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请你根据给定资料2—6，概括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长期存在的不足之处。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晰，语言简洁。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概括我国教育不公平的表现有哪些方面。
要求：条理清晰，简明扼要，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根据给定资料3、4，请你总结造成水污染的原因。
要求：提炼精当，表述完整。不超过200字。
问答题结合给定材料，用不超过500字的篇幅，就公车改革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建议。要求：建议合理、可行，有说服力。
问答题就给定资料所反映的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要体现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要求：建议合理可行，条理清晰，字数不超过400字。
问答题某市出台规定，推行微博实名制。对此，有人支持，但也有不少人反对。请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 观点明确，内容具体，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1．(新华网合肥2006年9月8日电)安徽省霍山县今年高考文科“状元”张强考取了华东政法学院，但面对每年1.2万元的学费，张强一家一筹莫展。为了让张强读高中，张家屡向亲戚朋友借款，已经背上了2万多元的债务，没有人再敢借钱给他家了。这是记者近日到大别山区等地调查大学贫困新生现状时了解到的一个事例。
大学贫困生问题近年来引起了社会关注，但记者调查发现，相当多的大学贫困生问题，实际上是在高中阶段就形成的。“家有高中生，拖得全家穷”，这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是普遍现象。大别山区一个孩子读高中，一年花费至少3000元，相当于该地区一个农户全年的收入。
2．孩子考进大学对中国许多贫困家庭而言是既幸福又痛苦的事，在拿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家在山区的杨再宏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重庆寻找暑期打工的机会，为了支付杨再宏和他哥哥的学费，几年来他家里已经欠下8万元的债。
在中国农村经常可以看到“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但是实现这一口号却变得越来越难。杨再宏说，过去和自己一起上小学的同学如今大多已外出打工，“要不是母亲的坚持，我很可能会以一个民工而不是大学生的身份来到北京。”
3．当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校长们忙于考虑添置多少电脑和多媒体教具提高学校硬件水平的同时，偏远地区的校长们正为如何修缮教室已经开裂的天花板，如何让孩子们不要坐在地上听课而发愁。
因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别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2002年，占中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社会5800多亿元教育投入的23%。
全国政协委员徐玉麟说，农村学校在财政投入的比例、办学条件、教师待遇、师资水平、师生比例等方面都远远低于城市，农村每个学生的平均教育经费比城市少60%至80%，中国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地方都在农村，文盲人口也主要集中在农村，农村文盲率是城市的2倍以上。
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是造成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1985年至2003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6:1。
在倾斜的教育体制下，优秀教师越来越不愿意到贫穷的乡村任教，而已经在农村教书的老师一有机会就会选择“跳槽”。江苏省不久前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省城镇中学里教师的本科学历比例超出农村一倍多。
中国各地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并不相同。北京市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49%，而云南省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8.64%，这意味着在教育环境上先天不足的农村孩子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坐进大学课堂。
4、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1996年还一度跌到2.44%，2003年才占到3.41%，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教育投资包括国家投资及社会和私人投资两部分，由于政府教育投入不足，中国社会和私人投资占到总投资的44%，而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12%。这些均与科教兴国的国策不相适应。
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还存在不合理。以2002年为例：全年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 5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引自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即便同在农村，城镇中小学和边远贫困地区中小学以及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很大。
建国后，国家对城市中小学基本建设历年均有投资，对农村则投资很少。从1983年起，由于先后普及小学教育和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各地均动员农民集资解决中小学校舍和危房问题。
以上这些，人为地加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将激烈的入学竞争和“择校热”由高等教育阶段下延到义务教育阶段，使全社会公民本应大致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很大程度上论为了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
“卖考分”泛滥使公平竞争的升学考试制度遭到破坏，“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不能不承认，多年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办学困难的任务被下放到基层，放任学校和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创收”，但“创收”的压力又转为“牟利”的动力，使“钱学交易”、“钱权交易”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
5．“压力很大呀!”，8月30日下午，兰州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景金生不断重复着这一句话。据了解，兰大本科的农村学生占总数的63%，学校通过调研将30%列为贫困生，其中还有15%的特困生，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一个7000多人的庞大的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特困生贫困到何等程度?景老师举了两个例子：一名从伊犁来的学生，家中父母双亡，惟一的亲戚就是姑姑，当学校师生知道他只带了50元钱到校报到时，这名学生竟然令人哭笑不得地说：“有这50块钱，我至少还可以过一周呢!”；还有一名学生曾经一个月生活费只花了100元，这100元的概念是每顿饭都只啃馒头就榨菜。
为了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兰大从2000年开始为新入学的新生开辟了“绿色通道”，也就是每年从全校学费中提出15%作为给贫困学生的无息贷款，贷款额度为4000至 5000元，贷款面达到15%，后来，学校又追拨了2%的贷款比例，贷款总额达到336万元。2004年10月，兰大还与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签订国家助学贷款合作协议，贷款比例占到新生总数的20%。景处长告诉记者，很多学生来到学校后，连买被褥的钱都没有，为此，从今年5月份起，学校从各方面开支中节约出60万元现金，在报到现场只要经过院系审核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同学，就可以获得1000元至2000元的救助，该项贷款比例占到新生人数的10%。“说实话，这部分钱等于是学校送给贫困学生的。”景处长说。
6．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出席博客网举办的“从教育收费看教育改革研讨会”时提出，我国目前应该对义务教育实现完全免费，对高校贫困生应免学费，并提供部分生活费。
