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2018年年初，16万份调查问卷显示，84％的企业和居民认为，N省Y市营商环境有改善，制约营商环境的“最后一公里”正在被打通。 “营商环境建设，必须从以供给侧为重点转向以需求侧为重点，企业需要什么环境，我们就打造什么样的环境。”Y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姜有为说，“要把市委、市政府的决心和行动转化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关键在打通‘最后一公里’。” “第一次遇见这种服务。好多天才能办下来的事，现在几分钟就办好了。”Y市航星科技有限公司张经理在1月31日下班后来到浑南区“自助服务大厅”，在自助机上办完了通行证签注。“由于办理公司业务需要经常出境，以前只能在上班时间去出入境管理部门办手续，现在随时随地都能办。”在公安警务改革中，Y市公安局浑南分局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大厅”，大厅里有10余台涉及出入境、交警、身份证办理等自助式服务机，同时将112项公安业务、21项审批权限实行“一门式”集中办理。 如今，这个办法已经作为Y市最新的71条经验被全市复制推广。在打通营商环境“最后一公里”中，Y市注重向科技要潜力，以新的科技手段，倒逼干部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的提高。Y市公安部门已经在全市逐步推广“一门式”服务模式，将出入境、交警、治安、消防4个警种的相关窗口业务合并办理，将治安、禁毒等部门的21项审批业务移交到服务大厅的一个窗口统一受理，由窗口受理民警统一移交到各警种按时限办理，让办事企业、群众少跑腿，解决窗口办理排队长、耗时长的情况。 李强在Y市和平区注册了一家企业，几乎没填表，这让他很吃惊。2017年起，和平区政务审批服务局开发了一种“企业注册零填表系统”。“过去注册至少要填写9张表，现在口头申报，核名成功后，把核名单交给窗口，提供身份证件等要件，工作人员帮着录入，自动生成企业注册所需表格。”李强说，“我核对签字即可。” 在和平区，企业登记所需表格、股东会决议和章程，都是这个系统生成的，然后由投资人核对，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就能够完成注册，取得营业执照。“以往在审批中心，最火爆的就是有偿代办，现在基本都黄了。”区审批局负责人说。 Y市某房地产企业业务员刘新，到浑南区建设局办理商品房交付使用条件确认审批，发现原来需要跑三次的事，这次跑一次就办妥了。原来，该局优化业务流程，由“先报件，后勘验，再取结果”调整为“先勘验，后报件同时取结果”，实现办事人员“只跑一次”。 “我们经过调研发现，企业办事程序烦琐，来回跑、无用功多，让企业对营商环境诟病较多。”Y市市营商办主要负责人说，“这倒逼我们大刀阔斧搞改革，简政放权，优化流程，努力做到让群众‘最多跑一次’。” Y市分两批公布了“最多跑一次”清单，共2647项。自公布清单起至2017年12月底，市、区两级“最多跑一次”业务量为173．3万件，超过行政审批事项总量的50％。 在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负责人看来，要想群众少跑腿，干部必须多用心、多跑腿，数据跑起来，群众才能静下来。 Y市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全市公职人员和国企叫响了“营商环境从我做起”的口号，要求大家“事事马上办，人人钉钉子”“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并出台了“首问负责制”等保障措施。所有委办局处长以上人员电话、分工等信息，全部在网站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对破坏营商环境的党员干部，Y市坚持高压震慑，发现一起，查处一起。2017年以来，全市数百人因此受到各种处分。 在全市勠力同心的努力下，一大批制约Y市软环境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根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大幅减少；企业成本大幅降低；企业跨区迁移常态化运行，全市有43l户企业完成了跨区迁移，其中自行办理迁移的企业有409户。 2017年Y市全市新登记市场主体16．5万户，同比增幅高达64％。其中，Y市现有外地投资企业11．57万户，占全市企业总量的48％。 在多个场合，Y市市委领导掷地有声地提出：“让办事不用求人、办事依法依规、办事便捷高效成为Y市的文化标签。我们坚信，只要我们持之以恒抓下去，‘投资不过山海关’这种说法必将一去不复返!” 2．2018年第4期《中直党建》杂志剖析了一起典型案例，题目是《某部委一局级干部为何因微信群被处分》。文章中说：中直机关某部委局级领导干部董某，2015年春节前，召集在北京工作的老乡聚餐。其间，经董某提议，创建了“在京老乡精英会”微信群，董某自任群主。 此后，董某以老乡中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较成功的商人为主要对象，不断扩大该群规模，使群人数最多时达到400人。为提升群活跃度，董某积极组织线下联谊活动，并被推举为线下活动秘书长。从组群到2017年年底，全群性线下联谊组织4次，小范围联谊或聚餐则不计其数。董某号召“有事找群员”，群内成员利用该平台互通政、商信息，一些领导干部为群内商人介绍工程项目，一些商人则为领导干部提供各种便利和服务，有的甚至存在权钱交易现象。 本案的焦点是，董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纪及构成何种违纪。我们认为，董某的行为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应按照2016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八条规定追究其党纪责任。第六十八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违反有关规定组织、参加自发成立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董某的违纪行为“情节严重”，应依纪追究其党纪责任。此外，对群内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涉及的违纪违法行为，也要依纪依法追究其责任。 互联网时代，微信群、QQ群等社交工具，因其广泛性、及时性、便捷性，已经融入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所以，会用、用好网络社交工具，是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的时代使命。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微信群、QQ群等社交工具，作为一个中性的交互平台，承载何种内容，带来何种影响，完全取决于使用的人。案例中的董某，就是从组建老乡群开始，一步步把这个群里的人带进了违纪甚至涉嫌违法的死胡同。 这些年，全国查处的党员干部因网络行为违纪的案件不在少数。其中，有的是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妄议中央大政方针，有的是因为转发淫秽图片或视频，有的是因为散布传播谣言，有的是因为违规收受微信红包，有的是因为用微信红包进行拉票贿选，有的是因为泄露了国家和工作秘密，有的则是因为开网店做微商，等等。所以，网络也不是纪外之地、法外之地，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慎重对待。 党员领导干部是社会的人，具有一般的感情需求。老乡情、同学情、战友情等，都是正常感情需求的自然延伸，是合情合理的。党员领导干部网上或线下与老乡、同学、战友等正常、适度联谊，本身并无不妥。但“朋友圈”“微信群”等网络联谊形式，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由许多复杂的社会关系组成。党员领导干部在网络空间的言与行，一定要时刻考虑到自身的身份和职务影响。与老乡、同学交往，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不能放一边，彼此清白是基本规矩，有交往不能有交易，不能让小团伙、小圈子意识侵害党性原则，更不能触碰纪律红线、踩踏法律底线。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绝不能被披着“乡情”“友情”“同学情”“战友情”外衣的不当利益诉求所蒙蔽，而丢了原则、坏了风气，损害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 3．主营生物科技识别的D公司，原本生产研发团队在广东、浙江，如今选择搬到s省。“就是看中了S省转型综改示范区对于企业发展的帮助。”谈到与政府部门的对接，负责人连说大不一样。 “很多事都不用操心。往往是我们还没说话，项目促进部、投资合作部的干部就来了。哪些项目需要和哪些部门来对接、希望多少天内办结……这些都是常听到的。对接我们的是财政运营部一名干部，可以直接联系表达企业诉求。”D公司副总经理说，刚进驻时在市场推广上遇到困难，这个干部帮了大忙。此外，综改区定期与企业召开联席会，提升项目备案、环评等程序的办事效率。 作为某精密制造公司的联系人，S省T市经开区项目推进科科长F经常为企业解决棘手难题。该公司总经理介绍，年初企业二期厂房建好，有一批从国外购进的设备等着安装调试。但电力公司排定的通电时间比企业计划通电时间晚10天。对企业而言，4个厂家的专家都等着，每天成本就要3万元。F得知后，到电力公司跑r3趟，确保按企业计划通电。 百名干部走千企、企业负责人座谈会……2017年以来，百余名领导干部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确保规上企业和重大项目走访全覆盖。截至目前，走访企业3000多家，征集企业反映问题数百件，解决率近90％。 2017年，市委书记两次来企业调研，企业主要负责人参与市委书记、市长主持的座谈会三次，单独拜见开发区主要负责人两次……某医药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L说，企业与政府间的沟通交流渠道很通畅。“现行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试剂注册审批等监管较为严格，不利于产业创新和群众医疗需求。”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S省各级政府通过调研、座谈会、回复来函等解释相关政策，听取企业家对产业政策的建议。“尤其是领导干部亲自到企业调查，听取我们的需求，有的直接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闲难。”L认为，这对解决企业甚至是行业发展的共性问题大有帮助。 前不久，某服饰公司总经理z收到了一位市领导发来的微信，内容是面对国际时尚潮流，传统服装企业该怎么办。“几乎每月部有领导干部主动带着问题给出政策指导、交流产业前沿信息。” 目前，一个集问题交办、政策推广等为一体的“企情在线”App正逐渐成为当地联系企业的绿色通道。领导干部在走访企业时，只需点点鼠标，就能完成对企业信息、问题的提交传递。企业负责人也可以在App上随时反馈问题，查看解决进度。 针对项目落地难、实体经济融资难、企业经营难、涉企合同执行难等民营企业反映突出的问题，S省各地列出工作清单。省级层面，S省综改区将取消下放市级行政职权事项114项，试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无审批管理，开工前审批事项减少86％。 S省还强调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架起党委、政府与民营企业沟通的桥梁。省委、省政府要为十个行业协会的会长单位设立文件户头，今后省委、省政府文件，只要发放范围许可的，特别是与企业、经济相关的文件，都可以直达这些企业，由会长单位组织会员企业传达学习。 S省发布“民营经济十条”，提出：S省企业开办时间将减至5个工作日内；继续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用地等成本，其中2018年年底前天然气输气价格每立方米将降低0．15至0．2元。“不要小看这0．15至0．2元，因为s省用气量很大，而且降气价对s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非常大，企业的成本可以降低很多。” “清”靠法律、制度，企业家要依法经营、向创新要效益；“亲”则重在政府，要主动为企业服务。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优化营商环境，才能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4．2018年8月29日，s省省委、省政府召开非公企业家座谈会。省委书记指出，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努力形成健康良好的政商生态。领导干部既要严于律己、把握底线，又要积极为企业服务，坦荡真诚同企业家接触交往。 根据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近日，中央第一巡视组向S省省委反馈巡视情况。少数领导干部自律意识不强，存在特权思想，政商关系“亲”“清”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易发多发。 针对中央巡视反馈提出的政商关系存在的问题，S省进一步健全政企互动机制，畅通政企沟通渠道，加强廉政廉洁教育与警示教育，努力构建新时期“亲”“清”政商关系。 为进一步营造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实施意见》，对优化政务服务、规范政商交往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强调要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家成为践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典范，更多国有企业家成为奉公守法守纪、清正廉洁自律的模范。 针对政企沟通联系渠道问题，省委统战部抓紧研究制定《S省党政领导与企业家恳谈会制度》和《S省非公有制企业诉求反映问题受理、处置、反馈制度(试行)》，完善各级党委和政府与商会组织、民营企业沟通协商机制，鼓励企业家主动同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交流，通过正当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 8月以来，省工商联先后前往各地，走访了省电机电器行业协会、S省商会等9家商协会和60余家企业。同时，全省各地工商联走访调研200余家辖区企业，倾听企业家声音，了解企业实际困难。 A市在全省率先建立市领导联系商会工作制度；B市工商联与37家市非公办组成单位建立联席会议制度；C市工商联与市法院合作建立涉企商事诉调平台，与市司法局、市仲裁委等建立合作机制，形成服务非公经济发展的工作合力。 为加强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和企业家廉洁从商教育管理，省工商联举办监察法学习讲座，130余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商会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参与学习；组织全省9个设区市的180多名青年代表开展学习经验等活动；在全省范围内成立了10个廉政文化示范点，强化“亲”“清”廉洁文化教育。同时，针对正在进行的S省光彩会换届筹备工作，严格执行“凡进必评”，健全商会、商会会员企业退出机制，目前已有2家商会由省工商联依照机制予以清退。 同时，S省要求政府各有关部门贯彻“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对企业诉求属于本级办理的限时办结、需要上报的限时报出、不能办理的限时告知，做到诉求建议“件件有回复”，让企业对于政务服务看得明白，安心放心。 5．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良好健康的政商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从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第一次用“亲”和“清”两个字精辟概括并系统阐述新型政商关系，到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再到2018年全国两会、民营企业座谈会等，亲清政商关系话题被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提及和强调，对政商健康交往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促进作用。几年间，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已深入人心。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关系的深刻内涵，把握好“亲”与“清”的辩证关系，持续深化推进，做到“亲”“清”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偏废。当前，对领导干部而言，与企业家搞利益输送、权钱交易的少了，但存在“清”而不“亲”、“清”而不为等问题。比如一些党员干部以“甩手掌柜”“软拒绝”等方式，将企业的一些正常诉求拒之门外，该见的人不见，该办的事不办。这警示我们，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只“清”远远不够，还得“清”上加“亲”、“清”上有为，既要杜绝勾肩搭背、过从甚密的官商不分，也要防止谈商色变、为官不为的过犹不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就强调，我们要求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要守住底线、把好分寸，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可以对民营企业家的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予保护，而是要积极主动为民营企业服务。这要求领导干部在守住底线的前提下与企业家真心实意地打交道，特别是在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帮助解决。 同时，新型政商关系也包含了对民营企业家的殷切期许。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寄语民营企业家，“积极主动同各级党委和政府及部门多沟通多交流，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满腔热情支持地方发展”“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总书记又提出“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在合法合规中提高企业竞争能力”。民营企业家们应当深刻领会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在洁身自好、走正道的同时，积极建言献策、勇于担当责任。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反腐败发挥着积极作用。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坚决查处以权谋私、钱权交易、贪污贿赂、吃拿卡要、欺压百姓等违纪违法行为，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健康环境，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奠定坚实基础。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守职责定位，依规依纪依法履职，更加精准有力地为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发挥作用。

给定资料　　　　资料1日前，清华大学陈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着创新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今天，中国的移动支付、无人机、生物医药、分享经济等方面有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有着比国外同类产品更好的用户体验。陈教授认为，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走出了一条从模仿、追随到引领的发展轨迹，而这背后的“秘诀”便是创新。市场需求催生了中国民营企业对生产的创新、商业的创新，比如新零售、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等，这种创新不是短期的、偶然的，而是长期的、自发的，是一种迥然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创新路径，是深刻在中国经济肌体中独一无二的事实特征。“我们实现了豆浆机、电饭煲等数十款智能厨电的物联网应用。”一家著名民营企业的负责人高总说。在用户需求倒逼之下，该企业对产品进行了智能化升级，目前产品已销售到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超过70亿元，拥有专利技术2047项。过去10多年，该企业凭借传感器等方面的制造优势，成为某些跨国大公司的重要供应商。“我们在产品的研发、设计等方面有长期积累，在创新中更容易将好点子转化为好产品。”高总说。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历了40多年的高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经济、科研、人才等诸多方面雄厚的基础。特别是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的技术，如数字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新能源、5G通信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头。此外，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发达，拥有业态优势，网民群体庞大，比欧美日网民数量之和还多，拥有大数据优势。当前国家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无疑为这场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背景。“风物长宜放眼量”，创新是百年大计。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历次工业革命均因重大技术变革兴起，逐渐催生了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进而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步入黄金期。有研究显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到2035年有望拉动中国经济年增长率明显提升，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一个经济体的底气，既要看眼前静态的“形”，更要看长远发展的“势”。　　　　资料22018年12月，虽正值寒冬，但对于Q集团俄罗斯分公司的陈总来说，却是“热浪”迭起。12月14日，由该公司出版的《中国民营企业四十年的风云激荡》俄文版新书发布会在其位于莫斯科的中国书店举行，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预期。与此同时，分公司推出的“中国书架”在俄罗斯两座城市挂牌，这意味着“中国书架”已入驻俄罗斯12个城市的22家书店。“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多久，‘中国书架’很有希望在俄罗斯发展出百家合作书店……”陈总在微信朋友圈中写道。陈总所领导的俄罗斯分公司是中国著名民企Q集团的下属公司。2009年7月，Q集团开始走出国门进军国际市场。“集团一路摸爬滚打，是中国图书出海的一个缩影。”俄罗斯分公司成立之初，推出的第一本书是《快速学汉语》，首印1万本，卖得不好；组织翻译的一些在中国国内颇红的文化类、小说类图书，也只销售了个位数。几年过去了，库存积压，让原来挣的钱全赔了进去。2013年，“一带一路”的提出使得“汉语热”“中国热”迅速升温。中国图书在国外的需求量开始增大，国内的出版社主动上门寻求合作。该公司抓住了这一机遇。组织翻译、销售了大量中国主题图书，包括《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经过短短数年发展，该公司成为了俄罗斯第三大中国主题图书出版商。Q集团俄罗斯分公司共有员工268人，陈总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如此极致的本土化，缘于该公司的定位——通过纯母语思维和文化视角，实现对中国主题图书海外出版的组稿、翻译、发行和推广。几年前一家国内出版社组织翻译专家团队，将一本中文图书译成了俄文。另一家俄罗斯出版社得到授权后，也组织了当地的翻译人才进行翻译。两个俄文版本相比，后者页数远超前者。原来，俄罗斯本土化编辑翻译团队，为该书增加了大量的背景介绍与注释，语言风格也更贴近本国读者，受到了更多俄罗斯读者的欢迎。这些事让他深刻认识到，要想让世界了解中国，需要使用当地易于接受的思维和话语体系。为了让中国文化更接地气，分公司还将一些书店打造为文化中心，开展围棋讲座、中国书法班、中国主题沙龙、趣谈中国文化爱好者等公益活动。“粉丝”的增多，也带来了“流量经济”。陈总说：“我对中国主题图书走出去，有了更多信心！”　　　　资料369岁的老林是位资深木雕艺人，被称为“最后的手工酸枝筷子传人”。他的店铺不过8平方米，在当地却小有名气。 老林家的店铺是他爷爷在1889年创立的。近年来，各行各业飞速发展，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但老林对这门家族生意和手艺有着自己的坚持，一直拒绝大批量生产，执着于手工制作每一双筷子。老林告诉记者，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想和他合作，希望形成规模生产，全都被他一口回绝。对方取笑他不会赚钱，他却说自己知足常乐，虽无大富大贵，但也丰衣足食，守着家族生意认真做好每一个产品。在老林看来，手工制筷工序复杂，没有捷径可走，每道工序都要求严格，稍有不慎，筷子就会走样。一双好筷子，真正检验它的只有漫长的岁月。做手艺，做生意，必须沉下心来，慢工出细活，而只要工艺精湛，总会有人来购买。正因如此，林家小店始终有一批熟客，“别人要做大做强，那是他们的事，我偏要做小做精，走个性化、精品化的路线。”林家生产筷子的小作坊现在共有十多个工人，当中不少是跟随了他20多年的老师傅，每一双筷子经手工打磨，日均产量也难有标准数字，一天下来，大约能制成40多捆筷子。老林说：“本地早就没有人做手工筷子了，放眼全国，也没有人坚持手工制作了，都是机械化生产。”对于自己制作的筷子，老林相当自豪。他说，普通筷子使用了几个月后就得更换，而他家的筷子取材自缅甸坤甸木、老挝大红酸枝、泰国乌梅木、印度小叶紫檀等，真材实料质量过硬，只要避免高温消毒损耗木质，基本上可以用一辈子。去年开始，家族生意已由他唯一的女儿小林接手。面对自家的木筷生意，小林有自己的想法。除了传承父辈制筷技艺，她还有意开发新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她说：“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手艺融到里头去，在前人的基础上，留一点新的痕迹，这样这门手艺才能历久弥新。”如今，在国家政策指引下，许多老手艺又重现生机。它们还能再现昔日的辉煌吗？当前，工业产品已经占据了人类日常生活品的绝大部分，传统手工艺制品已经不大可能再重塑曾经的为大众制造日用品的历史。小林认为：“由于受原材料、制造技艺、生产工时等各种条件的限制，传统手工艺制品已经与奢侈品无异。就拿我家的筷子来说，投入成本较高、产品独立性较强，并带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这些都具备了开创品牌的条件。”在小林看来，“林家筷子”不只是他们家赚钱谋生的商品，也不只是手艺人技艺的表现，祖辈们开创手工木艺的艰辛历程和执着坚守，与当下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的精神是非常契合的。两代人经营理念的对接，或许还需要一些时日，不过，坚守传统手艺的本心一致。时代变迁自有节奏，哪怕只是手中一双小小的筷子，也要一点点打磨制作，方对得起“工艺”二字。　　　　资料4八月的H市，已进入高温炙烤模式。夜，却未因此而平静。晚上十点，市区最大商场的主体部分已经打烊，人们陆续从商场大门走出。与此同时，另一批“意犹未尽”的顾客走进了地下一层和地下二层东侧的“21街区”。这片主营餐饮的区域，营业时间一直会延长到凌晨两点，是名副其实的“深夜食堂”。人们在炸糕店前排队买着炸糕、在奶茶店外挑选着饮料、手捧着冰淇淋和炸鸡……街区内无论面条米饭、饺子煎包，中餐西餐种类都很丰富。H市商务局的陈科长介绍说，所谓“夜间经济”，是指从当日下午6点到次日早上6点发生的经济文化活动。在不少人看来，夜间经济无非就是“啤酒烤串加唱歌”。事实上，夜间经济的内涵远比“吃吃喝喝”丰富得多。它已经由早期的灯光夜市转变为包括“食、游、购、娱、体、展、演”等在内的多元夜间消费市场。H市一家著名的24小时书店，就给人们的夜生活增加了一种新的方式。位于临窗位置的阅读区，摆放着一张长桌和七把圆形座椅，其中六把已被读者占用。年轻姑娘小赵戴着耳机，全神贯注地看着手机播放的“中国会计网校”课程。休息间隙，小赵告诉记者，自己参加工作不到一年，打算自学考“注会”。合租环境比较吵闹，下班后就来书店学到10点多再回去。“这里学习环境好，图书资源多，渴了有饮料，饿了有点心，非常方便。”“再来，加把劲儿！”听着一旁教练的口令，扎着马尾辫的女孩咬了下嘴唇，抹了下额头的汗珠，继续奋力向前推着沉重的哑铃。已是夜里九点半，位于H市南二环附近的一家健身工作室灯火通明。“每天人最多的时候是八点左右，现在好多人已经练完走了。”健身教练表示，“我们工作室成立近三年，明显感觉到健身的人在增多。来这里的大部分是附近的住户，下班之后过来健身。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晚上十点关门，但有的人下班晚，跟教练约了，过来练到十一点、十二点也没问题，我们都等。”为了做好夜间经济这篇大文章，H市于2019年年初成立了由政府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组成的夜间工作委员会，拟定夜间经济发展目标。设计夜间经济空间布局，并通过与场地经营者、工作人员、夜间消费者以及周边居民对话的方式听取各方意见，平衡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同时，交通部门延长了地铁、公交夜间行车时间，为夜间经济的消费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夜间经济的安全、噪音、垃圾等问题最为人们所诟病。H市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公安、消防、城市管理等多部门联动，确保了夜市附近的公共安全、环境卫生。此外还推出了移动应用程序，供居民举报夜间滋扰情况，可通过网络联系所在区域社区的负责人，直接对问题进行处理。“夜间经济提高了设施使用率、释放了消费需求、激发了文化创造、带动了区域发展。此外，由于夜间具有与常规工作时间错位的优势，更多的潜在劳动力也能够通过在夜间上岗解决就业问题，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如何让夜间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政府的顶层设计尤为关键。政策质量高了，服务品质好了，投资者信心才更强，夜间经济才会走得更好，走得更远。”陈科长感慨地说。某财经大学的张教授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服务业具有吸引社会资本与居民消费的双重属性。以商务活动为主的夜间消费正好是服务业发展的最佳着力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消费的需求也更加多元化，在未来，夜间经济必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源动力。 资料5小邱个头不高，皮肤白皙，结实强壮，喜欢穿运动装和运动鞋，一点都不像他的父亲老邱，老邱总是穿着皮鞋、西裤。他们相差近30岁，对商业的看法颇有不同。1979年，老邱从C市建筑公司辞职，成立了自己的工程队，1992年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2000年组建了集团公司，如今家乡人都称他“建筑大王”。老邱是个老派，在他看来，做企业只要胆大、灵活、肯吃苦，再加上运气，似乎就能做起来。小邱却不大认同。1994年，老邱计划让上海交大毕业的儿子回来接班，小邱对此纠结了很久。最后，小邱只答应了父亲回去，但他回去的目的不是守业，而是创业。“当时我父亲已经做到了省内建筑业的第一。但在我看来，这个行业技术门槛比较低，同时与我个人兴趣及所学格格不入。所以我和父亲协商，这个行业他继续做，能不能让我根据自己的兴趣做一个新的行业，父亲答应了。”这之后的大半年时间，小邱一直在做市场调研，“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突破现状，每天在报纸中寻找与‘电’或‘自动化’有关的技术，分析什么是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项目，最终将目光集中在厨房家电。”1996年，找到创业方向的小邱，在父亲提供的一笔创业基金支持下，自立门户成立了一家家电公司。1999年，小邱前往欧洲参观，发现欧洲普遍使用的洗碗机机型比中国当时的所有产品都漂亮，跟厨房搭配起来很美观。“但我们也发现，国外欧式机虽然很美观，却存在油污处理能力较弱的不足，我突发奇想，做一款欧式外观、内部结构中国化的洗碗机。”小邱说。小邱通过对传统欧式机进行改进，开发出外观漂亮、洗涤效果更佳的产品。这款洗碗机一经推向市场，第一年销量就达1万多台，随之确立了公司在这一领域的领导地位。在谈到自己的成功时，小邱说：“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比洋品牌更加了解中国。”公司成立之初，小邱希望新的公司拥有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在市场调研期间，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父亲的企业，发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公司员工乡里乡亲的复杂关系，使有些问题处理起来困难重重。”小邱在成立新公司的时候与父亲约法三章：第一，新公司要从村里移到C市的开发区；第二，除了自己选中的一些人，老员工不能到新公司来；第三，有关新业务的重大决策，要尽可能尊重自己的想法。公司成立的前10年，小邱是一个“狂热”的西方管理模式的信徒。他大力推行美式卓越绩效管理、引进跨国集团管理人才。但他发现，西方管理模式与本地员工存在较大的文化隔阂。小邱说：“2000年，家电公司的发展遭遇到了‘瓶颈’，我们分析原因是管理滞后。我发现西方的管理固然有它先进的一面，但单纯照搬无疑是在步别人的后尘，中国的企业必须探索出自己的模式，才能具备持续不断的先发优势。”2002年，小邱到清华、北大先后学了四年的传统文化课，听着听着，兴趣就越来越浓厚了。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西方的管理体系相结合？这个问题开始萦绕在小邱的脑海。2012年开始，他逐渐将自己的所学所思运用到企业管理中。他将儒家的基本精神“仁、义、礼、智、信”写进了公司的价值观。“最初的导入，还跟管理模式没有关系。慢慢地一边实践一边探索一边总结，如今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西合璧的管理模式。”二十多年的创业磨砺，让小邱最感欣慰的不是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是企业文化的塑造。他说：“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经营管理只是企业的骨架，文化才是一个企业的血脉，灵魂。”从老邱到小邱，两代人一直在奔跑，有人问小邱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时，他的回答是没有边界。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战略的迷茫，是找不到重点，那就错了。这恰恰是一种最为正确的认识。竞争从来不是静态的，你在变，对手也在变。只有不断奔跑，才能生存。对于不断奔跑者，哪里会有边界呢？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6年新学期刚开始一周，华南农业大学相继发生四起自杀案件，其中三个是大学生，一人是教工。学校领导对于记者的追问三缄其口，学校的 BBS网站因为对此事的热议一度被关闭，学校的公告栏上不知何时挂出了“心理健康”讲座的通知。在所有这些事情的背后，仍然是大学生心理健康这个说起来不轻松的话题。 2月28日，华南农业大学发生一起女研究生自杀事件，这是该校开学一周来发生的第四起自杀案。据形容，“该校目前已笼罩在一片阴影当中”，广东所有高校都在谈论这几起发生在同一学校的连环自杀案。据该校一学生向记者透露，死者为林学院一名女研究生，死因还不清楚，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近来，学校所有班主任、辅导员均下到学生宿舍与学生谈话，密切关注学生动态。 27日，在华南农业大学五山校区研究生4号楼宿舍，一名女研究生从9楼坠下身亡。据了解，这名女研究生是该校土壤化学专业三年级研究生。据她同学反映，由于研究生三年级面临毕业就业，且土壤化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向实验繁多，紧张劳累，就业前景又很不好，因而难免心理压力比较大，她很有可能一时想不开而选择自杀。之前，华南农业大学已有一女教工因为下岗后生活不顺而跳楼自尽。 