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独克宗古城坐落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县建塘镇，建城距今1300多年。它是曾经的滇藏茶马古道枢纽，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好、最大的藏族群居性建筑。古城按照佛经中香巴拉理想国的模样建成。在最初兴建时，工匠们发现当地出产的一种白色黏土可作为房屋外墙的涂料，于是古城民居的外墙皆涂成白色，这一风格沿用至今。每到夜晚，银色的月光把白色的古城打扮得分外妖娆，于是当地人就把古城称作“独克宗”，藏语意为“月光之城”。 2014年1月11日，独克宗古城发生火灾。当天凌晨1点左右，已经入睡的银匠王锋伟听到邻居在喊：“有店铺起火了，快起来!”他穿好衣服，迅速向起火的如意客栈方向赶去，并沿路敲门，将睡下的商户们全部叫醒，前去救火。 如意客栈位于独克宗古城中下段，是此次火灾的起火点。当王锋伟到达现场时，已经有一辆消防车在灭火。但是，消防车很快没水了。消防官兵将消防水枪接到距离如意客栈50米左右的消防栓上，消防栓却没有出水，再换到附近的其他几个消防栓上，也都没有出水。此时，如意客栈的火势已经开始蔓延。大火随着风势，向北疯狂肆虐。从高处俯瞰，整座古城笼罩在一片火海中，火光映红了天空，木材的爆裂声噼啪作响。 这期间，包括王锋伟在内的众多百姓主动请缨，要求参与火灾的扑救。往常，古城若发生火情，当地人都会沿街喊人，成年人全部出动，排成人墙，从古城的水井中取水，然后一一传递将火浇灭。但这一次，大家被现场维持秩序的武警官兵拒绝了。当地老百姓很焦急，他们知道，只要火势没有控制住，相连的店铺都会遭殃。很多人气愤地说，当地人对地形非常熟悉，知道从哪里隔断防止火势蔓延，而消防官兵不具备这些优势。“每个人提桶水都能将火灭了，怎么会向外烧出来?”当然，他们没有考虑到，政府有责任首先保护百姓的生命安全。 直到当天上午10时38分，火情才得到全面控制，至此，大火整整肆虐了近10个小时。335栋房屋受灾，其中242栋被烧毁。另为建立防火隔离带，拆除房屋43栋，拆除房屋屋顶50栋。除损毁大量民房外，火灾也使居民的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古城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大量文物古迹被烧毁。经初步测算，此次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亿多元。 和很多当地百姓一样，王锋伟只顾着去参与救火，根本没有去照顾自己的财产。看到自家店铺被大火吞噬，王锋伟的心在滴血——13年的奋斗成果顷刻间化为灰烬。他说：“当地很多人都将全部家当投在店铺上，自己银行卡上的存款也只剩2万了。” 这座号称能启发游客灵感的千年古城，在一场意外的火灾面前显得脆弱不堪。曾经的银器店、客栈、酒吧、锅庄广场等面目全非。 “现在看到这些真的太心痛了。以前一到晚上，大家都会在古城四方街跳舞，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也会来一起跳锅庄，非常开心。”当地居民说。 2．独克宗古城继承了我国传统建筑和藏民居的特点。古城建筑依山就势，自由布局，建筑连串、连片布置，多数以单体建筑为基础，且每栋建筑的屋面相互毗连，既无防火墙，又无防火间距。如果一处起火得不到有效控制，就容易形成“火烧连营”的局面。 2002年，香格里拉县政府组建独克宗古城管理委员会，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着手开发、打造古城。在改造过程中，当地政府曾针对房屋的防震、防锈、防漏、防渗和防火功能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最后决定引导居民修建用片石盖房顶的藏式T字型房屋，但由于缺乏保护资金和成本过高，这种建房方式在当地并没有得到推广。独克宗古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迎秋说，如果是片石构架的话，它的防火功能比木质结构就要好很多。 早在2012年，迪庆州消防支队的康志红就曾撰写专业论文《浅谈独克宗古城消防安全的现状和对策》。文中指出，古城建筑可燃构件多、空间大、火灾荷载大、耐火等级低，且由于建筑年代久远，木建筑构件极为干燥，表层涂有大量的油漆涂料，加上内部悬挂的唐卡、垂帐、柱锦以及常用的香火、酥油灯等极易燃烧，一旦发生火灾，容易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整栋建筑内大空间立体燃烧。另外，独克宗古城交通道路狭窄，较宽的道路有4米，较窄的有2米左右，消防通道达不到要求。 虽然国家制定了消防标准，但并不完全适用于古城建筑。有媒体调查发现，独克宗古城传统的藏式建筑虽然以木质结构为主，但救火也是有传统的，包括砍柱子、掀房顶等，并且在改造前，独克宗古城临街的建筑都是一层，建筑之间形成的“层叠式结构”有利于救火。然而，这些传统格局与智慧却在现代开发中被破坏殆尽。很多古城的建筑空间被过度开发，一眼望去密不透风，毫无防火缓冲和救援空间。 许多亲历火灾的当地百姓则认为，消防栓没水是导致这场火灾肆意蔓延的罪魁祸首。对此，迪庆州消防支队队长陈天昌解释说，独克宗古城建于1000多年前，本身没有消防设施。2011年，考虑到古城的消防安全，当地政府投入800万元，建设了占城的室外消防系统。由于不能破坏古城原貌，整个消防管道裸露在室外。入冬以后，香格里拉的气候寒冷，为了防止冻裂，消防管道里平时不能充水，要等到发生情况以后再放水。 防火、灭火打的是装备仗，古城的消防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相对于独克宗古城，同样位于云南省的巍山古城在2010年已投入3000万元重点改造古城消防基础设施。而早在1997年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更是“财大气粗”，城内进行过2次消防领域的改造，累计投入达5亿元。 就迪庆州的经济结构来看，以旅游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是其主要增长动力。但是，旅游业“不富财政”的问题依然困扰着迪庆州。虽然迪庆州2012年旅游业总收入达到95.85亿元，但其当年财政总收入仅17.17亿元，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却高达73.14亿元。 3．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也是我国首个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申遗给这座县城带来了极为丰厚的回报，申遗后的头几年，游客数量的增长都在60%以上，旅游收入更是成倍增长。 滚滚财源固然诱人，但古城保护问题却日益突出。据平遥县旅游局副局长刘建昌介绍，申遗前，平遥古城总面积仅2.25平方公里，却居住着5万人口。经过专家评估，平遥古城合理人口的上限为2万人。为此，平遥县于1997年宣称，古城内所有企事业单位将搬迁出城，城内人口将减少一半以上。然而至今，古城内仍有3.5万人，超出人口上限近1倍。 对于十余年“移民”收效甚微的情况，另一位副局长侯世俊介绍说，主要是因为资金缺口大。平遥新城建设、古城搬迁和改造的费用需要20多亿元，而在2003年前，该县的财政收入还不到2亿元，直至去年也仅有7.3亿元。单凭一个县的财力，不可能一下子把这么多人都搬出去。 另外，平遥古城的最佳接待量是1.5万人/日，最多2.5万人/日，然而在旅游旺季将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而古城内供水、供电线路都由20世纪60年代沿用至今，这些“年迈”的基础设施早已跟不上古城旅游开发的步伐了。 比旅游局更焦急的，是文物局。平遥县被列入保护对象的古建筑达400多处，还有9个“国保”单位，城内的一砖一瓦都是宝。而在2004年至2005年间，平遥古城墙曾接连发生坍塌，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4年10月，古城南门外侧一段17.3米长的城墙突然坍塌，上千块青砖落地。 平遥县文物局纪检书记阴宝宝介绍说：“人口负载过重给古城内的文物保护带来的压力太大了，我们感觉每天都坐在火山口上。”他建议，“古城的保护，单靠平遥县是不行的，山西省、国家都要重视，平遥古城不仅是平遥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 为缓解经费不足的问题，平遥古城于2011年起将门票准价由每人次100元调整为125元，调价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古城文物保护。而对于这一做法，有关专家指出，“门票经济”深刻地反映出目前我国在发展旅游经济方面的一个误区，就是把旅游经济等同于门票收入。政府发展旅游经济，利益并不是来自于门票，而是通过旅游产业本身的带动力和辐射效应，带动本地经济的发展，最终把整个GDP的蛋糕做大。 4．2014年6月15日晚，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开幕。在本次世遗会上，我国的大运河正式申遗。这次大运河申遗，包括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河南郑州到江苏的隋唐大运河，以及杭州以东的浙东运河，总长3200公里，贯穿31座城市，而苏州是唯一一座把整个古城打包申遗的城市。根据最终申遗文本，苏州共有4条运河故道——山塘河、上塘河、胥江、环古城河，7令点段——虎丘云岩寺塔、山塘历史街区、盘门、平江历史街区、全晋会馆、宝带桥、吴江运河古纤道列入申遗名录。 十年前，第28届世遗会在苏州召开。会上，苏州宣布古城申遗启动。十年后，搭上中国“大运河”的车，苏州古城申遗终于圆梦。苏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陈嵘接受采访时感言，十年终于磨就一剑。 2004年6月28日，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苏州召开，苏州古城古镇作为古典园林的扩展项目，申遗的建议写入第28届世遗会的决议之中。 2004年10月，苏州向国家文物局递交了古城古镇申遗文本。苏州古城是古代江南的大城市之一，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令伍子胥建城，至今已有2500多年，而城址一直未变为世所罕见。苏州古城申遗工作得到了世遗专家的充分认可。但是，根据《凯恩斯决议》修改意见，扩展项目也要占用各申报国的申报名额，苏州古城古镇的申遗难度加大。这意味着，苏州古城申遗排队的时间会无限拖长。 2006年6月28日，在苏州古城古镇申遗高层专家咨询会上，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吕舟教授透露，国家正在“酝酿”大运河申遗。他提出一个思路：苏州能否搭上“大运河”的车?苏州古城可以作为大运河的核心部分重新考虑申报问题。对于这个思路，当时很多专家也有不同意见，认为搭车很困难。 令人惊喜的是，2008年3月，中国大运河保护和申遗项目正式启动。2010年国家启动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编制，苏州市文广新局经过深入系统研究，调整战略，把古城申遗并入大运河申遗，并提交相关建议，被国家文物局和世遗专家采纳。 根据2012年确定的最终申遗文本，苏州的运河遗产包括四条运河故道和七个点段，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 2014年6月22日，从卡塔尔首都多哈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作为运河重要节点城市，是运河沿线唯一以古城概念申遗的城市。 5．申遗，带给人们的除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之外，更是切实可见的社会效益、经济利益。因此，近年来我国各地申遗热度不减。很多地方不甘寂寞：凤凰古城要卖门票了，真假曹操墓炒作得人尽皆知，南京疑似帝陵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挖了再说，还有地方要投资300多亿元重建阿房宫…… 位于江汉平原的荆州古城，迄今已有2800余年历史，其古城墙被誉为“中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荆州古城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荆州市早在2007年就对外宣布，将疏散古城内的5.5万居民，并投资约50亿元在古城内修建三国文化城。 疏散古城内过多的居民，得到了文物保护部门及专家学者的肯定和提倡。而修建三国文化城的规划，却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众所周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洋洋洒洒120回，有72回涉及荆州，更有10余回专门写荆州。围绕流传千古的“借荆州、守荆州、袭荆州、失荆州”所展开的经典故事，一直是戏曲歌舞的热门题材，也是散落于民间津津乐道的美谈。或许是源于此种考虑，荆州市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以《三国演义》中涉及荆州的部分来作为荆州古城中的景观主题——建立三国文化城。 对此，长江大学教授魏昌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宗旨就是为合理保护和恢复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在荆州古城内修建三国文化城，对古城本身就不是一种保护行为。在我国历史上，荆州的文化不曾中断，三国文化只不过是短短几十年的“昙花一现”，并且三国文化在荆州没有权威的文献和遗址作为支撑，如若仅凭《三国演义》这部小说就在荆州修建代表文化的三国文化城，“对历史是不负责任的”。 面对指责，荆州市文物局局长阎频表示，荆州古城疏散城内居民、修建三国文化城是为了增加申遗的砝码，“这一切都是申遗的基础性工作”。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规都提倡原址保护，之所以以在荆州兴建三国文化城为代价来申遗，也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三国文化的魅力。“我们的思路就是这样，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升荆州的旅游品牌”。 而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是，荆州在正史上素以“楚文化”而蜚声海内外，其真正具备核心文物价值的是以“楚文化”为主题的各种文物古迹。小说家罗贯中笔下的《三国演义》，浓墨重彩书写的那段有关荆州的“历史”，更多只是一种杜撰，与真正的荆州历史相去甚远。如果耗费巨资修建的这个三国文化城，没有历史史料和历史遗迹作为支撑，无异于是把这座城建在流沙上，没有文化根基，对荆州古城的保护是一种内涵上的破坏。 6．台儿庄古城位于山东省枣庄市，曾是古运河上的一座商贸重镇，有“天下第一庄”的美誉。1938年的台儿庄大战，使这座古城化为废墟。2008年，枣庄市开始启动台儿庄古城重建工作，历时3年多，取得了明显成效，使其成为集“运河文化”和“大战文化”为一城，融“齐鲁豪情”和“江南韵致”为一域的新景观。 据介绍，2006年，枣庄市委、市政府经过多次现场调研，果断叫停了已经谈成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决定按照“大战故地、运河古城、江北水乡、时尚生活”的定位，对台儿庄古城进行重建，并明确提出，要让古城在原有面貌、形态、规制等历史的基因上复活起来，为后人留下一笔世界文化遗产。针对大战以后保留下来的遗存不到10%的状况，枣庄市委、市政府没有急于建设，而是用了3年多时间，走访了古城每一位80岁以上的老人，查阅了数百部史籍，从国内外搜集到380多张台儿庄的老照片，绘制了4000多幅老建筑的素描图，弄清楚每一栋建筑的前世今生、主人身份和家族故事，以及当年的用途，邀请专家依据史料绘制出古城复原图，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划，遵循“存古、复古、创古”的理念，将保存下来的大战遗址、古城墙、古民居、古街巷等历史遗产科学地进行修复。 在古城恢复中，一是对现有遗存的古驳岸、古码头、古船闸、古庙宇、古会馆以及民居和店铺等，原址原貌地保存下来，修缮处理，修旧如旧。保存古城95%的道路肌理和水系框架。二是为了保证把古城建好，按照“原空间、原尺度、原风貌、原材料、原工艺、原地工匠”的“六原”标准，严格按照文物和遗产标准进行重建，力求把景点建成经典。为此，从全国筛选出30多家最好的古建队伍，并引入竞争机制，由专家对工程质量进行验收，不合格的一律推倒重来。同时，在古城建设中融入了数字、节能、生态等现代元素，以体现现代工艺水平和功能需要。比如，对古城内的地下管沟、给排水系统，对隐蔽工程中的强电、弱电，按现代城市功能的要求建设和配置。 整个台儿庄古城重建计划投资48亿元。钱从哪儿来?枣庄市以政府为主导，市场运作，组织市内五家国有煤矿企业各拿出10万吨煤，用50万吨煤换来相当于4亿元的启动资金，组建投资公司启动了古城建设。现在，台儿庄商业用地从每亩30万元增加到600多万元，古城净资产超过180亿元。同时，在全国范围征集筛选进入古城的经营业态。为确保进入古城的商业业态与古城风貌和文化相配套，对低俗业态一概拒之门外，而且基本做到一店一品，这与其他地方古城中所售的旅游纪念品千篇一律的现象明显不同。特别是对文化业态格外重视，对来古城的文化创意人才提供600套3年1元租金的20平方米的工作室。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目前，古城中已集中了近40余个国家、省级非遗手艺项目。 7．在意大利，我们见到最多的是各种风格的教堂和废弃的残垣断壁，这些发掘出来的皇宫、教堂都被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据意大利学者马丁介绍：“在真实历史遗迹之上弄出任何现代的复制品，都是作假。”他认为，艺术的第一要素是真实，所以哪怕是一段引水槽、一座残破的城门、一段破损的古城墙，一旦被发现，后来者必须为这些遗存让路。 在意大利人的眼里，古城的保护是一门高深的艺术，要尊重、要研磨、要小心翼翼，所以意大利众多古街道的路面还保留着过去铺的小方形石砖，即便是新修的道路，铺路材料依然是老老的小方形石砖；老城里造新房子，直冲云霄的高大建筑几乎看不见。 到过威尼斯的人，可能都对圣马克大教堂广场上的成千上万只鸽子印象深刻，但你很少看到鸽子停在教堂顶上。为何?原来，为了不让腐蚀性很强的鸽粪损害教堂，意大利人在教堂屋顶鸽子能歇脚的地方都放上了密密麻麻的细针，手法堪称艺术。 不仅意大利，欧洲各国如法国、英国、西班牙等，无不怀着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小心而虔诚地对待这些宝贝。即便是小国斯洛文尼亚，我们也在皮兰看到了令人叹服的一幕：广场上刻着“1466”的旗桩，就这样沧桑地立着，没人去动它；不仅是旗桩，散落在街头巷尾的一棵与一根石柱死死缠成一体的古藤、东一块西一块有刻痕的建筑残石、多半已经生锈烂在土里的铁锚等，都没人去动它们；一座中世纪的修道院，早已荒芜，仅存中庭，只有一些残损的雕像或兽头放在廊沿上，其他空空如也；人们把庭院打扫干净，却任由野草丛生，播放一些古典音乐——用音乐唤起的想象与情感装满庭院。“中世纪的残垣断壁，是地面上的文物，用不着标明‘文保单位’，也被人们当作‘沉默的老者’，备受尊崇地活在人间。”看到这一情景的艺术家冯骥才感慨道。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山东淄博高新区石桥办事处阎高村的黄猛，5年来，为了供哥哥读书，小学毕业后就开始捡垃圾。在张店垃圾处理场，黄猛踏遍了垃圾场所有的角落，不管刮风下雨猛子从来没有间断过。夏天，垃圾场里臭气熏天，苍蝇到处乱飞，对于这些猛子早已经适应了。累了就在垃圾场里铺上一块塑料布，躺在地上就睡，饿了就拿出奶奶给做的饭在垃圾场里吃。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堆满了啤酒瓶、塑料瓶、鞋底等废品。虽然黄猛文化程度不高，捡垃圾一个月可以赚到大约500元。 在今年的高考中，哥哥黄亭以634分的高分获得了今年高考淄博市文科第九名、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 父亲早逝，母亲和奶奶没有劳动能力，全家靠村里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艰难度日。记者在这个旧房子里看到，一个土炕和一张大床，在大床旁边摆放了一张旧桌子。家里除了一个小录音机外，再也没有别的电器。据说，垃圾场将要封闭了，到那时弟弟捡垃圾的“工作”也就丢掉了。 2．据有关报道，3年间，刘刚坦荡拾荒，靠“经营”垃圾赚足大学所有的费用；3年间，他勤勉求学，以自强则刚的人生观改变着周围人的生活态度——重庆师范大学学生刘刚从卖废品赚生活费起步，3年间，在坚持学业的同时建立起废品回收公司；在赚取学费的同时，他正在为更多贫困生提供勤工助学的机会。 “生活不容易，我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所得，所以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刘刚说，平时只要有贫困学生到公司来帮忙，比如打包、装箱什么的，刘刚以每小时10元的报酬付给，“我想让所有贫困学生都能靠自己的双手赚钱修完自己的学业!” 3．今年已83岁的陈天福老人，原是包头铁路医院的医护人员，一生没有婚配也没有子嗣。 1981从工作岗位退休后，就一直居住在包头市东河区公四街30多平方米楼房内。老人一生性情平和，乐善好施，多次捐助过贫困群众。2003年，老人曾对遗嘱进行公证，希望百年后，捐出眼角膜和大脑用于科学研究。近两年来，老人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前，所以决定对原遗嘱进行补充，想把自己现居住的37.6平方米住房卖出，其款项由她亲自送到贫困学生手中。 在得知陈天福老人这一善举后，家住包头市昆区65岁的安志君以32000元买下了这套房产。 近日，在包头师范学院博学楼内，陈老太太亲手把卖房款中的2万元捐助给了17名贫困大学生。 4．山西省榆社县西马乡新村43岁的陈某服毒自杀，原因是他“不堪承受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重负”。同样的悲剧再次上演，因为女儿的高考分数达到了二本录取分数线，自己又无力凑够学费，山西省翼城县唐兴镇南官庄村农民李某在家中上吊自尽。 5．据调查显示，82.3%的贫困高考生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教育支出大。其中，平均每年每个贫困高考生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在6780元左右，高于平均家庭总收入4756元，超过2/3的家庭人不敷出，有81.0%的家庭总收入尚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 在调查涉及的地区中，贫困高考生西部的比例明显高于东部。他们当中，品学兼优者占 52.2%。调查发现，12.7%的人因交不起学费可能放弃上大学。 调查中，62.8%的高中教师认为，能否支付大学第一年学费往往决定着贫困生能否圆大学梦。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六成贫困高考生表示自己不能凑齐大学第一年的学费。82.5%的贫困生认为自己能考上二本以上院校，80.3%的贫困生认为上大学可以改变命运。 6．由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已经被33.8%的贫困高考生认为是最有效的资助方式。相比之下，最贫困的那部分人约占25.5%，他们明显对社会经济资助更为渴望。 虽然近些年来政府相关部门不断提高助学贷款的总量，但却无法满足同样逐年增长的贷款需求。有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8月，我国普通本专科在校生数约1562万人，其中贫困大学生 405万人，约占学生总数的26%。截至2005年12月底，在全部大学生中，获得助学贷款者的比例仅占14.6%——这说明，约有178万贫困大学生未能取得助学贷款。 7．在教育部2006年7月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崔某介绍，自1999年开展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以来，全国申请贷款累计总人数395.2万人，银行审批人数240.5万人；申请贷款累计总金额305.6亿元，银行审批金额201.4亿元。 8．据介绍，目前学生贷款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国家助学贷款、高校利用学校资金对学生办理无息借款、一般性商业助学贷款。助学贷款有了新的变化。 改革财政贴息办法。实行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全部自付的办法。 延长还贷年限。实行贷款学生毕业后视就业情况，在1年～2年后开始还贷，毕业后6年内还清的做法。 鼓励毕业生到艰苦地区和艰苦行业工作，研究建立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机制。对到国家需要的艰苦地区、艰苦行业工作，服务期达到一定年限的贷款学生，经批准可以奖学金方式代偿其贷款本息。 改变由国家指定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实行由政府按隶属关系委托全国和省级学生贷款管理中心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 对普通高校实行贷款总额包干办法。全日制公办普通高校每年的贷款总额原则上按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高职学生)、研究生以及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总数20%的比例，每人每年 6000元的标准计算确定。 由高校和银行共同操作。助学贷款的前期宣传、申请材料的审核等工作主要由学校完成，银行根据学校报送的申请材料，在学校的贷款包干额度内审批贷款。 9．针对《儿子高考得高分，贫父却因交不起学费绝望自杀》一事，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国家政策可以让以每一个考上公立高校的学生都能够顺利入学。 发言人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心下，经过财政部等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中心的包括“奖、减、贷、助、免”等一整套资助困难学生上学的体系。 发言人称：从2005年起，国家每年投入10亿元，其中2亿元用来奖励5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同时资助53万多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人每月150元；国家助学贷款去年按新机制运行后，获得贷款的学生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06.8万人。 发言人表示，国家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目前最完整、受益人数最多，也是最庞大的体系，是任何其他的资助体系都比不了的。因此，在2006年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开始时，希望媒体大力宣传国家有关资助高校贫困学生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宣传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级领导对困难学生的关心，要使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考生、家长了解资助困难学生的有关政策、采取的措施以及各方面进展情况，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使悲剧不再发生。 10．在2006年7月26日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特别指出，贫困家庭的学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如果发愁没有路费，没有经济能力买车票，一定要了解一般性商业贷款，这种贷款在当地的信用社、银行都可以贷到，它能够保证学生有钱买到车票，准备一些基本的行李顺利启程，到学校报到。 11．据介绍，一般性商业助学贷款，是指各金融机构以信贷原则为指导，对高校学生、学生家长或其监护人办理的，以支持学生完成学习为目的的一种商业性贷款形式。这种助学贷款近年来也得到快速发展，是对国家资助政策的有益补充。一般性商业助学贷款财政不贴息，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均可开办。 12．陕西合阳县63岁的党某，通过16年的观察和对110户农家的走访，写了一份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反映农民供养大学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合阳人十分讲究住房，可被誉为“秀才村”的城关镇小郭村，群众房子似乎还在20年前。该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某说，他们村只有500多人，但自恢复高考以来，全村出了100多名大学生。别的村对考上大学的学生有奖励，他们村出的大学生太多，无法奖励。 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两个儿女都考上大学，最多时欠债10万元，现在还有8万元债，光一年利息就一两万元。由于精神压力大和劳累，丈夫病倒了，因无钱治疗，在儿子上大学第二年离世。 和家庄镇长洼村79岁老人王某说，上世纪70年代劳动时，他从拉麦秸的车上摔下来，受了重伤，长期不能生活自理。大儿子智力有障碍，只能由他人带着干点力气活。全家靠老伴支撑。由于几个孩子都在上学，花费大，老伴又要种地、干家务，还要去拉煤挣钱，积劳成疾，又顾不得治疗，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第二年突然病故。 党某调查的110户农村大学生家庭，有11人因为孩子们的学费而累死、自杀、病逝。供养大学生的家庭，平均每10户就有1人这样离世。 13．上海东华大学的《学生手册》上标明：“凡贫困生买手机者不能享受国家高额奖学金”，也不能有MP3和电脑；甘肃联合大学规定，凡欠学费500元以上的学生，不得参加期末考试，一些贫困生因此在考试当天被逐出了考场；不仅不能参加考试，而且不能享受贫困补助，成绩再好也得不到奖学金，也不能入党’。 14．近日从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了解到，各校近年来结合各自实际，不断完善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以助学金、临时困难补助、减免学费、勤工助学为辅的助学体系，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减轻生活压力，顺利完成学业。 15．2005年8月12日，宁波晚报《帮贫困学子圆大学梦》特别报道刊出后，宁波市民爱心潮涌。截至8月20日，已有近30位市民致电晚报，想资助这两位贫困生，热心市民承诺资助的现金达10多万元，使他们的就学问题得到了解决。 民间救助属于自愿行为，有赖于捐助人的道德责任，容易出现随意性和非连续性的弊端；对于庞大的救助需求，单纯依靠媒体或慈善机构开展局部范围的助学活动，无法真正解决大量贫困学生的后顾之忧。如何逐步实现贫困生资助制度化，建立起完善的贫困生救助体系，让每一名中榜学生都能上大学，应该成为各级政府的关注焦点。 对贫困大学生采用直接资助、财政埋单的办法，发挥政府在救助贫困生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无疑有助于促进救助体系的制度化构建。在这方面，广东省珠海市出台专门规定，采用直接资助、财政埋单的办法，把救助贫困大学生工作制度化的做法值得借鉴。 1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关注贫困生资助伦理问题，探索出一套“隐形补助”的新路子，在给贫困生经济补助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对他们的自尊与隐私的保护。仅去年一年，中国科技大学通过不见面的一对一资助方式，就向1100人次学生发放了临时困难补助66万元。 中国科技大学这项“隐形补助”政策试行两年来，受到学生、家长和老师多方的好评，因为它体现了对学生人格尊严的尊重。 贫困家庭的孩子心理往往更为敏感和脆弱，他们需要资助，更需要人格平等与人格尊严。如果我们采用的方式有所不妥，会对他们的自尊心造成很大伤害，甚至留下永远抹不掉的心灵阴影。对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尊严，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上的资助更重要。因此，以人性化方式救助贫困生肯定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17．记者从青海省教育厅学工处获悉，青海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已经达到了3万人，按照青海省高校认定贫困生的有关标准统计，贫困生人数在1.35万人左右，约占在校生总数的45%。为帮助这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青海省初步建立了以“奖、贷、助、补、减”和“绿色通道”为内容的资助体系，并开展了有效的资助工作。 北京市2004年有近7000名因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的新生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福建省、浙江省、甘肃省2004年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的高校学生分别为1.8万人、 12127人和1587人。 18．教育部将于8月1日开通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工作投诉电话010—66097980。这部电话是教育部为督查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贫困生资助工作情况，切实保证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入学设定的。8月1日～9月15日期间，教育部将24小时安排专人值班接听投诉。 据了解，考入各公办普通高校的学生，如果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发现学校未同时寄送贫困生资助政策有关材料，特别是没有介绍“绿色通道”政策，或没有寄送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制的“国家助学贷款指南”；开学报到时，发现学校没有建立“绿色通道”，将贫困家庭学生拒之门外；进入学校后，发现学校没有贯彻落实国家规定的各项资助政策，均可拨打这部电话进行投诉。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7月28日再次强调，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必须切实执行国家资助贫困家庭学生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必须落实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必须建立“绿色通道”制度，即对被录取入学的贫困家庭学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分别采取措施进行资助。 19．高校不得按学生的经济状况安排住房，原则上有条件的高校要实现学生按班级住。 2005年7月19日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教育部表示，各高校要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力度，杜绝按学生经济状况安排住房的现象。 在2006年7月26日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财务司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在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策宣传还不够，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这位负责人表示，一些政策和措施还没能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从而还有少数家住偏远地区的、新被高校录取的大学生及其家长，没有全面了解国家政策，不知道如何解决上大学所面临的经济方面的困难。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少数地方和高校的主要领导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有些政策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该负责人在谈到如何解决资助贫困生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说，今后一个时期，一方面希望新闻界继续加大对资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工作的关注和宣传力度，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认真、全面、广泛地宣传好国家政策，解除广大人民群众、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各地区、各部门、各高等学校要把保证新录取的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入学，保证在校学习的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作为教育系统认真学习、贯彻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一项主要工作来抓，进一步采取措施，狠抓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做好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新机制的推进工作。 20．很多高校没搞清楚贫困生的身份，导致一些扶助贫困的资源落在了非贫困生头上。笔者就曾经亲眼目睹了惊人的一幕：在排队领取贫困生补助的长长队伍中，80%的“贫困生”因排队无聊而拿出手机打电话、发短信解闷……国家的资助体系如此被“执行”，岂不成了骗人的工具。 