汤敏称，义务教育是全体人民都受益的事情，应该由国家财政来投资。我国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远远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个现象非常不正常。“如果说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我们的财政资金不足，不能达到全部免费的话，那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了。”
而对于高等教育，汤敏认为，作为受益者，政府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首先应让所有贫困学生全免学费，还要给一些生活费。“这部分学生大概占大学生里头的20%左右，也就是说对这20%应该全免学费”。
汤敏认为，应该有一个更透明更严格更制度化的高校财政资金使用制度，“你只要用了国家财政的钱，你得非常严格，高校成本不能快速无限制地增加。”汤敏说。
7．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反映在教育上其突出表现是：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支撑。教育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目前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还不足7年，相差近一倍。
从教育普及程度看，城市早已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一些大城市甚至普及了高中教育，而农村文盲率仍在10%以上，自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到2000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的 15年间，全国大约有1.5亿左右的农民子女没能完成初中教育，到2005年，仍有至少5%的农村地区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有的县甚至没有普及小学教育，偏远农村还有几百万适龄儿童没有入学。而早在《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前的1985年，中国的城镇已经普及了小学和初中教育。从经费投入看，农村小学生占全国小学生总数的75%，但教育经费仅占48%；初中教育经费，农村仅占29%，生均教育经费，城镇是农村2倍多。
从师资队伍看，近年来，我国教师学历达标率提高非常快，很多城市小学、中学教师学历达标率已接近100%，而农村教师学历不合格率高达70%多。
从办学条件看，有的城市学校，宽敞的教学楼，宽带端口接到了课桌上；有的农村学校，昏暗的危房，简陋的桌椅，相当多的贫困孩子因交不起课本费、杂费而辍学。据《转型期中国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课题组》在14个省、34个县的抽样调查，农村初中辍学率平均达43%，最高的为74.3%。显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一代新型农民，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基础教育的地区差距，集中表现在教育经费上，东部基础教育的各项教育经费是中西部的近两倍，其中教育公用经费差距高达4-5倍。高等教育的地区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据统计，过去的20多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东部迅速飙升，西部大幅下降，高校的招生数量相对于各地人口比例来说，差距也很大，招生与人口比，最高达2.6%，最低仅为 0.5%。
社会各阶层之间拥有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一般来说，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农村女童和残疾人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在农村，那些不上学和辍学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童。
此外，教育的类别间差距也不容忽视，比如城市的重点学校制度。应该说，重点学校在集中优质教育资源、培养优秀人才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但伴随着“择校热”的持续升温，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已逐渐演化为两种不同的文化，重点学校的“示范”作用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8．目前高校招生有几类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省属院校可按规定的录取线下降20分，收费“行情”不一，少则1.5万元，有的重点名校高达10万元以上。“定向生”并不“定向”，已是从领导到老百姓无人不知的公开秘密。可是这种假定向指标仍一年又一年由省计划、教育等有关部门郑重下达，人数可多可少，院校每年为此向有关部门“公关”。二是少数民族班降分录取，该类毕业生本应定向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但大多也都是“孔雀往外飞”。三是“二级学院”，各校收费标准不一，大体在3万元左右，录取线按生源多少而定，可以降100分甚至更多。四是“专升本”，向专科生收费卖本科资格，一般在1万元左右。
有的地方让一些本来的重点完全中学只办高中，使一批初中学生不得不在该校的“校中校”交高额学费入学，有的地方还规定重点中学招收高额收费生的比例可占40%，全国各地几乎所有重点中学均纷纷以办“分校”、“联合办学”和“名校带民校”为名，大量招收高收费生 (收费1万元至1.8万元)。有些办得好一点的非重点中学也仿效办特色班，另收6000元至1万元。由于名校效应，有的重点中学一个班有七八十人，两个人坐的位子坐3个人。所收费用一个学校几十万元乃至上亿元，有的还给教育行政部门提成，同样均无有效监督。
9．据国家相关课题组调查显示，近年随着学历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现在，城市人口拥有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的人数，分别是农村人口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南京学者张玉林研究了北大和清华20年来的招生情况，情况令人惊叹：以1999年为例，两校招收的本科生中农村学生只占17.8%，与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普通国民来说，国家正义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就是最高学府公正地向各地国民敞开大门，但现实是，多数省份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要比大都市的孩子付出大得多的心血。至于这一招生指标如何产生?循何标准?很多大学校长自己也解释不清。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提出“高招指标分配不能搞地域歧视”，引起公众热切关注，《新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大等几所知名大学负责人，他们均承认招生指标确实存在各地不均衡现象，但问及“是否公平”时，却大都含糊其辞了。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称，如果不定额分配的话，“西藏的学生就没有办法读北大了”，现行制度“确保每个省都有最好的学生进入国家最好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公平的”。
原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则说：“对于清华、北大、复旦这些国内顶尖高校来说，给一个省 100个名额，给另一个省50个名额，哪个公平，这不好说，没有一个绝对的衡量标准。”
相比起来，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回答倒较为明确：“上海市对复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复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数相对要多一些。”王坦言，高校在一定自主权限内，一般都会优先考虑高校所在地。
但公众显然并不认同校长们的观点。《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有批评指出：“这是以‘扶弱’之名，行‘济强’之实。”
今春“两会”上，来自湖北团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在其关于“高招制度”改革的著名议案中，对当下招生配额不公的具体情形，进行了一番精细的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恢复高考制度20多年来，清华、北大在湖北省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市则不低于500人，招生人数两者相差5倍，而湖北省总人口7500万人，北京市总人口1500万人，相差5倍。即同等条件下，如果湖北省只有一个招生指标，北京市却拥有25个指标，这是多么严重的不公平!据统计，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考生要高160分!”