21日，华南农业大学一位理学院的大一新生在他所住的大学生公寓坠楼自杀。据该校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位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时在父母的强迫下选择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直至上了大学，对专业的不满仍然耿耿于怀。他一度想转专业，但又没有成功。于是又一次在电话中与父母就专业问题发生口角，一气之下顿感绝望，无奈之下用跳楼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连续发生了四起自杀事件后，学校师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受了影响。华南农业大学召开了多次紧急会议，就学生死因展开调查，并就如何处理自杀大学生善后事宜作了部署和安排。但是，该校拒绝就这一事件向媒体做出任何回应，学校的BBS网站也因此被封查而无法登录上，学校负责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及班主任甚至一些知情学生也被要求“对外封口”。一时间，该校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变得讳莫如深，外界的种种猜测接踵而至。 2．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日前对广东省部分本科院校的在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16份，调查结果令人担忧。 在对大学生“你是否觉得自信”的调查中，有47%的人选择了非常自信和自信，而53%的人选择了有时不太自信，不自信甚至自卑；在“你觉得目前压力大吗”的选项中，选择“大”和“快要崩溃”的占39.4%。其中大四学生和研究生选择这两项的比例明显高于低年级的学生。在“上学后遇到的最大挫折”调查中，“学习成绩不理想”和“就业竞争太激烈”选择率最高，道出了广东大学生不轻松的两个主要原因。 压力之下，大学生表现出各种各样的情绪，在“你认为自己常处在哪种情绪中”的调查中，26.3%的人选择了郁闷、无聊、烦躁：而“对你的日常生活方式评价”的调查中，65.9%的人选择了很一般和枯燥。最令人担忧的是，大学生遇到心理问题缺乏交流途径，“如果你遇到不顺心的事，如何解决”，54.2%的同学选择“强忍”和“逆来顺受”，而选择“找父母倾诉”和“找心理咨询机构”的仅占8%。 在“是否参加学校心理健康课程”的调查中，只有3.6%的人经常参加，不知道或没参加的比率高达69.8%。而“是否去过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的调查中，经常去的比率低至0.8%，92.6%的人表示没听说过或没去过。 从自杀大学生自身的表现和周围同学、老师的反映来看，心理健康出现问题应该是促使他们轻生的主因。据湖北省教育厅曾经的一项统计显示，平均每年每所大学都有一人自杀，而且这个数字正在呈上升趋势。为什么当代大学生的心灵如此脆弱?为什么他们轻易地放弃生命? 3．华南农业大学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告诉记者，该校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并不成熟和完善。据他介绍，该校的心理辅导老师才2～3人，且都不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老师；并且该校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目前的心理咨询室仅仅是挂靠在学生处的一个小科室，相关工作人员的待遇较低，也不是专业队伍出身。 记者也常常在一些高校BBS网站上看到很多大学生抱怨，他们有一肚子的“苦水”是“投诉无门”，说指望心理辅导的老师根本指望不上，一是不知要等待到何时，“花开又花谢，咨询谈话遥遥无期”；二是“那些老师水平不怎么样，说不出什么门道”，“还不如把心事烂在肚子里作罢”。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2013年5月31日，陕西延安发生了一起城管执法野蛮粗暴的新闻事件，引起公众持续关注。网上流传的视频中，陕西延安城管队员与自行车店老板在互相撕扯打斗过程中，城管队员跳起跺踩车店老板头部的镜头让所有看过视频的人都难以接受。有网友说，城管是为我们城市维护秩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任何事情只会拳脚相加，怪不得城管的口碑越来越坏。 城管和摊贩的冲突，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之前似乎没有哪个时段像最近这样密集。最近十多天，冲突在各地频繁发生，后果严重。“摊位应该摆在哪里”这是小贩与城管长期矛盾的核心源头，正是在这种“赶”与“被赶”之间，矛盾频频爆发、不断升级。湖南小贩死亡事件，再次引发公众对城管执法是否人性化进行关注。 不少群众认为，城管的执法理念存在偏差甚至错位，在城市的“面子”和老百姓的“里子”之间，在市容的干净整洁和市民的“养家糊口”之间，部分执法人员没有平衡，常出现“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如果一味地禁止性、处罚性执法，而非理性地引导和管理，必然激化矛盾。 另一方面，城管人员觉得工作不被人理解，也是一肚子苦水。“说轻了，小贩不理会，说重了，容易起冲突；市容不整治群众不满意，整治起来群众又不理解，这是一个城管怪圈。”一些地方的城管人员感觉很无奈。 浙江省杭州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局长董建雄说，城管执法的尴尬，是传统社会管理方式在具体事务上的现实反映。这些尴尬不仅仅属于城管，同样也是政府面临的尴尬，是创新社会管理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地方政府要城市的“面子”，城管人员要守好自己的“位子”，而摊贩要顾自己的“肚子”，这是当下形成一种复杂的“城管生态”。然而，“城市管理”绝不能等同于“城管”。 资料2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城市中无证摆摊、违章建筑等现象日趋严重，而工商、卫生、环保等部门各自执法，效率低下，以致被舆论讥讽为“七八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破草帽”。 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这是为了节约执法成本，集中执行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 同年5月23日，北京宣武区成立了城管监察大队，中国第一支城管队伍诞生。随后，各地纷纷建立城管队伍。 “在综合执法的城管出现之前，工商、卫生、环保等部门分头上街执法，这是城管的初级形式。但由于各部门‘自扫门前雪’，相互推诿现象比较严重，效率低下。于是，现在意义上的城管便应运而生。这种城管集众多部门行政处罚权于一身，叫作‘综合执法’。”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人文学院袁德峰副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城管主要职责是对市容环境卫生、无证违法建设、违法占道经营、停车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行政执法。但城管成立至今，由于执法冲突较多，以致在公众中口碑总体不佳。”袁德峰认为。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070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0.7%的受访者认为城管“不好，是野蛮执法的代名词”，25.7%的受访者认为“挺好，帮我们维护了城市秩序”，3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上好坏”。近年来，城管冲突事件增多，这个群体逐渐体现出越来越多“污名化”的“负面特征”。 资料3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城市管理将逐步成为城市管理者的首要工作。 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近3000个县、4万多个城镇。据报道，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财政部、国土部、住建部等十多个部委参与编制的《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有望近期出台，该规划将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 目前，一些城市管理者出于提升城市形象的考虑，相应提高了城市管理的要求。但在部分城市管理者眼中，城市管理过度重视视觉的整齐与美化，而引发与摊贩的冲突。 “在城市管理过程中，城管和摊贩无形中成了猫和老鼠的关系。”汕头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圣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城管来说，维护城市秩序、形象是天经地义的职责；对摊贩而言，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每天和城管上演“躲猫猫”的游戏，为的只是寻求一个生存空间。 在鄢圣华看来，城市管理者为了评比卫生城市、文明城市，或者为减少摊贩扰民、提升城市整洁度，加之城管执法无据等客观因素，必然会促使城管过度执法，“冲突的根源在于我们应该给予摊贩尽可能大的‘经营空间’，没有以‘便民’为切入点。” “摊贩的主体是进城农民工和城镇的下岗职工、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技能不高，摆摊往往成了唯一的谋生手段。”李炜说，“摊贩的经营空间应该受到优惠照顾。如果摊贩的生计不能保障，有违城市管理的基本出发点。” “目前，多数城市的‘市容条例’过于片面，等于让摊贩‘被断了后路又被堵了前门’。”李炜说，“近年来，有些地方试图为商贩提供摆摊设点、维护正常经营等服务，但由于摊点过于集中、税费过重、准入门槛过高，更多摊贩只好选择继续与城管玩‘猫与老鼠’的游戏。” 资料4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城管出现以来，一直被视为权宜之计，其法律依据、人员编制、财政保障、执法规范等制度化建设，都严重滞后。因此，城管相关制度存在不足。 “目前并没有全国性的专门法规对城管执法行为进行有效规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城管只能“借法执法”。尽管行使行政处罚权，但始终缺乏行政法律地位。 “城管的‘综合执法权’来自于数十个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对部分执法内容及权限的剥离和授让。”杜立元律师说，《行政处罚法》里模糊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目前城管执法唯一的法律依据。“城管执法在城市管理上发挥着基础性保障作用，但却陷入了道义和法律的双重尴尬。” 这种法律规范的缺失，以致每次城管与摊贩发生冲突，双方都遵循着自己的生存法则进行。比如城管奉行了城市管理的政策取向，而摊贩的激情“冲动”，是基于城市生存考量。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市规划缺乏给摊贩的生存空间。摊贩是在争夺自己在城市中的生存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发展室主任李炜说，更糟糕的是，当前制度没有为城管及摊贩设置缓冲地带。 摊贩的弱势地位，往往能博得公众舆论的广泛同情。北京市西城区一位城管执法队员曾向记者抱怨：如果说曾经是“管，摊贩不满；不管，群众不满”。那么如今却是：“管，摊贩和围观群众都不满。” 资料5 主持人：城管执法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城管制度从设立之日起便饱受争议。那么城管执法的困境何在?我们一起去看记者的调查。 解说：中国的城管制度设立于20世纪90年代。在城管出现之前，城建、环卫、工商和街道等部门分头上街执法，称“多头执法”。这种执法形式造成各部门相互推诿的情况。城管综合执法的诞生就是为了解决多头执法和执法扰民的问题。但是对于城管权力合法性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对此，专家指出，城管制度的合法性具有充足的依据。 北京大学法学院湛教授：《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经过国务院的授权和批准，一个机关可以行驶其他机关的处罚权。 解说：尽管城管制度有其合法性依据，但这并不能掩盖城管制度的问题。 北京市社科院管理研究所张所长：它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问题在于管理体制有问题。 解说：城管制度的诞生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也正是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后快速的城市化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北京市社科院管理研究所张所长：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多年的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的欠账，包括人民住房的欠账，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解决。 解说：城管制度建立后，中央在城市管理领域把权力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让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城市管理。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部门主管城管工作，导致地方城管部门成为“没有娘的孩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城管执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就是管理事项过多，但管理经验不足。据了解，城管自建制以来已成为中国职能最为宽泛的公权机构，有的地方的城管管理事项达300项之多。然而，尽管城市管理存在着客观的困难，但各地城管部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也是问题之一。 北京大学法学院湛教授：从城管队员的遴选，他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资格，包括学历的要求，包括上岗前的培训，对于法律和政策的熟悉程度，都要进行严格的挑选或者严格的培训。 解说：同时，在城管与商贩的冲突背后，还存在着政府管理不足的问题。 北京市社科院管理研究所张所长：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政府的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样一些职能。 解说：与城管发生冲突的往往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方面应加强工作，为这些弱势群体提供更好的保障。 北京大学法学院湛教授：对城市下岗工人由人力社保部门提供一个必要的照顾或者说服务，能够使他们达到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准，使得商贩也能够纳入有序的管理中。所以作为城市的政府要确立以人为本的观念。 资料6 多年来，城管存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每有城管的重大负面新闻出现，废除的呼声都会不绝于耳。 最近，“@陈秋雨”发的一条微博引发共鸣，被大量转发，“城管一是替权力或资本拆人房占人地，二是驱赶街头小贩，其工作或伤天害理或充满争议。城管多临时工且待遇低，也知在做万人恨的事，却受尽委屈仍坚守岗位，非因崇高使命，为的是拆房占地后的赏赐，为了对弱者选择性执法敲诈小利。知恶却践行，见利而忘耻，城管是法制沦丧的产物!” 不过，反对的声音同样不少。“@北非”微博称：“我坚决不同意取消城管。你敢取消一个试试，便道绝对摆满了小摊，行人肯定会被挤到行车道上。等天一擦黑，小摊收了你再看，一准儿全是菠萝皮竹签子烂纸片等各种垃圾和脏水。” “@李子”也在微博中表达了对城管取消之后管理真空的担心。他认为，取消之后，如果没有妥善的替代办法，一旦出现城市秩序混乱，不堪忍受混乱的居民会宁愿接受权力更大更不受控制的新城管，“目前的城管，经过多年博弈，权力已经受到相当限制。推倒重来只是在浪费时间，让艰苦的博弈过程再来一遍，让大家受二茬罪，吃两遍苦。” 2013年7月25日发生在北京的事件，似乎为上述担心添了证据。根据北京市有关部门通报，7月25日晚9时30分许，什刹海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在景区巡查时，发现一未成年女孩在路边摆摊占道经营。在纠正过程中，工作人员和女孩父亲田先生发生口角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田先生和3名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受伤。在这一事件中，“肇事”的并非城管，而是什刹海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这提醒我们：只要城市还需要管理，只要执法者和被执法对象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即使取消了城管，冲突仍会发生。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杨小军教授做客人民网时指出，城镇化是未来发展方向，各种问题将集中在城市，城市管理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城管职能不会弱化消失，反而会强化。 资料7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冲突，既要靠执法者的素质和良心来消弭，更要靠制度上的改进来根除。 “规范城管执法，首先要从法律层面上进一步厘清城管的职能和定位，以消除法律依据上的困惑。其次，相关执法人员应当严格依照规定程序依法办事。另外，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以限制城管职责，以及提高执法技巧，都有助于减少冲突，缓解摊贩和城管的紧张关系。”杜立元说。 “没有秩序就没有自由，但要让群众主动维护秩序。一个城市，可以尽可能多地划出一些区域，让小商小贩有更大的空间。”鄢圣华说。 在李炜看来，城市摊贩的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有一个彻底解决的方案。一方面城市居民对“摊贩经济”有旺盛的需求，另一方面公众对于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隐忧、环境卫生污染、道路交通受影响等问题也多有抱怨。这种纠结和矛盾的情势，只能是在认可摊贩经济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引导和规范。能改善到什么地步，要看摊贩、公众、城市管理者三者间基于善意和智慧的相互促动。 近年来，有些城市管理者也意识到，“一刀切”禁止摊贩，不但影响到部分摊贩的生存，也降低了市民生活的便利性，于是创新采取了允许小贩限时段、限地域经营、税收优惠等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城市在探索解决城管标与本问题的同时，需要更多探索‘减少城管’的城市治理方法。”袁德峰说，“具体的城市管理，不过是人民群众把自己的管理权让渡给有关部门和人员。因此，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根本的利益诉求上是一致的。当务之急要完善现在意义上城管的治理路径。城管可按照‘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区分地段、定时定点、宽严适度’的原则，建设便民市场疏导点，促进流动摊贩规范化。” 资料8 浙江省杭州市城管委市容秩序处张处长说，无证摊贩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特别是外来人员，没有特殊技能的，做个小商小贩可以维持生计。也有一部分人，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现象会一直存在，简单粗暴的执法是不行的。 在杭州市城管系统的局长接待日上，市城管委主任翁文杰和几位副主任接待了来访市民。相关处室发布了一组数据：2013年上半年，城管受理投诉16350件，比2012年同期下降了5.83%，生活噪声、违法建筑、乱倒渣土等投诉都在下降。但无证摊贩一项占了大头，8094件的投诉量，占总投诉的49.5%，上升16.88%。 市民的这些投诉，要求城管执法人员一一尽快解决。但与此同时，文明执法也是个问题。市城管委市容秩序处张处长说，无证摊贩存在一定的合理性，解决了一部分就业问题，特别是外来人员，没有特殊技能的，做个小商小贩可以维持生计。也有一部分人，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现象会一直存在，简单粗暴的执法是不行的。 “杭州将来对无证摊贩的基本管理政策是疏堵结合，所谓的疏，就是利用一些断头路、拆迁的工地平整以后，把一些无证摊贩劝导在这一地方经营，特别是城乡接合部，如郊区农民一些自产自销的蔬菜，可以在这里销售。这既解决了收入、销量，又满足周边居民的需求。 “所谓的堵，就是取缔无证商贩，创造就业环境，使其合理就业。”针对无证商贩投诉量不断增加，结合文明执法的理念，杭州市城管委要做两项工作。第一，对市中心无证商贩的管理，将设置一些固定的、规范的服务点。张处长说，我们在小营街道搞了个试点，对一些小修小补的，比如修自行车的、配钥匙的，做了一个改造。市中心区域预计要推广100个点，无证摊贩统一到这里来。接下来和市民政局合作，近两年要设置300个便民服务点。第二，准备出台一个无证摊贩疏导点的指导意见。城管委对城乡接合部的商贩，将设置更多的疏导点，并把主城区无证商贩也劝导在这里。在这里可以卖西瓜，可以卖蔬菜……以自产自销为主。 资料9 按2013年10月15日起施行的《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规范》，城管执法员执法时首句应为“您好”。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组织全市各级城管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近700人学习执法规范。 2013年10月15日，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下发的工作规范明确了城管队员执法期间的各种行为，包括执法用语、执法行为、部门协作、法律适用、调查取证、听证程序、处罚执行、法律文书送达等。其中引起舆论关注的，是该规范中包含要求城管执法员文明用语，执法时首句应为“您好”。 经过约半年磨合，这句“您好”在使用上正反两面评价都有，有市民认为一句“您好”让城管队员看起来更文明，但亦有一线执法队员反映此句意义不大，如一些劝导流动商贩的执法，城管执法队员可能刚到现场，没来得及说“您好”，小贩便已走开。 对此，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规范中要求的“您好”“谢谢”“请”等执法用语，为规范性礼貌用语，并不意味着城管执法队员在每一次执法中，都必须开口第一句就是“您好”。但城管执法队员在执法期间，若使用生冷横硬的执法忌语，出言不逊、讽刺挖苦、讲脏话骂人，甚至使用恐吓威胁诱导性的语言，即违反了规范。对于城管执法队员的不文明行为，市民可记录该队员的执法工号，通过12319城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 资料10 在巴黎，早市与跳蚤市场成了法国路边摊的主要形式，非法摊贩并不多见。在依法管理的同时，更注重提供公共服务是巴黎市政府治理路边摊的核心策略。 巴黎“早市”文化由来已久且经久不衰。每个早市上的摊位和每周营业的时间是固定的，早市上的商贩都是拥有专门执照的流动商贩，要想在某个早市上拥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必须向早市所在的市政府提交申请，然后等待批复。“由于摊位数量有限，而申请者众多，从发出申请到收到回复，需要等待的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两三年。” 早市的摊位通常是在前一天临时搭建而成，第二天中午早市结束后，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前来拆除摊位、打扫卫生。早市举行的当天上午肯定会影响周边交通，好在巴黎市内早市的举办地点与时间众所周知，着急的开车人可以绕道而行。 跳蚤市场是法国的另一大特色。当然，一开始，难免经历脏、乱、差的过程。巴黎市对跳蚤市场的管理方法是，将巴黎市区接近环城路的各个城门附近的街道，在一周时间内分别辟为举办跳蚤市场的地点，相关的交通管制提前公布于众，并成为一项制度。如果是周末举办这类跳蚤市场，警察和消防队都会被派来维持秩序。 在市容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法国的跳蚤市场不仅没有减少，相反还扩大到了法国各个城镇和村庄，其功能与种类也增加了很多。 巴黎有关市政和市场的法律条款有很多，在具体的执法管理上，巴黎警察基本上是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 记者了解，在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游客比较集中的地点附近，活跃着一些无照摊贩，摊主以外国偷渡客居多，针对这种乱摆摊的行为，巴黎警察虽然比较严格，但一般也只是将人带走，不没收财物。 而更多的时候，只要商贩在规定的地点摆摊，又不影响交通，他们也就采取教育的方法，告诫“下不为例”，甚至睁只眼闭只眼。不过，要是他们整体上造成扰民、阻塞交通，有关部门就会修改相关的摆摊地点和时间，但也不是将矛头只对准商贩。 资料11 城市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城市竞争力和全面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各地方的《“十二五”城市管理发展规划》纷纷提出要严格城市管理执法。要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规范执法程序，完善城市管理执法“软着陆”，促进执法效果最优化、最大化，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工作。要进一步构建文明执法局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行政执法人员核心价值观建设，树立“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的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努力构建“品质城管”“和谐城管”，开创城市管理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三、作答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除报社杂志、记者报道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微博等已成为大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   互联网技术自发明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今天的互联网上活跃着黑客攻击、多媒体音视频下载应用、移动应用等多种元素。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总量已经达到17亿左右，而全球的总人口数则为67亿。很显然，2020年以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到互联网中。据国家科学基金会预测，2020年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50亿。2011年我国互联网支付用户规模达1.67亿人，较上年增长21.6%，互联网支付用户已占总体互联网用户规模的33%。   2012年2月以来，“非典病毒变异”、“军车进京”等谣言，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网络谣言的产生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网络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网络媒介已经能够同时具备“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双重功能，信息传播的随意性增强和成本降低，使网络成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谣言的传播媒介越来越网络化，网络的便捷性也在逐渐改变着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上网逐渐成为很多人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   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通过数字化的通讯技术，构建起了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每一个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并且通过网络实现了跨地区的相互联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受众只要通过简单地点击就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浏览、发布(或者转发)和评论，呈现出一种“发散式”的传播状况。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谣言被获取和复制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快，而网络信息的公开性使得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成为了谣言潜在的传播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快捷的媒介技术和数量众多的接收群体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载体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网络媒介的“草根性”和“便捷性”给网民提供了自由发布信息的平台，每个网民都能够自主地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要，在任意时间上网浏览或者发布信息。但是，由于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核实；在一个缺乏有效“把关”的媒介环境中，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就会变得很小，其传播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再加上法律管理和政策规范的不到位，使得信息“把关”的难度大大增加。   2．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使命之责，也是新闻媒体在一个法治国家应具有的权力。但是，权力犹如人性，总有其弱点。没有监督的权力犹如脱缰的野马，会恣意妄为，滋生“腐败”和“蛮横”。   2012年3月31日，人民日报社举行以“落实‘三贴近’，深化‘走转改’”为主题的“走转改”活动研讨会暨读者座谈会，总结、交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经验、做法，面对面倾听读者对加强和改进新闻报道、不断提高办报质量的意见建议。然而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记者的合法权益却很难得到保障。   善待媒体，善待记者，才能让一个地方的舆论监督环境风清气正。要遵循基本的新闻规律，既要配合新闻宣传，又要积极配合舆论监督，让这个社会的各种声音能够真正起到推动改革的作用。   2012年4月21日，大连金州体育场现场工作人员与申花队随队记者发生冲突，两名男性工作人员殴打一名来自上海的女性记者，导致这名女性记者直接被打倒在地。   4月22日，大连市足协成立专门调查组，调查事实真相，并通过官方网络、媒体向公众发布处理文件，文件称：“经初步调查，4月21日，中超联赛大连实德对上海中花在金州体育场比赛结束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后，大连市足协工作人员与记者陶邢莹发生口角并产生肢体冲突，导致该女士倒地，没发生媒体所称的‘吊打问题’。此事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大连市足协目前已就该事件作出初步处理决定，大连市足协秘书长郭军被停职检查，负有直接责任的大连市足协工作人员于某被辞退，并给予罚款，赔偿挨打记者医疗费用。”   4月27日，打人者郭军向陶邢莹赔礼道歉当日，陪同肇事者郭军专程到新民晚报社的还有大连体育局副局长、大连足协主席孙新生。郭军握着陶邢莹的手，深深地鞠了一躬，诚恳地说：我代表我自己以及于健(事发后已被辞退)向您道歉。孙局长表示，我们一定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员工，加强对赛区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3．2011年11月8日，在东莞市庆祝第十二个记者节的活动上，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在演讲时脱稿讲道：“以后谁关爱媒体、善待媒体、支持媒体，我就表扬谁、鼓励谁、奖励谁，谁对不起媒体，我就对不起谁!”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让许多记者听来倍感激动。在正常的法律秩序之下，任何公民不惧怕公权力侵权。“进京抓记者”等新闻使新闻“背后”报道新闻的记者，一下子变成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在抽丝剥茧、事实水落石出的同时，记者的权益与责任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保障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不仅关系到媒体的报道是否可以顺利进行，也不只是影响社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新闻记者们同时也是一个个普通的公民。他们所遭遇的，将会是身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面临的现实权利窘境：包括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通缉”，包括面对傲慢权力时“被呵斥”，甚至也包括哪怕只是巧合发生的安全隐忧。如果我们的头上时刻悬着一把被滥用的权力利剑，谁能不恐惧?如果舆论被压制，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等法定权利和人权又该如何保障?如果在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连讲真话和依法行使权利都有风险，谁还敢讲真话和行使权利?   在现代社会，媒体、新闻记者充当了社会正义守望者的角色，新闻记者所维护的不仅仅是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众的眼睛，新闻记者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权力与私欲的约束。正如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所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在法治社会，新闻舆论被当做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成为现代社会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一把利剑，许多大案要案、内幕黑幕都是新闻记者冒着风险昭示天下的。   记者节虽然过去了，但对记者的保护不能过期。殴打记者事件不断发生，折射出当下舆论监督的困境，折射出记者权益亟待制度护佑的急迫性。个别政府部门和官员拒绝、害怕舆论监督，阻碍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轻则对新闻记者的监督“以牙还牙”，重则动用警力和司法权力进行报复。那么，究竟该如何保护新闻媒体和记者的监督权?又该如何约束被监督者呢?知名学者展江认为，依法治国，落实宪法，应该体现在新闻法制更加健全、新闻道德准则更有可操作性、新闻职业组织的职能更加正常化上，这几个环节共同构筑了一条维护记者权益的链条。用法律为新闻采访定位，明确采访对象的权利义务，用立法解决新闻从业环境“硝烟弥漫”的现状刻不容缓。否则，由限制新闻记者采访权而导致的对新闻记者人身权利侵害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善待媒体，善待记者，才能让一个地方的舆论监督环境风清气正。然而，很多政府、企业等单位却不遵循基本的新闻规律，不配合新闻宣传，更担心舆论监督带来不利的影响。   4．