高校开学后，个别“假贫困生”也忙开了，他们和其他贫困生一样在紧张地整理材料，准备享受学校对贫困生的优惠政策。冒牌“贫困生”虽属个别现象，但却扰乱了高校正常的救助秩序，应当引起重视。 某高校的一位辅导员无奈地告诉记者，“假贫困生”冒领各种助学款的现象确实存在。学校很难从学生表象来判断他是不是贫困生，主要依据当地出具的学生家庭情况证明。因此，“假证明”就无法杜绝。另一方面，个别大学生的诚信意识淡薄，认为学校的贫困救助款不领白不领，冒领现象时有发生。 有位高校教师认为，国家救助贫困生的款项非常珍贵，助学金、补助金虽然微薄，但对一个贫困生来说，可以帮助他完成大学学业。冒牌“贫困生”现象很难界定为“本质”问题，但也反映出某些大学生的道德问题。 据了解，目前“假贫困生”现象已经引起了众多高校的重视，部分学校正在积极研究对策，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防止“假贫困生”现象继续蔓延。 21．“本学期的贫困生申请和认定工作已经结束，但我们至今没收到任何投诉电话和信件。”昨天，绍兴文理学院学工部部长胡某开心地说，“公示制度有效杜绝了假贫困生。”但公示制度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争议的聚焦点在于是否涉及个人隐私。 浙江大学某学院学生李冲(化名)着装华丽，却在学校申报经济困难生时．提供了家庭困难证明，因此顺利申请到了一学年的贫困生补助2000元。“家里穷，还穿这么好。”同学们议论纷纷。怀疑在不久后成了现实，“他的父亲开着宝马车来学校看他。” 申请人是否贫困，同学最清楚了。胡某说，他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应该发动他们进行互相监督。困难生公示制度因此应运而生——在学生申请贫困生后，他们会将其名单贴于各院系公示窗及校园互联网上。效果非常好。胡某说，至今未收到任何投诉。 虽然公示制度效果明显，但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和争议。该校人文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表示：其实按道理我也能申请到贫困生资格，但要公示我的名字我却很难接受，所以我选择了放弃。 对此，胡某表示：“公示利大于弊。”他们认为这是个民主程序，是为实现贫困补助款发放的公平、公正，相信绝大多数学生能理解。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钱律师支持了胡某的说法，“隐私是相对而言的，申请贫困生本身是个公开、透明的行为”。不过，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杨某建议，为避免贫困生自尊心受打击，可以建立学生诚信档案，以此拒绝“假贫困生”出现。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杭州瓜菜老板高志红这些天一直闷闷不乐。眼看春节瓜菜运销旺季来临，他发放给海南各地菜农的2万多元种子钱，还一分钱没有收上来。日前，他对记者抱怨说：“一些菜农不按合同办，把菜卖给那些‘黑客’，心里着急着呐!”　　2．高志红讲的“合同”，是指放种商与菜农签订的保价收购订单。放种商事先把种子发给菜农，并约定最低保护价。当市场行情低迷时，按保护价收购；当市场俏销时，瓜菜随行就市，而种子钱则要等瓜菜全部收完时才能收回。　　3．这种瓜菜生产模式，目前风行海南，并广为推广。按理，其主要受益者是菜农，因为他们只要依订单种菜就行，无需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但问题是，一旦瓜菜俏销时，总有那些没有与农户签订任何合同的收购“黑客”，以每公斤高出放种商0.1元的价差暗中大肆抢购，一些菜农见钱眼开，而置合同于不顾，把瓜菜高价卖给“黑客”。高志红收不到瓜菜，意味着种子钱也收不回来了，辛辛苦苦白忙了不算，连本钱也赔了，能不烦心吗?　　4．高志红的遭遇，不少放种商都经历过。1月9日，杭州来的另一个放种商封鑫明也曾向记者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位在海南安定、乐东、三亚等6个市县放种了上万亩的瓜菜大户，已在海南住了3个月，眼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极少数菜农以一时之利而不守信用。　　5．海南目前最大的反季瓜菜生产运销企业“中海永青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有同样的苦衷。1月12日，中海永青生产技术部董柱告诉记者，元旦前夕，内地少数收购商见海南黄皮小尖椒俏销，就跑到海南来以每公斤高出1毛钱的价格恶意抢购，一些菜农不顾订单私下出售。中海永青为遏制这一扰乱市场的行为蔓延，针锋相对，反过来又以高出外地“黑客”的价格向合同农户收购，“黑客”见势不妙望风而逃。　　6．中海永青财大气粗，并着眼长远，不在乎这样一些小的损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何处理协调好与菜农的利益关系，他们同样没有更多的招数。　　7．当然，也有个别放种商不守合同。澄迈太平乡堂北村菜农洪光南种了十年反季瓜菜，他除了自家种菜外，还兼做放种大户的代理商，协助放种商负责上千亩瓜菜的管理与收购。他说：“去年有一阵子市场瓜菜价格大跌，个别放种商拒收瓜菜，不少菜农看着瓜菜烂在地里，找谁呀!”　　8．令人欣慰的是，元旦期间，杭州市场上小尖椒滞销，放种商封鑫明还是坚持在乡间收购。他说：“本来多收即要多赔，但合同农户把尖椒送来了，我能说不收吗?”人心都是肉长的，过不久，市场行情转好，有“黑客”前来抢购，那些与封老板签了订单的农户也同样不为一时的利益所动。他们心里都明白，失去了信用，即失去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9．海南省农业厅厅长肖若海指出：“订单，是海南瓜菜走向岛外市场的必由之路；信用，是实现订单农业的生命线；就全省而言，信用缺乏尚是个别现象，但为了海南瓜菜更好更快更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在温暖着各个村寨。乡亲们盼着乡村振兴，盼着农业强起来，生活富起来，农村美起来。基层干部反映，乡村振兴，急缺的就是资本。资本下乡，就是撬动乡村振兴的活水，是乡亲们的甘霖。 随着我国“四化同步”的推进，城市发展的资本开始外溢农村，提振农村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资本不再紧盯着城市的投资需求，而是腾出手来推动农村经济进步．寻找自身发展的另一个空间。 现在，种植业、养殖业、农村服务业，到处都能看到下乡资本大显身手。农村新兴生产方式和农产品流通手段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测土配方施肥、农业物联网、无人机、大数据、无土栽培、休闲农业、农产品电商……资本下乡，激活了农村经济的一池春水。 也应看到，规范不够、不全的资本下乡，某种程度上也积累着农业农村发展的风险。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农村已有30％的农户流转了承包地，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到4．79亿亩，而流入企业的承包地面积年均增速最高的年份曾超过20％。如此规模的增速，加重了下乡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地趋势；一些耕地出现了“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同时，一些下乡资本由于缺乏种地的经验。对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抵御能力差，遇到农产品价格下降，收不抵支时，毁约弃耕的现象有时就会出现。 因此．在鼓励资本下乡的同时，应从制度上进一步规范下乡资本的行为，既给下乡资本足够的发展空间，也最大限度地规避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 鼓励下乡资本重点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目的在于推动传统农业加速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同时，禁止下乡的资本擅自改变农业用途、严重破坏或污染租赁农地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护土地资源，一方面，强化租赁农地的用途管制，采取坚决措施严禁耕地“非农化”；另一方面，指导租地企业(组织或个人)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投入品，防止出现掠夺性经营，确保耕地质量等级不下降。 限制下乡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地。大面积租地，不仅挤占了农民的发展空间，而且企业的经营成本也会很高，容易形成新的“规模不经济”，农民流转承包地权益收入兑现得不到保障。各地应综合考虑人均耕地状况、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农业科技进步和生产手段改进程度、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等因素确定下乡资本租地上限。 切实保护农民权益，防止农民利益受到鲸吞。下乡资本租赁农地应通过公开市场规范进行，严禁下乡资本借政府或基层组织，通过下指标、定任务等方式强迫农户流转农地。要指导下乡资本与农户签订规范的流转合同，并明确土地流转用途、风险保障、土地复垦、能否抵押担保和再流转．以及违约责任等事项。鼓励各地建立健全租赁农地风险保障金制度，防范承包农户权益受损。 乡村振兴战略，呼唤着一切有利于乡村发展的要素，也呼唤着资本下乡。但是，资本下乡不是“万能良方”。乡村振兴的主体，必须而且始终是老乡。任何时候，农民都是农业兴旺和农村发展的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农业农村发展规律，充分尊重农民发展意愿，充分结合农村发展实际。 2．乡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整体治理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当前，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我国城乡之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被彻底打破，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带来了城乡之间的密切交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还有效地促进了对现代社会治理理念的共同认知，为城乡并轨同治提供了重要前提。但是，也使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乡村基本上属于人口相对稳定的封闭的区域，即常说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以宗族制度为主体，辅以宗教、伦理道德、村规民约的治理机制在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城市化的出现，使我国乡村人口净流出加剧。这其中包括大量的乡村精英。有学者统计：人口规模的减少在部分村落达到全村人口的60％~70％，一般都在40％以上。乡村经济、政治精英的城市化流动，导致乡村出现治理能人的短缺；非精英乡村居民原本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是乡村精英开展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性支撑，他们大量涌入城市，使乡村居民呈现出“386199”的特点，总体上加剧了乡村社会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弱化。 大规模的城市化，使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但由于受制于二元体制，乡村集体经济并未得到理想化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使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人力资源与集中的消费群体；基于效率，集体经济通常会遭遇城市经济的淘汰；规模经济的政策导向等。在我国目前大部分地区，乡村集体经济发展仍然薄弱，甚至于空白。基于当前我国总体乡村集体经济较弱的现实，大部分乡村社区仅依靠国家投入尚难以获取充裕的社会治理资源供给，致使乡村社会治理出现“资源缺乏”的疲软症。 在市场经济的深度冲击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新生代更多地接收到现代社会文化，包括政治文化，导致传承了几千年的乡村文化传统出现代际割裂，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乡村文化传统受到市场平等观念的冲击，使新老两代之间呈现出社会治理观念的冲突。传统乡村文化保守派坚守“宗族”“儒家伦理”与传统惯习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性，对民主政治、经济理念持否定态度；接受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平等理念的新一代对老调重弹的“伦理”“宗法”“长幼有序”等传统观念严重不满，主张以更加民主的、更为经济的理性化方式治理乡村社会。这两种社会治理观念的冲突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仍较为普遍存在，已成为掣肘乡村社会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我国现代治理体系建设不得不面对的价值选择问题。 大规模城市化，使得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大量城中村、城郊村出现，在城市的辐射下，这些村落汲取了较多的经济资源，也为乡镇政府、村级基层党组织及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社会治理主体腐败带来了原始动机。在离城镇较为偏远的乡村，由于人口的空心化与基层政府监督的弱化，也常被腐败问题所困扰。近些年来，无论案件数量、涉案金额、人员数量等都呈上升趋势。城市化过程中基层激增的腐败问题，带来乡村治理主体及治理行为的合法性削弱。 3．这是一个普通的华东村落，带有鲁中地区特有的味道：村庄被一片青青的麦田包围着，村内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每家一个小院。走进任何一户农民家中，并不像以往那样最先闻到那股厕所的臭味，“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的简易旱厕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宽敞的卫生间、水冲式便器，以及贴着明亮瓷砖的墙壁。乡村厕所，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展示着农民的生活。 这一切，皆源于一场被称为“厕所革命”的旱厕改造行动。2014年年底开始，山东省Z市通过强化制度保障、试点推进、资金支持和项目管理，全力推进农村旱厕改造工作。截至2017年8月底，全市2478个应改村的37．5万农户全部完成改厕任务，昔日的卫生死角变净、变靓，农村环境质量和农民幸福指数显著提升。此外，该市还探索形成了一套农村粪便循环利用的有效模式，形成了生产生活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局面。 Z市某村村民王秀华表示，这些年农村的条件好了很多，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村里路灯也安上了，老年人还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就剩下厕所了，而这正是农村普遍的状况。尤其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批年轻人进城，留守老人、孩子掉人茅坑的事时有发生，小小的厕所已经给人们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与此同时，人们对卫生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间臭气熏天的厕所，甚至成了很多年轻人不愿回村发展的最直接原因。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Z市将旱厕改造提升到了农村民生和乡村发展的高度，并将其列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市县乡镇财政分别拿出一定的资金补助农户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下大力气解决这个困扰乡村千百年的难题。 “市里专门出台了农村旱厕改造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村民改建一个旱厕可享受到省、市、县三级补贴，各镇、村也制定了相应的扶持奖励政策。改造一间水冲厕所，基本不用农户自己出钱。”Z市市委副秘书长、市农工办主任阎炳义介绍，为保证改造效果，Z市还采取“统一招标耗材、统一施工队伍、统一施工规范、统一检查验收”的方式，从物料准备、厕所改造、便器安装、卫生维护等方面实行全程服务。 “农村的情况和城市不一样，厕所普遍都在厢房，冬天水管容易上冻。为了能够真正把这件实事落到实处，我们几乎把全国的厕所都拿来研究了一遍，最后选择了几种符合Z市农村实际的，包括三格化粪池式、双瓮漏斗式等。当然具体到每个村的情况还不一样，村集体就召集村民开大会，商量村里具体采用哪种方式。”Z市市委农工办调研科科长王玉杰说。 厕所改造，除了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外，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减少疾病的传播。粪便无害化处理后，还可以减少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然而就是这样一项惠民工程，要想真正落实也并不容易。首先是因为乡村的特点：分散。一个村庄小则一二百户，大则五六百甚至上千户，情况不同，想法各异，整建制进行厕所改造，需要很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当时我们开村民代表大会，就有人有顾虑。说厕所改完了，坏了怎么办?虽然是一个厕所，也是动土，怎么动，什么时候动，老百姓都很慎重。后来我们村干部带头改、党员带头改，在一些积极性比较高的农户那里先做试点，改完了让村民来看，这才打开了局面。”临淄区朱台镇西单村村委委员李光说。 为了保证这项民生工程落到实处，各区县还探索建立了一套后续管护的长效机制，在乡镇村成立了农厕服务站，全面建立了“有场所、有牌子、有车辆、有人员、有电话、有制度、有经费、有配件专柜、有活动记录、有粪液利用”的改厕管护服务组织，以解决广大村民的后顾之忧。 与城市相比，无论是生产还是生活，乡村与自然的联系都更为密切。这就决定了乡村改造要尽可能地与自然相融合。 旱厕改造，显然也是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考量的。从生活上更加方便卫生人手，与生产上的迫切需求相结合，在推进农村旱厕改造过程中，Z市不断推动循环农业发展，形成了一个个从“厕所”到“农田”的绿色产业链条。 “从供给端来说，以前农民没那么多钱买肥料，就靠人畜粪便上田肥田，现在一些农户土地流转出去了，改厕后粪便的处理反而成了问题。其实之前农村也有自发提供抽厕服务的，但是比较贵，抽一次也得近一百块钱，抽出来的渣液处理也不规范，随便倒在沟里，或者树林里，一下大雨容易污染河流。”荆家镇镇长荆茂田说，“从需求端来说，这些年随着土地综合整治的开展，规模经营逐步扩大，一些合作社、基地种植蔬菜比较多，对有机肥料的需求量很大。” 基于这种情况，荆家镇结合旱厕改造引导成立了专业化的清运公司，政策补助配备了粪便清运车，建起了4个500立方米的沼气池，服务可以覆盖全镇1．1万多户。这些经过腐熟的粪便被定期运往绿色生产基地，变成了有机肥料，回归自然的同时提升了地力，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宝贵财富。与此同时，一条“农户+清运公司+蔬菜基地”的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也应运而生，推动着当地农村走上了一条绿色、环保、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从生活到生产，从卫生环境到产业格局，随着一个个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的诞生，在广袤的鲁中大地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人乡村的方方面面，Z市也因此获得了众多荣誉。2017年6月，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此召开，“农村五化”、环卫一体化、移风易俗、公益性公墓、旱厕改造等五项重点工作得到广泛认可。 4．2002年，人民网推出“五年成就100词”，其中“海归族”一词特指：有国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留学归国人员。15年后的2017年，从城里返乡创业的农民工群体，被网友们热情地称为“城归族”。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对“城归族”加以这样的描述：“农村出去打工的农民，经过了一二十年，少的七八年，积累了经验，认识了朋友，有了点储蓄，更重要的是有了技术。农村又需要人，就干脆回来了。”那么，“城归族”现在到底人数几何?权威资料显示：在全国外出打工的1．67亿农民中，累计有超过1／4的人由“农民工”变身为“城归族”，“城归族”总人数累计高达4100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要振兴，关键在人才，而数以百万计的“城归族”，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乡土生力军”。 曾经背起行囊进城打工的他们，如今不少人又选择回乡创业。2017年11月召开的首届中国农村创业创新论坛传来消息，全国各类返乡下乡双创人员达700万人，年均增幅在10％以上。“城归”潮成为一种新现象。人的流动，是社会活力最重要的表征。这些年，许多地方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问题凸显，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农村青壮劳动力长期净流出。“城归”到来，意味着乡村治理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带着浓浓的乡情，带回资金、技术、新观念，将为农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为乡村振兴带来巨大人口红利。 创业要用地，土地问题首当其冲。支持返乡下乡，国家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举措，然而不少“城归”们反映，在基层常遇到政策梗阻。比如，政策允许“城归”和当地农民合作改建自住房。但在实际操作中，权属划定难，手续操作难。一位返乡创业者坦言，基地建成两年了，但团队成员一直为住处、加工厂发愁，没有用地指标，只能住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管得太死，政策难发挥效应。 创业要资金，融资难仍是瓶颈。“城归”创业，大多从事现代高效农业，投资大、周期长，最渴望贷款，但有的金融政策到基层变了样。比如，政策要求一定额度内的支农贷款免抵押、免担保，但一些银行出于风险考虑，不仅要有房产等物品抵押，还要求至少两个公职人员担保。一位返乡的合作社社长坦言，农业设施和农房没有产权，抵押不了，找公职人员担保难度大，想申请贷款，看得见却摸不着。 创业要硬件，基础薄弱是短板：据调查，54．3％的返乡创业者都使用互联网等新技术，但在许多农村，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滞后，成为新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这几年“三农”投入持续加力，但有的地方项目“一刀切”，村里最需电商项目，落地的却是村庄美化，村民盼着特色种植，安排的却是光伏发电。政策没能精准对接创业需求，效果就会打折扣。 “城归”们遇到的这些“末端梗阻”，正是地方政府今后努力的方向。让“城归”回得来、安心留得下，需要地方破梗阻、搭平台、送服务，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全链条优惠政策体系。要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审批，为“城归”们设立绿色通道，将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扶持范围。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建产业园、孵化园，在人才、税收、招商等方面搭建多种平台，为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更好的机会。 “城归”创业，既要有热情，也要有“金刚钻”。新时期农业的新潜力，不仅在农产品绿色、放心上，更在于农村能够养眼、养肺、养心。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穿新鞋走老路，而要把田园变公园、农区变景区、劳动变运动、产品变商品，实现农业全链条升值。这需要加强培训，让更多农村双创人员懂农业、懂农村，激发农业农村新动能。 广阔农村是希望的田野，营造有利于乡村发展的创业环境，让“城归”们在家乡大展身手，助力农业成为令人羡慕的产业，农村成为令人向往的美好家园。 5．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三农”问题号脉定位，提出方向性指引，振奋民心，提振信心。方向锁定。并不意味着美梦成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系统工程，是长远规戈，不是造盆景，树典型，也不是乡村发展“大跃进”，而是蹄急步稳、持之以恒、真刀真枪地分步骤、有节奏完成真金白银的“硬投入”和人才的“软建设”。明白如何振兴，避免“一锤子”买卖，不刮“一阵风”，不摆“烂摊子”，不留“烂尾楼”，振兴乡村才能确保兴乡兴业兴农。 作答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这个寒冬，对于L集团俄罗斯分公司的行政总裁陈总来说，却是“热浪迭起”。2018年12月14日，由分公司出版的《中国民营企业四十年的风云激荡》俄文版新书发布会在其位于莫斯科的中国书店举行，原定只有三五十人参加，最后竟然来了一百多人，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分公司推出的“中国书架”在俄罗斯两座城市挂牌，至此，“中国书架”已在俄罗斯12个城市的22家书店入驻。“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中国书架’很有希望在俄罗斯发展出百家合作书店……”陈总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 陈总所领导的俄罗斯分公司是中国著名民企L集团的下属公司。2009年7月，L集团开始走出国门进军国际市场。“集团一路摸爬滚打，是中国图书出海的一个缩影。”分公司成立之初，推出的第一本书是《快速学汉语》，首印1万本，卖得不好；组织翻译了一些在中国国内颇红的文化类、小说类图书，也只销售了个位数。几年过去了，库存积压，让原来挣的钱全赔了进去。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汉语热”“中国热”迅速升温。中国图书在国外的需求量开始增大，国内的出版社主动上门寻求合作。分公司抓住了这一机遇，组织翻译、销售了大量中国主题书，包括《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经过短短数年发展，该分公司已成为俄罗斯第三大中国主题图书出版社。 L集团俄罗斯分公司共有员工268人，陈总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如此极致的本土化，源于分公司的定位——经过纯母语思维和文化视角，实现对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的组稿、翻译、发行和推广。几年前一家国内出版社组织翻译专家团队，将一本中文图书译成了俄文，另一家俄罗斯出版社得到授权后，也组织了当地的翻译人才进行翻译。两个俄文版本相比，后者页数远超前者。原来，俄罗斯本土化编辑翻译团队，为该书增加了大量的背景介绍与注释，语言风格也更贴近本国读者，受到了更多俄罗斯读者的欢迎。这件事让陈总认识到，要想让世界了解中国，需要依托当地易于接受的思维和话语体系。分公司组建起一支由俄罗斯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名汉学家组成的专业翻译团队，为中国主题图书的俄文翻译工作带来了新气象。为了让中国文化更接地气，分公司还将一些书店打造为文化中心，开展围棋讲座、中国书法班、中国主题沙龙、趣谈中国文化等公益文化活动吸引读者，培养了中国图书的忠实读者和一批新的中国文化爱好者。“粉丝”的增多，也带来了“流量经济”。陈总说：“我对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有了更多信心!” 2．八月的H市，已进入高温炙灼模式。夜，却未因此而平静。晚上十点，市区最大商场的主体部分已经打烊，人们陆续从商场大门走出。与此同时，另一批“意犹未尽”的顾客走进了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东侧的“21街区”。这片主营餐饮的区域，营业时间一直会延长到凌晨两点，是名副其实的“深夜食堂”。人们在炸糕店前排队买着炸糕、在奶茶店外挑选着饮料、手捧着冰淇淋和炸鸡……街区内无论面条米饭、饺子煎包，各式中餐西餐种类都很丰富。 H市商务局的陈科长介绍说，所谓“夜间经济”，是指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早上6点发生的经济文化活动。在不少人看来，夜间经济无非就是“啤酒烤串加唱歌”。事实上，夜间经济的内涵远比“吃吃喝喝”丰富得多。它已经由早期的灯光夜市转变为包括“食、游、购、娱、体、展、演”等在内的多元夜间消费市场。 H市一家著名的24小时书店，就给人们的夜生活增加了一种新的方式。位于临窗位置的阅读区，摆放着一张长桌和七把圆形座椅，其中六把已被读者占用。年轻姑娘小赵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播放的“中国会计网校”课程。休息间隙，小赵告诉记者，自己参加工作不到一年，打算自学考“注会”。合租环境比较吵闹，下班后就来书店学到10点多再回去。“这里环境好，手机用来听课，也没有电脑玩儿，效率还是很高的。” “再来，加把劲儿!”听着一旁教练的口令，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咬了下嘴唇，抹了下额头的汗珠，继续奋力向前推着沉重的哑铃。已是夜里九点半，位于H市南二环附近的一家健身工作室灯火通明。“每天人最多的时候是八点左右，现在好多人已经练完走了。”健身教练表示，“我们工作室成立近三年，明显感觉到健身的人在增多。来这里的大部分是附近的住户，下班之后过来健身。正常，我们是晚上十点关门，但有的人下班晚，跟教练约了，过来练到十一点、十二点也没问题，我们都等。” 为了做好夜间经济这篇大文章，H市于2019年年初成立了由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组成的夜间工作委员会，拟定夜间经济发展目标。设计夜间经济空间布局，并通过与场地经营者、工作人员、夜间消费者以及周边居民对话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平衡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同时，交通部门延长了地铁、公交夜间行车时间，为夜间经济的消费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夜间经济的安全、噪音、垃圾等问题最为人们所诟病。H市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公安、消防、城市管理等多部门联动，确保了夜市附近的公共安全、环境卫生。此外还推出了移动应用程序，供居民举报夜间滋扰情况，可通过网络联系所在社区的负责人，直接对问题进行处理。 “夜间经济提高了设施使用率、释放了消费需求、激发了文化创造、带动了区域发展。此外，由于夜间具有与常规工作时间错位的优势，更多的潜在劳动力也能够通过在夜间上岗解决就业问题，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如何让夜间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的顶层设计尤为关键。政策质量高了，服务品质好了，投资者信心才更强，夜间经济才会走得更好，走得更远。”陈科长感慨地说。 某财经大学的张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服务业具有吸引社会资本与居民消费的双重属性。以商务活动为主的夜间消费正好是服务业发展的最佳着力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消费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在未来，夜间经济必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3．“有些比较明晰的事项还好，最怕的就是想办个事都不知道该找谁。”F市某民企负责人陈先生告诉记者，以前就算登上网上办事大厅，也有时会找不到办事的入口，最终还是免不了要去窗口现场咨询。如今经过改进的网上办事大厅不仅知道怎么办，而且还很方便。记者看到，陈先生通过企业账号在线提交办理后，系统就推送至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受理和审核，审核后，系统自动将该业务分发至下一个审核部门后台进行审查。最后，在完成并联审批过程后，系统又将业务重新流转回来进行最后的办结。“以前是人往部门跑、办事门难进，现在是数据全程跑、不用进门就办成。”陈先生说。 “确实缓了一口气。”谈起去年的股权质押危机，F市知名民企B医药公司的董事长王总沉默良久才开口。这家在医药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上市公司，2018年一度陷入了困境。“公司股价下跌，股权质押比例不断逼近平仓线，每天都在想撑不过去怎么办，心情可以用绝望来形容。”转机来自一笔18亿元的纾困基金。2018年12月，F市联合数家银行建立了民企纾困基金，以解决该市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B公司是其中一家获该基金支持的企业。王总说：“第一期6.5亿元资金到位后，通过部分股份解除质押，股权质押比例有所下降，算是从悬崖边回来了。” 2019年8月10日，在F市另一家著名的民营企业集团办公室，财务部雷主任又一次捧来一大摞账本。两年前，同样在这个办公室，雷主任也给记者捧来十多本账本。那次向记者介绍企业交纳税费情况时，雷主任一脸沉重，这次他的表情轻松多了。他说：“这两年来，减税降费力度很大，企业‘包袱’减轻了不少。”雷主任一边翻着账本给记者看，一边介绍有关科目、项目和数据。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交纳的比例由19%降到16%；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交纳的比例从8%降到7.5%。“还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他说，“2016年共交纳154.5万元，2018年已减少到141.6万元。”雷主任告诉记者，让集团受益最大的还是减税。他说：“2016年我们交纳增值税2632万元，2018年减少到2134万元，两者相差将近500万元!2019年4月1日起，企业增值税税率进一步降低，从16%降为13%。预计集团在今年的后9个月里，增值税还可少交300万元。我从事企业财务工作26年，这么大的减税降费力度，几十年来还没有过。”“企业负担明显减轻了，集团在新品研发上加大资金投入，研发力量也加强了”，雷主任说，“2016年年底时，我们拥有的技术发明专利是60多项。到上月底，我们已经拥有100多项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从事实体经济的民营企业，要做大做强，还要做长，必须要有后劲，这些技术发明专利，就是后劲。 F市胡市长认为，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营经济税收已经占到F市地方财政收入的75%以上。从某种程度上讲，民营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收入就会提高，群众生活就更富裕。许多民企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需要更宽松、更自由的环境，才能转化为增长的新能量。就此而言，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放手让市场去决定谁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翱翔。 4．日前，一家电商企业的智能配送机器人率先进行了5G测试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在物流领域向实现人工智能化作业又迈进了一步。人工智能在科研、医疗、教育、工业制造等诸多领域，都有愈来愈多的应用。科技进步助力产业与社会发展是令人兴奋的时代变化，但由此带来的就业问题也同样令人忧虑。某调研公司新近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将有约两千万的制造业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些国家为避免大量基层劳动力失业，采取行政或立法手段强行迟滞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显然既不现实，亦不符合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如何满足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人群的再就业需求，就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广泛运用，与此相关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对从业人员需求大幅增长。“几乎每个客户都要求我们帮忙培训数字化管理人才。”