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制造业是浙江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经济发展之基、富民之源，深刻地影响着浙江“两个高水平”建设。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出口高增长阶段，还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浙江率先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转型升级阶段，传统制造业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规模大、占比高、技术成熟的传统制造业不仅是现代产业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是新兴产业的孵化基础。 当前，浙江传统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和阵痛期，面临着一些亟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素质性、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根据2016年度统计数据测算，全省10个重点传统制造业用47%的工业用地、73%的能耗、85%的排放、43%的用工，贡献了43%的工业增加值和40%的税收，投入产出效益总体偏低。在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研发经费支出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等关键指标上，总体低于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以纺织行业为例，浙江纺织行业规模上企业数量庞大，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仅有3家，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14个百分点。材料二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制造业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是主要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共同经验。18世纪中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于英国，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制造业快速崛起，推动英国率先完成工业化。19世纪末，德国、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在电力、机械等领域形成领先优势，实现了现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钢铁、电子、汽车等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撑下，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完善升级的制造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观一些曾经也在工业化上取得不俗成绩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放松对制造业发展的坚持，特别是忽视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陷入了经济增长缓慢、收入提升停滞的“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全球经济在开放与保护的较量中艰难前行，贸易保护主义为世界经济蒙上阴云，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制造业承受着更大的挤压风险。2017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启动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工作，并将其列入“富民强省十大行动计划”，聚焦聚力高质量、竞争力、现代化，充分利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不断提高传统制造业高新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2018年，《浙江省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行动计划(2018-2022年)》出台，该计划围绕消费品、原材料、机械装备及零部件制造三大领域，在2017年确定的纺织、服装、皮革、化工、化纤、造纸、橡胶塑料、非金属制品、有色金属加工、农副食品加工等第一批10个重点行业基础上，增加汽车零部件、低压电气、金属制品、泵阀轴承、家具及竹木制品、家用电器、文体用品等第二批7个重点行业，基本实现主要传统制造业门类“全覆盖”。 经过2017年至2019年两年多的努力，浙江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省累计淘汰落后产能企业5760家，整治提升“低散乱”企业(作坊)10.1万家；累计盘活存量建设用地44.32万亩，腾出用能空间506万吨标煤。有效利用盘活空间，加快先进制造和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建成小微企业园726个，入驻小微企业3.73万家。截至2019年，全省上云企业达到32.5万家；建设121个“无人车间”、“无人工厂”，130个骨干数字企业，127个数字化重大项目，100个数字化园区。传统制造业领域建成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809家，建成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51个。全省拥有年产值超千亿元集群12个，超百亿元集群80多个，累计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21家，居全国前列。 两年多励精图治，浙江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不到5％回升到6％左右，增加值率从18.2％提高到20.8％，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8.1％，亩均增加值从80多万元提高到近100万元，传统制造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50％以上，有力支撑了工业经济在高基数上的高质量发展。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的浙江实践表明，传统产业并不是落后产业，也不是夕阳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没有落后的产业。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各地从培养“一村一品、一地一业”起步，再到推进块状集聚、特色发展，传统制造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大发展大繁荣，影响力、竞争力不断提升。浙江块状经济发达，全省年销售收入20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130多个，为全省工业贡献了50%的产值、利润和就业。许多产业的产业链条基本完整，综合配套相对健全，大中小企业合作协同，形成了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同时，浙江拥有大量的专业市场，义乌市场、柯桥轻纺市场、海宁皮革市场闻名遐迩，还拥有全球最大的网上市场，实体市场与网络市场共同发展，线上线下市场相互促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推动传统制造业设备智能化、生产自动化、管理信息化等方面，已经彰显出巨大的影响力，为打破传统路径依赖、破解瓶颈制约指明了方向。正如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说的，任何传统产业只要加上知识和技术，都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制造业只要主动去拥抱科技革命，把科技革命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输入体内，就能持续保持强健体魄，从而变粗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增长，变传统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 很多传统制造业都是为人类衣食住行提供产品的。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社会购买力越来越强，传统制造业的市场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增长，市场空间依然十分广阔。从消费渠道看，“互联网+电商”快速发展，网上零售额占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大幅提高，浙江拥有阿里巴巴等电商平台企业和信息经济优势，浙货“出海”、“上网”营销渠道更加宽广。但也要清醒认识到，现在的市场需求，已不是过去对模仿型、排浪式低端产品的需求，而是对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消费升级，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由传统消费向新型消费升级。市场永远都在，关键是要适应消费升级新趋势，增强供给有效性。 浙商是浙江最珍贵的金字招牌，也是浙江发展最倚重的力量。这些年，面对传统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广大浙商不畏惧、不退缩，迎难而上、乘风破浪，向创新要动力、向转型要出路、向品质要效益，走出了一条条卓有成效的转型升级之路。 近年来，浙江坚持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撬动方方面面领域的改革，不断激发产业发展的内在活力。深入实施“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的改革，统筹推进事项梳理归集、数据共享、标准化建设、事中事后监管等工作，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办事效率，努力变“企业跑”为“数据跑”、“政府跑”。同时，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减税降费政策，深化企业减负担、降成本改革，2019年共为企业减负2280亿元，5年累计超过6000亿元。材料四 在宁波，除了临港工业，还有慈溪家电、余姚塑料、宁海模具、象山针织、奉化气动元件、海曙纺织服装等门类齐全、层次多样且高度密集、区域特色鲜明的传统制造业集群，在模具、轴承、液气密、紧固件等细分领域形成比较优势。 服饰纺织业巨头S公司的染色车间遍布先进机器，鲜见操作工人，更看不到各色染料，一改过去人们对传统纺织印染企业“大染缸”的印象。S公司目前市值超过千亿元，凭借雄厚实力，完全可以在高回报的资本市场呼风唤雨，为什么坚决不做？S公司董事长对此轻描淡写：做好一件事，就很不错了。正是得益于这种“专注”，S公司在风浪中搏击壮大，成为全球最大的纵向一体化服装制造商，连续数年名列中国针织服装出口企业出口规模第一位。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宁波制造业，当初多是由一些有胆有识的农民“洗脚上田”办起来的。办企业，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时势变迁也让许多企业家认识到，坚韧不拔不是一成不变，创新才是制造业的灵魂所在。 一根纱线进去，45分钟后，一件成衣就做好了。拿在手上细看，这件成衣没有一处接缝，真正的一体成型，把纱线变为成衣的“魔术师”就是宁波C公司。从最初的手摇横机到最新的一体成型电脑横机，C公司始终深耕针织装备的研制。伴随着一轮轮产品迭代，C公司也实现了自身研发与制造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前针织装备德国第一、日本第二，我们跟在后面跑。从跟跑到领跑，现在我们做到了行业第一。后面追兵紧追不舍，我们更要加快跑。”C公司董事长说。材料五 客观实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新特点。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风险、面临的难题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过去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些矛盾不存在了，但新的矛盾不断产生，其中很多是我们没有遇到、没有处理过的。如果守着我们对过去中国实际的认识不动，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我们就难以前进。我们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辩证分析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材料六 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对浙江制造业的一场突击考试。疫情给浙江制造业带来较大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倒逼制造业企业危中寻机，主动加大技改力度，提升智能化水平。 抗疫之初，正值春节，浙江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服产量基本为零。但仅用1个多月时间，浙江就扭转了医疗防护物资供应难的局面。这背后，一批冲在一线的浙江智能制造企业表现可圈可点。在金华，H机器人科技公司技术团队仅用15天时间，就帮助市内5家口罩企业将产能提升20倍，从日产3万只到60万只。2月份，浙江重点口罩机生产企业产能和产量分别是26台和6台，而到3月份这两个数据分别达到400台和350台。“扭转困局的背后，浙江智能制造功劳不小。而它们之所以能迅速‘转身’，不是凑巧，实则为浙江制造之变。”省经信厅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 疫情来袭，用工需求量大的温州工业企业率先意识到，以往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式，很难经得起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中小企业各有各的发展路径，然而疫情倒逼，让不少制造企业不约而同走上了“技改”这条路。程某是一家摩托车配件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更早嗅到了“复工危机”――满满的订单和一时无法返岗的员工，这意味着想快速复工必须另寻良方。于是，他紧急联系了温州市智能制造研究院工程师凌某，启动了企业技改项目。这样的故事还在不断上演。自研究院复工以来，不断有企业主动找上门要求“体检”，“忙得忘了吃饭”已成为凌某的工作常态；而在去年这段时间，他才收到零星几家制造企业的技改评估预约。材料七 2020年3月，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杭州召开。会议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引领，锚定目标、突出关键，开辟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新路径，力争今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显著特征，到2025年建成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强省，到2035年基本建成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6月，浙江省委十四届七次全会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 努力建设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决议》，提出要从10个方面努力建设好“重要窗口”。“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顺势成为10个方面“重要窗口”之一的“努力建设展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的重要内容。 之前的2003年，也是浙江制造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当年6月，随着“非典”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进入新阶段，浙江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全省工业大会，明确提出“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7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举行，首次全面系统概括浙江发展的八个优势，提出指向未来的八项举措，即“八八战略”。其中一项正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造业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内外市场开放发展、产业链联动发展、产业融合发展态势越来越明显，制造内容、制造形态、制造方式面临深刻变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特别是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之中。大变局、大变革、大事件都摆在那里，躲是躲不过去的，关键是怎么去看？怎么去应对？怎么去抢抓机遇、化危为机？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一路坦途的。大变局、大变革、大事件中困难与机遇同在、挑战与希望并存，战胜挑战就是新机遇，克服困难就能再上新台阶，这就是辩证法。

二、给定材料 “海尔”，中国家电业的骄子，世界电器行业新升起的一颗巨星。其产品占有国内家电市场份额的30%以上 并出口美、加、比、德等国家，仅在美国就占有家电市场份额的20%。 “海尔”的成功，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国内外众多的媒体都曾进行高频率的报道。 假如你是省经贸委的工作人员，需要你通过“海尔”的成功，探询其成功的奥秘，从而为国有企业与市场经 济相结合提出有见地的方案和对策。 1、1984年，两个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合并成立了青岛电冰箱总厂，由当时担任青岛市家电公司副经理的张 瑞敏出任厂长。当时，各种牌号的电冰箱挤满了市场，国外产品蜂拥而人。尽管市场上中国自己的冰箱品牌不 少，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名牌冰箱”。名牌还几乎是洋货的代名词。于是，张瑞敏果断提出：“要么不干， 要干就要争第一，创名牌”。到厂后，张瑞敏做了一件使全体职工致死也会刻骨铭心的事：将76台电冰箱当众 砸毁，并宣布，从他到所有的管理人员全部受罚。从此，全厂职工悟出厂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质量是企 业的生命，生产劣质产品等于砸自己的饭碗。 2、1985年，以“琴岛一利勃海尔”命名的电冰箱正式投放市场，很快以高质量、高技术赢得广大消费者的 信任。1987年，海尔被48家大型商场联合推举为最受消费者欢迎产品电冰箱类第一名。1989年，原材料价格失 控，其他冰箱品牌纷纷降价促销，许多冰箱厂关、停、转的情况下，海尔冰箱始终畅销不衰。 3、1991年，青岛电冰箱总厂兼并了青岛电冰柜厂和青岛空调器厂，组建了由张瑞敏任总裁的海尔集团公 司。冷柜总公司和空调器总公司都是独立的利润中心。集团分别向他们选派了主要领导，投入了适量资金，并 输人海尔管理模式。两厂迅速起死回生。1995年7月，青岛政府决定将青岛红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划归海 尔集团，这标志海尔正式进入洗衣机领域。12月，海尔又出资收购了武汉希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60%的股权， 成立了武汉海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1992年，海尔举债8000万元买了720亩地，决定筹建海尔工业园。 1993年，海尔将经过股份制改造的海 尔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筹得资金3．69亿元。靠着启动资金边投资、边建设、边设计，成 片开发、滚动发展。仅用3年即建成了中国目前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 5、1996年，海尔实现销售收入62亿元、利税3.1亿元。这一年世界500强最后一名企业的年销售额折合成人 民币是700亿元，是海尔的十几倍。 6、海尔的组织结构是：集团下辖冰箱事业发展部、冷柜事业发展部、洗衣机事业发展部、空调事业发展 部、金融事业发展部及生物工程事业发展部，事业发展部下辖若干事业分部。集团为投资中心，事业部为利润 中心，事业分部为成本中心。 7、1999年，海尔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目标是使海尔成为国际名牌，进人世界500强。 8、2000年4月5日，张瑞敏在世界商学院高级经理人教育联盟在亚洲举办的年会的闭幕式上做了《海尔的竞 争优势在于创新》的主题报告。主要观点如下： ——只有淡季的思想，没有淡季的市场。海尔不仅生产出洗涤5公斤衣物的洗衣机，还生产出节水节电的洗 涤1.5公升衣物的“小小神童洗衣机”，远销日本和韩国。 ——用户的难题就是我们的难题。 ——企业就像斜坡上的小球，向下滑落是它的本性：要想使它往上移动，需要两个作用力；一个是止动力。 保证它不向下滑，这好比企业的基础工作；一个是拉动力，促使它往上移动，这好比企业的创新能力。且两个 动力缺一不可。 ——赛马不相马。我们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出人才的机制。海尔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个基本做法是“赛 马”而非传统的“相马”。即给海尔的每一位员工(上至副总裁下至普通员工)创造一个发挥才能的机会和公平 竞争的环境，从而使企业整体充满活力。 ——国际化就是本土化。即当地设计、当地制造、当地销售以及当地融资、当地融智。如在美国，海尔在洛 杉矶建立了设计中心，在南卡罗来州建立了生产工厂，在纽约建立了营销公司，三位一体，以形成本土化海 尔，其雇员也是美国人。什么时候，美国人不在认为海尔是中国的海尔，而是美国的海尔，海尔在美国就算成 功了。

二、给定资料 材料1： 今年3月，浙江省台州市政府与该市9个县(市、区)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状，首次将食品安全责任由地方政府负总责落到了实处。 “1%的不合格产品，到了消费者手里就是100%的不合格产品。所以，企业必须做到每一个细节都要合格，这样才能确保消费者的食用安全。”伊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刚对记者说。 据介绍，为了确保奶食品安全，伊利对牛奶的检测是从奶牛开始的。集团每个月都要对散养的奶户进行一次培训，对奶牛进行一次体检，原奶进厂以后要进行20多项检测，以确保原奶质量。 记者了解到，伊利为了确保产品安全，在日常生产中严把“四关”：一是严把原料入口关；二是严把生产过程质量跟踪检验关，坚持“质量零缺陷”；三是严把产品出库关，所有产成品出库前都要再次接受卫生指标和理化指标的检测，检测合格后才能出库投放市场；四是严把售后质量跟踪关。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近期市食品办加大食品的检测力度，一周共抽取样本939个，不合格样本6个，并决定对6种不合格食品停止销售。 近日，安徽省淮南市政府下发2008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以保障百姓饮食用药安全为中，心的“食品药品放心工程”被正式列为淮南市2008年七大民生工程之一，这是淮南市首次将食品药品安全列入民生工程内容。围绕全面提高老百姓对食品药品的安全消费满意度，市政府强调在实施该项民生工程中各县区政府和监管部门必须严格履行职责，加强食品药品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坑民害民的违法行为。在市政府的牵头下，淮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积极会同有关部门编制食品药品放心工程项目，以具体的量化目标来推动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深入开展。 4月9日，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共有203人出现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截至记者发稿时，中毒患者中，除一名心血管重症患者当日下午死亡外，其他患者情况平稳。据介绍，中毒事件发生后，医院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 2007年4月2日上午，徐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事。3月30日，他在安宁费家营附近的一家饭店预订了5桌宴席为儿子办满月宴，宴会结束后，50人中有16人陆续出现呕吐腹泻等不良反应，情况严重的10名患者已到附近诊所打点滴治疗。 2007年9月21日，北京市卫生局发布防病公报，称近期本市建筑工地连续发生多起食物中毒事件，卫生局遂与市建委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施工总承包单位必须建立工地食堂。通知要求，各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须将农民工的饮食卫生安全纳入安全管理责任范围，督促施工总承包单位建立工地食堂，在取得卫生许可证后方可供餐。 由于我国餐饮业的进入门槛较低，大量企业涌人，导致业内某些企业运作欠规范，服务质量较低，卫生是一大问题。中国烹饪协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当前，我国餐饮业存在5大卫生安全问题、资质问题。餐饮企业无证经营现象普遍，一些小型餐饮店、街头商贩和社区网点在没有办理任何证照的情况下就开业经营，也没有为接触食品的生产人员办理“健康证”；单位食堂因不对外营业，不用办工商执照和许可证，成为卫生问题的空白点。原材料问题。进货渠道混乱，不到卫生部门指定的定点单位进购放心原材料，甚至是用变质的原材料加工食品，如坑渠油、私宰猪等，掺假造假，使用非食用原料添加剂等。包装运输问题，一次性包装做二次使用，一次性餐用具或旧包装回收再用等。生产问题。许多小型餐饮企业生产场地的卫生情况令人担忧，没有凉菜间，生熟混放，共用砧板造成交叉污染等。监管问题，由于餐饮业发展迅速，而监管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导致出现管理真空。餐饮业涉及的范围较广，负责卫生管理的政府部门不少，但政出多门，容易出现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在处罚上，除了发生较为大型的卫生安全事故，一般的处罚手段都是以责令整改和罚款为主，不足以对违规者构成威慑力。 材料2： 记者：辽宁抚顺老虎台煤矿被煤矿专家列为煤矿安全隐患最为严重的煤矿之一，且排名第一。你们对这个矿的安全非常重视，没想到还是出了透水事故。 李毅中(国家安监总局局长)：老虎台矿是一个地质灾害很严重的矿。发生透水事故主要是因为思想麻痹。因为它历史上没有发生过透水，对水患轻视了，对采空区积水情况不清楚，更没有落实防范措施，在作业中存在缺陷。 记者：这个事故必然会发生吗? 李毅中：是能够避免的。这说明一些国有重点矿在安全生产上还有薄弱环节，还有明显漏洞，教训是很沉痛的。我们对国有重点矿再次提出要求，全面排查隐患，彻底整改。一时不能彻底整改的，要压产减人，停产整顿。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已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查处力度会越来越大。 记者：官商勾结往往是一些小煤矿发生重特大事故的重要原因，有多起煤矿事故查出背后有腐败。 李毅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也是逐步深化的。在查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时，我们发现有些事故背后不仅存在着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也存在着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现象。通过专门调查，发现有几种表现形式：一是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在煤矿非法入股；二是自己或支持亲友办煤矿；三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如审批权等发生权钱交易，成为违法违规行为的保护伞；四是参与瞒报事故或庇护事故责任人；五是袒护生产经营中的非法违法行为。 记者：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李毅中：这些问题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重视。2005年8月份开始，中纪委牵头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非法人股煤矿，共有5356人登记入股煤矿资金7.55亿元，有7.09亿元已经清退了。我认为，清纠煤矿人股要制度化、经常化。与此同时，国家层面有法律，国务院层面有法规，加上司法机关的严惩，还有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举报，查处事故背后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力度会越来越大。 记者：安全生产在具体工作中，有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也就是说，靠什么理论来指导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具体实践?安全生产有没有规律可循? 李毅中：近两年，我们通过探索初步形成了以“安全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理论框架。这个理论，首先源于中央的决策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五十全会提出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指导原则，六中全会把安全生产作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之一，纳入构建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其次，安全生产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综合反映。我们安全生产理论框架是借鉴国内外经验，总结了安全生产的规律提炼出来的。建国以来一直到2003年，每年GDP的增长率和死亡指数呈现相关吻合，这就是规律。经济发展不仅要建立在资源环境能够承受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础上。 记者：具体突破和创新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毅中：“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一次设立了安全生产的专篇，第一次出现了两个约束性指标：亿元GDP事故死亡率，十万工矿商贸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国家统计局第一次把这两个指标加上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共计4个指标纳入国家统计公报。这就使安全生产成为全社会的工作，纳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体战略，以期进一步得到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这是推动安全生产状况好转的精神动力、理论支撑。 记者：搞好安全生产，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小煤矿关闭不了，有人说是由于经济政策没有到位。您认为应该制定什么经济政策? 李毅中：2005年底国务院116次常务会议确定的安全生产的12项治本之策，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经济政策。 我回忆了一下，这两年已有7项经济政策在实施：第一是高危行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从试点来看，效果很好。第二是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以往，小煤矿出了事故，矿主跑了，政府“埋单”。实行风险抵押金，办矿首先根据煤矿的规模交钱，万一发生了事故，用这个钱来处理事故。第三是国债资金支持煤矿还历史欠账。今年就可还清国有煤矿历史欠账。这样国有煤矿的安全保障能力就会有较大的提升。第四是山西省煤矿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包括4个内容：煤矿资源有偿使用、提取煤矿可持续发展基金、环保基金、转产基金。第五是煤矿资源有偿使用。这是近几年反映最强烈的一个最治本的政策。也就是说，你办一个煤矿，要先花钱买资源，这样才会珍惜，你就要提高回采率，就要投入，就要保障安全。这个政策现在8个省试点，希望尽快推广。第六是煤炭价格的市场化，国有重点矿收入多了，就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安全生产中去了。第七是煤矿和高危行业的安全商业保险。 材料3： 2006年8月7日，齐二药假药案余波未消，安徽华源生产的欣弗注射液又造成重大用药不良事件。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统计，已有3人因使用欣弗死亡，81人出现不良反应，涉及范围扩大到10个省份。虽然卫生部8月3日紧急叫停使用欣弗，但这一严重事件可能给公众带来的心理阴影，在短期内显然难以消除。 从齐二药到华源，相隔不过三个月时间。药品安全问题如此频繁地爆发，表明我们在相关领域积累的隐患不少。为此，公众必然要谴责责任者，主管部门也应当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但这都只不过是治标之策。 接连出现药品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当然还在于我们的医药管理体制和市场竞争规则并不完善，执法力度不够，相关领域的改革深化还不尽如人意。因此，才会有国家级的正规药品制造企业造假，有医药生产环节的漏洞百出，药品安全管理顾此失彼。以至于市场上来路各异的假药出现，劣质医疗器械登堂入室，公众用药安全身陷诸多不确定的威胁困扰之中。 药品质量关乎人命，事情的出现，说明行业监管缺乏有效性，执法缺乏威慑性。因为无论是齐二药还是华源，均是通过国家CMP认证的正规药品制造企业，他们生产和销售的不是“三无”药品，而是通过合法渠道流通的“国药准字”号，因此这样的药品安全事件才让公众尤其感到担忧。 无论是齐二药还是安徽华源，或许具体的药品安全事件均有其偶然性。但从最大多数公众的用药安全考虑，我们必须追问引发这类事件的深层体制性原因，这样才能引发各方面对相关体制深化改革的一致性认识，加强相关执法力度，促使药品市场竞争规则进一步完善，从而真正堵住类似的用药安全隐患，让公众重树信心。 针对这些问题，华北制药集团等15家药品生产企业发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倡议，承诺依法诚信经营，严把原料进口关和产品检验关，坚决杜绝不合格原料进厂，绝不以次充好，绝不偷工减料，绝不让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加强行业自律，不做虚假广告，不误导消费者；自觉抵制商业贿赂行为，自觉遵守市场竞争规则。 材料4： 据悉，国家环保总局对各大水域价值4500亿元的石化项目进行的环境风险排查工作中期结果显示，我国各大水域石化行业的环境安全问题突出，均存在较大的布局性环境风险，相应的防范机制存在明显缺陷。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已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立即整改、限期整改、研究整改三种不同要求，环保总局负责督办整改的项目有20个，总投资605.7亿元，其余107个项目的整改将由各省级环保部门负责督办。 2008年2月22日下午3时左右，浙江省临海市江南开发区小龙物流公司附近，一辆从无锡开往温州、载有15桶每桶净重270千克氯甲酸三氯甲酯(双光气)的集装厢车，由于其中一桶破裂而发生泄漏事故。 成立近30年的国家环保总局，在去年1月首次宣布启动以行政惩罚手段，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迅速扩张，即推行“区域限批”政策。半年后，环保风暴又降临至重污染地区上空：环保总局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流域内32家重污染企业及6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 当环保工作被赋予落实宏观调控，确保“又好又快”的功能选项后，这股远未完美的环保风暴开始雷厉风行：因为它被从经济与政治维度重新考量，问题开始变得不再简单，尽管中国人对此的警醒还是“慢”了一拍。 在山西，近1000亿元GDP的落后产能正在被淘汰。这相当于2006年该省GDP总量的1／ 5。在山西许多地方，GDP已不再是考核工作的重要指标，大家关心的是“发展的后劲”。2007年上半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2.8%。从2008年起，中国地方省级官员将开始向中央上交节能答卷，成绩单未能及格将面临问责与“一票否决”。 自然对于我们的问责已经开始。重庆百年不遇的洪水，武汉6小时出现2049次的闪电，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爆发，湘江自11月开始的低水位，正在改变“人类改变自然”的进程。 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已使中国资源环境到了难以承受的底线，而传统的治理方式已不能解决积累的环境问题。继续拖延、折中和自我安慰式的权宜之计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将开始生活于这样的后果之中。 在环保风暴眼继续逼近时，中国动摇了GDP崇拜，并作出了选择：年底新近被批准的两个新特区，将肩负探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任。要增长还是要发展，这是一个问题；在风暴眼的逼近中，中国正在寻求答案。 材料5：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一家软件公司的总经理蔡中经常通过网上银行购物、缴费、转账。然而，最近他的网上银行账户16万元忽然丢失。这不得不让人们再度关注网络安全问题。 尽管网上支付发展普遍被人看好，但近来暴露出来的一些网上安全问题仍然使网上支付蒙上了阴影。2007年3月10日中午，蔡中像往常一样，上网查看自己银证通账户情况，因为前一天，他刚刚通过银证通进行了几笔股票交易。