2011年初，包括“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西安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以及“金庸去世”等被评选为十大受到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假新闻事件。“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则新闻不一定报道得多么生动，但真实性是必备的。   假新闻的出现离不开记者的报道，记者是新闻报道的亲历者，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社会现象是记者基本的职业素质，而虚假新闻的出现是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与专业理念匮乏的突出体现。关于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操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规定就是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利益驱使、观念缺乏、管理失误等一系列因素均是造成记者报道失实的原因。通过分析十大假新闻的产生环境与报道方式，我们能够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有初步的了解，真正做到真实全面客观地报道是每一个新闻记者必须秉承的职业理念与道德操守。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许多负面影响也日渐产生。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新闻媒体或记者对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致使记者与被报道单位产生摩擦，甚至引发冲突。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指出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对专业了解不够的问题。“一是不能深入行业采访，我们的知识结构也不满足社会对新闻工作的需求。二是受社交网站、短信息的影响，产生浮躁之风，有时靠网络信息编新闻、发新闻，所以产生了假新闻，引起社会不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现在的‘走转改’，就是深入生活，采访真实的社会，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   5．在美国，为有效管理互联网，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约130项相关法律、法规，对包括谣言在内的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制。美国各州、市也相继通过相关法规。纽约已通过立法惩治散布有关银行金融状况谣言的行为。2012年1月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生效的一项新法规定，校方有权将利用互联网散布谣言等“欺凌行为”的学生予以停学或开除。   在英国，谣言治理是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为此，英国在社区设立了公民咨询局，是政府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机构，工作人员大多是来自社会不同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公民咨询局与政府、议会等各方面联系密切，因此能保证在提供咨询时具有权威性。同时，民众通过公民咨询局，还能更直接找到相关部门，提高民众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效率，扩大知情权。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设立了“抵制谣言代理人”岗位，招募和培训工作人员，专门从事破除谣言和向社区邻里传播真相的工作。公民在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遇到谣言，也有及时辨析的途径。抵制谣言代理人拥有全面准确的信息，这为他们破解谣言提供了基础。   2011年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关于地震及福岛核事故的各种谣言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慌。日本总务省发布通知，要求“电气通信事业者相关团体”所管辖的电气通信事业者在保证报道的同时，采取为大众所知的必要措施，以消除谣言的危害。日本是注重行业协会组织的国家，各企业都要加入到行业所在的协会之中，并听从各行业协会的指令，电话、电视、网络等领域也都有各自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大都归总务省管辖，总务省通过对行业协会发布通知，从而间接管理电话、电视、网络等，防止谣言的传播。   各种形式的网络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打击网络谣言方面，各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在这方面，各国依据本国实际，不断探索、大胆实践。总体来讲，各国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府主导型、行业协会主导型与社会公众主导型。   6．2010年9月8日，《法制日报》记者和湖南经济电视台记者一起到H部门就黑心棉、金浩荼油被传含致癌物质“苯并芘”超标6倍的问题进行采访，但H部门当时禾作出任何回应，采访的记者也被“采访审批制”挡在了门外。   法律界人士纷纷表示，媒体监督政府无须“预约”。H部门设置“审批”制度来应对媒体采访，这种做法是否合适?社会各界意见不一。   “采访还须领导层层审批，这种规定非常可笑。”《法制日报》记者在与其他媒体记者交流时发现，对于H部门设置的采访审批制度，众多媒体记者都持反对态度。   “一些突发事件是不能预见的，如果突发事件都需要审批才能够采访，信息就被延迟了，对公众知情权是一种损害。”供职于湖南省某都市报的记者小蒋说。   记者小蒋认为，H部门的这种做法是对新闻采访自由的限制。这项规定使质监部门便于掩盖一些他们做得不妥的事情。某些涉及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问题、公共安全的情况需要湖南省质监局统一部署再发布消息，是应该的。但是，为了维护某部分机构或个人的利益，把针对特殊情况的做法普遍化，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记者张伟认为，政府部门有义务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这种监督只要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就无可非议，是无须预约的。   2012年4月份，“湘潭神女”“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等另类的“政治明星”成为网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90后副局长”事件经网络发现，记者深入采访，报道事实真相。M部门面对突发事件快速回应，表明立场。从任前公示发布至湘潭市官方宣布该提拔任用违规总共历经两天，M部门的快速回应防止了负面舆情的继续发酵。   事件曝光后，M部门借助新浪认证微博对此事进行回应，称对王茜“暂缓任用”，此回应引起网友质疑和不满。同时，网友爆料称“王茜之父是某市发改委原主任”，王茜被贴上“官二代”标签。当地官方28日公布调查结果，将王茜之父免职，对该地区委书记立案调查。M部门借助媒体材料，在10多天时间里，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作出了撤销对王茜拟任该地区发改局副局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进行了处理，惩处的人数之多、处罚的力度之大、追究的时间之快，显示出政府与媒体的良好互动。   从处理的内容来看，首先，对王茜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进行了详细说明，做到了公开透明，显示出调查工作的缜密细致。从对有关人员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当地官方对此事的查处和关注力度较大，对一些之前未被网友关注的嫌疑官员也依照调查结果及有关规定进行了处理。由于被处理人员涉及不同地市、不同部门，因而该处理决定以M省部、地、市的名义分别作出，但统一公示，避免了媒体和网民分别查找的烦琐，体现了有关部门的诚意。同时，该处理报告省去了有关处理决定的具体纪律条款及处理经过，直接公示处理结果。   从处理结果的传播方式来看，此次处理结果通过新华社、红网、华声在线等媒体发出，充分考虑了网络媒体传播的广泛性。这样的方式，更容易满足网友的信息需求。   7．2011年11月13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早年的《焦点访谈》得罪过大家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现，就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   针对当今社会矛盾普遍、突出的现实，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来感慨社会太需要沟通。“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训班上，敬一丹以她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积累的经验，为学员应对电视记者采访、达到有效沟通提出很多建议。   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时间观念，像背书一样说个10分钟、8分钟，以致记者回去要花大量时间剪辑。敬一丹说，因为电视播出的长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辑，如果官员在发言时组织语言不够精当，在剪辑过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剪掉。   敬一丹说，人要对自己的语言惯性有一个自省，很多人一张口就带着自己的语言惯性，却发现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记者还是官员，都不能把开会的语言直接搬到媒体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语言对老百姓说话。   什么样的状态是镜头前最好的状态?敬一丹认为，作为被采访者，既要积极，有讲话和说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谈性”，能够调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或亢奋。积极与放松相辅相成，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镜头前状态。   敬一丹说，记者缺乏专业素养，不妥当的言行常常会妨碍被采访者保持常态。她举例说，有一位央视记者曾向一位专家提出很外行的问题，被专家直接顶了回去“先做点功课再来采访我”，记者当时感觉很尴尬。当被访者遇到不太专业、一开口就说外行话的记者时，就会影响其谈话欲望，而使采访没有“谈性”。敬一丹建议，在遇到这种缺少经验、不太专业的记者时，被采访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当的建议，也不必表现得特别反感。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 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 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 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 “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 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 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 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 法国 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问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 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 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生活方式等信息上传到电子病历系统，这样综合医院的医生就能对病人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英国 就医诊断的业务技能对于英国医生来说并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如何与患者沟通更为重要。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成为一名医生不可缺少的条件。英国医学教育界在培养医学生与病人沟通的能力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早于1987年英国医学会已将对医生交往能力的评估作为医生资格考试的一部分。 “你现在感觉如何?”“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是记者从英国医生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在医院采访时，记者还发现医生们总会尽可能地回答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时甚至要拿出书或者画草图为病人解释哪儿是心脏，哪儿是阑尾。 根据病人自身情况的不同，医生会有针对性地对病情、年龄、体重等状况差异给出详细的用药说明，并不断询问患者是否有过敏史，叮嘱遵守用药注意事项等。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或者是患有糖尿病、心脏病、风湿等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病症，医生还会给病人和家属列出一些关键词，如在病历上写上心脏病研究学会或糖尿病研究中心等，方便患者和家属到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对病情和治疗进行更详细地了解。此外，医生在向病人解释病情时，会尽量避免一些敏感名称，让病人更容易接受。 位于北伦敦的一位全科医生纳尼塔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诊断质量，我们每天最多只接诊35名预约患者，每个患者平均问诊时间是11.7分钟。我希望能有充足的时间为病人答疑，排解忧虑。” 日本 日本的医院，不管是公立大型综合医院，还是私人诊所，都讲究“安静有序，舒适高效”。因此日本的医生和护士、护工有明确的分工。本来就抱恙在身的病人要是被要求跑东跑西做各项检查和办理缴费手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 为此日本的医院里，医生的主要责任就是诊病，病人到医院后先看医生并讲述自己的病症，然后医生会根据需要做简单检查。如果是需要更多检查项目才能确诊，那么这样的病人一般会专门给配备一个护士，这个护士根据医院情况确定一个对病人来说最合理的检查顺序和方案，全程陪同病人检查。 当检查项目全部结束后，护士会送病人先去休息，然后护士亲自将检查结果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就会在病历上写清所患疾病的名称、程度以及就诊日期等，然后就交给医生助理或者护士长。医院在主治医生看病时，都会再安排一到两人在旁听诊，有的医院是医生助理，有的医院是护士长，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把病人需服药的名称、剂量及注意事项写在病历上，并且嘱咐病人及时吃药。医生助理一般会详细写出病人的自述、各项检查结果、医生的结论、服用药物和剂量，然后和检查报告一起交给病人，并留下复印件存档。因为在日本，每个人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所以计算保险费用也是由医生助理和护士长负责的。一般医疗费用都是先从保险中扣除的，不用病人去划价买药。 通过医生、医生助理、护士长和护士等的分工协作，会让病人看病时间缩短不少，同时也减少病人看病时耗费精力和体力。 6．“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2011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女患者，肺癌晚期并侵犯心脏，病情凶险。而家属却说是肺炎，医院属于误诊。后来，多家医院均证实是肺癌。于是，家属又要求医生确保生命安全。医生不能承诺，故遭到殴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认为，医学技术是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医学的局限性。如果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现在，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有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我国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而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尚没有把沟通能力作为医生晋升考核的内容。因此，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7．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在当下表现得尤其明显。关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各方观点不一。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广州市民曾梅表示：“我们不懂医学常识，遇到问题就想问医生，弄个明白。”但是医生可能觉得医学问题跟患者讲不清楚，如同“鸡同鸭讲”，或者是没有时间说，结果导致患者感觉自己被蒙在鼓里，不受尊重，因而更加愤怒。曾梅建议医院能设立专门的岗位，邀请心理学专业的人士来向患者进行解释，化解患者“心结”。 从事人际沟通技巧培训工作的高级培训帅王勇说，中国医生的理念必须改变，要先给病人开“关怀处方”，再来谈治病。他说，每个医生不妨牢记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那段道出医学和医生角色本质的箴言：“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宋儒亮直言，要改善医患关系，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例如积极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如果医生能把‘和病人好好沟通’当成自己的义务，很多医患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出，针对当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立法，应尽快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公平、专业和规范的处理各种医患纠纷，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处长钟东波表示，实行“医药分开”、破除“以药养医”，重在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医”不仅指医疗机构，也包括医生。 8．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仅靠内心的自觉去重建信任够不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五篇中已指出：“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有效形式。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病人为中心大力改进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改善医患关系，方便群众就医。推进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注重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征求意见稿2月28日正式公布。教育部长袁贵仁在相关发布会上透露，教育部将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近年来，我国高校的行政化倾向日益明显。早在10多年前，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就直指学校行政化越来越严重，官僚迹象明显。而在教育部2009年评出的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100位获奖者当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占到了九成，不带任何“官职”的一线教师仅占一成。 高校去行政化与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蔡元培当年所提的“教授治校”理念是一致的，即把学术作为指导高校各项事业的主导。大学行政化的后果，就是搞得教职员工围着权力打转转、没有心思搞学问，其后果的严重性不言而喻。但推动大学的去行政化，却被认为是教育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2．今年年初，温总理在座谈时提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教育家办学”、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说的基本是同一件事，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是高教体制改革的重要主题。新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题，切中了大学行政化、功利化弊端的要害。 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早已深人人心，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经理 (厂长)没有经营自主权的企业，不被视为是现代企业。由此再看大学，国内大学的官味越来越浓，面目逐渐模糊，对于“现代大学制度”，人们颇感陌生。 大学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专门人才、从事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旨，大学的使命、功能、目标与行政机关和企业完全不同，由此形成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为特征的一套独特的管理制度。正是这一制度，形成大学“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品格和风貌，使得大学能够成为知识创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的源泉。一个没有奠定学术自由价值，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的大学，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需要特别认识的是，现代大学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是一种非常成熟的制度，为世界各国所共享，具有一种普世价值。2007年，OECD(经合组织)专家组对中国访问，在考察报告中称“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学校就必须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这是因为只有自治的机构才会鼓励创新、欣赏魅力、回应需求，而只有具备了这些因素才能成就世界级的大学。”其实，这一制度我们并不陌生，它在中国也曾长期有效地运行过，造就了西南联大这样的教育奇迹。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新焕发中国大学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力，重建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学术本位的管理等为特征的现代大学制度。对此，我们不仅有非常丰富、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玉”，而且有一个可以继承的五四教育文化传统，并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3．2010年3月11日，福建教育电视台《第E时间》栏目头条新闻以《“高校去行政化”引发社会大讨论》为题，就两会期间引发热论的“高校去行政化”问题，采访了部分大学校长和教授。 福建医科大学副校长吴小南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常说大学是一个自由的天堂，或者思想的王国，在大学里面就要出科学知识，出思想。如果过度地干预，特别是行政干预，是不利于大学的发展的。”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庆元也说：“现在大家诟病的，意见比较多的，就是课题、奖项评选什么的，包括教育质量工程，都是校长都是院长得。所以去掉行政化，可能对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更有帮助。” 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但当前由于大学的行政级别不仅象征着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也决定着大学对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动用能力，不少大学为此在“评级”和“谋权”中想早办法。 “官本位”的后果，是大学像官场。一方面，高校存在着党政领导多、管理机构多、管理人员多的情况，研究教育问题的学者熊丙奇将这种现象戏称为“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招生计划、重点实验室、评估、评奖等手段，使行政力量介入大学管理的各个方面。 在官场，讲究的是服从，下级服从上级，行政系统才可能有效运转；在高校，追求的是自由平等的独立思考。两者方枘圆凿，无法混而为一。 学术研究是一种积累，忌急功近利，而“官本位”的校园氛围使许多优秀的学者“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被大量的会议、人事等事务缠身，而用于教学科研的时间大大减少，严重破坏了优秀学者的发展环境。因此，《山西晚报》的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本位是大学的毒瘤”。 李冬玉委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评论说，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高校行政管理的意义，在于其服务学术的作用。但日趋行政化的过程中，管理活动既成为手段，也成为目的，并取代学术活动成为大学的核心。由此衍生出诸如“官本位”、“权力至上”等与现代大学精神相悖的现象。 5．创建于1810年的德国洪堡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它成立之初将大学定义为“知识的总和”，为后世垂范。在我国，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1919年也提出，中国现代大学不仅应该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更要独立自主地创办。 五位高校校长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时，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就表示，办世界一流大学，前提是要先办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学，要重拾大学精神。 大学如何才能受到大家尊重?徐显明认为，大学要做社会的灯塔，要成为社会进步的助推器，而最重要的，是要有德性，这是大学的生命，也是大学精神之所在。德性体现在哪里?体现在对待历史的责任感，体现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体现在是否能够收藏社会的良心。而这些，都不是官本位的行政化大学所能承载的。 巴黎大学助力法国崛起，剑桥、牛津推动英国崛起，哈佛大学促成了美国崛起，而19世纪德国人要崛起的时候，出现了柏林大学。中国目前要想解决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困难，同样需要大学的助推。在“大学精神”灯塔和助推器的作用下，才能克艰度难，此时此刻，行政化的大学，实在要不得。 6．面对“大学去行政化”的话题，众多大学校长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意见。 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大学去行政化就会弱化 黄达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最终的目标。这是大势所趋，完全赞同。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从而逐步建立符合高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否则，只谈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会觉得有些突兀，容易引起误解。 人大校长纪宝成：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什么都干不了 纪宝成对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有不同的看法，现在社会热炒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是反行政化的基本措施，他对此不认同。纪宝成认为，取消行政化是努力方向，但不光教育，所有领域包括出版单位、报纸、研究院都要取消，才可行，否则是不可行的。当一个社会以行政级别来衡量所有人的社会地位时，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纪宝成还认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如果整个社会环境不变，又没有别的制度设计，单单把学校行政级别取消，学校与社会沟通对接怎么解决呢?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我很乐意摘掉“副部级”的官帽子 “要出大师，必须有好氛围。现在大学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了!”顾秉林说，以前学者都是一辈子做学问，现在有些人是什么都想做，既教书、搞科研，还当官、经商，精力非常旺盛。在清华，想找一些好教授当处长，很难，他们想专门搞学术；但也有人抢着当，但大家都不通过。他认为，现在国家提出“大学要取消行政级别、去‘行政化’”方向是对的，只是怎么操作还需仔细研究。“我现在是所谓的副部级干部，我很乐意摘掉这个官帽子啊!” 东北师大党委书记盛连喜：关键还是看怎么样能够淡化官本位 盛连喜则认为，“去行政化”的提法不确切。盛连喜说，现在学校里涉及学术权力、行政权力和政治领导的权力，行政管理应该存在，只是目前没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要解决它的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淡化官本位。“现在有点学问的教授都要去‘当官’，因为当了这个‘官’之后又能掌握学术资源。”对于取消学校的级别，盛连喜也认为有必要性。“我是个正厅级，这没必要，还有的学校是副省级。没有这个级别我也可以去当老师”。盛连喜说，取消行政级别可能会涉及专职的行政领导，要对他们有合理的安排，对他们生活上要有特殊的照顾。 7．人大校长纪宝成就教育改革纲要涉及高校的关键问题和热点话题进行了阐述。他表示， 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大学的行政级别有时让人感到很尴尬；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 大学的价值，在于学术水平而非行政级别。但在很多大学里面，教授已经成为地位最低的一个群体。以至于很多人无心学术，而是去赤裸裸地追求“官位”，甚至出现了“四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的情况。不尊重知识只尊重权位，这正是教育行政化产生的恶果。可以说，大学行政化才是对教育的贬低。 其实一所大学，有行政级别的只有校长等一干行政人员，大多数教师并没有所谓的行政级别。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对绝大多数教师并不会产生影响，也不会影响正常的学术活动。有些 A竭力维护大学的行政级别，说白了是在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所谓取消高校级别就是贬低教育，只不过是不想放弃既得利益的托词而已。 取消了行政级别，清华还是清华，北大还是北大。只要学术站得住脚，没必要靠副部级校长、正处级教授一类的名头来唬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让学校回归学术，让教授成为大学的主人，让学校的行政人员不再是高人一等的“官僚”，而只是为教授服务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大学才有希望，这才是对教育的尊重。 8．《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博士接受记者采访，谈到《纲要》起草的相关问题。 记者：有大学校长表示，在全社会都有行政级别的时候，单独取消大学的级别会弱化高校的社会地位。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储朝晖：这种说法就类似于说“各行各业都腐败，我们大学为什么不能腐败?”显然是缺乏逻辑的。大学应该凭借自己的教育水平获得社会的认可，而不是行政级别，事实证明大学也不可能靠行政级别得到真实的提升。陶行知办育才学校、张伯苓办南开大学，都没有行政级别，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国时期，蒋介石把南开大学变成公立大学，给级别和经费，但是张伯苓很不情愿。假如一个学校办得好，就不会因为没有行政级别而被别人看不起。一所普通大学的校长可能就是真正的教育家，北京大学的校长也可能是一位烂校长，以行政级别分高低显然不合适。不能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来开脱。 记者：也有大学校长提出，行政级别对自己并不重要，随时可以脱去官服做教授。 储朝晖：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托辞。目前行政级别对大学里很多行政人员还是很重要的。 记者：去行政化应如何人手? 储朝晖：《纲要》还缺乏可操作性。我个人认为，解决行政化问题应该通过“管评办”分离来实现——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依法管理学校，不该伸手时不能伸手；而学校要有自主权，内部民主管理，校长通过民主程序而非行政任命产生；教育评价机构也应该独立于政府部门，不应该由政府对学校进行评价和排序。 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关键。过去的教育改革，一直没有树立学校的主体地位。比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总结起来就是两个词，“给钱”和“放权”。中小学的管理权下放到乡镇是放权，但是放错了位置，乡镇财政没法负担，造成了大量的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又收归县市一级。其实，权力真正应该下放给学校，而不是任何一级教育行政部门。 记者：学校办学自主权如何落实? 储朝晖：最重要的是要依法民主管理学校。大学是不是具有法人资格，还有争论。《纲要》是不是把落实大学的法人资格写进去，起草时引起了讨论，最后还是没有。实际上，《高等教育法》第30条规定的法人资格仅在民事活动中发挥作用，而对于高等学校与政府的法律关系并未作出明确规定，第32条至第38条规定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很难得到政府行政部门尊重。 