N科技公司作为一家民营智能移动办公平台供应商，培训正成为它的第一副业。某研究机构发布的《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保守估计，截至2018年10月，仅民营企业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至少在100万以上。中国人力资源学会副会长苏博士说：“像数字化管理师、无人机驾驶员这样的新职业在许多民营企业中早就存在，这些新职业能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2019年4月，无人机驾驶员与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员等13个职业已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此外，新兴技术溢出效应正在显现，传统第一、第二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使得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系统运维员的需求剧增，成为了现代工业生产一线的新兴职业。 人力资源专家王博士认为：“从经济社会整体来看，人们不必为智能化时代的就业问题过于担忧，因为更多新的职业、新的就业形态将应运而生。同时，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质量的提升都将为社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未来在新兴领域，专业的技术人才、创新人才，尤其是数字人才的供给缺口会逐渐增大，但由于人才间的竞争也在加剧，倘若就业者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不去主动适应竞争，便只能在机遇面前望而却步。为了适应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变化，需要就业者放眼长远，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不断适应社会市场需求，拥抱数字经济时代的变化。总之，人类经历的任何一场技术革命，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对未来的就业问题，亦应如是观。 5．日前，清华大学陈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着创新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中国不少民营企业在全球科技领域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中国的移动支付、无人机、生物医药等方面有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有着比国外同类产品更好的用户体验。他认为，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没有科技创新的突破，就难以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就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我们实现了豆浆机、电饭煲等数十款智能厨电的物联网应用。”一家著名的民营企业副总裁高总说。在用户需求倒逼之下，该企业对产品进行了智能化升级，目前产品已销售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超过70亿元，拥有专利技术2047项。过去10多年，该企业凭借传感器等方面的制造优势，成为某些跨国大公司的重要供应商。“我们在产品的研发、设计等方面有长期积累，在创新中更容易将好点子转化为好产品。”高总说。 陈教授认为，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走出了一条从模仿、追随到引领的发展轨迹，而这背后的“秘诀”便是创新。市场需求催生了中国民营企业对生产的创新、商业的创新，比如新零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这种创新不是短期的、偶然的。而是长期的、自发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创新路径，是印刻在中国经济肌体中独一无二的事实特征。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积累了雄厚的经济、科研、人才等诸多方面的基础。特别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新能源、5G通信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头。此外，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发达，拥有业态优势；网民群体庞大，比欧美日网民数量之和还多，拥有大数据优势。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说过：“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这句话是说，大国的政治领导弱，国家就变得弱小；而小国的政治领导强，国家就会变得强大起来。当前政府提出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无疑为这场工业革命提供了优良的政治环境。 “风物长宜放眼量。”创新是百年大计。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历次工业革命均因重大技术变革兴起，逐渐诞生了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步入黄金期。有研究显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到2035年有望拉动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明显提升，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一个经济体的底气，既要看眼前静态的“形”，更要看长远发展的“势”。 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当地时间2014年2月23日晚，为期17天的第22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索契闭幕。索契冬奥会是中国参加的第10次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共有66名运动员参加了4个大项、49个小项的比赛。我国此次参赛共获得3金4银2铜，排名奖牌榜第12位，稳固了在冬奥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张虹获得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冬奥会基础大项金牌“零的突破”，圆了中国几代冰雪人的梦想。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肖天表示，这是“异常宝贵、极具价值的一枚金牌”。 尽管中国队的整体成绩不错，但冰上项目不硬、雪上项目不强的局面仍未改变。作为冬奥会最受欢迎的第一大运动——冰球，中国男女冰球队已经沦落到没有资格参加的地步。而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女队还曾夺得过第四名。糟糕成绩的背后，是专业人才的短缺。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内的男子冰球队，七拼八凑就只有4支球队，加起来也就100人。而女子冰球队的状况则更加“惨不忍睹”，国家队就是哈尔滨队，姑娘们曾自嘲：“我们比熊猫还珍贵。” 面对这些基础大项的困局，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指出，外国现在涌现出一批好手，中国队却出现“青黄不接”的境况，新人难以形成集团优势，这是真实的现状。 2．眼下正是很多高校进行学生体质测试的时节，最让学生叫苦的当属800米和1000米跑，对于一些跑步“困难户”来说，找人“代跑”成了顺利过关的捷径。 很多学生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在不少高校的网站贴吧里，寻求“代跑者”的学生毫不隐讳地公布自己参加长跑测试的日期、对“代跑者”有怎样的成绩要求以及可以支付的报酬金额，并留下手机号和QQ号等联系方式；也有提供“代跑”服务的学生打出招揽客户的广告。原本旨在督促大学生加强身体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的长跑测试，在部分学生眼里，竟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花上50元或100元，就能找到一个‘代跑者’。”浙江某高校大二学生小杨告诉记者，“寻找‘代跑者’并不困难，大多数情况下，在网上发帖后两天内就能搞定。” “我们也知道，长跑测试是为了督促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但大多数学生害怕长跑也是事实。”小杨希望学校能了解学生的难处，“每次长跑测试结束后，田径场边上到处是学生的呕吐物，有的学生瘫坐在地上半个小时都缓不过劲儿来。还有的学生，身体素质确实很差，无论怎样锻炼都很难在长跑测试中及格，而体测不及格的话，又会影响评优、评奖甚至是毕业。这些学生似乎除了找人‘代跑’企图蒙混过关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说，她最关注中国学生体能体质问题，然而调研的情况让她十分担忧，“有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体质连续25年下降，力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身体素质全面下滑。现在近视眼、肥胖孩子的数量每年还在不断递增。2012年北京市高中生体质检查中，只有一成学生合格”。 武汉市研口区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齐小田接诊时发现，一岁多的宝宝爬行不会双腿90度的跪立交替前进，居然一条腿爬，一条腿在后面拖，甚至是匍匐前进。家长居然回答小孩运动量大，流汗多易引起感冒。 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绍伟认为，学生身体素质指标下降，不仅和学生没有重视体育锻炼有关，也与家长过分爱护有关。“现在只要学生在学校出了事，家长就会无限制地闹，有些学校单杠双杠都不敢教了，甚至干脆就把这些设备拆了。这些都和家长的观念有关系”。 青岛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齐光辉则表示，近年来的“征兵难”其实是体质下降的明显反映，每年征兵时，因体质不合格的淘汰率在逐年增加，医院的近视手术则异常火爆。 3．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参加了一场冰球友谊赛。他一人攻入六球，贡献五次助攻，以21比4大胜对手。这场比赛在索契冬奥会冰球馆举行，对阵双方都是40岁以上的冰球爱好者和退役运动员。与普京同队的还有俄罗斯国防部长和莫斯科州长等高官。 普京赛后表示，他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有助于俄罗斯民众投身体育运动，推动国家群众体育发展。“看看这些40多岁的人，他们都在业余时间从事体育运动。”普京说。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俄罗斯早在几年前就倡导中小学生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了配合这一教育方式，俄罗斯的学校将中小学校体育课时间由原来的每周两小时增加到每天1个小时，而且周六和周日学校基本不布置家庭作业，以便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俄罗斯体育课程可以称得上包罗万象，其中包括身体发展、运动技能、卫生、饮食、休息、意志与道德品质的发展、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理的身体调节和自我调节方法等多项内容。学校相应实行了5种体育教学大纲，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法国教育部的有关文件中明确规定，高中生考大学，体育是其中的一门主科，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升入大学。在高考的200分总分中，体育成绩以20分计入总分，占了10%。法国中学生的体育成绩以高中最后一个学年的平时成绩为主要依据，包括体育课的成绩、竞赛的成绩和上体育课的出勤率等。学校特别强调以认真的态度上好体育课，因此，那些即使在运动竞赛中冒尖但平时锻炼不积极的学生，体育课的成绩也有可能不及格。 日本的学生往往将体育运动当成一项最基本的必修课，就像中国学生对待“语数外”的态度一样。日本年轻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很注重介绍自己的“趣味”(爱好)。日本公司在招募新人时对学生的“趣味”也非常重视。例如，如果一名应聘者在棒球或橄榄球项目上取得过很好的成绩，往往会被招聘者认为“干劲足”“年富力强”，在资历上有很大的加分。 在韩国，学生体育课球类活动较多，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参与。另外，韩国开展的体育项目也很全面，跳“山羊”、单双杠都为运动项目，特别是跑步与俯卧撑，这两项是所有学生经常训练的内容。从小学到大学，每年的体育课都会有一部分时间找专门的教师教学生跆拳道，中学体育课程则会教学生射箭。几乎所有的韩国家长都认为，在运动中孩子们磕碰、受点伤是难免的。只要学校尽到了防范的责任，家长就不会找学校的麻烦，而且学生都有保险，受伤后钱都由保险公司来出，学校的压力不会很大。 4．欧美、日韩的学校体育开展得如火如荼，绝大部分学生在学校体育中获益匪浅，学校同时成为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土壤。而我国的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严重脱节，各项目的高水平竞技人才很少来自学校。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专职副主席、教育部学生体协副秘书长薛彦青认为，观念和体制的差异是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 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很多，薛彦青说：“首要的是应试教育为主导的教育方式，学生的课外时间被挤占，体育课最容易被其他科目挤占时间。”不少大学老师在公共体育课教学上最大的困扰是大学生不会运动也不想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升入大学前的中学生活中缺乏体育锻炼的机会，没有形成锻炼的习惯。其次是学校的体育设施不足，很多中小学校连标准操场都没有，缺乏必要的体育设施会让学生的体育锻炼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大学体育设施严重不足且很多并没有完全开放，就连体育场馆设施丰富的北京体育大学，游泳馆和室内设施公休日都不对学生开放。 “受限于经费，学校最先砍的就是体育教师的编制，导致体育教师的比例远远达不到比例。很多学校培训语文、数学老师来兼职，由他们带学生上体育课。还有就是因为怕学生受伤，很多学校把单双杠、鞍马这样的‘危险设施’都拆掉。一旦学生受伤，国外是由先期购买的保险来承担责任，而在国内，学校需要负无限责任，这样的责任没人敢担负。”薛彦青继续说，“另外，随着业余生活的丰富，电子产品、网络游戏很吸引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拿着电脑、远离运动场，这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在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二中校长孙先亮看来，青少年体质健康连年下降，从表面上看是学生缺少锻炼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教育没有真正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转型、学生深陷繁重的课业负担等引起的。孙先亮说，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正常的睡眠时间不能得到保证，自由活动的时间和兴趣发展的时间就不可能得到保障，长此以往，伤害的不仅是学生的体质健康，还有学生的心理健康。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校长潘永兴则指出，虽然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但青少年的体质下降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这表明，一些政策和措施未得到很好落实。他建议应在尽快完善学校体育立法、听取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的同时，着重修改和完善体育法中有关学校体育的内容，设立学校体育执法监督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也表示，应该不遗余力地通过举办赛事带动老百姓对体育的热爱，让青少年对每一个体育项目都有一定的认识。 现如今，雾霾已然成为青少年体质健康道路上的“拦路虎”。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玉斌指出“如何使体育课更好地应对雾霾天气”，“能否在雾霾天气下将体育课‘搬’到室内”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且非常重要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应该尽可能保证学生们从小学到大学每天都有健身的时间，这点很关键。 5．一个月加班时间190个小时，中餐和晚饭时间平均不超过15分钟。在连续一年的持续高强度加班后，年仅33岁的冲模设计工程师刘先军猝死在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出租屋内。 超时加班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存在普遍性。东莞市德创实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文涛说，很多公司都面临订单压力和用T紧缺的问题，超时加班不是一家公司的“特色”。长安镇3000余家内外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存在超时加班现象，员工每月加班超过四五十个小时的企业并不鲜见。 一些法律和人力资源专家认为，“加班文化”盛行侵害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损害了其身心健康，并对劳动者家庭和谐造成破坏，社会应对“加班文化”说不，劳动部门应对违法企业依法严惩。 根据2013年一项国际知名机构调查结果，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中国内地上班族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 “这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过劳死即过度劳累导致的死亡，而过度劳累往往是指连续不断地工作，长时间不动，持续熬夜。”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立教授看来，久坐加熬夜正是危害上班族健康的最大杀手。 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系统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发起“上班族远离亚健康”的微话题，引发网友热议。 北京地坛医院官方微博刊出：“一要心理健康，给自己一个快乐心态；二要创造计划锻炼身体。大家总说没时间，可有些时间是偷的。比如，上班开车改公交，乘电梯改步行，饭后做家务等，都是锻炼身心远离亚健康的方式。” 微博网友谈道：“WHO(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但健康却远不止16个字这么简单。快走、跳健身操、拖地都是很好的活动方式。设个健身钟，开工后抽空在走廊里走一走，午餐八分饱后到附近转一圈，给大脑放松一下，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 6．2013年8月5日，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了“2013年20—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抽测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一年龄段的国民总体身体机能、素质水平与以往调查基本持平，不过，城乡各年龄组人群的体重、腰围、臀围等形态指标平均数也均有所增长。 国家体育总局于2013年5月中旬在北京、山东、广东等10省(区、市)，对城乡居民的体育健身及体质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这次调查涵盖日常体育健身行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28个指标，获取的有效样本43629例。 调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数据比较，国民总体体重平均增长了1.12千克，其中，20—3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体重增长达1.92千克，其他年龄段人群无明显变化。城乡各年龄组人群的腰围、臀围都有所增加，增加范围分别为0.22—3.30厘米和0.34—3.06厘米，城镇青年男性与中青年女性增加尤为明显。体重超重、肥胖的人数比例也分别达到34.4%和12.7%，比2010年的调查有所增加。 本次调查显示，无论是“经常锻炼”“偶尔锻炼”还是“不锻炼”的人群，都认为“工作忙、家务忙无时间”是影响其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 调查还显示，群众对于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的需求依然较大。有6.7%的人提出“缺乏场地设施”是影响其健身活动的障碍，该部分人群会选择在公共体育场所进行体育健身活动，同时，不少人表示，目前参加的体育健身项目与自己想参加的体育项目不一致，他们想参加的项目表现出对场地设施要求高、运动技术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田野表示，这就要求我们在场地设施建设中，在满足群众一般性健身需求的基础上，要向着体现专业的体育竞技的方向发展。 7．早在1952年，毛泽东同志就发表题词，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全民健身工作。邓小平同志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江泽民同志指出：“体育是关系到13亿人民的大事，一定要抓好。”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995年，国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我国全民健身事业乃至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5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对到2010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对策措施等作了全面统筹安排。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2009年，国务院公布施行《全民健身条例》，对与人民群众参与健身活动密切相关的体育设施、健身指导、安全规范等作出规定，并将每年8月8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 2013年8月31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沈阳会见了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和任务。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体育工作，把体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8．“30分钟体育生活圈”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依然是一项新兴的健身概念，从时间特性上来说，它指的是市民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日常体育生活时间；而按照空间特性来说则指的是让市民们出门只需要30分钟就能抵达运动场所。推行“30分钟体育生活圈”的概念，无疑是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们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活动。据悉，自从2013年3月上海市体育局在7个区进行试点工作之后，为了优化完善这一全新的健身概念，全市共建成了72条百姓健身步道、27个百姓健身房、5个区级体质监测中心，以及9个百姓游泳池，超额完成了市政府实施项目目标任务。 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由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办，中体经纪管理公司、华南师范大学协办，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的“2014嘉康利全民健身万里行”首站活动，于2014年4月19日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拉开帷幕。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冠军雷声、雅典奥运会女子跆拳道67公斤级冠军罗微出席活动，并与3000余名广州市民一同兴致勃勃地完成了4公里长跑，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雷声说：“不管是竞技体育还是全民健身，强身健体才是体育能给百姓带来的最大恩惠。”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相关委员会举行了“个税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听证会”。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现行的800元正式提高至1600元。决定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此前，围绕这一“最敏感税种”修订的话题，民众热切关注，媒体舆论也声音多多。人们将讨论的焦点引向与个税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社会问题：个税征收存在的“劫贫济富”、高收入者偷税漏税、黑色及灰色收入、纳税人纳税意识、税收使用、贫富差距过大等。 材料二 高收入者偷税漏税问题是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个税征管中最严重的问题，是高收入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合伙采用隐瞒、少报收入，扣缴义务人随意改变税率，高收入者将工资、奖金列为“应税收入”等方法偷逃个税。比如税务部门调查了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的“中国十大富豪”，结果没有一人交个人所得税。原因是，公司是他们自己的，个人拿的工资都在企业税前列支了。这些本应属于社会的财富，如果投入到教育、医疗卫生、低价廉租住宅，将可以帮助多少人?究其关键，就是因为那些财富是“一笔糊涂账”：谁，占有了多少，来源情况，有否缴税等都无人知晓。所以，个税的修改如果还没有办法使财富“阳光化”，遑论真正的税收征管?如果富人的税征不上来，个税调整贫富差距的实际意义又在哪里? 再说“黑色收入”与“灰色收入”。有专家认为，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当中，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大量国民财富则通过不合法的贪污、索贿，不合理的同事朋友送给的钱物转移，迅速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例如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国家每年损失的国有土地收益近百亿元，显然变成了灰色、黑色收入。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行业与职业，拥有不菲红包、回扣、补课费、垄断利润等不合理收入。而这些收入由于其隐蔽性而无法征税。 个税用途应公开也是热议的强音。如果纳税人在为一个城市缴税后，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福利，那么这种税收制度的信用就会大打折扣。百姓关心税收如何使用和分配，说明了现代纳税人意识的觉醒。个税用途关乎个税法立法宗旨，关乎法理、情理、知情权和政府公信力，关平个税制度的基本平衡，理应在个税法中作硬性限定，这样有利于民众监督政府税收使用情况和培养公民自觉纳税意识。 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仍然很高。我们现在的社会还不能说是“创富规则”严密的社会，存在着权力寻租和权贵掠夺现象，一些人的暴富并非靠勤劳智慧得来，而是靠贪污贿赂、官商勾结、走私贩毒、贩卖文物等不平等机会得来，这就使得社会财富第一次分配就出现不公。这些违法所得，不是个人所得税能调节的，应是依法惩治的问题。合法收入，通过合理的个人所得税法，通过缴纳个人所得税再进行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是可以调整过大的贫富差距的。但现在的问题是， 目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不仅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而且还大大突破了“社会心理承受力”，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警戒线。二次分配能否调节贫富差距成为疑问。 上述热议归根到底，是呼吁社会财富的“分配公平”。“公平与效率”是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被称作经济学说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百姓要求的是公平，而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们则在“公平与效率”这两难选择之中跳着踌躇的舞步。 材料三 起征点与老百姓密切相关，没有哪个税种的“微调”能像个税改革这样让老百姓一同高度关注。人们最大的抱怨在于：工薪阶层成了个税缴纳的主要力量。因为通常国外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种”，它带有“劫富济贫”的色彩，但当前65%左右的“个税”来自工薪阶层，个税“贫富倒挂”现象倒有“劫贫济富”的嫌疑，实在与该税种调节贫富差距的初衷相悖。 “个税改革实际上是拾了芝麻，丢掉西瓜。”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今日如是说。“这次个税改革，举行听证是一大进步，起征点提高也不错，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在起征点的高低，而在于各种各样的扣除如何安排。我们讨论了起征点，讨论了是全国统一起征点还是分地区有所差别，而把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扔在一边。”张曙光说。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是1980年9月颁布实行的，2006年1月 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虽然是25年来对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三次修订，但被视为是对个税进行的第一次实质性改革。此次税法修改主要涉及两项内容：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 张曙光认为，无论起征点是多少，都是针对个人的，没有计算家庭人口，没有考虑赡养系数，个人收入同样是30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五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这就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即公平原则。 “说穿了，我们的个人所得税设计不是为了公平和调节收入分配，而是为了政府，一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二是为了政府征收方便。”张曙光说。 张曙光认为，个人所得税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有限，虽然为第四大税种，但去年只占全部税收的6.7%，提高起征点，减少个人所得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没有。 材料四 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我们在初中的思想政治教材中就已经学到，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可是，在个税法中，公民履行了纳税义务之后，却没能感受到相应的权利。 “权利感”是与“义务感”相对应的一种认知，是对自己履行义务之后的一种关于回报的合理诉求，也是维系社会和谐与公平的一种重要因素。在我们这个日渐平等与进步的社会中，许多公众的“权利感”缺失正透露出一种不公平的讯息，理当引起相应的关注。 毋庸讳言，权利与义务需要成文的法律来加以明确，而公民“权利感”的缺失往往与公民权利的规定欠明确有关。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体系中，绝大部分的法律内容在对公民义务做出要求时，均对公民权利作出了明确规定，而在纳税问题上，对于公民权利的规定往往语焉不详，宪法中也只是规定了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而并没有明确的指明纳税的公民享有怎样的权利。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为期4天的全会听取并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我国目前留在农村的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全国多数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不足。全国2.6亿农民工工作在城市却很难被城市接纳。 也有学者评价，当前中国城镇化的“虚高”应该可以由此遏止。 2．20世纪90年代初，苏江的老家开始了城镇化建设，他跟着无地可耕的父母进城务工，他对土地、乡村没有太多感情。“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没人交流。”苏江说，城市的便利显而易见，满街的人不会让人觉得寂寞。他的朋友也都在这里，他们与苏江一样，全是来沪务工人员。“我不打算回老家。”苏江说得毫不犹豫。 目前，苏江带着妻子和3岁的女儿，住在公司提供的单间配套宿舍里。他希望全家能定居上海。但没有上海市户口，无法申请经适房。高昂的房价更让他不敢幻想。但他宁愿租房，也不选择回到老家，虽然这对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而三年后，苏江即将面临的两难选择更让他忧心，或者交纳高昂的“赞助费”，或者把女儿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现在他常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留在这座城市。 3．“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这个曾经写在教科书中的常识，如今早已成为过去时。辽宁中部某县城就将县政府行政中心搬到老城外几公里远的新址，占用大片耕地,新建的大广场面积达到46万平方米，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出2万多平方米。 东北地区某农业大市，市政府要搬迁到城南十几公里之外的新区，并配套建设了公务员居住区。那里昔日曾是著名的水稻产区，现在却不能收获一粒水稻，几万亩农田中出现了一座座工地，大型施工机械还在平地上堆了一座山，挖出了一个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人工湖和一条人工河，又在河上修桥，斥巨资打造依山面水的好“风水”。新城规划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是老城区的一倍。 美国曼哈顿地区，建筑容积率是12至21；北京的金融街，综合容积率为3.9。芝加哥一个楼群最集中的区域，大概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1200万平方米的建筑；而北京望京地区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了900万平方米的建筑，还不及芝加哥1平方公里的使用强度。 这就是我国大部分城市目前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现实。