蔡中忽然发现，自己银证通账户下显示资金余额只有36.62元，而不是本应该有的16万余元的余额。蔡中最终被告知，钱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被转走了。据有关部门透露，蔡中的情况并不是特例，此类网络盗窃账户的案件非常多。有关专家认为，这一事件再一次敲响了网上股票资金管理的警钟。 新浪网友“别问我是谁”发帖子说：“网上银行不安全。虽然我也希望坐在家里就能完成各项支付，比如买手机充值卡，在网上就可以完成，不用出门。但我宁愿下楼出门走大约5分钟的路程去小区外面的商店买手机充值卡。”网友“别问我是谁”对网上银行的担心有着充分的理由。信息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网络安全问题已经从之前的无目的性开始变得有针对性，为利益而进行的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越发普遍。 一段时间以来，“网银大盗”等电脑病毒开始有针对性地盗取网民的银行账号和密码，使得网银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据《新京报》报道，尽管“熊猫烧香”病毒的制作者已经被抓获，但由于该病毒的源代码已经销售给多人，因此该病毒的变种近日仍然在互联网上肆虐，致使网上银行用户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据称，该病毒的最新变种甚至已经出现在北欧市场，并且导致了挪威一家银行遭受攻击。 “网络钓鱼”是近来出现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诈骗方式，顾名思义，就是骗子利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诱饵，来骗取用户的账号和密码，从而坐收渔翁之利。通常骗子都是利用向别人发送垃圾邮件，将受害者引导到一个假的网站，这个假网站会做得与某些电子银行网站一模一样，粗心的用户往往会将自己的账户和密码乖乖送到骗子那里。 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淘宝网网上交易总额突破169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超过了易初莲花100亿元和沃尔玛99.3亿元在华的全年营业额，更是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全年销售额的2.6倍。据统计显示，有80.5%的网民正在使用网上支付的形式，或者愿意接受网上支付的形式。总之，电子商务已逐渐成为一种销售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购物，但消费者对于网络支付安全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材料6：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一场大雪，曾使北京交通几乎陷入瘫痪；矿难频发、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面对严峻挑战，未来15年内，我国将“公共安全”作为11个“亟待科技提供支撑”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之一，大力发展公共安全科技，积极构筑公共安全科技体系。国务院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我国公共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对科技提出重大战略需求。 《纲要》指出，近期要优先发展国家公共安全应急信息平台，重点研究全方位无障碍危险源探测监测、精确定位和信息获取技术，多尺度动态信息分析处理和优化决策技术，国家一体化公共安全应急决策指挥平台集成技术等，构建国家公共安全早期监测、快速预警与高效处置一体化应急决策指挥平台。在重大生产事故预警与救援方面，我国将重点研究开发矿井瓦斯、突水、动力性灾害预警与防控技术，开发燃烧、爆炸、毒物泄漏等重大工业事故防控与救援技术及相关设备。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公共安全保障基础相对薄弱。公共安全形势严峻，“每年由于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损失计6500亿元人民币，约占GDP总量的6%。”在战略研究中担任公共安全科技问题研究专题组组长的范维唐说。食品安全与出入境检验检疫、突发公共事件防范与快速处置、生物安全保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与防御也成为优先发展的公共安全领域。我国将在上述领域采取措施，进行重点性的研究和开发。据悉，从整体上对公共安全科技问题进行战略研究以及部署，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还是第一次。 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J省Y市，一座拥有7000多年制陶史的县级市，以其丰富的物产和著名的紫砂陶器而闻名于世。紫砂壶，是Y市最鲜明的符号和标记。“开播第一天就成交了好几把，网络真是让我这个老年人大开眼界。”在Y市电商直播基地，刚刚下播的马大爷笑着说，做了40多年的紫砂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做起“主播”。架着一台手机，边做壶边讲解，一年来，61岁的马大爷已经积累了1万多粉丝。近年来，Y市联合Z集团、W文化有限公司，创建了全国首个紫砂产业的电商直播基地。“基地汇聚了众多紫砂行业的头部电商企业、优质物流仓储企业、业内优秀人才等各类资源，以‘紫砂+电商+直播’的销售模式，为紫砂这一非遗和传统文化产业带来了突破式发展。”基地负责人贺洋介绍道。走进电商直播基地，可以看到电子大屏上不断跳动变化的数字，实时显示当天基地8000多个入驻商家陶瓷等商品的线上交易金额。“销量几何式倍增。”贺洋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近几年的紫砂直播销售状态。2024年4月10日，Y市人民政府与W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共建的紫砂产业学院首届开班仪式在W工艺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举行。“学院将主动对接地方紫砂陶瓷特色产业人才的培养需求，为紫砂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输送新鲜血液。”紫砂产业学院张院长说。为了将紫砂产业学院打造成为卓越创新人才培养的“标杆区”，在Y市政府指导下，学院实行了“学业导师+企业导师”的“双导师”管理方式。“学业导师主要负责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和课程学习，企业导师则负责指导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培养。”张院长介绍道，“这样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学校与企业各自优势，共同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近两年紫砂电商的兴起，对文创产品的设计、研发更为看重。”Y市曹副市长表示，文创产品设计人才培养需要跨学科、多学科融合。为此，紫砂产业学院致力于以“专业+”的课程特色体系开展教学，尽可能促进各相关学科间的碰撞与融合，以更鲜活的力量推动产业人才的培养。位于Y市D镇丁山大街的紫砂博物馆，总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无数游客走进这里，探寻“一丸土”变身艺术瑰宝的奥妙。“这里展示了从明代到民国时期的紫砂名壶，还有近代和当代工艺大师们的精湛之作，这些经典作品让我大开眼界，对紫砂文化更感兴趣了！”游客杨瑶高兴地说。据悉，自2019年建成开馆以来，Y市紫砂博物馆的年均参观人数都在30万人次以上，并且还在持续上升。“Y市紫砂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各地游客在Y市最喜爱的打卡地之一！”Y市紫砂博物馆馆长赵兴介绍道。Y市紫砂博物馆的热闹，除了自身的吸引力外，也源于Y市紫砂文创市集的带动。自2020年5月首次推出，经过几年发展，Y市紫砂文创市集现已整合紫砂文创个人及商家资源300多家，包含陶艺文创制品、陶瓷元素类产品、原创手工艺产品、非遗制作技艺展示、茶道香道展示、创意茶饮茶点美食等多种品类，成为深受市民游客欢迎的文创市集。“Y市紫砂博物馆与紫砂文创市集共同形成的‘文化+旅游+商业’集群，虹吸人潮聚集，成为了Y市文旅产业的一个全新突破。”曹副市长说。材料二乡村地区用药安全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它事关广大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马虎不得。近年来，尽管国家出台了多项关于药品安全的政策，但是在一些偏远的乡村，药品安全问题依旧非常严峻。平甘村村民李叔叔最近患上了感冒，“以前感冒的时候就吃过感冒药，这次还听别人说阿莫西林也好用，我就去药店买了这两样药一起吃，以为见效能快一点。”李叔叔说。没想到吃完药后，李叔叔出现了恶心、呕吐等症状，最后住进了医院。医生解释道，阿莫西林属于青霉素类抗生素，未进行皮试可能导致过敏反应‌。“村子里好多人生病后就自己买药来吃，而且不管是啥病，都习惯性的‘依赖’抗生素，经常导致治疗无效，更引起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平甘村卫生所的护士孙平说，“我们每周都会去留守老人家给他们讲吃药的注意事项，或者去不怎么识字的村民家里帮他们看说明书……希望尽可能多地引导帮助他们。”“前两天，卫生所的大夫给我开了感冒药，让我一次吃一袋。我吃了两天感觉没有好转，就一次吃两袋，可这感冒咋还没好呢？是不是我吃的剂量还不够呀？”王阿姨疑惑地问孙平。听了王阿姨的话，孙平很是郁闷：“村里的一些留守老人，平时用药觉得多吃更有用，有时候感冒冲剂能用到一次三袋。还有一些村民，农忙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会自行减少或者停掉降压药，结果血压出现波动，差点出大事。”记者走访了平甘村以及附近一些村子的村卫生室，发现大部分时候，采购回来的药物直接就放进了药库，经手人是谁，进货日期、药品名称、规格、数量、生产厂家等都没有实时地记录，更不用说销售记录和库存盘点记录了。“有时候真的是太忙了，而纸质台账的制作又很耗时间。”孙平解释道。不仅如此，药库内无储存货架，潮湿拥挤，需要冷藏的药物就堆放在库房的角落，很多药物的外包装上也已经出现了受潮现象。“我们村的卫生室是十几年前建成的了，存储条件实在是有限。药库就那么大，东西多了就放不下了。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药品需要冷藏存储，可没有专用的冷柜，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平说。记者发现，除了没有冷柜，温度计、湿度计等必要的设施设备很多卫生室也没有配备。“过了有效期的药品，3折或5折回收……”在一些城市大医院附近的小街上，可以看到不少“收药”的小广告。“过期药根本就达不到药效，一般都流入了农村，因为农村地区的监管相对宽松，所以这些药很好卖！”新发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李丽说，“还有的药贩子会把回收的过期药的药盒收集起来，然后在里面装上玉米面做成的‘药’，当成‘真药’卖给农村群众尤其是老年人。”一般情况下，医疗机构或者药店的药品必须向证照齐全的生产、经营批发企业采购。然而实际在采购药物的时候，很多医疗机构和药店并不从正规渠道购药，有的药是从药贩手中赊购的，有的是从私人、个体等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者手中购进的。“现在农民卖出的农产品都有溯源体系，我觉得这个办法也可以用到对药品的来源和流向的监测中。”药店店主赵先生说。现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着手推进这件事情，涂南县将105家零售药店纳入追溯体系，通过智能监管系统，可以清楚地看到药品进入和流出的信息，数据实时刷新，保证了药品的质量安全。陶家村的李阿姨这两天有些头晕，在村里的百康药店买药时营业员推荐了治疗颈椎病的一款胶囊，但李阿姨吃了后不仅不见效，反而觉得头更晕了。后来经过医生检查才知道，李阿姨是血压升高导致的头晕，经过治疗后有了好转。“感觉药店的店员不够专业，每次我们患者来买药他们给出的建议也不太准确，多问两句就开始不耐烦了。”李阿姨的儿子说。不止是药店的销售人员，农村地区一些诊所、卫生室从业者的药物应用知识掌握得也不是很好。“医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知识是不断在更新的。”S医科大学的王教授说。因此，对于基层医药从业者来说，他们不能一直“抱着”旧的医学知识为群众提供服务。材料三近日，在X市发布的通报中，R县2024年度文化产业发展绩效考核指标以较大优势获评全市考核第一层次第一名，文化产业向好势头强劲。“我县的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能让R县的文化得到弘扬，还能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十分重视。”R县副县长范卿对记者说。R县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其专门针对文化产业制定的工作机制。早在2022年，R县就成立了由县委办公室牵头，县文化旅游局、县财政局、县委宣传部等部门参与的文化产业领导小组。新年伊始，领导小组召开了本年度第一次工作推进会，作为领导小组组长的范卿在会上照惯例为新一年的工作拉出“时间表”，画好“路线图”。“我们今年的主要工作有：一、提高非遗传承保护水平；二、加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三、做好全县景区品质提升……”“同时，我们对文化产业的各项工作还要实行‘每季一调度’制度。”范卿介绍道，调度的重点放在每个季度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成效做法、典型案例，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存在的突出困难问题和下步有针对性进行协调解决的具体措施和办法等。“每季度都会召开一次工作推进会，这样本季度工作落实了多少就能一目了然了。”范卿说。“我们村子祖祖辈辈以竹编为生，有着多位市级草竹编非遗传承人，去年还有美院的老师专门带学生来采风呢。”R县唐沽村的村支书说。在R县，有很多类似唐沽村的地方，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底蕴。“我们要把这些极具本土特色的文化资源利用起来，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文化和旅游更好地融合发展。”范卿说。“趁着这两天全家人都有时间，我们一起到这里来进行‘家庭日’活动。”日前，G市市民袁先生带着家人一起来到了R县的棕榈山生态度假区游玩。这里主要依托了棕榈山的茶叶种植传统，构建了集采摘、疗养、休闲等为一体的度假区，吸引广大游客深入体验本地文化内涵。“和去年相比，我觉得今年更好玩了。”袁先生说，“今年多了更多可以亲自体验的项目，比如亲自刺绣、进行简易的拱桥制作、还能采茶、炒茶等，这一趟真是太值得了！”棕榈山生态度假区只是R县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铜锣山木拱廊桥旅游度假区、天意谷玫瑰花景区……每一处的特色文化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让R县的文旅处处开花。“我们还按照推荐的路线去了新平茶村、木拱廊桥博物馆、刺绣博物馆等景点，这个线路设计的非常好，没有多走一点‘冤枉路’，有时间真想把推荐的几个路线都游玩一遍。”袁先生高兴地说。在R县旅游景区的墙上，随处可见一个身着茶叶形状外套的小人，它就是R县的“吉祥物”-茶宝。“它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我县悠久的种茶历史，茶叶这个元素能够代表我们县的文化。”茶宝的设计者韩丹说。除了出现在R县景区的墙上，茶宝还“活跃”在各大机场、火车站的大屏上，“活跃”在R县文旅的宣传大片中……“我们借助茶宝的视角介绍了R县的热门旅游景点，希望大家一看到它，就能想到我们R县的茶叶，能想到我们R县旅游。”R县文旅局副局长刘文说。“太震撼了，戴上AR眼镜，眼前浮现的就是木拱廊桥从无到有的制作过程，让人沉浸其中，感受到古人的建造智慧。”一名观众在R县木拱廊桥博物馆体验完“AR看历史”项目后说。而在R县大剧院，观众只需佩戴VR设备，就可以和虚拟角色“小艾”进行互动，仿佛置身于表演之中。在R县的剧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中，上新了许多“特别”的体验项目，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忘掉自己其实是在现实之中。“文化产业数字化是我们近年来努力的方向，给产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刘文表示，“有了这些项目的加持，吸引了更多的观众来到剧院、博物馆等进行消费，感受这种奇妙的体验。”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实现数字文化产业“破圈”发展？除了挖掘新的消费场景外，R县还致力于让数字创意产业聚集发展。在R县的网络视听产业基地中，聚集了23家包含直播电商、共享经济、影视传媒、互联网创新、信息技术等数字科技企业入驻。“在基地附近，配有公交站、公寓、菜市场等设施，满足企业员工的生活需求。”刘文说。周六一早，在文化大礼堂一楼，R县文化品牌营销培训班开课了。培训班邀请了X市非遗项目评审专家甄平，某视频平台X市运营中心直播负责人李鹏，以及短视频百万博主小佳等作为老师为学员进行授课。“我们的从业者需要更专业，既了解市场的需求和痛点，也知道如何打造品牌形象，更明白怎么介绍产品。”R县宣传部的部长苏新说。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今年9月，R县迎来了一批有理想抱负、有专业能力的文化人才。“R县提供的人才公寓非常好，拎包就能入住，我的医保、社保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帮我解决了，在生活上给我们提供了无微不至的服务，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来R县从事新媒体运营工作的小王说。“R县历来以最高礼遇和最大诚意广纳天下英才，我们还设立了1000万元人才专项资金，期待更多文化人才能来R县扎根落户。”范卿说。材料四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今年，H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3年，H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6%，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持续改善，24所中小学办学条件得以提升；强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老城区改造提升持续加力；市中心医院等医院新院区加快建设，三甲医院达到8家……“一项项民生改善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H市始终坚持以增加人民福祉为目标。”H市市长郭嘉说，“保障和改善民生，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实际工作的一贯要求。《之江新语》中就多次强调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开空头支票、盲目吊高胃口”。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H市人口众多，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面临较大压力，推动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任务极为艰巨、任重道远。“要想提高全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尽力而为’！”郭嘉说。为此，H市政府不断激发全体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干劲、冲劲、闯劲”，积极主动地思考、决策并付诸行动。2024年，H市政府工作报告给出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民生大礼包”：新开工改造75个城镇老旧小区、城镇新增就业7.9万人、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超5000套、推动长者饭堂（助餐点）镇街全覆盖、市第八中学高中部投入使用、继续办好“县（区）第二人民医院”……“这份‘大礼包’，涵盖了老百姓最关心的住房、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更体现了我市挖掘一切资源潜力，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尽最大努力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多做民生实事，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好事的决心。”郭嘉说。但在民生事业发展上，各地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发展条件、工作基础不尽相同、各有差异，必然存在着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根据经济发展和财力状况“量力而行”，显得尤为重要。“H市的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H市住建局副局长王磊说道。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H市依据老旧小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居民们的改造意愿，秉持着“一区一案”“一楼一策”的改造原则，制作改造方案。例如，对于维修基金较少、居民集资能力也有限的小区，一般会先解决屋面漏水、排水管道严重堵塞等最急需的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去建设高档的休闲设施；对于一些房龄很长但结构还相对稳定的建筑，可能先对墙面进行简单加固和粉刷，暂不考虑大规模的建筑结构调整；对于一些老人较多的小区，就优先改造无障碍通道等设施……“每个老旧小区情况不一样，改造内容也不尽相同。要根据每个改造项目的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确保政策、方案、举措都尊重实际、符合规律。”王磊说。“一口吃不成胖子。”在民生事业发展过程中，最忌讳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好高骛远的浮躁心态，喊着哗众取宠的口号、作着兑现不了的承诺，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只有正确分析民生事业的特征与特色、优势与潜力、短板与不足，把重点放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制定既立足当下、又着眼未来的奋斗目标，本着‘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力所能及地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才能办好打基础、利长远、惠百姓的实事好事。”郭嘉说。然而，只“尽力”不“量力”，容易急功近利；只“量力”不“尽力”，往往缺少魄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切实处理好“尽力”和“量力”的辩证关系，坚持尽力与量力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把民生红利落到实处，把民生保障延伸到未来，才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背景材料 1．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4年7月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决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会议认为，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推进简政放权、整合部门职能职责、减少多头管理、逐步实现一个窗口对外，方便企业和群众、降低创业成本的有效举措。会议讨论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强调已经发放的权属证书继续有效、已经依法享有的不动产权利不因登记机构和程序的改变而受影响。 2014年8月15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与公众见面。此次出台的意见稿，对不动产登记的原则、适用范围、登记簿册、登记程序、登记机构等具体环节均作出明确规定，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在中国的施行提供法律依据和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指出，意见稿“交卷”说明中国高层已将抓紧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2．买了新房却不能顺利办房产证，这该成为问题吗?事实上，房屋所有权登记存在的问题，只是不动产登记乱象的冰山一角。 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法学者就提出要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将近20年过去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为何始终“难产”?2007年，我国制定了物权法，明确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2013年3月，新一届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方案》提出要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2014年7月。在不动产登记条例草案专家建议稿起草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组织的立法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就这一话题进行了研讨。 我国现有的不动产登记体制建立于改革开放初期，最初从林业登记开始，逐步发展到土地登记和房地产登记。“这些登记一开始都是为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监管，发展到后来也并无变化，即登记是为了适应行政管理。”孙宪忠表示。 以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为例，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谭启平认为，这已经被一些行政管理部门视为行政管理的有力“抓手”，一系列与房屋开发建设相关的行政管理行为，如竣工验收、税费征收等都搭上了“便车”。而这已经偏离了不动产登记的初衷。 “不动产登记并不属于行政管理行为。”孙宪忠强调，“建立这一制度，本意是为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提供官方的、公开的、恒久的、统一的法律根据和措施。这是基本的立法功能。”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申卫星认为，确权只是不动产登记的原始功能，后面又生发出来征税等其他功能。“‘登记’两个字看起来简单，其实含义是多重的。这表明不动产登记立法还任重道远。”申卫星说。 我国现行的不动产登记实行的是多头登记，林木由林业部门登记，草原由农业部门登记，土地由土地部门登记，房屋则由房产部门登记。 “这样的登记制度，尤其是土地和房屋登记的分离，存在极大隐患。”孙宪忠说。比如，业主以其不动产向银行抵押贷款时，如果土地上没有建筑物，则抵押权的设立在土地部门登记：如果土地上有建筑物，则在房地产部门登记。如果同一个债务人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多次借贷并且需要设立抵押担保时，则抵押权会登记在不同部门。 在部门利益的格局下，这种各自为政的状态很难被打破。有网民表示，不动产登记制度是权力合并的过程，这会让部门之间在权力占有与重新分配上产生分歧。不受约束的权力让人贪恋，在尝惯了“手有公章、批文余香”的美味之后，很少会有人或有部门主动出让手中权力。除此之外，可能还涉及下属机构和人员的撤并裁减，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主任牛凤瑞说，不动产类别、性质十分复杂，且城乡之间有较大差异，给统一登记工作带来挑战。仅从城市的房产来看，就存在“房改房”、普通商品房、经济适用房等多个种类，“产权怎么明晰、性质怎么确定都很难操作”。 农村近年来人口结构变化巨大，宅基地的位置、大小、性质等还涉及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统一登记在细节上的难度非常大。牛凤瑞说：“比如，宅基地虽然为集体所有，但是在农村实际上可以世代继承，很多农民听说开始确权登记以后都回家去盖房子。”不动产登记要落实起来，未来不能不考虑一些关联效应，比如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等。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国家很多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真实房产。政策出台后大部分人可能不会明确反对，但从保护个人隐私的角度考虑少数人会有抵抗情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俊伟认为，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建立后，不动产信息登记更便捷、公平，技术条件会更完善。但发挥不动产统一登记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还需要开放性的环境保障。核心问题就是要保护个人隐私，推动社会平稳过渡。“不能一下就完全放开，这可能会引起社会不满情绪，我们还是要承认现实基础的。”张俊伟表示。 登记资料公开和查询制度是不动产登记具有公信力的保证，但是在我国这项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在英国，登记簿是向公众开放的：公众可以获得土地登记局保存的电子格式的土地登记簿历史副本。目前我国只有国土资源部的《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对土地登记资料查询的范围和程序作了较详细规定。另外，我国对不动产登记查询一般要到登记机关申请、提供相关证明，经登记机关审查和缴纳查询费用后，才能查询到相关资料。在英国，土地登记机关通过计算机对土地登记系统做实时更新，方便在英国各地都可以很容易地进入系统，进行检索、查询等。 3．“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一重大论断，将第一次在产权层面得到确认。《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明确给出定义：不动产是指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着物。 依照条例，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林木所有权，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建设用地、宅基地和海域的使用权等都将纳入登记范围。 “条例明确了不动产登记全国统一登记的路径，首次确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的范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利娜表示，不动产登记是为摸清“家底”，过去提到不动产往往城乡分离、对城为主，这次明确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全。这是我国首次在不动产登记实施层面对“大家底”给出国家定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出台，将使多头管理、权益管理链割裂问题得到进一步协调。”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说。 “不动产登记改革，大多数人狭义地理解为城市房地产问题，广阔的农村地区通常被忽略。”汪利娜说，随着明确城乡不动产统一登记，城乡土地物权将进入平权时代，农村建设用地及房产价值不高，集体土地流转难等问题可能破题。我国最大的不动产家底在农村地区。但这“家底”有多大，不动产登记将提供产权统计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不动产登记信息分散在住建、农业、林业、国土等部门。不动产登记数据分散、“九头治土”、行政成本高之声不绝于耳。例如，要查阅某工厂是否已抵押，需到土地管理部门了解土地是否已抵押，到房管部门查阅房屋是否已抵押——现行不动产登记法律法规繁杂、条块分割、权责不明，给当事人造成极大不便，也给不动产交易带来安全隐患。 孙宪忠表示，还有一些地方、部门私设程序，不仅增加当事人的负担，而且存在寻租空间，利用程序来“创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将以法规形式打破这一格局。 根据征求意见稿，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指导、监督。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不动产统一登记，将进一步提高登记质量，避免产权交叉或冲突，保证各类不动产物权归属和内容得到最全面、统一、准确的明晰和确认。 我国城乡间土地权属不一样，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又不像股份制可以通过股权明确为个人利益。“这种二元化土地制度，无论对城市还是农村土地管理都有诸多不便，在农村尤其突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扫清制度障碍，建立城乡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是其出发点。”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说。不动产登记“城乡统一”将加快确权，解决抵押权、处置权以及最根本的交易权等在农村土地“产权缺位”，赋权于民，使农民以产权保生存、以产权谋发展，向城乡一体化总目标迈进。 “物权法的落实、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小产权房’问题破题，甚至由此产生的公证制度、赔偿救济制度等问题，都会因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形成‘倒逼’改革压力。”党国英说，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层面将对管理改革和创新形成“倒逼”。 法学专家指出，不动产统一登记是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倒逼”出来的，随着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必然有力促进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改，进而“倒逼”我国不动产管理制度改革和创新，深化改革将获得更多的“地气”。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立法依据为物权法。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撰文指出，我国法律中对土地、房屋、林地、草原、海域等不动产的登记作出规定的法律众多，如物权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行政法规位阶低于法律，因此必须对现行法律妨碍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条文进行修改或废除。对于不动产登记问题上的空白，也要通过增加相应法律条文予以明确。 针对征求意见稿，专家意见正浮出水面，特别是建议要充分利用公证制度的优势，推动不动产统一登记。登记信息的真实性需要实际审查，登记部门难免有些力不从心。公证将大大减少法律隐患。 4．近年来，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深入，房产税逐步进入到人们视野中。由于房产税改革涉及社会公平、税制改革、利益分配等诸多敏感问题，对于开征房产税，各方态度不一，对房产税的实际效果尚存疑问。 甘肃天水的王女士夫妇都是高中老师，一个儿子在外上大学，2002年在当地买了现在的这套住房。“早就听说要征房产税，我认为人总要有个居住的地方，所以首套不该征，可以从第二套房起按面积征税，这样人们就不会再疯狂买房了，剩下的房可以给真正需要房的人。” 拥有一套住房的太原李女士也表示，不应该对首套住房进行征税。“很多人都是攒了一辈子钱，就是为了住个大点的房子享受一下，好不容易买上还要交税?如果按照平米数征，大家都不会愿意的。但对二套或多套征收，我没有意见。” 毕业后在青岛工作5年的新市民步先生，目前只拥有一套50多平方米的刚需房。“现在我们是三口之家，倒不担心对存量房征收房产税。但考虑到将来会有改善性需求，如果将来有能力再买一套房，可能就会超过人均面积，被迫纳税了。我们的选择有两个，要么现在就买二套房，要么今后增加家庭成员。无论是现在背房贷还是将来多付‘奶粉钱’，这两个选择都会大大增加我们的生活成本。”步先生盼望着，政府能仅对第三套及以上住房征税。“我想为我年迈的父母再买一套房，让他们在青岛颐养天年。” 拥有4套房产的私营企业主刘先生认为：“我们的钱也是自己实打实拼出来的，攒点房产也不容易。如果不能财产公示，不收贪官的税，只收富人的税，那改革就是在制造不公平。” 合肥的张女士拥有3套住房，她表示：“不应该征房产税，买几套房是个人的权利，况且我的房也不是用来投资的。” 天津事业单位干部李明有两套住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他表示，工薪阶层房子占个人财产的比重非常大，收入有限，租金是重要的收入来源，“现在我第二套房的房贷都没还清，交税加重了老百姓负担。对我而言，要是收税，我不能眼睁睁赔本，肯定要转嫁到房租上去，这样不仅难降低房价，反而会推高租金价格”。 另外，上海某公司职员刘女士也对目前增量试点方式提出不同意见，她认为，像自己这样刚刚买房的其实是穷人，而作为房产税征税主体的富人早就买了房，按照试点做法，改善居住条件的正当诉求要交税、享受了利益的富人却不用，这既是一种“既得利益固化”，更是“劫贫济富”，“是在制造新的税收不公平”。 21世纪中国不动产副总裁及上海区域董事长张卫平认为，通过房产税向拥有多套房产的业主征税，提高业主持有房产的成本，可以抑制投资投机需求，逼出空置的住宅走向市场，从而调整楼市的供求关系，抑制房价。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表示，房产税最重要的意义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和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长期融资。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认为，政府应及时将对未来改革的基本考虑作必要的信息披露，给社会公众吃定心丸，这样原本站在反对方的一部分人会站在支持方。他指出，应免征第一套住房，以保障公众生活必需。另外，在中国投资渠道稀缺的背景下，第二套房具有社会保险功能，相当于给自己买了商业性的社会保险，因此，应税率应从轻。“所以总体来说，应免征第一套住房，第二套住房税率从轻，三套以及以上实行累进制高税率。”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意见稿的出台。为房地产税开征提供了必要条件。他说，从各方面释放的信息看，房地产税开征是必要的，但一直没有征收，其中一个重要障碍是不动产登记制度没建立起来。施正文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研究起草房地产税的相关法律草案，最快2016年审议，2017年通过。此外，房地产税征收可能赋予地方一定的自由度，各地依据自身情况决定开征时间和细节。 5．在国外，不动产登记制度已实施多年，这一制度在让不动产信息公开透明化的同时，还成为了征收房产税及国家反腐的“利器”之一。 谙熟德国房地产市场以及相关制度的张琳帮助许多国人实现了在德国的置业梦。她介绍说，购房人看中了房子之后，购房的程序正式开始。等到付款完毕之后就可以通知公证处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房屋的交接工作。整个过程走完之后公证处会到法院去正式办理房产登记。 德国不动产登记的做法由来已久，其法律依据可以追溯到1897年生效的《土地登记条例》、1900年生效的《民法典》以及之后陆续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一百多年以来，德国权利登记制度作为房地产交易的法律依据一直为人们所奉行。不动产权属的变更必须登记，登记之后方才具备法律效力。 联邦德国土地登记的执行机构是地方法院内设立的土地登记局。德国《土地登记条例》第1条即关于不动产登记机关及其管辖的规定，其中第1款是：不动产登记簿由地方法院(不动产登记局)统一掌管。 据介绍，德国房地产登记簿通常包含一份清单和三个分簿。有关房地产本身的情况诸如地点和面积。所有者的相关信息和房产获取方式，使用负担以及抵押权情况都有详细记载。该登记簿是记载房地产权属关系的权威文件，也是所有者财产关系的证明。房地产登记簿由德国当地法院负责管理并开放查询。 由于公证机关的参与，交易自身以及交易方信息的准确性都能得到保障。张琳表示，由于购房人的身份信息的真实性都会得到严格审查，在德国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房产交易中使用虚假信息的事情。 新加坡的不动产登记制度来源于英联邦广泛采用的托伦斯登记制度，这一制度随着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土地所有权法案的生效而逐步取代原有的土地契约制。 托伦斯土地登记制度是一种制度严密、权责分明的登记制度，登记具有绝对的公信力。政府通过设立土地登记机构，专门负责土地登记事宜，所登记的土地或不动产，由政府担保，保证其产权的权威与合法，而不是以双方交易或转让契约合同为保证。已登记的土地及不动产，其权利人、土地面积、地块位置、边界及其相关权益等都经过政府登记机构的审核和认定，政府保证其准确、真实。 据了解，新加坡的电子系统在房产交易过程中，基本上可以做到让所有人查到某一块地契所在地块的详细信息，房主姓名、国籍等信息，这套房子在建好后有多少买家转手，以及目前这套不动产有没有相关贷款、按揭等信息。如果支付更多金额的信息费，甚至可以查到房子所在地块的规划图，可以凭此判断未来地铁线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否会影响到未来房子的发展。不光是房屋买卖的委托律师可以查到，房产中介可以查到，任何普通人都可以顺利得到这些信息。就算你不精通电脑，到土地管理局，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很乐意给你提供这样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能够通过某一个房产查询到业主信息，而反过来如果普通民众要查询某一个人名下有多少房产则是不被允许的。这涉及个人隐私，所以信息的公开也需要平衡。 日本的土地等不动产登记机关是在法务省内部的民事局下设立的。分法务局、地方法务局、支局、派出所4种形式，并通称为登记所。 《日本民法典》第177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丧失及变更，除非依登记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依据契据登记制度，由国家设置的登记机构在登记簿上记载不动产物权状况，以便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进行查阅。 日本的法务省实行的是直属中央的垂直领导结构，法务局及其下属机构都是法务省根据需要设置的，地方政府无权设置法务机构，各级法务机关的设置和其管辖区域与行政区划不是相互一致的，法务省依据不动产登记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独立进行不动产登记，不受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扰。 各登记所的土地登记业务根据《不动产登记法》第12条的规定由登记官负责办理。登记官有两种权力：一是书面审查权，即对提出的登记申请，查看是否符合不动产登记法规定的多种登记要求；二是实际调查权，即实地查看申请人申报登记的不动产与事实是否相符。但依该法第13条规定，当登记官自己、其配偶或其直系亲属为登记申请人时，登记官则不能以其身份独自办理登记。该条规定，在这种场合，必须有已在该登记所进行了登记并且与登记申请人没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成年人2人以上作保，方能进行登记。在此场合，登记官还应做笔录，与作保人共同签名盖章。 登记簿誊本的交付和登记簿的查阅，都必须交纳一定的费用。根据《不动产登记法》规定的不动产登记簿可以公开查阅的原则，《登记手续费令》第3条规定了查阅的费用，如登记簿或其附属文件的查阅费为200日元，地图或建筑物所在图的查阅费为每页200日元。 作答要求