记者：权力缩小，那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储朝晖：政府部门主要应该作好规划和服务。我曾经提出，政府办大学，绝对办不成一流大学。举个例子，教育部曾经推出一个“精品课程”的工程，我觉得就是损害大学的办学自主权。真正优秀的大学，自己有课程，有教材，每个教授也有自己的教学程序，通过选课，学生在选教授，选课程，这样的选择肯定比通过行政手段选择“精品课程”更科学。其实这背后是行政权力在发挥作用，如果是学术权力在发挥作用，就绝对不会这样。 另外，《纲要》提出“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认为，党委领导要坚持，但可以探索多种形式的党委领导制。比如大学建立理事会，理事长同时也是党委书记，理事会民主投票决定学校重大事项。对这个问题，《纲要》文本没有形成共识。 9．据有关媒体报道，天津大学“去行政化”教育改革尝试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公开招聘的6位院长和1位学部主任已于1月22日从龚克校长手中接过聘书集体上任。龚克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这是学校‘去行政化’的一种尝试，真正做起来难度太大，最大的难处是跟外面打交道。由于高校下属的二级单位普遍都是处级，在与兄弟高校及行政单位打交道时，人家往往要看你派出的人是什么‘级别’。因此，天大眼下还只能‘内部淡化’行政色彩……当前为人诟病的大学行政化之弊主要有二，一是行政主管部门过多干预，致使大学缺少办学自主权，二是大学内部一些取得行政职位的人，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来攫取学术资源。” “天津大学‘去行政化’教改值得期待!”其原因就在于尝试性地迈出了“去行政化”的一步，所聘任的6位院长和1位学部主任，几乎都是按照校方的招聘条件：第一是“科学道德高尚，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教学科研成就”，第二是“有较强的管理及领导能力，具有带领相关学科在其前沿领域从事高水平创新性研究的能力”。也就是说，这种“去行政化”招聘院长和学部主任的做法，是过去不曾有过的。如果按照中国“大学行政化”的传统用人方式，不论是院长还是学部主任的职位，都要由教育主管部门任命(行政审查)，即便是大学校长具有“推荐权”，也逃不过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命(行政审查)。由此可见，天津大学能够不经过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命(行政审查)而自主招聘和聘任，这就是一种教育“去行政化”的尝试性改革，理应值得期待，就让我们带着祝福成功的心愿拭目以待吧!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但由于种种原因，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国家环保部门的一项跟踪调查显示——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 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中，广大群众十分关切的“菜篮子”污染问题，其原因除了造假者为追 求暴利而掺杂使假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业污染殃及农业，以及农业生产中违反科学，过量 使用农药、化肥、添加剂，使农副产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2．河北省连续几年对市场上小白菜、豆角等10种蔬菜进行检测的结果表明，蔬菜中残留农药品种逐年增加，残留量检测率呈大幅度上升趋势：1997年，乐果、氧化乐果和甲胺磷的检 出率为36％；1998年，乐果、氧化乐果、甲胺磷、久效磷、敌百虫的检出率为44％；1999年，乐 果、甲胺磷、久效磷、敌百虫、乙酰甲胺磷、内吸磷、水胺磷、百茵清、西维因等检出率上升 到54％。 3．2000年，国家组织对16个省会城市蔬菜批发市场进行监测，共采集蔬菜、水果30多个品种、1420个样品，测试其中14项农药和7项重金属残留情况，结果表明，农药总检出率为 20％～60％，总超标率为20％～45％。其中一些禁止蔬菜使用的高毒农药品种残留问题严 重。2000年底，广东省组织对广州市3个蔬菜批发：零售市场和3个蔬菜生产基地进行监测， 结果表明国家明令禁止的高，剧毒农药甲胺磷检出率为34.2％，克百威的检出率为43.4％。令 人意外的是，与农民零散蔬菜地相比较，蔬菜种植面积集中的生产基地高，剧毒农药检出率更 高。有的蔬菜生产基地高毒克百威农药检出率达70％～87.5％，甲胺磷的检出率达10％～ 87. 5％。这些都是盲目加大农药用量或滥用剧毒农药的结果。 4．天津市农业环境监测部门对9个品种、117个蔬菜样品中硝酸盐含量进行测试，结果表明，有58％的测试样品中硝酸盐含量达到四级污染水平(达到四级污染水平的蔬菜，生、熟均 不允许食用)。其中，芹菜、菠菜、莴苣四级累积率为100％，水萝卜83％，小白菜75％，大白菜 46％，黄瓜、大葱、大蒜硝酸盐累积率较低。江苏省对两个大型农贸市场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进 行测试，发现2／3的蔬菜硝酸盐含量超标。湖北省先后对武汉市和35个县市的76个集贸市 场、32个生产基地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蔬菜中亚硝酸盐污染严重，其中叶菜类亚硝酸盐总体超 标率达18.3％。 5．据有关抽查显示，广西贵港叶菜类蔬菜铜污染超标11.81倍，广东珠海叶菜类蔬菜镉污染超标20.1倍，天津北排污河灌区芹菜汞污染超标9.9倍，河南郑州大枣镉污染超标8.67倍， 山东新泰羊肉铜污染超标11倍。 6. 由于水体污染严重，污染物通过灌溉进入农牧业环境，造成食品污染。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81300万亩农田采用污水灌溉，其中约70％主要或完全依靠污水作为灌溉水源。这 些水源中的镉、汞等重金属沉淀到土壤中，被农作物吸收，残留在农产品中。受污染的水源和 农作物又会危及畜禽，使畜禽产品受到污染。 7．因瘦猪肉好卖且上价钱，一些养猪专业户甚至大型养猪场给猪服用违禁的“瘦肉精”。这一做法至今没有禁绝，前不久查出有不少个体饲料作坊和大型饲料厂仍在生产掺“瘦肉精”等的 饲料。人如果经常食用含有此药残留的猪肉，会导致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后患无穷。 8．此外，由于受经济利益驱使，一些人见利忘义，在养殖中乱用激素和其他药物。比如甲鱼正常生长要几年才能长成供食用，而用性激素乙烯雌酚催长，7个月就可速成送进厨房，而 且肥美；用“避孕药”速肥的黄鳝，也是长得又快又肥。不少地方为追求禽畜生长快、肉质细嫩， 在饲料中滥用抗生素，使肉、蛋、奶中的抗生素残留量大大超过国家标准。人若长期食用这类 产品，将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一旦患上细菌感染的疾病，使用抗生素治疗将无效果。 (摘自《经济日报》) 三、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0月22日，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京七条”，2013年北京将推出2万套自住型商品房，2014年计划推出5万套左右。此类住房价格比周边商品住房低30%左右，面向全市符合限购条件的家庭：此类住房购买后五年内不得上市，五年后上市收益的30%上交财政。相比于之前的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自住型商品房的申请门槛更低、申请范围更广。 2013年11月12日，首批7个北京市自住型商品房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正式对外开放。“估计大半天就有几百人来看。”北京规划展览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刚刚在这里开展的首批自住型商品房规划方案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参观。 “这些房子什么时候建?”“崔各庄、百子湾的房子位置好。”记者来到规划展览馆的时候，一间百平方米左右的展厅内，大约有三四十人在看展，边看边议论。 此次，北京公布了包括朝阳区百子湾14号地在内的7个自住型商品房项目规划方案。方案显示，7个项目共可提供约1.6万套自住型商品房。 主办单位的介绍显示，这一批项目由金隅集团、首农集团和建工集团等市属国有企业提供自有用地建设。记者从其中一家企业了解到，该批地块同样要经过招拍挂程序入市，入市时间目前尚不知晓。 2．“自住房两年推7万套，你知道光优先购买的人就会有多少吗?”参观“自住房”规划方案展的王先生表示，很担心轮不到自己购买。 根据自住型商品房政策，本市户籍无房家庭和经适房、限价房轮候家庭可优先购买自住型商品房。据2012年年底媒体报道，北京已通过审核的保障房轮候家庭约14.4万户，其中多数是经适房、限价房轮候家庭。 “一方面自住型商品房‘做着几近亏本的生意’，一方面又要通过非限价部分产品创新来创造更高价值，实现利润均衡，这对房企是前所未有的挑战。”阳光100置业集团副总裁范小冲如是说。 实际上，2013年自住型商品房一出现，就遇到成本控制或将影响房屋质量的质疑。对此有开发商表示，有建筑工程验收规范的硬性约束，产品质量不用担心，“品质比商品房‘虽不中亦不远’”。不过业内人士也建议要加强质量监督，“大兴明悦湾的保障房质量就出过严重问题”。还有市民针对已公布的自住房规划方案表示，有的户型“比较差，太狭长了”。 此外，克尔瑞信息集团北京片区总经理王秀玲表示，自住型商品房后期销售摇号的公平、公开同样很重要，防止可能催生的各种内幕交易。 一些保障房轮候家庭关心，新推出了自住型商品房，将来保障房会不会越来越少?对此，北京市房协秘书长陈志表示，北京在供应自住型商品房的同时，保障房的供应量不会减少，自住房不会取代经适房、限价房，“经适房、限价房属于保障性住房，保障是政府的责任，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 北京市住建委副主任王荣武在解读政策时也表示，调控目的是为解决居住问题，这次推出自住型商品住房，是为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这类家庭不够保障房资格，但又买不起高端商品房。两年合计7万套单限房的陆续上市，几乎占到了全市商品住宅一半的成交量，这将足以改变目前北京商品住宅市场格局。届时，北京中低价位中小套型商品房市场占有率将比现在翻一番，从而建立起“低端有保障，中端有支持，高端有市场”的三元市场。 3．自住型商品房听起来很新，但专业人士认为，自住商品房明显存在隐忧。自住商品房的产权经过一段时期后将归属入住者，而廉租房则可以交由不同时期的不同租房者使用，自住商品房的保障效率因此大幅减低。由于类似经适房的自住商品房价格偏低，因此政府必须予以财政补贴，这意味着按照北京市目前的土地价格，当地政府投入数以亿计的补贴资金，将随着未来自住商品房的交易而一次性消耗完毕，这显然不符合让有限公共资金保障性最大化原则。另外，自主型商品房的受众群体定位为中低收入群体，即使能确保这2万套自住型商品房全部落到真正的中低收入群体，但中低收入群体的概念很难真正厘清，到底多少收入算是中低收入群体，如月薪5000元在其他二三线城市已不算低，而在北京一年下来都买不起一平方米商品房，因此理论上有资格购买自住型商品房的中低收入群体数量惊人。 4．美国住房政策的核心是为全体美国人民提供合格的、安全的、能负担得起的住房。美国政府从法律、行政、税收等多方面调整和控制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尤其是政府鼓励开发商建造更多的廉租房，并给与一定的奖励。法律上，出台了《合众国住房法》、《开放住房法案》、《国民住宅法》等，其中《开放住房法案》规定在未来10年内为低收入家庭提供600万套政府补贴住房，并禁止在购买和租用房屋产生种族歧视。在住宅抵押担保上，利用完善的金融体系，推出了固定偿还抵押贷款、累进偿还抵押贷款、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和逆向抵押贷款等多种贷款方式，同时建立购房信贷保险制度，由专门机构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抵押贷款保险。在税收上，对建造和大规模维修自有住房的家庭，免除个人所得税中抵押贷款的利息收入，同时鼓励家庭购买房产，对租房家庭给与税收减免，每年大约有30亿美元的财政支出用于兴建低收入家庭的租用住房。 除政府大规模兴建廉租房外，凡是家庭收入未达到所在地区家庭平均收入的80%，都可以申请住房补贴。当住房支出超过30%的家庭被认定为过度消费负担，由政府发放“住房券”，以此承担合理市场租金与家庭收入30%的差额，并给予政策优惠(如著名的第八条租金资助计划)。每年联邦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会编制住房发展计划，面向中低收入家庭资助和补贴建造住房。此外，美国政府对老年人住房给与特殊关注，各州也制定和推行像老年人住房倾斜的住宅政策，对建造和经营老年人公寓给予特殊的政策和税收优惠。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国家，住房历来紧张，其住宅政策目标是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宅问题，而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向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提供融资方面。为了向建造和购买住宅的人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日本政府构造了独特的“住宅金融公库”，向居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公库贷款年利率通常为4.5%左右，比商业银行贷款低30%，利息差额由财政部承担。另一方面，日本各级政府还建造并管理面向中等收入者出售和面向低收入者出租的公营住宅，这种公营住宅类似于“廉租房”。 新加坡政府在集镇中心建立附属设施完备的组屋区，符合配房条件的住户可以向当局申请优惠按揭贷款，排队等候政府分配住房。组屋每套价格从15万新加坡元到25万新加坡元不等。据统计，过去40多年中，新加坡共修建组屋近100万套，目前约84%的人安居在组屋中。另外，对于没钱买房的低收入人群，新加坡政府还会提供价格更低的廉租房。 5．2013年8月2日，洪顺一家成了天成新居小区一套廉租住房的新主人。虽然仅是3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但能够在这个小区有一个“家”，洪顺和家人“说不出的高兴”。 周边500米范围内，近20条公交路线方便小区居民出行，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近在咫尺，学校、医院、超市、农贸市场等公共服务配套齐全。两年多时间里，552户廉租住户陆续搬进天成新居，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不唯天成新居，由政府集中建设的天保新居、天和新居、八里桥新居、清河新居、裕富居等廉租房小区，全部位于城区优质地段，周边社区成熟，基础设施完善：政府组织建设的10个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全部实现了项目选址与周边公共设施的无缝对接，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保障家庭的工作、上学和生活需求。”市住房保障管理局局长刘胜凯介绍，济南保障房项目在选址时，充分考虑保障群体的特殊性，围绕方便宜居，舍得在中心城区花大价钱拿优质地块建设保障房，并有意选择小地块进行建设，防止大块聚集建设带来的阶层分化、居住空间分异造成的“穷人区”、“贫民窟”问题，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融入社会，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以“建百年工程、保百姓安居”为目标，以“节能、实用、环保、美观、舒适、抗震”为标准，严把“设计、招投、施工、材料”4道关，全面推行工程质量责任“终身制”和分户验收制度，济南保障房建设实现了全过程质量控制。确保将所有保障房项目打造成“精品工程”和百姓满意的“放心房”。 2012年5月，住建部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结果显示，在全国30个省份180个在建保障性安居工程中，济南市受检工程符合率及基本符合率达100%，建设质量居全国之首。同年，济南申报的保障房项目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得山东人居环境(范例)奖，成为全国首个获得该奖项的保障房项目。 户户阳光、水电齐全、地热采暖、天然气入户、无障碍通道、健身器材、居民活动室等配套齐全，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和高标准的建设质量，使“面积不大功能全、占地不多环境美、造价不高品质优”成为济南保障房的真实写照，为外来务工人员及住房困难家庭安居济南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6．2013年6月18日，济南首次进行廉租住房摇号全程电视现场直播。1800多户廉租住房申请家庭，在监察、公证、媒体和群众代表等现场参与、公证、监督下，通过直播摇号确定了选房顺序。 “公平分配是保障性住房的‘生命线’。”市住房保障管理局副局长姜秀杰介绍，为确保政府有限资源真正惠及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济南积极探索保障性住房“阳光分配”的信息化审核手段，开发应用住房保障审核管理系统，建立了集审核条件、工作责任和审批质量三位一体的电子审核管理模式，将各项准入条件、审核规定、工作时限等内容通过计算机进行了设置和固化，核准与否“电脑说了算”，有效杜绝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在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找电脑，别找局长”的信息化审核分配方式，较好地保证了资格审核的科学性、规范性和严肃性。济南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媒体和住建部的高度关注。 根据济南制定的廉租住房摇号选房规则，老弱病残、优抚对象、先进人物等特殊群体，作为第一组优先摇号选房，从而确保最困难的群众优先得到保障。 在解决“住得上”的问题后，为了让保障对象“住得起”、“住得好”，济南不断创新保障房小区后期管理服务，让住房困难群众也能优居济南。“后期管理难是全国保障性住房小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主任王浩告诉记者，为破解这一难题，各有关部门相互配合，“探索出了租赁管理、社区管理、治安管理、房管服务、物业服务、爱心服务六位一体的管理服务新模式”。 具体管理中，租赁管理由市住房保障管理局、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房产经营公司组成租赁管理组织构架，采取合同委托购买服务的方式，让原有公房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日常租赁管理，并将其履职情况及租金收缴率、物业服务达标率、承租户满意率等内容纳入考核范围，确保管理高效、到位。 在已入住小区，无偿为新设立的居委会提供办公场所，方便办公及开展社区服务；在天成新居，由居委会主导成立小区居民议事会和住户党支部，充分发挥住户党员和积极分子的作用，弘扬正能量；组建保障房社区艺术团，举办联欢会等文体活动，开展“文化进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观影听戏。 小区警务室工作人员与住户同时入住，确保小区秩序和安全。济南还在全省率先出台政策，允许廉租住户落户，有效解决了因户籍原因带来的子女上学、低保、就医等一系列关系住户切身利益的问题。 房管“五服务”活动启动后，亲情化的房管服务被全面引入廉租房小区：常住房管员为廉租住户全部建立住户档案，每位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基本社会特征、个人病史等均记入其中，并定期对小区住户特别是孤寡老人和重大疾病人员进行走访，及时了解反映住户的实际问题和需求。特别制作发放的“房管服务联系卡”，如今已成为联系管理部门与保障住户的“亲情桥梁”。 三星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差异化的收费制度，24小时值班电话和巡逻，应急维修随叫随到，义务为孤寡老人、行动不便人员代买粮油、蔬菜……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服务，进一步为住户营造了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 此外，济南还积极将各类社会服务资源延伸到保障房小区，推动爱心服务阵地化、有形化和常态化，多渠道解决保障住户诉求。“志愿者服务工作站”、“法律援助工作站”、“慈善工作站”、“居家养老工作站”、“就业指导服务站”，各种社会机构的引入，成为住房保障工作最好的褒奖。这种感动，来自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阳光分配中的以人为本，更来自创新人本管理服务带来的优居可能。 7．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是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的重大举措。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善，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涉及面广、公益性强、社会影响大。各地要进一步提高对保障性安居工程质量重要性的认识，把加强质量管理摆在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首位，把“质量第一”的原则贯穿到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和竣工验收工作的全过程，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工程质量管理，切实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成质量过硬、人民群众满意、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德政_丁程。 2013年2月，新“国五条”中特别规定了“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规划建设”，要求全面落实2013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建成470万套、新开工630万套的任务。配套设施要与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同步规划、同期建设、同时交付使用。完善并严格执行准入退出制度，确保公平分配。2013年底前，地级以上城市要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 2013年7月，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研讨会在贵阳召开。创造性地建立“房屋银行”、破解融资难题的“政企并力”、创新保障模式的“租补并行”、扩大保障范围的“公廉并轨”、改善人居的“改建并进”……在研讨会上，被称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贵阳经验”受到与会专家首肯。 截至2013年6月底，贵阳通过公租房租赁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的方式，共解决了属于保障范围的5.1万户家庭的住房困难：通过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5.8万户，共计10.9万户。 让保障房成为住房困难家庭的福祉，杜绝不符合条件家庭的“滥竽充数”，在贵阳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在总结近10年来开展廉租住房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贵阳市创造性地将廉租房和公租房统一作为公租房房源进行管理，确保各个环节公平、公正和公开。 根据《贵阳市“十二五”保障性住房发展专项规划》，贵阳市将累计完成保障性住房500万平方米、10万套的建设任务。2011年至今，贵阳已累计完成投资63亿元，建成95万平方米、1.92万套保障性住房，惠及6.5万人。 “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融资是第一难题，也是最大难题，但贵阳在这方面的做法可圈可点。”出席研讨会的中国建设报新闻中心主任助理汪汀如是说。 面对融资难，贵阳成立了市公共住宅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政府实施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管理的杠杆和载体，整合各类财政性资金23.2亿元，通过银企合作、发行企业债券、发行棚改基金、引进战略投资者等运营模式，筹集社会资金76.7亿元，放大财政资金效益：按“谁建设、谁受益”的原则，鼓励企业自建公租房，为7338户企业职工解决住房问题；引进大企业参与保障性工程建设，其中，中天城投集团投资30亿元将建设120万平方米、1.9万套公租房。 “贵阳创造性地成立‘房屋银行’——贵阳市公共租赁住房服务中心，实现收储配租，值得很多城市借鉴和学习。”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工程师李兵说。“房屋银行”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政府的引导，通过自愿的办法，广泛收购或承租城市居民的空置房，再以低于市场的价格租给保障对象。2011年实施收储配租以来，共收购房屋104套、承租房屋5150套，盘活了城市现房资源，既可节约大量的建设保障房财政资金。又节省了建设时间与土地资源，实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以后去其他城市做项目，一定会帮贵阳做做‘广告’。让他们了解、学习‘贵阳经验’。”李兵语气坚决地说。 8．2013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指出，政府在转变职能、向市场放权、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同时，要更好地履行保障基本民生的职责。改善困难群体住房条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13年以来，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资金落实不到位、配套设施建设滞后、分配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必须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创新体制机制，确保完成年初确定的包括棚户区改造在内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让广大翘首以盼的困难家庭早日搬进新居。这是各级政府的“硬任务”，是必须向人民兑现的“硬承诺”，也是促消费、调结构的有效举措。为此，一要适当增加中央补助资金，重点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已建成保障房的配套设施建设。研究多渠道资金支持保障房建设。有保障房空置的地方，要采取措施努力予以消除。二要加快制定城镇住房保障条例，规范和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和运营，稳定人民群众对“住有所居”的预期。三要加快推进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运行。各地要制定和完善公开透明的公租房配租政策，充分运用租金杠杆强化准入退出管理。根据困难家庭不同收入情况，实施差别化补贴。会议强调要切实落实责任，国务院将适时对保障性安居工程进行专项督查，促进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学术腐败的表现多种多样，其中以下现象最为明显： 第一，低水平重复。其中以高校教材、教参为最显著。据《中华读书报》报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 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超过300种。这数百种教材，出自不同的编者之手，由不同的出版社 出版，书名也不尽相同，有的叫概论，有的叫新论，有的叫教程，有的叫纲要，有的叫新编、简编，等等，但 编写内容、体系设计、章节顺序、原理以及具体的例子，都大同小异，其中至少有2/3是抄袭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钱乘旦教授在《中国书评》发表过一篇从社会科学 规范化的视角评论国内不同版本、但相差无几的几十种世界近代史教科书的书评，也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鸡生 蛋、蛋生鸡”、从教材到教材的编写模式的弊病。其实，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情况，还不仅仅止于上述马克思 主义哲学和世界近代史教材，其他如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中共党史、大学语 文、中国文学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等高校基础课教材，往往异曲同工。有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实在看不惯 这种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行为，开诚布公地评论说：“什么主编、副主编、新编、合编，还不如称‘主骗’ ‘副主骗’‘新骗’‘合骗’，用这样的书去教学生，简直是误人子弟。” 第二，粗制滥造。这以形形色色的辞书最有代表性。本来，编字典、词典等工具书，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 学者们靠长期、大量的劳动才能做的一种苦差事，既艰辛备尝，又严肃认真，因为“辞书学”是一门专门的学 问。但最近20年来，和编教材一样，编辞书却一下子成为许多人所谓“快速成才”“发家致富”的捷径。而 且，无论水平高低、懂还是不懂，似乎什么人都可以编，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什么人都在编辞书。如同有“教 材专业户”一样，也有大量的辞书编纂专业户，其中最大的辞书专业户就是一度誉满全国、大名鼎鼎的王同亿 先生，十几年间编了25部辞典，字数达1.7亿字。可以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大多数辞书，内容上粗制滥造，种 类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差不多都是捞名捞利的投机性勾当。 第三，泡沫学术。目前我们中国的文章是越发越多，而且是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刊物 也越办越多，而且还不断出增刊。但在这些表面上是数量大跃进式恶性膨胀的同时，学术质量、学术水准非但 没有呈正比例提升，反倒有的还在严重滑坡。有的中青年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 三四百篇论文，有的人写简历动不动就说自己有上千万字的著述。这种情况，理科有，文科更多。 第四，假冒伪劣。假冒他人名义，搞所谓的“著书立说”。山东某大学科社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人．，拿 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反复复印，差一点儿弄假成真，后因知情人的揭发而漏 馅。许多地方院校的人，为了评高级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然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作 为他的所谓“成果”。在北京，一度有人自甘堕落，公开在电线杆子上贴“告示”明码标价，公开卖稿。 第五，抄袭剽窃。这已经成为一大学术公害。《方法》杂志编辑部的文章称之为“学术蝗祸”，“这场蝗 祸近年来正在学界蔓延并严重蚕食着学术界的人格规范和学术规范”，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对此痛心疾首。在 《“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一文发表后，我曾陆续收到一些朋友的来信，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先生的来信最让我感动。这位学富五车的老先生感慨：“现 在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不仅有剽窃国人著作的土匪，而且有剽窃外人论著的海盗；不仅在年 轻人当中有这类现象，而且有极少数博士生导师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也是这么做的；这类假冒伪劣作品不仅能出 版，而且可以获得规格甚高的优秀成果奖。你想提出批评吗？……真是困难重重!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努力，但 收效甚微；因为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权。” 第六，沽名钓誉。有不少非学术界的人，在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以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关系或金钱关系， 以利益作交换，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一些名牌大学的客座教授、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些名号一旦到手后，即去掉客座、名誉、顾问、兼职字样，以“教授”的名分招摇过市，捞取更大的学术荣 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当读到伍铁平教授的《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一文以后，不少学者开诚布公地表 示，现在学术界不是有没有骗子的问题，而是有多少骗子的问题。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中国还是一个高 等教育相当落后的国家，但20多年来真真假假的教授的数量增长之快、人数之多，却是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 的。1997年9月19日，李岚清副总理给原国家教委作过这样一个批示：“教授是一项崇高的称谓，有的国家甚 至一个系只能有一位教授。兼职教授不是不可以，但一是本人得够资格；二是要有需要；三是要名副其实，要 上课、讲学、搞科研。否则教授贬值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的耻辱。” 第七，高等教育和学位注水。比如，在北京，在全国，到处是公开制造贩卖假文凭。究竟有多少张假文凭 已经散落和正在流人民间？_究竟有多少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靠假文凭在谋取权力、职称、地位、名誉和利益？也 许，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光明日报》2000年2月19日发表的该报记者朱振国的报道说，自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授权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学位证书认证工作以来，从该中心为国内一些用人单位、接受升学 单位及国外有关机构所进行的认证情况看，假冒学位、学历证书大约占申请总数的20%。这篇报道还披露说： “甚至经国家公证部门公证后到国外使用的学位证书也有假的，有的假冒证书连授学位的学校本身都不存在。 公安部门在北京、南京、深圳、武汉等地陆续破获了伪造、贩卖假证书的犯罪团伙。他们使用的制假工具先 进，伪造的证书逼真，假冒证书的数量和扩散范围相当惊人。” 第八，学术评审深度腐败。在学术职称评聘、学术奖项评审、科研基金与项目评定等环节中，一直存在严 重的腐败现象。最主要的是，利用权力关系，垄断学术资源。以正在走向异化的学术评奖为例，如果说它原本 具有奖励机制的话，那么，现在的学术评奖正在越来越名不副实，正在急剧地退化为它的反面。更可怕的是， 这还正在成为学风不正、学术腐败的一个新的源头和生长点。由于体制使然，学术评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退化 为某些学界特权人士维护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由此而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 “获奖专业户”。2000年，以《读书》杂志和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的名义举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尽管 据称曾“取经诺贝尔”“想把这一奖项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其评奖过程也曾 被认为是“学术民主动人的一幕”“前所未有的认真”，但终因其评奖委员会名誉主席获荣誉奖、《读书》执 行主编兼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获著作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获文章奖而在学界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一 场有众多专家学者广泛参与的学术评奖问题大讨论。