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2011年公安部对“地沟油”进行打击后，各地都加强了对“地沟油”的监管。2011年年底，河南省郑州市发出了首张“郑州市城市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许可证”，这张证的持证单位是郑州侨联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然而，该公司收油的“正规军”在收油时却遭到部分饭店抵制。 48岁的王凤国是开封通许县人，2012年春节过后，他和老乡来到郑州收集“地沟油”。与此前“地沟油”收集人员不同，王凤国不仅穿有郑州侨联生物能源有限公司配发的蓝色服装，而且还有工作证。他收集来的“地沟油”全部用于加工生物柴油。 2012年2月13日晚上，王凤国来到位于郑州市桐柏路与航海路交叉口附近的一家饭店，查看该饭店西北角的一口排油窨井。“我刚过去，就被人制止了。”王凤国说，制止他的人表示这些油已被承包，不准外人来收。双方由于言语不和，发生了争执。 据王凤国介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以前“地沟油”收集不规范，散兵游勇各自为战。为了争得收油权，收油人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找关系，有的给饭店“上贡”。他说：“你想，这肯定要增加成本，而加工生物柴油的成本又挺高，这样下去‘地沟油’的去向肯定会出问题。” 2．2011年6月底，“新华视点”初步揭开了京津冀“地沟油”产业链的黑幕。调查发现，天津、河北甚至北京都存在“地沟油”加工窝点，其加工工艺科技含量高，产业链庞大，并以小包装的形式进入超市。 公安部12月12日向社会各界通报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地沟油”犯罪破案3个多月的战果。各地侦破利用“地沟油”制售食用油犯罪案件128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700余名，查实涉案油品6万余吨；打掉涉及全国28个省份，集掏捞、粗炼、倒卖、深加工、批发、销售等多环节于一体的制售“地沟油”犯罪网络60个。同时，公安部公布了10起制售“地沟油”犯罪典型案例。 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和油脂工作组组长、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东平说，据他估计，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万～300万吨，而中国人一年的动、植物油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也就是说，按照比例，你吃10顿饭，可能有1顿碰上的就是地沟油。 据了解，从餐饮业的餐厨垃圾中提炼1吨地沟油，成本仅300元左右。掏地沟油的人看似不起眼，实际上平均掏一桶油就能挣上七八十元。一个人通常每天能掏4桶，回收提炼之后，就算只按食用油市场价格的一半出售，每月也能赚1万多元，相当于高级白领的收入。 医学研究成果显示，长期摄入地沟油会对人体造成明显伤害，如发育障碍、易患肠炎，并有肝、心和肾肿大以及脂肪肝等病变。而地沟油中的主要危害物之一的黄曲霉素是一种强烈致癌物质，其毒性是砒霜的100倍。 国务院办公厅于20lO年7月发布《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指出，要开展“地沟油”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地沟油”行为；要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各地县市人民政府和食品企业要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和宣传教育。 地沟油的问题并非中国所特有，美国、西欧、日本在几十年前都曾广泛出现。究其原因在于，从厨余垃圾中分离出地沟油进行加工出售，整个产业都是盈利的。趋利本没有错，但这些人的逐利行为为什么最终会危害公众的健康?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是游戏规则出了问题。 地沟油的循环利用，最广泛的做法是用地沟油做原料生产生物煤油或者生物柴油。据悉，欧洲已有数家航空线路，用地沟油加工出来的航空煤油作燃料。目前我国像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都已建立回收地沟油、提炼生物柴油的加工厂，但这些炼油厂基本收不到地沟油。因为那些非法加工食物油的企业开的价比炼油厂高。在现有技术条件下，生物柴油成本高于非法的地沟油成本，如果让他们自由竞争，大多数地沟油一定会回流到餐桌。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的专家认为，只要政府拿出一点补贴，以高于非法加工企业的价格收购地沟油，那些危害人们生命健康的地沟油生产者，就会立即勤奋地收集厨余用油，将之送到炼油厂提炼生物柴油，造福社会。 3．2011年6月13日至20日是首个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今后将加大食品安全事件惩处力度，决不允许不法分子蒙混过关，对于食品安全的犯罪企业和个人，将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终身禁止其进入食品行业。 黄明透露，2011年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瘦肉精”专项整治等一系列的活动，立案侦办各类食品安全事件111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0余人。此后要着力解决食品安全领域违法成本低的问题。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坦言，2011年以来，各级公安机关侦办食品非法添加案件涉案金额达到8亿元。食品安全案件屡屡发生，很大程度上是暴利驱使、违法成本过低。 在侦办食品安全案件过程中，存在着惩处力度不够的问题。徐沪介绍，目前在一些基层司法机关，还存在着明显的认识偏差。比如，2011年5月，一个基层法院判决一起销售非法添加“瘦肉精”饲料案件，他们销售的“瘦肉精”可以饲养上万头猪，但是4名主犯均被判了缓刑，理由是涉案人和所谓的受害人达成了和解。 “这样的判决，使得潜在食用含‘瘦肉精’的肉制品的消费者，无法得到法律上的真正保障。按这样的打击力度，违法成本就太低了。”徐沪表示，很多食品案件涉及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跨区域作案的性质明显，同一个生产源头销售的问题食品，往往涉及全国很多地区，要查明全案事实，执法成本很高。 近年来，地沟油、三聚氰胺、染色馒头、瘦肉精、塑化剂等食品安全问题屡屡曝光，老百姓谈“食”色变。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6月1日颁布实施，尽管食品安全已经有法可依，但在配套法规体系建设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据了解，按照《食品安全法》，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由国务院制定，但保健食品监督管理条例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出台，现阶段对保健食品的监管缺少更为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外，《食品安全法》规定，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这项地方性法规在许多省份也未出台。 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勇说，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两周年之际，食品生产企业诚信守法意识仍然淡薄，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仍然薄弱，宣传教育将作为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的重要手段，今后，每年6月都将举行食品安全周活动。首届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人人关心食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 4．“内外有别”的标准，一直以来都是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困惑之一。近年来接连出现一些跨国公司的产品在海外被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但跨国公司随后都声明其在华产品“安全”、符合中国标准。 2010年麦当劳的麦乐鸡在美国被发现含有两种化学成分——“聚二甲基硅氧烷”和“特丁基对苯二酚”，而麦当劳中国公司对此回应称，这两种物质含量均符合现行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曹明是表示，中国对乳品和其他食品行业的检测标准，的确存在与国际上发达国家标准不同、部分指标低于其他国家的情况。 以原料奶为例，中国标准规定每毫升细菌含量不得超过200万个，但这一标准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再如，国际标准中有奶牛“体细胞”的检测项目，这是判断牛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而中国却没有相关规定。 数据显示，多年以来中国食品出口合格率均保持在99.8 %以上，而内销食品在“多年整顿”的背景下，合格率却只有90％左右。虽然只有九个百分点的差距，但却暴露出食品安全标准“内外有别”的尴尬。 专家指出，一方面，中国的食品需要“摸高”才能进入国外市场，导致“一流产品出口、二流产品内销”。另一方面，在宽泛标准产生的“洼地”效应下，一些在国外被认定为“不合格”的洋食品，能堂而皇之地进人中国市场。有些产品在国外被查出安全问题后，面对中国公众的质疑，却因中国的低标准而常“傲慢无礼”。 5．2011年5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贯彻于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加大力度，严肃查办危害食品安全的渎职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李忠诚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介绍说：“调查食品安全事故，除了查明事故单位的责任，还应当查明负有监督管理和认证职责的监督管理部门、认证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情况。” 李忠诚表示，这说明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后，既有一个追究事故单位和个人的责任问题，也有一个追究对造成事故单位有监管职责的管理部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责任的问题。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中，将《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刑法第四百零八条之一的行为确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 此举被认为是监督地方政府和各部门严格履行监管职责的一把利剑。但是，如何判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出现的失职、渎职情形，成为相关部门在适用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李忠诚认为，职责性与复杂性是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因果关系的两大特点。 “没有职责就没责任。”李忠诚说。食品安全事故造成的后果如果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有关联，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不论这个危害后果是谁直接造成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要承担监督、管理失职的责任。 谈到复杂性，李忠诚认为，这种复杂性主要源于食品安全监管环节多、涉及部门多。而恰恰由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都是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造成的，不可能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直接造成，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行为与食品生产、销售企业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责任人员违犯《食品安全法》的行为相结合，产生了共同作用力，才导致危害后果的发生。 6．2011年12月1日，广州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在会上表示，广州将正式出台9个食品安全管理配套文件，涵盖举报奖励、责任考核、餐厨垃圾管理等多个方面，全面强化食品安全管理。据悉，这9个文件已在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获得原则上的通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将正式印发施行，有效期5年。 在9份文件中，第一份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工作的意见》。据悉，以前广州市也有过奖励举报方案，但这个新文件从各个方面对原来方案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参考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基本奖励办法。 “以往的奖励办法往往是根据罚没收入给予定额的奖励，一旦没有罚没收入，举报人的贡献很难得到体现。为解决这个问题，广州率先设立了举报奖励专项资金账户。明年计划设立基本资金用于专门奖励，保证举报人的利益和积极性。”曹鉴燎透露。 据悉，新办法下面还设一个最低的奖励标准，比如有些案件尚处于萌芽状态之中，就被举报了，还有些流动作案事件难于罚没，考虑到这些因素，文件规定了最低奖励标准。举报奖励金的最低金额为500元，这在全国里面也是一个标准比较高的幅度。“如果你下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贡献，还可以突破500元。” 文件同时规定，各执法部门应当公布举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和地址，明确举报受理部门和有效联系方式，畅通举报途径，依法调查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监管职责范围内的举报，应在3日内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并告知举报人。 有了管理办法，关键还要落实。为此，《广州市食品安全责任目标考核办法》应运而生。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对广州各区县级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施加了“紧箍咒”，将食品安全责任目标考核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之中，凡考核不合格的单位，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一票否决”的办法处理。单位责任人不得评先受奖、晋级晋职、晋升工资，不得易地、易岗担任同级领导职务。 曹鉴燎表示，为了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把监管工作落到实处，广州制定了对区(县级市)政府履行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制和市各相关职能部门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进行考核的办法，不但对市这个层面，对区县、基层政府这个层面的统筹协调、属地管理，也建立起一个监督、约束、激励的机制。考核分5个程序：听取汇报、查看资料、抽查企业、暗查暗访、综合打分。考核的结果分4个等次：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7．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健康甚至生命，近年来，国内外食品卫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点问题。在保证食品安全方面，很多国家都加大监管力度，其中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超市里的蔬菜、水果和鲜肉上标明重量、产地和保质期是很常见的，而在日本，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查到它们的“身世”甚至生产者的照片等更多信息。 日本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近乎苛刻，食品只有通过“重重关卡”才能登上百姓的餐桌。日本积累几十年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公共食品安全管理系统。根据2006年新修订的《食品卫生法》，日本进一步实施关于食品中残留农药的“肯定列表制度”，将设定残留限量标准的对象从原先的288种增加到799种。 “食品溯源制度”也是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大力推广的一项食品安全管理新制度，目的是利用当今发达的信息技术，对每一件产品建立生产、加工、流通所有环节的“履历”，将其产地、农药使用情况等通过电子信息进行记录。一旦出现问题，通过记录就能够迅速找到原因，从而避免鱼目混珠、无从查找的现象出现。 在食品加工环节，原则上除厚生劳动省指定的食品添加剂外，食品生产企业一律不得制造、进口、销售和使用其他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还需要通过食品安全委员会进行的食品健康影响评价。 德国人向来以谨慎严谨著称，安全意识非常强，对于食品安全更是到了一丝不苟的地步。商店里琳琅满目的食品，包装都是中规中矩，没有一点马虎。就拿小小的鸡蛋来说，为确保安全，每个鸡蛋上都有编号。一个鸡蛋拿在手上，看壳上的不同标码就知道它来自哪国、哪地和哪个饲养场。 加拿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同样严格。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大批的一线检验员、兽医和科学家，除了检验肉、蛋、奶、鱼、蜂蜜、水果、蔬菜及其他加工食品外，还对动物屠宰和加工企业进行食品安全检验，对不符合法规要求的产品、设施、操作方法，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美国人很少为吃“犯嘀咕”，基本是“放心买、大胆吃”，这都得益于全面、系统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在肉制品检验过程中，如果发现原料有问题，就会追查到屠宰场。不过，屠宰场也有政府派驻的检查官“驻扎”把关。通常，送到食品加工厂的肉类要经过检查官检验，包装盒子上都贴有检查官签发的合格证。从加工厂出去的食品也要经过类似程序。食品进入超市的过程中，加工厂和商店也要相互协作，以确保食品卫生、不变质，并继续接受食品管理部门的检查。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还会有检查官来抽查，“双管齐下”。为了防止常驻检查官与厂家相处太熟有私交，政府规定驻厂检查官必须每6个月换一次，不许接受礼品等，如发现有违规情况立即解职。 而美国的食品召回制度也深入人心。在美国，只要产品被发现有缺陷，就要召回。汽车、电子产品如此，食品也如此。需要召回的食品一般分为三级：第一级召回食品是可能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的食品；第二级是会造成暂时健康问题的危害较轻的食品；第三级则是不会危害健康的食品，比如贴错标签、瓶口未封紧等。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与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每周都会公布食品召回执法报告，内容从被召回食品的品名、代码、配料，到生产商名字、召回原因，以及销售量、所在市场等。 为了防止食品污染，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来加强对现代食品的监督管理，如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都颁布了食品法或食品卫生法。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当下，外出旅游已是人们度假的首选。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2014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说，刚刚过去的2013年，我国旅游业实现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预计全年旅游总收入可达2.9万亿元，国内旅游人数可达32.5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约9730万人次。然而在一些名胜古迹和参观景点，乱涂乱画、乱扔垃圾、随意插队、高声喧哗等行为随处可见。这不禁引起我们的反思：文明旅游，离物质日渐丰富的国人究竟还有多远? “乱刻乱画、乱丢乱扔、乱攀乱爬、乱嚷乱哗、乱摘乱采、乱拥乱挤、乱拍乱摄。”有媒体将游客中的常见陋习总结为“八大丑”。当习惯成了自然，出了国门也就照样习以为常了。随着我国出国旅游的人数增多，这些陋习也被越来越多地带到了国外。 中国游客特别喜欢在旅游景点留影，且拍照的秩序往往比较混乱。如看到别人在景点前照相，一些游客会“见缝插针”地插队站在另外一侧照相，从而妨碍到别人拍照。 一位经常去国外旅游的“驴友”张女士告诉记者，在国外，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公共场所人们的交谈都是很小声的，有时候你不仔细听都不会发现任何声音，人们都自觉地维持着公共场所的安静秩序。但是中国人去了，很少注意这些，大声说话、接电话，唯恐周围的人意识不到他的存在。一次在米兰一著名的教堂门口，很多外国游客都在安静地排队等候进入，可有些中国游客却边等候边大声说话，和教堂的氛围很不吻合。 上航国旅公民旅游公司欧洲部经理赵宇婕曾经在欧洲生活过3年，她发现一些游客在着装上也不够注意。如在法国、意大利参加一些比较正式的晚宴，以及在奥地利参加音乐会时，出席者一般都要求着正装。但很多中国游客往往做不到。 一位旅游业内人士介绍说，去欧洲国家参加一些正式的活动，游客应着正装出行，如男士着衬衫、西裤，女士着裙装，而牛仔裤、短裤和T恤衫之类的服装都不算正式服装。 机场候机厅打牌、酒店床单擦皮鞋、公共场所抽烟、酒店自助餐浪费、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旅游过程中的不文明现象，似乎都打上了“CHINA”的标志，直接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某旅行社从事多年出境游业务的朱晓良认为，现在随着人们出境游越来越多，对文明旅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相比前些年，人们的旅游文明度虽然有所提高，但仍被他人诟病，这与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朱晓良说，很多中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不顾场合大声讲话、随地吐痰，有些抽烟的游客，一下飞机不论是不是在吸烟区，马上点烟就抽。在换登机牌时，很多人也喜欢往前挤、往前冲。有的中国游客在国外酒店甚至拿咖啡壶煮方便面。家长在教育中太过强调“快点抢”、“快点拿”的教育模式，容易让人形成过分的自我意识，而忽视了别人的感受，忽略了文明的形象。总体来说，不文明旅游的根源是因为我们所受教育中自我意识太强导致的。现在不少旅行社在出发前的说明会上，都会跟游客强调在不同国家文明旅游的注意事项，有的旅行社还会专门发一份旅游注意、旅游指南，以帮助游客更好地文明旅游。但想要改变现在还较普遍的不文明旅游现状，还需要从小教育。 2．“在埃及最难过的一刻，无地自容。”网友“空游无依”的一条微博迅速引发热议，他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看到有人用中文刻上“丁××到此一游”，为国人轻易毁坏千年文物的行为感到震惊和羞愧。许多网友对此均表示气愤，大呼“丁××，你要火了”。 据“空游无依”描述，他是在埃及卢克索神庙最里面一个圣殿，往右边通道、左手的石壁上发现的刻字。“我们试图用纸巾擦掉这羞耻(的字迹)，但很难擦干净，又不能用水，这是三千五百年前的文物呀。”“空游无依”是在2013年5月3日到埃及旅游，5月6日在卢克索游玩时拍到这张照片的。“看到此情此景谁也没有多说，当时我们一团人都觉得特别羞愧，导游也不愿触到伤处，就带我们走了，我留存此照片并发布在微博上是想提醒大家不要轻易毁坏文物，没想到传播得这么快。” 此事一曝光，网友纷纷大喊“丢人丢到国外”。中国人继旅游扫空名牌店后，又一陋习被诟病。毫无疑问，物质丰富后国人文明素质亟待提升。而在实际操作方面，又该如何下手呢? 记者：到底谁才是乱刻字的始作俑者? 中国社科院旅游中心特约研究员刘博士：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而现在中国人对于旅游基本上存在于第四个层次——获得尊重的需求。很多小孩现在放假回到学校，都会被问：“出去玩了没有，去哪里玩了?”如果你没有玩，就感觉比别人矮一截，如果别人去的东南亚，你去的是欧洲，就会觉得比他们厉害。这就是攀比，而攀比的基础就是炫耀的心理。所以在这个阶段，很多人出去旅游就是想通过炫耀来获得尊重。而“到此一游”这种生硬的展示方式正好符合了一些人的炫耀心理。只有当我们的旅游是为了第五层次的自我实现以后，才能做到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和评价，也不需要通过这样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记者：为什么在我们旅行的过程中特别容易暴露出这种素质低下的问题呢? 刘博士：在旅游的过程中，我们进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因为缺少人监督，容易导致一种道德失范的现象。平时在城市化的熟人社会，有相对多的熟人对你进行监督，你就不好意思做不文明行为，就会有所收敛。所以说并不是我们在旅游中的文明素质不高，而是我们国人整体素质不高。 记者：日本游客的礼貌、清洁一直被称道。但在日本经济刚腾飞时，日本游客的素质也是经常被诟病的，但后来也转变过来了。 刘博士：对。我们也有可能转变过来，但是可能时间比较长，而且这需要一个过程。日本的经济腾飞比我们早了二十年，他们比我们提早看到了国际文明的标准线，也找到了跟世界对话的方式，也开始以谦卑的心态与世界对话。旅游上的文明一定是以经济的腾飞为基础，同时还要有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追求是一种开放的、与世界对话的心态，特别是出境旅游。文明素质也是个逐渐提升的过程，尤其我国人口那么多，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这个转变不会是一时半刻的，但我们也必须有所行动。 记者：旅游的不文明行为也可以仿效“中国式过马路”来进行惩罚吗? 刘博士：我不认同这种笼统的惩罚方式，应对不文明行为分门别类，运用多个层面的手段来解决，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一般的地方涂鸦和在文物上涂鸦要区分开来：涂鸦之后能否擦掉，是否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这也需要区别对待。没有产生破坏性后果的话，它只是个不文明行为，需要被谴责。而如果发生了不可弥补、不可修复的后果，就是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受到法律的处分。 记者：我国在法律方面，对类似不文明行为的约束力度足够吗? 刘博士：《文物法》关于这一方面只设置了一个罪名——故意损害文物罪。但是绝大部分刻字和涂鸦的人都没有破坏文物的主观故意性，因为他们的意图只是表达存在感和炫耀欲，用故意损害文物罪就不合适，所以我建议设定“破坏文物罪”，发生了破坏文物的后果，就该被定罪。另外，虽然在《旅游法》草案上有对类似行为作出禁止，但没看到相关罪名的处罚，所以我认为在法律上应该更加细化。 3．位于河南平顶山尧山的中原大佛景区于2013年5月28日开始在指定区域内为游客提供留言板、留名石及笔墨等工具，供游客写画“到此一游”。在“中国式到此一游”引发的网络爆炸式热议中，该景区的举动让游客颇感新鲜。 当日，记者来到景区看到，在礼佛台上依次放置着宣传板、留言板各一，石头若干；另设桌椅笔墨，供游客取用。其中，宣传板上绘制了孙悟空在《大闹天宫》的卡通形象，并配“为何不能到此一游?”标语。已有不少游客在石头上用毛笔留下“××到此一游”字样，并与之合影。 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凡到此的游客，几乎无不被宣传板的内容所吸引，一时间，留言板前聚集了不少留名、留言的游客。一段时间之后，留言板上除了“到此一游”之外，还出现了“希望小三、小四和平相处”等调侃口吻的留言，更有甚者，绘制了自己微信号的二维码等。景区的工作人员见状议论道：“这就是放开了，看来游客真的有在景区留言的需求。” 该景区将“到此一游”区分放大对待的做法，在游客看来颇为讨巧、有趣。 来自河南汝州的尚小鹏对记者说道：“我是今天早晨专程从汝州来，想在大佛前为家人祈福。正巧赶上景区这个活动，就也在留言板上留了自己的愿望：愿家人平安，自己生意兴隆。我觉得这种做法很有趣，起码在景区内有指定的地方写画，有底限的人就不会去破坏景区设施了。” “我觉得这样刻意放大了‘到此一游’，是借近期网络上的话题对自身炒作。不过也算一种引导吧。至少让人一目了然哪里可以留言。这样光明正大的在景区写‘到此一游’，让我觉得还是蛮过瘾的。”来自洛阳的游客宋明明对记者说道。宋明明还提及，回头将会把与写着自己名字“到此一游”石头的合照晒到微博上，让朋友们都看看。 有专家对此指出：“政府、景区的管理方式可以百花齐放。除了设立一些涂鸦场所外，还可以种植一些许愿树，设立签名墙，定期举办一些涂鸦活动，来疏导游客的表现欲和存在感。这既是景区的一种自我推销，也是对于不文明行为行之有效的疏导。” 4．“看到埃及‘到此一游’的不文明消息后，我们专门派人到名胜区去检查了一番，没有发现一处‘到此一游’的不文明现象。”锡惠景区园景监察科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几年名胜区保护力度比较大，每天都有专人不停巡逻，名胜区内乱涂乱画乱刻的现象基本没有了，但在休闲区登山道上还有不文明现象。一些老年人锻炼身体时，会在山上路边的石头上刻写“注意安全”、“小心滑倒”等安全警示语言，上山两边的石头几乎无一幸免。其实，景区管理部门在登山道上的危险路段都会写上规范的安全警示语，市民游客乱涂写、刻画多数出于好心，但却不自觉地破坏了景区的环境。 该负责人表示，就在五六年前，龙光塔、天下第二泉等都是“某某到此一游”的热门留名处，但随着人们文明旅游意识的提高和监管力度的加强，现在名胜区内的破坏现象正在逐年减少。原来还有一些游客喜欢到竹林里的竹子上、在亭柱上刻画名字，现在这种情况也少了。以前景区经常要大修，其中修复被游客破坏的古迹，就要投入不少。现在，景区只在日常维修中，对部分被游客破坏的地方进行修复，因不文明旅游而投入的修复费用也较前几年减少了很多。虽然乱涂乱画乱刻现象少了，但随地扔垃圾、吐痰、赤膊喝酒等不文明现象还比较普遍。他们也希望游客能进一步提高文明旅游的意识，让景区的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 无论是金殿还是大观楼，以及黑龙潭等公园都有一些文物古迹。作为收费公园的镇园之宝，公园管理方对文物古迹也是特别对待，加强了保护措施，因此基本没有被破坏的情况。 “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巡逻来保护文物古迹，公园里没有出现过文物古迹上被乱涂乱画的情况。”黑龙潭公园的工作人员文波说，公园里的文物古迹基本没有被游客破坏，即使偶尔出现一些损坏，管理方也会第一时间进行修复。至于文物古迹上被刻“到此一游”的情况，文波表示因为管理上的加强，游客根本没有机会下手。 5．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内的“一二·一”运动烈士墓和西南联大旧教室都是重要的历史遗迹，学校对这些文物的保护措施也做得相当好，校方专门成立了西南联大博物馆进行管理。据博物馆办公室主任铁发宪介绍，整个馆区有56个监控摄像头，实时监控馆区情况，另外还有4个保安负责保护两处遗迹，每班2个保安，全天24小时有人值班保护。 云南师范大学对于历史遗迹的养护也很到位，铁发宪介绍，西南联大博物馆内的文物维修、复原，都是请云南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相关专业单位进行的。同时，博物馆每隔两年就向国家财政申请文物保护经费，有了经费的支持，文物保护工作就能顺利展开。 云南大学会泽院在1987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云南大学物理系教师王登科说，每年新生入学时都要接受文物保护教育，校方也投入了人力物力对校内文物进行保护。王登科坦言，校内的大多数学生素质都比较高，一般都会自觉保护历史遗迹，即使校外人员进入校园，破坏遗迹的事情也不会发生，“随时都有保安在巡逻，踏进草坪都是难事，别说是破坏文物了”。 6．为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印度从1958年到1973年先后出台了4项法案、法规。1992年，印度政府又出台一项修正案，严禁在历史古迹周围100米内进行开发、建筑活动以及从事经营活动，并对遗址100米到300米以内地区的经营活动加以限制。根据印度古迹保护法规规定，损毁古迹将处以最高5千卢比(约合人民币550元)罚款，或判处最长3个月监禁，或两项处罚并行。 在位于北威尔士弗林特郡的英国松涛谷遗址公园内，包括18世纪的磨坊和工厂在内的一些古老建筑也屡屡遭到一些文物盗窃者的侵入和破坏。为制止这些破坏，当地文物保护部门正准备“邀请”一群特殊的“安全卫士”蜜蜂，来保护这些饱经摧残的古建筑。文物保护部门的负责人说，只要和当地蜂农合作，布置一些“训练有素”且“安全”的蜜蜂。就能够很好地掌控蜜蜂的行动。不过，由于启用“蜜蜂卫士”可能会造成“入侵者”的健康和安全问题，且如何确保蜜蜂不会误伤他人有一定难度，“蜜蜂卫士”保古建的方案仍有待商榷。 在浪漫的意大利人眼中，保护文物就是保护他们的生活品质，是意大利公民的社会责任。根据意大利相关规定，具有一百年以上历史的建筑物，未经有关主管机关批准不得拆毁与改建，装修内部也须经文物部门派人检查、鉴定和批准。旧市区除非经特批，原则上不再增加新建筑。为了更好地保护历史遗迹和文物，意大利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文化遗产部，下有出土文物、艺术品、古建筑、古图书等18个保护局。还制定了许多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和政策。在资金上，意大利政府每年都会将一定比例的国民收入直接划拨给文物保护部门。 7．面对屡禁不止的不文明出游行为，不禁让我们思考，到底文明出游难在哪?如何规范旅游行为?如何提升一些游客的文明出游意识?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从社会规范来说，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在节假日集中爆发，似乎无计可施，但其实则不然。2013年10月1日，《旅游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规定“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等。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旅游法》虽然施行这么长时间，在规范游客文明出游方面，似乎尚未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就要求旅游相关方切实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来，比如，在秩序管理、文明宣传、引导等工作上，是不是应该再多点细心与耐心?事实上，不文明现象固然与某些游客个人素质不高有关，但很多时候也与景点景区监管不力或监管缺失有关。 所以，景区和相关部门更应有所作为，在游客旅游的过程中，多些提示和引导，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让游客有意识地摒弃一些不文明行为。另外，在旅游前、旅游中，旅行社、导游应当抽取一定的时间，对于游客要注意的事项、当地风俗习惯进行讲解和反复强调，持续巩固文明旅游意识，时时提醒游客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行为与所处环境相一致。所有不文明、不道德举止行为的根源在于游客文明旅游理念的缺失，所以在强调加大监管惩处力度的同时，更应当重视对游客文明出行意识的培养，提高国民素质。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4年12月8日。“绿色发展指数系列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李晓西指出，绿色发展指数系列报告的编写遵循了有效但有限、绿色与发展相结合、共同责任与同等测度、人类发展的包容与公平等原则，并通过“绿色体检表”的形式展示了省市绿色发展的进展与变化，公布了我国30个省(区、市)和100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指数排名。省区绿色发展指数测度结果显示，30个省(区、市)中，绿色发展水平排名前10位的是：北京、青海、海南、上海、浙江、内蒙古、福建、天津、江苏和陕西。 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创新模式，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绿色经济概念最早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1989年于绿色经济蓝图中提出，并逐渐得到广泛认同。2008年绵延至今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和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在未来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的重要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重要国际组织先后发起了绿色增长倡议，在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上，全球领导人达成了包容绿色以及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共识。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我国绿色经济已初具雏形，在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浪潮引领下，国内许多地区对投资发展绿色经济热情高涨。但由于整体战略规划滞后，地区间、行业内盲目发展、重复建设问题突出，无序发展现象已出现苗头。 自2008年以来，国内许多地方纷纷推出了打造风电、光伏太阳能等新能源基地的计划，并大干快上，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风电、太阳能等行业的过度投资。同时，各地都在加快对当地风场资源的开发，在对资源开发论证规划不充分的情况下便匆忙上马，或者“以资源换项目”，追求眼前的所谓“绿色”增长。产业发展缺乏明确指导，地区间发展缺乏统筹规划，一哄而起的风险引发许多业内人士的担忧。 有关专家指出，除风电外，我国的新型煤化工、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清洁能源开发，由于缺乏清晰的战略及具体的规划指导，企业容易投资冲动、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也在盲动，使得新能源的发展既不健康，也不可持续。 专家认为，对风、光伏发电、生物质能发电的规划，必须充分考虑资源条件，电网系统的接收、消纳能力和市场容量，市场能接受的价格等关键因素。 其实，作为绿色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环保产业，在国内同样面临类似困境，尽管从1997—2008年，我国环保产业收入总额从459亿元增加到7900亿元，但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的调查分析表明，当前我国环保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困难就是缺乏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等，未能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造成对其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不力。 3.缺乏行之有效、体系完整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我国发展绿色经济的一大“软肋”。湖北省社科院能源研究专家叶学平博士长期研究英国等欧盟国家绿色经济发展，他表示，与欧盟部分国家相比，一方面国内缺乏发展绿色经济的系统规划和激励约束机制的整体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对既有的如节能减排中的万元GDP的能耗减少量等指标，也缺乏达成这些目标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和严明的奖惩措施。 据调查发现，自中央公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各地投资热情高涨，但一些“两高一资”项目又酝酿重新上马；一些被环评否决的项目又改头换面通过“绿色通道”审批：甚至还有不少项目仍在试图先把“生米做成熟饭”。长江水电投资公司的环境法专家曾刚博士说，这说明我国亟待建立有奖有惩、赏罚分明的法律法规，强化执行力度，避免法律政策“高压线”变成可松可紧的“猴皮筋”。 曾刚分析说，虽然我国目前有《环境保护法》等强制性行为规范，承担着环境保护的约束作用，但由于这些法律规范内容的宽泛性，往往给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带来“钻空子”的灵活性。要减少乃至避免这类情况的发生，必须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体系，提高可操作性，相关部门的执法也要严格依律、一以贯之地进行。不仅对新上项目要继续严格按绿色经济的标准审批，对于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设备，尤其是对不按期淘汰的企业，必须依法责令其停产或予以关闭。 现有的一些政策措施，如何更有效地发挥引导激励作用，仍然有改进余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周健民说，当前盲目上马新能源项目的现象之所以时有发生，主要原因在于推广新能源可以获得相当的财政补贴，拉动地方就业和经济数字增长，而对实际运行成本和长期收益，乃至如何真正发挥新能源的社会效益考虑较少。多位专家认为，与其过多在生产、设备环节补贴，不如考虑加大向市场应用、使用环节的补贴，通过“倒逼”机制引领产业健康发展。 4.“发展绿色经济，一系列核心技术的突破和集成是基础。”投资专家刘华为说，新能源发展在中国刚起步就出现危机，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新兴煤化工几乎都走过了或正在经历同样的历程：高额利润诱惑一疯狂投资一产能过剩一最终泡沫破灭。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没有核心技术。