材料一“总有一天，水可以被电解为氢和氧，并用作燃料……成为供暖和照明的无限能源。”经过一个半世纪，科幻小说《神秘岛》中描述的场景正在成为现实。在A市兴嘉港，白、蓝、绿相间的“小清新”氢能重卡来回穿梭，排出的尾气变成了水蒸气……“与柴油车相比，氢能重卡每次加注氢气燃料最快只需5分钟，加满能跑400公里。”A市兴嘉港港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一辆氢能重卡每年可减少碳排放量2600多吨，目前兴嘉港投入运行的氢能重卡有近百台，预计到2025年末将有近1000台氢能重卡物流车投入使用。除了氢能重卡，A市已开通全市首条跨行政区域氢能公交线路，氢能船舶正式投入内河运输……一个个搭载氢能“绿心”的应用场景正在A市不断拓展。“我们发展氢能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A市李副市长说。位于A市的国家级化工新材料园区，原本就集聚着化嘉能源、江三化工、泓华新材料等一大批化工企业，不仅塑造了聚碳酸酯、环氧乙烷、有机硅等5个走在国际前沿的特色产业板块，每年更是有近10万吨的工业副产氢产量。“化工产业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李副市长说，“‘氢’装前行，是立足全市实际的战略选择，更是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大势所趋。”2018年，A市抢抓氢能发展窗口期，切入“新赛道”，打造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增长点，先后出台氢能产业规划、氢能产业发展扶持政策，从多个方面为氢能产业项目招引、孵化提供整体配套服务。A市谋定而动，一连串行动让氢能产业开始“落地生根”：2021年初，完成1.4平方公里氢能产业园专项规划；4月，携手多家民营企业共同出资成立氢能产业发展平台公司；7月，成为全省氢能产业发展首批试点城市，参与起草氢能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文件；9月，联合国家和省市有关单位组建5亿元氢能母基金和20亿元氢能产业培育基金，启动产业园一期“氢能科技园”建设；次年，与多所高校合作共建的氢能安全和运用研究中心在氢能科技园落地……近几年，A市围绕产业链、创新链、应用链，全力抓好氢能项目招引和推进，推动氢能装备制造企业集聚，深化氢能应用场景。泓华新材料一期的丙烷脱氢项目是氢能产业链上游项目，每年可生产45万吨丙烯，还能产出1.6万吨工业副产氢。“在市氢能产业链党建联建机制的‘牵线搭桥’下，我们已和盛合硅业、谷岩气体等企业合作，每年通过管道输送氢气约2500吨，实现了氢能产业链的延链强链。”泓华新材料高总经理说，“我们也在积极开拓工业用氢装置、氢气发电、固态储氢、氢气充装等新市场。”凭借深厚的产业优势、清晰的产业定位，A市目前已吸引了锦美氢能科技、盘动电气、沐优氢瓶、云量双极板在内的大批氢能产业项目落户，其中不乏全球行业龙头企业项目、高端制造业外资项目。目前，投资50亿元的锦美氢能科技氢动力总成车间已经正式投产，年产5000套燃料电池电堆和系统总成；氢能安全和运用研究中心与一批产业链上游企业开展了系列氢气综合利用项目……日前，省发改委、省能源局、省住建厅联合制定全省加氢站发展规划，提出了加强氢源保障、推进加氢站和储运基础设施等多项重点建设任务。“接下来，我们将围绕氢燃料电池的上下游产业链，重点招引‘八大零部件’关键企业，孵化一批质子交换膜、催化剂、碳纸等氢能关键项目，培育一批优质的加氢、运氢、储氢装备配套企业。”李副市长表示，未来在龙头企业、核心平台引领带动下，A市将初步形成以“氢燃料电池电堆——膜电极——双极板——质子交换膜”为重点的氢燃料电池核心产业链，全力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材料二“能不能针对老年人开展一些通俗易懂的反诈宣传？”“我们不在父母身边，有人帮老人理发吗？”“能否在社区组织大家一起下棋，玩一玩？”……2023年9月，光华街道各社区在征集民意过程中发现，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居民“身边那点事”。在光华街道辖区，有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50%的“银发社区”——老厂社区，也有成立两年多的“年轻社区”——乐天社区……街道党工委高书记坦言，各社区既面临缺钱、缺人、缺资源等现实困难，又存在居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不高、邻里关系疏远、矛盾纠纷多等突出问题。为此，光华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模式，以党建统领为基础，发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在所辖8个社区探索推行“社区合伙人”制度。“所有愿意参与社区共建共治、愿意为社区发展作贡献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成为‘合伙人’。”“真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高书记激动地说。在她展示的一份“社区合伙人”名单中，既有退役运动员等“个人合伙人”，也有像友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样的“社会组织合伙人”，更有包括老厂商会等在内的“商企合伙人”。高书记介绍，各社区通过发放居民需求调查问卷，梳理社区内有特殊需求或共同需求较为强烈的事项，以项目化运作为主要方式，陆续开展公共服务、文化教育、矛盾调处以及助残扶困在内的十大服务项目。项目“张榜”后，老厂商会党支部率先“揭榜”。“既然‘揭榜’了，咱就得出实招。你看，我们把老厂商会的传达室改成了‘光华红’党建会客厅，现在这儿可热闹了！”老厂商会党支部负责人介绍说，昔日闲置的传达室，如今已成为政务便民快捷区、青年志愿活动区、金融助企惠民区。这两年，乐天社区的“老漂族”越来越多。由于没有熟识的朋友，且方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他们逐渐成为社区的边缘人。如何让“老漂族”快乐起来？借助“社区合伙人”的力量，乐天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服务。例如，由社区出场地，爱宁养老服务公司入驻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照料等服务；市老年大学为“老漂族”开设了声乐、舞蹈、书画等课程，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周大妈是乐天社区的“老漂族”，曾经因为人生地不熟而感到孤独。自从加入声乐班，她不仅结交了一群老伙伴，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还自荐当上了楼道小组长。因为热心社区公益，她报名成为了“社区合伙人”。前不久，周大妈又被社区推选为“最美乐天人”。“对于‘社区合伙人’，我们出台了奖励机制，例如，对居民个人可优先评选为‘最美乐天人’，优先获得老年大学免费课程名额等。”高书记说。随着越来越多居民成为“社区合伙人”，社区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氛围日渐浓厚。“江春茗悦、风雅苑两个小区周边断头路多，需绕道才能到地铁站，上班族很不方便……”在一次小区楼道长会议上，有居民向社区反映。很快，在社区、业委会、物业以及居民“合伙人”等多方协调下，促成开通了公交地铁接驳线，将原先二十分钟的路程缩短到了三四分钟，居民出行更方便了。“居民成为‘合伙人’后，开始关注社区事务，主动了解社区建设，成为了社情民意的收集者、协商议事的参与者。”高书记说，“凡是社区遇到重大决策，我们都会邀请居民‘合伙人’全程参与。”不仅如此，各社区每个月都会召开一次“社区合伙人”联席会议，制定需求项目清单，由“社区合伙人”认领。区消防应急救援中心进驻老厂社区微型消防站，认领了“全家总动员”消防安全项目；超越运动中心运营百姓健身房，提供普惠性健身服务，年费仅需365元；在隆兴社区，省师范大学的学生组成志愿服务队伍，为辖区儿童开设书法、英语等兴趣班……如今，“社区合伙人”的队伍不断壮大，服务内容也在不断扩展。看到“社区合伙人”个个给力，居民群众笑意盈盈，高书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说：“接下来，街道将通过购买服务、共建共享、资源共筹等多种途径，以街道这块‘磁石’吸引各类资源，变‘旁观者’为‘建设者’，引领更多‘社区合伙人’在小社区中发挥大作用，让基层治理更具活力、更可持续。”材料三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中，H市连续四年得分排名第二。成绩是亮丽的，但仍有优化提升的空间。日前，H市电视台记者就本市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暗访。以下是暗访过程中收集到的几个视频片段：●“我操作了四五次，实在不会弄。我们年龄大了，电脑、手机上的东西，实在不太会操作，工作人员也不帮忙。”市民叶先生说，他想办理互联网销售的营业执照，但该业务在滨湖区行政服务中心没有窗口，需要网上申报，对网上办理流程不太熟悉的叶先生，需要指导，却找不到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让我去市场监督管理所，可我到了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同样表示无法受理，并表示没人也没空帮忙指导。”服务不够贴心，代办就有了市场。在锦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暗访记者去咨询个体户办理营业执照，工作人员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并表示若不熟悉申报流程可找服务公司代为办理。当记者询问代办是否靠谱时，工作人员表示：“每天都有人找代办，你想省事一点就找他们，想自己弄就麻烦一点。”当记者找到代办人员时，代办人员说：“你们要线下去跑街道的，最起码两趟，你首先去领表，数据填完，交到他们那里，等审核，不管过没过，都要再跑一趟拿审核结果。找我们代办只收一千块钱。”后经记者咨询锦城区市场监管局及部分街道得知，办理该业务根本不需要多次跑。●“投诉之后才有人联系我。”东湖区张先生说，他前几天申报H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上传了两次材料都被驳回。“我想咨询原因，拨打官网公布的电话，打过去之后说这个号码已经转号，转号的号码又打不通、没人接。”无独有偶，安化区的方先生也遇到了相似的窘境：“我电话打了好几天，后来回复我，说出差去了。”记者随即通过网上《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管理系统》公示的联系方式，随机拨打了东湖区、安化区等多个区县人才工作部门的咨询电话，可对方语音提醒已改号，并且改过的号码不是无人接听，就是用户正忙。●H市市民服务中心的公积金业务窗口前，排队市民抱怨道：“取号以后如果不想过号，就得一直守在现场。现在提醒到号的技术在商场都很成熟了，这儿却没有。”在H市，不动产抵押登记实现全程移动端办理，是一项重要便民利企措施，但在玉林区，市民感觉这个移动端办理名不符实。“其他区县是可以选择邮寄的，我们区的窗口却要我们自己送过来，说是开通了移动端办理，但我没有享受到。”市民马先生对此感到困惑，“据说是区里的不动产权系统与市里的不相融合。”●在钱江区，不少街道、部门都有助企专员，但一些企业表示获得感不强。“现在政策还是针对招大引强的，还需要给努力成长的中小微企业更多扶持政策。”某小微企业孵化园负责人表示，“现在全区助企专员共有170多个，与全区12万经营主体相比，覆盖面只有1.5%，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覆盖到我们。”“这个事情涉及多部门，没有一个集成的平台，遇到的工作人员业务不太熟，感觉没有对他们进行培训。”来自某科技企业的刘先生说，他最近想在钱江区开一家公司，可多方联系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按照政策，去年12月我在钱江区某4S店购买的车可以享受区里2500元的汽车消费补贴，可3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收到这笔钱。”●“由于我们法人的姓名跟手机号码会被公布在网上，我经常会收到一些陌生的电话短信。有一次，我挂了一个陌生电话，结果对方用100多条短信对我进行了‘轰炸’。”某企业法人刘先生说，“把手机号码公布在网上，是本着信息公开的初衷，可这却影响到了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随行的游先生也表示：“前不久，我刚在阳江区市场监管局办完企业注册手续，回家路上就接到了问我需不需要贷款的电话。”3月1日下午，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发展”主题，H市电视台举办了2024年“公述民评”第一场面对面问政活动，现场播放了前期暗访过程中收集的视频。在随后3个多小时的问政活动中，暗访视频所涉及相关单位负责人直面监督，对视频所曝光的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作出了整改承诺。材料四F区有工业企业50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588家，中小企业数量庞大。但由于规模小、资源少、实力弱、发展潜力有限，大部分中小企业都面临高端人才匮乏的问题。“200多名员工，本科学历专业人才仅15人。”尚志摩托张总感叹，尚志摩托一直无法对生产工艺进行改造，摆脱不了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更没有能力研发高端产品，长期处于低利润率甚至亏损状态。“再不转型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但没有高端人才，我们转型难度也很大。”2022年5月，F区委组织部牵头成立调研组，深入4个工业园区，广泛收集企业的创新难题和人才需求。7月，出台《F区“科技副总”进企业专项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从高校院所引进专家教授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补齐企业高端人才短板。9月，张总收到区经信委发来的专家人才情况介绍清单。几乎同一时间，交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孙教授也收到了首批企业的用才需求。由于孙教授的研究方向与尚志摩托瞄准的转型目标非常契合，双方不约而同选择了对方。孙教授很快就加入到企业的技术攻关中。他和尚志摩托的技术人员花了两个月时间，自主研制出制动踏板性能测试平台。这一测试平台让尚志摩托具备了制动踏板智能检测能力，产品合格率提升到99.99%，生产效率提高20%，相较外包平台检测降低成本70%。孙教授的加入，让尚志摩托的转型升级多了底气和信心。目前，公司正在加速由生产传统的制动踏板、离合踏板等产品转向研发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智能化产品。F区建立“柔性借智、协同攻关”工作机制，由区经信委派出工作专班深入园区、企业精准摸排，和企业一起制订问题清单和需求清单，给予企业最大的自主选择权，帮助它们按需引进“科技副总”。同时，畅通“能进能出”通道，对“科技副总”建立优胜劣汰的考评管理机制。区经信委胡主任说：“两年任期内，每位‘科技副总’可享受区里提供的5万元人才基础津贴和不设上限的绩效津贴，支持他们与企业‘一事一议’商定薪酬，建立区领导日常联系机制，配备人才服务专员……”“我曾和其他‘科技副总’交流过，大家都认为，‘科技副总’这个身份及其背后的政策支持，极大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孙教授说，许多“科技副总”已经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一份子。“我平均每周要到公司1至2次。适合山地丘陵地形的电动履带式无人农机动力平台，就是在这种交流碰撞中诞生的。”广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科技副总”、中科院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杨教授说，该平台目前已经应用到多个地区的田间地头。“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擅长‘从0到1’的突破，企业擅长‘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和应用。‘科技副总’正好将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互为对方补齐了短板。”“‘科技副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研发模式，过去企业单纯向高校院所购买专利，或与高校开展短期项目合作，现在双方实现了深度融合，围绕需求端进行联合研发、设计、生产，产品更容易落地，实现产业化。”广田机械王总经理说。建中桥梁“科技副总”、工业大学刘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大跨桥梁智能监测。“我之前与建中桥梁有过一些合作，但都是短期项目制的。”刘教授说，“科技副总”进企业专项行动启动后，双方再续前缘。“跟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双方能开展长期、全方位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了‘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再度牵手后，刘教授和建中桥梁不断碰撞出新的研究方向，并申请了两个发明专利，还为其成功申报了“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为了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刘教授还邀请同校的林教授到建中桥梁调研，希望促成更多的合作。“一次工程会遇到很多问题，涉及许多细节领域，这需要更多专家参与其中。”刘教授说，下一步，他们要借助“科技副总”这一模式，推动学院与企业兴建人才培养基地，让学生到建中桥梁实习，企业的技术人员可以依托学院的平台和资源开展培训，实现人才培养的双向互动。“今年我们主动链接‘科技副总’的科研团队、专家人脉等人力资源，柔性引进工程院院士等专家到F区实施创业。”负责人说，“科技副总”进企业专项行动实施一年以来，已经有46名专家人才和行业精英受聘到企业任职，帮助创建创新平台25个，实现科技成果转化40项，解决关键技术、管理、财务难题85个，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8亿元。

二、给定资料 1．据《学习时报》报道，200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答该报记者的提问。 记者：提名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初始环节，近年来查处的用人不当案件，很多涉及这一环节。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李源潮：按照《决定》要求，推进干部选拔任用提名推荐环节的改革，一要合理确定参加民主推荐人员范围，更好地体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特别是服务对象的真实意愿。二要全面分析民主推荐结果，不简单以票数决定干部任用，防止误用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老好人”。三要鼓励多种渠道推荐干部。四要规范干部任用提名方式，重点规范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提名行为。坚持权利与责任相统一。五要严肃查处拉票等违纪行为，让拉票者得不偿失，让干部公平有序参与竞争。 记者：党的十七大以来，各地普遍加大了竞争性选拔干部力度，如何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 李源潮：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调查中干部群众认为近年来最有成效的选人用人改革措施。下一步，将继续把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作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点，突出岗位特点，注重能力实绩。一是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每年开展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对一些重要职位进行公开选拔，机关中层以下领导职位除特殊岗位外逐步做到竞争上岗为主要选拔形式。二是完善差额选拔干部办法。推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探索差额票决，进一步扩大民主，促进好中选优。三是提高竞争性选拔干部的质量。坚持“干什么、考什么”，把考试和考察更好地结合起来，全面准确地了解干部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防止选用夸夸其谈的“马谡”。 记者：党内外对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非常关注，将采取哪些有力的举措? 李源潮：坚决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既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决定》明确提出，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坚决整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我们要以最坚决的态度同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进行战斗，确保实现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目标。一是要加大从源头上防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力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严重违规用人问题立项督促检查制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二是要强化公开监督，扩大干部工作信息公开，把选拔任用干部满意度民意调查作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有力杠杆。三是要严肃查处违规违纪用人行为，用铁的纪律保证选人用人风清气正。经过努力，要使全党和人民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满意度、对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满意度都有提高。 2．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老道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在按这个道理办事。在一些人眼里，老实人竟成了“傻瓜”、“无能者”的代名词,似乎吃亏是理所应当的，老实人不吃亏谁吃亏?这说明：不让老实人吃亏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把老道理再摆一摆，并努力拿出一些办法来。 (1)隋志达是临清市新华办事处城市管理委员会的普通一员。2009年4月，全市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17个村检查完后，大家在一起商议。隋志达当头一炮：“只有两个村达标。其他都得返工!”在场人员面面相觑，有几个村支书气得脸红脖子粗的。虽然不大情愿，15个村还是按照隋志达的要求返工。“这一较真，效果还真是不错。别的办事处一个月才完成，我们两周就完成了。”负责这件事的办事处纪委书记任庆远说。 隋志达看到有的地方垃圾桶有碍观瞻，有的商家却没有地方做广告，能不能把这两者结合一下?他想了个办法：联系商家把广告牌做在垃圾桶前面，这样既遮挡了垃圾桶，又做了广告，一举两得。这个办法很快在全市推广开来。 “这个人工作很踏实、很用心，就是特别爱较真儿、认死理，跟人交流也没有技巧，说话特别‘艮’。可能是这个原因，以前每次评奖树优时他都不能当选。”韩青介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办事处制定了《关于建立全体机关、基层干部业绩档案的决定》，每逢评奖树优，一般不再开展测评，只提取相关数据，有效地防止了“有功不赏”现象的发生。自此，隋志达凭业绩，连年获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他出色的表现也带动了城管工作整体水平的提高。 “隋志达现象说明了一个问题：建立科学评价干部的机制非常重要。”临清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祁学兰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 (2)“计生办与外界交流少、人不熟，我能当上民政所所长靠的是‘公开竞聘’!”2010年1月11日，茌平县乐平镇民政所所长李吉银说起镇里的“用人新政”深有感触。6个月前，李吉银击败7名对手，走上这一职位。 “是骡子是马要拉出来遛遛!我们推行‘公开竞聘’，目的是给每个人提供展示才能的机会，把最优秀的人才用到最适合的岗位。”乐平镇党委书记刘健告诉记者，2009年7月，他们拿出民政所所长、司法所所长等28个中层岗位，面向全镇170多名机关干部“招贤”。年龄限制打破了，身份、学历放开了，谁报都行，报啥都中，通过公开演讲、现场打分，28位“千里马”从91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在推行“公开竞聘”的基础上，乐平镇还实行了“政绩公示”，将60项重点工作分解落实到每个站所、每名干部，在镇驻地醒目位置设置了23块公开栏，将考核结果定期“亮相”。 “拉出来遛遛”、“阳光下晒晒”，群众成为干部政绩的评判者和干部去留升迁的决定者。2009年，乐平镇有7名“不称职”的村干部被取消评优资格，1名所长被“黄牌警告”，30多名干事创业的干部受到表彰。 乐平镇的干部精神面貌为之大振：干好事干成事就有“奔头”! (3)一排排整齐的别墅式住宅楼拔地而起，宽阔整洁的水泥路伸向远方；红瓦、白墙下，老人怡然自乐，孩子追逐嬉闹。记者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侯家村采访时，看到了一派悠然自得的农家景象。 侯家村曾是全镇有名的贫困村，2003年侯新林被选为村支部书记，面貌大变。 1996年，镇里推广冬暖式大棚，侯新林建了两个。当年蔬菜行情不好，其他村民第二年都放弃了，侯新林坚持下来，两个大棚年纯收入3万元以上。 镇上及时培养这棵好苗子，吸收他加入了党组织，后来村里又选他当了支部书记。侯新林出资带村民到寿光参观考察，对村民建棚、供苗、管理、出售整个环节实行系列化服务，村里建起300多个大棚，年人均纯收入7500多元。 3年来，沙镇先后有56名老实肯干的致富能手被发展成为党员，23人进入村两委班子。 东昌府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华认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党组织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让那些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实绩突出的干部，及时得到提拔和重用，让他们有为更有位。这样，老实人才不会吃亏，光说漂亮话不做漂亮事的“老好人”才没有市场，我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发达。 一些县市委书记说，在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重大成效的同时，干部人事制度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并且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机制不够健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的科学性真实性有待加强，干部选拔任用中还存在简单地以票取人现象，以及简单地把干部年轻化等同于低龄化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探索和解决。 3．2009年底，历时半年多的B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全部完成。在这次改革中，B市2000多名机关干部“职务归零，全员下岗”，然后再重新竞争1127个正副科级领导职位。近日，记者通过对B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以及数位竞岗人员的采访，着力重构此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历程，揭示此次改革对B市干部人事制度和官场生态的影响。 据B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称，此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发端于河北省从2009年2月份开始的“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省委张书记在2009年2月份全省“干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上，痛批了“少数干部”的不良作风，要求“决不能碌碌无为地守摊子、保位子，几年下来面貌未改、江山依旧”。 据了解，B市这次改革之前，市直机关中层干部出现了老化的现象，竞岗前的平均年龄是43.3岁。很多单位的中层干部长期在一个处室工作，存在着暮气较重、动力不足和“中梗塞”等问题。 “我实在是想挪一挪位置了!”参与竞岗的王敏47岁，他说出了很多中层“老”干部的心声。1995年，王敏来到市委组织部干部信息处工作，一干就是14年。在这14年里，王敏的职务从科员升为正科。在这次竞岗中，王敏成功竞上了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 今年50岁的艾通泉在市政府办公厅监察室主任的职位上已经呆了五六年，但是当初他并没有想到其他科室交流一下。“第一个是自己的年纪有点大了，第二个自己对于监察室的业务非常熟练，而且也有一定的成绩。”艾通泉说道。 截至日前，B市61个单位全部完成了竞岗任务，在1127个竞岗职位中，758名科级领导干部竞岗留任，369名干部通过竞岗提任科级领导职务(正科级197、副科级172)，占竞得职务人数的32.7%，还有71名科级领导干部因年龄较大或群众威信较低等原因落选。 “通过这次竞争上岗，使‘能者上，庸者下’。而且这次竞岗经过了普通工作人员的投票，从而使上者服众，下者服气。”B市委组织部的相关负责人说。 “竞岗虽然成功了，但是压力更大了。既需要适应新的岗位，更需要干出成绩。否则，不仅无法向领导交待，也没法向署名推荐自己的同志们交待。”多名竞岗成功的干部感慨道。 “这次竞岗，涉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推进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B市委组织部的一份文件上如此总结此次竞争上岗。据悉，B市委已决定将“职务归零、全员下岗、竞争上岗”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希望最终形成长效机制。 针对B市此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记者采访了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赵教授，对于B市的“职务归零、全员下岗”的竞岗办法，赵教授认为它的短期刺激作用明显，但如果长期施行则需要慎重。 赵教授表示，B市这次“职务归零、全员下岗”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提升干部素质、促进干部流动、增强干部责任心来说，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这也是B市在本省“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背景下进行的一项举措。相对于以往的干部选拔方法，具有一定创新性。但是，这么大面积地动干部，如果善后工作处理不好，很容易挫伤干部的积极性，也达不到干部改革的目标。 4．近日，一个题为《令我十分震惊的任命公示》的帖子引起网民和媒体热议。帖子称，2010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人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最年轻的只有23岁，他们的原职务多为办事员、书记员、科员等基层职务。引发争议最大的是两名新泰当地人，分别是23岁的国资局副局长王然和25岁的法院副院长刘婷婷。新泰市委组织部人士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这次领导干部的提拔符合相关规定。 然而，几句“符合规定”之类的答复并未平息外界的质疑。新泰这一事件在公共空间“闹腾”了数日后，网民们有了进一步发现，即“23岁副局长”王然被指为“新泰市委组织部某领导的儿媳妇”。这意味着，这样一起公共事件，在网民的愤怒与质疑中，开始向坊间暗示的“官二代”方向迅速演进。 网友一：一般人22岁大学毕业，就算当年直接考上公务员，一年多能出什么成绩?有重大发明?群众极度拥护?想不通啊，一年多也就刚刚熟悉岗位而已，马上就飞奔副局长了，想不通啊! 网友二：一个普通的助理审判员一下到法院副院长，真不知有何能力，能胜任这样严肃的职位。真不明白，考察任用提拔干部的程序合法吗? 网友三：县级市的级别一般是这样的：办事员—副科长(就是副股级)—科长—副局长，所以上面这些人是连升3级。一般副局长应该从科长中提拔，从副科长到副局长已经是越级提拔了。这些人连副科长也不是，也就是连中层干部也没做过，怎么知道有很好的领导才能呢? 网友四：大家注意到没有?王然、刘婷婷就是新泰本地人，其他也多是山东本地人，大学毕业两三年后就当了副局长，怎能不让我们质疑?我不知道如果把王然等人的家庭成员情况公布一下会发现什么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就这一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年龄大小与当官不应该成为矛盾，关键是选拔程序是否公正透明。组织部门在选拔过程中，公示的内容还应包括他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面试和笔试的成绩等，按标准在阳光下选官。2009年湖北80后的周森锋当市长，再到山东泰安事件，不管官方做什么解释，总会有人怀疑，问题就出在现行干部制度上。《公务员法》没有把事务性公务员和政务性公务员做区分，均称干部，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水平，遵照工龄和职务高低计算。