。 在乡村学校教了2年书后，“90后”的范琴正在犹豫要不要辞职。与留在城里当老师的大学同学相比，她每月只多了400元的农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由于家在外地，范琴平时住在中心小学的单身教师宿舍。 记者看到，她居住的教师宿舍楼是一栋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筒子楼，宿舍是10平方米不到的单间，屋内有一桌一椅和两张1米宽的硬板床，其中一张床用来摆放衣物和行李。夜里上厕所只能下楼去50米外的公共卫生间。“有次家里人来看我，看到这个条件都抹眼泪了，劝我回家换份工作。” 另外，在农村，购买生活用品、蔬菜等均不方便，水质也较差，没有经过科学的净化，都是直接饮用。大多数教师都是周六到镇上采买好一周的蔬菜和生活用品，周日再带去学校，但这样他们食用的蔬菜便很不新鲜，很不健康。有老师为了避免麻烦和省钱，向老乡们租一块土地或在学校的周围种菜，补贴一下家用。 此外，“读书无用论”在一些乡村盛行，不少人认为“当老师的工资还不如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多”，这让老师在一些高年级学生面前缺少威信，甚至被学生嘲笑。老师在缺少了尊严感的同时，也淡化了责任感。 给定资料3 当前，农村交通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已经成了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某市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以下是会议发言摘录： 专家A：近年来，我市实施“村村通”工程后，道路增长比较迅速，使交通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原来的泥巴路、砂子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但是，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大多数道路依山傍河，险、窄、陡、弯形成了农村公路的特点。而农村公路多数未列入交通部门的养护范畴，新建道路交通标志、防护墙、防护墩几乎是空白，交通标志标线不齐等问题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道路两侧村庄、学校较多，安全隐患十分突出。 学者B：在农村，因受文化程度的影响，很多驾驶员无法通过严格的驾照考试，所以无证驾驶的情况较多，由于缺乏正规的学习和系统的培训，对交通法规、安全知识及具体的操作技能知之甚少，导致遇到险情时不能正确处置，从而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哪怕是有驾驶执照的人，也很少有机会参加交法知识的学习活动，导致平时守法观念差，开车只顾自己前行，丝毫不顾别人的安全，随意超速行驶、酒后驾驶、人货混装等严重影响安全的现象比比皆是。从农村发生的交通事故来看，我认为绝大多数就是因为违法驾车造成的。 人大代表c：政府的管理理念存在很大的问题，有明显的“重城镇、轻农村”的思想倾向，部署在城区的警力太多，农村交警中队配置根本不够，有的农村每个派出所只有一名民警负责交通安全，他们本来应付治安案件的任务已相当繁重，很难再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忙“打理”交通，这就导致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力量仍然十分薄弱，交通执法未能保持长期严管态势。而且总觉得交通管理工作是公安部门的事，缺乏必要的协调，以至于整体防控体系不能有效地形成。凡此种种，导致农村地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未能有很大的、明显的改观。 教授D：近几年来，我市农村机动车保有量急剧攀升，而且种类繁杂、质量参差不齐，与交通安全法相配套的法规很难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如对低速载货汽车、摩托车、电动车等车类在安全技术标准、行驶规则、违规处罚方面很难界定，管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具体的交通安全管理日常执勤执法工作中，难以做到执法规范，在安全监管上也很难取得实效。 交警E：我们中队曾多次打击非客运车载客问题，但效果不容乐观，存在整治时好，过后又反弹的现象。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边远乡村的客运班次太少，甚至不通客车，非客运车辆成了农民唯一的代步工具，这也为非客运车辆提供了市场。有一次，我都准备下班了，发现部分群众还在聚首观望，我说天都快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他们竟然说“你们交警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边远山村的村民，早上搭乘农用车进城办货的，如果走路得走几个小时，必须得搭农用车回去。等我们交警下班了，农用车才敢搭他们。像这种情况，交警又能怎么样呢?在他们的心目中，交警才是真正的“车匪路霸”。 给定资料4 Y县江格镇兰村全村920户388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83户1254人，人均耕地面积1．34亩。Y县扶贫工作队入驻后，在发展二三产业上做文章，鼓励引导有手艺、懂经营的大户稳定创业、就业增收，指导村民改良工艺、提升技能，探索精准扶贫新模式，让农民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走向了脱贫致富的路子。 在兰村“乐家家具厂”生产车间，28岁的坤杜孜正熟练地干着木工活，几分钟后，一个外表光滑的家具构件就完成了。“在这里干活，不但离家近，挣得也挺多，一个月能拿2000多元的工资，我要通过自己的双手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坤杜孜高兴地说。 在最初的几天，工作队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兰村人均耕地面积有限，很难从农业耕作方面提升收入，引导帮助村民就近就业是快速增加收入的捷径。针对兰村人多地少、贫困人口多的实际，工作队千方百计寻找扶贫产业。经过深思熟虑，把目光投向了村里会制作家具的库迪来提。 兰村临近镇上的集市，交通便利，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商议决定，重点扶持库迪来提成立家具厂，形成规模，优先招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帮助下，库迪来提成立了“乐家家具厂”，原料采用白杨木，进货渠道从农民手中收购，成本低、效益高。此外，工作队把示范培训班办到了“乐家家具厂”，鼓励和引导本村的有志青年在家门口就业。 “现在家具厂运营良好，生产的家具物美价廉深受附近乡镇百姓的喜爱，每月收入都可以突破2万元，6户贫困户通过打工，既学到了技术又根据计量有提成，每个月有1500～4000元的工资。”库迪来提介绍说。 兰村虽然自然条件较差，但拥有一定的地缘优势。在帮助库迪来提成立家具厂后，工作队又与村“两委”反复研究，决定结合地缘优势，成立一个规模化打馕合作社，培养致富带头人，带动其他贫困户抱团致富。通过反复考察，他们选中了善经营、有诚信，且学过三四年打馕技术的吐鲁洪。 工作队通过上门宣传、手把手算致富账，说服了吐鲁洪，他的“美丽人生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主要以制作和销售疙瘩馕、油馕为主，周围村民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馕王”。 在合作社工作的吐尔逊姑丽，身体残疾，家境困难，到打馕合作社上班后勤学好问，很快学会了打馕技术，现在每个月能拿到4000元的工资。像吐尔逊姑丽一样，在合作社上班的员工还有17人。 如今，已经成为合作社法人代表的吐鲁洪介绍说：“合作社成立以来，工作队主动与周边学校、食堂对接联系帮助找销路，我们每天可销售2500多个馕，每月的销售额在15万～20万元，并带动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今后，合作社还将招收15名贫困户家庭成员来工作，争取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走进村民吾麦尔的“家乡祖遗制毡”小作坊，院内挂着几张刚刚制好的羊毛毡子，工作间门口堆放着未加工的羊毛，七八名工人正忙得热火朝天。 “在工作队的建议和帮助下，我成立了这间手工制毡小作坊。每月都有2000～5000元的纯收入，既让祖传遗留的传统手艺得到继承，又带领乡亲们一起过上了好日子。”吾麦尔说。 早在驻村之初，工作队在入户走访摸底村民特长和培训就业意愿时发现，吾麦尔是古法制毡的传承人，但因缺场地、少资金、没销路，也只能在家偶尔抽出时间制作一部分。 “羊毛毡作为非遗项目，是少数民族家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吾麦尔的祖遗技艺得到传承和发扬广大，同时，利用好这一传统技艺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得知情况后，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商议，一起寻找合适场地、争取惠民资金、督促动工建设。很快，330平方米的彩钢棚搭起来了，10户家中耕地少、缺技术、需要照顾家庭的村民进入小作坊就业。在工作队的说服下，吾麦尔把祖遗手艺“拿出来”当起了师傅，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训他们学习制毡技术。一个月后，10余名贫困村民成功转型，成为这个小作坊的工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吾麦尔的“家乡祖遗制毡”小作坊每月销售额都在1．5万元左右。 “我现在每月有1500元的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可观了。”在这里工作的贫困户托合提 动情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工作队把我推荐到小作坊当学徒，我一定好好干，争取早点脱贫。” 每一滴汗水都能折射太阳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能照亮梦想的天空。工作队发挥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作用，教育贫困户“经济上穷，思想上不能穷”，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实现扶贫与扶志共赢。目前，在工作队的引导支持下，兰村的家具厂、打馕店、制毡坊运行良好，形成了兰村自己的特色产业，就近就地解决了贫困户的就业和脱贫难题。

二、资料 1．坐在家中或者办公室，即可通过互联网向行政服务中心申请办理行政审批，既不用担心收费“猫腻”，也勿需操心审批效率——这样的优质服务，不久各地群众就能体验到。近日，江 西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江西省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暂行办法》，对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规范简化行 政审批、优化服务质量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实行电子政务的优点，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内部办公职能的电子化和网络化，可以节约纸 张，同时，政府各部门可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电子邮件交换、远程视频会议等工具，极大地提 高行政的时效性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之间通过计算机网络实现有权限的实时 互通的信息共享，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网络与公众和企业间开展双向的信息交流与决策，有助 于减少“跑冒滴漏”等现象，还可以改变所谓的“门难进，事难办"的现象，降低了进政府办事的 “门槛”。然而从目前来看，在我国推行电子政务还存在叫好不叫座的尴尬。据有关资料显示， 全国2500多个政府门户网站中，约有1／3的网站难以打开，1／3的网站应用价值较低。截至 2003年底，中国在“gov．cn”域名下的网站就超过一万个，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政府网站，而一 个政府网站的平均建设费用就高达几十万元。在中国，不知有多少政府网站成了聋子的耳 朵——摆设。据《郑州晚报》报道：2005年1月，河南一家公司受郑州市政府委托对该市91个 政府网站进行了评估，14个政府网站被计零分，60分以下的网站占61.5%。更具讽刺意义的 是，这还是在郑州市“政府网站唤醒工程”实施半年后得出的一个评估结果。 2．2OO6年4月28日，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林廷生触摸计算机屏幕启动按钮，全新改版的“中国山东”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并向社会提供服务。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韩 寓群在新版网站开通之际发表致辞。 作为山东省政府及各部门、各市政府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务信息和提供在线服务的综合平 台，“中国山东”政府门户网站的主要任务是：及时公布省政府重大决策、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实施政务公开；以服务公众和企业为重点，积极开展网上公共服务，推进依法行 政；增进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接受公众监督，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逐步建成国内一流、群 众满意的“一站式"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新版网站由每日视点、走进山东、透视政府、网上办事、参政议政、社会服务6个功能区组成，为公众、企业、投资者、旅游者和公务人 员设置了便捷的访问通道。公众可以使用网站直通 车通过省长信箱、网上咨询、网上投诉等形式实现与政府的交流互动，接受个性化的政务服务。 通过新版网站增设的资讯中心，公众可以阅览省内政府网站的重点信息，实现“一网走山东"。 3．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即80年代的起步阶段，90年代的重点推进阶段和进人新世纪后的加速发展 阶段。9O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伴随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加 大，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入了全面规划、整体发展的新阶段。 近几年来，随着国内信息化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以及国家对电子政务工作重视程度的日 渐加深，电子政务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2002年17号文件的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正围 绕“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的发展重点有序展开，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各种局部性 应用、阶段性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国内各政府职能部门的网络基础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不同部门的局 域网已经基本搭建完成，甚至有些地区已经形成了城域网的基本雏形。从具体应用效果看，政 府内部通过网络化沟通和信息共享，办公效率大有提高。 在最近几年中，全国各地以北京、上海等地区的政府机构为龙头，以南海、邯郸为代表的各 级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在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应用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 首都北京作为我国最早实施电子政务工程的地区，到2000年底，已初步建成了公用信息 平台和政务信息网络。中关村高新技术科技园区已经开始实现网上办公办事，电视电话会议 网络也已基本覆盖全市。北京市提出的建设电子政府的具体目标是：到2OO2年底初步实现政 府面向企业和市民的审批管理和服务业务上网进行，政府内部初步实现电子化和网络化办公。 到2005年底建成体系完整、结构合理、高速宽带、互联互通的电子政务网络系统，最终建成北 京市政务系统信息资源库，全面开展网上交互式办公。到2006年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 上海的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也取得了实效，目前该网站共列出707项业务，其中的640项可 以在网上受理，提供2000多个可供下载的表格。近期，上海开始执行新的信息公开制度：“以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向社会主动公开除保密以外的各种信息。 2001年，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南海电子政务试点示范工程正式启动。南海 以此为契机，在电子政务建设方面紧紧围绕应用这个核心，一步一个脚印，做到“全民培训、广 泛应用"。目前，政务光纤网络已连接南海所有的17个镇(街道)和224个行政村，并对整个政 务网络的互联网出口、网络安全、病毒防护等实行统一管理。目前已有60多个系统在政务网 上运行，各类应用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机关部门，其中半数以上应用了中国电子政务应用示范工 程的成果，运行于安全平台之上，采用数字证书进行身份认证和电子签章。 邯郸市的电子政务建设创意新、基础扎实，有自己的特色。他们遵循“不求超前、但求实 用"的原则，坚持统一机构、统一网络、统一软件、分级管理的“三统一分”管理模式，充分利用信 息资源，避免重复建设，这种经验已经在全国得到推广。 4．据新华社北京2006年3月30日报道，各地政府网站频频遭到网络“黑客”篡改，网络安全卡住了我国电子政务的“脖子”。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统计显示，我国各级政 府网站仅在2005年就被篡改网页2027次，比上年多一倍，而且这还不包括隐蔽的篡改行为。 在3月30日召开的2006中国计算机网络安全应急年会上，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 中心副总工程师杜跃进博士说，根据中心统计，网页篡改去年在大陆发生13000多次，其中六分之一 攻击对象是政府网站，对电子政务构成威胁。杜跃进称，以上统计还没有包括隐蔽的篡改网页行 为。如黑客通过网页隐蔽地传播僵尸程序、 间谍软件或者控制僵尸网络的活动。僵尸网络是大量 通过僵尸程序控制的计算机所组成的“地下网络军队”，用于控制的服务器常常在境外，由专业、有组 织的黑客所操纵，被黑客用来发起各种远程攻击。与传统的病毒、蠕虫攻击相比，僵尸网络就像一 个威力强大的、看不见的攻击系统，黑客可以暗中控制这个攻击系统做很多破坏活动。 5．随着政府行政改革实践的逐步深入，政务不公开、条块分割的弊病日益突出，许多地方政府都决心打破政府事务条状分割于各职能局委的现行行政体制，寻求一种高效的、体现现代 化办公特色的政务服务体制。同时，随着电子政务建设和理论的日益深入，出现了“行政审批 服务中心"这一新型行政服务机构，即通过设立市府集中办事大厅，将全市具有行政审批权的 局委的审批办证窗口全部集中于一个大厅，企业和百姓可以通过这个大厅完成以前要跑十趟、 二十趟才能完成的事。这个看似简单的举措却成倍提高了行政效率，成效显著，在各地实施 后，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目前，已有浙江、广东、甘肃、黑龙江、河南等十几个省市的上百个 地市县设立了各种名称的以集中限时、透明审批为核心内容的行政服务中心。但是从现状来 看，目前全国各地已经建成的行政服务中心主要集中在行政审批中心建设的初级阶段，这种建 设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目前急需解决的政府服务流程不透明、效率低下、办事人员要跑部 门的弊端。但是，由于其没有解决各个部门间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的关键问题，因此，它已经 不能满足日益深化的行政审批服务体制改革的需要。 6．《广东省政务公开条例》(下称《条例》)已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据介绍，该《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政务公开行为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条例》从事权、人权和财 权等三方面作出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政务公开权利人，享有要求政务公开，获取 政务信息的权利；政府作为义务人向权利人提供政务信息不得收取费用。 根据《条例》内容，各地级市政府还应编制政务公开内容详细目录。包括政府领导、政府机 构、政府文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规划、政府重点工作、为民办实事项目等多个方面，每个方 面除了交待公开的内容外，还要有公开的形式和时限等，以方便群众查阅。 7．据报道，记者2006年2月底曾暗访某市_一．些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市政府和机关网站。在一周之内，他们发出．1O封邮件，只有5封得到回复，另外5封邮件“石沉大海”。那回复的5封 信，或失之于简，或时间太长，或只是。礼貌地把球踢了出去。．可见对于市民的网上咨询，大多数政 府部门还停留在“前台挂号”的阶段，多数回复都“礼节性"大于“实用性"，循规蹈矩而缺乏热情。 近年来，各地政府部门相继建立了“网上政府"或称“电子政府"，在网站上设置“咨询服 务”、“举报投诉"、“某长信箱"和“市民之声”等便民互动项目，民众可以通过上网向各政府部门 寻求帮助。这是一件既有利于政府，又有利于百姓的事情，但其实际运行和效果却不够理想。 一些网页设置的“咨询投诉”栏目往往都是上下左右的“边角料”，网页最醒目的部位通常都被 “某某局新闻"、“某某部门动态"占据；有的网站投诉、咨询信箱的链接失效，无法打开，程序不 能运行，成为聋子的耳朵；有的无专人管理，使用率很低，对群众的咨询求助懒得搭理，抑或向 外“踢皮球”一推了之；有的回复“短小精悍”，毫无实用价值；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设置和群众直 接互动的栏目。所有这些，使“网上政府"远离大众。 8．当前，诸多电子政务项目都被IT厂商避而远之，以致招标会上冷冷清清，甚至出现了无企业投标的尴尬局面。这一现象颇耐人寻味，政府行业一向是被IT厂商追捧的，而眼下IT厂商缘 何不愿意与政府行业玩了?以往的香饽饽为何变成一碗冷饭?我们先来看一份真实的软件开发 合同：中标后，企业向政府支付保证金：合同额的1O%；签合同后一周内政府向企业支付：合同额 的10%；初验收后一周内政府向企业支付：合同额的30%；试运行三个月后政府向企业支付：合 同额的50%；保修期(1～3年)后政府向企业支 付：合同额的1O%；三年后政府退还企业的保证 金：合同额的1O%；据国内某位知名专家讲，这样的付款条款还算是中等的，还有更加苛刻的付款 条款。如此合同先不讲是否符合商业标准和市场经济规律，对软件企业来讲是完全不适合的。 