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2021年7月17日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中西部、西北部地区出现成片大暴雨，部分地区特大暴雨。7月20日8时至17时，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仍在持续，其中中部和西北部出现大到暴雨，郑州、焦作、新乡、洛阳、许昌、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尤其是郑州中西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在极端强降雨影响下，郑州市多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日降雨量突破有气象记录以来历史极值。 7月20日20时，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7月21日3时，防汛Ⅲ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Ⅱ级。降雨造成郑州市区严重内涝，市内交通中断，多处小区停水停电。为切实做好防汛应急救灾工作，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20日17时起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I级。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根据汛情发展，于7月20日提升战备等级，紧急调派焦作、许昌、漯河、新乡、商丘、驻马店6个支队开展人员搜救、排水排涝、群众转移等工作。截至21日14时，消防救援队伍出动指战员2．37万人次、舟艇3121艘次，共营救遇险被困群众6459人，疏散群众1．53万人。 暴雨中，交警、环卫、电力、通信、供水、市政……所有保证居民正常生活的岗位，都有防汛救灾人员逆行风雨、俯身服务的身影。河南已协调联动解放军、武警部队，突击力量待命，督促指导各地提前预置防汛抢险力量，做到汛情灾情早准备、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针对河南省郑州市连降暴雨引发的险情，消防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预案启动，应急管理部连夜调派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7省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业队伍驰援河南防汛抢险救灾。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向河南省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6000万元，支持地方开展抗洪抢险救援工作；财政部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4000万元，支持灾区开展灾后农业生产恢复和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工作。 面对暴雨造成的困境，郑州市内许多公共机构自发伸出援手，郑州图书馆、郑州科技馆、多所中小学校等为被困群众提供临时避险场所。互助通道在多家网站开启，为被困市民提供了信息发布渠道。百度App、抖音、今日头条等开通河南暴雨互助通道；高德发布“河南暴雨积水地图”，河南用户点击地图上的“积水”图标进入互助通道，可以查询救援队电话、附近避难场所信息或者发布求助信息。 在暴雨中合力“撑伞”，各界积极捐助救援物资。拼多多联动河南省内外的供应商，采购救灾及生活物资补充供给，并通过近两万个门店网点，免费提供给受灾群众；快手在第一时间联系平台各行业主播，进行物资支援；京东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应急保障团队，确保救灾物资的专车专送；盒马河南仓开放仓内所有上千种物资，免费向郑州提供首批45万件生活用品，包括供水、米面、包装食品等应急物资。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青山矗立，不堕凌云之志。从抗击非典到新冠疫情防控，从地震救援到抗洪抢险，从迎战特大冰雪到与黄沙共“舞”逆行出征……一次次的实践证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再次展现出最强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让“郑州必胜”“河南必胜”“中国必胜”的信念更加坚定、更有力量。 2．“无证明城市”最早出现在Z省，是打造“最多跑一次”政务目标的延伸。2016年年底“最多跑一次”改革在Z省首次被提出，通过“一窗受理、集成服务、一次办结”的服务模式创新，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办事实现“最多跑一次”的行政目标。J市是Z省首个创建“无证明城市”的城市。2019年，Z省按照试点先行、再全市推开的方式，选定J市承担试点任务，根据“成熟一批、公布一批”原则，分四批共取消证明270项。2021年7月17日，J市宣布成功打造了“无证明城市”。 对于创建“无证明城市”的好处，在J市创业的小吴感触颇深。他最近到农行办理工商注册信息变更手续，公司名称变更了，银行账户信息也得变。原以为要到有关部门和银行两头跑，没想到通过“无证明城市”查询核验系统，不到半小时就办好了。“最大的利好就是减少了不必要的环节，时间节省了，效率提高了。我以前每个季度都要拉着几个大箱子跑到税务局，因为带了很多纸质的数据，很辛苦，也很耽误时间。但是我现在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了。让数据多跑腿，让老百姓少走路，这是我对‘无证明城市’的理解。”小吴说道。 但打造“无证明城市”，并不是要消灭证明，而是要让人民群众从烦琐复杂的纸质材料中解放出来，将基层办事人员从繁文缛节的文案工作中摆脱出来。当时代来到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指纹识别、刷脸支付、健康码通行等已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审批还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一个公章一个公章地盖，这显然已与时代脱节太远。 “需要指出的是，‘无证明城市’并不意味着公共服务部门可以少作为。相反，在所需证明更少的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保证办事事项的公正合理和真实?相关部门承担的职责其实更重了。”研究员马先生表示，“很多地方宣布要建设‘无证明城市’，我认为这里的‘无’是政府要以‘有为’而‘无为’的意思。政府有关部门需要更多的投入，才能按照简政放权要求去管理社会和服务社会，实现增强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目的。” “无证明城市”需要“电子证明”及相关数据在各部门间、不同场景中的自由使用和调取。政务服务要想顺利抓取数据，首先要打破部门间的壁垒。当前，一些单位自身积攒了大量社会数据信息，却因各种理由排斥或回避进行数据横向共享；更有一些企业将数据视为敛财的工具，抬高数据共享成本，阻碍数据的流通……这就需要城市治理者坚定决心统筹协调，唯有做到“一盘棋”管理，才能有效实现联通。 大数据云计算仅仅是一种技术手段，运用好可提升效率，运用不好反而会形成新的堵点。近些年，各地为实现“数据多跑腿，百姓少跑路”的愿景，引入了新技术新设备。但一些地方政府不懂得如何驾驭优化技术，不仅额外增加了基层工作者的负担，工作效率也未得到提升。例如，一些部门机械理解数字化，单纯把数据录入量视作数字化水平的考核指标等。 当然，推进“无证明城市”，也要防止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个极端。“无证明”不是“无责任”，如果将为民、便民、利民的改革举措，当成“溜肩膀、卸挑子、耍心眼”的借口，那就蜕变为披上数字化外衣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无证明城市”不仅要省去老百姓提供证明的过程，还要减去那些不需要的证明。在流程上做减法，需要城市治理者对政策认真剖析，到一线扎实调研。 “无证明城市”不是靠政令变出来的，其背后牵动着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决心和智慧。在数字化时代，行政职能部门提高自身施政能力、公共服务部门提高自身服务水平，都要在实践中寻找方向、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替百姓管好数据、为社会用好数据，那些匪夷所思的奇葩证明才能真正一去不返。 3．近年来，从“两微一端”到实时分享，从音频平台到短视频领域，政务新媒体蓬勃发展，成为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的重要阵地。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不分场景“卖惨”“卖萌”及过度“娱乐化”，发布与政府工作或本部门本行业无关信息，停止维护的账号未履行注销程序等。这些现象不仅阻碍了新媒体平台发挥作用，还可能损害政府形象，必须加强排查整治。2021年4月，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赴多地多部门开展督查调研，通过走访、座谈等多种方式，了解政务新媒体的进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下是关于调研内容的记录： “有的不顾官方媒体形象，过度参与明星八卦话题讨论，俨然成为‘娱记’；有的不能正确认识网络言论特点，在同网友互动时掺杂个人情绪，甚至借机泄愤；有的爆出‘雷人雷语’，影响公共形象……政务新媒体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却胡言乱语，公器私用。”基层干部A说道。 某地政府办公室主任B也抢言道：“政务新媒体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渠道，必须要着眼于‘公’，立足政务定位，确保准确权威，避免公器私用。背离了‘公’，政务新媒体将会丧失公信力!” 基层干部C听到发言，立即向调研人员展示其手机界面的通知消息，“@所有人……请今天下午5点前提交总结材料”“@所有人……重要通知，收到请立即回复”“@所有人……请提交今日学习打卡截图”……微信工作群、政务App让人眼花缭乱，让人疲于应付、苦不堪言。

材料一 老百姓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从 1988 年国务院推动实施“菜篮子”工程、2010 年推进新一轮“菜篮子”工程以来，北京市大力推动与“菜篮子”相关的产业生态建设和发展，保障“菜篮子”供应无忧，让百姓的“菜篮子”越拎越安心。 1985 年以前，北京的蔬菜主要由本地供应，季节性十分明显。这对爱吃西红柿打卤面的田大爷一家一直是个考验。从 1968 年开始，田大爷一家走上了自制西红柿酱的路。 “说出来您都不信，我们全家总动员，一年做 120 多瓶，全码在床底下，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家小作坊才正式‘关张’。”80 岁的田大爷笑着说，“那时候一年到头只有十几种蔬菜，冬储大白菜上市时我家还要购买一车大白菜，保障冬天有菜吃。而现在蔬菜多种多样，想什么时候吃，市场上都能买到。”1985 年，北京放开了肉、蛋、蔬菜等 5 种农副产品的价格，各地菜商纷纷进京，蔬菜交易也就热闹起来了。 2010 年以来，北京市建立了蔬菜生产用地最低保有量制度，实施每亩 500 元标准的菜田补贴政策，推动村镇蔬菜产业化、设施蔬菜标准化，创建国家级示范育种场和养殖场；2018 年 1800 多家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被纳入平台管理，5000 多个产品实现质量安全可追溯。北京市统计数据显示，2019 年全市农副产品产量中蔬菜及食用菌产量为 111.5 万吨，禽蛋 9.6 万吨，牛奶 26.4 万吨，生猪出栏数 28.4 万头，为北京的农副产品稳定供应提供了巨大保障。 “我们的蔬菜主要是直供超市，同时合作社也为市民提供农业休闲和采摘项目。”北京 B 区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张经理说，“2019 年，我们引进了水肥一体机等设备，劳动力上节约了三分之一，肥料节约与节水方面效益显著，蔬菜品质也有所提升，综合效益提高了 25％左右。我们还利用大数据等远程实时监测墒情、环境、气象等，以自动化的方式指导蔬菜园的生产，效率提高了近 20％。” 北京某批发菜市场管理负责人介绍，现在市场卖的基本都是净葱，只有在每年 11 月份的冬储菜季节，有 10％左右的毛葱进来，方便市民储存。同时，净菜公司也大量将土豆、胡萝卜、洋葱、芹菜等加工成半成品。这些举措既可提高商户的产品附加值，又可实现消费者厨余垃圾减量。现在，这个市场每天实现垃圾减量 20％，预计全年可减少 7000 吨果蔬垃圾。 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居民生鲜果蔬“最后一公里”的便民商业服务也在行动。2017 年以来，H 生鲜店已经在京开设 26 家门店，2019 年以来又有越来越多的前置仓开到居民区周边，30 分钟内就能把新鲜蔬菜送上门。某大型连锁超市的采购负责人郭先生介绍，超市各门店已全部上线“到家服务”，通过超市小程序、社区小店 APP 以及第三方平台入口，为周边 3-10 公里的消费者提供 1 小时达、同城半日配送和一日三送等多种服务。此外，其他各大外卖平台、电商平台也提供轻松、便捷的买菜服务。丰富多样的买菜渠道，琳琅满目的蔬菜品种，让北京市民餐桌上的菜品越来越丰富了。 在保障菜品丰富的同时，政府管理也随之悄然发生着变革。近年，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对 134 项涉农行政审批服务事项进行优化改革，农机管理、种业管理、畜牧渔业管理等方面实行在线审批。以中国 M 工商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在审批改革后就避免了以往因不能及时通关产生的超期仓储费用，每年可节省费用累计超过 100 万元。 “去年我们加大了市场抽检力度，在批发市场抽检，合格率达到 98.41%。同时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一位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严格合规准入，加强市场监管，保障餐桌安全。 材料二 从农业发展的产业链条来看，除了农业科技创新和市场销售的两头在北京有优势外，保障北京“菜篮子”供应、满足市民农产品需求的大头在外埠，每年 2000 多亿元的农产品消费总额中 80%以上来自外埠。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出台多项措施鼓励和支持全市涉农企业与各地合作建设外埠蔬菜与畜产品保供基地，产品市场日益广阔。北京 S 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开始在河北迁安、承德建设外埠生产基地，2010 年后又陆续开始在山西阳高、陕西汉中和海南省多地合作建设生产基地 15 个，在基地引导农民进行标准化生产，带动当地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促进产地农民增产增收。北京 F 生物科技公司在外埠产地引进自动化播种机、智能温室大棚，应用农业智能设备物联网，推行追溯编码体系，实现了农作物从种到收全程智慧管理。 北京 N 食品集团的业务内容涵盖了米面油、肉蛋奶、酱醋茶、糖酒菜等全品类食品，基本实现种植、养殖、仓储、加工、贸易、配送、销售等全产业贯通。例如：该公司从育种到养殖，到屠宰、物流的配送等，形成了完整的养猪产业链，先后在北京房山、黑龙江双河生猪养殖基地开辟“建楼养猪”模式，配备全程自动化的软硬件设施和安全科学管理体系；在河北 S 工业园与定州牧场形成了“规模化牧场+现代化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即将建成的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将与最大的批发菜市场形成北京农产品供应储备“双中心”，实现与全国各地农产品的产销对接，更好满足市民的个性化需求。 李先生是一名北京的玉米供应商，今年春节期间他没休息过一天。从大年初二开始，他就远程指挥海南某种植基地及时采摘玉米发往北京，为 40 多家超市、企业提供稳定的货源，他要确保每一车玉米顺利来到北京。从海南基地到北京，远距离运输加上疫情期间的道路管控，让物流显得更加艰难。司机们绕过以往必经的湖北，一路经广西、江西、安徽、山东、河北才辗转抵京，每一趟都要历经 55 个小时的昼夜奔波，比平时多走 500 多公里。“司机师傅实在辛苦，一路上只能靠泡面和矿泉水填肚子。”今年正月，李先生每车玉米的物流费用提高了许多，但每天依旧有 7 辆货车从海南发车，“产地装货的、冷库预冷的、路上跑的、在市场卖的，50 多辆车在同时作业。” 材料三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对食物的尊重，对农民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对社会文明的尊重。近来，各地积极践行中央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培养节约习惯，推动“浪费可耻、节约为荣”成为社会新风尚。餐饮浪费现象，不只是个人消费习惯问题，更是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大问题。全国各大媒体也都在讨论制止食品浪费行动，某网站的“优雅吃货吧”里，吧主也抛出一个讨论话题：从田间到餐桌，你有哪些记忆？ 下面摘录部分网友晒出的经历和体会： 网友甲：我母亲总是说，端上餐桌的每一份美食都表达着从田间到餐桌的善意。她每次一看到孩子们吃饭掉饭粒，总是说“罪过啊，罪过啊”从母亲说的“罪过”这个词，我能深深感觉到，老一辈人对食物怀有的那种敬畏之心。 网友乙：小时候，父母收割完稻谷，都会要我提着竹篮再到田里去，将散落的稻穗一根根拾回来，颗粒归仓。 现在，我也见不得有人将米饭弃之不顾，因为眼前总会出现父母躬耕风雨的身影。 网友丙：作为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虽然之前也读过“粒粒皆辛苦”这样的诗句，但一直没机会和粮食亲密接触，对其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直到在大学劳动课程中，我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从买种子、播种，到除草、翻地，再到收割、销售，都是我们自己来做。大家都一顶草帽、一副手套，手持镰刀，躬身割水稻、打谷子，还在农场里挖出了一个池塘养鱼。挖池塘的时候，好多同学手上都磨出好几个水泡。但到了收获季节，看到累累果实大家都很有满足感。记得一位同学情不自禁地感慨，对食物的尊重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责任！ 网友丁：一次去吃馄饨，我囫囵吞枣吃得很快。老板娘从厨房捧了一个小碗出来，一看我已吃完了就着急地说：“哎呀，糟糕了，刚才给你的调料里少了一种酱汁！”结账时，她死活不肯收钱，并对我说：“馄饨本来应当更美味的！是我调味不正宗，对不起您啊！”她对食物的朴素匠心让我感动。关注餐桌上丰美的食物，更应关注食物背后的那些人。 网友戊：今天在单位被各种烦心糟心事纠缠，下班回家途中，带上耳机听着伤感的歌曲，感到极度沮丧！不料，转过一个街角，突然闻到一阵杂粮香味，这香味牵引着我来到了煎饼铺子前。我迫不及待地说：“老板，请帮我摊个煎饼，加个鸡蛋和里脊，少放点辣椒。”之后，捧起热腾腾的煎饼，狠狠地咬上那么一口，我发现，生活原来也不是那么糟糕啊！ 网友己：有的消费者总觉得，我花我自己的钱消费，剩了就扔了，这是我的自由和权力，关他人什么事？有的餐饮企业也认为，消费者自己点餐买单，他自己愿意多花钱我们也能多赚钱，我们有什么理由去阻拦呢？ 材料四 不去新疆，也可吃到吐鲁番的葡萄；在采摘季过去 3 个多月后，仍能在市场上买到新鲜的樱桃……改变我们生活的，正是农产品产地“最先一公里”冷链物流的飞快发展。农产品产地“最先一公里”，是指农产品在产地采摘后至移交物流运输之前，为了保持农产品质量、延长保质期，需要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预冷、分级、加工、包装及仓储等系列工作。其中，预冷、分级、加工是农产品产地冷链的早期质量控制环节，在整个供销链条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无论从控制效果还是控制成本上考虑，事前控制都是最优的。 “2019 年，我国农产品总产量 19.80 亿吨，其中生鲜农产品产量超过 11 亿吨。”扶贫开发研究专家郭先生介绍，由于存在保鲜和腐烂问题，无法及时销售的生鲜农产品损失达到 20%~30%，这一损失主要由农户来承担。 近年来，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农产品冷链物流方面的系列政策。2020 年 4 月 21 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冷链物流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消费升级的意见》中，就明确提出要聚焦农产品产地“最先一公里”，鼓励各地加快补齐这一短板。2020 年 7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首批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推动国家骨干冷链物流的发展。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产地冷链物流方面进行布局、开拓和发力。如 2020 年 7 月 30 日 L 电商公司宣布，将在四川、陕西、山东建设 3 个产地集运加工中心(即产地仓)，在多个省会城市打造 20 余个销地仓，形成“产地仓+销地仓”的农产品流通网络；F 农慧集团在武陵山区中心城市建设生鲜农产品物流产业园，在乡村建立配套冷库，形成一套农产品冷链预加工、储存、配送等的物流体系，既能大幅缓解农产品的损耗问题，又能让优质农产品卖出好价钱，让老百姓能够吃到好东西。 H 市永昌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其农产品不仅在本地销售，而且还是北京、上海等城市“菜篮子”的保障。近年来，永昌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了大批蔬菜产业扶贫基地，已有七万多亩土地种上了各种蔬菜，蔬菜产业已成为全县支柱产业。不过由于冷库等设施不足，农产品口感品质、保存时间、质量标准难以保证，使产品附加值较低，运营成本高，损耗也较高。为了有效推动和保障蔬菜产业发展，县政府将冷链设施建设定为2019～2020 年的重点工程，制发了《关于促进涉农冷库建设工作的意见》，推动涉农冷库冷链物流设施的建设工作。“目前全县共有 20 个冷库约 4000 吨的容量，而到 2022 年全县每年需要预冷处理的外销蔬菜就有 300 万吨，现有的冷库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果蔬预冷处理的需求。”永昌县果蔬产业发展中心的夏主任介绍说，按照年产预冷外销蔬菜 300 万吨的计划，冷库容量必须达到 15000 吨以上，增加冷库建设迫在眉睫。夏主任还提到，产地冷库等设施的建设投入大，回报周期长，回报率低，很少有大量资金投入，而大部分农民自己又投建不起。 据了解，目前永昌县已有的冷库主要布局在县城郊区，蔬菜产业基地建有冷库的很少。2019 年以来，县里为承担冷库建设项目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提供财政资金补贴，不过来申报的却寥寥无几。 “拿到补贴哪有那么容易呀！政府采取的是先建设后补贴，我哪有那么多钱把冷库先建起来？即使建好了，还要报各种材料，经过层层审批。所以，我还是自行采收，简单分类，然后等待蔬菜基地的大卡车来装货运到外地超市，超市自己去分类处理吧。虽说我的菜卖得确实便宜些，但我也就不用自己花钱建冷库，也不用去了解那些搞不懂的什么预冷保鲜技术，这也算省心了。” “冷链物流运营成本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负担，企业在基地建设冷库的意愿也受到成本影响。”永昌县F 农业发展公司的负责人 Z 说，当前永昌县生鲜农产品冷库用电是按照工业用电收取费用，与农业用电标准相比差价大，用电费用成为制约产地农村冷库项目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Z 同时表示，冷链物流对技术的专业性要求很高，冷链运输设备运营、冷链物流信息化体系建设都需要专业人才。他也坦言，目前县里大部分被初加工的农产品在包装的设计、材料的使用、包装的可回收性及与冷藏设备的兼容性方面，仍需下大力气进一步提高。 材料五 从古至今，人类在地球上从未停止过迁移的脚步，有多少人远离故土，定居他乡，就有多少人追根溯源，寻找同族。食物也是如此，物种流传，有无互通，食材碰撞，风味交融，造就了不同地域多彩的饮食风貌。人们寻求食物的过程，也影响着人们自身；一个地域的饮食风貌，反过来塑造了那块土地上人们的精神气质。 稻米在山海之间传播，世界各地的巧手又赋予其更强大的生命力和呈现力，改变着人们的饮食结构，满足着人们的饮食需求，这是漫长、壮美又充满着互动性和创造性的旅程。中国是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也是东亚稻作文明的发源地，有超过 60%的中国人以稻米为主食，但稻米对于我们绝不仅仅是一碗白米饭那么简单。一把把谷粒到一家家的餐桌，稻米的形态被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像变魔术般塑造着、幻化着。 【青海·格尔木】 2020 年 4 月，在海拔 2800 米的格尔木高寒重度盐碱地上，袁隆平青岛海水稻团队首次成功种植“海水稻”。 “海水稻”是对耐盐碱水稻的俗称。目前，山东、内蒙古、黑龙江、广东、甘肃、新疆等多个省区已在种植“海水稻”。2020 年 10 月 16 日，山东潍坊市的“海水稻”基地中的 5 万亩“海水稻”，通过中国农业专家的产量测评：每亩产量 625.3 公斤。这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这一目标提供了选择方案。 从“南优 2 号”到超级稻再到“海水稻”，几十年来，袁隆平对杂交水稻不断改良。杂交稻目前已经覆盖了全中国和许多国家。仅在中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就达 2.5 亿亩，面积占比 57%，产量占比 65%。在泱泱稻田里，袁隆平一次又一次创造了人类粮食生产的高度。 每天都要到田里去，已经成为袁隆平的生活习惯。上世纪 50 年代，袁隆平最初从事的是红薯育种研究教学。当时国家粮食非常短缺，于是他转而从事国家最需要的水稻育种研究。对于袁隆平来说，爱国就是让粮食增产，用有限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尽管粮食已经连续多年增产，但并不意味着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粮食问题，在营业形势好的时候，还是不能麻痹松懈，放松粮食生产。袁隆平希望通过耐盐碱杂交水稻的研发和推广，让盐碱地像普通耕地那样造福人类，他把“海水稻”技术的突破和创新称为拓荒人精神。 【贵州·南白镇】 黄粑，又名黄糕粑，是贵州省遵义市南白镇的一种汉族传统特色小吃。主要原料为稻米，口感细腻酥软，香甜可口。首先将洗净的粘米与糯米打制成混合的米浆，再将糯米洗净，放入传统的木甑中蒸煮到七八成熟。然后将打制好的米浆与蒸好的糯米饭倒入大木盆中再进行混合，紧接着，便用清洗并煮制好的老笋壳叶或大竹叶将糯米饭团依次捆扎好，然后便可全部盛入大木甑中加火蒸煮。经过漫长的 20 个小时左右，黄粑出锅了，香气透过湿热的竹叶蒸腾而出。趁热剥去竹叶，黄润晶莹的黄粑，糯香、甜香、竹香扑入口鼻，沁入心田，让人垂涎欲滴，食欲大开。 长江以南，人们更喜爱米制糕点，喜爱将糕团制作成惟妙惟肖的动植物造型，象形一直是中国人的独门心传，这种别具一格的糕点已经不是单纯的食物，而是更高层次的、对生活情趣的审美。 【浙江·宁波】 每年晚稻成熟，就到了宁波人打年糕的时候。孩子们约好都从宁波回到村里来看望阿公阿婆，四代同堂的一家人像这样围坐在一起的日子，一年只有难得的两三次。在这个颇为丰盛的餐桌上，自然少不了孩子们最喜欢吃的年糕。做年糕是宁波人庆贺新年的一种传统，以前的宁波家庭要在新年之前做上几十斤至上百斤年糕，泡在冬水里储藏，从腊月一直吃到来年。宁波水磨年糕用当年新产的晚粳米制作，经过浸泡、磨粉、蒸粉、搡捣的过程，分子进行重新组合，口感也得以改善。搡捣后的米粉团，在铺板上使劲揉压，再揉搓成长条，一条最普通的脚板年糕就成型了。五岁的宁宁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跟着曾祖外婆一起做年糕。等宁宁长大的时候，也许不会记得年糕的做法，但那种柔韧筋道的口感，承载着家庭的味道，则会留在宁宁一生的记忆里。 无论是年糕，还是一碗热气氤氲的白米饭，留给孩子们的不仅仅是家的味道和温度，还有父辈为了给生活增添一份味道和色彩，所付出的辛勤和智慧。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但它传递的却是精神力量。 【非洲·马达加斯加·安巴通德拉扎卡市】 依靠种植中国杂交水稻，阿拉法村的兰德尔一家住进了红砖瓦房，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 4 年前，他家 7 口人还挤在一间 20 平方米的茅草屋里。现在，兰德尔带着村里 20 余户农民种植杂交水稻，“杂交水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村民们兴奋地说。 如今，中国水稻在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生根开花”，稻花飘香世界，正在续写着稻作文明的新篇章。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7月5日凌晨，沪陕高速蓝田段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印有“司法”字样的制式警车与路边一辆大货车追尾，造成警车上3死1伤。经调查，车祸发生时，驾驶警车的司机是商洛市商州区司法局局长的儿子，其在车祸中当场身亡，车上死者和伤者都是同学朋友关系。死者家属介绍，三名死者均是26岁左右的“80后”。据驾驶大货车的司机讲，当时事故发生后，他立即下车救人，就闻见车内有一股酒气。记者了解到，这辆牌号为“陕HD037警”的制式警车为商洛市商州区司法局所属。在商洛市商州区司法局，记者经调查，确认事发时驾车的正是该局局长郭安成之子郭亮，他是商州区司法局下属部门公证处的职工。商州区公证处一位负责人表示，郭亮只是公证辅助人员，并不是司机。因为公证处没有配车，就谈不上有司机。这位负责人对郭亮当天凌晨驾驶“陕HD037警”的制式警车外出的情况并不知情。记者随后又来到商洛市司法局，商洛市司法局表示，按照商洛市司法行政系统警车管理规定的要求，郭亮不属于驾驶警车的人员，违反了规定，将责成商州区司法局就此问题作出专门的书面汇报说明。 2．2006年8月2日下午，伴随着“靠边、靠边……”的吆喝声和阵阵哀乐声，一辆“晋K7065警”警车开道，80多辆小轿车和数十辆电瓶车浩浩荡荡驶过平遥古城。游客们经过打听才知道，这是平遥县执法局一位安姓工作人员为父举行的一场豪华葬礼。8月2日中午，记者在平遥古城中部一条巷子外看到，数十米长的巷子里，密密麻麻摆放着数百个花圈，正在往景点专供游客乘坐的数十辆电瓶车上装。巷内一户人家院中挤满宾客，身着执法局、客运办制服和警服的人员来往穿梭。据了解，位于古城内的平遥县人民政府第二招待所被这家人包了下来，用于接待宾客就餐。记者在招待所门前看到，几十辆各类小轿车鱼贯驶入，在手执对讲机的“工作人员”的指挥下，车窗上分别贴上编号。记者数了一下，这样的小轿车至少有83辆。据周围群众讲，这安家兄弟三个，一个在平遥县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当领导，一个经营旅行社，一个在城市客运办担任领导职务。下午3时30分许，送葬队伍开始出发，车队在城内绵延数公里。本来走3条街道，出殡车队就可以出古城了，但不知什么原因，这支车队偏偏在城内绕来绕去，甚至专为游客设置的步行街也为该车队敞开大门。在开道警车的引领下，哀乐缓慢飘过游客最集中的明清街、城隍庙街后，才“依依不舍”地驶向古城东门。因为车辆太多，古城街道因此堵塞一个多小时。许多中外游客对此盛大场面感到好奇，纷纷拿出相机拍摄。一位北京游客说，他活了40多岁了，生平第一次见到这么隆重、庞大的送葬队伍。不过，平遥当地人却早已习以为常，“人家当官的，就是威风、气派”。 3．记者从黑龙江省委政法委了解到，黑龙江省将集中开展警用车辆整顿行动，规范警用车使用，维护政法队伍的形象。黑龙江省警用车辆使用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警用车牌照外流、随意动用警车办私事、警车交通违章等问题依然存在。据统计，2007年6月至10月，哈尔滨市区的电子监控设备发现警用车辆闯红灯高达5900余次。 4．2009年8月20日厦门市公安局一警车肇事致一死一伤事故发生后，警方高度重视、缜密调查，于8月22日向媒体通报了调查结果：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确定驾驶该警车的范某负全部责任，行人通过斑马线系正常通行，无违规，不负责任。厦门市公安局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蔡添源介绍，此事故中责任民警王某公车私用，违规将警车交给饮酒后的非警务人员驾驶，该市公安局已将其停职，关禁闭；警方正在抓紧时间调查处理，将依调查情况迅速作出严肃处理，决不袒护。 5．“呜!呜!呜!”2006年7月25日上午9时11分，轰鸣的警笛声在兰州市天水中路响起，紧接着，在路旁10楼办公的记者，隔着紧闭的窗户就听到警车扬声器传来的吆喝声，这类噪音每天要听到一二十次。“烦死了!”兰州市民抱怨道，“难道这些警车没人管?”2006年2月21日，《公安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公安民警驾驶警车执行警务活动及执勤用语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明确要求：“执行紧急警务活动时，尽量不使用或少使用警灯、警报器；执行非紧急警务活动时，不得使用警灯、警报器或将警车停放在高级宾馆、饭店或娱乐场所门口；在明令禁止鸣警报器的路段、区域和时间，不得鸣警报器。”但是，在兰州市区行驶的少数警车却将警笛弄得声声响、喇叭不停叫，有时晚上也不消停，不少市民抱怨常常在深夜被尖锐的警笛声惊醒。警务用语欠礼貌是兰州市民对少数警车的另一种抱怨。公安部在《通知》中要求“民警在驾驶警车执行警务活动需要喊话时，应使用规范用语，做到态度和蔼，用语准确、简练，吐字清晰”，并公布了《驾驶警车执行警务活动规范用语》。但还有少数警车动辄就用扬声器大声呵斥：“让开!让开!”“前面的车靠边去!”声音很大，方圆几百米都能听到，令不少市民心生反感。为此，2006年“两会”期间，兰州市政协委员梁和提出了《建议警车开道语言要文明有礼貌》的提案。建议在非特殊需要、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要使用警车开道，尽量避免扰民行为；在执行特殊公务时应注意方式方法；开道车辆多用“请让让道，谢谢合作；对不起，请靠边停，谢谢”这类文明用语、规范用语。遗憾的是，这一建议没有收到良好成效。闯红灯也是兰州少数警车的一大特色。只见红灯亮起，所有的车都停在斑马线后。一辆警车边按喇叭边从队列中“刷”地驶出，在众目睽睽之下越过斑马线，闯过红灯，绝尘而去。这一幕在兰州时有发生。 6．2006年9月中下旬，“兰州少数警车乱拉警笛强闯红灯影响恶劣”的情况引起了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同志的高度重视并作出批示，甘肃省公安厅赵聚忠厅长立即要求省厅警务督察总队会同交警总队针对反映的问题进行联合整顿。省公安厅警务督察总队及时下发了《关于对兰州市警用车辆违规使用警灯警报器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方案》，目前，第二阶段的联合检查行动正在进行。据悉，为了进一步规范甘肃省警用车辆的管理使用，模范带头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维护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甘肃省公安厅专门成立了专项治理领导小组。省公安厅会同兰州军区军交运输部、甘肃省军区警备纠察连、武警甘肃总队警备办召开了“治理滥用警灯警报器联席会议”，建立起军警联检的长效工作机制，并责成公安、部队、武警、保安、医院、路政等有关单位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先期对不符合规定的车辆严格进行清理。为了摸清警车和驾驶人底数，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交警总队车管所严格清查了警用车辆档案，纠正超范围或不合规定办理的牌证。同时，要求全省公安交警系统首先要开展自查自纠，规范交通警卫任务，严格按照公安部《警车管理规定》文件精神，查找警车(含甘O专段号牌)管理中存在的监管不力等薄弱环节，对不符合规定办理的警用车辆要及时清理；对无警车准驾证的驾驶人进行调整；对非法安装或使用警灯、警报器的，立即进行拆除。据了解，兰州市安装警笛、警灯的车辆成分复杂，目前，安装警灯、警报器的车辆除公安机关外还涉及安全、司法、法院、检察、林业、监管、医疗救护、保安公司、银行押运企业等，由于监管措施不到位，很多驾驶人属于临时招聘人员，素质不高，特权思想严重，当城区道路拥堵时乱鸣警笛、不按线行驶、闯红灯等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和声誉。保安、押运部门以押运特殊物品为由，拒绝检查的问题比较突出。这部分车辆全部挂有甘O专段号牌，部分车辆逆向行驶、乱停乱放，个别驾驶人不服从交警管理。为此，甘肃省省交警总队整顿工作将由路面延伸至相关单位，近期开始深入到银行、保安、医院、城管等单位进行专项检查。 7．警车是公安机关执法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涉案车辆管理是公安执法的重要环节，直接体现公安机关规范执法的质量和水平。公安部历来高度重视警车和涉案车辆的规范管理工作，将其作为事关执法规范、事关公安队伍形象、事关和谐警民关系构建的一件大事来抓。2006年11月，公安部修订并公开颁布了新的《警车管理规定》，统一警车外观制式，严格警车管理使用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对此，各地认真贯彻执行，相关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但在实际执法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个别基层公安机关在警车使用方面，仍存在着管理不规范、个别民警耍特权等问题；在涉案车辆管理方面，仍存在未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扣押、处置涉案车辆，侵犯车辆所有人合法权益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侵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影响了公安队伍的形象。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多次强调指出，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是衡量公安工作的根本标准；要从涉及群众利益的小事做起，从解决群众最现实、最急迫的问题人手，满腔热情地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为进一步整肃公安机关警风警纪，进一步树立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公安部决定，从2010年2月起至11月底，在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警车和涉案车辆违规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8．2010年6月3日公安部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全国公安机关警车和涉案车辆违规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现场推进会。公安部副部长、纪委书记、督察长刘金国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对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大工作力度，以最大的决心、最严的标准、最硬的措施，取得专项治理工作实效。刘余国指出，警车和涉案车辆违规问题，表面上看是车辆管理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队伍作风和执法管理问题。车辆连着警风，连着民心，关系到公安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专项治理工作发展健康有序，正向纵深推进。刘金国对陕西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的成功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陕西地处中西部地区，整体实力还不够强，警力不足、经费紧张、装备保障不到位等实际困难客观存在。在压力面前，陕西各级公安机关迎难而上，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专项治理工作的显著成果。陕西的成功经验在于：“一把手”挂帅，亲自谋划部署、指导检查、协调解决难题；“严”字当头，对发现的违规车辆，不管是基层单位，还是领导机关的车辆，都严肃查纠，一辆也不放过；有破有立，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投入专项治理资金，为巩固和深化专项治理工作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创新进取，推行警车合格证、涉案车辆“一车一档”、警车使用领导审批、违规问题领导责任追究、发动群众有奖举报等制度，形成了震慑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陕西的工作为各地公安机关解决难题提供了思路，坚定了我们搞好专项治理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刘金国指出，专项治理工作关键在于坚持不懈地抓好相关措施的落实。各地公安机关特别是主要领导，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部党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要像抓“五条禁令”那样，以最大的决心、最严的标准、最硬的措施，加快进度，加大力度，坚决打赢专项治理攻坚战；要巩固完善督察部门牵头、各警种部门协作配合的工作机制，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查纠违规问题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健全完善规章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止反弹提供制度保障；要坚持开门治理，加强与媒体沟通，广泛发动群众，拓宽举报渠道，为专项治理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强化“一把手”责任，各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责任，亲自推动落实，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协调财政、税务以及法院、检察院等有关部门，努力解决制约专项治理工作的难点问题；要强化督导检查，公安部将继续组织对全国各地开展集中督察，及时发现问题，跟踪督促整改；要奖惩分明，各地要组织广大公安民警认真学习6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自觉遵守警车和涉案车辆有关管理规定，违反的要严肃处理。 9．