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料 1．上午10：00。西站第二候车室。记者采访一位40多岁的男乘客。记者问：“春运期间铁路票价有可能要调整的事您知道吗?”答：“知道。去年火车票涨钱不是有河北省的顾客告铁道部，后来河北的顾客没胜诉。前些天，广东召开涨价听证会，把建筑公司的民工、学生会主席和经营者叫到一块儿三方商讨价格，我们都看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了。”记者问：“您对春运期间车票提价怎么看?”答：“铁路票价目前还没放开。春运提价，淡季是不是该降价呢?如果真正能随行就市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位乘客告诉记者，他此次到北京是来出差；平时不常坐火车。 2．10：15，第二候车室门口。一位50多岁、北京口音的乘客对记者的提问答道：“我认为春节期间票价不该涨。”记者问：“为什么?”他答：“东西还是那东 西，车次还是那车次，服务还是那服务，为什么要涨价?” 3．10：30分。第二候车室，两位家在兰州来北京开饭馆的中年男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认为春运期间票价不应该涨。路程没变，车上也没有什么优惠的地方，坐车的人多水都喝不上，卫生也不好，为什么还让乘客多花钱?”记者问道；“今年采用价格听证会的方式让乘客代表参加讨论该不该涨价，您认为怎么样?”其中一位姓朱的先生说：“方式肯定好。但是应该讨论增加车次，方便乘客，如果真能这样，票价整体涨一下，不要涨得幅度太高，乘客还可以接受。” 4．上午11：00，第五侯车室，一位来北京打工近10年的张姓小伙子接受了记者采访。小伙子告诉记者他来北京后先在建筑工地干了六七年，现在自己开了个小鞋店。据他了解，在建筑工地打工，师傅级的一年能挣七八千元， 干粗活也就挣五六千元。除去吃饭、日常开销，不少人年底也就能往家带上一两千块钱，所以要从打工者的角度讲，火车票不该涨钱，打工挣点钱真不容易。 记者说：铁路部门提价肯定也有原因，比如春运高峰要增加车次，员工加班，增加运营成本等等，所以票价是不是也应该涨?”他说：我觉得，铁路部门真能说出原因，增了多少趟车，保证上车后都有坐位，国家规定涨点钱还可以，照原来节日期间车上人多得人挤人，一站一天一夜腿脚都肿了，再涨钱真难接受。” 5．11：40，西站二楼大厅。北京某大学二年级的一位徐姓女同学接受记者采访。她说：“她的老家在安徽，到北京读书两年了。因为是独生女，所以过春节肯定要回家看父母。去年春节回家时不但车票买不上，还赶上火车票涨价， 当时真的挺气愤。”记者问：“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增加大量人力、物力，乘客是不是也应该从经济上承担一些增加的费用呢?”这位女同学说：“如果涨价对国家建设和铁路事业的发展有利，涨价的幅度又能被大众接受还可以。但很不希望铁路部门借春运牟取暴利拼命涨价。最好是不要涨价。”记者问：“为什么认为不应该涨价?”她说：“春节期间整个市场都非常活跃，铁路人流增加、货物运输增加，收入本来就增加，铁路部门应该全面考虑获得的利益，不应该只从票价上看收入。”记者问：“如果让你代表大学生参加2002年春运铁路票价听证会，你会发表什么样的看法?”这位女同学说：“我会了解大学生的消费支持能力，要求听证会客观地反映大多数消费者的意见。如果涨价幅度超过大学生的承受能力，我们肯定不能接受。”记者问：“你认为价格听证会怎样才能客观反映消费者的意见?对听证会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她说：“我觉得主要看消费者代表怎样选定?能不能代表大众?如果代表是有关部门内定、指定，就很难 代表大众的意见。听证会还是个新事物，能不能达到好的效果很难说。我希望听证会的方式能让票价更合理。” 6．据有关媒体报道，去年1月4日，铁路春运票价上浮方案出台，2001年铁路春运票价不但上涨幅度大大超过前一年，最高达40%，涨价时间也成倍增加，2000年是lO天，2001年节前节后相加达31天。 7.2002年1月，北京的暖冬被铁路价格听证会搅得热上加热。各路媒体派出了大批的记者到国家计委、铁道部、中国消费者协会等相关部门打探消息，更有许多外地媒体纷纷派员急飞京城，使尽浑身解数索取最后的入场券。 听证会举办的地点铁道大厦早已提前进入战况，性急的记者们也早早地聚集到这里。 8．媒体关注的焦点是此次听证会事关铁路春运价格问题，要知道，春节的铁路票价问题牵动着无数普通老百姓的神经。当然，听证会能给今年的春运铁路票价什么样的说法固然重要，但是，听证会毕竟不是价格决策会，它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我国政府行政决策程序的一大进步，标志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 9．政务公开，开门行政是我国政府职能改革的重要措施，价格听证走在了前列。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要求“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这一规定是我国政府政务公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计委制定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于2001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更明确规定了除涉及国家秘密 外，听证会一律公开举行。《价格法》和《听证办法》将政府价格决策必须征求 群众意见的要求，从法律程序上固定下来，将“群众路线”从一种政策要求上升为法律约束，从而使价格听证这一群众参与意见的程序，成为政府价格决策中的法定程序。举行价格听证会，在法律程序上保证了我国公民对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制定和调整的“知情权”和“决 策参与权”，这使我国行政决策法制化的进程在行政程序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10．通过听证会，把利益相关人引入政府的价格决策程序，也进一步提高了我国价格决策的民主性。在政府价格决策部门主持下，行政审批事项的申 请方与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论证，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听证会代表共聚一堂，可 以平等、自由和充分地发表其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意见，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利 益相互制约机制。而决策部门通过这种民主程序，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必将有利于决策科学性的提高。 11．在这些意义上，可以说听证会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如何定价本身。此次听证会严格按照公开性原则要求，制定了从发布听证会公告、听证代表选取、听证程序报道等一整套公开程序，表明了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高行政决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决心，展示了政府对政务公开模式的积极探索。 12．国家计委有关负责人在谈到价格听证会时说，它最大的特点是不完善，希望大家能用平常心来对待。的确，举办听证会在我国仍然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听证代表、申请人还是组织者，都需要有一个探索和完善的过程。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价格听证会的运作上，存在一些问题。 13．在中国消费者协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消费者代表报名截止日期是1月5日，为什么正式代表在去年12月30日就已经产生”、“消费 者代表的具体名单和详细情况为什么要对外保密”、“铁道部的调价方案在听 证台前为什么不正式公布”等几个关键性问题对中消协负责人穷追不舍，显然 并不是为了“小题大做”，也不是非要与负责推荐消费者代表的中消协及主持听证会的国家计委过不去。 14．既然由各地消费者协会推荐的消费者代表已经在去年12月30日确定并报国家计委认可，那么，那些在12月30日之后、1月5日“报名截止日期”之前满怀希望提出报名申请的消费者，岂不是注定了白忙乎一场?这样的 结果对他们是不是一种伤害?消费者代表名单对外保密，据说是担心“不同的利益主体以及舆论会对这些代表产生压力，从而影响他们完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可是，既然是消费者代表，就理当承受来自方方面面消费者的“压力”和“影响”，才可能在听证会上综合表达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诉求(而不只是 “自己的观点”)。有关人士又说，调价方案“如提前公布会引起诸多议论，带来不可预见的负面效果”，这表明他们如果不是对调价方案没有起码的信心，就 是对广大消费者的判断力和“觉悟”缺乏应有的信任。至于说“该方案长达153页，如何公布、公布在哪里还有技术操作上的难题”，在信息时代、网络经济时代，如果连这样纯粹属于技术操作上的“难题”也解决不了，恐怕就更不用 想组织召开一场货真价实的价格听证会了。 15．上述问题之所以非同小可，是因为它们关系到听证会是否会遵循科学严密的程序，是否能体现公开、公平、合理、合法的原则。一般而言，程序是 指行为的方式和步骤，实体是指行为的目的或结果，中国人传统上一向重实体而轻程序，认为只要目的正当，结果正确，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都是第二位的问题(极端的情形就是“不择手段”)。然而现代法治实践要求程序与实体 密不可分，程序和实体就像车的两只轮子，不可偏废任何一方。程序如果失当，实体的合法性也就荡然无存；程序不单单表现为一种形式，它更对于法律 秩序、公民权利自由具有重大意义。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刑法》、《民法通则》等 实体法，还要有《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任何对程序意义的轻 视或忽略，都可能导致对实体意义的扭曲与伤害。去年国家计委出台了《政府价格政策听证暂行办法》，对价格听证会的听证程序作出了一些具体规定。从现在的情况看，价格听证会的申请者和主持者的程序意识仍然需要不断加强， 程序设计亟待不断完善。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3年6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等介绍了《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有关情况。戴东昌称，从长远来看，收费公路占整个里程的比例大概是3%左右；97%左右的公路，绝大部分都是非收费公路体系。 “未来将有97%左右的公路不再收费”类似的表达，公众不是第一次听到。比如在2011年3月23日，彼时的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曾介绍，未来“非收费公路体系”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96%以上，主要解决通达的问题，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从96%提升到97%，公众看到的是数字的变化，但却无从得知97%的公路走向免费到底有多远。 戴东昌说，近年来，我国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了运输紧张状况，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公路网络规模结构不断变化，既有国家干线路网仍有一些不适应情况。 一是覆盖范围不足。全国还有900多个县没有国道连接，18个新增城镇人口在20万以上城市和29个地级行政中心未与国家高速公路相连接。二是运输能力不足。部分国家高速公路通道运能紧张、拥堵严重。三是网络效率不高。 2．数据显示，全国收费公路债务总余额为2.32万亿元，总体资产负债率为64%。交通部一位多年从事收费公路研究的负责人称，国家也想取消全部收费站，如果不收费，就要由财政出资归还，但财政拿不出2万多亿元。 取消全部公路收费站不易，这一回应的确有一定道理。一方面，目前全国收费公路债务总额过于庞大；另一方面，除了要归还欠债外，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正处于网络形成的攻坚期，还有35%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尚未建成，每年仍需投入资金超过1万亿元。既有巨额债务，又有必须支出，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的确难度极大。但具体而言，虽然对于公路欠债不能一下子完全由政府负担，但科学划分一个时间段，一年拿出若干亿元资金，逐步解决公路债务问题，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那么，取消收费公路的真正障碍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地方财政对收费公路的依赖。一些地方热衷“公路经济”，公路收费占财政收入比例过高，在无更好财政来源的情况下，“靠路吃路”已成弥补财政不足的不二法门。一些地方在“收费经济”的主导下，明明收费已经到期、甚至收费超过成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依然不想取消收费，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并不是没钱取消不了，而是舍不得丢掉收费公路这份油水。 高速公路免费还有两大显而易见的疑问待解。免费的初衷是惠民利民，但是在某些热门路段，则可能因为免费而出现拥堵，反而造成不便。几乎可以断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高速路上的车辆数量必然陡增，至少会让热门路段出现“井喷”。车流量增加必然会带来道路维护成本的上升，于是，路桥公司更有理由不愿执行免费通行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对路桥公司等待各自省份的细则措施，我们也很难苛责。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也难免不高。 除此之外，近些年，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大量民营资本涉足高速公路领域。民营资本投资的高速公路，很难通过“红头文件”强行要求节日免费。此次高速公路免费新政，欢呼声最高的是京沪广深和东部经济发达区域。而在中西部地区，高速公路的客流量很多地方并不大，免费通行实施与否，都不会出现大面积拥堵的情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刀切”式要求所有路桥公司都执行该政策并不合理。这个时候，对于民营资本投资的高速公路，就应该有自行决定收费政策的权利。 3．2013年5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实施免费政策给经营管理者合法收益造成影响的，可通过适当延长收费年限等方式予以补偿”的规定一出，立刻引发公众热议。 一些业内人士和网民纷纷表示，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费用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让公众分担过多。 20世纪80年代初，为筹措公路建设资金，国家出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打破单一的政府投资体制限制，吸纳社会资金建设公路，用收取的通行费作为对投资方的投资回报。近10年来，我国公路总里程由176.52万公里增长到410.6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2.51万公里猛增至8.49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 “国内多条高速公路早就收够了本、赚足了钱、超了收费年限，现在还继续收费，是不是已经不属于‘合法收益’范围了?”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王毅武表示，一些超过收费年限的公路可能借新规变相“合理”延长收费年限，损害公众利益。 不少网民指出，新规中很多条款的规定和表述过于模糊，给政策执行和监督带来较大的“迂回空间”。“民众在堤内得到的优惠又会在堤外补上，甚至要补得更多。到头来一算账，收费公路运营方没受影响，只是民众得到了空头实惠，甚至要吃亏。”网友蜗牛称。 新浪微博用户“希望的羽翼”说，修改的内容不仅稀释免费通行政策福利，其中“还贷、经营期满后，除由公共财政承担养护费用的以外，高速公路可按满足基本养护管理支出需求的原则收取通行费”一条，更为今后高速路继续收费留下“可乘之机”。 “高速公路的管理政策总是追着问题跑，而新出台的政策又不溯及以往，矛盾焦点一直没有解决。”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孝民说，一些公路收费早已超过了投资，再加上增加收费期限，这些都是违背相关法规原则的。因此，“节假日免费后延长收费年限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4．2013年1月1日零时开始，四川省政府还贷二级公路12563公里、独立桥隧41285延米、255个收费项目、213个收费站点集体取消收费。在这些公路收费取消后，除高速公路外，四川还有16个收费公路项目，包括9个一级公路项目、5个经营性二级公路项目和2个年票项目。 取消这些公路收费后，四川将逐步还清约277.6亿元债务，“绝不会让债务悬空”。至于公路的养护管路工作，将由政府部门落实负责，省政府也将做资金补助安排。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鲜雄透露，省级财政将每年划拨款项，帮助市州政府建立养护机制，保证取消收费后，路况不下降、服务水平不下降。鲜雄表示，四川的二级公路收费过去规模大、站点多、效益差，收费站点设置不尽合理。他认为，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是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按照2011年的统计数据，这批取消的收费公路项目当年收取的通行费为10多个亿。 本次全省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需要进行相应的人员安置。涉及的7000多人中。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有2500多人，劳动合同制职工5000多人。对于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原则上转岗安置到交通运输系统所属事业单位，也可由地方政府统筹安置到其他系统所属的事业单位；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制的这部分职工，将按劳动合同法规定，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本次人员安置工作，将力争在3年内完成。 某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之前我国包括黑龙江、辽宁、湖北在内的12省共撤消站点1263个，涉及公路收费人员七万多人，安排转岗人员大都针对新增问题：一是普通国省干线的超限、超载压力越来越大，许多车取消收费以后，大部分都转到了国省干线，管理人员需求量增加。二是近年来，新增高速公路不断出现，收费站缺乏相关工作人员。三是当前很多超载车辆转战农村公路，农村公路管养工作的压力陡然增大。“当然，也有些工作人员不愿再从事收费管理工作了，那么我们就会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5．当前我国高速公路“乱收费”的情况已经饱受民怨，为此某省召开座谈会议，诚邀社会各界共同商讨。 某网友对当前高速公路财务情况提出疑问：“现在高速公路收支账目和还贷情况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而且现在没有规范收费及账目公开方法，毕竟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不是政府部门，如果没有严格的操作方法，很难实现公开。而且当前很多高速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前，贷款就还清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能否适当履行监督义务呢?” 企业白领刘先生则提出：“技术等级和里程规模不符合要求的收费公路为什么还有收费站肆无忌惮地站在那里呢?违法设立的收费站和相关当事人似乎没事一样，国家怎么不去管管呢?”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贾某说：“收费并不是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不好，在中国的发展经验里，这个收费机制是发挥了正面效应的，在基础设施升级换代而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赶超过程中，应该肯定它有利的方面，但它的弊端现在越来越明显，大家都在表达不满，我们要充分重视这种不满。 当前政府决策重视科学化、民主化，只有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听取民意以后，有关部门协调才能形成一个方案。总体来说，这个方案是又体现民众的短期利益，又要考虑短期利益跟中长期利益的有机结合，而追求长远发展后劲的合理方案。绝不是断然地说，某一条路还本附息一结束，马上就可以不再收费，未必是这样。如果清晰、合理地交待出，这个钱收来以后做什么，那么就可以继续再起一段时间的作用。” 某省政协委员高先生提出：“我建议还是要规范，现在公路收费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规范，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公路收费的标准，各个地方随意性很大，所以规范很重要。将所有的收费站，所有收费区间的标准能够调下来，调到一个我们国家甚至某个省的收费标准以内，不能非得要‘一刀切’的全面取消公路收费，关键是目前阶段的任务还是治乱，因为确实太乱，像番禺大桥跟华南快速的搁绑也是一个典型，我们说土华站是终点站，结果通过和番禺大桥捆绑之后，就多了两块钱，区间收费最关键不是按照里程，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某学者则对当前收费制度提出质疑：“清晰透明是最重要的，要把每一条公路是通过什么方式建起来的，收费标准是怎么定的?目前为止收了多少年?还剩多少年?把这本账公开。比如首都机场高速公路降了5块，虽然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大家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降了5块，为什么不是降了4块57要把这本账清清楚楚的摆在大家面前，算清楚。” 6．2013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6位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发言时痛批政府收费乱象，引起现场委员们的强烈共鸣，他的题为《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发言共赢得9次掌声，成为会议上“最受关注”的大会发言。“目前，全国有多少收费项目?收费总额是多少?收费主体是谁?收费用途是什么?没人能够说清楚。”周汉民列举了不同领域存在的乱收费现象，比如，全国一年仅公路罚款就达3000亿元，很大一部分是不合理收费。至于像房地产这样的行业，收费项目更是多达数十项。 周汉民指出，国家一直在整顿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并未根本改观。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有授权、无监督。“行政收费的设定权应该在人大，但我国常常采用‘授权’形式赋予行政收费权，而这种授权一旦作出，由于缺失后续监督，纠错乃至取消授权极为少见。”周汉民指出，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在“不收白不收”的心态下挖空心思编织收费理由进行收费。一些高速公路、桥梁设施，在超过收费期限后，依然收费不止。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路桥收费期限临近时，无视群众期盼，采取出售转包的办法，一次性收取巨额转包资金后，让接盘者继续收费。 周汉民在发言中为整治乱收费提出“限量、限责、限权、限用、限时”等多项建议，要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现场委员们用掌声投票，每当他提出一条建议，台下就报以一阵掌声，以示支持。 周汉民提出，在当前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暂停一切收费项目授权。还要把行政收费总量占比纳入常规统计公布的信息范围，在收费授权同时规定收费必须履行的责任，对不愿公开收费目的、用途的申请不予授权。 就中长期而言，周汉民呼吁制定《行政收费法》，在收费审批期间，必须进行公开、广泛的听证。把行政收费的数量、使用情况等，作为政务公开的常规事项。 此外，他还呼吁完善企业和公民申诉制度，要赋予企业和公民对不当收费申诉胜诉后获得赔偿和补偿的权利。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财政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胡方俊认为，面对公众对高速公路应该免费通行一边倒的呼声，应该客观看待，全而分析。 如果地方政府财力充足，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的情况下，仍有余力，推行高速公路完全免费并非不可能。 从长远看，应当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公路投融资体制，分类调整公路的融资结构，普通公路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来融资建设，高速公路应该提高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比重，避免对信贷资金的过度依赖，并规范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要清理收费公路和避免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首先要停止高速公路建设大跃进。 赵坚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密度已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但近几年建成的高速公路，有相当一部分客货流量严重不足，只能“晒太阳”。 而有些地方政府，还在不断修建公路，都是为了拉动经济发展，提高政绩，然而，修路花掉的钱已然成为巨大的债务负担。 而正是因为高速公路建设大跃进，“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建设模式，造成了部分公路超期收费。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高速公路超期收费、高收费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他建议，“十二五”时期每年新增的高速公路里程不能超过1000公里，最多不能超过2000公里，而不是目前交通运输部规划的每年6000公里。公路交通建设要进行结构调整，量力而行。即使这样，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等大部分收费公路完成还本付息后，逐渐免费才有可能。 “高速公路从改革的趋势来看，还是应该完全取消收费。公路收入的问题必须纳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挂钩解决。比如加大养路费收入的转移支付等。公路的运行成本可以通过加大养路费对这一块儿的支持比例来覆盖，此前大部分养路费用在新建公路上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表示。 7．德国拥有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自1932年德国波恩至科隆高速公路建成以来，高速公路开始在全世界广泛发展。而如今，德国也是欧洲少数几个对轿车不收取高速公路费用的国家之一。截至2009年，德国高速公路运量达2254亿辆公里，占联邦公路和高速公路总运量32.3%。德高速公路平均每天通车数量为48800辆，其中重型卡车占13.9%。 德国有1.1万公里高速公路，并一直对任何车辆都不收费，成为欧洲各运输公司穿越欧洲的首选路段。东欧10国加入欧盟后，德境内卡车剧增。2004年，每个工作日平均有160万辆卡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常造成交通堵塞。 按照德国于2002年通过的《高速公路养路费法》，从2005年1月开始，德国开始对12吨以上的卡车收费，费率根据其轴载和排气量，分为0.1欧元每公里至0.17欧元每公里6个等级，污染环境大的卡车多交费。2005年，德国高速公路收费总额为28.6亿欧元，2009年增加到43.25亿欧元。 德国的高速公路网络是全欧洲最大的也是最贵的：不仅采用了安全保障、救援、电子显示与监视、人工监督、导航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系统，还有厚实的路面，先进的易排水结构，使得德国的高速公路几乎没有裂缝和坑洞。德国高速公路的事故发生率不但在欧洲属于最低，而且还低于美国。 至今，绝大部分的道路维修保养费用都是由政府从税收中支付。2001年至2009年间，德政府累计投资111亿欧元，新建了1100多公里高速公路，并投入58亿欧元，将570公里高速公路拓宽至6车道以上。表面看来，德国的小型客车并不需单独缴纳高速公路费，但从税费角度看，在汽油和柴油价格中，以能源税、增值税等形式交给联邦政府，用于公路维护、环境保护等。 美国，是世界上高速公路总里程最长的国家，总长为88105公里。由于在美国，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其维护资金来源基本上是联邦政府的税收，因而州政府仅通过对一些年久失修的“老字辈”高速公路收费以用于维护和保养。所以，除了90%左右的免费高速公路之外，全美各地仅有少部分公路象征性收费。部分路段平均1000公里才会出现两个收费站，费用从2美元到20美元不等。 这样的“优惠条件”是从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资助公路法案》开始的。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公路收费，势必会给行车带来诸多不便，这违背了高速公路的意义。 然而，在签署《联邦资助公路法案》的同时，美国政府还特别成立了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该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就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机动车燃油税，也就是说，谁用的油多，使用的道路多，谁缴的税就多。除此之外，美国对机动车的销售税和使用税等税收也包括在了高速公路建设费用当中。也就是说，在美罔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已经通过税收，先期“预付”了公路的建设费用。 根据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2003年公布的“高速公路收入及用户收入分配”数据显示，大约百分之五十六的建造与维护成本由使用者支付，其中最大宗是由州政府及联邦政府征收的燃料税。 在美国东部，在1956年之前修筑或计划的州际公路有一些是以收费公路的方式营运，其他的成本则由联邦预算支出。 法国的高速公路承担了全国主要的路网流量，并通过实行免费和收费两种模式来分流缓解车辆拥堵。收费的高速公路通过特许经营方式由企业运营维护，国家负责监督企业的合同履行情况。 在法国，有四分之_二的高速公路为特许经营公路，即收取通行费的高速公路。而特许经营的公司多达15家，经营着8474公里的公路。同一条高速公路则因各个路段的经营公司不一样而过路费各不相同。 收费标准要由公司和法国可持续发展部下属的交通部基础设施局进行协商，法国可持续发展部每年也要对高速公路网的收费进行检查，杜绝特许经营公司随意上涨，并且规定过路费一年只能涨一次。理论上，法律规定，涨幅不得高于上一年通货膨胀率。 收费高速公路通常安装有先进、实用的收费管理系统，收费系统实行无人值守的入口发放一次性磁卡通行券，最后在出口读卡收费。出口收费方式则分四种：人工收现金、信用卡结算、不停车收费、自动投币收费。在法国，从未听说收费高速路在节假日免费的情况。三、申论要求

1．深圳的创业者田峥想要做一款智能耳机，他发现，60％的人都会在跑步过程中听歌，并用手机APP记录运动数据。如果有产品能同时解决跑步人群运动数据记录和听歌的需求，又能通过音乐来实现运动激励，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田峥对记者说，他想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特征，设计和提供有效的音乐服务产品，做到每一个硬件设备都是针对个人定制的。 可是，光有好点子还不行，初始创业的田峥，面临既缺资金、又缺人才的尴尬，他尝试着用股权众筹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在众筹网上，他发布了自己的股权众筹商业计划书，以出让公司10％股份的方式，融资187万元，最低投资额1万元。最终，吸引了16名投资者参与。田峥告诉记者，这些投资者为他引入了互联网、音乐、体育领域的强大资源，其中，几个最志同道合的投资人干脆直接加入了创业团队。 2．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处不起眼的楼里，有一处名日“一八九八咖啡馆”的休闲场所。它成立于2013年10月，虽然看起来很简朴，但成立以来，它每天都在吸引着大批“咖粉”流连忘返，且不少是业界大佬。它究竟有何魅力? 董事长杨某认为，“在传统的创业中，第一步要找投资人，这就很难，能拿到钱更不容易。第二步，找完投资人之后，要把产品卖出去，也挺难的，所以每一步都是一个坎。为什么那么多创业公司都死掉，为什么那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了?就是因为每一个坎都不容易走过去。众筹就把这个模式改变了，每个人都是投资人，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也是传播者，这种方式的改变，你就发现，做公司容易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消费者就是投资者和生产者。” 杨某说：“传统的创业特别辛苦，就是因为你老要求人，或者叫做外部交易，今天要找一个银行的人，去求管银行的人，给他什么好处帮我办个事情，这叫外部交易。现在众筹是什么呢?你缺什么就让谁来当股东，你把你未来要求的人全部变成股东了，把原来外部的交易变成内部的合作了，内部合作就非常容易。” “200人聚在一起就有很大的能量。实际上，它真正意义在后面的裂变，每一个项目做完之后，会带出一堆项目出来，原因就是通过众筹找了200个非常靠谱的人，这些人再有非常多的合作机会，所以基本上一个项目出来会带一堆项目。一八九八咖啡馆实现众筹之后，项目太多了，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找了一群可以相互信任，相互背书，又都不错的人，而这些人本身又是跨界又是组合，非常容易谈成生意，所以这个裂变的过程，力量会特别巨大。” 浏览股东花名册，200位发起人涵盖了北京大学近30年来不同届别、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皆为各领域中的知名人士、企业家、高层管理者。这些联合创始人所在的行业涉及金融、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新媒体、教育、法律、高科技等多个领域。杨某表示，“通过众筹，聚集众多资源。每天跟像打了鸡血一样，所以创业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200人股东，可能我把他们伺候好了，每月就会有一两百万收入，这就挺好，公司就能存在下来。而创新是怎么来的?创新就是因为大家能够很轻松地做自己的事情了，就会主动去创新，每天为了生存去创业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创新。” 3．“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帮助你”，时下正风靡的众筹让这句话以更直接的方式照进现实。2014年初，在华南理工大学就读的韩忆文和3个小伙伴萌生了开一间咖啡馆的创业想法。这时，众筹模式走人了他们的视野，众筹咖啡馆“比逗BEPOTATO”的计划也就被列入了日程。 为了考察众筹在校园的可行性，2014年4月，创业团队在华工和华农的校园进行了300份以上的问卷调查，高达70％的参与众筹意愿给予了团队正式启动的信心。随后，他们以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为目标群体进行股东招募。他们的众筹计划是：众筹股东每股1000元，每位最少需出资1000元，最多5000元，享有1至5股的分红权。经过一个多月的招募，他们共有170多位众筹股东和70多万元的启动资金。筹得了资金后，下一步就是选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们在五山地铁站附近租了一间临街的铺位。170多位众筹股东都竭力宣传这间咖啡馆，不仅自己来消费，也拉朋友来消费，开业两个月以来，咖啡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在咖啡馆最显眼的地方，整个墙面挂满了印有比逗LOGO的马克杯，仔细一看，这些马克杯上都刻着名字和编号。张林向记者介绍，每一个马克杯代表咖啡馆的一位众筹股东。由于股东数量庞大，不少众筹咖啡馆最后变成了“看上去很美”而实际运营却举步维艰，落得散伙的下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咖啡馆建立了自己的董事会，由核心运营团队、校园股东、社会股东等7人构成，虽然每个众筹股东都拥有建议权，但最终的决策权是在专业的核心运营团队手中。“尽管有摩擦，但大家都奉行‘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做’的原则，合作很顺利。”韩忆文说。 为解决学生股东“毕业”带来的流动问题，“比逗BEPOTATO”设置了学生股东毕业的股权流转计划。对于第一批学生股东，两年之后按贡献度排名，挑选一部分成为永久股东，其余在毕业时需将股份流转给附近高校在校生。对于之后加人的股东，均需要在毕业时将股份流转给合适的在校大学生。 利用校园优势，比逗将咖啡馆主题定位为“创业交流”。除了承接许多校园社团活动外，他们还承办广东天使会等线下交流活动。通过举办类似的创业交流活动，店铺也获得了更多的创业资源，一些更富有经验的专业团队还能够给予他们诸如薪酬制度设计的指导。一些兴趣小组也自发找到了比逗，如锤子科技、海星会、微博读书会等等，都在比逗举办了线下活动。 比逗还在进行面向所有众筹股东的APP研发，主要目的是加强股东之间的交流、提高股东活跃度等。张林举例说，可以将股东对店铺的贡献设置成一个一个的任务，例如来店消费或发布一篇推介文章就能获得“经验值+1”，带朋友来消费就能够获得更多经验值。张林还举例说，店铺中要新增一幅壁画，以此设置一个任务，那么股东就可以通过APP来领取这个任务，在股东中找队友一起执行，完成后就获得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的任务完成获得的奖励积分，就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每个股东对咖啡馆的贡献值，今后的分红、股权流转等等环节就有据可依。 假定你是有关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准备将“比逗咖啡馆”的创业经验向广大学生进行推介。请根据给定资料，归纳总结“比逗咖啡馆”的主要成功经验。 要求：内容准确全面，总结有深度、有条理。字数不超过300字。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8月14日，记者从天津市人社局获悉，从9月1日开始至今年底，2012年城乡医保的申报缴费工作又将开始，全市4000多家街道、乡镇或社区居、村委会劳动保障服务机构将为居民就近办理参保手续，市民也可以拨打劳动保障咨询服务热线12333，查询办理地点。 