与此同时，在电子政务建设中，如何使企业处于公平竞争、良性竞争，确实值得不断深入研 究和探讨。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了有些企业间恶性竞争已经发生，使电子政务蒙受损失。一是 盲目杀价，盲目承诺，在明知无法完成任务的情况下，不顾企业的信誉，先拿下合同再说。这种 做法，功夫不是花在电子政务方案上，而是花在公关上。到头来无法按时、按质量完成合同任 务，使政府最终蒙受损失。二是不讲职业道德，为了拿下合同而不择手段，攻击、诋毁竞争对 手，甚至不惜陷害竞争对手。这些现象的出现，表面看是个别企业的错误行为，而深层的问题 则是政府管理与引导不够，是市场和谐环境的建设问题。 9．从2OO6年5月1日起，杭州市政府办公厅与各区、县(市)、各部门的文件流转(包括下发和上报)以电子文件方式单轨制传输，不再使用纸质公文，这意味着在杭州市政府系统内将 看不到纸质“红头文件"。 据有关人士介绍，5月1日起，凡以杭州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到各区、县(市)政 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的文件，均以电子文件方式传输，不再下发纸质公文；各区、县 (市)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主送杭州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的文件，必须制成带红 头红章的电子公文并通过办公业务资源系统报送，除附带专门印制的附件外，原则上不需同步 报送纸质公文；各地各部门之间的行文也将在年内逐步实现以电子公文的方式传输。 5月1日起，除实行公文发送单轨制外，还将尝试实行电子拟文，即实现公文的整个拟、 改、审、校全过程电子化管理，工作人员不必再一次次拿着稿子奔走于领导办公室和印刷厂之 间；各业务处室可以方便地掌握文件的整个修改过程；电子文件直接归档，也可以减少档案人 员重新录人档案条目等重复工作。 电子公文单轨制的推行还可以大幅节省办公成本，仅减少公文印刷一项，就可为杭州市政 府大幅削减用于印刷方面的费用。 1O．“在主要对国家机关人员和企事业管理人员进行的调查中我们发现，电子政务内容单 一、应用项目发展滞后是我国电子政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 任汪向东日前在京发布《中国电子政务实施及应用调查报告》时说。 据悉，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近日对国家机关和党群组织工作人员占53.19%、企事 业管理人员占38.84%的样本进行调查发现，按照联合国有关电子政务阶段划分标准，被调查 者选择认为我国电子政务尚处起步阶段和政务信息的单向网上发布阶段的达到78%左右。 汪向东解释说，按照联合国有关电子政务阶段划分标准，各国电子政务发展程度由低到高 依次为起步、信息单向发布、双向互动、政务实时处理和一站式服务。目前电子政务水平较发 达的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家基本能够达到政务实时处理的层次。“在对我国当前电子政务 建设与应用的实效评价方面，被调查者在G2G(政府对政府业务)方面多数给予了正面评价， 但对于G2B(政府对企业业务)，正面评价的比例则低于负面评价的比例，对G2C(政府对个人 业务)实效的总体评价更低。“用户对当前电子政务发展主要问题的看法集中于‘应用项目发 展滞后’上。"汪向东说，受访者认为导致电子政务应用滞后的原因主要是“与政务改革不配套" 和“缺乏项目建成后运作、维护、管理的后续安排”。 11．广州市政园林局办公大楼18层，是“数字市政”的机房。高大的黑色机箱引人注目，2米多宽的屏幕上显示着广州电子地形图。轻点鼠标，任何一个街区的地下供水、供气、排水管线和管井 之间的三维关系立即出现，修建年代、 维护时间、管线位置、大小和埋深点的种种详细数据马上显示。 广州“数字市政”于4月1 日正式启用。它的建成，摸清了如“盘丝洞"一样在城市地下盘 踞了几十甚至上百年的供水管、排水管、供气管道等城市公用设施的“家底”，让城市地表和地 下的“钢铁长城”实现有序管理。 12．2006年3月28 日上午，黑龙江省利用“网络视频”召开全省电子政务推进会议。会议的主会场设在省政府，在全省13个地市设立了分会场。会议确定了今年黑龙江省电子政务建 设的工作目标，表彰了2005年度全省政府互联网网站评测获奖单位。1O个省直部门网站、5个地市政府门户网站和10个县市政府门户网站受到表彰。 记者从这次电子政务推进会议上获悉，截至目前，全省各级政府和省直部门共有115个网 站，其中包括1个省级门户网站、13个地市政府网站、51个县(市)政府网站、5O个省级委办厅 局网站。省级门户网站“中国·黑龙江"网站自2005年1月起运行，提供信息检索、投诉举报、 表格下载、服务导航等多项服务，每天动态信息更新量达200条，日访问量达5000人次以上； 其开展的公众服务、建设阳光政府的“省长信箱"，目前已办理承接有效信件1000余件，提交地 域及承办部门遍及全省13个地市。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即使明年农民收入能继续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增速恐怕也很难超过今年了。"国家统计局景气中心研究室副主任张海旺如此判断。张海旺说，2005年农民增收，需要寻找新的突破点，这需要在提高工资性等非农收入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多下工夫。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好，是多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方面带有恢复性质。继续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任务十分艰巨。具体到增加农民收入方面，今年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出现了近年来罕见的好局面。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3季度，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 11.4%，增幅比上年同期高7.6个百分点，比今年同期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高4.4个百分点。　　但是，这种好局面主要来自于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国家出台的一批惠农政策，而粮价上涨又是其中更主要的原因。　　分析数字显示，今年我国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农产品出售。2004年前3季度，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人均现金收入958元，增长24.9%，增幅比去年同期高18个百分点。农民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占农民现金收入的45.4%。　　由于国家实行了对粮食直接补贴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及多年来粮食产量持续下降造成的需大于供的缺口，2004年前3季度，农民出售粮食的综合平均价格提高 27.9%，价格因素导致出售农产品收入增加209元，为农民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增量的1.1倍。　　另外，国家及各省市一系列农业利好政策的出台也是推动今年我国农民增收的一大亮点。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农民的转移性现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达到105元，同比增长24%。其中，农民得到的政策性收入人均19元。前3季度农民增加的转移性现金收入主要来源于政策性收入增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这充分显示了中央在加大支农力度上的决心。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今年前3季度，在农村投资中，国家投资和国内贷款分别仅占3.3%和8.1%，而且大都投向第二、第三产业。目前由于我国财力有限，而工业化、城市化又在加速，所以具有导向意义的国家对农业直接投资，不可能增长过快。同时，今后几年农业税的取消幅度也会相对减弱。从今年开始，国家决定5年内取消农业税，但仅在开始的前3个季度，农民税费负担就已减少33%，以后几年降幅会相对较小。这些都会影响政策对明年农民收入增加的扶持力度。　　而在粮价方面就更不乐观。目前农产品价格及其对农民增收的拉动效应呈稳中趋降形势。　　农民来年要想继续保持收入大幅度增长，提高工资性等非农收入可能是一大突破点。　　目前，作为我国农民收入结构稳定基础的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今年前3季度，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683元，增长13.3%，占农民现金收入的32.4%，比重比去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　　农民工资性等收入增长缓慢和比重较低，根本原因不仅因为长期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而且也因为目前被广为关注的农民工工资低下。　　近几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基本保持在1.44%，并没有出现明显加快的趋势；而返乡民工数量却逐渐增多，部分城市和地区出现用工短缺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今年上半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增加370万人，仅为去年全年增加人数的 44.0%；返乡的外出务工劳动力达440万人。城市化的滞后和返乡劳动力的增多，必然影响了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总量中的比重。　　另外，农民工工资非常低下。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调查，46%的进城务工人员每天工作12至16小时，47%没有休息日，但其工资却没有随着工作时间的任意延长相应的增加。据有关单位调查，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民工月工资12年间只提高了68元，月工资平均每年仅提高5.7元，不仅远远低于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水平，也明显低于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的程度。同时，对本来就很低的农民工工资，仍存在各种形式的拖欠和克扣现象，而且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基本的养老保险。据湖南省有关部门估计，该省农民工养老保险率不足7%，医保参保率更低，工伤保险尚没完全启动；据合肥市劳动部门调查，该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人均不足1%。　　张海旺对记者说，今年全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预计将达15亿亩，比2003年增加 0.1亿亩。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与前几年相比仍无起色，这主要受制于耕地供给趋紧和劳动力供给大量过剩。数据显示，我国第一产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5387元/人，只分别相当于第二、第三产业的42.5%和29.7%，不到美国200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的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增加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应该成为明年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突破点。　　近些日子，在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出现了用工短缺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农民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新的问题。不难看出，现在许多农村问题的根子，实际上不光在农村，而很大程度上还在城市。改革到如今，"就农言农"已经开始显得落伍了。　　所以，促进农民增收，需要调整新的思路，从农村和城市多个角度同时动脑筋，构筑起农民增收的立体模式和长效机制。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大学生助学贷款逾期现象严重、毕业生应聘简历注水、频频违约等，被一些学者总结为大学生遭遇“诚信危机”。 很多学生谈到：面对就业压力，有些同学会“修正”自己的履历，一个学院出现了十几个学生会主席、一个班级出现了几个班长。为了给用人单位留下好印象，一些毕业生心存侥幸，将自己在校的成绩私自涂改，60分改成80分，70分改成90分，有的学生多头签约又随意毁约，给学校、单位和个人都造成了麻烦。 一些学生谈到，一些家庭不很困难的同学也想搭贷款的便车，更有人贷款回来就请同学吃饭。有同学没有征求家长的同意，伪造家长写贷款承诺书。虽然学生中恶意逃贷的情况极少，可还是有人毕业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逾期不还、不及时还。 不久前，上海复旦、交大、同济等近50所高校为申请过助学贷款的近2万名大学生首次建立“大学生个人信用档案”，这实际表明了社会对糟糕的大学生信用状况的一种态度。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同时要依靠社会信用评价机制的不断完善。 2．当前我国社会的诚信状况令人担忧。由商务部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等单位最近进行的一次近万家“中国企业信用档案”专项调查表明，认为现在是一个诚信社会的人不到二成，调查者中95.5%的社会公众认为当前有必要开展诚信教育和诚信建设。 据商务部的最新资料显示，中国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 800亿元人民币，产品质量低劣和假冒产品所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 000亿元人民币；缺失诚信同样给在华的外资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几十家跨国公司产品被冒仿率均在50%左右，而各公司用于打击假冒产品的费用每年为 50至200万美元，假冒产品造成的损失在2 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近年来，中国由于缺失诚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惊人，据有关部门初步估算，从20世纪80年代迄今，共达6 000亿元人民币在失信的“漏斗”中悄然流逝。 3．靠虚报年龄制造寿星，借百岁老人提高知名度，由原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梁子镇党委、政府精心炮制、中外闻名的“中国长寿第一岛”，竟是有意编造的谎言! 鄂州市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近年来，当地党委、政府对外宣称，由于岛上生态环境良好，居民多长寿，80岁以上老人达43位，百岁老人10位，百岁老人在全岛居民比例位居全国之首，是“中国第一长寿岛”，并以此作为梁子岛生态旅游区一大品牌资源进行宣传、开发。 但事实上，岛上的“百岁老人”都是镇上几任领导吹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知名度，发展岛上旅游。现在，这几任领导都升官了，岛上居民也得到了一定的实惠。 究其原因，这是地方官员政绩观起作用的结果，暴露的是现行干部考核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在现行的干部考核体制下，地方官员要想干出政绩，经济是主要衡量指标。然而，基层干部受思想、素质、水平等条件制约，在经济决策时缺乏全局和长远观念，往往迎合上级部门的考核需要，采取的是短期行为，追求的是短期效益，甚至不惜造假，这是当前政府诚信缺失、造假之风屡禁不止的一大主因。这种造假，表面看是“善意”的，短期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为老百姓也带来了一定的实惠；但从长远来看，它损害的是政府形象和地方投资建设环境，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轻视，得不偿失。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 记者8月12日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新闻发布会获悉，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执法人员李志强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无照商贩暴力抗法，被刀刺中颈部，经抢救无效而殉职。11日16时50分左右，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执法人员来到北京科贸电子商城北侧执法时，发现商贩崔某无照经营，执法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崔某对执法人员的教育劝阻不接受，并阻碍执法，城管执法人员依法将其无照经营的工具扣押。正当执法人员准备撤离现场时，崔某突然窜出，趁执法人员不备，举刀猛刺海淀区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的颈部，然后逃离现场。由于伤势过重，当日18时06分，李志强终因抢救无效而因公殉职。案发后，北京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犯罪嫌疑人崔某于12日5时30分在天津市塘沽经济开发区被抓获归案。崔某对持刀行刺李志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崔某已被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据悉，北京市政府及海淀区政府已对死者家属进行了慰问，并安排了各项抚恤事宜。据了解，今年以来，北京市城管队员遭遇暴力抗法76起，89人受伤。北京市城管部门表示，在今后的执法中，要进一步加强执法防护装备的配备，以更好地保护执法队员人身安全。 2. 7月7日上午，蚌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该市工农路9号区依法实施劝导拆迁，执法人员在对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时，当事人严重暴力抗法，有人向执法人员泼洒汽油，其中一人手持利刃迫砍执法人员。综合支队法制室主任高建国被连刺数刀，经抢救无效因公牺牲，三大队另外两名队员因公负伤，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犯罪嫌疑人逃逸，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其他暴力抗法参与者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 3. 相对于手持棍棒的暴力抗管来说，“一哭、二闹、三躺倒”的“软暴力”让城管队员也颇感头疼。今年7月中旬的一天，云岩区城管大队的队员吴宏伟在对大营坡转盘上的小工进行清理时，其中一名泥水工人不愿离去，吴宏伟在对其多次劝说无果后，于是强制将其带离转盘。此时，泥水工人突然倒在马路上大喊“城管打死人了”，围观人群中，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开始起哄，纷纷上前围住吴宏伟辱骂。之后，泥水工人的家人闻讯赶来，将其送医院。随后该工人全家老小共5人住进了云岩区城管大队，这5人在城管大队吃住了两天后，通过派出所出面协调，城管大队补偿对方1000元厂事，云岩区城管大队负责人对记者说，类似这种情况，今年仅6、7两月就发生二次，城管大队共补偿对方5300多元才了事。该负责人说，“采取‘软暴力’的多数都是老人、妇女，他们在社会群体中处于弱势。由于老百姓总是同情被管理者一方，因此这些行为往往颇能赢得‘群众基础’。” 4. “城管打人了!”9月6日8时30分许，一声怒喝从成都市成华区厂路建北加油站旁发出来。60岁的唐大爷在收摊回家的途中，被一群自称是城管执法人员将其从二轮车上拖下来，要求唐大爷必须交50元的罚款。唐大爷不从，城管执法人员将其车上的西瓜砸烂后，将唐大爷强行拖行近300米。在拖行过程中对其拳打脚踢，并将其车上180余元现金强行收走。城管执法人员的行为惹怒了周围居民。“不要放车走，简直太过分了，有这么执法的吗?”“一定要把打人者查出来，还唐老汉一个公道。”近百名群众将一辆牌照为川AF0689的面包车围个水泄不通，要求警察严惩打入者。受伤的唐大爷躺在面包车前轮上，手捂着头，嘴里不停地哼着“痛”，刚刚赶到的120救护人员正在对其伤势进行检查。数十名警察组成人墙，将群情激愤的群众拦在外面，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5. 贵阳市黔灵公园门口，一直以来小摊小贩占道非常严重，每到早上，卖菜的、卖水果的集中在此“成立”了市场。晨练的老人为图方便，锻炼完后在此买菜回家。7月28日上午，城管队员何果在黔灵公园执勤时，没收了一名经多次劝阻不听的小贩的菜筐，老人们见状，纷纷前来为其“抱不平”，骂城管是土匪。其中一老太太更是情绪激动，追上前来抓住城管队员何果，将何的衣服撕烂，并且抓伤何果。后来通过派出所协调，由于老太太年纪较大，民警在对其进行教育后让其子女将老人接回了家。 6. 8月30日，家住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社区的孤寡老人李辉从社区城管爱心超市领取到了一袋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领取后，老人在城管罚没物资公示栏上签下领取人名字。据了解，针对一些易腐烂不易存放又无人领取的罚没物资，芙蓉区城管大队在定王台社区设立了全市首个社区城管爱心超市，社区低保户和困难家庭成了首批受助对象。城管罚没品哪去了?一直以来，市民们对城管执法所罚没的物品去向知之甚少。芙蓉区城管大队曾组织一次调查表明，90%的市民对城管罚没的水果蔬菜去向表示不清楚；近45%的市民甚至存有疑虑，认为有的罚没物品可能被城管私分掉了。芙蓉区城管大队都正街中队负责人梁钢说，这些迷惑和误解，正是部分群众不理解城管执法、不支持、配合城管执法的直接原因之一。如今，通过爱心超市这一形式，可以让市民更好地对罚没的物质的来龙去脉一日了然，不仅社区居民满意，就连违章户也信服。“罚没物资都将进行公示，领取人还将在每一笔受助物资后签名。这样一来，爱心超市让城管罚没物资的去向变得公开透明。”粱钢告诉记者。 7. 一年遭遇暴力冲突700多起，队员330多人次受伤。8月15口下午，广州市城管支队向市政府纠风办、市行风评议团汇报工作时透露，城管几乎天天被打!而调查显示，62%的人认为个别城管执法人员有粗暴执法现象，城管文明执法形象需要改善。广州市城管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内40多个大中城市都将城管队伍纳入政府行政序列，成立城管警察队伍。而广州城管队伍至今未纳入政府行政编制，不仅没有地位，还常受到执法对象的质疑。同时，区城管大队接受支队、区政府双重领导，但人、财、物属区政府管，存在政令不通、千作推动难等问题。接连凯称，城管的行政执法权是从多个部门分离出来的，一些职权界定不清晰，与之相关的强制措施仍留在原部门，使城管执法受制于这些部门。