再如，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最 近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1994-1998年)优秀成果评奖中的学术腐败现象，称之为“学术腐败在政府评 价体制中的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 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 响”。不可思议的是，“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 票，已达到了出神人化的程度。在一次评奖的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 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危害 对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首先，它严重侵蚀学术文化界，不仅是学术、文化 公害，而且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公害。这些学界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还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病毒式传染，对全社 会造成恶性循环的严重后果。其次，败坏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致 力于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还在搞“211工程”，那么，在当今学风文风败坏、学 术腐败盛行的情况下，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将如何“建设”？“211工程”，又将“搞” 成怎样？叫人尴尬的是，其中大多数更是名牌学府，既有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 有国家倾斜投资建设的所谓“世界高水平大学”。面对这个花名册中的“国家队”性质的名牌学府业已暴露出 来的严重学风问题，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声称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再次，严重损害中国整体的学 术声誉特别是不利于建树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学界中人，都将是学 术腐败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同时都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换一句话说，不管情愿与否，我们事实上都在 中国学术界这同一艘“泰坦尼克号”上。我们在经济上的造假贩假已使得中国的形象大受影响，同理，假如在 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也得不到遏制的话，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将以何种颜面去面对国际学术界？又将如何向我们 的子孙后代交待？最后，学术腐败对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将造成致命的威胁和损害。 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学术腐败的危害性。华南师范大学王守昌教授指出：“目前学术界也被‘污染’ 了，开始出现令人恶心的‘学术腐败’，这种现象如不及时遏制，势必导致我国的学术水平大滑坡!”北京大 学陈平原教授指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这话没错，但不应当喊为 中国学界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 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像’正在逐渐瓦解。”尤其是，学术腐败已经溢出可控范围，难以 遏制，“学术的正面形象没有得到真正确立”。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痛定思痛道：“在我们目前的社会， 对于学术腐败还处在麻木不仁的地步，防范措施还未跟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呼吁全社会对于这种腐败 的深切关怀。”这些肺腑之言，发人深省，难道不正是一切学术良心未泯、忧国忧民忧学的学界中人应有的共 同立场吗？能简单地指责这是“对知识界的整体的批评”而“显得浅薄和无聊”吗？“我们不必将学术说成是不 食人间烟火、高不可攀，但学术神圣却是一个社会对文明的向往与认同。”也正是与此相关，袁济喜教授的忧 虑不能不让人引起强烈的共鸣：“学术腐败的结果，等于号召人们放弃一切道德良知，蔑视科学与文化，而一 窝蜂地向能够捞取各种好处的当官发财去努力，学界尚且如此，则何以通过学界影响去风化社会中国的精神 文明建设与科教兴国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二、给定资料 1．近几年来，不少地方出现了“网络募捐热”：一些人纷纷自建网站，通过网上发布求助信息的方式开展募捐。对于这种做法，有些人认为应该提倡，也有些人认为应该禁止，还有些人主张既不应该提倡也不应该禁止。不管怎样，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慈善平台，网上募捐日渐成为一种公益文化。2000年，河北省无极县中医院职工卢英红建立了名为“爱心无限”的个人网站，并利用业余时间到河北各地农村寻找贫困孩子，把家庭确实困难、综合素质良好的学生，作为资助对象在网上进行发布。全国各地网友寄来善款、文具、衣物后，他再分别转邮给孩子们，有的还专程上门送去。为了增加“爱心无限”网站的点击率，2002年，他拿出家里仅有的1万多元钱，购买了服务器，托管在北京一家公司，并申请了国际域名。一批批被救助对象的信息上网了，大量爱心人士的现金汇入了卢英红的账号，再由他代理发往救助对象手中。他把每一笔资金、每一批衣服的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地公布到网站上。6年来，卢英红募捐到的款物，折合人民币已达30多万元。2005年11月27日，江苏启东的季吴畏因罹患白血病，在出生一年半之后就离开了人世。尽管这个小生命因为医学的无力挽回而逝去，但其短暂的一生，却经历了一次完善的网络救助和临终关怀。摇篮网上数千位年轻的妈妈向小吴畏伸出了援助之手，让吴畏的父母在不幸之中感受到了人间温情。救助吴畏的捐款总额超过了11万元，其中，已使用资金7.8万元，剩余资金3.2万元。捐款和款项使用情况，在摇篮网上都有网友“我爱季吴畏”的详细公示。对于剩余的捐款，季吴畏父母表示将捐献给更需要的孩子，希望好心的妈妈(爸爸)以后继续关注其他需要关爱的孩子们。小吴畏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得到数万网友的关心和救助，除了相关儿童救助机构和热心网友的支持外，主要是由于摇篮网充分扮演了信息公开的中间人角色，既保护了当事人，也对广大网友负责。2006年7月，受4号台风“碧利斯”影响，广东韶关、清远等地遭受了罕见的洪涝灾害。位于粤北山区的小城乐昌，一夜之间被洪水淹没，成为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各方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之处，便是网络成为民间赈灾的一个新的平台。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7月底以来，热心人通过网络途径，向乐昌市捐赠的各种物资达13吨之多，包括衣物、被褥、药品、食品、瓶装水等灾区人民用得上的物品。洪灾无情，网络有情。网络募捐热，成为此次捐赠乐昌热潮中的一个亮点。2007年1月8日，银川市兴源回民中学“育龙阅览室”面向学生开放，阅览室的所有书籍都是由来自山西在该校支教的梁宏明等4名青年志愿者，通过互联网发起的“贫困学生帮扶行动”募集而来。志愿者们还表示将继续通过网络募集的方式，再为宁夏山村学校筹建更多的阅览室。“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是江泽民同志倡导的。1995年底，他在陕西、甘肃考察时指出，要在全国大中城市开展经常性的捐助活动，支援灾区和贫困地区。随后，以“扶贫济困送温暖”为主题的经常性社会捐助活动在全国普遍展开。胡锦涛总书记对这项工作也高度重视，2006年11月29日，专门就组织社会捐助、确保受灾群众过冬衣被等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同年，民政部等7部委决定将共产党员“送温暖?献爱心”活动与已经在全国开展的“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结合起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并确定每年的11月都要为困难群众筹集款物。一个全国性、经常性的社会捐助机制已经形成，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联系方式，互联网的快捷广泛以及它的交互性，是其他任何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信息、娱乐、知识和技术。当一个人的呼喊马上可以传遍全世界，而且立即就能得到回应的时候，网络募捐就成为互联网应用的一个重要功能。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0年1月份的调查，截至2009年12月，我国网民总人数已达到3.84亿人。试想一下，如果每个上网用户都浏览一条网络求助信息，且每人只捐出一分钱，那就有384万元，更何况有些人并不只捐一分钱，那可就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况且网络联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它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向慈善机构在网上公布的一个固定账户打上自己愿意捐赠的数目，受助者立刻就能收到捐款。对于受助者可以说是解了燃眉之急，有助于他们比较快地摆脱所处的困境。 2．2005年9月15日，西南大学文学院女生陈某，以“卖身救母”的网名在天涯社区重庆版发帖子，为身患肝病的母亲求援。帖子称，妈妈因肝病生命垂危，陈某卖掉了家里的住房，筹集手术费，让妈妈接受肝移植手术。可术后恢复不理想，专家认为应该做二次肝移植术，需要几十万元手术费。陈某在求助信的结尾处写道：“我多么希望有好心人能救救我妈妈!我宁愿卖掉我自己。”帖子发出后，该学生的个人账号很快收到各地网友超过10万元的捐款。但随后一位网友发出的一篇题为《卖身救母的真相》的帖子，引来了众多网友对陈某“卖身救母”真实性的怀疑。该帖子说，陈某生活奢侈，身穿价值近千元的阿迪和耐克新款服装。该帖子称，陈某利用了媒体，其行为有欺骗性质。同年10月19日，天涯社区网上又出现了一篇《“卖身救母”事件调查实况》的帖子，发帖者与另一名网友赶赴重庆“独立调查”发现，陈某的母亲是泸州检察院职工，第一次手术的费用是30多万元，由于享受医疗保险，医保机构按照标准支付了15万元，检察院职工为她募捐2万多元。如果她进行第二次手术，需要30～40万元，医保能再支付15万元。但关于其母享受医保这一点，陈某始终没有提及。该调查引起了许多网友对陈某的不满，一些网友说：我们的社会需要真诚，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完善的捐助机制，受助人理应公开情况。网友的讨伐与质疑，集中在陈某有选择地公开求援信息，影响了捐助人的知情权。这些声音在10月23日陈某的母亲去世之后开始变弱，但仍有网友不肯罢休，甚至表示要将陈某告上法庭。对此，陈某和她的亲戚表示，将选择一个适当渠道公布详细账目，同时希望能有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将真相告诉公众。他们还呼吁能够出现专门的机构监管网上民间捐赠，这样当事人就不会再受到类似的伤害。自2005年9月15日陈某在网上发出求助的帖子至其母手术后去世，再到后来迫于巨大的舆论和心理压力陈某休学回家，网络上各种观点包括对陈某、对“独立调查人”的支持与讨伐等，展开了尖锐激烈的争论，甚至出现了许多非理性的谩骂攻击。包括央视和许多重要的平面媒体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入采访报道，网络募捐一时成为社会上最引人关注的焦点，陈某则成为当年我国最“著名”的网络人物之一。 3．在“无忧团购”网站上，网友“雪儿妈”自述：雪儿已经持续7天发热，并且都在38~C左右，头一晚上身上开始冒出了小红点，患白血病的可能性有70%，治疗这种病需要20万元。“雪儿妈”还发布了团购奶粉和超低价“帮宝适”婴儿尿片的消息，希望网友们通过购买自己已代理的产品来帮助自己。这件事打动了不少网民，他们纷纷捐钱，近200名已做妈妈的网友向她订购商品，累计金额达到12万元，其中一位姓陆的女士通过网上银行支付了33000元，向“雪儿妈”购买婴儿尿片。可后来，人们发现所有向“雪儿妈”购买奶粉和婴儿尿片的妈妈们，都迟迟拿不到“雪儿妈”的货品，“雪儿妈”接到汇款后，总是以各种理由搪塞，而且人们还偶然发现，在网上与“雪儿妈”一唱一和的网友“孙迈克”和“静静的守护者”，上网使用的IP地址，竟然与“雪儿妈”完全相同。网友们终于认识到，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4．据《半岛晨报》报道，2009年8月15日，一场拯救白血病少女的网络募捐活动在大连天健网论坛展开。接受捐助的对象是一位网名叫做“奔跑中的鸵鸟”(以下简称鸵鸟)的女性网友——鸵鸟的女儿田田已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近4个月。然而，这起看似普通的网络募捐活动，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风波的起因是有网友怀疑，经营画廊的鸵鸟应该很富裕，根本不需要接受捐助。随着质疑声音的出现，一场信任危机渐渐影响了这次爱心捐助，网络募捐最终演变成为一场网络口水战。募捐发起人、爱心网友、接受捐助者，几乎每个人在这场口水战中，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伤害。这起网络募捐风波经《半岛晨报》报道后，引起了包括中央电视台《人与社会》、辽宁电视台《王刚讲故事》、江苏电视台《证明》等电视栏目的关注。《王刚讲故事》栏目组的3位记者来到大连，对这起募捐风波中的各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随着网络的普及，随着公众参与爱心活动的愿望和热情不断提高，网络募捐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王刚讲故事》栏目组记者刘洋说，“这种发起于虚拟世界的民间爱心活动，如何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可能没有成型的理论。正因为如此，作为媒体人，我们才会特别关注这起发生在大连的网络募捐风波。”“在这起事件中，募捐发起人如何才能取信于爱心网友，无疑是个关键。”《王刚讲故事》栏目组编导赵雷说，“冲突的原因是‘不信任’或是另有原因?不管怎么说，这起事件里包含的一些内容，不仅在网络虚拟世界中存在，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存在。”“最初面对一些对我的家庭收入和搞这次募捐的初衷提出质疑、批评、甚至是恶语攻击的网友时，我有点懵了，真的很难冷静下来。”鸵鸟说，“这几天，我开始自我反思。在反思中我意识到，当初在反驳一些网友的观点时，我说了一些伤害大家感情的话，这很不应该。”鸵鸟说，过去的事情已经无法挽回，她也不愿再去多想。现在最让她感到忧伤的是，一向对战胜疾病充满信心的女儿田田，受募捐风波的影响，已经拒绝继续治疗。“孩子很敏感，她可能是不希望因为她的病，而让我和一些关心她的叔叔、阿姨受伤害，所以才会拒绝治疗。”说到这里时，鸵鸟打开了田田在化疗期间给自己拍的照片。尽管田田的头发已全部脱落，但她顽皮可爱的表情，仍然能够让人感受到这个少女坚强、跃动的生命力。“你看这副口罩，这是田田住院时戴的，她顽皮地在口罩上画了一些卡通图案，医生、护士们看了，都忍不住要发笑。”“但是现在，田田的快乐不见了。”鸵鸟流着泪说，“因为没有钱，田田的最佳手术期已经被拖延了4多个月，接下来如果再放弃化疗，我真的不敢去想后果。”提起这场风波，一位网友认为：“网络是一个供大家发表各自观点的地方，不可能让所有人都认同你的募捐活动。但是募捐的组织者却摆出一副批评不得的架势，谁一提意见，他们就用‘没有爱心’的大帽子压人，所以才会引来许多网友的反感。”“要想在网络上组织募捐，就一定要尽可能把所有细节都公布出来。”另一位网友说，“因为组织者没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网友才会认为他们是在骗钱。久而久之，网络募捐慢慢就会演变成‘街头乞讨’，让人分不清谁真贫困，谁是职业乞丐。”不过，也有网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假如有网友怀疑，难道就不能实地调查一下吗?说到底，还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基础。”这位网友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个网友发了几张照片，背景是一个空间很大的画廊。有网友说，这就是鸵鸟的画廊。我去调查过，那个所谓很大的画廊，其实是一家商场的走廊通道，根本就不是鸵鸟那个10多平方米经营面积的小画廊。” 5．一位网友说：“我参加过多次爱心捐赠，对网上的爱心援助也会一视同仁，在有所了解和自己可能的情况下参加。可问题的关键在于网络有其虚拟的一面，如何核实求助事件的真实性，就是一个难题。网上救助还应有一种识别机制，否则，就有可能造成爱心的滥用，甚至社会诚信的缺失。许多人对个人网络募捐持怀疑观望态度，他们在未核实事情的真实性之前是不会捐款的。”还有的网友说：“利用网络诈骗的例子很多，如果一看到网络上的募捐消息，就匆匆忙忙慷慨解囊的话，那免不了会上当受骗。如果在网上看到募捐的消息，可以通过电话或者其他途径，向当地的政府机构或者居民查询，情况如果属实，就可以操作。”个人网上募捐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由于网络本身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它的公信度和可信度会大打折扣。如此一来，个人网络捐助在热心资助他人的同时，也充满了道德上的陷阱。所以，每一个实施爱心网络救助的人，很有必要考证其真实性，以免同情心遭遇被无情欺骗的尴尬和无奈。网络所具有的匿名性、隐蔽性等特征，让非法之徒有可乘之机，使有爱心之人对“网络救助”失去信心。一些人利用网络救助，把人们的同情心与爱心当作幌子，实则是吸引更多的网民点击自己的帖子，等其帖子达到了较高的点击率，他就可以得到BBS虚拟的奖励。他们却不知道在自己满足欲膨胀的同时，却深深地伤害了他人。更有甚者，利用网络救助欺诈他人钱财，待得手后，溜之大吉，这方面的案例举不胜举，这种行为是不可饶恕的，它致使人们心灵的最后一片净土受到玷污。渐渐地，人们对于网络上出现的“求助”、“救助”等一类消息，产生了漠视的态度。赞成禁止个人网上募捐的人们，看到的是这种募捐方式弊的一面；反对禁止个人网上募捐的人们，考虑的则是这种方式有利的一面。但世界不仅仅是“一分为二”的，于是有些人主张既不提倡也不应禁止这种做法。主要是在目前的情况和条件下，特别是互联网应用迅速普及发展的形势下，不能也不可能取缔网上募捐这种方式，但它目前也无法律支持，缺乏法律、法规规范，所以也不宜提倡。 6．普通人的捐助，为慈善事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要保证捐助、募集的制度化、长效性与广泛性，除了通过制定相关法律鼓励更多企业参加捐助外，还要动员更多的普通人加入到慈善捐助活动中来。慈善事业的经费来源主要包括三种渠道：一是企业或各种经济组织(实体)的捐献；二是政府财政拨款或援助；三是社会成员的个人捐赠。这三种经费来源在各国的比重虽然不尽相同，但各国慈善基金的主要来源均不外乎这三种渠道。目前，我国企业捐赠的范围很小，个人捐助也十分有限，这是制约和影响我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瓶颈性障碍。在我国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没有过捐赠记录。在慈善事业较为发达的美国，每年近3000亿美元捐款中，15%来自企业和大机构，85%来自私人捐款，而私人捐款中约七成来自普通民众。2005年，全美私人捐赠总额为2603亿美元，以当年美国境内总人口2.964亿计算，人均捐款878.20美元，在全球属于领先水平。而2005年中国全部私人捐赠仅相当于人均0.2美元。中国慈善专家徐永光说，他们算过一笔账，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相差38倍，但是中国人均慈善捐款和美国相差7300倍。美国慈善事业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上网捐款日益盛行。据《慈善纪事(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发表的报告，与2002年相比，上网捐款的数额增长了近150%，据167个慈善组织统计，通过因特网筹集了9亿多美元的捐款。就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言，助人就是助己。贫富差距是慈善存在的现实基础，原因就在于穷人需要救助，而富人有能力提供救助，财富有条件从富有者转向匮乏者。但这里所说的“富人”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并非只是指那些拥有万贯家财的人才称得上是“富人”。只要是衣食无忧、安居乐业者就有能力、有责任救助那些因天灾人祸而遭遇生活变故落入困境的人。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风险加剧，风险类型增多，后果严重。从传统的自然风险转向认知风险，从个别风险、区域风险转向全球风险，从单一风险主体转向多重风险主体，这就意味着我们进入了风险社会。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人都有可能遭遇不测。现代人依靠个人抵抗风险的能力在降低，这就需要来自他人、来自社会的帮助，普通人对他人的救助，由此就具有同舟共济的现代色彩。因为风险是普遍存在的，它降落在谁的身上，只是一次风险，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它不会落在自己的头上，或者说正因为别人替你承担了一次风险这个概率问题，你才有可能平安无事。许多普通人对帮助困难群体的自我责任不明确，认为救助穷人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或者认为只有富人才能做善事，自己根本不算富人。由于个体道德感缺失，致使社会上的高尚助人行为也遭到贬斥，表现为主动助人者不仅得不到他人的表扬与肯定，而且还可能受到猜疑与嘲笑，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助人愿望，减少了捐资助人的行为。中国民间慈善活动所具有的浓厚乡里情结和亲族情结，导致了慈善事业的封闭性和内敛性，与现代慈善事业的社会化、开放性、广泛性、公平和公正等基本特征不相符合。普通中国人只愿帮助亲戚或熟人，这就缩小了慈善对象的范围，妨碍了普通人对慈善事业的普遍参与。慈善是帮助人们摆脱各种困难、抵御各类风险、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途径。它向社会或受益人无偿捐助钱物或提供志愿服务，社会公众完全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无偿救助。从本质上讲，慈善是一种救济的愿望，旨在培养人的善意识，提高人的道德水平。同时，慈善事业还能有效调剂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成为国家社会保障的必要补充。在我国，每一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往往是以行政方式完成的。通过各级行政组织对国有企、事业单位提出要求、规定数额，由单位领导、党员带头，人人有份，所捐款额则按照级别、职称等级加以限定。如此一来，捐款就不仅仅是奉献爱心，而成了完成任务，不是出于自觉自愿，而是碍于情面，甚至带有强迫的色彩。虽然每一次大规模募捐的效果都不错，但却并不利于人们慈善意识的培养。慈善事业管理过程中行政色彩过浓，非赢利性的慈善组织缺乏独立地位和自主权，民间捐款被作为政府关怀和救助发放给受助对象，这无论对于捐助者还是受助者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据统计，目前我国有城市低保人口2200多万，农村低保人口2620万，每年有近8000万受灾群众需要救济，同时还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实施救助。困难群体摆脱贫困和困难，单靠政府的救助远远不够，它需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伴随着社会捐赠成为人们的公益共识，社会捐助服务体系日渐完善。目前，国内大中小城市相继建立了3万多个社会捐赠接收站点，随时接受广大群众的捐赠款物。2008年汶川大地震使慈善事业发展到高峰。全民关注慈善、全民参与慈善，现在是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比拟的。慈善事业真正成了一场广泛而持续深入的社会活动，这是政府和民间所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良好局面，也是战略机遇最为实在的表现。当前整个中国社会的捐赠已经开始形成习惯，捐款捐物、理性捐赠成为一种时尚，而志愿服务日益普及。人们在探索慈善、发现慈善、投入慈善，这促成了慈善事业的不断提升。 7．目前，四川全省募捐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混乱、重复捐赠现象，不少组织或个人将善款挪作他用。也有多部门捐助同一人的现象，导致受助人一夜之间突然“暴富”，这既不利于发挥慈善作为社会再分配手段的调节功能，更不利于社会的公平公正。2007年1月19日《成都晚报》报道：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转发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和规范慈善工作的意见》通知，要求今后除中央统一安排的民政经常性社会募捐活动、大灾之年以政府名义开展的赈灾募捐、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募基金会开展的募捐以外，其他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组织社会性捐赠活动。民政部门今后将建立社会性慈善捐赠活动审批公布制度，及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已批准的社会性慈善捐赠活动相关内容，同时报送上级民政主管部门审核备案。确保规范、合法的慈善组织能够更有效地整合慈善资源，实现慈善资金的募集、使用的最优化，推进各类善款的募集和使用更加公开、透明、合理合法。2007年1月16日，太原慈善总会成立大会暨慈善活动日通报会公布了太原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全市慈善事业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指出，今后全市性大型慈善募捐活动都要依法履行申请批准程序，到慈善组织审查备案。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外，慈善募捐必须由政府批准成立的慈善公益组织开展，一切组织和个人均不得自行发起任何渠道和形式的募捐活动，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接受社会捐赠。河南省南阳市油泵油嘴厂职工张哲利用网络，与10多名网友创办了一个民间募捐组织，将募集来的钱物捐献给贫寒学子。他建立网站募捐的义举，得到了南阳市慈善总会的肯定和支持。张哲与网友还制订了《网上捐助章程》，规定所得捐款必须由南阳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受助方和组织方在场，方可完成捐助程序。张哲与网友“黑金”、“枷桶”一起，还把每月收入的1/3汇入南阳市慈善总会特批的捐助账户。张哲说，网上募捐完全是在南阳市慈善总会的监管下进行，募捐的金额、捐款的方向，全部向所有献爱心的网友公开，接受监督。不久前，一位叫“风筝飞”的网友，往该账号上汇入2000元人民币，这使得大家很受感动和鼓舞。2007年1月22日，张哲等网友利用所募款项，会同南阳市慈善总会来到市乡县夏馆镇黄龙村，将一笔善款捐给了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网友“小虫”说，以前一些公益网站民政部门不给登记，由于没有一个合法身份，也就不能设立一个用于从事公益事业的专门账户。要组织捐款只能用个人账户，即便账目公开透明，也还是面临质疑，压力很大。所以，官方出台文件，只要通过审批就可以组织募捐，实际上这也给了网络募捐一个“合法身份”。而这又正好弥补了，半官方慈善机构程序多、捐款使用不灵活、时效性差的弊端。还有网友表示，现在大家一般都采取“点对点”捐款方式，譬如要到敬老院慰问老人，先是调查救助对象，然后到网上募捐，募集到一定款额后，让网友一同去现场交钱，这样就会大大减少质疑。但这种做法往往只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募捐力度不够，款额也较少。另有网友表示，我不赞成受委托捐款，这样有些像“非法集资”，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善款用在了哪里。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三部相关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对于规范、保护和促进网络募捐的有序健康发展，显然“力不从心”。现在，我国捐助行为的法律关系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来规范，但这部法律只适用于“公益性社会团体”接受捐赠的行为，私人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公益事业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公益是一种普遍互助的价值观念。救助不是以个人恩赐的方式直接给予他人，而是通过一定的社会机制间接地到达他人手中。目前，我国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组织)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下属单位等共同提供。一般来说，对具有较强公益性、有关产品和服务涉及国家长期利益或大多数公众基本利益的社会事业，如基础教育、基础科学研究以及具有较强社会公益性的技术研究和推广如卫生防疫、公众基本医疗服务等，主要由政府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所称公益事业是指非营利的下列事项：①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②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教育事业；③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④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及福利事业。公益性社会团体受赠的财产及其增值为社会公共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和损毁。国家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公益事业进行捐赠。有些法律界人士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出台时，没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所以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法。尤其它在优惠政策、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社会监督等方面没有制定详细的规范，可操作性并不强。在非公益性募捐中，时常会出现募捐发起、捐款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难题。而像非公益性捐助遇到此类问题时，只能靠《合同法》和《民法》这两部法律来调整。由手现行法律对这部分问题的解释和规定存在着模糊或真空，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很大难度。网络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也给网络募捐带来了监管上的难度。当前，网络募捐在监督和管理上仍存在欠规范的问题，如部分基金会对资金的筹集、投向及捐赠的项目未能实现公开，社会捐赠资金在管理、使用过程中还存在不规范现象，资金的安全性也有诸多隐患。另外，网络慈善发起的救助往往都属于民间私募行为，募捐的发起者一般都不具备发起募捐的法律资质，如何去规范他们的募捐行为，如何监督所筹善款的流向与使用，将是民众最担忧的问题。很多网友认为，国家应成立专门的网络救助机构，对民间个人捐款进行监管，定期公布账目，最大限度地实现透明化和公开化。这不仅可以保障网络捐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还能有效规避不法分子进行网络诈骗。《光明日报》载文：国家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广大用户营造一个健康、文明、安全的网络环境。通过法律手段，明确网络接人商、网络内容提供者、网络服务业者、线上资料服务业者及其他网络上提供资料者的责任与义务，引导网络从业人员、网络服务机构严格自律，杜绝有害信息和不良网络产品的制作、复制、发布和传播。与此同时，净化网络环境还要加强网络安全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快网络安全技术平台建设，大力推广和普及拦截过滤等网络技术，如滤网技术、安全技术、加密技术、信息追踪技术等。 8．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2006)》一书指出：互联网的复杂性，使得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其不加引导、放任不管，区别只是方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号称“自由之国”的美国，虽然没有专门管理互联网的法律，但却通过完善的法律体系对互联网实行严密的监控。法律授权政府或执法机构可以截取嫌疑人的互联网通信内容，网络公司有义务向政府提供网络用户的有关信息和背景。法国的网络管理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在电子商务的诚信及数字签名、互联网通信的安全管理等方面均有立法，并实行实名上网，个人在网络公司登记的资料必须是完全真实的。在新加坡，对网络监管比较严格，设立了专门机构监控网络有害信息，要求提供商在内容上履行对色情、政治、宗教、种族方面的有害信息进行过滤的义务，对黑客、垃圾邮件、非法下载等行为的惩处非常严厉。当然，如何真正做到对互联网高效有力的管理，现在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美国对网络募捐的监管比较规范，非政府组织——全国慈善信息局制定了募捐组织行为标准，每2～4年对全国的募捐组织进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通过媒体和网站予以公布。募捐组织的透明度非常大，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事实证明，这种形式的监管是十分有效的。在美国，网络募捐已经成为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在澳大利亚，网络募捐均由民间经办，与政府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政府负责规划募捐的发展，确定资助的总额和方向。但政府并不直接办服务机构，而是由民办机构去提供。民办机构可以平等地通过竞争机制获得政府的资助，但他们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提供政府规定的服务。民办服务组织与居民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居民的需要，这些方面比政府办的机构更有效率。同时，他们还可以充分利用自有资源，合理利用社会资源来提供周到服务，从而大大减轻了政府机构的负担。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以来，铜川市耀州区把劳务输出作为农民致富的最大工程之一，大力培育劳务经济，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规模化劳务输出、人性化跟踪服务新路子。2005年前7个月，耀州区已有11000余名农民通过劳务输出实现就业大转移，外出劳务收入达到5000余万元。 2．2005年1月30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正式公布，明确了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这是继2004年后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意在促进中国农业持续发展。