警用车辆和涉案车辆违规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辽宁省兴城市公安局紧紧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坚持治理与建设并举，解决警车保障不力的实际困难，探索出警车和涉案车辆违规问题的治本之策，取得了良好效果。在警用车辆和涉案车辆违规问题专项治理活动中，兴城市公安局注意到一些深层次、保障性问题逐渐浮现出来：缺少车辆，不得不使用报废车、甚至使用涉案车辆；经费短缺，无力缴纳购置税、不能及时缴纳交强险；缺少维修保养，车辆带病上路；警力紧张，不得不使用协勤人员开警车等。面对这些“顽疾”，兴城市局党委下定决心彻底根治。全局113辆警车中，除手续齐全的46辆，其余能够补办手续的21辆立即补办手续，无法办理手续的46辆集中封存，任何单位不得使用；对已经到报废年限的车辆，坚决报废。市局将无手续车辆封存后，对基层各单位车辆进行了合理调配，确保每个所队至少保证一辆工作用车，但对于基层单位交通工具原本就紧张的局面还是雪上加霜。经过认真讨论，兴城市局党委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专项整治工作要边治理边建设，不设法去解决公安机关车辆保障不力问题，违规问题治理成果就不可能得到持久性巩固。兴城市是辽宁省的一个县级市，经济实力处于全省下游。在窘迫的财政状况下，市委、市政府每年除正常拨付公安经费外，用于解决公安工作的专项资金就达500余万元。“有为就有位，兴城公安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公安机关购置警车是我们市委、市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代市长于学利说。2010年3月6日，于学利主持召开了市政府常务会，批准了市公安局购置车辆所需资金的报告，并带领政法委、财政等部门的负责人到市公安局现场办公，专门解决警车购置问题。目前，36辆警车已到位并依法办理了相关手续、牌证，配发给了基层所队。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兴城市公安局召开4次专题党委会、3次领导小组会议，发简报30期、通知通报17期，集中督察40余次；在全市繁华路口、重点地段、乡镇街道悬挂宣传条幅，散发宣传单，公布有奖监督举报电话，营造领导带头、全警行动、社会监督的治理氛围。与此同时，兴城市局加强了制度建设和内部教育。开展“文明行车，树良好警车形象”活动，针对平时容易出现的闯红灯、乱鸣笛、不着警服开警车等现象进行深入教育；制作“七个一律、五个必须、两个严禁”警示卡片，每名民警随身携带。通过边治理边建设，兴城市局现有警车103辆，数量基本和原有车辆持平，不但车辆整治率达到了100%，而且全局的车辆状况也有了质的飞跃。应该扣押的涉案车辆已办理完备扣押手续，应该发还的涉案车辆已全部发还，非警务人员驾驶警车现象彻底杜绝，所有警车全部由民警携带“三证”着装驾驶。 10．2010年4月15日，辽宁省兴城市人大代表杨雅琴致信市公安局党委，对专项治理工作提出表扬：“一是真听不到刺耳的警笛声了，二是再也没看到警车抢道了，三是没有正式牌照的警车不见了。”兴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古城中队中队长朱立华说：“治理整顿，这回是动真的了，我在岗台17年，最头痛的就是‘家里人’违章难纠!这次局领导以身作则，警察开车都守规矩，‘三证’(驾驶证、行驶证、警官证)齐全，我不用再担心有群众说我偏向内部人了。”羊安乡派出所所长张文平等民警说，专项治理工作是对民警的关心和爱护，过去驾驶无牌车、报废车、未上保险车，在本地行得通还凑合，但到外地就提心吊胆，如今开着新警车的感觉真好，理不直气不壮的尴尬一去不复返。 11．“警车整治不是一时的，不是整几个月一阵风就完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当前要做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抓紧清理、规范警车牌照。”近日，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舒晓琴在谈及警车整治工作时提出，要科学合理地制定警车配备标准，定编标准确定后，全省警车全部更换警牌，“这样，不管是借出去的，还是超配、滥配的，全部重新换牌照；没有换牌的，发现后收缴牌照，不准上路”。2010年2月份以来，江西省开展了公安机关警车专项治理工作。截至6月上旬，江西省共消除警车交通违法记录91960条，消除率为95%；为2000余辆“问题警车”补办注册登记手续；整改违规警车557辆，收缴号牌527副。公安部先后3次就江西警车专项治理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江西经验”。“江西动手早，工作主动，力度大，省政法几家联动，先取消专段牌照，然后在全省开展警车整治，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舒晓琴提出，警车整治工作要持之以恒地抓下去，要继续坚持政法各部门联动，公安机关要充分履行管理职能，“因为所有警车都是公安管的，只要是警车，公安部门都可以检查，但公安机关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警车，其他政法部门要加强对本部门、本系统的警车管理，服从和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警车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老问题必须限期消化、限期解决。在此基础上，要防止新的警车违法违规问题的发生。新的违法违规问题发生一起，要处理一起，不处理，我们所做的工作都将前功尽弃。”舒晓琴进而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公安机关首先要带好头，坚持每月通报制度，把哪个单位的哪部车子发生违法违规问题通报下去，督促责任单位接受处理，除了执行紧急警务活动外，其他的都必须接受处理。舒晓琴同时强调，要加强和新闻部门联系，适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省开展警车整治工作的情况，欢迎媒体对全省警车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媒体曝光突出的警车违法违规问题，主动接受监督；同时邀请记者一起下去进行督察，及时通报，跟踪报道。对警车的整治，电视里面要经常有画面，广播里面要经常有声音，报纸上要经常有文章，真正推动警车整治工作的落实。”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报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3．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每个月的10号，是H村村民翘首以盼的日子。这一天，不需要干部召集，村民们会准时从家中、田头聚集到村委会，共议村情村事。无论大事、小事、麻烦事、困难事，只要到村委会的“村民说事”上说一说、议一议，基本都能理顺解决。 “村民说事”制度起步于10年前。那年村里收到一笔工程补偿款，有传言说村干部私吞了，村民议论纷纷。村党支部书记当即决定召开现场说事会，清楚地说明了每一笔钱的去向，消除了村民的全部疑惑。从那时起，“村民说事”成为一项制度，村民们每月定期围坐在一起，将事情摆上台面，展开讨论，形成决策，接受监督。村里的中心广场、儿童活动室、文化礼堂、养老院、村史室……一个个村民关心的项目都是在说事会上顺利推进的，村子的“颜值”也一路飙升。 这项带着泥土芬芳的“村民说事”制度，几经打磨，形成了以“说、议、办、评”为核心内容的“说事”体系，从最初的1.0版逐步升级到3.0版。近几年村里又依托社区网格平台，实行“互联网+”说事模式，线上线下齐推进，走出了一条治村理事的新路子。 H村是农业大村，曾经长期受到秸秆焚烧问题的困扰。随着环境保护力度的加强，怎样处理秸秆成为“村民说事”的热点话题。经过多次讨论，村民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坚决杜绝焚烧秸秆，但如何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效益，一时苦无良策。针对村民们的期盼，经过“村民说事”讨论，村委会决定选派人员到外地学习考察，从村集体经济中拿出一部分财力支持有能力有条件的村民，率先进行秸秆综合利用的探索。在此基础上，村里创办了两家综合利用秸秆的公司。一家是将秸秆切碎，经过发酵制成便于运输保存、不易自燃的青储饲料，扩大了全村的养殖规模。另一家是将回收的秸秆打成碎屑，与鸡粪混合生产有机肥，将其施用于耕地，收到了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村里有了秸秆综合利用的成功范例，大大调动了村民们的创业热情，还有几户村民表示也要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上项目、闯新路。 H村地处市郊，特色农业发展较快，经常有很多市民利用节假日到该村游玩。针对这种情况，有村民提议，开办一些有特色的农家乐旅游项目。“村民说事”肯定了这一提议，并集思广益，最后商定由全村出资，推举6户村民分别经营餐饮、农产品销售、休闲娱乐、住宿等项目。农家乐旅游项目开业以来，由于特色鲜明、服务优良，吸引了大批游客，赢得了良好声誉。第一年收入就突破了百万元，并逐年递增。村集体每年从农家乐旅游项目经营的利润中提成10%，其余分配给村民，实现了成果共享。 H村富裕了，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口。人多了，麻烦和冲突也随之增加。有些外来人员租住了村民的房子后，乱拉电线，随意堆放易燃杂物，存在不少隐患。村干部去做过一些工作，但效果不明显。后来镇上派出所的民警前来帮助调解，参加“村民说事”，顺利解决了问题。“村民说事”也由此延伸到“警民说事”，搭起了一座“连心桥”，以法治“定纷止争”，使很多棘手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5年前，该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通过“村民说事”总结出12套婚丧宴席菜单并予以推广。如今，村民家里有红白事，都会主动接受村红白理事会的监督，不大操大办，不吃名贵菜、不喝高档酒、不抽名牌烟，已成为村民的共识。该村文化礼堂内，一张“诚信指数”表引人注目：无私帮助贫困人员的加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的扣分……“我们通过‘村民说事’制定了这张表，每季度为村民评分，内容有邻里合作、配合发展等19项共性考评指标和9条差异化奖惩措施，总分100分，每个季度进行一次综合评估。”村委会主任解释说。2018年，该村又设立了“家庭联盟会”“道德评议会”“乡贤参事会”三个议事组织，将家风传承、道德评议等纳入“说事”范畴，乡风文明正能量得到广泛传播。 2．以往种田靠的是“老把式”，如今新型职业农民开始出现。这些“新人”有技术、会管理、懂营销，既下得了田，又上得了网，是乡村沃土上涌现的“新把式”。 小郑是一位“90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起因是舍不得父母。小郑的父母是花椒种植大户，基本上是靠天吃饭，遇到天时不好的年头，农活增多，花椒减产，人就更加辛苦。每当看到父母劳累的背影，小郑就深切地意识到，他们渐渐老了，事业需要有人来接手。于是，她下定决心回家乡帮助父母发展花椒产业。小郑的花椒创业与众不同，她不打算像父母那样，一味地在土里刨食，而是想把产业做大，提高产品附加值，创造更多效益。回乡不久，她就想方设法成立了花椒专业合作社。如今，合作社不仅种植花椒，还拓展了深加工业务。合作社开发了专利产品，在花椒油中科学地配入微量元素，生产出新型的保健食疗产品。小郑还为产品注册了商标，创立了品牌。合作社的花椒产品凭借过硬的质量，成功打入了邻近几个县城的超市，2018年销售额超过300万元。说起当年的回乡创业，小郑深有感触：“我要是不回来，也可能在哪个城市忙碌，但是我回来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不仅照顾了父母，还创立了值得骄傲的事业。今天看来，我这条路走对了。” 乡土人才技艺技能大赛是J省实施“乡土人才关爱行动”的系列举措之一。小陈第一次参加全省木工项目比赛，就获得了第一名，因此被推选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木工技能大赛。乡亲们称赞小陈有出息，小陈自己也很开心：“能靠手艺为家乡争光，为国争光，我感到很骄傲!”小陈出身于木匠世家，对木工手艺有着天然的热爱之情，中学毕业后报考了技校，学习木工专业。他深情地说：“很多同学看不上这一行，觉得太土、太苦，但我就是喜欢。这些年国家政策好，大力扶持乡土专业人才，特别鼓励年轻人传承乡土特色技能，我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在J省农村，像小陈这样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还有很多，这得益于“乡土人才关爱行动”的春风，篾匠、陶匠、漆匠、绣娘、织娘、茶娘等纷纷发挥才能，开创和经营自己的特色产业，并逐渐产生了良好的辐射效应。 轻轻一按按钮，大棚里的机器便自动匀速移动喷洒，不到半小时，60多米长的黄瓜大棚就已经喷洒完毕，这是M村村民小谢的蔬菜大棚里的一个场景。小谢介绍说，这台由他参与研发的既能打药又能施肥的机器，便捷实用，工作效率是人工喷洒的两三倍。小谢从十几岁就跟随父亲在大棚里干活，那时，浇水、打药全靠双手，除了苦就是累。在与蔬菜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开始琢磨怎么样让活干得更省劲、更高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种菜轻松一点。现在，小谢的蔬菜大棚内，自动化喷洒机、自动化放风机、电动轨道车……这些“高大上”的设备让人耳目一新。由于使用了新设备，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蔬菜产量比原来增加20%左右。高中学历的小谢，还购买书籍，上网查阅资料，潜心钻研，认真学习有机质无土栽培蔬菜技术。这项技术不仅省肥、省水，而且基本上没有土传病害。小谢生产的放心菜、健康菜深受市场欢迎，他的日子越过越富裕。在多年种菜的过程中，小谢总结出不少“接地气”的种植技术和经验，成为当地的“创业达人”。为带动大家一起致富，他手把手、面对面，毫无保留地把“秘诀”传授给乡亲。村民称赞道：“跟着他学了不少技术，种菜的效益提高了，日子更有奔头了。” 养殖奶山羊是L县农民“发羊财”的重要途径。该县养殖奶山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目前优质奶山羊存栏量达到12万只以上，形成了较大规模，其系列羊奶产品成为该县的一张名片。取得这样的成绩，该县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养殖户功不可没。L县原来养殖的奶山羊，每只日均产鲜奶仅有1.2公斤，每年产奶260天。农业科技人员推荐引进的优质奶山羊，每只日均产鲜奶3公斤以上，每年产奶300天。但在面临“更新换代”，推广优质奶山羊时，很多农民信心不足，担心养不好，反而影响经济效益。当时有几位年轻人勇于“吃螃蟹”，引进了一百多只优质奶山羊，开始用心试养。在此过程中，县农业科技人员经常上门指导，为养殖户保驾护航。最终，这些养殖户不仅掌握了先进的养殖技术，而且收入也大大增加。年轻人的示范效应让很多村民动了心，纷纷加入养殖优质奶山羊的队伍。这些“羊专家”示范户毫无保留地向村民们介绍自己的做法和经验，帮助他们掌握养殖技术，共同走上“发羊财”的道路。 N大学一位农业经济专家说，从很多地方的实践经验来看，近年来乡村中出现的一批“新把式”，是在乡土环境中生根、发芽、成长、壮大的，是一些“含金量”高的人才。他们有理想、有干劲，体现了新一代农民的优势，在乡村发展中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T市旅游资源丰富，每年都有大量游客来观光。X村位于该市市郊，交通和区位优势明显，村里一直考虑依托T市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为此，村两委多方筹集资金，计划打造集吃、住、行、文、娱为一体的特色旅游，让村民“坐在家里”就有钱赚。但一些有意投资的企业来考察，在村中逛一圈就打了退堂鼓。村民们都知道，问题出在村庄环境上，村旁一处占地三四亩、一人多高的垃圾堆十分刺眼。这个垃圾堆是最近一年内形成的。最初村里打算在这里建设一个大型农贸市场，后因种种原因，没有获批。于是，这块闲置的空地就成了附近企业倾倒垃圾的场所，村委会个别成员未经村民会议讨论，派人在那里收钱。垃圾越堆越高，不远的地方就是天然气加气站，隐患重重。夏天，更是恶臭扑鼻，蚊蝇乱飞。村民意见反馈强烈，甚至出现“骂大街”的情况。 村里的垃圾清运其实是有专人负责的。2014年年初，该村村委会作为甲方和当地一名村民(乙方)签署了《环境卫生承包协议书》，按照合同约定，乙方负责全村的垃圾清运工作，村委会每年向乙方支付承包金。村委会曾多次要求承包人清运这个垃圾堆，均遭到拒绝，理由是“后来形成的垃圾堆不在承包范围内”“谁收钱，谁清理”。 过年放鞭炮也是一件让村民闹心的事，从年三十晚上放到大年初一早上8点多，只有夜里停歇一两个钟头。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家家门窗都要紧闭，一打开就浓烟滚滚。正月初一出门，路上一层碎纸屑，空气里满是呛人的硝石灰的异味。从外地回来过年的孩子根本适应不了，一直到返程都在咳嗽。村民们说，过年家家都放鞭炮，谁家不放就没有面子。村委会主任说：“每家买鞭炮烟花的钱差不多要2000元，贫困户再少也要200元左右，花了钱，还污染空气。”有一次因为放鞭炮引起了火灾，来了几辆消防车才把大火扑灭，村民们至今还感到后怕。 还有就是办酒席，村民过去长期被人情负担困扰，“吃酒送礼—办酒收礼—再吃酒再送礼”的怪圈多年不断，红白喜事、升学宴、谢师宴、满月宴、建房宴、装修宴、生日宴……每家每年“人情债”平均好几千元，动辄上万元，甚至两三万元，成了村民很重的负担。不少村民表示，不去吧，怕被人议论，硬着头皮也得去。T市发布的《规范城乡居民操办酒席行为的指导意见》中，将婚嫁酒、丧事酒以外的酒席定为“违规酒席”，不准操办。指导意见一出，有人叫好，也有人不理解，甚至认为政府管得太宽了。 X村历史悠久，至今还保留着一些人文遗址。村民建了新房，搬迁时往往把一些闲置不用的旧农具、旧家具等老物件都扔掉了，如纺车、织布机、石磨、石碾、板车、辘轳、水桶、水车、锈迹斑斑的铁锹、发黄的记工本……这些物品在村子里随处可见，明显影响环境卫生和村庄景观。村两委班子成员讨论时认为，这些看似过时的老物件，记载着乡村的昨天和老一辈的创业辛劳，讲述的是村子的故事和发展变化，承载着乡村的农耕文化，是直观的村史。应当把这些“旧”东西收集、保存起来，乡村环境整洁了，又可以把它们作为教育下一代的活教材，让年轻一代保持先辈的创业精神，把以后的路走得更好，更长远。村中百姓骨子里透着对传统文化的敬仰，一些民俗活动蕴含着民间的礼仪传承。不少村民能唱戏，懂书法，会画画，也有人喜欢收藏。村两委认为，把环境治理好，想方设法展现本村特色文化，对外来游客就有了吸引力。 4．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青年一代发出号召：“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近期，一档大型人物纪录片《不负青春不负村》在全国热播。该片讲述了6位毕业于顶尖学府的高才生毅然放弃高薪工作投身新农村建设的事迹，以生动平实的镜头语言真实呈现了他们的工作常态，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出当下基层青年干部的精神面貌。一股股涌动在中国乡村的青春新势力跃然荧屏，一个个怀抱梦想的年轻观众深受鼓舞：“看哭了，真的是不负青春，我也想尽快找到自己的方向，自己的梦想”“我也要像他们一样，从象牙塔到田间地头，用双脚丈量基层的每一寸土地，放下架子，俯下身子，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坐百家板凳，解千家难题，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材料 安徽出现“红顶商人” (1)在安徽一些地方，企业重要职务由政府官员来兼职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企而优则仕”也在当地 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既是企业老总又是政府官员的“红顶商人”的大量出现，意味着权力进入了市场。 (2)2003年8月26曰，身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约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中国社 科院社会学研究员邵道生教授表示：“安徽‘红顶商人’引起了中央的充分重视!” 尽管出于自身职位的原因，邵教授表示“不便于对此事多谈”，但记者在安徽采访时还是了解到，中纪委 有关领导对安徽“红顶商人”高度重视。“中纪委对具有代表性的‘红顶商人’已经作过调查，结果还没有正 式公布。”8月27日，安徽省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3)“在芜湖，政商关系极为密切。”一位人土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只要你的企业为芜湖的发展作出了 不小贡献，你就可能成为市政府‘发展’的对象，从而走向仕途。” (4)今年6月，记者多次打算采访在芜湖奇瑞汽车公司任董事长的安徽省芜湖市市委书记，均遭到拒绝。该 市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说，“这个话题太敏感”，“而且既然现象很多，说起来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5)记者在芜湖采访时，有知情人士透露，刚刚以2 100万元买下芜湖锅炉厂的私营企业老板、芜湖金鼎集 团董事长“可能将被聘为市委常委”、“锅炉厂有可能被贱卖了。”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位人士的说法，记者试 图进行采访，但未果。 据了解，芜湖锅炉厂始建于1958年，是以设计制造锅炉和冶金设备、化工压力容器为主导产品的国有企 业。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全国机械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产品销往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伊 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 安徽原来有四家大型锅炉厂，现在其他三家都已经倒闭了，只有芜湖锅炉厂在市场竞争中很好地存活下 来。“按说，现在卖了实在有些可惜。”知情人士说。不过，芜湖锅炉厂原厂长却对记者表示，在整体转让锅 炉厂之前，曾对该厂进行资产评估，评估后的净资产是4 659万元。“我们也试图与其他的一些企业联系，但 后来都失败了。” (6)“企而优则仕”成为较普遍现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安徽一些地方，重要职务由政府官员来兼职 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而不仅仅在芜湖，一些县市领导向记者坦言，“企而优则仕”在当地已成为较普遍 的规矩：当企业上缴的利税达到一定数字时，企业的法人代表就有资格到县委、县政府任职或“挂个头衔”。 没有在党委、政府工作过一天的企业家竟担任起县委副书记。 (7)安徽省“官”“商”交叉兼职、个人拥有双重角色的典型事例有：涡阳县双轮酒业集团董事长兼职县委 副书记，该集团党委书记兼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玉美集团董事长兼职县人大副主任；界首市民营企业天安 集团董事长兼职市政协主席；市长兼职沙河酒厂厂长；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临泉县化 肥厂厂长兼职县委常委；古井集团董事长兼职毫州市委常委…… 这些“红顶商人”有双重身份，既是政府的官员，又是企业的“老总”，他们有两套办公机构，两套可供 调用的下属。 (8)“红顶企业”让权力进入了市场。“只要红灯一亮，两旁停的基本上都是奇瑞轿车。”芜湖市的一位出 租车司机，向记者抱怨说，芜湖有60万人口，但在市内跑的奇瑞出租车就达到2 860辆，其密集度在国内也是 罕见的，“而且，这是一个人均收入并不很高的地方，坐出租车的人并不多”。 知情人士透露，2002年5月15日在芜湖举行中国茶叶博览会期间，“听说还要再向市里投放600辆奇瑞出租 车，出租车司机曾举行过罢工，后来只投放了30辆。但这样就够这些司机受的了。”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 芜湖，非奇瑞制造的轿车如跑出租，根本人不了户。“这明显是在搞地方保护主义。” (9)临泉县文王酒厂有关人士透露，正因为该厂厂长兼任县委常委，所以县委前年无偿从酒厂拿去 100万元 装修房屋，政府经常无偿或低价从企业拿酒，企业根本无法拒绝。潜山县民营企业全力集团董事长兼职副县 长，2002年该集团新上马一个蚕茧缫丝项目，年加工量相当于全县的产茧量，为了保证全力集团的资源供应， 县里规定所有农民蚕茧不准卖出县境，言下之意只能卖给全力集团等企业。该县逆水乡农技站一位农户抱怨 道：“谁愿把蚕茧卖给全力集团,他们不仅服务质量差，而且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 界首市市长在不同场合坦言，该市的沙河酒厂从昔日年创利税1亿多元下滑到1 000多万元，市财政受到严 重影响。为了挽救经营上的颓势并解决酒厂内部的不稳定状况，市委决定市长兼任厂长，他在酒厂上班的时间 比到市政府要多，“市政府的工作，几个副市长只好多承担点”。 (10)中纪委介入调查。“我们市委书记兼职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的事被报道后，中纪委就来人做过调查 了。”8月28日下午，安徽芜湖市政府有关官员非常明确地向记者表示。“不过并没有查处什么，”该官员表 示，“因为我们市委书记既没有从奇瑞公司拿工资，也没有从公司里报销过任何发票。” (11)中纪委调查“红顶商人”是否以权谋私。据披露；曾兼任安徽界首市沙河酒厂厂长、现任界首市市长 也受到了中纪委的调查。据他本人向外界透露，前些天，中纪委的同志曾来找过他，“到市财政局查账，到沙 河酒厂查账，还询问了包括界首市委以及沙河酒厂现任厂长在内的不少人。”而且，中纪委的调查重点是王显 义在兼职期间有没有腐败行为，主要包括是否从市政府和沙河酒厂领取双份工资，以及是否在酒厂报销一些不 该报销的费用。 据了解，中纪委此次直奔安徽，还先后调查了其他一些“红顶商人”。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调查的重点 是：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党政干部是否违反了《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 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是否以权谋私并制造不公平竞争等。 (12)安徽省此前的调查不了了之。记者还了解到，去年，安徽省有关部门也觉察到了在该省大量存在着的 “红顶商人”现象，该省的一位省委副书记还专门作出批示：“这种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请组织部调查并提 出解决方案。”随后，安徽省委组织部开始着手调查“红顶商人”。 不过，此次调查后，“红顶商人”现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调查也是不了了之。安徽省委组 织部办公监督处的一位人士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 “中纪委的这次调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知情人士表示。 (13)“红顶商人”何去何从。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这些“红顶商人”有没有让权力进入市场，以及被 中纪委调查后他们到底会选择哪一个职位。 一位业内专家分析，安徽省的“官商”分多种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老板做得比较 好，政府为了奖励给企业老板所谓的“政治待遇”，让他们在政府兼职；二是政府领导人兼任大中型国有企业 领导人。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的财政支柱，还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就业。当国有企业遇到 无法解决的难题或陷入困境中时，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亲自出马，希望“挽救一下局面”。 (14)古井集团董事长市委常委一职弃留未定。兼职毫州市市委常委，同时又是我国白酒界巨头的古井集团 创始人就属于前者。想当初，该集团创始人带领古井集团的前身——古井酒厂一路拚杀，终于把古井集团打造 成一个在白酒界颇有名气的大型企业集团。据了解，在古井集团最辉煌的时候，该集团上缴给当地政府的税收 几乎占到该市税收的30%。而在古井集团的业绩达到巅峰的时刻，该董事长便被推到“市委常委”的位置。 现在，由于白酒市场竞争相当残酷，古井集团业绩也出现了一定的滑坡。特别是前两年，古井集团更是举 步维艰，毫州市的税收也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在一些例会上，市里部分领导经常这样说‘希望广大党员干 部能自觉行动起来，多买古井贡酒’。” 不过，也有熟悉该董事长的毫州市政府官员告诉记者，该同志当上市委常委后，“并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 来干预市场”。他告诉记者，目前，古井集团业绩下滑除了市场竞争过于激烈的原因外，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 “亳州市的酒厂太多，大大小小十几家”。 “该同志现在考虑的大多是怎样把古井的业绩再拉上来。”毫州市的这位官员感叹，所以，他并不着急自 己的常委一职是留还是弃。 (15)界首市市长辞去酒厂厂长职务。2002年2月，该同志以界首市市长的身份兼任该市濒临破产的沙河酒厂 厂长。现在，沙河酒厂终于稍有起色。但他最大的感叹不在于此，而是在他的市长职位让那些政府职能部门企 业“吃、拿、卡、要”的行为明显收敛了很多，因为“和税务局、审计局、物价局的头脑经常有机会见面，相 处就容易了很多。”不过现在，出于某种考虑，他还是辞去了厂长职位。 (16)芜湖市市委书记可能会选择当董事长。他的“红顶商人”的背景与前两位则又有所区别。据了解，他 1995年离开安徽省政府担任芜湖市市长助理，同一年奇瑞汽车(原名为安徽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芜湖市 “一号工程”启动。从那时起他就是项目负责人之一。或者说，是奇瑞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应该说，市委书记对奇瑞还是蛮有感情的，奇瑞现在的发展少不了他的功劳。”奇瑞汽车公司的一位中 层干部表示，“他对奇瑞很有感情。当面临市委书记和董事长的单一选择时，他可能会选择后者。” 尽管芜湖市有关部门并未证实此说法，但该市新闻办公室的一位人士表示：“今年我们市委书记肯定会作 出取舍，也就是说要辞去其中的一个职务，以后要看‘上面’是怎么安排的了。”

给定资料 1．人类自开始生产活动以来，就出现了因接触生产环境和劳动过程中有害因素而发生的疾病。追溯国内外历史，最早发现的职业病都与采石开矿和冶炼生产有关。而随着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生产环境中使人类产生疾病的有害因素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加。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即工业上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以机器为主的大工业生产时，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即出现了职业病的广泛流行。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力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大规模的采矿和冶炼，开始了煤化学工业的生产，并发明了合成染料等。这时，也出现了工人的急性苯胺染料中毒、煤焦油引起阴囊癌等问题。尤其自20世纪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迅速，合成生产了许多种有机化合物，包括农药、医药、石油化工产品等，出现了多种急、慢性化学中毒和职业性肿瘤等新问题。而且20世纪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又兴起了以原子能、高分子化合物和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X射线、原子能、高频、微波、红外线等技术，还有其他新原料、新化学物质和高科技等被应用于生产，随之出现劳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新的职业卫生问题。 职业病的危害受到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自19世纪末起，西方国家即开始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行职业性病伤的防治。一些国家的政府建立了职业安全卫生以及劳动保险的法规，并开展了防治职业病的服务与研究。因此到20世纪后期，一些发达国家的职业卫生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并使不少古老或传统的职业病在大型企业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而我国自古就有关于职业病学的论述。如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冶炼时可产生灼伤和火烟侵害眼鼻；北宋的孔平仲在《谈苑》中述及，“后苑银作镀金，为水银所熏，头手俱颤”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明确提到铅矿工人的铅中毒等。但是，由于长期封建统治和外国殖民主义的压迫，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工业落后，劳动生产条件恶劣，职业病无人过问，旧中国的职业病学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 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了矽肺、急性及慢性中毒等较多的职业病，才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从1954年起，我国开始建立职业病防治的专业机构。1980年后，在卫生部领导下，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为全国中心，建立了七大行政区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中心，各省、市及各工业部门相继成立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使全国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超过200个，并与地(市)、县近2000个卫生防疫站劳动卫生科相结合，形成了全国的职业病防治网络；在各地开展了生产环境中职业有害因素的监测，接触职业有害因素职工的健康检查与职业性健康监护，开展职业病的诊断、治疗及劳动能力鉴定，职业病统计报告，以及工人的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等工作。1997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决定指出，要认真做好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和学校卫生。2002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实施，国务院、卫生部相继颁布了相关的职业卫生法规，职业病防治工作完全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 2．自从1957年我国确定了14种法定职业病以来，职业病种类就一直在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定职业病已经有尘肺病、职业性发射性疾病、职业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肿瘤和其他职业病10大类，共计115种。从煤炭、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计算机、汽车制造、医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存在一定的职业病危害，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企业超过1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居世界首位，职业病防治工作已涉及30多个行业。我国已进入职业病的高发期。 以沈阳市为例，沈阳市现有存在职业危害的企业3088家、职业危害点12927个，接触职业危害人员62420人，现有职业病患者2178人。从区域分布看，职业危害企业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的东陵区和于洪区，共有1854家企业存在职业危害，占总数的50%以上；从行业分布看，制鞋、家具、铸造、陶瓷、机械、化工有1677家存在职业危害，占总数的50．8%。据记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全国约有83%的中小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近34%的中小企业职工接触尘毒有害作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德学说：“我国职业病危害正在由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转移，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职业病危害分布越来越广。” 2010年4月28日，卫生部向社会公布了《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情况》显示，在2009年职业病报告总例数中，尘肺病占79．96%，仍是目前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在尘肺病中，煤工尘肺和矽肺居多数。拿阜新这个老工业基地来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确诊尘肺病例2577例，其中煤工尘肺2252例、矽肺86例、焊工76例、其他尘肺56例，死亡593例，现患1982例。煤工尘肺占全市尘肺病发病总量的87．5%，尘肺病占全市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90．61%。 尘肺病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长期吸入粉尘发生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疾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没有医疗终结的职业病。南京市金山医院副院长宋海燕说，尘肺病的恐怖在于它的不可逆性，即患上了就无法根治，只能通过治疗尽量不让病情加重。 此外，《情况》还显示，农民工如今已成为受职业病危害的高危人群。国有煤矿农民工尘肺病发病状况调查表明，接受健康检查的农民工患病率高达4．74%，最短患病工龄只有1．5年，平均6．69年，而正式职工的发病最短工龄为25年、发病率为0．89%。 3．随着我国新材料的研发和广泛应用，一些新的职业病危害相继出现，如铅、苯、汞、有机磷农药、三硝基甲苯、二氯乙烷、正己烷中毒等。 2007年北京朝阳医院收治了来自河北某印刷厂的7位职工，症状是呼吸困难、胸腔积液和一程度的肺纤维化。她们从事的是PS版喷涂上色工作，其原料是三无产品，没办法分析出成分。经检查，这些人的工作场所、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胸水和肺活检中均发现直径为30纳米的颗粒。于是，这种新发病被称为“纳米疾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张华，江西人，2010年8月8日，他开始在奉化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里上班。但当天工作不久，他就出现呕吐现象。中午12时，他下班，回家后又吐了2次。第二天12时，他又到厂里上班，直至10日零点下班。这次，他回家后发现自己面部、两肋下及两下臂等部位皮肤都出现潮红，还感觉双耳肿胀发硬。他没当回事。但到凌晨4时，他却出现四肢抽搐，被工友急送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他是症状性癫痫，怀疑是二氯乙烷中毒。后经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市第一医院进一步诊断，确定他是职业性急性“1，2二氯乙烷”中毒。 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产生了新的职业病危害，对劳动者的健康也造成了损害。譬如三氯乙烯为卤代烃类化合物，以往人们只知道大量接触会造成神经系统和肝肾损伤。近年来，随着电子行业的发展，使用三氯乙烯清洗电子元件和金属器件成为一种新工艺。而这却引发了三氯乙烯新的中毒机制。它会造成劳动者急性中毒，可以同时侵害皮肤、肝脏、肾脏、心脏和中枢神经，造成多脏器损伤，在临床上死亡率很高。 而且目前我国大多数的职业病特别是慢性职业病，其潜伏期较长，一旦发病往往难以治疗，病死率、致残率高。伴随着职业病的高发，职业病纠纷和职业病诊断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也不断增加。在某些地方，职业病危害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4．张经，宁波人，在公司从事电脑文案工作已有5年。他每天至少伏案工作8小时，有时还得加班一两个小时。因长期对着电脑埋头工作，从2010年开始他常常感到头晕眼花，抬头时颈部会发出响声，两个肩膀也会莫名地酸痛。医生告诉他，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和肩周炎。冈病情严重，3个月前，他在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花了4万余元。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公司不仅拒绝赔偿由此带来的伤害和医疗费用，而且还暂停了他住院期问的工资。 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张经决定依法维权。可卫生监督部门表示，颈椎病等新型病症未被纳人国家规定的职业病范畴，因此不能给他做职业病鉴定。劳动保障部门同样认为，这种病症不能做工伤认定。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介绍。目前我国职业病的认定适用法定原则，由国家主管部门对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进行规定、调整并公布，只有目录中收录的病种才能被认定为职业病。而在2002年我国卫生部门和劳动部门公布的职业病目录中，包括过劳死在内的诸多新型职业病都没有被纳入到法定目录中。比如腰肌劳损、胃肠道疾病、颈椎病、于眼症、肩周炎、视网膜脱落、鼠标手等都不在目录中。那么，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看，要想获得工伤待遇，必须先进行工伤认定，但工伤认定的职业病必须是《职业病目录》中公布的我国法定职业病，职丁须有职业接触史，且经卫生机构诊断，确认为职业病的，方可认定为工伤。