但与此同时，我国土地资源紧缺正在成为房价快速上涨最主要的“借口”。让城市“长高”以缓解我国土地资源的紧缺，正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目前我国多数城市仍在坚持的“低层建筑摊大饼式”扩张式发展，被北京市政协委员、地产商任志强认为是“最落后的一种规划方式”：比如说北京在不断地延长地铁或者轻轨的道路公里数，认为只要建设了快捷的交通，就可以让人们住到更远的地方，可以缓解城市中心的居住压力。但是他们忘了，当城市居住压力加大时，或者办公压力加大时，原本一个人一天可以办五件事，现在变成一个人一天就只能办一件事。在北京，从东城到西城一上午只能办一件事情，一下午才能办另外一件事情，城市的扁平化扩张实际上造成了效率的降低。任志强提出，限制建筑的高度，等于对土地的约束性限制增加了。“我们老说土地不够，如果把当地的楼提高一倍，我们等于多出了一倍的土地。” L市新城与北上广相比大相径庭，晚上亮的灯几乎可以用“鬼火”来形容。街边配套商铺店面的玻璃上总贴着“招租”的纸条，但早已泛黄。每个月都会去那里办业务的深圳职员小陈这样描述：“L市的房子成片，但入住率极低，已经在那里买了房的，要再卖出去很难。” 被问及会否考虑去L市买房时，小陈连连摇头：“不去，从L市到公司，商务车要花90分钟时间，如果堵车或者坐公交车，时间更长，再说L市不是什么发达地区，人口跟深圳相比望尘莫及，就算是周边县城的人都住到L市，没个十年八载根本也发展不起来，可越是不发达就越没人来，这就成了一个死结。” 这一空旷城市难道只是个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经济学家吴俊毅认为，目前中国符合严格定义的“鬼城”数量可能为50座左右，空置率普遍超过了50%，有的地区空置情况特别严重，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人，空置率可能超过80%～90%。 4．目前，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心仍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一方面，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起步早于农村，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制和制度。另一方面，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仍在探索之中。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距离实现农民“困有所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城乡居民实行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障模式和运行机制。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城镇非从业人员和中小学阶段的学生等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属自愿行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家庭为单位，由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出资，属自愿行为。 在待遇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医疗费用所处的不同区间来分别给予经济补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大病统筹为主，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重点用于参保居民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支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试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帮助农民提高抵御大病的经济能力。这种制度性差别，使城镇职工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水平的差距过于悬殊。2005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人均基金收入1079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基金收入只有42.09元，前者是后者的约26倍；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人均支出781.88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人均支出34.50元，前者是后者的23倍。 据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4000万人，仅“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200万人。另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农民由于种种原因失去土地，成为继下岗职工后出现的又一弱势群体。由于多数失地农民缺少技术专长，常常是上岗又下岗，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部分失地农民处境艰难，个别农民工进城后，产生“仇富”心理，城乡矛盾加剧，甚至引发违法犯罪事件。 从现实情况看，有的失地农民得到货币补偿一夜暴富；有的自主创业、外出打工；有的以出租房屋或收废品、捡破烂谋生；也有的“坐吃山空”，把钱花光，再次返贫；还有的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四无”状态。 5．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一方面，德国的城市分布避免过度发展城市区域中的某一单一支配性中心城市，因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德国有11个大都市圈，如莱茵一鲁尔区、柏林一勃兰登堡、法兰克福区等。这11个大都市圈分布在德国各地，聚集着德国70%的人口。另一方面，德国城市化建设遵循“小即是美”的原则，其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lO年底，德国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座，其中，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生活着253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30%；其余人口则多数分布在2000～10000人的小型城镇里。全国除排在第l位的柏林有340万居民外，排在第2位的汉堡只有170万人口，第3位的慕尼黑只有120万人口，没有其它超大规模的城市。 二战后，德国人为了重建城市，大规模摧毁了被战争破坏了的公共建筑。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误，开始把对历史文化和古老建筑的保护、修复作为重要内容，规定具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必须列入保护范围，并拨出专款用于维修和保护工作，使之成为城市独特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德国，城市既是建筑艺术的天堂，也是社会历史的缩影。 德国城市规划的一个特点是，其制订过程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市民参与，表现在“地方政府+专家+公众参与”的“三结合”上。在市级的城市规划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都有市民的广泛参与。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市政府要向市民公示，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对市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或者规划局必须给出书面的答复，要向市民逐条解释说明。因此，市民对自己的城市特别是居住地附近的规划要求非常了解，有利于形成共建共管的良好氛围。 城市能否稳定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产业支撑。但产业不能凭空发展，而是遵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引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德国城市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定位和侧重点，呈现出主导产业突出的鲜明特点。比如，柏林是文化、工业中心，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汉堡是贸易中心，斯图加特是汽车城，海德堡是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城市特色产业和文化可以增强居民的自豪感、凝聚力和城市环境的舒适度，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形象，增强城市的竞争力。 德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天然森林、草坪形成了基础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历史传统和人文素质，德国国民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强。近年来，德国政府每四年颁布一轮生态建设计划，实行指令性管制。在小城镇建设中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因素优先考虑，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在其建设法典中，环境保护制约着建设的全过程，而且政府规定，任何建设项目都要保证绿地总量的平衡。因此，德国几乎所有小城镇中森林和花园总面积都占该城的三分之一以上，环境十分优美。 6．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也是两会农民工代表关注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在促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中西部城镇如何迎接日渐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是一门难题多多的“必修课”。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人称“农民工司令”，目前正筹划把“司令部”从深圳迁往郑州。他说：“以往招收的农民工，基本上全部安排在沿海就业，现在已有约三成农民工被安排在河南，再过几年，农民工在沿海和内地就业就会对半分。”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本地农民工的新增数量历史上首次超过外出农民工的新增数量。 新现象、新数据共同证实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回中西部家乡。 近几年，全国有不少省市都在实施农民工“回归工程”，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全国累计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近500万农民工返回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5。1名回乡创业人员每兴办一个企业，就可以带动7至8个人就业，全国近50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人员，可以带动3000多万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左右的收入。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就地就近就业，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提升县域经济实力的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现在农村的发展农民工功不可没；而未来农村的发展，农民工不可或缺。 “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出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很多年，但真正形成气候得从2008年说起。”面对关于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源头的提问，阜阳市人社局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慕朝晖一下子把时钟拨到了5年前。原来，2008年，出于解决大量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的问题以及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阜阳市响亮地提出了“返乡创业光荣”的口号。“那时候，我们主要是通过举行表彰会的形式，对返乡创业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号召其他人向他们学习。” 很多“80”、“90”后农民工留恋城市生活，但现实的情况却要求他们做出理智的判断，是在城市里继续苦等机会?还是回农村一显身手?“80后”农民工王建坤说：“我从中学毕业后就跟着舅舅来城里打工了，这几年省吃俭用也存了一些钱，但现在想办企业也有条件限制，我们这些农民工手里没有几个钱，如果政府不给一点扶持政策，恐怕创业这条路并不好走。” 某高校学者表示，当前政府虽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但过多的行政审批却可能耗尽很多人的热情，多年前办一家公司要到几个甚至十几个地方盖章审批，现在虽然很多地方有了一站式服务大厅，审批提速，但类似问题却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尽早改变这一局面，恐怕很多人都会对政府的诚意产生质疑。 据调查，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从创业资金需求来看，由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一般都已积累部分启动资金，资金需求缺口主要集中在一年以下的短期流动资金。且主要集中在规模种养业、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办的多属小微企业，公司管理体制并不完善，有效抵押物不足，加上农民工与金融机构之间沟通不充分、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从防范风险角度考虑，对达不到信贷门槛的农民工的创业资金需求较难满足。而农民工返乡创业缺乏有组织的引导和管理。目前尚无明确的组织机构或者部门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引导与管理，受技术、资金、管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多数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分散、随意、无序的不稳定状态。 学者刘某对农民工创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当前东南沿海地区‘招工难’和内地部分地区只要‘CDP’不要环境的问题都在告诫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回乡创业仍然是进行传统的产品加工，不注重生产技术，势必成为生产链上的最后一环，而罔顾环境一心发展的话，也难免出现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问题，那么当前这些棘手的问题就会在城镇化过程中循环出现。” 专家王某认为：“大家进城务工是因为机会多，但大有大的难处，北上广竞争大压力大，农民如果可以将大城市挣来的钱带回农村创业，就可以慢慢将农村建设成一个小城镇，如果能够良性循环，生活待遇恐怕比在北上广打工强得多。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好扶持工作，引领农民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当然，开展城镇化的推进工作就要结合当前城市病的各种问题，做好统筹规划，毕竟无论是雾霾还是拥堵，都在降低着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城镇化给了我们一次全新的机会，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过的问题，争取建设一个风光明媚、生活富足的新城镇。” “90后”农民工柯尧对未来充满希望：“大城市车多人多太乱太脏，我来这里打工就是为了学点知识，等我能耐学到手，钱攒够了，就回老家创业，如果家乡就业机会多、待遇好，以后年轻人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就挺好吗，还能经常孝顺父母，再说我们村里的空气比起城市好得可不止一星半点哩。” 7．毋庸置疑，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新型城镇化将是发展的主导，在新型城镇化热潮中，如何保护好文化传承、延续历史脉络，让群众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守护好文化遗产这个“根”? 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表示，十年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消失，为了抢救和保护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国家和地方陆续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资助国家级传承人、颁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等。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并非朝夕之功，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一些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后，成了当地的文化品牌。有些人出于商业考虑插手进来。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适合商业目的的部分人为地改变，致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目全非。比如剪纸和皮影，本来应该是纯手工制作的，但现在几乎都是机器压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不再具备非遗的特征了。” 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些地方政府动机不纯，只是一味地追求政绩。一旦“申遗”成功，热闹几天后，就失去了兴趣，抛在一边不管了。时间一长，这些非遗就会被破坏，直至消亡。 冯骥才介绍说，在日本，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被视为“国宝”，一大批专家围绕着他转，给他做档案、建数据库、做影像资料等，可是我们的一些非遗传承人的身边缺乏这样的专家。“没有专家扶持，一些非遗项目，尤其是只有一两个传承人的项目，其结局可想而知。” 有群众反映，现在城镇化中出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因为政府缺乏建设规划的总体布局，没有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规划，没有使它融入城市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某县城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老建筑都好多年了，又破又烂的，跟新城区根本不协调，拆了重建可以建更好的。 也有网友表示，其实城镇化的建设中，对古建筑要按照不损害文物本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原则，改善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些古建筑里面都有水电设施，建筑风格保持不变，居民住在里面既可以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又可以延续固有的文化传统，实在是一举两得，我国城镇化就应该学习这种先进经验。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3年8月22日，浙江省教育厅、省政府纠风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抓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紧急通知》。 2．2003年8月27日，广东省物价局对规范中小学“一费制”以外收费发出紧急通知，强调凡强制学生交费参加课外活动的将按乱收费论处。 3．2003年8月27日，河南省治理中小学乱收费暨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河南省副省长贾连朝对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和学校安全工作进行了再次部署，特别强调，对小学乱收费行为坚决严查不殆，发现一起一查到底。 4．200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教育部就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调研时强调，治理教育乱收费，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5．2003年8月底，为方便广大学生及家长了解国家教育收费政策，接受广大群众对教育乱收费问题的投诉或举报，教育部开通了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010—66096145，66096146。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再次公布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010—68502937。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设立了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 6．2003年上半年，湖北省教育系统共立案查处乱收费案244件，涉及金额1797.22万元，已清退1703.14万元，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乡镇学区主任、校长等共计276个涉案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7．湖北省崇阳县在2003年春季入学时，向城区中小学学生每人收取100元的教育集资费和筹资费，用于解决“普九”债务问题和弥补教师自筹工资缺。经查，共计收取集资费13万元，筹资费14万元。 8．湖北省秭归县实行“一费制”的某中学在2003年春季向学生收取学习资料复印费8万多元，该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受到党内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 9．湖北省汉川市某乡10所中小学在防治“非典”期间，向学生收取9元至20元不等的“非典”防治费，计4万多元。目前此项收费已被清退，这个乡学区主任受到撤职、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10．2003年日月，安徽省肥西县教育局决定：给予长安中学校长樊宗胜行政记大过处分，长安中学副校长王文健和袁店中学校长潘慧生行政记过处分；长岗教委主任李白华和长岗小学校长陈连生行政警告处分。2003年春季开学，肥西县长安中学各年级合计超标收费16万多元，初三年级收费最多的每生达705元。袁店中学、长岗乡中心小学超标收费，在进行退费工作督察时，袁店中学用学校印制的凭证代替现金发给学生，谎称已退费87000元，长岗中心小学制作假退费清单，蒙骗督察。 11．2003年5月，安徽省宿松县九姑乡赛滨小学为发放上年度未兑现的教师工资，个别班级以此为由向学生收费60元，严重违反了农村中小学实行“一费制”收费的政策规定。为此，宿松县教育局责令赛滨小学将多收的费用全部退还给学生，给予赛滨小学原校长赵人民撤销校长职务处分。 12．安徽省涡阳县青町镇一中、青町镇殷庙中学和楚店中学2003年春季开学时向不住校的学生收取每生40元的住宿费，在市、县检查组督促下才将收取的住宿费退给学生。经涡阳县纪委常委会、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涡阳县青町镇教育办公室主任梁超魁行政记大过处分；给予涡阳县青町一中校长欧成杰、殷庙中学校长高汉强、楚店中学校长王思云行政记过处分。 13．从2002年年底到今年5月，贵州省物价局、教育厅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省 2509所农村中小学进行了检查，共查出违法所得金额1379万元，最终查处727万元，退还学生家长618万元，余下全部上缴财政。据了解，自2000年以来，贵州省物价部门共查出中小学教育乱收费3350多万元，其中近2900万元退还了家长。这些乱收费的项目大多为学校自立项目，相当一部分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如护校费、活动费、戒毒费、建校费、复课费、教育资源费、桌椅赔偿费等等；另一些则属于学校私自提高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如把住校费从规定的25元提高到40元，把计算机教学范围扩大到一二年级，从而多收各种费用等。 14．据广东省物价局介绍，广东省中小学全面实施“一费制”一年以来，规范了中小学的收费项目和收费行为，减轻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受到了社会各界欢迎和肯定。所谓中小学收费“一费制”，是指中小学校按照正常教学计划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的统一收费项目，即小学、初中只收书杂费，高中只收学杂费。学杂费包括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开支的公务费、业务费的一定比例及课本费，作业本费、借读费等，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发生的食宿费、服装费、课外活动费等不属于“一费制”的内容，应按相关规定进行统一管理。 15．目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不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对此王加绵认为，国家切实执行教育经费投入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地方连国家规定的教育经费也不能全额拨付，学校无力购买教具、拖欠教师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解决此类问题，办法很多，如实行官员政绩一票否决制，实行捐资教育免税制，发行教育彩票，开办教育银行等等。如此多管齐下，学校乱收费的现象方能得到有效遏制。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民营企业，简称民企，是指所有的非公有制企业。除“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外，其他类型的企业只要没有国有资本，均属民营企业。 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创造了极大的社会财富，为中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私营企业占中国法人企业的60%以上；解决了社会新增的非农就业人员的80%以上；拥有全国66%的专利、74%的技术创新以及82%的新产品开发……不仅如此，作为市场经济的探索者，民营企业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思路。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唤起了这块沉睡的土地，激发了中国社会无尽的创造力。 从民营企业数量增长看，截至2009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718.5万户，注册资本达到13.6万亿元，较2008年底分别增长了9.29%和15.8%。从民营投资增长看，2009年1-11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的私营企业投资达到32668.6亿元，同比增长35.0%，高于全国3个百分点。 从民营经济税收贡献看，个体私营经济全年纳税总额达到8586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9.2%。从民营企业进出口看，私营企业出口虽然下降，但降幅明显低于全国水平，比重又有新的提高。 从民营经济吸纳就业看，截至2009年9月，个体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比2008年底增加了1144.5万人，增长了8.4%，城镇新增就业的90%以上都是民营经济解决的。 2．据厦门海关统计，2010年1-2月福建省民营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出口总值达42.1亿美元，同比增长66.1%，高出同期全谷外贸出口增速23.4个百分点；占同期福建省外贸出口总值的42.4%，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5.8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期内福建省民营企业出口前三位的国家及地区为欧盟、东盟和美国，分别出口 10.4亿美元、6亿美元、5.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1.4%、92.3%、61.5%。从地区看，期内厦门市民营企业出口22.2亿美元，同比增长50.8%，占同期福建省民营企业出口总值的52.6%；福州、龙岩、南平三市分别出口8.3亿美元、1亿美元、0.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倍、3.1倍、1.5倍，增幅明显。 期内福建省民营企业出口纺织晶10.9亿美元、机电产品7.6亿美元、鞋类6.6亿美元、农产品4.4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66.5%、64.2%、45.8%、40.6%，四者合计占同期福建省民营企业出口总值的69.9%。 3．由河北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共同组织开展的“比创新、促转型”活动现场会日前在廊坊召开。 现场会上，百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向河北省民营企业发出倡议，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积极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努力向行业高端和优势企业迈进。 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永瑞出席了现场会，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河北是资源大省，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度偏高，一钢独大，建材偏重，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行业和企业仍占有相当比重。在原材料尤其是能源、资源日益紧缺，国家对高排放不断出台约束性政策的情况下，如果再走过度依赖资源消耗来生产大量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的老路，在新一轮竞争发展中就会陷入被动局面，以至于发展代价越来越大，发展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边缘化。因此，河北民企必须下决心转型。 4．4月9日上午，杭州市政协专门召开了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及发展环境座谈会。市政协主席孙忠焕与部分企业家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面对面地交流，进一步了解杭州市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做法和面临的问题，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并就加快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优化发展环境作了讲话。 座谈会上，企业家们竞相发言，产业转型升级、“自主创新”等词语始终挂在嘴边。大家认为，要实现我市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从实际出发，深化改革，扬长避短；需要企业和政府知己知彼，增强信心和责任感；需要创意创新，转变经营理念和思路；需要核心技术和人才，努力创造良好的人才环境；需要形成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良好的办事环境，思想要再解放一点，政策要再宽松一点；需要有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信息要对称，政府与社会的服务水平要跟上；需要重视实业兴国，防止泡沫误导投资，树立正确的投资导向；需要各级领导心系科技发展，敢为人先，转变作风，真心实意关心企业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高端人才和操作性人才“两手抓”，打造安居乐业的宜居城市；需要讲究诚信，倡导责任意识，无论企业还是政府都要讲诚信，打造责任企业、责任政府。 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孙忠焕对杭州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做法和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不仅是中央的要求，也是企业自身发展需要，更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启示。杭州是一座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比翼齐飞的城市，民营经济为杭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要在充分关注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高度重视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努力促进杭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5．近几天，永康鸿运实业有限公司忙着与北京地铁集团联系，进一步步落实项目，并着手大型设备的安装调试，为一个月后规模化的车厢生产做好准备。“今年我们与北京地铁集团的不锈钢车厢项目对接上了，现在已经开始批量生产。”鸿运实业董事长应香完昨日说。今年永康市不少中小企业主动对接央企大项目，把目光瞄准新兴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背靠央企，对接大项目，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是鸿运实业这几年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家过去以生产传统农机产品为主的小企业，通过投入6000多万元引进30多台套国内外先进设备，吸纳科技人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创新生产能力，与中国南车、北汽福田、中国重汽等大型国企的合作就有了底气和实力。而重型汽车半轴生产项目，给鸿运实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2009年，鸿运实业的重型汽车半轴产量达到了10万根，今年计划生产30万根，产值也要比去年翻一番。 目前，永康像鸿运实业这样积极对接央企大项目的企业还有不少。4月8日，宏伟工业总部中心董事长吕宏伟与中国核电建设的排头兵——中国核工业第二三建设公司宁德核电项目部总经理郭树伟正式签订了宁德核电站1至4号机组核岛安装工程仓储管理战略合作协议。 永康市宏伟工业总部中心从2002年从事核电专业仓储物流服务以来，能够提供14大类22万个规格型号的核电产品，已发展成为国内唯一的核电专业仓储物流企业。 据了解，今年永康将加大对工业转型升级的扶持力度，将安排工业及为工业服务项目投入85亿元，同比增长20%以上。目前已列出60多个重大技改项目、合资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0多个。像众泰汽车微型面包车、星月地毯城、群升光伏产业等都在实施过程中。同时，今年还将组织两次对接央企活动，力争在核电、高速列车、大飞机、汽车等重点领域合作上有新突破。 6．