公务员队伍中，有大量从事具体技术性管理工作。对于这类干部的提拔，就按多少年升一级，按程序提升。而政务性的官员，就是决策型官员，通俗地称为党政“一把手”，他们对老百姓、对社会承担政治责任，如也按程序一步步升迁，从副科升到厅局级职务，过程很漫长。 韩德云认为，现行笼统的干部任用制度没有将两种干部的“提拔”区分开来。说某人特别优秀，想破格提拔，什么叫破格，法律和制度上没有明确的阐释。老百姓更不明白，便生猜疑。韩德云主张，政务性官员必须要“破格”，只要老百姓拥护就上，不存在年龄和资历限制。而对于从事技术性工作的管理干部，因工作岗位的特性，就必须按年限和资历升迁。 5．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重要指示强调，要抓住当前干部群众反映突出的重点难点问题，毫不动摇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既要积极探索创新，又要稳妥有序推进。 《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在总结以往改革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今后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重点突破项目和整体推进任务，并对统筹推进国有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长期问题的研究探索、加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坚持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方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着力解决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问题、干部人事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树立坚定信念、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正确用人导向，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 6．2012年5月，北京市召开全市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部署了严肃换届纪律、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提高组织工作满意度和选人用人公信度等工作。 根据会议要求，在加强制度建设方面，本市将进一步推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启动干部监督信息库建设，关注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加大对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的整治力度，以推进干部监督工作科学化；在加强监督检查方面，本市将加大选人用人问题的查处力度和信息公开力度，始终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规范全市选人用人工作。三、申论要求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二、给定资料 1．只要从消费者的汽车贷款中获得额外的3000元利息，就有450元钱返还给4S店——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因这种排挤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经营手段，于2010年9月20日收到杭州市工商局江干分局的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尽管罚没金额仅为56万元，但这是丰田在华首次面临商业贿赂处罚。由于浙江当地还有多个地方的工商部门正在辖区内对丰田金融展开同样的立案调查，杭州市的“丰田商业贿赂案”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开端。 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包括沃尔玛、朗讯、百事可乐、西门子、德普等知名跨国企业均在中国曝出商业贿赂丑闻。中纪委对于绑定住房按揭贷款的房地产收取银行返利行为的打击，旨在肃清该行业的商业贿赂行为。修订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拟将商业贿赂处罚从现在的限额20万提高到200万元。 针对汽车消费市场日益增多的消费投诉纠纷，浙江省工商机关2010年3月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汽车销售服务领域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汽车配件质量问题、商业贿赂、加价提车等违法行为。 杭州市工商局江干区分局在2010年4月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从2008年8月开始，杭州金丰丰田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浙江广丰通田汽车有限公司及杭州东吕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等丰田品牌汽车经销商的汽车个人消费信贷业务，都由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独家垄断。而丰田金融则向上述三家经销商以“手续费”或“服务费”等名义给付财物，从而获得消费贷款业务。 江干分局经检处执法人员诸洪莹介绍说，从2008年8月截至2010年4月，丰田金融总计向三家汽车4S店给付“手续费”或“服务费”70640．99元，总计获得消费者实际还款利息757609.23元。去除应交营业税金等，丰田金融共获利426352.33元。 执法部门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丰田金融的行为属商业贿赂，拟做出没收42万余元违法所得、罚款14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以排斥竞争对手为目的，为争取交易机会，暗中给予交易对方有关人员和能够影响交易的其他相关人员以财物或其他好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贿赂的一种形式，但又不同于其他贿赂形式。针对商业贿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账。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从反不正当竞争角度规定商业贿赂的，即商业贿赂行为首先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这是因为，倘若经营者不是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等参与竞争，而是通过贿赂手段购买或者销售商品，那么必然违背竞争原则，扭曲市场关系，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3．政府采购领域里有这样一批“蛀虫”，他们借助政府这把保护伞做掩护，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为民众办事却为自己敛私财。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已经加大了对这些“蛀虫”的监管与查处，从近期国家的各项部署就可以看出。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全面完成今年和“十一五”期间的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温家宝指出，我们要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今年要集中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重点治理政府采购等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坚决纠正不正当交易行为，依法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以上的问题之所以会频频出现，究其根源在于政府采购制度的建立极不健全，给一些不法之徒留有可乘之机，出现了政府采购的“黑手”和“黑市”，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工作。针对不法现象的出现，我国制定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制定本法的目的正是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廉政建设。法律中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当事人不得相互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得以任何手段排斥其他供应商参与竞争；采购代理机构不得以向采购人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非法利益。 为了能够在阳光下实行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必须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公正平等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这些原则的制定，对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做了刚性规定，为政府采购能够实现“阳光采购”的计划奠定了一定的条件。 4．最近，家乐福中国总部通报了一些已被查处的内部腐败事件，其中包括北京CCU(城市采购中心)以及七家门店生鲜处相关人员被移送到司法机关。家乐福北方区工作人员证实，此次采购贪污事发是有人向警方举报，目前已经将这八人开除，职务另有人员接替。同时家乐福表示，此事件不会给家乐福运营带来任何影响，生鲜产品的价格也会保持稳定，不会出现波动。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次被查处的是家乐福北京七家门店肉课的课长以及CCU负责生鲜采购的人员。证据是收受供应商的贿赂。家乐福中国新总裁罗国伟掀起的改革风暴开始在家乐福各个环节显现，但家乐福的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这并不是所谓改革风暴的一部分，是有人举报后，他们经核查属实。而且此事件是个人行为，属于个案，公司已经对他们进行了严惩。 5．我国司法部门近年来不断加强打击力度，以惩治一些行业内大量存在的“回扣”等商业贿赂行为，但2009年的两会上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对药品采购、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领域常见的商业贿赂现象，离彻底治理尚有不少距离。 2008年，中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0315件，涉案金额21亿余元。法院继续加大对经济犯罪、商业贿赂和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共审结此类案件55959件，同比上升11.66%。 一般认为，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争取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的行为，可以称之为“商业贿赂”。有委员透露，“回扣”等赤裸裸的以财物进行贿赂的方式不算稀奇，“其他手段”隐蔽而多端，大到“给干股”、提供旅游，小到提供附赠品等等。 由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系还不完善，许多政府部门掌握着至关重要的市场资源，商业贿赂一直得以隐秘地存在，有些时候甚至形成“潜规则”。代表们认为，这对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破坏，同时提高了商业经营成本，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据了解，目前中国针对商业贿赂的法律条文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刑法》中的部分条款等，但还没有一部专门反商业贿赂的法律。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反对商业贿赂，首先要在法律上有明确的界定，“商业贿赂”在概念上不宜模糊。 “归根结底还是立法没跟上的问题，”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说，“在法律方面，应该更加清晰、坚定地杜绝商业贿赂。从政府的角度，应该形成一种健康的公务员文化，要求公务员不收受任何带感情色彩的礼品和物品，对商业贿赂行为要‘零容忍’。” 我国有关部门一直在寻找解决商业贿赂问题的有效办法。2009年的“两高”报告指出，2008年，“两高”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打击商业贿赂形成合力。 6．医药行业商业贿赂现在形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但更多行业的商业贿赂仍躲在阴影下。“比起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和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来，建筑业的商业贿赂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位建筑业资深人士对记者道出了建筑业商业贿赂的种种黑幕，“建筑业的商业贿赂不但普遍而且数额巨大，工程项目动辄上亿元，涉及的回扣至少有几百万之巨。建筑工程项目中从招投标到材料采购，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商业贿赂的影子。一些施工企业为承揽工程，大肆行贿，而一些掌握工程建设大权的人员更是利用职务之便，索贿受贿、贪污挪用工程建设资金。” 7．2009年3月24日，记者从宜丰县工商局获悉，宜丰县一啤酒经营户为占领宜丰啤酒销售市场，不惜用给赞助、送冰柜、送展示柜等手段垄断啤酒销售市场，却没想到此举涉嫌商业贿赂，因而遭到工商部门查处。 据调查，宜丰县专门从事酒类经营的批发户李某为了排挤其他品牌啤酒的销售，从而达到多销售自己经销的某品牌啤酒的目的，自2008年起与县城的一些大型宾馆、酒店达成协议，约定在一年内宾馆、酒店只能进货销售李某所经销的啤酒，不得允许其他品牌啤酒进店销售，李某则给宾馆以赞助费的名义每月支付2000元的专场销售啤酒费用，对其他酒店则给以送冰柜、展示柜等好处，李某因此多销啤酒价值20余万元。 李某采取另给对方财物好处从而取得啤酒专卖权的行为，实是商业贿赂，排挤了其他经营者的公平交易权，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宜丰县工商执法部门依法对李某处以1.5万元的罚款，并终止其非法经营行为。 8．新加坡是公认的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早在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早期的《预防腐败法》，到1993年共修改了七次。《预防腐败法》对贪污、贿赂行为有非常严格和具体的规定。在证据上，对官员腐败采取有罪推定。如果一个官员被发现生活阔绰，消费明显超过收入，或拥有与收入不相称的财产，法院就可以此作为受贿的证据。法律还给予反贪人员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规定被控方家属和证人有提供实情的义务，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 首先是存法律上筑起反商业贿赂的重要防线，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连微小的商业贿赂事件也不放过。日本界定的贿赂范围相当广，凡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或者欲望的一切利益都可以算作贿赂，包括提供性服务以及高规格的宴请和接待等。利用手中掌握的权限，在经济活动中要求他人给予金钱、物品或者提供其他好处的，以及接受或者约定接受利益和好处的属于受贿行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日本有关部门对行贿受贿罪的查处十分严格。日本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严格的招投标制度。企业的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的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还有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 瑞典在反对商业贿赂和腐败方面的立案门槛很低，但即使如此，瑞典全国的商业贿赂案每年仅50余起，在国际透明组织每年评出的全球最廉洁国家中，瑞典总是名列前茅。 瑞典首创了很多先进的制度，例如，专门的检察官制度，至今仍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性，即使是最高领导，也不能命令或指示手下的检察官如何办案，包括首相也无权这么做。此外，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瑞典公民有权查阅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文件(涉及国家安全的除外)。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也是瑞典的首创，如果有人想知道某官员的收入和纳税信息，可以到国家税务署申请查询；如果他怀疑某官员公款私用或受贿，可以向有关部门或媒体举报。在瑞典，即使是个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私有财产，也要使用招标的方式。目前，瑞典国家反腐败办公室受理的很多贿赂案件都是源自媒体和民众的举报。 成熟的市场经济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商业贿赂在美国难以兴风作浪。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围剿有这样四个主要机制： 一是反垄断机制。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为了从垄断者手中获得产品和服务或者向垄断者出售产品和服务，不正当的幕后交易南此产生，从而也很容易导致商业贿赂行为的发生。为此，美国早存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其市场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 二是公平竞争机制。在近乎白热化而又很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把成本控制存最合理状态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就不太可能出现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商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的情况，因为这样的结果将导致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无人问津和公司无法生存。 三是舆论监督机制。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成为丑闻被公布于世，使行贿和受贿者本身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在美国，甚至涉嫌商业贿赂的行为都会遭到媒体报道和曝光。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讨好美国农业部以获得一些政策方面的好处，一家美国农场向当时克林顿政府农业部中的一位部长级官员的女儿提供了上学的“奖学金”，并出资邀请这位官员到农场游玩，花费几万美元。这件事情被媒体曝光后，这位农业部官员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引咎辞职。 四是法律机制。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美国的情况看，治理商业贿赂既需要严格的立法和执法，也需要营造一个不利于商业贿赂生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 9．记者从中央纪委了解到，我国白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在自查自纠和查处案件的同时，注重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完善治理商业贿赂法律法规。 国家发改委向各级价格丰管部门印发了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定价、完善监督制度等13条意见，会同有关部门探索建立新药注册与价格审批联动机制。工商总局进一步健全“经济户口”管理制度，严把市场准入和退出，积极推进企业信用体系建设。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正在建立跨地区、跨部门和跨行业的反商业欺诈联防体系，推行反商业贿赂承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银监会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监管规章。建设部完善了房屋建设招投标制度，推进建筑市场、房地产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制订行业诚信体系标准；完善了市政公用单位的产权改革和特许经营制度。 10．2005年，为了更加有力地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海淀区检察院成立了专门办案组．承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组里的小伙子们几年来积累了不少经验，如今都已成为办理商业贿赂案件的行家里手，也成为大小贪官的克星。面对犯罪形势的新变化，这个办案组的检察官杨崇华分析认为，今后的商业贿赂犯罪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行受贿方式和手段更加隐蔽。从行受贿手段上讲，隐蔽性较强的现金支付仍会是行受贿的主要方式。但从行受贿方式上讲，由于商业行为的不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商业贿赂将以更多的名目出现，常见的有同扣、佣金、提成、好处费等，此外，近儿年新兴的考察费、咨询费、赠送原始股等名目将会大行其道。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隐蔽的行贿方式也会被行贿人不断“创新”。 单位行受贿案件将逐步增多。在海淀区检察院8年来查办的44件案件中，仪2008年查办了2起单位行贿案件，其他全部为自然人犯罪。单位行受贿案件往往账目齐备，不易发现，且单位犯罪定罪数额较高，很多案件没有达到法定量刑标准，所以造成单位行受贿案件成案率较低。但单位行受贿的危害性更大，此类案件将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也应成为检察机关下一步办案的重点。 为进一步打击商业贿赂犯罪，该院办案检察官也给出了儿点建议： 加强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解决办案实践中的争议问题。2006年《刑法修止案(六)》的施行，解决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主体问题，随后2007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就部分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解释和界定。但对于商业贿赂犯罪来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还会出现新的犯罪手段、犯罪方式，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建立健全行政监管体系，加强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合作。从已经发生的商业贿赂案件来看，相关领域行政监管的缺失，是商业贿赂得以肆虐的重要原因。因此，应当建立健全商业贿赂行政监管体系，加强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形成反商业贿赂的合力。 吸纳同外先进经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并切实执行对经济活动的监督机制，切实堵塞商业贿赂犯罪漏洞。 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及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应注重法律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鼓励群众积极举报、提供线索，提高他们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11．一个小小的银行科技处处长，竟张鲸吞之口6年索要回扣1073万余元。原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处长温梦杰，由此而成为北京市司法机关重点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米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温梦杰的发家和破灭史是一部生动的商业贿赂反面教材，它说明：打击商业贿赂，首先要从“实权人物”身上开刀。 在各种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实权人物”参与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商业贿赂的发生。因为从客观上说，“实权人物”代表着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与一般的市场主体相比，拥有不可比拟的市场资源，很可能成为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的腐蚀对象；从主观上说，“实权人物”可以不汁较成本，在招投标以及资金监管等体系不很健全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因一己的好恶而舍本逐末、以次充好，因为钱并不是他们自家的。 如此说来，“实权人物”一旦被商业贿赂击中，其损害不仅仪对于市场经济本身，因为“市场经济和社会法治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商业贿赂成为一种“潜规则”时，当规则的制定者却成为“潜规则”的执行者时，人们的目光将越过简单的交易公平问题，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取向和公平正义。因此，打击商业贿赂，必须有实在的举措盯紧“实权人物”。三、申论要求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二、给定资料 1．徐女士儿子三岁多了，正好到秋季入园的年龄。可是2010年出生的虎宝宝太多了，她家一个楼道六户人家就有五个虎宝宝。为此，从去年下半年起，徐女士就开始作打算。“但是，现在幼儿园普遍都是名额爆满价格普涨。公立园收费虽然相对较低，但赞助费从几千元到上十万不等，关键是公立园大多有户口限制，挤破头都难进。私立园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稍微有点名气的私立园越发贵族化，每月收费动辄三四千、四五千，而且家长趋之若鹜，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低收费黑幼儿园。” 像徐女士这样的“70后”和“80后”父母，大都受过高等教育，选择一个好的幼儿园成为这些父母最“计较”的大事。 于是，徐女士从去年年底就开始等待某实验幼儿园分园的招生。幼儿园老师说9月份入园的报名时间一般会在3、4月份。“但我一直等到6月份，有一天打电话问，他们说已经报完了，因为怕今年人数太多，他们没有对外公布招生，名额都给了小区业主的孩子。”徐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她想先让儿子在小区幼儿园委屈一年，再考虑转园。所以，她还得在这条路上继续寻觅。 类似于这样“悄悄”招生的做法越来越多，一些知名幼儿园不公布招生计划，托了关系的家长就占满了本不多的招生名额。而一些名额尚有余、但竞争激烈的公办园，则会用推迟招生时间的办法，让等不及的家长“知趣”地选择其他民办幼儿园或私立园，从而减缓本园招生压力。 “这是今年区教委的新规定，尽量照顾本小区业主的孩子。”记者以家长的名义向该分园咨询时，该园教务处的老师这样表示，今年幼儿园计划招生跟往年一样，都是60人左右，但去年来报名的高达四百多人，所以今年只能尽量照顾小区业主。 至于明年的招生，这位老师说：“具体时间没定，如果对外招生，建议家长至少提前3天过来排队。” 据悉，类似于这种一级一类幼儿园，排队3天还不算多的。6月9日，某工业幼儿园报名时，甚至出现了排队9天8夜的现象。 据统计，近三年在该市出生的新生儿有46万人，但目前全市的1266所公办幼儿园只能接收22.6万个适龄儿童，排队就成了那些没有什么门路家庭的唯一选择。 2．某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名额很少，当然就会产生名额分配的问题，有一些关系要照顾，就会产生门槛高，凭关系进的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优质教育资源稀缺。” “这两年正值入园高峰，幼儿园又不实行划片的方式，无论外地还是本地孩子都可入园，所以，‘质高价低’的公办园就成了稀缺资源。”某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接受记者采访说。 几乎与人口出生高峰一样“汹涌”的是，非户籍的适龄儿童的增长造成的巨大入园压力。随着中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大量儿童来到了城市。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北京市新生儿中，户籍人口占49%，非户籍人口占51%。北京学前教育发展的总体规划显示，现有的学前教育资源原则上可以满足户籍出生人口的入园需求。 3．距离9月份入园还有半年时间，就有不少孩子的家长已经忙着帮宝贝挑选幼儿园了。在某育婴网站的育儿论坛上，一张帖子惹来众多关注：“儿子9月份就要上幼儿园啦。最近考察下来，离家最近的示范性幼儿园成人走路也得走15分钟，如果坐公交车两头都要走。请有经验的妈妈来说说，到底该选择走5分钟路就能到的普通二级幼儿园呢，还是辛苦点去读示范园?这样的辛苦值不值得?”是不是该“舍近求远”，这已成为不少家长最困惑的择园选择题。支持者认为，普通二级幼儿园一定不能去，理由罗列得头头是道：“二级幼儿园教育水平不够好”“会有外来务工子女，孩子习惯养成差”……而支持者则认为，还是应该以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方式去选择幼儿园，“舍近求远，孩子太累”。 幼教专家说，家长报名最喜欢打听“幼儿园的等级”，一听家门口的幼儿园不是示范园就觉得“肯定不灵”。“其实，选择幼儿园关键的一点就是考虑孩子的成长。3—4岁的孩子体质较弱，需要充裕的休息时间。每天花大把时间在上学放学，孩子太累，极有可能对幼儿园产生恐惧心理。就近入学，除了能提高安全系数外，还能保证孩子的睡眠，一举多得，家长也不会手忙脚乱。” 此外，部分家长在孩子的学前教育择校上出现了个怪现象——“以价择校”，多学本领、教育科目多、收费价格高的幼儿园尤其受家长追捧。不少幼儿园也纷纷冠上了“艺术特色”“音乐特色”“围棋特色”等名号，收费也不便宜，动辄一个月一两千元。家住浦东的杨女士就打算把女儿送到一所具有音乐特色的幼儿园。杨女士说，她的不少朋友都是选择送孩子去特色幼儿园，“小姑娘学点音乐蛮好的。掌握一项技艺，不光是提高她的个人综合素质，以后对升学之类都应该有帮助。收费是比普通公办贵不少，但这个钱不能省。”记者了解到，不少家长在考察幼儿园时，问得最多的就是：你们幼儿园有什么特色，对口小学喜欢什么特色?在一些不开设特色兴趣课程的示范性幼儿园，甚至有家长联名要求开设特色课程。 专家认为，部分家长盲目跟风择校，忽略了孩子的天性。“他们并不是真正考虑到孩子喜欢什么，适合什么。送完了特色幼儿园，还要给孩子课余时间开‘特色小灶’：英语、音乐、识字，都要学。以为这样就是给孩子提供了好教育，但事实上填鸭式、硬塞式的学习，反而会抹杀孩子从小的学习兴趣。” 一位幼儿专家说，幼儿园的教育，不是以知识学习为主，更多的应该是让孩子融入集体生活，在集体中体验快乐，渐渐地完成从家走向学校的过渡。 采访中，时常能感受到家长一心为了孩子的热诚，也感受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落于人后的强烈愿望。但有时，我却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孩子变成了家长手里的“傀儡娃娃”，牵到东拉到西，学这个学那个。四五岁的孩子整日奔波在各类课程和活动中，他真的快乐么?减负口号喊了十几年，但学业压力却逐年往下压，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不得不行动起来，为将来升学做准备。确实，中高考选拔制度的存在是减负无法彻底贯彻的原因，但家长们焦虑的心态何尝不是在给孩子的负担上“添砖加瓦”。“特色”还是“普通”，不该是“有唯一答案”的单项选择题，家长在考察幼儿园的时候，不如先把自家孩子的性格、天赋考察透了，再做最合适的决定吧。 4．“被扇几十个耳光”“揪住两个耳朵离地、胶带封嘴、扔进垃圾箱”，这还不算!“女童被老师摔晕，右侧肢体偏瘫”，这不是发生在美、日变态虐童惨剧的情节，而是发生在山西太原、浙江温岭、广州的幼儿园，乃至康复中心的“虐童现实版”。其中，温岭警方含糊地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了肇事老师。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此类令人发指行为的频发，虽然我国目前禁止虐童的法律规定很多，但由于定性模糊、处罚疲软，很多人不知道虐待儿童的边界，也不认为取乐、侮辱、忽视儿童的行为也属于虐待。此番，除了“寻衅滋事罪”，温岭警方称可能还涉及“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三项罪名，以至于有法律界人士呼吁，“我国刑法应当尽快增设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罪名，放宽入罪标准”。必须承认，对于虐童等变态行为予以约束和惩戒是必要的，也是迫在眉睫的。 5．学前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政府主导、县乡统筹、均衡发展”的模式；一种是“政府主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一段时间以来，有相当多的人对第二种模式推崇备至，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有效促进学前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满足群众多方面需求。“学前教育市场化”的基本理念是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配置学前教育资源，以实现学前教育的优化发展。但是，市场的驱动机制是私利，如果缺少必要的监控，缺少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则对于私利的追逐就会演变成一种无序状态，学前教育市场化造成的负面后果正在日益显现： (1)老板幼儿园。C市百姓把当地的民办幼儿园称作“老板幼儿园”。老板幼儿园的特征是以家族方式管理，其典型表现是：由家族出资举办，由亲属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服务甚至教学工作。老板幼儿园的另一个特征是贵族化倾向，一般有较大规模的占地面积，园内设施豪华，学生每年需要的保育费动辄万元以上，同时家长为了使孩子能够入园要依循缴纳万元以上“赞助费”的潜规则。在乡镇或里弄的老板幼儿园一般规模不大，但存在严重的无序竞争。有的幼儿园向员工摊派招生任务，以招生数量的多少对员工进行奖励。为了吸引生源，有的幼儿园还会在招生时期到邻近幼儿园门口做宣传。 (2)篱笆幼儿园。篱笆幼儿园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和乡村，其特征是规模小，大多办在居民自住房或租用闲置公寓和城乡结合部的民房里，以家庭方式办园，低收费、低成本、低质量，设施简陋，没有安全的户外活动场地，有时甚至简陋到只用篱笆圈住孩子们活动的场地。这类幼儿园大多未经审批注册，而其数量却相当惊人。未经审批注册就意味着不符合政府规定的办园的起码条件，但这些幼儿园为何能够得以大量存在?被访某教育局领导表示，此乃无奈之举，因为农家子女、民工子女、城市低收入群体子女对这样的幼儿园有需求。换句话说，除了这样的幼儿园，弱势群体的孩子没有其他选择。 (3)豪华的公办幼儿园。在一些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创办和管理的幼儿园改制过程中，有一些公办幼儿园被留下，当前这些幼儿园变得越来越豪华，甚至与少数老板幼儿园一样越来越倾向贵族化。如宁波某市教育局所属的公办园在改制后只保留了一所，而这所公办园在老城区有一个价值2000多万元的园区，现在又在新区建造了一个价值不下3000万元的豪华新园区，构成了当地一景。 (4)幼儿园里的“重点班”。记者发现在温州市某改制后的机关幼儿园里，个别班的教学设施特别“豪华”——教室面积有100多平方米，有干净、整洁、崭新的课桌和教具，还有钢琴、电视、饮水机以及几十种儿童早期智能开发玩具。经过询问才了解到，这个班级是本园的“重点班”。而在同一个幼儿园，旁边的普通班却与它存在很大不同，30多个小孩挤在一个只有“重点班”一半大的教室里，教学设施简陋，玩具很少，没有益智教具。据一位知情人士介绍，这所令家长们趋之若鹜的幼儿园这几年每年招收8个小班，其中3个实验班，每个孩子需缴纳1.8万元集资费，还得通过考试方可入园。另外5个为普通班，集资费每人1.4万元。实验班学生人数比普通班少，配备两个老师和一个保育员，并采用“蒙特梭利”教学法。 (5)课程内容的小学化倾向。调查发现，许多幼儿园的课程设置中有大量新课程方案中没有的内容，如语言领域出现了专门的拼音、识字、写字、古诗和英语教学活动，而计算的教学程度深至100以内的加减，大大超过了审定课程中出现的内容，部分幼儿园还教授一些连加连减的小学一年级数学内容。这些内容注重向孩子传授知识，有明显的小学化倾向。 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确定了教育改革发展的攻坚方向和重点举措，明确要求“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对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建设，加快推进学前教育普及进程，促进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某市人大代表冯女士向记者介绍了自己提交的议案，建议调整与完善该市的《××市学前教育条例》部分条款。她说，学前教育是素质教育的起点，是终身教育的奠基阶段，对个人的未来发展十分重要。2001年6月22日以来，该条例一直未修订，相关条款与现状已明显不相适应。她解释，如今学前教育不断发展，办园体制、政府权责等诸多问题得不到法规支持。“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学前教育的发展。” 