如此一来，如果某一疾病根本不在目录中，则意味着因为工作原因患病的劳动者，病情再严重，甚至是已然“过劳死”，却依然不能获得工伤待遇。 5．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万余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平均每年报告新发病例1万多例，每年因尘肺病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0亿元。然而，如此严重的情况却无法有效地维权。 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义联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职业病调研。此次调查重点关注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地区及北京周边等区域。调查抽样框包括：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如在深圳患尘肺病的79名湖南耒阳、张家界工人；义联中心直接接触的职业病案例646人；在广东、浙江、重庆等地中小型企业务工的301名职业病案例。此次调查在抽样框1026名职业病工人中进行抽样调查，调查通过面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完成有效访谈问卷172份。调研报告显示了这样一组数据：职业病患者出现病症的平均年龄为37．5岁；职业病患者中最大的群体为尘肺病患者，占70．2%；45．6%的职业病工人所在的单位没有为其上工伤保险；55．9%的职业病工人所在的单位没有为其上养老保险；86%的职业病患者表示，他们的单位没有工会，自己也没有加入任何形式的工会。最后，调查报告显示，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 30岁的白丛生，重庆人，广东一家首饰厂磨钻工。2001年9月进厂，2008年4月感觉胸痛、咳嗽、全身无力，被诊断为尘肺一期。白丛生告诉调查人员，厂里有170多人得了和他一样的病，他们没钱治病，又无法工作，去年厂方倒闭，他们不知该找谁说理，找谁索赔。 联中心研究员叶明欣说，“职业病患者获得赔偿要过很多难关，哪一关被卡都不行。”而申请职业病诊断，是职业病患者要过的第一关。据了解，申请职业病诊断要准备如下材料：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材料。“这其中最难的是，从单位手中获取自己职业病接触史的材料。一旦患者的职业病获得鉴定，就可能意味着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提供职业接触史证明，甚至干脆否认劳动关系。”叶明欣说。凋查显示，提出诊断申请的患者中，48%曾经因为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过。这其中，因为缺少劳动合同、职业史证明而被拒绝的共达到83%。 一纸职业病诊断书，是职业病患者获赔的伞部希望所在。然而，职业病患者却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获得这张写着坏消息的纸片。而对于广东东莞某宝石公司的切石工周开顺，2002年进厂，两年后身体感觉不舒服，2005年3月，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肺结核。2005年10月，周开顺在家乡四川职业病防治机构被确诊为矽肺二期。2006年6月厂方不同意四川的诊断结论，在东莞提出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无尘肺。2010年2月，经过广东省职业病鉴定机构再次鉴定为矽肺二期。他拿到这张职业病诊断书用了近5年的时间，而这仅仅意味着他只是拿到合法索赔的资格证。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有关条文，职业病患者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以后，就可进入工伤处理程序。但据调查，57．8%的患者需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领取到工伤认定书，此后，51．8%的患者又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获得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叶明欣介绍，在和工伤认定系统衔接时，还有可能出现因为时效问题导致职业病患者无法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况。由于工伤认定必须在职业病诊断作出的一年内进行，一些患者如果因为不知情或者因为治疗的原因未能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很有可能因为过期而不被受理。福建某化工厂的杨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2001年被诊断为慢性铅中毒，由于超期问题，工伤认定申请没有得到受理。 目前，工伤处理的程序在一般情况下最多可达到9项，分别是工伤认定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行政诉讼二审、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再次申请鉴定、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一审、民事诉讼二审。“如果走完上述全部程序要经过1149天，加上职业病鉴定程序需225天，职业病鉴定前置的工伤处理程序总计要用1374天。”叶明欣告诉记者。然而，程序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因为有关部门没有按时办理而被延长。以赵天云为例，他现在年仅39岁，2007年8月在河南灵宝工作时被诊断出得了矽肺三期。为进行工伤认定，他甚至以死抗争，历经三年多才拿到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4级伤残)。一直到现在，他还走在边乞讨边索赔的路上。而在北京国安宾馆的杨同来的维权路更为漫长。从2002年他开始提交职业病诊断申请起，到现在历时9年，他仍然没有得到赔偿，还奔波在维权路上。 6．据统计，200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为22978万人，而同期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口为5587万人。以此计算，当年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为24．3%。在没有工伤先行支付制度的情况下，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业病工人只能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而且，《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但职业病患者获赔的情况却并不乐观。 职业病患者大多数是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早在2004年就出台有关文件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予以规范：一至四级伤残长期待遇的支付，可试行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农民工选择。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 “一次性赔付金额远远低于长期支付即按月领取的总数，许多患者是在不知道自己可以按月领取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了一次性待遇。”叶明欣告诉记者。 北京市的一位尘肺病患者赵先生，45岁，尘肺二期，四级伤残，患病前月薪5000元，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只获得了一次性共计133596元的赔偿。如果按月领取，累积到60岁其领取到的总额应为76万余元；而且如果不选择领取一次性待遇，他的工伤保险关系不会被注销，还可以报销其后续的医疗费用。但可惜的是，他在领取赔偿金时，相关方面并未告知其可以选择按月领取，甚至告诉他，如果不及时领取一次性待遇，以后一分钱也拿不到。 深圳一名尘肺一期患者通过法律援助，打了3年的官司，获得7万元赔偿。 河南一名尘肺一期矿工多次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获得7．5万元赔偿，其中的5．5万元还是由包工头付的。 “我不希望上法庭解决，一次给几万元了结，以后生活怎么办?物价一直在涨……厂方只要按月支付生活费就行。”重庆一名尘肺一期的患者说。 “职业病是特殊的工伤，不同于断手断脚，很多病会升级，不能简单地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在广东惠州打工的一位湖南籍镉中毒患者说。 据调查，在职业病五至十级患者中，34．4%被用人单位非法解除了劳动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他们不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每月伤残津贴，无法按月从单位领取到伤残津贴或者工资。五至十级的职业病患者，虽然伤残等级较一至四级患者轻，然而由于病情多不可逆，甚至会逐渐恶化，他们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治疗。因此，在立法上，对于五至十级职业病患者如何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7．作为知名品牌，苹果公司一向以关注“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自居。其网站的《供应商行为准则》称：“无论我们的产品在何地生产，苹果都保证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苹果承诺确保供应链有安全的工作条件，确保工人受到尊重并享有尊严，同时确保生产过程对环境负责。”然而，就是这家号称“全球最为绿色的公司”，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纵容胜华科技苏州工厂使用正己烷代替酒精，让员工擦拭苹果手机显示屏；为了保证iPhone的触摸屏在无尘的环境下进行生产，要求用大的塑料片把整个工作台全部包起来，这样密闭的环境导致了工人们的中毒，曝出了137名苹果中国供应商员工中毒致残的丑闻。 同时，义联中心2011年《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只有12．4%的职业病劳动者所在的单位设置有关职业病信息的公告栏，只有23．3%的职业病劳动者的单位设置职业病防护设施，只有17．1%的单位对职工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近一半的用人单位从未进行过职业卫生体检。 而2002年起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五条就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依据职责划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及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然而，“生产环节的卫生标准与普通的卫生标准不一样，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防护设施，卫生部门很多时候并不了解详情；如果企业违规生产，卫生行政部门既没有颁证权，也没有处罚权，责令整改，企业根本不当回事儿。”叶明欣说。 鉴于这样的现实，卫生部[2005]31号文件《卫生部、安监局明确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明确指出，安监部门负有“组织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的职责。中央编办[2010]104号《关于职业卫生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再次明确了安监部门在职业病监管方面的职责：“监督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史、职业危害接触关系等相关证明材料”。“可以这么说，从2005年开始，生产作业场所的职业病的监管工作在文件上已经从卫生行政部门转到了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但目前的情况是，基层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能力上显然与其应负的职责存在较大的落差，近几年，职业病防治工作几乎处于一种真空状态。”黄乐平说，“当务之急是《职业病防治法》应尽快明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监管主体地位，使其权责统一，能真正担负起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为职业病患者提供畅通救济渠道的职责。” 8．2011年51月26日，“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提出了16条具体的修改建议：确立职业安全卫生准人机制，将是否达到职业卫生标准与用人单位的经营资格绑定在一起，从源头上杜绝用人单位生产场所不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同时，明确安监部门负责审批有职业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的生产许可，既为安监部门的行政许可行为提供了法律授权，又防止权限不明时相关部门之问相互推诿；应明确劳动者在职业病预防中的举报权和知情权；加大对用人单位不履行职业病预防法定义务的行政处罚力度；劳动者有权申请相关部门调取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所需资料，即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劳动者和有关机构也应当提供与职业病诊断、鉴定有关的资料；强化用人单位及时报送职业病诊断证明材料的义务；强化用人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及直接责任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建立双倍赔偿机制；强化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和承包关系中发包单位的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强化行政部门的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对职业病防治不力的地方领导及直接责任人员实行问责制，等等。 而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也于6月27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该法自2002年5月1日施行以来的首次修改。国务院领导对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工作高度重视，社会各方高度关注。在修改职业病防治法过程中，重点要把握住三点：一是进一步强化用人单位在职业病诊断中的责任，通过具体制度倒逼用人单位自觉履行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进而落实预防措施的义务；二是按照方便劳动者、简化程序的总体要求，区别情况，运用劳动仲裁、行政判定等方式解决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的争议问题；三是通过制度设置向保护劳动者权益倾斜，有针对性地解决劳动者在职业病诊断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而化解职业病诊断难、鉴定难成为此次修法的重要任务。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法律修改说明时表示，完善的职业病诊断制度既可以为劳动者顺利、便捷地进行职业病诊断，尽快落实职业病待遇提供法律保障，也可以通过合理分配职业病诊断过程中的各方义务有效引导甚至倒逼用人单位依法落实各项职业病预防措施。 9．6月10日，职业病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安全监管总局召开。陈竺在讲话中强调，职业病防治事关劳动者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大局，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加强协调配合，攻坚克难，解决重点职业病防治问题，扎实推进职业病防治工作。要积极做好《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工作；进一步修订完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职业病防治机构建设，提高诊治和服务水平。同时，要做好职业健康状况调查，加强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积极开展从业人群健康促进工作。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1月10日22点，杭州华星时代大厦，天猫“双十一”购物节主战场，灯火通明。 据悉，11月11日当天，阿里组建了5000人团队加班加点保障“双十一”顺利进行。为了防止意外，阿里这次为了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在各个环节准备了多达2000套的应急预案。支付宝2500多位客服坚守在电话、电脑旁，为消费者服务。之后三天，天猫客服人员也全员上阵，24小时为客户解答疑问。疯狂的不仅仅只有天猫，自11月8日到11月11日，当当网四天三夜决战电商“双十一”，进行“100小时不打烊”的疯狂促销。11月11日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双十一”不仅仅是消费者的狂欢，也是电商行业的狂欢节，各大电商在一个月前开始准备。11月11日早间消息，据微博消息称，“双十一”购物节开抢不到六小时，5点49分，销售额突破100亿，比2012年提前了7小时49分。据此前消息，开抢一个小时时，支付宝总交易额突破67亿元，总成交量达到2500万单。其中，手机淘宝支付宝交易额突破10亿。 2．十八届三中全会于2013年11月12日下午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公报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尤其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引发广泛关注。 全会公报历史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被学界、市场一致解读为下一阶段改革纲领最大的亮点之一。以往被冠以“基础性”作用的市场，被重新定义为起“决定性”作用，表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抓住最重要的“牛鼻子”，已经达成了共识，找到了方法，确定了方向。这意味着今后该市场做的要还给市场，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理顺市场和竞争的关系。可以说，市场定位更加清晰，市场地位取得新飞跃。 随着对市场定位的进一步明确，可以预见的是当前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棘手问题有望迎刃而解。一是杜绝政府职能的“越位”和“缺位”，解决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干预过多，造成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二是解决市场体制不健全问题，引入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果将变得更加辉煌。刚过去的“双十一”网购狂欢，就是对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现实印证。 2013年“双十一”，支付宝24小时成交额为350.19亿。5200万，9.36亿，52亿，191亿，350.19亿，近五年双十一交易额几何级的增长让人惊叹。当然，“双十一”的成功一方面源于其成功的商业模式，将以往厂家—渠道商—批发商—零售商—消费者的商品销售链条，直接压缩成厂家—消费者，商品价格的渚多中间环节加成被去掉，从而形成诱人的价格优势。淘宝电商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关键在于它是一个完全公平充分竞争的市场，是一个最具有活力，政府干预最少的市场。“双十一”狂欢节更是完全由市场供求双方自发推动产生的，正是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真正体现。 11日晚间9时20分，淘宝加天猫的支付宝交易额突破300亿元，阿里巴巴方面认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在悄然来临”。马云现身现场时却表示，“数字不是我们今天最应该关心的，我们最关心的是数字背后的东西，通过数字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背后，能不能够让中国的物价相对地通过市场手法进行调节；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背后，能不能够真正地帮助中国企业按需定制进行转型升级”。马云说，如果想要做，未来几年内做到1000亿元也不是做不到，但是更希望可以得到健康的数字，“把做五六百亿、做千亿、做万亿的能力，放到真正帮助企业转型升级上去，让整个社会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手段去运转”。 在“双十一”各色数据创纪录的汹涌大潮背后，有人看到的是电商大战的硝烟，有人看到的却是信息消费促进经济转型的曙光。而对于未来电子商务还可能会引发什么浪潮，现在还没有人胆敢断言。但既然阿里还将把“双十一”继续做下去，那么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众多B2C平台依然会把这个消费时点作为最重要的竞争平台之一，在抬高销售额的同时将网络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例提至10%以上。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双十一”狂欢效应为拉动内需创造了机遇，也让物流、支付、零售业甚至制造业在数据背后看到变革的可能，新的消费时点期待商业体系再升级。 3．有个朋友为一件事纠结。每天陪着孩子学习，小孩越来越有依赖感。没人陪的时候，孩子只会坐在书桌前发呆而无所适从。孩子与母亲脐带相连、血脉相通，“放手”成为剪不断的难题。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放手”，无疑是为人父母的必修课。 “放手”背后是一种尊重，一种自信，也是一种勇气。父母对孩子的放手，与政府对市场的放手，情况不同，道理相通。毛泽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醒我们，“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充分放手，市场这个独立个体才能像杠杆一样发挥着它独特的作用。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不能让政府“看得见的手”成为“闲不住的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做市场的“包办管家”，体现了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体现了对自身发展的自信，也体现了对深化改革的勇气。这也恰恰契合了道家“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传统思想，这样的“无为而治”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顺应。我们不能让“看得见的手”越位，要让市场在回答“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经济学基本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放手”并不意味着“放任”，让孩子独立成长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对一般自然规律的尊重并不意味着对极端自然现象的妥协。潮涨潮落，无法阻挡。但当我们意识到“涛之起也，随月升衰”的客观规律后，一定会趋利避害，不让船逆潮而行。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澎湃，有时会表现出自发性、盲目性和波动性。市场的逐利性也会导致盲目投资，盲目生产。我们只有用宏观调控的优势去抑制“市场弱点”，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 4．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经过20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难以形成。 从党的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在这次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方面提出，应该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这对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考虑各方面意见和现实发展要求，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 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当然，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5．下面是一则记者与D省经济学会副会长Y的访谈记录。 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们知道，过去的表述是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现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对此您怎么看? Y：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继党的十四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和突破。 我们知道，一个社会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将其有限的经济资源配置起来，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所以，资源配置问题是经济发展中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自然经济发展过程中，正常的资源配置主要局限于家庭这样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自给自足的配置方式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在第一个千年中，全球的人均收入没有任何提高，全世界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01%；从1000年到1820年的820年中，年均增长率也只有0.22%。而在市场经济形成之后，从1820年到1998年短短的178年内，全世界的GDP年均增长率达到2.21%，这个发展速度，是第一个千年的221倍，是第二个千年前820年的10倍。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我国1978年的GDP只有3645亿元，人均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到2012年，我国的GDP达到518942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均增长率接近10%。可以说，改革开放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无限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由弱变强。 记者：从“基础性”到“决定性”新的科学定位，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规律认识上的深化，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 Y：的确如此。我们党对资源配置问题的认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逐步深化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每一次不同的表述，都可以看出我们党对市场作用认识上的深化。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亟需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对新阶段的改革实践给予理论指导。“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必定会进一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推动改革实践深入发展。 记者：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必然要涉及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调整。市场与政府应有怎样的不同定位? Y：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为我们在改革的深化中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厘清了二者的边界。全会提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就是说，在资源配置问题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这就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对企业的干预、对价格的干预；同时要求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特别是深化资源市场化改革，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者。 要知道，市场不是万能的，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由于乘数原理和加速数的作用，会造成周期性波动；二是垄断的形成会影响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三是无法保证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四是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有可能导致两极分化；五是形成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六是信息不对称也会影响市场效率；七是市场对解决公共物品问题难以发挥作用。在这些情况下，就必须由政府来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国际经济范围内，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要更大一些。 记者：市场与政府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处理不好二者的关系会有哪些危害? Y：在市场经济中，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并列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政府作用的发挥，不是对市场作用的替代或否定，其一，政府作用往往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的。如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往往是通过变动利率、银行准备金率、税收与政府支出、公开市场业务等经济杠杆，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其二，政府作用的发挥是对市场作用的补充与完善，如政府对垄断的限制与管制作用，就是对市场作用的完善；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对国民收入分配的调节，就是对市场作用的补充。如果处理不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是政府乱作为，过分干预市场、干预企业、干预价格，必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大幅度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难以发挥，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三是政府无所作为，市场秩序混乱，社会和谐稳定的局面无法形成。 记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产能过剩等，除了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干预过多。上述问题在D省也存在，您认为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Y：D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发展环境较差的问题，突出的过剩产能问题、环境污染问题、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等，其深层原因，都与改革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发挥不到位有关。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为什么能成为经济强省?关键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充分。 应该说，在过去35年里，D省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作为一个东部沿海省份，改革开放的程度还不够。省委书记Z指出，D省发展的差距，实质是改革的差距。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必将掀起新一轮改革高潮，对D省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当前，D省发展正处于过坎爬坡的关键时期，面临着许多突出矛盾和棘手问题，要实现跨越赶超，必须紧紧抓住这次机遇，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进则退的危机感，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大力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机制。只有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发展中的许多难题才能较好地得以解决。 记者：在您看来，D省当前深化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Y：D省改革的任务很重，就目前来看，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更为重要。要知道，D省与先进省市的差距，并不体现在资源、区位、基础设施上，而是体现在改革上。再具体点，就是体现在市场主体活力不足上。所以，D省应着眼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喷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充分激活市场主体，培育、壮大市场主体。一旦D省呈现市场主体万马奔腾的局面，D省的奋进崛起指日可待。 6．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人多地少，没有交通、资源优势，早年曾是典型的欠发达地区。当年人们迫于生计，想出了“鸡毛换糖”这种不入眼的小生意，但也把义乌人的经商智慧和创造力给“逼”了出来。 当时他们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户，用自制的麦芽糖换取鸡毛，然后再把鸡毛扎成鸡毛掸子出售。“鸡毛换糖”，便是改革开放前义乌人所从事商贸活动的经典写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义乌人看到山区农民需要小百货，就把“买卖”一步步做大，货郎担上的商品也越来越多。无论是“敲糖帮”，还是“背包族”，都是靠着双脚走出来的最早的商人，他们用“行商”的方式开启了义乌市场之门。 尽管当时经商并不被大环境认可，但是义乌的党委、政府没有扼杀群众的热情，而是因势利导，在1982年大胆提出了“兴商建县”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开放了小商品市场。 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义乌成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这是浙江省第一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也是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义乌试点”实施两年多来，致力于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特别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试行、一系列重大平台的建设、便利化体制机制的完善，为转型发展开辟了良好局面。推进转型必须持续深化改革，不断扩大改革成果，拓展改革效应；必须更加突出改革的国家级、综合性，加快释放改革红利，推动义乌在转型中增创发展新优势。 根据国务院批复精神，义乌市研究制定了《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三年实施计划(2011—2013年)》及重点工作任务分解表。 义乌量身定制了“市场采购”这一新型贸易方式，适应义乌小商品市场“多品种、多批次、少批量，满足定向采购和即兴采购相结合的一站式服务需求，公司户和个体户并存”的特征。还制定实施了与“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相适应的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外汇、工商等监管服务办法。同时，积极建设义乌商贸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建设国家小商品国际贸易区、着力打造重要的国家会展平台、创办中国义乌(坦桑尼亚)经贸合作区、设立保税物流中心(B型)和综合保税区、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建设具有“始发港”和“目的港”功能的“义乌港”、建设全国性物流节点城市和综合交通运输平台、加快实现航空口岸开放。 义乌在完善相关服务体系方面也有大作为。如创新电子商务发展管理模式：构建市场综合服务体系；提升市场商品质量，深入推进质量立市、标准化和名牌带动战略，推动出口产品质量实质性提升；构筑优势互补的区域协作体系；加快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立与国际贸易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完善城市综合服务体系。 义乌市工商局副局长鲍荣建说，2013年是“义乌试点”的第三年，各项工作正向“深水区”发展。“义乌试点”的首要任务是探索建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它强调“管得住、通得快”，而作为市场主体的培育者、呵护者、监管者，我们既要“管得住”，又要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如何做到两全其美?不妨以现有的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信用为抓手，在规则明确、监管到位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为市场主体提供“自律为主、监管为辅”的宽松的发展环境。目前，我们正尝试开展商事登记改革，有可能实现注册资本从实缴制向认缴制转变、先证后照向先照后证转变，这种模式的推行，将会给市场释放出一个强烈的正面信号。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去北京看“万圣”，去南京找“先锋”，去上海看“季风”，去杭州找“枫林晚”，去广州看“学而优”，去台北逛“诚品”……好的书店被认为是城市的文化地标，但越来越多的书店正消失在城市的地图中。2011年，鼎盛时期曾拥有30家连锁门店的民营书店“光合作用”因歇业而引起热议。光合作用创始人孙池回应称，目前光合作用确实遇到了困境，资金缺乏，所以拖欠了一些供应商的款项。而对于门店是否会关闭的问题，孙池的回答是：“我会尽力维持，直到连员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不过如果有人暴力骚扰门店，不排除实行关闭。” 2013年，北京地坛书市也消失了，对于北京的不少出版人来说，这是最为让人沮丧的事件。“不仅仅是很多重要回忆没了，而且它像一股扑面而来的寒风，让我们怀疑是不是还应该在这个行业坚守下去。”北京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吴佩沮丧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其实，地坛书市的消失只是书业寒流的一个缩影。第三极书局关门、“风入松”书店停业、三联书店退出广州……每一家书店的离开似乎都会引起读者的遗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著名地面实体书店结业关闭，仅存的或者选择缩小营业面积，或者选择把书店改成书吧，以其他经营项目来弥补书店的亏损。 书店的倒闭潮传导到出版界，最先感受到寒意的也是民营出版商。