2010年1月28日下午，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办的“2009年度中国民营经济形势分析会”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黄孟复表示，2009年我国民营经济遇到巨大困难和挑战，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又在许多方面加速了这一困难，一批中小型民营企业停产关闭，一批民间资本转向房地产和股市。受转型、升级滞后的影响，民营经济长期存在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内部结构不完善等问题进一步显现。尽管如此我国民营经济化挑战为机遇，依然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为我国经济率先回升向好，实现经济增长“保八”的目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7．对民营企业来讲，最棘手的问题是融资问题，民营企业发展到现在靠自有资金是不够的，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无论从观念上、体制上还是技术上，对民营经济融资支持力度不如国有企业。企业发展要融资，一块是靠银行的间接融资，一块是靠股市的直接融资。 银行主要是国家银行，另一方面是大银行，国家银行不太愿意给私人贷款，大银行不太愿意给小企业贷款，嫌麻烦，贷款成本高，因此尽量把款给大企业，一贷十个亿。以前还有一个观念问题，认为给私人贷款是方向性错误。民营企业上市受到很多限制，因此中国现在有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主要都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上市很少。因此，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依旧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老大难问题。 8．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进行了多次调研，调查发现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主要是难在小企业。把解决融资难重点放在小企业，这是全国工商联深入调查、科学分析得出的结论。 什么是小微企业?全国政协委员、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给出的定义得到广泛赞同：银行贷款500万元以下的属于小企业，贷款100万元以下的个体工商企业则属于微型企业。可以说这是我国民营经济链条上数量最大、资产最薄弱的“草根企业”，也是吸纳就业最直接、最具市场活力的产业经济的后备军。董文标建议国家应及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小企业贷款力度。他算过一笔账，相关政策引导如能释放商业银行6000亿元的信贷资源用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中央和地方财政总支出应不超过140亿元。但6000亿的信贷资源至少支持50万-70万家小微企业，直接或间接地增加近300万个就业机会，同时也会增加1.2万亿销售或产值，为国家带来的税收不会少于300亿元。 我们注意到今年两会上关注小企业融资难的银行家比往年更多。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也大声呼吁支持商业银行加大中小企业贷款。华夏银行干脆直接定位为中小企业的服务商。董文标委员的银行账兼顾国家、银行和中小企业三方利益，可谓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事实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去年9月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在激发企业内生活力。其中关于鼓励建立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对金融机构发放小企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当补助等规定，对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状况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全国许多地方政府委托工商联牵头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成立了不少中小企业担保基金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在应对金融危机缓解小企业资金困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们还注意到，就在两会刚开幕的3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做好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作工作的通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顺势而为，让我们看到了解决老大难问题的希望。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关系着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也考验着政府决策的智慧和魄力。现在的形势如果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毋宁说箭在弦上，不能不发。中小企业融资难该解决了。 9．“凡是能办的，马上就办；凡是应该办，现在不具备条件的，创造条件办!”在与部分政协委员座谈时，武汉市市长阮成发向与会委员郑重承诺。 两年前，上任武汉市市长伊始，阮成发就抛出了全民创业的新思路。两年后，在座谈会上，市长聊起了他非常感兴趣的一则生意经故事——这是一碗牛肉豆丝给他的新启示。 2009年12月27日，阮成发骑自行车到武昌察看民情。 刚到户部巷，就被一个卖牛肉豆丝的小老板认出，于是攀谈起来。 “你的豆丝多少钱一碗?” “原来卖6块，现在生意好，10块。” “一天能卖多少碗?” “平安夜卖了2000碗，平时卖200碗没问题。” 市长粗算了一下账说：“那一个月不是要赚6万多元?” “没那么多。” 市长打破砂锅问到底：“生的做熟，对半出头，至少一个月也能赚两万吧?” 小老板笑着不做声了。 “小生意也能赚大钱呀!”市长感慨。 随后，阮成发又转到汉阳，在一个路口被一名“摩的”认出了，又聊了起来。 “开摩的风险大，万一路上出事，起码要赔五万十万元。”市长端出了刚了解到的生意经来劝说：“你为什么不做点豆丝，或者热干面这样的小生意?” 可“摩的”满脸不屑：“做了哪个吃?” 故事讲完，话锋一转，阮成发说：“武汉这样一个特大城市，只要有基本技能，谋生并不难，小生意也能赚大钱。一个人改变一群人，一群人改变一个社会，我们就会成为创业之城，创新之城，这样我们的城市就大有希望!民营企业正是创业的代表!” 做大民营企业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阮成发回答，降低民营企业的门槛。 杨莉华委员指出，政府应该为民营企业在结构转型中做大做强助一臂之力。阮成发说，政府正在学习浙江经验，出台一些减税政策，真正让民营企业享受优惠政策。 阮成发认为，我们帮助民营企业发展最重要的是：不要故意给他们设置门槛和障碍，我们过去给民营企业设置了太多门槛，而很多门槛就像玻璃门，看似没有，但你进不去，这种门槛我们应该尽早拿去。 10．在过去的经济危机中，民营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压力，首当其冲的受到了严重冲击，但最终，民营企业战胜了这些困难，再次证明了他们顽强的生命力。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今年一个万众瞩目的盛会。民营企业的联合筹备和参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变成了支持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 此次，“民企集团”成为世博会的亮点。世博会将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民营企业正逐步向多元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机制活、效率高、适应能力强、就业弹性大、有利于创业和创新等主要特征，可以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金融危机以来，民营企业发展面临巨大困难，除了受到危机冲击外，还面临不公平竞争等众多问题。 这次民企参与世博会，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博也将中国民营企业健康蓬勃发展的态势向世界全面展示，更通过与世博会合作，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在高科技的运用方面得到帮助，在科技和创新方面得到极大的补充。 合作中，民营企业将更多的接触到国际优秀的合作伙伴，通过合作，让国际先进的发展机制更好地影响中国民营企业，在经营和发展理念上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世博会将为民营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促进其加强同行业以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合作，通过融会贯通，融合更多行业的智慧和产品，来提升自身的经营水平。 通过世博会反映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最新趋势，将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确立新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机制，为民营企业的今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帮助部分参与其中的民营企业的整体经营能力快速提升。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新华网合肥2006年9月8日电)安徽省霍山县今年高考文科“状元”张强考取了华东政法学院，但面对每年1.2万元的学费，张强一家一筹莫展。为了让张强读高中，张家屡向亲戚朋友借款，已经背上了2万多元的债务，没有人再敢借钱给他家了。这是记者近日到大别山区等地调查大学贫困新生现状时了解到的一个事例。 大学贫困生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关注，但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大学贫困生问题，实际上是在高中阶段就形成的。“家有高中生，拖得全家穷”，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是普遍现象。大别山区一个孩子读高中，一年花费至少3000元，相当于该地区一个农户全年的收入。 2．孩子考进大学对中国许多贫困家庭而言是既幸福又痛苦的事，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家在山区的杨再宏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重庆寻找暑期打工的机会，为了支付杨再宏和他哥哥的学费，几年来他家里已经欠下8万元的债。 在中国农村经常可以看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但是实现这一口号却变得越来越难。杨再宏说，过去和自己一起上小学的同学如今大多已外出打工，“要不是母亲的坚持，我很可能会以一个民工而不是大学生的身份来到北京。” 3．当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校长们忙于考虑添置多少电脑和多媒体教具提高学校硬件水平的同时，偏远地区的校长们正为如何修缮教室已经开裂的天花板，如何让孩子们不要坐在地上听课而发愁。 因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2002年，占中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社会5800多亿元教育投入的23%。 全国政协委员徐玉麟说，农村学校在财政投入的比例、办学条件、教师待遇、师资水平、师生比例等方面都远远低于城市，农村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比城市少60%至80%，中国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都在农村，文盲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文盲率是城市的2倍以上。 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是造成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1985年至2003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6:1。 在倾斜的教育体制下，优秀教师越来越不愿意到贫穷的乡村任教，而已经在农村教书的老师一有机会就会选择“跳槽”。江苏省不久前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城镇中学里教师的本科学历比例超出农村一倍多。 中国各地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并不相同。北京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49%，而云南省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8.64%，这意味着在教育环境上先天不足的农村孩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坐进大学课堂。 4、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投资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这些均与科教兴国的国策不相适应。 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还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 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引自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 建国后，国家对城市中小学基本建设历年均有投资，对农村则投资很少。从1983年起，由于先后普及小学教育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各地均动员农民集资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危房问题。 以上这些，人为地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将激烈的入学竞争和“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论为了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 “卖考分”泛滥使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不能不承认，多年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办学困难的任务被下放到基层，放任学校和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创收”，但“创收”的压力又转为“牟利”的动力，使“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5．“压力很大呀!”，8月30日下午，兰州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景金生不断重复着这一句话。据了解，兰大本科的农村学生占总数的63%，学校通过调研将30%列为贫困生，其中还有15%的特困生，在此墓础上就形成了一个7000多人的庞大的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特困生贫困到何等程度?景老师举了两个例子：一名从伊犁来的学生，家中父母双亡，惟一的亲戚就是姑姑，当学校师生知道他只带了50元钱到校报到时，这名学生竟然令人哭笑不得地说：“有这50块钱，我至少还可以过一周呢．!”；还有一名学生曾经一个月生活费只花了100元，这100元的概念是每顿饭都只啃馒头就榨菜。 为了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兰大从2000年开始为新入学的新生开辟了“绿色通道”，也就是每年从全校学费中提出15%作为给贫困学生的无息贷款，贷款额度为4000至 5000元，贷款面达到15%，后来，学校又追拨了2%的贷款比例，贷款总额达到336万元。2004年10月，兰大还与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签订国家助学贷款合作协议，贷款比例占到新生总数的20%。景处长告诉记者，很多学生来到学校后，连买被褥的钱都没有，为此，从今年5月份起，学校从各方面开支中节约出60万元现金，在报到现场只要经过院系审核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同学，就可以获得1000元至2000元的救助，该项贷款比例占到新生人数的10%。“说实话，这部分钱等于是学校送给贫困学生的。”景处长说。 6．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我国目前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对高校贫困生应免学费，并提供部分生活费。 汤敏称，义务教育是全体人民都受益的事情，应该由国家财政来投资。我国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远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现象非常不正常。“如果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的财政资金不足，不能达到全部免费的话，那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而对于高等教育，汤敏认为，作为受益者，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首先应让所有贫困学生全免学费，还要给一些生活费。“这部分学生大概占大学生里头的20%左右，也就是说对这20%应该全免学费”。 汤敏认为，应该有一个更透明更严格更制度化的高校财政资金使用制度，“你只要用了国家财政的钱，你得非常严格，高校成本不能快速无限制地增加。”汤敏说。 7．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教育上其突出表现是：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支撑。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足7年，相差近一倍。 从教育普及程度看，城市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一些大城市甚至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农村文盲率仍在10%以上，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的 15年间，全国大约有1.5亿左右的农民子女没能完成初中教育，到2005年，仍有至少5%的农村地区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偏远农村还有几百万适龄儿童没有入学。而早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中国的城镇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从经费投入看，农村小学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75%，但教育经费仅占48%；初中教育经费，农村仅占29%，生均教育经费，城镇是农村2倍多。 从师资队伍看，近年来，我国教师学历达标率提高非常快，很多城市小学、中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已接近100%，而农村教师学历不合格率高达70%多。 从办学条件看，有的城市学校，宽敞的教学楼，宽带端口接到了课桌上；有的农村学校，昏暗的危房，简陋的桌椅，相当多的贫困孩子因交不起课本费、杂费而辍学。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在14个省、34个县的抽样调查，农村初中辍学率平均达43%，最高的为74.3%。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一代新型农民，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基础教育的地区差距，集中表现在教育经费上，东部基础教育的各项教育经费是中西部的近两倍，其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高达4-5倍。高等教育的地区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据统计，过去的20多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东部迅速飙升，西部大幅下降，高校的招生数量相对于各地人口比例来说，差距也很大，招生与人口比，最高达2.6%，最低仅为 0.5%。 社会各阶层之间拥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一般来说，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农村女童和残疾人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在农村，那些不上学和辍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童。 此外，教育的类别间差距也不容忽视，比如城市的重点学校制度。应该说，重点学校在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培养优秀人才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伴随着“择校热”的持续升温，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已逐渐演化为两种不同的文化，重点学校的“示范”作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8．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从领导到老百姓无人不知的公开秘密。可是这种假定向指标仍一年又一年由省计划、教育等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人数可多可少，院校每年为此向有关部门“公关”。二是少数民族班降分录取，该类毕业生本应定向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但大多也都是“孔雀往外飞”。三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在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 有的地方让一些本来的重点完全中学只办高中，使一批初中学生不得不在该校的“校中校”交高额学费入学，有的地方还规定重点中学招收高额收费生的比例可占40%，全国各地几乎所有重点中学均纷纷以办“分校”、“联合办学”和“名校带民校”为名，大量招收高收费生 (收费1万元至1.8万元)。有些办得好一点的非重点中学也仿效办特色班，另收6000元至1万元。由于名校效应，有的重点中学一个班有七八十人，两个人坐的位子坐3个人。所收费用一个学校几十万元乃至上亿元，有的还给教育行政部门提成，同样均无有效监督。 9．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 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 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其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10．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11．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近期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女性入学人数从1999年开始增长趋势明显，但从总体上来看，女性的入学机会仍然低于男性，而且学历层次越高，女性所占的比例越低。 与此同时，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与男性相比差距较大。农村女性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比例是42.3%，比男性低20.8个百分点；58.8%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比男性高21.9个百分点；女性文盲率为13.6%，比男性高9.6个百分点。 12．(人民网北京2007年3月5日讯)3月5日上午9时，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他说，要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两级攻坚机关，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的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

给定资料 1．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发生了巨大变迁。为适应变化了的中国社会的需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分别于1982、1988、1992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政府改革，事实上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努力。综观各国政府改革的实践，最终都选择了服务职能，实现了由过去重管理控制轻服务、“以政府为中心”到“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转变，服务行政作为一种新兴的政府行政理念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趋势。服务成为21世纪政府行政管理的本质，服务精神是21世纪政府行政的灵魂，其原因在于服务本身与政府行政管理密不可分，二者血脉相连。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离不开国际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殊性，更离不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就是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建设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提供充足优质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现代政府。改革开放30年来，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最发达和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省份之一，江苏省政府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型职能转变、十四大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向”型职能转变、十六大以来的“科学发展观引领”型职能转变三大阶段，并取得了较大成效，推动了江苏中小企业的快速成长、民营经济的高度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江苏从一个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农业省，发展成为比较发达、率先富裕起来的工业大省。早在80年代，省政府就颁发了《关于发展城镇街道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规定》，允许个人合办城镇街道集体企业，允许个体进行经营；1997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2004年又出台《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改善企业发展环境的规定》，以进一步落实企业支持政策、服务企业创新和发展。近年来，江苏省加快进行与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相关的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将政府角色逐渐调整为以引导和服务为主的间接管理。并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削减和调整审批事项，创新审批方式，推进依法审批。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清理和规范行政许可项目的通知》，对全省各行政许可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和规范。 江苏省大力建设企业服务平台，同时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在硬环境建设方面，江苏加大了苏北地区交通建设、提出建设生态环境省的发展理念，以缓解能源、交通、水资源和土地方面的“瓶颈”问题，改善生态环境。推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江苏采取服务和监管并举的策略。一方面，省委省政府出台《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决定》等系列文件，加快构筑公共科技基础平台和行业、区域创新平台。另一方面，政府依法对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设诚信社会。 在就业与再就业援助方面，通过各项政策优惠措施，使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从2004年末的4．1%下降至2010年末的3．27%；在社会保障方面，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乡镇企业职工全面纳入基本养老金覆盖范围，建立健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相衔接的大社保体系；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和疾病防御体系，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六位一体”的城乡卫生服务框架已基本建立，89%的农村居民已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基础教育方面，发展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已实现了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免学杂费。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研结果显示，2010年全年江苏省共发生行政诉讼案件3898件，其中政府机关败诉404件(不含撤诉或其它方式协商解决)，败诉率10．38%。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98%)，但高于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市和江苏省(8%左右)。2010年IMD的评价结果也显示江苏省“商业立法”子类指标排名偏低，“政府管制是否抑止了企业竞争力”、“政策不稳定性的风险”和“政府政策导向的连续性”三个具体指标的得分均较偏低(分别为4．59、4．90和4．24，满分10分)。由此可见，当前江苏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履行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服务意识和依法行政观念淡薄，由此引发涉及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诉讼案件，对江苏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和服务型政府带来不利影响。 从现实上来看，江苏省政府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的服务职能仍不健全，导致江苏在中小企业融资、人才和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制约了江苏省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如南通市近年来出现的企业大量外迁、人力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以及经济增速连年放缓、城市竞争力排名下滑等问题，正是与市政府过度追求“无为而治”，经济服务职能不健全密切相关。 江苏省虽然是国内城乡、区域发展最为均衡的省份之一，但政府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偏窄，导致内部问题依然较为突出。统计结果显示，在教育领域，资源越来越向城市集中，2006年，江苏普通初中生均教育城乡投入分别为7391．9元、5632．6元，相差1759．3元；普通小学生均教育城乡投入分别为5091．9元、4133．3元，相差958．6元。在医疗卫生事业领域，至2006年，江苏仍有50．2%的村没有设立专门的卫生室，48．8%的村缺乏有行医资格证书的医生。在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领域，2006年，高达63，9%的村在农田水利建设投资资金上没有任何来源，21．2%的村没有配备农技员，仅有1／3的村举办过农业技术讲座。在生活类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领域，2006年末全省还有近600个自然村不通电，5500多个自然村不通电话，14000多个自然村不通公路。此外，农村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保障水平仍然较低。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江苏省应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及政府职能转变的已有基础和经验。在政府服务绩效评估、公共服务投入、服务供给模式和服务法治化等领域，继续完善政府的经济、社会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一场重大改革，是政府行政方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一场变革。对于促进政府行政观念更新转变、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行政管理制度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2011年11月14日，国务院召开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环节，一定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进一步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温家宝指出，包括行政审批制度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审批设定管理不严，监督机制还不健全。要推动我国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破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3．本来很简单的事项，但往往弄得很复杂，环节过多，手续繁琐，时限过长。一个项目，要经过七、八个月的时间，甚至一年也办不完审批。办个批发市场，要经过60多道手续，搞出租车营运，也要经过20多道门坎。即使一个部门内，也得盖几个章，需要一个处室一个处室地做工作，使申请人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申办许可之中，大好的商机被无休止的程序所断送。 投资者准备兴建一个百万元的投资项目，工程尚未开工，交纳各种审批费用就用了十多万元。合法的审批要钱，不合法的审批更要钱。只要有钱，非法的行为也可获得审批。正像有的人批评的那样，“不给好处不许可，给了好处乱许可”。在一些地方，有没有人情关系，上不上“货”，审批速度和效果大不一样。上“货”则快，不上“货”则慢。个别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把审批作为生财之道，规划区内不该建的建筑，他们也敢答应，不该减免的土地出让金他们也敢给减免。