如中国组装一台风机有20%的核心部件需要进口；光伏行业的原料依赖进口，原因就是没有生产多晶硅原料的核心技术。“国家基础性投入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浙江正泰太阳能公司总经理杨立友博士表示，政府应该在国家层面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在扶持现有的大型企业的同时，应加大对技术前景好、研发能力强的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另外，要提供专项资金，建立国家能源研究室，支持大学以及私人机构的新能源研发部门，帮助其进行提高新能源的可靠性研究并攻克关键技术。 专业人才严重匮乏，在新能源这个新兴产业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据我所知，全国现有风电人才中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寥寥无几。目前我国仅有华北电力大学一所学校设立了可再生能源专业。”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马学禄表示担忧，缺乏人才将造成的直接后果是，风电产业虽然现在上马快，但不久的将来一批企业也会倒得快。 马学禄说，我国可再生能源教育、研发机构严重缺乏，风电生产设备基本模仿欧洲，但“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国与欧洲的自然环境差异性很大，主要表现在我国温差大、风况较剧烈、风沙大等方面，这些研究不够，有可能使我国风电行业受到致命打击。 专家建议，发展绿色经济，国家应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各新能源领域，在节能减排领域，列出科研攻关的重点，予以重点支持，以招标形式，公正、透明、公开地支持有特色、有基础的科研机构及企业积极攻关；同时，应当注重吸引借助全球智力资源参与中国绿色经济发展，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面向全球吸引人才、支持培育重大新技术研发应用。 5.日本在环保产业方面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果，首先应该归功于政府建立起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并严格执法。1971年，日本出台了《废物处理法》，之后又出台了《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包装容器再生利用法》等，2000年颁布和实施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动基本法》、《废弃物处理法》(修订)、《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修订)、《建筑材料循环法》、《可循环食品资源循环法》、《绿色采购法》6部法律，形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环保及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如法律规定企业有对资源进行恰当处理的产出者的责任，产品、容器等的设计研究、回收、循环利用等扩大生产者的责任，为建立回收、处理、再资源化网络体系提供了保障；《废弃物处理法》对非法抛弃废弃物采取罚款、征税等惩戒措施，严重者会受到5年以下的徒刑或10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法人1亿日元)。 资源循环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如何去除回收废料中的重金属等诸如此类的技术，由于成本高，企业最初不愿意开发。在这种情况下，与法律相配套，日本政府对发展节能环保的企业，实施倾斜性的产业政策，主要有：首先是国家预算补贴政策。2000年以来日本国会每年通过的与环保有关的预算近130亿美元，资金拨给环境省、经产省、农林省和国土交通省等主要相关部门。根据最新的国家补助政策，生产废弃物再资源化工艺设备，给予相当于生产、实验费1/2的补助；对引进先导型能源设备企业予以1/3的补助，等等。其次是政府低息融资政策。只要满足条件，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将对引进3R技术设备的企业提供低利融资，从事循环经济研究开发、设备投资、工艺改进的企业分别享受政策贷款利率，融资比例为40%。企业设置资源回收系统，由非盈利性的金融机构提供中长期优惠利率贷款。此外，还对那些在改进设备方面表现优秀的中小处理商提供债务担保。再者是税收优惠政策。对引进再循环设备的企业减少特别折旧、固定资产税和所得税。日本对废旧塑料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普遍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对废纸脱墨、玻璃碎片杂物去除、空瓶洗净、铝再生制造等设备实行3年的退还固定资产税等。从实施效果看，上述政策措施激发了企业对节能、再循环设备设施和产品的开发投资，增加了企业发展环保产业的积极性。 日本大部分环保城(与环保示范园区相似)都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为推进产业转型和环保产业的聚集发展，1997年通产省开始实行全国环境城的认定工作，引导一些城市依托原有工业技术优势，加强废弃物再生利用技术的研究和攻关，在原先的土地上发展壮大再生利用企业，推动园区内各类废弃物的拆解、回收和资源化企业集聚发展，建成基础研究、教育培训基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和循环再利用产业化基地。截至2009年3月，日本政府已先后批准建设了27个生态环保城。日本生态环保城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共同管理，经济产业省和环境省共同建立和执行园区补偿金制度，经产省主要资助硬件设施建设、相关技术及产品的研发，环境省主要资助环保城的软件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负责建设生态环保城的基础设施，还通过政策引导和信息传递，指导园区内的企业相互利用产业间的能源、副产品(废物)。日本还在各园区推行有效利用资源的零排放计划。2002年川崎市开始建设占地77464平方米的零排放工业区。2005年3月工业区以整体形式得到了ISO14001的认证。中央和地方的积极共建，推动了当地环保产业的发展。 日本注重对中小企业推进循环经济提供援助和平台服务。1989年川崎市建立了日本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科技园神奈川科技园，截至2009年2月，该园有147家企业进驻。技术革新川崎THINK，是民间主导型科技园，也是亚洲创业者村所在地，截至2009年1月共60家公司进驻。亚洲创业者村拥有JFE集团先进的研究设施，对亚洲地区的创业者提供支援，从创业、经营的咨询，日本法律、行政手续的说明，产学合作的配合、销售渠道的扩大以及日常生活等提供一条龙服务。入园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只要是有发展前途的技术和产品，地方政府会提供办公室租金优惠和各种融资服务。比如对外国学者、风险企业每年度有3～5间、每间33平方米的办公室可以利用。进驻川崎1年以上的企业，融资最高金额2亿日元，小规模企业最高金额3500万日元。通过对园区创业者提供支援，吸引国际企业进驻，聚集优秀人才，对川崎形成先端研发和孵化环保产业新基地起到了推动作用。目前亚洲创业者村进驻环保等领域企业50多家。 日本环保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保障、政府政策、创新技术等方面的支持，更得益于大众强烈的节能环保意识。居民的自觉环保和分类意识对企业一般废弃物再生利用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垃圾分类非常细致，电池、荧光灯、塑料、瓶盖都要分类放置，人们自觉地将垃圾清洗后分类投放。JFE公司从2000年开始进入城市废物再生利用产业，经历了很长一段没有盈利的阶段。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在再生利用这个问题上，摆在首位的恐怕应该是环保意识，而不仅仅是好的技术设备。居民对塑料、纸张等废弃物的自觉分类降低了处理企业的成本，增加了处理企业盈利的空间。在日本，协会组织的推动作用同样不可替代。日本环境保护方面的行业协会和民间团体很多，大约有500多个，他们经常开会组织活动，督促各方落实政府计划。大阪ATC绿色环保广场，是由大阪环境产业振兴中心主办的一个环保商务平台。ATC每年聚集900万市民，是日本首屈一指的集客设施。平台以企业为主，经常举办活动，将环境关联技术和商品汇聚一堂，发送最新的环境商务信息，成为日本首个为环保企业服务的商务支援基地。 6.北京延庆县张山营镇、沈家营镇、旧县镇等地，蓝天白云之下，崇山峻岭披着绿装，杨树、榆树、刺槐郁郁葱葱，野鸭嬉戏湿地，群鸟欢鸣林间，游客信步山野……这里是北京抵御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沙尘的第一道防线，过去大都是荒山秃岭，现在已造好面积相当于1600个足球场大小的树林，成为北京的“后花园”。 过去10年，北京从房山十渡到平谷金海湖，建成绵延200多千米的防沙绿色屏障。目前全市山区林木绿化率达到71.35%，森林覆盖率达到50.97%，山区空气负氧离子浓度较绿色屏障建设前增加1倍，沙尘天气从本世纪初的每年十几次减少到3至6次。这是北京实施绿色北京战略、推动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 北京市能源与经济运行调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王英建表示，北京奥运会留下绿色发展珍贵遗产，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北京市民对建设宜居家园满怀新期待，面对首都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创新驱动要求不断强化，亟须紧跟绿色低碳发展世界新潮流。北京市制定发布《“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建设绿色生产体系等三大体系，实施清洁能源利用等九大工程，完善组织领导机制等十项机制，以“3910工程”全力实施绿色北京战略。 2012年1月，首钢董事长朱继民接过“功勋首钢”纪念牌，曾经的北京市工业支柱首钢石景山主厂区熄灭了钢花浓烟，取而代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十一五”期间，北京累计推动180多家“三高”企业退出，产业结构调整对全市节能工作贡献率达80%左右。 努力率先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巩固提升服务主导型产业格局，增强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打造“北京服务”和“北京创造”品牌，北京致力建设国家创新中心。以创新创业为灵魂的中关村正引领北京绿色发展之路。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介绍，2010年中关村示范区增加值2644亿元，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3.5%，但中关村企业万元增加值能耗仅为全市平均水平五分之一，长期保持低能耗运行，支撑了全市顺利完成节能减排任务。 在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涌现出一批“绿色工厂”和“绿色生产”样板企业。京东方总裁陈炎顺介绍，京东方北京8.5代线主体厂房屋顶全面铺设太阳能电池板，工厂内部采用全球最先进的空调系统及余热回收系统，每年至少节约电量3870万千瓦时，节省天然气63万立方米，以再生水替代自来水利用率达85%以上，每年可节约自来水1100万吨。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伯旭介绍，开发区每公顷已出让土地平均投资密度达1181万美元、创造税收1063万元人民币，每百亿GDP创造税收28.9亿元，万元GDP能耗仅0.14吨标准煤，发展效益、质量居全国开发区最高水平之列，能耗、污染居全国开发区最低水平之列，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典型园区。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表示，北京立足首都特大型消费城市特点，积极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努力引领消费新时尚。 住在石景山区的李女士说：“今年涨了停车费，我尽量坐地铁进城，开车时间减少一半以上，出行‘低碳’多了。”北京正优化城市交通网络，扩大绿色出行。2011年上半年实施28项综合“治堵”措施，加快建设8条在建轨道交通线路，开通快速路公交专用道，有效实施差别化停车收费措施，公交出行比例提高到40.9%。 北京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建设生态居所。“十一五”完成3000多万平方米既有建筑和40家政府机构节能改造工程。“十二五”期间，北京力争绿色建筑规模达到3500万平方米，完成2000家公共机构系统化节能改造，最大限度地节能、节水、节地、节材。 北京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管理，在100个单位开展了垃圾“零废弃”管理试点建设，实施600个垃圾分类试点社区建设：2010年生活垃圾资源化率达41%，比2005年提高21个百分点。这是北京积极培育引导绿色生活方式的努力之一。 2011年7月。延庆县被命名为全国首批“国家绿色能源示范县”。延庆作为北京重要的生态涵养区和新能源示范区，建设阳光浴室、沼气发电等一批示范项目，为农村居民生活提供现代化的绿色能源、清洁能源。北京将加快打造延庆这样的绿色城市发展典范，推进2个试点区县、3个试点镇、50家试点企业作为绿色区域试点。房山区、门头沟区近年关停全部小煤窑、小矿山，矿区群众从挖煤变种树，两个区的生态环境日渐改善。 践行绿色办公，引领绿色商务，鼓励绿色消费，打造“绿色酒店”，建设“绿色学校”，创建“绿色家庭”……“绿色北京”深入人心，绿色低碳逐步融入市民生活。 2010年1月，大兴区启动南海子公园湿地修复工程，仅用8个月就建成3700亩生态景观区，彻底改变了当地脏乱差的现状；公园规划面积7.86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颐和园大，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北京最大湿地公园。 让森林进城，让公园下乡。“十一五”期末，北京市公园数量从“十五”末的190个增加到339个。建立三级城市森林公园体系，城市中心区已建成以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重点的一批城市休闲森林公园；城乡接合部目前共建设海子公园等郊野公园48个；郊区新城建设大兴等新城滨河森林公园11个。 让“城市青山环抱、市区绿地环绕、郊区绿海田园”。现在北京已基本形成城市、平原、山区三道生态屏障，全市林木绿化率达到53%，人均公共绿地达到15平方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达到良好级别。 让河流风貌再现，使“水秀而可近，岸绿且可亲”。全市水环境质量稳定提升，境内3条河流出境断面水质全部达到国家考核要求。永定河2010年建成“四湖一线”，重现长河观柳、卢沟晓月美景。 让天空更蓝，空气更清洁，城市更清新。2010年，北京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削减至11.51万吨，“十一五”期间累计下降39.73%，超过国家下达任务指标19.33个百分点，减幅居全国首位；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削减至9.2万吨，“十一五”期间累计削减20.67%，超出国家下达任务指标5.97个百分点，减幅居全国第二。2010年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比例达78.4%(286天)，创下连续12年改善以来的最高水平。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蒋力歌表示，“十二五”北京将继续着力打造天更蓝、山更青的绿色环境体系，打造具有良好生态环境、优美景观环境、优质人居环境的宜居城市，把北京建设成为既服务于当代市民，又服务于子孙后代的宜居家园。 7.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代表时表示，中国政府要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 李克强说，中国30多年的改革发展，可以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所以，环境等许多问题在短时间内集中地在中国反映，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我们要总结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历史，确实可以用“先污染后治理”来形容。 李克强表示，中国不愿意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为我们过去的绿水青山是祖宗留下的，未来美丽的环境是子孙后代应当享受的，当代人要有责任感。同时，中国的基本国情除了人口多，还有就是环境承载能力脆弱。我们的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继续走高投入、高排放乃至于高污染的路子。 他说，实现现代化，是中国13亿人的共同意志、强烈愿望，不可逆转。但是，我们必须“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所以，中国政府要坚定走绿色发展道路。同时，要铁腕出击来整治现有的污染，不再欠“新账”，并且要多还“老账”。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绝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习近平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习近平强调，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须全党动手。各级党委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面领导责任。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发挥好纪检、监察、司法、审计等机关和部门的职能作用，共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支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工作，关心爱护纪检监察干部。特别要注意保护那些党性强、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履行职责能力和水平，更好发挥监督检查作用。 2．巧立名目乱收费、掌权者滥用职权、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存在于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直接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百姓对此深恶痛绝。 据统计，2007年11月到2013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处分54.03万人。 严肃查处征地拆迁中的腐败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管，全国共查处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问题1480件。北京市严肃查处了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原支委梁某诈骗拆迁补偿款1.7亿元、顺义区李桥镇原党委书记李某诈骗补偿款3800余万元、挪用拆迁资金1.2亿元等案件。海南省重点查办了东方市土地腐败窝案、三亚市海棠湾镇部分工作人员诈骗国家巨额土地补偿款案、省旅游总公司原总经理王某在土地转让中索贿案等案件。 严肃查处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的腐败案件。2012年上半年，全国共立案查处矿产资源领域违法案件2760件，罚没款1.3亿元，37人受到党政纪处分，其中25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严肃查处各类学校办学中的乱收费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教育等部门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力度，全国查处各类教育乱收费问题涉及金额20多亿元。 严肃查处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的腐败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卫生、财政、工商等部门，深入治理医疗卫生领域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推动药价降低，让利群众1164亿元，查处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涉及金额9亿多元。 严肃查处食品药品制假售假的腐败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不断深化食品药品安全治理整顿，加大违法案件查处力度，全国共查处“三聚氰胺”乳品、“瘦肉精”饲料等食品药品安全问题18万余件，处理近4万人；查处制售假劣农资、坑农害农问题17万多件，涉及金额35.9亿元。全国农业系统开展对农产品农药超标、畜产品“瘦肉精”等方面问题专项整治，查处违规违法问题2.5万余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查办“铬超标”药用胶囊问题，及时向社会公布胶囊剂药品企业抽检结果，对76名责任人进行了处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三鹿”婴幼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对8名厅级干部、6名处级干部进行了责任追究。 严肃查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侵占国家、集体利益和侵占职工群众权益的腐败问题。中央纪委严肃查处了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张春江受贿案等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纪违法案件。2012年1～6月，国务院国资委及所属中央企业查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纪违法案件336件，党政纪处分377人，挽回经济损失约1.29亿元。贵州省严肃查处了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乔洪受贿1300多万元等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纪违法案件305件，给予党政纪处分353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4人。河北省严肃查处了河北港口集团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黄建华受贿失职案。 严肃查处基层干部吃拿卡要、收受财物的腐败问题。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治理涉农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共减轻农民负担近30亿元；查处和纠正涉及社保基金、住房公积金、扶贫资金、救灾救济资金违纪违法问题1.2万件，涉及金额约73亿元。 严肃查处执法不公、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腐败问题。2013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执法不公、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涉及责任人共1405人。 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腐败问题。山西省严肃查处了长治市公务员招录体检舞弊事件，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原副局长赵某等10名有关责任人受到处理。 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欺压群众、奢侈浪费等腐败问题。2011年以来，湖北省查处农村基层干部作风粗暴、办事不公、奢侈浪费等方面的案件183件，处理相关责任人183人。安徽省严肃查处了合肥市某社区居委会干部私设“小金库”、违规列支招待费614万元的案件。重庆市严肃查处了涪陵区某乡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为儿子大操大办婚宴收取礼金数十万元等典型案件。 3．豪华月饼销售遇冷、天价大闸蟹市场降温、大张旗鼓的公款吃喝难觅踪影……2013年9月，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下发节日禁令后迎来首个中秋，各地初显节约从简、反对铺张浪费的节日新风。 但记者调查发现，严令之下，送礼现象并未绝迹，只是方式更加隐蔽，花样也在翻新。少数领导干部对禁止吃、请、送、收心怀侥幸，个别人还在试图“浑水摸鱼”。专家认为，亟待从制度上堵住漏洞，防止新风变成“一阵风”。 记者辗转拿到了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的2013年中秋客户关系维护计划，计划显示：2013年送礼范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春节“公关维护”基础上有所扩大，涉及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五个区域，总计人数360人，其中仅某一个机构部门就需要送出280多份礼物。 “礼单”将维护等级细分成五个档次，以董事长、集团等不同名义赠送给部门领导的价值也不同：有的送出两瓶红酒和知名品牌的高端手机一部，有的送手机一部，有的送出消费卡3000～5000元不等，有的送出会所的会员卡，最低档的送价值158元、298元或219元不等的月饼或其他产品。 “送三四百人其实不算多，我们企业全国要维护几千人。”一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方先生说，“禁令”之下，民营企业主挺“尴尬”。“送礼钱不算小数目，我们也不想把这个利润让出去，可不送又怕关系断了。” 方先生说，相关的政府部门和老客户都要“打点”，一般部门领导送3000～5000元，部门里的关键岗位1000元，部门里的普通联系人500元。 “中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人们中秋节互相送盒月饼本不为过。”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说，但企业根据对象权力大小，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送出价值不同的礼物，这种送礼的“心思”已经明显异化。人情和腐败的界限已经模糊，礼物也成了“变味”的腐败。 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王世谊等专家认为，近期“节日腐败”势头得到明显遏制，但公众看到成绩的同时，对反腐新风能否久吹还有忧虑。记者发现，面对政策严管，一些节日送礼也衍生出新变种。 ——穿上“隐身衣”。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商场、酒店时发现，很多酒店给顾客提供“报销便利”，不管是购买“金银月饼”还是“平价月饼”，不少商家都可提供“办公用品”发票。“‘公款送礼’穿上隐身衣，即便不是天价，也难逃节日腐败的恶名。”某专家认为。 ——转成“地下党”。在中央的严令下，很多“节日腐败”从半公开向半地下“转型”。在南京机关单位林立的湖南路上，一家礼品回收店店员介绍，现在风声日紧，但他们在南京同城交易网站上开设网店，而且为客户提供上门收购服务，方式更加隐秘，服务也更加主动。 ——大额“化整为零”。有关部门要求大额购物卡必须实名制，记者在广州一些商场以单位集体买卡的名义咨询，销售人员告诉记者，2013年大额购物卡少了很多，但销售的购物卡总金额却没少。“1万元的卡要实名、而且‘扎眼’，但换成10张1000元的不就行了?是发是送都可以。” 随着中央不断出台措施，奢侈腐败之风有所收敛。专家表示，此前“节日腐败”之所以屡禁不绝，很大原因是没有持续高压，让一些人心存侥幸，认为禁令不过吹一阵风，风来随风倒，风过又复生。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肖俊表示，能否让新风持久长吹，不只要看要求是否严格，更要看行动能否成为制度，令行能否禁止。“‘抓铁留痕’的力度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缺一不可。”王世谊说。 4．2012年6月，教育部透露，2011年全国共查处各级各类学校乱收费问题涉及金额5亿多元，3696人受到党政纪处分和其他处理。教育部表示，将严查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教辅材料散滥等，并承诺5年内控制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学校乱收费问题，一直为社会所诟病。目前，这一问题不仅导致了入学难，而且还滋生出教育系统腐败。 每年六七月份，各地的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都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为了让孩子上个好学校，许多家长使出浑身解数，托关系找路子四处奔波，这也为一些学校乱收费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 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今，治理教育乱收费始终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教育领域主抓的重点工作之一。从将禁止教育乱收费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义务教育学校的收费标准，到关注部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乱收费，并将农村学校的乱收费以法规的形式纳入治理轨道，再到建立收费的听证制度、公示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规章制度，举措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教育乱收费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学校乱收费，已经从当初的单纯收费行为演变为滋生教育腐败，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少中小学校长因此落马。”河南省新密市人民检察院曾办理过多起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负责办理此类案件的检察官王玲玲说，“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主要发生在中小学校长及主管领导身上，主要手段就是乱收费，设立小金库进行贪污挥霍。”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治理力度，在教育乱收费问题上，一些学校不再明目张胆公开收取，而是采用一些更加隐蔽的方式，‘化整为零，分次收取’‘避开锋芒、错时收取’‘巧立名目，变相收取’成为一些学校规避国家规定政策的新手段。“某办案人员分析说。 记者曾就学校收费问题随机采访了一些学生家长，一名家长告诉记者，在小学入学收费上，有些条件好、教育质量高的学校每年的择校费用高达5万元。若一次性收取，会遭到一些家长的抵触。所以，学校就按月分摊，一个月几千元，这样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还有的家长告诉记者，每次开学时候，既是收费的集中时期，也是相关部门治理的重点时期，有些学校为了避开公众视线，规避管理，在开学时只收取那些规定可以收取的费用，而一些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则放在开学后收取。另外，有的学校改换门庭，开办补课班、特长班、兴趣班，乱发复习资料，收取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校服费、电影费、取暖费等各种名目的费用，乱收费的名目之多、数量之大、范围之广，令人咋舌。 有专家对近年来相关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几乎所有出现问题的学校都存在“小金库”或者“账外账”现象，一些学校将收取的择校费、赞助款等违规费用存入单独设立的银行账户里，名义上主要用于发放职工福利、对外投资、计划外支出等，但由于日常保管中的手续不健全，并且只有少数主管人员和经手人员知悉，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很难被审计、纪检、司法机关发现。因此，“小金库”极易诱发贪污、挪用、私分等职务犯罪行为，成为部分人大肆敛财的渠道。 此外，领导权力过大也是“小金库”难以管理的一大原因。专家分析说：“当前，大多数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这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校长居于最高层，掌握着进人权、用人权、择校审批权、借读审批权等权力。如果缺乏内部民主，缺乏监督，或者是职工不敢监督，那么不自律的领导就会搞‘小金库’，贪腐问题就很容易发生。” 5．2013年1～9月，媒体先后曝光10起腐败窝案，至少357名涉案官员被查办。其中最大窝案中129人涉案，最多金额超过2000万元，地方政府窝案涉案人数最多，受贿主要形式是节日期间收受礼金，行贿主要目的是职务调动和升迁。 10起贪腐窝案中，共有4名为县处级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占了40%。县委书记、县长在我国公务员体系中均属于正处级干部，在公务员序列中处于中层位置。但在县域范围内，县委书记是一把手，特别在组织用人上，县委书记拥有极大的主导权。 在贪腐窝案中，行业系统中勾结犯案现象最为明显。在整理的10起官员落马案件中，有6起案件的落马官员几乎集中在同一行业系统中，涉及扶贫、园林、水利、住建、交通、医药等相关行业。 2013年4月，湖南医药监管领域腐败“窝案”细节被披露，涉及11个职能部门，1名厅级干部和4名处级干部涉案，案发前都是医药监管领域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窝案”主角系湖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其他4名涉案人员案发前分别担任省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处处长、省物价局药品价格处处长、省卫生厅药品集中采购中心副主任、省药检所副所长等案件职务。 参与侦办案件的检察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被查处的人员几乎覆盖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领域的各个环节，因为“大权在握且利益关联”，他们涉嫌相互勾结，“全程”满足药企请托需求。 在10个腐败窝案中，涉案人数最多的三名分别是：安徽萧县窝案的66名、广州市白云区窝案的81名、甘肃华亭县窝案的129名。 2013年7月23日，广州市纪委通报了主要涉及“两违”(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腐败案件，白云区被立案查处的干部由此前的62名上升到81名，其中落马的官员还包括原区委书记谷文耀、原常务副区长钟向东、原副区长吴锦明及早前被“双规”的区政府党组成员刘健生。据媒体报道，当时办案的检察官惊诧不已：“对于什么行为是受贿，他们几乎没有概念，更不要说拒绝，更没有想过受贿会坐牢。” 在10名窝案主犯官员中，有4名是副厅级以上干部。厅官窝案一般比处级官员在涉案规模上更大，所引起的震动更为巨大。 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林喆说，基层政府集体腐败，说明这些人的权力没有受到班子其他成员的监督，相反班子其他成员还参与了一把手的贪腐行为。林喆认为，地方基层政府集体腐败明显暴露出两个问题：第一，选用干部程序没有到位，没有严格审查，没有提拔德行好的官员，存在“买官卖官”等行为；第二，监管不力，监督没有到位。 “房地产领域、监管领域、交通航空领域、高等教育领域、土地建设领域、工程建设领域都是集体腐败的高发领域。”林喆分析，上述领域国家投资量大，有巨额资金、工程款、项目等“油水”。在行业中，一个两个人腐败容易被发现，大家一起作案就不容易被注意到了。结合以往经验来看，群体腐败现象总是发生在宗派圈子、裙带关系和官商勾结中，形成了一批人共同作案的现象，并且互相都有利益相关。一旦发现问题，就开始官官相护。由于贪腐群体中每个层面上都有人，就不容易被发现，从而导致贪腐现象被掩盖。 林喆认为，目前我国集体腐败高发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教育不到位；第二，制度不健全；第三，监督不得力；第四，受腐朽思想的影响。 6．新加坡是全世界有名的能有效制止贪污行为的廉洁国家，已营造了“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不用贪”的氛围，邓小平曾对新加坡的经验赞不绝口。曾有人问李光耀什么是他最自豪的事情，李光耀说，我们可以维持一个廉洁的体制，我觉得很骄傲。 新加坡的清廉文化教育使人不想贪。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是“三个强化”：强化领导垂范工作。新加坡的廉洁与领导们坚定地承诺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贪污是分不开的。强化公务员培训工作。新录用的公务员必须接受训练，在职公务员每年也必须轮流进修，不断提高公务员的综合素质，培养廉洁从政观念。强化舆论监督工作。在新加坡，新闻媒介和民众评价政府公务员的唯一标准是勤政廉洁，广播、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政府非常严厉地惩治腐败的事例。 新加坡政府不让有不良嗜好或品德修养差的人进入公务员队伍。公务员录用通过严格的公开考试、考核进行，考试合格的人选，还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和调查。新加坡法律规定，每名公务员在初次上任时及以后每年都要申报个人财产。个人申报的财产，由贪污调查局审查核实，一旦发现疑点，即组织调查，取证后提交法院审理，有效防止公务员的贪污行为。公务员每年都要进行无债务宣誓，平时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及时记录自己的活动，定期接受检查，如果发现有疑点，要交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查核实。政府严格考核官员举债情况，一个官员所欠的债务超过三个月薪水总和的，则被视为陷于“债务麻烦”，“债务麻烦”中的官员都将受纪律处分，严重者可能被开除公职。国家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都会被暗中跟踪，有专门机构明察暗访他们的日常行为，政府部门会及时处置公务员嫖娼、赌博、出入酒吧、与不法团体往来等违纪行为。 高薪固廉使人不用贪。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金之高是举世闻名的，政府制定了完整的公积金制度，公务员每月可获得月薪33%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一个公务人员如果能奉公守法，廉洁从政，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如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不但其全部公积金被撤销，而且还将被革职，失去工作和养老金。 严刑峻法惩恶使人不敢贪。新加坡公务员违反相关规定条款都会被绳之以法。法律规定，对任何提供、接受或索取贿赂者，可判决其缴付等于贿金的罚金，并处罚高达10万美元的罚金或监禁5年；防止贪污法令还规定，当别人向公务员或公职人员行贿时，应当逮捕行贿者并将其送交警察局，如果说不出充分理由，行贿者也被视为犯罪，可判罚款或6个月的有期徒刑，也可两者并罚；新加坡不准公务员收受礼品，收而不报或瞒报就是犯罪。 值得强调的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成立于1952年，是一个负责调查和防止贪污的独立机构(隶属于总理公署，直接向总理负责，下设“行动部”和“行政与特别支援部”)，在反贪惩腐方面有绝对的权威。专家指出，贪污调查局依靠有效而严厉的反贪污法典，有效而严峻的刑法制度，有效而透明的行政措施，成为有效而不畏强权的执法机构。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逮捕证逮捕任何涉嫌贪污受贿的人；无需公诉人的命令，可以行使警方特别调查的权力；有权入屋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款、赃物的任何钱物或物品。新加坡一位评论家说：“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是党和国家领导者锐利的眼睛，腐败分子畏惧它，其高效和精炼的运作程序，也使人民更加敬佩。”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厕所是人类生活的必需空间，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长期以来，我国厕所存在供给不足、分布不均衡、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成为社会文明和公共服务体系的“短板”，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村也要抓。“厕所革命”应运而生，它既是设施革命，更是观念革命。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各种特色小镇由于在厕所基础设施、管理模式等方面不完善，旅游中“如厕难”“厕所脏乱差”一直是一个投诉率很高的问题。“厕所革命”之风，也吹进了特色小镇。有的特色小镇设立“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解决特殊游客群体的如厕需求。体现“厕所革命”的人文关怀。修订标准调整男女厕位比例，根据不同的人流情况给出了具体的比例计算方式，并增加儿童便位设置的相关规定。通过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男女厕位转换，采用“互联网+”技术，使系统能精确计算如厕人员数量，并根据等候情况，智能转换男女厕位，实现卫生间高效利用。“厕所革命”已成为引领文明旅游、引领文明新风的重要窗口，成为文明示范工程。卫生间虽小，却关系着每个人的平等与尊严，每个人均等地享受公共服务。“厕所革命”背后是“民生进步”，“第三卫生间”的出现，正是对人民群众的悉心体贴，所解决的正是人人都可能遇到，但至今还需解决的难题。 有的小镇推行以商养厕模式，厕所与相应商业门面“捆绑”起来，公开向社会招标，鼓励社会资本承包经营。有的小镇推行委托模式，业主通过购买服务，委托专业保洁公司承担厕所管理,提高厕所专业化、规模化管理水平。有的小镇推行“厕所+”综合开发模式，充分发挥厕所集聚人流的功能，拓展厕所配套服务功能，建设城乡公共卫生综合体，使厕所成为微型商业中心，培育厕所产业链。 许多小镇新建和改建厕所严格落实旅游厕所国家标准，均达到了A级以上标准，多数地区旅游厕所面目一新、整洁漂亮、干净卫生，厕所服务质量显著提升，基本实现“数量充足、干净无味、管理有效、实用免费”的目标。 有的小镇厕所推行“第5空间”，一改厕所以往只能“解决内急”的单一功能，将覆盖WiFi，可以给手机、电动汽车充电，完成量血压、心率、尿检等体检项目。