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共九个部分、27条，实际上可以分为五个层次。除了强调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之外，还有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突出了行之有效的政策要稳定、完善和加强。 2004年的政策尤其是“两减免、三补贴”深受农民欢迎。但农民也担心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后，这些政策会不会变?因此文件开宗明义就讲这些政策不仅不变，还进一步加大了使农民增收减负的力度。二是提出了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要逐步完善国家对农业投入稳步增加的机制，并要建立既适应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对农业和农民的保护措施。三是要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目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公共品上。要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就必须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在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可以看到，制定了关于各级财政新增的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用于农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的规定。同时，中央财政还制定了从2005年起，将对中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的县、乡较大幅度直接增加转移支付的政策。第四是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深刻认识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对于经济社会全局的重要性，加强农村党组织的建设，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维护和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3．2004年，我国共有29个省份实施了粮食直接补贴，安排粮食直补资金116亿元，约6亿农民直接得到了国家补贴的实惠。 4．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2004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还安排良种补贴资金28.5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7000万元。同时，积极支持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分流冗员，促进粮食价格的市场化进程，逐步减少对中间环节的补贴，为巩固粮食直补创造了条件。 5．近几年来，朝阳市按照全省“一主三化”的农村经济发展思路，以促进农民增收为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走出了一条避灾农业之路，使农村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增长。2004年，朝阳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415元，比2003年增长31%，比2002年增长46.9%，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今年上半年，朝阳市农村经济呈现了快速的发展态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38.9亿元，按现价计算同比增长40%，增速列全省第一位，农村居民现金收入实现2145元，增长59.7%，增速列全省第一位。 6．2004年10月31日上午，河南舞钢市寺坡街道寺坡村村民张振兴从该市财政局城区所领到了存有61元退耕还林补助金的存折。据舞钢市财政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舞钢市共有退耕还林地两万亩，每亩补助210元，共应发退耕还林补助金420万元。具体发放程序是：该市林业局对退耕还林户的退耕还林地块进行验收并确认合格后，将每户的退耕还林地面积、补助标准及补助金额公示7天，无异议后，财政部门开始兑现退耕还林补助金。 7．唐山市的税费改革于2000年在遵化市进行试点，2002年在全市14个县(市)区和芦台海北镇、汉沽汉丰镇全面推开，2003年进一步完善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相关配套改革。通过改革，全面实行了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和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了农业税政策和农业特产税政策，并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认真清理了各种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有效遏制了农村“三乱”现象。2003年与改革前相比，全市累计减轻农民负担3.05亿元，减负46.4%，人均减负61元。农民承担的“两工”数量控制在规定的 15天以内，全市实现了村村减负、户户受益。 8．截至2004年底，甘肃省经济林总面积981.71万亩，果品年产量133.5万吨，总产值25. 2亿元。全省农村人均有经济林果面积0.5亩。为做大做强经济林产业，甘肃省提出，到2010年在全省建成苹果、梨、桃、葡萄、花椒、杏、核桃、枸杞、枣和特色果等十大名优果品经济林基地 400万亩，总产量达到284万吨，实现总产值56亿元。 9．2004年第18期《半月谈》报道，在浙江农村，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兴起而逐渐形成的农业规模效应正日益凸显。仅在台州市，就有由绿牧草鸡合作社带动而形成的温岭1 000万羽草鸡产业带；由箬横西瓜合作社带动而形成的温岭东南沿海8万亩西瓜产业带；由上盘西兰花合作社带动而形成的临海5.5万亩西兰花产业带等。 10．地处长三角发达地区的江苏省张家港市，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该市提出，坚持以民为本，民富为先，做好“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实现农民收入与经济的同步增长，力求在发展中率先富民。所谓加法，就是靠发展来拓展就业空间，增加收入渠道；所谓减法，就是靠减负来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所谓乘法，就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促进全民创业，发挥这些工作的乘数效应；所谓除法，就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农村人口数量。通过这些措施，2003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 9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6 943元，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高达24 100元。 11．2004年9月15日《中国青年报》载文指出，目前，我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基本能够满足人民生活需求，但总体质量水平不高，品种结构不合理，一些大路品种严重滞销积压，甚至烂市。同时，在出口贸易中，我国生产的蔬菜、水果、水产品、肉类等产品，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有价格优势，但近两年有些产品因贸易壁垒而使出口屡屡受阻。据统计，2003年我国90%的农产品出口企业不同程度地受到贸易壁垒的影响，损失高达90亿美元。 12．2004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长16.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同比加快8.4个百分点。据分析，受2004年上半年农产品价格上涨影响，出售农产品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扣除农业生产资料上涨因素，全年农民收入预计可实现增长5%的目标。 13．2004年9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陕西省西安市农民科技专家库正式成立。西安市农业局筛选出156名农业科技人员作为科技专家库首批成员，并向他们颁发了聘书。 14．2004年9月23日人民网报道，1964年袁隆平院士开创了我国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研究，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6年大面积推广，2003年在全国累计种植4.5亿亩，累计增产稻谷4 500亿公斤。 15．某省一企业集团以每亩地500千克粮食“价格”的标准，把农民的承包地“反租”过来，再包给农民耕种。农民按照企业的规划，种植特种蔬菜、培育优质牧草、喂养良种奶牛，再按企业保护价出售农产品。同样一亩地“反租倒包”之后，农民的收益比以前增加了5～10倍。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提起过节，从2003年起就一直为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鼓与呼的李汉秋委员坐不住了，“这样挺好，让我们一起为传统节日的发展加把劲，‘建设’好自己的传统节日。” “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以及重阳节，已经同春节、清明、端午、中秋一起列为六大传统节日了。”全国政协委员李汉秋高兴地说，最近，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了这六大传统节日。“这意味着中国人可以更多地过自己的情人节了。” 李汉秋还向记者透露了一个小秘密——2008年的七夕节，恰好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天。“我建议，到时候应举办东方情侣节的大型文艺活动，邀请‘牛郎织女’光临奥运会开幕式。同时，应该设计以牛郎织女爱情形象为内容的邮票，爱情信物纪念品。” “作为我们的民族文化，这些节日已经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液。过好传统节日有‘四大好处’。”李汉秋委员一一掐指道来，“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利于教育未成年人，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李汉秋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的粘合剂，其中充盈着亲情情结，敬祖意识，寻根心理，报本观念，最容易唤起对亲人、对家庭、对故乡、对祖国的情感，唤起对民族文化的记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同宗同源的民族情。 2．在联合国将于2005年11月份公布申遗结果的前夕，记者查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whois (域名查询系统)发现，“端午节.cn”已经于2005年10月13日被注册，注册者信息显示为“YunHeeCoIncR. O.K.”，为韩国企业。律师解释，从法律角度来看，对于端午节这一类词汇而言，目前尚没有法律给予明确的保护，韩国公司注册“端午节.cn”并不违法。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对圣诞节的热情仅限于部分新潮青年。而如今满大街的圣诞树、货架上从玩具到饰品一应俱全的圣诞商品，平安夜狂欢不眠的人群……不得不让人承认，圣诞节这个来自西方的节日已在我国扎下根，牢牢抓住了年轻下一代的心。 中国社会调查所(SSIC)进行的“公众过圣诞节状况”调查印证了这一点。该项调查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深圳等14个城市，电话访问了2000名公众，并且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青年群体。近9成受访青年表示今年会过圣诞节，37%的受访者表示自己一到12月份就准备过圣诞了，就像准备过元旦和春节一样，已成为习惯。 中国的传统佳节和这些洋节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尽管喜欢圣诞节的青年人绝大多数并非出于宗教信仰，但他们表示，一提起圣诞节，就有种欢快放松的感觉，是一个可以和朋友尽情HAPPY的日子，而传统节日无外乎给人闭聚、吃喝的印象。在行政机关供职的王先生向记者说了他的苦恼，每到中秋节、春节这些传统佳节，他都要为打点方方面面的关系煞费一番脑筋，“洋节轻松自在，中国传统节日过得太累”。 调查中，超过3成的人表示过圣诞是为了凑热闹，顺便感受一下新年的气氛；借圣诞节的浪漫，向爱人、朋友、家人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情以拉近亲情的占46%；还有一部分人希望借着过圣诞让自己在劳累和紧张了1年之后放松一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表示，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青年的生活方式日益接近、趋同，圣诞节的日趋流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在记者张先生看来，目前年轻人对洋节是有选择性的，喜欢过的主要是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等，为的是增进朋友之间、亲人之间的友情、爱情和亲情。喜欢过洋节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因此而疏远自己的传统节日就太可悲了。 民俗学博士苑利说，在国外，聪明的商家们将传统节日的含义延伸得很广。比如圣诞节，会有与圣诞相关的产业出现，玩具、音像、饮食，使圣诞节更像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产业。而我国有关传统文化的产业却是少之又少，每年，从春节开始，然后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年年是一样的过，但味道却一年比一年淡。像中秋节，月饼越做越大，但让人感觉文化越来越少。如何去丰富和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这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4．2005年12月25日23时许，正是人们参加圣诞节狂欢最兴奋的时刻。家住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檀岛酒吧正后方不到20米处一幢商品楼的王先生，突然清楚地听到了前面酒吧的一声爆炸。随后，他看到有火苗从檀岛酒吧后面冒出。 就在火苗刚开始窜起时，坐在檀岛酒吧二楼夹层的10岁姑娘黄桂英在黑乎乎的酒吧里听到了让自己下楼领奖的声音。她立即起身下楼，她没有想到这一起身，竟然是她和同伴的生死之隔。黄桂英刚走下窄窄的楼梯口，就听到服务员惊呼：起火了! 这时，她一边顺着墙角摸着往门外跑，一边下意识地回头看一起来的5个伙伴。在昏暗的火光照映下，她隐约看到他们也在起身逃离。等到她跑出酒吧之后，她才知道是从后门出来的。惊魂未定的她转到正门时，消防部门已经来了，她没有看到同来的5个同伴，在消防部门灭火的时候，她几次想冲进火场或是去看一下从火场内拉出的已被烧黑的人，都被挡了回来。黄桂英大难不死，同去的6个人，只有她一个人跑了出来。 梁淑娴，刚满19岁，是与黄桂英在檀岛酒吧欢度圣诞节的5个同伴之一。12月27日11时，粱淑娴妈妈黄雪珍对女儿残存的一点希望也彻底破灭了——坦洲镇负责此次火灾事故处理的人员给家里打来电话，要她当天下午1时到中山市殡仪馆辨认遗体。 桂英向记者回忆说，当时人们挤成一团。一张平时最多只够坐4个人的小圆桌，最多的要围上达10人，酒吧里的能见度最多只有三四米，人们的行动都靠刺耳的喊叫声来调节。 12月27日下午，记者从一位处理事故的领导手中看到的26名死难者年龄中，最小的是坦洲镇中学两名15岁的学生，而最大的一人是来自广西的打工仔，但也不过28岁。死难者主要分为三部分，绝大部分是坦洲镇当地已经工作的年轻人，1981年、1983年、1985年出生的居多．少部分是在校学生，还有四五名是客死他乡的打工仔。 5．在令人惊讶的死伤数字面前，对大火的迅速扑灭都已变得让人感觉微不足道，因为一切都是亡羊补牢，而类似的教训已经发生了不知多少回。人们在意的是，火灾发生之后当地对待媒体和公众的态度。 当地新闻媒体一律使用政府部门提供的通稿，让人有强烈的“隔膜”感。有识之士指出，特大事故本来是个绝好的消防意识和安全意识教育的机会，但在事故发生的相关细节上遮遮掩掩，不愿把事故作为认真检讨和吸取教训的机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黄桂英告诉记者，从当地对火灾报道的通稿中看到，檀岛酒吧内部装饰使用的是易燃材料，这是导致火灾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但到底用的是哪些材料，因为现场的灯光昏暗，她其实在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后也根本没有概念。她认为，真正的消防意识的加强，是必须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人们，给人们一个具体的切切实实的概念，而不是空洞地叫喊要“吸取教训”。 本报记者对伤员的采访和对受难者遗体的探视，都是靠受难者家长的暗中支持，得以“混”进现场，对事故现场图片的拍摄，靠的是偷偷将照相机藏在衣服中。为什么非要让肩负向公众传播更多真相之重任的记者们靠所谓的无聊的计谋在现场“穷混”?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大大方方地采访，大大方方地了解事情的更多细节呢? 6．2005年12月24日晚，圣诞平安夜在蓉城掀起一阵狂潮，几十万市民走上街头狂欢。晚上7时23分，警方已对春熙路过街天桥进行局部封闭，行人禁止通行和逗留，两侧拉起了警戒线，数十名民警不停的对人群进行疏散。晚上8时，天府广场显得拥堵不堪。交警已在西御河街与人民南路路口设起路障，禁止车辆直行。在民警的疏散下，成千上万名行人手持冲气棒打打闹闹朝春熙路方向涌去。晚上8时30分，刚一走进春熙路，就仿佛置身“战场”。人们甩开胳膊，挥舞着塑料充气棒，见人就打，“乒乒乓乓”的敲击声此起彼伏。放眼望去，街上除了密密麻麻的脑袋，就是花花绿绿的充气棒。晚上9时，春熙路步行街被狂欢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9时30分，公安局指挥车开进春熙路，作清场前的宣传工作。站前、高新、金牛等分局的2000多名民警从中山广场疏散积聚狂欢的市民。 7．从2003年开始，成都人流行圣诞节到天府广场及附近的街道玩充气棒，随后的规模一年比一年盛大，2005年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12月24日晚，成都天府广场、春熙路及周边地区聚集了十多万人，他们在街头相互追打，同时用充气棒敲打不相识的路人的头部和车辆取乐，随后将用过的“武器”随手丢弃。一时间，交通陷入瘫痪，垃圾成山。天府广场绿地、路灯、公共设施被严重损坏，一片狼藉。 刘正彬是成都一家清扫公司的员工，他负责清扫锦江区总府路天桥口子到北新街口子的路面，这个路段是狂欢队伍的必经之处。刘说，24日、25日，清扫公司特别在此路段增派了9名员工，他们不停地捡被人们丢掉的充气棒，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像刘正彬这样忙得脚不沾地的清扫人员，该公司还有130多名，其中40多名都是被临时派来狂欢街道救急的。据统计，锦江区那两天的垃圾数量达到80多吨，比平常多出40多吨，充气棒就达到了十多吨。而青羊区的垃圾数量也比平常多了40多吨，充气棒的数量也有十多吨。 据成都市环保宣教中心新闻办负责人介绍，像充气棒这样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不可降解物质，它的理化性能可以不发生变化长达60年到100年。如果地下填埋物中不可降解的垃圾太多、将对土壤结构造成一定影响，会切断地下水源和水循环。另外，如果对塑料进行焚烧处理，对大气也会造成污染。所以在生活垃圾中，塑料垃圾越少越好。 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杨副院长认为，有关部门及市民要从源头上树立环保意识，拒买塑料充气棒等不能进行回收处理的东西，以此防止能源的巨大浪费。 8．几天后，记者到市场调查，发现还有充气棒在卖。一名姓伍的摊主向记者透露，2005年圣诞节他挣欢了，“5天卖了80多万根，挣了十多万元呢!”他说，其他几个摊主的生意也跟他不相上下。 记者还走访了几所高校，询问了10多名学生。被问到的男生几乎都参加了圣诞的狂欢，参加狂欢的女生则有四成。一位姓刘的男生说，他从来没想过这些充气棒最后会到什么地方，更没想到是否会影响环境。一名姓李的女生说，她平常还是有环保意识的，参加过学生们组织的回收电池等活动。至于塑料制品埋在地下对环境会产生影响，她说自己就没想到。 9．一位美籍华人曾表示，每当他过我们的传统节日的时候，一念起“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就勾起无限的思乡之情。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必然引起各国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在我国，西方文化正以强劲的态势渗透到各个领域，身处旋涡中的中国年轻一代，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中国传统节日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的淡漠。我们所熟知的“三节”之一端午节正在遭遇冷淡，我们已见不到“家家户户包粽子，艾叶菖蒲满城香”的景象；更不用说“五彩丝线编菱角，大红咸蛋挂胸前”的场面。 10．2005年6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五大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 11．从近年的市场上我们就不难看出，“汤圆”、“粽子”等中国传统节日必需品已经敌不过鲜花、巧克力等外来货。在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这一群体中，对“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节日熟悉程度与认同程度非常高，对传统节日，除熟悉“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节日之外，对如“七夕”、“腊八”等节日了解甚少。在他们眼中，中国传统过节的方式在当代社会里显得比较俗气且缺乏浪漫气息，新鲜的西方节日文化适时作了补充。节日文化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自发的调节流变。在历史的传承中，节日文化只有选择正确的文化认同方式，才更具有生命力。中秋节已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故事的延续，而青少年对中秋月饼的钟爱程度远不如收到一条中秋短信显得高兴。 12．2005年底，网上频频传来消息：我国传统节日的中文域名遭外国公司抢注，还有抢中秋节、清明节等中国的传统节日，甚至于韩国要将端午节“端”走当作该国的文化遗产目录向联合国申报。有专家指出，“这是一种提醒——传统节日是国家的瑰宝!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庆祝，无论是春节的鞭炮齐鸣、端午的龙舟竞渡，还是元宵的灯展辉煌，晚会、庆典，到处弥漫着节日气氛，也吸引了埠内外的游客前往过“中国节”，如此情境，还有谁会担心传统节日的式微、日渐被遗忘甚至被抢走呢!” 13．中国传统节日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但是这些年来，传统节日却在被轻视甚至被冷落。与传统节日的寂寞形成强烈的反差，过“洋节”却成为一些年轻人的时尚。比如“情人节”的玫瑰卖疯了，“愚人节”作弄人的短信漫天飞舞，“圣诞节”各式各样洋七洋八的PARTY……常常会引来很多人的追捧。有人指出，年轻人的这种举动，更多的还是为了追求一种独特的西方文化情调，而“土节”不可能带给他们这些。因此，如果不注意挖掘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不为传统节日赋予适合年轻人的文化内涵，想让传统节日不走向衰落是很难的。 14．2005年浙江全省各地历时一年的第二届家庭文化艺术节，涵盖了中国诸多的传统节日。其中，嘉兴市的家庭文化节，以五芳斋杯“欢乐家庭·裹粽子比赛”为启动仪式，以“音乐，诗歌，我的家”中秋晚会为闭幕式，再现了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的欢乐气氛，再，一次唤起了人们对中国传统节日的重视，为倡扬家庭美德、弘扬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七夕”节，一向含蓄内敛的中国人也大大方方地过了一回我们自己的情人节，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呈现出一派“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节日景象。“重阳节”那天，全国的敬老茶会在茶都杭州举行，洋溢着浓浓的尊老敬老气氛。 15．2005年有消息称，热炒已久的将端午、中秋、清明等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的倡议已经提上官方议事日程。目前，专家就此事可行性的咨询、论证工作已基本完成。如一切顺利，有望于2006年进入立法程序，根据初步设想，列入法定假日的中国传统节日，包括清明、端午和中秋，但现行的全年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总数不会做大幅度增加。因此新增的法定假日将用压缩“五一”、“十一”两个黄金周时间的方法进行调整。另外，除夕日也有可能纳入春节假期，以便让民众好好享受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晚餐——年夜饭。 16．中秋节起源于古老的对月亮天体的崇拜，是中国传统节庆中一个备受重视的象征团圆、祭祀祖先的节日。中秋之夜，摆上月饼、各样时鲜果品，合家团坐，祭月、赏月，举行祭祖敬祖的仪式——月圆、果圆、饼圆、人喜团圆。人们借助各种象征团圆的节日事项，表达一个共同的心愿，祈盼团圆美满。如今，拜月的观念与礼仪虽然早已经消失了，但是，中秋节依然是最引动人们情思的一种习俗，远在他乡的游子，也最容易在此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7．《中华读书报》载文称：中国人以牺牲传统为部分代价的奋斗在今天达到的成就使中国人能够以比较健康的心态看待自己的传统。善待自己的传统的命题终于从学术层面进入政治议程。最近，受韩国成功保护“端午祭”传统的经验的激发，中国人举国上下都在关注传统节日的问题。我们今天有机会把恢复、发展传统节日民俗作为一个国家文化事件来大张旗鼓地讨论、规划。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把春节、端午节申报成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我们能够在现代的物质条件下使一些民间节日成为国家的既传统又现代的重大节日，使它们成为我们善待自己的传统的代表作。 现在什么都是文化，但是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文化有认同文化和消费文化之分。对于有些文化，我们内心里认为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它们足我们自我认同的内容，我们把它们看作和我们的生命是互为表里的。我们有时不觉得它们和我们是一体，一旦这种一体性的关系受到冲击，我们会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另一些文化，我们会使用、享受它们(往往要花钱)，甚至非常喜好它们，但是我们只是看重它们的功用，用完了，就过去了。有点像我们每天用水一样。我们消费它们，并不会认为它们与我们民族有什么内在的关系。时尚，尤其是好莱坞大片，是这种体验的代表。 一个共同体有多大的凝聚力和自信，取决于它有没有足够的认同文化。因此认同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是无价之宝。而认同文化几乎都是传统的(或许有老传统、新传统之别)。其中，传统节日民俗是一个主要的部分。 18．《环球时报》载文称：“改革开放”前我们穷，过节就意味着“发食品票”，有了食品票配额就能买酒买肉，可以过上几天有油水的日子，很少探究那节的原委。“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我们传统节日和西洋节日一起过，但无论洋节和土节渐渐都失去了“原味”，变成了商业化的美食节和购物节，这和穷的时候过节就是“暴撮”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异化，注重的是形而下。那些节日形而上的精神全被抽空了，变成满足下水的节日，甚至成了腐败横行的节日。钱花得越来越无度，油水越来越足，但精神上却越来越委靡。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物质的极度匮乏一样让精神委顿，这是我们20多年前怎么也预料不到的。……人类的祖先，无论中外，他们创立的这节那节，都是出自形而上的精神需求，出自对自然和先哲的感恩，出自对心灵的安抚，因此节日是和仪典和祭祀和祈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过”节能使精神得到净化、提升、安抚。即使是热闹，即使是吃，也是有讲究的，也是精神生活的延伸。而抽空这些精神的内涵，只剩下热闹和吃，甚至演变成推销热闹和吃，变成请客送礼的公关契机，人的心灵何来安宁清净?这样变味的节日过起来只能是空虚无聊，过完节上班难免会喊累。 19．每年的“五一”、“十一”、春节等节假日，历来被商家视为黄金时节，众商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商场打出打折、让利、抽奖、返券、48小时不打烊的大旗，让人眼花缭乱；旅行社推出“名目繁多”的旅游线路将人们“批发”到各地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酒楼饭庄摆出各种美味佳肴，地方特色小吃，刺激着人们的食欲。 在北京，各大商场，“买100送125”“买200返200”的巨大横幅点燃了很多人的购买欲望。一位外地来京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北京的返券太划算了，面对这种诱惑很难让人无动于衷。看着人们大包小包如急行军般穿行于各大商场时，我们不能不佩服商家的精明。 利用假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无可厚非，但应该看到，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等节日被商家包办后，节日变成了“卖点”，黄金周也逐渐演变成商家赚钱的工具，完全忽视甚至忘记了这些节日的文化内涵和传统意义。专家认为如何让我们的“节日”不被“黄金”掏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懂得“节日”的内涵和今天的现实意义，值得全社会反思。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中国科技近20年来的长足进展一直令国人激动，网络热、基因热、纳米热……科技的新贡献让科技工作者头上的光环又亮了几分。就在国内新科技的发展如火如荼之际，“浮躁瘟疫”也向科技界悄悄袭来。 2．警钟最先在海外响起。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在3月发表题为《中国的希望与浮夸》的评论，指出中国一些学者追求金钱和地位的不良风气正在玷污一些著名研究机构的声誉。并同时指出，中国的新一轮科学资助热潮及吸引海外科学家回国的若干计划被国外学术界认为是成功之举。但是，一些在海外华人圈被称为“科学骗子”的人也参加到国内学术投机的行列。 3．去年8月，国内媒体和北京生物学界的不少人都为一条新闻激动过：留美学者、美国洛杉矶塞达西纳医学中心分子遗传实验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晓宁携带多年研究的科学成果——三个基因库回到北京。她将把这三个基因库永久留在中国进行科研和相关的临床诊断。媒体将陈晓宁誉为世界生物科学界顶尖级人物，并称三大基因库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而国内一些著名生物学家也站出来为陈晓宁喝彩。其实，陈只有硕士学位，其副主任之职只是行政职务，也并非是副教授，所谓三大基因库也非价值无法估量，而是花4000美元就可买到，甚至可免费索取。 4．“基因皇后”事件结束不久，国内南北生物学家又为“核酸营养”展开交锋，十余位专家甚至院士和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卷入其中。反对方指出“核酸”没有营养，对其产品的宣传是商业骗局，美国早在20年前就司法判定了核酸营养是商业骗术，但支持者仍然坚持核酸营养研究是一项“新科学”。直到国家卫生部宣布某核酸营养产品属“扩大宣传”，反对方才艰难地占据上风。 5．据《科技日报》报道，“863计划”实施15年来，申请专利与发表论文的比例大约为1比30。其中某一年仅获得3项专利。论文偏多而成果太少，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某些科技工作者务虚不务实的作风。同时，国内科学家论文因“千第一律”，雷同者太多，引用率不高，影响较小。 6．更令科技界感到羞愧的还有个别抄袭现象。据悉，国家自然基金委调查的有关基金项目的申请中，弄虚作假、剽窃事例绝对量在增加。更有甚者，还曾有人伪造论文检索证明，将实际收录论文数由1篇夸大为7篇。 7．原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胡亚东研究员则用他在科学院图书馆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浮躁：中科院图书馆大概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好的图书馆。过去那里经常坐满了看书做学问的人，其中不乏像竺可桢、卢嘉锡这样的大科学家。可是现在，人少了，去的人也多是找了想要的东西一复印走了。“味道完全不对了。”