学者张玉林先生也解剖了“清华”神话：在迄今为止的20多年间，清华大学投放北京市的招生名额始终超过苏、皖、鄂、川4省总和，2001年则占其招生总数的18%，而当年北京高中毕业生数量只占全国总量的0.9%，其结果必然是各地录取比例和分数线的极大悬殊。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指出：“所谓配额制，大多是偏向弱势群体的，只有在中国当代高考才反其道而行之，它公然照顾强势群体——大城市中的考生!”
除了城乡差异与招生指标的不公正外，还有一种不公正，它是由各种特殊招生手段造成的不公——也往往和“教育腐败”相挂钩。
10．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力。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为每个不分贫富贵贱的国民，提供改善命运的愿景，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年7月28日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阶层其子女职业继承性明显增强；调查数据表明：“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比常人高2.1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此指出：户籍、就业、人事这3个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使社会流动不畅，阻碍着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形成。
观察家们还指出，中国经过10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公正，但与之相比，中国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国民占有教育资源严重不平等，造成公民在个人技能和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不平等，是社会合理流动的最大障碍之一。
11．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近期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女性入学人数从1999年开始增长趋势明显，但从总体上来看，女性的入学机会仍然低于男性，而且学历层次越高，女性所占的比例越低。
与此同时，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仍然偏低，与男性相比差距较大。农村女性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的比例是42.3%，比男性低20.8个百分点；58.8%的女性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比男性高21.9个百分点；女性文盲率为13.6%，比男性高9.6个百分点。
12．(人民网北京2007年3月5日讯)3月5日上午9时，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他说，要重点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继续实施西部地区两级攻坚机关，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的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
问答题问题四：请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根据材料3～5，谈谈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
要求：分析全面，说明透彻；语言流畅，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300字。
问答题阅读背景材料，根据对材料中“我国首次在不动产登记实施层面对‘大家底’给出国家定义”的理解，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主题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合理，语言流畅，字数控制在800～1000字。
问答题2014年9月5日下午，吴某拖着近7个月的身孕来到X区检察院，向工作人员提交了全部有关“钓鱼执法”的证据。回想起发生在142天前的遭遇，吴某至今仍历历在目。据她回忆，2014年4月20日，她像往常一样，一早来到北部湾建材城的商铺打理自己的小生意。“我租赁的铺面不足100平方米，主要经营涂料装饰。当时想趁着刚怀孕，自己的身体还能动，多挣些钱。”吴某说。
“下午，网友‘黄鹏’通过QQ联系我，‘我急用钱，请你帮我套点现(金)’!他还叮嘱我，记着把铺面的POS机带来!”吴某说，早前几月，她和姐姐办了两台POS机，一台刷家电，一台刷装饰材料。其中，一小部分用来给急需的朋友“套现”，其他为正常生意往来。
晚上8点半，吴某在红日江景小区旁的超市前，“帮”黄鹏刷了7000元和8000元的两张信用卡。她提供的盖有招商银行公章的跨行转账记录显示，当晚8点半许，吴某有一笔15000元的款项，转入了户名为“黄鹏”的建行卡。吴某回忆，就在她操作完这笔套现后，三名便衣尾随而至。“其中两人晃了下证件说‘警察’，然后进屋搜查，拿走了手提电脑、POS机、手提包，还有手机。”随后，吴某被押上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汽车上。这时，她发现“黄鹏”也已在车上铐着。“看着他东躲西藏的眼神，我明白自己被‘钓鱼’了!”