甚至可以缴水电费、在ATM机上取款、购买热饮等。“厕所革命”颠覆了人们对厕所的传统认识，引发了观念的革命。 小厕所“链接”着大民生。建设美丽中国要从最不美丽的地方抓起．向往美好生活要从人民最切近的利益人手。由旅游厕所革命所引发的系列深刻革命，的确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 2．通常而言，概念都是美好的，但现实总是差那么一点点。特色小镇不是“镇”，它不是单纯的行政地域划分；特色小镇不是“区”，它不是传统的工业功能区、旅游区等产业功能区块；特色小镇也不是“加”，它不是简单的“产业园+风景区+博物馆或学校”式的“大拼盘”。 说起陕西的特色小镇，可能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就是“民俗村”，这样理解确实也没错，尤其是在陕西这片文化厚重的土地上。由于陕西的“特色小镇旅游+民俗”的通俗模式．一不留神就成为陕西小吃扎堆的农家乐一日游，这个镇和那个镇本质上都差不多，“特色”两字很容易被千镇一面稀释得一干二净。“全域旅游”同样是近几年兴起的概念，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旅游+”和“+旅游”都能和特色小镇搭配使用。陕西推进全域旅游的同时，一大批相关项目竞相上马，特色小镇的概念还未理解透彻，单一的历史文化、风情民俗已经蜂拥而至。把特色小镇变成了旅游小镇。 火热的特色小镇建设，正成为一些房地产企业新的“掘金点”。顶着特色小镇的名头，土地价格自然而然降了下来，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向政府拿地的成本相对较低。然而地拿到手了，“特色产业”则很可能名存实亡。特色小镇的整体运营本可以成为独立存在的闭环，然而，“房地产化”的特色小镇很可能导致企业在盈利后放弃经营管理，人的流失造成小镇的“空壳化”，最终只剩下高额的土地成本，特色小镇也就违背初衷、名存实亡了。不过特色小镇的建设也不能完全脱离房地产企业。有分析指出，特色小镇的房地产开发主要是要成为就业者与本地居民的第一居所、大城市与周末旅游居住的第二居所以及养老与度假居住的第三居所等。 3．被誉为“东方古瓷艺术活化石”的C镇位于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交界的陕西省某市，是中国古代名窑耀州窑的发祥地之一，也是耀州窑唯一遗存“炉火千年不绝"的烧造基地。漫步小镇，古风瓷韵随处可见。古窑场历历在目，古瓷片俯拾皆是。当地人深谙废物回收利用之道，用废弃的匣钵、残破的缸瓮垒起状如蜂房的罐罐院墙，又用残碎瓷片装点出各色图案来铺设乡间小道。就连烟囱上、房顶上、树上，都用陶壶、陶杯、陶碗装饰。原汁原味的耀瓷传统制作工艺和民俗民居，不仅让游人，也让许多陶瓷专家、摄影家等专业人士都有找到根的感觉。 千余年来主要用作生活器皿的耀瓷，今日却日渐式微。烧窑的户数逐渐减少，最近只剩下几十户。号称炉火“千年不熄”的C古镇，正面临着“熄火”的尴尬。近年来由于南瓷北上，东瓷西进，再加上塑料和金属制品等现代工艺的流行，C镇粗瓷的市场受到冲击。而且传统的纯手工制作和旧式私人家庭作坊生产，难以实现大规模生产，产量有限。资金不足又导致人才外流、断代，继续生产以及产品的更新换代受限。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现代化的设备来烧窑，因为能控制火候，成品率高；同时大批量的生产，赚钱也容易。因此，传统的家庭式烧窑逐渐失去了市场，C古镇烧窑的户数大幅减少。不过，现代化设备的使用虽然提高了生产率，却让瓷器没有了“窑变”的惊喜，也让工匠没有了创造力，所有的制成品千篇一律，失去了灵魂。 近日，中国陕西C古镇旅游发展规划论坛举办。与会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专家甲认为，C古镇旅游要和周边的旅游整合起来。打好耀州窑陶瓷这张牌，就必须和H镇联系起来，不能把二者孤立起来，它俩一个是前期的中心，一个是后期的中心，要让它们成为一个有机体，要互补。 专家乙指出，考虑C古镇的规划要体现综合性，不能就C古镇来规划C古镇，要让技艺在这里传承。如何将烧造技艺传承复原?古镇不能只让人来看，还要繁荣它的技艺，要培养新人，来传承技艺。 有人问专家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为什么难?”专家丙反问他，“你先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不传承?”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选择。“培养一个传承人比培养一个研究生更难，研究生培养有一个规范化的体制，但是传承人没有，没有一个社会环境。”他觉得这种现象不能归咎于某一个体制，而应该对整个社会环境有一个认识。 4．19世纪60年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导致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拥堵不堪，乡村出现“空心化”。为分流大城市人口，发达国家启动小城镇建设。特色小镇的提出源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截至目前，英美韩日等经济发达体均已经完成了。对小城镇的开发培育工作，小城镇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人口和产业的主要发展载体。 小城镇聚集了这些发达国家六成以上的人口。其中，美、德等发达国家六成以上的居民都生活在l0万人以下的小城镇。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总人口3．09亿，63．0％的人口居住在人口5万以下的小城镇；2016年德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德国总人口8119．75万人．其中80％的人口居住在人口10万以下的小城镇。 作为人口及产业的核心载体，特色小镇已成为发达国家城乡均衡发展的重要经济活力点。例如．美国高科技小镇集聚的硅谷人口不到美国的1％，但GDP占比却高达4％～5％，纳帕谷综合性乡村休闲文旅小镇集群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500万人次，仅旅游经济收益就达6亿美元，提供17000多个工作机会，税收达到2．21亿美元；法国格拉斯小镇每年仅香水业就创造6亿欧元财富。产业均衡分布，让小镇有了产业支撑，也让小镇和周边居民不离乡土就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 欧洲城镇规划体现人文主义精神，注重环境保护，兼顾历史的延续性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使之能和谐地统一在城镇建设上。在欧洲，特色小镇建筑以独立式和连排式住宅为主，动辄数百年的建筑屡见不鲜，而居民改建、新建房屋都需要审批，无论是外观还是层高都有严格限制。放眼世界，许多国家小镇建筑有着强烈的民族特色，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的融合自然流畅，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活力得以兼顾。 国外的特色小镇往往既有企业生产办公功能，也有社区居住生活功能，还有游憩等功能。当然由于产业类型的不同，其主导功能有所差异。被誉为会议小镇的瑞士达沃斯小镇，因日内瓦商学院克劳斯?施瓦布教授1971年创建的“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年初在这里召开而蜚声世界。小镇除了拥有当地居民生活的设施外；还配有旅游服务中心、呼吸系统疾病治疗所、天然溜冰场、国会中心、冰雪体育馆等设施，已发展成为以温泉度假、国际会议、运动度假产业为特色融生活、旅游等于一体的小镇。 5．英美等发达国家数以万计的小城镇当中，能够成为全球特色小镇范本的也属凤毛麟角．可见，并非所有的小镇都具备成功基因。有学者将国外的特色小镇分为三类，即大城市依托型小镇、网络节点型小镇和孤点分布型小镇。 大城市依托型小镇，区位大多位于大城市1～2小时交通圈内，主要承接大城市的人口、产业外溢，同时具备良好的产业培育条件。它又分为产业型小镇和文旅型小镇两类。产业型特色小镇：法国内陆型工业城镇维特雷在巴黎和省会城市雷恩2小时交通圈内，19世纪50、60年代，凭借良好的生活环境和较低房价吸引巴黎和雷恩的工程师，承接从巴黎、雷恩机械工业和分包工业的溢出，形成了包括机械、分包加工、芯片业、印刷厂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成为全球内陆型工业城镇成功转型案例。文旅型特色小镇：英国距离伯明翰50分钟车程的斯特拉特福德镇以莎士比亚故乡为核心要素发展旅游业，年游客量均列英国城市之最。 网络节点型小镇，位于交通网络节点，产业基础深厚，同时具备良好的历史、自然因素。作为全球纺织品企业总部的瑞士朗根塔尔小镇位于伯尔尼到苏黎世的途中，并且在瑞士中央铁路线上，历史上是重要集镇和亚麻生产中心，拥有专业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和生产经营能力，在政府规划和资金支持下，不断延伸产业链，成为高端纺织产业高度专业化、集群化的产业小镇。 孤点分布型小镇，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和强大运营能力，足以抵消区位不利影响。西班牙胡斯卡小镇2011年之前的区位、生态旅游资源均毫无特色，每年游客不超300人，但20l1年因盛产蘑菇被索尼影业选为3D动画片蓝精灵的宣传基地，所有的白墙红瓦的房子全部被刷成蓝色，借助动画片宣传一年内游客暴增400余倍。当地政府和居民以此为契机，相继推出主题乐园、蓝精灵集市、蘑菇节等旅游项目，创造了因一种颜色走向复兴的小镇奇迹。 从区位和类型交叉分析来看，大城市依托型、网络节点型更依托于产业发展，孤点分布型多以文旅为特色资源。大城市依托型和网络节点型特色小镇，产业型均超半数，占比分别达到53．3％和51．9％，产业型及“产业+旅游”型累计占比分别为66．7％和77．8％；孤点分布型小镇文旅产业占比高达76％。 6．陕西某县Y镇北依唐昭陵九嵕山，东临泾河，南靠泔河，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关中环线、唐昭陵旅游专线穿境而过，交通便捷，唐昭陵博物馆就坐落在其境内，是省内外游客的向往之地。 如果一个地方能有一处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得响的文化资源，那是十分幸运的，可Y镇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皇家陵园唐昭陵，而且有全省乃至全国民俗旅游声名显赫的关中民俗传奇村落A村。无疑，Y镇是幸运中的幸运。 离Y镇老城区不到2公里就是A村民俗旅游区，这无疑对于Y镇的城镇化建设是一种机遇，更是一个挑战。建设城镇决不能忽视A村的存在，而A村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城镇配套服务和支撑。于是，Y镇决定在改造老城区的同时，在老城区与A村之间以标准化模块推动重点示范镇新区建设，从而将城镇与A村景区连接在一起。Y镇新区建设主要以路网、水网等基础设施为主和建立学校、敬老院、供水管理等公共服务体系为主。 城镇建设，规划先行，只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才能引领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当地聘请某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对Y镇总体规划及各项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了修编完善，结合产城一体化要求，突出文物保护，精心谋划、错位发展、优化空间布局、拉大城市框架，形成“一城四区” (一城：县域副中心。四区：关中民俗区、生态旅游体验区、老镇商贸区、滨河休闲度假区)的发展格局。为全镇的发展描绘了一个美丽的蓝图。此外，Y镇先后投资9500余万元，实现了镇内9条道路的建成通车，并对镇区的市政道路进行了绿化和亮化工程。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将Y镇的形象树立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为今后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Y镇境内的唐昭陵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陵园，仅陪葬墓就有190余座，如何在保护这一世界级文物群落的同时，能让旅游产业有序发展，成为摆在Y镇面前的一道难题。Y镇严格遵守《昭陵文物保护总体规划》中的各项要求，所有建设用地避开文物保护范围，并将此作为一切发展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全面打造全域旅游自然生态景观、全域旅游服务设施和全方位旅游体验。 按照“一景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Y镇根据旱腰带和平原各行政村村情发展实际，分区优化，新栽植湾里御石榴300亩、韩窑优质花椒园500亩、山地御杏500亩，培育了一批“四季有花、御果遍地”的新型现代农业基地。2016年，结合脱贫攻坚，Y镇着力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传统果业向养殖、种植和旅游多业混合的现代田园组合式发展。2017年，Y镇还根据发展的需要，成立重点示范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采取“盘活土地资金、面向市场引资金、包装项目争资金”等工作思路，建立“社会投资、企业投资、财政补助、项目倾斜”的融资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运用PPP和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推进项目融资，全力抓好项目建设的落实。 Y镇紧紧围绕大唐文化和关中民俗文化深度开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培育支柱产业，让人民群众收入有来源、有保障、有支撑；通过搭建户社合作、户企合作、村企合作、村社合作平台。打造互助合作的利益共同体，以合作促提升，以合作促共赢；通过采取“以长补短”“以强扶弱”“以点带面”的方法，在兼顾公平效率的前提下，调整利益分配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发展成果让群众共享。 特别是发挥A村的“旗帜”和“标杆”作用，依靠A村在乡村旅游上闯出的路子、积攒的人气、集聚的商气和树立的品牌，以A村为龙头，推行“一点促全城，一村带十村”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集中周边十个村，联合建设A村大社区，实现了“富一村带一片”的效果。A村先后组织周边村近千户群众在A村开展产业增收、经营特色小吃、参与股份合作、从事社区服务。针对经营户收入高低不均的现实，A村将盈利高的商户变为合作社，分出一部分股份给盈利低的、必不可少的商户，将高收益、低收益的商户利益绑定在一起，消除了“不平衡”心理，实现了“家家有生意、户户能赚钱、大家齐致富”的共富目标。 7．自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经历了快速发展阶段和加速发展阶段，2016年城镇化率达到57．35％，较1978年大幅提升39．45％。与此同时，大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飞涨的问题已不利于企业、人才发展，部分大型企业已经选择搬离一线城市，而乡村则面临土地流失、宅地废弃、人口转移等诸多问题，高速城市化导致的“大城市病”和“乡村病”日益加剧。在此背景下，发展特色小镇、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特色小镇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农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节点，需要有眼光的优秀企业家和有作为敢担当的政府来联袂合作，共同努力。 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2017年2月24日，陕西省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特色小镇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重点示范镇将建成县域副中心，成为农民进镇创业和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未来旅游名镇将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观光富民小镇，成为农民脱贫和承载乡愁的重要平台。 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穿梭，你会觉得自己像蚂蚁一样的卑微并产生无处不在的压迫感：在旷野的村庄里生活，你又会觉得自己脱离了整个世界而感到莫名的孤寂。城市装不下肉身，农村装不下灵魂。这世上还有没有一处既可以畅享城市的便利，又可在内心找到那一刻安宁的地方?在陕西Y镇、在西班牙胡斯卡小镇……通过生活在这里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让大家看到了正是这些不断变化的特色小镇，使他们不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帮我们重新我到了理想的归宿和生活的本真。

给定材料 材料1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要求广东“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提出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重要指示要求。2019年2月18日，国家正式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粤港澳合作，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设立于2014年12月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蛇口和珠海横琴新区3个片区，总面积116.2平方公里，立足面向港澳台深度融合，打造更加开放、便利的营商环境。 2018年5月，某物流公司通过“单一窗口”向广东自贸区广州海关申报保税清单，出仓一批货物，顺利完成进口报关手续，成为全国首票通过“单一窗口”办结通关手续的保税物流申报货物。“此前办理保税仓货物通关手续，我们需要在中国电子口岸客户端申报保税清单，然后再切换系统进行数据录入。”该公司负责人杨先生表示，“现在单一窗口新功能上线，可以在系统上一站式搞定所有申报环节，还能减少差错，提高通关效率。”广东自贸区挂牌以来，实现了货物通关的便利化，平均通关时间减少42.6%、平均通关效率提升80%、“单一窗口”货物申报上线率达100%。 两年前，某生物科技公司落户珠海横琴的创业谷。“公司顺利创办离不开创业谷的支持”，公司总经理李女士说，除获得了免费场地和跨境科研资金外，公司还与澳门大学共建生物医学产业孵化基地。目前，该公司已与20多家世界知名院校、科研机构和医院共建多中心研发和临床验证网络，产业化进程顺利，成为粤港澳深化科技和人才合作的一个典型。 截至2018年9月，广东自贸区累计新设企业25万家，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吸引国际人才超过7000人，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设立企业超过270家。自贸区充分发挥了粤港澳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 2019年1月4日，广东省印发的《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港澳在对外开放中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优化珠三角九市投资和营商环境，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实现粤港澳开放资源融合、开放优势互补、开放举措联动，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随着规划纲要的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进入新阶段，对进一步加强粤港澳合作、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材料2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帮助民营经济解决发展中的困难，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压力为动力，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进发。 广东的民营企业很多是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发展而来的，普遍遇到了创新能力不足、高技术人才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等问题，企业转型压力较大。目前，广东的低端供给仍然过剩，高端供给仍然不足。受各种因素影响，一些民营企业反映开拓市场的难度越来越大，企业经营面临不少困难。此外，广东营商环境改善的空间还很大。部分民营企业反映“准入不准营”“办照容易办证难”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治，一些政府部门对企业合理诉求的回应不够及时有效，政务服务效率和水平仍有待提升。 营商环境的改善提升，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应该更有作为、更有担当的领域。为支持民营企业更好发展，近年来广东想了不少办法，出台了很多措施。2017年广东开始举办“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省领导一年两次直接与企业家互动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建议。针对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的困难，广东先后出台了“实体经济十条”“民营经济十条”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下一步，将进一步拓宽政企沟通渠道，积极回应民营企业的诉求和关切，用改革的方式解决发展的问题。广东省将再出台一批精准扶持政策，结合广东实际，在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创新发展、外贸稳定发展、基础科学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提供精准的政策支持。同时，推动民营企业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现共建共享。 材料3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广东是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和税收、60%以上的投资、75%以上的创新成果、80%以上的新增就业、95%以上的市场主体，而95%的民营企业是中小微企业。 近年来，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经成为中小微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最突出问题，高昂的融资成本加重了企业的运行负担。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广东省时强调，创新创造创业离不开中小微企业，要为他们的发展创造更好条件。事实上，在国家推动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一系列部署下，广东省已经快速作出了响应，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上做了许多尝试。 不少中小微企业由于缺乏传统抵押、质押物，经营年限又比较短等，导致信用积累比较少，获得银行的融资很难。这时就需要用政府的信用来为企业增信，让企业达到银行放贷门槛的要求。 目前S市共有超过180万家中小微企业。该市针对近年来中小微企业普遍遭遇的融资门槛高、成本高的问题，设立了初始规模20亿元的中小微企业银行贷款风险补偿资金，用于对银行业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放贷形成的符合规定条件的不良贷款给予风险补偿。 该市设立的风险补偿金，首先是补偿对象广，包括辖区内设分行以上的商业和政策性银行；其次是覆盖行业广，只要发生不良贷款的中小微企业符合条件，相关放贷银行就可以申请补偿。据估算，风险补偿政策实施后，可相应撬动新增中小微企业贷款额度250亿元以上，新增4000多户中小微企业受益。 为了缓解中小微企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F市税务部门主动作为，与多家银行联合开展银税互动，在企业和银行之间搭起资金“鹊桥”，帮助企业的用纳税信用申请贷款。 该市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同很多中小企业一样，也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资金不足影响着企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F市税务部门了解到企业的这一困境后，积极为其与银行“牵线搭桥”，最终，该企业获得89万元贷款。该公司财务人员说：“纳税信用贷款服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们资金紧张的状况，帮助我们实现转型升级。”据统计，2015—2018年，F市银税互动项目累计发放贷款219.33亿元，惠及企业3974家。 某不锈钢生产企业因生产扩张需要流动资金，便向广东省中小微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J市分平台发出融资需求信息。随后，人民银行J市中心支行将相关信息发到辖区3家全国性评级公司对其进行信贷核查，并形成信用评级需求报告。在得知企业评级为A级别后，邮储银行基于这一第三方评级结果，通过“无抵押增信”将该企业授信额度从427万元提高至677万元。 事实上，已覆盖20个地市的中小微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台只是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的缩影。对接平台在广东省级层面上建立统一系统，加强跨地区、跨部门信息共享，强化对中小微企业的增信服务和信息服务，促进金融资源供给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的有效对接。截至2018年10月，平台注册企业18.7万家，撮合银企融资逾3万笔、金额7652亿元。 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以及专利增值问题，广东省连续多年实施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促进计划，利用各种措施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各地市通过政府引导、试点先行、省市联动、各方参与等措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不断推陈出新，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获益。截至2018年9月，广东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登记金额达153.35亿元，一批拥有核心技术的中小微企业通过自主知识产权获得融资。 材料4 2018年，广东省与东莞市共建商事制度改革综合试验基地，其中一项试点工作就是探索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开办企业所需的全部流程。 “审批历来是互联网医院创办的第一难题，而现在的一站式服务，大约半天就搞定了，确实非常快。”某互联网医院负责人王先生表示，“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竞争大、变化快，抢抓发展先机、率先起跑对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而言非常重要。” 2018年出台的《广东省深化营商环境综合改革行动方案》中，“提速”“便利化”都是关键词。比如，将行政许可类事项的办理时限再压减一半。 广州某日用品公司将经营范围拓展至第二类医疗器械，需要进行备案。该公司员工陈女士一早来到广州市开发区行政审批窗口，完成备案手续。窗口工作人员接过申请材料，审核确认真实无误后，将相关信息录入电脑，并按步骤完成相应操作，最后打印出一式两份的备案凭证，盖上公章，整个备案过程仅用了10分钟。 之所以这么快，原因在于这一审批事项被广州市开发区纳入“秒批”政务服务事项范围。该区公布的首批“秒批”清单，一共223项，涵盖行政许可、行政备案和公共服务等类别，约占该区政务服务事项的六分之一，主要是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间等方式，对一些流程相对简单的事项，实现“即来即办、即来即批”，这给企业带来许多便利。以清单形式明确一些事项必须“秒批”，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随着营商环境改革推进，广州营商环境水平整体跃升，部分改革举措“走在全国前列”。改革成效获得国内外专业机构的高度认可。在世界城市组织发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名册中，广州排名第27位，稳居世界一线城市。华南美国商会发布的2018年调查报告显示，广州首次在中国44个城市投资排名中名列第一，成为最受欢迎的投资城市。 材料5 近日，来广州创业的周女士丢失了身份证，有朋友建议她使用微信小程序“粤省事”挂失申请补办。不到10分钟，周女士就通过“粤省事”，完成了申请程序。 2018年5月，广东推出的全国首个集成民生服务微信小程序“粤省事”，通过“实人+实名”身份认证核验，无需重复注册，即可通办所有上线民生服务。“粤省事”公众号是全省统一集合式服务大平台，将分布在各个业务部门的民生服务通过数据开放共享和流程再造统一管理起来，关注即可随时随地一键通办，并附带全方位信息服务，有效打通了政府服务群众、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以往，由于部门间系统、流程、数据不通，申请就业创业专项资金往往需填写大量信息，提交大量材料，材料不齐还要来回奔波补齐，大大影响了补贴申请的积极性。如今，在“粤省事”上就可以申请就业创业专项资金。据统计，通过“粤省事”申请各项专项资金，共计可实现少填数据信息408项，降幅达52%；材料提交减少38份，降幅达35%。 广东作为全国外来务工大省，每年处理的劳动争议数量较大。如今通过“粤省事”还可以实现劳动纠纷调解全流程线上办理，线上办理争议纠纷调解共计可实现少填数据信息147项，降幅达47%；材料提交减少35份，降幅达42%；少跑动37次，降幅达60%。这一功能的实现为劳动者、用人单位、律师调解劳动纠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材料6 2018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执法咨询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我国A市代表团在大会上作“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中国A市模式”主旨演讲，推广介绍A市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模式，分享A市实施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经验。 2011年，中国A市(灯饰)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以下简称“快维中心”)挂牌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这个行业维权中心的成立，实现了三个快速：快授权、快维权、快协调。在“快授权”方面，快维中心依靠外观设计审查的备案准入制度、预审制度及绿色通道制度，实现外观设计申请最快10个工作日内即可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在“快维权”方面，A市知识产权局依法将灯饰领域的专利行政执法权委托快维中心行使，将维权保护网络覆盖到当地灯饰产业一线，及时满足维权需求。在“快协调”方面，快维中心与司法、仲裁、其他行政执法部门以及行业协会之间加强协调、快速衔接，构建行政、仲裁、司法、行业自律及人民调解的多元协调化解纠纷机制。 当初，快维中心刚进入试运行阶段就接了一宗轰动国内灯饰设计行业的“大案”。A市一家灯饰公司拿着厚厚一叠“仿品信息表”和相关证据资料，一口气投诉了28家单位侵犯版权。随后，A市快维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家家上门，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取证，帮助该灯饰公司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此也释放出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大信号。 快维中心成立后，大大便利了外观设计作品从设计到保护，再到生产应用，极大地激励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在A市从事灯饰设计的人员大幅增加。2017年，A市古镇的灯饰设计人员数量达到2432人，较2011年增长10倍，保证了古镇灯饰产业的创新能力和水平。自2011年，A市古镇的专利申请量从2011年年底的2553件，到2017年年底达到11019件，是2011年的4.3倍，每年均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2018年1—6月，全市发明专利申请量4298件，同比增长85%；发明专利授权量885件，同比增长21%。 A市某灯饰公司总经理表示：“灯饰产品具有研发周期较短、更新换代速度较快的特点，在有限的时间里，让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化是灯饰企业取得好的投资回报的关键，如何快速将成果推向市场又不被仿冒侵权就变得尤为关键。以往缺乏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整个行业就像长了毒瘤，你仿我、我抄你，行业内竞争除了打价格战之外别无他法。结果企业陷入了研发投人越多亏损越大的恶性循环。如今，通过快速通道申请专利，从提出专利申请到取得专利授权证书时间缩短到常规途径的一半以上，快速取得专利权，为创新成果快速产业化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7年，A市专利行政执法立案821宗，相较于2011年增长6倍，专利侵权纠纷案件量连续多年位居广东省第一名。一个地区专利侵权案件数量的增加，也正好说明了企业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企业从过去的不愿维权、不敢公开创新技术，到当前的主动维权、主动公开专利技术，以寻求更多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与交流。 A市知识产权灯饰行业快速维权模式的成功经验，被其他行业加以效仿，相继成立了A市家电、红木家具等不同行业的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此外，作为国内首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机构，其实践和经验直接带动了其他地区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的设立。目前，各地针对当地重点产业特点，已成立17家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 材料7 广东的知识产权保护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14年，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就挂牌成立了。除此之外，广东还进一步强化了知识产权事业的顶层设计，制定出台了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提质增量、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知识产权强企、“互联网+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海外维权、知识产权人才培育、商标品牌战略、版权兴业等九大工程。 在2018年4月第十七个知识产权保护日，广东省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广东省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有不少深层次矛盾仍没得到有效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比如，部分区域和环节侵权易发多发，实际保护力度和保护效果与社会期待仍有差距；知识产权整体质量有待提升，产业核心技术专利较少；积压的知识产权存量有待盘活，实施转化率依然偏低，企业知识产权运营意识和能力不强等。 2019年1月，在审议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时，有政协委员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省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大幅增加，新类型、重大疑难案件日趋增多。在实践中，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存在维权成本高、司法赔偿低、行政执法主体复杂等方面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要营造更好的创新发展环境和营商环境，就必须解决上述问题，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材料8 不久前，某房地产中介网站C市频道上，出现了一则房屋销售广告，标题为《市中心××楼盘，月租3000元，带12年租约》。 对于这样的信息，普通市民可能一瞥而过，并没有觉得异常。然而，该信息却被C市市场管理情报信息工作平台抓取，推送给执法人员。因为它做出了投资回报的承诺，涉嫌广告违法，市场监管部门对此进行了立案查处。 C市市场管理情报信息工作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手段，解决了过去违法行为发现难、执法办案效率低的问题。通过该平台的不断完善，实现了市场监管执法由“等举报”“靠巡查”的传统模式向智能化模式转变。 该平台的自动实时搜索功能，通过建立的数据模型、行为识别规则、地域识别规则及特征词，对569个网站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搜索监测，相当于一张“天罗地网”，让违法行为无所遁形。自2017年以来，通过情报信息平台引领查办案件3588件，发布监管预警信息244条，为规范市场秩序、防范社会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随着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网络交易市场蓬勃发展，由此暴露出一些新问题，如：网约车事件暴露出平台在乘客安全保护方面存在的漏洞，网络订餐平台存在食品安全风险；一些购物平台上的假冒伪劣产品，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影响市场公平竞争；一些互联网平台掌握了大量用户数据，行业垄断风险逐步显现；一些网购网站虚假宣传，欺诈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平台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采集并滥用客户信息，还有一些平台保护不力导致客户信息泄露等。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将是市场监管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材料9 为进一步打造公平高效的营商环境，H省市场监管部门探索依信用风险分类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实现企业负担减轻、监管方式优化、市场活力释放的“多赢”效果。 “根据企业一段时间内的检查结果，如在各类监管中是否存在失信行为、是否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等，将企业信用类型划分为信用良好、守信、信用一般、失信、严重失信五种。”H省市场监管部门负责人说。 一家企业被划入哪一种信用类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被抽中检查的概率。企业信用越良好，被抽中的概率就越小，而企业失信行为越严重，被抽中的概率越高。2016年以来，某酒店因被列为信用良好企业，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中从未被抽中；而某超市因近五年来有工商行政处罚记录，被列为失信企业，已经被抽到三次。 “以信用分类为基础实行差异化监管，对信用良好企业探索试行‘不举不查’，在一定时期内不列入抽查范围。”该负责人强调，“这并不是一块‘免检金牌’，一旦在举报投诉、案件线索移送、大数据监测等中发现异常，也要进行相应监管。” 他还表示，“划分信用类型依据企业守法程度和守信程度，而不是市场监管部门的主观评价，体现了监管的公正性。信用类型又是动态调整的，只要企业持续守法守信，也能进入守信行列，体现了监管的导向性”。 在某企业负责人看来，以信用分类为基础进行监管，可以倒逼企业守法守信经营；从另一方面讲，企业把该做的做到位了，检查反而少了，更不用担心外部干扰影响正常经营。 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既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坚持“宽进”“严管”相结合的配套改革举措，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项有效举措。