冯女士举例称，条例规定，本市举办学前教育的机构以社会力量办学为主体，发挥政府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但现在的学前教育发展的导向是以公办园为主，公办民办并举。由此可见，办园主体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此，她在议案中提出，要尽快修订《××市学前教育条例》，填补法律空白，使办园体制、政府权责、教师待遇、教育收费等条例法规化、具体化、制度化、明确化，依法解决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确保学前教育规范发展。 7．“现在幼儿园中的老师跟走马灯似的，人员流动性很大，可能因为50元钱的收入差别，老师就会提出辞职，换到别的学校任教。”某幼儿园园长说，当前该市学前教育中，民办教师人数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但没有明确的晋升机制，使得教师在学术和专业上没有积极性。她建议，应进一步明确学前教师的标准、职责、待遇等，特别是明确民办教师任教资格、职称评定、评先评优以及各种应有的福利待遇，并加以落实。 她还说，“入托难”的原因不在于孩子无幼儿园可上，而是在于家长希望将孩子送进教育质量好的幼儿园。“提高幼儿园教育质量，关键是提升教师素质。只有让教师得到保障，感到安心，才能让他们觉得事业充满吸引力，在学术上取得进一步发展。‘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学前儿童会更多，政府应当提前出台相应政策，避免‘入托难’现象进一步深化。” 如今幼儿园教师连回答自己是不是“教师”这样的问题都不那么自信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是包括幼儿园教师的。而幼儿园改制运动则把所有幼儿园教师的身份变成了职工，有些地区的幼儿园教师统一由发改委管理。幼儿园教师从事的是教育事业，但却被从国家编制当中剔除出去。许多地方把幼儿园教师分成两类，即公办教师和非公办教师。这两类幼儿园教师即使在同一所幼儿园工作，其待遇也不能相提并论。非公办教师的工资一般只是公办教师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转档落户、分房、职称评定、进修学习、评奖等机会也与公办教师不同。由于同工不同酬，非公办教师一般心理不平衡，爱岗敬业意识淡薄，稳定性差。由于在“非公办”学校，合同制幼儿园教师队伍只能用《劳动法》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并没有获得与“教师”相对应的身份和权利。 改革学前教育发展机制，通过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发展学前教育。在加大公办园数量、提高百分比的同时，政府购买服务，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功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园，采取股份制、联合办学、独立办学、政府托管办学等方式创办幼儿园，特别是创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坚持优化幼儿园管理机制，加快建立公、民办幼儿园一体化管理机制，切实保障民办幼儿园教师在业务研训、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方面能享有同等权益。 8．学前教育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重大民生问题之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目标，《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确定了坚持公益普惠，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方向。各地以县为单位编制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国家启动实施了8个学前教育重大项目，重点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薄弱环节的学前教育。3年来，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各地学前教育资源快速增加，财政投入不断加大，全国幼儿园总数比3年前增加了30%，在园幼儿增加了近40%，“入园难”问题得到初步缓解。 为改善某省农村牧区幼儿园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幼儿园办园条件，提升全省学前教育质量和水平，该省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主要建设贫困县、乡、村幼儿园生活、服务和供用用房及配套设施，并购置玩教具等设备。 据了解，通过该工程的实施，该省将基本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幼儿和家长提供方便就近、灵活多样、多种层次的学前教育服务，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低保”，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法律规定：凡是中国公民，只要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同时，低保制度也是我国人权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人权保障事业的一项基本理念是：人权首先是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公民的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威胁到其基本生存时，有权从当地政府获得基本的生存救助。 自从199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在全国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在1999年以前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全国城乡以来，低保工作已经开展了十多年。而低保制度在我国的全面施行，标志着我国开始从一个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进入到一个福利和保障型社会，尽管这个保障力度还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占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来说，低保福利制度的推行，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巨大跨越。确切来说，福利保障，是国家对人民的一种照护承诺和生存承诺。 然而，在这样一种国家“承诺”面前，总是会出现各种不和谐的声音，如低保被冒领、低保资金被贪污和挪用等，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开豪车领低保”的荒诞事件。 2009年国家审计工作报告显示，全国有194个区县向不符合条件的6.29万户家庭发放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助3.3亿元。其中，向1.19万户登记拥有个人企业、车辆或2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发放7376.65万元。 2013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年《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在安徽、福建等地的调查显示，受调查的低保家庭中，6成不是贫困家庭，有近8成的贫困户没有享受低保救助。 2．走进河北省青县清州镇张齐庄村村民张培茂的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3间已经有些年头的砖包皮土房，房顶上的杂草异常繁茂，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和哭泣声不时从屋里传来。进到屋里才发现，原来是躺在炕上的张培茂正为全身的烫伤而咬牙忍受，而他双目失明的妻子赵文霞正坐在炕上低声哭泣。这个家庭本来就已十分不幸，丈夫患有癫痫病多年，妻子是位盲人，年仅14岁的女儿已经辍学，10岁的儿子勉强上学。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天，张培茂在煮饺子时突然癫痫病发作，一头栽入沸水锅中，全身严重烫伤。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困苦不堪的家庭，却“应保未保”，多年来一直申请不到低保。 2013年年初，云南省巧家县崇溪乡马洪村的3位村民走进了巧家县检察院。其中一位老人非常激动地说：“我是一个残疾人，2007年就被列入村里的第一批低保对象，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我的低保存折!”这位老人叫彭洪玉，被马洪村列入低保名单后，低保存折并没有直接交到他手上，而是由村干部何兴志“保管”。6年来，何兴志只给他发过两次钱，一次是2007年给了700元，另一次是2009年给了480元。后经查实，2007年至2012年期间，何兴志或将村民的低保存折截留下来私自保管，或将村民手中的低保存折骗出，将原本应该按时足额发放给包括彭洪玉在内的21名低保户的补助金取出15万余元，这些钱除一部分发放给低保户外，一些被挪用作为维护村中沟渠、公路等支出，一些被违反规定发放给不属于低保对象的村民，还有5万余元被其据为己有，用于个人及家庭开支。 3．记者根据群众举报，从海口乘车2小时来到海南省临高县和舍镇，再换乘三轮车来到龙贤村。走进村民吴潘家，记者看到院门破乱不堪，院内随意堆放着一些枯柴枝。据吴潘介绍，全家有6口人，3亩多的橡胶林是主要经济来源，但近年来橡胶收购价很低，收入越来越少。孩子们长年在外打工，自己和老伴都患有风湿病。他从2010年开始申请低保，但每次均被拒绝。“低保指标都在村干部手里”，吴潘无奈地说，“其他人说申请低保要对村干部有所‘表示’，但家里穷，实在拿不出来。去年孩子在外打工回来，带了一些礼物送给村干部，今年才第一次领到低保金。” 广西陆川县横山乡旱塘村是当地较贫困的村庄，一些村民居住在简陋的房屋里，少数群众甚至仍住着泥土房。最近多位村民反映，一些已离世的村民仍旧出现在低保名单中，其中包括原治保主任陈业贤及村委会主任陈增钦已故的亲人。记者在当地的低保名册中看到，以陈业贤为户主的一家5口全部享受低保，其中包括其65岁的妻子杨某；而陈增钦的母亲林某也出现在名单中。村民们证实，陈业贤的妻子杨某已去世4年多，而陈增钦的母亲林某于去年去世，今年却仍在“申请”低保。当地村民称，旱塘村除了“死人吃低保”现象外，一些收入较高的村民也吃低保。旱塘村一位陈姓村民家里不仅开有养猪场，还承包着鱼塘，夫妻二人却双双享受着低保。 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开云告诉记者，近期在广东、江西等地调研发现，许多地方还存在村干部“拿政策做人情”现象。有些地方为了化解一些群众矛盾，无奈之下答应给上访户、拆迁户等办理低保，使低保成为一种人情补偿。这样做，不但会出现有钱人吃低保的不公平现象，而且使本该享受低保政策的人难以享受到保障。 4．“去年，村里在搞低保工作时，有村民就直接对我说，他只要低保户的身份，低保金可以一分都不要!”安徽省休宁县东临溪镇大阜村书记夏有付在参加休宁县农村低保工作调研座谈会上说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思考。 原来，休宁县农村低保保障标准已经从1800元/年上调到2400元/年，人均月补差额为157.32元。虽然按照该县农村的生活水平，200元/月的低保金很难维系一个农村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但与农村低保挂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含金量却很大。“除了原有的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残疾人补助、电费返还补助等，今年省里又新出台了给70周岁以上低保对象发放居家养老补贴或高龄津贴的政策。”该县龙田乡民政助理员汪俊指出，多项优惠政策与低保政策相挂钩，少数群众为进入低保保障范围处心积虑，或是钻政策漏洞，或是投机取巧，或是暗中操作，让自己非法获利，公然践踏政策规定，有悖社会公德，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大大地降低了政府公信力。 广西兴安县纪委前不久调查发现，某村村委会主任梁某的奶奶、亲戚周某均去世1年以上，户口已经注销，却还在领低保。广西苍梧县岭脚镇一村支书的母亲去世2年多后仍在享受低保，直至被当地村民举报才被迫终止。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农村，村干部虽官职不大，却是农村基层政权的掌握者和执行者。由于缺少对“绝对权力”的监督，使得全国不少地方的低保资金分配存在暗箱操作的情况。据媒体报道，有些地方的民政部门为省事，直接“按比例”将享受低保的人数“分配”到各村，就连审查复核甚至随机抽查也交给基层甚至村官来做，这样的“权力下放”等于把低保政策完全交给村官说了算，给了一些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机会。除此之外，对农村低保分配的公示不够、监管不严、问责不到位，也导致很多人铤而走险。 民政部党组出台的《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实施办法》对民政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进行了逐一梳理，明确了工作重点。在社会救助领域，着力解决社会反映强烈的“人情保”“关系保”“错保”等问题，对“人情保”“关系保”及媒体曝光的案件，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因经办人员失职、渎职等原因造成“错保”的，依法追究责任。然而事实是，对这些现象事后的纠错追责机制并不完善，当事人的违规违纪成本几乎为零。 5．按照相关程序规定，获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是有严格的审批步骤和流程的，民政部门要将申请者自己声明的财产状况与掌握着车辆、房产、金融、保险、工商、税务、公积金等信息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信息比对，看其个人申报的情况是否准确和完整，然后再结合入户调查、邻里访问、信函索证、民主评议等方面的措施来判定申请者准确的家庭收入情况，综合评价其是否能够享受低保，确定其在低保中领取的补助标准。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低保人群的审核和监管却存在着困难。虽然按照国务院规定，县级民政部门是低保审批的责任主体，审批前对低保申请家庭入户抽查比例不少于30%；乡镇人民政府是审核的责任主体，应对低保申请家庭逐一入户调查。但对于低保申请户的审核以及低保户的动态监管涉及银行、公安、房产、交通、工商等多个部门，单凭民政部门一家进行统筹协调，显然很难真正实现审核与监管的准确到位。 据基层工作人员反映，目前低保发放的主要依据是家庭收入，然而，核实家庭收入在农村要比城市复杂得多，农民的收入日趋多元化，尤其是对“人户分离”家庭的收入及财产状况的调查，更是非常困难，而且村民上报的年收入也大多不真实。某县民政局局长说，银行、工商、税务等多部门信息难以共享，无法确定农村居民的真实财产状况，一些村民在村里房屋破旧，但在县城有房产甚至商铺，如何评价“贫”或“富”成为一个难题。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由于较难判断“贫”或“富”，一些地方按人口比例将低保名额分配至各个村，这也为“人情保”留下了空间。 另外，负责低保审核的一些部门和工作人员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工作态度，不愿意针对低保工作进行深入实际的调查，以致对上报上来的低保人员名单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来敷衍了事，认为只要不出乱子就万事大吉，至于真正困难的群众是否得到了保障，则不闻不问。 6．有专家在对各种骗保情形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发现，目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对于骗保者的处理多数停留在清理和停保层面。相当一部分骗保者只是停发低保，没有受到经济或其他方面的处罚。较为严厉的处理是，追缴之前发放的低保金及1年内不得再申请低保。这样的结果就在客观上纵容了骗保行为的发生，不少骗保者正是存在“退了低保金就没事了”的心理预期才去实施骗保的。这中间虽然有针对行政公务人员骗保行为而附加的行政处分，但从整体处理方式和结果来看，惩罚力度依然偏轻。 其实，依据刑法，骗领低保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完全可以按此追究骗领者的刑事责任。同时，对于那些审核不认真，甚至充当骗保帮凶的相关政府管理人员，也可以依据我国刑法追究其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2014年4月21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拟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7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解释。其中拟规定，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解释，从性质上讲，骗取社会保险金与刑法规定的诈骗公司财物的行为是相同的，对于构成犯罪的，按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追究诈骗罪。 从世界上的立法惯例来看，美国就明确规定，只要骗取政府福利400美元以上，就可以重罪起诉，另加控伪证罪。一旦罪名成立，骗保者不仅要退还所有福利费用，还要面临牢狱之灾。而在新加坡和我国的香港地区，也有类似的规定和案例，如香港前高等法院大法官李俭因隐瞒收入，以生活困难为由骗取了香港政府近10万港元的综合援助，最终被以诈骗香港公共福利的罪名判处入狱11个月。 当然，惩处和追责只是低保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如果要让低保能真正保“低”，还应完善制度，用制度“严格门槛”和“透明过程”，让低保户“应保尽保”、精准锁定最需要救助的人群，使低保人员名单和领取金额全程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在“严格门槛”方面，民政部2012年出台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首次明确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家庭财产是认定低保对象(家庭)的3个基本要件。这统一了各地的审核标准，使基层低保工作者操作时有据可依、有理可查。在“透明过程”方面，要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从资格审核到资金发放再到后续管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流程都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7．据中国乡村之声《三农中国》报道：走进黑龙江省青冈县德胜乡富家村，村民魏晓元家的房子格外醒目，十几米长的砖房窗明几净，五六个房间还连着一个大车库。这样的生活条件让同村人羡慕不已。不光房子好，魏晓元一家每年还能领到6500多块钱的额外收入。 记者：“你现在一家4口多少钱啊?” 魏晓元：“3个1700的，1个1300的。” 原来，魏晓元家每年领取的6500元，是村里发放的低保金。既然其生活条件这么好，那为什么村里还要把低保金发给他呢?其邻居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他爸……他爸不是乡长吗?!” 生活条件好，又拿着低保，魏晓元的生活可谓羡煞旁人。可同样生活在一个村的纪国军，2004年儿子得了肾病综合征，为了给儿子治病，他已经是负债累累，破烂的房子眼看撑不了多久了。这时如果有一份低保金，对他的儿子来说简直就是保命钱。 “我确实是没办法了……”纪国军也曾给村委会的会计打去过电话，希望能申请到低保名额，可是每次电话打过去，得到的都是这样的答复——“人家咋整的我能知道吗?你别跟我谈这个事，村上没有指标，我们解决不了你的低保。” 据记者了解，在黑龙江省的部分村屯，想办个低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有两个“条件”，一个都不能少。首先你要舍得本钱，也就是前期投入；另一个就是你得有“门路”。黑龙江省兰西县红光村村民王凤卿一直想申请低保，但就是办不下来，最近他才找到点儿“门路”。 王凤卿：“你得花钱!” 记者：“得花多少钱呢?” 王凤卿：“那就没准儿了，五千也是它，一万也是它。” 明码标价的硬杠已经刷掉了不少人，下一步这钱就得给对人了，而王凤卿找到的“门路”就是同村的黄某。 王凤卿：“两个人有三千块钱就够了，咱们都是实在亲戚，待会儿我让小黄来。” 记者：“你让他来他就能来吗?” 王凤卿：“他外甥，村主任是他亲外甥。” 黄某的亲外甥，是兰西县红光村村委会主任薛某，经过和薛某的一番讨价还价，这事最后还是给办了。看来在金钱和关系面前，国家的低保标准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这不仅直接损害了贫困家庭的利益，也伤及政策信誉和社会公平。 在河北省栾城县冶河镇乏马村的村务公开栏前，一份新张贴的社会救助公示展板引来了不少村民驻足观看。村民张九书告诉记者，这些低保户是村民代表评选出来的，大家都参与了监督：“这都是经过评议才出来的，不是你说你困难就困难，那个不算，评议了之后上边还要去家里看，通过实际调查以后才能评上。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 据了解，每次低保户的评议，乏马村的干部、党员、村民代表等15人组成听证团，由听证团成员及旁听村民向申请低保的村民提问，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当场唱票计票，得票超过80%才会确定为低保初选对象。 村里评选出的人选，还要进入县级民政部门审核。为了保证实现公平、公开、透明的“阳光低保”，河北省民政厅要求县级服务系统建立核查中心和信息比对平台，防止出现“漏保”“错保”等情况。在栾城县民政局行政服务大厅，低保核查中心负责人张增贵的电脑里存下了全县7000多名申请人的各种审核信息，办理情况可随时登录查询：“现在这个表就是工商局给我们提供的比对信息，这上边有标记的就是有问题的户。工商局这回一共核查出11户有问题的。” 通过民主公开办法来确定低保对象，能够反映群众的意见，有效地防止少数人说了算和暗箱操作的问题。 8．近两年，中央在低保问题上措施频出，地方上的低保乱象正在收敛。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公布了5项正在实施和将要实施的措施，其中有几项被认为打在了低保乱象的“七寸”上。比如，低保申请者可以跳过村级，直接向乡镇和街道提出申请；对低保经办人员和“两委会”干部近亲属实行备案制度，单独进行审核；推动建立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将其提供的信息提交车辆、证券、储蓄等部门进行比对；严格公示制度。 2013年12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落实督察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低保工作，决定将《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会议指出，让低保等政策“落地”见效，保障困难群众尤其是特困群体基本生活，完善能托底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社会公平，而且能鼓励更多人敢闯敢试敢创业。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城乡低保制度，发挥“雪中送炭”、扶危济困的重要作用，使7400多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基本实现“应保尽保”。但在督察中也发现，一些地方存在资金不到位、管理不规范、配套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影响了低保政策效应的充分发挥。 会议要求，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有针对性地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和改进低保工作，努力使困难群众生存有尊严、生计有保障、生活有盼头。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某报记者在调查食品安全领域问题时，发现了一个地下黑加工点。记者暗访了该加工点利用双氧水、工业碱等有害添加剂，发制、漂白百叶、毛肚等食品的全过程。记者发现，雇用工小张的工作就是用煮、晾、泡等工艺制作百叶、茄参、毛肚等水发食品。制作过程中加入起增重作用的工业碱，起漂白、防腐作用的双氧水和起中和碱作用的盐酸。平时厂房里就小张一个人负责加工，产品由专人运往市场。据小张讲，利用工业碱、双氧水等食品添加剂制作水发产品，在这个行业不是少数。另外，在其他行业也有类似运作。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有自己的运货车、批发点、销售点，有毒、有害的水发制品从生产到销售只需要两天时间。每天生产1000斤左右的水发制品，在凌晨三四点钟用专门的运货车将成品运到老板指定的海鲜市场出售。“我知道做这项工作是昧良心和不道德的，实际也是违法的，整日生活在恐惧中。但看着老板不断地加薪，我的心又开始活动了，我从心里也在说服我自己，不就是加点添加剂，吃的时候用高温水烫一下也就没事了。况且干了这么长时间，政府也没有一个单位有人来管。”小张向记者坦言， 这个地下黑加工点一个月就销售非法加工的茄参2.6万斤，销售额30余万元，毛利润能达到10万元。记者向有关单位反映地下黑加工点的情况时，发现处理此事牵涉工商、质监、农委、公安等多家单位，“三个和尚没水吃”，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出现了“好事人人都管”、“坏事人人管不了”的现象。 2.在2011年央视“3.15”晚会上，曝出了一则消息：H省不少养殖户在养猪时添加国家明令禁止的“瘦肉精”，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吃了“瘦肉精”饲料的“健美猪”，竟然过五关斩六将，突破多个监管关口，一路杀向一些大城市，甚至杀进了肉制品生产企业，最终走上百姓的餐桌。有人戏谑：我们应当“感谢”食品行业，它让我们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瘦肉精、从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蜜枣中认识了硫磺、从木耳中认识了硫酸铜、从奶粉中认识了三聚氰胺……还有人说到地沟油问题，这起继三聚氰胺后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再度引起社会公愤。一个涉及14个省市的地沟油制售网络，已经使地沟油流人市场，其所产生的危害，怎能不令人深以为忧？ 2010年6月召开的第二届中国食品安全高层论坛上，某市食品添加剂行业协会的名誉会长P先生认为：食品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如果不讲良心，任何环节都可能出问题。该市食品研究所技术总监M先生认为：食品企业应当将自律提到很高的位置，但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不能把食品安全的“宝”，全部押在从业者的良心上，还应该强调“他律”，以真正实现食品安全。 改革开放初期，不讲诚信、假冒伪劣、以次充好者有之；坑蒙拐骗、赖账不还者有之；欺行霸市、以不正当竞争手段毁坏他人声誉者有之；大做虚假广告、以不正当手段推销者有之。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经济秩序，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回过头去看，那些企业有哪一家真正做大做强了？据统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国内的同仁堂、稻香村等老字号企业，还是进人世界500强的中外企业，无一不是严守法规、诚实经营才有今天的辉煌，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够靠造假而发展壮大。 3.发达国家并非生来就是“世界上食品供应最安全的国家”。类似的“食毒时代”，他们也经历过。1906年2月，美国长篇小说《屠场》面世，揭露肉联厂工人非人道的劳动状况，“本想打动公众的心，不料却击中了他们的胃”。 “从腌肉车间里取出的猪肉常常发酸，就搓上苏打粉，去掉酸臭味，经过化学处理，需要什么颜色、什么香味、什么味道就能有什么颜色、什么香味、什么味道，然后卖到自助午餐柜台上去。”“凡是已经腐烂得再也不能派任何用场的臭肉，连同地面铲起的渣滓一道，用来制成罐头，或者剁碎制成香肠。已经生霉发白没人买又运回来的食品，用硼砂和甘油处理之后，又作为原料重新制成正品。”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看到这令人作呕的描述，总统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抛出窗外。《屠场》导致美国肉类食品消费和出口急剧下降，瞬间引发人们对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强烈关注。在舆论压力下，美国国会当年6月通过了《纯净食品和药品法》、《肉类制品监督法》，由此逐步进入了食品安全管理法制化的时代。 1927年，美国农业部成立了一个新的下属机构：食品、药品和杀虫剂组织。1930年，该机构名称改为“食品药品管理局”，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FDA。和FDA一起在联邦层面上负责食品安全的，还有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和检验局、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等机构。20世纪以来，美国政府陆续通过了近20部重要的食品药品监管法律，赋予FDA更多的职权。对于被查出问题的食品，FDA毫不手软，生产商和销售商都会受到处罚，且要花巨额费用召回相关食品。 4. 2011年9月，某报刊登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在“陌生人社会”里多数人会本能地希望把必须要相处的陌生人变成熟人，托关系、人找人，因为“熟人信得过”、“熟人好办事”。对偶然相遇的陌生人，则首先选择不信任。文章还认为，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一方面对陌生人处处提防，认为这是让自己利益免受伤害的必要方式，另一方面抱怨“人性冷漠”、“道德滑坡”：一方面指责他人“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又提醒亲人朋友遇事别“出手”、少“出头”。伦理学家指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既有反映统治阶级要求，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观念和规范，又有反映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观念和规范。比如，孔融让梨中的谦让、孟光梁鸿举案齐眉中的和睦、乐羊子妻断机劝夫中的深明大义……每个故事都反映出一个时代所提倡的社会道德风尚，也成为今天我们增进人际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的参考教材。但封建伦理道德中宣扬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则是糟粕，应该否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以儒家的性善论为主流，在实践中，儒家以礼与法的结合作为人性修养在他律方面的补充。然而在一个道德松弛、舆论不张、管理乏力的社会里，“他律”的作用会大打折扣。某省委宣传部E部长认为：解决他律问题，道德教化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方法。当前主要应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通过教育，使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集体主义情感、人道主义情感、正义感、自尊感等都有正确的发展方向。当人们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建立了具有良好公德共识的体系，一个社会的发展便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推动力。 5.不久前，中央美院油画系研修班第一届部分同学在一家报纸发表声明，称2010年6月，某拍卖行以7280万元高价拍出的徐悲鸿油画《人体蒋碧薇女士》系他们1983年的临摹习作。商人谢某自行伪造“金缕玉衣”，出钱请出国内五位鉴定专家为其鉴定、在收取了不菲的评估费后，专家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联合签署了一份估价24亿元人民币的鉴定报告。谢某由此向银行骗贷5个亿。近年来，随着民主政治的进步、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意愿更加畅通的表达，每个公民都有自由言说的空间。从“天价烟局长”周某的落马，到在敦煌撒泼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某团副团长夫妇的被免职等等，一系列的案例，说明网民意愿、网友监督，在国家民主政治的进程中，作用越来越大。但著名文化学者、某大学Z教授认为：媒体和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本应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去引导社会舆论，但有时部分媒体和网络却在没核实、没去甄别真伪、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充当了造谣者的“帮凶”。2011年3月，一位母亲为获捐款，抱着患眼癌的女儿跪地前行，这是职业网络推手精心策划炒作的“母亲跪爬求助”事件。推手已向“跪爬母亲”致歉，“跪爬母亲”也向社会道歉，表示愿将得到的二十余万捐款退回。对于此事，人们看法不一，有的人觉得利用谎言炒作募捐不道德，有的人认为救命远比道德更重要……央视某主持人说：网络推手出于善意目的制造“缺德炒作”，对社会诚信造成的损害是不可估量的。 某网站针对所谓“社会道德危机”，曾组织网民在网上进行讨论。 网民A认为：道德失范的根源应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盲目性、白发性、趋利性、等价交换性等致命弱点，必然导致拜金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滋长、蔓延和泛滥，引发社会秩序混乱，道德沦丧，诚信缺失。 网民B认为：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物欲主义的侵蚀，使不少人越来越远离向内心的叩问，在不少人身上理想、信仰的感召力在减弱。人们应当重拾信仰，让信仰不再缺席。 6.某媒体报道：当前医疗领域，个别医生不讲医德，“开单提成”收受医药产品销售回扣的现象屡禁不绝。更有甚者，将病人视作唐僧肉，不从病情出发，多开贵重药品，动辄作“CT”、上“核磁”，徒增患者负担，为小团体牟利。另有报道指出：在教育界，也有一些学校出现少数教师借补课、家访、排座位、安排班干部等事务，公然收取好处的现象。某市一中学给学生家长每人寄了一封信，在信上学校划定了20本名著，要学生到“指定书店”购买。很多家长认为，学校给指定的书店打广告，个中原委令人生疑。还有个别领导干部忽视自身的道德建设。出了事故，主管领导极力隐瞒事实真相者有之：面对群众的质疑，搪塞推诿者有之。还有些干部利欲熏心，玩弄数字游戏虚报功绩，甚至大搞损害民生的“政绩工程”希图换来个人的升迁。 7.近年来，“讲文明树新风”志愿服务、关爱空巢老人志愿服务、敬老爱老志愿服务，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显著标志和重要推动力量。上海世博会上，200余万名社会志愿者参与世博活动的志愿服务；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期间，有59万名志愿者投身其中；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20万人次志愿到灾区帮助抗震救灾；玉树地震、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发生后不到一天，志愿者就成为救援大军中的重要力量。这种来自民间、集中爆发的志愿精神，诠释了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汶川大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人类无法抗拒，但面对灾难，举国上下凝聚成了撼动人心的精神力量。大地震当夜，成都街头就出现了无数个献血点和医疗站，前来献血的人排队站满整条街：成灌高速路上，数百辆出租车开着应急灯奔赴都江堰灾区，没有人给他们一分钱，更没有任何人有过要求和命令；唐山市组织了医疗队和抢险队从抗震纪念碑启程，赶赴四川灾区。曾经有过同样伤痛的唐山人，在互联网上深情地留言：“告诉灾区人民，我们和你们在一起。”唐山人曾被别人感动，在汶川大地震中则感动着别人。唐山某村13名老乡，自发组成了一支救援小分队，赶往四川北川救灾现场，用最直接、最朴实的行动，对“感恩”一词进行完美的诠释。 前不久，一位普通农妇刘女士在骑电动三轮车赶集的归途中，遇到同村76岁的李老太太及其孙女步行回村，遂热心搭载她们坐“顺风车”。不料路上三轮车侧翻，三人均受伤，其中李老太太伤情最重，经抢救无效去世。出于愧疚，刘女士主动提出给予经济赔偿，而李老太太家属四次坚决拒绝。刘女士说：“如果不是我好心办坏事，老太太就不会走得这么早。无论花多少钱都必须补偿！”李老太太家属则说：“我们不能让好人做了好事，却得不到好报。” 8. 2010年2月9日，腊月廿六。在北京做建筑工程的孙先生回到天津，原定与暂住在天津的家人和弟弟聚一天再回武汉，但他查看天气预报了解到，此后几天，天津至武汉沿线的高速公路，部分地区可能因雨雪封路。他决定赶在封路前，赶回武汉，给先期回武汉的民工发放工钱。春节前发放工钱，是他对民工的承诺。当晚，孙先生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出发了。次日凌晨，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先生一家五口全部遇难。第二天早上，弟弟打电话回家，发现哥哥仍未到家，手机也联系不上。预感不妙的弟弟开车沿途查找，结果在河南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发现了哥哥及家人的遗体。弟弟撬开撞得扭成一团的轿车后备箱，捆好的26万元现金还在。“我们家这个年是过不成了，但不能让跟着哥哥辛苦一年的工友们也过不好年。”沉浸在丧痛中的弟弟含泪决定，先替哥哥完成遗愿。腊月廿九，两天未合眼、没吃饭的弟弟赶回家中，通知民工上门领钱。因为哥哥离世后，账单多已不在，弟弟让民工们凭着良心领工钱，大家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钱不够，弟弟就贴上了自己的6.6万元和母亲的1万元。就这样，在新年来临之前，60多名民工都如愿领到工钱，弟弟如释重负。孙先生弟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包工头也要讲诚信，不能赚昧心钱，这是自己的良心账”。 徐先生是N市某希望小学教师，在婚检时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肾衰竭及尿毒症。得知病情，他毅然和未婚妻解除婚约，作出一个旁人想象不到的决定——回到讲台前，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教育事业。多年来，他忍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坚持自己在宿舍完成透析，坚守在教师岗位。