城管执法涉及城建、经济管理、政法等口子，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精力与相关部门协调，全市只有3000多城管队员，而每年光工作协调会就达460多个，工作非常被动。市城管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内没有统一的城市管理法律，城管执法依据的法律法规多为其他部门法、专业法，内容交叉、相互矛盾、法律盲区较多。广州现行的《城市管理监察条例》自1998年实施，实行综合执法试点后，执法主体名称已变更，执法范围明显扩大，但《条例》至今未作调整，已严重滞后。接连凯表示，城管执法面对的大多是城市久治不愈的“顽症”，但城管执法手段单一，只有罚款、暂扣物品等简单手段，缺乏制约执法对象的强制手段，约束力明显不足。如对占道经营一天只能处罚一次，最高罚款额为 500元。城管一走，商家又继续占道经营，根本起不到有效的整治效果。 8. 广州现有在编城管队员约2000人，辅助队员1900人，“正规军”与编外人员各占半壁江山。辅助队员由于没有执法权而经常在执法过程中面临尴尬，有时甚至会给城管形象带来负面影响。近日，广州市人大代表、市城管支队政治处处长谷玉翔表示，这只是当前的权宜之计。据市城管支队队长许决华介绍，广州市城管支队的编制为2765人，目前在编队员约2000人，与此同时，处于编外的城管辅助队员全市目前达到了1900人。“换句话说，目前正规队员与辅助队员之间的比例已经接近1:1”，许决华介绍称，与正规队员不同的是，辅助队员没有执法权，因此每次执法必须有正规队员带队，有时，一个正规队员后面跟着八九个都是辅助队员。许决华坦言，辅助队员的确帮了很大忙，但不可否认，他们也给城管队的整体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带着辅助队员，目的是为了营造人多势众的效果，遇到暴力抗法的时候至少可以劝架，避免队员受伤。”许决华说，其实城管部门也不想让这么多的编外人员加入这个队伍，但目前来说还是办不到。“正规队员人手不够，执法的时候队员经常挨打，如果不多带几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执法。”许决华道出了其中的无奈。市城管支队政治处处长谷玉翔指出，广州撤镇建街后，需新增28个城管中队，但至今没有增加一个编制。谷玉翔建议，增加城管部门的编制，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 9. 据有关人士介绍，城管执法难主要表现在城市管理体制不顺带来的管理难题。我国的城市管理机构在国家是建设部，而在地方，则分成城管，规划、园林、市政、房管等若干个职能部门。在具体操作中，涉及到城市管理工作的还有公安、工商等其他系统的主管部门。从国家、省到地方上，城市管理涉及的部门也越来越多，职责交叉也越来越不清，相互扯皮也就不足为奇。就流动摊点的整治而言，工商、市政、卫生、公安等部门按照有关法律、法规都负有一定的管理责任，但面对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大家都能说出不管的理由来，最终谁也不愿管，形成城管孤军作战，使流动摊点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城市管理难题重重。 10. 发现经营户出店经营后，城管执法人员既不打招呼，也不按规定开具货物收缴暂扣证，把商品搬上车就走；店主出门制止，混乱之中，鼻子被碰“开花”……近日，武昌卓刀泉综合市场前，城管的一次执法引起该地经营户不满。事发现场，当事经营户介绍：9时许，他开店经营时，确有一部分商品(桶、盆)放在门外。当时，从开来的城管车上下来十几个人，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把那些东西往车上搬；扣缴后，也不开任何证条便欲离开。他上车找对方理论，混乱之中，鼻子也不知怎么搞的鲜血直流。市场管理方和在场的七八名经营户证实了这一说法。记者随后找到了该次执法的洪山某中队的张队长。他解释，执法前没打招呼(没说明原因)，是因该地经营户均认识城管执法人员；而缴货没开暂扣证，则是在场的执法人员已说明，让经营户来找他(张队长)；至于经营户的鼻子流血，是他自己不小心撞到的。记者从城管部门了解到，在上述情况下，城管人员收缴违规摆放的货物必须出具暂扣证并说明情况。 11. 今后，无论是取缔流动摊贩，还是查处违法装修，以及其他城管行政执法行为，都将由统一着装、佩带执法证件的执法队伍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规范珠海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的《珠海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经珠海市人大常委会第10次会议审议后，5月27日全票通过。该条例实施后，有关行政机关不再行使已经由城市管理执法部门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珠海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规定了珠海市城管执法部门负责组织全市性的专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赋予了市、区城管执法部门按照职责行使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查处违法行为，并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据悉，作为较大市立法项目，该条例还将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 12. 近日，长沙市芙蓉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为队员们下发了自制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法律知识手册》，以对付执法对象的暴力抗法行为。据了解，这在全省城管系统尚属首创。长期以来，城管执法队员在执法中遭遇暴力而致伤的现象屡见不鲜。据芙蓉区城管综合执法大队统计，自2000年6月该队成立以来，平均每两月就遭受一起暴力抗法，累计有百余名队员受伤。其中伤势最严重的队员牛志强在对火星马路菜市场进行整治时，被违章摊贩打折了鼻梁骨。针对执法过程中遇到的暴力抗法现象，芙蓉区城管给队员们发放了“防暴手册”。据了解，这本小册子以理论加案例的形式，对妨害公务罪和煽动暴力抗拒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作了阐释，并对暴力抗法的概念、形式及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同时还介绍了正当防卫的有关知识，“讲述”了发生暴力抗法事件后的紧急对策。 13. 面对占道摊贩，二话不说就掀摊子、砸东西的粗暴执法行为，今后决不允许发生。近日，副市长杨广信在西安市城管执法局文明执法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新的城管执法队伍必须确立新的形象和作风。城管执法难度大，因为它面对的是一系列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惟一的办法就是坚持“文明执法，执法为民”。西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城管执法局局长张建政要求城管执法人员要从关注群众切身利益出发，面对少数人的侮辱谩骂、无理阻挠甚至暴力抗法都能冷静克制，始终以文明的方法和手段妥善处理，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张建政描述了文明执法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执法者仪容严整、态度举止文明，对执法相对人保持严肃而不乏亲和力的态度，迅速有力而不失礼貌的执法行为。既没有任何过分扩张公权和私权的行为，也不因执法相对人的特殊情况而放弃对他进行教育与处罚。在使用行政强制力纠正具体违法行为的同时，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使相对人主动认识自己的错误，使周围的群众也得到教育，争取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为城管执法工作创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 14.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装备技术规范》今天正式开始实施，年底之前北京全市的城管执法车辆将全部实现统一标志，城管人员还将同时配备防护设备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等装备。据悉，对装备进行统一规范在全国城管系统中尚属首次。据了解，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城管部门使用的装备多处于老、旧、破、损状态，北京全市的 943辆执法车中，车型就有20种之多，而且近四成是使用了十年以上的黄标车。为此，北京市在全国率先发布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装备技术规范》，按照规范要求，城管车辆今后将全部统一车型并统一编号管理，车身喷涂城管专用标志及白蓝绿三色彩条，车辆正面书写“城管执法”字样。同时，还将随车配备GPS导航系统、酒精探测仪、集群车载台及车载电脑等先进设备，辅助城管队员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15. 以下是某报记者针对中国城管问题对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专家马怀德的采访。记者：今天我们看到的城管问题，是中国在城市化中遇到的特有问题?马怀德：应该说，计划经济年代，城市是好管的。那时有户籍制度、单位制度、行政命令这些制度，比如一个外地人来北京，至少要办一个临时户口。那时，经济没有那么活跃，它需要不了那么多外地人，也容纳不了这么多外地人，而人们的这种维权的意识、民主的观念以及在经济上要获利的冲动都不如现在那么强烈。因为经济发展了，城市的规模在迅速地膨胀、增加，流动人口在增加，城市管理就出现了新问题，这些新问题都是传统的城市管理方式所解决不了的。用户籍制度管，这些人都没有户口，用单位制度管，这些又都是流动人口，没有归属，这些东西都不奏效了。记者：现在有人提出，今天我们让城管管的事，在国外通常是由警察来管的，我们为什么不让警察来执行呢?马怀德：这个问题，我曾跟一位北京市的副市长在一个研讨会上专门讨论过。他当时说，这里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有些事是警察该管的，但还有些事是警察没必要管的，警察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应该说最严格、最终的执法部门。因为它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所以说对小商小贩的指导、劝导这些都让警察去做，警察可能会不堪重负，也不符合警察的形象；第二，如果这些事都推给警察的话，街面上到处走的都是警察，给人一个印象——这是一个警察国家。这个形象不太好。记者：为什么在国外警察就管得了，也没有给我们一种警察国家的印象呢?马怀德：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国外城市化的巨大差异。第一，他们人口没有我们这么多。而我们现在要吸纳、消化几亿农民的劳动力，面临的人口基数差别太大。在国外，城市管理、社会管理也不需要这么多警察。这里就是城市管理的配套的根本思路问题了，你是疏，还是堵。比如，人家就允许在周末或某个时段让无照商贩进行市场交易，划定一定的范围。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堵的方式，只要有无照商贩就全部取缔，别在我这个区域内出现，至于这片的居民是不是需要这种服务，这些商贩的生存问题，都不在考虑之列。记者：你的意思是，这些问题，单靠城管也是解决不了的?马怀德：我们现在城管的这些权力，比如北京城管的285项行政执法权，只是完整的执法权力中的一段，或者说末端的权力，就是处罚权。前面的管理权它是没有的。比如商业部门负责商业网点的布局，城管只负责取缔，没有执照就取缔。但有时候这种布局可能就不合理，比如这里原来有商业网点，在开发商开发房地产用地之后，这些网点都拆了、卖了，无法满足这些社区的?目费需要。这就会出现游商，无照摊贩，城管又只负责取缔，这样就必然会出现冲突。记者：按你的看法，现在城管的权力，是应该扩大，还是收缩?马怀德：今天城管难就难在这儿。它的权力很模糊。它管的事非常琐碎，又有一定的风险，却没有专门立法依据。执法底气不足，社会评价也不高。其他部门都不愿意管的事，都推给城管。而有些事城管已经管起来了，有些部门又想拿走，又没有什么方法阻止。比如，在北京打黑车，最早城管不管，后来市政府统一把打黑车交给城管。过了一段时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又在管这事了，就变成了两家部门都在打击黑车。而交委会是有法律依据的，我给你的职权是政府临时划给你的，我随时可以要回来。现在城管成了矛盾的焦点，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是城乡差别问题。它集中体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比如说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医疗问题。这些问题城管解决不了，他们只是听从命令上街去执行的人，城管的力量是有限的，全北京市电就四五千人，而北京市的警察有四万多人，但城管承担的责任不比警察少太多。记者：我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是该更注意效率，还是公平?马怀德：我觉得我们的城市管理的观念要变，不能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你看不惯的东西都赶出城外。这可能达到了城市整洁、文明、花园城市的要求，但实际上又失去了很多，失去了老百姓需要的便民的服务或者不同层次的消费的要求，让一些本来在这儿就业、维持生计的人失去了市场。而且，可能一时解决了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城市管理者要承认现实、面对现实，因为现在面对的现实不是十几年前或二十年前的了。三、申论要求

背景材料 1．79岁的董华佝着身子，费力地拉着一辆两轮板车。车上躺着的，是她的妯娌杜梅，年过八旬的杜梅因高烧处于近乎昏睡的状态。从家到最近的诊所，两公里的路程，董华不得不走走停停。 春节，对于董华和杜梅来说，过得有些“凄凉”。两位老人并非老无所依，只不过她们的孩子全部在外务工，只剩二老留守家中。 像董华、杜梅这样的留守老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 董华和杜梅的家，在湖北省监利县裴铺村。这个村庄，如今已有了新型农村的样子，一排排两层小楼的房子，显得很气派。只是，不少新房子大门上的锁，已经有些锈迹了。村里的“常住人口”——老人，仍习惯于老旧的瓦房。 “孩子们出门打工挣钱，盖了新房子，但是都不回来住了。”董华老人虽已年过古稀，但身子还很硬朗，除了照顾两个孙子辈的孩子，还要去地里耕种。到了季节，甚至背着沉重的农药罐子在高过她身高的棉花地里呆上一个多小时。 “原来，一到夏天，吃饭的时候，我家老屋前面就挤满了人，一边说笑，一边拿着盆子大的碗吃面条。晚上，大人小孩都到这里乘凉，到了半夜，还有人在这里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董华坐在自家老屋的门口，看着门前的小院说，“现在他们都出去了。” 如今，董华只能与妯娌杜梅相伴，互相照顾。两位老人最怕的就是有个头疼脑热，为了省钱，小毛病都硬扛了过来，只有像杜梅高烧不退这种情况，才会去诊所。 “儿子常年不在家，老是想儿子，也没啥办法，电话费贵，没什么事他们也不会打电话回来。”董华说完，无奈地叹了口气。 2．下午3点多，午觉刚醒，杨桂香翻出一张碟片看了起来。“这是去年退休聚会时录的，里面有我，还唱了段《花木兰从军》。”杨桂香说，估计再聚起来难了，只能看碟子怀念下这些朋友。 今年72岁的杨桂香，老家在北京。1974年来宜昌，在“六一二厂”工作了40年，如今退休在家。在宜昌生活了这么久，杨桂香还是一口京腔。“我喜欢出去溜达，外面人多，凑个热闹。”杨桂香说，前两年，老伴患病去世，儿女又不在身边，一下子觉得屋里空荡荡的。 每天6点起床，去外面买菜回来，除了回家做饭吃，杨桂香几乎很少呆在家。小区里，退休同事爱打打牌、聊聊天，杨桂香坐不住。退休后，常常到宜昌附近景区逛逛。前两天，杨桂香去逛了三峡竹海，回来累得腰酸背疼。“活到这把年纪了，得对自己好点。”她说，自己有退休工资，平时，想吃零食、水果就买，生活上不能亏待自己。 前段时间，杨桂香去公园锻炼，被健身器材弄伤了腿，缝了15针，遭了不少罪，现在特别小心。杨桂香说，自己最大心愿，就是身体健康，能有个人说说话。 和农村“留守老人”相比，城区老人物质上更丰富，大多没有经济负担，却更怕“精神空巢”。和年轻人相比，老人消遣、娱乐方式比较单一，常见的就是跳舞、健身或者下棋、打牌。约七成老人表示，衣食住行不发愁，却最怕生病和孤独。不少老人表示，逢年过节，最希望子女能回家，生病了有人照顾，心里不舒服能找人聊聊。 3．2013年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据全国老龄委预计，到2025年将突破3亿。与此同时，高龄、空巢、失独和失能老人的数量持续增长，全国城乡重度失能老年人已达1000多万，这还不包括大量需要照顾的半失能老人和病人，快速老龄化带来的长期护理等问题已十分突出。目前我国约有40.7%的老年人仍是靠家庭供养，四成老人认为自己是家庭的负担，只有约24%的老人能够依靠养老金生活，有41.2%的农村老人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来养活自己。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其中有一项内容格外引人关注，规定子女“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常回家看看”本来是人之常情，何以成为老年人的热切呼声，又为什么还要通过法律作出规定呢?这反映出国家对养老问题的重视，也折射出当前养老的现实难题。 “子女常回家看看”，是天下父母温情的期许，也是子女们最殷切的心愿。但随着现代生活观念、居住方式的改变，子女常伴父母身边已经少之又少。“常回家看看”的主观愿望固然美好，可是对很多人来说，面临的经济瓶颈和时间瓶颈竞使这一念想成了一种奢侈品。对于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一时引起网友热议：为看望老人立法，能改变很多人“难回家”的现状吗? @重庆何仁勇：“常回家看看”入法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孤独终老，会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有人批评“以法律来规范道德”，这种批评站不住脚。抚养费和赡养费都早就入法，需要注意的是把握分寸。 @蹇謇：“常回家看看”被写进法律，真是搞笑，这个完全是道德的范畴吧。有条件常回家看看的，一般都会回家看看的；没有条件的，政府又不提供便利，怎么个看法呢?我也想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可是政府给的收入分配机制无法支撑这样的生活。 @得乐且乐的人生：“常回家看看”入法，初衷很好，但感觉空、虚。多久一次算“常”?“天下孝为先”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均有体现。现在入法，虽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老人的权益，但标准有弹性空间，执行起来却属不易。个人认为不妨给劳动者一年加上几天可以回家陪同老人的法定假期来得更加温情与人性，也可推动该法执行。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案把“常回家看看”入法，其实是从宏观上给公众一个提示，要加强道德建设，构建和谐家庭。从微观上，该法案为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作了比《婚姻法》更明确的规定，使其有法可依。由于国家没有《家庭法》，关于老年人权益保护是在《婚姻法》中有规定。另外，“常回家看看”入法，说明了权利时代到来，把道德和美德表示的价值概念用法律和权利的价值概念体现，说明了法律是道德最低的要求，并以其刚性实现应有的公平、正义。 4．2013年7月26日凌晨，黑龙江省海伦敬老院发生了一起重大火灾，导致11名老人死亡。经公安部门确认，悲剧是由于敬老院内一入住老人财物丢失，为泄私愤纵火而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4年7月22日，黑龙江省青冈县一敬老院四名老人睾丸遭到“院友”恶意切除，四人都是“失能老人”。在最初被发现的三人中，一人81岁，一人约70岁，一人53岁。犯罪嫌疑人王某是该院院民，是一个看上去有些智障的人。 “割睾丸”事件发生后，敬老院及养老话题再拨人们心中隐痛。两个事件皆引发了人们对敬老院安全的质疑：火灾发生的海伦市联合敬老院三栋楼都有灭火器和消火栓，但起火的住院处只有灭火器，没有消火栓；而“割睾丸”事件发生的青冈县敬老院并没有对院内精神疾病类人员做到重点关照和护理，为事件埋下了隐患。 家住北京的童奶奶今年72岁，老伴几年前就去世了，现在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养老院。原本跟儿子儿媳妇住一块的她，去年因为体质变差，生活开始不能自理。为了不给上班的孩子添麻烦，童奶奶要求儿子给她找家养老院。 “市中心的养老院，不是要排队，就是收费贵得让人受不了。”说到当初来北京市昌平区养老的原因，童奶奶说。 “谁不想住‘一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啊?”童奶奶说，“政府办的，条件好，价钱又便宜，还离家近。”来昌平之前，童奶奶也曾到“一福”排队。某调查组调查后表示，“‘一福’一床难求，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号等待入住，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要是再等十年，估计都没气儿了。”童奶奶说。 “而且，像我这样不能自理的老人，很多公办养老院压根就不愿意收。在市区,稍微好点的，一个月也得四五千块钱。我每月退休金也才2000来块，贵的养老院实在住不起。”问起这边的服务时，童奶奶看了看屋外说，“大锅饭能好到哪里去?就像是翻日历，刚吃过一遍，又再吃一遍。” “后天周六，我家人就来看我了。”说着，童奶奶抬起头看着日历。 5．在农村现有养老“机制”下，能依靠年轻时积蓄及每月60元的“退休金”养老的人很少，因为这一代人年轻时在计划经济时期度过，没有任何积蓄；改革开放后挣的钱大都用于建造住房和子女上学结婚，他们也没有条件和观念有意识地积蓄一些钱用于养老，所以大多数老人都是两手空空，等到他们只能依靠子女为自己养老时，子女们却迫于生计大都到城市打工了。于是，留守老人不但得不到子女寄给他们的“养老专款”，而且还得干责任田的农活，还得承担抚养和教育孙子孙女的重担，他们不但没有退休，而且负担和压力更大。 如果农村留守老人年岁大了，尤其是因衰老、生病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那就更惨了，许多老人只能选择夫妻互相搀扶和邻居关照。加上多数村一级没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养老院，而乡镇养老院里一般只收留鳏寡老人，部分留守老人只能住进民间养老机构，这种机构要么条件太差，要么服务水平很低，虐待老人的现象不时见诸报端。有些子女因回家成本太高以及长期在外与父母感情淡漠，致使父母想见他们一面都成为奢望，少数子女等父母病重甚至死亡时才回家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研究发现，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上升，并保持在高位。该项目组的负责人刘某说，“农村老人越来越难以摆脱这条(自杀的)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湖北省京山县某村庄的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负责人刘某，“药儿子(喝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傲”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住在逢雨便漏、倾斜得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坯房里。 