车行驶了二十分钟，停在了Y派出所前。一个体形较胖，自称警察(以下简称“胖警官”)的人过来问她：“你是专业套现的，一个月帮别人套几十上百万，能挣多少钱?”随后，“胖警官”又对赶来的二姐说：“你妹是专业套现的，想要出去得罚款20万……看在老乡(同为玉林人)份儿上，只罚你妹10万。”当吴某二姐称家里没这么多钱时，“胖警官”回答：“没有10万，你妹就不用出去了，送上山坐牢……”“‘胖警官’边说边推我回去凑钱。”吴某二姐回忆道。
按吴某的说法，在被拘押之前，她并不知信用卡“套现”涉嫌违法或犯罪，只想借此赚点“外快”。“与专业套现的两个点相比，我0.8个点的手续费明显低很多。”吴某这样为自己辩解。
夜渐深，“警察”仍没有放行的意思。吴某只得如实相陈：“我怀孕一个多月了，请别关我在这里过夜……”“他们认为我在撒谎，根本没人理我。”提起当初的一幕，吴某仍然耿耿于怀。她说自己被铐在派出所楼梯旁的凳子上，捱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上班后的“胖警官”过来问的第一句就是“你家里给你凑了多少钱?”并说：“你家是做生意的，不可能没钱!……”“见我不松口，‘胖警官’又提出，‘要不你就像黄鹏那样，找个刷卡的人去套现，等我们将那人抓起来，你就将功折罪了!”’在他的逼迫下，吴某只能用他归还的手机，在浏览器页面查找“N市哪有信用卡套现”……
以吴某的遭遇为例，谈谈你对“钓鱼执法”的理解。
要求：观点明确，语言精练，条理清楚，字数不超过250字。
问答题“给定资料6、7”谈到了埃及和西班牙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一些经验，请你谈谈其对我国水利工程的建设有哪些启示? 要求：内容具体，表述清晰。不超过350字。
问答题根据给定资料，联系社会实际，回答下列问题。
问答题请用200字左右的篇幅概括出给定材料的主要内容。
要求：语言精练，概述全面。
问答题结合“给定资料”，以“食品安全”为话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论述文章。
要求：
①立意明确，有独立见解；
②可联系自己的经验或感受；
③语言流畅，条理清晰；
④总字数为800～1100字。
问答题结合给定资料，写一份关于城市供水现状的报告，呈送上级领导。
要求：分析准确，概括全面，语言简洁。500字左右。
问答题进入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之后，阅读在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请结合给定资料，概述当今信息社会公众阅读呈现的主要特点。
要求：概括全面，表述准确，条理清晰，语言简洁，字数不超过100字。
问答题给定材料
材料1:
“农民工希望的未来”
有些人打牌输的连饭都吃不起
据调查，20-30%的农民工都感到极为寂寞，低收入和文化不高限制了他们，赌钱、喝酒等成为寻求刺激，排遣寂寞的方式。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希望的未来
我们这儿有人还没有合同，心里总不踏实，保险什么的也比不上城里人。
我们都寻思，老家学校还是不行，孩子要能来城里的学校就好了。可户口太难弄，孩子上学很麻烦。
30%以上面临无合同用工、拖欠工资等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调查26.2的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保；44.5%农民工期望提高老家学校教学质量；41.6%农民工期望子女能在务工地公办学校上学。
材料2:
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呈现出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的“不同步性”、成本的“高价化”、结果的“半市民化”等现实特征。
农民工非农化与市民化在绝大多发达国是同步的、合一的、彻底的。例如，英国选择了以“圈地运动”为代表的、以暴力为核心内容的强制性转移模式；美国选择了以自由迁移为特征的非农化转移模式；日本的“跳跃式转移”和“农村非农化转移”相结合的非农化模式，使其比较直接和快速地完成了农村人口非农化和市民化的过程。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二元体制和制度，在渐进改革模式下的城乡人口转移呈现出特有的中国路径——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过程被分割为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到城市农民工的过程；第二阶段从城市农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第一阶段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农民进城的人数逐年迅速增加。但是，第二阶段即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进程，却举步维艰。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高价化”首先表现在城镇化的公共成本高上。据分析，城市每进入一个人，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人，“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人，总计转变一个农民成为城市居民平均需支付的社会总成本为2.5万元/人（按2000年不变价格）。其次，农民工市民化的高成本，表现为个人支付的高成本。具体来说，其一，进入城市搜寻工作的成本高；其二，生活成本、教育培训费用，以及为规避风险而为自己或家人购买保险所支付的人均保障费用等也相当高昂；其三，居住的成本高，租住尚且不易，购房更是难于登天。