据介绍，自今年开始，天津市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了三方面的调整：一是提高了住院医疗费的报销比例。一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报销比例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个百分点，起付标准为100元。二级医院报销比例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增加5个百分点。二是降低了门(急)诊医疗费用的门槛费。城乡居民在一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发生的门(急)诊医疗费用，报销的起付标准由800元调整为600元。最高支付限额仍为3000元不变，按照缴费档次的高低，分别报销40%、35%和30%。三是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城乡居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在2010年度的基础上每人每年增加20元。其中成年居民筹资标准分别调整为580元、370元和240元，筹资标准增加部分由市和区县财政分担，个人缴费标准不变。其中，学生、儿童参保筹资标准仍为每人每年100元不变。 目前，城乡居民医保提供了三个缴费档，一档580元，个人缴纳330元，政府补助250元；二档370元，其中个人缴纳160元，政府补助210元；三档240元，其中个人缴纳60元，政府补助180元。在有了更多选择的情况下，市民更加青睐哪个档次的缴费标准呢?王顶堤街劳动保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介绍：“90%以上的市民都选择了一档。由于个人每年仅需缴纳330元，这是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承受的费用，而其报销比例较二档、三档分别多了5%和10%。” 2．2010年8月，社保基金正式运转满十年。截至2009年底，社保基金会管理的资产规模从建立之初的200亿元达到7766亿元，累计投资收益2448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9.8%，超过同期年均通货膨胀率7.7%。 作为全国百姓的“养老钱”，社保基金是重要的战略储备，肩负着弥补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社会保障需要。十年来，社保基金探索多元化投资策略，基本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但面对老龄化社会临近造成的社保基金缺口增大和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投资环境，如何提高社保基金社会保障水平?新形势对社保基金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投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十年来我国社保基金规模不断壮大，取得了显著成绩。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社保基金权益达6927.73亿元，个人账户基金权益439.59亿元，社保基金总规模约为建立之初的38倍。 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据《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6714万人，比上年增长了4.53%，占全国总人口的12.5%，比上年上升了0.5个百分点。据相关权威机构预计，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突破3.5亿。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会理事长戴相龙认为，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趋势相比，现有社会保障基金规模依然不足。未来十年，多渠道筹集和积累国家和社会保障储备的任务将会尤为繁重。 而我国目前实际投资收益率并不高，注重安全胜于收益。2005年前社保基金投资实际收益率一直在2%～3%之间徘徊，仅相当于三年期存款利率，也低于商业保险资金运营4%的收益率。2006年后有了大幅提升后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回落到2009年的16.12%，虽然远高于当年—O.7%的通货膨胀率，但总体而言，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 截至2009年，平均投资收益为9.75%，剔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74%。据世界银行披露，1980年至1990年间美国、荷兰的养老基金投资实际收益率分别为8%和6.7%。 造成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低于同行业水平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工具有限，影响投资收益。社保基金投资政策要求银行存款+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不得低于40%。虽然覆盖投资工具较基金成立之初已经有很大提升，但投资渠道还很狭窄。 其次，资产规模小，面临严重的支付缺口。2005年，美国保险基金的资产规模就已达到123480亿美元．而中国仅为272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474倍。据当时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美国人口约2.96亿，而中国人口总数为13.3亿，中国是美国的4.5倍，相比之下，我国的社保支付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一压力也将间接传导至投资领域。 3．2010年1月20日，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理事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主办的“新养老保障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二届高层论坛”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吕学静教授提出，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要注意几大问题：一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农保试点务必坚持低水平起步，以保障基本养老需求为目标，然后逐步提高保障水平。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必须将新农保制度建设作为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和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的重要举措，各级财政都应有相应的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三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农民参保，而要用制度优越性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自愿参保。树立政府服务而不是替代、包办的观念，让农民更多地关心、参与制度的建设。四是必须保持适当的弹性，与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办法、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措施以及计划生育对象的养老补助政策等相互衔接，保持制度的兼容性。五是坚持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原则。要坚持中央政府确定基本原则和主要政策，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实施分类保障、分级补贴、分层管理、分步推进。 关于新农保制度构建与财政支持问题，有专家认为，新农保建设可以补充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有利于城乡融合、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我国已经完全具备了构建新农保制度的条件。我国的新农保制度实现了重大制度创新：强调国家对农民老有所养承担的重要责任，明确政府资金投入的原则要求；在制度模式中确立基础养老金制度，并由中央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明确地方政府对于农民养老保险缴费的补贴制度。但该制度也存在因中西部经济状况不同可能带来的筹资难度、农保基金如何实现保值与增值等问题。从总体上说新农保制度构建不存在财政支持问题，但财政能力问题会体现在地区结构差异上。由此，他提出要重构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他还提出，政府要加大民生保障方面的投入，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主任孙音音副教授对发达地区农村养老模式问题进行了探讨。她指出，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为农村实行社会化养老奠定了基础。随着家族主义生存土壤的逐渐消融、比较普遍的“空巢”现象、传统农村家庭结构的趋于解体，孝亲养老传统也渐行渐远。但由于“养儿防老”情结的挥之不去、对亲缘与地缘文化环境的依赖和依恋，使居家养老依然成为这些地区养老首选。于是，农村社区养老应运而生。它不改变农村老人居住地，保证老人在故土环境和熟人社会中养老；灵活而人性化的服务，为老年人生活提供较为轻松自在的自我设计空间；为老年人营造社会活动氛围，扩大社会交往圈子，增加新的生活内容。目前，宁波地区探索了颇具特色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模式：“1+1+X”，即一支居家养老服务队伍——主要为经济困难、生活难以自理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免费服务；各村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若干个农村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为两个“1”做好服务体系的支持和配合，其中老年协会是服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4．摊开2010年宝鸡市民生八大工程项目明细表：救助贫困家庭孩子上学、农民工创业培训补助、药品零差价、农村与城镇居民养老和看病保障……这一项项惠民举措，奏响了和谐社会的美妙乐章。市委十届八次全会提出，下半年宝鸡市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快民生八大工程实施进度，力争完成投资30亿元(其中省配套23.4亿元，市县配套6.6亿元)。 家住凤翔县唐村乡索落树村的王翠兰已进入古稀之年，她有3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进城打工去了，她与大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平日的主要任务是照看孙子，闲来无事时做些鞋垫赚点零花钱。由于孩子孝顺，老人的日子过得很滋润。 2008年年底，宝鸡市政府开始给王翠兰发放养老金。面对这样的好事，她既感到意外，又觉得很高兴。老人向记者展示她的养老金存折，并激动地说：“每月60元，政府把我们农村的老人养起来了!”不仅每月可以领到60元养老金，老人参加了新农合，还能享受一定比例的医疗保险待遇。王翠兰高兴地说，政府的“钱袋子”越满，用在老百姓身上的钱才会越多。 如王翠兰所言，随着财政收入的逐年增长，财政支出也逐年增长。2008年，宝鸡市地方财政收入23.9亿元，市县民生配套支出5.1亿元；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30.14亿元，市县民生配套支出5.9亿元；2010年，地方财政收入计划要达36亿元，市县民生配套支出达6.6亿元。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各级政府把民生建设放在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位置，随着财力的提升，用于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方面的投入自然水涨船高。 财政预算报告披露：2010年宝鸡市计划投资16.6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工程、住房保障工程及就业和再就业工程，这三大块占民生八大工程支出的54%。社会保障方面支出12.5亿元，将继续用于提高新农保、新合疗和城镇居民医保参保率，提高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医保补助标准、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建设中心敬老院和县级救助管理站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要以“政策体系完善、转移衔接自如”为重点，全面完善和提升社会保障体系，再创大社会保障“宝鸡模式”。 5．劳动纠纷和频现的“企业门”事件，揭开了职场人“工资不低、保障不全”的顽疾，也使得企业在礼会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 职场人目前的社会保障情况到底怎么样?保险是否齐全?职场人自身对于社会保障的态度是否慎重?环球网与智联招聘曾列对3718名职场人的专项调查显示，仅37.5%的职场人表示对“五险一金’’的具体保险种类很清楚，还有35.6%的职场人称其没有规范齐全的保障。 所谓职场社会保障中的“五险”，指的是五种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三种险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保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完全是由企业承担的。 你了解“五险一金”的险种吗?在调查中，有六成职场人表示“不甚清楚”，仅有37.5%的职场人表示对“五险一金”的具体保险种类“很清楚”。与此同时，受访者对五险一金的“具体缴纳标准”表示很清楚的比例仅为16%，不到两成。超八成职场人对“五险一金”具体缴纳标准和缴纳基数并不是很清楚。 而针对职场人关心的“加班费”问题，调查显示，四成职场人被动加班后用人单位没有任何的补偿，成为“白加班”一族。同时，有28.6%职场人表示加班后会得到加班费，其中12.7%的职场人不但有加班费而且还能报销餐费及交通费。除此之外，22.2%的职场人表示可以倒休，10.6%的职场人表示可以报销餐费和打车费。 小赵是一名2009年的本科毕业生，从2009年5月份开始工作。“一开始公司说正式毕业签订劳动合同后就给交社会保险，但到现在我已经工作一年多了，这期间公司总是以各种理由拖着不签合同、不交保险。”小赵说，“感觉自己被用人单位骗了。” 本次调查显示，36.7%的职场人拥有规范的“五险”。但同时，也有35.6%的职场人表示自己没有任何保险的保障。18.7%的职场人表示自己有比较规范的三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与此同时，住房公积金则成为缺失比较严重的社会保障。调查显示，超过六成职场人没有住房公积金，具体比例为63.3%。 “企业为了降低整体成本，大多是选择减低‘人工成本’。职工的工资不能减少，那么只能减少‘五险一金’了。尤其是住房公积金企业所承担的缴费比例高，好多企业上不起。”劳动法专家、资深劳动争议仲裁员左祥琦说道。 “市场竞争大，企业要生存，无非是采取降低成本或是产品降价销售的方式。但降价会导致企业的利润空间减少，所以企业选择降低成本。相较于工资，员工对社会保障又不太重视，因此社保成了被‘砍’的首选。”左祥琦说，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新兴产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新兴产业所面临的压力最大，市场又最不规范，“砍掉”员工的社会保障甚至在某些行业中成了“行规”。 在北京某国际投资公司工作的刘先生表示，要他说出具体的“五险一金”缴纳比例确实有些困难。“感觉五险一金该缴多少是公司决定的，即使我了解得一清二楚，就能解决问题吗?” 调查中显示的职场人心态也与刘先生差不多。调查中，如果入职后发现该单位没有给员工上“五险一金”，38.9%的职场人表示自己会离职。排在第二位的态度是“忍气吞声”，所占比例为22.24%，更有20.7%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在乎那东西”。 而在左祥琦看来，这个数据表明，职场人对社会保障的意识“还是有所提高的”。“五年前要是做这个调查，能清楚‘五险一金’的职场人的比例更少。”他说道，现在的劳动者尤其是80后、90后，对工资的看重程度要远高于社会保障，认为自己“有得挥霍”，而有些白领则更愿意上商业保险，往往忽略了社会保险在突发事件以及日后长远的重要作用。 左祥琦说，劳动者还是应该在求职时问清企业的社保情况，职场人也应了解下自身目前的保险状况，因为“劳动力也跟机器一样，有折旧率，社保就是用来维护劳动者的权利的”。不过他也对记者坦承，作为劳动法专家，“我们不会教劳动者，不权衡利弊，社保一出问题就投诉企业”。他说，职场人要有成熟的维权意识，比如当你的工资足够高可以抵消无社保的影响时，你就需要更为冷静地思考维权行为，另外向监察部门举报问题企业时可以考虑选择匿名等。总之，劳动者要懂得“保护自己利益最大化”。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很初级，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保险制度。”左祥琦认为，政府方面也应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同时也应思考如何解决目前社会保障“强制力不够”的问题。 6．英国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保健和社会福利事业。国家财政给予较多支持。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安东尼·吉登斯在《寻找走向和谐世界的新道路》论述中认为：“欧洲的社会经济价值体系的核心是第二次大战后50多年来在欧洲得以发展的福利国家制度，是欧洲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他始终认为，“社会福利保障的目的，不仅在于提供人们抵御生活中各种风险的资源与能力，更重要的在于帮助人们提升生活幸福感。” 7．2010年的劳动节，在有“北欧巴黎”之称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局势“异常”平静。除了当地社会民主党进行的一场规模不大的集会以外，没有任何罢工的迹象。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丹麦失业率一直较低，在危机前一直保持着失业率不断降低的趋势，几近充分就业；危机后，丹麦又是欧洲国家中失业率回落最快的经济体。其实，在当前欧洲经济衰退的沙漠里，说丹麦经济是一抹绿洲似乎并不为过。 埃达(Eda)看起来不到30岁，五年前从中东某国来到丹麦，目前在哥本哈根定居。记者在劳动节遇到她时，她刚失去了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一家超市售货的工作。2010年1月，她就有被裁员的预感。当时，她的工作时间由每周40小时调整为丹麦标准的每周37小时。很快，她就被宣布，自己可能要被裁员。 “这下可以休息了。”她不无调侃地说。此前，她的税后收入大约每月1.1万克朗。现在，她每个月需要支付位于哥本哈根郊区1500克朗的房租、1200克朗的交通月票以及大约3000克朗的日常开销。不过，现在虽然失业了，埃达对记者说她并不太为收入担心，因为她能拿到税后9000克朗的失业保险。 实际上，丹麦灵活的劳工制度背后，即有赖于丹麦高度发达的保障体系。据《福布斯》杂志一项关于失业津贴的调查，丹麦是全球失业津贴最高的国家。在过去3年里工作了52周的丹麦失业者，能够在接下来的4年里领取相当于其过去平均收入90%的津贴。在美国的一些州，普通工薪阶层的失业津贴仅为收入的27%。问题在于，谁来承担如此巨额的失业津贴呢? 28%，这是丹麦公司所得税的税率。和政府高昂的社保成本支出相比，这一企业税率似乎太低了。要知道，在中国，2008年“两税合一”之后，企业所得税税率依然有25%，在这之前，企业要缴纳33%的所得税税率。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披露的165个国家和地区公司所得税税率，有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的税率超过丹麦的28%，如美国、英国、日本、印度、法国等。 实际上，丹麦的社会福利支出主要是由政府承担，失业保险金则由政府和员工共同承担，员工要承担约8%的社会保障税，以及高比例的个人所得税。因此，企业雇主在社会保障上的负担非常轻。 高额的社会保障支出，但企业所得税率又是如此之低，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机制如何呢?丹麦的社保主要由两类构成：自愿性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具体则包括失业福利资助、工作转换期保障、对弱势群体的较高福利保障、因病时期的临时资助等。这两类社保支出，社会救助由政府完全承担，自愿性失业保险相当于一种保险机制，由政府和个人共同构建资金池。 综合来看，丹麦就业保障资金的75%左右来自政府，包括对自愿性失业保险机构的补贴、社会救助、企业破产后支付薪水和教育培训费用等。另外25%来自员工个人，即在职者资助失业者，工作时为失业后未雨绸缪。 丹麦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此非常吻合。例如2007年，社会性支出(含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住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丹麦为71.6%。这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如德国70.8%，法国为68.5%，意大利为61.9%，日本为66%，美国为58.4%。在以上社会性支出之中，丹麦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比重高达40%以上，也在最高的国家之列。当然，政府投资等经济事务支出只占丹麦财政支出的6.6%。 大多数自愿性失业保险由工会经营或所属，例如丹麦最大的工会3F经营最大的失业保险机构3FA，有30万雇员是3FA的客户；不是工会会员，也可以在付钱后成为某个工会经营的自愿性失业保险的客户。 虽然失业保险机构是工会所属的，在所有制上属于私有，但是政府给这些机构大量补贴。不仅如此，政府不会坐视失业保险机构破产，会保证每个失业者都能收到保险金。每个员工工资中缴纳的8%社保费(ATP)保障了这项资金的来源。 没有参加失业保险的失业者，可到社区的就业中心申请社会救助。社会救助是政府的补助，失业者个人不要缴纳任何会费。但申请社会救助的要求比较严格：前提条件是没有任何收入，亲人的收入不够供养，银行没有存款；受资助者则被要求积极寻找新工作(曾规定每周至少发出4封求职信)或参加专业技能培训等。 丹麦有高度发达的社会保障机制，但丹麦的社会保障并不希望“养懒汉”；相反，这套制度要求失业者积极找工作，尽快重新就业。 在企业资方、雇员劳方、政府的三角关系之中，企业有灵活的用工制度，雇员有很好的保障，而政府的真正用武之地，不在劳资关系本身，而在维持社会保障体系与促进再就业。丹麦人经常将他们的制度称为“灵活保障金三角”或“丹麦模式”。 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没有科技创新的突破，就难以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就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创新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今天，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科技领域激烈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在移动支付、无人机、生物医药、分享经济等方面有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有着比国外同类产品更好的用户体验。 “我们实现了豆浆机、电饭煲等数十款智能厨电的物联网应用。”一家著名的民营企业的负责人高总说。在用户需求倒逼之下，该企业对产品进行了智能化升级，目前产品已销售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超过70亿元，拥有专利技术2047项。过去10多年，该企业凭借传感器等方面的制造优势，成为某些跨国大公司的重要供应商。“我们在产品的研发、设计等方面有长期积累，在创新中更容易将好点子转化为好产品。”高总说。 日前，清华大学陈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走出了一条从模仿、追随到引领的发展轨迹，而这背后的“秘诀”便是创新。市场需求催生了中国企业对生产方式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新零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这种创新不是短期的、偶然的，而是长期的、自发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创新路径，是深刻在中国经济肌体中独一无二的事实特征。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经济、科研、人才等诸多方面雄厚的基础。特别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新能源、5G通信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头。此外，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发达，拥有业态优势；网民群体庞大，比欧美日网民数量之和还多，拥有大数据优势。当前国家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无疑为这场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背景。 “风物长宜放眼量”，创新是百年大计。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历次工业革命均因重大技术变革而兴起，逐渐催生了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有研究显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到2035年有望拉动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明显提升，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一个经济体的底气，既要看眼前静态的“形”，更要看长远发展的“势”。 2．日前，一家电商企业的智能配送机器人率先进行了5G测试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在物流领域向实现人工智能化作业又迈进了一步。人工智能在科研、医疗、教育、工业制造等诸多领域，都有愈来愈多的应用。科技进步助力产业与社会发展是令人兴奋的时代变化，但由此带来的就业问题也同样令人忧虑。某调研公司新近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将有约两千万的制造业岗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些国家为避免大量基层劳动力失业，采取行政或立法手段强行迟滞人工智能的发展，这显然既不现实，亦不符合科技与经济发展的规律。但如何满足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人群的再就业需求，就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的广泛运用，与此相关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对从业人员需求大幅增长。N科技公司作为一家民营智能移动办公平台供应商，培训数字化管理人才正成为它的第一副业。某研究机构发布的《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保守估计，截至2018年10月，仅民营企业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至少在100万以上。中国人力资源学会副会长苏博士说：“像数字化管理师、无人机驾驶员这样的新职业在许多民营企业中早就存在，这些新职业能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2019年4月，无人机驾驶员与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工程技术员等13个职业已列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此外，新兴技术溢出效应正在显现，传统第一、第二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使得企业对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系统运维员的需求剧增，成为了现代工业生产一线的新兴职业。 人力资源专家王博士认为：“从经济社会整体来看，人们不必为智能化时代的就业问题过于担忧，因为更多新的职业、新的就业形态将应运而生，同时，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质量的提升都将为社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未来在新兴领域，专业的技术人才、创新人才，尤其是数字人才的供给缺口会逐渐增大，但由于人才之间的竞争也在加剧，倘若就业者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不去主动适应竞争，便只能在机遇面前望而却步。为了适应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的变化，需要就业者放眼长远，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不断适应社会市场需求，拥抱数字经济时代的变化。总之，人类经历的任何一场技术革命，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对未来的就业问题，亦应如是观。 3．69岁的老林是位资深木雕艺人，被称为“最后的手工酸枝筷子传人”。他的店铺不过8平方米，在当地却小有名气。 老林家的店铺是他爷爷在1889年创立的。近年来，各行各业飞速发展，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老林对这门家族生意和手艺有着自己的坚持，一直拒绝大批量生产，执着于手工制作每一双筷子。老林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想和他合作，希望形成规模生产，全都被他一口回绝。对方取笑他不会赚钱，他却说自己知足常乐，虽无大富大贵，但也丰衣足食，守着家族生意认真做好每一个产品。在老林看来，手工制筷工序复杂，没有捷径可走，每道工序都要求严格，稍有不慎，筷子就会走样。一双好筷子，真正检验它的只有漫长的岁月。做手艺，做生意，必须沉下心来，慢工出细活，而只要工艺精湛，总会有人来购买。正因如此，林家小店始终有一批熟客，“别人要做大做强，那是他们的事，我偏要做小做精，走个性化、精品化的路线。” 林家生产筷子的小作坊现在共有10多个工人，当中不少是跟随了他20多年的老师傅，每一双筷子经手工打磨，日均产量也难有标准数字，一天下来，大约能制成40多捆筷子。老林说：“本地早就没有人做手工筷子了，放眼全国，也没有人坚持手工制作了，都是机械化生产。”对于自己制作的筷子，老林相当自豪。他说，普通筷子使用了几个月后就得更换，而他家的筷子取材自缅甸坤甸木、老挝大红酸枝、泰国乌梅木、印度小叶紫檀等，真材实料、质量过硬，只要避免高温消毒损耗木质，基本上可以用一辈子。去年开始，家族生意已由他唯一的女儿小林接手。面对自家的木筷生意，小林有自己的想法。除了传承父辈制筷技艺，她还有意开发新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她说：“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手艺融到里头去，在前人的基础上，留一点新的痕迹，这样这门手艺才能历久弥新。” 如今，在国家政策指引下，许多老手艺又重现生机。它们还能再现昔日的辉煌吗?当前，工业产品已经占据了人类日常生活品的绝大部分，传统手工艺制品已经不大可能再重塑曾经的为大众制造日用品的历史。小林认为：“由于受原材料、制造技艺、生产工时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传统手工艺制品已经与奢侈品无异。就拿我家的筷子来说，投入成本较高、产品独立性较强，并带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这些都具备了开创品牌的条件。”在小林看来，“林家筷子”不只是他们家赚钱谋生的商品，也不只是手艺人技艺的表现，祖辈们开创手工木艺的艰辛历程和执着坚守，与当下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精神是非常契合的。 两代人经营理念的对接，或许还需要一些时日，不过，坚守传统手艺的本心一致。时代变迁自有节奏，哪怕只是手中一双小小的筷子，也要一点点打磨制作，方对得起“工艺”二字。 4．八月的H市，已进入高温炙烤模式。夜，却未因此而平静。晚上十点，市区最大商场的主体部分已经打烊，人们陆续从商场大门走出。与此同时，另一批“意犹未尽”的顾客走进了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东侧的“21街区”。这片主营餐饮的区域，营业时间一直会延长到凌晨两点，是名副其实的“深夜食堂”。人们在炸糕店前排队买着炸糕、在奶茶店外挑选着饮料、手捧着冰淇淋和炸鸡……街区内无论面条米饭、饺子煎包，中餐西餐种类都很丰富。 H市商务局的陈科长介绍说，所谓“夜间经济”，是指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早上6点发生的经济文化活动。在不少人看来，夜间经济无非就是“啤酒烤串加唱歌”。事实上，夜间经济的内涵远比“吃吃喝喝”丰富得多。它已经由早期的灯光夜市转变为包括“食、游、购、娱、体、展、演”等在内的多元夜间消费市场。 H市一家著名的24小时书店，就给人们的夜生活增加了一种新的方式。位于临窗位置的阅读区，摆放着一张长桌和七把圆形座椅，其中六把已被读者占用。年轻姑娘小赵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播放的“中国会计网校”课程。休息间隙，小赵告诉记者，自己参加工作不到一年，打算自学考“注会”。合租环境比较吵闹，下班后就来书店学到10点多再回去。“这里学习环境好，图书资源多，渴了有饮料，饿了有点心，非常方便。” “再来，加把劲儿!”听着一旁教练的口令，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咬了下嘴唇，抹了下额头的汗珠，继续奋力向前推着沉重的哑铃。已是夜里九点半，位于H市南二环附近的一家健身工作室灯火通明。“每天人最多的时候是八点左右，现在好多人已经练完走了。”健身教练表示，“我们工作室成立近三年，明显感觉到健身的人在增多。来这里的大部分是附近的住户，下班之后过来健身。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晚上十点关门，但有的人下班晚，跟教练约了，过来练到十一点、十二点也没问题，我们都等。” 为了做好夜间经济这篇大文章，H市于2019年年初成立了由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组成的夜间工作委员会，拟定夜间经济发展目标。设计夜间经济空间布局，并通过与场地经营者、工作人员、夜间消费者以及周边居民对话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平衡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同时，交通部门延长了地铁、公交夜间行车时间，为夜间经济的消费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夜间经济的安全、噪音、垃圾等问题最为人们所诟病。H市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公安、消防、城市管理等多部门联动，确保了夜市附近的公共安全、环境卫生。此外还推出了移动应用程序，供居民举报夜间滋扰情况，可通过网络联系所在区域社区的负责人，直接对问题进行处理。 “夜间经济提高了设施使用率、释放了消费需求，激发了文化创造、带动了区域发展。此外，由于夜间具有与常规工作时间错位的优势，更多的潜在劳动力也能够通过在夜间上岗解决就业问题，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如何让夜间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的顶层设计尤为关键。政策质量高了，服务品质好了，投资者信心才更强，夜间经济才会走得更好，走得更远。”陈科长感慨地说。 某财经大学的张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服务业具有吸引社会资本与居民消费的双重属性。以商务活动为主的夜间消费正好是服务业发展的最佳着力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消费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在未来，夜间经济必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源动力。 5．小邱个头不高，皮肤白皙，结实强壮，喜欢穿运动装和运动鞋，一点都不像他的父亲老邱，老邱总是穿着皮鞋、西裤。他们相差近30岁，对商业的看法颇有不同。 1970年，老邱从C市建筑公司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1992年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2000年组建了集团公司，如今家乡人都称他“建筑大王”。老邱是个老派，在他看来，做企业只要胆大、灵活、肯吃苦，再加上运气，似乎就能做起来。小邱却不大认同。1994年，老邱计划让上海交大毕业的儿子回来接班，小邱对此纠结了很久。最后，小邱只答应了父亲回去，但他回去的目的不是守业，而是创业。“当时我父亲已经做到了省内建筑业的第一。但在我看来，这个行业技术门槛比较低，同时与我个人兴趣及所学格格不入。所以我和父亲协商，这个行业他继续做，能不能让我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一个新的行业，父亲答应了。” 这之后的大半年时间，小邱一直在做市场调研，“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现状，每天在报纸中寻找与‘电’或‘自动化’有关的技术，分析什么是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项目，最终将目光集中在厨房家电。”1996年，找到创业方向的小邱，在父亲提供的一笔创业基金支持下，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家电公司。1999年，小邱前往欧洲参观，发现欧洲普遍使用的洗碗机机型比中国当时的所有产品都漂亮，跟厨房搭配起来很美观。“但我们也发现，国外欧式机虽然很美现，却存在油污处理能力较弱的不足，我突发奇想，做一款欧式外观、内部结构中国化的洗碗机。”小邱说。小邱通过对传统欧式机进行改进，开发出外观漂亮、洗涤效果更佳的产品。