老柴说，该村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啊?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老人望着天空说道。 依靠子女养老，是一种古老而自然的观念，认为子女养老是天经地义的事。年近50岁的赵某是某企业负责人，紧张的工作之余，他还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双方4个老人需要照顾，尤其是自己的父母更是离不了他。赵先生兄妹3人，一哥一姐均在外地，照顾老人的担子自然落在他身上。 这些年，赵先生没有过节假日，一有时间休息就赶紧从石景山区跑到东城区看望父母，平时也是随叫随到，送老人看病，为老人买药。这样下去难免影响工作，赵先生一狠心，自己要求调到下属一分厂搞行政。 原想着是把老人送到托老所或养老院，可当他把这个想法提出来的时候，老人不答应，亲属也不答应。老父亲生气地说：“有儿有女的，让我们去那里，亏你说得出口!”接着，收到老父亲告状电话的大儿子、大女儿都向赵先生表了态：“就你在老人身边，可别给老赵家丢人!”赵先生直感叹照顾老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引发舆论广泛关注。2050年左右，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人，每10人中将有3个老人。仅从数字判断，“以房养老”值得推广。 但是“以房养老”四个普通的汉字，份量却沉甸甸的。因为很多老人对于这种方式难以理解，认为房子是一定要留给子女的产业。不能接受的理由是：“儿子养老子，房子给儿子”是固有传统，如果儿子不养老子，老子还要靠房子养，那养儿子干吗? 6．一边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和失智化问题严峻，一边缺钱、缺人、缺政策、缺体制，老有所养的发展对养老服务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快构建养老服务体系，进一步促进居家养老事业发展，促进养老产业健康发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安度晚年，显得迫不及待。 “我在调查中了解到，老年人特别注重家庭带来的安全感、亲情感和归属感。只要生活能自理，社区能提供基本的服务，绝大多数老人还是愿意在家里养老。”全国人大代表、陕西荣民集团董事长史某说。 他建议，应依据国家现行居家养老相关政策，制定科学居家养老规划，并将推进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和发展养老服务事业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及其他专项规划上来，条件比较成熟的地方应将养老机构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恒源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某表示，各地方应因地制宜，创办切实可行的农村养老服务模式。如福利型养老模式：由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区)筹资统一兴办养老院，为本村需要救助的老年人，提供食宿、护理、文化娱乐服务，并负担相应的费用；普通型养老模式：由村集体筹资或政府资助建院，管理费用由个人或子女缴纳、集体补助来解决，统一负责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服务；互助养老模式：基本形式是集体建院、自愿入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日间照料模式：以村两委和老年协会为依托，社会和志愿者参与的居家养老模式。 同时，应多方筹措。多渠道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国家和省市县各级政府对于条件成熟，老人相对集中的农村养老服务场地建设，应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 7．上世纪，德国和日本一些发达国家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到现在他们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养老体系。如养老院、养老公寓、社区养老、居家式养老等各种养老形式都在保障老人安享晚年。 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降到7000多万，一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50岁，1/3的人口超过60岁。德国的退休保险体制实行的是“转摊法”，用目前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缴纳的退休保险金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按照一般规律，最合理、有效的比例应该是每三个员工养活一个退休人员。 德国老年人主要有5种养老方式：第一种是居家养老，老年人在家中居住，靠社会养老金度日。第二种是机构养老。第三种是社区养老，正在成为主流。为了解决老年护理人员的短缺问题，德国政府实施了“储存时间”制度：公民年满18岁后，要利用公休日或节假日义务为老年公寓或老年病康复中心服务。参加老年看护的义务工作者可以累积服务时间，换取年老后享受他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第四种方式是异地养老，包括旅游养老、度假养老、回原居住地养老等。还有一种是“以房养老”，即为了养老而购买房子，利用房租来维持自己的退休生活。 德国政府通过“四大支柱”保证了老年人养老的权益。第一支柱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所有的工人和职员都要参加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私人养老金计划，员工在岗时，由职员、企业主分别缴一部分钱。这些钱可以进行投资，获取的收益和本金都进入雇员的个人账户。个人更换工作时可以带走，但不允许提前支取。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由个人平时存些养老钱，政府给与政策上的优惠。第四支柱是援助计划，对老年人实施各种优惠政策。此外，还有住房基金、民间援助、针对老年人的监护法等。 与德国养老多样化不同的是，在日本，居家养老非常受欢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社区服务周到细致，相对完善，能够让卧床不起的老人都感到安心。 日本的特色是24小时全天候照应。在家的老人如有直接需要，可以随时来电，政府相关部门会尽快派专业护理人员过去。除了提供24小时护理员派遣服务外，还会安排医生护士家访、老年日托、巡回入浴车、轮椅借贷、派送尿布等服务。 由于医院面临病床紧张、医护人员不足等问题，日本政府从2000年开始实行护理保险制度，“脱离医院，让老人回归社区，回归家庭”是这项保险的目的。国民每年缴纳3000日元(约合人民币120元)就可以在65岁后接受这项保险提供的服务。卧床不起无法自理或者患有痴呆的老年人不用去医院，就可以在家接受护理。目前，居家养老支援中心等机构已经遍布日本全国各地。 此外，“高龄福祉课”还承接为老人们改装房子的咨询服务。加入护理保险的老人提出请求后，会安排房屋改装人员在房间的过道、浴室、灶台等处安装栏杆和把手。很多日本房屋是二层结构，对坐轮椅的老人来说上楼就成了大问题。这时，改装人员还会根据老人的要求建造坐着轮椅就可以上台阶的特殊电梯。 8．近年来，Z省C区积极探索“分层分类”居家养老服务的工作模式，建立以上门照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虚拟养老院、志愿者结对帮扶、高龄补贴、老年人“一键通”电话服务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取得明显成效。该区被命名为2009年度“Z省老龄工作先进区”。2010年以来，该区居家养老累计投入资金500余万元，建成城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99家，有专职上门照料服务员249人，为6500余名高龄老人共计发放高龄津贴1100余万元，免费安装老年人“一键通”电话机3161部。 该区着力开展城乡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建设。目前建成99家居家养老服务站，总活动面积达28200多平方米。居家养老中心统一设有休息室、餐厅、娱乐活动室、心理咨询室等，并配备经过专业培训的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居家养老服务对独居或子女无暇顾及且生活相对单调的老年人实施就近日托，并且提供餐饮、医疗、娱乐服务，有效帮助解决社区内孤寡、空巢或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生活照料服务问题。四年来，该区居家养老中心累计照料老人6万人次。 同时，以社区为依托，根据居家养老服务对象的身体状况、经济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家庭居住情况和子女的经济情况、供养能力等，建立一人一档的《养老服务对象信息表》，形成全覆盖工程信息化管理数据库，并将数据库内信息与区养老服务信息处理中心进行对接，为开展分层分类的养老服务提供基础保障。 2012年该区在孔浦街道成功建设了“天伦之家——虚拟养老院”，在中马街道启动了“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平台”建设。该平台运用数字地图、数据库、通讯系统等技术，让老年人可以足不出户享受家政、医疗保健、人文关怀、文化教育、政策咨询、就餐送餐等为老服务。目前，“天伦之家”已为老年人提供就餐、就医、陪聊、应急救助等服务10万余人次。 以养老服务对象信息表得分等相关档案为依据，组织居民志愿者或义工按照就近原则与社区内的空巢老人、独居老人“认亲结对”进行帮扶服务。对行动不太方便的空巢老人，确定同住一个楼道并对老人有一定感情基础的居民志愿者为认养人，随时进行上门照料服务。如慈城镇望京社区110名志愿者组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助银行”，常年为空巢老人义务提供各种家政、理发等生活照料服务。 对生活上具有自理能力但精神空虚的空巢老人，认养人以上门看望聊天、精神慰藉等服务为主，同时进行一些必要的照料服务。如该区东坊社区208位空巢老人被该社区的热心居民志愿者认为亲戚，通过时常走访慰问排解老人寂寞。 2013年8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覆盖城乡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把服务亿万老年人的“夕阳红”事业打造成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使之成为调结构、惠民生、促升级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将为破解养老难题、拓展消费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2014年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大力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改进管理服务，做到方便利民。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让亿万老年人养老心中有底、基本生活无忧。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4年9月，在新学年开学之际，农民工子女入学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2．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大规模流动，这已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来到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人，他们的子女也不可避免地从农村来到城市。于是，农民工子女在中心城市入学就成为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 3．目前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难，主要是因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基础教育由县、乡财政负责的教育体制。流动儿童少年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所以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 4．现在农民工子女学校有三类，一是在政府扶持下办的民工子女学校，二是学校办成后由政府部门给办的许可手续，还有一类是由属地的教育部门直接来办的学校，多半属于第三种。 5．创办农民工子女流动学校的最初动因是外来人口无力负担高额的学校赞助费及借读费，又不能坐视子女成为“新文盲”而采取的一种“自力救济”。后来，办学者看到不仅可以通过收取学费回收投资成本，同时还“有利可图”。于是，流动学校迅速遍地开花。 6．办个农民工子女学校要投资100万元，学校除了基本的校舍外，还要有200米的跑道。据了解，在北京市只有十多所民办学校达到教育部门的要求，而其余的300多所学校大多不合格。 7．农民工子女学校创立之初，一般只开设低年级，教师大部分是创办人从老家找来的亲戚与朋友，他们不一定有教学经验。等到学校形成规模后，一般向社会公开招聘，对学历及教学经验也有了一定要求，有的学校回老家聘请有经验的教师，也有聘用当地的退休教师。这支教师队伍，既有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不具有任何正规教学经验的打工者，还有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 8．规模在200～300人的农民工子女学校，依靠学生的学杂费，基本上能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及支付教职工工资；500人左右的中等规模的学校，每学期大约能盈余4.5万元。但是这些盈余并没有用于改善办学条件及提高教学质量，主要原因是这类学校的举办者并没有长期办学的打算，只想尽快赚到钱，再加上学校财务的监督机制不完备，利润实际上落人了出资人的个人腰包。 9．农民工子女学校，一般每学期收费在350～450元之间。这类学校基本上以私人集资兴办为主，主要靠学生缴纳的学费来维持学校的运转。为了维持学校的开支，这些从农村来的办学者想尽办法以最节约的方式来办学，例如“桌椅是低价从公立学校购买的淘汰品”、“黑板是三合板改造的”、“校舍是租用的”。因此，他们提供的教育服务水平受到因陋就简的教育设施的限制，往往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10．由于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学负担重，教师工资较低，大约每月500～800元，生活条件艰苦，大多数学校提供的教师宿舍非常简陋，有的学校几个人挤在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只要能找到更好的工作，教师常常跳槽另谋高就。 11．从现在城市公办学校的情况看，还有招收农民工子女的潜力。小学生的生源下降很多，一些学校发生了一些变化，做了合并或调整。有的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的，所以未必一定要兴办学校，通过合并扩大也是一个途径。但是，公办学校的分布和居住区的人口不吻合，有很大缺口。农民工聚居地配套教育还相对落后。所以，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公办学校怎么扩大，另一个是怎么将民工学校发展。 12．政府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有，但很少，像浙江、上海都有。难处是规模不大，有些政府还是老观念，不愿意接纳农民工子女来就学，实际上，农民工对当地财政收入做出了贡献，也应该来分享孩子的教育。 13．目前，政策方面对于兴办农民工子女学校，还没有什么特别优惠的政策。但从实际情况看，有个政策是急需解决的，那就是学校校舍的用地，到底是否应该列入当地政府的规划。很多部门把民办学校看做是一个临时的现象，不愿意提供一个稳定的地方。因为大多数的学校校舍是租赁的，学校可能一年搬好几次，但是孩子们还是需要一个稳定的课桌。不然对于孩子来说是很没有稳定感，教学质量也会很差。 14．北京公办的学校使用北京地区的教材，而民办学校为适应需要，用的是全国的教材。农民工的子女参加高考，必须得回到老家，按照全国用的教材考试。 15．各地政府部门应该意识到，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问题，是政府的责任，是发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体现，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不能因为存在大量民办学校，就把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推向市场，推给社会。 16．据统计，目前流人成都市的外来人口约150万人，其中六城区就有100万左右。流动人口中80%是来蓉务工的农民，而他们带来的子女，粗略统计不少于7万人。7万人的就学问题，给成都市带来了严峻考验。经费困难是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初步估算，一个孩子义务教育阶段政府的成本是2000元/年，7万多的涌入成都的农民工子女造成了该市每年教育经费高达1.4亿元的缺口。其次是师资问题，四川省对教师的编制是按照各地的户口规划的，据此成都市仅有3000多名教师编制，目前却远远不够。再有是学校严重缺位，通常每个班应该只安排45～50名学生，但现在大多超出标准，城郊结合部的小学甚至一个班60多人。根据成都市教育局统计，如今约有5万人的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另外两万人就读于民办学校，其中1万人分散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民办学校。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挑战层出不穷。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社会治理只有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才有可能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基层干部只有扎根基层、锐意进取、奋发有为，经风雨、见世面，才能百炼成钢，成长为政治坚定、能力出众，攻坚克难的弄潮儿，更好地肩负起新时代的职责和使命。 盛大姐是 t 市宁安区天虹街道华荣社区党总书记，这个国际社区的居民来自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在小区里，随处可见日本人、韩国人、新加坡人、印度人、土耳其人、英国人……曾有两个外国家庭，为了一个停车位吵翻了天，也曾有一个外国家庭在家里开“轰趴”吵到邻居报警…… 传统的基层工作方法在国际社区“水土不服”，该怎么办？盛大姐用开放的思维方式和一口流利的英语打开了局面。她运用在外企学到的管理模式和柔性管理方法，针对国际社区的特点，搭建了由中外居民组成的协商议事平台——“居民议事厅”。中外居民在议事厅可以自主议事，议事员都在社区里有着自己熟悉的“圈子”，颇具民意代表性。 居民议事厅很快成为社区居民的“圆梦园”。荷兰居民珍妮弗提议开设居民私藏展，并带头进行了首场展出。随后西班牙籍议事员瑞卡多也毛遂自荐，想开亚洲地图展。原来，瑞卡多当年就是无意中翻到了中国地图，于是说走就走来中国扎了根。十几年来，他搜集了不少古老的亚洲地图希望能为西方人看亚洲提供一个独特视角。居民的事，就是大事。在盛大姐的领导下，社区干事开始为瑞卡多圆梦，提供场地，帮忙裱框，为展览做双语翻译……开幕式上，盛大姐送来了鲜花水果咖啡，中外朋友们到场助阵，瑞卡多觉得倍儿有面，“我能够感受到盛书记对工作的用心。”议事厅议事员，菲律宾籍居民王女士坦言，她刚来中国时有点水土不服，通过议事厅这个平台，渐渐认可了如今的生活环境，现在更是赞不绝口，“这个平台解决的是实际问题，办的都是实事，比如养宠物纠纷，停车位纠纷等等不是来虚的。” 疫情期间，盛大姐带领团队，针对境外输入防控难点，提出了“老外+老外的柔性化服务模式。”俗话说老乡帮老乡，让老外之间去沟通往往更奏效。一位韩国籍居民从韩国回来后，按规定实行居家隔离，有一次测量体温超过了 37.3 摄氏度，如果两次体温超过 37.3 摄氏度，就该采取一定措施了，当时屋内开着地暖。房间内有食物的味道，但他不愿意告诉我们之前吃了什么，也不愿再测量，盛大姐说，因为对方不配合，场面一度陷入僵局，这时她想到了在韩国居民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先生，最后由文先生和那位韩国籍居民沟通后得知，因为吃了火锅，房间里开着地暖，导致隔离人员的第一次测温结果偏高等，屋内通风后，体温便恢复了正常。 “盛书记的手机里有几千个联系人，最紧张的那几天他每天睡眠也就三四个小时。”小区物业祝经理透露，由于盛书记前期的悉心耕耘，华融社区扎实的治理基础，在疫情防控中得以显现，社区、业委会、物业作为社区治理的“三驾马车”，建立起紧密的联防联动机制。疫情时有一个专门的疫情防控工作群。社区干部和各小区物业、业委会负责人都在群中，相关情况都会在工作群里迅速反馈。国际社区这个“小小联合国”共建出了一个“融情大家园”。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社区工作的强度与工作量陡增，人手不够怎么办？服务手段落后如何解决？“我们社区一共 2542 户、7243 人。平时工作全靠一双‘铁脚板’。”W 市九龙新寓社区党总支书记老常对社区家底“一口清”，“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一共 9 个人，一个人要对应五到六个工作口子，有上班时间没有下班时间……”他告诉记者，疫情期间，多亏来了一群“支援力量”，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老常盘点了部分“支援力量”：一位区委常委挂包街道，一名民生工作站领导担任社区“第一书记”，区检察院入驻社区的民生工作站支援社区，街道一名负责综治的副主任带领平安建设部全体人员对接社区……区街干部的加入，带来了资源，增强了我们“铁脚板”的力量，还提升了我们化解难题的能力。 各路“支援力量”中，最让老常满意的是疫情期间推出的大数据服务平台——“彩虹家园”，这一创新项目成为了一线“铁脚板”，我们的工作利器。这一平台设计开发的时候就专门面向社区征询意见，重点解决一线城市的实际需求。老常说社区里租户多，流动人口多，往往是“人跑得快，信息上来得慢。”结合疫情防控社区“铁脚板”们用一个多月把社区 2542 户全都摸排了一遍，根据街道统一部署，按人户一致、人在户不在、户在人不在、普通出租、混合居住、多户合租、工企租等七种类型，标注成七色录入数据库。“这一平台太管用了，现在我们找人摸排情况有的放矢，省去了很多无效劳动。”彩虹家园平台在功能上实现了四个“1 分钟”：1 分钟定人精准筛选，1分钟定向精准宣传，1 分钟定位精准调度，1 分钟定点精准服务。“大数据”赋能“铁脚板”，聚焦现实疑难问题，提供基层社会治理，“彩虹家园”管理服务平台，让最近的人口普查工作也大大提速了。 材料二 J 市临湖区有着 2700 多家软件企业，25 万软件人才，在疫情冲击下，企业按下了暂停键，技术人员大多都回了原籍，等到可以复工时，因疫情差异和各地防疫要求不同，有些技术人员一时无法返岗，紧急招聘不现实，唯有迅速找到有相同开发经验的人员或团队，才能缓解企业的燃眉之急，否则就会面临客户项目交付延期的风险。远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王总为此心急火燎，而同在临湖区的新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则因疫情的影响导致了业务停滞，研发人员一时闲置，“没有足够的项目支撑，我连员工都没办法养活了。”