结果。规划布局被打乱，国有资产流失，审批者个人却往往从中捞取了钱财。 安徽省目前已在省教育厅、科技厅、民政厅等14个政府部门实行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试点，清理规范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2011年，合肥市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对现有行政审批的事项名称、设立依据、实施主体、实施程序、前置条件、附加收费等进行了彻底清理，按照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的原则，该取消的一律取消，该调整的坚决调整，该下放的一律下放，减少和调整审批事项111项，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合肥市成为全国省级政府行政审批项目较少的地区之一。 同时，安徽省着力推进“两集中、两到位”改革，即行政审批职能向一个内设机构集中，该内设机构向省政务服务中心集中；行政审批权向省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授权到位，行政审批事项在省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到位。通过归并整合审批职责，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审批流程，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了服务窗口“只挂号不看病”的问题，有效推动政府部门将工作中心由过去的重管理、重审批，向重制定政策、重监督检查的实质性转变。对此，安徽省还出台《省直机关部门职责分工协调办法》，理顺部门职责关系。目前，42个省直部门基本完成职权目录编制、流程图绘制工作，基本实现权力清单及运行情况网上公布。明确了“瘦肉精”监管、职业卫生监管、省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城镇集体企业资产和财务监管等部门职责分工，健全了部门协调配合机制。 在实际情况中，办事群众可能因去不了行政服务中心或人在异地。而办理不了相关审批手续。针对该问题，江苏省江阴市着力打造网上审批系统。群众可通过登录该系统下载表格、填写申报材料、在线提交申报，中心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远程审批系统受理、审批，申报用户则在规定的时间内携带相关材料原件到中心，经核对后，当场办结审批事项。目前，共有24个部门186个项目的300余张表格可以实现网上下载，40多个审批项目可完成网上申报和初审，网上审批申报每月可达1000余件。 4．2010年2月11日，郫县犀浦镇，成都市车管所。从北京来成都定居的市民郭先生和他的爱人开着新买的丰田，到这里给爱车办牌上户。看着车管所外长长的车龙，想着万一这里办事效率不高……郭先生的爱人犯难了：“要不咱找人代办算了?” 两人决定去找“托儿”。可转悠了一圈，夫妇俩却没找到一个“托儿”。车管所附近一家修车店的师傅为他们解了心中的疑惑：早没这些不正规的“托儿”啦!你们不用担心，自己去办，很快! 两人将信将疑地开车进了车管所。工作人员热情地引导；窗口服务人员耐心地为他们详细介绍新车上户程序：广播里循环发布的信息……让郭先生夫妇倍感舒心。 “效率很高，服务水平也很不错。”给爱车上完户的郭先生事后感慨万千地说出了他的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外界传说的车管所服务效率不高、窗口态度不好的传言完全是错误的；二是没想到成都车管所规范精简优化的服务流程如此现代、如此快速；三是没想到车管所的服务人员服务如此热情、周到、细致。这不仅是郭先生这个新市民的真实感受，也是很多成都市民和企业家的真实体验。而车管所，则仅仅是成都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一个被微缩了的窗口。 5．全能政府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行起了巨大作用。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随着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应由阶级斗争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一政治体制实际上已日益显露出它的弊端。 全能政府是职能全面、效率低下的政府。政府职能，通俗的说，是指政府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的职能非常广泛，既包括政治管理也包括经济管理，既包括思想管理也包括文化管理，既包括公共事务也涉指私人领域，既使用宏观的指导计划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控，也运用行政指令性计划对企业微观管理等等。一句话，全能政府职能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主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也造成了政府人员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 权力过分集中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政府。在我国的行政体制中，官僚主义现象是人所共知、有目共睹的，其严重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全能政府容易导致社会的法制不健全。因为缺少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权不明确以及缺乏与之相联系的奖惩制度，以至于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无法可依，遇责任互相推诿，遇权利互相争夺，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全能政府下，领导者的个人意志常常超然于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之上，政府行为严重限制经济自由，严重地侵害个人财产权乃至生命权，以至整个经济活动缺乏活力和动力。 全能政府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这些缺陷决定了其行动的有效范围，超越了相宜的范围，就可能出现政府失灵的状况。实践证明，全能政府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中国的道家哲学倡导：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这恰恰是市场经济对政府行为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只能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 6．政府管理，应从“全能”到“有限”。有限政府是与全能政府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所谓有限政府，是指权力、职能、规模和行为方式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明文限制，并接受社会监督和制约的政府。与全能政府不同，有限政府严格界定自己权力的范围，它不是什么事情都要管，眉毛胡子一把抓；它尽量避免干涉私人事务，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权利，以人为本，尽量避免直接干预经济行为，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服务型的而不是统治型的。有限政府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保护经济自由、保护财产权、保卫安全和平。政府的行为只能发生在公共领域，而不发生在私人领域，政府不必、也不能代替个人处理私人事务。政府权力不是无所不包的，而是有所取舍、有所限定、有所制约、有所侧重的，是有些事情能做有些事情不能做的政府。 政府是不能直接创造财富的，职能全、权力大，政府就大，官员就多，赋税就增加，社会负担就加重。所以为了减轻社会的负担，为了减低人民的税收，为了防范公共权力的异化，小政府、低赋税呼之而出。有限政府的行为是受制于宪法和法律的法治政府。当然，有限政府还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变革的政府。有限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呼唤，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 但是，当我们在对全能政府大加鞭挞、口诛笔伐之时，当我们在对市场体制不遗余力、极尽赞美之时，我们的想法和思维在坚持对私人事务美德的强调下是否走向了其逻辑的极端? 541天!这是比利时创造的连续没有政府的世界纪录。自从2010年6月份比利时大选以来，法语区和荷语区两大阵营争执不休，比利时新政府一直难产。虽然“没有政府”，18个月来，比利时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动荡。“没有政府”而能保持社会稳定，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比利时的四层政府组织结构。虽然联邦层面没有政府，但各大区、省和市镇基层依然有政府。二是稳定的公务员体系。不管政府如何轮替，核心的公务员队伍始终保持稳定。三是文化因素。比利时人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和对职责的承担令人难忘，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和保障，也使各个部门在特殊时期能比较顺畅地运转。 面对久拖不决的政治僵局，比利时一些城市说荷兰语和说法语的大学生在2011年1月17日举行集会或游行呼吁国家团结。在首都布鲁塞尔，2000名至3000名大学生在司法宫前集会，用分发共吃比利时特产炸薯条和喝啤酒的方式呼吁国家团结。在新鲁汶、列日、安特卫普和鲁汶，也有人数不等的大学生参加集会和上街游行。还有比利时人以裸体方式抗议政客导致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当前世界形式下，“有政府”无论如何要比“无政府”好。“看守政府”毕竟只负责“看摊子”，不能在经济发展战略、预算等重大问题上决策。 在当代，我们面对着日益增长的人口、技术和工业组织上的更加复杂化、为稀有资源更加紧张的争夺、环境污染的威胁、全球性的权力平衡的转变以及时常出现的爆发核战争可能的噩梦，自由放任行吗?我们能不接受关于给国家更多的权力的思考吗?期望自由放任现象的再现难道不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而不正视现实吗?自由放任无疑是一种乌托邦的想法! 与一般的制度安排相比，政府具有强制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它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各个利益代表的身份，采取多种办法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合法地使用外在强制的手段来使公共事物在完成过程中涉及到的私人成本和收益对称，保证完成公共事物所需要的充分的私人激励。因此，我们说，政府是必需的，无政府主义是谬误!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和监管还十分薄弱，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为此，必须建立现代市场监管制度。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建立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新秩序。其次，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严格执法，从严治政，采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打击各种违法乱纪、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再次，在实施政企分开改革的同时，要建立独立的监管委员会，将政府决策职能与监管职能分开，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政府垄断一切，宏观、微观一把抓的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今后，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主体的直接管理，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手段，以更灵活多样、更讲究效益的方式进行宏观调控。凡是企业和个人能够做好的事情，政府就不插手，凡是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的领域，政府尽力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在不仅需要而且能够做好时，政府才进行干预，实现政府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 这样的职能要求政府必须适时实现角色的转变，转变为面向公众的服务型政府。同时，《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力设定了法律的边界，以此确立“有限政府”观念，是对过去“全能政府”、“无政府”观念的矫正，这样既可以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公权力，过多介入本应由公民个人、市场机制或中介组织自己管理的事情，又可以为政府减负，督促政府把该管的事情管好。

二、给定资料 (1)男女公务员应同龄退休。综合新华社消息，“现行的公务员条例中规定男60岁退休，女55岁退休。女性拥有相同的文化程度，在同二个岗位上工作，为什么要提前5年退休?”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男女退休年龄的差异，引起了代表们的质疑。　　(2)提前退休形成事实上的男女不平等。“决定一个人是否退休的条件应当是能力和身体状况，而不应该是性别。”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所长谭琳代表指出，对于许多女性来说，55岁正是年富力强、义务负担最轻的时候，提前离开工作岗位，不仅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也反映了男女占有资源的不平等。　　(3)“提前退休，也使得许多女性退休后享受的工资待遇比男性低，这又形成了男女经济上的不平等。”河南省妇联副主席李萍代表说，以前制订男女退休年龄标准的时候，是出于对女性身体保护的角度考虑，而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这样的规定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4)“退休年龄的不同还影响了女性参政议政和职业发展。”湖南省益阳市妇联主席梅敏亚代表指出，由于这5年的差距，与男性相比，女干部、女专业技术人员在教育培训、职业发展和岗位晋升等方面的机会明显减少，“这很大程度地制约了优秀女性人才的选拔”。　　(5)将男女同龄退休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夏吟兰透露，“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专家组”正在对男女同龄退休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后有望在此问题上作出明确规定。　　作为专家组成员，夏吟兰说，让女性先于男性退休，这一规定的原意是为了照顾女性在体能上的欠缺。但随着时代发展，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平均寿命也日益延长，在脑力劳动上完全可与男性媲美。“尤其是对一些有着丰富社会经验，担任领导干部和技术工作的女性来说，强令她们55岁退休，更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夏吟兰说。　　(6)提前退休给女性造成更大压力。夏吟兰说，女性比男性提前5年退休，就意味着女性必须早成材，这必然给女性造成更大的压力。同时，早退休还使女性的退休金低于男性，造成退休越早、退休金金额越少的客观后果。她强调，将“男女同龄退休”写入法律，意味着兼顾男女同龄退休的平等权利和妇女自主选择提前退休的弹性原则，即在胜任工作的情况下女性退休年龄与男性一致，而女性不能胜任工作或虽能胜任但本人不希望继续工作的，可选择提前退休。三、申论要求

1．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认为：教育的理想就是创造真、善、美、圣、健、富这六种价值，真、善、美、圣四种价值称为绝对价值，健、富的价值称为手段价值。“为了生活而需要面包，为了使精神有效地增强，就需要许多手段。”“轻视富的价值，则精神文明不能成立；没有精神文明的发展，也就不能指望物质文明的进步。”在小原国芳看来，对富的本身来说，富是没有意义的。而富育概念的本质是通过教育让富的生活“合乎人格和道德”，即确立正确的财富观和相应的人生观。 与小原国芳把财富观分为正确与错误不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财富观没有正确与错误之说，只有无效、低效和高效之分。他们认为，无效的财富观，其认知与财富的规律相背而行。诸如金钱是肮脏的，交易是无耻的。这种观念，完全无视人类社会群体合作的态势，拒绝承认人类社会的粘连机制是通过理性的交易而完成。无效的财富观，带来的是无效的社会合作，所以这类人会自动下行，渐然淡出于社会主流之外。有低效财富观的人，内心有着追求财富的冲动，但冲动与认知只停留于表面，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体系与目标，因而也无法采取行动。这类人，每天都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高效的财富观，有正确的观念，清楚意识到金钱不具道德属性；尊重体力劳动，但却把增加智力含量当成先进的目标；有勇气认知真正的自我，乐观自律，对未来充满希望；最后，通过高智力含量、高活力、高质量的行动，冲击财富之巅，获取无上生命尊荣。 2．网友雾锁澜江的微博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甲乙两位写作爱好者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为了交流写作体会，提高写作水平，两人租住在一起。 甲每日伏案狂敲键盘，日敲万字，完成自己的既定工作量。而乙则蜷缩在沙发上，在手机上飞速的发短信，向女网友们倾述辛酸心事。 一个月过去，甲完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书稿，收到出版社的预付金。乙手机按烂，山穷水尽，向甲借钱。 甲很不情愿，因为他要拿这个钱，投资出版行业。见他脸色犹豫，乙无限悲愤．感叹道：“易涨易退山溪水，易翻易覆小人心。铁打的交情，一有钱，就翻脸，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 甲当时气得吼叫起来：“你还有脸说?我每天打字写作，你每天打字撩妹，我们两个工作量是一样的。你如果也像我一样为生存而奋斗，何至于像这样不堪?”对方冷笑：“我绝不会向庸俗的市场低头，绝不会向腐臭的金钱屈服。” 两人从此分道扬镳。实际上，乙的文笔比甲要好得多。 3．《7 UP》是迈克尔·艾普特为英国BBC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这部电视片追踪了14个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孩子，从他们7岁开始，每隔七年拍摄一次，7岁、14岁、21岁、28岁、35岁、42岁、49岁，一直到56岁，这部片子整整拍摄了49年。导演及摄制人员从年轻拍到年老，被追踪的人员也从孩提被拍到晚年。最终的结果是令人震惊的，多数人未能摆脱掉原生社会阶层的烙印，这个烙印来自家庭教育对社会财富的认知。 中产阶层，大多是财富宣言的信徒。他们认为金钱是没有属性的，是人性的贪婪玷污了金钱，而非金钱污染了人性。同样他们也认可人性的自由发展，认为每一个生命，都有义务追求更高的尊严与价值。相反，底层的生存者，对金钱的认知与中产迥异，他们一边抱怨金钱污染了人性，一边却毫无节制的生活。而当他们解释自己何以不肯自律时，他们说：“这世上的钱，都已经被有钱人赚走了。” 财富宣言说，人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所有的财富已被瓜分完毕，财富来源于社会交易，先按正确的方式思考，再按照正确的方式做事，这是致富的第一步。 从BBC的《7 UP》中人们发现：人与人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才华或能力，而在于观念。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才华或能力，但不同观念的认知，让每个人走向自己的命运。有人善用自己的才能，于这世上如鱼得水；有人则沉湎于自怜自叹中，与自身的成长相对抗。 给定资料叙述了甲乙二人从志同道合到分道扬镳的故事。请你结合给定资料，对此事进行分析。 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晰，不超过250字。

给定资料 1．“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眼蒙咙，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想没想过，当自己变成诗人叶芝描绘的这般老时将是多大年纪? 60年前，不少人或许会觉得那是他们60岁前后的景象。不过现在，至少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对70岁时仍能在炉前打盹抱有信心。据联合国人口司2010年发布的《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world PoptlIation Aging 2009)显示，从1950年到2009年，全球范围内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经分别从8%和5%上升至ll%和近8%。 显然，2010年的世界更长寿了，但同时2010年的世界也已整体步人老龄化时代。 2．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截至2008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比上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 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中国在2005年就达到了7．6%，实际上中国在2001年就已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德国经过了40年，而日本只用了24年，速度之快非常惊人。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速度与日本大体相同。中国所走的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阶段进入老龄化”的道路。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在5000～10000多美金，而我们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GDP才800多美金，还不足1000美金。即使到现在，我国人均GDP也才刚刚超过1000美金，仍属于收入水平中等偏低的国家，我国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3．据相关数据统计，2005年时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就已经达到1．44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一半，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到2020年要比现在纯增1个亿，要达到2．48亿。2020年以后，几乎每十年要纯增1亿多，到2051年，要达到最大值——4．37亿，占到当时总人口的11%，形势非常严峻。 此外，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老龄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比如上海，197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比全国进入老龄化早了20年。依照专家推测，最晚到老龄化的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要到2012年才能进入。我国最早和最晚进入老龄化的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时间间隔长达33年。 而根据其他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来看，多数都是城镇老龄化的程度高于农村，但是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农村老龄化程度要比城镇高出1．24个百分点，并且这种倒置的状况预计一直要延续到2040年。到2040年的时候，城镇的老龄化才能赶上农村老龄化，超过农村老龄化，并逐步拉开距离。 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的迁移流动，多达1．4亿的年轻农民涌向城市，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独立或只与配偶共同生活的老年人比例还在上升，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正日益弱化。 4．与新丰马头镇接壤的连平县隆街镇，有个叫梅隆的村庄，村里90%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常年在外谋生，正是大家常说的“空心村”。连平县农业局副局长郑木强笑称，剩下的村民都属“六一九九”部队(儿童老人)。留守农村的少年儿童要上学，村里的农田要么由老人来耕，要么就只能出租。 与广东北部、东西翼的大多数山区县一样，连平、新丰农村18～45周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流向了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而把大量的老年人留在了本地，从而使得老年人成为了农村地区人口的主力。 “这20年来，感觉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今年51岁的李建岸略带感慨地说，“以前父母至少养育四五个儿女。到我这一代，基本上是三四兄弟负责两个老人。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进，农村的人口增长率越来越低。” 事实上，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首批独生子女已步人而立之年。往后，两位独生子女需要同时负担4位甚至更多老人的现象将是全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5．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比例是10：1，而13年以后，在2003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1。根据预测，到2020年还要继续下降到2．5：1，负担是非常沉重的。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 %，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 根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 %，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快3．5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上海空巢老人家庭占全部家庭的3%；自2002年起迄今，哈尔滨市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3%左右。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龄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老龄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6．2006年¨月9日，71岁的流浪汉李召坤因故意纵火向广东省中山市当地警方自首，他这样交代自己犯罪的动机：“我曾听说放火烧llJ可以坐牢，而坐牢有饭吃、有衣穿，不用再流浪。”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李召坤在当月刚刚结束了5年的牢狱生活，犯罪情节也是放火烧了大片山林，而后向警方自首，他这么做同样是为了有个养老的地方，不用再流浪。 李召坤老人的遭遇只是一个极端的个例，但是，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来看，这无疑是给中国的农村养老难题敲了一记警钟。 74岁的老人吴家耀最近一年来病倒了，走路都有些困难。可是，他实在没钱去正规医院看病，只能找民间游医抓些便宜的药对付，即使这样，也让他好一阵心疼。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只要精力稍好，这位倔强的老人还要拖着带病的身体去干农活，这点微薄的农业收入，却是他和老伴的“活命钱”。儿女在外打工很辛苦，赚钱更不容易，要强的吴家耀实在不好意思向他们提养老费的事。由于政策推广不力，社会养老保险对于很多像吴家耀这样的老农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7．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老年学会名誉会长邬沧萍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体现在我国的老龄化指标与国情相结合上，必须清晰地看到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非常严峻和紧迫的难题。比如，失业、剩余劳力与农村家庭养老的压力并存，寿命延长与‘寿而不康’造成的医疗卫生和护理的压力；新中国出生的两代准老年人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的问题等等。” 全国老龄委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建议，在203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在‘未富先老’和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的背景下，人口加速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正在由家庭问题转变成为社会问题。能否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直接取决于相关的老年保障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从国际上看，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并共同分担老年保障的责任，已经成为老年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国应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化的混合型老年保障体系，即在政府的引导下，将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结合起来，通过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制度安排，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保障经济压力与社会服务压力化解在一个责任共担的安全网络之中。”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陆杰华直言：“目前，老龄事业不仅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且滞后于其他社会事业；老龄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老龄事业发展缺少人才和技术支撑体系。” 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于2009年8月中旬通报，目前已有25个省份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比2008年年底增加了6个，其他7省也正在积极研究制定省级统筹方案。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会议于2009年2月19日举行，来自会议的消息称，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正抓紧制定，2009年底要在全国建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2009年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开展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全面推进省级统筹。 9．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益加重，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已成为世界流行的大趋势，赞同派认为此举可以缓解养老金压力，但反对者则称增加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一刀切”的退休制度改革难平众议，“弹性退休”应运而生。 从2010年10月1日起，上海开始试行《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凡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均可柔性延迟退休，延迟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 10．2008年初，一项旨在系统化推进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公益项目～～“爱晚工程”正式启动，将投资100亿元，在今后5年至8年的时间内，在全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省份建设20个具有居住、休闲、文化、康复等功能的爱晚中心。同时，普通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了养老这一领域。3年前，袁延京投资200多万元在北京建立了凤凰关爱护理院，接收照料一些医院无法治愈、家人无力照料的老人，陪他们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虽然至今企业在经营上还没有起色，但袁延京说：“不管怎样，我都有信心把这个事做下去。” “让企业进入对老年人的照料这一产业将促进照料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社会学家郝麦收说。他还特别主张老年人兴办养老事业和企业，让老年人成为涉老企业的主力军，从而让老年人可以老有所为。 11．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会，因此老人问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这部“老人宪章”迄今有过多次修订，其主要内容有：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人提供服务；强调开拓高龄者对福利社会创造的参与机制，发挥老人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特长，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探索和逐渐确立一种适合于老人居家养老的方式和体制。强化对居家养老提供家庭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组织建设，并在财政预算上实行优惠政策；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 198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了全面推广老人保健设施的《老人保健法》。《老人保健法》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医疗保险的有关方共同负担，并且强调老人居家养老、居家护理。为此，由政府出资培训了大约10万名家庭护理员，负责看护生活不便的老人。政府还出资建立并普及托老所，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短期入住、护理和治疗服务，并开发了一批低价位的“三代同堂”式住宅等。 1989年，日本政府制定《高龄者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即著名的“黄金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地方政府积极建设与完善与老人相关的各种设施。以此为契机，各种老年公寓、老人活动室、老人医院更多地开始出现。