这款洗碗机一经推向市场，第一年销量就达1万多台，随之确立了公司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小邱说：“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比洋品牌更加了解中国。” 公司成立之初，小邱希望新的公司拥有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在市场调研期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父亲的企业，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公司员工乡里乡亲的复杂关系，使有些问题处理起来困难重重。”小邱在成立新公司的时候与父亲约法三章：第一，新公司要从村里移到C市的开发区；第二，除了自己选中的一些人，老员工不能到新公司来；第三，有关新业务的重大决策，要尽可能尊重我的想法。 公司成立的前10年，小邱是一个“狂热”的西方管理模式的信徒。他大力推行美式卓越绩效管理、引进跨国集团管理人才。但他发现，西方管理模式与本地员工存在较大的文化隔阂。小邱说：“2000年，家电公司的发展遭遇到了‘瓶颈’，我们分析原因是管理滞后。我发现西方的管理固然有它先进的一面，但单纯照搬无疑是在步别人的后尘，中国的企业必须探索出自己的模式，才能具备持续不断的先发优势。”2002年，小邱到清华、北大先后学了四年的传统文化课，听着听着，兴趣就越来越浓厚了。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的管理体系相结合?这个问题开始萦绕在小邱的脑海。2012年开始，他逐渐将自己的所学所思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他将儒家的基本精神“仁、义、礼、智、信”写进了公司的价值观。“最初的导人，还跟管理模式没有关系。慢慢地一边实践一边探索一边总结，如今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西合璧的管理模式。”二十多年的创业磨砺，让小邱最感欣慰的不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是企业文化的塑造。他说：“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经营管理只是企业的骨架，文化才是一个企业的血脉、灵魂。” 从老邱到小邱，两代人一直在奔跑，有人问小邱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的回答是没有边界。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战略的迷茫，是找不到重点，那就错了。这恰恰是一种最为正确的认识。竞争从来不是静态的，你在变，对手也在变。只有不断奔跑，才能生存。对于不断奔跑者，哪里会有边界呢? 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到2005年，浙江省义乌市的城市化率预计将达到55%，而1995年义乌的城市化率仅为18%。随着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预计三五年内义乌市的面积将达到50平方公里，而失地农民也将达到20万人左右。义乌市领导告诉记者，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是一块很大的心病。原因有两条：一是如果缺乏其他足以依赖的生活或养老保障，农民就会拒绝交出土地，政府的征地工作难以开展，矛盾纠纷多，城市化进程受到较大的阻碍。二是现在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以义乌为例，100个失地农民中就有13个60岁以上的老人。不管眼前还是将来，养老问题不解决，土地征用得越多，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也就越多。 2．有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可能超过2000万人。 3．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在各地城市化的进程中，仅开发区一项，规划面积不仅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甚至超过了台湾岛和海南省的面积。但目前国内现有的6015个开发区中，只有259个和1559个是由国务院、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分别批准的。而这直接影响到耕地的锐减，有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2年，6年间耕地减少9542万亩，补充耕地3378万亩，净减少6164万亩，年均减少1027万亩。到2003年底，国家耕地面积已从原有的19.5亿亩锐减到 18.51亿亩。 4．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业古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农民仅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据农业和国土资源方面的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种形式征用农地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至少“拿走”近5万亿元，严重剥夺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5．据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介绍，新《土地法》实施后的2000年、2001年两年间，安徽省共报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用地4.13万亩(因部分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批文未发，其用地数量未统计在内)，其中征地3.88万亩，涉及被征地农业人口5万多人。他们中农业安置的仅为 6700多人，占被征地农业人口的约13%。而其他农民则主要采取货币化安置办法。后者绝大多数失去了全部土地或大部分土地，成为失地农民。货币安置能减轻国土部门和用地单位的工作量和安置带来的压力，失地农民往往从眼前考虑，也容易接受。但事实上有限的安置补助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的长期稳定生活出路问题。由于被征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不高，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有限，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长期生活保障。加之部分农民缺乏长远打算，往往在短期内把有限的安置费消费完，坐吃山空，相当一部分人落到了生活无着的困境。 6．近年来，许多县市政府实行统一征地，并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标和挂牌交易。这是普遍受农民称道的好事，但是，政府转身又成了“投机商”，一手操持“低征高卖”。浙江省上虞市百官镇政府拍卖土地时价格上升到100多万元一亩，总额达到1.5亿元，而农户的征地补偿安置费只有2.5万元一亩。“低征高卖”已经引起不满，加之又是政府直接出面操作，对失地农民刺激很大，引发农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7．原郊区环绕合肥市四周，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连续多年在全省县级经济名列前茅。合肥市的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原郊区。据统计，1999年～2001年合肥市郊区征地2055亩，涉及农业人口2100多人。这些被征地农民中有少部分外出打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而大部分人都很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2002年合肥市大规模的征地再掀高潮。8月，新组建的合肥市包河区在经市政府同意后，决定兴建包河工业园区，一期工程面积 3.31平方公里，征用观音庙、大墙、花园3个行政村的土地，涉及人口6000多人。2002年9月，包河区工业园建设指挥部制定了征地拆迁安置的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人员生产安置为每人 1万元，并转为非农业户口。凡领取生产安置补偿费的一律办理司法公证手续，但对土地补偿费的标准、数额、支付对象等内容只字不提。房子拆了，土地没了，数千农民一时手足无措。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年到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00多万亩，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占土地。在征地工作中，不尊重农民的知情权、补偿标准过低且不完全到位、不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等问题相当严重。 8．在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1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之后，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下降，2003年已跌至4.31亿吨；粮食年人均占有量从1996年的414公斤下降到2003年的333公斤。而由于生产锐减，每年形成0.25亿吨至0.35亿吨的缺口，2004年的缺口更高达0.5亿吨。这几年，全靠挖库存维持粮食供求平衡。对于这一状况，有专家推算，2030年，中国将有16亿人口，如按人均消费400公斤计算，届时全国需粮食6.4亿吨，按现在的粮食产量，缺口将多达2亿吨。粮食产量锐减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粮食播种面积持续下降。而这与一些地方热衷于各种形式的形象工程，盲目建设“开发区”、“工业园”，大量占用、征用良田密切相关。 9．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农村土地征用中，要严格控制征地规模，依法按规划和程序征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同时要依法加强用地管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开发区，整顿规范土地市场”。紧接着，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10．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兴起大办开发区的热潮，最高峰时达8000多个。当时全国每年流失的耕地数量在1000万亩以上，人为的征占大约为500万亩，如果按当时人均2亩左右，失地农民就是一个很大的数了。 11．1996年开始，中央严令限制新增征用土地，并且要求土地总量平衡，这样每年大约是 200万～300万亩征占土地，如果按照大多数被征地区人均1亩耕地左右的事实，每年就有 200多万失地农民。 12．一些地方为了账目平衡，采取到其他地方买指标的方式征地，还有一些地方化整为零，把国务院才能批的权限搞到县一级就能批，动辄数百亩上千亩，甚至数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最近一些年，耕地流失的速度是惊人的，但由于实际操作中的混乱，在统计上反映不出来。 13．客观地看，在城市化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工人身份。随着时间的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安置的办法把农民“塞”进企业，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于是突出起来，逐渐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化发展比较快、开发区建设比较多的浙江、广东等省份，失地农民的问题早就有所表现。 14．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就业和社会保障均无着落。根据九三学社对辽南某市郊区的调查，失地前平均每个劳动力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户均收入2万元左右。失地后，不仅收入减少，还由于搬进楼房，取暖费、电费、水费、物业费、饮食费等支出增大，平均每年每户农民减收1.13万元。因为生活拮据，甚至出现了失地农民以捡破烂为生的群体，有的农户夜里连电灯都舍不得点，到农贸市场捡菜吃、到河边洗衣服、在楼下支起锅灶做饭的农民大有人在。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或城市郊区农民，失去土地后，很大一部分成为游离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边缘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未经任何培训的条件下进入城市，又因为这些城市并没有做好接收吸纳他们的准备，使得他们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危险。他们中间条件和运气好一些的，经过百般周折和十分繁琐的手续，即使找到一份工作，也要时常处于怕失业、怕生病、怕孩子失学的惴惴不安的心态之中。处于这种心境的农民并不认同城市是自己的家，他们与城市间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隔膜。 15．就业是失地农民最好的保障，一些基层干部呼吁，政府作为征地单位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如对失地农民进行免费就业培训、拓宽农民就业门路、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等。也有专家指出，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但还有深层次的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员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利用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从农民手中拿走的资金约为2万亿元。我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飞速发展，大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在做贡献，是农民降低了我们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本。如今，失地农民问题的出现，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征地制度积重难返的产物。城市化在推进，土地在升值，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益，这样的现状显然需要改变。“失地农民问题本质上是农民权利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农民的四大权利(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生产自主权、公平身份权)一直存在被忽视的问题，相关的改革也是时断时续。失地农民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正是因为政府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忽视了公平性问题。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1．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示，两部门近期将采取四大措施，全面启动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项目。 这四大措施包括：建立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理论体系及基本框架；开展和建立环境污染物实物量核算；开展和初步建立环境损失价值量核算，测算经环境损失调整的生产总值；通过国家和地方试点总结推广环境核算研究成果。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指在现行的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基础上扣除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后的结果。我国计划将用3至5年时间初步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目前全国已经有四十个区县、十几个行业开始实施核算体系研究的试点工作。 2．未来3年至6年内，我国将初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这是记者从杭州举行的“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上获得的消息。 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主办、浙江省环境保护厅等单位承办的本届研讨会，集中探讨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科学发展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国际经验、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技术方法等四大课题。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几乎已经达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因此，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并将绿色GDP纳入干部政绩的考核指标，就成为当前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当务之急。国际上已有20多个国家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但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做法。 我们应当“全面客观地看待绿色GDP这一宏观经济核算指标，在强调它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它的局限性。我们不可能要求绿色GDP能够满足所有各方面的要求，世界上没有一个核算指标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利用绿色GDP能够做什么，不能够做什么，在它的适用范围内，正确地使用它。” 这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他希望以此告诫社会上的一些人士，不要过分夸大绿色GDP的作用。 3．什么是绿色GDP。经济发展必然消耗能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因而往往会导致能源、矿产资源的水资源的减少。经济发展往往不可避免地排放废弃物质，造成土地、水和空气的污染，导致质量的下降。GDP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但是它没有反映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所产生的这些负面影响。而绿色GDP就是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4．如何看待绿色GDP。首先，绿色GDP只是可持续发展指标之一。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环境、社会三大系统的协调发展，绿色GDP只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了环境因素，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没有考虑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它仅仅是反映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之一。“我们在充分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的同时，不能过分地夸大它在反映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 其次，绿色GDP核算方法还不成熟。许宪春介绍，到目前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许多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的估价都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因此，尽管专家学者们开发出若干估价方法，但很多方法都还不成熟。有关专家认为，如何对环境的损失加以计算；如何解决进行绿色GDP核算在发展观与政绩观上的难点；如何填补我国与绿色GDP核算相关的法规制度方面的空白，是横亘在绿色GDP核算上的三道坎。 再次，在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之后，并不是要取消GDP。这是因为，GDP是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在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GDP是绿色GDP的基础，没有GDP，就不可能有绿色GDP；只有将绿色GDP与GDP进行比较时，才能清楚地看出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 5．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许宪春把绿色GDP定义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代表上。他认为，正像GDP从生产角度由各产业部门增加值组成，从使用角度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组成一样，绿色GDP也包括相应的构成指标；GDP与国民可支配收入、国民储蓄、国民财富等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绿色GDP也与相应的绿色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绿色GDP不是一个孤立的指标。事实上，人们经常把绿色GDP看作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指标的代表，当人们说绿色GDP核算的时候，实际上指的是与绿色GDP有关的一系列绿色指标的核算，这些指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经济发展及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虽然目前进行绿色GDP的核算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但是，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之间的合作正在紧密地展开，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他有信心在3到5年内克服当前面临的重重阻力，初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体系。 环境和生态是一个国家综合经济的一部分，由于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GDP核算法就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核算出来的一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中国在20多年来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这“增长”又上通过多少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换来的呢?总之，GDP统计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陷，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批评，但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修正。 因此，我们要提倡绿色GDP，它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党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等问题。会议重申了近年来中央作出的"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强调着力建设包括党政人才在内的三支队伍。对开辟人才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安义县把县直机关和乡镇的年轻干部"外派"，让他们只身到沿海发达地区"自谋职业"，以普通劳动者身份经受社会和市场的风雨磨炼，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做法，完全符合中央关于建设党政人才队伍的精神，符合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2002年，南昌市安义县试行了一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07名县直机关和乡镇年轻干部，只凭一张县委组织部或人事部门开具的求职推荐信，只身到发达地区进行为期一年的谋职锻炼。这一举措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反响强烈，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年过去了，这107名干部返回家乡，一个个心潮难抑。在他们看来，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毕竟，不少被"外派谋职"的干部此前连江西的"省门"都没迈出过一步。从手中有权、兜里有钱、衣食无忧的机关干部，一下子变成要为自己一粥一饭而操劳的异地"民工"，每个干部都经历了巨大的心里落差和艰辛的社会磨练。　　近日，几位干部向记者袒露了自己过去一年的谋生之路和心路历程。　　求职何其难：本科生做不了仓库管理员，中专生当不成酒店勤杂工 长埠镇副镇长杨沂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外出前，同学事先帮我介绍到一家饲料公司做推销员：总厂在上海，我负责江西区域工作。为了推销饲料，我真是磨破了嘴皮。当时还想，我一个副镇长在家门口都这么难，不熟悉当地情况的普通推销员不是更难吗?而且，以前当副镇长，都是这些老板来求我们解决困难，现在，我这样求人家，心里真是有不小的落差。　　我是从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机关的，对外界了解不多，社会经验少。作为南昌大学的本科生，英语过了国家四级，还是1998年抗洪中的"优秀抗洪士兵"，各种获奖证书一大摞。我天真地认为，找一份工作应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带着这份自信心和优越感，我辞了第一份工作，开始参加上海的各种人才交流会，应聘诸如企业行政管理等好一点的岗位。可是一周过去了，就是没人接我的简历。　　原先在镇里当干部时，总觉得自己是个人才，有时还有被埋没了的感觉，出去以后才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几经失败后，我沮丧透顶，心想，我一个本科生、副镇长，做个仓库管理员总可以吧。于是，我交了20元信息费，由一家职介所介绍到一家公司。公司老板说："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可到了仓库，老板要我操作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脑，我一看傻眼了。虽然电脑在镇里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可是我根本不会啊。我赶紧向老板说好话，说自己可以边干边学，但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说："这里是企业，不是民政部门，效益是我的生命，市场不同情弱者。"工作没找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要是在老家，总有人给我这副镇长个面子。现在我简直是一无是处。后来，我还是到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的一个水产养殖场，干起了我的老本行――水产技术员。在机关没长处照样可以当干部，在外面没有一技之长，简直就没法立足啊!　　说实话，以前我的官本位思想还比较重。通过这一年，我对老百姓多了一份理解和尊重，对市场经济有了更深的了解，深感市场就是竞争，以前的换位思考总比不上这次的换位实践来得真切，来得深刻。　　此番"外派"，县就业局干部胡华龙也感触颇深：我有中专文凭，会电脑，出门前，我不担心找不到工作。但在浙江宁波，我的第一次求职就失败了。后转到广东四会市，因没有找到工作，情绪开始低落下来。一次，我和同学在一家酒店吃饭，看到店面门口有一个招勤杂工的启事。当时我想，反正是出来锻炼嘛，何不放低一点求职标准，况且在酒店做勤杂工，也可以学学外地的酒店管理经验。于是，我跟老板提出想到店里做勤杂工，令我惊奇万分的是，老板居然满不在乎地打量着我，说："就你?不行!"一句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一问酒店服务员才知道，原来老板是嫌我身体瘦弱，鼻梁上还架副眼镜，说不定抱着一叠菜盘还会跌跤呢。我真是哭笑不得。那些天，我心里乱糟糟的，天天愁眉苦脸。　　好在我还会电脑，后来在一家公司做上了仓库验货员。可是，因为不懂广东话，办错了不少事，受了不少气。一年下来，我瘦了十多斤，长时间用电脑，眼镜增加了100多度。真是不出来不知道，一出来吓一跳。没想到一个机关干部当个普通老百姓真不容易!　　我今年还不到25岁，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下定决心：一是珍惜岗位，好好工作；二是自考大专，提高自己。不进步不行啊，人在这个社会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己不上进，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　　创业何其艰：当了15年检察官，竟然被骗了一万元 县法警大队长胡明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历经五个城市，遭遇三次失败，两次重创。　　2002年3月，我首先到了重庆。和很多在外地做生意的安义人一样，我投资1万多元入驻一家号称投资500万的大酒店，做起了民间瓦罐煨汤的生意。第一个月收入有几千元，我心里还挺得意。不料，4月底的一天，我一到酒店就看到乱糟糟一片。原来，这家大酒店老板已于前夜卷款而逃，所赊供货商的钱甚至酒店的装修费都没有付清。我当月的收入和1万多元的投资当然也血本无归。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体味到市场的诡秘和险恶。　　我到江苏无锡呆了一段时间，一无所获，后又转到江苏徐州，以高价入驻了一个酒店，同样做民间瓦罐煨汤的生意。让我两头受气的是，钱交了后，老板对我的瓦罐煨汤拼命压价，本来议好58元一罐的，硬是压到48元，一个月下来，我的利润所剩无几。那些日子，我白天做老板，晚上与清洁工一起睡地板。最让我憋气的是，有一次，三个顾客点了满满一桌菜，快吃完的时候，他们硬说我做的汤里有根头发。我要他们挑出来看，他们又找不出来。一番争执之后，我还是赔了他们整桌菜的钱。不久，我将店面盘给别人，去了广州。　　在广州，我听尽了冷言，看尽了冷脸。那种求人之苦真是刻骨铭心。有时你明明面对的就是你要找的李总，你对他说："李总，您好。"他根本不想理你，冲你摆摆手说："李总不在!"我在县里当了15年的检察官，哪受过这种气?之后，我被珠海这个美丽的城市所吸引，然而，在这里我竟然差点成了被告。　　在珠海，我还是以"江西民间瓦罐煨汤"的品牌人驻一家知名酒店。结果有一天，珠海一家加盟这一品牌经营的汤馆负责人带着律师来到酒店，对我大发雷霆，说我侵犯了商标权，还要我赔偿损失，否则法庭上见。当时我真是有点紧张，作为一个检察官，我深知侵犯商标权的后果。没办法，只好与他们协商解决。在珠海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我又去了广西。在那里我干得总算还顺利。　　经过这一年的锻炼，我感觉自己胆子大了，善于跟别人沟通了。回来后一上班，我就跟以前根本不交流的现任领导谈了几回。在县委半个月前举行的60名外派谋职干部总结会上，我是第一个发言的。可是，在一年前，我很少与领导和同事交流思想，更别说发动群众、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了。　　体味何其深：700元形象费换来老板一杯茶 乔乐乡团委书记熊生的遭遇也令人深思。他说："一踏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我感觉自己就是民工潮中的一员，而不再是乡团委书记了。但是我想，自己好歹是个本科毕业生，还有律师资格证，又懂英语，找份工作不难吧!一下火车，我就提着大包小包奔向预先联系好的上海王港律师事务所。该所办公室翟主任一见到我，就紧盯着我的衣服，令我很是尴尬，接着他说了一句话：'你先把自己安顿好，有情况我们会通知你的。'我想，这等于是不要我了。　　离开律师事务所，我前思后想，大概是因为我的形象不好吧。我狠下心花七八百元买了一套西服、衬衫和领带，以往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样一身衣服。第二天9点多钟，我又一次走进翟主任办公室。翟主任的态度大不一样，他非常热情地请我坐下，又让小姐给我倒了杯热茶。接下来，我们谈起了实质性的内容。　　我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到5月份，因人事关系转存的原因我辞了职，开始找第二份工作。我拿着40多份简历到上海展览馆参加了几次人才交流会，简历发出30多份，10多天都杳无音讯。我白天买人才市场报，挤公交车、地铁，交通费一天要30多元，出来时带的4000元差不多快用光了，我寝食难安，心里也越来越烦躁。在县里我好歹是个乡团委书记，如今我却要重新审视自己，甚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产生了怀疑。　　焦躁不安中，我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协华玻璃厂要招办公室主任的信息，我拿着简历去应聘。不料，该厂人事部经理说：'办公室主任是我们厂对外的形象，这方面你可能不太适合，我们研究一下再通知你吧。'我心理很清楚，他说我的形象不适合，其实是嫌我1米6的个头矮了点。难道个头就是形象吗?难道形象比素质更重要吗?我跟他们理论了一番，可是无济于事。后来，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我才做上了另一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吃一堑长一智，从谋职锻炼中我深悟了形象对个人、对集体的重要性。回到安义县，我当上了乡办公室主任，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乡里公章多头管理的问题，接着明确了身兼几职的干部的工作职责。避免人浮于事、好处乱拿等现象。以前，乡办公室有6名干部，现在只有3名，我的做法一定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但是干部少了，办事效率更高了。我对镇领导说，只要我当办公室主任，我一定会管好这摊人，做好这摊事，勤政为民，以前拖沓、懒散，甚至关门打麻将玩扑克的现象不会再有了。我相信他们会知道我的苦心，我就是要树立一个意识：我们代表着乔乐乡人民政府的形象。"　　用心何其苦：县委书记动了干部的"奶酪" 不久前，安义县委又举行了一场和一年前一样热烈的欢送大会。第二批外派谋职锻炼的66名干部打点行装，踏上了外出谋职、体验"打工"的路途。县委书记连樟寿说："我就是要动一动干部的'奶酪'。机关干部端着铁饭碗，衣食无忧，安于现状，毫无危机意识和开拓精神。安义要发展，安义的干部就不能太安逸了!"　　安义县是南昌市最偏远的县，几乎没有什么企业。把干部"放飞"出去，实际上是把培养干部的课堂从一个人口少、底子薄的小县，扩大到了全国的大天地。2002年外派的107名干部分散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平均每个人都到过四五个城市，有的从事个体经商；有的应聘为外企公司的管理人员；有的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办公室文秘工作；有的自办公司创实业。他们像散兵游勇一样，靠自己的摸爬滚打，求生存、求发展，体验先进，体味民生。这对安义今后发展企业经济大有好处。　　2002年县委就规定，对在外出谋职锻炼中表现突出的，要提拔重用或列入县委后备干部人才库管理；对于在锻炼期间的"逃兵"，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罚，轻则进行教育、诫勉，重则免去职务或作为机构改革分流人员，分流后五年内不得重新录用。令人欣慰的是，2002年不但没有一个"逃兵"，而且有近三分之一者表现突出。有20名外派的干部继续要求外出锻炼，他们已初步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这更加坚定了县委坚持外派干部谋职的决心。　　2003年初，第一批外派谋职干部每人都递交了一份厚厚的"打工总结"。连樟寿书记说："我不在乎他们手上带回来多少看得见的东西。我相信，这批干部经过一年的上下求索，一定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经济头脑，一个更高更远的思想境界，个人的工作作风和能力将会有所改进和提高。百人影响千人，千人带动万人，他们更大的价值会在未来的工作中得到体现。这对我们改进机关作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执政行政水平，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接连发生，且呈上升趋势，九成学生声称耳闻目睹暴力事件。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独生子女也跟着富起来，再加上在学校抢劫勒索较社会更容易得手，以及学生对抢劫勒索一般不敢声张，助长了暴力事件的发生。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近期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七成，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七成以上。校园暴力案件不断发生，在校学生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近年来由于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般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更是宠爱，有求必应。许多孩子带着数千元的手机，穿名牌运动鞋到学校上课，成为犯罪分子下手的对象。国庆期间，南京刘女士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向父母要求配手机，理由是方便与朋友和父母联系。刘女士对此颇为惊讶，没想到与几位家长一联系，他们的孩子竟然都用上了手机。而在中学里，有手机的学生更是比比皆是，部分高二、高三学生拥有手机的数量与拥有自行车的数量差不多。有专家分析，体格弱小、缺乏自保能力的中小学生相对“好抢”，因此，大部分抢劫勒索案件发生在中小学生中间。