从农民式市民化结果的“半市民化”来看，农民工一直被当作纯粹的就业者和劳动者，被局限在次级的劳动力市场，大多从事脏、累、苦、险、差等行业，有限地参与城市的劳动分工，并没有与城市社会、制度和文化系统实行有效的衔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状态。在身份上，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在就业、户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同等的待遇。在权力保障上，不能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在城市社会生活层面，他们不能进入城市主流社会，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明显的隔离，处于“生存孤岛”之中，且由于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农民工往往选择单独外出，造成一方面是夫妻分居，另一方面是老者、儿童留守的农村家庭分离。在社会心理层面，由于不被城市居民所接纳和认可，导致他们对城市社会产生复杂的情结，逐渐转向对内群体的认同，寻找内群体的情感和社会支持。
材料3:
某社会学研究人员调查研究了到扬州从事拖砖工作的农民工群体。以下材料分别是该研究者的部分访谈记录和他所整理的反映这一群体社会网络构成的数据表格，在不少方面生动反映了这一群体的典型生存状态。
◆访谈记录
拖砖人高师傅，路边（指访谈地点，下同）：洼子街那边是老乡在扬州城里面最早的一个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大家约定俗成的砖头市场，现在还有人在那边。我一开始刚到扬州的时候是住在竹西路的渔业新村的，后来这个地方拆迁了，我们先是搬到马路对面的缸套厂旁边的一个村子里面，后来又搬到了太平北路，再后来才到现在的瓦窑这个地方。我们也想继续租住在竹西路附近，刚开始到扬州的时候就住在这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氛围，附近的老板缺砖头了都往这路口来。生活上竹西路这边也方便，有菜场超市，现在搬到瓦窑那边了什么都没有，修车也没有以前方便。
某城中村杨书记，村支部：你说到的他们的住所经常被驱赶的事情，这个情况太普遍了。中国的城市建设都是摊大饼，在扬州，你以文昌楼为中心画一个圈，这些外来人口的住所就是一圈一圈地往外滩，不断地外迁。跟你举个例子，我们家也是拆迁户，原来就是住在现在的月明苑那个地方。拆迁之前我把家里的房子租给高邮来扬州做小生意的一户人家，民房那边也拆了以后，他们就不租了，到了搬到平山那边去了，那边房租更便宜。你调查的拖砖头的这些人本身就是做拆迁这方面的，所以跟随着市场走，这个无可厚非。
拖砖人随师傅，家中：吃上面我们从来不亏待自己，但在扬州也不乱用。出来就是挣钱回家的，在扬州今天做得不顺心我明天就可以走了，没什么念想，也没人管。家里面怎么说也还有一亩三分地呢，饿不死。在这可不一样，挣不着钱就没得活了。在扬州有点钱逢几个月我就在附近的邮政储蓄汇给家里面，儿子女儿都在家里面，老人带着，要用钱。儿子上完初中，要是念不下去娶媳妇儿也要用钱。
拖砖人徐师傅，修车场：虽说每年呆在家里的时间不长，大头的钱我基本都是在家花的，回去过年，哪年都得用好些个钱。就拿今年过年说吧，儿子准备今年春天的时候结婚，家里面去年底也刚刚装修了一个，过年给他简单配了电视冰箱什么的就花了两三万，一年辛苦挣的钱基本都用完了。
某城中村殷主任，村委会：关于他们在扬州给当地带来的影响，主要还是在交通这一块，因为他们大多是农用车。农用车的年审都是在农资部门，按道理城市道路他们是不能使用的，他们行走的路径只能是北绕城以北的农村地域。所以交警是要查扣他们，因为单纯地通过电子眼的话，他们的号牌不联网，也抓不住他们。
拖砖人王师傅，拖砖市场：扬州的交警很孬种，很坏，他们叫我们侉子（注：侉子指口音跟本地语音不同的人，含轻蔑意），我们这种外地牌照的农用车，也会受到歧视。车子放在了路牙边没停进去，也要被拖走。一被逮住，少则八九百，多的要两千多，要忙好几个星期才能弄回来。你还不能说拖走就不要了，毕竟这是吃饭的家伙。去年我们一个老乡就是一个月里面连续被罚了好几次，气得回去了。我们在城市里面挣点钱不容易，唯一的期盼就是希望少罚点款。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我去年换了个新车，在扬州上的新牌照。为了这个驾照，在老家学了三四个月都没出来。过去我们大多数老乡用的农用小三卡额定只能拉500公斤的货物，也只能在城区划定的禁区外转悠，抓住违停或者超载的话一罚就是2000块。换了卡车办了本地牌照，交警虽然也知道还是我们这帮人，但是本地的牌照只要按照汽车的规范行驶，交警最起码不会找麻烦。现在的这个车一次能拉3000块砖头不成问题，也不用像过去那样躲躲藏藏。另外，除了拖砖，也能做一些其他的货运。
拖砖人刘师傅，家中：我现在的生意，基本都是靠电话联系。很多老乡没生意的时候都拉着砖头在场子上等老板，我很少去。我这人比较懒，有时候晚上去拖建筑垃圾累了，白天就多玩玩，站在那里等也很少有生意，挣不了几个钱。这么多老乡，在扬州做的好不好，全看在扬州熟悉的老板多不多。出门在外，就是看朋友多不多。
拖砖人罗师傅，家中：如果我现在手上有60万，我也不愿意留在扬州。安徽老家有老人、有小孩、有熟悉的环境，乡里乡亲。自己在扬州，除了一起干活做生意的老乡和经济上有往来的老板，其实社会交往上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有60万的钱的话，我更乐意在亳州给儿子买上一套房子，这样老人小孩都能照应到。根据现在的收入，我想等等自己村里面的规划宅基地一旦落实，就准备花个20花砌个三间三层的房子，里面不一定要铺砖，但是外面一定要弄得漂亮些，让人觉得有华堂的感觉，这样显得有面子些。
我兄弟姐妹四个人现在都在扬州。我姐姐和姐夫他们就想留在扬州。他们一个人在超市工作、一个在厂里面的保安，不像我们，他们平时接触的扬州人相对来说类型多点，想法就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更倾向于积攒一部分的钱，能在扬州买套房子，一家人就在扬州定下来。
拖砖人女儿，家中：当然是在扬州好，扬州有英语学，我特别喜欢学英语，老家小学没得学。还有在扬州有大超市，老家没有超市。爸爸妈妈都在扬州，我们在这边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不要像家里面的很多小朋友一样留守。现在我在扬州也有好多好朋友，放完学的时候我也会到他们家一起玩。