二、给定资料 1．2007年5月21日，关于牙防组，有了来自卫生部规划司财务审计处的最新权威消息：牙防组通过违规认证获取了至少218.5万元的利益。在此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牙防组还曾接受过宝洁公司的1000万元赞助。宝洁公司为此发表声明，称该捐助是捐赠给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的，与牙防组认证无关。但卫生部的审计报告，对牙防组与牙病防治基金会两者的财务关系的描述是：“牙防组利用基金会的账户收款，牙防组与赞助单位签订协议后，单位将赞助等款项汇入基金会账户，然后再由基金会账户转入牙防组账户。” 中消协的“3·15认证”并没有一套固定的价格。以中消协授予欧典地板“3·15标志”认证的具体案例来说，中消协方面收取了欧典公司20万元的费用，并且每次认证的有效期为2年，过期之后还要交纳一笔费用。 而由此牵出的认证行业内那些“公开的秘密”，开始在法律的裁决下被晾晒。 就在牙防组认证事件同时，羽绒服上“抗菌标志”的颁发方——中国抗菌材料及制品行业协会，被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指出本身并不具备认证资质。而河南宝丰酒业更是以“第六届中国名酒”评定违法为由状告商务部，商务部在5月17日宣布暂停评选活动。 2007年年初，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还曾公布：中国绿色市场认证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质量安全监管认证中心、中国质量认证标准协会、中国产品质量认证中心、中国绿色环保产业认证委员会等5家打着“国”字头的组织机构，是未经国家认证与认可监督委员会(简称“认监委”)批准设立的非法认证机构。 甚至那些合法的认证机构，也屡屡暴露出问题。相应的数据显示： 2004年，认监委对6家认证机构进行了行政告诫，要求，8家指定认证机构进行整改；同年10月，在自查自纠之后，国家认监委撤销了96家认证机构不符合规定的各类分支机构和办事处。 2005年，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暂停、撤销和注销了总计20745张CCC(p所谓的“3C认证”，即国家强制性认证)证书，涉及工厂7743家。同年，国家认监委对11家指定认证机构下发了整改问题通知书。 2006年8月，国家认监委在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的检查中，对11家认证机构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对23家承担检测任务的实验室做出了处理，撤销了其中15家实验室的检测业务，8家实验室被限期整改。同年，撤销了15家CCC认证指定实验室检测业务。 认证、评比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高层的注意。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纠风办2007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对政府部门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举办的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各类要求基层、企业、群众出钱出物出工或以各种名目收费的项目。 这个产业的市场容量，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长城认证广州中心总经理陈世国2003年时曾有过估算，当时，仅珠三角就有90余万家企业要通过企业体系认证，“以每家企业体系认证收费2万元计，可收取体系认证费180亿元；其中至少有60万家为生产型企业，这其中又至少有 20万家出口型企业的产品出口要通过质量检验认证，以每家企业收费3万元计，则有一次性检验认证收费60亿的巨大市场。此后，跟踪服务要收取比例为认证收费1/3的年费，即每年可收取的年费就高达20亿元之巨。” 陈世国说，“长三角的市场比珠三角更大，如果将全国检验认证市场囊括在内，至少有不下于 500亿的一次性市场和200亿年费市场。” 由最开始适应进出口需要而对电工产品和电子元器件产品所进行的认证，到如今几乎涵盖所有行业与产业，认证行业在中国呈现出复杂的分类。 从认证机构来分，有中央认证、地方认证，还有行业协会组织、专业学术团体、知名企业的认证； 从认证类型来讲，有国家注册认证、国家职业认证、人事部职称评聘、行业认证、著名企业认证、岗位技能认证等； 从认证性质分，有强制性认证(在中国即3C认证)和推荐性认证。 而每一个行业，又可以再进一步细分。 单以质量认证而言，按认证对象分，就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及生产准入制度认证等。 由此颁发的证书就更多。单一个绿色环保认证，就有“名牌推荐产品”、“上榜品牌”、“特殊贡献奖”、“30家质量合格供货放心品牌”、“消费者最信赖的中国质量500强”、“用户满意度推荐十大品牌”等数不胜数的认证。 2006年8月29日，国家认监委主任孙大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我国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总数和获证的各类组织总数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据统计，截至2006年6月底，国内经过认可的各类认证机构达119家，这些机构颁发的各类认证证书数量超过39万份，其中质量认证证书数量和获证企业居全球第一；实验室认可数量已经超过2600个，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检查机构认可数量65个。美国质量协会评价说：“中国改革认证认可工作的效率，在国际上罕见。” 但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中国是世界证书大国，却不是证书强国。”一个最为直接的理由是；“很多经过中国认证公司认证过的产品在出口时并不被认可，他们都知道中国的很多认证本身有问题。 这在认监委公布的数据上也有显示：2002～2006四年间，各指定认证机构共撤销认证证书 868张，涉及391家企业，注销20581张证书，涉及4165家企业；暂停证书24277张，涉及9838家企业。 其中原因，纷繁复杂。“李鬼”作乱被视为是一个重要原因。上海某认证公司市场部苏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2年左右，一个中型企业，一个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认证做下来，需要交纳5万元；但是现在，做认证的中介公司可能连．1万元还不一定收得到。你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认证公司，它私底下压价就把认证做了。” 如今做ISO9000质量认证的公司，在全国有数百家。ISO9000系列标准最初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87年开始公布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从而减少国际贸易的成本。目前，它已被80多个国家采用，其中包括全部欧盟国家、日本、美国等。而许多跨国集团公司也把是否通过ISO质量认证作为条件用以约束供应商。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企业如果要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ISO9000质量认证无疑是第一张门票。 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将认证工作授权给各个国家自行操作。中国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引入ISO质量认证体系，目前相应的监管机构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简称“认可委”)，它是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授权的国家认可机构，统一负责对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等相关机构的认证能力进行资格认可工作。 ISO认证收费标准是全国统一的。收费的高低与被审核方的员工数量直接相关。例如，一个员工规模在276～425人的企业，它的初审需要10人天(即认证公司所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审核员人数乘以审查的时间，例如2名审核员×0.5天＝1人天)。而1人天的审核费用为3000元，再加上申请费1000元，注册费2000元，这家企业在初审中所应缴纳的认证费用至少需要 33000元。 按规定，ISO认证书的有效期一般为3年，有效期内要进行每年至少1次的年度监审，这样规模的企业监审要求3.5人天。而有效期后还要进行复审，要求为7人天。而目前，全国已有8万余家企事业单位(含机关)取得了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年还有众多的企业在申请通过ISO认证，因而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认证市场。 一方面市场巨大，另一方面想来抢这块肥肉的企业也为数众多。目前，仅在认可委注册的国内认证机构就达282家，加上国外的和众多未能注册的非正式认证机构，竞争相当激烈。这样，各认证公司为了吸引客户，纷纷打出广告：“提供快速ISO认证，通过率100%”。宫瑾春(化名)是北京某认证公司的认证师，她曾经在审核一家建筑单位时发现了诸多严重问题，并把情况上报给了公司，“但公司最后居然还是给他们发牌了，完全没有考虑实际的审核效果”。 王曼丽(化名)在苏州一家认证公司工作，她说；“现在的企业都希望收费低一点，审查时放宽一点。为了能够保证客户资源，认证公司们几乎可以满足企业的任何要求。” 在天津某认证公司的工作已，6年的陶女士告诉记者：“以我所接触的几十家认证公司，只要交钱，百分之百能拿到证。” 王曼丽还介绍说，最近，认监委为规范市场，防止恶性竞争，规定了ISO9000质量认证的最低限价：办理ISO认证初审最低金额不能低于12000元。“而在过去，有的公司甚至可以3000块钱就搞定，这样的话，认证公司的审核自然也就不负责任了。” 正因如此，国内ISO认证的含金量已经开始遭到质疑。李忠(化名)是一家测量公司的负责人。他认为；“ISO9000质量认证现在已经完全泛滥了。假如我们公司拿一个ISO9000认证的证书出来，客户根本就不会理睬。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只要花钱就能够取得。”因此，企业现在一般采用的方法是二方审核，即由对方的公司派人按照ISO9000的标准亲自进行审核。 这种非正常的竞争，使得认证行业的利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被摊薄。这也使得正规的认证公司也不得不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关门大吉。 2．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的邓国胜教授说，像全国牙防组，如果没有部委级的中央政府背景，没有“全国”这两个字开头，可能不会有谁去找他认证。而根据中国目前的体制，一个团体组织要获得“全国”这两个字做名称，通常需要部级行政领导单位和民政部的双重审批，邓国胜说，这种审批，实际上也就把同等层次的政府信誉押在里面。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认证认可权利应该回归社会，回归专业。”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现行的诸多资质、资格的许可工作，将退出行政许可的范围，由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的自律管理来替代。”毫无疑问，认证本身是一种属于民间的权利，而且国际的经验也正是如此。 但是，没有了政府力量的强制介入，那些本应担当起责任来的行业协会能让人放心吗?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中国行业协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会不分。”在她看来，官办的协会“人权、财权、决策权保留在政府体制内，协会没有独立性——负责人或由政府部门领导兼任，或由退役官员担任，在财务、办公场所和活动开展中往往政会不分。协会只是政府的口径和附庸，行政机关制定的决策，通过协会传递给企业，其体现的职能仅此而已。”而且，“在数量上，官办行业协会所占比例超过70%。” 正是行业协会本身的先天不足，后天发育无力，使得它并不能够肩负起制定行业规范、引领行业自律的责任来。甚至目前的法律也限制了这一点。宋华琳举例说，按照1989年制定的《标准化法》，行业标准的制定只能是国家部门。所以一个行业协会即使制订出自己的行业标准，仍然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名义发出。 社会独立力量缺乏，政府只好介入。但是政府的这种介入，又使得行业可能的发育被压抑。而且，附着在政府权力基础上的各种协会，“天然地会想办法寻求权力来为己谋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对记者说，据他对中国的行业协会作的抽样调查显示，当前的各种行业协会“大致是三三开，1/3难以维持，1/3勉强维持，仅有1/3发展较好”。这也正是牙防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组织要去做认证的动力所在。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人士说，如果全国牙防组，或者和牙防组类似的半政府机构能够把他们的收入、支出、资金分配等详细公布，每一分钱都有案可查，没有谋求商业利益和进行权力腐败行为，那么这类组织在纯粹的非政府组织成长起来前行使部分认证职能，是合乎实际社会需要的。 但是，由于这些机构运作的封闭性，加上公共权力的背景，它们的操作甚至比某些政府机构更加“黑箱”，上述人士说，以他所在的行业为例，由行业的部级主管机关确定一个对行业内某类产品的认证中心，而且很多人的升迁、评职称都和该产品的创造有关，该中心实际上成为了部级单位的变相金库。 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他们在谋一己之私利时不惜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更多的是政企合谋，其最大的恶果就是破坏市场秩序。”贾西津说。 3．近年来，我国已成为玩具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目前全球70%以上的玩具来自中国，玩具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欧盟。 据了解，“中国制造”玩具虽在欧美市场上所占份额较大，但主要是依靠低价优势。从国家质检总局历年来组织的玩具市场国家监督抽查中可以看出，我国玩具产品的质量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玩具质量良莠不齐，一些劣质玩具导致儿童受到伤害的案例时有发生。 例如，一些不法厂商在制造聚氯乙烯玩具时，常加入使聚氯乙烯柔软的增塑剂和防止老化的稳定剂等化学物质，而聚氯乙烯老化后还会分解出对人体有害的氯化氢气体，如果孩子经常将含有聚氯乙烯的玩具放在口中吮吸，这些有害物质就会被摄入体内。绝大部分的电子和电动产品包括遥控玩具、玩具对讲机等电子玩具，在使用中会发射电磁波，而电磁波有可能对附近使用的设备带来干扰或一些有害的影响。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对玩具安全提出了许多新的标准、新的要求，为切实保障儿童生命健康安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2006年3月1日起，对童车类、电玩具类、塑胶玩具类、弹射玩具类、娃娃类和金属类玩具等6大类玩具产品实施3C认证。自2007年6月1日起，上述产品没有获得指定认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没有按规定实施认证标志，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4．对于中药企业来说，以“药品”这一名正言顺的身份进入美国市场，一直都是诸多中国中药企业的目标。 近日(2007年4月19日)从康缘药业获悉，其主打产品“桂枝茯苓胶囊”目前已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正式启动Ⅱ期临床研究项目，虽然这一举措为中药“正身”带来了希望，但资金问题依然是阻碍中药企业完成认证的最大障碍。 美国FDA的认证共要进行三期临床。药品申报FDA必须通过审查、论证，最长需耗时8～12年，通常花费高达3亿～5亿美元。 一直以来，中药在美国市场只能以食品或者保健食品的身份出现在超市中，无法进入药店和医院销售。 由于无法以药品身份进入美国医疗保险目录，因此，中药在美国市场的销路一直很受局限。“中药作为食品进入美国并不难，但随后的销售却是个难题，一般只在华人圈子里卖。”暨南大学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栗原博对记者说。 事实上，许多中药企业都已经开始走上了FDA药品认证之路。目前包括天津天士力、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杏灵药业等诸多企业都已经向FDA提出了认证申请或进入Ⅰ、Ⅱ期临床研究，但尚没有一家企业走到最后。 而从2000年起，中国政府就将桂枝茯苓胶囊等作为首批推荐的7个示范品种，以药品的形式申报美国FDA认证，但到目前为止，仅剩“桂枝茯苓胶囊”继续单兵独进。 “关键还是费用上的问题，国内中药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大型公司作为后盾的话，很难最终完成认证，因为投资风险太大了。”上海中药研究所所长谢德荣对记者说。 5．吴江市把清洁生产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作为工业经济的一项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推进力度，将清洁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在清洁生产审核盛泽地区印染行业的基础上，向全市推开，清洁生产理念在吴江市已被企业认可，正不断深入人心。 目前，全市已有102家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56家企业通过ISO14000认证，亨通光纤通过了OHSMS18000认证。在苏州各县(市)中位居前列，促进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盛虹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吴赣化工有限公司两个清洁生产项目获得省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通过清洁生产，企业尽最大努力削减污染，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取得了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吴江市举办培训班、开设讲座，宣传推广ISO14000认证，通过认证已成为企业强大实力、管理先进的标志，得到了众多企业的关注。亨通光缆、永鼎光缆等企业实施ISO14000标准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不断提高，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防治污染、节能，降耗，增强了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随着吴江市电子资讯产业比重的加大，申请ISO14000认证成为了企业的自觉行为。为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各公司通过咨询培训整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消除了污染萌芽问题，实施废物分类回收，减少了水电的消耗。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而通过了ISO14000认证，就可以拿到绿色通行证，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企业环境意识的提高，吴江市的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6．中国于1998年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建立了中国节能产品认证制度，成立了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现中标认证中心)，颁布了《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和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正式启动了中国的节能产品认证工作。 9年来，这一认证的开展和推广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节能(节水)产品认证制度的实施，以及节能产品的推广和普及，为中国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据介绍，自1999年开展认证至2005年的六年间，仅节能电冰箱产品一项就累计为全社会节约能源11.7亿千瓦时，节省能源费用支出6.7亿元。 节能产品认证也成为推动节能技术进步的源泉和动力。以家用电冰箱为例，在1999年3月实施节能产品认证以前，中国的家用电冰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型号能达到欧盟能效标识的A级(世界最优秀的家电产品能效水平)。到2001．年底，达到欧盟A级能耗水平的节能认证产品已占获证产品总数的25.58%。很多生产企业以节能评价指标为新产品的设计开发基准，普遍提高了中国家电产品的能效水平。 此外，中国在节能产品认证方面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国际间节能产品认证标志的协调互认。这一做法将有利于打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帮助中国产品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 目前，中国节能认证已和美国能源之星及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签署了协调互认的实施计划。 中标认证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更好贯彻落实国家对于节能(节水)产品认证的各项要求，中标认证中心将进一步扩大中国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范围，将认证工作逐步扩展至工业产品和建筑产品，乃至未来更为宽广的领域，从而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7．据记者了解，在美国，相关的政府机构会对产品的安全标准进行推荐，但却很少有政府的直接认证。这个政府机构，即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The U.S.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其工作的主要方式，是进行事后监督。 在美国，有千分之九的案例就会导致对问题产品的全面召回，美国的消费者安全委员会会将这事督查到底，因为它对消费者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目前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正在和一家知名厂商联合召回一种洗碗机，因为出现了该家厂商生产的洗碗机起火的报告案例。 美国政府中也有自己的质量标准机构，比如美．国国家标准局。标准局的基本的功能是和企业、行业合作，制定、推动产品质量标准。而国家标准局的很多工作，则要借助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的参与而实现。这个国家标准学会却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民间标准化团体，由各个行业分会组成，在实际上可以这样说，这一民间团体正是美国国家标准化的中心。 在美国，几大汽车厂商都要求它的零部件供应商，产品达到ISO系列的管理和质量认证标准。另外，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UL))的安全质量认证，也是在北美市场通行的认证标准。 这些机构的认证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都会要求被认证方支付认证活动所需要的成本。由于知名机构的认证价格不菲，往往又滋生了认证培训、辅助认证的商业机构。 所以在美国，以认证、或者出具公共评价报告为主要产品的组织基本上都是非营利组织，它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会员交费和认证收费，然而，也不排除这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认证机构出现财政盈余的情况。所以认证本身也具有了市场和商业价值，实际上，当一个组织的质量或者安全认证项目被确立了后，给被认证者带来的是商业和市场利益。当然，这种认证项目自身要获得社会认可，首先必须建立在它的独立，公开、公正性上。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日前，沙坪坝区都市花园西路123号“宜康居”A幢楼下贴着一份“检查”：因为撬了廖老师家门锁，特向其致歉。落款是福光物管公司“宜康居”小区办公室一保安的名字。 “这是和物管斗争的结果，遗憾的是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面对采访，50多岁的业主廖女士一脸疲惫。 廖女士2002年购买了“宜康居”A幢5楼一套房子，2004年10月入住。廖女士称，今年5月，物管工作人员以“查水费”为由把廖女士家门锁撬了。愤怒的廖女士拨打110报警，在天星桥派出所调解下，物管方面的一个保安赔偿廖家187元门锁钱，同时在小区内书面道歉。 “报警已不是第一次。”廖女士说，今年3月，她就因与物管方发生纠纷而拨打过110。 物管工作人员为何如此对待业主?廖女士称，因为小区管理太差引得很多业主不满，她拒缴物管费，并与另外几位业主牵头，要求成立业主委员会，“因而得罪了对方”。 据了解，一些业主此前曾因物业管理太差而拒缴物管费，被福光公司告上法庭，结果业主败诉。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宜康居”采访，经过门岗无人过问。“小区里面竟开起家庭旅馆，每天都会碰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一点也没安全感。”面对记者的采访，几个业主七嘴八舌地向记者抱怨。在A幢，记者看到一家打着“达临旅社”字样的家庭旅馆，粗略数了一下，仅A幢就有十余户住宅被改成了这样的旅馆。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物管办，办公室里只有一彭姓年轻男子。他称才上班不久，“什么都不晓得”。记者拨打该男子提供的物管办杨主任电话，也未能打通。 2．(新华社北京2007年3月8日电)物权法到底应该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还是以保护公有财产为主这曾经是物权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过程中争论的重大核心问题之一。8日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给出了答案。 目前的物权法草案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这一规定，体现了对不同物权主体实行平等保护的原则，也体现了宪法的精神。在草案修改过程中，有人认为，国家和其他民事主体不是平等主体，对他们的财产不能平等保护；也有人认为，物权法是私法，首先应保护私人财产，按照先私人、再集体、后国家的顺序加以保护。 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平等保护、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康生分析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市场主体都在统一的市场上运作并发生相互关系，各种市场主体都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权利，遵守相同规则，承担相同责任。如果对各种市场主体不给予平等保护，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对国家的、集体的和私人的物权给予平等保护是有机统一的。没有前者，就会改变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没有后者，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反过来又损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胡康生说。在财产归属依法确定的前提下，作为物权主体，不论是国家、集体，还是私人，对他们的物权也都应当给予平等保护。否则，不同权利人的物权受到同样的侵害，国家的、集体的应当多赔，私人的可以少赔，势必损害群众依法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不利于民富国强、社会和谐。 专家表示，物权法讲的平等，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各种市场主体对相同的物权享有同等的权利；二是适用相同的市场交易规则；三是当其物权受到侵害时，侵权人应当承担同样的民事责任。 公私财产平等保护原则在草案中通过具体条款充分体现。草案第五章专门规定了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权。草案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有恒产者有恒心。”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草案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专家指出，国家保护的私人财产，当然是合法的财产，非法取得的财产非但不受法律保护，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对草案确立的平等保护原则给予评价：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前提。失去了平等保护，就失去了共同发展。平等保护原则符合宪法关于所有制性质的规定，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特色。 3．《物权法》是一部引起广泛关注的法律，也是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焦点。通过旁听审议和采访，记者发现，代表们已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形成了共识，并从大处着眼看待物权法。 “历时13年上百次修改，单是这个过程就让人高兴。”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说：“正因为有了不同的声音，所以才使物权法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更加谨慎地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物权法草案一次比一次更具有中国特色，一次比一次更符合实际，现在的草案反映了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规范当前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需要。” 列席会议代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轩指出：“从立法的角度来说，它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公开、民主、科学立法的精神。” 张轩说：“拿破仑制定了一部《拿破仑法典》，接近200年的时间里，这部《法典》在法国一直发挥着很好的作用，几乎没有大的修改。所以一部好的法律，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张轩看来，物权法就可以成为一部好的法律。“从立法角度讲，物权是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的—个方面。物权法体现了我国的国情，实施后会促进老百姓对自己财产的保护，激发全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烈代表认为，“物权法完全符合我国的宪法精神；有利于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可以使广大私营企业家消除各种顾虑，放开手脚进行发展。” 吴江林代表正准备“放开手脚进行发展”，他是重庆市工商联副会长、重庆中讯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希望，“后续的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进一步具体界定哪些属于公共利益，明确列举公共利益的事项，以避免有的地方政府滥用征收权力，侵害群众利益。” 重庆市第一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余捷代表还提出，“草案有针对性地对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做了规定，如国有、集体资产流失，侵犯私有财产，征收拆迁，不动产统一登记，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居住权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人大代表韩德云律师指出，“中国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物权法已经确定了原则，而且非常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不动产统一登记的具体办法，明确授权由地方性法规来制定。” 4．我国物权法起草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2002年12月，物权法草案作为民法草案的一编，与其他部分一起提请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初次审议。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进入了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相互交织的关键阶段。我们的身边不难发现，在城市，房主和物业公司为楼梯、车库等空间的所有权争吵已不鲜见；在农村，有农民为宅基地权属不明起纷争结下怨仇；全国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逐年上升…… 5．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从一审到七审，从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1万多条意见到专门召开 100多次座谈会、立法论证会的物权法草案8日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仔细研读目前的物权法草案，不难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精神以及确立的有关原则，在草案相关条款中得到了充分、全面的体现。 物权法草案第一条开宗明义，“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宪法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所有权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是物权的核心和基础。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权法，必须全面、准确地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现实生活中，公共财产受到的侵害比较严重，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目前的物权法草案从多方面强化了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有关法律专家指出，草案一是规定“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并确定了哪些财产属于国有财产，防止因归属不明确而造成国有财产流失。二是规定“法律规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取得所有权。”三是规定“国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四是规定：在企业改制、合并分立、关联交易等过程中，低价转让、合谋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五是规定：履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草案的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宪法关于加强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保护的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物权法草案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它体现了对不同物权主体实行平等保护的原则，也体现了现行宪法的精神。 “物权法草案规定平等保护，是由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法学家王家福说：“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相同的权利、遵循相同的规则、承担相同的责任。如果市场主体不平等，我国的市场经济肯定就没法搞。” 6．(新华网北京2007年3月16日电)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16日上午高票通过物权法。这部法律历经了13年的酝酿和广泛讨论，创造了中国立法史上单部法律草案审议次数最多的纪录。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部法律被认为对于推进经济改革和建设法治国家都有着重大意义，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迈出了重要一步。 参加表决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以2799票赞成、52票反对、3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物权法。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法律通过时，会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物权法是一部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这部法律被认为全面准确体现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王家福教授认为，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讲所有制，不讲所有权，没有物权法。结果不同程度造成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遭到侵犯甚至被摧毁。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大、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保护国家与公民的财产权利，从而在20多年中激发了中国13亿人创造财富、爱护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热情，推动着经济发展。 物权法起草工作始于1993年。从2002年12月起，全国人大其及常委会先后进行了8次审议，其间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并召开了100多次座谈会、立法论证会听取各方意见。 “物权立法的过程，既是向广大百姓普及物权概念的过程，也是各方面不同意见通过民主协商最终取得一致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说：“它的出台，被看作是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坚持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典范。” 物权法分为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等五编，共247条，将于2007年10月 1日起施行。 根据物权法，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物权法对国有财产作了明确规定并从五个方面强化了对国有财产的保护。为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物权法规定：耕地、草地、林地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物权法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说，这有利于激发民众的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 事实上，早在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规定，使私有财产权上升为宪法权利。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城乡居民的房屋，关系广大人民民众的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为此，物权法对征收补偿的原则和内容作了规定。根据2001年的统计，全国各级法院当年受理的刑事案件50万件左右，行政诉讼不到10万件，而民事案件大约500万件，占各类案件的 80%以上。新的形势下，加快制定综合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典已成为各方共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研究……切实化解不安定因素，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2004年10月，物权法草案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进行再次审议。这表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将以分编方式审议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说：“考虑到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一并研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审议通过为宜，应抓紧制定修改物权法。” “我国的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对物权作了不少规定。”民法学家王家福说：“但对涉及物权制度的共性问题和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亟需作出规定，从而进一步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因此有必要依据宪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物权法。” 7．著名民法学家王家福：物权是保障人的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人权，没有物权就没有人的最基本的体面的生活，就没有人权。物权法是为国计民生构建法制基础的最根本法律，没有这个法律，我们的国计民生是得不到保障的。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 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 大量社会调查显示，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人们越来越富，但焦虑却越来越多，乃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情绪。表面来看，这是种矛盾，其实不难理解。管理学中最基本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总是在低层次需求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高层次发展。当绝大部分人整天都为生计发愁时，他们对爱、对被尊重、对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自然无暇顾及。 渴望且能得之，则不成为焦虑；渴望而不可得或者很难得，才会成为焦虑。当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中折射出的实是社会保障的不足。为什么会有就业焦虑?并非我们都处在失业之中，但今天拥有工作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长期拥有工作。