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去年对一起多次恐吓、抢劫在校学生的“校园暴力”案件实行公开宣判。宣判当天，数百名学生、家长专程赶来参加。而“校园暴力”案件不仅在广州，在全国都十分普遍。 2．教育专家、法律专家和心理专家都认为，天天可能面对校园暴力的中小学生更应该懂得在遇到暴力时应该怎么做。教育专家表示，应从心理治疗人手解决校园暴力，首先应该改变价值观严重单一的现状。目前国内教育体系的功利倾向明显，一切以升学率、成绩为重。如果功课不佳，其他一切都免谈，因此功课不佳的同学很容易自我放弃。对他们而言，每天校园的生活是不断的挫折、愤怒、失望。日积月累，情绪上容易失控。因此要消除校园暴力的心理因素，就要教育中小学生在看待自己和同学时不简单以学习成绩来衡量。要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和接受多元的价值观，要经常以欣赏的态度从不同的人身上看到不同的优点；与此同时，中小学生要学会尊重和容忍即使自己并不认可的价值观。法律专家则强调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法治教育，让他们认识校园暴力的违法犯罪性。但鉴于中小学生的接受能力，这一年龄段的法治教育最好通过较为形象的案例来说法。通过法治教育，不但要让孩子们懂得基本的法律常识，更要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让孩子们意识到被欺辱者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但校园暴力最终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实施暴力者本人。心理学专家的建议是，对于有暴力倾向，或者已经实施过暴力行为的学生，不能坐视不管或一味地姑息，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进行预防和矫治。其中包括教会孩子发泄自己不满的方法：对着玩具或枕头拳打脚踢、大哭一场、大喊大叫、蒙头大睡等。对孩子的侵犯行为进行分析，适当的自卫不应被视为侵犯或欺负，相反应该予以鼓励，以免孩子陷于过分懦弱的境地。其实对校园暴力，学校要承担重要的责任。学校应该加强对学校领导、管理人员以及老师的教育和管理力度。对于那些实施暴力侵害的老师，应该态度鲜明地予以处理，使老师和学校真正成为预防和减少校园暴力的积极因素，从行为上成为学生树立依法、和平解决争端的榜样。 3．随着公安部维护校园及周边安全八条措施的出台，校园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了舆论聚焦的热点。有专家认为，此举或许会对校园暴力产生震慑作用，但是校园安全是个综合工程，欲根除还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努力。一段时间以来，国内涉及校园安全的治安案件屡见不鲜，单单广州市2005年底3个月检查中，就查出打掉25个涉嫌学校、学生的作案团伙，破获刑事案129宗，治安案件276宗，抓到 1 214名犯罪分子。有学者分析，危及校园安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有师生自己产生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社会因素起作用的结果，是全社会各种问题在校园的延伸，只不过，受害者由社会人改为无辜的孩子。因此，盯住校园及其周边，以警方之力，大力打击校园暴力，整治各种安全隐患，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仅仅如此，显然也是不够的。比如说，校园周边的非法摆摊、黑网吧，各种消防、交通隐患等问题，就不是公安部门一家所能解决的，需要更多的部门一起来共同努力解决。还有，如差等生、校园流失生问题，他们是制造校园暴力的主要力量，对于他们的教育，更是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尤其是那些孩子的家长们。因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他们的失教失管，或者是管教不当，让孩子们踏入歧途。 4．美国一些预防校园暴力专家指出，对校园安全的松懈及与学生沟通的缺失，是美国一再发生校园枪击案的根本原因。据美国国家校园安全与安全服务机构主席特鲁普介绍，本学年全美国已经有29人死于校园暴力。上年这个数字为49人，是近几年来最高的，甚至超过了发生科伦拜恩枪击案的1999年。专家指出，科伦拜恩枪击案发生后，全美掀起了一股加强校园安全的浪潮，各学校都改善了校园安全措施，主要包括对进入校园进行限制、增加学校保安人数、制订紧急情况应对计划、增加学校的电话和无线电通信装置等。但近几年，由于持续未发生大的校园枪击案，公众的安全意识有所松懈，而经费削减又影响了教职员工的安全培训。特鲁普说：“我们几乎对全国所有学校进行了安全评估，发现教职员工的安全意识普遍下降，应急机制也有问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根本没用。”全美学校资源事务官联合会常务董事拉瓦雷洛认为资金也是个问题，教育经费的削减迫使学校解雇经验丰富的保安，从而失掉了将暴力事件消灭于萌芽中的机会。美国中小学校预防暴力事件国家顾问邦德则指出，人们总想用金属探测器等安全措施预防暴力事件，但真正能阻止暴力事件的是和孩子们一起努力，并使教育适合孩子们的需要。当一个人心怀极度愤恨的时候，他就会不在乎死亡。如果——个人不在乎死亡的话，也就没有什么能对他们产生威慑了。杜绝校园枪击案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必须用勇气解决的问题。 5．“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口号，曾经响彻中国大地，被广泛地刷在墙上、写在黑板报上、挂在教育工作者的嘴边，表达了调动一切社会力量办教育的决心。最近，这句口号因为《海外文摘》的一篇文章《比尔?盖茨的金钱观：再富也不能富孩子》而有了新的注解。虽然这两句话的语意背景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主要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后者则是针对家庭和父母，但仍然值得国人认真思考，因为这也是在消费观念上与国际接轨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实情况是，由于国人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又加上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家长们总是竭尽所能满足孩子的种种消费需求，让孩子引领高消费风潮。许多富豪们因为钱来得容易，在孩子身上一掷千金，自不用说；一些手头宽裕的家长，逢年过节要给孩子送大礼，而且还全力支持孩子加入小朋友之间互赠礼品的高消费行列，而儿童高消费群中的“送礼一族”，更在为儿童高消费推波助澜；为不让自家孩子在人前“掉价”，许多并不富裕的家庭也被迫把孩子推人了高消费误区。这种助长孩子加入高消费行列的非理智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潜移默化地为孩子灌输大手大脚的消费习惯。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豪门出败子”。基于金钱可能对孩子带来的伤害，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同当今世界的许多富人一样遵循“再富不能富孩子”的教育原则，宁愿将钱捐献给社会也不愿多给一分钱让孩子去挥霍。盖茨和他的妻子近5年向社会捐款高达10亿美元以上，对社会如此慷慨大方，对子女则比较“吝啬”。盖茨公开宣布：“我不会给我的继承人留下很多钱，因为我认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洛克菲勒家族是全美最富裕的家庭之一，但是，整个家族却祟尚节俭。劳伦斯?洛克菲勒的6个孩子的日常花销是靠做家务活，如给父母擦皮鞋、拍打苍蝇等赚取的，沃尔玛是世界最大的零售业集团，它的创始人所写的自传中，这样警告他的后代：“子孙当中要是有谁胆敢玩弄纨绔子弟的那类奢侈品，我到地狱里也要起诉他。” 6．2005年，我国的一些女生显得特别“暴躁”，打架、虐待事件层出不穷：2005年4月25日，武汉两名职业学校女生当众对另一女生拳打脚踢施暴，并往其身上泼冷水，强令其喝光洗脚水。9月14日，北京昌平卫校和昌平金驼技校学生发生斗殴事件，数十名女生持木棍参与。10月24日，北京盛基艺术学校2005级表演系学生林静被同校2003级表演系的6名女学生堵在宿舍扇耳光、泼冷水、踢肚子殴打近1小时。“女孩作案的动机比较集中，主要就是报复、嫉妒、排他。”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皮艺军说。孩子的世界能有多少大是大非?在她们简单的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怨气没有得到有效的疏导，就成了暴力的直接导火索。另外，学校和家庭往往只顾抓成绩，忽视了做人方面的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生理方面，女性本来不以体力对抗见长，特别是未成年的小女孩。在她们“强硬”的面孔背后，其实是在强势的成年人文化面前败下阵来的“脆弱”的青少年文化。“校园女生暴力案件的增加是和现在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中的暴力倾向密不可分的。”皮艺军说，“现在孩子的暴力倾向最简单的例证随处可见，比如说，过去几岁的孩子斗嘴时最爱说‘我不跟你玩了’，现在的口头禅变成了‘我杀了你’。”皮艺军认为，暴力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生活中部分成年人不可缺少的文化享受，暴力文化的商品化自然成为商家的最大卖点。虽然我国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法律中都一律禁止孩子接触暴力文化，但在现实中却基本没有可操作的限制性规定，对此还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对于容易吸收外界信息，且分辨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都不够成熟的青少年来说，很难不受到影响。这是产生青少年暴力倾向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另外，大众媒体对暴力限制太少，虽然我国一直都在限制色情和暴力内容的传播，但在实际做法上往往是限制色情不限制暴力。在影视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小报小刊、电子游戏中，孩子可以十分方便地接触到暴力场面。特别是我国对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没有分类，更没有因为其中有暴力内容而限制孩子观看。 7．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网络游戏大约有95%是以刺激、暴力和打斗为主要内容的，而且越“刺激”的游戏玩的人越多。而由此引发的学生逃学、校园暴力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部分学校老师认为：网络游戏特别是一些对抗性的暴力游戏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学生精神状态欠佳、学习成绩大幅度下降，尤为严重的是，网络游戏中大量暴力情节逐渐淡化了学生的是非标准。在网络游戏中，学生们见到听到的到处是刀光剑影、枪炮轰鸣和死尸遍地。久而久之，他们看到的仿佛不是痛苦，而是痛快，对暴力的态度也从开始的憎恨、反感到默认、接纳，甚至是尝试。专家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由于攻击性的网络游戏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中进行的，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展开大胆想象，平常被压抑的情绪得到了宣泄。在校学生可塑性强，长久下去会使他们失去对现实社会的包容。同时寻求刺激是人的一种本能，刺激性的活动可以让人忘乎所以，甚至失去理智。在游戏世界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武力解决，而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当青少年熟悉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之后，在现实社会中遇到冲突，便会采用这种最熟悉的方式来解决，在他们看来，这和在游戏里重复过无数次的行为没太大不同。专家呼吁，应该多关注网络暴力游戏的负面影响，让青少年能有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8．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中山市教育和公安部门最近决定，让警察进驻校园，“全市所有中小学校，都设立了警务室，每周警察必须到学校打卡上班两次。”除了中小学全部实行警察驻校外，中山很多幼儿园，也可根据自身需要，园内设立警务室，让警察进驻幼儿园，现场维护幼儿园治安。据了解，中山每个校园警务室，将由两名民警负责，根据学校及其周边的治安状况，经常性到校进行工作。在中山石岐区一所小学现场看到，该校入门处就有一间教室，挂着“校园警务室”的牌子，教室内的桌面上摆着校园民警的工作牌、笔记本等，墙上还挂着联系信箱，一名民警正在现场办公。校园民警工作主要是处理校园内外的违法犯罪案件，一旦出现危害校园师生人身、财产安全、扰乱校园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民警就要在现场予以及时化解。另外，校园民警还将收集校园及周边地区的治安情况，并给学生上法制教育课，而且，还要协助学校开展家访活动，对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加以教育转化。中山市市民纷纷表示，他们觉得这种做法值得赞扬，“警察在学校内办公，对犯罪分子有很大震慑作用。”“每到放学，我们都到学校接孩子，担心孩子安全，有了警察，我们觉得放心许多，可以让孩子自己回家了。”有几位市民提出，警察驻校虽然很好，但是警察每周只到学校打卡上班两次，大多数时候还是不在学校，“能不能让警察每天都到学校去，全天候保证校园安全。”有人提议。 9．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学校都只是老人看门，而没有专门的保安。教育系统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事实上，大多数中小学、幼儿园，都没有配备保安负责学校安全，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老人坐在门卫室负责进出安全，还有的学校在上学、放学高峰期间，干脆叫老师、学生戴着个红袖套站在门口值勤。通过简单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校园安全漏洞是显而易见的。仅仅是老年人做学校门卫，能否保障学生、学校安全?在江苏发生一农民冲入幼儿园砍伤、烧伤28名儿童事件后，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也明确指出，校园事故之所以发生，与平时学校安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埋下的隐患不无关系。福州市几起安全事故的发生，也都暴露出校方在制度、管理上的缺陷和漏洞。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赵维泰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校园安全不是单纯的一些措施能够预防的，也不是学校和教育部门能单独解决的。赵维泰认为，校园安全应该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在现代这个社会，由于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会上人的心理越来越不稳定，如果这种心理得不到有效的疏导和排解，一些人将会走向报复社会的极端，因为校园里的孩子自我保护能力较弱，一些人便把目标对准了校园。他说，既然校园安全是一个大环境问题，校园安全也不是一个单一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保证校园安全也不仅仅是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还要从改善社会环境人手，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密切配合，才能有效地保护孩子的安全。 10．教育部门落实的法制教育内容，目前在学校里的实施情况令人尴尬：由于对法制教育的有效与否没有一个评价标准，使得主管部门的检查、学校的落实都没有具体的“根据”。据了解，近年来，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明确对学生的综合评价包括了法制教育的内容，而事实上，从主管部门到学校都没有对此重视起来。即使部分学校纯粹撇开法制教育不管，教育主管部门在定期检查中，也看不到没抓法制教育的学校和抓了法制教育的学校有什么差别。而有的学校也定期进行法制讲座，但大多都流于说教的形式。一位教育专家认为，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正处在心理、思想以及价值观的转型时期，一些琐事与摩擦很容易让他们情绪失控，再加上学习的压力，他们往往丧失理智从而走向暴力的歧途。所以，在这个时期，法制观念的灌输、思想品德的教育应该及时跟上。他还说，法制教育应和文化学科建设联系起来，定期安排学生参与法制教育活动，聘请的法制老师以具体的校园暴力案件说法，将其贯穿到教学当中，而不应单纯地以文化课的成绩作为对孩子的惟一的评价标准。教育专家认为，如果学校一味地强调文化课成绩，而不注重提高和健全学生的法律意识，即便有教育成果也是残缺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则认为，重收费轻管理是当前教育界的一大弊端，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如此，学校对学生也如此。“青少年在花季年龄容易染上江湖习气和暴力崇拜，但大多数有暴力倾向的中学生并不认为他们对同学实施暴力是犯罪，甚至将这种暴力行为作为令人刮目相看的一种能力。因而，对施行暴力的‘问题少年’，或者有暴力倾向的学生，施以心理上的矫治、生活上的关爱，以及行为上的引导，才是教育的关键，可是，我们目前的教师队伍，在传授知识上能够尽心尽力就算称职了，至于德育教化，越来越不为其重视。” 11．“冷暴力”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界定，通常是指并非通过殴打的暴力方式处理矛盾，而是对对方表现得较为冷淡、轻视、放任和疏远的一种隐性暴力。如今，教师不得打骂体罚学生的禁令早已深入人心，然而拒绝“冷暴力”、远离“软伤害”的提法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生感受：“冷暴力”伤在心上。在调查中，多数学生都清晰地记得教师对他们说过的两类话语：鼓励性的和侮辱性的。体罚疼在身上，“冷暴力”伤在心上，事实上，“冷暴力”比肉体上的惩罚更让学生“念念不忘”。成都某中学学生说，小学的他是一个很调皮的孩子，成绩不太好，很多老师不喜欢他，说他将来没什么前途，他自己也很厌学。上了中学，班主任柳老师的一句：“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稍微努力一下就能考出好成绩!”将他从自弃的边缘拉了回来。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因生病没有参加考试而被老师分到了差生的行列，这个要强的孩子因此备感侮辱，心情抑郁，甚至不肯去学校，最后家长只好带他去找心理医生。这让笔者想起了台湾著名作家三毛的故事：少年的三毛因为数学不好而被老师责骂，敏感而自尊的三毛因此患了自闭症，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呆就是七年，再也不愿去学校；直到成年，三毛回忆起来还心有余悸。在相关调查中发现，北京80%以上的家长反对教师在精神上粗暴对待孩子，10%的家长认为，有时孩子的确淘气、不听话，教师严厉批评是对的，但还是希望教师把握好尺度，注意方法，因为过激言语怕孩子接受不了。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回顾多年前集中爆发的严重医患纠纷事件，2009年的6月似乎是医生的“劫难月”。当月，全国各地见诸报道的暴力医闹事件，其发生之频繁、性质之恶劣，令闻者无不愕然。 6月1日：河南武陟县妇幼保健院 一名孕妇生产时发生羊水栓塞，由于抢救不及时，不幸身亡。院长杨更林被死者家属强迫披麻戴孝，在亡者灵前磕头哭丧，直到被打得倒地不起。 6月8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一个被确诊为喉癌近两年的19岁女孩，在该医院突然跳楼身亡。死者家属率众要求补偿不成，将院长打致肋骨多处骨折。 6月11日：武汉市江夏区疾控中心 当班护士朱雪英颈部被人砍伤，抢救无效身亡。疑凶称两个月前朱雪英给他注射的狂犬疫苗是“毒血”，致使他肚子疼。 6月16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因患者要求出具的诊断证明与医院诊断不符，医院拒绝出具假证明，患者母亲将一女医生连刺五刀。 6月21日：福建南平市第一医院 患者杨俊斌在该医院医治后死亡，其家属组织大批人围攻医院、挟持医生，并将一名医生捅伤。最后却是由医院“补助”死者家属21万，同意不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 6月27日：福建三明市第一医院 一名患儿在该医院死亡，患儿父亲率众扣押当班的医生，该医生无奈从医院的五楼跳到四楼的空调外挂机上，然后再跳到三楼的平台得以脱身。 6起医闹事件共造成近20名医务人员伤亡，这年的6月因此被称为医生的“黑色6月”。 虽然近年来医闹事件的发生不像当初那么频繁，但作为医患关系矛盾爆发的火山口，只要医患关系没有真正解决，“医闹火山”爆发的问题。就始终会严肃地摆在公众面前。 2．当了两年多的“医闹”后，河南省郑州的张某决定金盆洗手。他曾有过如下的自述： 两年前，我右手小拇指骨折了，可乡卫生院的大夫把我的小拇指接坏了，导致小拇指不能弯曲，我只好自认倒霉。2006年10月，我遇上了同乡老李。老李跟我的遭遇相似，也遇上了医疗事故，可他组织了一大堆的亲戚朋友，堵了医院两次门，结果拿到了1万元赔偿金。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当“医闹”可以索赔。不久后的一天，老李找到我，让我帮别人“闹医”，一天给100元钱，如果介绍其他人入伙，还可挣到10元的中介费。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职业医闹”生涯。我们的方法其实就几种，一般就是围攻医院、堵塞医院大门、殴打医务人员、打横幅喊冤、将尸体停放在医院等。 有时我也在想，家属方面为什么偏爱找我们去医院闹闹而不愿意上法院呢?死者家属往往特别排斥医疗事故鉴定，比如，在一起医疗纠纷中，死者家属不能接受尸体被破坏，拒绝接受医疗事故鉴定，只希望医院能够给一定数量的钱来平衡心理。而医院则坚决要求照章办事，或者鉴定，或者起诉，否则“一分钱也不给”。在我看来，如今的医院为了自己的利益，经常透支患者对医生的崇敬和信任，偏离了自己的职业宗旨。个别医院还把患者的病痛当成敛财良机，利用自身优势，加重患者的负担和痛苦。人们通过各种途径，听说过太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医疗鉴定”，同一事件不同鉴定结果相互打架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 谁都知道，医疗部门与鉴定部门的关系形同鱼水。对于普通百姓，尤其是来自农村地区的患者及其家属来说，通过事故鉴定进而诉讼索赔的过程太漫长、成本太高、希望太渺茫，他们打不起官司。在他们的眼里，律师和法庭远不如找上门来的职业“医闹”靠得住、来得快。 谈及为什么决定痛改前非，他说，因为自己的父亲得了一场大病，急需动手术，但医生建议转院，理由是曾经接诊过一例相同的病例，但手术后被患者雇来的“医闹”折腾得够呛，最终医院赔钱，主刀医生和麻醉师被罚，所以害怕再被“闹医”，不敢做手术了。自己从事的“职业”竟间接让父亲遭受了痛苦，张某深受触动，决定从此不再参与“闹医”。 为何有患者家属宁愿雇人“医闹”，也不走正常的法律程序?某医院一死亡患者的母亲称：“我们农村人不懂怎么告，别人说了，找个律师告完，就算医院赔了钱也让律师要了。”该院院长吴某说，医院多次和家属接触，建议他们去做医疗鉴定，甚至可以把医院告上法庭，可每次商讨后几个至亲的亲人都不敢拍板，总说要跟家人商量，商量结果就是“不懂告、没时间、没精力、没钱”，连医院说愿意拿出5000元给家属作为生活和请律师的费用，家属都不肯接受。 3．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按照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及规章，我国解决医患纠纷的方式已处于多元化状态。 当发生医患纠纷后，如果所发生的医疗事故没有给患者造成过大伤害，或者事故责任明确，双方争议不大，或者医患双方比较理智，能较好、较客观地对待医疗事故及争议，则经双方友好、冷静协商，自行解决纠纷。这是最好的解决医患纠纷的方式。但是，更多的是这样的例子：一位律师曾接手过一个医疗事故维权案，考虑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注意收集证据，目前取证困难，与医院对簿公堂的话，胜算的把握不大，而院方确实有一定过错，给病人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他想为病人申请调解。但医院相关负责人均避而不见，无奈之下，律师授意病人家属组织亲戚及乡亲三四十人到医院静坐，结果医院负责人迅速出面，并答应了患者家属的绝大多数合理要求。 2002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医患事故处理条例》，把医疗行政机关的行政调解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必经程序，即发生医患纠纷后必先经医疗行政机关行政调解，否则不得提起诉讼，这就使行政调解成为医患纠纷诉讼的前置程序。这样一来，作为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在医院出现医疗纠纷后，卫生局等部门可以尽早掌握情况，对医院起到监督敦促的效果，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但调解时需要卫生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其成员大多来自当地医疗机构，那么负责鉴定的专家组与医方的关系显然非常紧密。大家都是同行，今天我给你鉴定，保不齐明天就得你帮我鉴定，我给你方便，自然你也会给我方便，都是自己人，何必较这个真儿，如此也就容易出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这样的鉴定体制，也难免让患者及其家属心存疑虑。 经行政调解，医患双方还是不服，就只能由法律来解决问题了，会有一方提出诉讼。法律的显著特点就是公正性和权威性，但打官司是要花费不菲钱财的，而且走完法律程序，也是要花时间等的。大庆市直属机关电梯工陈桂芹在大庆油田总医院接受开颅手术时，因手术室中途停电半小时，导致其成了准植物人。9年后，当时手术中的医生都出面作证，这起医疗事故情节明了，但6年过去了，医患双方在反复上诉中仍没等来最终判决。人们渐渐发现，这一文明的武器，其实很多人并不一定能承受。 4．有研究发现，在2000年至2006年全国各地的100起医患纠纷中，几乎都存在患方向医方发起的暴力行为，其中99例为患方的单方面暴力。而医方的姿态多为回避、忍受，力求避免与患方发生正面冲突和暴力对抗。 一名内科住院部的临床医生对记者说，在医患冲突出现的时候，院方只有责任向患者指明道路——患者家属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恰当的，至于患者家属要怎么做，院方是管不了的。如果闹得超过了法律、人情、社会道德所能容忍的范围，那也应该由相关部门出面，按照相关规定，对其进行相应处置。但警方甚至政府部门的出面，并不像医院希望的那样。在大多数医闹事件中，人们明显感到医院甚至政府部门的无力，福建南平的医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大批警察来到南平市第一医院，却始终只是“待命”，“维持秩序”。在警察“待命”的情况下，医务人员只有自己冲进去救被围困的医生，而后在冲突中一名医生身中6刀，10余名医生、护士不同程度被砍伤。最后，市政府经研究决定，责成医院赔款21万元，不追究双方任何责任。这一事件的反向激励效应不言而喻。 早在2006年，卫生部就表态要坚决打击“医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有规定：“以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但群体性事件就像悬在所有地方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地方政府在处理医闹事件时总会束手束脚，有时候甚至不惜牺牲医院利益，唯求尽快平息事态。如是，医闹事件非但未见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种种羁绊之下，医方节节退让，“医闹”频频得手。这种逻辑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医疗纠纷时，起而效仿“医闹”，而不是去走合法途径维权。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更是从中看到商机，挑拨医患矛盾，无理也要闹三分，从而谋取非法利益。 医闹事件中，患方往往被归为弱势一方，闹事者也往往强调自己的弱势地位，无论是“我们不懂医，鉴定了也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还是“鉴定有个屁用，还不是医医相护”，都成为“医闹”破坏社会秩序的借口。因此，一旦出现“闹医”行为，因害怕强硬手段激化矛盾，引发大规模涉政群众性事件，地方政府一般不敢采取法律手段惩治违法“医闹”。为了顾全稳定的“大局”，通常在“以人为本”的托辞下，建议医院以“人道救助”等名义给予闹事者一定补偿。这样做虽然保住了一时的“大局”，却失去了控制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像福建南平处理“6·21”医闹事件的做法，就不是法制政府应有的做法，这样的处理方式，广大民众不理解，甚至出现了怀疑的态度、质疑的声音。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于兆波指出，片面强调向弱势群体倾斜是有局限性的，它可能导致政府公权力的滥用。保护弱势群体，可以在立法时向弱势群体倾斜，但在执法时应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过度保护可能会导致反向歧视。明明触犯了法律的行为，却被权力“放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折射了权与法之间的一种尴尬处境。 5．虽然已经过去了9年，但200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天价药费事件，至今仍被国人赋予标本意义。74岁的患者翁文辉，在哈医大二院住院67天，花费550万元。盐水曾经一天用了106瓶，再加上葡萄糖、血，约合200瓶瓶装水；胸腹水常规检查，在翁文辉去世后还出现了两次。如今回顾这一事件，其震撼效果丝毫不减。 医疗改革以来，为了创收，各个医院纷纷“高招”频出，科室承包、高收费、乱收费、过度医疗、药品回扣，等等，关于医疗腐败的诸多报道不绝于耳，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承受力，甚至连很多医院的内部人士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出面揭发。来自医院内部的爆料，信息更触目惊心，也更有说服力：有的医院规定，开药、检查、收治病人等都与医生收入挂钩，检查项目中可以提成。因此，大多数医生无论出于自愿或是无奈，想要出淤泥而不染都很难。 就医难、就医贵，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医疗腐败的最终买单者。医疗腐败的存在，让人们时刻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人。出于这种心理，人们能不对医院、医生产生抗拒和防范吗?医患关系在种种医疗腐败的传播中愈加紧张。 诚然，中国公立医院原本应是非营利性机构，但政府财政补偿不足，医院不得不拿公益性的机构搞创收。当公益与效益这一对矛盾体相遇时，必然有一个受伤。而医院、医生作为这一体制最具体的代表，体制压力下的直接操作者，刚好是人们直接面对的现实对象，因此，一旦发生一点医疗纠纷，那就像积蓄已久的火山口终于找到了火药引子…… 在医生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一些医院不得不八仙过海、各展神通，其措施五花八门，让人啼笑皆非。有请警察当副院长的，有聘请会武术的医生的，有医生、护士戴头盔上班的，有给医院安装电子眼和暗门的，甚至有找“黑道”以黑治黑的。但这些躲、防的办法，归根结底是被动的，有的甚至是违规的，这也衬托出了医院的无奈和无力。医生每天接触的人形形色色，尤其是当有些人“闹医”成为一种习惯甚至职业时，医生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但防范得再怎么严密，对于存心“闹医”的人来说，还是有很多空子可钻。或者那些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空子，“只要是在医院死了人，就得拿钱来”。抬来时血都凝固了的车祸伤者不治身亡，在“医闹”口中成了医院救治不力的结果。 这些图一己之利的“医闹”，威胁着医生安全的同时，也冲击着医生的信心。尽管医生们就业时曾经宣誓，为救治病人勇于承担风险，但在现实面前也难免畏缩起来。防卫性的治疗手段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做法。为降低自身风险，有时候医生会不敢接手危重病患，一般性治疗中穿插着各种检查、自愿性签字等。但在患者感到医疗效果欠佳、负担过重时，又加重了本已紧张的医患矛盾。 6．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对信息不对称问题作出贡献的三位经济学家。他们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可能通过“逆向选择”作用给社会带来不利影Ⅱ向。在医患之间，患者由于缺乏医疗知识，可能自愿选择的治疗方案和医生，都不是治疗其病情的最佳方案和人选，而只是符合他自己的主观意愿和感觉。古代名医华佗为曹操治病反被杀，就是“逆向选择”的一个例证。华佗向曹操推荐，“开颅”手术是治疗他头痛的最佳方案。但曹操却认为华佗要加害于他，于是下令处死了华佗。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患者在选择就诊医生和方案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表面上态度好的医生、自己理解的治疗方案。 由于信息不对称，社会对医生的绩效考核和医生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很少发生纠纷、患者易接受和理解的医生和治疗方案。一些可能效果好但是成功率还在统计中的方案不被采纳。医学水平的提高是伴随着不断实践的，如果长此以往，又怎能开拓医学发展新空间呢? 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的医疗纠纷，提高病人的知情权和配合度，很多时候就靠医生跟病人及其家属的沟通和交流。 医生周某曾经遇到一位著名医生到他们医院上课。下午一点半的课，老医生迟到了，一上台就连连道歉。他迟到的原因却给在场的年轻医生们上了最重要的一课——老医生刚从自己所在的医院接诊完病人赶来，连饭都还没吃。通常著名医生每半天接诊的病人数是固定的，但因为老医生对每个病人都不厌其烦，务求详尽了解每一个病人的病症，尽量解答每一个病人的问题，所以每次坐诊完早已过了下班时问。周某感叹，现在可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这样啊! 但周某的同事小梅接口道，关键是医学上的东西很专业，很难讲清楚。我们大学5年，实习3年，才有资格当一名执业医生，但有些人一知半解的，还非跟你争论。对于没学医的人来说，有些问题不可能说得清楚。“我一向反感不懂医的人来了解这些事情。”周某说，有时候的确如此。比如有人伤口大出血，但输血后还是死于失血性休克，这时候家属就不干了，“输了血的为什么还说病人死于失咀性休克呢?”而实际上，失血性休克死亡可能由多种原因引发，不一定仅仅靠输血就能避免。 7．医生也有无力回天时。走进护士站，Z医生顺手拿起一本病历，边翻看边说，医生的工作本身要求不能出差错，现在医院更是要求严格，就连病历上都不能有一点涂改，“哪可能嘛!谁也不是神仙。” 医患纠纷中，对医生的指责近乎苛刻，但是，有些病医生也是无力回天的。而且人体的复杂性使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的治疗情况也差异巨大，因此完美的治疗记录几乎找不到。比如高风险的先天性心脏病手术，级别再高、技术再先进的医院，也避免不了手术死亡率。Z医生曾经从学术资料上看到，目前，先天性心脏病的手术死亡率较好的水平控制在2%—5%，最好的也只能控制在3%以下。 在医学界，这种情况也许是正常的。但这哪怕是低于3%的概率，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上，那都是100%的悲剧。而如果家属对此不予理解，一场医患纠纷总是在所难免。 不签字不手术不等于铁石心肠。不是医生铁石心肠、见死不救，而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要求，在这些条例规定的框框里，执业医师签的每一个字，做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负责的，没有谁敢感情用事。这也是医生的职业素质。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但医生却不是万能的。在医疗保障体系、社会救助制度、相关法律法规等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单靠医院、医生的一己之力，不仅杯水车薪，而且往往难以为继。开了这个先例，今后类似的状况就会源源不断。加上很多医生在实施人道救助后却自吞苦果，使得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便更加左右为难。 普外科一位年轻的医生在值班时收治了120送来的一名重伤车祸患者，患者已经昏迷，身上也没钱。打电话请示医院领导，领导要求先抢救，于是医生签字从血库和药房拿血拿药，给病人做了手术，保住了性命。两周后，病人可以出院了，但面对两万多元的治疗费，病人说家里穷，没钱；而肇事者还没有被抓到，赔偿拿不到；联系民政局，说病人精神正常，不是“三无”人员，不归他们管。正在医生焦急万分的时候，病人跑了。按照医院的惯例，医生签字的费用就要从签字医生的工资里扣除。 医生眼中的“医闹”。医生专业网站“丁香网”曾就“医闹”问题在医生群体中做了调查。结果显示，在当今的医疗环境下，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便是医院完全有条件救治的，实行“救人为先、立刻救治”的医生比例也只有15%。这是一个历史的低点，也明显违背了卫生部的要求。遭遇此类情况，27%的医生选择“防止病人愈后不佳引起的纠纷，将其转诊到上级医院”；57%的医生选择有保留的救治——“要救治，但是要反复和家属强调危险性，谈话录音，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另外，现在医院在医患纠纷赔偿处理中常常要求科室医生负连带赔偿责任(占81%)。25%的受访医生表示，如果自己遇到了“医闹”，并且被医院要求连带赔偿一定金额，一定会通过给其他患者多开药或多开检查项目等方式来弥补损失。还有30%的受访医生表示要看赔偿金额是多少，少了就自认倒霉，多了则拿别的患者弥补。由于“医闹”威胁到医院的正常秩序，甚至威胁到医生的人身安全，90%的受访医生呼吁国家立法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让“医闹”承担该负的责任。同时，医生们还期望医院，特别是院领导，能够站出来捍卫员工的利益，不要做无原则的妥协。多数医生对政府在医患纠纷中息事宁人的做法不满，认为不问是非曲直一味求稳定，得到的稳定一定是暂时的，隐患却是在继续滋生的、长远的。 8．“在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不足、个人严重质疑医疗过程和效果时，患方采取的近似于‘报复’性质的私力救济。” ——专家眼中的“医闹” “总的原则，就是绝不允许因为处置不当引发更大的矛盾。将医患间的纠纷，转变为患者家属和公安机关甚至政府的矛盾。” ——福建南平医闹事件中，某公安局副局长 “面对‘医闹’，警察不对设灵堂的家属采取强制措施，医院也能理解。