拖砖人小李，家中：我在家里也呆不住，家里面种地啥的以前也没做过，现在年轻人呆在家总觉得会被老乡嘲笑，初中毕业我就出来混了，之前去过北京杭州，也没赚几个钱。我小时候老爸老妈就在扬州做这个行当，结婚以后想定下来了，就来扬州接过我爸的这个活儿，来扬州也五年了，未来也没什么特别的打算。
拖砖人李大姐，修车场：在不在扬州继续干下去，完全取决于收入，我们现在也就走一步算一步，拆迁量小了，交警罚款管得严了，说不定干完这个月我们就走了。去年年底就有好几个老乡做不下去就回去了，反正在扬州也没有抛不下的，顶多损失几百块房租，说走就走。在家也挺不错的，家里的田我说什么也不肯丢掉，愿意就种种，即使不种的话一年零零碎碎的补贴也有小几千。有自己的田，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保障，谁会把户口转到扬州来啊。就是在扬州，每逢收麦子种豆子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去的。
材料5:
道格·桑德斯，专栏作家、加拿大《环球邮报》欧洲局负责人。2007年，桑德斯从欧洲出发，在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走访、调查，记录了全球范围内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徙，之后完成了着作《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的未来》。以下是某日报记者对桑德斯的采访记录。
记者：你是如何定义“落脚城市”这个概念的？
桑德斯：我以“落脚城市”称呼这些乡村移民在城市中生活的起点，这种称呼与传统的学术和官方用词“移民门户”或者“原始社区”区分开来。我们习惯于将落脚城市视为由廉价住房、贫困人口构成的区域，是健康都市的不良生物。但实际上那里充满着向上的活力，作为迁徙过程中的落脚点，那里总是受到忽视，但却聚集了很多向上的动力。在那里生活的人以这个地方为阶梯，希望走到城市中心。
记者：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和“移民”问题上所处的阶段与欧美国家不同。你居住在伦敦，前几天也到过北京。你认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落脚城市”的理解上存在着什么差异？
桑德斯：面对外国读者的时候，我花很长时间去向他们解释移民问题。他们常常并不了解他们的前辈迁移的背景。他们知道移民这件事情，他们也知道移民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变化，他们理解中的变化大都是文化上的变化，但是并不是经济上的变化。我现在定居在伦敦，但是我应该算生活在多伦多。在多伦多很多人都是来自非常贫穷的地方。
但我发现，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感知更加敏锐。中国正在经历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西方社会已经完成了大规模的移民，然而书中记录的这些很多事情都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
记者：落脚城市远离都市的核心，但其中的社会生态其实是五脏俱全的。在你的观察中，落脚城市中的人最为渴盼的是什么？
桑德斯：“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对于他们是最重要的。我注意到很多落脚城市中的人每个月的收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寄回农村老家，支撑家庭的开销；第二部分则为孩子的教育而储蓄；第三部分才是自己的生活开支。可见，他们对于长期在城市中生活和发展是抱着期望的。
我并不赞成很多人住到落脚城市，我也不是说落脚城市不好，一定要吧落脚城市夷为平地。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审慎看待这个问题。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一般来说是非常有抱负的人，他们也不是当地最穷的人，他们一般有着自己的计划。他们会面临失败，面临着很多问题。他们希望从底层升到中层，把落脚城市作为梯子。但是在有些落脚城市，这些人就不能跨上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过上城市的生活，落脚城市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不应该将它们拆掉。
现在很多落脚城市成为危险之地，成为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在巴西圣保罗的一些落脚城市，那里是没有学校的，也没有什么基础措施，政府根本不承认那些地方的存在，以至于那里毒品泛滥，犯罪横行。政府不来管的话，那里就会形成一种帮会组织，形成黑社会。
记者： 你对“贫民窟”和“乡愁”的理解与很多人是不同的。你更倾向于从正面的角度去解读“贫民窟”，而对于“乡村田园”，你则认为那是一种浪漫的误读。你在观察和写作的时候，秉承的是什么样的理论视角。
桑德斯：我参考了两种视角。一种来自于赫尔南多·德·索托的《另一条道路》，讲的是我们要做的只是提供法律基础，给他们住房，让市场充分自由。这种观点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于世界各国。我认为，数以万计的资金可以在贫民窟运转，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他们自由。这位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建议，但是并没有深入论证。
另外一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要管制经济，要有周详的计划。但是计划经济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一座座公寓大楼，但是没有给他们发展空间。这样的话没有了“活水”的引入。