二、给定资料 浙江省金华县，一个只有56万人口的县，从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的3年中，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发案时间之长，涉案范围之广，虚开金额之大，造成恶果之深，全国罕见。 偷税大案触目惊心 金华县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增值税发票65 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7.5亿元。1997年1月8日，江苏省姜堰市检察院的调查人员来到浙江省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出示了一份价税合计36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受票单位姜堰棉纱厂已承认此票为虚开，此行他们需要通过金华税务部门向开具此票的“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调查取证。 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立即派人协查，按发票上标明的地址找到的却是某机关大院，压根儿就没有这家企业。 经过几天侦查，发现“安达公司”税务登记在金华县。老板吴跃冬曾因盗窃摩托车而被判刑两年。 公安民警与税务稽查人员深夜伏击，抓获了吴跃冬，并从埋入他家墙内的保险箱里搜出增值税发票6本、发票专用章14枚、税号和银行账户印章14枚、公司印章6枚及大量现金、存款等。 据吴跃冬交代，从1996年6月至案发，他共骗购专用发票52本，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在半年多时间里共虚开价税合计1.1亿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 508万元，案件涉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8个县。此外，由他妻子单独虚开的价税合计近7 000万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 014万元。 造成国家如此巨额税款流失，这无疑是严重的犯罪。但吴跃冬称，在金华县，他既不是这门“生意”的首创者，数额也不算最大，“虚开”亿元以上的大有人在。 此案引起了金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4月17日，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接到报告后明确表示，对发生在金华县的税案，要一查到底，依法严惩。 在吴跃冬案侦破后短短几个月中，金华市、浙江省和国家税务部门仅部分查实，就发现金华县辖内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高达10多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在听取检查组初查情况汇报后，判断问题尚未彻底揭露，决定由副局长卢仁法、纪检组长贺邦靖坐镇金华，直接指挥全案的查处工作。 国务院领导同志对金华县税案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在案件查处过程中，中央纪委主持了整个案件的协调工作，国家税务总局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作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都派员现场指导，为最终查明此案指明了方向。 经查，在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期间，金华县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增值税发票65 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税额9.2亿元，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受票单位已经申报抵扣，造成国家税收损失7.5亿元。 目前，司法机关已抓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嫌疑人89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胡银峰、吴跃冬、吕化明被一审判处死刑。涉及此案的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法纪的追究。 地方保护养痈遗患 金华县领导把“引进税源”作为发展经济的“法宝”，鼓励“以票引税”、“低税竞争”，争夺周边市县税源，以填补财政税收缺口。 地处浙江中部的金华县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工业基础薄弱。近年来，这个县的某些领导干部，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而是错误地提出“引进税源”，擅自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但没有严格实行“以票管税”，反而自上而下地鼓励“以票引税”、“低税竞争”，争夺周边市县税源，以填补“以支定收”的财政税收缺口。 众所周知，税法将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是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1993年末，金华县增值税纳税人为6 719户，其中符合新税制规定的一般纳税人条件的只有613户。但县财税部门负责人擅自违法改变认定条件，提出“先上车，后买票”，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变成了“上了车，不买票”。结果，不到3个月就认定一般纳税人1 000多户，使一批“皮包公司”混入其中，埋下了隐患。 税制改革后，金华县的某些领导干部对税收法规政策不甚了解。为了所谓的“低税竞争”，县有关部门打出招商引资广告，声称：凡在县工业小区办企业者，增值税前3年全免，后3年减半。这项无视国家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在遭到严厉批评后，不得不收回。但县财税局负责人依旧提出实行“保底征收”，指示下属财税所“对外地的企业以收税为前提，政策上放宽”，借口“新税制的实行起码要有3年的磨合期，有许多问题需要试验、需要探讨”，鼓励“可以适当地打点擦边球”，并且做出了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背景解释”，在全县财税系统造成了严重思想混乱。 1995年秋，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金华县不少财税干部都主张刹车。但县财税局领导置若罔闻。 自此，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1996年9月，全省税收物价大检查时，省检查组严肃指出了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县财税局领导也感到事态严重，但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却想方设法捂盖子，以“既往不咎”为由，放纵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再一次失去了控制蔓延势头的时机，最终导致全局性失控。 纵观金华县税案全过程，从1994年5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颁布时，全县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为10亿多元。而在《决定》颁布到案发被查的一年半时间里，作案数额呈疯狂上升之势，虚开的价税合计高达50多亿元，并且90%以上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企业”是在这一期间办的。 金华县之所以发生“全国第一税案”，与原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严重失职有直接关系。税制改革后，县领导把“引进税源”作为发展本县经济的“法宝”，片面强调地方利益，放松税收管理。199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颁布后，县人大常委会同志在专项调查中发现县内普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遂向县长王新根(后任县委书记)作了题为《引税要谨访碰到“高压线”》的专题报告，要求进行全县大检查，严肃查处虚开现象。但是，王新根把检查限于税务系统内部的“自查自纠”，主张“此事的面宜小不宜大”，仍鼓励“引税”，并一再重申奖励政策。此后，县有关部门多次向王新根汇报本县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的严重性，王新根都不置可否，无动于衷，客观上容忍、支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泛滥成灾。最后，金华县获得非法财政收入2 000万元，而导致中央财政损失 3.95亿元，其他地方财政损失3.57亿元，仅浙江省就损失1.19亿元。日前，王新根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因玩忽职守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因玩忽职守罪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还有：原县财政局局长王金余，原县国税局局长虞新法、后0局长吴樟贤，曾任县财税局局长的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建平等。此外，原分管财贸的副县长朱日辉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 (摘自《羊城晚报》)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人类自开始生产活动以来，就出现了因接触生产环境和劳动过程中有害因素而发生的疾病。追溯国内外历史，最早发现的职业病都与采石开矿和冶炼生产有关。而随着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生产环境中使人类产生疾病的有害因素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加。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即工业上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以机器为主的大工业生产时，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即出现了职业病的广泛流行。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力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大规模的采矿和冶炼，开始了煤化学工业的生产，并发明了合成染料等。这时，也出现了工人的急性苯胺染料中毒、煤焦油引起阴囊癌等问题。尤其自20世纪开始，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迅速，合成生产了许多种有机化合物，包括农药、医药、石油化工产品等，出现了多种急、慢性化学中毒和职业性肿瘤等新问题。而且20世纪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又兴起了以原子能、高分子化合物和电子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X射线、原子能、高频、微波、红外线等技术，还有其他新原料、新化学物质和高科技等被应用于生产，随之出现劳动方式的变化，带来了新的职业卫生问题。职业病的危害受到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自19世纪末起，西方国家即开始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行职业性病伤的防治。一些国家的政府建立了职业安全卫生以及劳动保险的法规，并开展了防治职业病的服务与研究。因此到20世纪后期，一些发达国家的职业卫生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并使不少古老或传统的职业病在大型企业中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而我国自古就有关于职业病学的论述。如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冶炼时可产生灼伤和火烟侵害眼鼻；北宋的孔平仲在《谈苑》中述及，“后苑银作镀金，为水银所熏，头手俱颤”；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明确提到铅矿工人的铅中毒等。但是，由于长期封建统治和外国殖民主义的压迫，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工业落后，劳动生产条件恶劣，职业病无人过问，旧中国的职业病学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新中国建立后，出现了矽肺、急性及慢性中毒等较多的职业病，才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从1954年起，我国开始建立职业病防治的专业机构。1980年后，在卫生部领导下，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为全国中心，建立了七大行政区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中心，各省、市及各工业部门相继成立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使全国职业病防治专业机构超过200个，并与地(市)、县近2000个卫生防疫站劳动卫生科相结合，形成了全国的职业病防治网络；在各地开展了生产环境中职业有害因素的监测，接触职业有害因素职工的健康检查与职业性健康监护，开展职业病的诊断、治疗及劳动能力鉴定，职业病统计报告，以及工人的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等工作。1997年颁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决定指出，要认真做好食品卫生、环境卫生、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和学校卫生。2002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实施，国务院、卫生部相继颁布了相关的职业卫生法规，职业病防治工作完全进入了法制化、规范化。 2.自从1957年我国确定了14种法定职业病以来，职业病种类就一直在增加，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定职业病已经有尘肺病、职业性发射性疾病、职业中毒、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生物因素所致职业病、职业性皮肤病、职业性眼病、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职业性肿瘤和其他职业病10大类，共计115种。从煤炭、冶金、化工、建筑等传统工业，到计算机、汽车制造、医药、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以及第三产业，都存在一定的职业病危害，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企业超过1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人群居世界首位，职业病防治工作已涉及30多个行业。我国已进入职业病的高发期。以沈阳市为例，沈阳市现有存在职业危害的企业3088家、职业危害点12927个，接触职业危害人员62420人，现有职业病患者2178人。从区域分布看，职业危害企业主要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的东陵区和于洪区，共有1854家企业存在职业危害,占总数的50%以上；从行业分布看，制鞋、家具、铸造、陶瓷、机械、化工有1677家存在职业危害，占总数的50.8%。据记者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全国约有83%的中小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近34%的中小企业职工接触尘毒有害作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德学说：“我国职业病危害正在由城市工业区向农村转移，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转移，由大中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转移，职业病危害分布越来越广。” 2010年4月28日，卫生部向社会公布了《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情况》显示，在2009年职业病报告总例数中，尘肺病占79.96％，仍是目前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在尘肺病中，煤工尘肺和矽肺居多数。拿阜新这个老工业基地来说，截至目前，全市累计确诊尘肺病例2577例，其中煤工尘肺2252例、矽肺86例、焊工76例、其他尘肺56例，死亡593例，现患1982例。煤工尘肺占全市尘肺病发病总量的87.5%，尘肺病占全市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90.61%。尘肺病是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长期吸入粉尘发生的以肺组织纤维化为主的疾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没有医疗终结的职业病。南京市金山医院副院长宋海燕说，尘肺病的恐怖在于它的不可逆性，即患上了就无法根治，只能通过治疗尽量不让病情加重。此外，《情况》还显示，农民工如今已成为受职业病危害的高危人群。国有煤矿农民工尘肺病发病状况调查表明，接受健康检查的农民工患病率高达4.74%，最短患病工龄只有1.5年，平均6.69年，而正式职工的发病最短工龄为25年、发病率为0.89%。 3.随着我国新材料的研发和广泛应用，一些新的职业病危害相继出现，如铅、苯、汞、有机磷农药、三硝基甲苯、二氯乙烷、正己烷中毒等。2007年北京朝阳医院收治了来自河北某印刷厂的7位职工，症状是呼吸困难、胸腔积液和一定程度的肺纤维化。她们从事的是PS版喷涂上色工作，其原料是三无产品，没办法分析出成分。经检查，这些人的工作场所、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胸水和肺活检中均发现直径为30纳米的颗粒。于是，这种新发病被称为“纳米疾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张华，江西人，2010年8月8日，他开始在奉化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里上班。但当天工作不久，他就出现呕吐现象。中午12时，他下班，回家后又吐了2次。第二天12时，他又到厂里上班，直至10日零点下班。这次，他回家后发现自己面部、两肋下及两下臂等部位皮肤都出现潮红，还感觉双耳肿胀发硬。他没当回事。但到凌晨4时，他却出现四肢抽搐，被工友急送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他是症状性癫痫，怀疑是二氯乙烷中毒。后经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市第一医院进一步诊断，确定他是职业性急性“1，2二氯乙烷”中毒。新产品、新工艺的开发，产生了新的职业病危害，对劳动者的健康也造成了损害。譬如三氯乙烯为卤代烃类化合物，以往人们只知道大量接触会造成神经系统和肝肾损伤。近年来，随着电子行业的发展，使用三氯乙烯清洗电子元件和金属器件成为一种新工艺。而这却引发了三氯乙烯新的中毒机制。它会造成劳动者急性中毒，可以同时侵害皮肤、肝脏、肾脏、心脏和中枢神经，造成多脏器损伤，在临床上死亡率很高。而且目前我国大多数的职业病特别是慢性职业病，其潜伏期较长，一旦发病往往难以治疗，病死率、致残率高。伴随着职业病的高发，职业病纠纷和职业病诊断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也不断增加。在某些地方，职业病危害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4.张经，宁波人，在公司从事电脑文案工作已有5年。他每天至少伏案工作8小时，有时还得加班一两个小时。因长期对着电脑埋头工作，从2010年开始他常常感到头晕眼花，抬头时颈部会发出响声，两个肩膀也会莫名地酸痛。医生告诉他，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和肩周炎。因病情严重，3个月前，他在医院接受了手术治疗，花了4万余元。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公司不仅拒绝赔偿由此带来的伤害和医疗费用，而且还暂停了他住院期间的工资。在多次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张经决定依法维权。可卫生监督部门表示，颈椎病等新型病症未被纳入国家规定的职业病范畴，因此不能给他做职业病鉴定。劳动保障部门同样认为，这种病症不能做工伤认定。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介绍，目前我国职业病的认定适用法定原则，由国家主管部门对职业病的分类和目录进行规定、调整并公布，只有目录中收录的病种才能被认定为职业病。而在2002年我国卫生部门和劳动部门公布的职业病目录中，包括过劳死在内的诸多新型职业病都没有被纳入到法定目录中。比如腰肌劳损、胃肠道疾病、颈椎病、干眼症、肩周炎、视网膜脱落、鼠标手等都不在目录中。那么，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看，要想获得工伤待遇，必须先进行工伤认定，但工伤认定的职业病必须是《职业病目录》中公布的我国法定职业病，职工须有职业接触史，且经卫生机构诊断，确认为职业病的，方可认定为工伤。如此一来，如果某一疾病根本不在目录中，则意味着因为工作原因患病的劳动者，病情再严重，甚至是已然“过劳死”，却依然不能获得工伤待遇。 5.截至2009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72万余例，其中尘肺病65.3万例，平均每年报告新发病例1万多例，每年因尘肺病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0亿元。然而，如此严重的情况却无法有效地维权。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义联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职业病调研。此次调查重点关注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地区及北京周边等区域。调查抽样框包括：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如在深圳患尘肺病的79名湖南耒阳、张家界工人；义联中心直接接触的职业病案例646人；在广东、浙江、重庆等地中小型企业务工的301名职业病案例。此次调查在抽样框1026名职业病工人中进行抽样调查，调查通过面谈或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完成有效访谈问卷172份。调研报告显示了这样一组数据：职业病患者出现病症的平均年龄为37.5岁；职业病患者中最大的群体为尘肺病患者，占70.2%；45.6%的职业病工人所在的单位没有为其上工伤保险；55.9%的职业病工人所在的单位没有为其上养老保险；86%的职业病患者表示，他们的单位没有工会，自己也没有加入任何形式的工会。最后，调查报告显示，37.8%的职业病患者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赔偿。30岁的白丛生，重庆人，广东一家首饰厂磨钻工。2001年9月进厂，2008年4月感觉胸痛、咳嗽、全身无力，被诊断为尘肺一期。白丛生告诉调查人员，厂里有170多人得了和他一样的病，他们没钱治病，又无法工作，去年厂方倒闭，他们不知该找谁说理，找谁索赔。义联中心研究员叶明欣说，“职业病患者获得赔偿要过很多难关，哪一关被卡都不行。”而申请职业病诊断，是职业病患者要过的第一关。据了解，申请职业病诊断要准备如下材料：职业史、既往史；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等材料。“这其中最难的是，从单位手中获取自己职业病接触史的材料。一旦患者的职业病获得鉴定，就可能意味着单位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用人单位往往拒绝提供职业接触史证明，甚至干脆否认劳动关系。”叶明欣说。调查显示，提出诊断申请的患者中，48%曾经因为材料不齐全而被职业病诊断机构拒绝受理过。这其中，因为缺少劳动合同、职业史证明而被拒绝的共达到83%。〖=2〗一纸职业病诊断书，是职业病患者获赔的全部希望所在。然而，职业病患者却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获得这张写着坏消息的纸片。而对于广东东莞某宝石公司的切石工周开顺，2002年进厂，两年后身体感觉不舒服，2005年3月，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肺结核。2005年10月，周开顺在家乡四川职业病防治机构被确诊为矽肺二期。2006年6月厂方不同意四川的诊断结论，在东莞提出职业病鉴定，结论为无尘肺。2010年2月，经广东省职业病鉴定机构再次鉴定为矽肺二期。他拿到这张职业病诊断书用了近5年的时间，而这仅仅意味着他只是拿到合法索赔的资格证。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有关条文，职业病患者取得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以后，就可进入工伤处理程序。但据调查，57.8%的患者需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领取到工伤认定书，此后，51.8%的患者又要经过30天以上的等待，才能获得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叶明欣介绍，在和工伤认定系统衔接时，还有可能出现因为时效问题导致职业病患者无法被认定为工伤的情况。由于工伤认定必须在职业病诊断作出的一年内进行，一些患者如果因为不知情或者因为治疗的原因未能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很有可能因为过期而不被受理。福建某化工厂的杨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2001年被诊断为慢性铅中毒，由于超期问题，工伤认定申请没有得到受理。目前，工伤处理的程序在一般情况下最多可达到9项，分别是工伤认定行政处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行政诉讼二审、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再次申请鉴定、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一审、民事诉讼二审。“如果走完上述全部程序要经过1149天，加上职业病鉴定程序需225天，职业病鉴定前置的工伤处理程序总计要用1374天。”叶明欣告诉记者。然而，程序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因为有关部门没有按时办理而被延长。以赵天云为例，他现在年仅39岁，2007年8月在河南灵宝工作时被诊断出得了矽肺三期。为进行工伤认定，他甚至以死抗争，历经三年多才拿到了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4级伤残）。一直到现在，他还走在边乞讨边索赔的路上。而在北京国安宾馆的杨同来的维权路更为漫长。从2002年他开始提交职业病诊断申请起，到现在历时9年，他仍然没有得到赔偿，还奔波在维权路上。 6.据统计，2009年我国农民工数量为22978万人，而同期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口为5587万人。以此计算，当年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为24.3%。在没有工伤先行支付制度的情况下，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业病工人只能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待遇。而且，《职业病防治法》规定，用人单位对本单位产生的职业病危害承担责任；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但职业病患者获赔的情况却并不乐观。职业病患者大多数是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早在2004年就出台有关文件对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予以规范：一至四级伤残长期待遇的支付，可试行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农民工选择。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一次性赔付金额远远低于长期支付即按月领取的总数，许多患者是在不知道自己可以按月领取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了一次性待遇。”叶明欣告诉记者。北京市的一位尘肺病患者赵先生，45岁，尘肺二期，四级伤残，患病前月薪5000元，根据北京市的规定只获得了一次性共计133596元的赔偿。如果按月领取，累积到60岁其领取到的总额应为76万余元;而且如果不选择领取一次性待遇，他的工伤保险关系不会被注销，还可以报销其后续的医疗费用。但可惜的是，他在领取赔偿金时，相关方面并未告知其可以选择按月领取，甚至告诉他，如果不及时领取一次性待遇，以后一分钱也拿不到。深圳一名尘肺一期患者通过法律援助，打了3年的官司，获得7万元赔偿。河南一名尘肺一期矿工多次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获得7.5万元赔偿，其中的5.5万元还是由包工头付的。“我不希望上法庭解决，一次给几万元了结，以后生活怎么办？物价一直在涨……厂方只要按月支付生活费就行。”重庆一名尘肺一期的患者说。“职业病是特殊的工伤，不同于断手断脚，很多病会升级，不能简单地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处理。”在广东惠州打工的一位湖南籍镉中毒患者说。据调查，在职业病五至十级患者中，34.4%被用人单位非法解除了劳动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按照法律规定，他们不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每月伤残津贴，无法按月从单位领取到伤残津贴或者工资。五至十级的职业病患者，虽然伤残等级较一至四级患者轻，然而由于病情多不可逆，甚至会逐渐恶化，他们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治疗。因此，在立法上，对于五至十级职业病患者如何提供更全面的保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7.作为知名品牌，苹果公司一向以关注“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自居。其网站的《供应商行为准则》称：“无论我们的产品在何地生产，苹果都保证最高标准的社会责任。苹果承诺确保供应链有安全的工作条件，确保工人受到尊重并享有尊严，同时确保生产过程对环境负责。”然而，就是这家号称“全球最为绿色的公司”，却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纵容胜华科技苏州工厂使用正己烷代替酒精,让员工擦拭苹果手机显示屏；为了保证iPhone的触摸屏在无尘的环境下进行生产,要求用大的塑料片把整个工作台全部包起来,这样密闭的环境导致了工人们的中毒，曝出了137名苹果中国供应商员工中毒致残的丑闻。同时，义联中心2011年《职业病调研报告》显示，只有12.4％的职业病劳动者所在的单位设置有关职业病信息的公告栏，只有23.3%的职业病劳动者的单位设置职业病防护设施，只有17.1％的单位对职工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近一半的用人单位从未进行过职业卫生体检。而2002年起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第五十五条就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依据职责划分，对职业病防治工作及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然而，“生产环节的卫生标准与普通的卫生标准不一样，什么样的企业应该有什么样的防护设施，卫生部门很多时候并不了解详情；如果企业违规生产，卫生行政部门既没有颁证权，也没有处罚权，责令整改，企业根本不当回事儿。”叶明欣说。鉴于这样的现实，卫生部〔2005〕31号文件《卫生部、安监局明确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明确指出，安监部门负有“组织查处职业危害事故和有关违法、违规行为”的职责。中央编办〔2010〕104号《关于职业卫生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再次明确了安监部门在职业病监管方面的职责：“监督检查和督促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健康损害与职业史、职业危害接触关系等相关证明材料”。 “可以这么说，从2005年开始，生产作业场所的职业病的监管工作在文件上已经从卫生行政部门转到了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但目前的情况是，基层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能力上显然与其应负的职责存在较大的落差，近几年，职业病防治工作几乎处于一种真空状态。”黄乐平说，“当务之急是《职业病防治法》应尽快明确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监管主体地位，使其权责统一，能真正担负起保护劳动者职业健康、为职业病患者提供畅通救济渠道的职责。” 8.2011年5月26日，“职业病防治法修法建议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提出了16条具体的修改建议：确立职业安全卫生准入机制，将是否达到职业卫生标准与用人单位的经营资格绑定在一起，从源头上杜绝用人单位生产场所不符合职业卫生标准，同时，明确安监部门负责审批有职业危害因素的用人单位的生产许可，既为安监部门的行政许可行为提供了法律授权，又防止权限不明时相关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应明确劳动者在职业病预防中的举报权和知情权；加大对用人单位不履行职业病预防法定义务的行政处罚力度；劳动者有权申请相关部门调取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所需资料，即职业病诊断、鉴定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时，用人单位应当如实提供，劳动者和有关机构也应当提供与职业病诊断、鉴定有关的资料；强化用人单位及时报送职业病诊断证明材料的义务；强化用人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及直接责任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建立双倍赔偿机制；强化劳务派遣中用工单位和承包关系中发包单位的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强化行政部门的职业卫生监管职责；对职业病防治不力的地方领导及直接责任人员实行问责制，等等。而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也于6月27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该法自2002年5月1日施行以来的首次修改。国务院领导对职业病防治法修改工作高度重视，社会各方高度关注。在修改职业病防治法过程中，重点要把握住三点：一是进一步强化用人单位在职业病诊断中的责任，通过具体制度倒逼用人单位自觉履行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进而落实预防措施的义务；二是按照方便劳动者、简化程序的总体要求，区别情况，运用劳动仲裁、行政判定等方式解决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的争议问题；三是通过制度设置向保护劳动者权益倾斜，有针对性地解决劳动者在职业病诊断中可能遇到的困难。而化解职业病诊断难、鉴定难成为此次修法的重要任务。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法律修改说明时表示，完善的职业病诊断制度既可以为劳动者顺利、便捷地进行职业病诊断，尽快落实职业病待遇提供法律保障，也可以通过合理分配职业病诊断过程中的各方义务有效引导甚至倒逼用人单位依法落实各项职业病预防措施。 9.6月10日，职业病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安全监管总局召开。陈竺在讲话中强调，职业病防治事关劳动者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家庭幸福，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大局，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加强协调配合，攻坚克难，解决重点职业病防治问题，扎实推进职业病防治工作。要积极做好《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工作；进一步修订完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强职业病防治机构建设，提高诊治和服务水平。同时，要做好职业健康状况调查，加强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积极开展从业人群健康促进工作。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6年10月，青岛市著名地标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20年； 2007年1月，曾经的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 2009年2月，曾经的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 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 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除了这些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以外，还有大量普通住宅，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其数量无法统计。这些正处在建筑寿命“青壮年”的建筑非正常“死亡”，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 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几年来，四处追着看建筑爆破现场，他想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4月28日，他站在一排刚吐着绿芽的人行道树前，亲眼目睹了18层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着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景。