但是最后政府出面调解，医院有理没理，都要赔钱给死者家属，就会让社会误以为‘医院一定有错’。” ——某医院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王某 “由于此次医闹事件，本来和我院已签订就业意向的10余名硕士研究生纷纷来电，对我院的医疗环境表示担忧，其中3名硕士明确表示不会来我院就职，请我院另请高明。” ——转述自南平医闹事件结束后，当事医院出具的一份半正式声明 “如果有下辈子，我们坚决不做医生。我们做着神圣的职业，却被你们一遍遍唾弃成魔鬼。我们做得好，你们视而不见、忽略不计；我们有过失，你们就用放大镜看我们，肆意夸张、大肆渲染。我们也是娘生父母养，凭什么要受这气?!我们也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却干着辛苦的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还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一不小心就被辱骂、投诉、殴打、砍杀，正所谓‘赚着卖白菜的钱，顶着卖白粉的罪’。” ——一位院长的心声：下辈子绝不做医生 据了解，按照广东省物价局的规定，目前省级的医疗事故鉴定费为4500元/例，而地市级则为3500元/例，在申请鉴定的时候就得由申请人支付。 ——医疗鉴定费用一窥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到2005年，浙江省义乌市的城市化率预计将达到55%，而1995年义乌的城市化率仅为18%。随着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预计三五年内义乌市的面积将达到50平方公里，而失地农民也将达到20万人左右。义乌市领导告诉记者，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是一块很大的心病。原因有两条：一是如果缺乏其他足以依赖的生活或养老保障，农民就会拒绝交出土地，政府的征地工作难以开展，矛盾纠纷多，城市化进程受到较大的阻碍。二是现在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以义乌为例，100个失地农民中就有13个60岁以上的老人。不管眼前还是将来，养老问题不解决，土地征用得越多，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也就越多。 2．有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可能超过2000万人。 3．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在各地城市化的进程中，仅开发区一项，规划面积不仅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甚至超过了台湾岛和海南省的面积。但目前国内现有的6015个开发区中，只有259个和1559个是由国务院、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分别批准的。而这直接影响到耕地的锐减，有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2年，6年间耕地减少9542万亩，补充耕地3378万亩，净减少6164万亩，年均减少1027万亩。到2003年底，国家耕地面积已从原有的19.5亿亩锐减到 18.51亿亩。 4．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业古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农民仅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据农业和国土资源方面的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种形式征用农地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至少“拿走”近5万亿元，严重剥夺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5．据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介绍，新《土地法》实施后的2000年、2001年两年间，安徽省共报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用地4.13万亩(因部分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批文未发，其用地数量未统计在内)，其中征地3.88万亩，涉及被征地农业人口5万多人。他们中农业安置的仅为 6700多人，占被征地农业人口的约13%。而其他农民则主要采取货币化安置办法。后者绝大多数失去了全部土地或大部分土地，成为失地农民。货币安置能减轻国土部门和用地单位的工作量和安置带来的压力，失地农民往往从眼前考虑，也容易接受。但事实上有限的安置补助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的长期稳定生活出路问题。由于被征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不高，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有限，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长期生活保障。加之部分农民缺乏长远打算，往往在短期内把有限的安置费消费完，坐吃山空，相当一部分人落到了生活无着的困境。 6．近年来，许多县市政府实行统一征地，并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标和挂牌交易。这是普遍受农民称道的好事，但是，政府转身又成了“投机商”，一手操持“低征高卖”。浙江省上虞市百官镇政府拍卖土地时价格上升到100多万元一亩，总额达到1.5亿元，而农户的征地补偿安置费只有2.5万元一亩。“低征高卖”已经引起不满，加之又是政府直接出面操作，对失地农民刺激很大，引发农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7．原郊区环绕合肥市四周，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连续多年在全省县级经济名列前茅。合肥市的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原郊区。据统计，1999年～2001年合肥市郊区征地2055亩，涉及农业人口2100多人。这些被征地农民中有少部分外出打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而大部分人都很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2002年合肥市大规模的征地再掀高潮。8月，新组建的合肥市包河区在经市政府同意后，决定兴建包河工业园区，一期工程面积 3.31平方公里，征用观音庙、大墙、花园3个行政村的土地，涉及人口6000多人。2002年9月，包河区工业园建设指挥部制定了征地拆迁安置的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人员生产安置为每人 1万元，并转为非农业户口。凡领取生产安置补偿费的一律办理司法公证手续，但对土地补偿费的标准、数额、支付对象等内容只字不提。房子拆了，土地没了，数千农民一时手足无措。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年到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00多万亩，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占土地。在征地工作中，不尊重农民的知情权、补偿标准过低且不完全到位、不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等问题相当严重。 8．在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1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之后，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下降，2003年已跌至4.31亿吨；粮食年人均占有量从1996年的414公斤下降到2003年的333公斤。而由于生产锐减，每年形成0.25亿吨至0.35亿吨的缺口，2004年的缺口更高达0.5亿吨。这几年，全靠挖库存维持粮食供求平衡。对于这一状况，有专家推算，2030年，中国将有16亿人口，如按人均消费400公斤计算，届时全国需粮食6.4亿吨，按现在的粮食产量，缺口将多达2亿吨。粮食产量锐减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粮食播种面积持续下降。而这与一些地方热衷于各种形式的形象工程，盲目建设“开发区”、“工业园”，大量占用、征用良田密切相关。 9．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农村土地征用中，要严格控制征地规模，依法按规划和程序征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同时要依法加强用地管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开发区，整顿规范土地市场”。紧接着，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10．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兴起大办开发区的热潮，最高峰时达8000多个。当时全国每年流失的耕地数量在1000万亩以上，人为的征占大约为500万亩，如果按当时人均2亩左右，失地农民就是一个很大的数了。 11．1996年开始，中央严令限制新增征用土地，并且要求土地总量平衡，这样每年大约是 200万～300万亩征占土地，如果按照大多数被征地区人均1亩耕地左右的事实，每年就有 200多万失地农民。 12．一些地方为了账目平衡，采取到其他地方买指标的方式征地，还有一些地方化整为零，把国务院才能批的权限搞到县一级就能批，动辄数百亩上千亩，甚至数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最近一些年，耕地流失的速度是惊人的，但由于实际操作中的混乱，在统计上反映不出来。 13．客观地看，在城市化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工人身份。随着时间的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安置的办法把农民“塞”进企业，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于是突出起来，逐渐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化发展比较快、开发区建设比较多的浙江、广东等省份，失地农民的问题早就有所表现。 14．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就业和社会保障均无着落。根据九三学社对辽南某市郊区的调查，失地前平均每个劳动力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户均收入2万元左右。失地后，不仅收入减少，还由于搬进楼房，取暖费、电费、水费、物业费、饮食费等支出增大，平均每年每户农民减收1.13万元。因为生活拮据，甚至出现了失地农民以捡破烂为生的群体，有的农户夜里连电灯都舍不得点，到农贸市场捡菜吃、到河边洗衣服、在楼下支起锅灶做饭的农民大有人在。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或城市郊区农民，失去土地后，很大一部分成为游离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边缘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未经任何培训的条件下进入城市，又因为这些城市并没有做好接收吸纳他们的准备，使得他们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危险。他们中间条件和运气好一些的，经过百般周折和十分繁琐的手续，即使找到一份工作，也要时常处于怕失业、怕生病、怕孩子失学的惴惴不安的心态之中。处于这种心境的农民并不认同城市是自己的家，他们与城市间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隔膜。 15．就业是失地农民最好的保障，一些基层干部呼吁，政府作为征地单位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如对失地农民进行免费就业培训、拓宽农民就业门路、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等。也有专家指出，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但还有深层次的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员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利用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从农民手中拿走的资金约为2万亿元。我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飞速发展，大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在做贡献，是农民降低了我们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本。如今，失地农民问题的出现，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征地制度积重难返的产物。城市化在推进，土地在升值，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益，这样的现状显然需要改变。“失地农民问题本质上是农民权利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农民的四大权利(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生产自主权、公平身份权)一直存在被忽视的问题，相关的改革也是时断时续。失地农民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正是因为政府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忽视了公平性问题。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6月10～12日，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和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05中国节水用水先进技术设备展示会”。展示会展出了农业、工业、生活节水用水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设备，主要有：农业灌溉设备、工业污水处理设备、家庭废水利用设备、生活感应洁具、节水马桶、节水水嘴、水资源远程自动测报系统等。展示会对国内外先进节水用水技术设备生产企业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及推广，搭建了交流、贸易的平台，密切了国内外节水设备的高科技研发机构、生产企业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为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同时，展示会设置了节水知识展览，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农业、工业和生活方面的节水用水知识，以及我国政府在节水方面采取的各项措施。 2．2005年2月19日，乌鲁木齐市水务局召开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会议，按照国家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创建节水型城市目标导则》的规定和要求制定《乌鲁木齐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实施方案》(讨论稿)，对照现状找差距，对已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力争超过标准，对未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力争在3年内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保障乌鲁木齐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天津市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滨海城市。近年来，该市水利部门紧紧抓住水资源短缺这一主要矛盾，以“建设节水型城市、发展大都市水利”为治水目标，始终坚持“把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为核心，开展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积极探索农民公共参与的机制；农业节水与生态建设相结合，节水灌溉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截至目前，全市节水灌溉面积累计达到277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52%，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水利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4．深圳市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四分之一和广东省的五分之一，是全国7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深圳市虽地处多雨的华南，但由于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均，所辖地域狭小，再加上无大江大河和大型水库调蓄，使有限的降雨难以被充分利用。另外，由于工业废水，特别是生活污水的排放和雨污混流，深圳市区内深圳河、布吉河、大沙河有机污染严重，不能作为饮用水源，河流水资源可利用率不足两成。据统计，按照城市人口规划，到2010年深圳市户籍人口将达到500万，年需水量将达19.43亿立方米。全市可用水资源总量(已包括东深引水及省已批准的东都引水)为12.59亿立方米/年，届时缺水为6.84亿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0年底的人口普查中，深圳市常住人口已达700万人，人口剧增造成的缺水因素已远远超出规划的预料。 5．以全国总量1%的水资源，供养着7%的人口，创造着9%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组数字，显示了京津冀三省市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缺水。水，是京津冀共同的痛。 6．建国以来，北京发生过三次比较严重的用水危机。像上个世纪80年代连续5年干旱，仅工业产值就损失了18.3亿元。目前，北京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来水量递减的趋势很难逆转。地下水超采严重，本世纪初与1980年相比，北京市平原地区地下水储量减少了38亿立方米。 7．天津从1997年至今已连续7年干旱，地面蓄水比常年减少80%；全市惟一的水源——潘家口水库蓄水量由常年的几十亿立方米降到几亿立方米。十多年前曾让天津人“长舒一口气”的生命线——引滦入津工程已无法保证天津供水。 8．河北省的水资源可体味出双重的“苦涩”：一方面，京津需水量越来越大，为保证供水，河北不得不作出牺牲；另一方面自身水资源持续减少，2003年主汛期已过，仍没有足够的降水，持续7年的干旱已成定局。无论从亩均还是人均，河北的水资源总量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人均水资源甚至低于中东、非洲一些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 9．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控制要素，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根据最近开展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405亿立方米，列世界第6位，但单位国土面积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的83%。按2000年人口计，人均水资源量为221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 10．在黄河河套宁蒙灌区，一方面是工业用水十分紧缺，而另一方面是农业用水的极不合理。据宁蒙两区水利部门介绍，目前这两区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达90%～96%。而在使用中灌溉浪费严重，有一半多的水在输水过程中被浪费掉，宁夏引黄灌区和内蒙古黄河南岸灌区亩均毛用水量高达1000多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长期以来，宁蒙灌区一直超量引用黄河水。未来发展已不可能再把增加用水的希望寄托于增加黄河水的配置，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农业中节约用水来转让用于工业，而实现水权转让的前提是具备明晰的水权。 11．有着“华夏第一市”美誉的义乌市经济发达，但是水资源总量仅为7.19亿立方米。按 2004年义乌本地人口68万计算，人均水资源只有1057立方米，仅仅相当于全国、全省人均水资源的一半。在2003年和2004年夏天，整个义乌城就好像是一座“上甘岭”，由于供水时间有限，市民不得不掐指算计着洗澡和洗衣的次序和时间，许多人家烧饭用上了矿泉水，一些市民甚至集体住进了宾馆客房。而与义乌相毗邻的东阳市水资源却相对丰富，人均水资源比义乌多88%，境内拥有两座大型水库，其中仅横锦水库就有1.4亿立方米的总库容。几经酝酿， 2000年底，义乌和东阳两地政府签订了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义乌市政府斥资2亿元向东阳市购买横锦水库5000万立方米优质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义乌除了2亿元的买水钱外，还需2.79亿元的横锦水库引水工程概算投资，建成后每年还要付给东阳500万元的综合管理费。此举被誉为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工程通水后，每年将有5000万立方米的横锦水流入义乌，可以基本满足义乌今后10年左右的用水需求。专家表示，这是个双赢的选择。义乌缓解了水荒，东阳将丰余的水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有需求，一方能供给。而且可以说，义乌、东阳水权交易的成功实施也成为我国优化水分配体质改革的一次重大实践。因为它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弥补了水权市场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 12．建立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助于减少废污水排放，改善生态环境，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而在水资源综合规划指导下，建立初始水权的分配制度，是节水型社会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实现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区域涉水事务的统一管理，并通过制定用水权交易市场规则，建立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并引导水资源向节水、高效领域进行配置，使节水型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满足建立循环经济对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要求。 13．2003年9月出台的《广东省用水定额》将对广东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实行总体调控定额限制，从而推动全省节水型社会的形成。总体调控定额限制的目标如下：工业节水：规划期内在工业增加值年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取用水量的增长控制在每年1.2%。至2005年全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50%以上，工业万元产值用水定额从目前的54吨/万元下降到50吨/万元(不含火电)，至2010年重复利用率达到65%，间接冷却水循环利用率达95%以上，工业万元产值取用水量下降到30吨。城镇生活节水目标：重点推广节水器具和减少输配水、用水环节的跑、冒、滴、漏。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水在较长时期内还将会增长，通过用水增长和节水之间的平衡，至2005年全省城镇人均用水控制在每天380升以内，至2010年控制在400升以内。农业节水：重点对大型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建设节水增效示范项目和节水增效示范县市，渠系水利用系数在2010年达到0.70以上，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60%以上，全省平均综合亩均毛灌溉用水量从2000年的 827吨/亩，到2010年减少到600吨/亩左右。据悉，以上三大领域节水总目标是到2010年在全省建成健全的节水管理体系、法制体系和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初步建成节水型社会。此外，根据该方案要求，广东的节水渠道要从传统淡水资源局限性转向更广阔领域，污水回用、海水淡化、集蓄雨水洪水将是广东节水的新方向。 14．这几年中国节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果按照2002年价格水平计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已从1980年的3158立方米降至2002年的537立方米。在农业节水方面，从1998年开始，中国对247个大型灌区进行了节水改造，目前已形成了110亿立方米的节水能力，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43亿亩，在2.5亿亩农田中推广了各种形式的非工程节水技术措施，显著提高了综合生产能力。在工业方面，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这几年的年度降幅达20立方米。城市年实现节水38亿立方米，水的重复利用率已提高到65%。节水使农业、工业用水定额减少，用水效率提高，延缓了总用水量的增长势头。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文学巨匠曹雪芹用一部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写尽世间盛衰荣辱、人生悲欢离合，绵延二百余年而长盛不朽。如今，在“世界文学之都”南京的江宁织造博物馆——红楼文化滥觞之地，又有了打开《红楼梦》的另一种方式。“没想到能通过如此独特的方式进入曹雪芹笔下的世界！”2024年8月9日晚，00后观众小田走出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仍沉浸在深深的震撼之中，特别是在“宝钗”为她披上披风的一刹那，她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学的力量与温度。小田所体验的是《大梦·红楼》沉浸式展陈空间，这场设置在世界文学之都的别出心裁的文化盛宴，吸引着众多年轻市民和游客参与。“仅仅开放两周就已经有观众五刷了，市场展现出的热情远超我们预期！”南京W数字科技公司陈经理感慨道，“这便是经典作品独有的魅力。”《大梦·红楼》是全国首个以《红楼梦》为主题的全场域行进式近景沉浸体验项目。它从曹雪芹的视角，引领观众以第一人称开启60分钟的太虚幻境之旅。项目采用多线并行、穿插叙事的方式，在2000平方米的空间内设置了3大沉浸展区、4条不同的观众动线以及20个原著经典情节的还原。观众先领取披风，依据对应的“木石前盟”（黛玉）、“金玉良缘”（宝钗）等主题选择探索路径。体验过程中没有固定座位，观众可以跟随喜爱的角色自由行走并近距离互动。“仿佛看着这些角色在自己眼前真实地活了一遍。”有观众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感受。“在2019年南京申报世界文学之都的最后环节，需提交一份300字以内的介绍，其中唯一提及的文学作品就是《红楼梦》，而江宁织造府又是曹雪芹的诞生地，我们期望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沉浸式的玩法以及艺术化的表现形式，让《红楼梦》以全新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陈经理表示。自7月20日试运营以来，《大梦·红楼》吸引了众多参与者，一些原本对《红楼梦》了解不深的年轻人体验后也决定回去重读原著。目前，该项目在各大平台上均获得较高评分，在多个榜单中名列前茅。“您好，我们可以对首诗吗？”当你行走在西安时，遇到有人身着汉服跟你这样打招呼，请不必吃惊，这是古都正在兴起的一种“潮玩”方式。只需调动知识储备，你便可与对方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诗词比拼。西安，一座诗歌之城。唐代时，无数文人骚客到访长安，或吟诗作赋，或对酒当歌，留下了数不胜数的诗词名篇。如今，在西安大唐不夜城、钟鼓楼广场等地，身着古装的“对诗人”不时可见。他们与路人以诗歌之名相逢，共赴诗意盎然的时光，激活了心中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随着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一些西安市民也开始走上街头，自发加入“对诗人”的行列。自去年8月起，原本在一家饭店打工的小赵拿起手机，每晚来到大唐不夜城开启对诗直播。他为自己的直播账号取名“小陕西”，希望让游客感受三秦大地和古都长安的别样魅力。“向南望，秦岭巍巍，向北看，大雁塔就在眼前。站在这里，和游客一起吟诵‘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等诗句，就像古人来到了我们身边，这种感觉非常美妙。”小赵说。“以前，很少有游客知道‘兰陵美酒郁金香’的下句，而现在能回答的人越来越多。有小朋友这次对不上来，会相约再来找我对第二次。”扮演李白的演员小董说。据他观察，游客对诗词的兴趣和储备量在显著增长。“诗词能带给人智慧与启迪，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越来越珍视传统文化的力量。”某大学社会学院肖教授说，“对诗贴近年轻人、更接地气，让诗词走出课本、活了起来，‘跟着书本去旅行’正成为潮流，诗词文化内涵丰富了旅游的参与与体验，增强了游客的情感共鸣。”材料二今夏首款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球，一同带火的还有山西文旅。游戏里多处场景均来自山西，游戏过程仿佛是对古建筑的一次深度还原，让玩家在享受游戏的同时，领略中华文明的深邃与广博。游戏发售以来，山西旅游频频冲上热搜，网友纷纷喊话：希望山西能接好这波“泼天的富贵”。8月22日，在山西2024数字文旅品牌创新大会上，山西省文旅厅正式启动“跟着悟空游山西”活动，发布了“天命人集结令”及具体线路，邀请《黑神话：悟空》首批通关者免费来山西赏古建、品美食。当日，旅游平台上线了“跟着悟空游山西”团队专线。同时联合各大酒店、景区推出住宿、门票优惠以及文创好礼相送等，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走进山西。8月26日，山西省文旅厅在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平台喊话“天命人”领取通关文牒，开启《黑神话：悟空》线下副本，并向一名留言的网友回复说：“宠粉，晋宝是认真的。”公众号文章介绍，“跟着悟空游山西——山西古建巡礼活动”从9月1日正式开始，山西省文旅厅在佛光寺、崇福寺、小西天、玉皇庙等景区设立了线下存档点（打卡点），恭候各位“天命人”前来领取通关文牒、通关信物，集章打卡，分享实地打卡体验，还有机会获得主题周边和《黑神话：悟空》实体卡。一名上海网友在公众号留言表示：“游戏我买了，电脑我‘高配’了，山西我肯定来。游戏里的27个景点，我都要仔细观看、拍照、游览……”据统计，国庆期间，山西共接待国内游客约3650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增长85%；游客旅游消费近23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了一番。在11月初举行的2024届城市品牌大会及“长城奖——文旅好品牌”案例征集大赛发布仪式上，山西文旅作为经典案例受到与会人士广泛关注。“我们非常注重听取网友建议。”山西省文旅厅宣传推广处张副处长介绍，“跟着悟空游山西”活动前后的策划执行，很多举措都来自网友的建议，特别是通关文牒线下副本打卡活动，从投放数量、发放点、奖励机制等主打听劝，迎合市场的需求，受到游客热捧。大同佛小伴、悬空寺文创冰箱贴、晋祠比耶龙、饺子蘸醋、面团团等有品质、有意思的文创产品，把“跟着悟空游山西”推上了一条文旅发展的新赛道。材料三自贡，一座有盐味的城市。在中央电视台午间黄金档广告时段及各大新媒体传播平台，西南小城自贡市推出城市IP宣传片，让全国观众熟悉了这座城市的四张名片：千年盐都，恐龙之乡，中国灯城，特色美食。对外宣传紧跟全媒体时代，深挖地域文化价值，自贡市收获了意想不到的传播效应。一年前，自贡市就与F动漫公司开展文旅合作开发，以恐龙元素为核心，融入自贡盐井、彩灯、美食等文化元素的动画片《时空龙骑士》，讲述发生于自贡市过去、现在、未来三个不同时空的科幻冒险故事，将自贡市特色元素及人文景观贯穿其中，让观众可以全面了解自贡市的深厚文化。这部充满人文和正能量的经典系列动画片已在央视等100余家电视台和20余家网络新媒体播出，并从新加坡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扩展至欧美国家。如今，自贡市已经由多渠道、多角度开展恐龙超级IP的宣传推广，发展起了以超级IP为载体的主题餐厅、酒店、游乐园、体验馆、教育基地等业态，在服装、玩具、游戏、学习用品等领域，开发出系列衍生产品，打通动漫上下游产业链条，让超级IP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以自贡恐龙IP+其他动漫超级IP为核心，自贡F动漫公司投资30亿元打造动漫文旅小镇，构建吃、喝、玩、乐、购、住、学、创为一体的未来生活小镇模式，打造集旅游+动漫全产业链的文创商业综合体……恐龙超级IP得到全球旅行者和本市居民的认可，城市的灵魂得到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得到构筑。材料四“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么？麻烦帮我挑两只肥的哦！”“没问题。这两只都有足足四两，您看可以吗？”常在水产市场里听到的对话，却出现在了苏州博物馆文创小铺内。只见店员从“池子”里捞上两只“肥美”的毛绒大闸蟹，端端正正摆在台上称重，再用棉绳合拢蟹腿、收起蟹钳，最后把两只体重和颜值都“优秀”的大闸蟹交给来苏州旅游的00后小王。“这样的文创和仪式太有趣了！”满载而归的小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战利品”记录，获得不少点赞和评论。在她看来，游客愿意通过这样的文创产品去了解苏州这座城市，通过购买时的互动留下难忘的记忆，就是物超所值。“有特色”“会整活”，是许多消费者对苏州博物馆文创的共同评价，甚至有不少人为了购买毛绒大闸蟹，专程从外地坐高铁赶来苏州。吴王夫差剑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苏博文创的热销爆款，设计团队通过将宝剑卡通化，做成了抱枕、挂件、玩偶等系列产品，一经推出就激发了游客和网友的购买热情。“为了一座馆，奔赴一座城”正成为当下许多年轻人的假期出行选择。“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走进博物馆，文创就是观众和博物馆之间最生动的桥梁，我们希望通过文创的桥梁，让大家感受到博物馆也可以很年轻、很活泼、很轻松。”苏州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蒋主任表示，“人文价值、创意设计和情绪价值是游客，特别是年轻游客购买文创产品的主要动因，我们正是围绕这些新需求研发新产品，让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深入了解文物和苏州文化。”除了增强互动、给予情绪价值，数实结合、沉浸式体验也成为苏州文创产业的新趋势。在文博会“虎丘秘境”沉浸式体验展区，观众只需戴上VR眼镜，即可穿越时空，游览2500年前的壮丽虎丘，探秘千人石、莲花池等历史遗迹。在苏州博物馆西馆，今年6月26日开幕的“宇宙猜想·启程”大型宇宙探索VR沉浸体验展，至今已有近3万人参观，门票收入达255万元。“文创产品经历了从1.0版本到3.0版本的发展，从最开始注重文化属性，即借助产品传播文化元素，到如今更倡导产品的实用性和趣味性，从实物形态演变为虚实结合、不拘一格。”蒋主任表示，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数字文创打通了虚实界限，个性化、定制化、数字化和体验式消费成为文创产品发展的重要方向。苏州积极推进文创产业与旅游、科技、金融等其他领域的跨界融合，探索新的产业发展模式，也拓宽了文创产业的发展空间，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材料五网络时代，每一个“出圈”“爆火”的现象，似乎都在挑战着普通人的传统认知，演绎着大街小巷层出不穷的话题。近年来接连出现的网红城市现象，其背后都活跃着一串串文化创意的影子。城市一：B城2024年伊始，全国冰雪游进入旺季，冰雪B城凭着各种“掏兜待客”的创意“出圈”了。从中央大街上表演的驯鹿、滚烫的红糖姜水到持续接送游客的爱心车队、红专街早市的免费“投喂”，再到“砂糖橘”和“蔓越莓”的双向奔赴，B城的“宠粉城设”为文旅市场的“开门红”打了个样。为满足广大游客个性化需求，B城在创意上可谓下足了功夫。为彰显“音乐之都”的底蕴，直接将交响音乐会搬进了商场；游客想拍带月亮的雪景，就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上空升起了一轮圆圆的人造月亮；游客想看雪后的飞马踏冰，直接给整出了带翅膀的飞马，一秒穿越到“凛冬之城”；飞马不够，极地馆的“逃学企鹅”、鸵鸟都给安排上；更令人惊叹的是，还把鄂伦春族人请到了中央大街表演驯鹿。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松花江冰面升起热气球，让冰城秒变“浪漫土耳其”；怕游客在江面上玩耍吹到风，立马安排气垫船，上演冰上“速度与激情”；因让游客长时间排队而诚恳退票，连夜整改，随后发布《致全市人民的一封信》，号召市民让路、让景、让利给远道而来的朋友……该省文旅厅负责人表示，B城的爆火不是偶然，已经做了一年的准备。“冰雪世界是我们的独特资源和魅力源泉！哪里不满意我们就调整哪里，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城市二：Z城2023年春天，Z城彻底火了！当地“烧烤”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超370%，“Z城烧烤”关键词全平台搜索量，则同比增长770%，不少网友表示：“上次Z城这么热闹，还是在齐国……”该市文旅局负责人表示，Z城是一个工业城市，能在烧烤上火起来很不容易。Z城烧烤火就火在“创意”上。“小串+小饼+小葱”的灵魂吃法，加上“一桌一炉一卷饼”的独特仪式感，让Z城烧烤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其具有超强仪式感的吃法迅速红遍各个社交媒体，网友们纷纷将自己的花样吃法发布到网络中，很快掀起一阵“烧烤DIY”的热潮。