在两者之间应该寻求一种平衡点，我们既要保证自由市场的作用，满足贫民窟对市场的需要。但是也不能让他们肆意发展，住房问题就可以由政府引导或者解决。在处理落脚城市的问题上，应该将两者结合起来，应该同时提供“水”和“阳光”。
材料6:
浦东林鸣路、金谊一带，人口十分密集，周边巷道曲折狭窄小，混乱拥挤。因通风条件较差，气味极其难闻。这片城中村规模不小，从墙头挂出的各种广告看，这里的“经营”范围非常广。
在林鸣路上有不少无证餐饮店。在一家电信店门前，褐色的大铁桶里生着柴火，油锅里的油已经开了，老板娘正拿着筷子不断地搅动着刚入锅的油墩子。油锅旁边桌子上的红色塑料盆里，浸泡着一圈圈的条状面粉。老板在一旁将长长的的面条圈在手掌上做成馓子状，接着放进油锅中。油锅里的油已经发黑，浓浓油烟飘向路边，让人腻心。老板说，他的点心经常有人大批量购买。累死的小店，在附近比比皆是。
从林鸣路转弯到了金谊路，凹凸不平的小道不仅路面破损，而且不时有坡度，路的两边散布着低矮不一、排列无序的民房、厂房。早在2011年8月，有居民举报称此处一厂房内有人生产假冒伪劣调味品，该地下作坊被有关部门取缔。时隔近三年，路边的小作坊依旧非常多，种类也十分丰富，其中以家具店、二手电脑维修、玻璃制品店、废品收购站为主。这些小作坊一般都“不算太坏”，但是，在城中村内藏匿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地下食品的加工窝点，不论加工还是送货都很隐蔽，很难被抓到。到了生产旺季，小作坊日夜开工，附近居民不堪其扰。由于这些小作坊根本没有相应的排污配套设施，生产过后的废料也是随地乱扔。
由于这里离中心城区比较近，加上房租便宜，吸引了很多打工者，但是人多混杂，导致这里的治安并不太好，经常发生盗窃案。“没有人值守，整个区域都是开放的，偷盗现象时有发生，治安有点混乱。”浦东天花庵村的老租户谭先生说。城中村内结构复杂，村内道路狭窄混乱，内部小巷却四通八达，晚上路上连路灯都没有，更不要谈监控探头了。“一年前，邻居家的租户遭盗窃，报了案，如今租户换了一批又一批，案子还是没有破。”谭先生说，即使对这里熟门熟路，他依然没有“安全感”。一些打工者晚上回来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赌博，深夜大声嚷嚷，有时还会打架斗殴。
前几年，这些村子的治安情况不太好，引起不少当地居民的反感。“十年前，还有零零散散的传销团队进我们村，他们每天唱歌、拍手、上课，吵得不行，还有人闹着要跳楼呢。”早就从城中村里搬出来的陈先生回忆道，当时，那些传销人员不但花大钱租房，还带动了周围食品店和小餐馆的生意，所以，当时房东们都很乐意把房子租给他们，哪怕只是短租。
材料7:
曹占洪的房东刘大姐40多岁，本地人。当初盖这些平房，刘大姐是为拆迁准备的。但这两年，周边的一些村子先后拆迁改造了，大白楼一带也总有风声，可最后都没有了消息。
大白楼村几乎所有的本地居民都靠盖房子搜租金过日子。而北面一点的老三余村以北很多地区开始拆迁，使流动人口生活成本提高，城里租楼房的价格高出村里的几倍。不到百元的房租，使老三余、寿宝庄、大白楼一带的城中村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
等不到拆迁，房源紧俏，租金自然水涨船高。刘大姐这样的房东，一面盼望政府改造，一面跟随者“行市”收取租金。而曹占洪这样的房客，只有无奈，毕竟，以现在的居住条件，用同样的租金在这座城市是找不到同样的房子的。
也有人选择离开，要么去条件更差的地方，要么花更多钱，找个交通方便一些、条件更好一点的房子。因为租金涨价，曹占洪的一些朋友离开了大白楼。
曹占洪隔壁的张大哥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原本住在这是因为房租很低，尽管每天上下班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也就勉强忍了，但现在房租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迁，还不如早点搬走。”
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曹占洪打工的饭店业受到影响。饭店老板娘是东北人，三年前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这座城市，除去每个月1500多块钱的房租，一个月小1万的收入。但最近生意明显不好做，“熟客搬走的多，新来的住户还不熟悉。可能要等到冬天能好一点吧”。说起大白楼村未来可能的拆迁改造，老板娘颇为无奈，“没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呗。”
材料8:
纵观世界城市发展史，贫民窟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者正在面临贫民窟或者类似贫民窟问题的困扰。
贫民窟之所以存在，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下降了约20—30%。城市的经济危机会驱动着农村贫民转移到了城市。相对于迅速而又庞大的农村——城市移民进程，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体系却无法适应这些信的人口，这就加速了贫民窟的形成甚至扩大。
在中国城市，一方面，更多的进城农民无疑还是住在城中村。另一方面，普遍出现了繁荣的城市与凋敝的农村并存的局面，且城市越大越繁荣，与此相伴随的是农村社区的衰落，农村出现相对甚至绝对贫困化倾向。假如我们只考虑城中村的户籍村民，那么能盖起这些楼房（哪怕是简易楼房）的人不应算贫民，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是富人，那些楼房也可以视为富人的产业。但是如果到其中的租户——城中村里主要的实际居住者，属于随时可以被“不补偿不安置”的驱逐的群体，其实际社会地位低于作为城中村房主的当地户籍“农民”。这些贫民构成的街区很难说不是“贫民窟”。
材料9:
巴西的有着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式的或者不合法的居民区中，常常占用公共土地。据统计，贫民窟人口约占里约热内卢全部居民人口的25%。这些贫民窟是一些外来打工者的家园，但是其卫生条件极差，常常遭到自然灾害和犯罪的侵扰。着名影片《上帝之城》令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举世闻名，这里的贫民窟也成为全世界最有代表性的贫民窟。
历史上，巴西的多届政府都曾试图以强拆的方式清理、甚至消灭贫民窟，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被城市的管理者强行赶走后，穷人们又会另选他处盖起新的贫民窟。
由于缺乏治理，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和外界如同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法律、经济体系及自成一体的社会准则。许多贫民窟长期被黑帮控制，贩毒、凶杀案件司空见惯。
由于长期成为“城市孤岛”，在一定程度上，贫民窟里的黑帮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他们控制着水、电、天然气等基础服务，还宣称能为居民提供“保护”。警察和军警每次在贫民窟展开治理行动，则更像是在“他国土地”上与敌人作战。在暴力解决贫民窟问题的同时，巴西政府也开始尝试采用柔性的手段。如里约热内卢市当局发起了一项“和平警队”的计划，让“和平警队”进驻贫民窟，并计划到2014年在160个贫民窟建立“和平警队”。
这些警察的职责一半是传统警察的工作，一半是社会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获得居民的好感。比如说，警察们会到育儿中心，与儿童打成一片，让这些儿童在他们腿上爬来爬去，还玩着他们的对讲机以及带有皮套的手枪。一些警官还中断巡逻任务，教孩子们弹吉他和小提琴，并教他们学英语。
材料10: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市貌是这样的：脏乱且摆满小摊贩档的桌椅；晾着洗好衣服的竹竿无序地往窗外伸出；原本仅够两个大家庭的房屋挤满了50个人，而且得共用一个厨房和一间浴室……
不过，这已是不复存在的情景。新加坡在不到40年间通过机构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成功消除了这个弹丸小国发展初期相当普通的贫民窟景象。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称新加坡是全球消除贫民窟最成功的返范例。
为了消除贫民窟，新加坡政府推出了“祖屋”计划，祖屋社区相当于新加坡政府新加坡永久居民或公民的福利房，位于离市区较远的地区，大多数为13-14层的电梯房。由于组屋属于福利房，价格非常低廉。组屋虽然是保障性质的居住区，但是配套设施却十分完善，有公共汽车转换站、地铁站、出租车等待中心等交通配套，其他如商业中心、银行、学校、图书馆、剧院等一应俱全。
在贫民窟的消失过程中，新加坡政府并没有使用任何暴力拆迁的手段，因为所有低收入者的理性选择必然是组屋，就这样物美价廉的组屋逐渐取代了脏乱差的贫民窟。新加坡政府对建好的组屋，还会经常跟踪维护。一般5年到10年政府就会出资翻新一下老的组屋，不仅是维护外立面，还会增加一些新的设施。例如老式的楼梯楼里会加装电梯等等，而且这完全是政府出资的，居民不用负担一分钱。
正如世界银行在2009年的世界发展年报中总结的，新加坡的成功“必须归功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自建国以来就有个非常专注的政府。加上他是个城市国家，也大大地促使干预政策有效措施、这也间接提供了一个经验，即城镇化的成功需要全政府上下采用协调行动。”
材料11: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细加快，取得显着进展。2012年，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会议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会议要求，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地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要注意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既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注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会议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作答要求
问答题请依据“给定资料”，以X市卫生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拟写一份《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 要求： (1)表达准确、简明扼要，有针对性； (2)不超过500字。
问答题我国一直重视校园安全工作，并把它提高到国家政治层面。请结合给定资料，用不超过250字的篇幅，就避免校园安全事件的发生，谈谈我国《校园安全法》的立法有何重要意义。
[要求]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条理清楚，语寿流畅。
问答题价值规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国改革前进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请参考给定资料，结合当前实际，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内容充实，语言畅达；
(4)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