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国家统计局2007年2月28日发布的公报显示，2006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1.23%，未完成年初预定的下降4%左右的节能目标。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当年中国万元GDP能耗为1.21吨标准煤，这是中国单位GDP能耗2003年以来首次下降。统计显示，中国能源消费在2003年和2004年增速高达15.3%和16.1%，高出同期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以上。2005年回落到10.6%，但依然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 我国从2006年开始，实施单位GDP能耗公报制度，并将能耗降低指标分解到各省份，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和主要企业分别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在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200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在第三季度出现转折。上半年，单位GDP能耗还上升了0.8%，第三季度，单位GDP能耗开始下降，最终拉动全年单位GDP能耗转为下降。据初步测算，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4.6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9.3%，低于经济增长率1.4个百分点。 2．新华网北京2007年2月3日电，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节能4%，减排2%”，结果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 “经济如果出现问题，宏观调控可以解决；但环境出了问题，是多少年都难以扭转的。”潘岳在“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绿叶》杂志创刊15周年纪念研讨会”上的话引起与会人士的共鸣。潘岳说，当前中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环境与经济的矛盾空前突出。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西方100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100多年发生的环境问题在中国20多年里集中体现，过度消耗了资源与环境。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对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早已超越了专业层次，成为影响经济、制约社会、涉及政治的大问题。 3．2006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能耗公报显示，作为西部小省区的宁夏，成为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单位GDP电耗的“三冠王”。面对突出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宁夏紧急向“三高两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水平、低效益)产业“亮剑”，力求破解“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困局。宁夏发改委一位官员说，国家公布的能耗结果实在是“出乎意料”，因为在“十一五”第一年，宁夏本来计划能耗要大幅降低，结果不仅没有降，反而是多项指标倒数第一。“其实能耗高的根源大家都知道，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但要下这个决心却很难，因为这些能耗高产业都是宁夏的优势项目，而且都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一些地方领导不愿意关停和限制。”该官员无奈地说。“用如此大的投入换取如此低的发展速度，实际上是不值得的。”宁夏社科院经济研究室主任李文庆一针见血地说，“通过能源的高消耗来拉动经济增长，让宁夏经济在短期内得到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 资料显示，“十五”期间，宁夏GDP虽然年均增长10.9%，能源消费年均增长却高达23.4%，是典型的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这种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大于GDP增长速度的发展模式背后，其实是长期以来产业结构畸形发展的结果。 不过长期关注宁夏产业结构的李文庆表示，这一结果早就应该在“意料之中”，因为长期以来宁夏一直将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发展，能耗过高一直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硬伤”。 4．英国首都伦敦市市长于2006年11月14日宣布一项新计划，从2009年起，包括四轮驱动在内的高能耗、高污染车辆进入伦敦市中心将被征收25英镑的拥堵费，金额是目前的3倍多。 根据这项计划，这些被征收高额拥堵费的车辆为每行驶1公里释放225克CO2的G类车。释放少量CO2的“绿色”车辆在2008年可免费进入伦敦市中心，其余车辆将照常交纳8英镑。伦敦人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解决气候变暖和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些将被征收高额拥堵费的车辆大多是价格昂贵的车型，既然车主选择购买了这些高污染的车辆，他们理应承担高额拥堵费。伦敦市征收城市拥堵费的地区目前包括伦敦西区、西敏斯特、金融城和泰晤士河南岸部分地区，每年征收的1.1亿英镑主要用于城市交通。但2007年2月起征收拥堵费的区域扩大到切尔西、诺丁山和肯辛顿。 5．经济大省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全省煤炭保有储量不到全国的万分之一，铁矿和铜矿基本依赖进口，95%的能源依靠外部调入。浙江2006年夏天电力最大缺口约400万千瓦，几乎是三峡电站总装机容量的1/5。而浙扛省长吕祖善说，仅仅煤炭一项资源涨价，浙江一年就要多付200多亿元。因此，节能降耗成为浙江经济减轻能源压力的重要路径，到2010年浙江万元GDP能耗要比 2005年下降15%。浙江作为全国三个试点省区，已将GDP能耗指标纳入干部考核综合指标。 除了加强对全社会的能源管理之外，政府内部也是节能降耗的重要领域。由于采用了大量的电气设备，加上一些公务人员节能意识淡薄，政府办公楼也是用电大户。据浙江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2005年的一项调查，浙江省行政中心2004年的人均日用电量是杭州市民的9倍。浙江省行政中心为此采取了多项节能改造措施，包括全面采用节能灯，冬季实行集中供热，夏季使用中央空调时室外最高气温不得低于32℃，等等。行政中心采用节能灯后，每年可节约用电20万度，采用集中供热后，每年可节约0号柴油180吨。 6．随着《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正式强制执行，凡是市场上销售的空调与冰箱产品，都必须在机体上面张贴统一样式的“中国能效标识”。走进家电卖场就能看到，大部分的空调和冰箱都张贴了能效标识，“节能省电”、“超低耗能”等宣传语在卖场内频现，一些品牌更是号称自己的产品“省电60%”，甚至宣称“冰箱使用15年后，可为消费者省下电费若干元，相当于省下一台大容积高档冰箱”。可以说，日益升高的温度，把家电行业的节能热推至了顶点。