公司周经理对此一筹莫展。 临湖区人社局梁局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相关部门召开了一个“神仙会”，“我们能否主动作为，搭建一个人才共享的平台，在稳岗稳就业的同时，缓解企业用人难题，缓解企业短期困境？”会上大家积极献计献策，各种方案纷纷亮相，经过充分论证与合作开发，很快“神兵点将”人才共享平台横空出世。 这个平台通过大数据和智能推荐技术，使人才简历与模板库进行多维匹配，按匹配度为企业用户提供合适的人才。平台运营总监潘女士表示，一旦对接成功，人才无需改变劳动关系，也不用去短期“打工救急”，企业可直接接单相关业务，在线进行研发“打工”。 在平台的支持下，不到 5 天，周经理顺利找到远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人才共享合作，安排了 6 名技术人员为对方提供远程开发服务，周经理说:“这救了对方的急，也暂时解了我们的难，不仅帮助我们省下部分人力成本，更重要的是保住了培养 7 年的团队。”据了解“神兵点将”平台上线两个多月，已发布岗位需求信息 800 余条，发布人才信息 3000 余条，达成共享企业 39 家。 “与此同时，宁湖区还投入 100 万元支持引导经费，对在辖区内的注册并使用平台进行人才共享的供需，双方企业分别给予奖励，一经审核通过即可发放，奖励标准为每人每月 1000 元，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五万元，“神兵点将”平台与引导资金都是我们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目的是能够能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希望企业把这个平台真正用起来，切实帮助他们稳岗保市场，熬过疫情‘寒冬’，未来就有了希望。”梁局长说。 网红县长是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别样风景，在或生疏或熟练的直播中，网红县长为推销扶贫产品，推荐观光旅游，使劲浑身解数，唱歌，跳舞，抽奖，讲故事，建粉丝团……H 县委常委，陈副县长对直播技巧十分熟练，为了在网上为本地黑茶开疆拓土，陈副县长豁出去了，“我愿意为网友跳骑马舞，学习‘红人’们的表达和传播技巧，分析直播背后的数据和流量。”陈副县长说。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给茶叶销售带来困难，陈副县长组织本地网红。 举办了黑茶“网上开园节”，累计直播超过 50 场，观看人数超过 1000 万人次，销售额超过 2000 万元，“为百姓脱贫攻坚,我不会有丝毫保留。”凌晨一点夜已深沉，为第二天长达两小时的直播做好准备后，陈副县长走出直播间，他用嘶哑的喉咙说：“这样的强度我至少能干三年。”从副县长到直播播主，身份切换很自然，和农民一起挖冬笋、采蜂蜜、捉土鸡、割稻谷、挤牛奶，直播演绎的都是真实的农村场景，为了让买家放心，陈副县长还做出担保：“如果买了不满意，我可以做你的专属客服，保证给你满意答复。”网友评价说，网红县长巧借东风，蹭的是热点，办的是实事，通过直播间的喧哗热闹，县长们卖的全是田间地头的牵挂，这样的现场真该点赞。 材料三 基层工作细、碎、难，用的多是“绣花功夫”。社会新变化、新现象、新需要层出不穷，这番“绣花功夫”既需要持之以恒，也需要变中出新的“巧心”。S 市新江区最近更新了河长制公示牌，和以往不同的是，公示牌上不再直接写明河长姓名、职务、联系方式，而是改放一个二维码，市民通过扫描这张“电子身份证”，相关信息便一目了然。新江区河长办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传统的公示牌经常因为河长职务调整等原因需要现场更新张贴信息，改成二维码后，信息更新在网络后台操作即可，节约了维护经费，也提高了工作效率。据估算，采用信息化河长制公示牌，全区每年可节约公示牌更新费用 100 万元以上，同时增加了不少新的服务功能，老百姓可随时通过扫描二维码反映问题或提出意见。新江区河长制公示牌“升级”，这一细微处的治理创新正是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现。近年来，N 市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大力推行“点位长”领导责任制，全市划出 35 个重点区域，对数百家包装印刷企业、上千家汽车维修企业，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针对汽车尾气、扬尘、餐饮油烟等污染滚动开展专项整治；全市 2000 多家工地都配备了喷淋降尘设备、防尘网，让扬尘“扬”不起来。精细化管控下，N 市 PM2.5 年均浓度 5年来下降近一半，细微处的“绣花功夫”显著提升了老百姓的蓝天幸福。 材料四 前不久，中部地区某乡镇迎来一次上级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一个星期可以吃几次肉”，有位村民回答“一个礼拜吃一次”。后来反馈情况时，当地基层干部被告知这个问题答得不合格，这位干部很纳闷，乡村治理的水平并不能通过吃肉的频次来体现。再者说，农村有些年纪大的人，平时口味就比较清淡，一个礼拜吃一次肉并不稀奇。但为了检查能过关，他们还是进行了一番“绣花功夫”式的研究，让村民再次遇到这类问题时回答“想什么时候吃肉就什么时候吃”。果不其然，复查时这个问题就通过了。 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抓好复工复产是多数地方的头等大事。然而，也有些企业反映，一些地方复工复产率不顾实际，越高越好，有的地方实招不多，虚活不少，做一些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高经理所在的某大型公司在中部省份的一个开发区设立了子公司。据他介绍，项目去年就签约了，在开发区的组织下，这个项目又在大数据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签了第二遍，一个星期后又在半导体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上签了第三遍。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此类签约现象愈演愈烈，不少地方争相表现“发展成果”。“每次都要硬着头皮麻烦企业，我也不好意思。有的企业不想参加，会委婉地说我们签过一次了，还要再签吗？”一位基层工作人员说，“但只要我们坚持，企业也不敢拒绝，毕竟还要继续享受政府的优惠政策。”如此“绣花”，给企业造成困扰，既耗费了基层干部的精力，也浪费了财政资金。 严厂长是中部地区一位焦化企业的负责人。疫情期间他们抓住“无接触经济”和 5G 新基建的机遇，在当地率先建成大数据中心，实现了厂区内 5G 信号覆盖，厂区环保标准明显提升，复工复产效益显著。结果，换来的是企业成了迎检专业户。“只要有检查组来，上级就把人带来。有时还专门叮嘱，尽量多留领导们一会儿，压缩他们去别处的时间。”严厂长说，我们理解上级的检查考核是必要的形式和监督手段，也理解基层工作的难处。但如果聚焦点歪了，精力就会用错地方。“绣花”是绣好了，味道却变了。 材料五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基层一线是培养锻炼干部的“练兵场”，以下是朋友圈中几个一线青年干部的凡尔赛体微信。 今天一不小心又走了 2 万步，一个月逛遍辖区的山山水水，国家级、省级文保单位，挨个儿走访一圈，风景好归好，真是有点审美疲劳呢。昨天老妈说我都瘦了，新买的减肥餐又浪费了。哎，真是要吐槽，单位给做的储物柜太！小！了！让我这么多材料往哪儿放？不得不占用主任的柜子了。嗨，宣传采访不断，还要定期进校园法制宣讲，出镜率太高了，上周逛超市，都有小朋友认出我了，你说我以后是不是要戴个墨镜？ 青年人特有的时尚俏皮，调侃中充盈着一股扑面而来的充实，散发着他们成长的丝丝喜悦。只有在基层一线，在艰苦地区和复杂环境中才能够砥砺品质，增长才干。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到基层实战是对年轻干部工作能力的真实考验，小蒋，国家发改委反垄断一处处长。政策水平过硬，工作作风严谨，是国家发改委年轻干部敢于较真能打硬仗的优秀代表。小蒋向记者回忆道，近年来，随着 CPI 的逐月攀升，一些小宗农产品价格出现暴涨，“豆你玩”“蒜你狠”“辣翻天”等网络流行语见诸报端，控通胀任务十分艰巨，价监局紧急动员全局力量，积极应对，大胆起用一批年轻干部，组成若干检查组，奔赴市场一线，果断出手，精准打击。其中一组由我带队前往绿豆主产区，吉林省洮南市进行调查，用短短一周时间查明了事实，平息了农产品市场哄抬炒作之风。半年之后，小蒋被提拔为新成立的市场价格监管处处长。 今年又轮岗到反垄断一处。小蒋与同事们一起参与查处了一系列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价格违法和垄断案件，树立了国家发改委的形象和权威。 W 镇“90 后”干部小周是一名挂职社区的干部，他说：“我出了学校门，就进了机关门，基本是只菜鸡。这次让我去社区挂职，接了地气，我对基层和群众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小周在社区留意前辈的工作方法和沟通技巧，在工作中边做边学，注重对工作细节进行梳理，由此积累了经验，也提升了水平。有一回，一个考察团到社区考察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面对考察团成员提出的一个个问题，他对答如流赢得点赞。 “95 后”小方每天奔波在社区的拆迁一线，这工作是著名的“硬骨头”，人人都怕。小方起初在居民家吃了多次闭门羹，为了工作，还是要厚着脸皮上门。时间长了，一些居民见请不走这尊“大神”，才把自己的顾虑陆续讲了出来。原来他们中一些人消息比较闭塞，担心房子拆掉后，不知道住哪里去。不少人没有拆迁准备，就自然产生了抵触和抗拒心理。于是小方当起了“中介”，频繁给他们介绍二手房，甚至还当起了司机，带他们去看房，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小方说：“我提供全程服务，陪着去找中介，陪着去现场看房，陪着去银行贷款，甚至还要帮忙砍价，有的家里出了矛盾，我还要担当起老娘舅的角色，帮助他们协调好关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个白天黑夜都上门的“说客”，终于感动了那些不肯拆迁的居民。随着一个个暖心故事的上演，新一代年轻干部的形象也在拆迁户的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材料六 “假如我是一名综合科科长，首先，我要转变个人定位，立足科室职责，谋划服务效能......” “假如我是研究室主任，我将针对当前的区块链热点展开调研，今年主要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如果我有机会到窗口服务部门去锻炼，我将在智能化服务方面积极拓展.....” 这是 N 市 Y 区开展的以“扬新时代精神，创新青年风采”为主题的青年干部论坛主旨演讲中的情景，这个论坛的参加者大都是“90 后”的年轻干部。论坛有个特殊的规定，要求参加者必须模拟自己职务上调一级身份发表观点。 只有通过前期征文评选的优胜者，才有机会最终走上主旨论坛，没有机会走上主旨论坛的参加者，可以自由组队参加论坛后期的“千变万化”辩论赛。今年是论坛的第二届，辩论环节的主题是“落实垃圾分类主要靠法律强制还是教育引导？”辩论双方参赛队员针锋相对，妙语连珠，辩论现场气氛热烈，充分展现了年轻干部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青年干部论坛的举办，不仅在青年干部群体中成为热点，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论坛评委 S 大学吴教授:“参赛选手都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这种基于自己职务上调一级身份的发言方式，既拓展了青年干部的思维和视野，也打开了青年干部的成长空间，对干部的成长益处多多。” 论坛评委(新潮晚报)胡总编:“发言太精彩了！通过选手们的发言，我看到了青年干部群体满满的正能量，许多想法都是接地气的金点子，这对于我们媒体来说也是难得的资源，很受启发，今后我们可以加大合作，共同联办。” 市民大爷:“我家老太婆原来对垃圾分类很抵触，觉得多此一举，在电视上看了辩论赛后，我们全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我家小孙女成了家庭垃圾分类的监督员。这些年轻人真不简单！” Y 区委组织部罗部长:“通过两届青年干部论坛，我们发现了一些好苗子。这些选手都来自基层一线，基层是最贴近群众的地方，是年轻干部历练成长的‘沃土’。只有在‘沃土’中努力扎根，青年干部才能汲取到成长的营养。 这个论坛今后还要继续办下去。” 材料七 谚语云：牡丹花大空入目，麦花虽微结成实。《资治通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隋朝大业六年，各蕃部酋长齐聚洛阳，隋炀帝杨广命令集市内用丝绸缠树，店铺内必须挂设帷帐、酋长到餐馆吃饭必须免费，连卖菜的人也要用龙须席铺地。这种虚饰铺装的形式主义，连一些酋长都觉得太过了。在古代，即使是帝王行事，形式主义也是受人厌弃的。后周太祖郭威要求奏章照实报案即可，直陈其事最佳，不要讲究辞藻，明太祖朱元璋严令群臣奏折要“许陈事实，不许繁文，若过者罪之”，这都是古代人反对形式主义的典型事例。 老一辈革命家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早在 1941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就在延安干部会上针对形式主义作了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他用一副对联来给形式主义者画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幅画像形象生动，讽刺意蕴一针见血。1992 年初，邓小平在南海时也痛斥了形式主义，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2020 年 10 月 10 日上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开始。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仪式。并亲自强调《开学第一课》习近平强调我们正处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置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语重心长的《开学第一课》，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干部成长的重视。广大青年干部应当把总书记，干事创业，担当负责的要求铭记于心。化之于思，成之与悟，见之于行，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贡献力量。

二、给定资料 1．2015年5月2日，X大学一名男生在宿舍楼坠楼死亡，坠楼具体原因尚不明确。然而。此次坠楼事件与4月7日该大学一男生跳楼事件仅仅隔了一个月。在2014年6月，该校也曾有学生跳楼。频发的跳楼事件让人不得不关注当今高校学生的心理状态。 其实，“大学生跳楼自杀事件”绝对不是个例。不仅仅是X大学，在很多其他的高校。也发生过类似的学生自杀事件。前段时间，某师范大学大一学生吴某，因被查出患乙肝而被孤立，在学校单间宿舍烧炭自杀；2014年，Z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蔡某在宿舍内自缢身亡，死者在遗书中称，毕业论文、找工作困难重重，无颜面对家人；2014年，D大学一大四男生坠楼身亡，有同学猜测是为情所困…… 早在2010年，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某学生就对大学生自杀状况展开了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的大学生曾有过自杀念头。而《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出现焦虑症状，12%存在敌对情绪。而且这个触目惊心的数据还在不断地增长。 跳楼只是方法，自杀才是目的。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试图通过自杀来逃避一切。无论是学业上遇到挫折还是个人生活中的不如意。从不少的自杀案例来看，大部分大学生自杀是因为学习上和就业方面有沉重的压力，或者在感情上有了挫败感。这种现象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果家长总是把学生的自杀归咎于某一所学校或某一个人，那就显得过于片面与偏激。 外在因素只是诱因，根本原因还在于自己的抗压能力不够。哈佛大学精神病研究者阿瑟·克莱因曼认为，年轻人缺乏应对困难的经验，容易患抑郁症并由此引发更严重的心理危机。抑郁症患者往往会随着所处情境而改变自己低落的情绪，可能会闷闷不乐、自卑伤感、悲痛欲绝直至悲观厌世，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无法适应陌生的校园环境和与高中截然不同的授课方式，与室友相处不和谐等问题往往困扰着无数刚进入大学的大学生。与身边的人缺少沟通让很多人只能一个人默默承受一切。很多家庭溺爱的教育方式让孩子自小就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性格，遇到一些小挫折不是轻言放弃就是自身崩溃。父母和学校要让青少年从小在挫折中体验痛苦，逐渐增强对挫折窘困的耐受力，勇敢面对逆境与厄运的挑战。要让每个人都意识到“选择自杀是自私的。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他就是不负责任”。一个生命的逝去，不仅是社会的损失，还是一个家庭的痛楚。 2．近年来，全国各地青少年自杀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据新闻媒体披露：近几年，我国每年自杀人数总计为10多万人，青少年自杀的比例居高不下，其中学生自杀的情况以中学生最为严重。第二届中美精神病学学术会议上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中国，15岁至30岁的青年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自杀。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全球1/3的国家中，青少年是自杀风险最高的人群。北京大学2009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曾经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4%，而为自杀做过计划的占6.5%。 从中小学生到二十多岁的大学生，其自杀身亡的原因莫过于产生了厌世情绪。无论是学习压力大、求职受挫、情感问题，抑或是父母沟通不当，青少年自身、家长、学校以及教育制度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______。现在的青少年多为独生子女，个性鲜明，部分孩子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生活自制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等问题。在求学和职场上，会遇到各种压力，在人际交往中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而青少年身心尚未发育成熟，遇事容易走极端，当问题得不到解决，负面情绪得不到疏导时，患上抑郁症甚至轻生的可能性就会极大。 ______。心理学上有一种观点，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培养出来的。过严的要求或过高的期望都会增加青少年的心理压力，一旦达不到父母的要求和期望，孩子就会认为自己无用，对不起父母或怕遭父母的责备，因而选择自杀的方式。反之，溺爱的教育方式也会带来诸多的消极影响，使孩子形成脆弱、依赖、以自我为中心等性格，增加了遭遇挫折的机会，也大大降低了他们对挫折的承受能力。缺乏对孩子深层次的交流和关心，成为自杀青少年家长永久的伤痛。 ______。长期以来，学校只关注学生身体健康而忽视心理健康，只关心学生学业而忽视心理发展，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原本可以被消灭于萌芽状态的青少年心理异常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一些自杀迹象没能被及时发现而酿成悲剧。另外，我国的学校教育尚缺乏对学生生命价值的正确引导和对青少年正确生命意识的培养。青少年自杀的复杂原因背后，实际上是寻求一种关爱、平等与尊严，只是他们不清楚所采取的这种方式是结束了自己鲜活的生命。 ______。经总结，“成绩下滑或不理想”“教师行为失当”“作业没完成”“被家长批评”等是导致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如师生冲突中，在分数指挥棒下，老师被“成绩指标”压迫，导致产生压力焦虑症，这种压力最终传导至学生，使他们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家庭冲突导致的中小学生自杀案例中，首要因素还是因为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过度关注。可见，青少年自杀大部分与学习有关，高度应试的教育制度是青少年自杀的一大凶手。 每一起学生自杀事件，无不令人扼腕叹息。为阻止青少年走上自杀不归路，亟需补好“挫折教育”“生命教育”两堂课。作为青少年，应主动找寻其他出口，实现个人价值；作为家长，要从小关注孩子的心智教育和身心健康；作为学校等教育部门，要适当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并且加紧教育改革的步伐，避免因制度问题再次导致生命消逝。 3．2015年4月20日，网友微博发布的衡水二中照片显示，教学楼每层都装上了密封的铁栏杆，该网友称，“大衡水的中学为了不让学生跳楼，真是下血本了”。另有网友也在微博发图证实，称“你没看错，这里是学校，这里是衡水二中，为了防止学生跳楼，改造成和‘监狱’没什么两样”。 “高考加工厂”“高中生集中营”，种种恶名之下负面新闻接连不断，衡水二中为了防止学生跳楼，教学楼每层都装上了密封的铁栏杆，俨如“监狱”，在深化教育改革、倡导素质教育的形势下，这则爆料图片又一次引爆网络，击中了应试教育的靶心。 学校一项看似普通的安全防护措施，为何会引起网络上的轩然大波?该校铁栏的位置和密集程度确实与一般印象中的学校有差别，但这只是产生争议的原因之一，舆论的爆发更多缘于这所学校的“名声”。衡水二中以严苛至极的教育手段闻名全国，甚至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地狱式教学”。所以，当铁栏出现在这样一所高强度的教育工厂中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该校严苛到近乎“残暴”的教育环境，进而将铁栏视为该校禁锢学生的又一“奇葩”手段，难免因此大发感慨。 然而，平心而论，学校安装铁栏杆并非衡水二中独创，许多家庭和学校为了人身财产安全都在自家阳台、窗户、走廊处安装铁栅栏，甚至一些城市为了防止自杀高发，对一些地标性建筑进行封闭管理，可见安装铁栏杆是防止意外的无奈而又有效的措施之一。而学校学生集中，青春期情绪不稳定，学生心理脆弱，抗压力差，安全意识弱，在学业压力、家庭环境等重重社会压力挤压之下，更容易产生极端负面情绪，因父母离异、学习成绩不理想、同学龃龉、老师管教等原因而跳楼的现象不在少数。但如果对学生自杀事件的处理不能真正回到法治的轨道，学校承担着事实上的无限连带责任，学校只得处于悲痛无奈之中。故而，在发生学生跳楼事件之后，“下血本不让学生跳楼”的确没错，相反麻痹大意、听之任之才是不负责任的不作为。 自杀高发是一种现代病症，也是一种常见病，一旦发生在校园，学校除了要承担巨大的经济赔偿和道义责任之外，还会导致学校名誉的损毁，而倘若发生在衡水二中这样的“高考加工厂”则会被几何倍放大，其招致的非议和责难恐怕让校方欲辩无词。诚然，减轻学生压力、加强学生生命教育、疏导情绪，是缓解自杀倾向的根本所在，然而，自杀高发是一个社会性问题，非学校一方能独力解决，而教学楼安装铁栏杆，不过是保护生命、规避风险、治标不治本的应急之策。 当然，衡水二中的教育模式始终存在广泛争议，但这些争议并不能成为该校的原罪，以至于学校的任何举动措施都被过分关注。并被扩大化解读。归根结底，一扇铁栏不过是一道安全防范，将衡水二中“妖魔化”，将铁栏幻化成禁锢学生的罪恶之手，这种论调无益于教育的真正进步。