专门开通的“烧烤专列”“烧烤公交”广受好评，一路上还被“投喂”当地特产，附赠旅游攻略；3天修好一条路，20天新建一座烧烤城；规范商户行为，惩处违法乱象……Z城相关部门细致、高效的执行力和浓厚的人文关怀，书写了有温度、有力量的高分答卷。一年过去，以Z城烧烤为代表的“流量经济”现状如何？今年7月28日至31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记录中国”团队来到Z城实地走访发现，去年火爆之后新开张的网红店已经几乎没流量了。流量狂欢后，留下的是同质化的小吃一条街，放弃本行改做炒锅饼和紫米糕等网红产品，成为小吃一条街商家的普遍选择。“繁华过后，能有多少家店铺坦然面对冷清的结局”成为萦绕在团队成员脑海中的问题。“烧烤作为一种美食体验，没有什么技术门槛，虽然在初期能够吸引大量游客，但毕竟消费形式相对单一，当人们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后，很难持续保持热情。”相关行业专家表示。城市三：H城今年5月，“H城树哥”和已废弃的H南站火爆全网。在“H城树哥”的直播间，背景是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南站，“树哥”梳着大背头，身着帅气西装，戴着皮手套，造型致敬电影《Hello！树先生》中的“树”，边上停着一辆老款宝马，有时候他还将老式手机别在腰间，再叠加一层昏黄复古的滤镜，唱着老歌《诺言》。网友们听了他唱的歌，纷纷表示：“太上头了！”“后劲太大！”粉丝们从天南地北赶到H城听他唱歌与他合影，H南站变得熙熙攘攘。为了迎接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客人”，H城火速反应，直接把沥青车开到了南站，连夜修缮路面，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并安排志愿者提供服务。不过，H南站的火爆只持续了12天。H南站附近有多所学校，还有多个居民小区。“H城树哥”爆火后，全国各地的主播们蜂拥而至，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困扰。5月20日，H城文旅发布公告：“鉴于2024年5-7月份春季高考、夏季高考、中考等考试比较集中，且H南站附近学校设有考点，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H南站将不再举办各类文娱活动。”“就目前形势来看，H城想借力此次流量，一举带火当地旅游似乎并不容易。”专家表示。材料六2024年5月28日上午，扬州市第三届大运河青年文创产业合作大会在扬州广陵公共文化中心举行。来自扬州市青商会的青年创客，以及相关院校、企业、产业基金的嘉宾们相聚在京杭大运河畔共谋发展。10年前，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条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人工运河，让世人再次领略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感受中国人民的创新创造。大运河申遗成功10年来，文化力量转化为强大的发展能量。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文化在大运河沿线区域争奇斗艳，在发展经济上各展所长，在美美与共中优势互补，一幅自古繁华、于今尤甚的新时代《清明上河图》正徐徐展开。扬州广陵区2021年开始打造“大运河青年文创”品牌，构建“运河青创”生态体系，打造青年文创集聚区，为青年文创企业在广陵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形成了产业集聚、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本届大会活动现场发布了大运河青澜文创湾知识产权（版权）服务平台。随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投身于文创产业，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创意，但同时也面临着知识产权保护的难题。大运河青澜文创湾知识产权（版权）服务平台致力于保护创作者的权益，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推动文创产业的持续创新。活动现场，扬州市大运河青年文创展厅授牌仪式同时顺利举行。通过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为扬州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上午10点，“行走扬州城：文创产品设计与体验研究生工作坊”在合作大会现场启动，该项目系广陵区与南京艺术学院、武汉理工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联合实施，将集结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生设计实践，聚焦文旅、交通、健康医疗、智慧服务、社区邻里、低碳产业等场景塑造，共同探讨用户体验设计的创新方法和实践路径。启动仪式上，广陵区团委负责人介绍了设立工作坊的初衷和功能，高校代表和研究生代表做了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双方代表共同为工作坊揭牌。材料七2024年11月22日，第五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长三角文博会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党委宣传部共同发起，从2018年开始举办至今。本届长三角文博会以“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核心主题，集中展示了文化产业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的新面貌，旨在构建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新动能。今年，江苏展区以“数字先锋新动力”与“美好生活新消费”两大板块为核心，汇集全省63家优秀文化企业，奏响了一曲文化和科技、传统与现代、创新与传承的交响乐。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一批文化创意企业在文博会上崭露头角。在梵高写真馆，观众不仅能够近距离欣赏到梵高的艺术魅力，还能通过AI技术，现场生成梵高风格“自画像”；观众戴上XR眼镜，“穿越”回千年前的大唐，在数字世界中欣赏盛世大唐风采；“揽博南京”平台为城市文化数字化增添新动能；娱乐机器人携手VR技术、虚实交融的场景以及球幕数字影片等高科技手段，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深度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数据显示，2023年长三角地区规上文化企业达23955家，营业收入达44384亿元，占全国总量34.27%。在连续发布十六届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中，历届长三角地区文化企业上榜总数超过全国总量的1/3，成为全国文化产业实力最雄厚、创新活力最旺盛、国际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清华大学《文化产业投融资研究报告》则显示，2024年上半年，江苏省文化产业融资金额排名全国第一。截至目前，江苏文化类高新技术企业突破1300家，创成6家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这是一块创新沃土，跨界与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引擎。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是文化繁荣兴盛的活力源泉。2024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新征程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需要文化创新的有力支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二、给定资料 1．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农村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据统计，2000年中国农村8.33亿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约占7.36%；到2030年6.64亿农村人口中，65岁的老年人口将占到17.39%，为1.29亿。 20世纪80年代之前没有农民养老保险，贫困农民只有社会救济。国家于1986年“七五计划”提出建立农保，当时开始有农民外出打工，收入有所增加，先在江浙一带的乡村试点，建立了养老基金。1991年国家选择山东的五个县进行农村养老保险试点。1995年到1997年全国2900个县中有2123个县引进了此项制度，参保率为9.47%。国家在1998年整顿保险业，农村养老保险进入暂停整顿时期。1999年，国务院提出要在农村搞商业保险，但商业保险收费较高。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在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下称新农保)试点，其基础养老金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分担。这意味着，年满60周岁的农民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每月领取养老金。这一政策的意义，堪与2006年正式取消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相提并论。 新农保制度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方式，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目前为55元/人/月的基础养老金。年满60周岁以上的农民不用缴费，即可享受；不满60周岁的农民可在100元、200元、300元、400元和500元中自主选择一个档次缴费，通过一年一缴的形式建立个人账户养老金，缴费越高个人账户养老金越多，加之基础养老金和地方的一些补贴便是其最终拿到的全部养老金。 2009年我国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并于2012年底实现制度全覆盖，其亮点是由财政向符合享受条件的农村居民提供每月不低于55元的基础养老金。试点之初，这55元高于当时全国每月49元的低保金，能为农村老人提供最低程度的生活保障。但随着物价持续上涨，基础养老金购买力急剧下降。 黑龙江省肇东市向阳乡日新村农民朱永财69岁，同很多和子女分开生活的农村老人一样，他和老伴俩单独过日子。除6亩耕地的发包费外，养老金是他们的主要收入。“55元能干啥?2009年可以买一袋面，现在只够买半袋。”老朱掰着手指头算，米、面、油、药等生活必需品都涨价，养老金“有点不禁花”了。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测算，基础养老金实际购买力已在几年内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4%下降到8%。目前即便加上个人缴费和地方补贴，很多省份的养老金也就六七十元，仍然不如逐渐增多的“低保金”高。 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支付水平达到了106元，接近农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2倍；农村贫困标准调整为家庭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月均192元)，是目前农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3.5倍；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经过8年连续上调之后，2012年达到人均1721元，超过目前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的31倍，而2013年1月起，又进一步调高，人均月增加近200元。55元的基础养老金已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 中国社科院一项关于农村老人对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水平满意度的调查显示，认为现在发放的55元很管用的老年人只占30%，其余70%的人认为这点钱不管用，对这个标准并不满意。 此前新疆、北京等地已提高了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待遇，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值得借鉴。从2013年7月1日起，海南省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人每月85元提高至每人每月100元，这是海南省委、省政府2013年为民办实事十大事项之一。 另外，“农村的养老保障体系存在城乡、区域等各方面的差异，而且存在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的顽疾，这种情况还会客观存在一段时间。”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政府财政资金多年的缺位，也使得农村养老不得不面临资金短缺的难题。 2．曹先生和他的老伴徐女士都是Y市江都区浦头镇吉孔村的村民，曹先生是退休教师，有自己的养老金，徐女士在2010年参加了新农保。由于参保的时候徐女士已经超过60岁，按照规定，无须缴纳前15年的保费，每个月可以领到60元的基础养老金。 2011年，徐女士只领到了10个月的养老金600元，剩下两个月120元没有领到，截至2012年3月29日也没有领到一分钱。 曹先生表示一年应该领到720元，但是去年只拿了600元，少了120元。2012年3月22日他又到银行去查账，仍然没有。他知道国家规定的是一个月一发，按月逐发。 不只是徐女士，吉孔村还有多位老人表示他们只领到2011年前10个月的养老金600元，2012年更是一分钱都没有领到。 农村养老保险管理处主任A解释，2011年上半年，这笔养老金已经到了社保局账上，为了避免地方挪用，社保局已经把10个月的养老金分两次提前发放，并没有按月发放。 那么为什么从2011年11月份开始，农民们的养老金又一直不发放呢?A说，负责江都区新农保养老金发放的是中国农业银行江都支行和江都农村商业银行。2011年，为了减少误差，两家银行从手工发放养老金改为使用新农保信息系统自动发放，而两家银行还在调试系统，发放养老金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吉孔村村民出现的情况并不是个案，江都区共有2000多名农村老人没有正常拿到养老金，涉及江都所有的13个乡镇。由于用户资料出现了错误，所以部分老人至今没有拿到养老金。 A表示主要是农村商业银行的机器，在升级的时候把相关的数据弄乱了。弄乱了以后就是把张三的钱发给了李四，李四的钱发给了王五。农业银行也有这种情况。 按照江都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说法，老人们的养老金早已发放，是因为银行系统的原因导致老人们没有拿到钱，那么银行方面又怎么说呢?中国农业银行江都支行营业部主任C说，江都区使用的新农保信息系统是江都社保局委托南京的一家软件公司研发的，只有社保局将所有的用户数据都交给农业银行，才能进行发放，但这一步骤社保局并没有完成，所以养老金无法发放。C还表示，A所说的将张三的钱发给李四，这种情况农行并不存在。 负责养老金发放的江都农村商业银行B经理表示，由于社保局与他们之间的数据交换出现了问题，所以拖延了养老金的发放。 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中国2012年人力社保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末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543万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如此算来，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占总量的约1/6，占外出的约1/4。不到五分之一的参保率，意味着绝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像城镇居民那样努力工作和付出，但无法享受到同等的社会福利；一些地方如果仅止于给农民工改改名这样的“虚张声势”，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与城镇居民间的巨大收入落差。 企业不愿意给农民工购买保险，是因为企业为了追逐经济利益，降低经营成本，所以没有依法承担责任，也不愿意承担法定义务，就没有给农民工购买国家法定的政策性社会保险。加上地方政府为了提高GDP，把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优势资源，以吸引企业投资。因此，职能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偏向企业，而忽视农民工参保问题，职责履行不到位、不积极，没有严格依法要求企业为农民工购买保险，更没有依法对未给农民工购买保险的企业进行惩处，由此助长了企业敢于不给农民工买社保的嚣张气焰。 然而，也有不少农民工自己不愿意购买保险，即使企业主动给他们购买，他们也不愿意购买。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农民工收入本来就不是很高，没有能力缴纳过重的社保费用，一旦缴纳了社保费用，将直接影响生活。另一方面因为很多农民工对政府缺乏信任，尤其是对于小农思想比较严重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不相信社保制度，认为与其将社保费缴纳给政府，不如留在自己手中更放心，所以不愿意参保，农村居民养老保险遇冷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除此以外。农民工不愿意购买社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社保制度本身存在制度障碍，阻止了农民工缴纳社保的意愿和信心。 众所周知，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全国转移的办法，允许职工养老保险全国转移。但是，按照各地实施办法的规定，社保费用能够全部转移的只是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而单位缴纳的资金只能转移部分，还有部分单位缴纳的资金必须留在转出地。而单位给职工缴纳的社保费用，本身属于农民工工资的一部分，一旦农民工要转移社保就必须损失一部分资金，就使得一些农民工宁可让企业把应该缴纳的社保费用直接作为现金发放到手，也不愿意拿去缴纳社保费。要知道，转出地截留下来的社保费用相当于农民工一个月的工资。 有关人士认为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社保转移制度，应当允许单位缴纳的社保费用与个人账户资金一样全部转移，减少农民工的损失，以提高农民工的参保意愿。 4．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国农村根深蒂固，家庭赡养一直是最重要的养老方式。以自给自足为基本特色的农业社会中，“子承父业”高度概括了上下两代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稳定的世代交替，能在家庭内部自然的完成赡养老人的职能，并形成相应的道德规范。但是随着以社会分工为特征的工业社会的到来，这一自然稳定的关系就被打破了，子女的劳动技能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劳动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代与代之间的独立性增强，农村同样是421的家庭结构，子女的负担很重。这一切使赡养老人这一传统道德的约束力也在日益递减。 赣鄂皖一些乡村的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农村老年人面临着经济供养、医疗健康、生活照料、精神抚慰等诸多共性难题，其中养老保障是重中之重。不少老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老年生活难以维系。 已80岁的H省L县退休干部、原县科委主任蔡炳文，曾多年在乡镇工作，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他说，近年来“养儿防老”受到了严重冲击，在很多农村地区，子女无力赡养、互相推诿、财产分配不均、家庭关系不和等导致老年人无人赡养的情况屡见不鲜。一些地方孝道文化备受冲击，老人想靠子女赡养“根本靠不住”。 作为农村养老另外一条重要防线的“土地养老”也难以为继。安徽界首市田营镇一位村干部对记者说，现在好多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留下老人和孩子，农忙时年轻人也很少回家，所以老年人里里外外种地种菜，特别忙、特别累，再加上有病不治，不少都累死了!很多学者感慨，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持续推进迫在眉睫。 众益伙伴老年文化发展中心项目主管邢焕萍认为，土地养老是指农村老年人依靠自身承包经营土地的种养收入进行自我养老，这仍是我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但这是以老年人身体健康尚存劳动能力为前提的，一旦健康状况不允许他们再下地劳作时，他们往往会因病致贫、贫病交加，相当一部分老人的处境十分糟糕。 蔡炳文谈到，如今城市都在搞社区养老服务，每个小区都建设“托老所”，提供一些送餐、娱乐服务，可是在农村就没有这些，但农村恰恰是空巢老人最多、最需要这种服务的地方。 不少基层干部和农民还表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村养老问题的投入不足、重视有限，农村养老保障网络不到位。江西省乐安县流坑村村民董明旺说：流坑村6000多人，村子这么大，老人这么多，没有一个老年人组织，村部旧食堂一直空着，就是不让做老年活动场所。老人们只能集中在农贸市场上坐坐玩玩，夏天乘凉，冬天晒太阳。 5．“新农保”和以前一些地方实行的“老农保”有以下区别： 老农保主要是建立农民的账户，新农保在支付结构上的设计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一部分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而基础养老金是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的。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 过去的老农保主要都是农民自己缴费，实际上是自我储蓄的模式。而新农保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是三个筹资渠道。特别是中央财政对地方进行补助，这个补助又是直接补贴到农民的头上。它是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的惠农政策。 6．“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养老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新农保”政策的实施使“老有所养”的目标得以进一步实现。“新农保”的积极意义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新农保”按照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原则，实施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的缴费方法，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贴，在农民60岁的时候可以领取至少55元的基础养老金，并按照渐进原则，逐步提高其待遇水平。尽管现阶段的保障水平较低，但相比之前的“老农保”已有很大进步，成功向社会养老迈进，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子女的经济负担，使农民养老无后顾之忧，增加其消费能力，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为其老年生活提供了保障。 长期以来，我国实施以农业促工业、以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策略，加之城市居民有包括养老、医疗等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居民在此方面的保障却极低或处于空缺状态的现实更加剧了我国城乡发展的二元化，城乡差距越来越大。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若再考虑城镇居民的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和津贴的话，城乡差距会更大。通过对农村居民推行普惠制的养老保险和之前的“新农合”双管齐下，有助于减轻农民的生活负担，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有助于将来实现城乡统一保障体系的链接，从而有益于加快农村劳动力的正常流动，扩大农民的就业渠道，增加非农收入，减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剪刀差，加快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城乡统一发展的社会经济目标。 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体系很不合理，资本主要流向政府和企业，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普遍偏低。近年来我国GDP平均以8%的速度增长，而人均收入增长却远低于经济增长，收入低的现实难以产生与产品生产相符合的国内需求。因此，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得不依存于外部需求，为扩大竞争优势，往往通过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等手段，从而形成一种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低迷、外部需求迅速下降的情况，扩大内需成为解决我国产品供应过剩问题的首要途径。我国4/5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他们的生活需求潜力是巨大的，由于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低，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养老、医疗、教育等)较大，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消费能力。通过新农保的这一民生政策的实施，实际上就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无疑会有助于降低他们对未来养老的担忧，增加消费能力，进而通过经济学中的乘数效应，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民强国。 7．2014年2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汇报，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会议指出，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使全体人民公平地享有基本养老保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推进“新四化”建设的需要，这既有利于促进人口纵向流动、增强社会安全感，也有利于使群众对民生改善有稳定的预期，对于拉动消费、鼓励创新创业，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决定，在已基本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基础上，依法将这两项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保持基本一致。基金筹集采取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的方式，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为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鼓励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为参保人缴费提供资助。 会议要求，要整合资源，推动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投入。大力推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改进管理服务，做到方便利民。要严格基金监管，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让亿万老年人心中有底、基本生活无忧。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5年5月20日下午4时，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一所小学门前，黑压压站满了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一年一度的择校大战开始以来，这里的空气中似乎充满了火药味。 “家里有人没?拿多少钱?”几个家长围在一起，压低声音，相互讨论着择校的话题。听说记者来了，家长们都推脱着散去。一再恳求并得到不署名的保证后，李女士和记者聊了起来。她一脸无奈地说，由于孩子成绩一般，只能走择校一条路了。 “择校的钱是不能少的。择校费加上托人送礼，我准备了6万元。” 据李女士介绍，6万元是这所名校公开的“黑市价”。 “专门有人凭着关系靠介绍择校发财，事办咸了自然要感谢人家。不成的话钱也会一分不少地退回来，很讲信誉。”据了解，沈阳市民目前的年人均收入为8000多元。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夫妻双方都在岗的普通市民家庭，要近4年时间不吃不喝，才能凑足这笔钱。 材料二 一位校长向《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透露，省内某知名中学初一今年计划要招多个班级，其中除了够择校分数线的学生每人交2万多元的择校费外，其他不够择校分数线的学生按照学校划分的分数段交钱，“只要肯交钱，就能上学。每位学生除了巨额择校费外，差 3-10分，交2.4万元，每差一个分数段，多交5000元钱，以此类推。” 2005年8月19日，管城区一位为孩子交了5000元择校费的家长李晶说：“真是很神秘呢，我们自己交还不行，必须把钱给所托的朋友，让他去交，他出来了告诉我们一句话，孩子24日可以来上学了。这学校最后连白条都没有给我们打。” 材料三 连日的绵绵阴雨并没有打消许多上海家长择校的热情。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一个好学校，他们在各名校间往来穿梭。“出点赞助费能进去已经很不错了，就怕有钱没地方要。”一位家长向记者抱怨。 钻“就近入学”的政策空子，一些家长想方设法，托关系、攀亲戚，把孩子的户口甚至全家的户口转到离名校近的地区。比较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倒挂四老家”，即家长自己有住房，将户口挂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家，这是因为老人家附近的学校是名校；二是“挂入亲朋家”，有些家长将孩子的户口迁入姑妈、舅舅或朋友家中。 实在没门路的，只能狠下心来，顶着一路飙升的价格在名校附近买房。一位家住浦东新区的家长最近在卢湾区一所小学旁花40多万元购置了一套只有35平方米的二手房，就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就近入学的正当理由。由于房子小，一家三口没法同住，只好由孩子的外婆担当起照顾起居、负责接送及监督学习的“陪读”角色。 上海市教委网站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调查，对“孩子进入就读学校是否交赞助费”问题，有46.76%的家长选择“是”，35.59%的家长为孩子选择的学校是“非户籍所在地， 自己选择的学校”。 材料四 据了解，“择校费”已经成为民办学校和一些公立学校主要的收入来源。有报道说，2002年，北京市近800所中学就有200多所在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择校费超过10亿元；小学的择校价码也不示弱，海淀、西城、东城三区，稍有名气的小学择校标价已升至5万元以上。在一所著名的寄宿制小学，除一年9咖元的寄宿费，从小学到初中 9年还要交7.7万元赞助费。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称，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要花这么多钱，在世界各国都绝无仅有。 一位学校领导告诉记者，“赞助费”是提高学校老师福利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赞助费”，学校维持下去都很困难。另外，学校待遇好， 自然会吸引来优秀教师，良好的师资又会带来较高的升学率，高升学率正是学生家长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巨额“赞助费”似乎是孩子不走邪路的保证。一个民办高中的边老师对记者说：“我们学校的外地生源多，他们的父母多是做跨省生意甚至跨国生意的，根本不能照顾孩子，有的孩子已经3年没有见过父亲了。有的家长把孩子宠坏了，根本管不了孩子，只要学校能管住孩子，多少钱也肯花。” 正因为校方和家长都存在着相应的需求，所以“赞助费”一直存在。尽管有关教育部门对每个学校招收择校生的名额严加控制，但是愿意交“赞助费”上“名校”的家长，不抱怨要交的钱太多，只担心自己没有门路。 材料五 教育部明确规定，城镇子女上学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这一原则现在受到“择校风”的挑战。而“择校风”的盛行，进一步加剧了学校生源“饱”与“饿”的两极分化。 北京一所著名的实验小学，家长为把孩子送进学校，想尽办法把户口迁到所在“片”，造成学校所在学区学生人数猛增。每到开学，又有大批家长前来，要求让孩子入学。为挤进校“门”，家长费尽了苦心，少则吏二三万，多的五六万，就这样，还要看孩子的成绩以及领导部门“条子”的软硬。 提起择校，一些学校的负责人也是头痛不已。他们解释说，学校不是生活在真空，有些领导部门的条子不能不照办。事实上，在个别中小学，有的班学生人数已达80人甚至上百人，上课的感觉和在大学的阶梯教室没有区别。在如此多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属于“照顾”的择校生。 一位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傅先生说，谁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国家提倡“就近入学”，但我孩子那所名校大约七成学生是收费生，这还叫“就近入学”吗? 当前，一些城市通过“电脑摇号”进行招生， 目的是想淡化学生家长的择校观念，给学生提供一个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同时也为普通学校保护一些生源。 石家庄市一所“国有民助”中学，教育局按照每个班45名学生的数额进行了电脑摇号，分到该校的学生为360人。但事实上，摇完号不久，各种各样拿条子的入前来，学校因此又多招进枷．多人。 材料六 “上个好初中，还不是图将来能上好高中、好大学!”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这样说。也就是说，高考的“阴影”已经“延伸”到了这些十一二岁、刚刚懂事的孩子身上，本来负担不轻的他们由此“雪上加霜”。 “照这种办法上学，孩子的天赋和爱好很容易被抹杀，培养出来也容易‘千篇一律’，”一位张女士打来电话说。她的孙女现在上五年级，从小就喜欢种花，还喜欢文学。可是为了参加明年升初中的择校考试，孩子从三年级起就上了奥数班、作文班和英语班， 目前连周末都没有，更别说其它“爱好”了。 另一位家长表达了同样的担心。她的孩子原来爱好弹钢琴，并且已获得了级别，但为了明年参加择校考试，已有一年时间没练琴了，她真担心孩子的钢琴水平会因此下降。 准备考试的着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家长更着急。一名姓张的家长说：“万一再学不好不就白忙了吗?所以上了的也轻松不下来。这样的学校好学生多，我们得赶快让孩子先补习补习，免得将来跟不上。”虽然眼下正值暑假，记者所到的中学和小学几乎都有学生补课，其中西七路一家中学门口挂满了招生标语和通知，门口还有两家招生单位摆着桌子。 材料七 在不少中小学声校，一间间并不宽敞的教室，几乎全被学生课桌填满，拥挤不堪。记者近日在部分城市中小学名校调查时发现，五六十人以上的班级“臃肿”现象比较普遍，人数最多的达到八十甚至百人。由于班里学生太多，一些老师的精力显得不足，教学田此而“偷工减料”。对于这些名校来说，校园建设跟不上生源的迅速增加，已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多的普通中小学校，特别是一些厂办子弟学校，却面临着生源不足的困扰。 按照有关规定，学校一个班的生源配置为45人到50人。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在很多学校变成一纸空文。石家庄市第六中学过去是全省重点中学，这所学校目前初中在校生近 2000名，班级32个，平均每个班的学生人数超过60人。学校负责人对记者说，学校不是不想采取小班制，由于师资力量、教室数量等有限，面对越来越多的生源，惟一可以变通的办法就是扩大班级人数。如此以来，学校资源日益捉襟见肘，全校已没有一间富余的教室。 石家庄市九中也是一所名校。目前这所学校初中班有87个，平均每班六七十人。学校负责人对记者说，今年学校初一本来打算设20个班，但由于学生太多，不得不增加到 27个。 在石家庄市裕东小学六年级一班，记者看到，学生课桌从后墙一直顶到了讲桌，如果要关后门，则需要三个孩子同时起立将各自课桌挪开。紧挨讲桌的一边还有一张课桌，学生们笑着称之为教室“特区”。这所学校每个班的学生已达到所能容纳的极限，而与之相伴的是，学生活动的场所越来越小。 在名校“撑得太饱”的同时，另一些普通学校因“生源不足”叫苦不迭。河北省太行机械厂子弟学株较长李城文说，这所学校小学班编制12个， 目前只剩下8个，一个班最多 40多个学生，最少只有20个。据了解， 目前石家庄市共有厂办中学50多所，大多面临着“生源不足”。 材料八 名校班级的“肿胀”，造成了教师嚷累、家长不满、学生喊挤等多方的不满，教育界人士说，这种状况亟待加以改善。 一位名校教师告诉记者，课堂应该是老师与学生互动，有问有答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欲望，那么多的学生，就算每人轮一次，恐怕也得一个月。北京海淀区一位著名中学的老师认为，数学这门课几乎每天都要留作业，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但现在每天光修改作业这一项就让他力不从心。由于工作量大，难免有老师疏忽大意的情况发生。贵阳一中毕业的一位学生回忆当年上课的情景，至今感慨不已：“当时班上有100来个学生，只好在所谓阶梯教室上课。光线差，人又拥挤，坐后面的就乱成一团，做小动作，大声讲话，有好几位上课的老师都被这样气走了。我的眼睛也是在那时搞坏的，考试复习的几个月，以每月100度的近视递增，有的学生还变成斜视，学校只好采取每周大轮回的换座位法解决。”医务工作者指出，过多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上课，最起码的健康都得不到保证。例如冬天上课，大家挤在一个小教室，门窗紧闭，呼吸那“有限”的空气，既容易传染疾病，又使学生的精神状态受影响。 材料九 教育界人士认为，出现著名学校班级“臃肿”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一所著名学校和一所普通学校，在师资力量、资金分配、硬件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北京一普通中学的校长说，我们学校一年的经费才100多万元，而某重点中学建一个操场就花了1000多万元，两者根本是没法比的。