2008年初大雪封山，他不顾病情严重，一次又一次护送山里的孩子回家；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他就主动捐出了当月工资寄往灾区；多年来，他一直默默地从微薄的薪金中抽出钱来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即使在他病情危重时刻也从未间断过。徐先生在日记中写道：“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但我可以选择对待命运的态度：我无法延伸生命的长度，但我却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 31岁的年轻母亲吴女士有一个她始终都有些不好意思接受的新名字——“最美妈妈”。今年7月2日，某市一住宅小区，2岁女童妞妞从10楼的窗台坠落。在楼下人们惊呼的一刻，吴女士甩掉高跟鞋、伸开双臂向妞妞掉落的位置冲去，在即将落地一刹那，她接住了妞妞。“事情发生在一瞬间，我根本来不及多想。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孩子，我是一个母亲，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母亲救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接孩子，吴女士左臂尺桡骨断成了3截，可她的脸上仍挂着明朗的笑。在家人看来，吴女士能这样做“既意外也不意外”。她丈夫说：“她继承了父母的朴实和善良，她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平时养成的善良之心，关键时刻只是这种善良的习惯性流露”。吴女士所在社区的居民们自发以系黄丝带和点燃蜡烛的方式为吴女士和妞妞祈福。该省省委书记也于第一时间前往病房探望。美联社等欧美媒体赞扬她“勇敢”、“无私”，是真正的“守护天使”。 9.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曾指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2010年9月20日，我国正式实施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7年7月，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发起评选表彰全国道德模范活动，三次评选中160多位全国道德模范的名字深深印刻在人们心中。近十年来，我国不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国民教育、思想道德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全过程，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引领作用，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知荣辱、讲道德、促和谐的文明风尚，用榜样的力量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构建起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新华网北京2月19日(记者刘铮)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9日曝光了八所教育乱收费学校，分别是西安美术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南昌市第一中学、沈阳市第二中学、太原市第五中学、浙江奉化中学，乱收费金额总计2270万元。 这些学校的教育乱收费行为在第三次全国教育收费专项检查中被查出。发展改革委提供的这八所学校乱收费主要情况依次如下： 西安美术学院违反国家有关教育收费政策，在去年招生中，提高标准收取学费。绘画和设计专业学费标准应收每生每年9000元，实收15000元，超标准多收学费559万元。 华南理工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超标准向2002级计算机、电子商务等专业学生收取学费。计算机专业每生四年应收29500元，实收34000元；电子商务专业每生四年应收28000元，实收 34000元。共多收取学费218万元。 南京审计学院在2004年至2005年共招收209名专升本学生，每生每年应收4600元，实收8500元。在2004年招生中，以每生3万元至5万元标准直接收取19名学生赞助款。两项共计164万元。 河南师范大学自立项目强制向住宿学生收取洗涤费，2004年至2005年以每生40元标准，收取洗涤费117万元。 江西省南昌市第一中学违反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政策规定，去年在向每名初一新生收取规定的杂费外，又擅自按每生4200元的标准，一次性收取英语教学实验费168万元。 辽宁省沈阳市第二中学违反关于严格执行择校生“三限”(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的规定，去年以每生3万元的标准，超“三限”招收学生120人，共多收360万元。 山西省太原市第五中学在2004年、2005年招生中，以每生3万元标准，多招收113名“三限生”，共多收费用339万元。 浙江省奉化中学在公办学校设立“校中校”，去年按照民办学校的学费标准，招收学生869名，初中每生每学期收费2000元至4700元、高中每生每学期收费6000元，合计多收345万元。 材料二 新华网广州2月25日电(记者郑天虹)在24日召开的广东省教育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透露，广东省去年清退中小学违规收费金额637.13万元人民币，清退高等院校违规收费金额 110万元，共清退教育乱收费747.13万元，有67人受到党纪政纪等处分。 中共广东省教育纪工委书记陈韩晓说，教育乱收费问题一直是教育纪检工作的重点。去年广东省各级教育纪检监察部门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做好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和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最低定额标准的核定工作，加强了对各地制定和落实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和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 广东省纪委副书记丘海说，教育系统是腐败案件的高发区、易发区以及不正之风的多发区，教育问题更是群众关注的热点。去年广东省纪检立案4600多宗，其中教育系统立案有 200多宗，占立案总数的5%。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郑德涛强调教育系统各级党员干部须严格遵守五大规定：一是要坚持执行一把手不直接管财的要求，经费开支要按规定逐级审批；二是决不能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设备图书采购、药品采购、后勤产业与经营等市场经济活动，如发生此类问题，不管是否收受好处，均要严肃处理；三是决不能接受与其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包括办学单位、校办公司和企业、所主管的部门及个人的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四是不许经商办企业，也不得入股或参股，五是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打着领导的旗号办私事，捞好处。 材料三 新华网重庆2月24日电(记者茆琛)记者近日从重庆市教委获悉，在去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加强政风行风建设中，重庆三名农村中小学校长因涉嫌乱收费被有关部门立案调查。 据介绍，重庆某乡小学校长申某借职务之便重复收取班费、杂费、计算机学习费等约6万元，用假发票套取公款、开具假发票列支招待费等约3万元，忠县某小学校长向部分班级收取补课费，纵容亲属在学校经营教辅资料；三峡库区某乡镇中学校长冉某要求学生补收资料费等行为，因乱收费情节严重，被当地纪委、监察局等部门立案调查。 重庆市教委负责人表示，今年，重庆将继续加大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乱收费监管力度。各学校严禁以教育经费短缺等理由向学生“伸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实施经费保障机制后，经费不到位的学校必须找政府解决，绝不准再向学生乱收费。 材料四 新华网2006年3月28日电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教育乱收费问题一直是近几年来群众举报的热点。经过近几年的大力治理，教育收费总体情况逐步好转，但存在的问题依然较突出。2005年，价格主管部门共查处教育乱收费举报案件13250件，较2004年下降24.6%，但仍居各类举报首位，问题集中表现在： 一是“校中校、校中班”收费问题。一些公办学校设立“校中校”、“校中班”，有的采取与民办学校联合举办“实验班”、“快慢班”、“英语班”、“法语班”、“国际合作班”等形式高额收取费用，加重学生家长负担。 二是与招生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问题。有的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收取高额“赞助费”，高中、大学在招生环节收取“捐款”、“建校费”等等，群众反映强烈。 三是专升本收费问题。部分地方违反国家政策精神，规定专升本要缴纳一定的培养补偿费，或者所审批的专升本学生学费标准高于普通本科学生学费标准。有的规定专升本学生只能升入高校二级学院，而二级学院的收费标准远远高于普通本科收费标准，学生不堪重负。 四是择校费问题。部分地方重点中学突破“三限”(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招收高中择校生，收取高额择校费。 材料五 (2006年3月22日《工人日报》陶映荃)近年来，国家审计署对50个县的审计报告表明，60%的教育违规收费由政府行为引发，40%是学校自身引发的。这是记者21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得到的消息。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把教育乱收费分为4种类型：“生存型”、“发展型”、“趋利型”、“转嫁型”。她说，无论哪种类型的乱收费都是错误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坚决加以制止。 田淑兰说，“生存型”乱收费主要发生在贫困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和城市薄弱学校；“发展型”乱收费是学校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受到经费等方面的制约，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收取了费用；“转嫁型”乱收费，体现为基层政府向学校乱摊派，学校将其转嫁到学生身上，也有一些政府部门通过学校对学生乱收费。 据田淑兰介绍，“趋利型”乱收费，是在教育的公益性和市场的功利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在有的校长或领导教育思想不够端正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方面的问题尤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有的地方行政部门默许了一些学校的不规范收费行为，“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它把收费和教师的福利待遇、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甚至会导致腐败”。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近日，公众期盼已久的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终于有了统一的指导意见，这对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各项事业、产业的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有利于充分激发社会资本活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在改善民生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 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投资固然可喜，但并非“多多益善”“剜到篮里便是菜”。在社会资本注入公共服务产业之前，必须对参与投资的各类社会资本进行严格筛选和细致把关。只有等到相关社会资本通过相应“质量检验”，并符合预定目标和要求后，才能果断放行，同时积极搞好后续服务。相反，对不符合要求的社会资本，应坚决予以淘汰，防止拖泥带水影响各项公共服务事业、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道理很简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服务领域，其实就是通过借力发力、借梯上楼和实现互利共赢方式，来弥补政府财政投资不足等难题，进一步惠及民生。不难想见，如果所借的“力”不准、所借的“梯”不稳，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这类教训实在不少，原来一些地方在引进社会资本投资上犯了“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错误，结果要了金山银山，却毁了绿水青山。 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需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在相应规则下，对其进行严格质量把关，否则会带来很多风险和隐患。如果良莠不齐的社会资本注入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产业，不仅容易导致各类资本间的恶性竞争，影响其投入产出比，而且还会挫伤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产业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各类公共服务产业的良性发展。动机不纯的社会资本注入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产业，如果处理不妥，不仅容易诱发整个产业链恶性循环，还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如此则会陷入得不偿失的困局之中。一些片面追求盈利的社会资本注入后，如果管控不当，极易抬升一些公共服务产业整体价格，提高一些公共服务产业成本。这无疑会加剧服务对象负担，影响民生，无异于好心办坏事。 对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进行严格把关，必须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和机制。应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科学设定社会资本准人的门槛，从源头上把好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事业、产业的质量关。应建立健全社会资本监管机构和监管体系，调动相关部门力量参与评估、验收和审批，坚决杜绝不良社会资本注入。应建立优胜劣汰的社会资本补偿机制，对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事业、产业打破终身制，对连续多年考评不合格或存在服务质量问题的社会资本，适时进行清退，防止“病态”传染或蔓延。应设计科学可行的利益分配制衡机制，避免一些社会资本为单纯追求利润，而忽视或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 2．2016年6月23日，K市江津区西湖镇，在一块面积约350亩的土地上，正在进行大规模平场和管网施工。这里是正在建设的K市第三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2018年建成后，每天可处理生活垃圾4500吨。届时，主城区的所有生活垃圾将实现100％焚烧处理，垃圾填埋处理的方式将成为历史。与此同时，这里每年还将发电6．9亿度，可满足20多万户家庭用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投资24．6亿元的项目，政府并不需要出一分钱，而是通过PPP模式，由三峰环境产业集团出资建设、运营，30年后再移交给政府。 “PPP模式，只是K市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缩影。”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近年来，K市持续深化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积极破除民间投资发展瓶颈，激活了市场一池春水。2015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1％，其中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达49．9％。2016年以来，社会投资活力持续释放，1—5月，全市民间投资增长12．2％，高于全国8．3个百分点。 用改革的力量破除民间投资发展瓶颈02014年被称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就在那一年，K市启动了大刀阔斧的投融资体制改革。 2014年6月，K市出台《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的意见》，采取“1+X”方式整体推进投资体制改革。 2015年3月，市政府发布《K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目录(2015年版)》，切实向市场、区县放权。 “改革切实有效地为市场松绑，充分激发了民间投资热情。”该负责人称。 创新推出PPP模式，每年上千亿元项目推向市场。“PPP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实现多方共赢。”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称，因为引入了社会资本，可以使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加快，缓解主城交通拥堵。同时，因为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反而会更高。而政府财政资金，就可以用于最急需政府出钱的服务领域，改善公共服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K市2014年、2015年推出了两批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重点领域的PPP项目，吸引社会资本合作推进。目前，已签约PPP项目共计39个、总投资2600亿元，已进入建设实施阶段的有22个。 PPP项目吸引了大批社会资金参与，进一步提升了社会资金投资K市的信心。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投资领域却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2016年1—5月，K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385亿元、同比增长12．7％，高于全国水平3．1个百分点。其中基础设施投资1599亿元、增长33．6％，高于全国水平13．6个百分点。 放管结合，让“有形的手”做好服务监管。K市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同时，努力做到“放管结合”，既要防范出现“烂尾项目”，又要防范社会投资者利用公共服务的自然垄断乱收费、高收费，以确保在推动K市经济发展的同时，给社会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2015年以来，市发改委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按照“行业+属地”两个维度、依托“制度+技术”两种手段，启动了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透明、规范、高效的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 3．办幼儿园．3年拿不到“准生证”。不仅仅是办幼儿园，其他民办教育也面临着困惑。一些政策不明朗，使许多民间资本对教育投入抱观望态度。比如，如何划分民办教育机构的“营利”和“非营利”性质，目前政策没有明确标准，民间资本难以确定投资方向。而且，对民办学校的管理也没细分，不同投资规模、不同学生数量、不同教学质量的民办学校都是一个政策标准，缺少激励和处罚机制。 政策虽好，但严文苛规太多，难以适应企业多样化发展需求。华森制药集团计划新建一个药品生产基地，项目通过后可获得3000万元额度资金。但一深谈条件，问题就来了。银行提出，必须由地方政府提供担保，企业再用厂房做反担保。而且资金以股权方式进入，按照3亿元注册资本金来算，占项目10％的股份。 环保项目投资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多，虽然地方政府对民营资本貌似欢迎，但过多的限制条件，以及明里暗里的歧视政策，阻碍了民营资本迈向环保产业的步伐。 在政府的招商公告中，标明要“优先考虑国有企业”。这些或明或暗的歧视，让大部分准备参与的非国有企业都退出了竞争，最终由一家国企中标。更让民企感到无语的是，有的政府部门甚至干脆以公文的形式，推荐国有企业参与环保项目招投标。我国农村污水治理是一块短板，民企普遍看好这片“蓝海”。“企业参与项目是否有基础、有实力，应该交给市场去判断，而不是政府做决定，上来就把民企排除在外。”一些民企表示。 地方政府为了保护税源，要求参加招投标项目的企业必须在当地设立分公司。聘请人员、租用场地等开办经费，大大增加了民企的运营成本。 一些民企反映，国家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但在环保领域，财政补贴还是主要方式，一个项目先要到发改委立项，之后才能拿到财政部的补贴资金，而补贴资金给谁，地方政府说了算，结果是大家都在拼命要项目、要钱，无法为民间资本参与公共项目建设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目前，全国一年的市政污水处理量为400多亿立方米，建设这些污水处理设施，总投资要几千亿元。即使财政只补贴30％，也是近千亿元的盘子。如果将这些钱拿来直接购买服务，就能为社会资本腾出更大的投资空间。 4．2005年以来，我国民间投资增速均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且大部分年份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但201 3年以来，民间投资高增长的“优势”在不断减弱，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差距在不断拉近，2016年一季度则进一步走低，只有固定资产投资约一半的增速。 一季度数据显示，民间投资与全国投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全国投资的重点放在第三产业，三产投资规模较大且增速高，基建投资增速尤其抢眼，而民间投资的重点仍在制造业。 具体而言，一季度全国第三产业投资规模为5．02万亿元，占比达58．5％，增长12．6％；而二产投资规模为3．37万亿元，占比39．2％，增长7．3％。第三产业无论从投资规模，还是增长速度上，均处于引领地位；其中，基建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就达到1．54万亿元规模，同比增长19．6％。 民间投资布局上仍然比较“传统”。民间投资中，二产投资一季度达到2．61万亿元，占比为49．7％，增速为6．2％；三产投资2．54万亿元，占比47．8％，增长3．9％。二产投资规模略高于三产，增速比三产高；其中，制造业投资2．38万亿元，占民间投资比重达44．7％，增长6．3010。 发改委投资所体制政策研究室主任吴亚平表示，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还有诸如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技术等少量服务业。近年来，由于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制造业投资机会不多；此外，基建投资开始发力，包括推出大量公共投资PPP项目、出台专项建设资金等，但民企参与度不高，因此，民间投资的机会不多。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民间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投资回报率下降，压制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稳增长”的担子就更多落在基建投资上，所以才有民间投资占比下降的局面。 纵观近十年来的数据，2008、2009年也曾出现民间投资增速与全国投资增速逼近的趋势。吴亚平表示，这是常态，经济形势看好，民间投资增长往往要高于全国投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间投资增速往往回落得也明显。 5．有些地方的项目招投标就像“萝卜招聘”，表面看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会从企业资质、项目经验、人员组成等方面设置各种条件，转了一圈最终民间资本还是被挤出局。“制度门禁”大大削减了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其中东部某县一个10万吨供水项目招标中，很多参与投标企业被问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是不是国有企业？” 对此，不少网民表示，民间投资受到制约既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促进就业。网民建议，要出台措施为民间投资保驾护航，坚决取消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保障民间资本合法权益。 网民“股市帝王”说，对于地方投资项目，面对国有资本抛出的橄榄枝，民资仍在彷徨犹豫，虽投资意愿强烈，但害怕赔本赚吆喝、遭受政策歧视、缺少话语权。 网民“张百强”表示，我国虽然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但很多时候政策落实不到位，民间资本与政策之间好似设了一道“玻璃门”，企业家们手握资本却投不出去，影响了投资的积极性。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在民间投资的审批过程中多开红灯，导致民间投资渠道不畅，使一些投资项目停滞在“最后一公里”。 网民认为，制约民间投资的原因很多，除市场因素外，政策配套措施不完善、落实不到位，导致的结果就是“身份歧视”。 网民“蛇如何过冬”建议，要抓紧建立行业准人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民间投资进入电力、电信、交通、油气、市政公用、养老、教育等领域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 网民“鲁宁海河潮”表示，为民间投资扫清障碍并拓宽门路是促进投资的实招，这样才能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激活市场。 网民“我的上岸日志”表示，顶层制度设计有待完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策执行力，拿出更多行动为民间投资保驾护航。 网民表示，鼓励民间投资，要在改善企业投资能力、意愿方面下功夫。有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政府投资条例、特许经营条例等，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梳理投资项目审批环节，协同推动各部门简化和下放审批权限，打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6．2016年年初以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占比出现了近10年间首次下滑。数据显不，1—4月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低5．3个百分点，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降至62．1％，比去年同期降低3．2个百分点，比2015年全年降低2．1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占比超过60％，是促进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相较于国有投资，民间投资更能反映经济的基本面，这也让不少分析师对经济形势表示担忧。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志彪表示，民间投资增速下滑意味着其占有的社会资源在不断减少，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作为占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0％以上的投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下滑意味着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严重下滑，由此导致总体投资不足。实际上，过去十年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下降，伴随的就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快速下滑。从2012年到2015年，伴随着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0％以上下降到10％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就已经从23％下降到10％左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反贫困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世界银行认为全球减贫三分之二的成就来自于中国，这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减贫成就最显著的国家。中国减贫的典型特征是开发式扶贫，庞大的固定资产投资为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几亿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以国家产业层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彻底突破传统小农经济的贫困陷阱。在中国的投资中，相对于国有投资的集中于特定企业、产业和区域来说，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往往是遍地开花，对就业和反贫困贡献最大。民间投资的过快下滑，势必会影响“十三五”期间的精准扶贫战略。 作为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赶超最便捷的形式是引进国外已有的先进技术，以机器设备投资的形式来实现对国际前沿尖端技术的靠近，以不断重复的模仿来实现对创新者的赶超。这正是过去30多年来中国技术进步路径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但是，民间投资不足则会影响技术进步、经济效率、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步伐。 大规模的机器设备购买必须以大规模的投资作为先决条件。“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大发展理念就是创新，中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就是要从一个技术模仿者转为创新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的重要性会有丝毫下降，毕竟现代技术创新都是以大规模投资来推动的。在国际分工中，发达国家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结合在一起，才最终让其处于收入和技术的高端位置。如果民营投资过快下滑，势必影响技术进步、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经济增长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重要组成要素，资本形成一直是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部分。投资不足尤其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过快下降，会对中国经济增速造成很大影响。按照反向推算，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需要未来五年保持6．5％的宏观经济增速。按照过去的经验，6．5％的增速大致需要13％左右的投资增速，而民间投资增速低于10010，无疑给国家投资“补空”带来了更大压力，但国家投资增长越快，对民间投资的挤出就会越大。 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民营经济好、民间投资旺盛的地区，往往经济也更有活力。长三角、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是以民营经济为基础的，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来的不足，也基本体现在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上。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动力的关键期，民间投资好不好，本身就是市场有没有动力的重要表现。如果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下滑到10％以下水平，则必然会影响民间资本对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信心。 7．2016年5月1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促进民间投资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电视电话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新发展动能努力实现“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的讲话。 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当前的经济形势，多次召开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对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作出了部署。从目前情况看，前4个月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积极变化不断累积，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期。投资形势有所好转，前4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5％，基础设施投资保持高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回升，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大幅增加，为补短板、调结构、培育新动能、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还不稳固，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仍然突出，制造业投资增速低位运行，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要高度重视、深入分析，找准症结、对症下药，努力促进民间投资持续健康发展。