“不仅是铺下去的书少了、回款明显慢了，现在我们每做一个品种都特别小心，如果没有很大的把握，很多选题都只好放弃了。”吴佩说道。而另一方面，各省出版集团都在摩拳擦掌谋求上市，资金雄厚的出版集团都以书号资源、发行渠道为条件，邀请优秀出版公司加盟合作。在行业不景气的背景下，书号的开支对于不少民营出版公司而言成了举足轻重的筹码。在出版业，出版社与书商之间的书号买卖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民营出版商本身没有拥有书号的资质，只有出版社才能够申报书号，于是双方的买卖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市场。 但对于出版业来说，2013年也许是个转折之年。这一年，主管部门变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成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于出版人而言，影视、网络也许是一片蓝海。广电总局在2013年7月取消了其部门职责20项，涉及出版领域13项、广电领域7项，其中，取消书号总量调控的职责一项让出版人感到十分兴奋。从此，书号不再奇货可居了。 “放开书号还很远，不是近期的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肖东发说，“要放开书号，首先是必须建立新出版社的准入机制，并且要建立出版社的退出机制，而最根本的是要扶持非公有制出版的发展。这是我们建立文化市场体制的重要一步。没有这一步，出版业、文化产业都做不起来。 资料2 最近，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继《继承者们》再次风行中韩两国。该剧自2013年12月18开播以来，很快在韩国掀起收视热潮。第17集开播后，收视率刷新韩国记录，其中首尔地区达到了29.5%，全国平均27%，超越了第12集创下的26.4%最高收视率，获得冬奥期间播放的“收视金牌”。从国内视频网站的播放量来看，PPS、乐视、爱奇艺、迅雷4家加起来早已超过10亿。该剧还成为史上第一部百度指数破200万的韩剧。 赵薇近日在微博上转发对于《来自星星的你》的赞赏，并感叹道：“真蛮好看，不知总共多少集?电视剧能拍到这种品味水准，必须赞一个!”而陶晶莹也迷上该剧，直说：“宜古宜今的金秀贤一下就抓住了我的双眼，真是迷死人了。”恰逢开年第一场雪，高圆圆就在微博上传图片配上文字说：“初雪，炸鸡和啤酒在哪里?” 过去十几年，“韩流”一直是中国文化市场的一个“超级现象”。从1997年的《星梦奇缘》、《天桥风云》，直到《来自星星的你》，韩剧已经成为韩国文化输出的代名词。十几年问，韩剧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既保持了剧情、拍摄手法、时尚元素的现代化，又透射出韩国文化、价值观的内核。它的超强吸引力，带动了整个韩国文化产业，进而使韩国这样的小国拥有了与其国土面积不相称的巨大文化软实力。 著名编剧于冯说，韩剧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它不断创新。它的剧情尽管有些相似之处，但能够塑造出金三顺、大长今、雅利英等等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在拍摄手法和剧情设置上，从早期的单纯都市剧，到现在穿越、科幻、都市糅合，越来越丰富、有张力。它的时尚元素也总是推陈出新，服装、语言风格等等总在不断变化。第二个原因就在于蕴涵着传统文化。韩剧多以“真、善、美”为准绳，倡导儒家文化中为人和善、谦让、勇于担当、博爱大度等思想。剧中人用尊称的习惯、处理恩怨时宽容的风度、父母对子女的谆谆教诲、走入人生困境时自我激励的自言自语，都让观众深深地陶醉。哪怕像千颂伊这样叛逆泼辣，最终也会逐渐变得沉稳、懂事，成为东方人心中“好女人”。 不管怎么说，韩剧实现了韩国的文化奇迹，不但每年为韩国创造数以亿计的文化产值(韩国文化产业占全国GDP总量近7%)，而且把韩国的服饰、生活习惯、景点、历史、价值观带到了全世界，使很多人向往韩国、愿意去韩国旅游、愿意与韩国人为友，壮大了韩国的世界形象，这就是软实力的体现。 资料3 打开我们的电视频道，看看每个台放的电视剧，发现10个台里有7个在放抗日剧或国共谍战剧，2个在放都市青春剧，1个在放古装剧。对于抗日和谍战，观众的审美疲劳已经非常明显。据说，横店影视城每年要干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逾百万。在这个背景下，《纸牌屋》《神探夏洛克》《来自星星的你》等各种外国文化产品占据了我们的眼球，特别是占据了文化市场。 到2008年，《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走访了中央电视台负责电视剧审查的部分专家。采访话题从一度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 “《激情燃烧的岁月》是个有缺点的作品，写老干部对和平岁月不适应的地方太多了，主动发挥晚年作用的方面太少，不够昂扬。可能有些老干部看了会不高兴。”当年负责该剧审查的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审片组的陆善嘉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数年后，对在2005年热播的连续剧《亮剑》的审片意见，在中央电视台内部又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我当时的意见是：骂帝国主义还允许，但片子里从彭德怀、李云龙到普通小兵都把粗话当成口头语，去电影院买票也和观众吵架对骂。首长这样表现自己的个性不合适。粗话和一些不文明的细节要拿掉。在战地医院里李云龙和另外一个领导同时喜欢女孩田雨，争风吃醋，拿掉。李云龙去未来的丈人家，丈人是民主人士，说了一些对共产党不满的话，拿掉。在鬼子兵的形象上，有的地方把鬼子写得太好，彬彬有礼，拿掉。” 另一名审查者冯万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看过一个电视剧写日本轰炸重庆，蒋介石和宋美龄去一个中学视察，对学生非常亲切，表现得像我们的亲民总理似的。现实中可能有这种情况，塑造人物不能像过去一样脸谱化，但是我们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如何宣传才好，应该慎重考虑。”冯万友说。 “还有一个日本兵，在快战死的时候，从身上掏出一个祈福牌，上面写了一个‘死’字，是他妈妈在他离开日本到中国打仗的时候给他的，让他到中国抱着必死的决心。这个一定要删掉，日本国民真的这么支持战争吗?这样宣传也不好。” 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国人每年一度的文化盛会。每到年三十，人们总盼望着今年的春晚有些新意。然而，每年的欣喜与失望几乎旗鼓相当。今年春晚的导演是冯小刚，由于他在电影上的大名，老百姓普遍对他有较高的期待。然而，马年春晚带来的似乎仍是一些“旧料”。谈到春晚让老百姓不够满意，冯小刚不无脾气地说：“你说让老百姓满意，这句话是一瞎扯的话。你让老百姓满意的前提是你必须让领导满意，因为领导不满意，老百姓看不见，对不对?我说我对春晚的改造，如果能有10%的话，春晚对我的改造是100%。”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在春晚彩排报道中提到：在一次领导审查时，冯小刚当着所有人的面发了一次火。“领导的意见我肯定听，肯定执行，但是你们非要我说你们说得对，这个不行，你们不能否定我一个艺术家的基本判断。” 资料4 文化产业又称文化创意产业，这个词汇本身就说明了创意在其中的重要性，也说明文化产品和服务要不断推陈出新。但是，创新的源泉是什么呢?有人这样形容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文化是土壤，创意是种子，产业是果实。” 2014年7月25日，《动漫蓝皮书：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2014)》发布，蓝皮书指出，我国动漫产值从“十五”期末不足100亿元，增长到“十一五”期末(2010年)的470.84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30%。2011年我国动漫产业总产值为621.72亿元，2012年为759.94亿元，2013年我国动漫产业发展速度有所减缓，总产值达870.85亿元，较2012年增长14.59%。 虽然我国动漫产业经历了近几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具有了较大的规模，主要是由投资拉动形成的规模扩大，但整体来看我国动漫产业仍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目前国内动漫企业有85%处于亏损状态。优秀作品太少、播映收入过低、衍生品开发不足等严重困扰着本土动漫企业进一步发展，大量动漫企业依靠补贴过日子，国内动漫产业要形成完整的产业化发展依旧困境重重。 “广东算得上是动漫强省了，而现实就是，我们的动画片在电视台播出都是在倒贴，很多前期都是免费的。”广州市动漫协会一名负责人心痛地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动漫企业都是靠补贴生存，根本不关心产品能不能卖、卖给谁。这给行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短时期内问题没法很好的改善。” 美国没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但在动画产业上却成果不断，创造了巨大的收益；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动画产业效益却不尽如人意。那么，对于动画产业来说，传统文化是“包袱”还是“资源”?中国原创动画片制片人、央视动画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在动漫产业发展国论坛上表示，不管市场怎么变，文化内核不能变，它是无穷的资源。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动画的肥沃土壤，中国动画离开本土文化将一事无成。譬如，真正形成影响力的《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动画片，都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浸润；仅一部《西游记》就拍出了很多片子，这表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供动画片挖掘的题材。 为什么目前我们的动漫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王英表示，很多题材、很多内容不敢去触碰，因为被“查怕了”，制作者会自觉地回避掉很多，这和电视剧总在拍抗日、打国民党是一个道理。比如最近，一向被看做成功作品的“喜洋洋与灰太狼”系列动画片中，有些镜头就被有关部门点名批评，还上了新闻联播。另外就是我们确实创意不足，在有限的空间内，也仍然没有做到极致。同样是冒险或战争题材，我们与日本相关作品的剧情设计、人物设定、对白设计都有明显的差距。 近年来，随着动漫业的飞速发展，动漫专业的学生越来越吃香。但是，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毕业生就业离职率也连年走高，前来招聘的文化产业公司开出高薪，而真正能得到高薪岗位的人并不多。面对庞大的毕业生群体，企业感慨依然缺少人才。杭州泛城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陈艺超无奈地说：“从全国来说，文化创意的优秀人才还是太少，可能是学校里培养的实力还不够吧。文化创意产业的灵魂是创意，而创意的核心是创新型人才。有限的人才，又会因为北京、上海发展基础好、机会多、薪水高而蜂拥到北京、上海。” 据统计，在纽约，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工作人口总数的12%，伦敦则是14%，东京更是达到了15%，而中国能与之相提的北京和上海，目前还没有或者暂时还无法进行相关的统计。 资料5 2010年，电影《阿凡达》的上映就引来了3D技术的火热。就在当年，全球票房收入已经突破12亿美元，超越《泰坦尼克号》，顺利登上“北美以外海外电影市场历史票房卖座第一名”的宝座，同时淘宝网、易趣网上的衍生产品也受到追捧，一个限量版“阿凡达”竟然标价到9999元人民币，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主人公玩偶也卖到了近500元人民币。美国大片的商业效应又一次让国人震撼。 备受瞩目的暑期大片《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在2014年6月27日上映，有业内人士预测，《变形金刚4》在中国内地的票房收入极有可能超过《变形金刚3》的10.89亿元。这一部《变形金刚4》，几乎顶上了2013年整个中国电影出口额! 根据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布的2014年《文化蓝皮书》显示，中国电影内地票房近年来虽增长迅猛，但2012年中国电影出口呈现下滑态势，海外票房收入仅为10.63亿元，2013年上半年海外票房收入也仅为5.41亿元，2013年全年海外票房也不乐观。 影迷们津津乐道于影片效果和超高票房时，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产品不能获得如此显著的收益?技术落后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除了文化产品本身，完善文化产业链条非常重要。”一位政协委员指出，“光凭票房和收视率，文化产品很难快速收回成本。而每一部美国大片上市，几乎都会同步推出相关游戏、玩具、服装等产品。国内制作1分钟动画片，平均成本在1万元以上。如果不靠衍生产品尽快回笼资金，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他还指出，“完善的文化产业链，不是一朝一夕能做成的，需要政府、企业乃至全社会合力推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化运作。” 动漫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及日本，分别代表了动漫产业的两种模式。美国模式主要为迪士尼模式，即制作一部在全世界范围内冲击力特别强的动画电影，先在影院播放，此后再做主题公园以及衍生品销售等业务。日本模式则是先出版漫画，再发展成为动画片，动画片在电视台播出后再做衍生品。在日本，电视台的播放平台只能收回成本的一部分，更多的是靠衍生品的生产。较为成熟的美、日动漫模式都需要建立于优质的动漫产品之上，而中国动漫产品由于产业起步较晚，创新能力差，产品质量同美、日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资料6 2014年，是桂林广维文华旅游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出品《印象·刘三姐》的第十年。公司在中国阳朔旅游可持续发展论坛发布了十年总结报告。报告指出，十年来，《印象·刘三姐》一直保持着“全国文化演出行业观众接待量最多、影响力最大、年营业额最高”的市场地位，在中国各地“印象”齐放的当下，作为“印象系列”开山之作的《印象·刘三姐》，以一个小小山歌，唱出了引领文化演出发展的大产业。据统计，2004年至2013年，《印象·刘三姐》共安全演出近4500场，累计接待观众超过1000万人次，其中接待境外观众(含港澳台地区)约200万人次，缴纳各项税费近2亿元。 199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时任广西话剧团和杂技团团长的梅帅元。梅帅元响应时代的号召提出了“山水实景演出”的理念。在这个金子般的创意吸引下，总导演张艺谋、王潮歌、樊跃等67位中外著名艺术家参与了“刘三姐”文化项目的创作，用他们的创新激情与实践能力，在2003年的10月1日，“山水实景演出”第一次由理念变为现实。随后，经过不断的修改完善，《印象·刘三姐》于2004年3月20日向全国及全世界正式公演。 新的编排创意不断呈现，全彩激光灯的配合，收缩、移动、升降等世界最先进的舞台机械，观众移动席，LED高清大屏幕……《印象·刘三姐》打造的是完美的视听效果。 “每年我们投入节目改进的费用是1000万，这些钱主要用在了改进演出技术。我们到国外学习先进经验时，发现很多演出都是‘科技演出’，未必需要人来完成。比如美国知名的百老汇舞台演出，早在上个世纪就实现了现场光、声音、雷电、水波的仿真效果，甚至可以“现场发大水”，给观众的震撼极大。我们意识到，光有好的创意还不行，还要有科技实力。 总导演张艺谋指出，这台演出的灵魂、核心，是文化。有文化内涵才有灵魂，才能吸引观众，触动心灵。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我们就是要出文化精品。文化只有走精品路线，才能走向世界、扩大影响。只有民族性的东西才最具有世界性。游客观看节目，要了解桂林的文化历史，《印象·刘三姐》恰恰以这样富有地方特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文艺演出，满足了游客的渴望。 游漓江、看《印象·刘三姐》，是国际旅游名城桂林时下最热门的两大旅游文化品牌。而《印象·刘三姐》成为名符其实的桂林旅游文化最强劲的新增长点，其文化品位与市场机制结合所产生的良性效应令人信服。 资料7 国家“十二五”规划首次把文化产业提升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Z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新闻发言人胡坚。 记者：您怎么看待文化产业的前景? 胡坚：文化产业又叫文化创意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黄金产业”。当今世界，文化产业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我国目前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是4%，美国是25%，韩国差不多是7%。差距就是潜力，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记者：通常看来，文化只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它到底能对经济发展有多大作用? 胡坚：我想打一个比方，普通的一包农产品，我们把外面的包装设计改一改，再加上些传说、故事，价值能翻好几倍。为什么?因为盒子漂亮了，价值就提升了，这就是文化的作用。我省传统的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只能获取产品价值的小部分，而价值的大部分都被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获取。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就是掌握产品附加值最多的部分，就是推动经济的转型升级。文化产业能打破传统产业结构的组织方式，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增强整个产业发展中的文化含量、技术含量和市场含量，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 所以我们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对于已经兴起的文化产业我们尽量给予呵护。虽然我们的企业还比较年轻，都在积累经验的阶段，没有迪斯尼这种巨人企业，但它们有自己的优势。我们现在希望的是，它们尽快走出模仿的阶段，不要再亦步亦趋地跟随外国题材、内容，要有属于自己的新东西。 记者：您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产业? 胡坚：互联网是一种现代技术，它与电脑、手机相结合后，焕发出的活力与生命力不可思议。现在全球有数十亿人使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成为其中的主流，这里面蕴涵着巨大的机会。比如德国一个公司，仅仅是制作一个提供手机在线观看视频的软件，就在2年里创造了两千多万欧元的营销，这还是2006年的数据。如果再往前看，技术在文化产业中发挥的角色将越来越重。可惜的是，我国文化产业的科技水平还相对落后，很多国外已经做到的技术我们暂时还只能看个新鲜。比如国外电影中的3D仿真技术已经非常成熟，靠电脑做出仿真的人、植物已经十分普遍，而我国对科技的运用明显比较薄弱。如果把互联网考虑进去，美国的互联网文化产业就十分发达，他们可以通过手机直接进行声光表演，我们根本连见还没见过这种东西。等到谷歌的新型移动互联设备推出，将来就可能有实景单人3D电影播放，这些变革带来的文化创新十分吸引人，也让我们十分着急。 记者：那么我们的企业可以在这方面做什么? 胡坚：我觉得首先是要意识到差距，要懂得科技在文化产品中的重要性，要有意识地使用先进技术。这点我们很多企业脑子跟不上，特别是一些大企业，意识还没转变过来。很多小微企业倒是在这方面有想法，但苦于没有资金去引进和研发，所以我们对于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小微企业也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在这个基础上，我希望我们有能力的企业尽量去赶超，搞好我们自己的研发。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 依照我国《刑法》第201条的规定，偷税数额在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就要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者走向“富豪级”的时候，他们生活的奢靡程度远远超乎工薪阶层的想像。在北京，最贵的豪宅“均价”竟然达到每平方米4万元，其中最贵的部分更是 高达每平方米6万元。 3. 刘晓庆的豪华别墅坐落在北京玫瑰园。这座欧式格调的别墅总面积500多平方米，绿草环绕，当时的卖价达到700多万元人民币。 4. 在临近紫禁城的第一豪宅中，意大利设计师用牛皮装饰的套房墙面可谓奢华至极。依照售楼小姐的说法，因为每块牛皮只能用中间的一小块，所以整面墙一共镶上了66张牛皮。． 在如此天价的150套豪宅中，100套只租不卖，真正出售的只有50套。据说，目前已经卖出了 一半左右。对于这些“豪宅”买主的身份，售楼小姐表示“没有外国人，也没有来自台湾的人”。 5. 中国高收入阶层留下的另外一个谜是“谁开走了天价宾利”。在北京新近举办的国际车展中，一部和劳斯莱斯属于姊妹车型的宾利轿车加长版广受青睐。这部据说全世界只有两部的 名车——另一部归英国女王使用，要价888万元人民币，却依旧有10位参观者争先付出了50％ 的订金，其中6位是北京人。车展主办者不肯透露最终开走天价宾利的买主，只是承认其身份是 “j匕京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目前，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每月290元。即便忽略所有 的税费、保险和养车开支，888万元的要价也意味着一个北京市民2528年的最低收入。 6. 2000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征缴量仅为600多亿元人民币，只占到税收总额的4.7％；2001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名下控制着这笔财富 的八成左右，所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即便是在已经征收上来的个人所得 税中，工资和薪金所得依旧是占了大头。来自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地的资料显示，工资和 薪金所得一直占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六成以上。 7. “国内一些富豪为何不缴个人所得税?”在回答新闻记者的这个问题时，知名学者胡鞍钢认为，表面上看是纳税人的观念错了，实际上则说明我们在税收征管方面有问题。显而易见， 制度的漏洞给那些为富不税者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人们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是，税务 部门为什么不能公开那些挥金如土的富豪们的纳税情况?毕竟，在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富 人如何纳税才是公众纳税的标杆和榜样。 8. 由于我国九成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来自代扣代缴，工资外的收入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越富的人越有更多的工资外收入，也就意味着越富的人越是瞒税的大户。 9. 一些高收入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条上也许标明的是工薪阶层的数额，并且依此缴纳微薄的个人所得税。然而，形形色色的补助、津贴、月奖和年奖，通过各种名目进了个人的口袋。 灰色收入、体制外收入、现金交易……由于更有办法隐蔽财富的去向和来路，高收入阶层也就 有了更强的避税能量。纳税意识的淡薄，使得诸多纳税人游移在避税与逃税的边缘。 10. 发票冲账是最基本的逃税方式。由于我国的财务制度不够健全，公款、私款时常界定不清，名义为公的东西往往实为私用，以此避税与逃税并不困难。在一些薪金可观的单位里， 帮助员工偷逃税款的现象也同样可观。对于那些月收入动辄上万的人来说，真发票亦或假发 票都成了逃税的工具。吃饭的发票可以报销，租车的发票可以报销……大量的个人支出就这 样被列入企业成本，堂而皇之地躲过纳税的关口。于是，这些买车买房的高收入者每月所缴纳 的个人所得税有时甚至还要低于一个普通的国有企业职工。 11. 在西方发达国家，“把个人的支出打到公司里去是不可能的”。曾经担任广东省美国商会会长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利普生举例说：“如果我为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购买了一辆车，联 邦税务委员会认定我下班后也会开这辆车，只把五成的买车支出列入公司支出。” 12. 对于我们的税务部门来说，也许的确不知道富人们究竟有多少钱，也许的确没有法律依据去彻查富人的收入渠道，但是我们应该有办法让那些富得太明显的富人足额缴税，譬如声 誉显赫的“十大富豪”，譬如举手皆金的演艺明星。毕竟，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无法查清 某一个公众人物的收入情况。如果连这些凤毛麟角的人物都能够堂而皇之地逃税和低额纳 税，只能说明我们的个税征收还存在漏洞，只能说明我们对高收入阶层的纳税监控还缺乏足够 的力度。 13. 逃税在中国似乎成了一件并不需要承担多少风险的事情。尽管税务机关有权调查高收入者的收入情况，但是银行也有义务为储户保密。此外，税务部门也无权扣押纳税人的人身或者财产。 14. 知名学者胡鞍钢援引国内外的数据说，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中，工薪阶层排在第一位，在中国的外国人排在第二位，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仅仅排在第三位。 15. 有熟知富豪发家内幕的人士直言：“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很多今天的财富风云人物，可能只好在监狱里举行峰会。” 16. 随着为富不税的对硗庆被绳之以法，税收风暴在全国全面展开。目前，修订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已经提上议事日程。不远的将来，各类应税所得分类将合并计征，并实行源泉扣 缴、双向申报。此外，纳税费用扣除标准将考虑到纳税人的实际情况，逐步将个人取得的额外 福利、投资收益以及各种补贴、津贴、奖金和实物福利全部纳入课税范围。 17. 媒体披露的数字显示，即便是在海淀区，工薪项目纳税仍占个人所得税征收总额的88％，劳务报酬、股息红利等收入仅为10％左右。这就是说，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依旧可能有 相当一部分逍遥在税法之外。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公众强烈要求公开知名人物的纳税情 况，这些主动纳税的高收入者的纳税数字依然不会向外透露。 18. 有消息称，一批偷税漏税严重的“重量级人物”已经被有关部门纳入视线。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 色地带”，其中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19. 仅仅截止到2002年7月15日的统计，北京3200户外企代表处通过自查补缴个税6000多万元。香港《文汇报》则报道说，内地诸多富豪开始主动给自己开工资并缴纳个人所得 税。排名福布斯富豪榜的民营业主尹明善公开表示说：“上榜后的富豪们应该多想想如何回报 社会，在纳税和就业等方面多作贡献。” 20. 每年的1月、4月、7月和10月，在北京市海淀区地方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人们可以见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在海淀辖区内的100多位重点监控知名人物必须主动到这里申报纳税。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据报道，2004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将茧丝绸产业化作为全省农业产业化十大主导产业之一，并出台《安徽省茧丝绸产业化发展规划》，提出建茧丝绸强省。安徽要借东桑西移给茧丝绸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初级加工往安徽的转移。然而，业内人士清醒指出，机遇到来之际，安徽茧丝绸产业化还面临诸多问题。目前，安徽桑园总面积为68万亩，桑蚕茧产量2.45万吨，生丝产量3 280吨，丝绸行业总产值15亿元，均居全国同行业第8位；丝织品产量3 300万米，居全国第 6位；丝绸出口2 381万美元，居全国第9位，然而安徽产业化服务体系还远没有适应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这其中包括供销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安徽省茧丝绸专家说，1999年安徽省人大发布的安徽省蚕种管理条例中规定农业技术服务站卖蚕种，产业化企业不能参与蚕种经营；在鲜蚕收购中，农业技术服务站又不能参与收购，这在供销体系上已经造成脱节，使得卖蚕种的不管蚕种质量；参与收购的控制不了蚕茧质量。作为负责提高桑蚕质量，指导桑农技术的蚕桑技术服务部门，由于供销脱钩已经与蚕桑企业形不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安徽桑蚕业技术“短腿”，蚕茧质量提高不上去。 2．据有关专家调查发现，全国进城的农村学龄儿童占农村流动人口的比例在3%左右，如果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 400万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来测算，就有280多万学龄儿童进城求学，实际人数可能还要多。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求学，经过了很艰难的历程，从最初的被绝对排斥，到后来自我解决，再到现在的有限接纳，历经10多年。目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主要通过这样三种方式求学：一是高价进入私立学校，这部分的比例非常小，只限于很少部分在城市发大财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他们的父母大都成了私人企业老板。大多数赚不了很多钱的农村流动人口根本无力送孩子进私立学校。二是进入公办学校，占的比例也不是很大。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发文要求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让公办学校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公办学校并没有如中央政府要求的那样发挥主导作用，各地给农村流动人口设置了各种障碍。比如要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有的城市，要求到流出地乡镇政府开具家里无监护人而同意外出借读的证明，然后要凭借务工证、暂住证和计划生育证明到流入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到指定的公办学校办理孩子入学手续。看起来这些手续似乎都很合理，实际上很不合理，对农村流动人口来说，要办理这些手续，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未必能很顺利地办到。一般来说，回家乡办理孩子外出借读证明，来回需要时间和路费，到了家乡还要托人送礼，办理证明还要交纳各种手续费，对一个农民说，办这些手续，既要花钱、花时间，又要托人情，还可能受到各种冷落和刁难。即使从家乡办到证明，在流入地也不容易备齐有关手续，在一些城市，要控制外来人口总量，所以限制给农村流动人口办务工证，最近几年很少农村流动人口能够办到务工证。即使所有手续办全了，还要给公办学校交一笔对农村流动人口来说是非常可观的赞助费，从两三千元到一万元不等。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公办学校向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收取赞助费，但是公办学校会向农村流动人口私下提出给赞助费的要求，至于给多少，由农村流动人口自己出，满足了学校的要求，那么孩子就可以入学，否则，就有可能被拒绝入学。另一方面的障碍来自流入地政府的态度和做法：流入地政府并不欢迎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其管辖范围工作，因为在当地政府看来，农村流动人口越多，社会治安就越差，从而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所以，他们就尽可能地不让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在本辖区工作，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置各种障碍，使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本地难以上学，从而迫使农村流动人口另找地方就业。这比公开驱赶农村流动人口更有效，也不容易被舆论谴责。三是进入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简易学校。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简易学校，又称打工者子弟学校，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90年代后期发展非常快。打工者子弟学校是农村流动人口子女面临教育困难而得不到解决后产生的，它们一出现，便大受农村流动人口欢迎。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欢迎它们，是因为它们不仅收费低，而且还照顾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其他实际困难，比如可以自由入学退学而不需要任何手续；接送孩子上学的时间也很自由，都是外来孩子，在一起不会受歧视，等等。因此，在各大城市，打工者子弟学校呈快速增长势头，不但学校数量增加很快，而且学校规模也快速扩张，有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不仅办小学，而且还办了中学。但是，打工者子弟学校一直没有被正式制度所接纳和承认，一直在非法状态下生存和发展，经常受到各种清理、整顿和强行拆散、取缔。当然，并不是所有打工者子弟学校办学都规范，确实在教育条件上远不如城市公办学校，但是，我们认为，一味采取不承认、强行解散和取缔的办法，不仅是对办学者的不公平做法，而且也是对就读者的不公平做法，是对农村流动人口的不公平做法，是对他们的国民权利的侵害和剥夺。 3．2004年12月29闩，《羊城晚报》以“‘红头文件’难达民企，‘信息滞后’频惹是非，私营加油站为何调价慢半拍”为题，报道了在广州市一些私营企业对于国家和政府所颁布的有关文件与精神，总是难以获取，有时是通过看报纸或电视等新闻媒体获取，有时是通过朋友间的相互告知而获取，而这些相关信息的获取，对于企业的正常经营非常重要，但是，因为获取的信息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时常遇到一些麻烦，给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据介绍，在广州市500多家加油站中，有1/3是民营企业。因为石油一直是国家垄断管理和控制价格的，有的加油站几年来从未得到过国家有关油价调整的相关信息，从没有收到政府的有关文件。因为不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权威信息，于是在油价上涨时，没有及时提价，而使企业受损，在油价下调时，因为调价不及时，于是经常遇到消费者的投诉，说他的加油站不降价，只知道涨价等，导致经常发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纠纷。而收不到政府相关文件的，远不止是私营加油站，还有一些药品经营者，如有些药品出现过重大不良反应，需要及时撤离柜台的，因为政府没有及时通知他们，所以也不能及时撤离柜台，给群众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等。相反，因为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将国家有关方针政策通知到私营企业，于是本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相关信息的，也假装不知道而继续销售一些不合格的商品，在处罚这些违规企业的违规经营时，企业也有合法合理的借口。 4．北京一家媒体，最近对北京儿童消费市场进行了调查，92%的受访者认为，儿童用品的成本本来不高，但企业故意把价格定高。漫步儿童消费市场，儿童食品、儿童服装、儿童玩具，甚至儿童教育、儿童学习用品，凡是和儿童沾边的都贵，有的简直就是暴利。在南京，玩具是商场里利润最高的商品。进价100多元的儿童电瓶车，最便宜也要卖800元。进价30元的芭比娃娃，在柜台里可以标到150元。一家商场的老总说，南京的玩具商场是暴利者的天下，普通玩具的利润可达成本的8倍。婴幼儿用品市场也存在暴利，在北京的一家专卖店里，一张婴儿睡床580元，一套婴儿服装330元，一桶婴儿奶粉259元，明显高出成本几倍。2003年中小学教育，位居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第二。据教育专家保守估计，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口袋里搜走了200多亿元。现在，中小学生每学期课本费，普遍达到200元～300元。教材和教辅类书籍的销售利润，为中国出版业平均利润的520%。儿童消费市场的暴利和其他领域的暴利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而且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全社会的信用基石，加深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任其发展，会影响社会安定和改革开放大局。反暴利行为，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5．新华社记者报道，在广西北海市一些渔港看到，一拨拨的农民工聚集在马路旁，寻找上渔船打工的机会。这些农民工不少来自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人地生疏，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每天守候在树荫下，等候渔船船主来“挑拣”，眼睛里写满了尽快找到工作的渴望。渔港码头这一幕，年年开春都在“上演”，聚集的农民工每天少则数百，多则一两千，把马路变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找工作不易，渔船船主也有难处，一艘船数百万元身家，出海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月余，对雇请的人不知道根底，不了解秉性，最担心请到好吃懒做甚至有犯罪案底的人。记者了解到，尽管劳动中介机构众多，但没有哪家愿意做这项工作，究其原因，一是麻烦，这些外来农民工流动性大、文化低，要建立档案很困难；二是没“油水”，无法收到哪怕是很低的中介费用，让船主出钱又不实际，因为劳动力供应过剩，不愁招不到工。像这种“市场”不愿做的事，恰恰应是政府当务之责。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渔船用工劳务市场，为外来农民工提供用工信息服务，也可以采取政策倾斜，鼓励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开展这类业务。关键一点，政府应从施政理念上认识到，为这些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能。类似的事情还不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改革进程中，对于应干什么不应干什么，经常出现“缺位”和“越位”现象，比如热衷于各种招商引资活动，喜欢抓着各种审批权不放，或者以强化管理为名，对市场各种微观经济活动加以干预，而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却十分薄弱。其实，社会需要的公共服务内容非常广泛，交通堵塞、垃圾乱倒、噪声扰民；一个城市教育、卫生、文化等体系的建立，环境污染防治、自然灾害预警等等，都是公共服务的范围，是政府理应承担的公共责任，政府转变职能后，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任务更艰巨了。 6．2002年9月7日，海口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成立，以促进政府机关和职能部门作风转变、改善海口的投资环境为主要任务。海口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披露，中心成立3个多月来，共受理了75件投诉。这些投诉涉及海口市的29个部门或单位，投诉原因主要是办事拖拉，服务不到位。据海口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被投诉的行业主要有房地产、家具、药业、物业管理、塑料、饮料、花卉种植、酿造、洗涤、修理、皮具等。被投诉的部门和单位包括工商局、地税局、规划局、城管局、城建局、国土局、卫生局、园林局、交通局、人事劳动保障局、环保局等。被投诉较多的是工商、规划和城管三个部门。投诉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机关和职能部门主要服务不够；相互扯皮、办事拖拉；环节多、程序繁琐、办事难；法院裁决后执行不力等。 7．据新华社消息，北京市顺义区2005年2月13日公布的一份政务环境“体检”报告显示， 98个参评单位的政务环境总体表现良好，但在政务公开和工作创新等方面有待改进。2004年底，北京市顺义区聘请调查公司在具有重要审批、执法职能和与群众联系紧密的98个单位中，开展了政务环境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提供服务的期望高于实际服务水平。据分析，随着行政许可法、三农政策等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调查还显示，参评单位的依法行政获得好评，其次是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政务公开和改革创新做得比较差。