因为各方面悬殊太大，进一步导致了优秀师资、学生向少数重点学校集中。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城市人口以及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入学孩子的数量骤然增多，而学校建设显得相对滞后。另外，薄弱学校的改造不够彻底也是一个原因。希望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扩大教育资源，尽可能实现小班化教学，使孩子个性和潜能得到发展，尽快改变目前名校班级“臃肿”的状况。 西安市某中学校长忧心忡忡的说，“这种择校现象如果不尽快得到有效遏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会不断拉大，导致恶性循环。这样就造成了少部分学生享受更好教育，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享受不到。择校不仅是对普通中学的不公平，更是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 材料十 “孩子只要到名校就可以成才了吗?会不会因为学习不好而受不到老师的关注呢?”今年赶了六七次场，让孩子参加了数场名校、分校考试的家长关灵，最终把孩子送到了西区某知名中学，她共花去了2万多元择校、请客费用。身为下岗职工的关灵感叹道：“这简直是在赌博，我把下岗后买断工龄的钱全给孩子交了学费，可不知道生性调皮的孩子在那里能不能为我争气。” 一位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孩子去好学校上学，也不一定会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因为部分中学用减低或减免费用的办法吸引尖子生，这些优秀学生可以享受到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可对更多的普通择校生而言，他们受到的关注自然要少得多。并且这些优秀学生所用去的教育费用不是凭空得来，如果没有普通择校生交的巨额择校费供养，学校愿意舍本减免优秀生的费用吗? 材料十一 甘肃省杜科院社会学家毕可生说，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凸显：在小学阶段，学生之间已开始以成绩论英雄，，让学生产生“学习成绩不好即差生”、“上不了好的初中学校即失败”的心理。同时，有钱有权人家的孩子却可以通过掏高额费用和各种关系来上好的初中，教育公平严重缺失。择校现象的出现，扩大了阶层差距，加重了家长负担，破坏了社会和谐。 一位教育学者指出，有钱才能上到好学校的现象，形成了教育两极分化的市场格局，使受教育者从接受教育的那天起，就被宣布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条原本相同的“．起跑线”已不复存在。如果校际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必然会导致和扩大社会的不公平，必然使大多数一心盼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家长，因自己的无权无钱而痛失这种本应属于他的权力而倍感不公平。他认为，一种公平的教育制度，应谊是有助于减轻社会的不公平，而不应加剧社会的不公平。 材料十二 近日，北京市政府在一次规范中小学招生和收费行为的会议上，再次提出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建立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有效机制。不过人们对此仍有疑虑：其一，社会上关于“教育局长怕重点中学校长”的传闻持续多年，一些重点中学乱收费行为屡禁不止(此次规定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是否与个别校长对政令置若罔闻有关?其二，政府此类规定年年发，对学校的落实情况却没有年年查，加上此类规定中从来没有惩罚细则，致使管不住校长的政令，充其量不过是向社会的一个面子上的交代：我管了，他不听，我也没办法。 教育部长周济近日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等。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中国社会病得不轻!”看到《参考消息》刊登的外媒对我们的评价，真是令人感到难堪汗颜。中国富裕强大了，这无可辩驳，难道道德上的“东亚病夫”向我们走来了吗? 从冠生园陈馅月饼到鸳鸯林敌敌畏火腿肠到空壳奶粉到三鹿三聚氰胺事件，等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后果越来越可怕。一些生产经营者为了牟取暴利，置公众生命健康于不顾，在产品中肆意添加各种有害化学添加剂，或是采取其他非法生产加工手段。肉类加工巨头“双汇”被爆出使用“瘦肉精”，继而上海染色馒头横空出世，消费者的惊魂尚未安定，“地沟油”“香精包子”又“前仆后继”屡屡现身。类似的餐桌丑闻，让公众无不为之“谈吃色变”。本应该充满温馨和幸福的餐桌，却成了考验每个中国人化学知识及鉴别能力的“考场”。“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温家宝痛心疾首地斥责这些行业道德败类。 佛山女童小悦悦遭两车碾轧，十余路人无人施救，其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再次触痛了人们的神经。见义勇为、扶危济困本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南京“彭字案”、天津“许云鹤事件”的接连发生，让“摔倒的老太太”变得是那么的“扶不起”，每个人都在担心做了好事反遭诬陷——假如再碰上一个“葫芦僧”似的法官，让袖手者似乎又多了旁观的理由。有网友甚至感慨道，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葫芦案”，让我国的道德水平至少倒退了三十年。还有一些号称精英的知识分子，学术腐败屡见不鲜，令人扼腕!在“金缕玉衣”骗贷事件中，作为社会精英的专家，为了一己私利联手“作伪”，竞将伪造的玉衣估价24亿元。还有广西一个仅有三千余人的偏僻山村温江村，却因为有一百多名青壮年在外地因抢劫入狱而“声名鹊起”。“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混黑社会”，这种黑白颠倒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导致温江村青年道德迷失的主要原因。 一系列的道德失范案例，给我们上了沉痛的一课。清除道德滑坡的丑恶现象，让道德底线止跌回升，需要深刻地反思，更需要有力的举措办法和法律的坚强后盾，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齐抓共管、相互配合。 2．“以前因为执法方式方法的问题，我们和商户的关系比较紧张。受全县道德建设影响，我们的执法队伍也出现了一些变化。之前的暴力执法消失了，随之而起的是文明执法。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自觉摒弃了‘吃拿卡要’等不好的‘习惯’，将好的东西带到工作中，对违法违规商户不再是直接扣押商品，而是跟他们说规定讲道理，并帮助他们搬走违规放置的商品。”据某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马某介绍，随着工作态度和模式的转变，执法人员和商户之间理解多了，隔阂少了，矛盾纠纷也不断减少，执法队伍的工作量日益减轻，单件问题执法时间也较之以前缩短了很多。“现在管理起来省事儿多了。”马某由衷地感慨道。 “以前挺讨厌他们的，现在开始体谅他们，觉得他们工作也不容易，特别是后来他们执法态度转变以后，经常给我们讲解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有什么事儿的时候还帮着我们解决，我们也开始由排斥到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同时，作为一个商户，受全县道德建设大气候影响，我们自身的素质也在不断提高，自觉退店经营，不占道、不违规。”该县盛达电器负责人邓某说。 该县委书记李某曾经说过，社会管理中道德约束很管用。这种约束不单单是对一个个体而言，还包括组织和机构，也不仅仅针对执法对象，也涵盖执法人员。他介绍说，和过去相比，现在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了，在生活自由、言论自由影响下，新思潮不断涌现，是社会的进步。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诸如浮躁情绪增加、各种诉求增加、社会矛盾增加等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管理难度也随之增加。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开始体会到，管理社会需要法律的硬约束，但道德的软约束也不可忽视。因为这些矛盾和问题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的必然要求，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不可能都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解决，平时抓好道德建设就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道德建设好比‘防火’，出了问题再去打击惩处就好比‘救火’，如果到处着火，救也救不过来。抓思想道德建设，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观念强了，是非标准对了，道德文明的社会环境就会逐渐培养起来，整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抓思想道德建设就是抓社会管理创新。”李某说道。 人的思想有先导性，往往先于实践。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氛围，这不仅是维护正常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有利于从根本上铲除滋生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唯利是图、坑蒙拐骗、贪赃枉法等丑恶现象。 思想道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境界和灵魂。如果一个地方缺乏诚信环境，缺乏公平正义，政府不讲公平，商人不讲诚信，百姓不讲道德，这个地方什么事情都搞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抓思想道德建设就是抓发展，就是抓民生，就是抓科学发展观的落实，谁抓谁受益。 3．某村有一个青年，不愿赡养老人，为此老人曾喝农药试图自杀，村中的“老年道德评议会”多次到他家中做工作无效后，将这个青年的大名在村中的“道德公开栏”不孝典型上“曝光”，并要起诉这个不孝子。小两口坐不住了，央求道德评议会：“俺们改还不行吗?”改当然行，只有改了才能“摘帽”。小两口果然变了，变孝顺了，小伙子的名字也从反面典型上抹去了。像这样用道德的约束化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的例子，在该县还有很多。 道德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不可能所有的矛盾和摩擦都需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去解决，有的社会问题也不是靠法律单方面能够解决的。管理社会既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法律主要是一种外在力量、客观约束，而道德是一种内在因素、自我约束。以良好的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影响、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言行，人们的道德观念强了，是非标准对了，社会风气好了，社会矛盾、摩擦和冲突自然而然会减少。 该县通过组织吸收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德高望重的乡村草根领袖成立“老年道德评议会”，组织吸收先进青年、志愿者、网民成立“青年敬老协会”、“志愿者协会”和网络志愿者组织，建立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群众性道德建设组织网络。通过这些群众组织，让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各种社会矛盾纠纷明显少了，很多事也可以通过道德组织得到有效化解。 社会和谐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好坏。通过道德建设，弘扬社会正气、宣传高尚情操，引导人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主流价值观，在好人好事成为普遍现象的同时，一些自私、狭隘甚至抱怨、仇恨、敌视等不和谐的因素也自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4．衢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民风淳朴，百姓崇德向善。近年来，衢州市顺应时势，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把道德建设作为关系全局的重要任务来抓，大张旗鼓地宣传典型、树立典型，在全社会开展“做最美衢州人”道德实践活动，努力营造真、善、美的社会环境，取得了良好成效，社会道德水准稳步提高。 以官方的力量推动全社会的道德实践。2011年11月10日，“最美教师”事迹发生后，衢州市委迅速作出决定，及时举行“最美教师”先进事迹报告会，部署开展“做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衢州人”学习实践活动，号召全市干部群众向“最美教师”学习，在工作中、生活中负责任、有爱心、讲奉献，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岁末年初，衢城掀起了学习“最美教师”的热潮，人们纷纷投入到岗位争先、扶贫帮困、公益服务、爱心捐助等活动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助推着爱心和善行，助推着普通生活中的道德实践。 2012年3月4日，市委以学雷锋活动为序幕，在全市组织开展“做最美衢州人——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把道德实践活动推进到价值观层面的探索和实践。通过开展大讨论活动，通过归纳、提炼本地、本单位、本系统的价值观，“八荣八耻”更加深入人心，核心价值体系更加生活化、大众化，成为具体明确的行为导向和价值取向。 用身边的典型来教育人、感召人、引导人。伟大永远存在于平凡之中，凡人善举往往透露出人间真情。在树立“最美衢州人”过程中，衢州始终关注并放大生活中的真善美，努力挖掘典型人物身上蕴含的朴素的价值观，大力呼唤人们心中的爱心和善意。对于“最美爷爷”占祖亿，我们把他作为“一个一辈子做好事的老农民”来宣传，关注他的日常言行和道德积累。对于“最美教师”群体，我们推崇他们身上的爱心、责任心，号召全社会都来学习身边的好人好事。一个典型身上有一股精神，一群典型身上体现的是整个社会的美德，衢州在实践中十分注重以典型的力量引领公民道德建设。 树立典型、弘扬美德的过程，也是群众从被动到主动、从个体到群体、从自发到自觉推动道德实践的过程。在全社会掀起“学习雷锋好榜样，争做最美衢州人”的热潮中，人人学“最美”、争当“最美”已经蔚然成风，“最美衢州人”不断涌现出来。2011年，“最美教师”与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丽水“最美姑娘”叶霄雯一起，作为“最美群体”同时入选“浙江骄傲——2011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同时，社区工作者叶兰花荣获提名奖，“最美爷爷”占祖亿被评为“浙江骄傲年度致敬人物”。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道德建设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在道德建设中，党员和干部的言行举止起着示范带动作用，引领着社会风气。我们把公民道德建设和机关效能建设结合起来，引导、推动党员干部比学习、比业绩、比奉献，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促进社会风气的不断好转。 5．下高速路进入青县，对面桥上的八个大字就映人眼帘：孝敬、友善、诚实、勤俭。这是青县给自己确立的核心价值，也是青县人长期坚持的道德实践。十年来，青县人对此身体力行，涌现出1300多名道德模范，其中，受到国家、省市级以上表彰的道德模范有50多人，点滴爱心汇聚成情感海洋。 谈到“青县现象”的成因，不得不说起一档电视节目——《德化人生》。在青县和周边地区，每个周一晚上8点，收看青县电视台《德化人生》节目已经是老百姓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该栏目十年如一日，始终关注着普通群众中涌现出的道德模范，并通过镜头将其展现在大家面前，其真实感人的风格不仅深深吸引了本地人，就连周边地区的很多人都成了它的“铁杆粉丝”。 作为全国第一个以公民道德建设为主题的电视栏目，《德化人生》自2001年12月开播之初，便将报道对象确定为“道德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叙述视角锁定为“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独特的报道对象和叙述视角一开始就打动了观众。每期节目、每个故事总能击中他们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潜移默化之中，人们开始学习故事主人公的言行，并将其施予周围的人，道德的种子就这样在青县人心里萌发、成长，直至成为一棵参天大树。 69岁的孙志民是青县城南居委会居民。2003年退休后，始终放不下居委会的工作，只要是社区里的活儿，他都愿意参加，从来不计较得失和报酬。九年来，孙志民义务为社区居民修过灯、通过下水道，劝过架、平息过争吵……一件件小事加起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说实话，我开始关注道德模范、学习道德模范是从看《德化人生》开始的。”孙志民老人一语道破“天机”，《德化人生》的正面影响力也可见一斑。 6．通过十多年来的探索和实践，青县找到了一条可行、管用的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路子。 在县乡两级建立了公民道德促进会，通过组织吸收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德高望重的乡村草根领袖，在村街、社区、企业等基层单位成立“老年道德评议会”，组织吸收先进青年、志愿者、网民成立“青年敬老协会”、“志愿者协会”和网络志愿者组织。目前，全县共成立县级道德促进会1个，镇局级道德促进会103个，老年道德评议会440个、青年敬老协会270个，志愿者总会1个，志愿者分会24个，农村社区志愿者组织79个，网络志愿者组织4个。正是依靠这些群众道德促进组织，宣传道德规范，评议道德模范，才使得全县的道德建设不断深入、局面日益活跃。 建立了“两栏、两基地”。“两栏”，就是《德化人生》宣传专栏和道德建设公开栏，其中，道德建设公开栏设在全县每个村街、社区、机关、企业等基层单位，宣传好人好事，曝光不道德行为。“两基地”，就是建立室内、室外道德教育基地，投资1000多万元在全国率先建设了“思想道德建设展览馆”，通过文字图片、影像资料、实物展示等形式，全景式、立体化展示公民道德建设成果。在县城中心公园设立了“道德楷模荣誉墙”，将道德模范铭刻在上，让人们世代传诵，争相效仿。正是有了道德宣传，有了可模仿的对象，青县百姓才开始学习模范、争做模范，道德建设才不断深入人心并外化为人们的日常言行。 提炼出“孝敬、友善、诚实、勤俭”的青县人道德标准。各行业、各部门围绕这一道德标准建章立制定规范，组织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群众性道德实践活动，覆盖到各个群体，渗透到各行各业，成为青县人共同自觉遵守的核心价值观。在农村和社区，开展孝敬模范、教子模范“两模”评选活动；在机关单位，开展干部下基层、“结亲帮困促和谐”活动；在企业商家，开展“诚信商家”“道德企业”“道德员工”创建活动；在学校，开展“道德教育第一课”“小手拉大手”主题实践活动；在社会，开展“志愿者在行动”活动。道德建设平台的搭建，使道德实践活动有了可资进行的载体，普通百姓都能参与其中，潜移默化下，人们的道德素质不断提升，社会风气日益优化。 依托“三会”组织，县、乡、村层层评比，逐级海选、挖掘道德模范。对县级评出的年度“感动青县”道德模范，坚持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并重。并将一年一度的“三干会”变成“群英会”，主要表彰全县各行各业的好人好事，普通百姓、优秀公民成了会议的主角，对弘扬良风美德起到了很好的启发效果。连续多年举办了“感动青县”道德人物颁奖盛典，县财政拿钱对道德模范给予五千至一万元的奖励。特别是注重从机制上保障让好人有好报，成立了“好人后援会”，设立了“道德建设公益金”，还出台了对贫困道德模范救助的办法，从就医、入学、就业等各个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减免和帮扶，让贫困道德模范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人们说，青县的道德模范多，青县的好人多。其实，能评上道德模范的毕竟是少数，继承着五千年传统美德的是千千万万绝大多数心存善良的普通百姓，他们才是社会的主流，才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长盛不衰的希望。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心存善念，都遵纪守法，都严守底线，都在需要的时候有起码的爱心善举，这个社会就会充满温暖。 “我们就是通过挖掘这些‘平民英雄’，宣传这些‘凡人善举’，让道德精神相互传递，让道德信念相互感召，让整个社会爱心涌动。正所谓积小善就能成大爱。”青县县委书记李新平如是说。 一个地方就像一个人，在不断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总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形象和特质，或时尚或质朴，或热情或深沉……而这些，会像烙印一样，成为这个城市的标志，让人们铭记，引人们思考。 7．下面是Q省文明办的一名工作人员搜集的8则材料： ①国际国内的教训一再证明，道德败坏了，一定会反过来损害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三鹿奶粉”事件，不仅彻底毁掉了一个著名的企业，而且伤害了全行业，伤害了相关地区，甚至伤害了国家形象。这样的教训，可以促使人们进一步认清新形势下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②道德主要依靠良心的自觉发挥作用。人的良心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儿童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良心形成的过程，就是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良心就是内化的社会道德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肯定和奖励，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言行会受到否定和相应程度的惩罚，人们在激励与约束相辅相成的机制中经受着道德磨炼。这一过程表明，道德良心仅仅靠正面的肯定和奖励是不可能健全成熟的，而是一定要有相应的否定和惩戒机制，才能促使人们形成“趋善避恶”的条件反射并养成道德行为习惯，逐渐形成健全成熟的道德良心。这就是说，道德良心既是“奖励”出来的，也是“惩罚”出来的。 ③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现象值得人们反思。比如，一些人一面抱怨“人心不古”“人情冷漠”，一面又提醒家人“出门少管闲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一面抱怨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一面又对廉价仿冒名牌趋之若鹜；一面抱怨公共秩序混乱，一面又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逆行闯红灯，等等。这种相互矛盾、“双重标准”的心态，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正是当前道德问题突出的温床和土壤。 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古训所揭示的道德哲理，在今天，依然是激励每一个国人立德向善的大智慧。一个具有五千年道德文明史的伟大国度，一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伟大民族，继续涌动的，依然是波澜壮阔、大浪淘沙、奔腾向前的道德主流。 ⑤道德需要终身学习和修养。儿童道德良心形成的过程，与成人遵守道德规范的良心机理是一致的。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面对更多的利益诱惑和欲望冲动，面对新旧道德规范的碰撞激荡，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新的道德良心的养成，既要靠学习教育、靠舆论引导，更要靠制度强制，包括靠法律惩处的“威慑”。人们往往只看到发达国家公共秩序良好的一面，却忽略了发达国家社会公德背后的法律支撑，当闯红灯、乱停车、随地吐痰等轻微违法行为的代价都高昂到承受不起时，人们自然就会变得更加“有道德”。中国自从实行“醉驾入刑”以来，酒后驾车的人数陡然下降。这是道德觉悟提高了，还是惩戒机制奏效了?答案显然是：双赢!因为法律本身也具有思想教育的力量，可以促使人们将道德行为由他律转为自律，并通过正确行为的反复强化、对不良行为习惯的反复矫正，逐渐使遵守道德规范成为一种不再需要外部监督和意志努力的自觉行为。治乱当用重典，治理当前的道德突出问题，必须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作用。 ⑥加强道德建设，治理道德问题，是一项全民共建共享的民心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担当。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成为道德建设的参与者，而不能只当旁观者；都应该成为良善道德环境的维护者，而不能只当享受者；都应该成为躬身行德的实践者，而不能只当评头论足的“批评家”。 ⑦正视和治理各类道德问题，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觉醒起来，决不能对道德建设有丝毫的轻视和懈怠；就是要在行动上进一步加大力度，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没有道德领域的进步和发展，就不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在道德建设上，要做实功而不要务虚名，要日积月累而不能急功近利。要真正把道德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纳入政绩考核指标，纳入干部奖惩评价体系。 ⑧强调道德建设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就是强调道德建设人人可为、时时可为、处处可为、事事可为。每个公民都负有道德建设的责任，都是道德建设的主体；道德建设的成就人人有一份功劳，道德领域的问题人人有一份责任。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一个人的德行能够折射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是我们理想的道德家园。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可谓红透大江南北。 事实上，除了《爸爸去哪儿》，类似的亲子真人秀节目《老爸老妈看我的》《好爸爸坏爸爸》《我猜我宝贝》也开始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各大卫视的黄金时段。更有业内人士称，接下来将有起码24档与亲子有关的节目扎堆播出。 稍稍注意就不难发现，除了近期火爆的亲子节目之外，今年让观众印象深刻的内地综艺节目也大都源自海外版权：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和《我是歌手》分别源于同一家韩国电视台的《爸爸!我们去哪儿?》和《I am a singer》；青海卫视《老爸老妈看我的》引自日本电视网公司《第一次任务》；东方卫视《舞林争霸》原版是风靡全球的美国舞蹈类节目《So You Think You Can Dance》；深圳卫视《男左女右》的版权方是荷兰某著名版权公司的《Battle of the Sexs》…… 事实上，各大卫视引入海外版权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据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以来，我国每年引进的电视节目模式平均约20种，今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0多种。有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走红的电视综艺节目90%是从海外引进的版权。 有媒体援引从事海外版权引进的某传媒公司总裁刘熙晨之语——在戛纳电视节上，中国的电视人几乎见什么买什么，“和大家出国旅游买名牌包一样，挡都挡不住”。而此前也有业内人士断言，“2013年，会成为‘版权引进’年”。 在迎来版权时代的同时，此前占据电视节目半壁江山的山寨也纷纷退出舞台。 中国电视人通过看国(境)外节目的视频，照葫芦画瓢“扒”下来，就打造成了一档属于自己的像模像样的节目。比如早期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就是克隆台湾的《非常男女》；中央电视台《开心辞典》模仿英国的《百万富翁》；广东卫视《生存大挑战》则模仿美国的《生存者》。 “之前许多电视台，对创意没有这么重视，他们觉得这是可以抄的。”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建珍说。但近年的事实证明，“山寨”只能学到一个优秀节目的“形”，却学不到其中的“神”。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芝晓更直言，之前国内各卫视之间并无“节目版权”意识，更无版权购买之说，“当年有一种说法，‘湖南卫视抄欧美，全国抄湖南’。所以，与其说这两年海外版权突然风靡，不如说，大家终于开始有了版权意识，不再‘山寨’了。” 在电视节目研究专家刘牧看来，一味依靠买版权的模式无法长久；目前国内在电视节目模式上没有形成流水线、工业化式的生产，远未达到国外的产业化运作规模，中国电视人做节目主要依赖个人，产业化核心竞争力还很弱。 “引进版权只是救急之举，不能成为根本之计。”更有业内人士表示，提高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平，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自身的原创能力。这不仅是卫视竞争的需要，也是未来我国电视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所必需的。 事实上，此前已有业内人士指出，引进过海外版权模式的团体，整体制作实力会得到提升，因为“真正的原创是在你具备一定的电视制作实务基础上的原创，如果你的实力还只能做一个特别小的演播室录播的节目，你要原创一个特别牛的模式，这是不现实的。” “不引进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老外在玩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玩，知道了以后，再去原创的话，至少是在国际一流水准基础上的原创。”该业内人士说。 目前，已有国内原创电视节目不仅在国内取得成功更开始将版权输出海外。比如，相亲节目《非诚勿扰》就是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而眼下，英国BBCW公司目前也在对浙江卫视的《中国梦想秀》进行持续论证，最早有望在今年年底达成购买协议。 2．11月17日上午，首届中国电视模式节目大赛在第十二届四川电视节上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举办模式节目大赛。据主办方世熙传媒首席执行官刘熙晨介绍，大赛共收到了各种模式节目提案210件，参赛者既有电视台制作人团队、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也有视频网站和高校学生。大赛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与不久前主管部门出台的一项新政策关系密切。 10月下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确定了明年上星综合频道调控政策，充分发挥上星频道的优势，做大力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主阵地。通知规定公益性节目播出比例要达到30%，同时还出台了限制引进、鼓励原创、防止同质化的具体措施。通知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和引进管理，对原创节目总局在节目备案、进入黄金时段、各类评优评奖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年播出的新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1个，当年不得安排在19:30—22:00之间播出。通知指出，总局将按照“总量控制、错时播出、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原则，对同质化、扎堆播出的各类节目进行宏观调控。 新政策对国内电视制播生态的影响和对节目原创的鼓励不言自明。而要真正提高国内原创节目的水平，需要的恐怕远远不止限制引进而已。 事实上，模式节目这一概念被公众所熟悉，也就是近两年的事。2012年《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热播在国内彻底炒热了这一概念，并让许多普通观众意识到模式节目也是一个可以高度市场化、带来高额利润的产业。而在此之前，虽然国内最早从事海外模式节目引进业务的世熙传媒早在2006年就与湖南卫视联合打造了国内第一档引进模式节目《舞动奇迹》，但即使在业内，大家对模式节目的认知也是模糊的。 模式节目到底是什么?刘熙晨的答案是：“好的模式节目就是好的创意加制作，它的核心是制作节目的技术诀窍和经验，并以此保持节目在不同平台播出时的整体价值。更加确切地说，它强调的是一套技术，而不是内容本身。” 不得不说的是，随着《中国好声音》带来的模式节目引进热潮，世界上最主要的六大模式节目目前都已经可以在中国各大卫视找到其授权的相应节目。许多业内人士表示，在引进模式节目的过程中，中国电视节目的制作水准在向海外优秀节目和制作团队的学习中得到了切实提高，在客观上给观众带来了实惠。 “过去观众换频道，换来换去找不到节目看，现在是从周一到周日每天都有很多节目，制作水准品质都很高，你需要挑到底看哪个。”酷6网首席执行官、原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策划人杜昉说。 而随着引进模式节目在国内越来越多，另一种声音也悄然而至。一些人开始担心，引进模式节目过多，电视台对其依赖过重，会不会压制中国电视节目的原创能力。 模式节目在全球范围的发行量是衡量其质量和传播力高低的重要标准。据了解，目前全球模式节目交易市场总额高达每年200亿元，并且以每年30%以上的增幅递增。这些节目中的70%以上都来自欧洲国家，不少优秀模式节目的版权销售收益远远高于其播出广告收益。但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中，中国的模式节目输出量少之又少，几乎处于失语状态。 “模式节目的制作需要先进的市场化理念和工业化生产制作流程，人才、理念和工业化生产方式都是在市场机制下形成的。但在中国，真正具有这样的理念和制作水准的人才是非常缺乏的。”英国ITV大中华区高级执行主任王楠说。 3．电影曾经是以一种“新奇的玩意”输入到中国的。如今电影虽不再新奇，但它却永远是一种最厉害的传播工具，承载着极为重要的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甚至展示国家形象及国家软实力的功能。所以，在很多国家都有一个形象的说法：“电影是文化的浓缩”。很多国家的电影人也有一个共识：从一个国家的电影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方法。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各种社会理论不断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造成文化和思想多元化的局面。中国电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具有独特的个性。但是，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表现什么、传播什么这样的问题常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核心理论，解决了方向性问题，解决了中国电影应该立足于什么样基础的问题。 “中国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和包容性，抓住了“中国梦”就抓住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抓住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就抓住了中国电影的精神内核。只有本体确定了，镜像才可能美丽。 其次，用“创新驱动发展”理论解决中国电影体制发展、技术发展、创作发展的问题。创新可以擦亮中国电影镜像的镜子。 中国电影的发展有目共睹，从新技术应用到院线建设都与世界前沿一致，有些甚至走在世界的前列。然而，中国电影行业的问题依然突出存在。 “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调研项目，连续三年对外国观众观看中国电影的状况进行调研。从调研结论看，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及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受访者普遍反映，中国电影在表现手法、表达方式上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问题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电影的理解。问题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是归根结底需要通过创新实现发展。无论是电影体制的创新、电影创作方法的创新、电影营销手段的创新，特别是电影创作内容的创新，都是必要的和必须的。如果只是沉溺于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不认真分析方式和方法，中国电影难以取得长远的发展。 4．江南入冬，山间的果子落尽，而文化之果高挂枝头，芳香满溢。深走浙江，推开每一扇门，打开每一座园区，踏入每一座城市，人们总能闻到那醇厚的芬芳。 长城影视上市获批、“广告传媒第一股”思美传媒即将登陆创业板……盘点最近令业内同行啧啧称羡的资本融合大动作，“浙江”二字成了最醒目的抬头。 这并不奇怪，这几年，浙江省文化市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不仅浙报传媒、华数传媒等国有文化集团成功上市，还涌现出创业板“电影第一股”华谊兄弟、“网吧软件第一股”顺网科技、“演艺第一股”宋城集团、“电视剧第一股”华策影视等一批明星民营企业。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资本的拉动下，浙江文化产业发展活力进一步释放。 2013年，宋城集团以“千古情系列演出”为依托，斥资数十亿元打造“中国演艺谷”项目；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2亿元，一举“吃”下网通信息港旗下宽带业务和相应资产；新昌美盛投入2000万元控股动漫企业缔顺科技；12月初，华策影视与克顿传媒强强联合不到半年，华策老总赵依芳又现身上海，宣布收购青年作家郭敬明旗下最世文化26%的股权……这不仅是一串光彩耀眼的数字，其中更包含了文化理念的更新、文化自觉的提升、文化自信的增强。 