二、资料　　1、受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禁毒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青少年吸毒人口比重较大。据公安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90.1万在册吸毒人员中，近80%是青少年，其中16岁以下的就有1万多人，这些人有的是辍学学生，也有相当部分是在校学生。　　2、2002年6月24日，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向社会公布，北京市今年前五个月审结的毒品犯罪案件已达到去年全年审结的50%，其中吸毒人员年龄已降至11岁。这也是我市首次向全市人民公布开展禁毒斗争的情况。　　3、北京市从1992年至2002年6月共查获和登记在册的北京市吸毒人员有12000名，其中80%以上的吸毒人员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而警方透露，实际吸毒人员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另外，1999年审结的毒品犯罪中只有一名学生，而今年审理的案件中，学生毒品犯罪的已达8人。因吸毒、贩毒而诱发刑事犯罪和治安问题尤为突出，仅 1998年至1999年全市共发生因毒品违法犯罪诱发的杀人、抢劫、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350起。涉毒人员为筹集吸毒所需资金，胆大妄为，不计后果，不少大案要案都是这些人所为。　　4、从1999年到2002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共破获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案件4954起，抓获毒品违法犯罪人员6667名。其中贩毒案件611起、878人；吸毒案件4343起、5789人。收缴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各类毒品14万余克，铲除罂粟957株；收缴毒资人民币265万元。从1999年至2002年5月，北京市各级法院受理毒品犯罪案件681件、996人，共审结655件、945人，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法的有86人，已对犯有运输贩卖毒品罪的7名罪犯执行死刑。　　5、从1992年至2002年6月，北京市抓获的毒犯有62%是外省市和境外人员，以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重大犯罪案件居多，女性涉毒犯罪突出。2002年头5个月，女性涉毒犯罪人数已为去年全年人数的76.4%，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中女性犯罪相对较为突出相比，涉毒女性犯罪人数是贪污等犯罪中女性人数的3倍以上。　　6、自2003年春季开始，全国中小学校从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全面开展毒品预防主题教育。以前，中小学每学年都要开设"禁毒知识一堂课"，通知要求，要在此基础上拓展为两堂课，同时，学校要把毒品预防主题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要逐步形成对中小学生毒品预防教育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学校主要领导要充分履行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学校无涉毒现象要作为综合评定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　　7、教育部、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各地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扎扎实实做好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教育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毒品预防教育责任制，要把毒品预防教育纳入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公安部门要和教育部门密切配合，使广大中小学生通过观看禁毒展览、禁毒影视片，举行各种禁毒、防毒讲座和知识竞赛等，让学生了解毒品的危害和防范毒品的知识。　　8、据统计，云南省5年来共查破贩毒案件66978起，缴获毒品42.1吨，其中海洛因 33吨，平均每年缴获海洛因占全国总量的70%左右，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32926名，判处毒犯23467名，先后组织了20余次全省集中打击毒品犯罪的统一行动，召开了455场禁毒宣判大会，公开宣判了一批罪行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5年来，云南在国家禁毒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努力开辟境外禁毒战场，大力推进禁毒国际合作。缅甸警方先后协助云南警方抓捕了谭晓林、尚朝美、杨明朝等人，云南警方抓捕了尚中海、李佳兰等 36名境外大毒枭和大毒贩，中缅两国警方在边境地区开展了11次联合扫毒行动，联合办案22次，捣毁了10个毒品和易制化学品加工厂。通过不懈努力，云南吸毒人员得到控制，并稳中有降。截至2002年底，全省现有吸毒人员4.8万余人，比吸毒人员高峰期的1990年减少15.5%。在创建"无毒社区"活动中，涌现了保山市10万名中小学生无一人吸毒的先进典型。　　9、目前，云南省已创建"无毒县"15个，"无毒社区"732个。1999年，被国家禁毒委列为全国17个毒品违法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之首的巍山县，通过几年的全面综合整治，巍山等地区毒品犯罪的嚣张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一些隐蔽较深的贩毒团伙被打掉，群众的反毒品意识明显增强。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国资委在继续实施“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同时，正式启动“任期经营业绩考核”。2005年，国资委推行的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评价相统一、考核结果与奖惩相挂钩的考核制度初步建立。目前设计的年度考核的基本指标包括年度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任期考核的基本指标包括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和3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任期考核是综合考虑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及核心竞争力等因素确定的，考查了包括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而进行的前瞻性投资、组织能力建设、管理调整方面的目标，从制度上防止企业短期行为。 实践证明，经营业绩考核制度的建立，大大增强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的责任和压力。在2004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2005年中央企业继续保持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大幅提高、资产质量进一步改善的良好局面。2005年1月～11月，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人59 917．8亿元，同比增长21．8％；实现利润5 649．9亿元，同比增长24．7％。预计全年实现销售收入6．6万亿元，实现利润6 000亿元。 2、上海市青浦区位于上海市的西北角，与江苏、浙江临界，是三省(市)的交界处，上海市工商局青浦分局现有正式干部职工188人，在职173人，局内设7个科室，下设7个基层工商所。辖区内各类经济主体7．2万户，其中个体工商户1．8万户，私营企业及其他法人主体5．4万户。上海市工商局南汇分局航头工商所是上海市工商局在全市指定的十大标杆所之一，新建办公楼1800平方米，投资500万元(不包括征地)，于2005年2月1日迁入，现有正式干部12人，其中第一学历本科以上6人，专科3人，专科以下3人，辖区内总人口6万余人，个体工商户900余户，各类企业主体2 000余户，2004年完成经济检查罚没款60余万元。现有公用车辆4部(桑塔纳1部，江铃宝典2部，金杯面包1部)、电脑18台(每人台机1台，每组1台手提电脑)，人均拥有电脑量1．5台。 工商部门作为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主体及行为的综合部门，随着市场复杂化、国际化，原有的一套“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疲于应付的粗暴式、散漫式、低效率的管理已远远不适应当前的市场状况。从而上海市局率先垂范，采用高科技，实行先进的网络化管理，坚决摒弃过去重收费轻管理，或者只收费不管理的做法，将原有的个体管理费、市场管理费等的征收委托给当地社区，腾出时间和精力专心致力于各类经济主体的监管。同时，在加大监管力度、提高监管层次上大做文章，每年通过企业年检、个体验照、商标年审、广告审批，以及市场年检，“重合同守信用企业”评选、“消费者满意单位”评定以及著名商标、驰名商标的评选和认定等项工作，广泛采集企业合同守信、纳税状况以及银行信用等方面的内容，输入网络自动生成企业的综合信用监管档案，在此基础上，按照严格的标准将各类经济主体分成A、B、C、D级企业，对于确认为不守信(C级)和严重失信(D级)的经济主体，实施严格的监管，正是因为有了这套系统，才能使青浦区工商分局以173人的队伍能够监管7．2万户的各类经济主体，而不至于陷入无序状态，真正做到了“一两拨千斤”。 3、由于医疗服务领域存在大量的市场失效现象，所以需要监管医疗产品和服务及其提供者的准人、质量、价格，通过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解决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创造必要的条件。通过对市场准入、公共补贴、非营利机构不分配利润政策执行和市场秩序的监管，建立和维护多元供给主体(容纳各类不同性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 完善的医疗监管体系既包括常见的对私人竞争市场的监管，也包括了政府对国有机构实施的保持距离型的干预。一个完整的医疗监管体系包括政府监管，同时还包括行业自律组织，如医师协会、护士协会等。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初步建立了一个开放、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我们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为建立一个与我国社会结构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服务体系进行了许多有益尝试。在医疗卫生领域，20多年的改革明显地扩大了供给，提高了技术水平，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同时，由于政策不配套和制度建设滞后，目前医疗系统存在很多问题。政府投入不足，基本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平，医疗机构治理机制不完善，行业准入监管不规范和不公正，传统的管办不分导致公立医疗机构难以成为独立真正的竞争主体；我们既没有严格的行政控制手段，也未建立有效的现代监管体系，所以绩效考核不严格、竞争秩序混乱、总体效率低下。从经济逻辑上讲，由于在患者、医生、医疗机构、出资机构、政府行政管理和监管部门等多种利益主体之间没有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制度，加上从业人员缺乏有效的自律意识，总体的激励机制扭曲，使各个环节存在的市场竞争失效被放大，在医疗领域出现了民怨沸腾、耸人听闻的事件。 从医疗管理体制上讲，目前我国医疗服务行业仍然采用卫生行政部门主管以及其他部门联合实施行政管理的模式。公立医疗机构除了接受卫生部的监管外，还要接受财政部、发改委、中编办、人事部等许多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民办非营利医疗机构要接受民政部的管理；营利性医疗机构要接受工商部门的管理。在各级地方政府，其监管职能的横向分配基本相同。 4、在一般的产业领域，监管机构所面临的对象往往是私权主体。但在存在大量公立、政府机构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也越来越多地采用上述基于规则、保持距离的专业化监管模式。在医疗领域，如果政府直接开办医院免费为全民提供医疗服务，那么政府往往采用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即政府将制定政策(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公共组织确定目标)、提供资金(以预算资金分配的方式间接影响公共组织的行为特征)和行政控制(利用行政指令和科层制管理影响公共组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等职能集中于一身，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贯彻政府的政策目标。在法治社会中，如果问责机制健全，这种行政主导的层级制可以是有效的。但这种传统行政管理的委托代理体系存在严重的效率问题，所以为了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又逐步引入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相分离的政府内监管，这是新公共管理的重要领域。政府内监管的主要特征如下：(1)设立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的政府内部监管委员会，负责设定监管内容、监管程序和监管标准，依据上述要求和标准分别针对公共部门(如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公立医院和公立学校)进行监管，要求被监管者遵守各项监管规则，提出改进要求并负责监督实施。 (2)政府内的监管机构享有法律或最高行政首长的专门授权，专职负责审查被监管者(公共服务机构)的行为，由特定的审计员和调查员进行财务审计、绩效评估和现场检查。 (3)强化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审计，完善基于任务和绩效的公共财政制度；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行严格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加强对各类行使行政权力以及使用政府资金的公共代理机构和其他公共部门的监督和审查，保证有效产出和良好业绩。 在现实中由于几乎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都是由政府与私人机构共同提供，且个人也必须以“共付费用”的方式承担部分筹资责任，所以有效的监管体系既包括政府内监管的制度安排，同时也包括政府对其他交易行为主体的监管。在对医疗服务实施监管的各种机构中，行业自律组织机构的作用非常重要。但行业协会往往也是行业的利益代表人，所以必须要有较好的监管治理机制使整个监管体系能够服务于大众利益。 5、据交通部海事局体改办负责人介绍，水上安全监督体制改革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督的要求，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理顺和完善水上安全监督体制，促进水运生产力的发展。1998年，国务院决定对水监体制实施改革。中国港务监督局(交通部安全监督局)和中国船舶检验局(交通部船舶检验局)合并组建为中国海事局(交通部海事局)。沿海(包括岛屿)海域和港口、对外开放水域及主要内河(长江、珠江、黑龙江)干线及港口的水上安全监督管理，按照在同一水域、同一港口和同一地区不重复设立安全监督管理机构的思路，实行“一水一监、一港一监”垂直管理体制，由交通部统一领导。 为有利于水上安全监督机构的划转与合并工作，交通部依照改革方案与有关省(区、市)政府分别签署协议，组成联合工作组，按照“先海后江”的顺序分步实施。首先，在中央管理水域内，交通部设立了20个直属海事机构，逐步开展划转与合并工作。到2004年，沿海水监体制改革工作全部结束。同时，交通部与安徽、湖北等沿长江省份的人、财、物交接工作和水域划界工作稳步推进；地方设置水上安全监督机构等工作也在各省(区、市)政府的统筹安排下陆续完成。 据介绍，水监体制改革的最大变化是实行了“一水一监，一港一监”的管理体制。通过水监体制改革，交通部直属海事系统管辖水域已经覆盖了我国沿海(包括岛屿)海域和港口、对外开放水域和主要内河干线(长江、珠江、黑龙江)及港口。航标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了海区管理，沿海航标管理关系基本理顺。与此同时，在中央管理水域以外的水域，有关省(区、市)政府设立了地方海事机构。可以说，水监体制改革形成了全国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一体化的格局，实现了理顺关系、明确职责、统一政令、统一布局、统一监督管理，避免了机构重叠，克服了职能交叉，规范了执法行为，增强了监管能力，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促进航运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并将发挥长远影响。 水监体制改革以来，我国水上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得到空前发展。交通部海事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水监体制改革以后，海事系统按照部交通党组的要求，针对航运事业快速发展、管辖水域船舶流量普遍增加、水上交通安全监管难度加大的情况，不断创新监管理念，更新监管模式，提高执法水平和监管能力。 据了解，目前，涉及海事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已达800多部，海事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另外，全国水上安全监督管理一体化的格局使海事部门对船舶、船员的监督管理力度明显加强，水上安全形势趋于稳定，搜救能力大大提升。以珠江口为例，据1995年～1999年的事故统计，珠江口水上交通事故占广东水上事故总数的40 %以上。2000年1月，水监体制改革开始后，广东省港务监督局与广州海上交通安全监督局合并为广东海事局，珠江口水域统一由广东海事局监管。2001年，珠江口水域事故与上年相比下降45％，2002年又比上年下降28％，此后，事故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广东海事局局长汪湘涛表示，水监体制改革的“三统一”优势在珠江口水上安全监管中得到了有效发挥。 今后，我国水上安全监管工作将沿着“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安全畅通、有效监管、优质服务”的目标不断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履行好海事管理职责，为我国航运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和谐的水上交通安全秩序。 6、监管制度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美国。在1887年，旨在管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新兴工业——铁路的州际商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经济管制时代的开始。对铁路实行管制的理由是，铁路成为当时美国的关键产业，因为铁路将整个国家联结在一起，从而消除了各州的边界。因此，管制的目标是实行公正、合理的价格，确保公众的利益，限制铁路巨头们对市场的操纵。这一监管制度建立后，证明了在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垄断行业中管理私人经济的有效性。随后经济管制的思想，开始延伸到电力、石油、天然气、电信、民航等其他的重要领域，管制思想成为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方面。 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美国经济和电力工业。美国国会于1978年通过了“公共企业管制政策法(PuRPA)”，虽然立法的初衷是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新技术的采用，但事实上PURPA法却为美国的电力市场打开了竞争的大门。随后，在里根时期，奉行“供给学派”的主张，提倡放松管制和自由竞争。从而使得电力监管体制进入了一个改革的新篇章，由此拉开了电力工业改革和电力监管制度改革的序幕。1996年4月24日，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FERC)发布了著名的888号法案，通过开放非歧视性的输电服务促进电力批发市场的竞争。 美国对经济管制的新思路，被英国的撒切尔首相采用和发扬，电力工业私有化、打破垂直一体化垄断、重组电力工业的市场化结构、改革和重构电力监管体制，成为了英国电力改革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浪潮风起云涌。一些国家在建立电力市场、引入竞争的同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专业监管机构。 如英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印度、波兰等国，在实行电力改革时，都成立了专门的全国性监管机构。欧盟委员会在“1996欧盟电力改革指令”中明确要求其所有成员国“建立一定的有效的监管机制，保证透明度，以避免滥用某些垄断市场的行为，尤其是损害消费者、带有掠夺性的行为”。到2001年4月，除德国以外的所有欧盟成员国都进行了监管体制改革，建立了电力或能源监管机构，明确了与电力市场结构变化相适应的监管内容。 7、加强环境监管，严格环境执法，是“十一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应下大力解决的问题。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是加强环境监管、严格环境执法的前提和基础。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分级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对保护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现行环境监管体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要求，难以为强化环境监管提供有力的体制保障。 目前，跨省界重大环境事故与纠纷频繁发生，但国家监管体系不健全，中央对跨省界重大环境问题直接监管能力弱。地方政府的环保责任只限于本行政区域，由于管理分割，缺乏解决跨界环境问题的能力，需要由上一级政府协调解决，但目前体制、机制上又缺乏相应考虑。 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只强调和关注GDP的增长，环保部门执法监督工作受到不正当干预的情况越来越突出。虽然环境保护干部管理体制从“块块管理”改为“以地方为主的双重管理”后，不当的行政干预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但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国家对落实地方政府环保责任缺乏监察能力；同样，上一级地方政府对下一级地方政府也缺乏责任监管机制，环境监管责任没有真正落在各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身上，特别是对基层的环境监管尤为困难。环境监管机构不健全，基层执法条件差，人员经费和工作经费没有保障，基层环保部门难以集中精力开展环境执法工作。 现行环境监管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新形势的需要。为提高环境保护综合协调能力，加大环境执法监管力度，保证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和环保目标任务的实现，亟须对现行环境监管体制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建立有效的环境监管体制。 8、在鲜茧收购季节，甘肃省陇南市康县云台工商所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己任，为确保辖区蚕桑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紧紧围绕县委政府提出的“南茶北桑”发展战略，认真贯彻落实《茧丝流通管理办法》和县政府蚕茧收购协调会及局领导的指示精神、抽调精兵强将，按照“面上控制、线上巡查、点上堵截”的工作方法，强化监管措施，对蚕茧收购市场实行全方位、全天候监管，有力地打击了无证非法收购、贩运鲜茧的不法行为，维护了正常的收购秩序。 云台工商所辖区是康县蚕茧的主产区，产量约占康县总产量的80％，因近年鲜茧市场销路走俏，价格大幅度攀升，为牟取非法利益，不少不法商贩开始非法收购、贩运鲜茧。 为逃避打击，往往采取白天分散入户收购，夜间探查路线、集中外运的手段，给市场监管工作带来困难。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在县交警大队的紧密配合下，加强情报信息收集，采取“分兵出击、变换路线，点面结合、蹲守堵截”的办法，加大巡查与打击力度。经过10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在康县交警大队、县蚕桑中心的全力配合下，共查获涉嫌非法收购鲜茧案件5起，查扣鲜茧648．1公斤，总货值1．2余万元，有力地打击了非法经营行为，震慑了有不法企图的其他商贩，维护了正常的收购秩序。 9、实现公民的充分参与，其前提和基础在于监管机构对于相关信息的公开和公布。这是因为，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监管机构往往掌握着所有的信息，而被监管者则知之甚少。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被监管者可以通过市场获得一定的信息，如电信企业往往熟知市场信息以及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另一方面，被监管者对于监管机构的相关决定或政策形成过程则缺乏必要的信息和了解。由此，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规制政策设计悖离规制实体目标，而且也不利于被监管者利益的保障。 可见，对于监管机构来说，监管程序应当清晰透明，应当使被监管者和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人充分了解监管政策。通过信息的充分披露，增强了规制中的灵活、参与及自愿，减少了被监管机构对于政府的依赖。此外，信息的披露和公布也可以避免“管制俘获”的发生。目前法律法规对于监管机构的信息公开已经有了一些规定，但实际中如何界定应予公开和秘密的界限，以及采取何种公开的方式，仍需进一步明晰。 对于监管程序的设计，应结合以一定的监管实体目标，应探究具体监管项目给真实世界带来的后果，并将规制失败的风险最小化。例如在对包括电信、电力、燃气、自来水、铁路、航空等行业在内的网络型产业的监管程序设计中，就必须考虑其具备的自然垄断特征，同时，也应注意要根据不同产业结构政策之间的实体差异，来选择恰当的监管程序和方式。 10、欧洲主要国家中，德国是最早建立独立的综合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早在1961年，联邦德国就通过了《银行法》，授权建立联邦银行监督局，由于德国银行业可以同时经营证券和保险，银监局实际上就是一个综合金融监管机构。英国于1997年成立独立于英格兰银行的全能型金融监管机构——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改革后的FSA肩负了从股票、债券市场到零售金融服务业的整个金融业的监管职责。法国在监管体制改革方面讨论激烈，但也倾向于一种所谓的“双胞胎”分类集中监管模式，即成立两个平行的监管职能机构，其中一个专门负责金融市场上职业投资者之间的批发业务，另一个则掌管将金融产品出售给消费者的零售金融市场业务。2004年，意大利在中央银行、股资监管委和国家垄断局等相互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常设协调委员会”，克服目前监管分散的缺陷。北欧地区，挪威于1986年率先建立了一体化金融监管机构，随后丹麦、瑞典、比利时和芬兰也设立了类似的机构，统一负责对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的监管。东亚地区，日本于1998年建立金融服务厅，全面负责对银行、保险、证券公司的检查监督；韩国于1998年和1999年分别成立金融监督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督院(FSS)，将以往分别隶属于韩国央行、财政部、金融货币运营委员会(银行监督院)、保险监督院、证券监督院的各类监管职能统统转移至金融监督委员会及其执行机构金融监督院以及附属的证券期货委员会(SFC)，实施集中监管；北美地区，加拿大国会于1987年通过《金融机构监管署法》，在原保险部和银行监察总署基础上成立独立于央行的金融机构监管署(OSFI)，专司联邦一级的金融监管。美国自1999年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后，改变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沿用的分业监管体制，采取综合监管体制，但由于美国政治体制是联邦模式，难以在中央层面建立统一体制，因此，采取了伞形监管模式。 11、我国现行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是在2001年后逐步形成并定型的。体制体现了中央“强化综合、淡化专业”的改革初衷，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政府机构，有利于逐步加强和改进政府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但由于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建立统一高效的监管体制的经验，现行的体制仍存在诸多问题，已经直接影响了安全生产监管的有效性。 一是机构设置不规范。宏观管理、行政执法和协调平衡三大职能相互混淆。二是监管主体权责不对称。表现为权力分散、多头监管，权力失衡，监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执法不严。三是监管技术保障体系不健全，对技术服务机构的认证与相关技术人员的考核体系不健全、安全科学技术体系和安全信息网络体系薄弱。四是资金投入机制缺乏。五是应急救援机制不完善。六是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七是安全监管队伍力量薄弱。八是事前监测预警体系不完备。九是安全文化建设落后。 建立安全生产监管体系的要求：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实现安全小康，必然是建立在保障劳动者生命安全与健康的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一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切实落实经济发展安全先行，要安全的发展，而不要发展以后再回过头来重视安全。 (2)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需要。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必须保证人力资源的可持续性，其中最重要的又是保证人的健康安全。因此，当前在生产建设中，必须深化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系，确保劳动者健康安全，才能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3)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人服务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归根到底是供人分享的。在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共识和进步的标志的新形势下，针对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安全事故不断上升的现象，我们必须从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认识，深化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我国安全生产监管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以保护人的健康安全为根本目的，在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4)政府履行职能和企业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 针对当前我国安全生产严峻而紧迫的形势，政府要高效有力地履行职能，就必须进一步理顺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制定行之有效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政策，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的根本性好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求得自身的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给定资料 1．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 大量社会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人们越来越富，但焦虑却越来越多，乃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情绪。表面来看，这是种矛盾，其实不难理解。管理学中最基本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总是在低层次需求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高层次发展。当绝大部分人整天都为生计发愁时，他们对爱、对被尊重、对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自然无暇顾及。 渴望且能得之，则不成为焦虑；渴望而不可得或者很难得，才会成为焦虑。当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中折射出的事实是社会保障的不足。为什么会有就业焦虑?并非我们都处在失业之中，但今天拥有工作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长期拥有工作。如果我们失业，我们能否迅速再就业，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会有财富焦虑?也并不是我们都食不果腹，但面对财富悬殊，那早已解决了温饱的财富却又似乎微不足道…… 2．从心理学上说，适当的焦虑，不但不是坏事，还是一种发展动力。可当焦虑情绪成为普遍性、大范围、多行业的社会化情绪，甚至上升到了社会焦虑症的程度，就应该是一种“有尊严的发展”缺位了。 什么是“有尊严的发展”?温家宝同志对尊严感进行过详细解释：“第一，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说白了，就是平等的权利、应有的物质和精神保障、良好的发展机会。 这些年的发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可在“有尊严的发展”落实方面，仍有不足。比如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引起不满，“我爸是李刚”之类的特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某些人的“赢者通吃”“霸王情结”的思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公平感和公平信仰。在特权面前，人人都是弱势群体，焦虑就会产生很多。 再如，社会保障不足，除了公务员能够享受丰厚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都推向了社会。“看不起病”“养老钱不够体面”，甚至没有养老钱，仍是很多人的无奈现实。常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想多挣钱，多干活儿，年纪轻轻就不得不为退休的事情考虑，增加焦虑心理。 总之，长期以来，虽然注重均衡、注重公平的科学发展观一直是各级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经济建设“一手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过分强化经济行为，政府应该承担的其他职能，如社会管理职能、精神发展等，所能占用的精力和时间就有限，而政府应该坚守的人本职能、服务本位也渐渐被淡化和忽略。 3．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年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 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4．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等诸多问题。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剧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包括农民工群体的外来人口，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还是“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等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5．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落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 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等等，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6．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意味着以往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换言之，社会的许多群体和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一方面迅速崛起了一个暴富的高收人群体和一个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舒适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生活贫困的低收人群体。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些人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担忧甚至是恐慌。 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进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共同体，其构成因素和变数之复杂，恐怕也是全世界之最。中国经济和社会在未来还会遇到哪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现在很难判定。显然，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丢失了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现阶段许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或心宅往往缺少一种坚守和定力。进一步看，由于心灵或心宅缺少坚守和定力，因而不少社会成员在面对大量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诱惑时，其行为往往缺少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取向和执著的精神，难免随波逐流，飘忽不定，心里很不踏实，进而容易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当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心灵缺少坚守和定力，所以，人们的行为一旦受挫，其抗挫折抗打击能力必定十分有限，这就会不断加重人们的失落心理，进而深陷社会焦虑现象的困扰当中而难以自拔。 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的生活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摒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7．社会焦虑现象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会激发社会成员的某种动力，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社会焦虑现象会促成或加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当社会焦虑现象盛行时，人们对于长期行为往往是不感兴趣的，相反却会热衷于短期行为，容易形成从众行为和越轨行为等等。进一步看，这样一些非理性行为会引致一些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客观来看，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大多数社会成员目前的“绝对”生活水准已经高出一个数量级。但是，由于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无暇作出理性的判断，而热衷于同左邻右舍当中更高水准者相比，甚至同全社会当中那些公认的生活水准很高者相比，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准不够满意，并且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有些社会矛盾问题存在着，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同时再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心理感受，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容易迁怒于他人他事，进而会加重某些社会矛盾问题。 8．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9．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其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也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中国人有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 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基础性的必要条件。作答要求