如果我们失业，我们能否迅速再就业，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会有财富焦虑?也并不是我们都食不果腹，但面对财富悬殊，那早已解决了温饱的财富却又似乎微不足道…… 2．从心理学上说，适当的焦虑，不但不是坏事，还是一种发展动力。可当焦虑情绪成为普遍性、大范围、多行业的社会化情绪，甚至上升到了社会焦虑症的程度，就应该是一种“有尊严的发展”缺位了。 什么是“有尊严的发展”?温总理对尊严感进行过详细解释：“第一，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进发。”说白了，就是平等的权利、应有的物质和精神保障、良好的发展机会。 这些年的发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可在“有尊严的发展”落实方面，仍有不足。比如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引起不满，“我爸是李刚”之类的特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某些人的“赢者通吃”“霸王情结”的思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公平感和公平信仰。在特权面前，人人都是弱势群体，焦虑就会产生很多。 再如，社会保障不足，除了公务员能够享受丰厚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就连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都推向了社会。“看不起病”“养老钱不够体面”，甚至没有养老钱，仍是很多人的无奈现实。常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想多挣钱，多干活儿，年纪轻轻就不得不为退休的事情考虑，增加焦虑心理。 总之，长期以来，虽然注重均衡、注重公平的科学发展观一直是各级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经济建设“一手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过分强化经济行为，政府应该承担的其他职能，如社会管理职能、精神发展等，所能占用的精力和时间就有限，而政府应该坚守的人本职能、服务本位也渐渐被淡化和忽略。 3．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 从1998年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 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4．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 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 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 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等诸多问题。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剧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 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包括农民工群体的外来人口，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还是“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等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5．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 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 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 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等等，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6．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意味着以往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换言之，社会的许多群体和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一方面迅速崛起了一个暴富的高收入群体和一个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舒适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生活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些人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担忧甚至是恐慌。 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进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共同体，其构成因素和变数之复杂，恐怕也是全世界之最。中国经济和社会在未来还会遇到哪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现在很难判定。显然，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 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丢失了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现阶段许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或心宅往往缺少一种坚守和定力。进一步看，由于心灵或心宅缺少坚守和定力，因而不少社会成员在面对大量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诱惑时，其行为往往缺少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取向和执著的精神，难免随波逐流，飘忽不定，心里很不踏实，进而容易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当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心灵缺少坚守和定力，所以，人们的行为一旦受挫，其抗挫折抗打击能力必定十分有限，这就会不断加重人们的失落心理，进而深陷社会焦虑现象的困扰当中而难以自拔。 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的生活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摒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7．社会焦虑现象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会激发社会成员的某种动力，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社会焦虑现象会促成或加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社会焦虑现象会直接催生社会成员发生不同程度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当社会焦虑现象盛行时，人们对于长期行为往往是不感兴趣的，相反却会热衷于短期行为，容易形成从众行为和越轨行为等等。进一步看，这样一些非理性行为会引致一些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其二，社会焦虑现象会不同程度地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客观来看，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大多数社会成员目前的“绝对”生活水准已经高出一个数量级。但是，由于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无暇作出理性的判断，而热衷于同左邻右舍当中更高水准者相比，甚至同全社会当中那些公认的生活水准很高者相比，冈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准不够满意，并且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其三，社会焦虑现象会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问题的不满情绪。有些社会矛盾问题存在着，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同时再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心理感受，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容易迁怒于他人他事，进而会加重某些社会矛盾问题。 8．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 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 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9．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其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 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也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中国人有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10．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 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基础性的必要条件。 作答要求

给定材料 1．有人撰文称：“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正在一步一步摧毁实体经济。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互联网。”文中称：“淘宝的推出扼杀了中国很多产业的创新力。它造成了全国比价，进而无限压低利润空间，导致制造业凋零，‘中国创造’之路或将从此举步维艰。而且由于电子商务的横行，导致大批的商店、服装店、工具店、数码城、商场关门歇业，侥幸存活的店铺也是苦苦支撑，难以有富余的利润。实体店的倒闭会产生‘蝴蝶效应’，使整条生产链从此断裂，社会资金全部流入虚拟经济，最终的结果便是虚拟经济大行其道，实体经济逐渐空心化，步美国后尘。”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克莱顿o克里斯滕森教授在《创新者的两难》一书中提出了“破坏式创新”概念：“破坏式创新是一种与主流市场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创新活动，它的破坏威力极为强大，一般企业都难以适应这类创新带来的挑战。因此，以现有企业心态与利益机制，确实很难突破这种破坏性创新所造成的两难困境，企业需要以体制外“另起炉灶”的方式来推动这种创新。” 借助互联网而崛起的电子商务，就是一种破坏式的创新。 在过去，实体企业利润中有一部分是凭借信息不对等而获取的。如今互联网与电子商务的普及，不仅消除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息壁垒，而且节约了高昂的实体成本。因此，对实体企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而这种冲击是会造成实体企业的灭亡，还是会让实体企业破而后立，则取决于企业自身。 调查发现，在电子商务冲击之下土崩瓦解的实体企业，不是它们面对电商没有竞争力，而是它们本身就不具备竞争能力。这类企业长期以低端产品的生产或者销售为主，缺乏核心竞争力，无法与高端品牌进行抗争。当互联网将它们和其他优质实体企业放在灯光下同台竞技时，它们只有溃败。 还有不少实体企业是依靠地域优势维持经营，借小范围的垄断给消费者提供与价值不对应的服务。经营缺乏诚信，存在“店大欺客”现象。因此，当电子商务将空间距离和信息壁垒消除之后，这些实体企业也唯有倒闭一途。 那么面对电子商务的猛烈攻势，实体企业就只能坐以待毙了吗?实则不然。以服装行业的Q品牌为例，在受到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的冲击之后，他们没有选择与之对立，而是选择借助其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创新升级。 Q品牌通过互联网以及电子商务渠道，发展新的销售方式；同时，通过研究新的服务体系，使消费者在实体店中享受到线上不具备的优良服务，极大地增强了线下实体店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在电商紧紧逼迫下，Q品牌的分店反而越开越多，甚至借着电商的渠道，将商品卖到了更多没有实体店的三四线城市，实现了销售的进一步扩张。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每一次当潮水退去时，会发现到底是谁在‘裸泳”。电子商务的“破坏式创新”，或许会是凛冬中的寒风，或许会是暖春里的熙阳。 2．作为全国“智慧城市”试点、首批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示范城市，M市积极探索，变自身科技创新优势为发展动能，加速产业结构从“制造”向“智造”转型。 2016年12月，M市正值寒冬，但在M市电气动力装备有限责任公司车间里，数台出口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的1000MW轴封主泵机组正在加紧赶制。公司总经理仲维滨说，卡拉奇核电站属于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工程，这批泵组将于2017年交付。 当前，M市锅炉厂、M市汽轮机厂等当地骨干企业，面对传统产业发展压力增大、新兴产业正在培育的转型期，开始以技术和创新为引领，闯出广阔天地。 占据国内1／3电站锅炉市场的M市锅炉厂，是老牌国企创新求变的代表。围绕国家推进清洁能源要求，M市锅炉厂在超低排放、二次再热节能领域走在世界前沿，多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产品成为“绿色煤电”标杆。2017年以来，M市锅炉厂销量、利润均同比增长约10％，订单已排到2018年。 由机器人、新材料领衔的新兴产业也在加速发展。在投资1亿元成立的M市机器人集团，一款喷涂自动化机器人设备正在运行。通过模仿成熟工人喷涂流程，机器人设备将喷涂质量提升40％。 目前，M市拥有高等院校49所，科研机构500余个，科技实力居全国前列。科技优势如何变为发展优势?M市科技局局长李志杰给出答案：瞄准科技资源富集的大学院所精准发力，与M市工业大学、M市农业大学等院校进行长效合作，搭建各类研发、创业平台。 2012年，M市科技局首先在M市工业大学试点，每年投入1000万元支持创新成果转化，目前与其他院校的合作已全面展开。 “市校联姻”模式下，M市政府提供各种服务、资金支持，使高校团队在注册公司后仍可把精力放在研发上。近两年，仅M市工业大学就有30多个创新项目由教师转化，实现创业。 “过去一些社会资本担心风险，对不少创新项目初期转化有顾虑。”H集团高级副总裁蔡德章说，“市校合作后，政府强化示范作用，机器人集团即由政府出资、推动高校创新落地。待项目转化收效，社会资本自然会跟进来，形成倍数效应，带动共同创业。” 通过大范围“市校联姻”，不少高校毕业生因获得发展平台而选择留在当地，同时也引导和鼓励了一批科技人员主动创新创业。2015年，M市新增科技型企业856户，其中新增销售收入超过500万元的企业占到1／5。 有位大学教授对注册企业、转化科技成果时曾遭遇的一件事记忆深刻：办手续时要哪些材料不一次性告诉你，跑一次说一些，整个注册办下来花了20多天。“这种情况现在少了。”他说．“有时夹个公文包就能把事办妥。” 这些变化得益于2014年以来M市开展的优化审批事项流程和权力流程图。M市本级355个事项细化为699个，办事路径更明确，梳理出权力运行流程和一次性告知单，极大地压缩了审批时限。 M市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军说，M市把服务企业的行政权力对应落实责任，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设定“追责情形”。2015年有1311名不作为、慢作为公职人员因此被行政问责。目前，全市39个政府部门全部完成权责清单，政府事权大幅精简52．5％。 M市人社局人才工作处处长杜忠家说，大处室改革后，原来的人才流动开发处、外国专家工作处等4个处合并为一个人才工作处，企业办事“走廊”缩短。 此外，为鼓励科技创新，M市积极探索实施科研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新举措，出台文件明确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资产处置的收入，扣除资产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直接费用后的现金收益,超过70％归研发团队，让科技人员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同时，M市知识产权局分别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M市中心、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保护个人以及企业的科研成果，共同助推M市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 “发展环境好了，对留企留人就有吸引力了。”留法归来的布衣佰软件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潘聪说，他已说服几位在欧美的大学教授归国一起研究衣服、鞋子的数字化智能制造和转化。 3．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的家庭收入没有增长，而发达国家的需求不足会直接对出口占比较高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 消费者应对未来的唯一做法只能是：紧缩银根，越来越“抠”。而适逢信息爆炸时代，各种产品信息透过互联网随时随地传递给消费者，他们在“抠”的同时还变得越来越“挑”。 于是这给实体店的经营者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同时应对“抠”与“挑”的消费趋势?近年以逆势扩张闻名的名创优品全球联合创始人叶国富给了一个简单的答案：优质低价。 事实上，一些实体零售商已经将“优质低价”策略应用纯熟，并且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应。2015年，宜家销售收入319亿欧元，增长11．2％；优衣库销售收入16817亿日元，增长21．6％：名创优品销售收入50亿元人民币，增长100％。 从宜家、优衣库到名创优品，我们忽略其经营品类、门店类型、贩卖方式等不同，抽象出核心的商业逻辑，那就是“优质低价”。在品牌上，以高规格的形象吸引消费者；而在价格上。则以平民价位促成交易。以优衣库为例，一件莫代尔面料的白衬衣，价格可低至199元，而同等品质的衣服在一些专柜价格要到250元．甚至更高。 这些案例无不显示：未来的实体店要生存，就必须成为“价格破坏者”。 “零售巨头都是以‘价格破坏者’的形象出现的”，这句话出自首经贸大学教授陈立平。作为日本零售研究专家，陈立平发现，日本几大零售巨头最初就是以“价格破坏者”的形象来颠覆掉它们的前辈从而获取市场份额的。事实上，我们将这一理论推而广之就会发现，世界上几乎任何一家零售巨头，最初都是以“价格破坏者”的形象出现的，其中不乏ZARA、H&M、宜家这样的例子。 以沃尔玛为例，其创立之初便想尽一切办法从进货渠道、分销方式、营销费用及行政开支等各方面节省资金，提出了“天天平价、始终如一”的口号，并努力实现价格比其他商号更便宜的承诺。沃尔玛的出现颠覆了美国当时传统百货店价格偏高的局面。 大卖场业态最初在中国诞生，也是以“价格破坏者”的形象颠覆了当时国营百货商场柜台销售、价格昂贵、体验欠佳的普遍现象。但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传统大卖场业态已经成了落后产能，这就需要新的“价格破坏者”颠覆它们。 而创立于2013年的名创优品就是以新一轮“价格破坏者”的姿态面世的。名创优品的商品定价大都在10-39元，同样品质的商品价格可能只是其他卖场的l／4。与Dior共用世界上最大的香精集团奇华顿公司作为供应商，但35mL的香水只卖39元。 这就是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实体店如果自己不颠覆自己，那就等着别人来颠覆。宜家、优衣库、名创优品等之所以能做到“优质低价”，是有根据的。提到北欧风格的家居卖场，第一个会想到宜家；提到又便宜、质量又好的基本款男女服饰，第一个会想到优衣库。而近年来发展神速、3年开店1400家的“零售界黑马”——名创优品，在顶层设计品牌形象时也走得相当聪明：找来日本设计师三宅顺也，并且将公司注册在东京，以强调它的“日本品质”。 其次，宜家、优衣库和名创优品都有个共同点，所有的商品均是自己研发。此举一方面从源头保障了产品品质，另一方面形成了对电商的天然壁垒——产品是我的，我可以选择上网销售或者不上。而强大的供应链把控力是其“优质低价”的有力保障。为节省成本，它们可以规模化采购、全球布局产业链，以最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组织生产。以服装为例，它可以在东京或纽约完成设计，布料采购放在中国，拉链纽扣从韩国采购，最终成衣加工放在劳动力更加低廉的东南亚。 对中国实体零售商而言，宜家、优衣库很难效仿，甚至学习名创优品也不太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实体店就无法做到“优质低价”。 目前大部分零售商正在做、也比较容易入手的办法就是整合供应链，加强直采，具体的做法就是推动供应链扁平化、发展买手体系以及进行联合采购等。 此外，开发自有品牌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做法。一些本土零售企业的实践表明，自有品牌不仅可以成为吸引消费者进店消费的“爆款”商品，而且还有巨大的利润空间。比如名创优品就有一款经久不衰的爆款产品——10元／支的眼线笔，自问世以来已在全球售卖超过1亿支，虽然它的价格只是专柜的1／lO，但是还有利润。 可见，面对全球经济与消费趋势的转变，只有通过借鉴“价格破坏者”们业已成功的商业逻辑，不断琢磨如何才能优质低价，实体店或许才能找到未来的出路。 4．1999年“网上书店”正式进入中国，凭借“成本优势”及“价格优势”逐渐改变了国人的购书理念和方式，致使实体书店空留为读者提供“购书参考”的功能。 国内民营书店向来没有政策扶持，直到2013年年底，才等到迟来的好消息：财政部决定从2013年12月31日到2017年12月31日，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 北京第二书房创办人李岩表示，“免税对规模大、以图书销售为主营业务的书店．是有很大帮助的。”不过，由于减免增值税是一项“普惠政策”，对电商也同样适用，实体书店业主认为，这样一来，实体书店仍然没有优势，这些政策并不能让处于困境的实体书店迎来重生。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尹昌龙认为，“免增值税政策对行业的扶持要切实起到应有的效果．还需配套的市场监管政策。如果不能对市场进行有效整顿，那么在免增值税政策出台后，可能会使一些原本打价格战的电商等商家、企业进一步在价格战上进行肉搏，从而损害整个书业的发展。” 私人图书馆北京第二书房，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将第二书房从1家扩展到2015年的10家，吸引了许多远的近的、大的小的爱书人。李岩介绍，这和国家的政策扶持、资金帮助、阅读推广志愿者的无私奉献是离不开的。“希望政府继续探索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事业的路径与合作方式，激发更多的社会力量为全民阅读尽一份力。”李岩介绍，已有不少地方政府愿意拿出闲置的公共场地邀请第二书房进驻，从而实现既把沉淀的物业资源变废为宝，又为市民提供更高品质和差异化的文化服务的目的，激活社会的文化内需。 谈到单向空间的经营之道，负责人武延平表示关键在于书店要做出自己的特色，“第一点是精选图书。我们会帮你筛选那些适合你读的书或者版本，筛选之后就经过了一次把关。另一个就是通过沙龙活动，这是书店的特色。还有就是会做一些周边产品，跟书相关的衍生品，提高利润率。衍生品包括笔记本、瓷器、笔、明信片，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创意产品这个区域中。” 除了免税之外，《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也在2016年出台。其实，在扶持政策出台之前，中国实体书店的发展有了一定的回暖，而回暖的背后，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对于实体书店的支持力度也是巨大的。”上海、天津、武汉、杭州、苏州……百道新出版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三国一口气报出了十几个对实体书店给予财政支持的城市。 给钱，永远是便捷而直接的方式，但如何给依然是个问号。“在中国开实体书店，有时会显得很茫然，因为我们没有成熟的书店业务服务商。”程三国说，“开书店的人往往很有热情，但却不识行情，哪里进货便宜、读者喜好什么、书籍如何陈列、店员怎样培训，一系列的初始问题，处理不好，就可能关门大吉。” “扶持资金不妨匀一部分用于培育这样的服务商，为实体书店的发展提供全链条支撑。”程三国在日本看到，两大图书批发商日贩和东贩都会给予实体书店经营者非常细致的开业指导，甚至连门面装修也会列入其中。 从实际来看，实体书店“生存难”是多数国家都遭遇的问题。而面对冲击，德国书店则向“多渠道战略”转型。德国65％的出版社启动了电子书项目，大型出版社已全部涉足电子书领域，近80％的实体书店开始销售电子书或电子阅读器。书店将电子书市场看作自己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德国联邦文化与媒体国务部携手库尔特o沃尔夫基金会、德国书业协会于2015年设立全国性的奖项“德国书店奖”，鼓励德国本土的小型独立书店在创新商业模式、开展多样化文化活动和青少年阅读推广等方面做出贡献。 5．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在不同场合多次就实体经济工作作出重要指示。2017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他告诫，辽宁老工业基地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新一轮振兴发展也要靠实体经济。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实体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根基，是创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世界各国对实体都尤为重视，美国大力实施“再工业化”，德国加快推进“工业4.0”计划，英国深入规划“工业2050”战略等。大国针对实体经济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无不证明：大国经济唯有建立在实体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二、给定资料 1．政府危机管理是政府以公共危机事件为目标指向，对公共危机事件及其关联事物的管理活动，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危机发生前的预见能力、危机发生时的反应能力与控制能力、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处理危机，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公共危机事件通常是指一种危及全体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和共同利益的紧急事态，如地震、流行病、经济波动、恐怖活动等。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有义务承担控制由突发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社会处于失衡与混乱状态之时，也只有政府才有具备危机管理的合法性与能力。 2．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的、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即过渡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是一个黄金发展期，更是一个问题凸显期，危机不断出现，所以更应该注意研究高速发展以及社会转型时期的常发性危机形态，做好政府的危机管理工作。 3．2003年春季，两岸三地之间，尤其是我国大陆地区遭受了“非典”的侵害。“非典”于2002年年底在广州发生，当时政府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采取有力的预防隔离措施，以致疫情迅速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截止到2003年7月14日，全球非典型肺炎患者为8437人，死亡813人。其中中国内地患者为5327人，占患者总数的63.13%，死亡348人，占总死亡人数的42.8%。“非典”的爆发波及26个省市、自治区，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传染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对国民经济和正常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仅旅游业就损失了2700亿元人民币，而最可怕的是“非典”引起的社会混乱、恐慌成为一种比疾病传染得更快的“病毒”。 2004年1月23日，广西隆安县丁当镇发生禽只死亡。27日确诊为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在此番疫情中，湖北武穴市、鄂州市、湖南武冈市、广东潮安县等多个地区出现禽流感疫情和疑似疫情。禽流感对禽类加工企业产生重大冲击。面对突如其来的禽流感，百姓的恐慌程度不亚于2003年“非典”肆虐时。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禽流感疫情，政府反应迅速，及时修改1989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已经滞后的部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于2004年12月1日起施行。 2008年伊始，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中国20个省(区、市)均不同程度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截至2008年2月24日，因灾死亡129人，失踪4人，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8亿亩，成灾8764万亩，绝收2536万亩；倒塌房屋48.5万间，损坏房屋168.6万间；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人民币；森林受损面积近2.79亿亩，3万只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雪灾中冻死或冻伤；受灾人口已超过1亿。暴风雪造成多处铁路、公路、民航交通中断。由于正逢春运期间，大量旅客滞留站场港埠。另外，电力受损、煤炭运输受阻，不少地区用电中断，电信、通讯、供水、取暖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某些重灾区甚至面临断粮危险。而融雪流入海中，对海洋生态亦造成浩劫，台湾海峡即传出大量鱼群暴毙事件。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地区遭受8.0级特大地震重创。截至2008年9月18日12时，汶川大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后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地震造成四川、甘肃、陕西等省的灾区直接经济损失共8451亿元人民币，灾区的卫生、住房、校舍、通讯、交通、治安、地貌、水利、生态、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均受到严重破坏。 4．然而，灾难似乎并未就此止步。2010年初，在我国西南地区，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干旱情况，旱情危急。2010年4月14日上午，青海省玉树县又遭遇了7.1级浅源性大地震，给当地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2010年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弄1号一幢28层的公寓大楼发生重大火灾，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2013年11月22日凌晨2时40分，中石化青岛开发区输油管线破裂造成原油泄漏，事故导致黄岛区秦皇岛路、刘公岛路、斋堂岛路、长兴岛街、唐岛路、舟山岛街等多条市政道路不同程度损毁，排水、燃气、供水、供热等多条管线受损。这一连串的灾难，不仅考验着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更考验着政府在危机面前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04年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各种预警和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不受侵犯。这说明应对突发事件不能仅仅依靠经验，更重要的应当依靠法制。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综合性基本法律，旨在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规范突发事件应对活动。北京、湖南等地相继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实施条例，国家法律和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应急预案一起，初步形成了我国应急管理的制度规范体系。应急管理的组织机构逐步建立健全，以国务院应急办的设立为标志，全国范围广泛建立的应急办和各种应急委员会成为统筹协调应急事务的专门机构。各地政府以贯彻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契机，开展多种形式的应急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政府和公众应对危机的意识和能力。雪灾和地震发生后，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部门通过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地震信息，抚平公众恐慌情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成立了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各地的应急反应机制紧急启动。政府部门的沉着应对和快速反应说明，以人为本、高效及时、透明开放的危机管理理念和机制正在形成。 5．发生于2001年的“9·11”事件，不仅给美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使其国家危机管理机制面临重大考验。美国的危机处理体系和快速反应机制在人员救助、社会稳定、防范新一轮袭击以及恢复正常社会和经济生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首先，在遭受恐怖袭击45分钟后，布什总统发表电视直播讲话，以稳定民心。与此同时，政府采取“关闭整个联邦政府、关闭国内机场、证券市场无限期休市”等措施；国防部长命令全国战备提高到“防卫三级”：立即启动联邦应急计划，协调28个联邦机构以及美国红十字会的行动，协助地方政府与州政府应对国家紧急灾难。根据联邦应急计划，布什总统命令发放联邦救灾物资，明确交运急救物资至灾区的程序和职责。其次，美国的媒体作为沟通政府和公众的桥梁，在危机事件中释惑解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再次，危机过后，亡羊补牢。“9·11”之后，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弥补危机管理方面的漏洞。2001年9月15日，布什宣布成立国土安全办公室(2002年6月升格为国土安全部)，主要任务是：分析情报并阻止恐怖袭击；保障运输和边境安全；紧急情况处理和迅速反应；应对生化和放射性武器的袭击。同时，将美国的安全分为5个等级，从低到高由绿色、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显示危险程度。此外，美国的危机管理体系建设还特别注重建立民间社区灾难联防体系，通过各种措施吸纳民间社区参与危机管理：一是制定各级救灾组织、指挥体系、作业标准流程及质量要求与奖惩规定，并善用民间组织及社区救灾力量；二是实施民间人力的调度，通过广播呼吁民间的土木技师、结构技师、建筑师、医师护士等专业人士投入到第一线的救灾工作；三是动员民间慈善团体参与赈灾工作，结合民间资源力量，成立民间赈灾联盟；四是动员民间宗教系统，由基层民政系统邀集地方教堂、寺庙的领导人成立服务小组，有效调查灾民需求，并建立发放物资的渠道。“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动员人民献血、捐款、捐物，由教堂来主持各类追悼仪式，这些民间社会力量的参与，极大地缓解了社会对政府的压力。 6．日本有“地震国”之称，全国平均每天约有4次地震，全世界里氏6级以上的地震，20%都发生在日本。1995年1月日本曾发生举世震惊的阪神大地震，当时由于对地震危机的预警能力差、信息渠道不畅，使政府在危机面前惊慌失措，而僵化的危机管理机制，又使中央与地方自治体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过于强调本部门的职能权限，互相推诿扯皮，延误了救灾的有利时机，结果造成6436人死亡及失踪，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强烈指责。阪神大地震给日本政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时也成为其转变危机管理观念、推动危机管理建设的契机。 2005年3月20日上午10时53分，日本福冈县以西海域发生里氏7级地震。地震造成当地大部分列车和城铁停止运行，高速公路暂时关闭，福冈、佐贺两县通讯大面积中断。地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电视屏幕上端已显示出地震震源、各地区震度以及有无海啸等信息(在日本，只要发生里氏3级以上地震，各电视台都会通过文字和画面迅速报道)；日本NHK电视台中断了所有节目，反复播放地震现场和震灾发生后的情景：倒塌的房屋、停运的列车、避难者和接受治疗的伤员等。 不到11时，日本首相小泉在路上接到震灾报告；11时，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心设立“官邸对策室”；灾害发生30分钟内，政府各省厅的防灾负责人赶到危机管理中心集合，并启动内阁府地震防灾情报系统，分析研究由自卫队、警察、消防、国土建设省通过直升机拍摄的图像资料，统计人员伤亡和建筑物受损情况，讨论应急对策。此外，内阁府、气象厅、消防厅、总务省、警备厅等14个府省厅根据所辖范围分别设立“灾害对策室”，实施对口救灾工作。文部科技省负责对灾区的文化设施及学生的安全情况进行统计；厚生劳动省负责医疗救治及避难场所的安排；经济产业省承担紧急物资调运的任务。与此同时，自卫队灾害派遣队、警察的广域紧急救助队、紧急消防援助队以及海上保安厅已开始搜索失踪者。 12时30分，气象厅官员举行记者新闻发布会，通报地震的位置、特点以及灾情，并向福冈县沿岸和长崎县沿岸发出了海啸警报，要求居民不要靠近海岸或尽快离开海岸；15时20分，以内阁府政策统管官(负责防灾)为首的情报先遣队20人和以内阁府副大臣为团长、13个府省厅25名职员组成的现场考察团飞赴灾区协助救灾工作；16时，气象厅举行第二次记者会，通报政府抗震救灾情况；20时，在内阁府召开相关省厅联席会议，检查各省厅的灾害应急措施，重新评估已掌握的灾害信息，协调跨省厅的救灾工作。据统计，在这次里氏7级的强震中，仅有1人死亡，735人受伤。 7．尽管我国正在不断推进综合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危机管理体制从专门部门应对单一灾害过渡到综合协调的危机管理，从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制度的协调过渡到政府专门办事机构的协调。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分散于各职能部门的应急管理资源难以得到综合利用，部门协作和协调成为应急管理的主要障碍。结果，一方面导致多头管理或重复管理，造成应急资源和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由于部门间的应急管理职责不明确，许多应急管理问题难以落实责任主体，因而无法实施有效管理。例如，历次地震灾害都造成学校等公共建筑和设施倒塌的问题，尽管各地政府在地震应急预案中都有对学校、重大建设工程、救护中心和医院等重要建筑进行抗震检测、加固，确保灾民安全避难和应急保障供给的要求，但预案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应该由哪个部门如何来实施检测和加固，相关费用如何确保等责权问题。其结果就是学校等重要公共设施最终仍然得不到相应的检测和加固，一旦地震发生，脆弱的校舍等公共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也就在所难免。同样，南方雪灾造成输电系统大规模损坏，气象部门虽然预测预报了雨雪天气，但对雪灾是否会造成输电系统破坏却缺乏专业评估知识。更主要的是，这也不是气象部门的职责范围。而对电力部门，由于其无法预测到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的发生、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所以也就无法对输电系统会遭受雨雪灾害预报预警。结果导致没有一个部门能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输电系统严重破坏承担责任。由此可见，虽然各职能部门都各自制定了应急预案，但由于在风险评估与应急规划阶段各职能部门间缺乏综合协调与沟通，难以制定出有效的综合预防和规划应急方案，应急管理工作无疑会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 8．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在其发布的《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网络调查报告》中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成为城市居民最为关注的、能对中国未来最可能产生严重灾难性影响的危机。此次调查中，有一半的调查对象住在学校和商业中心的附近，几乎九成的被调查者居住在楼房中，被调查者普遍缺乏危机的预防意识，不懂得未雨绸缪，绝大部分调查对象不知道利用灭火器、打求助电话、准备常用应急药品和手电筒等来应付突发事件；还有部分调查对象不熟悉自己的邻居、不了解自己住所附近的避难场所。