1994年黄金计划被重新修订，更名为“新黄金计划”，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设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别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心等，提供各种日问服务(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 日本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大体分为两种：老人福祉设施和收费老人之家。前者主要是由政府出头，根据不同情况和老人不同的需要又具体细分为老人日服务中心、老人短期入院设施、养护老人之家、特别养护老人之家、轻费老人之家、老人福祉中心、老人看护支援中心等等。而收费老人之家则是引入社会的资金和力量，经过都道府县一级政府批准后由民间企业来经营，按照不同功能和形式又分为看护型、住宅型和健康型3种。 为了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和避免虐待老人现象的出现，政府决定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的基础上，引入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服务的质量、老人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不是通过简单的检查、打分来达到警示督促的作用，而是在分析养老院现实的基础上由专业机构提出更好的改善方法。 12．如何赡养老人，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难题。《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说，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目标。当然，政府有责任完善养老政策，从物质层面为老人提供社会化养老服务。但是庞大的养老责任不能全指望政府来承担，从亲情的角度讲，政府的关爱不能取代晚辈的孝顺。所以，唤醒年轻一辈的精神赡养意识十分必要。我们一方面要保证老人衣食无忧，另一方面要对老人尽精神赡养义务，让“常回家看看”成为社会共识，如何让老人健康长寿并且充实快乐地安享晚年，无疑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伦理课题。常回家看看，“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我们做子女的不能让老人失望、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1] 2007年11月22日至23日，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先后在廊坊、保定、石家庄等基层公安机关调研。对河北省近年来公安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强化“三基”工程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每到一处，孟建柱都和基层民警交谈，仔细询问民警的工作、生活情况，关切民警的身心健康。他说，基层民警长期战斗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线，非常辛苦，也很不容易。他嘱咐在场的地方公安机关负责同志，在褒扬基层民警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精神的同时，还要多关心、爱护他们，要保证民警能够正常的休息、休假，努力提高基层民警的政治、经济待遇。 11月23日下午，孟建柱在石家庄市主持召开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在听取河北、山西、天津、河南和郑州、太原、石家庄等省市公安厅局工作汇报后，孟建柱指出，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是公安机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首要任务。要创新防范和打击犯罪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要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暴力犯罪，坚决铲除黑势力，保护公共财物和个人合法财产，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提高公安队伍整体素质，贯彻执行“五条禁令”，坚持不懈地抓好从严治警各项措施的落实，坚决防止发生对人民群众报警求助冷、硬、横、推的问题，防止发生与民争利、吃拿卡要和乱收费、乱罚款等问题。从最基本行为准则抓起，树立良好警风，努力建设一支人民群众最亲、犯罪分子最怕的公安队伍。 [材料2] 警察，英美国家都叫Police，人民警察是中国警察的特色，这个定位开始于我国人民警察建立之初，1950年周恩来总理专门把“人民”这个词加在警察前面，赋予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利益、保护人民、打击犯罪这样一个职责。 现在24小时上班的有两部门：一个是派出所，一个是医院。人民警察的工作和每个老百姓的家庭、生活、工作都密切相连。有人说，人的一生都离不开民警，孩子呱呱坠地需要派出所民警上户口，安居乐业需要治安警察保障安全，出行需要交通民警疏导交通，你需要救助吗?请拨 110。…… 浙江省象山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何利彩，1982年7月从警校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在担任定山派出所所长时，她一头扎进群众中，天天早晚都往村里跑，3个月时间走遍了辖区 80多个村；在任县公安局监察室主任期间，经她的手，许多上访案件得到了妥善解决，群众把她看成可以说心里话的“自家人”。在治安大队，她组建夜巡队，经常与同事们一起巡逻到深夜两三点，当月盗窃案件就下降了20%。多年来，她无私地出资20多万元，资助过30多名下岗职工和困难村民。有人问她，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她回答：永远忘不了“警察”前面有“人民”两个字，为人民提供安全祥和的生活、工作环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基本责任。她把群众看得比天高，群众把她看得比山重。在干部测评中，群众对她的满意率连续达到 100%。何利彩高尚的品格已成为善良、公正、和谐的化身。1997年、2006年，何利彩两次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2007年光荣当选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孟建柱说，公安工作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关注民生、执法为民是新时期人民警察的基本理念，要从人民群众最满意的事情做起，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安机关执法为民带来的实惠。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衡量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 [材料3] 2008年3月19日，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接受了法制日报记者专访，他说，全国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抢险救灾、救助服务各项工作中，不畏艰险、不惧困难、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的神圣职责，为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2007年我国民警因公伤亡3797人，其中因公牺牲452人。每天都有一个民警倒下，每小时都有一个民警受伤。在牺牲的民警中，与犯罪分子面对面搏斗，现场壮烈牺牲7人；积劳成疾猝死211人，比2006年上升了20.6%。民警因伤亡有四个特点：一是主要集中在基层一线警种，派出所民警、交通民警、刑事警察和治安警察伤亡人数占全部伤亡民警的75.5%；二是中青年民警较多，猝死的民警平均年龄41岁；三是积劳成疾情况比较突出，猝死的民警占牺牲民警总数的 46.7%；四是抓捕犯罪嫌疑人造成伤亡，但比2006年下降了65%。这和我们开展“三基”工程建设，苦练基本功有关系，民警制服犯罪的技战术水平、体力，经过大练兵都有了提高。 武和平说，民警因公伤亡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工作任务繁重。据统计，基层一线民警平均每周加班的时间超过20小时，派出所、刑警队民警每周加班最高可达50小时。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无规律的生活节奏，使广大民警的体力严重透支，绝大多数民警处于亚健康状态。有的民警长期带病坚持工作，积劳成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天天有牺牲，时时有流血”，人民警察已成为和平时期伤亡率最高的职业群体，他们不仅要承受工作的压力，还要接受伤亡的考验。二是警力严重不足。我国现在有公安民警190万人，一线警力95万；5万多个派出所，拥有警力40多万人，社区民警和驻村民警20多万。世界发达国家警察与人口的平均比率达万分之三十五，而我国约为万分之十四，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材料4] 2008年5月5日孟建柱部长在公安部直属机关开展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动员大会上强调，广大公安干警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永葆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以实际行动捍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捍卫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家政权，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 在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人民警察对党忠诚、牺牲奉献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2008年3月 26日《人民公安报》报道：共和国的公安英烈名册上又镌刻上了一个光荣的名字——陈春龙，他用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换来了人质的安全，换来了社会的安定。他用自己年青的生命，献给了他所挚爱的公安事业、他所热爱的聊城百姓。 2007年5月16日《山西法制报》刊登了八位获得“山西五一劳动奖章”交通民警的颁奖辞：有一种情感叫忠诚，有一种精神叫奉献，有一种伟大叫平凡。面对着山西的秀美山川，肩负着三晋父老的重托和厚望，他们毅然穿行于车流之中，奔波于大山之隙，伴随着青山的绿柳茑鸣、草枯叶黄、天寒地冻、雨雪风霜，备战在交通管理第一线，带给人们的是一路平安、幸福团圆，而留给自己的是风餐露宿、妻儿期盼，他们用心中的理想和朴实的言行履行着神圣的职责和庄严的承诺，用忠诚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平安，他们用一腔热血铸就了铮铮铁骨、警中硬汉，他们的事迹根植在这片热土，辛勤奉献伴随着辉煌，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顺延。 今年年初，在抗击南方雨雪灾害的过程中，冻伤累病民警34000多人，牺牲4人。广州火车站执勤民警为了老百姓的安全，十几天不下一线。5月12日下午2点28分，四川纹川发生强烈地震，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3000多名公安消防特警官兵，首先出现在抗震救灾第一线，14日参加救援的公安民警人数达1.6万…… 人民警察职业是神圣的，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是光荣的。神圣蕴涵着正义和尊严，光荣体现为牺牲和奉献。 [材料5] 50年前，有一部电影《今天我休息》风靡全国，影片主人公——民警马天民放弃休息为百姓干了一天好事，为民服务的形象留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斗转星移，五十年沧桑巨变，社会由静态到动态，由封闭到开放，由计划到市场；从没有流动人口到亿万农民踏上异乡打工的征程；从简单的社会组织形式到新社会群体、新经济组织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这一切变化都使社会利益矛盾日益多元化，使公安工作的量更大、面更宽、情况更复杂，难度更大。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公安机关的责任，新时期的公安警察肩负着更为复杂、更趋繁重的使命。过去，一年有40多万起刑事案件，现在，每年增到400多万起。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机关也有了新的要求和期待，不仅有对社会平安的要求和期待，还有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期待，更有对公共服务的要求和期待。如果说过去公安机关是“刀把子”，现在则还要起到“减压阀”、“缓冲器”、“拐棍”、“雨伞”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的作用。 马天民的扮演者，著名演员仲星火说：“现在的警察比过去难当，因为社会风气变了，老百姓对警察有了偏见，部分群众对警察不理解不支持。过去户籍上门，为大家做好事，群众欢迎。。现在民警上门，人们总以为这家出事了，惟恐避之不及。” 据《现代快报》报道，2006年10月25日上午，无锡一女子驾车违规线闯红灯时，被执勤交警拦下检查。开车的女司机不仅不配合执法，反而抢过交警手中的“警务通”拒不归还。在这种情况下，赶来支援的交警连续敬礼达36次，才纠正了违章行为。 凉山州公安局袁刚局长说，“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党的十七大对政法队伍建设提出的更高、更新要求，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各项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细心考虑群众利益，用心体察群众情绪，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去执法，杜绝执法不当、执法不公和执法不文明现象，争取群众的理解支持，提高民警执法的公信力。 [材料6] 2008年5月3日，第十二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揭晓，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刑警沈高芳、湖北省京山县社区民警廖承枫获此殊荣。 沈高芳作为一名主要从事物证检验技术的法医，她深刻认识到仅有胆量、热情和吃苦的精神远远不够，还要精通业务，技术过硬。她利用业余时间攻读物证技术研究生课程，平均每个工作日都在12个小时以上，没休息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她凭借自己的高超技术，牵头受理检验了各类刑事案件2774起，运用DNA技术手段直接认定、破获案件418起。特别是在全国侦破命案专项行动中，屡建战功，通过DNA技术直接认定破获15起命案，让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案件峰回路转，让一起起疑难复杂案件绝处逢生，使公平正义得到伸张，法律尊严得以维护。 沈高芳在平凡的岗位上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三等功3次；被授予“第五届江苏省十佳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36岁的廖承枫外表瘦弱、温和，是心理学“专家”，还是军事技能标兵。廖承枫认为，公安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仅要求民警有很高的政治素质，还要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技能，具有应对复杂局势和特殊情况的能力。从警15年来，他先后资助56名困难家庭，帮助300多户困难家庭找到生计，帮助69名失足青少年改邪归正，帮助19名吸毒人员戒掉毒瘾……他帮教违法人员，弓I导他们融人社会，化解大量矛盾隐患，摸索出一条“和谐执法”的新路子。 他三次直接面对枪口，将持枪歹徒制服，五次徒手与挥舞利刃的歹徒搏斗；他独自与在逃人员在山林里周旋15天；他只身到外省解救被拐妇女。15年里，他亲手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 80多名，其中在逃人员22名，抢劫、杀人等重大犯罪嫌疑人12名。廖承枫先后荣获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湖北省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 [材料7] 众多网民在警察网发帖子，对公安警察发表看法，下面是摘录的部分帖子： 双面人：现在相当一部分人把民警当作“神”而不是当作“人”来看，他们希望民警是万能的，既是侦察破案、打击犯罪的能手，又是排忧解难、保护社会安宁的卫士。其实民警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近年来，一线警察在依法执行公务中，受到推搡、辱骂、刁难等事件时有发生，而大部分民警忍气吞声，感叹当前执法艰难。 贺兰顽石：原来只在电影和小说里了解警察，本人有幸和他们接触了几个月，感觉确实不容易。110的民警，一天1000多个电话，光接电话就能烦死你，何况还要处理，个个态度都要好；派出所也轻松不到哪里，不信，你到朝阳所呆一晚上，事情一个接一个，累得很。至于个别警察横，看看自己周围，难道是一片净土?我看谁都不敢这么讲吧。关键是要多一点宽容和理解，一句话，理解万岁! 豆里的虫：听说有一群老百姓被一个持枪的罪犯追杀，有一个警察路过快速地跑了，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他说警察得先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保护老百姓。 淮南予民：你说的可能是个故事，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跟你说，警察队伍里没有这样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也不配再继续呆下去。事实证明我们大部分民警的品格和素质是优秀的。警察冲到一线为人民流血卖命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说呢?这年头都是这样，恨人穷怕人有，不好有人说，好了有人妒。谁愿意怎么说就说去吧，自己做好自己! 一杠三星：在政府职能部门中，责任最大的是公安机关，工作最辛苦的是公安民警。特别是常年直接面对各种尖锐矛盾的一线基层公安民警，有求必应成了常规，加班加点成了义务，受伤受气后还要忍辱负重，各种检查、考核、临时性活动应接不暇。压力过重、疲于奔命成了基层派出所民警的真实写照。 南山大兵：穿着警服，吃苦受累；摸爬滚打，终日疲惫；急难险重，必须到位；一日三餐，时间不对；逢年过节，天天战备；抛家舍业，愧对长辈；老婆孩子，跟着遭罪；遇上刁主，挨骂受气；流血流汗，还得流泪；为了理想，不能后退。 [材料8] 2008年4月29日上午11点，河北省公安厅隆重举行“新奥运、新警队、新形象”主题实践活动启动仪式。省政法委书记王其江出席启动仪式发表重要讲话。 王其江说，河北毗邻北京，奥运安保任务责任重大，公安机关使命艰巨。对全省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民警来说，这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也为我们提高政法队伍素质、展示政法干警风采、为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希望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政法系统抓队伍、保奥运誓师大会精神，发扬连续奋战、不怕疲劳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时刻保持迎难而上、敢打必胜的英雄气魄，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昂扬的战斗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奥运安保工作中。全体公安民警一定要充分认识当前斗争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认真审视奥运安保面临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增强优患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打好奥运安保这场硬仗，确保北京奥运会安全顺利进行。 省公安厅厅长张越强调，广大公安民警要顽强拼搏，恪尽职守，人人尽忠尽智，时时尽职尽责，处处尽心尽力，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夺取奥运安保工作的全面胜利。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1981年6月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明地将群众路线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路线是领导和工作方法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党领导国家发展，到底是为谁发展?到底是谁受益?在这个命题中，群众居于最根本的位置。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要维护群众利益，“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产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他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就是依靠这种团结一致、服务人民的精神，党和新中国才能与群众雨水交融，焕发出勃勃生机和坚强的战斗力。沂蒙山区是革命老区，当年这里“百万人民拥军支前，十万英烈血洒疆场”，“乡乡有红嫂，村村有烈士”。开国元勋陈毅曾深情慨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最后一把米当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上战场!”——这就是沂蒙人民的大德大爱!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一切为了群众，让广大群众翻身做主人，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同时，又放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教育群众，成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资料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了，社会事务繁杂了，领导干部更忙了，离群众更远了。在现代化经济发展中，群众路线还有发挥的余地吗?例如S市某新区环保市容局在2013年2月发起“当一天环卫工人”体验活动，最终活动却受到了不小的质疑。 这次活动共有70名机关干部和107名团支部书记等人员报名参加，目的是让参加者亲身体验环卫工人的疾苦，听一听“办公室里听不到的声音”。根据要求，参加体验机关干部须穿上环卫作业服，与环卫工人同吃同劳动，每天工作6小时以上。在这次体验活动中还解决了环卫工人吃饭、喝水难，上厕所难，以及没有避雨场所等问题。区环卫处韩处长体验的岗位是跟车作业工。他说：“垃圾箱蛮重的，总感觉使不上劲。一般情况下，两名环卫工人一天要搬250次左右的垃圾箱，真不容易啊!” 据了解，下一步S市该新区环保市容局还将深入推进“当一天环卫工人”活动，让普通市民也参与进来。然而，这项体验活动与媒体上报道的某省某职能部门负责人“世界粮食日”当天带头参加的24小时饥饿体验活动、某市一区长在微博上征人拼车、某省某厅副厅长邀请农民工吃饭、某市级机关公务员走上街头为民擦鞋等等，都被市民们贴上了“作秀”的标签。近期一项调查显示，对当前官场的各种“政治秀”，56.6%的受调查者选择“痛恨”，41.7%的受调查者选择了“反感”，只有不到2%的受调查者表示值得鼓励。 资料3 “工作不做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去，而是做在办公桌上、会议桌上。”这是对现在很多干部的真实写照。一头扎进“文山会海”，文件层层批、层层转，会议天天开，什么事情都“传达精神”“非常重视”“着重强调”，就是离着实际问题十万八千里，真到拿出成绩、群众口碑，仍然是报告来、文件去。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空有形式没有内容，群众自会在长时间的生活中感受到，自会有准确的评价。有的地方经常搞些评比、活动，短期突击一下，照照相、发发文章，风头一过，照样松懈，群众怎能满意?真正的群众路线，贵在坚持。 记者日前到重庆某地采访时发现，尽管并非节假日，所住宿的酒店依然爆满。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几个全国性的会议同时在此召开。记者看见，会议日程上，一个三四天的会议，却只有半天、一天的会期，其余时间则是到风景名胜区旅游。这家酒店一位经理证实，酒店客源主要是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人员，这些人夏天到北方，冬天到南方，春秋季到处走，多是拿着公家的钱出来游玩，真正自己出钱的很少，酒店也因“会议旅游”者甚众而生意火爆。开会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互相交流、探讨并解决问题，时下的会议却成了旅游观光的陪衬，搞“会议旅游”，花的是公款，当然乐此不疲了。 我们也经常感受到政府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某企业主吴先生到土地局办理国土证，一年往国土局跑了一百趟，比国土局工作人员来得还勤。办理手续期间，国土局要么说“人不在、没得空”，要么说“缺手续、回去补”，国土局领导答应得很好，但就是办不下来。吴先生催得急了，领导脸一横、眼睛一瞪，以“老爷训斥跟班的口吻”把办事困难大谈了一番，让吴先生目瞪口呆。他向记者吐苦水：“这些当官的到底是给我们办事的，还是真的成了高高在上的‘官’?” 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干部能做到端正态度、摆正位置，但总有少数人真的以“官老爷”自居，平时在机关的架子很大，下基层也是吆五喝六、官气十足，对群众颐指气使，真正做决策怎么可能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呢? 资料4 在有的政府网站上，我们可以容易地发现“领导热线”“意见论坛”，可是点进去发现，群众提的意见，不是“我们正在开会讨论此事，一定给您满意答复”，就是根本无人回答。群众的切实问题难以解决，其他都成了空话。 浙江杭州萧山是工业发达区域，萧山六中的周老师代表全体师生，给某报纸民生栏目组发出一份求助信。信中说，萧山六中地处戴村工业园区，三面环工厂，绝大部分是化工企业，每天排放气体，味道难闻，严重影响了师生的健康，希望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周老师告诉记者，从她2002年进校至今，就看到此地环境较差。这么多年，不仅没有工厂搬迁，反而多了一些工厂和24小时冒烟的烟囱，空气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周老师说，这几年，有部分教师患了甲状腺结节，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空气污染有着一定关系。稍远一点的几个村子里，人们也多次提出过意见，但都没有回音。 郁金香岸小区的业主王先生打进报纸热线电话，反映呛人的化肥味道让他难以忍受。他曾经向环保部门投诉过，不过工作人员倒是反问了他一句话：“你们为什么买到萧山来，难道不知道萧山污染很严重吗?” 在陕北府谷县，记者看到了让人欣慰的一面。全国有评“百强县”，这是一种形式，府谷已经是全国百强县，但他们没有借此来招摇，反倒自找其弱，自补其虚。全县还有三万贫困人口，他们决心三年解决“富中贫”问题，消灭“城中村”和“棚户区”。而且高标准，全国农村贫困线是2300元，他们提到3000元，以缩小差距，共同富裕。 “领导送温暖”是一种形式，最常见的是春节慰问。在府谷县，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干部不去“骚扰”群众过年，而是等春节刚过，马上人村落实当年的生产规划和慰问物资。比如府谷的县长正月初七就来到他挂钩的李岔村，研究合并建新房12户，整理流转土地5000亩，引进新品种羊18群，特别规定按顺序依次包给最贫困的户，每户补贴1万元。他们不叫“送温暖”，叫送项目、措施到村、到户、到人“三到位”。 资料5 G市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全市GDP在本省居于前列，但G市新城区棚户多，有些棚户低洼阴暗，不通气不通暖，几百人共用一个旱厕，与繁华商业区形成强列反差。该区李区长走进棚户区考察后说：“在现代繁华都市，还有群众生活在这种环境里，这是我们的失职，棚户区里看民生，这里的改造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区委区政府抓民生工程建设，从解决一个个小问题做起；群众反映小区改造后搬迁到另外的区，孩子就近上不了学，区委书记立即叫来教育局领导现场解决；群众反映社区没有诊所看病不方便，卫生部门现场布置全科医生建起了社区诊所，火车站附近，穿越通道灯一直不亮，老百姓意见大，李区长立即叫人换上了灯；群众埋怨社区菜价贵，区政府就建立蔬菜基地直接配送社区机制，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菜价……李区长说，正是平时这一个个小问题没有解决好，才造成了民忧民怨民困。 2012年12月11日，Q市委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精心设计调查问卷，以市委书记名义向有关人士和网民征询“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此活动共发出调查问卷764份，征求到不满意事项32件，内容涉及城建、交通、教育、医疗、卫生等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该市又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决定将其归纳衍化成“为民所办10件实事”，并确定了解决原则，将解决10件实事纳入Q市委2013年工作重点，写进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报告和市政府工作报告。据报道，为解决好“群众最不满意的10件事”，该市决定把新增财力的80%以上用于改善民生，并进一步征求群众对解决不满意事项的具体措施，建立全体群众评价和监督长效机制，真正把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解决好，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 资料6 据统计，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其他单位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64亿，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59.15亿，占总数六成以上。2007～2012年间，在公务车问题专项治理中，全国清理出的违规车辆就达19.96万台。 Y市一个人口不过60万的县级市，竟然拥有1430辆公务用车。究竟有多少公务要办，竟然需要这么多“公务车”?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这1430辆所谓的公务车，绝大多数是各级官员的专车，大到区委书记，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都拥有自己的专车，既是“专车”，其实也是官员自己的“私车”，既可自己用，也可给老婆孩子用，就是单位的其他人员不能用。而且这些专车一般档次都很高，远远超出中央规定的标准。百八十万的豪车已经成了“标准配置”，要“面子”、要“地位”。 中央八项规定公布后，公款吃喝得到一定的遏制。据称，团体餐一桌的标准最低也要2000元，而请领导吃饭至少要达到500元一位的标准，基本上“800元一位的才像个样”。媒体探访到了一桌宴请，标准每位800元，桌上放的是单价2180元每瓶的茅台及每瓶1080元的广西特色白酒丹泉，香烟是每包108元的软中华和每包150元的真龙。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城镇居民辛苦工作一年，只不过一顿公款吃喝；而农村居民一年收入，竟然吃不到一桌公务宴，让人情何以堪。 据北京市朝阳区纪委表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村委会副主任马林祥在国庆期间为其子婚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违反中央相关规定，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区纪委已责成乡党委依据相关法定程序，罢免其村委会副主任一职。目前调查组暂未发现其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婚礼，并将继续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据了解，国庆节期间，马林祥为儿子连摆三天婚宴，其中举行的婚礼场所为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厅。此外还邀请“刘老根大舞台”的一些演员进行演出，演出费高达69万元。马林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前两天在村内的流水席自己花了20多万元，其余花费均为亲家所出。 朝阳区纪委表示，为狠刹奢侈浪费之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针对婚丧喜庆等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区委已研究制定《朝阳区党员干部进一步落实八项规定，倡导厉行节约，加强监督管理的通知》，为制止奢侈浪费，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四个不准、四个从严”：不准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严格报告程序；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严防借机敛财；不准用公款报销或由他人支付应由本人承担的操办费用，严禁公款送礼；不准违规动用公务用车和占用其他公共资源，严控公权滥用。此外，朝阳区将召开专项工作会，通报情况，重申细化要求。 资料7 “他是个好人，是个实在人，是个热心人……”认识陈国明的人，只要一提起他几乎都离不开这句话。这是朴实的农民对陈国明最真挚、最崇高的评价。 63岁的陈国明是河南省濮阳县渠村乡后陈寨村人，他从18岁就开始当村干部，45年如一日，在偏僻的黄河滩区自强不息，甘于奉献，乐于助人，肯于吃亏，被誉为“雷锋式好村官”。村里分责任田，个别不好的地块大家都不想要，陈国明就自己要；洪水来的时候，曾七天七夜坚持在黄河小堤，扛起麻袋去堵堤时比年轻人跑得都快；以前给村里那些去世的人帮忙换穿衣服，不管炎炎夏日还是寒冻深夜，他都随叫随到；在他担任大队会计、村委会会计期间，村里账目清楚，收支明白，没花过村里一分钱；近一两年来，村里人很多都外出挣钱了，平时一些村里琐事都会找陈国明去做，他都是随叫随到、尽职尽责、任劳任怨，甘当新时代的“老黄牛”。 村里有些必须有人干而许多人不愿干的事，陈国明就挑头。20世纪90年代初陈寨村没有灌溉渠，天旱时村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地里的庄稼苗慢慢地枯萎。要开挖一条灌溉渠，不但要占用很多耕地，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干不好就是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当时陈国明不听家里人劝阻，主动“请缨”，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察地形、做规划，带领群众不分昼夜地苦干了20多天，终于挖通了一条长1500米的灌溉渠，彻底解决了全村几百亩耕地的灌溉问题。 群众因为生活琐事难免会发生邻里矛盾，感觉吃亏的一方往往会找到陈国明大喊大叫，有的甚至冲他吼着发脾气，而他总是耐心倾听群众意见。有时候全家人正在吃饭或有客人的时候，也会听突然找上门的群众吵嚷，对此他总是耐心劝慰，从不生气。 “村村通”工程开始后，按照统一规划，村里的街道宽是6米，恰巧一家村民的小花椒树影响施工需要刨掉。这个村民不仅不理会，反而和另外一名村干部争执起来，陈国明赶紧上前劝解，该村民却一拳打到陈国明脸上，顿时起了个大包。派出所知道此事后，要追究这个村民，又是陈国明出来说情才算了事。这个村民知道后很受感动，立即刨下自己的花椒树，主动给陈国明道歉。此后，修路工作顺利进行，大家都积极主动配合。 陈国明总是说：“大家选我当村干部，是因为信任我，他们有时候情绪激动也不是冲我个人，而是因为我是村干部，倾听群众心声帮大家排解不满情绪是我的责任，他们就算有过激行为我也要宽容。”陈国明在村里从不摆架子，更不会盛气凌人地耍派头，而是真心为群众排忧解难，做群众的贴心人，甘当群众的“出气筒”。 陈国明勤劳简朴惯了，夏天有时候都快热到40℃了仍能看到他在田间忙碌的身影，他甚至十多年都不舍得给自己买件新衣服，平常都是捡儿子穿过的。因为主要靠种地生活，陈国明家的日子并不富裕。邻居家有的盖起了两层小楼，而他家的房子却还是30多年前的旧瓦房。其中三间经洪水浸泡早已成了危房，甚至院子连个大门都不舍得安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省吃俭用对该乡马庄村、后园村、前园村的几名贫困学生进行了资助。