二、资料 1. 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成为2003年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 2. 2003年9月15日晚上8时30分左右，广州市海珠区某楼盘的工人生活区陷入一片混乱。该工人生活区聚集了100多名工人等待领工资，公司方面称，由于资金周转有困难，只能 分批付清。双方分歧较大，工人情绪激动。押运了12万元工资款的运钞车被上百人围堵在生 活区内，有工人甚至威胁要把车掀翻。9月16日零时30分左右，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出面调 解。16日下午1时左右，该公司组织了资金，将工资陆续发放给工人。 3. 2003年5月，湖北籍男子左某与公明镇玉律村一木艺厂老板张某商洽承包喷漆事宜，签了一份承包协议书，左某随即聘请工人进厂喷漆。6月26日，张某单方面终止协议，并与他 人另签协议，喷漆工作交由他人处理。但张某既不退还左某所交的承包工程押金，也不承担毁 约的违约责任，连工人的工资都不支付。6月30日上午，左某与部分工人找到张某要求退还 押金，领取工资。张某只答应退还5000元押金，其他押金要等出货后才退还，工资则不付。左 某认为白干了十多天，押金不退是没有理由的，坚持要求退还全部押金1.5万元，并发放其他 员工的工资。当天中午，张某借机离开并准备了一把长刀返回工厂，追着左某连劈3刀，左某 顿时血流如注。 4. 2003年1月20日，正值壮年的张进国是弟弟背着来到报社的。他的右腿在一次事故中不慎摔成骨折，没钱治疗，只得吃止疼片缓解疼痛。张进国说，前年他带领几十个老乡承揽 了河南建筑工程公司建兴分公司所接的两项工程施工任务，按施工合同，工资合计为23万多 元，最后的付款期限为2001年4月16日。“直到今天，他们还欠我11万元，到公司找不到人， 打手机不接，打传呼不回，我实在没一点办法了。” 5. 2003年1月21日，郑州市政府召开维护外来务工者基本权益工作会议，要求劳动监察和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就兑现农民工工资问题开展专项检查，对拒不履行合同，拒不支付民工工 资的建筑企业，建设部门要取消其在郑州承接工程的资格，并驱逐出郑州市建筑市场；对严重 侵害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权益的单位和个人要公开曝光，情况严重的，司法部门还要追究业主和 法人代表的刑事责任。 6. 为建筑业的民工追薪，年年都是热门话题，这与行业特点有关。据介绍，在业主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建筑承包商在垫资过程中，又将垫资款分解，由项目经理、大小包工头按一定比 例分担。在工程结束后，如工程审计未完成，或业主百般挑剔，要求返工，都使工程款不能及时 全额结算。垫资的风险最终将转嫁至民工。 7. 2002年底，6名安徽籍建筑民工来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的活，非但分文工资未得，还受到恫吓。老板撂下一句话：“我没拿到一分钱工程款，你们要闹没好果子吃。”其中一秦姓民工 告诉记者，他们将依靠法律武器，把老板推上被告席。 8. 广州每年凸现3个欠薪高峰，即5～6月、9～10月、元旦～春节。据了解，因公司拖欠工资，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引发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指的是30人以上的上访、游行引起的纠纷等群 体性重大事件)的情况近年在广州有不少，2002年274件突发事件中绝大多数因欠薪引起。 9. 民工追薪问题目前处理难度很大，一是无法律上的支持，手中的武器主要是省政府有关通知，即如果老板逃匿，追究主管部门的责任；如果主管部门找不到，找场地出租者，以此依 次追查，但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二是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广州目前只有124个劳动 监察员，但却有几百万职工、28万户企业，靠这些监察员监督如此多职工、企业，基本上起不到 什么作用。 10. 据北京市劳动保障局仲裁部门的人士介绍，进入2003年以来，有关拖欠外来工工资的投诉增多，占投诉总数的50％以上。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运用劳动法规维护自身权益， 这一可喜的变化意味着他们的法制意识在不断提高。 11. 从去年以来，周薪制先是在小煤窑较为集中的鹤山区鹤壁集乡、姬家山乡一带产生，后来逐渐被建筑行业的用工单位所接受。该市鹤壁集一煤矿王矿长告诉记者，一周一开工资， 也是前不久才实行的，它能避免很多后遗症，雇主不赖账尽快兑现工资，打工者吃了定心丸，干 劲儿就大，对双方都有利，何乐而不为呢? 12. 2002年春节临近，福建泉州市再次展开对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的专项检查。据悉，一年来，该市劳动监察部门共为3.05万名工人追回被欠工资达3893.7万元。泉州市有各类民营 企业上万家，解决雇主与雇工的劳资纠纷一直是劳动部门工作的重点、难点。全市劳动监察部门 通过日常巡查、举报专查、专项检查等形式，共检查各类用人单位4325家，涉及劳动者50.8万 人，补签劳动合同7.1万份；同时对违规雇主教育与处罚并重，做到处罚一家教育一片。 13. 2003年1月13日中午1时许，福州市梅海园建筑工地9个四川籍民工在向老板索要工资时，与对方发生冲突，两民工被打得头破血流。福州市劳动监察支队有关人员提醒打工 者，在整体工程未完工而工资又拖欠的情况下，工人可以向劳动部门投诉，通过劳动部门与用 人单位协商之后，由班组长与工头对工人工作量先进行估算，向建筑公司借资先行发放或由工 头先行发放。 14. 无锡市劳动局仲裁委员会2002年的一项统计表明，2002年涉及私企用工问题的案件立案数为817件，占总立案数的48.5％，比上年同期增长了80％，涉及人数增长103％。这些 案件主要集中在劳动报酬和工伤待遇类案件上，分别占到了38％和27.4％。 15. 从2002年一些地方发生的欠薪纠纷情况分析看，黑心老板拖欠克扣工资的手法很多，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种：一是“骗”你没商量。二是“扣”你有理由。三是“拖”你无奈何。 四是“推”你无计施。五是“赖”你进退难。六是“打”你耍蛮横。七是“逃”你没踪影。八是“诱” 你进圈套。 16. 针对近来发生的民工采取跳楼的过激行为索要被欠工资的现象，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劝戒广大外来工，劳动者索取被企业拖欠、克扣的工资合理合法，但是追讨欠薪必须通 过合法途径，不宜采取过激行动。劳动者发现自己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只能通过合法途径予 以处理，而采取跳楼、停工等过激行为只会使问题复杂化，不利于解决。 17. 2002年1月28日，52名来自湖南、贵州和阳东本地的打工者从广东省阳东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的手上，接过他们被拖欠的4万元工资款。其中最多的领到3900多元，最少的也 领到100多元。他们不停地向法官道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阳东法院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 以实际行动维护了外省劳工和弱势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始终保持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电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2003—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六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在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快速增加。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083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4倍，年均增长10．1%。20l2年2月29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全国农民工工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办公室主任会议上透露，2011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2049元，比2010年增加359元．增幅达21．2%。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初步形成了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包括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住房保障和社会慈善事业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随着经济社会的一系列突破与成就，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也向着更高的层次转变。2008年在中国举办的“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胡锦涛在大会致辞中指出：“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2010年4月27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在大会致辞中重申了“体面劳动”。他指出：“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促进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其实，早在1999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新任局长索马维亚在第87届国际劳工大会上就首次提出了“体面劳动”这一新概念。所谓“体面劳动”，意味着生产性的劳动，包括劳动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护和足够的工作岗位。为了保证“体面劳动”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从整体上平衡而统一地推进“促进工作中的权利”、“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对话”四个目标。“体面劳动”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想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以及开展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三方的协商对话，来保证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社会学家、《工会博览》杂志执行主编艾君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党和政府以及工会组织，一直在社会上倡导劳动光荣、劳动伟大、劳动高尚的劳动价值观。改革开放后，广大工会组织一直在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这些与国际劳工组织所倡导的“体面劳动”含义和思想是一致的。 2．随着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的到来，节后最后一批外出务工者也将相继离开家乡，开始新一年的打拼。尽管全国各地有千千万万外出务T工，但持续多年的用工荒现象，2012年依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用工荒的出现客观上是由于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同时也涉及到工人待遇不高，甚至劳工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深层次问题的影响。其实，“用工荒”的大面积出现集中透视出我国劳动关系现状，特别是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其实质是劳动者的“权利荒”，是劳动者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和回应的“诉求荒”。而劳动者“权利荒”和“诉求荒”的产生，与我国的劳动法制不健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统计，我国农民工已达2亿多人，劳动者队伍的成分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劳动法并没有适时调整，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在主体方面，重“国有”，轻“民营”，重城镇职工，轻外来农民工；在内容方面，缺乏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制度保障，使农民工难以受到劳动法的平等保护。虽然劳动法将用人单位与农民丁的劳动关系纳入保护范围，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劳动法赋予的权益对农民工来说只是一种奢望。由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者数量多、流动性强，且多跨省流动，很多地方将农民工视为匆匆过客。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往往只放在解决农民工的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忽视了对其就业后劳动权益保障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同时在农民工的户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更缺少长远的政策和规划。“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工人福利收入最小化、社会保障空心化、未来发展无望化等问题，让权利意识日益觉醒的农民工无法忍耐，丧失信心，最终选择一走了之。从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劳动争议案件看，执法者对用人单位不执行劳动法规的违法行为往往缺乏较严厉的惩处；当劳动者权益保障机构在受理劳动争议时，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大多是责令改正，严厉的也不过是赔偿损失或罚款。如此“温柔”的惩处，在用人单位追逐利润的原始冲动下显得软弱无力。而一些政府官员在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下，自然也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淡然处之。 3．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曾这样描述：“世界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劳动者也不指望雇主的慷慨，只要法律承诺的部分不被打折扣就已足矣。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于是，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目的的工会组织应运而生。目前，我国有2411个基层以上工会建立了工会法律援助服务机构，有30个省区市建立了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但多数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不少工会成为企业和党委、政府内部的一个职能部门，并由企业和党委、政府组织高层对工会进行人事任命，失去独立性。一些基层工会组织存企业改制过程中定位失准，无法代表工人的利益。个别企业在经营活动巾，弱化甚至取消工会组织，使得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李芳指出，目前我国的许多地方，工会往往由企业管理者负责。一个本来可以代表工人与企业对话的维权组织，却变成了搞搞活动、发发小礼品的清闲部门，甚至充当企业负责人的站岗人和守卫者，不去为员工争取利益，反而代表企业应对员工一这种看似无关紧要的“被收买”，不仅没有为企业带来团结和稳定，反而堵塞了沟通与协商的渠道，进一步加深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从事工会研究多年的专家赵健杰指出：“在很多地方，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是限制工会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凶。比如我国大陆地区的工会立法，对公有制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代表是否可以加入工会，都未做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强调，工会需要祛除依附习惯和做派，只有独立的工会，才能为劳工争取权益：只有为劳工争取权益，工会才能变得有力量有尊严；工会有力量，其独立的品格才能得以有效巩固。保障劳工权益是工会灵魂，丢掉它就会失去最根本的力量来源。因而，工会的独立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要抗争资方的收买行为和拒斥行为，也必然要与劳工站到一起。 4．据中国劳工观察网站报道，为维护自身权益，郑州富士康工厂内三千多名工人在2012年10月5日凌晨l点许举行大规模罢工，随后劳资双方发生冲突，冲突持续约两小时，造成一些工人受伤，生产线设备也有部分被破坏。富士康罢工事件不是个案，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经常发生由于员工的基本权益受到侵害而导致的各种冲突事件。在众多本地国企、私企、外资及港澳台在大陆的工厂中，一直存在着劳动关系、环保、健康安全和社会责任等问题。其中劳动关系始终是非常复杂且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是政府和社会长期以来重点关注的问题。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富士康的一个普通工人基本工资是每月900元左右，扣除72元的社保，如果不加班，根本不能满足日常开支。“我每周六都会去加班，上个月我的收人却只有1200元，虽然周六加班工资是平时的两倍，但基本工资太低了。”两名普通工人向记者证实，不加班是赚不到钱的，即使比较好的部门每月大概也只能拿到1700～2200元左右。据《东方早报》报道，23岁的富士康深圳观澜厂区工人陈龙在宿舍洗澡时猝死。据陈龙父母介绍，儿子每周一到周五，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每天加班两小时，星期六加班l0小时。从20l2年6月1日直至身亡，短短25天，陈龙的加班时间已达66小时。据凋查，这种连续长时间的加班，是富十康员工的常态。富十康集团现在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它不再是单纯的企业，已经从经济角色转变为社会角色。但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它并没有为这种转变融合相应要素，而依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大型的代工生产基地，致使管理迟滞于现实发展。常年不变的单一化管理制度造成职工与职工、职工与上级领导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脆弱。富士康确实很大，但是正是因为它太大，扯断了连结职工与企业之间的纽带，致使职工对富士康企业的关注，只停留在它相对稳定的就业上。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大变迁，企业不能总是板起面孔，应该让员工有充分有效的沟通渠道反映意见，避免他们以极端方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 5．“熬了好几个通宵，反复研究，作出尽可能合情合理的渊薪方案，最后拿到谈判桌上跟企业谈判。”讲述这段经历的人叫张伟(化名)，是一家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员工协商代表。“过去工资涨不涨、涨多少跟咱普通员工没啥关系，现在能有机会谈，就得尽职。”张伟所说的“有饥会谈”，是指工资集体协商。工资集体协商是指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T以集体协商的方式，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的书面协议。这是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一项一工作，目的是使劳动者能够更加公平合理地分享企业利润。2011年以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增长机制。截至2012年5月，全旗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中小型非公企业达52家，工人月工资每年以15%～20%的速度增长，9600多名企业员工人均增加工资300元，深圳市铭基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工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员工的工资一年内涨了16%!深圳市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思平指出，各企业工会要选举真正代表员丁利益的工会主席、委员，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工资协商制度，实现企业、员工双赢。 6．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批特殊的群体，他们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从事非农生产和经营，以工资收人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业户籍人员。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感染了城市的色彩，但目前，他们的文化生活依然单调，参与精神文化生活的方式也相对单一，“冬天窝在宿舍，夏天去广场乘凉，空闲时候就上上网”，成为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业余生活的缩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当问及“为什么喜欢上网”，这些年轻人的回答多是“放松”、“无聊”等字眼。在被问到“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样子”时，多数人表示没有或很少考虑这个问题。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没有交集，生活封闭。据调查，他们中的80%参加频次最高的组织和活动是老乡会、同学会，而与类似打工者协会、民工协会、维权性质组织等接触较少，以至于在自身合法劳动权益被侵害时，不知道向谁求助。“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城市的生活?”在采访中，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表达了相同的疑问。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比上一代农民工群体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但他们还没有真正融人城市文化生活。对于城市里动辄数十元、上百元的娱乐休闲场所，他们一般都会敬而远之。许多公共文化设施并未对外免费开放，从而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活动的范围，一些社区、单位虽然配备了文化活动设施，但是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在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参加的活动排名中，排在前三位的是看电影和演出、参加知识技能培训、参加文体类比赛等活动，其中掌握一门专业技术是他们近期最想实现的愿望。参与文化生活，可以在精神层面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归属感，激励他们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以自信、乐观的心态迎接城市新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阱，文化应当成为，也能够成为他们融人城市生活的重要桥梁。社会文化司采取了多项措施：如免费开放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便于他们阅渎图书或参加文化活动；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为其提供网上阅读、影视播放、知识讲座、信息查询等文化服务；推动各地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等。《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专门强调“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当前，各类社会组织也依托城市社区，积极参与农民工文化服务工作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力补充和生力军。由外来打工者中的文艺爱好者组成的北京新工人艺术团，与所在社区合作，为农民工营造了一个精神家园。由北京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和南京协作者社区发展中心联合组织，农民工自导自演的话剧《一个民工的美丽期待》和《一个民工的幸福生活》，在全国很多地方进行巡演，好评如潮。 7．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四季度经济T作时指出，收入分配改革最终需要实现全民共享发展。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人均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以2011年为例，春节前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本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总收人2397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而2010年我国的GDP则增长9．2%。居民收人没有跑过GDP，说明劳动者的绝对收人虽有提高，相对收入却下降了。根据相关理论学说，收入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构成，由此，我国现行的以收入分配为主要内容的一次分配制度对劳动者的基本权益造成了侵害。福利理论认为，任何人在任何时期所享受的经济福利，以其消费所得为基础；一个人越富有，他可能用来消费的部分占其总所得的比重越小。例如，一个富人总的所得是一个穷人所得的10倍，其消费可能仅是穷人的5倍。所以，当把较富的人所得向较穷的人身上转移时，实际增加了总满足量。因此，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而且，国家制度中的各项福利政策，实际上属于一种硬性的消费，制造出了永恒递增的服务消费需求。而这种消费需求，通常是以国家立法方式，确立为强制性的、长久性的消费。这种持久的硬性消费的比例、规模越大．经济社会发展也就越稳定。西方各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石油危机后，经济仍然能够持续有力地发展，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反观我国，虽然近年已连续3次提高个税起征点，但还不能担起收人再分配重任，仍需进一步深化再分配制度改革，为劳动者提供公平的社会环境。著名财经专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指出：“目前，个税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为政府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而是有效调节个人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因此，公平合理的再分配制度的缺失，实际上也是造成我国劳动者合法权益无法有效保障的重要因素之一。 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通货膨胀严重，国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此外，还出现了社会危机。缺少父母管束的青少年，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变得更为反叛；由于社会保险体系崩溃，造成大量依靠领取社会救济金或补助金生活的人陷人生存危机。一战期间产生的153．7万名伤残军人与194．5万名战争受害者中，只有10%的人领到了政府颁发的抚恤金：战时经济挪用了大量住房建设的资金和劳力，低婚育率使德国政府忽视潜在的住房需求，造成住房建设停滞。而战后伊始出现的高婚育率促发了住房危机，到1918年11月底，住房缺额达80万间。所有这些困难，直接制约了德国经济的恢复。1919年8月14日，《德意志联邦宪法》颁布。德国宪法着重规定了社会和经济方面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和措施，其中一些相关条文明显地反映出这一时期联邦政府对社会保障等问题的关注。例如，第159条规定，公民享有为保护并增进劳工条件和经济条件而进行自由结社的权利，无论何人、从事何种职业，均应予以保障。第16l条规定，为保持健康和工作能力，保护产妇和预防老弱病残者的经济生活不受重大影响，联邦应制定全面的保险制度。第162条规定，联邦应赞助国际法所规定的处于最低工作条件标准以下的公民。德国还颁布了其他社会福利法案，如1920年的《工厂会议法》，1922年的《工作介绍法》、《工业法院法》、《家庭劳动法》、《劳动扩张法》、《劳动仲裁法》和《儿童保护法》，1923年的《残废救助法》，1924年的《公共救助法》和《失业救济法》，1926年的《劳动法院法》，1929年的《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法》，1930年的《经济代表组织法》等。这一系列社会福利法案构成了相对完备的社会福利立法体系，体现了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的理念。而正是这些福利国家制度的建设，促进了当时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也奠定了德国经济直至今日仍旧强健的基础。 9．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南人民共亨，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人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人，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二、资料　　1、2000年，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出现沙尘暴、扬沙和浮尘天气，滚滚沙尘掠过华北、东北，跨过长江，直指祖国东南。频繁袭来的沙尘暴使人们体验到风沙的无情，天灾的恐怖。一份权威的统计资料显示出一种可怕的趋势：我国沙漠化的扩展速度正在不断加快。70年代，沙漠化土地每年推进1560平方公里，80年代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扩展速度增加到每年2460平方公里。气象部门统计显示：50～70年代的20年间，特大沙尘暴在我国发生了26次，80年代至90年代已有37次。　　2、长江是我国最大的河流，素以水量大、自净能力强而著称，现在也面目全非了。干流上21个大中城市，每年向长江排放63亿吨废污水，以致每个城市附近江段都有10～30公里不等的污染段，加起来总长已超过500公里；江面上每年有航船30多万艘次，向江中排放36亿吨废污水；沿江两岸及船舶向江中丢弃的垃圾更是难以数计。 2000年10月，记者再次看到的长江，依然水质浑浊，江面上漂浮着稻草屑、泡沫饭盒及死猪、死鸡。靠近葛洲坝的垃圾积累了3米厚，人站在垃圾上面居然沉不下去。长江既是沿江各城镇主要的纳污水体，又是人们主要的生活饮用水源。人们无法摆脱这样一个恶性循环：自己排污自己吃。　　3、2002年1月，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朱?F基在会上指出：保护环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他强调，保护和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无论什么地方，保护好环境就能增强投资吸引力和经济竞争力。经济建设绝不能以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不能把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要把认识真正统一到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要让这种思想深入人心，决不能做"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事情。　　4、发菜和甘草都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固沙植物，在保护草场资源、防止荒漠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由于乱采滥挖，不仅使资源频临枯竭，还造成草原大面积退化、沙化，沙尘暴频频光顾。据专家介绍，每搂二两发菜，要破坏相当于，16个足球场大的草地；每挖1公斤野生甘草，就可使20亩草原沙化。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每年外出搂发菜、挖甘草者约有10多万人。"甘草之乡"盐池县的马儿庄、惠安堡和冯记沟乡一带，80年代还是芳草萋萋的绿色莽原，如今，已变得满目疮痍，流沙茫茫，几乎寸草不生。　　5、著名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位于北京市正北方，是我国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据说，从前每到夏天，这里绿草连天，牛羊满地，一片"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优美景致。由于当地水草丰美，所产的苏尼特羊因肉质鲜美被北京东来顺饭庄列为首选羊肉。可是去年8月再踏足其上时，却发现这里既没有草，也很少看到牛羊，只剩下干燥的风裹着沙砾将人脸刺得生疼。放眼望去，零星点缀着枯草的黄沙地连到天边，偶然会有瘦骨嶙峋的死羊躺在沙地上。　　6、海口万绿园是海口市的对外窗口，园内停车场有成片的名贵树木――印度紫檀，令到此游览的人们欣喜不已。然而，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200多棵紫檀树被绕上电线，缠上铁线，钉上开关、插座、挂上电灯，充当起"灯柱"。最多的一棵树上竟有七八个开关、插座，铁丝已深深地陷入树身，树干被弄得伤痕累累。　　7、从前年秋天到去年秋天的三个植树季节里。内蒙苏木特内旗的乌日更达赖和他家周围的7户牧民共种了3万多亩树，最多一户造林面积达7000多亩。据悉，全苏木现在已有28户牧民跟随乌日更达赖，在沙漠中建起自己的"绿色庄园"。当年那片荒无人烟，鸟兽绝迹的荒漠，如今已变成了10万多亩的绿洲。在绿洲中央260多亩的水库里，活蹦乱跳着几万尾鱼。芦苇荡的周围是遍地的五彩野花和萋萋芳草。牛羊成群，六畜兴旺。一位治沙专家说，从理论上讲，这里是"生命禁区"。这位名叫乌日更达赖的年轻人无疑创造了"生命禁区"的神话。　　8、近年来，人们经常谈论"白色污染"。可是无论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到商店购物，大家用塑料袋装盛食品、物品都习以为常，欣然接受。结果我们经常会看到如下景象：大风起处，塑料袋挂满路旁树木，有的比圣诞树还"多彩"。学校老师在周日组织学生们捡拾废弃塑料袋，其行动真是可敬可赞，让人感动，可是他们捡得完吗?白色污染天天在我们身边泛滥，消灭它，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9、市民随意弃置的废旧彩电、冰箱、洗衣机已成为危害城市天蓝水清地绿的一个新污染源，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环保专家称，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回收渠道，目前十有八九的废家电弃置后都得不到妥善处理，大多混同于一般生活垃圾填埋，构成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值得提醒的是，电冰箱中的制冷剂和发泡剂是破坏臭氧层的物质；电视机显像管属于具有爆炸性的废物，荧光屏为含汞的废物。这些东西会导致大量有毒有害物质渗漏，造成空气、土壤和水质的严重污染，对城市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　　10、有关专家指出，从源头抓起，下决心对产业、产品结构动"大手术"，是解决污染反弹的治本之策。以山东的造纸业为例，尽管目前已减少到248家，所排放的COD(化学耗氧量)仍占全省工业COD排放总量的59.6%。这些造纸厂每天的治污运行费用就高达几万元，很难实现长期稳定达标，只有化小为大，集中治理。济宁市将原来的13家草制浆企业调整为3家，麦草制浆能力压缩了69%，造纸产量却上升了43%，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