从底部开始，这座高楼先是一层层坍塌，塌到第6层时，剩下的12层直挺挺地向后倒下。只用了6秒钟，年仅23岁的科技馆就与人世“永别”了。 事实上，老人很清楚，“辽宁科技馆之死”只是近年来全国“短命建筑死亡名单”里墨迹未干的最新一行。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这个16层的庞然大物“死亡”时，不足一岁，还是“婴儿”。同时，另一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 “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能不能实施，全靠领导一句话。”“许多建筑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拆除，问题出在不理性、不科学、难以持续的城市规划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科学的规划来引领。而在制定了合理规划之后，一些城市的住房和城市建设规划变更频繁，标准制定落后，也是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还没建成就被拆除的合肥维也纳森林花园小区，根据官方说法，该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观中轴线——黄山路与大蜀山之间的山景，爆破之后可以将贯穿省城东西的黄山路“拉直”。是小区建设规划在先还是城市景观规划在先，并没有公开。 2．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认为，当下“一届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我们历代王朝从来都是推倒旧的，重建新的，这种‘新的就是好的’价值观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每一届领导上任时，往往认为‘除旧布新’才是对的。” 强化监管，增强规划权威性、严肃性、延续性和执行力，重大工程随意拆建造成严重浪费，应严肃问责。“当前，短命建筑产生后，无人调查和问责，也纵容了此类现象多发。”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房子是谁规划的?花了财政多少钱?为何要拆?拆了以后干什么?如果对每个大型建筑来龙去脉都搞清楚，建设和拆除都有透明程序，都明确责任，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浪费。 提高建筑规划的透明度，让公众参与决策，遏制拆建的随意性。一些规划专家表示，建筑不仅是政府工程，更是事关老百姓的民生工程，应重视发挥城市居民和规划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可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包括建筑的规模、选址、体量、风格等方面的意见。 不可否认，在遭到提前拆除的短命建筑中，也有因质量问题和缺乏高质量维护而被迫拆除的。如北京市要求某开发企业拆除刚刚建成的某小区保障性住房，就是因为建筑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抛开人为因素，建筑的寿命主要取决于房屋的安全性和耐久性，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施工用料的质量和工程设计质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克放说。 质量对建筑寿命的影响能有多大?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设构想，建设房屋时使用的都是标号40以上的混凝土，而中国大部分短命建筑使用的都是标号20的混凝土，仅此一项差距就使房屋至少短寿十几年。 说到建筑短寿，有人说是中国建筑土木结构的特点所致。人家欧洲的建筑用石头，咱用木头，当然不可能像他们留存那么久。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木头固然没有石头结实，寿命也没有石头长。但问题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土木结构建筑就算拿木头的寿命来衡量，也没有活够年头。著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那可是纯木结构的建筑，从辽代至今快1000年了，而这座木塔却依然完好。可见，木塔能保留1000年，而中国绝大多数土木建筑寿命都不到百年，罪还真不在结构。 那么中国建筑到底为何寿短?其实，最大根源还是因为我们缺乏继承精神的“短视”文化。中国几千年来的朝代更迭中，类似火烧阿房的“壮举”经常发生。因此，无论是未央宫还是大明宫，这些辉煌建筑对于今天的我们，都早已化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往往连残垣断壁都不复存在。 3．近年来，一些地方为建“标志城”“月光城”，政府砸巨资重塑“包装”，开展一系列“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旧城改造。网友A认为这种拆旧建新的行为是“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 “拆旧建新，带来的GDP增长是表面的，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对社会经济毫无益处。”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松海说。 2003年，中国城镇共拆除1.61亿平方米房屋，按每平方米需水泥200公斤、钢材60公斤计算，总共浪费了3220万吨水泥和966万吨钢材，均占我国2003年竣工房屋所需钢材和水泥的8.9%；若按每吨水泥300元、每吨钢材4000元计算，则仅建筑用的水泥和钢材就损失了483亿元；另外，按生产1吨水泥消耗145公斤原煤、生产1吨钢消耗741公斤原煤计算，则共浪费掉1183万吨原煤。 据国家住建权威部门研究报告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的粗略统计，在每万平方米建筑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吨至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吨至12000吨建筑垃圾。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至40%，每年产生新建筑垃圾4亿吨。这些垃圾的运输、处理和存放，都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以南昌五湖大酒店为例，据估算，酒店拆除后将留下4万吨建筑垃圾，将占用大片垃圾填埋场地。 2010年，建国门桥东南角，四星级凯莱酒店外搭起脚手架，并围起绿色围挡。凯莱酒店1992年开业，2010年6月1日正式停止营业，准备拆除，之后原地重建五星级的“国际化商务高端酒店”。据施工方宏安达建筑物拆除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8月中旬，待酒店内部设施和物品都搬走后，就将开始拆除，拆除过程约需3个月。这一切都预示着，这座曾经辉煌的四星级酒店，在“存活”20年后，即将消失。而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作为奥运会官方接待饭店的凯莱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对酒店进行了重新装饰和布置。 建筑过于“短命”也造成了城市记忆的缺失。“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历史悠久的建筑，全部是古人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寿命这么短，我们怎样靠建筑来保存民族发展进步的记忆?”中国房地产协会会长刘志峰说。 建筑的“短命”现象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关注，却鲜有解决良方。怎样才能延长建筑的寿命?其实，城市的真正内涵是慢慢发展成熟起来的，城市建设必须要有远见，要按照理性、科学的方式进行城市规划，综合协调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等各种关系。 4．T市政府于2005年至2009年分5批确认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746幢、114万平方米，其中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T市文物保护单位81处，区县文物保护单位79处，已完成保护性修缮，500多幢。2006年3月，国务院批准T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14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其中有6片被确认为历史风貌建筑区。 T市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殿堂、寺院，又有西洋古典、现代建筑，它们和历史风貌保护区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文化和城市景观，也是T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名片。 2005年9月1日T市人大颁发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这是针对T市自身特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此基础上T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制定了《T市历史风貌(区)建筑确定程序》《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腾迁管理办法》和《T市历史风貌建筑使用管理办法》等政府文件，规范保护的实施过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规政策体系。从历史风貌建筑的评定至利用都有相应的文件规定，这些政策为政府开展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是政府顺利开展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有力保障。 2005年起，T市相继成立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委员会、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T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构建了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管理体系。两个委员会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历史风貌建筑整理公司则是T市保护模式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历史风貌建筑作为城市公共资源的建筑遗产，具有公共属性。政府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代替公众行使权利。历史风貌建筑遗产要得到有力的保护需要政府的权威性，这决定了政府在历史建筑遗产保护过程中占据主导位置。历史风貌建筑遗产除了具有公共属性外，还具有稀缺性。T市的历史风貌建筑的保存量很大，具有较高价值，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进行保护。所以，对历史建筑遗产保护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同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繁荣、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市场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甚至会舍弃保护的初衷。因此T市在历史建筑遗产保护过程中采用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历史建筑遗产保护模式，在兼顾经济性的同时又不会使经济利益影响到历史建筑遗产保护的效果。 T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显著标志之一是拥有形式多样的历史风貌建筑，是T市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不可再生的城市资源。T市在实施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初期，就注重科技先行，着手建立T市历史风貌建筑地理信息系统。先后对746幢建筑编制了《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图则》，将全市历史风貌建筑的地理位置、建筑面积、产权情况、房屋完损状况、历史文化背景、照片等资料进行数字化存储，为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编制《图则》保护工作的创新，是为每幢历史风貌建筑“量身定做”的保护、整修、使用的技术指南。同时，还编制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修缮技术规程》，它作为T市地方技术标准，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填补了技术领域的空白。 5．尽管T市在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过程中取得了宝贵经验和显著成效，但仍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 T市规划部门认为：城乡规划部门应是T市历史建筑的保护主管部门，历史建筑外檐修缮方案等规划审批管理工作，应由规划部门负责；同时，历史建筑的认定，是实现全面整体保护不可分割的内容，应由规划部门会同文物部门负责。 T市国土房管部门认为：《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2005年)中第七条对“主管”问题的规定是“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历史风貌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区的保护工作。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历史风貌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区的规划管理工作”。第十四条对历史风貌建筑认定问题的规定是“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历史资料，经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审，报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历史风貌建筑”。这就造成三个部门责权不明、工作有盲点。 十几年来，T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保护历史风貌建筑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使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和各界人士关注历史风貌建筑，自觉参与保护。但违规现象、甚至是严重违法现象仍有发生。例如，“五大道”地区是国务院批准的T市城市整体规划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确定的历史风貌建筑区。其中河北路上的“疙瘩楼”是T市重点保护等级的历史风貌建筑，其外墙采用了T市独特地理条件形成的地方材料黏土过火砖——硫缸砖，整个墙面上不均匀的凸起呈“疙瘩”状，别具特色。但极个别产权人无视法规条例，擅自改变其建筑的外部造型和饰面材料，破坏了周围建筑的整体性，影响了“五大道”地区的整体形象。从其产权人第一天开始违法施工起，市国土房管部门按照《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规定，对其进行停止施工、自行拆除等一系列行政执法过程，到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历时六个月，不但违规施工已经结束，而且法院至今执行不了。这一违规违法行为破坏性大，社会影响极坏。 历史风貌建筑的维修及保护是一项耗费资金的系统工程。腾迁费用(包括安置补偿和货币补偿)随着周边商品房市场的价格上涨，逐年增加。目前尚有80多幢需要进行腾迁的历史风貌建筑，已查勘的514幢、80多万平方米历史风貌建筑的房屋安全，结果不容乐观，其结构维修还需大量资金。虽然市政府一次性拨付了专项结构维修资金，但是入不敷出。为坚持“留住城市的根与魂”，T市国土房管部门仅能利用有限的资金，先期对每幢历史风貌建筑进行测绘、建模、激光扫描、制作成三维动画，同时邀请年逾古稀的建筑老师傅从修缮材料、操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保护性挖掘留档。不容置疑，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确实是一项“烧钱”的事业，而引入民间资本投入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6．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为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等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建筑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建筑业的发展壮大。 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十一五”发展规划，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建筑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应该制定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划，以增强建筑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建筑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建议在加强行业管理，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开拓国际市场，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投、融资等方面制定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指导全国建筑业科学发展，真正使其起到支柱产业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调查，建筑企业领导普遍反映，目前招投标市场极其混乱，给建筑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其主要是由最低价中标产生的。过去一个工程项目在招标前，建设单位都要做标底，投标单位谁接近标底，谁才能中标，现在是最低价中标，建设单位特别是开发单位，把工程造价压得很低，这就造成了投标单位的围标现象。现在开发单位又委托有资质的招标代理公司，做一个工程的拦标价，投标单位高于拦标价就作为废标。另外，对按照拦标价中标的建筑企业，还要下浮15%，这很不合理，虽然要与国际接轨，但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离开现阶段的中国国情，机械地照搬照抄，是不可行的。 7．投标单位标书做得很细很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投标过程中，评标的专家只是翻翻而已，一个上午要看几家投标单位的标书，根本没有时间细看，这是极大的浪费。建议标书删繁就简，能说明问题即可。评标的专家看的是内容，不是看标书的装潢，同时招投标手续繁杂，所以在手续上也应该简化。因为，对一般工程而言，招标代理制定标书也好，投标单位制定投标标书也好，从现在的建筑企业的技术力量和经验来看，对工程的造价成本完全可以做出概算。如果大家都实事求是，做出的概算应该相差无几，所以没有必要把招投标过程搞得过于繁琐，增加企业的负担，这样不利于建筑企业的发展。 建筑企业利润过低。从大连地区看，建筑企业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税，达到百元产值3.23元，核定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为百元产值2元，还有0.4%的个人所得税及房产税等，百元产值所缴税额在5.5%左右。按道理说这样的税收不算太高，但现在建筑企业普遍感到税收负担过重，根本原因是建筑企业的利润太低。全国建筑企业的利润率是2.9%，因此，建筑企业资本难以积累，影响着建筑企业的发展。从所得税来看，国家规定的建筑企业的利润率是8%～20%，现在大连地区企业的利润即使按照最低的8%来计算，也是远远脱离大连建筑企业利润的实际，按照国家规定机械制造业所得税的利润率是5%～15%，交通运输业为7%～15%，建筑行业仅低于餐饮娱乐业。鉴于建筑行业目前利润低的情况，建议按照制造业的5%～15%的利润率征收，减轻建筑企业的负担，起到“放水养鱼”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基本原则，优质优价是题中之意。在其他行业当中，都在贯彻执行优质优价的原则，但在建设工程当中，优质优价原则体现得不明显，这不利于调动建筑企业创优的积极性，不利于建筑行业的发展。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2003年8月，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同时撤销了其正省级别待遇。在中央纪委的这一决定中，打击报复举报人是程维高的严重违纪错误之一，而郭光允，作为举报人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中纪委的文件之中。这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石家庄市建委的一名科级干部郭光允因此而备受社会瞩目。　　郭光允，一个小人物，却与一个正省级"高官"苦苦较量了八年，八年艰辛的举报之路，不仅见证了郭光允的正义与执著，也从另一方面暴露出我国举报工作管理中的漏洞。尽管郭光允自己并不认可，但人们还是愿意称他为"反腐勇士"。　　2003年9月10日，记者在郭光允家中见到了这位"勇土"。　　61岁的郭光允，身穿着一件红白蓝相间的条纹T恤衫，面部棱角分明，也许是长年受折磨的缘故，略显倦意。但这仍掩饰不住他的刚毅与坚强：郭光允告诉记者，他昨天还去了医院，一身是病，晚上睡不着觉。而谈起当年的举报之路，他仍感慨万千。　　据郭光允介绍，1988年反映原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问题时，开始他是口头反映，但有关部门根本不理他，得不到支持。于是，他就匿名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而多次反映还是没有消息。后来，他干脆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举报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这样一来，非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反而给有关人打击报复提供了口实。郭光允说，相关部门的领导不但不调查处理李山林，反而把他推选为副市长候选人。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山林落选后，这些人就把他提拔为省建委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郭光允说，一些部门的领导对他举报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冷漠态度，令他痛心不已。　　郭光允在回忆起这些往事时有些激动，手在用力地挥动。"我拿着反映李山林问题的信去找当时市纪委的一位负责人，他却说：'这事儿我管不了。'我说：'你要是觉得立案困难，可以把我的信转给市委书记看。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可他还是说：'这事儿，我不能立案，也不给你转这个信。"郭光允说，受理群众举报是纪检工作的大事，身为纪委的负责人怎么能这样答复举报人呢?　　举报没有成功，反却暴露了自己。此后，李山林便依仗手中的权力，不断地打击报复郭光允。"他写了我一大摞材料交给监察局。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每次整我，都是李山林亲自给监察局开会布置。但整了一年多，也没查出我有什么问题。"　　从1995年开始，郭光允写了6封信反映程维高的问题，其中一封是给省检察院的。郭光允说："我是用挂号信把举报材料寄给当时省检察院一位主要负责人的，信的抬头用手写了'尊敬的某某先生收'。我当时觉得自己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即使是打击报复我，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不会被关起来，也不会牵连亲朋好友。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封信很快就到了程维高手里。而到底是谁把我的举报信转给了被举报人，至今也查不清。检察院的那位负责人说，绝对不是他干的。为确认是我写的举报信，有关部门还作了笔迹鉴定，并发文说，经查，'尊敬的某某先生收'这几个字是郭光允写的。"　　郭光允介绍说，程维高对此事很恼火，把举报信转给了省法院，指示省法院要判郭光允5-10年徒刑，而法院认为郭的举报行为不构成犯罪。程维高不断催办，法院院长则坚持自己的观点。　　据说，得知通过法院判刑这一招不灵，"程维高当时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调动了'庞大'的公安队伍来对付我，这是审我时我才知道的事情"。郭光允在说到"庞大"二字时加重了语气，手不由自主地在颤抖。　　法院最终没有判郭光允，但他却被"劳教"了。"他们说，法院不判，咱们自己弄。让市公安局往上报，但公安局也认为我没有犯罪，向上面打报告说，郭光允的问题不构成犯罪，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但报告被打回来了，上面说：'不行，必须报劳教。'于是，公安局耍了个'花招'，二次打报告说，'建议由检察院逮捕郭光允。'报告再次打上去，上头说还不行，又打了回来，并明确指示说，公安局必须报郭光允劳教。"谈起"劳教"经过，郭光允气愤不已，脸涨得通红。　　郭光允告诉记者，他被"劳动教养"的罪名是：诽谤省领导，对领导造成人格上的污辱。"我曾向司法部门指出，如果我是诽谤罪，应由法院宣判，你们这样做不对。如果是一般的诽滂行为，应当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罚款或拘留。这些规定对我都不适用。"但无论郭光允怎样申辩，他还是被送去劳教了两年。　　郭光允哭笑不得地说："给我写的劳教依据，没有具体的内容。依据的也不是劳教规定，而是治安处罚条例，文中这样写道：'依据我市有关规定判两年劳教'。""什么叫'依据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他们根本说不清。"法律是神圣的，是谁赋予了这些部门妄加一个公民罪名的权力?郭光允至今对此愤愤不平。　　在看守所里，郭光允天天被提审，即使是发烧都不能幸免；3个多月没洗过澡、洗过脚，袜子粘在脚上撕都撕不下来；再后来是被开除党籍，亲朋近20人受到株连。　　"在撤销我劳教时。他门说，你投寄匿名信，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去，所以不构成诽谤罪。意思是说，诽谤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不构成诽谤罪而已、就这样撤销了我的劳教，这不是继续绐我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吗?"郭光允对此"耿耿于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2000年平反时，郭光允还是背上了一个党内处分。　　郭光允介绍说，中纪委规定，处分党员必须事实清楚。"我问他们根据什么条例第几条，我犯了什么错误?他们说：'你没有错误。'我问有别的什么原因，回答也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处分我?"　　郭光允对如何改善举报工作，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降低举报成本和风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要建立保护举报人权益机制，建立切实可行、可以监督的、为举报者保密的制度。要提高打击报复者行为的成本，对泄密者和打击报复者要严惩不贷。违纪自勺要给以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要坚决绳之以法，不能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惩处。相关司法人员应提高责任意识，及时立案，提高办案效率。对分内的工作不能推诿、延误，应当改革反腐领导体制，变反腐机构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为系统垂直领导，使各级反腐机构直接向其上级领导机关负责。郭光允说，他之所以在掌握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举报，仍要走过八年举报路并屡遭陷害，就是因为被举报者同时也是被举报事项查处的受理者程维高独断专行，可以随意任免省纪委书记。原河北省纪检委书记刘善祥追查一个案件，还未牵涉到程维高，就被提前免了职。这是纪检监察工作者的悲哀。　　对于许多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地方纪委和司法机关往往"不敢、不愿、不能插手"。如果是垂直监督体制，如果地方纪委、司法机关不受同级党委政府的控制，制约腐败的力度就会大得多。　　有消息说，党的十六大以来，中纪委对纪检工作体制进行了创新与探索，中纪委对派驻国家部委纪检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中。郭光允认为，如果各地的纪检监察机构能够相对独立，那么地方纪检监察工作受地方领导干预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反腐败力度也会大大加强，打击迫害举报人的事情就会得到有效控制。 三、申论要求

本题仅限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1．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首领”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那么，经过这些年的普法教育，我们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法律观念到底有多深?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围绕这3个方面的问题，河北省委党校课题组对华北某省的34名地厅级干部、59名县处级干部，158名科局级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 2．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下面是部分调查结果：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例，地厅级是85%，县处级是70%，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47%、39%。正是由于知识不足，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也存在着类似差别。在回答“什么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地厅、县处、科局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是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时，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是23.5%、17%和12.7%。 3．从调查情况看，目前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法律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律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更令人吃惊的是，接受调查的领导干部中，竟有27%的领导干部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堪忧的现象。 4．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导致了一些领导干部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有1.6%的人回答不知道，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有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5.9%；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5．在权威观念上，有67.3%的人认为，依法治国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这无疑是十分可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者也有8%选择了“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个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 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利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 6．调查对象中，许多人看到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艰巨性，仅有3.6%的人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目标会很快实现，而86%的人则认为虽然能够实现，但很艰难。只有48.6%的人认为，我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有46.6%的人认为，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执法现状并不如意。 7．对“一个行政执法案件，在实际中是否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的问题，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能够依照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其余近8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权压了法”或“钱了了法”；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执法的干扰最大”。 8．但是，当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理”的被调查者为66.1%，表示“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一个面予，违心地打点折扣”的被调查者也高达33.9%。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执法者的领导干部，虽然大多数具有依法办理的信念，但当遇到权势的压力或个人的利益、地方利益发生矛盾时，其执法的坚定性将大打折扣。 9．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得多。在依法办理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理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局级干部中的比例竞高达41.1%。 10．不久前，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下发《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精神，进一步培养和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水平，加快推进依法冶国进程而推出的重大举措。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