这说明政府服务工作上的创新仍是政务环境建设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8．近年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大幅度取消和调整了行政审批项目。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 806项，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取消和调整了半数以上的行政审批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解决；有的涉及的事项应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决定，或交由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实施自律管理；有的重复交叉、程序繁琐，不能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取消和调整这些项目，有利于更合理地界定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中的职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规范和制约了行政审批行为。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部门的职能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减少了重复交叉。许多地方和部门结合政务公开，建立健全了审批公示制度，推行了行政审批社会听证和咨询论证制度；制定了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的操作规程，减少环节，简化手续，规范管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了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和信息反馈机制。三是促进了政府机关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各级政府深入研究政府职能的实现方式和途径，努力改变重审批轻监管、重权力轻责任、重利益轻服务的陈旧管理理念和方式，施政能力和水平得到提高。 9．在广东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前来办理行政许可审批手续的人络绎不绝。这是一个由东西2座6层办公大楼组成的服务中心，总办公面积达2.8万平方米。每座楼的1、2层是车库和餐厅，3、4、5、6层用作办公。这里办理顺德区36个部门的392项审批事项，办事窗口有160个，办事人员1 000多名。正在这里办理出境手续的梁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我已经来这里办了24次手续，次次心情舒畅!”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2003年启用。设立行政服务中心的目的是改革行政审批方式，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建立行政审批约束机制。为方便群众办事，各部门办事机构均是成编制进驻。顺德区规划国土局、建设局这两个与行政审批较为密切的单位，甚至整体搬进了服务中心。服务中心还从整合审批流程出发，建立了“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审批事项，逐步实行主办部门受理，各有关协办部门按流程分头办理，按时办结”的制度。据悉，该中心很快将启用“电子审批信息系统”，这将使办理行政许可审批手续更加高效便捷。现在，每天都有超过3 000人来这里办事。通透敞亮的办公大楼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人员，让每个前来办事的群众都感受到了服务型政府的新形象。 10．2004年3月22日，《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正式对外公布。调整后的市政府工作部门为34个。目前深圳市在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面相对精干，全市政府机关编制只有7 600人，在全国大城市中倒数第二。据了解，这是深圳建市20多年来推行的第7次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不是简单的机构增减裁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深圳力图建立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新机制，其核心是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换。深圳市在此次机构改革中还向香港特区政府学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新设多个带“署”部门，以此来区分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如行业协会服务署、事业单位建筑工务署等。 11．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调配合。健全社会公示、社会听政制度，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小官巨腐”一词最早出现在2014年7月9日，中央第二巡视组向B市领导班子反馈巡视情况时除了提到B市各层级干部都存在腐败现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等意见外，还提到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即使对纪检监察系统的人而言，“小官巨腐”都是一个新概念。“在中央巡视组点名之前，确实没听过这种提法。”B市监察系统一名工作人员说。然而，陌生并不妨碍它迅速被主流舆论聚焦。    10月30日,中央巡视组第二轮进驻单位之一的H省同样被点名“‘小官巨腐’问题严重”。“1．2亿元现金，37公斤黄金，68套房产手续。”尽管一些细节尚待厘清，但Q市B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某，用这组新数据，再次提高了看似低级别官员的“身价”。    截至11月4日,中央巡视组完成今年第二轮的巡视反馈，“小官巨腐”作为清单中的“新词”已是备受关注。与1．2亿元现金能铺满多少个球场的戏谑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背后的基层腐败问题。    2．当前,村官腐败已经出现了传统的吃喝赌博与截留挪用贪污集体资金、支农惠农资金和征地拆迁补偿款“并驾齐驱”的现象。    调查显示．村官腐败有两个“80%以上”现象，即腐败的主体80%以上为村支书或村主任，80%以上为截留挪用贪污，贪占的主要是土地承包费，征地占地补偿或赔偿款，国家下拨的扶贫、救济、救灾款和支农惠农款，还有工程建设款项。同时，个别村官表面上没有侵吞，而是以出借的名义，将集体资金大量出借给亲朋好友甚至自己，且长借不还，形成事实上的挪用贪占。    虚报开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吃喝玩乐，尤其是娱乐、休闲场所“潇洒”花费公款：另一种是村官个人或数人存心侵吞、贪污集体资金。无论是何种情况，他们都会不惜编造事由，采取虚列支出、重复列支等手段损公肥私。最惯常的手段是虚构公务接待和物品采购．或者重复列支接待次数和采购数量，将资金套出悄悄吞吃或堂皇瓜分。    失职渎职现象既发生在“老村官”身上，“新村官”也不乏其人。一般说．“老村官”由于年岁大，多凭经验工作，尤其是工程建设、创办企业和公司过程中，虽有所不懂，仍“拍脑袋作决策”。不免失职渎职。当然，也有“老村官”自恃在位时间长、威望高，倚老卖老，为所欲为，最终决策失误。“新村官”虽有学历，也有知识，但“致命伤”是没有经验、缺乏历练，往往遇事不济、临危而乱，或者自以为是，结果同样失职渎职。    当前，村官作案手段已从以往的“单一化”发展到“多样化”，即牟取私利并不仅仅一种手段，已是“多点开花”。有的涉及支农惠农资金、救济款、扶贫款等专项资金“高压”领域：有的挪用专项资金用于临时还贷或支付招待费、工程款；有的虚报冒领土地补偿款：有的在集体资产出租、出售和工程发包过程中暗箱操作；有的设账外账或小金库，任意挥霍或截留侵占私分；有的采取公款私存、转借他人等获取利息，或为亲友提供经济担保；还有的利用财务管理漏洞，坐收坐支，随意开支。     无论是挥霍还是截留侵占私分公款，如果制度健全、管理严格、监督严密，很难得逞，即便得逞也很容易被发现。于是，个别村官“开动脑筋”，腐败由简单化、直接化，逐渐趋向隐蔽化。比如，为侵吞征地款，某地村官临时从外地找来中间商签订假合同将实际交易金额缩小，并人为增加交易环节，从而贪占或私分真假合同之间的差额。    从“单兵作战”到“协同作战”，是这些年村官腐败的一个明显趋势．往往是在查处某一个两个村官过程中，发现其他干部也涉案，甚至是整个两委班子成员，即团伙化现象突出。特别是在账外账、小金库滥发福利补助和私分集体财产等方面，常常是“你有我有大家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村官牟取私利的钱款，以前也许并不多，抱着“捞进袋里便是福”的心态，“雁过拔毛”有多少捞多少，或者“小步快走”“多捞多得”。如今，相当一些村尤其是城乡结合部、园区开发地方的集体经济已很雄厚，征地拆迁得到的补偿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巨大，某些村官便不满足于“小打小闹”，而是铤而走险地大贪钱、贪大钱，几十万、几百万、数千万地贪占。而且，个别腐败村官并不“藏富”，而是堂而皇之地置办“家产”，购豪宅、买豪车，生活则花天酒地，“找小姐”、养情妇。    3．2014年9月22日，央视《新闻1+1》关注“小官巨腐”，以下是这期节目的台本节选。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们曾经评选过最美村官．但是今天我想说说最贪的村官。听到这可能很多人就觉得纳闷了，最贪，一个乡村干部最贪能贪到哪去?是吗?来，我们看看这三个例子，2014年9月19日，B市纪委发布正在对56名乡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严厉查处，一个乡原党委书记受贿9000余万，还有村会计挪用1．19亿。还有一个是镇子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的原主任挪用公款2400万，怎么样?这数目可一点都不小吧?用“小官巨腐”来形容，估计不会遭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小官巨腐”的局面呢?针对这个情况，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位嘉宾，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G，G秘书长，您好。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G：主持人好。    主持人：当您看到一个乡村的干部就可以去贪污．甚至挪用公款都在亿元左右的时候．我不知道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样的?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G：我曾经看到有的文艺作品当中说．我们的村级干部是党和国家最低领导人，那虽然是一个戏称，他们官小，但是不等于他们手里的权力小，这样的村官他掌握着老百姓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事权、财权，而且自由裁量度还比较大。近日，河南洛阳市新安县检察人员在搜查一个镇民政所所长家时，发现267本存折，里面是冒领侵占来的50余万元百姓“保命钱”。所长之所以能上下其手，症结正在于权力集中、缺乏监管，而类似现象在基层尤其是农村并不少见。    主持人：随着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村集体的资金、资产、资源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但长期以来很多地方农村“三资”的管理不规范、不完善，渐成基层腐败频发区域。对此您怎么看?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G：这些年，绝大多数地方实行“村账乡(镇、街道)管”制度，有效地规范了村级财务管理。但是．目前村级财务管理中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乡镇(街道)委托代管的财务人员只负责做账，很少审核、监督村里的收支，使一些不合理的开支入账报销．白条报账现象仍然存在。一些村还未建立健全财务收支审批和经办制度，甚至出现几年不做账、私设账外账、小金库现象。还有，有的村支书或村主任既是审批人，又是经费开支人，开支和报销十分随意。    同时，一些村并没有严格遵照法律规定和上级要求，村务财务公开不正常。有的村官私心作怪，不想让村民了解村务财务，再加上上级有关部门对村务财务公开的监督检查力度不够，导致公开工作出现诸多问题：将村民不关心的那些无关痛痒的事项予以公开，而村民真正关心的诸如征地补偿、惠农资金、项目资金等不予公开。    主持人：小官但是有大利益，这其中难道没有监管吗?监管漏洞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G：由于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特权思想还不同程度存在，往往出现“能人掌控”现象，村级组织权力集中在村支书、村主任等两委主要领导手中，导致独断专行，大小事务一人拍板。许多地方群众的民主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村民(代表)大会、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形同虚设。另外，纪检监察机构对某些村官也存在监督难题，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对非党员村官，除非触犯刑律，对其轻微的违纪行为，还没有现行的法规依据加以查办．导致惩戒的威慑力未能充分发挥。    主持人：“小官巨腐”除了管理和监督上缺失缺位的问题，您觉得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吗?    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G：其他方面的因素的确还是有的。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片面强调农村经济发展的错误认识，对村官的教育活动不多。即使举办培训班，往往是业务学习多，政治学习、廉政教育少。个别地方甚至认为只要完成经济发展指标，其他“无关宏旨”，甚至认为村官吃点拿点无关紧要。同时，由于不重视村级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发现两委领导存在违纪违法问题时．往往考虑到现任的“能力强”以及“后继无人”等因素，捂着、盖着，不愿查处或不及时查处。    一名村干部在因贪污公款被查后．竟然理直气壮地反问：“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玛、这怎么还违法了?”居然说得如此大言不惭。一些村官一旦权欲贪欲膨胀，便无视党纪国法，将村里的资金和财产当作自家储蓄和家庭财产。还有个别村官并非不晓党纪国法，而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贪污受贿、截留挪用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甚至“只有我知，别人不知”，不会被发现更不会被查处．结果胆子越来越大，最后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G秘书长给我们讲解……    4．村官是党和政府在基层不折不扣的形象代言人．他们是否依规依纪依法办事，关涉百姓的切身利益，也关乎基层的有序运行。现实中，大部分村官都能尽心尽责，构筑了良好的执政根基。然而，也有少数村官成了基层治理的“病原体”，甚至成为触发集体上访、群体事件的火药桶。俗话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苍蝇”从某种意义上讲比“大老虎”危害更大。   “小苍蝇”数量多，干的工作都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他们手中看似很小的权力，却是群众眼中的民生大权．他们的蝇营狗苟让中央“民生红利”在末端打了大“折扣”，“蒸发”了原有的惠民效应，导致好的政策、好的规定倒在了“最后一公里”上。何况，小官是党和国家的形象“代言人”，是群众了解国家的“窗口”。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群众看在眼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一旦“小官巨腐”行为发生，其对党和国家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另外．由于“小官”身处基层百姓中间．他们的贪腐行为．往往对群众利益的伤害更直接、性质更恶劣，这种伤害已经严重影响村民对“当家人”的信任感。例如，某村广场上新增了健身器材．村里人就会猜疑是不是村干部借着购买的机会贪污一部分上边拨下来的公款或者会怀疑村干部是不是多买了一些拉回自家去了。小官贪腐问题看似轻微．但长此以往会导致村民对村干部的不信任．疏远干群关系。    近几年，村干部对村资金、资产、资源的不正当占有，引发了很多矛盾。据统计，某县近三年涉农的230起信访中，有217件与村干部贪腐有关，占涉农信访总量的80%，这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    “大老虎”个头大，物质欲强，一般身居高位，背后万千眼睛盯着，思想稍松懈，动了贪念，身败名裂，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小苍蝇”个头小，但胃口不小，占惯了蝇头小利，私下吃拿卡要，数额不多，处罚起来却很难“动真格”。长期下去．“小苍蝇”可能变成“大老虎”。    5．挥霍集体资产、土地租赁集体受贿、包庇纵容“两违”……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加快．村官腐败事件屡屡发生，村级组织党风廉政建设日益成为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作为广州北部最典型的城乡结合行政区的白云区．同样面临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阵痛”—反映村官违纪违法问题的信访量居高不下。2010年至2012年，白云区纪委立案查处的154件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及村社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达35件，占案件总数的22．73%。    2013年，白云区认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委巡视组的巡视意见和广州市的部署要求．专项整治村干部腐败，加大查处力度，仅1月至9月，共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村社干部43人(包括15名非党员村社干部)，在全区村干部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在整治行动中，通过狠抓“三项教育”、“三资”监管、“三委”建设，从根源上探索防治村干部腐败工作的有效路径，给全市防治村干部腐败提供了有益启示。    为了增强村干部的廉洁意识，白云区在农村广泛组织开展了教育活动。成立了廉洁农村教育巡回宣讲团，运用白云区近年来查处的村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结合换届选举、集体“三资”监管等内容，采用以案说廉、以案说纪、以案说法的形式进行宣讲：制作了警示教育图片和廉洁漫画册一并巡回展出，增强了教育的震撼力和感染力。巡回宣讲一结束，“百名村官讲廉政”活动即时“接棒”开展，由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登台，结合自己实际谈对廉政的认识、谈如何抓廉政工作、作廉政承诺等，公开接受村民群众的监督。据统计，廉洁农村教育，在白云区农村已实现了全覆盖，166条村(经济联社)共完成巡讲活动168场，受教育人数达33000余人。另外，通过采取封闭式集中授课方式，对全区166条村(经济联社)干部进行党纪政纪法纪教育轮训，着力帮助村社干部知廉守纪，明晰职责，增强本领。培训班至今已举办6期，共有1100余名村社干部接受培训。经过三项教育．许多干部感觉受益匪浅。“以前感觉廉政教育都离我们基层干部很远，更不用说廉政意识，经过这次教育，对村干部廉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一位村干部说。    “三资”管理工作是个难点．也是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牛鼻子”。为了加强“三资”监管，白云区区政府出资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作为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每个街道集体经济组织的“三资”进行地毯式大清查，重点抓好清产核资、查漏补缺、登记建档、审计公示等工作，努力摸准各类“三资”数据．为全区“三资”监管改革打好基础。在完善监管机构上，依托区公有资产交易中心组建白云区廉情监控中心．作为全区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的总枢纽。在各镇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办公室．与镇农办合署办公，下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服务中心；中心内设财务代理部、“三资”交易监管部、合同审查备案部三个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有了机构还要有健全的制度，编制《白云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改革制度范本汇编》，建立包括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交易办法、竞投规则、合同范本、财务管理等在内的镇、村两级共59项管理制度，构建起“三资”管理的制度笼子。    建立包括农村党风廉政信息公开平台、农村廉情预警信息防控平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平台、农村集体“三资”交易平台在内的“四位一体”智能化信息管理系统。在各村设立村务党务财务公开电子终端，向村民发放“明白卡”，村民可以在终端机上刷卡查阅本村的“三资”状况和交易信息等情况。    由于监管到位．农村集体资产实现保值增值。例如，同和经济联社一处约3000m2的物业，原合同单价为10元／m2，经公开招标租金提高至53元／m2，收益增长4倍，眼看“家底”翻几番，村民群众乐开了花。    为了增强村务监督对于防治村干部腐败的作用．白云区大力探索村务监督新途径。白云区江高镇是全区村务监督的先进试点．为了监督农村“三资”情况，成立了镇农村“三资”管理监察委员会．由镇纪委书记担任主任，在辖内35个行政村设立村“三资”管理监察委员会，负责全面监督村社“三资”管理工作：规定凡是村委会召开的重要会议，必须有村监察委主任全程参加；凡是涉及“三资”的账目．必须有村监察委主任签字。这使得镇党支部委员会、村委会、村务监察委员会“三委”形成了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农村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水平显著提高。    6．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小官是群众身边的干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他们公正廉洁，就是增强党和政府公信力的基石；他们贪污腐败，则会成为公信力瓦解的一个链条。中央强调要“老虎”“苍蝇”一起打，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干部腐败也决不手软，使一批“苍蝇”显形，让群众拍手称快。“小官巨腐”现象的频频出现提醒我们，对“苍蝇”们必须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也要注重从制度入手，加大监督制约力度，构建“伸手必被捉”的机制，如此才能促使基层干部干干净净干事。

二、给定资料 1．水资源日益紧缺已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我国多年平均降水总量6.2万亿立方米，除通过土壤水直接利用于天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外，可通过水循环更新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按 1997年人口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 220立方米，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达到16亿时，人均水资源量将降低到1 760立方米。按国际上一般承认的标准，人均水资源量小于1 700立方米的为用水紧张国家。我国水资源空间分布很不均匀，北方水资源贫乏，南方水资源相对丰富，南北相差悬殊。长江及其以南地区流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36.5%，却拥有占全国80.9%的水资源总量，长江以北地区流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3.5%，拥有的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9.1%。即使在北方地区，水资源的空间分布和土地资源也极不相配。黄河、海河、淮河三流域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13.4%，耕地占39%，人口占35%，GDP占32%，而水资源量仅占7.7%，人均水资源量约500立方米，耕地亩均水资源少于400立方米，是我国水资源最为紧张的地区。西北内陆河流域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35%，耕地占5.6%，人口占 2.1%，GDP占1.8%，水资源量占4.8%，该地区属干旱区，但因人口稀少，人均水资源量约5 200立方米，耕地亩均水资源量约1 600立方米。据统计，1997年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平均为19.9%，而黄河流域超过50%，海河流域接近80%，已经超过40%的水危机标准。 2．海洋中有丰富的资源。在当今全球粮食、资源、能源供应紧张与人口迅速增长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开发利用海洋中丰富的资源，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人类开发利用的海洋资源，主要有海洋化学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产资源和海洋能源四类。海水可以直接作为工业冷却水源，也是取之不尽的淡化水源。发展海水淡化技术，向海洋要淡水，是解决世界淡水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海水中已发现的化学元素有80多种。目前，海洋化学资源开发达到工业规模的有食盐、镁、溴、淡水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的海洋化学资源，将广泛地造福于人类。 在大陆架浅海海底，埋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煤、硫、磷等矿产资源。在近岸带的滨海砂矿中，富集着砂、贝壳等建筑材料和金属矿产。在多数海盆中，广泛分布着深海锰结核，它们是未来可利用的潜力最大的金属矿产资源。海水运动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它们属于可再生能源，而且没有污染。但是，这些能量密度很小，要开发利用它们，必须采用特殊的能量转换装置。现在，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是潮汐发电和波浪发电，但是工程投资较大，效益也不高。 3．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有14亿人缺乏安全清洁的饮用水，即平均每5人中便有1人缺水。估计到2025年，全世界将有近1/3的人口缺水，波及的国家和地区将达到40多个。淡水资源日益短缺乃至水危机已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沿海国家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作为水资源的开源增量技术，海水淡化已经成为解决全球水资源危机的重要途径。目前，有 120多个国家在应用海水淡化技术，海水淡化日产量约3 775万吨，其中80%用于饮用水，解决了1亿多人的供水问题。在各国政府的推动下，海水淡化作为新兴朝阳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目前全球海水淡化的市场年成交额已达到数十亿美元，且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目前，世界海水淡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主要有美国、日本、以色列、法国、西班牙以及韩国等。 4．海河流域包括北京、天津及河北大部分地区和山东、山西、内蒙古、河南部分地区，区域内共有26个大中城市。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13立方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5%，属于资源性严重缺水地区。因水资源短缺，一些大城市用水紧张，天津市已实施数次引黄，工业、农业发展受到制约。据海河水利委员会介绍，经过20年的努力，海河流域的节水工作目前已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中等以上城市节水器具普及率达到37%，其中北京市达到8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75%，主要灌溉区的灌溉水利用系数也达到0.5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此外，海河流域的非常规水源利用量少，只占总供水量的1.2%。其中，海水淡化水量仅 0.02亿立方米，海水直接利用量为27亿立方米，微咸水利用量也才2.7亿立方米，只相当于微咸水资源量的15%；中水利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据专家介绍，近50年来海河流域总人口增加了1倍，灌溉面积增加了6倍，GDP增加了30多倍，总用水量增加了4倍，而人均当地水资源占有量却下降了一半。整个流域用水量中，约有 130亿立方米是依靠开发地表水、超采地下水等牺牲生态环境措施获得的。 5．耗资千万港元的香港海水淡化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果。位于屯门的海水淡化实验厂经过近一年测试，已成功生产出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可直接饮用水。不过，香港水务署表示，海水淡化的成本过高，尚无法取代目前广东输港的东江水。香港的海水淡化试验设施建在屯门的海水抽水站内，约有两个集装箱大小。试验包括：过滤海水，然后对已过滤的海水加压，通过特制的薄膜将淡水挤出，并将含高浓度盐分的海水排入大海。该设施从2006年11月开始进行为期一年的运行试验，目前能日产240立方米淡水，每立方米经过淡化的海水成本高于7港元，比现广东东江输港的饮用水贵了近一倍。这些淡水目前部分用作浇花。据规划；2008年初试验设施将移至鸭脷洲，同样测试一年。特区政府会参考测试数据，决定未来大型海水淡化厂的选址和应用。特区政府水务署助理署长吴盂冬指出，香港水资源不足，70%要依靠内地供应的东江水，而上年全港耗水量高达9.55亿立方米。他说，随着近年珠三角不断发展，对东江水需求亦日增，加上近年天旱，降雨量减少，有必要发展新水源。吴孟冬同时也表示，由于30年内香港的饮用水供应“无忧”，政府暂时不会兴建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厂。他说，由于海水淡化成本昂贵，政府希望将来兴建的海水淡化厂年供水量约占全港供水量的5%，主要作为补充水源。据了解，香港20世纪70年代曾发展过海水淡化技术，当时用的是蒸馏方法，成本比现在的“逆渗透技术”贵出一倍多。 6．据了解，1990年，深圳就在特区内推出了5级阶梯水价政策，折射出运用价格杠杆促进节约用水的意识。1997年，深圳出台了污水处理收费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意识。近两年，深圳又先后提高了自来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标准，并拉大了阶梯水价级差。在水价政策的引导下，深圳企业和社会的节水意识不断提高，用水方式不断优化。把洗菜水、洗衣水、冲凉水收集起来用于清洁、冲厕，已成为深圳市民比较普遍的用水方式。企业则纷纷从技术、工艺和管理上采取节水措施，全社会节水效果明显。据统计，全市居民户月均用水量20世纪末为29.37立方米，目前降至18立方米；全市万元GDP用水量20世纪末为54.3立方米，目前降至31.98立方米。特别是从2004年自来水调价以来，连续出现人口增加、经济增长，用水量却减少的现象。2006年1～9月，深圳GDP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4.3%，但水务集团售水量下降了2.6%。 7．2006年11月21日，西澳大利亚州长艾伦(Alan Carpenter)为一个投资3.87亿美元的海水淡化厂揭幕。这个淡化厂预计每日将为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市输送1.3亿升饮用水，占该市每日供水需求的17%。这使得该州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将海水淡化水作为主要的公众饮用水源的州。西澳环保委员会主席菲利普(Philip Jennings)说，海水淡化厂虽有助于缓解珀斯的水短缺，但是，州政府的水政策是失衡的。“政府的政策过度关注供水方面的途径，并且说‘不管需要多少水，我们总能找得到’。”他说。“他们应该意识到，不能继续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后果是：投资成本很大，还可能引起生态破坏。大建海水淡化厂正在引起海洋环境的严重破坏，或者存在造成这种破坏的可能性。”反对派的水资源发言人约翰(John Day)说，尽管海水淡化厂将会使珀斯的水危机有所减轻，但他反对多建。“我认为，在海岸边再建一个海水淡化厂的前景不妙，万不得已才能出此下策。”“海水淡化厂耗费大量能源，在缺水地区，政府应该在水的循环使用方面多下工夫。”“当然，居民社区在这方面需要被引领，对他们而言，要做好饮用循环水的准备。”“我认为，随着教育的深入，公众的理解，以及政府的正确领导，在这个领域大有可为。” 8．中国和英国的海洋研究专家表示，目前全球变暖趋势正导致海水酸度不断增加，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会日益破坏整个海洋的生态系统。英国权威海洋研究所——普利茅斯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杰尼在广州发表研究成果称，在全球工业化的200年里，约有超过6 500亿吨的由矿物燃烧、水泥制作而释放的二氧化碳被海洋吸收，海水变热趋势明显，现在海洋的pH值(酸度值)已经下降了0.1个单位。他警告说，如果海水酸度不断增加，珊瑚、贝壳类以及骨骼含钙的海洋生物会因钙代谢失常而生长缓慢，数量减少，以这些海洋生物为食的鱼类也会随之减少或灭绝。因此，海洋酸化将会破坏整个海洋的生态系统。杰尼说，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天气变化每年将耗费全球GDP的20%，如果要将耗费减少到1%，这要求全球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教授张乔民也表示，海水的酸化不像污染一样显而易见，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种酸化理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重视。南海海洋研究所已开始着手测量沿大陆海域的酸度变化。 9．2006年5月26日一大早，72岁的吴迺申照例与老哥儿几个在天津梅江芳水园小区中的人工湖边聊天。吴大爷说，想当初，儿子带着他看了20多个小区，他都没相中，因为没有水景。正是身边那一湖清澈的湖水，让他拍板买下了这处房子。天津因水而生，但如今缺水的忧患，却萦绕在天津人心头挥之不去。天津人均本地水资源占有量160立方米，是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5。别说营造水景，就是保障人民生活必需用水，也让天津市水利局不敢懈怠。那么，芳水园凭什么如此“奢侈”呢?小区物业部门的负责人告诉“节水中国行”记者团，他们的湖水全部来自天津纪庄子再生水厂。为了节水，小区建设了3套管道供水系统，即：直饮水系统、自来水系统和再生水系统。吴大爷说，冲厕所、拖地板，他们用的都是再生水。按照每家安装的3个水表显示的用水量，自来水约占家庭总用水的2/5。据天津水利局局长王宏江介绍，天津市几年前就出台了相关规定，要求所有新建小区必须建设再生水系统，否则建设规划将不被批准。目前，天津市日处理污水能力达到115万吨，铺设再生水回用干管87公里，约1 000万平方米住宅实现了中水人户，约6 000万吨再生水用于生态环境。另外，天津市的工业用水重复率达到了85%，万元产值取水量降至24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记者在钢管公司隆隆的生产车间了解到，其主工艺的电炉冷却用水、冲洗管用水等全部使用的是循环水。公司的吨钢耗新水量由1998年的14吨，下降到了2005年的5.72吨，水重复利用率97%，用水指标名列全国特钢系统前茅。 10．在我国，据统计，世界海水淡化日产量是3 000万吨，而我国日产量约为30 000吨，还不到世界日产量的千分之一。一则公益广告说，“节约一滴水，就有了一个希望!”应该说，人类对水危机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水资源毕竟有限，仅仅“节流”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开源”——利用海水淡化技术“创造”水，让“咸水”变“甜水”。我国沿海地区虽占国土面积的13%，却居住着40%的人口。据统计，北方沿海地区，如大连、天津、河北、山东等地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00立方米左右。发挥临海优势，走海水淡化之路，是解决沿海城市缺水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从1997年起，我国加大了投入力度，连续上了几个千吨甚至万吨生产线，沿海各省市也都有了海水淡化的计划和投入。如今，大连长海县、山东长岛县、浙江嵊泗县等地的海水淡化工程，已经为我国的海水淡化之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大连市长海县属于严重缺水地区，其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人均占有水量只有465立方米。该县曾投入大量的资金以求增加淡水储量，但是受岛屿地理和气象等条件的限制，无法根本解决淡水供应问题。利用海水淡化技术后，淡化水的总产量达到每天 1 500吨。然而，由于地域文化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在沿海地区的居民对海水利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如果有淡水资源可以利用，大多数人就不会用通过海水淡化而产生的淡水。对海水淡化在意识上的“疏远”，是海水淡化技术难以向产业化过渡的原因之一。 11．由于海洋深处的海水温度低且稳定，而在热带和某些温带海区表面的温度高，所以人们就利用这种温差来发电。因为深层海水病原菌少，可制成抗菌剂和生理活性物质，而且其化学组成与人类的体液十分接近，用它制作药品、食物，对人的健康是十分有利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就用深层海水制出了抗癌药物，还用深层海水培育海藻，加工成食品。 日本人更是对深层海水情有独钟，开发研制了一系列深层海水食品，深层海水豆腐、酱油、咸菜，深层海水面条、馒头，还有果汁、清酒等，名目繁多，也深受欢迎。他们还建造了大规模的深层海水浴室，进行深层海水治疗，也吸引了不少客人。抽取深层海水用来人工饲养某些海水鱼类，成活率很高。日本人投入大量资金抽取300多米深的海水养鳟鱼，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深层海水也可用于农业和养殖业。如一些本来只能生长在日本北海道一带寒冷水域的海带，就被美国夏威夷深层海水开发实验基地利用深层海水的低温，在炎热的夏威夷繁殖成功。而且由于深层海水营养丰富，海带生长得格外茁壮。开发实验基地的研究人员，还在深层海水中饲养牡蛎、鲍鱼、大马哈鱼和海胆等水产品，为当地的高级餐厅提供了本来要从国外进口的菜肴原料。 12．咸腥的海水大举进犯地下淡水区域，造成地下水质恶化，甚至整个淡水区域因海水入侵而报废。地质学家将其称做海水入侵。山东省遭遇海水入侵要晚些，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然而，海水入侵的速度在一些城市却非常惊人。截至目前，莱州市海水入侵面积已占全市面积的11.2%。沿海平原80%以上的耕地质量严重退化，素有“山东粮仓”美称的莱州市每年减产粮食1亿公斤，全市受海水入侵影响的 18家工厂，每年减少工业产值0.6亿元。寿光市因海水入侵使2 000公顷耕地变成盐碱地， 3 000公顷良田受到严重危害，仅王高乡1978年至1988年就报废机井302眼，全乡1.5万人被迫饮用高氟劣质水。龙口市因海水入侵报废机井5 380眼，4万余人吃水困难，3 500公顷良田受损。青岛市因海水入侵造成600公顷农田、菜园绝收，10个村庄3万余人饮水困难。烟台市因海水入侵使主要供水水源地大沽夹河水质遭到严重破坏。科学家预言：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烟台这座风光秀丽的“蓝城”最多只需要20年，将成为“海水托城”。到时候全城所有的地下淡水将同海水融通，淡水资源全部报废。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啊!一座城市若没有了淡水资源，等于消灭了这座城市中的所有生灵，从而宣告了这座城市的死亡。让我们更加担忧的是，受海水入侵影响的城市还有许多，上海、天津、海口、秦皇岛……海水入侵像只无形的魔手，向我国所有的沿海城市延伸，有的速度极快。魔手所到之处，带给人们的是毁灭性的灾难。面对如此严重的灾难，许多沿海人竟一无所知。 13. 