一旦发生危机事件而需要寻求紧急避难时，多数人会因为相关信息的缺失而陷入恐慌状态，造成局面失控，生命财产的损失会更大。 9．媒体的积极介入是公共危机管理的关键。一些国家的媒体作为政府危机管理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扮演着政府“危机信息代言人”的重要角色，被誉为“政府危机管理形象的塑造者”。例如，英国重视突发事件中政府与媒体的协作，要求有关机构在平时必须做好准备，把配合媒体作为紧急反应计划的一部分进行讨论和演习，并任命受过专门训练的新闻官员负责媒体事务，甚至要求电话总机接线员和其他员工也必须清楚地知道在接到媒体询问时该怎样应答。德国政府重视在公共突发事件中与媒体的互动，要求政府公务员自觉遵守“回答记者和传媒提出的每一项问题”的法则，形成了为记者服务、为传媒服务、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日本将媒体视为“政府应对危机的最好朋友”。政府早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就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NHK)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韩国在1995年发生三丰百货公司倒塌事件后，也参照日本的做法，于1996年根据《灾难管理法》将韩国公共电视台(KBS)列为报道灾难的指定台。法国有一套比较健全的新闻发布制度，从国防到外交，从自然灾害到恶性事故，在事件发生后，基本都能在第一时间由国家有关部门直接发布信息，以杜绝社会上的猜测和不良传闻，显示国家发言人的权威。 信息公开既是政府对工作的及时总结，同时也是对人民的一种交待。通常，在危机爆发后的持续期，会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乱。比如正常生产秩序的中断、社会秩序混乱、人心不稳定等情况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与政府信息不透明有关。由于政府掩盖事实，群众不明真相就会受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引发社会领域更深层次的骚乱。因此，政府必须及时、果断地向社会公众公布关于危机最新的、准确的消息。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灾情处理过程中，政府就通过手机短信、官方网络平台和新闻媒体等传播媒介，把灾区的营救情况、伤亡情况、受灾人民的生活情况、物资供应情况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布，消除公众疑虑。本着实事求是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向国民如实反映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10．有专家指出，真诚沟通和速度第一是政府处理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中最有效的手段。其核心是开诚布公，信息公开，及时传递，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导权，而不是一味地压制媒体报道，让谣言和小道消息干扰救援工作。这就为控制和应对危机赢得了舆论主动权，也能切实保障公众的信息知情权，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方面，定期权威的新闻发布和及时、全面、准确的媒体报道尤其关键。例如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灾害中，从5月12日～23日，四川省政府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就达到11场，保证了信息沟通的官方渠道和权威性，满足了国内外公众的知情权。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5月13日报道称“中国对地震的反应异常开诚布公”。信息的通畅也使“西方重新审视对华印象”。另一方面，在汶川抗震救灾过程中，媒体的开放程度及全面、及时、准确的报道也令人耳目一新，实现了政府与公众、国内与国外的有效信息沟通，受到国内外公众的普遍赞誉。据资料显示：从5月22日起，中央三台统一开设《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权威发布》专栏，定期、及时、准确地发布抗震救灾信息。多频次、滚动播发了权威信息，确保了信息畅通，也起到了澄清谣言，引导舆论，稳定人心的积极作用。就“速度第一”概念的诠释，我们也可从以下资料中找到佐证，并从中发现速度带来的良好沟通效果。中央电台5月12日15时03分开始播发消息。频道随即全面投入抗震救灾报道。5月12日19时整，中国之声推出全天24小时特别直播节目《汶川紧急救援》，及时、全面报道救灾情况。截至5月15日《汶川紧急救援》特别直播节目现场连线报道已达550余次，中央电台与全国140家广播电台联合组成的《全国奥运广播联盟》从地震开始，即第一时间报道灾区最新情况和救灾行动。 中央电视台于5月12日15时30分起开始播发抗震救灾消息，迅速派出140多人的报道队伍深入灾区第一线采访报道。综合频道、新闻频道推出全天并机直播《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每天长达17小时30分钟，密切关注、全面报道抗震救灾进展情况；《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重点节目播出大量相关新闻；经济频道、中文国际频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国际频道各档新闻快速跟进，及时播发消息，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据统计，共有113个国家和地区的298家电视机构使用中文国际、英文国际、法文国际、西班牙文国际频道的信息。 国际电台多语种广播从5月12日15时04分起投入报道，全方位报道党中央、国务院及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救灾措施，停播、淡化了与抗震救灾气氛不吻合的各类节目。52种语言广播均在第一时间播发相关新闻，并以快讯、录音报道、专题、综合稿、更新稿等多种形式连续滚动播出。截至5月15日，国际电台52种语言广播先后播发抗震救灾报道16432篇，新闻专稿260篇；环球资讯广播早中晚四档《第一资讯》《整点新闻》播发新闻稿12532条。截至5月15日，中央三台共发布抗震救灾新闻36900余条，专题61个。央视网、中国广播网、国际在线等广电网站也全面介入，截至5月15日，中央三台网站共播发新闻12500条，图片18517条，日点击量达8000万。 四川电视台上星频道、经济频道、公共频道、文化旅游等8个频道，全天候并机直播《汶川抗震救灾特别报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稳定人心，鼓舞斗志，并先后派出700多名采编人员参与地震报道。成都电视台采取六个频道并机直播的方式，从5月12日下午开始24小时不间断播出抗震救灾特别节目。重庆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的《我们一起承担——重庆卫视抗震救灾特别编播》，24小时播出相关消息，并及时插播中央电视台、四川台有关灾情的最新消息。 这些准确及时的媒体报道，有效防止了各种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滋生及传播，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直接鼓舞和帮助了抗震救灾工作。政府信息的透明和媒体的积极介入，成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11．在危机发生越来越频繁的今天，一个国家要减少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损失，提高政府应对危机的效率。必须建立系统的危机管理机制。系统的危机管理包括危机的预防与应对。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能够将政府的危机管理纳入一个有序、规范、条理的轨道中，保证政府在危机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今天，任何组织生存威胁越来越大，遇到的危机越来越多，政府也不例外。如果各级政府部门、企业、个人缺乏危机意识，仅仅看到“出事了”，而不从政权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危机管理，不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看问题，不能将其扼杀在萌芽之中，而最终会酿成严重后果。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转移，酝酿着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但我们的危机意识比较薄弱，还没有从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高度关注危机，缺乏能够预防、察觉、化解危机事件的内在机制。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我国现阶段社会矛盾、冲突、成因、影响、预防、控制、消除等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危机应对机制，解决这一关系到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国家政权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一个与药贩子打过交道的卫生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药贩子收药价格是药品批发价的30%至50%，一些新产品，疗效好，畅销药，药贩子会给到药品批发价的50%。一盒立止血批发价是250元1盒，药贩子会砍价到100—— 110元1盒，一转手就能卖到250—280元1盒，1盒药就能赚100多元。暴利驱使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街头收药的行列。一个药贩子曾在电话里对他的一名 “顾客”说：“跟我干，保你两年买院子买车”。 2．从1998年开始，收药的小广告和收药摊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这种小广告以几何数字迅速蔓延，小广告也由传统的手写升级为不干胶印刷，范围遍 布大街小巷，墙上、地面，有的竟然明目张胆贴到医院。 昨天在丰台医院附近抓到的两个药贩子，身上还带着几十张尚未张贴的收药小广告。还有药贩子到劳务市场雇人贴这种小广告，每贴一张给两毛钱， 小广告上除了大大的收药两个字外就是寻呼机号或手机号。 执法人员也是从街头小广告入手，在最近的一次检查中，执法人员在丰台医院附近收集小广告上不同的呼机号就有十几个，海淀区收集了几十个。 3．昨天在丰台区小井村一药贩子的住处搜查出大量药品，有针剂、有西药，甚至还有一箱减肥茶，卫生执法人员从他的冰箱中拎出两塑料袋不同厂家生产的人血白蛋白。 4．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稽查处王处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有一种说法是，药贩子收的药主要来自公费医疗开的药，可是从查处的药来看，一般同一种药药量很大，且批号相同，但现在医院大处方查得很严，且公费医疗自己还要负担20%，药贩子收药只给药价的30%一50%，真正通过公费医疗开药去卖的， 实在无利可 图。” 5．有分析认为，药贩子的收药来源主要是药厂，医院药库和药品批发部门管理不严，造成药品流失，不排除有偷盗的可能。 6．昨天记者跟随一路执法人员检查，抓到两名药贩子后，城管监察人员罚没了非法交易的药品和钱款，到他们的窝点收缴了非法收购来的药品后就把他们放了。执法人员向记者解释说，目前能做的也就这些了，法律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对这类人做怎样的处理，按照有关法规只能没收非法交易的药品和钱款，许多药贩子放回去后重操旧业，这也是药贩子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 三、申论要求

1.根据10月30日《京华时报》报道：昨天，市检一分院发布消息，轰动一时的北外女生被刺案的犯罪嫌疑人——23岁的罗卡娜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据检方介绍，这起命案的起因竟然仅是因被告人不满舍友向房东举报“自己带男孩子回来住”。 罗卡娜在京补习外语，和被害人李春霞共同租住北外一宿舍。今年7月9日6时许，在海淀区北京外国语大学其租住的宿舍内，23岁的罗卡娜将28岁的同住舍友李春霞用尖刀刺死。据悉，死者伤口多达10余处。 2．据悉，10月17日晚，西安南郊某中专学校的一名16岁女生林娜，被两名女同学在宿舍内脱光衣服殴打两个小时，受伤女孩至今躺在宿舍内不能下地。被打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打人者怀疑林娜与其喜欢的男孩关系好。 据林娜反映：“17日晚上，同学冀某找我，说是到她5楼的宿舍去聊天。我跟着她刚进她宿舍，冀某就恶狠狠地问我：是不是和刘刚(化名，该校一名男生)关系好。我说和刘刚关系是不错。话刚说出口，她就踢了我几脚。另一女同学焦某也问我：是不是和另一男同学关系也不错?我说是的。她俩听完这话后，就开始对我拳打脚踢。后来，她俩让我到宿舍的凉台上，逼着我脱掉衣服。 她俩打我时，她们宿舍有六七个人看到了，但谁也没有上前劝说。我因害怕就按她俩的要求脱掉了衣服，只剩下一条内裤。之后，她俩用烟头在我肩膀上烫了一下，又用仙人球扎我的胸部。” 3．2004年2月23日，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6幢317号宿舍发现4具男性尸体，经查死者是该校生化学院生物技术专业2000级的4名学生：唐学礼、杨开红、邵瑞杰和龚博。云南省公安厅和昆明市公安局在之后的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后认定，4人的同学马加爵有重大作案嫌疑。而此时马加爵已失踪数天。 当马加爵归案后，五个破碎悲痛的家庭，四条年轻无辜的生命，开始点燃了社会苦涩悠长的反思，对科学人文体系的反思，对教育体制的反思，对生命、对尊重的反思。 4．根据10月24日《扬州晚报》报道：前夜9点，市民周女士向本报新闻热线反映，她家的孩子“豆豆”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遭到一伙小流氓的骚扰，不但身上的钱全部被搜走，还被扇了好几个耳光，吓得孩子以后不敢晚上独自回家了。 “豆豆”告诉记者，这些勒索钱财的“大孩子”一般趁中午或晚上放学时间，躲在学校附近的巷口或小吃店旁伺机下手，看到比自己弱小的同学就动手勒索，买烟、买酒孝敬他们那是常有的事。如有不听话的，以后放学回家路上免不了会遇到麻烦，那些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同学真是敢怒不敢言。这些人每天就像恶魔一样，经常浮现在他们脑海里，令他们心惊胆战。 5．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一份统计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占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据上海电台与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最近联合对10多所学校6至12岁的孩子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同学之间发生矛盾的占14％，其中有暴力行为的占到12％。 另悉，据湖南省法院提供的资料，该省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二是暴力性犯罪明显。少年犯罪案件的主要类型有抢劫、盗窃、故意伤害、强奸、聚众斗殴、敲诈勒索等。三是共同犯罪突出，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结伙或参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四是在校学生犯罪率不断上升。 6．9月9日下午3时许，刚刚开学不久的海淀区兴起中学高一(4)班师生正在上课，该班一名叫钱亮(化名)的男生突然领着十几名中年男子冲进教室，将该班另外三名男生王威、李强和刘彬(均为化名)打伤。据了解，该冲突与之前学生之间的矛盾有关。 王威告诉记者，前天(注：即9月9日)下午他们班正在开班会，同学钱亮带着十几名中年男子冲进教室。王威记得当时有四五个人围着打他，还有人用凳子拍他的后肩膀。大概五分钟后他被人拽着头发拉到教室外面，又有几个人上来对他拳打脚踢，过程大概持续了十分钟。后来隔壁班的同学和学校的老师闻讯而来，这群人才停手离开。 7．2004年11月17日《兰州晨报》报道：本报向部分中小学发出的900份家长问卷已于11月15日收回。经过统计，令记者惊讶的是，竟有98％的家长担心孩子在校的安全。 8．英国《卫报》称，英国政府公布数据表明，英国有三分之一的初中学生曾经被人欺凌，四分之一的小学生有过在游戏中被人欺凌的经历。一半以上的受访孩子认为，校园欺凌事件是“一个大问题”。其中，大部分的欺凌案件都是在午休时或课间休息时发生的。在英国，这些校园暴力事件平均每年导致约20名被欺凌的孩子自杀。 据统计，英国11到16岁的学生间，有四分之一的人携带刀具上学，带刀的学生中还包括女孩。 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到2005年，浙江省义乌市的城市化率预计将达到55%，而1995年义乌的城市化率仅为18%。随着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预计三五年内义乌市的面积将达到50平方公里，而失地农民也将达到20万人左右。义乌市领导告诉记者，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是一块很大的心病。原因有两条：一是如果缺乏其他足以依赖的生活或养老保障，农民就会拒绝交出土地，政府的征地工作难以开展，矛盾纠纷多，城市化进程受到较大的阻碍。二是现在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以义乌为例，100个失地农民中就有13个60岁以上的老人。不管眼前还是将来，养老问题不解决，土地征用得越多，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也就越多。 2．有专家估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可能超过2000万人。 3．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在各地城市化的进程中，仅开发区一项，规划面积不仅超过了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甚至超过了台湾岛和海南省的面积。但目前国内现有的6015个开发区中，只有259个和1559个是由国务院、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分别批准的。而这直接影响到耕地的锐减，有数据显示，1997年到2002年，6年间耕地减少9542万亩，补充耕地3378万亩，净减少6164万亩，年均减少1027万亩。到2003年底，国家耕地面积已从原有的19.5亿亩锐减到 18.51亿亩。 4．浙江省一项调查表明，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业古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农民仅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据农业和国土资源方面的有关专家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种形式征用农地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至少“拿走”近5万亿元，严重剥夺了失地农民的利益。 5．据安徽省国土资源厅介绍，新《土地法》实施后的2000年、2001年两年间，安徽省共报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用地4.13万亩(因部分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批文未发，其用地数量未统计在内)，其中征地3.88万亩，涉及被征地农业人口5万多人。他们中农业安置的仅为 6700多人，占被征地农业人口的约13%。而其他农民则主要采取货币化安置办法。后者绝大多数失去了全部土地或大部分土地，成为失地农民。货币安置能减轻国土部门和用地单位的工作量和安置带来的压力，失地农民往往从眼前考虑，也容易接受。但事实上有限的安置补助费根本无法解决大多数失地农民的长期稳定生活出路问题。由于被征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普遍不高，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差，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有限，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长期生活保障。加之部分农民缺乏长远打算，往往在短期内把有限的安置费消费完，坐吃山空，相当一部分人落到了生活无着的困境。 6．近年来，许多县市政府实行统一征地，并对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标和挂牌交易。这是普遍受农民称道的好事，但是，政府转身又成了“投机商”，一手操持“低征高卖”。浙江省上虞市百官镇政府拍卖土地时价格上升到100多万元一亩，总额达到1.5亿元，而农户的征地补偿安置费只有2.5万元一亩。“低征高卖”已经引起不满，加之又是政府直接出面操作，对失地农民刺激很大，引发农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 7．原郊区环绕合肥市四周，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比较发达，连续多年在全省县级经济名列前茅。合肥市的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原郊区。据统计，1999年～2001年合肥市郊区征地2055亩，涉及农业人口2100多人。这些被征地农民中有少部分外出打工和在乡镇企业工作，而大部分人都很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2002年合肥市大规模的征地再掀高潮。8月，新组建的合肥市包河区在经市政府同意后，决定兴建包河工业园区，一期工程面积 3.31平方公里，征用观音庙、大墙、花园3个行政村的土地，涉及人口6000多人。2002年9月，包河区工业园建设指挥部制定了征地拆迁安置的实施细则，其中规定人员生产安置为每人 1万元，并转为非农业户口。凡领取生产安置补偿费的一律办理司法公证手续，但对土地补偿费的标准、数额、支付对象等内容只字不提。房子拆了，土地没了，数千农民一时手足无措。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年到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3300多万亩，近七成是政府用行政方式征占土地。在征地工作中，不尊重农民的知情权、补偿标准过低且不完全到位、不妥善安置失地农民等问题相当严重。 8．在1998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12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之后，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下降，2003年已跌至4.31亿吨；粮食年人均占有量从1996年的414公斤下降到2003年的333公斤。而由于生产锐减，每年形成0.25亿吨至0.35亿吨的缺口，2004年的缺口更高达0.5亿吨。这几年，全靠挖库存维持粮食供求平衡。对于这一状况，有专家推算，2030年，中国将有16亿人口，如按人均消费400公斤计算，届时全国需粮食6.4亿吨，按现在的粮食产量，缺口将多达2亿吨。粮食产量锐减的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粮食播种面积持续下降。而这与一些地方热衷于各种形式的形象工程，盲目建设“开发区”、“工业园”，大量占用、征用良田密切相关。 9．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在农村土地征用中，要严格控制征地规模，依法按规划和程序征地，及时给予农民合理补偿，切实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同时要依法加强用地管理。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的建设项目，一律不得批准用地。继续清理开发区，整顿规范土地市场”。紧接着，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10．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兴起大办开发区的热潮，最高峰时达8000多个。当时全国每年流失的耕地数量在1000万亩以上，人为的征占大约为500万亩，如果按当时人均2亩左右，失地农民就是一个很大的数了。 11．1996年开始，中央严令限制新增征用土地，并且要求土地总量平衡，这样每年大约是 200万～300万亩征占土地，如果按照大多数被征地区人均1亩耕地左右的事实，每年就有 200多万失地农民。 12．一些地方为了账目平衡，采取到其他地方买指标的方式征地，还有一些地方化整为零，把国务院才能批的权限搞到县一级就能批，动辄数百亩上千亩，甚至数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最近一些年，耕地流失的速度是惊人的，但由于实际操作中的混乱，在统计上反映不出来。 13．客观地看，在城市化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工人身份。随着时间的推进，市场经济建设带来了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安置的办法把农民“塞”进企业，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于是突出起来，逐渐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工业化发展比较快、开发区建设比较多的浙江、广东等省份，失地农民的问题早就有所表现。 14．失去土地的农民，不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就业和社会保障均无着落。根据九三学社对辽南某市郊区的调查，失地前平均每个劳动力年收入在1万元左右，户均收入2万元左右。失地后，不仅收入减少，还由于搬进楼房，取暖费、电费、水费、物业费、饮食费等支出增大，平均每年每户农民减收1.13万元。因为生活拮据，甚至出现了失地农民以捡破烂为生的群体，有的农户夜里连电灯都舍不得点，到农贸市场捡菜吃、到河边洗衣服、在楼下支起锅灶做饭的农民大有人在。特别是城乡结合部或城市郊区农民，失去土地后，很大一部分成为游离于城乡社会之间的“边缘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未经任何培训的条件下进入城市，又因为这些城市并没有做好接收吸纳他们的准备，使得他们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危险。他们中间条件和运气好一些的，经过百般周折和十分繁琐的手续，即使找到一份工作，也要时常处于怕失业、怕生病、怕孩子失学的惴惴不安的心态之中。处于这种心境的农民并不认同城市是自己的家，他们与城市间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隔膜。 15．就业是失地农民最好的保障，一些基层干部呼吁，政府作为征地单位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如对失地农民进行免费就业培训、拓宽农民就业门路、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等。也有专家指出，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但还有深层次的问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员估算，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利用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从农民手中拿走的资金约为2万亿元。我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飞速发展，大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在做贡献，是农民降低了我们城市化、现代化的成本。如今，失地农民问题的出现，正是这种不合理的征地制度积重难返的产物。城市化在推进，土地在升值，但农民并没有从中得益，这样的现状显然需要改变。“失地农民问题本质上是农民权利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农民的四大权利(土地财产权、自由迁徙权、生产自主权、公平身份权)一直存在被忽视的问题，相关的改革也是时断时续。失地农民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正是因为政府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在土地资源利用过程中忽视了公平性问题。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毛泽东1943年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写道：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资料2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4月19日召开会议，决定从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于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群众路线主要指什么? 作为认识论，群众路线反映党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历史作用以及党同群众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 作为政策前提，群众路线要求党永远面对群众的大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进步阶级、进步派别、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农村政策、农民政策、俘虏政策，以及区别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在国际上，提出和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支持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支持一切社会进步事业，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世界文明史中的创举。 作为道德规范，群众路线要求共产党人，为人民的事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做官而是成为人民的朋友和勤务员，一切言论行动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凡事替人民着想，时刻关注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切实解决群众的困难，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每到一地，都和群众打成一片、向群众学习，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作为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包括三个基本环节。首先是“从群众中来”，眼睛向下，倾听群众的意见，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得到群众真实的意见，虚心学习和了解群众的经验、愿望和批评，以此作为党的政策的基础。接着是“集中起来”——占有材料、形成概念、抓住本质、加以提炼，确定群众经验、愿望和批评的总和，形成党的政策。然后是“回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在群众实践中检验其正确或错误以及正确或错误的程度，再来修正、补充、提高。三个基本环节，都牢牢立足于群众，一方面不可分割，一方面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群众路线是党的认识论、政策前提、道德规范，同时也是党的根本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 资料3 贵阳市云岩区婚姻登记处挤满了前来离婚的村民，有的人家两代人一起离婚。此前，该区大规模宣传的农房确权政策规定，每户确权房屋不超过240平方米。对于离婚潮，云岩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局副局长伍封荣表示意外。他说，政府出台确权政策是为了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呼吁大家不要为此离婚。 2012年10月30日10点左右，云岩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被前来离婚的村民挤得水泄不通。一名90岁高龄的老人被儿女们用轮椅推着，前来办离婚手续。一对结婚仅3个月的夫妇也来办离婚。甚至有一些村民，两代多户举家办离婚。 不但离婚登记窗口，结婚登记窗口也在办理离婚登记。大厅里，代写离婚协议的地方人潮涌动，一些人拿到“标准”的离婚协议后，就签字按手印。填写离婚理由时，“因夫妻俩没有共同语言，感情破裂，经常吵架”成为标准格式。 排队离婚者中，不少人清晨6点就来了，但前一天来排队离婚的手续还未办完，他们需要继续等待。 一名来办结婚证的市民感慨，这是他见过的最“和谐”的离婚场面，夫妻双方笑呵呵地写离婚协议，笑呵呵地办理完离婚手续离开。 下午4点多，由于离婚队列有人插队，大厅里吵成一片，人群中出现了推搡。后来，两位村民站到了登记的工作台上，他们清点前来离婚的人，每户只准一人留在大厅。工作人员从工作间写号，让这两名维护秩序的村民帮忙发号，被喊到号数的人才能前来办理离婚手续。 云岩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刘主任表示，这段时间她已经忙昏了头。登记处的8名工作人员每天从上午8点30分忙到下午6点过甚至7点才能下班。刘主任介绍，以前这里的婚姻登记处每天就办理20余对夫妻的离婚，但出现离婚热潮后，每天平均办理离婚手续的有120对。 据了解，2012年10月1日至17日，云岩区向辖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房确权登记宣传。一周后，该辖区出现了众多居民排队离婚的现象。 黔灵镇改茶村68岁的村民刘先生说，他和老伴感情很好，但为了给儿女们留下更多的有正规手续的房子，他们决定前来离婚。他在云岩区房屋确权登记的宣传资料上看到，一户能确权的房屋面积为240平方米。如果他和老伴离婚了，一户就成了两户，能确权的房屋面积就是480平方米。 据一名村民介绍，前来离婚的家庭拥有的房屋面积肯定超过了确权上限240平方米，“听说，确权工作结束后，未确权部分都被当作违法建筑处理，因此大家心都慌了”。 据了解，当地许多村民的房屋上千平方米，甚至有几千平方米的。一些认为即便离婚分为两户后，确权面积与实际面积相差太大的村民，干脆不离婚，静观其变。 据云岩区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管理局副局长伍封荣介绍，《云岩区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确权实施细则》(下文简称《细则》)是根据《贵阳市集体土地范围内宅基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工作实施方案》和《贵阳市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建设和登记的暂行规定》制定的，目的是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进一步规范云岩区集体土地范围内宅基地和房屋确权登记工作，维护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遏制违法建设的行为，因此是个惠民政策。 《细则》规定，原则上按“一户一宅”进行确权；每户住宅确权的控制标准为：不超过用地面积130平方米，建筑面积240平方米。 对于云岩区的离婚潮，伍封荣称“出乎我们的意料”。他说，村民们误读了这个惠民政策，“云岩区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集中对辖区村民的农房进行确权，这期间的确权实行简化手续。集中办理期后，还要把农房确权工作常态化，只是那时候确权手续比简化手续期间更为严格。对于每户超出实施细则规定面积的，暂按无证房保留，因此无需离婚。政府部门出台的确权政策，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村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呼吁大家不能为了农房确权而离婚，利益最大化有可能给家庭带来难以弥补的遗憾”。 资料4 四川省宜宾县革坪村86对夫妻办理了离婚手续，包括上至五六十岁的老夫老妻，下至20岁出头的年轻夫妇，这对于规模不大的革坪村来说，已经称得上“大事件”了。 2007年3月，宜宾县国土局发出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案，4月19日，该方案经宜宾县政府同意后开始实施。革坪村等3个村民组属于征地拆迁范围。 据悉，按照该补偿安置方案，征地拆迁后的房屋安置以户为单位，在享受每人20平方米的还房面积基础上，符合分户条件的每户增加20平方米。 为了多获得这20平方米的面积，感情很好、还有一个孩子的刘方载和马秀云想到了“离婚”的方法，“离婚之后，我们就回家准备搬家的事情，这个并不影响我俩的感情，只不过走个形式而已，等合同签了我们再复婚。”刘方载道出了他的计划。 突然增多的离婚人群，让柏溪镇民政办婚姻登记员官国荣经历了工作以来最繁忙的3个月。这期间，革坪村总共有55对夫妇在他那里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原因出奇的一致，几乎全部是“夫妻感情不和”。 在革坪村“离婚大军”中，甚至有父子两辈人纷纷离婚，在离婚后，一个父亲两个儿子迅速变成了“单身汉”。拆迁涉及的革坪、高峰、沙湾3个村社中，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离婚。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但有关工作人员表示：“村民来离婚是合法的，我们不能阻挡，只要是正规合法的手续，我们没有理由不办理离婚登记。” 与之前的离婚场面对比，官国荣现在的工作很“悠闲”，不过据他预测，新一轮的“复婚浪潮”还将袭来。 “群体离婚”事件并不是个案，事实上，全国各地群体离婚事件屡见不鲜。在重庆市郊的人和镇，2006年5月，有1000多对夫妻，从假离婚，到再婚，再到复婚，这样的做法只是为了多分一间房子，但这起闹剧最终却使得很多人假戏真做，由假离婚变成了真离婚，喜剧变成了悲剧。 “实际上，这是一种亵渎法律的行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家夏学銮认为，假离婚是为了获得经济或其他因素的利益，是一种欺骗行为。这种“大面积”的离婚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可怕的，“首先会对政府公信力、法律的威严产生影响，并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然后助长了‘不诚信’的现象，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婚姻制度产生了冲击”。 村民的离婚行为合理合法，按照法律规定，民政部门也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对双方的离婚动机进行核实。那就会形成一个窘局，该如何遏制“群体离婚”现象? 中国政法大学婚姻法副教授李娟认为：“婚姻制度和其他的一些制度息息相关，比如一些地方的拆迁政策、用工制度以及劳动保障制度。把这些制度完善起来，比如细化条文、界定‘户’‘人’的关系等等，把离婚带来的漏洞堵死，才是亟须之举。” 资料5 离婚场面不罕见，罕见的是如此“火爆”的离婚场面。耄耋老人、新婚夫妇甚至两代多户“举家”离婚、出现离婚量“激增五倍”的离婚热潮。贵阳云岩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离婚场面既火爆又和谐，火爆是指离婚人数多得需要“叫号排队”，和谐则是指虽然离婚理由无一例外是“夫妻俩没有共同语言，感情破裂，经常吵架”，但离婚双方却没有争吵，甚至因为办成离婚手续而更加“其乐融融”。这一切，似乎都是当地拟推行的农房确权政策“惹的祸”。 据悉，《云岩区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确权实施细则》规定，原则上按“一户一宅”进行确权；每户住宅确权的控制标准为：不超过用地面积130平方米，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如此一来，按照“一户一宅”的确权原则，夫妇离婚并独立成户就成为当地民众在农房确权过程中获得较大优势的通行做法。而对于村民“离婚分户多分房”的做法，有关官员表示农房确权政策被民众“误读”，殊不知这样的辩解过于苍白无力。 公共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纰漏，不能总把责任归咎于民众“误读”，公共部门更应该反思一下政策是否存在容易“被误读”的漏洞。在云岩区集体土地房屋确权工作中，民众是否“误读”政策还不好说，但当地农房确权政策中确实有“一户一宅”的规定，民众通过离婚分户来获得农房确权的利益最大化，不过是对该政策的“正常解读”。退一步讲，即使民众带着那么一点儿“小狡黠”去“误读”政策，首先也是因为政策本身存在“被误读”的漏洞。民众从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出发去解读政策，即便是“钻了空子”，只要没有超越政策允许的范围，也无可厚菲。尤其在当前房价居高不下的压力下，农村住房也是非常紧缺的资源，这就更加不能苛求民众必须按照公共部门“意图”去解读政策了。 农房确权工作对于维护房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遏制违法建设并以此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是件惠民好事。但对于作为运用公众委托的公共权力为公众谋取公共福祉的公共部门来讲，有“惠民意图”还不够，虽然出台惠民政策很重要，但问需于民、征求并合理吸纳民众意见建议，让惠民政策真正发挥应有作用更重要。惠民政策最终要面向民众，因此更要从实际出发，考虑民众的新期待、新需求，而不能“闭门造车”想当然地出台政策。 从表面上看，当地民众通过“离婚分户”以确保获得农房确权利益最大化，似乎是对该政策的误读，但根本原因是农房确权政策关于“一户一宅”的原则规定存在明显的疏漏。既然政策规定按照户数多少确定住房，“户数多了多分房”这个浅显的道理谁都懂，这就难怪民众掀起“离婚热潮”去钻政策的“空子”了。因此，从公平的角度看，按户确权不如按照每户人数确权更有科学、更有实际操作性。应在实际调研并充分吸收民众建言的基础上，确定人均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然后按照此人均面积进行农房确权。这样，不论户数多少，只以家庭总人数确定家庭房屋总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也就可以避免民众“误读”政策去通过“离婚分户”多分房的尴尬发生了。 资料6 2011年9月下旬，乌坎村村民因不满土地出让及村干部选举等问题多次上访均无果，之后慢慢演变成少数村民的聚众打砸，进而成了民众与政府、警方之间展开的“拉锯战”。 最终，随着省政府工作组的介入，村民的合理诉求得到承认和重视，事件终于有了转机。 