密封的铁栏杆凸显教育困境，一方面是改革现行教育制度、给孩子减负的如潮民意，一方面是广大基层尤其是农村子弟希冀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实现公平的朴素愿望，分数与个性、宿命与奋争、禁锢与解放犹如无形的栏杆，横亘在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之间，公众“抓取”并放大衡水二中的铁栏杆，折射出公众对于应试教育的极端不满以及教育改革的极度渴望，这才是铁栏杆的真正看点。 4．中小学生自杀事件常常被专家学者、媒体舆论归结为“中小学生心理脆弱，需要生命教育课程，老师家长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实际上，“脆弱论”忽略了中小学生自杀的制度性原因，而仅仅将其归咎于个体本身。 调查发现，大部分的学生自杀并不是轻率之死。负气之死与相约自杀在中小学生自杀案例中并不是多数。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杜绝这种因为学业压力而导致的中小学生越来越严重的自杀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做一些根本改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云晓说，他曾收到湖南一位多才多艺的少女来信，信中夹了一张漫画：画中一个瘦弱的女孩正满头大汗地奔跑着，后面一只老虎张开大口瞪圆眼睛在追赶她，那老虎的身上写满了“作业”两个字。最可悲的是，少女已经跑进了死胡同，“作业”大山堵住了去路。少女在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笨人，笨得连高中也没有考上，现在正在复读。你一定会感到可笑是吧?现在这个学校，不知老师把我们当作人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作业多得可怕!就拿今天来说，作文两篇，数学留了十几道复杂的计算题，还有英语、化学和物理作业。如此多的作业，要求明天早上早读课前交，不交后果自负!多么可悲!中学生，难道是一个做作业的机器吗?这里有一幅漫画寄给你，也许你能从中体会到我们的苦楚。我们每天(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半天课)加上早晚自习共12节课，可有的同学还点蜡烛学到深夜。我真为他们担心，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知会成什么样子。这不，今天刚考完试，老师马上就发下了“死亡证明书”(同学的话)——家长会通知书。老师说这是为了教育好我们。 孙云晓说，几年前，一些部门也曾做过中小学生自杀现象的调查，但是从现在的调查来看，孩子自杀情况越来越严重。自杀比率提高了几个百分点。几年前调查显示，学习压力是导致孩子自杀的主要原因。现在，仍然是。而学习压力不是一个简单的学习成绩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观念的问题。 5．2015年5月，A市某中学的学生微博爆料称，五一小长假期间，高一一班班主任布置了海量的作业。按照考试成绩，作业最多的需要写25万字左右。 学生公布了老师在黑板上布置作业的图片，可以看到，80分以上只改试卷错题；60～79分的学生把预习导引抄写10遍；40～59分的学生抄写20遍；39分以下的除抄写20遍外，还得抄写例题。经过学生粗略计算，60～79分的学生需要罚抄8万字，写完约15个作文本；40～59分的学生需要罚抄16万字；39分以下需要罚抄25万字，约47个作文本。这条微博发出后，立即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现在中小学学习压力仍然很大，高校招生需要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学生完全成了考试机器。教育部门天天提倡减负，但是学校和家长却不以为然，认为孩子就得一天到晚地学习，成绩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家长带着孩子报课外辅导班、买习题书，孩子玩的时间太少。把孩子玩的天性磨灭掉不是成功的教育。在这方面，不妨看看国外学生是如何通过玩来学习的。 在美国，长达三个半月的假期，老师大多会给学生布置“做义工”的任务。孩子们普遍会利用假期时间，积极向不同组织提交义工申请，比如在流浪者收留中心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在图书馆帮图书管理员整理书籍，在学校帮助同学辅导功课等。孩子们通过这种方式，传递着“正能量”；学校也希望通过义工服务，让孩子们从小学会与他人沟通，成为有爱心的孩子。 日本中小学生的假期作业以手工、观察等探究性作业为主。在日本，有一项传统的暑假作业“自主研究”，即要求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去了解、发现、观察、调查、实践，然后将结果整理起来，并配上说明文字，开学时提交。 在加拿大，老师放假前会发给学生一本日记本，学生每天要在日记本上记录下当天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学生不用文字记录，漫画的形式“记”日记也是可以的。假期“课题”的完成需要学生阅读书籍或上网查阅资料，“课题”由学生自行编排、组织成文，可培养学生关注社会、查阅资料和组织材料的能力。 新西兰的中小学假期，学校会与当地政府或企业合作，经营一些假期项目。如早上8点，家长把孩子送到相应机构，傍晚6点再来接走。假期项目是为学生量身定做的，很多高中生会来这里从事志愿服务。一些体育俱乐部会免费或以便宜的价格开放体育设施供感兴趣的儿童使用。 6．强新志，石家庄外国语学校创办者，执掌学校20年，将一所当年建在庄稼地里的学校，发展成为如今幼小初高一条龙办学格局的外国语教育集团，变成了政府信赖、百姓热捧、学生喜欢的学校。 具有办大教育意识的强新志，在谋划规模发展、把学校做大做强的同时，更想到了内涵发展，想到了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强新志认为，真正的好学校，必须着力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交际能力、协作意识、文明素养、健康身心和创新精神，好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必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2009年，借河北省普通高中新课改全面启动之机，强新志决定在学校全面实施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校教育一直存在两个极端，要么拼命抓学生文化课学习，不重视体育和艺术；要么只抓所谓体艺特长，不重视学生文化课学习和做人教育。”强新志说，“教育不应该偏废。学校教育给学生身上储备什么，将来就会输出什么。只有使学生具备更全面的素养和能力，他们将来才会更好地适应和服务社会。” 学校启动校本课程开发工作，包括体育、艺术、综合实践在内的三大类27项课程被陆续开发出来，其中体育设有田径、足球、篮球、健美操、武术等9项；艺术设有键盘、二胡、小提琴、国画、版画、平面设计等12项；综合实践设有机械加工、机器人科学、航模科技、无土栽培等6项。这些校本课程全部采用“三分”教学模式，即分专项、分阶段、分层次教学。分专项是指将27项课程作为初中必修课独立列入课程表；分阶段是指将一学年的课时分为若干教学阶段，各专项课程分别在不同阶段集中开设；分层次是指各专项课分年级按照初、中、高三级水平分层教学，实现了校内人人会拉二胡、拉小提琴、画国画、素描，篮球、足球、排球各种体育项目学生样样在行的局面。“3年让学生接触这么多课程，他总会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强新志说。在全面普及的基础上，学校对有一些特长和天赋的学生，则通过成立学校少年宫的方式对其进行免费培训，“这样既得到了全面发展，又彰显了学生个性”。据介绍，学校的交响乐团、民乐团就是由这些来自少年宫的学生组成的，他们曾代表学校出访多个国家。而到了高中，这三类课程就成为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 丰富多彩的专业课和校园活动，使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个个多才多艺，人人至少有一项特长。学生因此变得更加自信和有思想，他们敢质疑、敢表达、敢创新。强新志说，学校艺术教育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学生都培养成艺术家，而是重在培养他们的审美与鉴赏能力，提升他们的气质与心灵。 学校还加大体育课权重，自2000年开始，将体育课从每周3节增加到4节，每天下午还有自由活动时间，确保学生平均每天一小时以上的体育锻炼时间。为养成学生终身锻炼的习惯，学校积极开展踢毽子、转呼啦圈、跳绳、轮滑、抖空竹等“五小运动”，深受学生喜爱。 艺体课多了，学生成绩会不会受影响?这是很多同行的疑惑。而强新志觉得恰恰相反，“体育、艺术、综合实践校本课程的开设，缓解了学习压力，反而促进了学生更加快乐地学习、生活”。的确，在每年的中考、高考中，石家庄外国语学校总是捷报频传，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奇迹，但强新志认为，这恰恰是学校遵循教育规律、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应有之义。 在应试背景下，很多学校将学生关在校园里实行封闭管理，造成学生在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面对教育困境，强新志明确提出，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尽可能多地走出校园，在社会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学校按照各学段学生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社会实践项目及具体实施方案，开发了体现对各类知识、各种能力综合运用与展示的社会实践活动校本课程，常态化地开设了“四个一”活动课，要求全体学生坚持做到“每年做一次社会走访、每月做一次公益劳动、每周做一次与父母谈心、每天做一次家务劳动”。在强新志的带领下，学校积极推行课堂教学模式变革，提出了独具特色的“项目设置—项目实施—交流展示—评价激励”“四环节”教育模式，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德育教育、校园活动、家庭教育和社会实践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效果。 7．30多年来，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义务教育普及在世界人口大国当中是第一，2014年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普及率是8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37%。 但我国的教育仍有很多问题，包括教育的活力、体制、教师职业素养问题，当然也包括孩子的课业负担过重，片面地追求考试和升学给孩子带来的压力。现在学生的文化课学习时间已经长到他们无法承受的地步，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德育教育、体育教育、艺术教育、社会实践都被边缘化了，导致孩子不能个性发展、全面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对2015年工作总体部署中表示，促进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教育是今天的事业、明天的希望。要坚持立德树人，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改革、高等院校综合改革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中国式教育改革远非单一的考试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随着高中教育价值取向的改变，配套的基础教育变革也已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刻。眼下，9年义务制教育阶段仍然普遍存在应试教育的现象，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在一片“减”声中持续加重，素质教育改革探索多年还是未见实质性突破。因此，未来教改之路仍将任重道远。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改善居住条件愿望的提高，我国房市红火，房价节节攀升，各种房产广告随之“铺天盖地”而来。“新贵公寓”、“富人聚集区”、“××楼盘，白领贵族的集聚地”、“国际名流府邸”……许多城市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广告。 前不久，为显示品位，天津某房产开发商在一些媒体打广告宣称：用世界级地段铸就世界级群岛富人区，世界级富人区的诞生，让地段成为地位的一种天然分界。对此，一些市民气愤地质疑：“若按此划分，政府为低收入人群建的经济适用房、租赁房和靡租房岂不成了‘穷人区’和‘贫民窟’?” 材料二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房产“炫富”广告在全国各地蔓延。眼下，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和十分畅销的报刊中，各式各样的房地产广告均无不充斥着“豪华”、“豪宅”、“新贵”等字眼。这些高档住宅区，每平方米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漫步南京街头巷尾， “××楼盘，白领贵族的集聚地” “××楼盘，130平方米—180平方米套型任选，均价仅需6300元”，此类房地产广告经常出现在广大市民眼前。 事实上，与一些城市出现的豪宅相比，房地产“烛富”广告是小巫见大巫。有业内人士粗略估算，来来一至两年内，单单北京一地，单套总价在500万元以上的别墅，供应量就在5000套至7000套，总市值不下300亿元人民币。北京去年的住宅销售总额为458.2亿元，和市场能够消化的总量相比，这些豪宅所占有的资金比例明显偏高。 材料三 在南京，一家五口拆迁之前还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房子里的王先生苦笑着说： “看看那些街头矗立的房产广告，一套房子要七八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我们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挣上几辈子!” “不要说那些工薪阶层，就是像我这样的所谓‘白领’，看到媒体上那些‘白领贵族的集聚地’、‘均价仅需6300元’的广告，也会感到那毕竟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其实，房地产开发商在赚取巨额利润的时候，或许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一个‘仅’字说得那么轻松，殊不知这套房子却是一个家庭需要奋斗一辈子才能付清这笔巨大支出……”在南京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的朱江无奈地对记者说。 材料四 有学者指出，单从广告学的角度看，这类广告甚至还称得上不乏“创意”，因为其诉求理念比较清晰、目标受众也比较明确，但为什么就招来了市民普遍的反感甚或“本能的厌恶”呢?这一是因为，国人历来不齿于张扬、炫耀的行为，可这类广告非但肆无忌惮地“炫富”且丝毫不顾及其他“非目标受众”的感受；二是因为，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矛盾日趋凸显的当下，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神经可能都很“敏感”，富人往往担心“仇富”，而穷人则可能认为遭受歧视。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教授说，房产“炫富”广告或许真能吸引那些收入颇串的高薪阶层，但对于那些一家几口蜗居在几十平方米地方的人，甚至是居无定所的家庭，此类广告深深扎痛了他们的心。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沈卫平说，“炫富”广告会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公正感，这表明了社会中一股非常不健康的消费倾向——张扬、烛耀与奢侈，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一方面，为富人阶层的浮华、骄横甚至为富不仁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加剧非富人阶层、尤其是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生活的不公正感，容易埋下激化社会矛盾的种子。 材料五 其实，不仅是楼盘，化妆品、衣服等许多广告都在渗透出一种“烛富”信息。有学者指出，我们杜会上有一部分富人，人们也都向往富裕，但是商品广告应该是面向全体公民的，不应该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的，商品广告自有他的公益效应，这是谁也不能质疑的，“炫富”广告泛滥必然造成两种极端。一是富人的更加猖狂，他们会想，我们就是社会的主人，你看，一切都是为我们服务的，这样，他们会更加放肆，同时也更加对金钱进行疯狂收敛，甚至于不择手段，这种“炫富”广告的潜在熏陶作用不可估价。二是穷人会更加自卑，他们会想，社会都在为富人服务，我们咸了受人冷落的阶层，这种自卑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加剧和富人的矛盾，仇富思想加剧，一个问题是加剧心理畸形变态，他们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这些心态都不利于社会稳定秩序的打造。 材料六 面对“炫富”广告的去留问题，不同的人群看法不一致。有的主张立即叫停，有的主张听之任之，有的则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现象后面的本质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叫停了之。 有学者指出，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商家在不夸大、不欺诈、不违法社会公共道德的前提下，拥有为赚取更多利润而对其商品进行各种宣传的权利。“新贵公寓”、“富人聚集区”、“白领贵族的集聚地”、“国际名流府邸”之类被指为“炫富”意味浓厚的广告，本身只是商家为攫取更多利润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决不是为了向他人炫耀入住者的富贵，只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有相当的财富，你就可以拥有享用的权利。不仅此类房产广告，几乎所有为商品促销而做宣传的广告，都在表达同样的声音。但如果因为弱势群体无法享用此类物品，就说宣传这种物品会造成对弱势群体的伤害，那么，是不是所有弱势群体的享受不起的物品今后都不应拿到媒体上宣传促销，而改由能买的起的人和商家私下里进行秘密交易，从而避免让弱势群体受到更深的伤害?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 从《广告法》中的“广告准则”中诸条款看，任何一条都没有限制广告内容不得“炫富”，就是说，人家做“炫富”广告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允许的东西却要被你“叫停”，说不通。 材料七 也有学者指出，“炫富”广告，的确会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公正感。不过，如果对此类广告一禁了之，却不是个办法。炫富广告虽然具有着明显的负面社会效应，但却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的真实世象——贫富差距的确已经越来越大；张扬、炫耀与奢侈，的确已经是某些富人的生活常态。 广告“炫富”说到底，只不过是“炫富”的一种夸张形式，那些“不声不响”的超级豪宅、豪华名车等，本身不就是最欠的“炫富”么?“炫富广告”与豪宅、名车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再者说，“炫富广告”实质上是广告主楼盘或其他产品生产、营销等一应理念的表达，是其价值观的外在反映。换言之，有错的始终不在广告本身，而在人。假如广告主的根本价值观与深层理念不改变，即使叫停广告，其依然会我行我素——该张扬的换个形式依然张扬，该烛耀的通过其他方式可以继续炫耀。也就是说，此“噪音”消除了，还会有彼“噪音”存在押或继续生出。如此一来，叫停广告，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可言?这始终就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或关键。 和谐社会不是通过掩盖矛盾粉饰出来的；恰恰相反，只有不讳疾忌医，，不断通过各类“噪声”发现真正的矛盾井解决之，才能逐渐抵达和谐境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对炫富广告应该另眼相看：虽然它刺痛了无数人们的神经，但却不该一禁了之，“眼不见为净”是不折不扣的驼鸟政策。 进一步说，即便炫富广告暂时能被禁止住，贫富差距就不存在了吗?财富的品质就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善吗?假如我们能藉此进一步关注贫富差距究竟如何缩小，穷人、富人之间的鸿沟究竟如柯消除，社会公平与正义究竟应如何促进与维护，也许才是最有意义的。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H省Z县“天价接待费”新闻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有媒体曝光H省委第六巡视组在Z县巡视20余天，花费高达80余万元。Z县委办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省委巡视组一行8人，4月12日进驻，5月9日离开，其间总开支为114490元。此前申请的80万元经费中，实际还包含“历年及今年以来县委办接待上级领导、外来客人以及来Z县开展对口支援所发生的费用；添置办公设备的费用，购买接待酒水的费用”。 据悉，巡视组离开后，Z县委办公室向县领导递交了《县委办公室关于解决省委第六巡视组进驻z县工作经费的请示》，要求县财政局报销巡视组在Z县期间的开支共计80.19万元。开支明细表共分五大开支项目，包括接待费370193元、礼品113477元、外出考察费139921元、购置设备109888元和其他费用68491元等。而“设备”中除了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电脑等办公用品，还有两部手机和十部平板电脑，明细单中注明平板电脑“省巡视组用，并带走”，手机为“省领导购”。“外出考察费”则被怀疑实为旅游费用。而高额礼品费包含每人一件衬衫，共9件，总价8100元；15件运动服，总价40297元；24双当地特色布鞋，总价10080元。其他还有脐橙、茶叶等。Z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如此高额的接待费一经曝出，引发社会极大关注。 这并非公务接待问题第一次被曝光。从C省S市烟草局每月动辄上百万的接待费，到x省P县因公务接待不堪重负，公务接待问题可谓屡查屡犯。 2010年12月27日，有网民发帖《晒晒比最牛烟草局长还牛的烟草局长的吃喝》，并附上照片为证。照片中2010年2月、5月和6月的“业务与财务公开”显示，S市烟草公司当月业务招待费分别为100万元、135万元和116万元。对此，S市烟草局局长陈某承认数据属实。 M市审计局在一次公务接待中，一共两天两夜行程，竟然出动了24名公务人员陪同15名来客，工作交流不到4小时，其余时间都是吃喝玩乐，消费不下十万元。2011年1月15日由J省审计厅、N市审计局和M市纪委、监察局联合调查的“接待门”有了处理结果，当事人M市审计局局长施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处分。 