迺中国灌区协会会长冯广志说，农业是用水大户，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70%左右，农业用水效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起到大效应，而且农业关乎国家安全，农业节水的意义不仅在于省出水来，更重要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必要的措施，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节水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有关部门也安排了不少资金投入到大型灌区的节水改造等项目上，各地也采取了不少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农业节水取得成效的一个标志是，过去这20年，灌溉派水的总量没有增加，还略有减少，而同时，我国的粮食产量在增加，农业效益在提高，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节水。但在农业用水效率方面，全国平均单方灌溉水粮食产量约为1公斤，而世界上先进水平的国家(如以色列)平均单方灌溉水粮食产量达到2.5～3.0公斤。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采取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农业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35%，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45左右，而二些发达国家，节水灌溉面积比例都达到了80%以上，以色列的灌溉面积全部采用微灌和喷灌，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在0.7～0.8之间。 14．“我不认同她的观点!”对于中国石油大连石化水源公司经理韩秀芬2006年10月30日在“全国海水利用现场经验交流会”上的“目前我们国内反渗透膜产品单一，质量较低，尤其是海水膜，还达不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这一说法，辽宁葫芦岛北方膜技术工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徐忠党提出异议。作为一个在反渗透膜生产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将近10个年头的业内人士，徐忠党告诉记者，当前我国企业生产的海水淡化膜与国际上使用的主流产品在性能上几乎没有差别，因为“大家使用的设备差不多，都是美国机器”。然而也就是这个原因，让他不得不认同韩秀芬另外一句话，“(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如高压泵、能量回收装置等完全依赖进口，不利于我国海水淡化事业的发展”。会议上，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屈强为此发出呼吁：“我国海水利用亟待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不少与会者认为，当前我国海水淡化事业正处于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海水淡化作为重要内容被列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如果在这一时期不加快步伐，在海水利用核心设备上取得突破，那么我国90%以上的海水淡化反渗透膜依赖进口的现状将难以改变，我国相关企业也永远不会强大起来。这就像徐忠党所担心的那样，“国外产品一旦升级换代，我们就要再拿钱去买设备和配方。” 15．“十一五”期间，国家将严格限制在沿海地区新建以淡水为水源的高用水项目，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利用海水，支持海水淡化水进入城市供水管网。根据《海水利用专项规划》，到2010年，我国海水淡化能力将达到日产80万～100万立方米，年海水直接利用能力达到550亿立方米，海水利用对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的贡献率将达到 16%～24%。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实现“十一五”海水利用规划目标，要以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为重点，坚持海水有效替代与优化沿海地区水资源结构相结合，坚持海水利用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相结合。加快海水利用是解决沿海地区淡水资源不足，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到 2005年底，我国海水淡化水日产量已达12万吨，海水直流冷却水年利用量已近480亿立方米。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印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人民对于“青山绿水”的需求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 2013年，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和决心，同时也将这一理念传向世界。 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为“十三五”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面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用这样的决心勾勒着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蓝图，一步步将美丽中国变成现实。 2．从页岩气到“可燃冰”，再到干热岩，2017年以来，我国非常规能源发展获得多项重大突破。2017年11月16日，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可燃冰”列为新矿种，其成为我国第173个矿种。国土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鞠建华指出，“这无疑确立了其法律地位，将极大地促使我国‘可燃冰’勘探开发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资源，“可燃冰”既含水又呈固体，看起来像冰，多以固态等形式赋存于海底沉积物或陆上冻土区岩石的裂隙、孔隙中。由于含有大量甲烷气体，“可燃冰”很容易被点燃，其热值比石油多十倍。同时，能量密度高、占用体积小的“可燃冰”燃烧后不产生任何残渣和废气，避免了污染问题。业内人士表示，1立方米“可燃冰”可以分解释放出164立方米的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 “可燃冰”可用于民用和工业燃料、化工和发电等，是重要的战略后备资源。外加我国“可燃冰”分布广、类型多、储量非常丰富，未来有望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储备。我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相当于1000亿吨石油，其中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的主要分布区，有近800亿吨储量。同时，“可燃冰”成为新矿种有利于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促进勘查开采科技创新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勘查技术方面，“可燃冰”储层具有水深大、埋藏浅、未固结等特点，常规海洋油气勘查技术尚不能直接有效用于“可燃冰”勘查。近年来，我国“可燃冰”资源勘查与试采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可燃冰”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景光明。 2017年5月，我国“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并取得了理论、技术、工程、装备的自主创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这次试采中，通过自主研发的技术，我国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上述成功试采将可能极大地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扭转多煤少气的局面，并且迈出我国能源领域勘探开发技术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一步。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介绍，试采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关键一步，实现产业化仍然面临着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保护环境等诸多挑战。 下一步，国土部等有关部门将把“可燃冰”开发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在税收优惠、价格补贴等方面制定出台扶持政策，并将加强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 3．2016年8月15日，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召开推进会，贯彻落实全市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管理三大“百日行动”动员大会精神，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企业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组织领导，通过抓基础、抓重点、抓落实，务求行动取得实效。 “环境保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从网格员的日夜排查，到拒绝带有污染的项目，再到强化现有企业主体责任，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已成为共同的执念和行动。”周市镇环境保护工作分管领导表示。 走进北部新城，一路经过白塔老街、文体中心、商贸乐园、生态公园，可以看到人们徜徉于传统与现代、繁闹与宁静之间，感受到这座新城的青春与活力。近年来，周市镇坚持生态先行，已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2016年年初，周市镇与镇环委会成员单位及重点监管单位签订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369份，明确监管责任、强化红线意识、完善责任体系。 自从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以来，周市镇镇安环工作人员都成了网格员，他们每天或奔波于检查企业，或出现在乡村、河岸等环保治理现场，找问题、忙检查、帮整改，发挥着环境“卫士”的作用。 在镇安环所办公室的走道上，记者看到优秀网格员、网格化管理制度以及每月检查企业数量等信息。在资料室，一个个网格橱窗里装满了被检查企业的记录，做到“一企一档”。镇安环所所长王永坚告诉记者，周市镇按照每80家企业一个网格员的配比，配备网格员30名，并出台《周市镇网格化监管考核办法》，明确三级网格监管职责，建立了包括分级分类、定期检查、隐患整治、联席会商、应急处置等11项监管机制，通过上墙公示等方式，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可视化的网格监管体系。同时，周市镇通过向被检查对象发放“阳光安环——跟踪服务卡”，打造了“网格员检查企业，企业监督网格员”的双向监督机制。 引入检察官约谈制度。是周市镇强化环保治理的又一制度创新。周市镇将部门、企业负责人，村社区领导干部等纳入约谈范围，并组织纪检、检察院、组织人事等部门负责人联合约谈，依靠制度的力量，持续推进环保治理迈上新台阶。 当绿色发展融入城市、融入生活、融入产业时，生态文明建设便奏响强音。周市镇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发展命题，融入经济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的全局之中。 万安路是周市镇经济的摇篮。沿线聚集了38家企业。由于部分企业入驻较早，存在环保处置设备落后、废弃物排放不达标等问题。为此，周市镇联合市环保局排查沿线所有企业，开具行政警示告知书，要求企业不惜停产停业，也要落实整改。 更多的周市镇企业开始变“绿"了。东硕电子狠抓“绿色工厂”创建，每年仅绿化投人就达上百万元。公司专门请来能源网专家对生产、管理中每一程序的环保节能情况做“全面会诊”，除为生产车间装上除尘器、添置新的环保洒扫车外，还对食堂、卫生间设备按环保节能要求进行全面改造。华辰机械投入数百万元实施“油改水"计划，升级传统机械涂料工艺，减轻废气排放。 促进绿色发展，周市镇还从优化产业结构的高度下功夫。近年来，周市镇持续发展高端制造业、机器人产业，以川崎机器人为代表聚集了一批日本高精尖的技术型企业，并带动周边台企、民企配套生产，形成日本机器人产业园。同时，周市镇还将“智能制造”嵌入传统产业转型，推进企业自动化改造，台衡精密投资1800万元，进行磅秤组装和测试车间自动化改造；台光电子投资1200万元，对包装及仓储车间进行自动化改造升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已成为周市镇践行绿色发展的原动力。 4．在2016年6月13日举行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的入口，一辆蓝色海豚般仿生设计的纯电动汽车吸引了众多目光。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电动”)第一款正向研发的纯电动物流车——海豚8849。 “我们和菜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不久的将来，加入菜鸟联盟的物流快递企业，将开始逐步采用时空电动及合作伙伴提供的纯电动物流车进行配送业务。”时空电动方面表示，为了能够应对大批量、多批次、高频度的城市物流需求，这款车也在更大的仓储空间和超长续航里程方面下了功夫。 在物流生态圈中引入新能源车无疑是基于绿色环保的考虑。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杭州买一个绍兴生产的商品，两地物理距离大约60公里，在碳排放的三个组成中，物流占碳排放的大头，“每升汽油产生2．26克碳排放，运输过程中往返就会产生约，21．7千克碳排放，数字可能说起来比较小，但是有一个大的规模，2015年‘双11’有6．8亿个包裹，最终产生的碳排放就几千吨，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时空电动方面表示，目前国内的物流快递行业正处于集中化、规范化发展的进程当中，物流快递企业如此大批量地采用运营成本完爆燃油车的纯电动物流车，不但可以大幅削减运营成本，更可实现推动清洁能源应用、践行环保理念的社会价值。 “绿色环保化是未来物流产业的趋势之一。”在此次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CEO、菜鸟网络董事长张勇再次提到绿色物流。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2016年4月在公开演讲中曾透露，“阿里正在制定‘绿色物流’标准”。据菜鸟网络当时透露，将在上海先行试用可重复使用的安全塑料材质的环保箱，会逐步替代快递纸箱。 在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网络没有公开关于环保快递箱的具体试用情况，但对绿色物流作出更大范围的布局：牵头发起绿色联盟，与25家主要物流企业合作，推动物流业向低排放、无污染、可循环的方向发展，“到2020年，争取达成行业总体碳排放减少362万吨，承诺替换50％的包装材料，填充物替换为100％可降解绿色包装材料”。 “我们物流的发展一定会全方位走向绿色环保。我作为一个阿里天猫超市的用户，一直在问我们的团队：我买了东西收到一个包裹，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纸板箱，东西拿到之后，我把箱子扔了可惜，可箱子堆在家里，很快就堆不下了，怎么办?”张勇对于快递包装现存问题感同身受。 在此次峰会的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对快递引发的污染情况表示担忧。从事塑料包装研发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彤曼说，我国快递包裹量从2012年的92亿件已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206亿件，2020年预计达到500亿件，“快递包含大量的包装物，主要有纸箱，纸箱里面的缓冲袋、气泡袋，以及外包装的塑料薄膜，这些包装投递到消费者手中时成为废弃物，500亿件的快递大约包含200亿只塑料袋以及70亿只气泡袋，对环境保护造成很大压力”。 “绿色物流是阿里巴巴非常希望做的一个事，也是我们菜鸟平台非常希望做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成本。”菜鸟网络CEO童文红表示，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需要8分钱，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成本是它的4～5倍，“谁为这些环保材料买单?这是核心问题。前两年，各大公司都想做绿色环保材料，但都因成本原因做不下去，因为没有人买单。菜鸟作为一个物流平台，义不容辞要牵头组织做这个事”。 童文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国家政策扶持一部分，商家和物流合作伙伴支持一部分，菜鸟平台负责一部分，并呼吁消费者共同参与，“当你们买东西时，如果告诉你这个包裹绿色可降解，你愿不愿意加5毛钱，至少我是愿意的，我觉得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愿意的”。 对于“5年内将一半快递包装替换为环保材料”的目标，童文红认为已经“很不得了了”，“5年后可能每天有上亿个包裹，这个计划仅靠菜鸟一家是不够的，需要物流企业一起合作”。 5．大量的包装在用完之后，都去了哪里?“都扔垃圾箱了，留这么多快递盒子有嘛用?”市民官小姐直来直去，“太占地方，家里没地方放，1公斤废旧纸箱也卖不了几毛钱。”很多市民将使用后的快递包装一扔了之。 某环境资源专家告诉记者，快递包装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首要一点就是要在源头上减量化，但是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回收体系，这些包装最终去处大多是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或焚烧。 “你愿意使用旧的包装箱邮寄商品吗?”在采访中，记者就废旧包装的二次利用问题采访部分市民，大部分市民表示支持，在确保邮寄物品安全的前提下，不反对快递包装的二次使用；也有一些市民担心信息泄露的危险，如果快速公司能够对外包装买家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做好信息保护，二次使用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市民声明，对于食品、生鲜类商品不希望使用旧的包装箱来邮寄。 相对于市民总体积极的态度，一些快递企业考虑的问题则更加实际。某快递公司加盟点负责人对记者说，从节约能源角度来说，快递包装的回收利用是好事，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无形中会增加很多成本。“一公斤废旧纸箱不值什么钱，我们收上来也不会节省多少包装成本，反而会耗费大量人力成本。现在一个快递员把东西送到客户手里，验货、签字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回收快递包装，还要等客户把纸箱拆开，耽误时间、影响效率，况且总部对回收这块没有激励机制，快递员的积极性不高。” 大渡口区某清洁服务公司人士表示，快递垃圾在日常垃圾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是纸盒、塑料袋和泡沫，就体积而言，基本可以占到垃圾总量的1／3。以大渡口某中高端小区的生活垃圾为例，仅纸盒垃圾，平均一天可以收到50多斤。 那么这些扔掉的包装是什么样的数量级呢?从国家邮政局获得的数据显示，2017年1～10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311．4亿件，逼近2016年全年的312．8亿件。 快递行业人士估计，按照每件快递需要0．2公斤左右的包装材料来估算，2017年新增的快递包装垃圾重达600多万吨。 北京印刷学院青岛研究院副院长朱磊介绍，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这些包装大多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给城市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此外，我国包装物的总体回收率不到20％。在一些发达国家，纸板类包装物回收利用率达45％左右，塑料类包装物回收率则在25％左右。 6．让城市如大自然般环境优美是每个人的愿景。近年来，“生态城”“宜居城”“山水田园都市”等理念的提出。意味着生态建设已列入政府工作重心。但“绿色”最好看也最难“画”，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二次污染的困境。 日前有网友曝料称，河南省商丘市一条街道两边的树根被人用水泥浇灌，目的是抑制空气浮尘。有媒体指出，把树根用水泥浇灌，会阻碍树的成长，甚至把树“逼死”。此事引起商丘市相关部门重视。当天下午，他们组织人员连夜切割水泥，为树揭盖松绑。 随后，商丘市委宣传部通报了该事件的调查进展，承认在施工中存在“监管不到位”。通报称，经查，梁园区公用事业局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为减少黄土裸露，对破损严重的哈森路人行道实施硬化，但“由于时间紧，监管不到位，局二级机构区市政工程管理处人力不足，招用的社会施工队没有按照要求施工，致使部分行道树池被一体硬化”。 尽管此次事件中4名涉事官员已被追责处理，但近些年，用不可思议的“环保”方式挑战公众神经的事件，屡见不鲜。英国《卫报》曾刊文《中国的绿色承诺只有一层油漆那么厚》，将矛头对准“云南富民荒山刷绿漆”事件；2009年，我国全国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关于禁止大树古树移植进城的通知》，但是“大树进城”充景观之风仍在各县市盛行…… 无论是“水泥封树”，还是“荒山涂绿漆”，这些打着保护生态旗号，却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贾卫列看来，都属于“伪生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硬化河道。为了防洪排涝，修筑堤坝是必要的。但是，很多城市把整个河流的堤岸全部硬化，甚至为了排水方便，把原先自然状态的河道截弯取直，并用水泥、石头等砌垒住河堤、河床，致使河流的自净、蓄洪能力下降。 拔除杂草。虽然这能让草坪看上去整齐划一，但会造成地皮裸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此外，把城市林地落叶扫掉，表面看似“干净”，实质是将养分扫走，导致森林树木储水、降尘功能降低。 人造绿化。利用“冷冰冰”的水泥隔离带和“摆花坛”等假绿化来刻意营造城市的色彩，或者栽植人工草皮，把道路、河流原有的林带砍掉，栽植上所谓的“色带”。这些人为营造城市绿景行为，忽略了景观生物生命力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性，犹如一个生命体“有头有脚却没有身子”。 大树移植。在许多城乡规划建设中，移植外来植物，造成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被破坏。调查数据显示：有些城市大树移植成活率很低，死亡率超过70％。更有甚者，今天栽大树，明天改花园，后天植草坪，这种反复折腾，使得当地的植被、生态反复被破坏。 转移污染。打着建设生态文明的旗号，进行污染跨区域转移，把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经过包装后，以生态项目的名义迁到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加重当地污染。此外，有些生态建设只是空喊口号，却没有落实措施。比如，建设统一的垃圾处理场和污水处理厂后，却不按规范运营，或者是在生态农村建设中，铺设下水管道后，污水不做处理直接排人河道，这些都使得污染加剧。 贾卫列强调，“伪生态”与生态文明建设背道而驰，如果它长期存在，将会混淆保护生态和破坏生态的界限，致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成为“乌托邦”。 在贾卫列看来，“伪生态”的存在，是由于我们仍用工业文明的思维去诠释“生态”，片面理解建设生态文明就是治污、种树，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绝对增长，以至于把中央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战略，当作政治口号和争夺资源、牟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使得老百姓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而决策者缺乏最基本的生态环境基础知识，也使得“拍脑袋”的决定存在。 要使“伪生态”转变为“真生态”，必须正确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它是人类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6月12日，关于公租房的话题一下子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焦点。当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联合制定的《关于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全国公共租赁住房工作会议同期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国情，加快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推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以适应群众基本住房需求。 2．在2009年3月11日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对既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够廉租房条件的“夹心层”，政府又如何解决？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给出的回答是：要加快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公共租赁房归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承租者能承受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这场对话是第一次将“夹心层”的苦涩如此高规格地铺陈于公共视野之中，也第一次给出了清晰的解决路径。公共租赁住房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法。“近年来，随着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力度的逐步加大，城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由于有的地区住房保障政策覆盖范围比较小，部分大中城市商品住房价格较高、上涨过快、可供出租的小户型住房供应不足等原因，一些中等偏下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无力通过市场租赁或购买住房的问题比较突出。同时，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新职工的阶段性住房支付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显现，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也亟需改善”，七部委《指导意见》中指出。 3．从2009年开始，为解决城市“夹心层”的居住问题，各地开始研究中低收入者的租房市场，以期待其和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廉租房一起，支撑起住房保障体系的庞大需求。这也成为维护房地产市场、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性安排。“除了白领公寓这样为中等收入者提供的租房途径外，公租房是第一个对外来人口开放的保障房类型，区别于针对本地居民的经济房和廉租房。这大大扩展了廉租房的租住对象范围。”有关专家表示。大力发展公租房的另一原因是目前保障体制中产品类型的局限性。记者在采访广东、上海等地市场人士时都被告知，经济适用房除了销售体制尚不完善外，还有市场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比如一旦遭遇宏观调控，普通商品房价格很可能与周边经济适用房价格相当，这导致经济适用房没有竞争优势而出现滞销。同时，廉租房又因为受益面过窄根本无法满足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障需求，要令70%的城市人口“住有所居”，保障体制还需要大踏步地完善。 4．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对80后大学毕业生安居问题做过一个调查。“80后有强烈的购房愿望，但是在资金方面的困难确实比较大。”太原宜居房地产研究所的所长李峰总结了调查结果。他说，关于这些大学毕业生的购房问题，与其家境有很大的关系，家境好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根本不考虑购房问题，而是由他的家庭来考虑解决这一问题。面临住房困难的是家境一般、工作单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保守说，他们的个人年收入在3万至5万，根本没有能力购房。”但是，他们要结婚成家需要住房，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们也想购买经济适用房，但不够条件无法申请，而购买商品房价格又太高。“目前，这部分大学毕业生只能寄希望购买一套中小型的住房。”李峰说，他们对房子的要求不是很高，更注重区域，往往会选择距离具体工作地点近的地方，不会刻意追求发展好的地带。至于房子的面积，倾向于80—100平米的中小户型，总价在50万以内。事实上，他们的这个愿望也很难满足，因为，现在的房子越盖越大，虽然对在建楼盘的中小型户型比例，政府出台了必须保证“70%”的要求，但是房地产商出于市场需求以及利益的驱动，不愿意建设小户型住房，能保证30%的中小型户型需求就不错了。2010年，“建设公共租赁住房”这一政策，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过渡。李峰说，直到目前，太原还没有公共租赁住房。李峰补充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面对这个庞大的群体，即使是太原开建公共租赁住房，也必须是达到一定的量，才能真正满足这部分群体的需求。 5．重庆市官方宣布，当地公租房申请于2011年2月12日开始，2011年将推出1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接受申请，这一面积约相当于2010年重庆主城区商品房销售面积的一半。重庆公租房探索的硕果已经结出，从竣工面积看，远超过去年宣布的数字。目前国内房屋供给主要由市场提供的体系，将在重庆率先被打破。住房本身具有保障性和商品性的双重属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由市场供给的“单轨制”都存在不足。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此前也表示，住房双轨制是必然的。市委书记薄熙来更是明确提出，帮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要让老百姓都有房子住。其实，住房保障问题，大家并不陌生。问题在于，在现有税制以及地方对卖地收入的依赖下，地方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缺乏积极性。重庆的公租房探索，重申并切实履行了政府责任，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速进行了可贵的探路，尤其是重庆公租房申请对象可以不受户籍限制，这种锐意探索精神，在当下显得十分可贵，令人欣喜。 6．两年前，有关部门就公共租赁房开始调研时，一个重要背景是，希望通过公共租赁房“探索解决大学毕业生等新就业人员的住房问题”。“新就业人员的住房问题是各国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他们虽然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刚刚就业，积蓄少，存在阶段性的住房困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表示，政府有责任支持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公共租赁房就是很好的方式。常州规定，可以申请公共租赁房的新就业人员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毕业不满5年、已签订劳动合同、在该市市区没有房产”等条件。同时，为了便于审核，必须由新就业人员所在单位统一向房管部门申请，不接受个人申请。“政府为这一群体提供公共租赁房，客观上为企业减轻了负担，留住了人才。”常州市房管局局长朱建文说，目前只接受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企业提出申请，对“新就业人员”的认定标准还比较高，将来要探索与企业合作，引入企业的资金和土地，共同建设房源。在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工业园区，“政企合建”的模式已经开始落地。目前北京市已经在亦庄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和顺义机场园区进行规划，通过政府与园区合作的方式，集中为他们提供公共住房。在北京、上海等大学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众多的城市，多数新就业人员并非本地户籍人口。然而，受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所限，多数城市的公共租赁房仍然只保障本地户籍人口。“北京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还是有户籍门槛的。”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副主任程建华说，“现在北京有户籍人口1300万人，外来人口居住半年以上的有450万，以目前的建设规模，很难放开，资格认定也有困难。”能否突破户籍这道“门槛”，成为公共租赁房实现“全兼容”的一个难题。“由于目前公共租赁房资源不够，无论是低收入家庭还是新就业人员，保障的门槛还是比较高，房源布局也不够合理。”朱建文说，“因此，当务之急还是加快建设，多筹集房源。” 7．2008年第一次保障性住房申请终审后，公共租赁住房遭到冷遇，申请租住公共租赁住房的低收入家庭寥寥无几，造成大量房源空置。为减少空置和浪费，南山区在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于2009年第4季度将西丽文光村180套公共租赁住房退回，留下10套；将桃苑小区74套退回，留下91套。至此，490套公共租赁住房中，有254套被退回，剩余236套。面向低收入困难群体的公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以保本微利为原则，按同区域同类住房市场指导租金标准的一定比例下浮。目前，南山区推出的公共租赁住房每套面积从20多平方米至50多平方米不等，每平方米租金在16元至18元，远远低于市场价。如此低廉的价格缘何遇冷？一位不愿具名的政府官员给出了答案：主要原因是市民传统观念作怪，低收入家庭在申请保障房时有购置自有产权住房的传统观念，因此，绝大多数人选择申请购买保障房，只有部分低收入家庭实在买不起保障房才选择公共租赁住房。 8．从宏观政策上来看，中国的保障性住房政策已经悄然转向，2011年起，从中央到地方，公租房建设已经成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主力。北京市就确定了在“十二五”期间将公租房在保障房中的占比提高到60%的目标。然而，面对公租房的大力推进，各地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政府用于建设的财政资金短缺的难题，尤其是在欠发达地区，因为资金瓶颈，公租房建设推进缓慢。在江苏省“两会”上，江苏省政协委员、连云港市政协副主席赵波就指出，在苏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筹不到资金，推广建设公租房比较困难。赵波：“苏南各个城市，包括全国的各大城市都已经在公租房建设上迈出了非常好的一步，但是作为我们苏北，尤其是我们连云港市，这方面的工作还刚刚起步，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主要是资金的筹集问题。”赵波告诉记者，他在调研中发现，江苏省目前已经完工或在建的公租房项目大多集中在苏南地区。而在苏北，一方面公租房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经济拮据，缺乏推行公租房建设的动力。赵波：“公租房一次性投入非常高，回收的周期比较长，对资金的要求呢，比较高。政府对这块压力是比较大的。”对此，赵波建议，可以将原有的直管房等房地产资源作为融资平台，向社会融资建设公租房。同时，也可以鼓励企业参与进来。赵波：“各类的企业，希望它们呢，从保障改善民生这块来讲，作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像那些大的集团，它们也有自己的宿舍，可以作为公租房房源的一部分，来参与公租房的建设。”然而，正像赵波所说，公租房一次性投入大，回收周期长，这对于追求短期获得最大利润的社会资金来说，无疑缺乏吸引力。那么，如何让社会资金不只做“公益”，也能从公租房建设中获益呢？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住宅与房地产业研究处副处长文林峰：“现在来看还是缺乏对社会资金的鼓励政策，其实手段有很多，比如贷款贴息、税收优惠、投资返点等。已经在开始调研，各地也有一些探索。” 9．北京市住建委于2010年7月29日发布消息，北控集团、市公安局、丰台区黄土岗这3个公租房项目已于近日开工，将分别提供4176套、2074套、1200套公租房，3个项目初步测算的成本租金也一起公布。3个项目中，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租项目建成后由北控集团持有管理，面向社会公开配租，本单位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优先配租。北京市公安局公租房项目的建设和持有主体为北京市公安局机关服务中心，资金将通过公积金贷款解决，建成后将优先配租给市公安局符合条件的无房干警家庭。在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公共租赁房是一种新品种。虽然媒体鼓噪得非常厉害，政府也逐渐把它作为住房保障的一个主要形式，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真正住进公租房的老百姓更是鲜有耳闻。而这3个公租房项目的开工，意味着北京的公租房已经进入了一个规模化建设的时代。但看到这个消息，可能没有多少无房家庭会感到高兴，因为3个项目中至少有2个都有了“优先”对象，非“本单位职工”和非“干警”家庭并没有多少机会。 10．为了推动包括公租房在内的保障房体系建设，浦东成立了以区长姜梁为组长的保障房建设推进小组，三位副组长由副区长担任，相关委办领导担任组员。浦东建设交通委员会分管领导向本报透露，浦东将主要从三大渠道筹建公租房房源。首先是运用各个园区范围内的工业用地厂房改扩建，原来园区内废弃的工业厂房都很多，国家现在出了政策，可以运用于公租房建设，用于解决蓝领工人的居住问题。其次，一些沿街镇的废弃仓库，通过改造后亦可成为公租房的房源。此外，上海目前允许农村的村集体用地暂用于公租房的建设，此渠道亦可为浦东筹措不少的房源；并且这些房子也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提供边郊蓝领工人等使用。除了以上三大渠道之外，还有第四个渠道，是新区政府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适当兴建一些面向大学毕业生等人才的公租房小区，面积不大但相对集中。这些小区属于周转性质，合同工作6年者即可申请入住，租金略低于市场的平均价格。 11．在住房体系中，商品房的建设资金由市场解决，政府通过收取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进行公共设施配套建设。经济适用房等传统的保障房虽然没有土地出让金，但是通过销售，基本成本都能收回。而公租房只有租金收入，租金还是由政府进行补贴的，肯定收不回成本。如此巨额的投入如何解决？资金的问题是公租房能否推广的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公租房只能在“争议”“讨论”中成为“画饼”。杭州公共租赁房建设实行“政府主导、公司运作”模式。市政府组建了杭州市租赁房建设管理中心，既从现有住房中挖潜，也进行新的开发。目前的“公租房”现房主要来自于在存量经济适用房等房源中安排，已有1000多套。政府还在拍卖楼面地价已达每平方米一万多元的田园地块划拨了200多亩地，于2009年年底开工建设，预计可建成4000多套公共租赁房。 12．数据显示：目前，本市户籍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比例大体为2:1，外来人口总数近700万人。这700万人中，尤其是外籍来沪人员，大多选择租赁房屋。1月5日备受关注的本市公租房实施细则公布。其中明确，公租房租金应略低于市场租金。“公租房租金跟着市场跑，一旦租房市场大热，哄抬租金将不可避免，那公租房价格无异于‘被涨’。”民建市委调研部副部长陈海林表示，公租房的租金价格应成为“标杆”，发挥引领作用。不过，要达到上述目标，目前本市的租房体系尚存在一些问题。如政府投资的公益性租赁房占比太低，无法体现政府对住房需求的宏观引导和基本保障功能。在住房供应市场化以后，除原有的老公房外，几乎没有新增的用于租赁的公益性住房，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如经适房主要用于出售。此外，政府的住房补贴、个人公积金、各种银行、保险产品，无法直接用于住房租赁。要解决上述问题，民建市委的这份党派提案建议，必须增大政府主导的公租房数量，适度建立不同人群的梯度租房体系。已经建造而尚未出售和即将建造的保障性住房，应大部分用于出租，并建立规范的示范性租赁房源信息平台。在公民诚信体系内应建立住房租赁市场诚信记录子系统。“一旦发生哄抬租金，房屋出租方和市场中介将被记入‘黑名单’。” 13．韩国的公共租赁住房，是由国家或地方政府投入政府预算建设的，或者通过“国民住宅基金”的支援而建设的租赁住房。按照公共租赁住房概念，韩国政府采用了“永久租赁房”“公共租赁房”和“国民租赁房”等措施。