干净整洁的街道、生意红火的小卖部、兴高采烈玩耍的孩子们，“雨过天晴”的乌坎村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小村上演“拉锯战” 2011年9月21日，对隶属于广东省汕尾陆丰市东海镇的乌坎村来说是个不平凡的日子。 上午约9时许，上千名乌坎村村民采取喊口号、拉横幅等方式游行来到陆丰市政府，反映当地侵占土地、干部选举不公等问题。 后陆丰市领导出面与村民进行交涉并进行疏散，但村民并未得到明确答复。12时40分，村民们自行散去。 当日下午1时30分许，又有几百名村民聚集到乌坎村村委会讨要说法。其间，有情绪激动的村民砸坏了村委会的牌子、宣传栏的玻璃等。 下午3时左右，仍未得到村干部的明确答复，部分村民来到村周边涉事企业进行打砸破坏，被随后赶来的当地公安、政府等部门及时制止。 9月22日上午，村民游行再度上演，大批民警进村维持秩序。下午1时30分左右，有传言称警方在与村民对峙中，打死了人。这迅速点燃了村民们的愤怒，他们围攻了派出所，并投掷石块、推翻警车，造成10多名民警受伤，6辆警车被毁。 事件的迅速升级让人始料未及，汕尾、陆丰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组成工作组到乌坎村维持秩序，并向村民表示要认真调查村民代表提出的土地买卖、官员选举等问题。 至此，乌坎村暂时恢复了平静。 随着调查的深入，工作组发现村里存在诸多问题，并于11月1日免去了村支部书记薛昌和陈舜意支部副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务。两人也已于12月16日被当地纪检部门“双规”。 11月18日上午，工作组领导与村民代表会面，通报了进驻乌坎村一个多月来的调查情况。但很多村民对此并不买账，认为调查情况并未及时通报，且土地问题等主要诉求并未解决。 11月21日，新一轮“骚乱”袭来。上午10时35分，约400名左右的乌坎村村民再次聚集到陆丰市政府门口，并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等标语。 此后两天又陆续发生数起游行，但都被压下，事态于11月24日暂时平息。 但谁料“波澜又起”。 12月9日，“9·21”事件中的一名主要人员薛锦波被刑拘；两天后，薛锦波在看守所死亡。 此事大大刺激了当地村民，就此连续多日与政府交涉、对峙。因害怕政府进村抓人，村民自发开始了“封村”行动，在村里设置路障，并派多人在出入口日夜巡逻，严防外人进入。 为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12月20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成立了由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队的省工作组，进驻乌坎村。村民的合理诉求首次得到了承认和重视。 在坊间闹得沸沸扬扬的“乌坎村事件”在网络上同样轰动，网友们对此事给予了高度关注。 网友“链金”力挺乌坎村，说：“乌坎村是好样的，权益就应自己争取，你们的努力不会白费。” 网友“许域地盘”认为，乌坎村村事件不是偶然，是必然。 网友“毛了的家巧”更认为，乌坎村的问题，放大了，就是国家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缩小了，就是一个村庄。 但网友“hz04383”认为，乌坎村事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由于利益不公而引起的维权故事，说明如今人们更加重视维护自己的权益。 网友“小丸子”也主张理性看待：“谁有理无理还是要让事实来说话，总之乌坎事件快点结束吧。” 征地问题积压成主因 村民们反映的问题并非毫无依据，乌坎村确实“有事”。 据可靠消息，自1993年起，当地政府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3200亩集体土地陆续贩卖给了当地房地产开发商，卖地款项达7亿多元，但只给每位村民每年补助款550元，其余全部被当地干部私吞。 乌坎村事件发生后不久，附近的龙光村、新饶村一些村民也纷纷反应他们村子同样存在严重的土地侵占问题。 网络资料显示，在中国每年多达十余万起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强行征地与补偿不足而引发的占到了6成左右。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查也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农村的重大事件中65%为侵占土地问题。 而不少网友的爆料更是证实了土地问题“的确很普遍”。 网友“品味人生”曝料称：“安徽省巢湖市湖光社区农民的粮田被征收，总共只分给农民18000元，而具体卖出数额多少?资金去向?农民完全不知道，更谈不上征地是否合法!” 网友“清风”也说：“乌坎村你们不孤单，我们在重庆主城九区范围的土地也被强征了。一亩地才14000元，还要扣20%的钱。” 对此，网友“金钱列车”总结指出，征地可以从中牟取大量利益，势必会成为官员们眼中的“肥肉”。而民众往往维权困难，更需相关部门的重视。 网友认为，征地补偿确实存在问题，而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则是此次事件爆发的最主要诱因。 据了解，乌坎村村民就土地非法转让问题曾多次向政府反映，均未果。当村民得知村中的最后一块土地也被“盗卖”时，终于爆发了，而这也直接导致了9月21日的大规模上访游行。 网友“为启天明”认为，土地问题仅为一个具体表象，种种矛盾长期得不到关注和解决，才是村民们心中最大的“恨”。 网友“dagunin”也分析指出，不论是土地还是干部选举不公的问题，说白了都是有损民众利益的问题；连民众的基本利益都得不到保护，他们的“爆发”可以理解。 乌坎村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称此事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是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 对此网友“话音石”回应说，汪书记的分析鞭辟入里，但等到事情闹大了才真正去直面这些矛盾，代价未免太大了。 网友“a136”更是一语中的，官员的乌纱帽是上面给的，当然重视上面领导，而下面老百姓的诉求则要看每个官员的品德，如今大量矛盾的激化可以凸显出目前大多数官员只为自己谋利，不为民众着想。 打压不是办法 此次乌坎村事件持续时间之久、规模之大实属罕见。 对此，《人民日报》评论认为，地方政府最初采取的一些错误的解决手段对事件的逐步恶化和升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评论指出，基层政府最初的失误在于，没有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而是选择利用“堵”“压”等方式让理性的上访升级为过激的行动。 网友“叔熊”表示认同：“村民只为能引起重视，尽快解决问题，换来的却是打压，发生冲突是必然的。不过这也已经宣告了压弹簧式的维稳之路是死胡同。” 网友“叶圣枫”强调：“面对民众的诉求，政府理应尽快行动起来，用调查结果来平息众怒，而绝不是用打压政策，让群众暂时屈服。” 但也有网友提出，即使政府有过失，群众也应保持清醒和冷静。 网友“窝TT”认为，纵然有再大的愤怒和委屈，动手打砸也着实不该，此种做法只会让事态更加混乱，深化矛盾，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虽然此种说法招来了不少“正在气头”上的网友的抨击，但还是有一些网友认为“言之有理”。 乌坎村事件的发展，事态一度混乱，但省工作组的到来终于让事态得到了控制，并走向正轨。 就此有评论认为，真诚的态度、抓住事件主要矛盾是省工作组处理好乌坎村事件的制胜法宝。 “广东省政府并未用传统的敌对思维认识来对待民众的经济利益诉求，而是将乌坎事件定性为‘村内利益纠纷’，并正视民众诉求，进行良性互动，完全以一种开放理性的思维应对此事件。”有媒体评论道。 网友“请叫我伦哥哥”也称赞道，“工作组对民众的一些过激行为表示了理解，很大程度上打消了村民们的顾虑；而后承认先前工作中确实存在问题，这种勇于承担错误的精神更是让所有人都看到了政府的诚心与决心，这种工作方法和态度值得学习。” 此次乌坎村事件中村民自发选举成立的临时理事会也被政府所承认，对此有网友提出，在地方官员长期不作为、乱作为的情况下，建立一个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群体组织，或许也是缓解社会冲突的一种方法。 据报道，12月23日，省工作组已开始着手调查乌坎村土地被卖的情况，并要求村民于12月25日前提供自家相关的土地凭证，全村人反应热烈。 对此，网友“zyy默”评价道：“调查工作已迅速展开，工作组的效率让乌坎村村民看到了希望，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有专家认为，从肯定利益，到承认博弈，再到平等谈判，乌坎事件的处理模式，或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样本。 资料7 2012年3月3日，广东汕尾乌坎村重新选举第五届村民委员会。本次选举在村党总支指导下由村选举委员会主持，采取不设候选人、本村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直接选举村委会主任1名、副主任2名和委员4名。 一人一票公开投票 3月3日上午9时，村委会重新选举在乌坎学校正式开始。选举现场为7个村民小组设立了各自的参选证发放区、验证发票区、写票区和投票区。参选村民排队领取参选证，然后领票、写票以及投票，流程规范，秩序井然。 此次乌坎全村登记参选村民8363人，发出选票6899张，收回6812张，投票率达81.45%，选举有效。 林祖銮高票获选村主任 乌坎村重新选举第五届村民委员会并当场宣布投票结果。 林祖銮获得6205张赞成票，得票率91.09%；杨色茂获得3609张赞成票，得票率52.98%，两人分别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其他人得票均未过半，拟选出的另外1名村委会副主任和4名委员，将由村选举委员会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根据得票高低确定候选人，另行选举。 林祖銮，男，67岁，广东陆丰人，中共党员。现任乌坎村党总支书记。在乌坎村里德高望重，年轻时曾是解放军的他，退役后1969年任职乌坎村村委会副主任、民兵营长，之后担任过东海开发区负责人和东海镇商业支部书记。2012年1月任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党总支书记。 资料8 广东陆丰乌坎事件近日迎来转机。以广东省委副书记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21日进驻陆丰，倾听民众诉求。省委书记“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批示，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真诚表态，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 从乌坎事件来看，村民的诉求点在利益，转折点也在利益。部分村民之所以频频上访，源于对村干部处置土地、财务、换届等问题的不满。如果能及时抓住利益诉求点，事发前认真倾听、公正评判、果断解决，就不会小事拖大、层层升级，演变成群体性冲突，乌坎事件也就会呈现不同走向。如今的峰回路转，正在于省工作组充分肯定“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这表明，在面对具体矛盾冲突时，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在不断前行中不可避免地积累了一些矛盾，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显性化。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经济发展快，开放程度高，社会转型快，流动人口多，社会管理压力大，社会矛盾早发多发，出现的问题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警示性。直接诱发乌坎事件的土地问题，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不鲜见，这些问题交织着个别利益和公共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使“偶然性”冲突背后存在着“必然性”动因。 有利益博弈并不可怕。有了这样的博弈，才能更好地平衡利益、协调关系，让整个社会处于动态稳定之中。群众固然不能“有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违法”，再合理的诉求也要在法律框架下解决，基层政府也不能把本属正常的诉求表达，用“堵”和“压”使之演变成过激对抗。在乌坎事件中，基层政府最初的失误正在于，没有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让理性的上访升级为过激的行动。省工作组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坚定承诺，化解了激烈的情绪，为问题的彻底解决，为当地的稳定和谐，创造了基本条件。这种有错即纠的政治勇气，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宗旨：对群众利益负责，就是对党的事业负责。 回顾近年来的诸多群体性事件，究其实质，大多数源于群众利益诉求得不到纾解和满足。这提示我们，面对群众的利益诉求甚至是矛盾冲突，地方政府要有高度的大局意识。一方面，要看到“群众利益是发展的最终目的”，“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最大的政治；另一方面，要扫除面对群众的“对手思维”，真正像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的，把解决群众利益问题“作为检验干部群众观念、宗旨意识、领导能力的试金石”。 实际上，社会管理得好不好，不在于是否存在矛盾冲突，而在于能否很好地容纳和化解矛盾冲突。在法治这个核心原则之下，如何公正利益分配?如何畅通利益表达?如何保障利益救济?回答好这些问题，矛盾冲突才会如渠中之水，有来处，有去处，不至于阻塞汹涌。 列宁曾说，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乌坎转机”告诉我们，要减少社会矛盾的触点、降低燃点，必须将社会管理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材料 6月16日凌晨2时40分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内非法经营的“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24个年 轻鲜活的生命被熊熊的大火所吞噬。市公安局随后立即成立专案组，综合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结果，认定这起 火灾系人为纵火。6月18日，警方将两名涉嫌纵火的初中生抓获，经公安机关初步审查，纵火嫌疑人张某， 男，13岁；宋某，男，14岁，二人系本市某中学学生，且均因父母离异后缺少家庭管教经常逃学，近半年来， 二人一直居住在海淀区展春园宋某家一间房屋内。二人交代，他们经常去网吧玩，两周前在“蓝极速”网吧与 服务员发生纠纷，于是起意报复，遂购买汽油纵火。 如果调阅一下各地的报刊，就会发现几乎每天都有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报道，其中还有一些性质相当严重的 恶性案件： 北京市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杜心(化名)，这个身高1.77米、体重180多斤的小伙子，在面临中考时不得不天 天躺在床上。因为他走不了两步就会摔倒，握笔的手写字时不停抖动，书看不到一小时就头晕、恶心。导致杜 心如此“惨”状的“凶手”竟是同龄的5个学生，而他们疯狂地殴打杜心的原因则是由于他没将自行车借给其 中一位“并不很熟的同学”。 2002年6月，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科受理了一起盗窃现金31万余元的特大案件。但谁也不会想到，此案的 犯罪嫌疑人在开始作案时，还是一名不满16周岁的花季少女! 近日，黑龙江省虎林市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一举打掉一个儿童盗窃团伙，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2岁。6月22 日下午，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副所长阎福成带领民警在辖区检查时，发现6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形迹可疑，并 发现其包内装有储蓄所专用的“狼牙棒”2个、中英文电话本1个、手机卡2张。这些与他们身份不符的物品， 引起了民警们的重视，民警们将这6个孩子带到派出所。经讯问得知，2000年5月，6人纠合到一起，先后在密 山市、虎林市等地盗窃作案20多起，盗窃现金1万多元，盗窃照相机等物总价值6万余元。6月22日他们来到杨 岗镇，正准备晚上盗窃时被抓获。 武汉市洪山区警方曾破获一起强奸案：17岁无业女孩，为报复女友，指使3个男高中生对其施暴。这名17岁 的女孩外号叫“狼”，初中辍学后到处游荡。“狼”与某中学17岁的李某拜了干姐妹。由于李某说了“狼”的 坏话，“狼”很记恨。一天晚上，“狼”伙同李某学校的3个17岁男生，把李某拉到旅社，开了房间，“狼” 命令3个男生轮奸李某，并殴打她。 2001年3月25日，未满18周岁的黄甲、黄乙和丁某3名少年一起来到金华一家小录像厅，他们来的目的很明 确：杀掉独自一人守店的店主姜某，抢光店里的钱。晚上8点，他们佯装看通宵录像租了10个碟片，然后躲进 店内一间房屋看录像。当晚10时许，姜某关掉店门进里屋打扫卫生，黄某等3人突然站起来卡住其脖子，用拳 头和板凳猛击她的头部和身体，致其惨死。3个少年在一个多星期后被抓捕归案。 2000年1月17日中午，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17岁的徐力放学回家，母亲开始不停地唠叨他的学习 成绩排名问题，总觉得母亲给自己压力太大的徐力于是操起一把铁榔头，将母亲杀害。“好学生徐力杀母”案 一度震惊全国，最后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由“我打你”到“我杀了你”，青少年暴力倾向在升级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 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 件总数的70%以上。另外，还有媒体称，据全国公安部门的抽样调查：在全国犯罪总量里有一个“17岁现 象”，就是说17岁左右的犯罪特别多，占整个青少年犯罪的80%以上。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作为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 所长皮艺军教授认为，当前青少年犯罪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数量、比例的问题，而是犯罪性质的问题。 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比重和程度都增加了很多，如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案件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抢 劫又是这几年增加速度最快的暴力犯罪。 在不少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报道中，狂砍、狂刺、锄杀、砍杀、刀劈、杀父、弑母、奸杀、勒毙这些血腥 的字眼随处可见。人们不禁要问，能够制造这些场景的孩子，都有着什么样的人格基础_______皮艺军教授说，其 实，暴力案件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一个社会或一类人群的价值取向 和精神状态。他认为，青少年暴力案件的增加是和现在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中的暴力倾向密不可分的。现在孩子 的暴力倾向最简单的例证随处可见，比如说，过去几岁的孩子斗嘴时最爱说“我打你”，现在的口头禅变成了 “我杀了你”! 即使是宣传正义的暴力文化，也会带来负面效应 皮艺军教授认为造成这种暴力倾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暴力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生活中部分成年人不可缺少的文化享受，暴力文化的商品化自然成为商家的最大卖 点。虽然我国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法律都一律禁止孩子接触暴力文化，但在现实中却基本没有可操作的限制性规 定，对此还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大众媒体对暴力限制太少，虽然我国一直都在限制色情暴力内容的传播，但在 实际做法上往往是限制色情不限制暴力。在影视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小报小刊、电子游戏中，孩子可以十分 方便地接触到暴力的场面。特别是我国对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没有分类，更没有因为其中有暴力内容而限制孩子 观看。更不可理解的是，成人往往因为一些影视作品是描写正义的战争或正义的行为就让孩子观看，即使其中 的暴力场面十分可怖。其实，孩子在有暴力场面的作品中并不见得就能充分理解什么是正义，相反地，他可能 学到的只是其中暴力的行为。对刚开始接触暴力内容的孩子来说一般是恐惧，看多了就会有一些孩子觉得兴 奋、刺激，再后来，因为看得太多，就麻木了。对再血腥的场面也习以为常，这种麻木的状态其实比兴奋更可 怕，说明他对暴力已经非常习惯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孩子就有可能做出类似影视作品中的暴力行为还不 以为然。 针对美国这几年不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皮艺军教授说他个人相信那些枪击同学和老师的青少年在自己射 击时，心理感受可能和自己在游戏机上射击时差不多。因为他平时已习惯游戏机上的射杀，在真实的射击中他 就有可能认为自己还是在做游戏。我国的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时绝大多数不会用枪支，因为不可能获得，但其 残忍程度比用枪更残忍。从视觉和心理感受来说，用刀子、斧头之类的冷兵器，与受害者近距离接触，见血见 肉地砍杀，比起用现代武器的攻击更恐怖更野蛮，这只能意味着实施者更冷酷更残忍。皮艺军教授说，暴力的 基础就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这是值得更深探究的问题。 对生命的冷漠，是十分可怕和令人恐怖的 2000年8月2日17时，昆明市某中学学生14岁的超然、大伟(均为 化名)各带一把匕首，窜至某小区，以借伞为名进了杨家，趁主妇王某转身拿伞之机，超然冲上去勒住王的脖 子，大伟用沙发垫捂嘴，把王拖进卧室，用准备好的匕首疯狂地刺向王的胸部、背部和大腿，共计五十余刀。 见王还未死，又从王家厨房拿来菜刀，朝王的颈部一阵乱砍，直至将王杀死。他们还抢走王身上仅有的7元 钱。他们将尸体抬到了事前看好的楼顶藏匿。二人回到房中后，用水冲洗现场血痕后逃离。3天后，公安机关 在学校内将犯罪嫌疑人超然、大伟抓获。这起杀人案的起因是，超然与同班女生杨某悄悄谈恋爱。杨某的母亲 王某发现后及时劝阻了自己的女儿，于是超然认为是王某有意阻碍他与杨某相好，便产生了将王杀掉后继续与 杨某恋爱的想法。 2000年3月，一起发生在校园内的暴力案件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城内掀起轩然大波：一名不满14岁的初 二学生，因与同班同学在上课期间发生口角，竟抡起锄头打在其同学头上，致该同学颅内血肿，经医院抢救无 效后死亡。 在轰动一时的徐力杀母案中，徐杀死母亲后移尸灭迹，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并居 然照常参加了考试。抚顺11岁的男孩王某在杀害自己的母亲以后的11个小时里，他的父亲没有发现儿子有任何 恐慌和反常的举动。当这个孩子在派出所接受警察询问时，一边不慌不忙地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一边还若 无其事地在各个屋里乱窜。 对暴力的麻木和生命的冷漠到了如此程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孙春晨博士说，在上面的案件中，这些未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漠然令我们感到吃惊。仅 仅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置一个人于死地，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行为理解为未成年人缺少法律意识和理性 自控能力，为了一时之快，才做出了这样的犯法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这些未成年人的内心状态， 也许会对这一现象有更深的认识。生命对人的可贵性在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因此，对生命的敬畏应该成为 我们基本的道德素质。而对这些犯法的未成年人来说，这种敬畏生命的道德感是缺乏的。在他们的眼里，他人 的生命就如同一件东西，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如果我们排除这些未成年人中可能存在的精神障碍问题而把他们 看成是精神正常的人，那么，这种对生命的非道德态度是非常可怕和恐怖的。 家教不当，成为“最易感染的部位” 青少年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情况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家 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家庭的负面影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据 广东省少管所反映，在该所服刑的少年犯，80%和家庭教育不当有关。广州市某中学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说，到 该室咨询“心事”的学生，反映的问题90%和家庭不和有关。据广东、山东、河北、四川、重庆五省市对四百 多名女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对女中学生成长影响最大的是父母。一些从事了十几年青少年犯罪案件审理的法 官也认为，家庭教育最关键。少年犯罪与单亲家庭、家教差、父母法律意识薄弱很有关系，家庭教育成了“易 感染部位”，教育方式不当，为青少年成长埋下了隐患。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第三次离婚高潮， 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失去父爱或母爱的孩子将越来越多。有的孩子因父母离异，家庭破裂，失去了家庭的温 暖，心灵上受到严重创伤，有的还因此引起父子和母子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犯罪。 “蓝极速”网吧遭中学生报复纵火事件及轰动一时的刘海洋“泼熊事件”同样出自离异家庭。北京师范大 学心理学院许燕教授认为，离异家庭比正常家庭更容易出现教育问题，更易引发孩子的不良心理与问题行为。 这是因为，其一，忽视教育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产生偏差行为。离异父母常常无力或疏忽对孩子的教育，甚至 将他们推到学校或社会。纵火的两少年合伙在外居住并逃学，他们的偏差行为无法得到及时的调整与节制，逐 渐由小的偏差行为发展至违法犯罪行为。其二，缺少适度关爱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离异 家庭给孩子带来一种残缺的爱，或使孩子完全失去了父母的爱，或父母怕孩子受委屈而给予孩子过度宠爱，无 论缺少爱或是过度爱对孩子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在缺少爱和过度宠爱的家庭环境中，孩子都会缺乏爱心，容 易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他们易采取极端的行为来实施报复，甚至不惜殃及无辜者。其三，软弱无力的离异家 庭易对“青春期”少年产生失控局面。十三四岁的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的“急风暴雨”时期，这时的孩子心理 冲突加剧，行为爆发力强，容易用狂躁的行为释放出他们心理的能量与不满。这一时期也是他们寻求心理独立 的阶段，他们力图摆脱家庭及学校的管教，行为的隐蔽性增强，加之自身的是非不清及自控力差，很容易作出 偏差行为。其四，成长环境不良的离异家庭使孩子形成反社会人格。这种人格特征表现出对社会的仇视与敌 对，常作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犯错误后无悔恨之心，也不能吸取教训，不承担责任，无罪责感。形成这 种人格障碍的家庭原因多是孩子童年所体验的创伤经历，如父母离异，缺少温暖等，孩子将对家庭的不满转移 到社会中，认为家庭和社会都愧对于他，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采用冷酷的行为加以反抗，最终成为社会中的 危险分子。 许燕教授指出，家庭离异并非与子女不良行为有必然的关系，然而不当的家庭教育却是子女不良行为的根 源之一。

1．中国是文明古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根据有关专家的说法，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的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人创造的成果一直占比在50%以上。然而，到了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速度慢了下来。这种局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巨大改变。20世纪5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后，我国科技发展迅速。2016年7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5》显示，在世界40个主要国家中，中国创新能力排名第18位，与排名靠前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国家创新指数远远超过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如印度和南非)，得分接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5万美元左右的欧洲国家。报告显示，中国主要指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14年，中国在被列入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中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25万篇，居全球第二位，占到全球总量的13.3%。2014年，中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80.1万件，占世界总量的47.5%，连续5年居世界首位；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16.3万件，占世界总量的24.8%。2014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占制造业出口的比重达到27%，占比居世界第三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由2000年的2.8%提高到10.4%。 另外，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发布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位列世界最具创新力经济体第25位，较前一年上升4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不，在过去9年的调查中，高度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创新指数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此次中国进入25强，标志着中等收入国家的创新能力首次达到了高度发达经济体水平。 2．Z来自美国，是一名著名的市场咨询师。今年，他基于5万份消费者调查报告和对多位商界人士的访谈，出版了《山寨中国的终结》一书。在书中，他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众多公司中，没有一家是以特别有创新力而著称的。它们模仿西方公司的商业模式，然后包装一下推给中国消费者，通过扩大规模和市场份额来积聚财富。Z甚至说，那时候，只要硅谷的一个科技初创企业获得了投资，几百个山寨它的中国企业就会在几个小时内成立。 Z为中国公司经历的漫长的山寨时期进行了辩护。他指出，试图创新在当时反而不利于融资，因为创新可能会带来风险。“在中国(当时)那个尚未成熟而又迅速发展的市场中，坐享其成的机会太多了，‘低垂的果实’还有大把可摘。如果有这么多美味的苹果挂在你面前，又何必为难自己爬上更高的枝头呢?”Z反问道。 Z指出，有人持中国人就会山寨、不会创新的观点，典型例子是美国经济学教授帕诺斯·穆都库塔斯。2012年，他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称，中国人“儒家的顺从性”阻碍了创新，中国永远都不能成为创新的温床。Z很不认同这种观点。 在Z看来，中国公司的山寨行为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现在，这种环境正在剧烈地改变着，中国公司也正在从“山寨阶段”向“创新阶段”过渡。Z列举了某设计公司的例子。2010年，在深圳注册和能查到的设计公司就有1.3万家，其中绝大部分以模仿、山寨为主，该公司也是其中之一。2012年，公司领导决心改变战略，走原创的路子。3年后，深圳的设计公司只剩下400多家，但该公司却从当年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公司，成为今天在10个城市设立办事处、拥有800多名设计师的行业翘楚。“中国公司不再简单地山寨美国和欧洲。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要求中国公司更注重创新。创新所带来的市场激活和产业价值也正在逐渐显现出来。”Z在书中总结道。 Z在书中也展现了创新型公司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一些公司在推出一些新产品后，市场上马上会出现大量山寨仿造产品。“创新产品会遭到山寨仿造，这是个难解的课题，企业也很无奈。”一位公司负责人说，“我们呼吁相关部门能出台更有力度的政策，来保护创新。但现在，创新者也不必过于担心被山寨的问题，因为大众对原始创新、对设计师的智力价值的尊重在不断提升，包括粉丝经济，都使得市场的方向是积极的。而且，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产品智能化发展，山寨只能仿造形式，仿造服务和内容的成本则太高。所以，我们也呼吁企业去做大产品创新，也就是带有附加服务价值和数据价值的产品创新，这样抵御山寨的能力会有所增强。” 3．上午10点，厨师老李准时敲开了北京一间普通公寓的门。这天中午，这间公寓里有一群年轻人聚会，他们提前在老李登记注册的某厨师App上下了订单，选择预约老李上门做菜。 下单时，客户已经填好了吃饭时间、住址、菜品和口味需求，同时请老李代买食材。老李与客户联系确认后，特地提前了一个半小时上门。进门前，老李套上鞋套、换上厨师服，然后开始进厨房忙活起来。过了一会儿，厨房开始飘出香味。老李把菜一盘盘端出来放在桌上，然后返回厨房，将灶台打扫干净，与这群年轻人告别，并将垃圾带走。 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座城市，这样的情景平均每天要发生3500次。 老李登记的这个厨师App，于2014年上线。研发该App的公司创始人老刘，同时是一家家政服务公司的老板。他说：“我们做家政服务时，发现很多客户都有叫小时工阿姨帮做饭的需求，但大部分小时工做饭水准一般。我们就想能不能找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现代人‘吃饭愁’的问题，于是就想到了厨师上门服务。” “最开始就难在厨师招聘。”老刘回忆说，“最开始我们找厨师，要么靠朋友介绍，要么靠在餐厅门口蹲点，等到厨师下班后攀谈，还被怀疑是骗子。后来，随着订单量不断增多，口碑渐渐好了，再加上开通了各种招聘渠道，厨师也就逐渐累积起来了。” 如今，该公司已经拥有5000名厨师。他们随时等待召唤，为130万注册用户上门服务。老刘总结道：“公司的创新举措在于将厨师这种资源用网络进行了优化利用。厨师从酒店后厨走出来，直接到用户家中提供服务，用户足不出户就能吃到高品质的饭菜，方便、实惠又安全。” 4．据报道，许多中国消费者认为国外的产品比国内生产的质量更好、设计更优。2015年春节期间，大量中国游客涌入日本抢购马桶盖、电饭煲等产品，消费额近60亿人民币。 热潮过后，某网友发布了一则微博，称其在日本大阪采购的马桶盖产地竞为自己所在的城市。他表示：“兜了一大圈，买到的居然还是自家门前生产的东西，那不是等于当了回搬运工。”这条消息迅速在国内传播开来，引发网友“吐槽”。一位博客作者还根据这个现象作了一首短诗：“墙内开花墙外香，国货国外被抢光，出口内销不一样，此中缘由费思量。” 国内某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们公司生产的马桶盖在国内和日本都有销售。该负责人坦言，他和同事听说游客去日本抢购马桶盖也觉得不可思议。据悉，该款产品在日本售价折合人民币约3087元，而国内建议零售价是2980元。国内销售的甚至还比日本销售的多了防潮功能。 有人指出：“对有些领域的产品，中国的消费者还是不太相信国产品牌。其实，很多中国企业创新能力很强，也能生产高质量产品。如何让消费者相信国产品牌，是中国企业在创新之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5．专利制度是确认发明人对其发明享有专有权，以保护和促进技术发明的法律制度。某名人曾说：“专利制度就是给天才之火添加利益之油。” 最早实行专利制度的是威尼斯，它于1474年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近代特征的专利法。1624年，英国开始实施专利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工业发展，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于1790年颁布了本国的第一部《专利法》，这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发明创造，使美国涌现出了一批像爱迪生这样的天才发明家，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先进技术和最强经济实力的国家。 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技术立国”的典型代表。日本的专利制度始建于1885年。日本很早就注意完善专利制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1930年，外国人的专利高达35%，这些从国外引进的技术使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二战后，日本为发展经济，实行了创新立国的政策：依靠完善的专利制度，力图引进先进的技术，通过掌握、吸收、消化引进技术，进行自主技术的开发和创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技术出口额超过了技术进口额，开始成为技术大国。有日本专家指出，专利制度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大，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以上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为了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和技术贸易，各国先后签订了一些有关专利的国际公约。1883年，法国等11个国家缔结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是第一个也是至今为止最重要的国际专利公约。1980年，中国成立了专利局；198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1985年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6．向东方看、向中国学习，是在西方正在兴起的一个概念。国外某著名商学院教授与人合著的新书《创新驱动中国》，不久前刚刚出版。这本书的最终章写道：“几个世纪前，世界曾经向中国学习；过去几百年间，中国耐心地向世界学习；现在，又到了世界重新学习中国的时候，这对每一位跨国公司的CEO而言，都是一个最为紧迫的课题。” 该书仔细研究了中国企业创新的特点：通过消除产品特性、改进工艺流程、降低材料成本，中国企业倾向于提供品质并非最高、但更具“适用性”的产品。而西方企业设计的产品虽然拥有更好的品质，但其高昂的价格让中国消费者无法承受。这是一些西方企业的产品迅速被品质稍低但价格更低、更新换代速度更快的中国同行生产的产品击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该书还提到，中国企业遵循“从失败中学习”的信条，推出新产品的速度让在华外企瞠目结舌。“新产品或许不完美，但它也没有必要完美；基于客户反馈，改进后的换代产品很快就会出现。然后再继续改进。这种快速应变并在不断试错中发展的模式，在西方更多还只是在互联网等新兴行业中流行。但在中国，即便是传统领域的企业，也已经接纳了这种方式。” 该书也指出，中国企业这种快速和高效率的发展模式，如今在中国市场也面临争议。近年来，很多创新企业笃信“极致、口碑和速度”。然而，事实上只有“速度”被置于重要位置；相比之下，“体验”“口碑”等用来真正衡量品质的指标却常常被忽视、扭曲乃至消解。今天，大多数中国企业仍然在高产出、低收益、低价值的领域徘徊，中国仍难以出现像德国、日本那样既能满足大众消费市场、同时也取得高利润率的产品和品牌。德国、日本那种在特定组织内部建构精细管理体系的“工匠式模式”，也很难在当前的中国企业扎下根。 7．在经济领域，创新往往与“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相联系。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指出，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在于实现企业资源新组合，从而让资源价值得到更大限度的实现。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或该地区拥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数量以及这些企业家在实践中的创新努力。正是因为某个或某些企业家率先创新，众多企业家迅速模仿，才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它是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熊彼特把企业家精神归结为五点，即首创精神、成功欲望、冒险精神、精明与敏锐、事业心。这五点构成了自主创新成功的基本条件，是克服自主创新过程中各种困难的关键。 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受到企业家的个性、教育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外部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是企业的无形财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不是资金、自然资源、高素质的劳动力，而是企业家精神。 8．M是北京某大学的教授，他领导的研究团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获得了几十项专利，但直到2011年年底以前，这些成果一直待在实验室中，没有转化为市场产品。