据报道，P县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繁冗的公务接待令当地不堪重负，最多的时候，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减少收入1200多万元。公务接待的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不好统计的“天文数字”。繁重的公务接待任务，使本身就不宽裕的当地财政更加捉襟见肘，甚至连古城保护都经费困难。 2．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茅台、五粮液、各类进口酒，还有高档香烟，统统不得上桌——为进一步深化公务接待改革，在2012年5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改革和加强公务接待管理的通知》基础上，温州市纪检监察部门日前又制定了实施细则，对公务接待中的具体问题定下了“硬杠杠”。 温州市制定的公务接待实施细则，被称为“史上最细”，此评语不虚，稍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建国至今，温州市规定得最详细：在市域范围内从事公务活动，不允许进星级酒店用餐。工作餐不超过60元/人/餐。有食堂的一律在食堂吃，确需到定点饭店就餐的，须刷公务卡消费并报财政部门审核备案。陪餐人员不超过客人人数，不得安排与接待对象公务活动无关的部门和人员陪同，不得搞层层陪同。公款接待统一用透支型公务卡刷卡消费，一次一结算，每刷一次卡财政局都有“明账目”。2007年下半年，纪检部门发现几家行政、事业单位在5个月时间里花光全年公务招待费。个别单位把招待费转嫁到其他财务账目上。现在规定。公务接待总额在财务上单列支出，防止做假账或让企业代为买单。公务接待禁止超规格、超经费接待。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茅台、五粮液等贵菜名酒，以及高档烟以后都不能点了。刷卡消费结算时，财务单列支出，菜单必须附后。每个单位每月10日前，要在政务公开栏或网站上，公开公示当月公款接待情况(含食堂开支)，并向纪检机关、财政部门报告，而纪检监察机关在每季度向同级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书面报告总体情况。公开公示的内容包括：公务接待的时间、随行人数、陪餐人数、就餐地点、接待餐费等。一年内累计违规三次及以上的，对单位主要领导实行诫勉谈话，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主要责任人纪律处分、经办人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规定很细，细致得令官场“吃货”们有点烦，却让百姓大快人心，毕竟政府有遏制公款吃喝的决心。 3．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10275人进行过一项调查。调查显示，99.1%的受访者直言我国当前公务接待问题严重，其中93.8%的人认为“非常严重”。受访者中，64.5%的人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公众对当前公务接待的印象如何?调查中，排在获选率前三位的是：腐败(91.6%)、浪费(63.4%)和不透明(57.6%)。而“公开”、“节俭”、“廉洁”的获选率分别只占1.2%、0.8%、0.7%。 对于公务接待中的乱象，入职才一年多的北京市某区基层公务员陈凡(化名)已经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公务接待在他们单位算一项主要工作，不管是上级领导来检查，还是同级干部来交流，许多谈事情的时间都在酒桌上，每顿饭的标准都不低，少说也要几千元。“要不要接待、接待标准如何，都要按领导的意思定。” 家住广西某市的龙先生向记者反映，他所在的市有一个市委市政府接待处。据他了解，虽然市里有关于公务接待标准的规定，但是只要有领导一句话，这些标准随时都能被突破。同时，由于公务接待涉及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接待处的一些工作人员竟然参股开起了酒店、礼品店，暗中损公肥私。龙先生认为，“公务接待算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每次只将其作为个案处理，很少从制度层面反思公务接待乱象层出不穷的原因”。 在基层政府，海吃山喝是家常便饭，关于喝酒与当官之间关系的各种段子广为流传，官场喝酒猝死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地方政府的“三公”消费资金无不来源于地方财政，都是老百姓的辛苦钱，过度夸张的公务接待可以说贻害无穷。不仅严重损害人民利益，更会加重官场风气恶化，降低政府办事效率，更可怕的是“劣币驱除良币”，一些正直官员也被迫卷入大吃大喝的官场文化。民意中国网网友徐岳认为，上级来访，本为视察指导工作，现在许多下级单位却豪华接待、整日陪同，只为讨领导欢心，以求被提拔重用。而且本应主要用于国计民生的财政收入，现在却要频频为“天价接待费”买单，没有将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在贫富差距拉大、西部许多地区仍然比较贫困的情况下，少数政府工作人员借公务接待之名，大肆挥霍浪费，必然会严重损害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调查中，84.5%的公众担心公务接待成为腐败温床。受访者的其他担心还有：助长官场不正之风(79.5%)、败坏政府形象(78.4%)、推高行政成本(69.5%)等。 4．在规范公务接待这一问题上，温州并非第一家试水改革，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制定过相关规定，亦出台过类似文件，然而总体来看，收效有限。这次温州细则，由于详细到了各条边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细”，重新引起社会关注。一部分人对温州的决定和勇气表示赞赏，也从具体实施细则中看到了可能的成效，但作为实施不久的新政，它遇到的困难和争议也不少，绝大多数媒体和公众依旧对细则能否有效落实表示质疑。 温州市公务员吴同辉(化名)最近刚参加了温州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宴会，上级单位领导到温州视察，他所在的单位负责宴请。吴同辉说：“这家酒店不是单位的定点接待饭店，省里来了6个人，我们5个人陪同。酒水自带，特地点了象鼻蚌等名贵的海鲜，一顿饭下来，大概消费了4000多元。”“为了表示对客人尊重，标准自然要高一些。其实在温州，一般酒店婚宴的价格都在3000元左右，所以这顿饭也不能算太贵。”吴同辉说，其实细则出台后，温州市内的公务接待都厉行节约，但如何接待上面来的客人，仍然是个难题。 事实上，出台细则的初衷，是对内对外接待一视同仁。比如《通知》规定，上级机关到本市考察调研、检查指导工作，应以有利公务、热情、周到、节俭为原则。但如何做到热情、周到、节俭?这模糊的界定让温州不少负责接待的人犯了难。“上级部门掌握着资源和权力，别的地方都热情接待，到温州怎能吃食堂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坦言，如果一刀切，对待上级部门来的领导也硬要按规定，最后吃亏的还是温州自己。 新政的另一个难题是监督难。这次，在公务接待费用公开上，温州规定只在单位政务公开栏或者局域网上公示公务接待批次、人数及总额情况。“单位局域网我们进不去，社会该如何监督?”不少网民认为遏制公款吃喝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开，让社会监督，使大吃大喝的不敢开口，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也有市民坦言，在公务接待中无法安排“监管者”。“让请的人和吃的人互相监督几乎不可能，缺乏监督的制度会在效果上大打折扣。”网友“晓晓王”对此表示担忧。规定细致是前提，严格监管是根本，否则只是一场虎头蛇尾的“秀”。 5．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禁止奢华接待的政策措施屡屡出台，如1998年印发《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2006年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四菜一汤”标准则一直在倡导，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奢华接待现象仍屡见不鲜。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周教授认为，奢华接待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大吃大喝、讲排场的公款消费行为，来源于一种畸形的、奢靡的消费观。 “奢华接待的根源在于，目前很多公务接待费尚混在日常公务开支的预算中，很难掌握具体金额，而且现行的财政预算制度存在不透明、执行弹性空间大等缺陷。”国家行政学院竹教授说，在各级政府预算及其执行的权力分配格局中，政府及相关领导掌控着实际决定权，既是预算的编制者，也是预算的执行者和改变者，有时连人大也难以监督到位。 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健全使各地的措施沦为“空架子”。某报记者采访河北省一些厅局发现，这些单位基本上都制定了公务接待管理办法，接待原则大都是“定点接待、从简节约”，有的标明“尽量减少宴请”，有的列出“严禁参加各类高消费娱乐活动”，但对于违规行为的惩处，要么笼而统之表示按有关规定处理，要么根本就没有惩处规定。 “羞羞答答”的公开让奢华接待有机可乘。虽然中央明确要求公开透明，很多部门也开始公开接待费，但大多数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而对于次数、标准、费用等还是遮遮掩掩。“花的是公款，为什么不能全部公开呢?要是自己掏钱，还舍得大吃大喝吗?”一些群众质疑道。 6．公务接待产生居高不下的接待费，不仅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而且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成为社会诟病的顽疾。 我国每年公务接待费到底有多少，历来没有明确的说法。“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调查统计能准确反映公务接待的费用总量。”竹教授说，“再加上游山玩水、娱乐消费等开支，公务接待费肯定是惊人的”。 如何走出奢华接待屡禁不止怪圈?竹教授建议，这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综合性改革，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预算支出内容，实现预算硬约束，并充分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借鉴美国、韩国等国家的治理经验，明确公务接待的范围和标准，堵住每一个可能产生奢华接待的“空子”，使公务接待在“阳光”下运行。 温州的一潘姓群众说，公务接待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是要把握一个度。他建议，为了让全体纳税人及时了解接待费用情况，可尝试建立政府公务接待网，或者将公务接待信息上传至当地政府网，公款消费明明白白，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纳税人一个满意的交待。 “纵观之前出台的规定措施，其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只是说在嘴上、挂在墙上，而没有落到实处，新规最终能否取得实效，关键还看是否动真格。”周教授说。 一位长期从事接待工作的基层政府人士表示，如果不下真功夫，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严重高压态势，而只顾着出台措，喊“禁止公款高消费”的口号，到头来只会是“看上去很美”，终究难免陷入一纸空文的尴尬境地。 7．国务院2012年7月9日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机关事务管理活动的行政法规，《条例》直击“三公经费”，对公务接待范围和标准、预算管理及问责等作出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简化礼仪、务实节俭的原则管理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将公务接待费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总额中的规模和比例：定期公布公务接待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对违反规定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温州新规划定了接待范围和标准，为治理奢华接待提供了一些借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竹教授认为，国务院《条例》的出台，表明了中央对治理奢华接待的决心。一位网友曾说“我乐意给每一种致力于遏制‘三公’消费的措施送上掌声。拿温州市的规定来说，想必它不可能百分之百落实，对策总会紧随政策而来，但是，即使能够落实50%，那也能节省公款无数”。面对“三公”消费问题，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要奢望一朝一夕就能洗心革面、刮骨疗伤，但加强“三公”消费的监管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公务接待、“三公”消费给予有效约束，让“三公”消费公开透明，让人大代表看懂、读懂预算，加强舆论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2011年，H省Z县“天价接待费”新闻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有媒体曝光H省委第六巡视组在Z县巡视20余天，花费高达80余万元。Z县委办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省委巡视组一行8人，4月12日进驻，5月9日离开，其间总开支为114490元。此前申请的80万元经费中，实际还包含“历年及今年以来县委办接待上级领导、外来客人以及来Z县开展对口支援所发生的费用；添置办公设备的费用，购买接待酒水的费用”。 据悉，巡视组离开后，Z县委办公室向县领导递交了《县委办公室关于解决省委第六巡视组进驻Z县工作经费的请示》，要求县财政局报销巡视组在Z县期间的开支共计80.19万元。开支明细表共分五大开支项目，包括接待费370193元、礼品113477元、外出考察费139921元、购置设备109888元和其他费用68491元等。而“设备”中除了打印机、复印机、照相机、电脑等办公用品，还有两部手机和十部平板电脑，明细单中注明平板电脑“省巡视组用，并带走”，手机为“省领导购”。“外出考察费”则被怀疑实为旅游费用。而高额礼品费包含每人一件衬衫，共9件，总价8100元；15件运动服，总价40297元；24双当地特色布鞋，总价10080元。其他还有脐橙、茶叶等。Z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如此高额的接待费一经曝出，引发社会极大关注。 这并非公务接待问题第一次被曝光。从C省S市烟草局每月动辄上百万的接待费，到X省P县因公务接待不堪重负，公务接待问题可谓屡查屡犯。 2010年12月27日，有网民发帖《晒晒比最牛烟草局长还牛的烟草局长的吃喝》，并附上照片为证。照片中2010年2月、5月和6月的“业务与财务公开”显示，S市烟草公司当月业务招待费分别为100万元、135万元和116万元。对此，S市烟草局局长陈某承认数据属实。 M市审计局在一次公务接待中，一共两天两夜行程，竟然出动了24名公务人员陪同15名来客，工作交流不到4小时，其余时间都是吃喝玩乐，消费不下十万元。2011年1月15日由J省审计厅、N市审计局和M市纪委、监察局联合调查的“接待门”有了处理结果，当事人M市审计局局长施某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降职处分。 据报道，P县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繁冗的公务接待令当地不堪重负，最多的时候，一年公务接待近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减少收入1200多万元。公务接待的吃住及礼品开销，更是不好统计的“天文数字”。繁重的公务接待任务，使本身就不宽裕的当地财政更加捉襟见肘，甚至连古城保护都经费困难。 2．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茅台、五粮液、各类进口酒，还有高档香烟，统统不得上桌——为进一步深化公务接待改革，在2012年5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改革和加强公务接待管理的通知》基础上，温州市纪检监察部门日前又制定了实施细则，对公务接待中的具体问题定下了“硬杠杠”。 温州市制定的公务接待实施细则，被称为“史上最细”，此评语不虚，稍在百度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建国至今，温州市规定得最详细：在市域范围内从事公务活动，不允许进星级酒店用餐。工作餐不超过60元/人/餐。有食堂的一律在食堂吃，确需到定点饭店就餐的，须刷公务卡消费并报财政部门审核备案。陪餐人员不超过客人人数，不得安排与接待对象公务活动无关的部门和人员陪同，不得搞层层陪同。公款接待统一用透支型公务卡刷卡消费，一次一结算，每刷一次卡财政局都有“明账目”。2007年下半年，纪检部门发现几家行政、事业单位在5个月时间里花光全年公务招待费。个别单位把招待费转嫁到其他财务账目上。现在规定。公务接待总额在财务上单列支出，防止做假账或让企业代为买单。公务接待禁止超规格、超经费接待。野生黄鱼、鲍鱼、鱼翅、辽参，茅台、五粮液等贵菜名酒，以及高档烟以后都不能点了。刷卡消费结算时，财务单列支出，菜单必须附后。每个单位每月10日前，要在政务公开栏或网站上，公开公示当月公款接待情况(含食堂开支)，并向纪检机关、财政部门报告，而纪检监察机关在每季度向同级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书面报告总体情况。公开公示的内容包括：公务接待的时间、随行人数、陪餐人数、就餐地点、接待餐费等。一年内累计违规三次及以上的，对单位主要领导实行诫勉谈话，依照有关规定给予主要责任人纪律处分、经办人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规定很细，细致得令官场“吃货”们有点烦，却让百姓大快人心，毕竟政府有遏制公款吃喝的决心。 3．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对10275人进行过一项调查。调查显示，99.1%的受访者直言我国当前公务接待问题严重，其中93.8%的人认为“非常严重”。受访者中，64.5%的人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公众对当前公务接待的印象如何?调查中，排在获选率前三位的是：腐败(91.6%)、浪费(63.4%)和不透明(57.6%)。而“公开”、“节俭”、“廉洁”的获选率分别只占1.2%、0.8%、0.7%。 对于公务接待中的乱象，入职才一年多的北京市某区基层公务员陈凡(化名)已经感触颇深。他告诉记者，公务接待在他们单位算一项主要工作，不管是上级领导来检查，还是同级干部来交流，许多谈事情的时间都在酒桌上，每顿饭的标准都不低，少说也要几千元。“要不要接待、接待标准如何，都要按领导的意思定。” 家住广西某市的龙先生向记者反映，他所在的市有一个市委市政府接待处。据他了解，虽然市里有关于公务接待标准的规定，但是只要有领导一句话，这些标准随时都能被突破。同时，由于公务接待涉及衣、食、住、行等许多方面，接待处的一些工作人员竟然参股开起了酒店、礼品店，暗中损公肥私。龙先生认为，“公务接待算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每次只将其作为个案处理，很少从制度层面反思公务接待乱象层出不穷的原因”。 在基层政府，海吃山喝是家常便饭，关于喝酒与当官之间关系的各种段子广为流传，官场喝酒猝死的新闻更是屡见不鲜。地方政府的“三公”消费资金无不来源于地方财政，都是老百姓的辛苦钱，过度夸张的公务接待可以说贻害无穷。不仅严重损害人民利益，更会加重官场风气恶化，降低政府办事效率，更可怕的是“劣币驱除良币”，一些正直官员也被迫卷入大吃大喝的官场文化。民意中国网网友徐岳认为，上级来访，本为视察指导工作，现在许多下级单位却豪华接待、整日陪同，只为讨领导欢心，以求被提拔重用。而且本应主要用于国计民生的财政收入，现在却要频频为“天价接待费”买单，没有将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在贫富差距拉大、西部许多地区仍然比较贫困的情况下，少数政府工作人员借公务接待之名，大肆挥霍浪费，必然会严重损害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调查中，84.5%的公众担心公务接待成为腐败温床。受访者的其他担心还有：助长官场不正之风(79.5%)、败坏政府形象(78.4%)、推高行政成本(69.5%)等。 4．在规范公务接待这一问题上，温州并非第一家试水改革，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制定过相关规定，亦出台过类似文件，然而总体来看，收效有限。这次温州细则，由于详细到了各条边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细”，重新引起社会关注。一部分人对温州的决定和勇气表示赞赏，也从具体实施细则中看到了可能的成效，但作为实施不久的新政，它遇到的困难和争议也不少，绝大多数媒体和公众依旧对细则能否有效落实表示质疑。 温州市公务员吴同辉(化名)最近刚参加了温州一家四星级酒店的宴会，上级单位领导到温州视察，他所在的单位负责宴请。吴同辉说：“这家酒店不是单位的定点接待饭店，省里来了6个人，我们5个人陪同。酒水自带，特地点了象鼻蚌等名贵的海鲜，一顿饭下来，大概消费了4000多元。”“为了表示对客人尊重，标准自然要高一些。其实在温州，一般酒店婚宴的价格都在3000元左右，所以这顿饭也不能算太贵。”吴同辉说，其实细则出台后，温州市内的公务接待都厉行节约，但如何接待上面来的客人，仍然是个难题。 事实上，出台细则的初衷，是对内对外接待一视同仁。比如《通知》规定，上级机关到本市考察调研、检查指导工作，应以有利公务、热情、周到、节俭为原则。但如何做到热情、周到、节俭?这模糊的界定让温州不少负责接待的人犯了难。“上级部门掌握着资源和权力，别的地方都热情接待，到温州怎能吃食堂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坦言，如果一刀切，对待上级部门来的领导也硬要按规定，最后吃亏的还是温州自己。 新政的另一个难题是监督难。这次，在公务接待费用公开上，温州规定只在单位政务公开栏或者局域网上公示公务接待批次、人数及总额情况。“单位局域网我们进不去，社会该如何监督?”不少网民认为遏制公款吃喝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开，让社会监督，使大吃大喝的不敢开口，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也有市民坦言，在公务接待中无法安排“监管者”。“让请的人和吃的人互相监督几乎不可能，缺乏监督的制度会在效果上大打折扣。”网友“晓晓王”对此表示担忧。规定细致是前提，严格监管是根本，否则只是一场虎头蛇尾的“秀”。 5．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禁止奢华接待的政策措施屡屡出台，如1998年印发《行政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列支管理规定》，2006年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四菜一汤”标准则一直在倡导，虽取得一定成效，但奢华接待现象仍屡见不鲜。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周教授认为，奢华接待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大吃大喝、讲排场的公款消费行为，来源于一种畸形的、奢靡的消费观。 “奢华接待的根源在于，目前很多公务接待费尚混在日常公务开支的预算中，很难掌握具体金额，而且现行的财政预算制度存在不透明、执行弹性空间大等缺陷。”