首先，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韩国分别提供非营利性和微利性的住房支持，对不同阶层实施不同的公共住房政策；其次，公共住房建设标准严格面积控制，全部在85平米以下；再次，制定了相关法律确保立法保障，先后制定了如《住宅供应法》《租赁住宅建设促进法》等；最后，韩国政府强化了在住房金融、宅地供给和有关租税的优惠。新加坡之所以在短短数十年内成功地解决了住房短缺的问题，并且完成了住房由量到质的提升，主要归功于新加坡以住房公积金制度和“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两大支柱的福利型住房制度。新加坡住房保障制度：一是制定长远规划，政府出资建房。1960年新加坡成立了房屋发展局，专门负责住宅建设的计划安排、施工建设和使用管理。在其主持下，新加坡每5年制定一个建屋计划。为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新加坡政府除了专门拨出国有土地和适当征用私人土地以供房屋发展局建房之用外，还以提供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予房屋发展局资金支持。二是实行住房公积金保障制度。允许动用公积金存款作为购房的首期付款，不足部分由每月交纳的公积金分期支付。该规定只用于最低收入家庭，对解决住房筹资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组屋”政策：“组屋”是由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承担建筑的楼房。建屋发展局的规例只让新加坡公民购买新组屋，而永久居民则只可以在二手转卖市场上购入组屋。在组屋购入后，一般必须在屋主住满五年后才可转卖。建屋发展局规定一个完整的家庭只能同时拥有一间政府组屋。新加坡的组屋政策覆盖了85%的居民。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杨澜的提案《加快中国慈善立法进程》又引起了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帮助。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捐赠。 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8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的，仅20%来自内地，其中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告诉记者，根据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只有1%的企业家关注慈善活动和慈善捐款。 来自安徽省各慈善机构的信息则显示，以工薪阶层为主的普通市民、大中专学生以及退休老人是目前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却屡屡缺 位。据安徽省慈善协会副会长陈义明会长透露，除2003年江淮水灾严重、全年收到善款激增至4000多万以外，安徽省慈善协会平均每年所收款额在2000万左右。而这些捐款当中绝大部分来自省外、境外，源于安徽省富豪阶层的捐款几乎为零。 陈义明介绍，2004年年底安徽省慈善协会收到的一笔最大额的个人捐款，也并非出自富豪手笔，而是出自江苏一位七旬退休老人。他家境并不富裕，乘火车硬座赴皖，但一次性就捐给贫困群体50万元。此外，2005年百位中华慈善大奖获得者中惟一的安徽人李玉兰，也不过是经营小饭馆的普通个体户。 材料二 余彭年，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现年83岁。在“2005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中，他以捐赠7500万元位列第二位。余彭年最近说过这样一件事：1988年，他给某省捐赠了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两年后他却得知，救护车里面的设施被改造，本应用于急救病人的车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盛怒之下，余彭年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几家医疗机构。然而他没想到，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吴玉章认为，公益事业捐赠法只规定捐赠款物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但是，究竟如何界定“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目前并没有法律法规的进一步解释。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超出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例如，一个企业年利润为1000万元，需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即330万元。但如果这家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100万元，按照3%的比例上限作为税前扣除，税前准予扣除的金额为30万元，即按照970万元的利润来缴纳所得税320.1万元。也就是说，企业需要为自己捐赠的100万元中的70万元纳税。这就导致企业捐赠越多，纳税也就越多的结果，这事实上至少抑制了企业捐赠的热情。 “中国的税收政策对捐款的免税率太低，尤其是对企业起不到激励作用。”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说。 一些企业家抱怨：“捐了款，还得为善款缴税”。据介绍，企业有意捐款而最终放弃的比例高达九成以上。企业捐赠越多，纳税越多，这抑制了企业捐赠积极性。 有学者认为，选择捐赠还是选择依法纳税，是企业家的自由，只要用于社会，国家就不该鼓励纳税限制捐赠。相对于税收的用途，慈善事业更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材料四 新华社北京2005年11月21日电(崔清新、高海珊)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此间召开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透露，民政部正在于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税政司进行磋商，提高慈善捐款免税的额度以鼓励慈善捐赠。 根据中国目前的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 的部分，可以免除。 “中国虽然有很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很多人捐款之后还是没有申请免税，除了有不了解税法的原因之外，也有因申请免税手续繁琐而放弃的。”王振耀说。 王振耀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元并申请捐款的税收抵扣的经历。为了拿回抵扣的50元，他经历了10道手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材料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吴玉章说，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缺少法律明确规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目前慈善事业法律法规的层次不高，不利于维护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权益。 材料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制定和出台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涉及慈善事业捐赠、税收、所得税与社团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和条例。全国已建立了2.8万个社会捐助接收站(点)，形成了社会捐助网络。截至2004年底，我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级慈善会有395家，红十字会有7万多家，还有一部分志愿者协会或义工协会组织、福利性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及基金会组织。它们在推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材料七 全国人大常委程贻举认为，社会捐赠事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是，现行政策不是鼓励而是限制了捐赠积极性，民众慈善公益理念尚未形成。 2006年3月13日，程贻举领衔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制定慈善法，鼓励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尽可能多地通过捐赠回报社会。 程贻举说，影响捐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办”色彩浓厚，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受到制约。 目前，我国一些慈善组织建设并不完善，慈善资源的动员力量非常小，受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干预较多。一些民间慈善组织由于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而不能登记，只好以企业身份申请工商登记，并承担纳税义务。 慈善公益事业尚需规范。有部门把社会自愿救助捐赠活动转为变相摊派，挪用基层侵占赠款。一些企业借“慈善"之名，行“宣传”之实，出现事前“承诺”，事后“赖账”的捐赠，甚至出现借捐赠名义行骗、促销等违法行为。 程贻举等代表建议：制定慈善法，明确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不设定必须有挂靠单位等限制。更重要的是，取消对企业捐赠只能在年应纳税额3%以内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限制性规定，提高企业慈善免税限额，从而提高企业捐赠积极性。 材料八 全国人大释永信代表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嵩山少林寺方丈。他认为，当前我国慈善救助资金缺口大，慈善事业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需求。 释永信说，目前我国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总人口数量的10%以上。而全国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约合50亿元人民币。据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介绍，中国人均GDP与美国比较相差38倍，而我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与美国比较则相差7300倍!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贫富悬殊对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强化了社会的仇富心态。 释永信说，我国慈善事业未能得到全社会尤其是富裕群体的认同和支持。据介绍，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2003年，美国个人捐赠达2410亿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而我国人均捐赠款一度仅为0.92元。而且，志愿服务参与率在我国仅为全国人口的3%，而美国则为44%。 在释永信代表看来，造成以上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慈善立法的不完善。 释永信说，目前我国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有28.9万多个，但据估计，没有登记注册的高达300万个。由于缺乏规范的法规制度，慈善公益组织的程序不透明、管理制度不规范、监督机制不健全，可能导致慈善机构鱼目混珠，慈善机构管理混乱，让社会上一些不法人员打着“慈善”的招牌，谋取不正当私利。 “这类闹剧和黑幕的频繁曝光，严重打击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公信力，严重摧残着大众内心的慈善与道德信念。”释永信痛心地说。 释永信代表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尽快出台《慈善事业促进法》，取代现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促使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他认为，这部法律应重点建立一套透明、规范、细化的慈善事业工作程序，规范劝募、受赠、转赠、捐赠、受益等行为的权利和义务，并建立相应的审计监督机制，对善款的来源和使用，对慈善机构运作经费进行有效的监管。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2年2月14日上午，记者赶到事发现场时，出事的校车正准备被拖走。事发桥面宽7米左右，水泥桥西侧的桥墩被撞毁，桥面通行已恢复正常，车流量很大。 记者了解到，出事的地点离目的地萧西实验学校只有300米左右，水泥桥东侧是铁道口，西侧是一家机械厂。厂里的王师傅7点刚上的早班，他目睹了事发的经过： 载学生的校车当时和前面一辆红色越野车(实为SUV轿车)同方向开的，大概为了避让，校车司机急打了个方向，往右面偏去，但没想到还是发生了追尾，校车随即失去控制，在撞毁一水泥桥的桥墩后，车身半悬在河边。 校车冲出桥面后，三分之二的车身几乎都在桥外，厂房的墙和桥沿的阻挡才避免了校车坠河。 事发后，机械厂的多名工人和路人都参与到救援之中。“当时面包车里有30来个学生，还有个女老师，有的学生都被吓哭了，我们叫驾驶员赶紧把门打开，但是门好像卡住了，一直打不开，于是我们就找来了石头把车窗砸碎，车里的女老师把孩子们抱到窗口，我们把孩子一个个从车里接了下来。”王师傅说。 2．近几年来，学生接送车事故频发。尤其是2011年11月16日甘肃省正宁县的幼儿园学生接送车事故发生后，引起全国重视。不少学校为了行车安全，都购置了新校车，但即使有了新校车，怎样才能保证校车在道路上能安全正常运行呢?对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有他的看法。 驾驶员方面 在保障校车车辆安全后，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素质高的驾驶员，在美国，学生接送车司机是职业目录里面的一个独立工种，我们也可以采用“学生接送车专用驾照”制度，驾驶学生接送车，必须持有这种专用驾照。 道路安全方面 校车行驶的时间都是道路的高峰时段，校车作为特殊的公共交通工具应该享有优先权，比如，允许在公交专用车道上行驶。再比如，校园大门外侧的道路上应该设置供专用学生接送车临时泊车上下客的专用车位，其他任何车辆均不得占用该车位。 校车规范方面 校车安全是浙江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的事情，此前在省“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也纷纷提议加强浙江省中小学及幼儿园学生接送车安全管理，他们表示，制定专用学生接送车的使用标准，由政府统一指定适合儿童使用的车辆作为学生接送车，这样更能保证安全。 3．中广网合肥2012年2月12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新学期不少地方都配备了新校车，在安徽，新校车超速了自己喊，走错路自己停，这些正式上岗的新校车“智能”化表现让家长更安心。 刚刚开学，安徽省天长市90辆校车120余路线有条不紊地执行接送任务。早上6时30分许，一辆校车从学校出发。30辆新校车行驶在4米宽的村村通公路上，车体显得有点庞大。司机吴师傅告诉记者，新式校车安装有限速器，一旦超速就会自动报警，像这种路面，每小时只能开到30～40公里。同时，车上还设有GPS系统。如果路线不对，车子会自动熄火。 等最后一个孩子走下车，吴师傅还在校车里巡视一番后才能锁车休息。“车上配备巡视系统，司机不及时巡视车上会报警。”据吴师傅介绍，这种系统是防止有孩子遗留在校车里。 据天长市教育局局长吴祥贵介绍，早在购买校车之前，他们就联合运输公司制定相关安全规定，校车驾驶员及学校老师必须严格遵守。同时，校车司机在上岗前必须经过相关培训。另外，校车主管部门还准备了应急预案，一旦校车出现突发情况，按照预案第一时间得到最佳处置。 让家长们更高兴的是，新校车安全的同时，比以前收费还便宜了。市民朱永伟说，以前儿子上学乘坐的都是私人运营的小客车，没有任何手续，不但安全存在隐患，而且收费也很贵，每天乘坐四次，每学期要交600元的费用，现在开通新校车后，只需要520元。有政府参与运作的新校车，让人心里更踏实。 4．中新网2012年2月1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办公厅近日通报数起超载车辆运送学生情况。2011年12月，河北、山东、广东、云南等地连续发生数起超载车辆接送中小学生、幼儿事件，其中一些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学生幼儿群死群伤，5名学生在事故中死亡。 通报称，一部分是学生搭乘社会超载车辆。2011年12月2日，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第四小学学生搭载学生家长车辆，因左后轮爆胎致车辆侧翻，造成6名学生受伤，该车核载8人，实载15人，超载7人。12月24日，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曙光中学学生搭载的社会车辆因驾驶员操作不当冲下山崖，造成5名学生死亡，7名学生受伤，该车核载8人，实载14人，超载6人。 另一部分是学校自备接送车辆严重超载。12月15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博海小学接送学生车辆因紧急避让行人撞到大树上，造成3名学生受伤，该车核载12人，实载17人，超载5人。12月29日，山东省济南市公安交管部门查获济南市天桥区桑梓店镇小蓓蕾幼儿园学生接送车辆超载，该车核载6人，实载43人，超载37人。 通报指出，为切实保障中小学生和幼儿上下学交通安全，教育部近期对接送学生车辆问题三令五申，已连续下发多个通知，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仍有一些地方心存侥幸，对于教育部提出的工作要求落实不到位，接送学生车辆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仍然存在。特别是山东省济南市小蓓蕾幼儿园的接送学生车辆严重超载，实载人数达核载人数的7倍多。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以本次通报的事件为戒，切实负起责任，严格落实教育部提出的各项要求，密切配合公安交管部门，坚决杜绝接送学生车辆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 5．近日，记者接到市民报料，称万江新村社区新村幼儿园的校车存在严重超载现象。2012年2月13日一早，接到市民举报后，记者前往万江新村社区新村幼儿园蹲点，以查看该园是否存在校车超载情况。 8时许，一辆牌号为粤S·62263的黄色校车驶近幼儿园。记者看到，这辆荷载28人的校车除了座位上坐满了学生外，其副驾驶位上挤了两名孩子，另有两名孩子挤在附近；另外，在车门后侧的每一排走道里，都有1名孩子落座。在记者视线里，至少有3名学生挤在走道里。 记者跟随这辆校车进入校园。入园时，没有人阻拦佩戴工作证的记者进入。在记者拍摄这辆校车时，有一名幼儿园的女性工作人员上前来询问记者是何人、因何到此。记者拿起胸前的工作证，向其表明身份。 听罢，这名女子立刻靠近车门处，大叫“司机关门”。于是，刚刚开启的车门一下子关上了。与此同时，一红衣女子从教学楼方向走来，说：“谁叫你们在这里拍的?” 记者再次表明来意，并坚持拍摄，但以红衣女子为首的两三名工作人员不断靠近记者，抢夺记者胸前的工作证、手中的照相机，并将记者向园门口驱赶。 原本天经地义的舆论监督，却遭到园方和治安联防队员的粗暴对待。表明来意、亮明身份的记者在正常采访、拍摄过程中，几度险被园方抢夺相机和证件，后又遭治安联防队员粗暴对待，以致记者陈臣的右手出现骨折。 对此，园方、警方均向记者表示了歉意。2月13日下午，东莞市委宣传部和东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相关负责人一行还到本报驻东莞站，看望慰问了受伤记者。 不过，园方仍对校车是否超载闪烁其词，其负责人说，车内走道上的孩子本来坐在座位上，出来的原因是“刚开学，又哭又闹，情绪不稳”。 教育局方面表示，将对该校车是否超载做进一步调查，并将尽快作出相应处理。 6．新学期伊始，为消除校车消防安全隐患，严防校车火灾事故发生，保障学生乘车安全，2012年2月14日起，山东荣成消防未雨绸缪，积极行动，与交警、教育、安监等部门联合组成多个检查组，在全市开展校车安全整治行动，全力保障校车消防安全。 据了解，荣成市共有166辆中小学校车和60余辆幼儿园班车。整治行动中，检查组集中摸排辖区校车数量，重点检查学校及校车驾驶员是否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是否建立应急预案，是否加强应急装置保养和电路、油路、气路安全检查，车辆安全门、灭火器、安全锤等灭火、逃生、救生器材是否配备齐全且完好有效，驾驶员及随车教职工是否熟知消防常识。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问题，建立跟踪督促整改机制，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责令停止运行，限期整改，切实做到发现一处、清剿一处。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查处。检查期间，荣成消防部门与各学校、幼儿园以及校车驾驶员层层签订消防安全责任状，督促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责任，并通过在车厢内张贴消防安全提示性标志，大力营造校车消防安全宣传氛围。 随后，荣成消防部门还将就校车日常消防安全维护、检测、消防器材配备、突发事件的紧急逃生自救等方面，定期组织校车驾驶员、随车教职工进行消防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和车辆火灾事故灭火、疏散应急演练，增强辖区校车火灾防范能力，确保辖区校车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目前，全市校车消防安全整治行动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7．日前，主题为“关注校车安全，关爱孩子成长”的首届中国校车发展研讨会暨国际校车展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为中国校车未来发展献计献策。 校车安全问题牵动全社会关注。就长三角而言，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解决校车问题很难有个“放之一省而皆准”的统一标准。各地对解决校车难题举措不一，除理念的差异外，更多取决经济能力。因地制宜解决校车问题，或许是最佳出路。 城市：购置配备标准新校车 甘肃庆阳校车出事后，当地拿出断臂勇气，决定停止2012年公车更新计划，将预算资金全部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其“亡羊补牢”之举赢得肯定。校车安全成为今年长三角各地“两会”关注的焦点。在江苏，解决这一难题被纳入今年该省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十件实事中。 苏南各条件较好地区，已启动实施校车安全工程。江苏省人大代表、江苏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介绍，无锡惠山区政府投资了2000多万元，添置了79辆“长鼻子”校车，专门给小学阶段的学生使用。运营上，惠山采取的是校车公交化的运作模式，由政府来购买校车运营服务，让公司获利，用更好的安全性来换取更大的利益。唐江澎认为，买车是小事，管理好才是真的好：惠山区有200多个校车的站点，所有站点都与公共交通站点不在一个地方，为单独的校车停靠站点，“每个校车上安装了GPS卫星定位仪，在交警大队的大屏幕上实时监控，车行驶到哪儿了，车辆一旦超过时速50公里，就被警告；对于校车驾驶员的挑选也有严格规定，包括年龄不能超过45岁，还要定期培训、定期学习。” 前不久，安徽省天长市斥资2160万元购买了90辆高标准校车，取代以前的社会运营车辆，接送相关乡镇的6000多名农村学生。校车投入使用后，每学期每位学生按乘车次数缴纳乘车费400元或520元，相当于农村班线的平均乘车费用，产生的校车运行资金缺口由政府补贴，此举得到当地学校与家庭的拥护。安徽省人大代表、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张荣国认为“这个做法值得提倡”，他希望安徽各地政府能学习天长市的做法，把中小学标准校车配备到位。 农村：难题多在条件较差地区 令人堪忧的是，一些条件较差的地区，以校车安全“不达标”为由停开。如江苏泰州市海陵区罡杨中心幼儿园7辆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校车停开，让家长们苦不堪言；浙江温岭新河高桥小学停开不符合要求的校车，使得一些学生顶着冷风骑车一个多小时去上学；浙江黄岩北洋三个村不通公交车，孩子四五点钟起床赶路上学…… “校车安全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张荣国感慨道。一些偏远地区学校甚至用农用车充当校车，安全不达标、车况差、超载严重，驾驶员普遍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安全意识淡薄，这是当前农村校车十分突出的问题。“校车不安全，归根到底，还在于政府部门对教育的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皖南山区黟县宏潭乡毛田小学教师汪来九从教40载，一直思考农村校车问题，让他苦恼的是，现在农村偏远地区不少教学点都因区划调整而撒并掉，不少山里孩子离学校有十几公里，因为没有专门的校车，多数是家长联系的“黑车”。加之不少农村学生的父母多数在外地打工，一般家庭不具备接送孩子的时间和条件，普遍租用价格低廉、设施简陋的农用车、三轮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这便注定了农村、偏远山区是校车最容易出事的地方。 在发达省份江苏，至今依然有3100万农村人口，其中老人和儿童占三分之一，农村儿童上学平均距离超过4公里，远的8公里，老百姓非常期待安全、便捷、经济的公共交通服务。江苏省交通厅长游庆仲介绍，在江苏一些农村地区，用报废车、拼装车、微型面包车、两轮摩托车、拖拉机作为校车的现象大量存在。他认为，解决校车问题要因地制宜，城乡难以统一定论，农村地区难以承担标配校车的高成本，发展镇村公交其实更有利于孩子的交通安全，“保证儿童上学安全的最佳举措应是推行镇村公交，如果让大人和小孩同坐在一辆车子里面，对小孩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镇村公交混装其实对孩子是一种保护。” 苏北泗洪和灌南是贫困县，2011年被列入江苏镇村公交试点县后，两县将开通镇村公交列入重点民生项目，县财政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镇村公交车辆的购置和基础设施建设，平均每个乡镇投入100多万元，每年再由政府补贴营运亏损20多万元，一年内开通了23个乡镇的镇村公交，同时解决了农村孩子上学和农村群众出行的问题。而苏南的溧阳和句容等地区，镇村公交为当地孩子上学提供便利的效果更明显。目前江苏已有200个乡镇开通镇村公交，方便孩子上学功不可没。 管理：校车应成为“特权”车 资料表明，欧美发达国家普遍让校车享有“特权”。如英国规定，所有孩子不管是否买了保险，一旦登上校车，安全问题全部由国家负责；加拿大则不允许任何车辆超越校车，如有违反除了罚款还将扣分，该国迄今校车事故为零；美国校车安全程度是私家车的40倍之高；法国规定，只有获得全法一级驾照方可驾驶校车；德国则规定校车进出站灯光示意时，所有车辆必须为其让路；日本将校车装扮得艳丽醒目，其卡通造型除了安全警示外，还让小朋友们不再排斥上学而是争相乘坐…… 我国对校车的“特权”保障，也初现端倪。如扬州市近日规定，该市750辆接送学生车辆必须统一张贴醒目的车辆安全标贴才能上路，违规者将受到严格处罚。扬州交巡警部门将对校车进行全面“体检”，要求校车管理单位记录每辆校车的所有人、驾驶人、运行时间和线路等基本信息，还要有相应指标的检查结果，确保校车绝对安全。 校车安全必须从源头治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认为，长远看，必须贯彻《义务教育法》精神，保障学生就近入学，合理解决中小学的撤点并校和布局调整，方可从根本上杜绝校车安全隐患的根源。他认为，完善校车安全，政府最重要的是财政责任，其次是管理责任，校车安全要由各级政府做主导，教育、交通、安监部门联合管理。要让校车成为“特权车”，保障行驶安全。 8．继2012年4月5日《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公布后，2012年4月10日国家标准委发布《专用校车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幼儿校车的最大乘员数不超过45人，小学生校车和中小学生校车的最大乘员数应不超过56人。该标准将于5月1日起实施。 据介绍，《专用校车安全国家标准》由两项强制性国标《专用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和《专用校车学生座椅系统及其车辆固定件的强度》组成。这两项国标明确了校车及座椅系统的各项技术指标和试验方法，更加注重车辆安全性能、车辆配置的人性化、车辆安全管理的可操作性。比如标准要求，专用校车的踏步(台阶)不能太高，必须设置上下车扶手，通道必须平整防滑，座椅和隔板必须软化处理，车内空气质量必须达标等。标准同时对限速装置、乘员数量限制、急救箱配备、照管人员座椅配置、专用校车标志灯、停车指示牌、行驶记录仪录像监控系统等做出了一系列规定。 与原国标《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相比，《专用校车安全国家标准》对学生座椅、应急出口、踏步等30多项内容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急救箱、内装饰件、信号系统、各校车最大乘员数等30余项要求。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都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 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人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退休职工满师傅是回民，家住北城。他每周都要去一次改建后的牛街，先是围着古老而年轻的清真寺漫步一遭，然后再到“牛街清真食品超市”采购。“那儿的牛羊肉都是按穆斯林规矩宰杀出来的，”满师傅赞不绝口，“牛肉炖着吃可以挑‘肋条’、‘腰窝’，酱着吃有‘腱子’，切好片的‘肥牛儿’小包装，红里透白勾人馋虫；涮羊肉讲究‘三叉’、‘黄瓜条’，那儿的货又多又新鲜。”牛街给满师傅家节假日i代人聚餐带来了方便和欢愉。 有千年历史的北京市南城牛街地区是北京最大的穆斯林聚居区。目前，这里仪回族居民就有1万多人。改建前，街巷狭窄，市政基础设施落后，低矮破旧的危房连街成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1平方米。1997年，牛街地区危改工程启动，这是北京市政府在全市最先实施的危改面积最大、拆迂户数最多、少数民族比例最高的危改小区。2004年两期工程胜利完成。 迁入新居的老住户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穆斯林们最满意的是新房里有了浴室，每天进寺礼拜前可在家中沐浴。改建后的牛街，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住宅楼无论高矮均采用穆斯林习用的黄色加绿边裟饰。始建于公元996年的辽代千年占寺——牛街清真寺周围环境也焕然一新。寺院周围出现了万米绿地：原来门前8米宽的道路拓宽到40多米，门前那座历史悠久的“大影壁”，整修后巧妙地横亘在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上，既保持了清真寺建筑布局的完整性，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全长670多米的街道两侧分布着商用房，经营民族服饰、工艺品、清真副食，多家回民老字号餐馆和小吃店里的正宗清真菜肴、各种地道的牛街小吃令人怀旧，吸引着京城、外埠乃至海外的穆斯林食客。晚上处处灯火辉煌，流光溢彩，牛街老住户白奶奶常说：“如今在咱牛街走走，跟上长安街差不多。” 牛街街道工委干部告诉采访记者，牛街不仅是“民生一条街”，也是“民族文化一条街”。通过利用现有条件和历史文物资源，修缮了牛街礼拜寺，扩建了回民幼儿园、回民小学，改造了民族敬老院，设立回民殡葬处、社会保障事务所和社区卫生站等服务场所，社区数字化管理系统日趋完善。牛街还是白猿通臂拳的诞生地，而今在小区里经常能看见白猿通臂拳第六代传人钟教练指导孩子们习武练拳的场景，因其具备“历史性”和“传承性”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目前有关部门已将白猿通臂拳列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这也是让牛街人足以自豪的事儿。 2.某报报道了乡村放映员王其璋的事迹。他从1976年参加工作至今，用一台放映机、一张大银幕，为家乡61个村庄的农民送去欢声笑语，累计行程达25万余公里，放映电影近万场。 王其璋高中毕业时面临两个择业选择：当中学老师或者乡村电影放映员。从小爱看电影的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那时候，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乡亲们看场电影就像过年一样，一个村庄放电影，附近村庄的群众也都会早早赶过来占座位，银幕两面的空地上围得满满当当，还有人爬到了房顶和树上。然而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在农村越来越普及，农村电影放映跌进了低谷。但为了心爱的电影，也为了那些喜欢看电影的乡亲们，王其璋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说起放电影，给老王印象最深的还是帮助村民学习农业科技的事。姜家庄村有100多亩果园，品种老化，坐果率低。村支书找到王其璋，请他去放点苹果管理的影片。接到委托后，老王精挑细选了《苹果树的修剪》《果树嫁接》等十几部科教影片为果农们放映，结果果园当年便获得了大丰收。到了秋天，王其璋再到这个村放电影的时候，果农们一下子把他围了起来，纷纷拿来大个儿的苹果让他吃。他们说：“老王，尝尝这苹果甜不甜？这里面可有你的功劳啊！”看到乡亲们发自内心的笑容，王其璋有说不出的高兴。 和尚庄村有养猪的传统，但前几年村民不懂防疫，小猪长到五六十斤常常病死，损失很大。王其璋就找来20多部生猪养殖方面的影片，连续给村民们放了一星期，还自己掏钱买资料赠送，把兽医站的技术员请来讲课示范，帮助村民掌握养猪技术。现在，这个不到200户的村庄已经发展养殖户120多个，每户年收入4万多元。因为这事，王其璋在这个村里的威信很高，每次去，村民都拉着老王去参观他们的养殖场，争着请他吃饭。乡亲们都说：“老王可不光是电影放映员，他都成了我们的科技顾问了！” 3.某市文化管理部门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者交流农村和社区基层文化建设的心得，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以下是几位与会者的发言摘要： A（大学生村官）：要提高乡亲们的文化素质，培养积极向上的村风民风，我觉得鼓励他们把花在打牌、闲聊上的时间用在读书上很重要，也很有效。我到村里以后积极地提议和向上争取，创办了全县第一家“农家书屋”。我帮助购买图书，筹集资金添置设施，动员群众参加读书活动，有空还给他们上课，有时还请农业大学老师、农科院技术员来开讲座。现在，农家书屋已经成为我们村的一大亮点，省市县领导多次来视察和调研。如今村民们有空就到书屋来看看书，读读报。打牌的少了，闲聊的少了，文化生活丰富多了。 B（大学生村官）：我们村本来就有一个文化站，里面也有不少图书，但是利用率不高，钥匙别在村支书的腰里，哪个农民提出要看书什么的，村支书就去开门。没有人提，那个门就天天锁着。我去了以后，主动向村支书提出保管钥匙，将文化站重新布置了一下，办了墙报宣传栏，里面摆上茶水，添加了不少新书，制定了文化站管理制度，按时开放，按章管理。现在，我们那个文化站天天村民络绎不绝，有时候里面坐不下，有人捧着书坐到门外的空地上看。 C（社区工作者）：社区街道文化站的建设是重要问题，也是难题。我们那文化站备有不少图书，但没有什么人来读。我做过调查，我们街道很多人平时没事，要么凑一桌人打麻将，打扑克，要么守在家里看电视，不愿与人交往。不过，我发现早晚在小区里散步、锻炼身体、跳舞的人倒不少。我就动了脑筋，在小区的路边、健身场地旁边，竖起很多宣传栏，里面内容定期更换，除了宣传国家大事，介绍社区里的好人好事，普及防火防盗、卫生常识，还用来传播一些传统文化，比如《弟子规》、《论语》、《二十四孝》等，配上漫画和导读文字，人们散步和锻炼的时候顺便就可看到，慢慢引起了他们读书的兴趣，现在到文化站来读书的人越来越多。 4.小签原是某大学法律系学生，大二的时候就以高分通过了英语六级考试，本来想出国，但家里舍不得她这个宝贝女儿独自去外国打拼，去年硕士毕业应聘进入一家大型国企做行政助理。 说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小签感慨万分：“家里为了培养我，当初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花了好多钱，上了我们那儿最有名的双语幼儿园。从那时候开始，父母就再三告诉我学好外语有多么重要。上了小学和中学，除了要完成紧张的功课，我还上过各种各样的英语辅导班，大多是父母替我报名的。高考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差3分满分，是我们市的英语单科状元。可惜我的语文成绩拖了后腿，要不然我可以考上更好的大学。花那么大功夫学外语，现在工作了，英语没怎么用得上，倒是每天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写稿子，对我的汉语写作能力要求很高。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给我们领导写一篇讲话稿，被领导狠狠骂了一顿，因为里面好几个错别字，还有用词不当的地方。我现在真的认识到，我是中国人，学好自己的母语是首先的，必须的。” 记者问她：“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当初花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还花了很多钱去学习英语？” 小签说：“后悔谈不上，英语学好了还是有用的。有一次我们单位收到一份外文资料，第二天开会要用，碰巧我们单位专门负责英语翻译的同事生病住院了，领导很着急，我就主动接过来翻译了，领导很满意，还表扬了我。特别是最近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对国内某著名大学陆教授的访谈，对我触动很大。他说我们对于语言，要有一种尊重、敬畏、护卫、热爱。作为中国人，我们一定先要重视学好汉语。” 记者问她：“如果让你用一句话送给那些正在拼命学外文的学子们，你会怎么说？” 小签想了想：“还是陆教授说得好，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5.据统计，目前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英语已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普通话”。对于英语语言的主导地位，美国某未来学家曾说过：“美国目前所具有的第一大优势是语言。英语是在数十个领域内通用的世界性语言，全球各地数以亿计的人口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英语，从而使得美国的思想、作风、发明和产品能够畅通无阻地走向世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势者的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 世界上许多国家，为了各自的民族文化利益纷纷采取文化保护政策，建立防范机制，维护本民族语言安全。以色列为了建国，决定恢复希伯来语作为日常通行语言，过去希伯来语只在宗教仪式中才使用，现在不仅已成为耶路撒冷大街小巷人们交流的工具，而且也逐渐成为美国纽约犹太人追寻文化根源的凭借；马来西亚为了强调其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俄罗斯则把保护俄语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 6.眼下，在某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外来语，尤其是普通话夹杂着英语单词，被认为是时尚的说话方式：一些国产商品的取名和在媒体宣传时任意洋化的现象十分严重，纯粹的国货也要起一个不知所云的洋名；在学术论文中，照搬命题，袭用概念，大量引用外文，对外文的盲目使用甚至到了迷信程度：而西方大众文化在中国的流行，也导致不少充满淫秽、暴力色彩的语汇被制造出来，严重污染了汉语生态环境。 某学者尖锐批评道：某些部门在招生、聘用、晋级等方面，往往把是否掌握、能否运用英语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而能否说好汉语、写好汉语文章反而退到其次，甚至根本不作为衡量因素。他认为，强制性地普及英语教育让学生学习英语花费的时间和金钱超过了任何一门课程，从幼儿园到大学，英语都是主课，大学语文在很多高校被边缘化，这是一种很令人担忧的倾向。 他说，在我们的生活中，随意简化汉字，任意生造字，滥用省略语等现象屡见不鲜。年轻人对传统和古典文化资源的舍弃和漠视现象随处可见，不读古代经典，不懂文言，再加上大量不合规范的网络语言受到年轻人的追捧，对汉语形成巨大冲击，消解着传统汉语的尊严和韵味，割裂着文化传承脉络，威胁着国家语言文字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但也有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 7.报载，法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批著名影星冲进巴黎圣日尔曼大街的几家电影院，抢出《侏罗纪公园》的拷贝在街头焚烧；电影工作者还在埃菲尔铁塔下示威抗议好莱坞的“入侵”。法国某官员因为在一次国际会议中用英语发言，遭到全法国人的诟病，要求其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辞职。许多人都还记得法国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普鲁士占领法国领土，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迫使法国国民放弃法语学德语。都德将一堂普通的法语课上升为向祖国的告别仪式，失去母语如同失去了祖国。这个悲哀的情节已深刻地烙印在每一个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心里，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作为世界著名的文化大国，法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文化产品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法国文化部负责主管文化产业发展，是法国政府中支出最多的部门之一，这在西方国家中是不多见的。 