“长期以来，我国对科技人员的评价和激励主要看前期研究成果，对成果是否能够转化缺乏足够重视。科技人员的研究主要为了取得学位和职称，至于能否转化，收益归科研单位，与个人关系不大。此外，成果转化一般要5年左右，从容易体现价值的角度来说，他们更愿意研究，成果转化带来的收益还不如评个教授来得快!”M这样说。 2009年，中关村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2010年年底，中关村开始实施“1+6”先行先试新政策。其中“1”是搭建中关村创新平台，“6”是在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股权激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方面实施6项新政策。 根据中关村的“1+6”政策精神，M所在的大学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学科性公司管理办法和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按照新制度，科研人员可以以技术入股，享受自己的科技成果。 中关村和大学的制度创新，给M和其他科技人员带来了极大的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2011年年底，M和他的团队成立了一家电子信息技术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按照M所在大学的规定，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大学占公司30%的股权，以M为首的技术、管理团队持股52%，其他战略投资者持股18%。同时，注册资本的30%也就是600万元还将作为技术股奖励进行二次分配。 依托“1+6”政策，在股权激励下，M创立的电子信息技术公司发展迅速。2012年实现产值7000万元，2013年产值更是突破了1亿元，2015年在创业板上市。目前，公司主要经营北斗卫星导航、民用雷达及高性能信号处理产品，已是一家有名的科技创新企业。 现在，M有双重身份：一家上市公司的领导，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M说，公司经营不仅能让研究人员得到经济利益，也能促进研究活动本身。“以前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同行评审，行不行实际上都是圈子说了算。现在，我们的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是市场说了算。对我们而言，这个压力更大”，M总结道。 9．我国历史悠远，早在神话怪志中就有“科幻”元素出现。《列子·汤问》中的“偃师造人”中的“歌舞机器人”，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自动捕鼠机器人，张鹭的《朝野佥载》中自动行乞的木僧以及陪酒的机器人，以及传说中鲁班制造的木鸢、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都可视为科幻的前身。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国曾经兴起了一股科幻文学热，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儿童科幻文学作品。90年代，大学校园的一批科幻文学创作者，受“科技兴国”理念的鼓舞，带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时代气息，掀起了一股科幻文学创作高潮。尽管如此，我国科幻小说作品的数量和被关注度仍远远不够，创作水准也与国外相距甚远。 2015年，倍受瞩目的科幻小说最高奖——雨果奖在美国斯波坎市颁出，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三体》获奖，创造了中国乃至亚洲科幻文学的一个记录，对我国科幻文艺创作、传播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让我们正视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科幻文学。 对于《三体》，有人评价说：“就故事尺度来说，第一部是在地球上，第二部上升到两个文明间的碰撞，第三部达到整个宇宙的高度，确实宏大。在想象力和点子这两方面，《三体》在世界其他科幻经典面前也有骄傲的资本。” 10．韩国首尔大学前教授黄禹锡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即怀有雄心大志，刻苦攻读，29岁便获得博士学位，并很快晋升教授。1995年他研制出超级乳牛，1999年培育出克隆牛。这些成果令他成为国际生命科学领域的权威人物，被韩国科学技术部授予“最佳科学家”称号，成为韩国的民族英雄。 2005年，学界发现黄禹锡领导的于细胞研究以及有关论文涉嫌造假。2006年韩国首尔地方检察厅对黄禹锡进行了调查，最终决定以欺诈罪、挪用公款罪以及违反《生命伦理法》的罪名起诉他。 黄禹锡造假之前，就已取得非凡成就，为何还冒着巨大风险造假?有人认为，这与韩国社会文化有关。近几十年来，韩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受此影响，“高速文化”成为韩国社会文化的特征之一。“最佳科学家”“克隆之父”“民族英雄”等荣誉和光环，对于黄禹锡既是前进的动力，也是巨大的压力。被公众推向神坛、被万众顶礼膜拜的黄禹锡身处这种文化中，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更突出的成就、更惊人的成果来回报韩国公众的热切期待，证明自己无愧于这些荣誉。 11．当同班同学正在参加高考时，Q市某中学的应届毕业生L，放弃了这场常人眼中人生最重要的考试，独自坐在某公司副总经理办公室，边工作，边浏览有关高考的新闻。 在Q市，L是小有名气的“校园发明大王”，曾获得全国少年儿童发明奖、Q市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全国青少年作文竞赛二等奖等众多荣誉。今年20岁的他，已是中国发明协会会员，拥有3项国家专利。 L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种器件，常有独特念头闪现。7岁时，用父亲的电烙铁将胶融化，修理自己的玩具四驱车，结果把手脚烫起了泡；他还拆过电视机，将天线搞成了“地线”……四年级时，他就独立拼装了“南湖号”轮船模型；六年级的科技课上，同学们都需要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组装电动模型飞机，他却独立完成，还在区里和市青少年航空模型锦标赛上获得一等奖。 L很小的时候，老师要求用“熟了”造句，思维跳跃性较强的他将自己比喻成水果，造下了“果园里，梨子熟了，苹果熟了，我也跟着熟了”的句子，却遭到老师的嘲弄。L在校学习成绩并不好，小学转学时还被要求降级。进入中学后，他的成绩一直处于中下游水平。然而，这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孩子。上初中时，他发现同学们的坐姿千奇百怪，影响视力和体型，便寻思改变这一现状，由此诞生了他的第一件发明作品——矫正型多功能书桌。第二年，他发明了多功能保健鞋，获得人生的第一项专利。 高考前，L信心满满地向108所大学写了自荐信，不少名校欢迎他参加自主招生考试。“不参加高考，是我考虑上大学的一个首要因素。”后来，他通过单独招生免试升入某技术学院的机电系。 对于放弃高考，他表示不后悔。“这个选择，符合我的理想，也符合我对未来成长的规划。”

给定材料 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动，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蚀。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奉献意识。 2017年11月17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亲切会见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600多名代表。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高兴地同大家热情握手、亲切交谈，代表们纷纷向总书记问好。握手结束后，习近平回到队伍中间，准备同代表们合影。当他看到93岁的黄旭华和82岁的黄大发两位道德模范代表时，握住他们的手，微笑着问候说：“你们这么大岁数，身体还不错。你们别站着了，到我边上坐下。”习近平拉着他们的手，请两位老人坐到自己身旁，两人执意推辞，习近平一再邀请，说：“来!挤挤就行了。”最后，两人在总书记身边坐下。 真诚地示意邀请，大气而自然地拉出椅子，关切地搀扶引导，安顿长者先坐下，总书记这一连串的举动，赢得了在场者的热烈掌声。镜头如实地呈现在新闻中，更温暖了全国亿万观众的心。“值得尊敬的动作”“尊老敬老，尊重知识分子，这就是典范”“暖心啊”“拉凳子时那个干脆”“这个动作太帅了”……网友们的点赞代表了国人的心声。 正如现场与会代表的感言：总书记同参会代表亲切的“一握”，给老模范代表的“一让”，令人难忘，令人敬仰。中国数千年的爱老敬老传统，对于科学、对于知识分子的礼敬，对苦干实干的基层干部的尊重，都在这“一握”“一让”之中充分体现。 黄旭华是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誉所长，他为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以身许国，阔别家乡30载，其间一次也没有回过老家。“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研制领域，我的一生没有虚度。”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让黄旭华又一次感受到党和国家赋予他的使命与荣光。“我做梦也没想到，总书记竟然把我请过去坐到他身边。还问了我的健康情况。总书记对我们的关怀，我要回去传达，要让所有同志认识到我们任重道远，要再铸辉煌。”黄旭华说。 2．如果你是一位即将入幼儿园的孩子的家长，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幼师?全国妇联与教育部联合开展的“学前儿童入园现状调研”显示，家长们对幼儿园最关切的问题分别是：教师对幼儿有爱心和责任心(61．4％)，能给幼儿提供系统、规范的教育(43．6％)，伙食上注意营养卫生、菜色丰富(34．9％)，保证幼儿身体健康(25．7％)，能与家长定期沟通(25．2％)，有优秀的专业教师(22．4％)。其实，对幼儿有爱心和责任心、提供系统规范的教育、有优秀的专业教师，涉及两个方面：师德和专业能力。 2017年11月8日，一则“携程幼儿园教师虐童”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有教师粗鲁穿脱幼儿衣物，并推搡幼儿致其摔倒，头部撞击在桌角；还有教师逼迫孩子吞咽不明物品，导致孩子无助哭泣。视频在网上曝光后，迅速引来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9日和13日，上海长宁警方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携程亲子园的三名工作人员及实际负责人郑某予以刑事拘留。15日，上海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公布了调查情况，认定这是一起严重伤害儿童的恶劣事件。 “我觉得幼师虐童主要在于市场供应不足：有资质的幼师实在太少了!而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大家对幼儿园和幼师的需求都在不断扩大，公办幼儿园招专业的幼师都很难，更别提私立幼儿园了。”锦屏幼儿园园长许文娜说。相关数据表明，2021年学前教育阶段的适龄幼儿将增加1500万人左右，幼儿园预计缺口近11万所，幼儿教师和保育员预计缺口超过300万人。“正是因为专业幼师资源稀缺，不少幼儿园在招聘老师人职时把关不严，一些不具备幼师专业资质的社会人员进入了幼儿园。”许文娜说，“当他们发现小孩子并非是他们想象的非常天真可爱的样子，又没有解决的办法时，就只能简单粗暴地选择非正常处理方式。” 济南幼高专学前教育学院早期教育教研室主任齐文辉一直关注携程亲子园幼师虐童事件。在他看来，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虽多，但主要在于幼师对职业本身理解不深，只是简单地将其当作一份养家糊口的营生，而非自己热爱的职业。“现在很多幼儿园招聘后，直接要求老师上岗，既没有职业素养培训，也没有进行师德教育，有些应聘者可能并不是幼教专业出身，所以根本没有职业认知感和责任感。” 除了幼师不过关，幼儿园办学资格也有待考量，相关企业只讲经济效益，存在不办教育、办买卖的思维。不少托儿所、亲子园是由企业委托第三方举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多数未在当地教育部门备案，这些园所的日常管理也处于政府的监管之外。 而当前对虐童相关涉事方处理手段偏弱偏软，更多的是停留在道德谴责层面。在制止虐童现象的发生上缺乏震慑力。在以往的幼师虐童案例中，最终的处理结果多是幼师向受害儿童及家庭道歉，或者给予部分赔偿，幼儿园开除涉事老师，事情就完结了，甚至从网上曝光的一部分案例来看，还存在相关部门与家长达成“封口”协议。“尽管我国的刑法、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均对公民和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利作出保护规定，‘故意伤害罪’适用于幼童，包括虐童也适用，但是我觉得这些还不够，太笼统，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敢于虐童了。”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傅强说。 3．路面清洁，天蓝水碧；绿树掩映，繁花点缀；秩序井然，文明和谐……美丽的“狮城”新加坡，在世界上享有“花园城市”之美名，被列为“最守规矩的城市之一”。是什么让新加坡成为亚洲的“礼仪之邦”?这要得益于新加坡政府强有力的道德建设。 新加坡各学校开设了一系列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编发“道德教育文选”，并在其他学科教材中融入反映孝亲、守时、礼让等传统价值观教育内容。规定各学校从小学一年级起必须开设道德教育课，还将德育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成长历程之中，使学生从小就浸润于道德教育氛围。 新加坡按照以法治国、从严治国的要求，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条例、禁令，规定了公民在道德建设方面的义务与责任，并且每一个层面、每一项要求都可以找到法律依据。许多在我们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新加坡却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严明的法纪，鞭策新加坡人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尚。 在新加坡，有随地吐痰、乱扔烟头杂物、乱写乱画、在公共场所吸烟、在公共场所嚼口香糖、在地铁吃东西、18岁以下人员喝酒、上厕所不冲水等行为者，都要被罚款或被判鞭刑、拘留甚至坐牢。 “树良行、贬恶行”，是新加坡大众传播媒介的整体特色。新加坡政府高度注重舆论引导，不准媒体煽动性地评论政府的政策与主张，不准宣传西方个人至上的价值观。对于本国新闻、文化媒体，政府通过法规、法令，保证宣传社会道德“主旋律”的作用。报纸、电视等新闻工具除及时宣扬先进事迹、抨击不良行为外，还积极组织各种旨在加强道德建设的活动：“国民意识周”“敬老周”“睦邻周”…… 每年举行的20多个全国性公德教育宣传活动，已成为促进国民思想道德建设，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的重要工具。另外，“品德好”被放在新加坡选人用人的首位。公务员在被正式录用之前，要审查其家庭情况、社会背景等，品德不端和染有不良嗜好者不得进入公务员行列。公务员被录用后，还要经常接受品德跟踪考核以及工作与潜力评估的考验。新加坡强调通过公职人员清正廉明、洁身守法的道德形象影响其他社会成员，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4．由于“扶老人被讹”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今遇到老人摔倒，很多路人都视而不见，生怕被讹，惹上麻烦。为鼓励民众见义勇为，对摔倒出现危险的老人及时予以帮扶，从2017年7月1日起，由非营利性的公益慈善组织——辽宁省众德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扶老人风险基金”正式设立，首期扶老风险基金金额为20万元，基金时效至2020年年底。 现实生活中，很多老人和其家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对帮扶施救的好心人能表示感谢、感恩之情。但有极少数老人摔倒被帮扶后，竟反过来诬陷施救者，要求对方赔偿医药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如果数额较大，双方最终有可能对簿公堂解决纠纷。因为缺乏必要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施救行为，有时真正见义勇为的人不仅会遭受经济上的损失，而且还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来处理纠纷。“扶老人风险基金”作为一项社会公益组织的举措，尽管能消除一部分见义勇为者的顾虑，但由于担心被讹后造成的诸多麻烦，大多数民众还是没有“勇气”去帮扶摔倒的老人。 同时，“扶老人风险基金”为遭诬陷的施救者提供医药费垫付和代为赔偿服务，或许还会纵容甚至“激励”一些老人对施救者进行诬陷，以获取赔偿来减少自身的经济损失。因为被救老人可能认为，反正有“扶老人风险基金”给予赔偿，施救者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设立“扶老人风险基金”的善意就有可能被恶意利用，这样不仅不能倡导民众“扶老人”，反而可能 导致“老人讹诈施救者”的事件多起来。这样的话，设立这项基金也就失去了意义。 5．自2017年l0月1日起，驾考新规的实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新标准规定：驾驶员在通过斑马线和直行通过路口、路口左转弯、路口右转弯项目中，明确不按规定主动避让优先通行的车辆、行人、非机动车的，不合格。但在B市城区多个交通路口，诸如机动车不礼让行人、人 和车在斑马线争道抢行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我每天都要走几次这个路口，我们也不愿意和机动车抢行，大家都知道危险，可有时真的是没办法，我们在绿灯时过马路，右转的车辆一直在走，也不让斑马线上的人。”在附近上班的 行人黄女士介绍。 行人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司机同样有苦难言。王师傅在北京开出租车已有8年，他说，自己 平常的确会注意在斑马线让行人，但在交通高峰期，尤其是占据右转车道时，司机也很着急。“大 家都在赶时间，有时候一让要让四五分钟，不但耽误事，后边的司机也不乐意，总按喇叭催。” 为进一步整顿城市交通秩序，2017年6月，在公安部交管局的要求下，B市严格执法，通过加强巡逻、监控抓拍等措施，严查严处在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加强严管行人闯红灯 违法行为，形成“车让人、人让车”的文明交通环境。 而且除加强执法力度之外，驾考新规的推行也有利于驾驶员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据B市 一家驾校老师透露，驾考新规实施后，科目一中以“礼让行人”为代表的文明驾驶常识的比重， 已从原来试题内容的8%骤升至18%，在50道题目的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中，占了8道，比原来增加5道，而且普遍难度不小。 其实，斑马线上的“礼让”也是法律对每一个交通参与者的要求。倡导“礼让斑马线”的一个 基本方式是违者必究，确保法律权威。2007年杭州以公交车为切口，将礼让行为与“司机安全 奖”挂钩；后出租车加入，在斑马线前不减速、未停车让行、未避让的，一次扣10分；2015年10月通过的《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斑马线“礼让行人”首次被写入其中。通过整治行动，杭州市区主要道路礼让率已达到93．9l％，公交车更达到99％。 对于斑马线乱象，除了人和车的“路权”之争，一些交通设施的设计缺陷也值得关注。 在B市朝阳门外大街和神路街交叉口，宽阔的朝阳门外大街并未设置红绿灯，东西百米之内也未见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留给行人过街的只有一条斑马线，道路中央也并未见到二次过街设施。 “这里不设红绿灯很不方便，有时候硬生生被夹在斑马线上，进退不得，很尴尬。”一位在附 近居住的行人说道。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可更多考虑如何最大化人车分流，如修建人行天桥等设施，来对行人和机动车实行有效的物理分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规划研究室主任单菁菁说道。 小小斑马线可谓城市文明的缩影，中国进入汽车社会后，路怒症、乱鸣笛、机动车占道、中国式过马路、斑马线乱象等，一系列道路交通陋习持续成为舆论焦点话题。为何规则之下还乱象丛生?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室主任程世东认为，在中国，路权已然明确，总体是要按照行人优先于非机动车、非机动车优先于机动车的顺序，但有些交通参与者还不具备明确的交通规则意识。“前几年我们一直着力推进北京公交车排队乘车，刚开始时大家也缺乏这个意识，但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相信斑马线乱象在未来也会解决。”程世东说。 6．2017年11月14日，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公布，宝鸡继续荣膺“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自2015年摘取“全国文明城市”桂冠后，三年来，宝鸡坚持把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作为提升城市品位、人文素质、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努力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的文明城市，促进了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让居民有了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公园越来越多，宝鸡越来越绿、越来越美，受惠最大的还是咱老百姓!”走在街头巷尾，总会听到市民情不自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三年来，宝鸡累计投入创建资金近200亿元，一大批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大力实施城市大绿、三边造绿、庭院增绿、街道造景、生态湿地“五大工程”，在城市外围，打造“千里绿色长廊”，绿色成为宝鸡的主基色。高标准对市区渭河两岸和18条河流进行整治和景观改造提升，建设了千渭之会等7个湿地公园，精心打造渭河“百里画廊”，实施“百湖千池万顷水面”生态工程，“两条林带、一片水面、城在林中、水在城中、依山傍水”的现代化生态园林大城市景观基本形成。大力实施城市道路改造、市容环境整治、城中村改造等提升工程，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宝鸡的“文明养分”承古及今，五千年前，炎帝在这里教民稼穑，开启煌煌中华文明曙光；三千年前，周公在这里制礼作乐，让“礼仪之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近年来，宝鸡深入挖掘周礼文化、秦文化、关学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会贯通，深入基层讲好宝鸡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宣传干部进基层社区讲中国故事”活动经验人选中宣部编撰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百例》，市委讲师团被中宣部授予“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称号。同时，宝鸡推进核心价值观入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红白理事会、“红黑榜”等，在全社会树立立规矩、守规矩的意识。 “得三公育化，民风唯西府至淳”，千百年来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周秦文明，培育着淳朴向善的西府民风。植根于深厚文明的沃土，宝鸡人扶危济困、见义勇为、乐于助人、孝老爱幼的善行义举不断，严平安替子还债13年、候天祥舍身救人谱写英雄赞歌……这些凡人善举，为文明城市的建设一次次地演奏出最华丽的乐章。今天的宝鸡，人人争学典型、个个争做先进，“中国好人榜”“陕西好人榜”上榜人数越来越多，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遍地开花……376万宝鸡人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传递着文明的内涵，用凡人善举挺起了城市文明的脊梁，宝鸡也因此而变得更加迷人。 “文明城市”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在创建的同时，宝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积极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努力推动文明创建常态化、长效化，确保“文明常在”。坚持“条块结合、条促块保”的原则，实行“领导包片、部门包段、干部包点”的网格化管理制度，每周在包抓片区、路段、点位开展工作，形成了“区域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定责任”的工作格局。充分发挥数字化城管、公安系统远程智能交通管理、公交公司GPS远程视频监控、工商系统网络视频监控等作用，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综合运用模拟测评、部门自查、专项督查和舆论监督等各种手段，严格督促落实，大力促进督查考核常态化，确保了工作任务的落实，让文明花开、满城芬芳。

给定资料材料一 2006年的春节刚过，南方某市近郊的人和乡，农民李发根站在几年前还生长着绿油油的麦苗如今却是满目荒凉的地头前，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修了京珠高速公路后，他这块地的收成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在这个乡，许多农民和李发根一样，都对征地及征地留下的后遗症不满。据记者了解， 1999年京珠高速建设时通过人和乡的几个村，共占用农民耕地四百多亩。 “京珠高速公路的修建占用农民的土地，一亩地一次性给农民补偿6700元，大廉价了。据说从省里拨出的是每亩地9100元，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剩下的2400元飘到哪去了。”李发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抱怨说。 “如果是现在，别说是6000多元补偿，16000元我们也很难接受。”李发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是租用土地，年租金按1000元计算，租用6年，农民就可以得到6000元。但买断就不一样，即便是一次性给了16000元，农民却永远失去了这块土地，这意味着今后的生活没了依靠。李发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相比一次性买断，农民更乐意把土地出租。 更让当地农民始料不及的是，被征的虽是400多亩地，但未被征的耕地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据悉，1999年在修京珠高速公路的涵洞时，由于要达到涵洞要求的3米多的高度，不得不把地平面的地挖得低一些，但是由于排水设备跟不上，涵洞内常年积水，给农民的耕作带来了很多不便。 “现在的农民在占地问题上还没有自主权，政府说要占用哪块土地，就强行占用。虽然有土地规划，但还是很难按照土地规划走，农民的权益很难得到保护。”人和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乡干部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其实在全国城市近郊的农村，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国土资源部一位部门负责人证实，“一些地方在征地工作中的确存在补偿低等诸多问题。”材料二 征地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并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和个人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的法律行为。 专家认为，涉及征占土地问题的迅速增加，与现行征地制度中存在一些弊端有关。这些弊端包括： 首先，对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目前有关征地的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认为，由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缺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不仅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等方面大规模征用农民耕地，而且征用农民土地进行招商引资，用于开发区、房地产等商业性项目建设。 据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累计数量最高曾达到6000多家，占用耕地超过了建国以来城市建设用地的总和；截止到2003年底的保守估计，全国已建高尔夫球场176座，只有1座高尔夫球场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目前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超过50多个，大多数是异地新建，因此几乎全部是通过挤占耕地而建设的，其中占地最少的也在10平方公里以上，多者可达到50平方公里。 中国目前耕地面积只有18.37亿亩，若按每年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2年内将突破自给自足的警戒线。 其次，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执行中随意性较大，造成大量“三无农民”。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高限产值的为16倍，最高不超过30倍，按亩产值1000元测算，补助费最高为3万元/亩。即使采用最高补偿，也往往不足以完全补偿农民失地后创业、安置工作的费用，而各地政府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就低不就高，许多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远没有达到30倍。 目前多数地方政府的安置是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由于农民自身条件有限，缺乏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失去土地后，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造成生活无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就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据了解，国土资源部曾对京珠、京福高速等12个国家重点项目进行调查，发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一般只占工程总投资的3%至5%，最低的竟只占0.8%，最高也只占12.2%。相反，政府在征地过程中通过收取各种税费倒是收获颇丰——据对上海、杭州、合肥、哈尔滨、南宁等城市调查，政府各种税费占项目用地成本的60%以上，而征地补偿安置费只占 30%至40%。 三是土地征用和出让草生腐败温床。由于土地征用和分配领域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征地成本与土地出让，特别是土地划拨与土地招标之间巨大的价差，使设租寻租成为可能。据土地专家保守的估算，全国每年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至少在100亿元以上。土地的征用和出让，已经成为腐败温床之一。材料三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课题报告指出，在当前困扰中国的七大社会问题中，“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排在首位。当前的征地制度存在哪些制度缺陷? 刘守英(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主要的问题是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造成政府与民争利，具体表现为：一是政府垄断供地。中国的建设用地供应，分为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增量部分，主要通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供应，即所谓“一级市场”。在“一级市场”上，政府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对这类土地实现供应垄断。二是“土地储备中心”功能异化。政府通过储备土地，成为土地的直接经营者。三是形成“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材料四 “最终还要提出来将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2月22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以这种方式提到了征地制度的改革。 陈锡文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介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有关情况，征地问题的提出，源于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农民权益以及失地农民的补偿。 陈锡文表示，目前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每年从农民手中征用近20万公顷土地，征用农民土地引出的一些矛盾，“确实是当前引起农村某些地方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他随后详细解释了“矛盾”的内容，包括耕地减少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补偿和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问题。 对于解决矛盾的途径，陈锡文提出通过提高对农民失地的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以及把失地农民纳入当地城镇的社保体系等途径。在这里他强调，农民征地问题的解决最终要提出来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 目前我国的征地制度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各地出台的行政法规政策。执行多年以来，制度中的弊病明显。从2004年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正起，对传统征地制度改革的脚步开始加快。 在2004年《宪法》中对涉及征地的条款进行修正后，当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而后，国土资源部在第二年8月发出了《关于开展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力争在今年底完成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制订及公布工作，后时，征地补偿依据将从“前三年主要农产品的平均产值或产量”向“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发生转变。材料五 但也有声音认为，此项改革还远远算不上是基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补偿，因为在土地市场未建立的前提下，这样的补偿依然不能体现土地使用权的真实价值。另外，补偿款因为通过行政渠道被层层截留，结果农民只有少部分拿到，甚至拿不到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承担着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及社会保障的双重职能，对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及全社会的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各地因土地引起的纠纷接连发生。

1．2013年8月5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城乡居民健身情况和体质状况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健身活动的参与度有所提高，有49．2％的人参加过体育健身活动，其中城镇居民为59．8％，乡村居民为35．6％，男性为50．2％．女性为49．8％，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的人数比例达到32．7％，与以往的调查结果相比提高4．5个百分点。体育健身也日趋生活化，在参加体育健身的人群中，每周参加体育健身活动1次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了78．1％，其中76．7％的人已经坚持了1年以上，32．1％的人坚持了5年以上。随着年龄增长，常年坚持体育健身活动的人数比例增加，城乡60岁以上人群，半数以上的人坚持体育健身活动在5年以上。 调查结果显示，在单位或小区的体育场所健身的人数比例为23．1％，在公共体育场馆健身的人数比例为15．2％，在公路、街道边和在广场、场院健身的人数比例均为14％，在公园健身的为12％，在住宅小区空地健身的为8．7％。 调查结果还显示，居民参加体育健身的目的居前五位的依次为增强体力(36．6％)、消遣娱乐(23．7％)、防病治病(14．5％)、减肥(9．4％)、减轻压力及调节情绪(8．6％)，而认为没必要进行体育健身的人数比例排在15个因素中的最后一位，仅为0．1％～0．2％，这些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有明确的体育健身目的，对体育健身提高健康水平的作用具有明确的认识。 2．山东省体育中心建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山东省8000多万百姓每人捐献1元，以加快其建设，可谓“取之于民”。据山东省体育中心王副主任介绍，这座为1988年首届城运会建设的体育场，在使用25年后，其功能首次实现向服务全民健身转变。 早6时许，记者在篮球主题公园看到已有近百人在打篮球。体育场西侧空地上，有跳健身操的老者，也有红扇白衣翩翩起舞的太极扇爱好者。在内场塑胶跑道，记者看到有6人正在或跑步，或慢行，工作人员说开放第一天约有20人前来锻炼。56岁的邹安华跑完四圈后告诉记者，自己坚持跑步七八年，多数是在路上跑，听说省体开放了，专门坐了半小时公交车来这跑步，觉得“马路上车多、废气多，省体这塑胶跑道就是舒服”。 据调查，在城乡居民参加体育健身的方法中，健步走(39．8％)、跑步(13．9％)、乒羽球等小球类项目(11％)和足篮球等大球类项目(8．2％)排在前四位。与以往的调查结果相比，选择健步走和跑步的人数比例有所下降，而选择骑自行车、游泳、街舞以及各种球类项目的健身人数比例上升。由此可见，城乡居民参加体育健身的方法已由过多集中在健步走、跑步，逐步转向骑自行车、游泳、街舞以及各种球类活动等。 3．李先生是“塘沽夕阳红骑行队”的创办人。多年来，他与其他骑行队负责人组织塘沽各社区的200多名老年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参加骑行锻炼活动，全员骑行累计达200万公里，轮迹遍全国。 在日常生活中，他除了组织骑行活动，还经常举办讲座，印发有关资料让队员学习。也组织队员参加交通宣传、低碳健身宣传等各项公益宣传活动。还举办“网络培训班”，培训近30名会员，在网上交流有关骑行方面的信息。他本人在有影响力的全国性自行车运动网站上发了近千张有关骑游的照片和大量文章，交流了经验，指导了工作。 在全国亿万健身群众的行列中，活跃着许多像李先生一样的人，他们的身份是社会体育指导员。截至2012年7月，我国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证书的注册人数为6万人。 4．我国共有各类体育场地85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其中，体育场地大多数属于教育系统，占总量的65．6％，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率较低，仅为29．2％，即使是开放的体育场地利用率也不高。 首都体育学院原党委书记李鸿江指出，中国青少年体质连续25年下降，其中力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身体素质全面下滑，肥胖、豆芽菜型孩子和近视孩子的数量急剧增长。北京一所大学学生军训，3500人的学生规模，累计看病人次达到6000余次。 北京第十二中学校长李有毅则反映了另一个问题：“学校有1000名学生住宿，他们早上有时候起不来，学校就想能不能让他们晨练，可坚持一个月就不得不停止了。家长联名写信说‘你们太摧残孩子啦’，还有家长建议‘能不能把锻炼改在放学之后?’”同样夭折的不仅是晨练，“原来学校初一有军训，后来也停了，太多家长拿来了从医院开出来的请假条”。 2012年江西某县发生了学生长跑猝死事件，这一事件折射的是中国青少年学生缺乏体育锻炼、体质严重下降的现状。一些学校因此纷纷取消了运动会长跑项目。一位政协委员表示，在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下，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对青少年学生体育锻炼的忽视，而这也一直是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的积弊。 钟南山院士介绍说，有超过60％的学校，其体育设施、器材的配置没有达到标准，中西部地区问题尤为严重。30年前，体育设施比现在还匮乏，但那时环境还好，户外跑步的人很多，现在这种空气质量，并不是每一天都适合户外锻炼。现在缺的不仅是体育设施，体育教师也严重不足。调查显示，全国小学体育教师缺口达24万人，在已有的体育教师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兼职，“往往是文化课老师过来凑个数”。虽然教育部已逐渐将学生体质纳入校长考核范围，但在实际执行中，“往往会对此高抬贵手”。对中学老师和校长来说，最大的压力还是升学率。只要这个指挥棒在，体育课就很容易成为可有可无的课程。 在最新公布的世界青少年体质综合排名中，前“三甲”是荷兰、丹麦、德国，英国排第9位，美国排第19位，而中国仅排第32位。因此有人说：社会越发展越富足，身体素质反而越差，中国已进入了“未富先病”的境地。 根据给定资料，概括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现状。 要求：内容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清晰，语言准确，不超过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