从浙江被中央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吹响探索文化产业蓝海的号角到今天，在敢于闯荡和变革的浙江人眼前，这片蓝海日渐清晰。 已成为市场龙头的文化企业，正搭乘资本的快艇，探索文化产业蓝海的新坐标：浙报集团抢抓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和互联网新媒体发展的有利契机，精心打造浙江在线新闻网站、边锋娱乐网和腾讯大浙生活网等三大平台；数字阅读、网络游戏、数字动漫产业加速成长。中小文化企业正借着政策、资本的东风鼓帆起航。 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出台后，今年下半年，各地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杭州、宁波、温州等地相继设立“文创办”，积极筹备“文化银行”等专业性文化产业融资平台；湖州、金华、舟山等地结合自身实际，加大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投入，并从财税、土地、人才等方面制定出台了政策意见实施细则；在即将举行的全省文化产业项目推介会上，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和投资机构将带来近千亿元的合作协议。 浙江的文化强省之路，就在脚下；美丽的事业，正在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变成一种现实而强劲的生产力。 5．首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成果报告会12月13日在山东济南举行，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华文化体验模式创新与对外文化交流平台构建、孔子文化世界行等作为对外文化交流创新项目获得首届山东省文化创新奖。 由山东省文物局承担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是中国继孔子学院之后又一个文化品牌，项目发挥山东孔孟儒家文化之乡的独特优势，创新性地开展中华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着力化解东西方文明隔膜，提升了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而在山东大学中华文化体验馆，不同肤色的青年学生穿着独具中国特色的汉服写毛笔字、下围棋的情景经常出现。“项目开设之初就明确这是一个互动交流，活着的文化传承。”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宁继鸣说，“但面对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如何选择就成了最大的难题，这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截至2013年4月，该项目累计接待海内外团体280个，体验者超过5000人次，有效提升了齐鲁文化影响力。 山东省副省长、山东省文化创新奖评审委员会主任季缃绮肯定了对外文化交流创新的重要性。他说，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是文化创新改革的重要内容，山东会认真整合齐鲁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孔子和儒学的研究与传播；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统筹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努力推动齐鲁文化走出去；发挥文化企业主体作用，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交流模式，提升齐鲁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李娥指出：山东省文化创新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推广和应用，在于将这些文化创新成果贯穿于文化发展建设的各个环节，从而激发全社会参与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形成一整套文化创新的新机制，推动山东文化事业和产业的创新发展。 6．并购，毋庸置疑地成为2013年文化产业最大的看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文化传媒板块已发生55起并购事件，涉及资金近400亿元。 不过，劲爆的并购动作背后，越来越多元化的中国文化公司在产业结构上并没有带来多大惊喜，电影、电视、娱乐、手游等众多业务更多的是独立运作，文化板块之间如何融合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文化影视方面并购金额超过1亿元的共有7起，涉及5家上市公司：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乐视网和中视传媒。 从产业面上看，众多文化影视企业的大手笔并购，似乎更多地是为了补足短板，重构产业竞争力秩序。然而，对这些企业来说，最为直接的影响还是资本市场的反应。今年以来，有并购经历的影视传媒类公司股价大多都实现了相当可观的涨幅。 值得注意的是，“每逢并购股票必涨”也引发了诸多企业的跟风行为。对此，中投顾问发布的《文化行业竞争情报分析及点评》中指出，文化传媒行业中并购潮如此汹涌，除了与企业的发展策略有关外，还与投资者的盲目操作有重要关系。 尽管并购的前景并不一定乐观，但相关政策的出台，无疑给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文化政策方面，再次提及了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已成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其实，在产业层面上，中国电影票房数据似乎更能说明市场的潜力。记者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了解到，截至12月8日，今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0亿元大关，达200.32亿元，同比增长34.63%，观影人次超过5.73亿。中国电影从100亿元到200亿元的增长，仅用了3年时间。 7．要说科技带动文化发展，就不得不提到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作为全省唯一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园区里聚集着200多家动漫、创意设计、网络数字媒体、软件，以及金融和教育机构，是省内规模最大、集聚企业数量最多，产业层次和知名度最高的产业集聚区。据悉，未来园区将从五个方面开展今后的工作：全力推进新一轮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发挥国家级园区的辐射、示范作用；继续完善公共服务和投资孵化体系建设，使园区办成民营文化企业加速发展的“孵化器”；加速园区二期建设，使园区成为民营文化产业集群规模化发展的“龙头”；深入产业规律和模式的研究，使园区成为民营文化企业发展的“试验田和研究院”；提高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办学水平，扩大专业规模，成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摇篮”。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园区将吸引文化类企业1200户，吸纳3万人就业，打造成百亿级的文化产业集聚区。 8．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除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消费环境之外，与这些国家对文化的强有力的财政投入和扶植政策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对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机构和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等，世界各国都是由政府公共财政开支的。例如，建在塞纳河岸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远远望去如同四部打开的书籍，其内部设施之豪华便捷令人叹为观止。密特朗任总统时兴建的这座图书馆，法国政府投入80亿法郎，建成后每年正常运转的经费为10亿法郎，图书馆所有工作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再如悉尼歌剧院，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化设施，当地政府新南威尔士州的财政拨款占到剧院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并且剧院维修的费用全部由州政府负担，据剧院的高级顾问讲，剧院建成之后10年的维修费用之和相当于当年建悉尼歌剧院的总投资，可见政府投入之巨。 政府对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机构和设施的投入是如此，对于从事原创性文化生产的个人和团体亦是如此。英国文化新闻部奉行“一臂之距”的投资政策，即政府对从事文化艺术生产的个人和团体的资助，不是由政府直接拨付，而是由英国艺术委员会这样的专家机构经过考核评估后决定是否资助和资助多少，且资助的面较广、数额较大。法国为抵制美国的“文化侵略”，规定电影院放映法国和欧盟国家的电影必须达到50%以上，超过70%者给予奖励。法国文化部对国家歌剧院等5个国家艺术表演团体的财政拨款，占到这些院团总收入的60%～80%不等，这个比例远远高于我国。德国各州都有文化部，据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官员介绍，该州用于艺术教育的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5%，用于博物馆、图书馆及社区文化活动的开支占州财政总支出的3%左右。美国政府对文化的直接投入很少，但通过立法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对文化进行捐赠，据统计，美国的文化团体和个人从社会各界得到的捐赠，相当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财政拨款的10倍，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投入。 各国政府不仅注重对原创性和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甚至直接对文化产业进行投入，或者出台有关政策予以扶植，甚至作为国家战略予以推进，使本国文化产业在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格局中抢占制高点和一定的市场份额。近20年来，日本政府一直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1995年，日本制定了《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提出了21世纪“文化立国”的战略方针，通过所谓“产、官、学”(即企业、政府与科研机构)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使日本的卡通、游戏以及电影、电视、音乐、出版、主题公园等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产业。韩国于1997年设立了“文化产业基金”，1999年国会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法》，2001年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使“韩流”风靡亚洲，韩国成为公认的文化出口新兴国家。 西方国家的一位文化部长说过：“没有政府就没有文化。”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使中国文化产业在未来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与市场竞争相关的体制、资金、资源、人力等一切因素必须具备，加大国家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和制定有关扶植政策，是一条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的固本之策。 9．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需要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采用数字、网络等高新技术，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支持发展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影视、数字多媒体广播、手机广播电视，开发移动文化信息服务、数字娱乐产品等增值业务，为各种便携显示终端提供内容服务；加快广播电视传播和电影放映数字化进程，积极推进三网融合；发展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和网络出版物等新兴出版发行业态，发展高新技术印刷；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娱乐设施和舞台技术，鼓励文化设备提供商研发新型电影院、数字电影娱乐设备、便携式音响系统、流动演出系统及多功能集成化音响产品；加强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网络技术等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关键技术设备改造更新。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促使立足于原创基础上的高端、龙头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并带动其他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创新发展，营造催人奋进的创新文化氛围。三、作答要求

二、资料 1. 截止2《304年底，全世界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总计为3940万。据《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冶联合评估报告》显示：截止2004年9月底，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89067例，其中艾滋病病例20786例。 据分析，目前我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68％，经采 血(血浆)途径感染人数占9.7％。此外，经性接触感染人数占7.2％，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占 2. 5％，母婴传播占O.2％，尚有13.4％传播途径不详。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 3. 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在我国中部一些地区1995年前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了艾滋病的传播。感染者多以村为单位呈高度聚集灶状 分布，重点村庄供血浆人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般为10％至20％，最高达60％。由于感染 的时间和地域比较集中，根据艾滋病的发病规律，这些地区艾滋病集中的发病和死亡高峰正在 出现，其中主要是青壮年人。 4. 艾滋病在亚洲的肆虐已经有过可怕的先例。1990年，印度医生吉拉达预言，在世纪之交，印度有可能成为艾滋病的堡垒。当时，他的预言不仅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遭到普遍 的嘲笑。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去了5年的时间，艾滋病就开始以爆炸般的速度在印度蔓延， 艾滋病感染者的数量蹿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5.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新措施不断出台，由红十字会在云南开展的艾滋病预防项目也已经取得很好的经验，然而，对于人口众多、经济与社会 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来说，阻遏艾滋病的城墙仍然显得异常薄弱。这首先体现在对民众的教育 远远不足以应付艾滋病传播的快速和隐蔽。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一个简单的例 子恐怕就足以说明问题。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了艾滋病痛毒感染者，但迟至 今年，中国才有了第一部艾滋病科教片。在不少农村地区，人们不是“谈艾色变”，就是普遍的 “艾盲”，这种状况导致艾滋病首先选择农村地区作为“突破口”，造成了“高度聚集灶状分布”的 现实。如果不加快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艾滋病就会成为游荡在无知人群中的瘟疫，而预防艾 滋病也将无从谈起。此外，由于存在着观念分歧，一些部门对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不够重视， 艾滋病已经开始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如果不能及时解放思想、突破观念屏障，就难以 及时斩断艾滋病的性传播路径，更多心存侥幸的人将有可能被艾滋病所捕获。 6. 经过中国政府的多年努力，进口艾滋病药物的价格近来不断降低，但目前仍维持在每人每年3万元左右，对众多患者，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病人是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根据卫生部的 数据，中国目前有至少85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但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专 家曹韵贞说，目前能接受“鸡尾酒疗法”的只有300人到500人。 7. 上海迪赛诺制药公司2002年10月13日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该公司生产去羟肌苷和司他夫定两种抗艾滋病药物。另两种药物齐多夫定和奈韦拉平也在审批中。现在全球 已开发出包括这4种药物在内的10多种抗艾滋病药物，用其中几种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即俗称 的“鸡尾酒疗法”，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案。这4种药物可组成两种“鸡尾酒疗 法”的联合用药，价格约为每人每年3000元左右，是目前使用进口药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迪赛 诺公司表示将于年内开始大规模的药物生产，预计产量能满足50万患者的需要。 事实上，迪赛诺并非中国惟一开始制造抗艾滋病药物的企业。国家药监局已批准东北制 药总厂生产齐多夫定，而正在申请生产齐多夫定、司他夫定和奈韦拉平的企业已有10多家。 8. 日前四川省首批公共娱乐场所负责人艾滋病专业培训班开课，100多家省、市级公共娱乐场所的负责人成了首批学员。据了解，为期两天的培训，将对学员进行艾滋病相关政策、基 本知识、流行现状、危害及防治措施等方面的培训。培训完后，省卫生防疫站还将制定《共同守 则》，要求各企业遵照执行。娱乐场所负责人接受培训后，将其服务从业人员进行再培训，以此 让整个公共娱乐场所的狙击艾滋行动也能“星火燎原”。 9. 9月，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宣布：要在中国4个城市的娱乐场所进行100％地使用安全套的试点工作。这种做法通行全世界，并在泰国、柬埔寨等高危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抑制 效果。在上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澳大利亚大会)上，仅就在娱乐场所推广全部使用安全套的问 题，柬埔寨代表就被邀请做了38场报告。 10. 据《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市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行动规划(2002～2010年)》日前出台。《规划》要求，从今年起，对全市所有临床用血实行艾滋病病毒检测。临床用血要全部 由合法的采供血机构提供，单采血浆占机采原科血浆率要达到100％，完全阻断艾滋病病毒经 血液、血制品等传播。 黑龙江省在全国属艾滋病低感染区，但近年来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明显增多。哈尔 滨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全省最多，且有死亡病例发生。近年来，哈尔滨市性病报告 发病率呈持续增长趋势。 《规划》要求，到2003年，哈尔滨市70％的县级以上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中医医院 等医疗机构，要能够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预防保 健服务，85%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能够为性痛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预防保健服 务；建立输血风险和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职业意外感染保险机制；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 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等。 11. 我国首部普及艾滋病知识的科教电影《预防艾滋病》10月12日正式在京上映。该片内容丰富，不但用三维动画方式演示艾滋病发病机理，讲解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一些艾滋病 患者也勇敢地站到镜头前，向广大公众诉说艾滋病的危害。著名演员、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 员濮存昕为该片义务出镜并担当了配音员。影片顾问、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曹韵贞教授表示， 我国已经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阶段，如不采取措施防治，将对我国社会安全、经济发展 构成严重威胁。 11。《预防艾滋病》一片由某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与北京科教电影 制片厂合作摄制完成。据悉，中影集团随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此片。 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2024年9月，甲市市公安局摧毁了一个在野外开设流动赌场的团伙，一举抓获嫌疑人20余人，与以往不同，这次“主战”的不是公安民警，而是“AI警察”。“AI警察”就是甲市公安局警务实战智慧应用平台的“别名”，2024年，甲市公安局选择向算力要战力，优选35名复合型人才，成立专门应用AI技术破解警务实战难题的“AI战队”，该战队基于全市近10年积累的海量数据及220多个警务实战大数据模型，利用AI技术开发建设了新的一体化警务实战智慧应用平台，并将其命名为“AI警察”。“乙镇的抓赌行动，就是‘AI警察’的一次成功尝试。”甲市公安局“AI战队”民警小徐说，“过去，野外流动赌场活动隐蔽，发现难，取证难，现在我们与治安大队一起梳理野外赌博特征，搭建野外流动赌场全息感知应用模型，利用野外红外成像设备和高清人脸抓拍设备进行实时监测，有人进行野外赌博，‘AI警察’内置机器人会自动抓拍、识别、发现，在调查取证时还能帮助快速查清赌资往来、组织架构，实现精确预警、精准打击。”改装摩托车深夜“炸街”，是甲市交通秩序治理中的顽疾。过去，公安机关多采取人海战术，进行专项治理，短时间内有一定效果，但往往行动过后不久，“炸街”行为又死灰复燃。如今，甲市公安机关新开发应用的“AI声纹识别系统”改变了这一切。“我最近没飙车，咋就知道我改装了？”不久前，在甲市一重点路段，司机王某驾驶改装摩托车正常通过，噪音不大，但还是被“AI声纹识别系统”识别出来，锁定了车牌号。交警大队民警老张介绍，“AI声纹识别系统”是“AI警察”的一项重要应用，可在重点路段24小时识别，抓取途经的改装摩托车，改变了过往改装摩托车“炸街”的治理方式，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已查处20多起改装摩托车违规行为，还牵出一个非法改装团伙。主城快速环线是甲市车流量最大的道路，每天途经车辆约30万，早晚高峰异常拥堵是群众反映的突出交通问题。“‘AI警察’介入解决了异常交通事件的预警难题。”交警大队民警老张介绍。交警大队与“AI战队”合作，构建了快速环线态势感知平台系统，通过反复“学习”和改进，系统能快速识别预警车辆异常停留、非机动车上高架异常拥堵等情形，为交警及时到场处置争取了时间，有效缓解了快速环线交通拥堵问题。在群众高度关注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打击中，“AI警察”的作用尤为突出。近期，甲市某市民被骗98万元，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为受害人制作笔录并传至“AI战队”解析中心。在中心内“驻守”的“AI警察”，立即读取笔录，同步开始查询、追踪。仅用10分钟，“AI警察”就追踪到三级卡资金流向，成功止付50万元；2小时完成笔录解析并展开自动研判；8小时后自动追踪到87个涉案资金账户，研判出藏匿在境外的窝点位置；24小时后对涉案嫌疑人发出网上追逃令；3天后，抓获其中9人，又为被害人追回20万元。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老何介绍，“AI警察”的介入相当于增加了30名数字侦查员“并行”分析，效率提升5倍以上。“AI警察”进驻数月来，已协助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609起，挽回损失3247万元，追赃挽损率提升62%。材料二18岁，50万元，一场令人唏嘘的骗局，甲市某大学一名刚满18岁的女生小殷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电信公司职员，语气急促地告诉她，她的个人信息被盗用，涉嫌洗黑钱！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电话就被转接到“执法人员”，要求她下载一款App来“协助调查”。结果，这款“协助调查”的App变成了她噩梦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骗子通过App实时监控她的生活，步步为营地诱导她转账14次，共计被骗50万元！令人惊呆的是，这起诈骗案并非个例，据警方透露，近期甲市大学城多所高校发生在校学生被诈骗，超过60名学生被骗，累计损失600万元！警方提醒各高校加强防范，各高校也结合自身情况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反电诈宣传活动。“网恋诈骗案的诈骗流程是什么？”“骗子多以外貌较好的异性为包装，并主动搭讪你的原因是什么？”“骗子希望你投资的目的是什么？”“除了让你注资于虚假投资软件，在网恋诈骗案中，骗子还会怎样骗取你的财产呢？”“某人向你来电，自称公检法工作人员，需要你配合，下列哪些是你可能会遭遇的情景？”A高校以防诈骗问卷的方式推进反电诈宣传活动。问卷内容主要由警方提供，涵盖网恋诈骗、投资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手段等，就骗子常见手法及动机引导学生思考回答，学生未完成问卷则限制使用校园网内部资源。B高校向校内学生传授“四要五不要”的防诈口诀，即要保持冷静、要核实身份、要保护隐私、要向可信赖的人求助，以及不要轻信、不要透露、不要随意下载App、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不要转账。“警方要求我们将工作的重点放在预防上，学生一旦接到陌生电话，要核实对方身份并致电96110咨询，以及不在可疑网站输入个人敏感信息等。”学校反电诈工作负责人介绍，“此外，学校还会根据教师和学生群体的上网习惯，和部分主流媒体、自媒体撰稿人及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合作。同时，不定期组织学生志愿者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反电诈宣传活动，不仅可以服务当地居民，也能丰富学生防骗知识，增强学生反电诈能力，学生们反响强烈，效果明显。”C高校由校办牵头，统筹保卫处、后勤处、各学院等部门，建立学校反电诈工作行动机制，依照该机制，各学院学生辅导员会同学生干部，在相关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具体承担反电诈宣传和重点学生劝阻等行动任务，“一个好的机制对学校开展反电诈工作来说十分重要，确保了反电诈工作任务落实到个人，触角延伸至学生，使学校的反诈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该校校办负责同志表示。同时，该校还将电诈防范课程学习及测验情况作为学生综合测评成绩的一项内容，保证了“人人都参与，人人防骗”的工作内容。“警察叔叔，多亏你们来得及时，要不然我还要继续投钱进去，非常感谢你们！”当D高校学生小王得知自己被骗时，惊魂未定的她十分激动。原来在1月25日，甲市公安局反电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D高校学生小王正在遭遇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已向诈骗分子转账4万元，还可能继续转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必须争分夺秒，及时劝阻止付。该中心迅速将指令下发至分局并提供情报持续支撑；分局反电诈预警劝阻专班立即打电话对小王进行劝阻，并将预警信息同步流转到基层派出所，由派出所驻校社区民警上门劝阻，驻校社区民警老徐接到指令后，立即对小王进行二次电话预警核查，并上门劝阻，同时第一时间通知高校配合查找和协助见面劝阻，经耐心讲解投资理财诈骗的套路后，小王才幡然醒悟，及时止损。“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通过劝阻止付及时止损挽损，是受骗人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劝阻止付的关键，在于尽快找到被骗人员，分局、派出所和辖区各高校建立了警校联动机制，我在开展工作中也非常注重与学校、学生的及时沟通，我通过微信建立了很多反诈联络群，也加入了辖区各大高校的微信工作群，平时我会在群内跟老师、同学们沟通交流，宣传反电诈知识，进行答疑解惑。”驻校社区民警老徐介绍，这一次，他在该校联络群内通报小王被骗情况后，学校第一时间派人找到了被骗学生，问出了转入资金的账户信息，再由他通过警方“紧急止付App”系统锁住了账户资金，从收到预警到锁定资金全程只花了12分钟。材料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百年奋斗历史中形成的宝贵经验，是预防化解社会风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今年来，甲市桥东派出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紧紧围绕“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工作目标，全力守护辖区安宁。为提炼总结相关经验做法，桥东派出所所长让内勤民警小张整理了派出所一周工作的部分内容：周一：20时10分，向阳小区门口一男子与附近跳广场舞的人员发生争执，请求警察到场处置，值班民警老杨、小陈到场详细了解了事发经过，原来是十几位阿姨正在小区附近跳广场舞，音乐声音很大，一名男子突然从楼上冲下来吼道：“你们没孩子吗？小孩子不要写作业吗？”双方争吵后，男子直接将音响提走，在场阿姨赶紧将其拦住，场面一度失控。这已经是民警老杨这个月第4次因广场舞噪音扰民出警，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在咨询环保、城管、律师的意见后，民警老杨、小陈把律师、社区居委会代表、跳广场舞人员代表、投诉居民代表等请到警务室，依托公安、司法、社区矛盾纠纷联动调解工作机制，全力开展调解工作，引导大家心平气和商议“哪些场地可以跳广场舞”“声音多大比较合理”等问题。最终确定5个跳舞区域，时间为19时至21时，声音不超过60分贝，这一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为把问题解决彻底，桥东派出所牵头组建了一支广场舞扰民治理队，商议制定了《社区广场舞跳操承诺书》，跳广场舞的人员人手一份，并签名承诺遵守，广场舞矛盾冲突由此化解。周二：为扎实推进“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专项行动，桥东派出所安排各社区民警深入社区、单位、家庭进行日常巡查和重点排查，主动发现矛盾纠纷并及时化解。8时40分，社区民警小许带领巡防员到东华小区进行入户走访，在走访中了解到居民刘先生和车库管理员小马之间产生矛盾纠纷。刘先生反映，其自行车被车库管理员小马给卖掉了，对小区物业意见非常大，多次协商无果，打算去上访。民警小许了解到，近期该小区开展地下车库杂物大清理行动，在车库杂物清理过程中，车库管理员小马将小区住户刘先生长期停放在车库内的自行车作为无主之物售卖，双方因此发生纠纷。本着化解矛盾纠纷，共建和谐社区的原则，民警小许依托“镇街包片干部+社区干部+网格员”矛盾纠纷三级联合化解机制，组织开展调解工作。经过一番协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矛盾成功化解。周三：19时20分，按照派出所近期实施的《关于落实主动警务、预防警务进一步加强巡防工作的通知》要求，新东社区民警老贺组建了由社区干部、网格员、物业、保安、志愿者、楼栋长等组成的15支“桥东联防”巡逻队伍，围绕警情发案的重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加大巡逻密度和频次，织密社区防控网，共同守护辖区安全。周四：9时30分，侨光社区民警小沈受邀前往辖区的金峰小学参加散学典礼，在典礼上，小沈给即将放暑假的小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向小学生们讲述了近几年发生的多起溺水事件，播放了防溺水安全教育视频，叮嘱学生们假期注意安全，尤其是要远离河流、水塘等涉水区域，珍爱生命，杜绝发生溺水事故。小沈协调辖区内楠石水库管理人员，在水库周边装设防溺水智能音柱，每当有人员接近，防溺水智能音柱就会自动播放“请勿下水游泳、钓鱼，珍爱生命，谨防溺水……”的警报声。周五：19时10分，景尚小区居民马女士下班后来到社区警务室办理港澳通行证签注，社区民警小聂接待了马女士，并指导马女士使用自助办证一体机办理签注。“现在，在家门口就能用机器自助办理公安业务了，简直太方便了……”马女士开心地说道。为了方便群众办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派出所正积极推广自助服务和预约、代办、上门等服务进驻社区警务室，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服务。周六：15时30分，“厅长信箱”转来了乐田小区业主王先生写给桥东派出所的一封感谢信，感谢派出所帮助他解决了停车难的难题，乐田小区是桥东派出所辖区内的大型社区，存在车位少、停车难、缺看护、秩序乱等问题，小区居民常常因为抢车位、挪车、车辆剐蹭等原因产生纠纷。为根本解决问题，桥东派出所积极争取街道办支持，帮助乐田小区引入智慧停车系统，建立人车管理、智慧停车、安全管理智能化管理平台，同时积极推行社区停车自治管理改革，聘请专职值班员负责看护车辆以及治安巡逻。“智治+自治”多措并举，有效解决了乐田小区长期以来的停车堵点问题，受到小区居民广泛称赞。

给定资料12015年起，随着L市“脱贫攻坚”号角吹响，南川区借助这股东风，以农业现代化助力“脱贫攻坚”行动，为农村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趟了路子”。前段时间，南川区石墙镇楼岭村忙碌起来，他们建立了笋竹合作社，采取“大户＋农户”的方式，“一对一”进行技术指导，并与南川某食品有限公司签订鲜笋收购协议，让荒废的刺黑竹有了“用武之地”。和楼岭一样，不少村之所以没能脱贫都是产业散乱造成的，农户单打独斗早就不符合现在发展的需求。因此，南川区探索建立各类生产合作社，批量生产，订单销售，解决农户后顾之忧，以合作经营主导“共富农业”。实践中，他们发现一个合作社还不够大，于是多个合作社又开始“合作”起来，组建了金佛山茶业集团、粮油集团，成立优质粮油、蔬菜、畜禽、笋竹、中药材、茶叶、花卉苗木、休闲农业8个区级产业协会，推进农业产业集聚发展。“老板，要5桶菜油。”“老板，再下单5斤老盐菜，还是以前那个地址。”2016年7月11日，在南川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电商平台上，订单客服通知显示不断闪烁，仅当天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元以上。南川区还联合多部门跟踪服务、多方“护航”，形成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网络营销联动机制，使农户可以和消费者面对面交易，砍掉中间环节，还可以打破地域限制，增强农户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互联网＋”不仅为猕猴桃、老盐菜等系列农产品的营销和农超对接搭起“鹊桥”，更是让农村电商植根于乡土，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无缝对接。随着合作社的不断壮大，产业有了规模。可是光有产品还不够，好产品卖不出也是白搭。过去农业产业种、加、销等环节衔接不紧密，产业链不完整，好产品没有好价钱。十年前，南川区农业处在产业链和价格链的最低端，习惯就农业抓农业，这一年来，通过大力延伸农业产业链，该区形成了“一产接二连三”的互动型、融合型发展模式，走上一条用工业化理念发展农业的转型路。此外，南川区持续推动农旅融合，坚持“一三互动，农旅融合”，加快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突出“十二金钗”大观园建设，着力打造L市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第一品牌。“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中，我们不仅需要商标品牌，更需要在全市甚至在全国都叫得响的南川农业名牌。”南川区农委主任T说，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南川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为目的，通过培育南川农产品品牌来增强市场竞争力。南川由政府牵头，已开始重点打造“金佛山”“大观生态园”两个名牌。南川区通过创新产业发展机制，制定产业扶持政策，确定了发展优质粮油、商品蔬菜、畜禽三个优势产业和笋竹、中药材、茶叶、烤烟、休闲农业五个特色产业的“三优五特”发展思路。“这‘三优五特’都是建立在南川特色农业资源和气候条件基础上的。”南川区委常委、副区长P说，选准适宜产业，突出重点，南川特色效益农业发展踏上了快车道。作答要求：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1，谈谈L市南川区为农村改革和现代农业发展都做了哪些努力。要求：简明扼要，表述准确，字数不超过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