国家行政学院竹教授说，在各级政府预算及其执行的权力分配格局中，政府及相关领导掌控着实际决定权，既是预算的编制者，也是预算的执行者和改变者，有时连人大也难以监督到位。 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健全使各地的措施沦为“空架子”。某报记者采访河北省一些厅局发现，这些单位基本上都制定了公务接待管理办法，接待原则大都是“定点接待、从简节约”，有的标明“尽量减少宴请”，有的列出“严禁参加各类高消费娱乐活动”，但对于违规行为的惩处，要么笼而统之表示按有关规定处理，要么根本就没有惩处规定。 “羞羞答答”的公开让奢华接待有机可乘。虽然中央明确要求公开透明，很多部门也开始公开接待费，但大多数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字，而对于次数、标准、费用等还是遮遮掩掩。“花的是公款，为什么不能全部公开呢?要是自己掏钱，还舍得大吃大喝吗?”一些群众质疑道。 6．公务接待产生居高不下的接待费，不仅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而且也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成为社会诟病的顽疾。 我国每年公务接待费到底有多少，历来没有明确的说法。“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个权威的调查统计能准确反映公务接待的费用总量。”竹教授说，“再加上游山玩水、娱乐消费等开支，公务接待费肯定是惊人的”。 如何走出奢华接待屡禁不止怪圈?竹教授建议，这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综合性改革，一方面要进一步细化预算支出内容，实现预算硬约束，并充分接受人大和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借鉴美国、韩国等国家的治理经验，明确公务接待的范围和标准，堵住每一个可能产生奢华接待的“空子”，使公务接待在“阳光”下运行。 温州的一潘姓群众说，公务接待本无可厚非，但前提是要把握一个度。他建议，为了让全体纳税人及时了解接待费用情况，可尝试建立政府公务接待网，或者将公务接待信息上传至当地政府网，公款消费明明白白，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纳税人一个满意的交待。 “纵观之前出台的规定措施，其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很多只是说在嘴上、挂在墙上，而没有落到实处，新规最终能否取得实效，关键还看是否动真格。”周教授说。 一位长期从事接待工作的基层政府人士表示，如果不下真功夫，没有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严重高压态势，而只顾着出台措，喊“禁止公款高消费”的口号，到头来只会是“看上去很美”，终究难免陷入一纸空文的尴尬境地。 7．国务院2012年7月9日公布《机关事务管理条例》，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机关事务管理活动的行政法规，《条例》直击“三公经费”，对公务接待范围和标准、预算管理及问责等作出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简化礼仪、务实节俭的原则管理和规范公务接待工作；将公务接待费纳入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在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总额中的规模和比例：定期公布公务接待费的预算和决算情况；对违反规定情节较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温州新规划定了接待范围和标准，为治理奢华接待提供了一些借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竹教授认为，国务院《条例》的出台，表明了中央对治理奢华接待的决心。 一位网友曾说“我乐意给每一种致力于遏制‘三公’消费的措施送上掌声。拿温州市的规定来说，想必它不可能百分之百落实，对策总会紧随政策而来，但是，即使能够落实50%，那也能节省公款无数”。面对“三公”消费问题，我们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不要奢望一朝一夕就能洗心革面、刮骨疗伤，但加强“三公”消费的监管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公务接待、“三公”消费给予有效约束，让“三公”消费公开透明，让人大代表看懂、读懂预算，加强舆论监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才能赢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笋岗村是深圳一个著名的城中村。和城市里的小区比，村内的居住条件几乎可以称为恶劣。 这里的阳台临近铁路，每当货运车从阳台外经过时，都会有货车上的气味飘进来，有时候是生猪的骚味，有时候是生菜腐烂的气味。村内的公共道路没有人投钱去修，每到下雨的时候，都要踩着铺设的木板才能进村。 可是这里的租金便宜。一般的农民房租金仅为200～300元。它成为了约占深圳一半人口的低层打工仔的住处。皇岗等地的农民房，经过整修，则可以租到700左右。 虽然身为城市景观的疤痕，这些城中村却为深圳急速发展后产生的住房问题贡献不小。据深圳市前总规划师郁万钧介绍，深圳市的农民房占整个城市住宅供应面积的一半以上。 特区建立初期，国家并无资金支持，深圳不但缺乏一次性赎买农村集体土地的资金，甚至连城市建设都要依靠贷款和外来力量进行。因此特区初期给予原住民一定的宅基地，但那时并没有“公共”的概念，所以并未像城市用地利用一样要求各村为市政管道、道路等设施预留空间。 再加上原住民以“打方格”的简单方式自行划地，对公共配套设施不予考虑，就为后来的城中村违建密密麻麻，卫生脏乱差，治安、消防、安全隐患重重，配套设施无法与城市对接等问题埋下了伏笔。 但随着深圳移民的迅速增加，这些农民房已经自觉为当地农民解决了生计问题。因为面积广大，价格低廉，农民房成为很多刚到深圳闯世界的新移民的栖息之所。“虽然居住环境脏乱，”郁万钧说，“但这些房子最起码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提供了一个较低的进入门槛，从而保证了深圳的高速发展。”郁万钧说， 梅里苑是深圳早期建设的周转房小区，也就是俗称的廉租房。这个占地只有几万平方米的小区，毗邻深圳最著名的福利房大盘——梅岭一村。 这里三面环山，背靠二个水库，地理环境相当优越。“但以后再找这样的地就难子。”深圳市前住宅局副局长董日臣叹息说。 身为深圳市前房改办副主任，董日臣经历了整个深圳市的房改。从1988年开始，依靠住宅局的建房卖房累计起来的自有资金，5年时间解决了深圳公务人员的住房，再用5年时间完成了企业职工的住房改革。这使深圳成为全国房改的样板。 但是，这个成功的房改里却有一块缺口：提供给非常住人口的周转房。在中原地产深港研究中心总监张伟看来，政府住房保障体系不健全是目前深圳房价上涨过快的重要原因。 其实在深圳的房改文件里，董日臣和他的同事已经提出了廉租房的建议。1992年，董日臣又向市领导提出了建设廉租房的建议，“当时市领导非常支持，说今年就建10万平方米的住房。” 深圳市规划局前总规划师郁万钧，回忆，在深圳早期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也尝试过建设廉租屋，用来提供给外来移民和非常住人口居住。但做起来后发现，香港建设大规模廉租公屋的模式，深圳难以借鉴。 深圳的移民太多，深圳政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而深圳早期提供的几个廉租房楼盘，据深圳市国土局要求的申请条件；非本市常住人口的，可以持收入证明向国土局申请。而且租金也比当时的市场价低了许多，只做到保本或微利。 但廉租房的实际建设却举步维艰。深圳住宅产业局通过房改，已经积累起了一笔住宅基金。“如果要做，是完全有钱的。”董日臣说，“关键是拿地。” 1997年，住宅产业局向主管城市住宅的市领导要地。因为在市区有一块30万平方米的地。 但是这个要求被拒绝。当时市领导的答复是：“哪能都给住宅局啊。” “从那时开始，我感到市里的思想有变化了。”董日臣日渐感受到了政府在批地上的态度转向。给住宅局的地越来越偏，地段比较好、开发成本低的地皮一般都被用做商品房开发。 最后住宅产业局只要到了7万平方米的地，剩下的，20多万平方米，被其他风格各异的商业小区瓜分了。 1997年，董日臣去考察了一块刚分给住宅产业局建政府房的地。这块地在关外，四周一片荒凉，“如果要开发，成本非常高。”董日臣说，“而且人们也不愿意来这里住。”于是这块地一直荒置，至今未动工。 “由于(廉租房)数量太少，需求缺口太大，部分存量资源被掌控者当作生财之道转租出去，偏离了最初建设的初衷，最后不得不放弃。”郁万钧说。 2000年，深圳市取消了房屋供应的双轨制。“不再划拨微利福利房的土地，”郁万钧说，“原来划拨给住宅局的土地继续建设，建完为止。”此后不久，住宅产业局并入国土局。这似乎昭示着政府房与商品房的土地之争告一段落。 深圳市的廉租房陷入停滞。解决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就交给了农民房，由它代为行使廉租屋的功能。 深圳政府2006年提出10年建设2000万平方米的廉租房，按50平米一套预计，一年会有4万套供应市场。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深圳市已经为廉租房批了第一块地，占地约40万平米，预计2007年年底前入市。 关于廉租房的利好不断传出。2006年5月，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石公开表示：深圳“第五园”将成为万科推广廉租房的“试验田”。 也是在今年年初，深圳业界传出万科正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与罗湖区政府洽谈合作的事情，建筑面积达到130万平方米以上，意在利用开发商的力量，给市场提供新的住房选择。 但半数人认为，这样的消息仍是商业举措。“万科拿地一事，按照土地交易方式是走不通的，所以通过建设部分廉租房的形式淡化商业色彩。而将绝大多数都是商业的项目包装成廉租房这样的公建项目，这只是第一步，主要目的是为走程序铺平道路。原来与政府距离很远的万科，势必走得越来越近。” 我国廉租房的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在制度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万科做廉租房是不能持续的，陈劲松话锋一转，“但这是为以后做铺垫，一旦政府‘闸门放开’，万科凭借其在廉租房建设上的先期经验，就有足够的把握参与投标。” 当商品房成为社会口诛笔伐的对象时，廉租房似乎成为了一个正面的符号，一个救市的图腾。 而在土地日益稀缺的地产市场上，廉租房又成为了政府责任、土地和商业利益交织在一起的载体。 2．北京青年于凌罡最早在全国发起了合作建房的运动。这场运动迅速地波及到全国各大城市，其设想被广泛解读为；老百姓自己盖楼，开发商靠边站。 于凌罡也部分地默认了“开发商靠边闪”之类的解读。因为在他的合作建房模式中，“不存在当前房地产业从融资、设计到建设甚至销售都包揽的全程开发商，他们必须转变开发模式。”于说。取而代之的是服从建房人安排，完全按照建房人意愿行事的服务商。这些服务商可以帮助拿地，也可以受托进行房屋设计，甚至进场建房，总之服务商就是提供服务，仅此而已。 但最初拿地的经历迅速让理想的额头碰了钉子：国内经营性土地招投标对竞标单位资质有硬性要求；同时，地价经过数轮飞涨，已经变得高不可攀；收紧土地的政策也使得拿地周期延长。 于凌罡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寻找现实的出路。在经过参与者内部多次讨论之后，他们开始了同开发商万通集团合作。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伦曾发短信给于凌罡：“天下有傻根者姓于姓冯姓理想，世间多智叟人叫牛叫狂叫后悔。”其时，两人相谈甚欢，冯将合作建房看作一个理想的大客户，这个客户定制的并非一栋豪宅，而是数栋总建筑面积可能达40000平米的带底商住宅楼。 事实上，于凌罡真正挑战的是中国独特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在这个制度中，开发商成为主导力量，只有他们能够从政府手中买到地，而城市的无房阶层获得居住的方式也被事实上限定，就是从地产商那里购买“价格虚高”的房产。 后来事实证明，于和冯的合作并未达到其良好的初衷。合作建房者们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始终没有拿到合适的土地来让开发商“服务”。 同时，那些最初热心于合作建房的参与者也开始分化瓦解，从刚开始的三四百人，变成了目前的100多人，由最初的意气风发到现在的低调沉静，但于本人对于合作建房仍然执著坚定。 许多城市的房价从2005年房地产调控之后，反而经历了一个反弹式的增长。于是，有消费者提出了所谓的不购房的口号。 在学术界，也为买不买房爆发了有趣的争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王小广断言，未来的五年之内，房价一定会下跌。 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就扬言要和王小广打个赌，他在北京买套房子，五年之后如果房价涨了，王小广就赔给他这几年的差价；如果房价跌了，董藩把差价赔给王小广。“我觉得我要真正接这个赌，我是赌我的良心，我可以用我的名誉、名声，我现在就是赌我的名声。”王小广说。 深圳市一位参与的市民说，‘拒绝行动’成功与否，不在于它的行动，而在于它的声音，不是要对抗开发商，而是要诉求于政府。” 究竟什么才是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及居民住房问题的主要矛盾呢?对市民住房问题稍作了解的人都知道，现在的房地产市场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最低收入者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演绎成大多数普通市民买不起房。也就是在这几年，在需要买房或者改善住房条件的中国城镇各类居民中，买不起住房(或新房)的市民比例，已经在高房价的压力下迅速提高到70%～80%。 需要买房或改善住房条件的城镇居民有70%～80%买不起房，绝非危言耸听。这不仅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也成为社会的一种公论。 供求严重失衡的结果，就是房价居高不下，又因为高房价，即便是有一些商品房空置，开发商也一样能够赚取暴利。高房价就是一道门槛，将多数需要买房的人拒之门外。 所以，占城镇人口八成左右的普通居民买不起房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当前住房问题的主要矛盾。如何解决这些普通居民的住房问题，应成为当前破解居民住房问题的重中之重。 在2007年1月下旬召开的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有关部门就十分明确地为房地产方面“今年工作的主要目标”划定了范围。这就是“所有城市(包括县城)都要建立廉租住房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的住房困难户应保尽保。住房供应结构明显改善。住房公积金缴交率提高5%，资金安全得到保障”。 在整个城市社会中，“最低收入者”究竟又有多少人、他们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这个比例在当初的房改政策的制定中，早已有“约定俗成”——城市中最低收入者的比例占总人口的5%左右。 这里，我们做一个最理想的假设，各地政府都在“心甘情愿”地把各地的廉租住房工作百分之百地完成了。那么它最多的，也就是只解决了中国城市5%人口的住房问题，而80%左右需要买房的普通市民，他们在高房价的重压下买不起房的状况，就很有可能因为不是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工作的“主要目标”而继续不被过问。 3．从2003年至2005年底，天津市用于社会保障的住房投资累计达8.93亿元，其中财政预算6700万元，公积金增值收益4.25亿元，其他方面投资4.01亿元。 天津市国土房管局介绍，从2004年7月天津市正式开始接受廉租房配租申请至今，天津市已经有1327户“双困”家庭符合廉租房配租条件。今年天津市还将向2000户拆迁“双困”家庭提供廉租房，其租金价格仍保持1元/平方米。 为确保真正让低保户受益的原则，廉租房具有退出机制。对于不再具备配租廉租住房条件的家庭(含在承租期限内的家庭)，应在接到退出通知后的6个月内腾退住房。 对于不能按时腾退的，从次月起按届时配租租金的200%收取房租。如在第12个月内仍未腾退的，从次月起按届时配租租金的300%收取房租。如在第24个月内仍未腾退的，由市住房保障办责令其退房。拒不退房的，市住房保障办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广州市民谭兴兰和女儿多年来一直住在6平方米大的房子里。在2001年的时候谭兴兰通过抽签拿到了号，排队等了3年却拿不到房。王大爷从去年开始申请北京市的廉租房，也一直未能如愿。这两个例子说明，大城市用来配租的廉租房子太少，而申请的人又太多，“僧多粥少”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得到解决。目前，部分城市的廉租房建设还没有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渠道，部分城市财政预算也存在安排资金不足问题。 2005年初，广州市开始实行新的廉租房政策，从补“砖头”转变为补“人头”。政府不再忙碌于建房子，而是实施以“租赁住房补贴”为主的方式，走市场化的道路，成为合理统筹社会资源的“无形之手”。2005年底，在一年的时间里，包括谭兴兰在内的广州3246户双特困户住上了新的廉租房，相当于此前10多年的推动进度。广州市房管局有关负责人认为，通过市场化解决困难户的住房问题，初步证明是一举两得的有效策略。一是使受惠面扩大的同时，照顾了不同人的需求。二是对于已经相当活跃的我国二手房产市场来说，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市场资源。 5．与70个城市尚未建立廉租房制度截然相反的是，经过5年的努力和探索，湖南岳阳市成功破解了廉租房推行过程中的房源少经费紧、贫民窟趋势明显、住户不肯腾退等三大难题，充分发挥了廉租房的住房保障作用。 2001年岳阳市启动廉租房建设时，全市共有最低收入无房户家庭3000多户，住房困难户家庭6000多户，还有不少居住危旧房屋的贫困户。岳阳市政府承诺2008年全面解决无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岳阳市房地局为了筹集资金，多管齐下，争取将廉租房建设专项资金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确保每年不少于300户享受到政府租赁补贴或人住廉租房。建设廉租房或发放租赁补贴的资金以财政预算专项资金为主，仅2004年市财政就拨款741万元。住房公积金增值部分、直管公房出售后的部分净归集资金以及已建成的廉租房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所得的收益，也划归廉租房建设资金。 在解决资金“大头”后，岳阳市利用多种渠道建设廉租房。岳阳市三五一七橡胶总厂是上世纪50年代初创办的一家老军工企业，针对工厂住房困难问题，岳阳市房地局主动上门服务，与该厂联合兴建4栋近9千平方米的廉租住宅，一举解决了132户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岳阳市廉租房的建设调动了全社会的力量，一些商品房开发商也积极投入到廉租房建设中来。 在廉租房的实施过程中，实现资金和住房的“循环利用”至关重要。为切实保证廉租住房真正用于解决最低收入家庭的居住困难，岳阳市租赁住房补贴和实物配租的期限暂定为一年。在实际工作中，对不同意腾退的住户，责成其按当前年度市场价格出资购买或按市场价租赁。灵活的腾退制度，既避免了产生难以调和的“搬家”矛盾，又达到了住户和政府“双赢”的目的。 6．政府兴建、市民轮候、租金低廉、配套设施完善，这些就是香港公屋所吸引入的地方，也是整个公屋制度的成功所在。 1954年，香港政府建造了首批8栋6层高的公屋。经过20多年的建设，到1951年时政府公屋的居住人口已达到了200万。最近3年里，港府新建的公屋每年都保持在2万套上下，每年能保证编配大约2.5万套公屋供中低收入家庭租用。通过推行公屋制度，香港近30%的家庭解决了住房问题。 因为公屋是为中低收入家庭准备的，所以香港房屋署把月收入和家庭净资产作为公屋申请的主要标准。若住户虚报资料，房屋委员会可终止其租约，并可根据法律规定予以检控。一经定罪，可判罚款20000港元及监禁6个月。 香港公共房屋计划的巨大成功，与香港政府的长期积极投入、公屋管理部门高效务实的专业运营和管理、有效的财政资金安排密不可分。 7．为了解决广大中低收入居民的住宅问题，新加坡于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该局不仅负责新加坡公共住屋区的总体规划、住宅的设计和建造，同时又是最大的房地产经营管理者。新加坡政府赋予建屋发展局广泛的合法权力，和为公共住宅计划而提供的必需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同时它的财政预算纳入国家计划，享有低水平津贴，逐步过渡到自负盈亏。 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五年建屋计划”，开始大规模兴建低标准住房。1964年，政府宣布实行“居者有其屋”计划，推行住房自有化政策，鼓励中低收入阶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政府组屋”(新加坡对国家营建住宅的称谓)。 为了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新加坡的组屋以多层和高层的板式住宅楼为主，大都分布在各区 (镇)中心地铁站周围，充分利用所在地区的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组屋建设严格按居住小区规划进行设计、兴建，在各居住小区内设有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居民的一般日常生活问题都可在小区内得到解决。 此外，新加坡还有完备的公积金制度和补贴政策来帮助公民实现安居理想。新加坡实行了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公积金制度，而且缴费额度较高。2003年的数字显示，新加坡人的公积金缴费率达到36%，这其中个人每月要将收入的23%存入公积金账户，用于住房、医疗、教育、投资增值等多个方面。在公民购买住房的时候，首付售价的20%，余下部分则由建屋发展局以低息贷款方式垫付，住户可用公积金在5年、10年、甚至25年内还清。 如今，组屋已经成为新加坡主要的住宅类型。根据新加坡政府的统计数字，截至2003年底，新加坡的组屋住户占到其人口总数的84%。 8．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住房问题，从未成为社会问题。原因在于，农民可以以非常低廉的成本获得属于自己家庭的宅基地，从而房屋成本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当今城市人口解决住房问题，也可以参考这种古今中外通行的模式。解决之道在于改变城市居民解决住房问题的基本模式。 也就是说，城市家庭可以到郊区向农民购买土地建设使用权，并以家庭为单位或组合为住宅合作社，自行建造自住房屋。当然，商业性开发公司也可以直接向农民购买土地开发商品房。但是，它们将不再是城市房屋的垄断性供应者。 这里的要害是，属于农民的农村集体土地，毋须经过政府征用环节，即可跟国有土地一样，转，让建设用地使用权给城市居民用于建造房屋。这样做有明显的“两个好处”，从城市居民角度看，绕开政府征用土地，住房成本立刻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另外，农民仍将保有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而又可以获得比政府征用高得多的土地转让收益。由此，城市化的扩张，将采取一种分散的方式，由城市居民在与农民讨价还价中进行。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将自然地实现向市民的转化，不会因为城市化反而成为生活没有着落的“失地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