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法国政府“文化例外”的主张。在法国人看来，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因此，他们联合欧共体其他国家一道，拒绝华盛顿让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配额限制”的无理要求，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 1994年，法国政府在议会两院通过法令，严格限制法语中使用外来语尤其是英语。法国政府还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在法国互联网上进行广告宣传的文字必须要译成法文。 1996年起生效的一项法律要求全法国1300多家电台在每天早6时30分至晚10时30分之间的音乐节目必须播送40%的法语歌曲；各电视台每年播放法语电影不得少于40%，违者处以罚款，并以之资助民族文化。 为了增强本土文化的竞争力，扶持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法国提倡在自由竞争的同时，积极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广泛收藏和展现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作品。面对近年来英语文化的逼人态势，法国颁布了支持电影业发展计划，在力求维护法语地位的同时，也向英语文化的优势项目如好莱坞电影发起了冲击。 从1992年起，法国外交部、文化部、法国艺术活动协会及在法国的外国文化中心集中举办介绍外国文化艺术的活动，展示文化的多样化，加强这些国家与法国的文化交流。除了驻各国使馆的文化处外，法国目前已在近百个国家建有一百多个文化中心，每年选择一两个国家作为重点，推介本国文化。 法国的企业和各类专业协会也是宣传法国文化、向世界推介法国文化的重要力量。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均可参与赞助，而作为补偿，企业可获得政府减免税收或者享有冠名权等各种不同的回报。 8.下面是H县文化局一名工作人员搜集的10则材料： ①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曾经说：“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②美国《混合语》杂志揭秘：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发展中国家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打压发展中国家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而弗朗西丝一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则披露：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等。 ③中国文化越来越多地被他人利用，比如《孙子兵法》成为某国谍报人员的必读书，大量中国元素、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进入国外影视作品，很多中国风景区成为国外拍摄影视作品的外景地等等。甚至国外还有盗用中国文化资源的现象，比如源于中国的端午节，就被某国以“江陵端午祭”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并已经被确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第一个海外孔子学院诞生于2004年，中国目前已经开办几百所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影响越来越大。 ⑤国外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进行否定甚至掠夺。比如某国学者以他们发现的据称刊印于公元706一751年的文献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他们国家才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其实，早在1906年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已经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一670年）再次证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 ⑥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有人甚至怀疑毕舁的存在，认为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记载的只是一个传说。造纸术方面，除了一些18一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14一15世纪）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印度发明”的等种种说法。 ⑦有人戏言，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影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占美国GDP的25%左右。有着5000年文明的中华民族面临巨大“文化逆差”的尴尬。文化商品进口数量几倍甚至几十倍于同类出口商品。中国网民数量为世界第一，然而中国的网络基础建设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还无法和这个世界第一相称，中国网民不断抱怨网速慢、不稳定、服务差、价格贵。同时中文网页数量在世界互联网中仍只能占据很少的比例，中国网民很大程度上仍是外界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非互联网信息的主动提供者。 ⑧新闻媒介反映出来的政府、机构、企业和公民的行为，与国家形象的关联最直接，新闻媒介的报道是否客观、公开、透明，体现了新闻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硬功能。相对而言，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所反映的国家形象，更具有持久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中国的功夫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以及京剧、民俗、民间文化等，都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塑造手段。 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华丽、丰富、恢弘，特别是对中国“和”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的阐释，对于塑造一个文明灿烂、文化独特、改革开放、求新求变的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不仅震撼了世界，而且也使一些对中国国家形象比较负面的评价发生了改变。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闭幕词中指出，“通过本届奥运会，世界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中国更多地了解了世界”，“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⑩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中国作家莫言，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2015年年底至2016年4月期间，刚刚搬到新校址的某外国语学校部分学生不断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和疾病。学生家长调查发现，学校北面有一片工地，原本有三家化工厂，化工厂生产的大量氯苯、环芳烃、汞、镉等污染物严重超标，导致所在地块成为“毒地”。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我国因污染退化的土壤数量日益增加、范围不断扩大，土壤污染正进入集中多发期。土壤污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之一。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的土壤污染风险源分布地图显示，当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形势已然十分严峻。我国东部、中部和沿江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集，西藏、新疆、青海等少数西部地区土壤污染风险源密度低。 其中，南方比北方更集中，珠三角、长三角、湖南东部地区，乃至浙江南部沿海和赣南地区的土壤污染源密集。土壤污染源多沿河分布，不仅沿珠江三角洲水道河网、长江中下游、黄河沿线以及钱塘江分布，还集中沿湘江以及海河与淮河部分支流分布。此外，部分高风险行业分布密集，比如珠三角的电镀和金属表面处理，湘江流域的有色金属开采及冶炼，河南孟州和浙南的皮革行业，河南三门峡地区的矿产行业等。 事实上，早在2014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历经八年调查，共同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就显示，我国土壤污染总体形势不容乐观。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为19．4％。在630万平方公里被调查土地上。有7％的点位被测出镉超标。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主任表示，土壤环境质量受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工矿业、农业生产等人类活动和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土壤污染防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我国的“家底”太薄。 据了解，当前我国颁布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保护区域自然生态，将土壤质量维持在自然背景值的一级标准全国“一刀切”，不能客观反映区域差异；为保障农业生产，维护人体健康的二级标准，以及为保障农林生产和植物正常生长的三级标准，指标限值存在争议。 此外，由于调查时间跨度大，加之调查方法不统一、调查精度相对较低，难以准确掌握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2016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提出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并规定2018年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情况，2020年年底前掌握重点行业企业用地中的污染情况。“在有限的资金、时间内对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是个挑战，只能进行相对的详查。”一位工作人员说，详查涉及如何布点问题，点位要有代表性，因为调查的点位最终要转化成面积，也涉及重度、中度、轻度污染区的划定。“未来可能每个点位代表一定的亩数，但精确到每平方米很难做到。” 目前，我国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规定分散体现在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业法等法规中，大多是原则性、概括性的，缺乏明确污染土壤的管理责任、修复技术、融资机制、风险评估等的相关法律细则，不具有可操作性。 有报告称，我国环保技术研发(不含环境友好产品)占营业收人(不含环境友好产品)的3．2％。环保技术研发以研发单位自有资金为主，政府投入仅占7．9％。而且水污染控制技术和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为当前我国环保技术研发的主要领域，而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辐射污染防护技术研发薄弱。 另外，在污染要素产业结构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相关产品和服务占其环保产业营业收入约60％，土壤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相关产品和服务占30％，而我国的上述两个比例分别约为80％和10％，具有充分的不同污染要素间产业结构调整空间。 2．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土壤地理学家B在谈到我国土壤污染治理工作时说，土壤污染问题十分复杂，这也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国家土壤污染工作进程缓慢。 我国土地污染的成因复杂，治理难度较大。据介绍，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耕地总面积20．25亿亩，全国每年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减少耕地面积约600万亩，且减少的多是优质耕地。 据统计，我国每年化肥施用量超过4100万吨。虽然施用化肥是农业增产的重要措施．但长期大量使用氮、磷等化学肥料，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土壤板结、耕地土壤退化、耕层变浅、耕性变差、保水肥能力下降等问题，未被植物吸收利用和根层土壤吸附固定的养分，都在根层以下积累或转入地下。残留在土壤中的氮、磷化合物，在发生地面径流或土壤风蚀时，会向其他地方转移，扩大了土壤污染范围。 我国污水灌溉农田面积超过330万公顷。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中，含有氮、磷、钾等许多植物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合理地使用污水灌溉农田，有增产效果。但未经处理或未达到排放标准的工业污水中含有重金属、酚、氰化物等许多有毒有害的物质，一旦流人农田，将在灌溉渠系两侧形成污染带。 此外，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有害物质，在大气中发生反应形成酸雨，通过沉降和降水而降落到地面，会引起土壤酸化。 相对于较大范围的耕地污染，局部地区严重污染主要是由工矿企业污染排放造成的。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偏重，污染物排放总量接近或超过环境承载能力，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突出。 实际生活中，大气、水和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一般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发现。而土壤污染则不同。它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进行分析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甚至通过研究对人畜健康状况的影响才能确定。因此，土壤污染从产生污染到出现问题通常会滞后较长的时间，土壤污染问题一般都不太容易受到重视。当初日本的“痛痛病”经过了10--20年才被人们所认识。另外，污染物质在大气和水体中，一般都比在土壤中更容易迁移。这使得污染物质在土壤中不像在大气和水体中那样容易扩散和稀释，因此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超标，同时也使土壤污染具有很强的地域特征。 据调查，全国320个严重污染区约有548万公顷土壤，大田类农产品污染超标面积占污染区农田面积的20％，其中重金属污染占80％，粮食中重金属镉、铬、铅、汞等的超标率占10％。而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许多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而且不同于大气和水体受到污染在切断污染源之后能通过稀释和自净化作用使污染问题不断缓解，土壤污染物很难靠稀释和自净化作用来消除。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往往很难恢复，有时要靠换土、淋洗土壤等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其他治理技术可能见效较慢。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 3．德国在工业化阶段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首先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随后对土壤进行全面长期监测，全国建立800多个监测点。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99。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作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迫于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承担。 另外，美国环保局(EPA)在1995至1996年间制定了棕色地块行动议程，1997年5月，克林顿政府为落实这项议程，发起并推动了“棕色地块全国合作行动议程”。在该议程的倡议下，美国国会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的投资。美国2001年通过的《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免除中小企业有关1980年《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中的一定责任，促进棕色地块的清除和再利用，为棕色地块振兴提供经济援助等进行了规定。 此外。美国在污染管理中特别注重非政府组织、公众的参与和环境治理信息的充分公开，其法律规定污染地块的治理是各级政府及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地方社区的共同任务。公众参与，可以提高土壤保护与治理的社会化和专业化。 4．我国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于2017年6月22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贯彻落实“土十条"要求，推动土壤污染依法防治的重要一步。仅从法律名称上就可以看出，立法对象是土壤污染防治，而根本办法是“一防、二治”。当前，从农村耕地到城市用地，人们对“餐桌的根本”“脚下的环境”关注度提升，必须正本清源，全面治理。 亿民赖此土，万物生斯壤。我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但主体尚好，因此“防”的任务远重于“治”的任务，必须把更大精力投入到防止土壤污染蔓延上。要坚决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有预防花一块钱而不舍、管控花十块钱而不得、末端治理一百块钱却不心疼的思维。国际经验教训证明此路不通。毋庸讳言，一些地方土壤土地治理工作中，“宁治不防"“末端表彰”的倾向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华大地960万平方公里，尚未被污染的“好土”是主体，对此必须优先保护。使这些未受污染的土壤土地能够保持良好状况，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水为生命之源，土为生息之本。一“源”一“本”，表明人与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互为因果，而缺乏自净能力的土壤是各种人类污染的最终承载体。土壤污染处于“末端污染”，要抓“本”治“源”，不仅要从工农业生产、城乡居民生活污水排放着手，更要管住生产生活“上游”的土地规划、城乡规划。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所强调的，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的区域，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要对可能造成污染的建设项目坚决说“不”。 对污染了的土壤要标本兼治，要在政策、技术、融资上予以法律支持。特别要重视的是，在作物消毒、土壤清洗、土地修复等新兴的产业领域，我们要鼓励创新，引导社会资本进入，但必须防止“抗生素滥用”式的二次污染。 5．M市原本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可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该市土壤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已对民众的身体健康和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此，该市相关部门邀请社会各界人士，组织了一次关于土壤污染治理的座谈会，以下是与会人士的发言记录： 某农林大学教授：如今，大多数农民对科学用药、平衡施肥知之甚少，不能根据作物生长规律、土壤养分状况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只是一味单纯地加大剂量滥施农药，结果不仅造成化肥农药利用率不高，而且对环境产生了严重污染。 在农村，有机肥的使用率很低。有机肥中的主要物质是有机质，施用有机肥可以增加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改良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熟化土壤，培肥地力。既然有机肥比化肥好，那么为什么农民都喜欢用化肥呢?有机肥和化肥的区别，就好比是中药和西药的区别一样，中药讲究的是慢慢调理体质，西药讲究的是又准又猛地解决问题，但副作用也不小。有些农民只关心产量不关心质量，而化肥正是因为能立竿见影地提高产量才备受青睐。 驻村干部：这几年村里畜禽粪便对土壤的污染也十分严重。据了解，以前村里的畜禽养殖规模都比较小，种植、养殖不分家，畜禽粪便大部分作为农家肥，对环境污染较轻。可随着畜禽养殖业的迅猛发展，畜禽养殖业正逐步向集约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村里曾经划定的养殖禁区也被养殖户占用，禁区名存实亡。如此一来，不仅污染总量大幅增加，而且污染呈相对集中趋势，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污染源。 学者：污染企业不少都是纳税大户，相关部门很多时候对于污染企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执法人员在接到举报后，前往现场也是走走过场。而且，治理污染企业涉及环保局、工商局等多个部门，部门之间权责不清，相互推诿、不作为的现象严重。目前，政府虽然清理了一批重污染企业，但对搬迁或转产转业的企业造成的土壤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污染等，法律没有明确土地污染的追究依据，往往是企业一走了之，土地污染的后遗症无人问津。 环保部门代表：当前我市已经开始启动土壤污染修复项目，但“钱从哪里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现有土壤修复资金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融资渠道单一。土壤修复工程投资大、周期长、收益低，所以很少有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如何解决土壤污染防治的融资问题，是当前土壤污染修复与治理的核心问题。 环保专家：我国的土壤修复技术滞后影响修复质量。目前从事土壤修复的企业大都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因为没有资质要求，准人门槛低，这个行业从业人员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另外，由于土壤修复需要的相关设备和药剂大部分需要进口，修复成本十分高。因此，缺乏相应设备也制约了土地修复企业的发展，导致在实际土地修复中土壤修复的质量不高。 6．近年来，“大地之殇”引起广泛讨论。诸多网友疾呼，保护土壤，维护“大地母亲”的健康已刻不容缓。以下是某网友著文节选： “厚土的肩上承载着社会、经济的前方，它的怀里孕育了一个人、一个国的梦想。可当我用手掌摸索这广袤的土地：这一角只有干裂，那一角只有枯黄。这一片土壤本该是我的家乡，春天鸟语花香，嫩柳折断有奇异的芬芳；秋天满目金黄，麦田里盈着醉人的稻香。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低下了头颅。哭泣着生命的消亡。” 作答要求

材料一黄村，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庄，每年“寻茶”而来的游客就超过两万人。2019年，村里基于茶厂的各自特点打造了风格不同的“到黄村吃茶去”接待点，又发动农户，把闲置的古旧民居改建成接待中心，又在村头建了大停车场，村道上安装了特色路灯，布置了乡村小夜景，“黄村特色茶部落”应运而生，成了W县推进茶旅融合发展最具特色的写照。为解决W县地处山区交通不畅的问题，县里兴建了一条12公里长的环山道路，通过截弯取直和路面整治对原有的茶山道路进行改建扩建。为方便游客在景区内观光游览，县里还配备了10辆电瓶车。“旅游观光轨道交通项目一期开通试运营以来，游客的观光体验比起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轨道交通项目负责人说，这条线路从高铁站至景区南入口，全长26.43公里，途经大片茶山，可以让游客领略茶乡美景、感受茶文化魅力，推动更多茶园变身“打卡地”“美丽风景线”。“我们重新规划和调整了茶园布局，腾出的空间用于发展一批集休闲观光、知识科普、采摘体验、茗茶品鉴为一体的茶旅融合项目。”县茶业局张局长介绍说。这些项目以茶旅小镇、茶文化园、茶主题民宿等为载体，融入了茶文化内涵，增添了山水情怀，不断创新茶旅融合产品与业态，让游客吃有茶味、住有茶香、行有茶路、游有茶韵、购有茶礼、娱有茶戏，营造出了全过程、全要素的茶旅体验。走出小镇，举目所见的是绵延起伏的茶山。“14万亩茶园不再仅仅是茶叶产地，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天然大景区。以茶为媒，以旅为用，游客不仅能参观生态茶园，吃农家宴，了解制茶器具和工序，还能参与茶叶制作的过程，体验一场‘全浸式’茶文化之旅。”茶叶技术员小田说，过去卖茶叶，价格波动大，收入不稳定，如今卖风景、卖茶文化，很多村民都融入到茶旅融合产业中，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了。“从文化角度来看，茶文化往往与传统文化、养生文化及道德修养结合紧密。从产业匹配程度来看，茶产业和旅游产业存在天然的契合度。”茶叶协会王副会长介绍说，中国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积淀了庞博、精微、厚重的独特文化。茶旅融合就是通过旅游、观赏、娱乐、体验、休闲等方式，去欣赏茶、茶园、茶叶加工技艺，感受茶文化所蕴涵的价值和人文精神。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各类茶文化相关的培训班纷纷涌现。星愿茶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培训工作的吴经理表示，公司每年都会培训一批茶艺传承人、茶旅从业者等专业人才。她说：“我们不定期地组织茶文化进校园、茶文化主题研学等活动，在中小学生中传播茶文化知识，每年都要组织专业团队创作和表演以茶文化为主题的文艺节目，推动茶技艺和茶文化在全社会的推广普及，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茶旅融合也为传统茶企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们依托茶叶地理标识，主打品牌营销战略，挖掘茶叶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用文化元素包装产品，改变了传统橱窗式、订单式的营销方式，形成了多元化的营销模式。”启辉茶叶公司李经理介绍。李经理从事茶叶营销多年，他认为，将科技与茶旅结合，通过影像展示、创意装置、主题场景等方式，为游客带来了更多的互动感、新奇感和体验感，也展现了传统茶文化的现代“玩法”。在县茶业局的展示大厅里，陈列着W县茶文化发展历史图片和相关资料。张局长表示：“我们充分挖掘丰富的茶文化史料，通过广播平台对外播放2300余集特色故事；主办全国茶文化短视频征集大赛，共征集短视频千余条，曝光量超1.2亿次，向大众展示了W县茶旅等特色资源，推动茶产业和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材料二普惠金融，顾名思义，就是将优惠的金融服务提供给更多的人，特别是急需资金支持的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人们。普惠金融服务如何落地？在多山多水的F市，为了将金融服务送到山间、沿海的家家户户，当地探索形成了别具特色的“背包银行”模式。什么是“背包银行”？“就是银行的客户经理背上包包就进村了，挨家挨户去普及金融知识、推广金融服务。”F市某国有银行支行刘行长说。2019年以来，为发展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F市每年都选派100名优秀的信贷客户经理到100个特色产业村担任金融村官，他们背上背包，走出柜台，走进村组农户和田间地头，向这片乡村热土浇灌金融活水。蟹苗养殖培育是七房村的主导产业，每年三四月份，正是养殖户采购蟹苗、饲料，扩大生产经营的时节，不少养殖户都面临较大的资金周转压力。2023年3月，金融村官小梅根据前期调研的结果，在充分掌握了蟹苗养殖信用户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向上级部门申请了专属金融产品“蟹苗贷”。“我们一直把服务‘三农’作为普惠金融的重点，不仅放款速度快，手续简单，年利率也低，比市面上大多数金融贷款要低1.5至4个点，按照借10万元来算，一年能省至少1500元。”小梅说。有了金融支持，七房村蟹苗养殖规模大幅度提高，村民的养殖意愿越发强烈。“2023年养殖收入增加了快一倍，好多村民都买了小车，今年又引入了新的蟹苗品种，规模进一步扩大，村民们日子越来越好啦！”小梅的声音难掩喜悦。“虽然我是残疾人，但我致富的决心可不比其他人差！”村民老陈原是西界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早年间因意外不幸失去左手，劳力较差。在得知老陈打算养猪却苦于没有启动资金后，金融村官小刘积极对接，了解到他有丰富的养殖技术和经验，且家里边有约600平方米的场地可以用来办养猪场后，小刘为其制定了无抵押的信贷支持计划，发放了扶贫小额贷款。今年，老陈想扩大养殖规模，小刘继续为其争取资金支持，又发放了贷款5万元供其购买猪仔，目前养殖规模已增加到了300头。有了信贷资金支持，勤劳肯干的老陈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打药用上无人机，原本几天的工作现在两小时就能完成了，高科技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多亏了我们的金融村官小李啊！”老钟指着不远处正在喷洒农药的无人机，开心地说道。老钟是茗香茶厂的老板，随着茶园的扩大，传统的人工喷药方式费时费力，如何改造升级？农民出身的老钟没了主意。一天，小李到家闲聊，老钟把他的困扰告诉了小李。虽然这项业务和金融服务无关，但小李总觉得可以为老钟做点什么。他上网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植保无人机可将农药喷洒到茎叶背面和根部，能节约农药并有利于减少农药残留和环境污染。在帮助老钟明确了升级方向后，小李又借助省行资源帮助他成功引入了先进实惠的无人机施药技术。“现在，我们这个无人机每启动一次，就可以节约人工成本1万元左右。”老钟对这项新技术赞不绝口，“我们对很多新鲜事物不了解，是小李把城里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理念带给了我们。最近他又教会了我直播带货，现在我的茶都卖到国外去了……”老钟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背包银行不仅为农村送去了普惠金融服务，对农村的信用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刘行长说，随着金融村官对各村情况的摸底了解，F市对上万户农村家庭进行了评级、授信，初步建立了农户信用档案，半数以上农村家庭被认定为“信用户”，可以享受到更优惠、便捷的绿色金融通道。由于大部分农民无抵押、无担保，在评估“信用户”的时候，F市就采用精神文明与信誉评定双重考核标准，把邻里和谐、孝道等道德元素纳入考核，在推进乡村信用建设的同时，也推进了农村的精神风貌。“在背包银行模式形成之初，我们担心年轻人不愿意舍弃城里的舒适生活奔赴偏远的农村，几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些高素质的青年才俊到了乡村之后，工作踏实，头脑灵活，方法多样，都能够下沉一线，真心地服务农民。”刘行长说，去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报名要加入背包队伍，参与到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我们看到这么多年轻人愿意走向农村、服务乡村，既有喜悦也有欣慰，准备在F市更多的村庄开启普惠金融背包之旅。”材料三近年来，S县乘着新时代改革东风，发展了一批特色产业，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加上毗邻省会城市，吸引了许多大学生来此就业。为进一步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县委人才办、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开展了“人才服务大家谈”线上意见征集活动，不少网友就人才落户、住房保障、医疗保障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以下是一些关于大学生租房问题的留言：·中介的欺骗行为很让人恼火！要么就搪塞你，图上的房子已经租出去了；要么先把人骗出来看房，然后敷衍说现在价格翻倍了。很多人看了几套，觉得累了，可能就直接签了。朋友们，我就想知道你们的一居室都是怎么找到的？·2023年，我在S县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朋友说她租的套房还空一间，邀请我与她合租。由于实习时长是3个月，我朋友跟房东反复强调只租3个月。房东满口答应，但提供的合同上租期却是一年。房东表示这只是中介公司的合同模板，实际操作可以按聊天记录的约定来，我们就签下了租房合同。然而入住仅两个月，房东就开始催缴下一季度的房租，否则就让我们搬离。后来协商无果，我们只能搬走，房东扣除了第三个月的租金和全部押金。虽然很生气，但因为这是合同中规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在校内“租房信息交流群”找到一套与自己需求较为匹配的房子，价格也比较满意。临近约定看房的时间，房东提出需要预交300元定金，以体现看房的“诚意”。虽然将信将疑，但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比这个看起来更合适的，就将钱打了过去。看房后感觉也还行，正准备签约，房东却将原本标价一个月1000元租金的房子，涨到了1500元。我当然不愿接受，于是被房东扣除了200元的定金。房东说我看房不租导致他损失了今天的生意，所以我需要承担这部分损失。·除了房屋的租金，电费1.5元一度，水费5元一吨，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费用，实在太贵了。我们刚毕业，本身就没什么钱，还要一年起租、押二付一或押三付一，真的很难承受。退租的时候还经常会以各种理由克扣一部分押金。·刚来时因为没有多少钱，我就找了一个三居室隔成六七间的群租房，租了其中一间，价格倒是很便宜。但没多久，这里就被举报了，我们被强制清退。找房东退押金时，才知道租给我们的“二房东”早就跑得不见踪影了！·房租有时候还不是最头疼的问题，关键是花了钱可能还住得不舒心，比如说押金难退、水电乱跑、随意清退等等，非常折腾人。·我们大学生刚毕业，资历浅，县里人才房只有几栋，太少了，根本轮不到我们。现在，连很多大城市都在出台政策吸引人才，我们县更要多建一些公租房、人才公寓，最好能给应届大学生和实习生提供最长三个月的免费公租房。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未来才能发展得更好更强大。·租房平台的信息一点都不真实，价格和房源都不透明。网上图片说好1500元/月，去到那里给你找2000元/月的，还是差的那种。找中介又怕被坑，太难了。能不能建一个由政府背书的平台，免费发布住房信息。对发布假房源的，一定要严惩！·招租各种好，入住坑不少，满眼都是泪！退租时被告知合同下面写了一行小字，设备使用费500元，房屋清扫费200元。·我们虽然在这里工作、居住，但户口还在老家。因为房东不愿意配合我们办暂住证，所以很多市民权益我们没法享受。还有，同住一个小区，我们租房的和业主待遇大不一样。比如说停车费，业主都是50元/月，而我们要100元/月。·作为被伤害过的租客，真心希望政府能够建立有效的制度，整顿房屋中介公司的乱象；对已违法的公司保持追责，请一定要严惩他们。大多数人生活不易，还请相关部门不要再让他们伤害我们！·刚毕业或者正在实习的学生工作一般还没有稳定下来，要是工作变动，押金都没得退。可否解决租期必须“一年”“半年”起租，否则扣押金的问题呢？材料四在裕民社区“爱上锅巴饭”的后厨，老李忙活着给客人制作餐点，门店里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老李没有休息时间，一年前还在外漂泊的他，如今已经是小店的老板；梅姐是裕民信合花园物业公司的一名员工，曾经在家待业的她如今通过应聘完成了从“家庭主妇”到“职场女性”的转变。这样的“变形记”每天都在裕民社区上演。“我们裕民社区是在A市‘南扩北升’基础上建起来的‘年轻’社区，属于易地搬迁社区。去年，我们社区被评为第五批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这实属不易。我们社区外来人口多、人口流动性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在我们这个社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社区党支部张书记说，“我和这些搬迁群众一样，都是这个小区的新人，这里就业岗位不多，做好原住居民以及搬迁群众稳岗就业工作，就是我到任后要破解的首要难题。”就业岗位不多，那就想办法开发新的岗位。为了实现就业岗位“开源”，裕民社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力。社区规划办全员出动拉项目、谈项目、筹资金；社区市场监督协管员成了服务“店小二”，负责协助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在社区内申请创业补贴，办理相关证照。“短短两年，我们社区就促成一个大型超市、一批商户的开业和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收银员、理货员等600余个工作岗位。我们还引进了1个公园、1个景观廊桥项目的建设和4个楼盘的开发，这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建筑类岗位300余个。”社区建设办翁主任说。此外，裕民社区还与辖区企业、商户签订《促进充分就业合作协议书》，双方共享求职招聘信息，鼓励企业、个体工商户为本社区群众优先就业、就近就业创造积极条件。农村搬迁劳动力绝大多数没有一技之长，文化素质参差不齐，转移就业难度大。促进搬迁劳动力充分就业，社区的工作该怎么做？家住裕民社区的叶女士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待业在家的她日常喜欢刷短视频。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前参加的社区组织的电商中高级培训班改变了她的生活，让她的日常爱好变成了谋生手段，从此打开了直播带货的大门。裕民社区加大失业人员的就业砝码，通过开展职业培训，让原本就业“单选题”变为了择业“多选题”。根据失业人员的培训需求，社区主动联系市人社局组织开展技能培训。“2022年，我们依托市职业培训学校和电商中心，组织220名搬迁群众参加月嫂、烹饪、电商直播等培训，90%的群众都通过培训开创了自己就业的新路……”张书记信心满满地说，“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我们就是要让搬迁群众头脑灵起来、信心强起来、思想活起来！”夏大姐是裕民社区第四网格的网格长，定期做好片区劳动力的摸排登记和后期跟进服务是她的重要工作之一。无论春夏秋冬，夏大姐得空就去入户走访，平日里群众咨询电话不断，定期她还要发放调查问卷，对社区的家庭劳动力状况、就业情况、搬迁群众的技能水平和培训意愿等情况做摸排，并将摸底情况分门别类建立台账。平日里她都会随身携带自制的“劳动力小册子”，随时翻看补充，还经常“点对点”推荐合适岗位，并对新就业人员在上岗的一个月内进行回访，夏大姐说：“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需要耗费大量的心血。”“政策咨询、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托底安置”，裕民社区办公室的任务栏上赫然写着这些大字……在裕民社区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居民只需要“走进一扇门”，便可办好就业创业相关的事情。此外，针对就业困难人员，裕民社区还实施“一人一档”“一人一策”，重点解决帮扶问题。2022年，58岁的老周找到夏大姐，想要找份工作，但他既无年龄优势又无技术特长。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在夏大姐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最终老周在社区里的一家公司当上了保安。目前我们社区4028名劳动力就业率达到了97%，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到98%，认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100％。如今的裕民社区虽然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目标，但张书记不敢有丝毫懈怠，他说：“接下来，我们要密切跟踪就业形势发展变化，重点关注现有就业人员的稳岗问题，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和下一阶段稳就业工作，更好服务社区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