渠村乡后园小学校长杜国星在学校老师的陪同下，冒着严寒来到后陈寨村，给陈国明送来了“捐资助学，功德无量”的锦旗，感谢他多次卖麦捐款助学。陈国明却说，儿女都出外打工了，家里存放的麦子也吃不完，卖掉些麦子能帮助些学生或是向灾区献点爱心，这比让他住好房子、穿好衣服都开心。 现在，陈国明有了很多称号：“感动中国人物”，“最美村官”。陈国明说，赞誉是对他的鼓励，他会继续为村民、为社会办事。评上先进人物，陈国明出了名，很多领导干部、同事都向他竖大拇指，奖金、表彰也多了。陈国明把奖金拿出一部分，资助了乡村里的困难户。他说：“要钱用处不大了，儿女生活都落实了，趁着有劲，再做点事情。” 资料8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性地对群众路线进行了继承与发展。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各方面工作成败的标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党的群众路线这笔珍贵历史经验的现实价值。江泽民指出：“脱离了群众就从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脱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在此基础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为民”思想，成为新时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指针。胡锦涛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始终是最紧要的。”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成为2003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 2．2003年9月15日晚上8时30分左右，广州市海珠区某楼盘的工人生活区陷入一片混乱。该工人生活区聚集了100多名工人等待领工资，公司方面称，由于资金周转有困难，只能分批付清。双方分歧较大，工人情绪激动。押运了12万元工资款的运钞车被上百人围堵在生活区内，有工人甚至威胁要把车掀翻。9月16日零时30分左右，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出面调解。16日下午1时左右，该公司组织了资金，将工资陆续发放给工人。 3．2003年5月，湖北籍男子左某与公明镇玉律村一木艺厂老板张某商洽承包喷漆事宜，签了一份承包协议书，左某随即聘请工人进厂喷漆。6月26日，张某单方面终止协议，并与他人另签协议，喷漆工作交由他人处理。但张某既不退还左某所吏的承包工程押金，也不承担毁约的违约责任，连工人的工资都不支付。6月30日上午，左某与部分工人找到张某要求退还押金，领取工资。张某只答应退还5000元押金，其他押金要等出货后才退还，工资则不付。左某认为白干了十多天，押金不退是没有理由的，坚持要求退还全部押金1.5万元，并发放其他员工的工资。当天中午，张某借机离开并准备了一把长刀返回工厂，追着左某连劈3刀，左某顿时血流如注。 4．2003年1月20日，正值壮年的张进国是弟弟背着来到报社的。他的右腿在一次事故中不慎摔成骨折，没钱治疗，只得吃止疼片缓解疼痛。张进国说，前年他带领几十个老乡承揽了河南建筑工程公司建兴分公司所接的两项工程施工任务，按施工合同，工资合计为23万多元，最后的付款期限为2001年4月16日。“直到今天，他们还欠我11万元，到公司找不到人，打手机不接，打传呼不回，我实在没一点办法了。” 5．2003年1月21日，郑州市政府召开维护外来务工者基本权益工作会议，要求劳动监察和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就兑现农民工工资问题开展专项检查，对拒不履行合同，拒不支付民工工资的建筑企业，建设部门要取消其在郑州承接工程的资格，并驱逐出郑州市建筑市场；对严重侵害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权益的单位和个人要公开曝光，情况严重的，司法部门还要追究业主和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 6．为建筑业的民工追薪，年年都是热门话题，这与行业特点有关。据介绍，在业主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建筑承包商在垫资过程中，又将垫资款分解，由项目经理、大小包工头按一定比例分担。在工程结束后，如工程审计未完成，或业主百般挑剔，要求返工，都使工程款不能及时全额结算。垫资的风险最终将转嫁至民工。 7．2002年底，6名安徽籍建筑民工来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活，非但分文工资未得，还受到恫吓。老板撂下一句话：“我没拿到一分钱工程款，你们要闹没好果子吃。”其中一秦姓民工告诉记者，他们将依靠法律武器，把老板推上被告席。 8．广州每年凸现3个欠薪高峰，即5～6月、9～10月、元旦～春节。据了解，因公司拖欠工资，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引发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指的是30人以上的上访、游行引起的纠纷等群体性重大事件)的情况近年在广州有不少，2002年274件突发事件中绝大多数因欠薪引起。 9．民工追薪问题目前处理难度很大，一是无法律上的支持，手中的武器主要是省政府有关通知，即如果老板逃匿，追究主管部门的责任；如果主管部门找不到，找场地出租者，以此依次追查，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广州目前只有124个劳动监察员，但却有几百万职工、28万户企业，靠这些监察员监督如此多职工、企业，基本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10．据北京市劳动保障局仲裁部门的人士介绍，进入2003年以来，有关拖欠外来工工资的投诉增多，占投诉总数的50%以上。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运用劳动法规维护自身权益，这一可喜的变化意味着他们的法制意识在不断提高。 11．从去年以来，周薪制先是在小煤窑较为集中的鹤山区鹤壁集乡、姬家山乡一带产生，后来逐渐被建筑行业的用工单位所接受。该市鹤壁集一煤矿王矿长告诉记者，一周一开工资，也是前不久才实行的，它能避免很多后遗疼，雇主不赖账尽快兑现工资，打工者吃了定心丸，干劲儿就大，对双方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12．2002年春节临近，福建泉州市再次展开对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的专项检查。据悉，一年来，该市劳动监察部门共为3.05万名工人追回被欠工资达3893.7万元。泉州市有各类民营企业上万家，解决雇主与雇工的劳资纠纷一直是劳动部门工作的重点、难点。全市劳动监察部门通过日常巡查、举报专查、专项检查等形式，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4325家，涉及劳动者50.8万人，补签劳动合同7.1万份；同时对违规雇主教育与处罚并重，做到处罚一家教育一片。 13．2003年1月13日中午1时许，福州市梅海园建筑工地9个四川籍民工在向老板索要工资时，与对方发生冲突，两民工被打得头破血流。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有关人员提醒打工者，在整体工程未完工而工资又拖欠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通过劳动部门与用人单位协商之后，由班组长与工头对工人工作量先进行估算，向建筑公司借资先行发放或由工头先行发放。 14．无锡市劳动局仲裁委员会2002年的一项统计表明，2002年涉及私企用工问题的案件立案数为817件，占总立案数的48.5%，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0%，涉及人数增长103%。这些案件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和工伤待遇类案件上，分别占到了38%和27.4%。 15．从2002年一些地方发生的欠薪纠纷情况分析看，黑心老板拖欠克扣工资的手法很多，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骗”你没商量。二是“扣”你有理由。三是“拖”你无奈何。四是“推”你无计施。五是“赖”你进退难。六是“打”你耍蛮横。七是“逃”你没踪影。八是“诱”你进圈套。 16．针对近来发生的民工采取跳楼的过激行为索要被欠工资的现象，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劝戒广大外来工，劳动者索取被企业拖欠、克扣的工资合理合法，但是追讨欠薪必须通过合法途径，不宜采取过激行动。劳动者发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只能通过合法途径予以处理，而采取跳楼、停工等过激行为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不利于解决。 17．2002年1月28日，52名来自湖南、贵州和阳东本地的打工者从广东省阳东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手上，接过他们被拖欠的4万元工资款。其中最多的领到3900多元，最少的也领到100多元。他们不停地向法官道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阳东法院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外省劳工和弱势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出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出让这种方式也存在弊端，第一，抬高了用地者的投资门槛，并非所有的行业、产业都能承受，特别是一般性工业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投资风险；第二，助长了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低价征地、高价出让，靠“寅吃卯粮”搞建设。这是征地失控的制度诱因之一；第三，城市存量土地中，绝大部分仍是原来的划拨用地，单纯推行出让方式，不利于尽快把这些土地纳入有偿使用轨道。存量土地盘不活，城市发展就主要靠增量土地，加大了征地压力；第四，助长一些开发商千方百计“炒地皮”，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2)闲置土地、烂尾楼，开发商的不合理行为使沈阳市流失了大量国有土地资产，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同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此，沈阳市政府近期将出台《沈阳市土地储备办法》。《办法》规定，今后沈阳市转让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必须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申报转让价格，在同等条件下，政府可以优先收购方式予以储备。在不损害土地使用权人正当利益的前提下，沈阳市将依据相关规定，优先收购作为土地储备的一种方式，既保证了在土地利用问题上政府的主动性，同时也避免了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因内幕交易产生的偷逃税问题。 (3)2003年，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全力推进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工作，一年时间，共清理各类违法用地5 627件，立案查处2 683件，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园(区)98个，追回流失土地收益1亿多元。 (4)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发区”是个在媒体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人们在分析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时，每每会与“开发区”联系在一起。耕地流失，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开发区圈地难辞其咎；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多是开发区推波助澜；农民权益受到侵害，失地又失业，开发区圈地是罪魁祸首；房地产开发出现过热苗头，带来金融风险，开发区游离政府调控之外热衷卖地是源头所在。从政府决策层，到上访农民；从学术界精英，到媒体记者，对开发区圈地都发出了怒斥之声。“开发区已更多地异化为利益受侵害农民的‘悲惨世界’!”有媒体这样惊呼。 (5)国家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总结出开发区存在的五大问题：一是随意设立，过多过滥；二是土地浪费严重；三是扰乱土地和城市规划的实施；四是许多开发区“封闭管理”，形成“政策特区”、“执法盲点”；五是不少开发区成为土地违法违规“堡垒”。 (6)每次“圈地热”之后，除了大量的农地被征用外，都伴随着农民利益的巨大损失。有资料显示，通过土地转移用途产生的级差收益有3万亿元之巨。这些本来应当与农民共享的“级差收益”，由于现行法律语焉不详，而成为强势集团的“囊中之物”。许多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案件，随着经济形势的起伏而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于是，农民单访或群体上访案件居高不下，成为时下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难题。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回顾多年前集中爆发的严重医患纠纷事件，2009年的6月似乎是医生的“劫难月”。当月，全国各地见诸报道的暴力医闹事件，其发生之频繁、性质之恶劣，令闻者无不愕然。 6月1日：河南武陟县妇幼保健院 一名孕妇生产时发生羊水栓塞，由于抢救不及时，不幸身亡。院长杨更林被死者家属强迫披麻戴孝，在亡者灵前磕头哭丧，直到被打得倒地不起。 6月8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个被确诊为喉癌近两年的19岁女孩，在该医院突然跳楼身亡。死者家属率众要求补偿不成，将院长打致肋骨多处骨折。 6月11日：武汉市江夏区疾控中心 当班护士朱雪英颈部被人砍伤，抢救无效身亡。疑凶称两个月前朱雪英给他注射的狂犬疫苗是“毒血”，致使他肚子疼。 6月16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因患者要求出具的诊断证明与医院诊断不符，医院拒绝出具假证明，患者母亲将一女医生连刺五刀。 6月21日：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 患者杨俊斌在该医院医治后死亡，其家属组织大批人围攻医院、挟持医生，并将一名医生捅伤。最后却是由医院“补助”死者家属21万，同意不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6月27日：福建三明市第一医院 一名患儿在该医院死亡，患儿父亲率众扣押当班的医生，该医生无奈从医院的五楼跳到四楼的空调外挂机上，然后再跳到三楼的平台得以脱身。 6起医闹事件共造成近20名医务人员伤亡，这年的6月因此被称为医生的“黑色6月”。 虽然近年来医闹事件的发生不像当初那么频繁，但作为医患关系矛盾爆发的火山口，只要医患关系没有真正解决，“医闹火山”爆发的问题，就始终会严肃地摆在公众面前。 2．当了两年多的“医闹”后，河南省郑州的张某决定金盆洗手。他曾有过如下的自述： 两年前，我右手小拇指骨折了，可乡卫生院的大夫把我的小拇指接坏了，导致小拇指不能弯曲，我只好自认倒霉。2006年10月，我遇上了同乡老李。老李跟我的遭遇相似，也遇上了医疗事故，可他组织了一大堆的亲戚朋友，堵了医院两次门，结果拿到了1万元赔偿金。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当“医闹”可以索赔。不久后的一天，老李找到我，让我帮别人“闹医”，一天给100元钱，如果介绍其他人入伙，还可挣到10元的中介费。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职业医闹”生涯。我们的方法其实就几种，一般就是围攻医院、堵塞医院大门、殴打医务人员、打横幅喊冤、将尸体停放在医院等。 有时我也在想，家属方面为什么偏爱找我们去医院闹闹而不愿意上法院呢?死者家属往往特别排斥医疗事故鉴定，比如，在一起医疗纠纷中，死者家属不能接受尸体被破坏，拒绝接受医疗事故鉴定，只希望医院能够给一定数量的钱来平衡心理。而医院则坚决要求照章办事，或者鉴定，或者起诉，否则“一分钱也不给”。在我看来，如今的医院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透支患者对医生的崇敬和信任，偏离了自己的职业宗旨。个别医院还把患者的病痛当成敛财良机，利用自身优势，加重患者的负担和痛苦。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听说过太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医疗鉴定”，同一事件不同鉴定结果相互打架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谁都知道，医疗部门与鉴定部门的关系形同鱼水。对于普通百姓，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患者及其家属来说，通过事故鉴定进而诉讼索赔的过程太漫长、成本太高、希望太渺茫，他们打不起官司。在他们的眼里，律师和法庭远不如找上门来的职业“医闹”靠得住、来得快。 谈及为什么决定痛改前非，他说，因为自己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急需动手术，但医生建议转院，理由是曾经接诊过一例相同的病例，但手术后被患者雇来的“医闹”折腾得够呛，最终医院赔钱，主刀医生和麻醉师被罚，所以害怕再被“闹医”，不敢做手术了。自己从事的“职业”竟间接让父亲遭受了痛苦，张某深受触动，决定从此不再参与“闹医”。 为何有患者家属宁愿雇人“医闹”，也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某医院一死亡患者的母亲称：“我们农村人不懂怎么告，别人说了，找个律师告完，就算医院赔了钱也让律师要了。”该院院长吴某说，医院多次和家属接触，建议他们去做医疗鉴定，甚至可以把医院告上法庭，可每次商讨后几个至亲的亲人都不敢拍板，总说要跟家人商量，商量结果就是“不懂告、没时间、没精力、没钱”，连医院说愿意拿出5000元给家属作为生活和请律师的费用，家属都不肯接受。 3．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按照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我国解决医患纠纷的方式已处于多元化状态。 当发生医患纠纷后，如果所发生的医疗事故没有给患者造成过大伤害，或者事故责任明确，双方争议不大，或者医患双方比较理智，能较好、较客观地对待医疗事故及争议，则经双方友好、冷静协商，自行解决纠纷。这是最好的解决医患纠纷的方式。但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例子：一位律师曾接手过一个医疗事故维权案，考虑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注意收集证据，目前取证困难，与医院对簿公堂的话，胜算的把握不大，而院方确实有一定过错，给病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他想为病人申请调解。但医院相关负责人均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律师授意病人家属组织亲戚及乡亲三四十人到医院静坐，结果医院负责人迅速出面，并答应了患者家属的绝大多数合理要求。 2002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医患事故处理条例》，把医疗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必经程序，即发生医患纠纷后必先经医疗行政机关行政调解，否则不得提起诉讼，这就使行政调解成为医患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这样一来，作为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在医院出现医疗纠纷后，卫生局等部门可以尽早掌握情况，对医院起到监督敦促的效果，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但调解时需要卫生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其成员大多来自当地医疗机构，那么负责鉴定的专家组与医方的关系显然非常紧密。大家都是同行，今天我给你鉴定，保不齐明天就得你帮我鉴定，我给你方便，自然你也会给我方便，都是自己人，何必较这个真儿，如此也就容易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这样的鉴定体制，也难免让患者及其家属心存疑虑。 经行政调解，医患双方还是不服，就只能由法律来解决问题了，会有一方提出诉讼。法律的显著特点就是公正性和权威性，但打官司是要花费不菲钱财的，而且走完法律程序，也是要花时间等的。大庆市直属机关电梯工陈桂芹在大庆油田总医院接受开颅手术时，因手术室中途停电半小时，导致其成了准植物人。9年后，当时手术中的医生都出面作证，这起医疗事故情节明了，但6年过去了，医患双方在反复上诉中仍没等来最终判决。人们渐渐发现，这一文明的武器，其实很多人并不一定能承受。 4．有研究发现，在2000年至2006年全国各地的100起医患纠纷中，几乎都存在患方向医方发起的暴力行为，其中99例为患方的单方面暴力。而医方的姿态多为回避、忍受，力求避免与患方发生正面冲突和暴力对抗。 一名内科住院部的临床医生对记者说，在医患冲突出现的时候，院方只有责任向患者指明道路——患者家属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恰当的，至于患者家属要怎么做，院方是管不了的。如果闹得超过了法律、人情、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范围，那也应该由相关部门出面，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相应处置。但警方甚至政府部门的出面，并不像医院希望的那样。在大多数医闹事件中，人们明显感到医院甚至政府部门的无力，福建南平的医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大批警察来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却始终只是“待命”，“维持秩序”。在警察“待命”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只有自己冲进去救被围困的医生，而后在冲突中一名医生身中6刀，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被砍伤。最后，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元，不追究双方任何责任。这一事件的反向激励效应不言而喻。 早在2006年，卫生部就表态要坚决打击“医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规定：“以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群体性事件就像悬在所有地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事件时总会束手束脚，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医院利益，唯求尽快平息事态。如是，医闹事件非但未见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种种羁绊之下，医方节节退让，“医闹”频频得手。这种逻辑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起而效仿“医闹”，而不是去走合法途径维权。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更是从中看到商机，挑拨医患矛盾，无理也要闹三分，从而谋取非法利益。 医闹事件中，患方往往被归为弱势一方，闹事者也往往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无论是“我们不懂医，鉴定了也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还是“鉴定有个屁用，还不是医医相护”，都成为“医闹”破坏社会秩序的借口。因此，一旦出现“闹医”行为，因害怕强硬手段激化矛盾，引发大规模涉政群众性事件，地方政府一般不敢采取法律手段惩治违法“医闹”。为了顾全稳定的“大局”，通常在“以人为本”的托辞下，建议医院以“人道救助”等名义给予闹事者一定补偿。这样做虽然保住了一时的“大局”，却失去了控制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像福建南平处理“6·21”医闹事件的做法，就不是法制政府应有的做法，这样的处理方式，广大民众不理解，甚至出现了怀疑的态度、质疑的声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兆波指出，片面强调向弱势群体倾斜是有局限性的，它可能导致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保护弱势群体，可以在立法时向弱势群体倾斜，但在执法时应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反向歧视。明明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却被权力“放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折射了权与法之间的一种尴尬处境。 5．虽然已经过去了9年，但200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天价药费事件，至今仍被国人赋予标本意义。74岁的患者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花费550万元。盐水曾经一天用了106瓶，再加上葡萄糖、血，约合200瓶瓶装水；胸腹水常规检查，在翁文辉去世后还出现了两次。如今回顾这一事件，其震撼效果丝毫不减。 医疗改革以来，为了创收，各个医院纷纷“高招”频出，科室承包、高收费、乱收费、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等，关于医疗腐败的诸多报道不绝于耳，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承受力，甚至连很多医院的内部人士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出面揭发。来自医院内部的爆料，信息更触目惊心，也更有说服力：有的医院规定，开药、检查、收治病人等都与医生收入挂钩，检查项目中可以提成。因此，大多数医生无论出于自愿或是无奈，想要出淤泥而不染都很难。 就医难、就医贵，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医疗腐败的最终买单者。医疗腐败的存在，让人们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出于这种心理，人们能不对医院、医生产生抗拒和防范吗?医患关系在种种医疗腐败的传播中愈加紧张。 诚然，中国公立医院原本应是非营利性机构，但政府财政补偿不足，医院不得不拿公益性的机构搞创收。当公益与效益这一对矛盾体相遇时，必然有一个受伤。而医院、医生作为这一体制最具体的代表，体制压力下的直接操作者，刚好是人们直接面对的现实对象，因此，一旦发生一点医疗纠纷，那就像积蓄已久的火山口终于找到了火药引子…… 在医生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一些医院不得不八仙过海、各展神通，其措施五花八门，让人啼笑皆非。有请警察当副院长的，有聘请会武术的医生的，有医生、护士戴头盔上班的，有给医院安装电子眼和暗门的，甚至有找“黑道”以黑治黑的。但这些躲、防的办法，归根结底是被动的，有的甚至是违规的，这也衬托出了医院的无奈和无力。医生每天接触的人形形色色，尤其是当有些人“闹医”成为一种习惯甚至职业时，医生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但防范得再怎么严密，对于存心“闹医”的人来说，还是有很多空子可钻。或者那些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空子，“只要是在医院死了人，就得拿钱来”。抬来时血都凝固了的车祸伤者不治身亡，在“医闹”口中成了医院救治不力的结果。 这些图一己之利的“医闹”，威胁着医生安全的同时，也冲击着医生的信心。尽管医生们就业时曾经宣誓，为救治病人勇于承担风险，但在现实面前也难免畏缩起来。防卫性的治疗手段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做法。为降低自身风险，有时候医生会不敢接手危重病患，一般性治疗中穿插着各种检查、自愿性签字等。但在患者感到医疗效果欠佳、负担过重时，又加重了本已紧张的医患矛盾。 6．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对信息不对称问题作出贡献的三位经济学家。他们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可能通过“逆向选择”作用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在医患之间，患者由于缺乏医疗知识，可能自愿选择的治疗方案和医生，都不是治疗其病情的最佳方案和人选，而只是符合他自己的主观意愿和感觉。古代名医华佗为曹操治病反被杀，就是“逆向选择”的一个例证。华佗向曹操推荐，“开颅”手术是治疗他头痛的最佳方案。但曹操却认为华佗要加害于他，于是下令处死了华佗。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患者在选择就诊医生和方案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表面上态度好的医生、自己理解的治疗方案。 由于信息不对称，社会对医生的绩效考核和医生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很少发生纠纷、患者易接受和理解的医生和治疗方案。一些可能效果好但是成功率还在统计中的方案不被采纳。医学水平的提高是伴随着不断实践的，如果长此以往，又怎能开拓医学发展新空间呢? 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的医疗纠纷，提高病人的知情权和配合度，很多时候就靠医生跟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 医生周某曾经遇到一位著名医生到他们医院上课。下午一点半的课，老医生迟到了，一上台就连连道歉。他迟到的原因却给在场的年轻医生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老医生刚从自己所在的医院接诊完病人赶来，连饭都还没吃。通常著名医生每半天接诊的病人数是固定的，但因为老医生对每个病人都不厌其烦，务求详尽了解每一个病人的病症，尽量解答每一个病人的问题，所以每次坐诊完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周某感叹，现在可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样啊! 但周某的同事小梅接口道，关键是医学上的东西很专业，很难讲清楚。我们大学5年，实习3年，才有资格当一名执业医生，但有些人一知半解的，还非跟你争论。对于没学医的人来说，有些问题不可能说得清楚。“我一向反感不懂医的人来了解这些事情。”周某说，有时候的确如此。比如有人伤口大出血，但输血后还是死于失血性休克，这时候家属就不干了，“输了血的为什么还说病人死于失血性休克呢?”而实际上，失血性休克死亡可能由多种原因引发，不一定仅仅靠输血就能避免。 7．医生也有无力回天时。走进护士站，Z医生顺手拿起一本病历，边翻看边说，医生的工作本身要求不能出差错，现在医院更是要求严格，就连病历上都不能有一点涂改，“哪可能嘛!谁也不是神仙。” 医患纠纷中，对医生的指责近乎苛刻，但是，有些病医生也是无力回天的。而且人体的复杂性使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治疗情况也差异巨大，因此完美的治疗记录几乎找不到。比如高风险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级别再高、技术再先进的医院，也避免不了手术死亡率。Z医生曾经从学术资料上看到，目前，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死亡率较好的水平控制在2%—5%，最好的也只能控制在3%以下。 在医学界，这种情况也许是正常的。但这哪怕是低于3%的概率，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上，那都是100%的悲剧。而如果家属对此不予理解，一场医患纠纷总是在所难免。 不签字不手术不等于铁石心肠。不是医生铁石心肠、见死不救，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在这些条例规定的框框里，执业医师签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的，没有谁敢感情用事。这也是医生的职业素质。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医生却不是万能的。在医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等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单靠医院、医生的一己之力，不仅杯水车薪，而且往往难以为继。开了这个先例，今后类似的状况就会源源不断。加上很多医生在实施人道救助后却自吞苦果，使得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便更加左右为难。 普外科一位年轻的医生在值班时收治了120送来的一名重伤车祸患者，患者已经昏迷，身上也没钱。打电话请示医院领导，领导要求先抢救，于是医生签字从血库和药房拿血拿药，给病人做了手术，保住了性命。两周后，病人可以出院了，但面对两万多元的治疗费，病人说家里穷，没钱；而肇事者还没有被抓到，赔偿拿不到；联系民政局，说病人精神正常，不是“三无”人员，不归他们管。正在医生焦急万分的时候，病人跑了。按照医院的惯例，医生签字的费用就要从签字医生的工资里扣除。 医生眼中的“医闹”。医生专业网站“丁香网”曾就“医闹”问题在医生群体中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当今的医疗环境下，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便是医院完全有条件救治的，实行“救人为先、立刻救治”的医生比例也只有15%。这是一个历史的低点，也明显违背了卫生部的要求。遭遇此类情况，27%的医生选择“防止病人愈后不佳引起的纠纷，将其转诊到上级医院”；57%的医生选择有保留的救治——“要救治，但是要反复和家属强调危险性，谈话录音，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另外，现在医院在医患纠纷赔偿处理中常常要求科室医生负连带赔偿责任(占81%)。25%的受访医生表示，如果自己遇到了“医闹”，并且被医院要求连带赔偿一定金额，一定会通过给其他患者多开药或多开检查项目等方式来弥补损失。还有30%的受访医生表示要看赔偿金额是多少，少了就自认倒霉，多了则拿别的患者弥补。由于“医闹”威胁到医院的正常秩序，甚至威胁到医生的人身安全，90%的受访医生呼吁国家立法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让“医闹”承担该负的责任。同时，医生们还期望医院，特别是院领导，能够站出来捍卫员工的利益，不要做无原则的妥协。多数医生对政府在医患纠纷中息事宁人的做法不满，认为不问是非曲直一味求稳定，得到的稳定一定是暂时的，隐患却是在继续滋生的、长远的。 8．“在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不足、个人严重质疑医疗过程和效果时，患方采取的近似于‘报复’性质的私力救济。”——专家眼中的“医闹” “总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因为处置不当引发更大的矛盾。将医患间的纠纷，转变为患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甚至政府的矛盾。”——福建南平医闹事件中，某公安局副局长 “面对‘医闹’，警察不对设灵堂的家属采取强制措施，医院也能理解。但是最后政府出面调解，医院有理没理，都要赔钱给死者家属，就会让社会误以为‘医院一定有错’。”——某医院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王某 “由于此次医闹事件，本来和我院已签订就业意向的10余名硕士研究生纷纷来电，对我院的医疗环境表示担忧，其中3名硕士明确表示不会来我院就职，请我院另请高明。”——转述自南平医闹事件结束后，当事医院出具的一份半正式声明 “如果有下辈子，我们坚决不做医生。我们做着神圣的职业，却被你们一遍遍唾弃成魔鬼。我们做得好，你们视而不见、忽略不计；我们有过失，你们就用放大镜看我们，肆意夸张、大肆渲染。我们也是娘生父母养，凭什么要受这气?!我们也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却干着辛苦的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还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一不小心就被辱骂、投诉、殴打、砍杀，正所谓‘赚着卖白菜的钱，顶着卖白粉的罪’。”——一位院长的心声：下辈子绝不做医生 据了解，按照广东省物价局的规定，目前省级的医疗事故鉴定费为4500元/例，而地市级则为3500元/例，在申请鉴定的时候就得由申请人支付。——医疗鉴定费用一窥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