而节电、节能的功能也已成为销售人员说服消费者购买电器的“王牌”。 “每个品牌都说自己的节能技术好，真不知道谁说得对。再说谁知道它到底能节省多少呢，而便宜的价格却是实实在在的。”刚从家电卖场出来的一位消费者，面对众口一词的“节能”宣传，感到了迷茫。可以说，正是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节能产品其实并不节能，直接影响了市民的购买行为。一个例证是，国家质检总局2006年9月28日公布了对节能灯进行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结果，在抽查的76家企业生产的77种产品中，合格20种，抽样合格率仅为26%。 7．中国希望在2006年至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中完成20%的降耗目标，这意味着平均每年至少要完成4%的任务。但2006年与既定目标拉开了距离，这将给未来四年的目标实现平添压力。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认为“要实现20%的节能降耗的目标，其中30%到40%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实现，但有60%至70%要通过结构性调整来实现。”在他看来，市场信号比政策更重要，“下一步中国价格信号需要调整，特别是能源资源价格信号的调整已变得十分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认同此观点：“中国能源稀缺程度未反映在价格上。价格的扭曲导致供需双方不能得到准确信号，进而导致消费误区。”目前，中国能源平均价格仅是发达国家的40%。由于能源价格过于便宜，以致传递给人一个错误信号——能源可以随便用，造成了对能源的进一步浪费。 8．世界各国工业能源消费一般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3左右，而在我国，工业能耗占比近 70%。许多经济大省工业能耗占比甚至显著高于70%。2001年到2004年，全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0.1%，工业部门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2.8%，全国电力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3%，工业部门电力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8%。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费由2000年占全国能源消费的 66.58%上升到2004年占68.41%；工业部门的电力消费由2000年占全国电力消费的64.7%上升到2004年占77%。其中冶金、化工、建材、石化等4个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增长量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增长量的52.2%，电力消费增长量占工业部门全部电力消费增长的48.3%。各种主要高能耗产品的平均增长速度从“六五”到“九五”期间的8.6%提高到“十五”期间的13.1%，其中钢铁的年均增长速度从6%～7%上升到22.36%。主要高能耗产品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也都大幅度提高，从“六五”到“九五”期间平均0.89，提高到“十五”期间的1.38，其中钢铁的GDP弹性系数高达2.36，说明“十五”期间经济增长对高能耗产品的依赖程度较以前明显加强。 9．“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节能不节能，一正一反、里外里就差了上亿元，多亏了咱们质量技监局节能服务队啊!”1月16日，被国家五部委确定的千家能耗大户之一的邢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将一面写有“科学计量 服务企业 节能降耗 利国利民”的锦旗送到河北省邢台市质量技监局，以感谢该局在企业节能降耗工作中的真诚帮扶与指导。 河北省邢台市钢铁企业居多，被列入全国能耗大户的6家企业中，有3家是钢铁生产企业。近年来，邢台市质量技监局认真履行计量监督管理和服务职能，不断提高能源计量管理的有效性，节能降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该局将全市能耗企业按属地实施分片管理，要求将其当作一把手工程，成立节能降耗服务队，拿出具体可行的帮扶措施，并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坚持分类指导的原则，将全市1 000多家企业按能耗大小分为A、B、C三级，分类监管。2006年，该局聘请有关专家、技术人员组成节能降耗服务队，深入企业开展节能降耗宣传和计量服务活动13场次，帮助企业解决有关技术难题58个，指导460多个企业建立完善了能源计量检测体系，为企业培训计量人员380多名。先后有包括6家国家重点耗能企业在内的320多家企业与该局签订了“共同推进节能降耗增效工作责任书”，全市85%以上的耗能企业成立了由主要领导负责的节能降耗办公室。 10．“2007年是节能降耗最关键的一年，2006年节能的各项措施效果将在今年显现，这也是节能降耗效果出现转机的一年。就目前的发展态势看，2007年的节能降耗形势必将好于2006年。”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戴彦德表示。 戴彦德认为，针对目前的节能形势，关键要解决制度和法制的问题，要把建设节约型社会提到法律高度上来认识。应该尽快修订颁布《节能法》，确立节能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并及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法规和政策。同时，应着手中央和地方税制体系改革方案的设计，从根本上转变盲目追求GDP的意识和做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节能法》修改工作已在2006年3月份启动。 11．近年来，天津开发区不断完善支柱产业工业链，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形成工业园区物质循环模式，实现废物最小化、污染“零排放”，使固体废物资源化和综合利用率达到80%左右。大力推进水循环系统建设，通过海水淡化、污水处理、中水回用，逐步降低工业取新水量，建设区域一体化水资源利用系统，形成全国首个以再生水为补充水源的人工湿地，企业之间中水回用量逐年提高。以绿化为例，中水年使用量18万吨，使用中水浇灌绿地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另外还不断加大在环保方面的投入，每年投入环境建设的资金超过GDP的2%。最新数据显示，天津开发区万元工业增加值耗能0.25吨标准煤，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万元工业增加值耗水 8.48立方米。天津开发区明确提出：“十一五”期间，经济发展每年保持20%到30%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实现五年再上一个大台阶，基本建成对外开放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和宜居的生态新城区。同时在节能环保方面，天津开发区还将继续加大投入，将占GDP总量 2.5%的资金投入环保领域。 12．“节能，从小做起!”1月20日，马丁等8名来自北京鸦儿胡同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来到北京中关村太平洋数码广场，参加在这里举行的“20行动”节能宣传活动。“20行动”由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举办，旨在向中国的普通市民推荐20个简单易行的节能小窍门，发动公众采取行动，节约能源，减缓全球气候变暖。 “用完电器拔插头，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这个小小的动作，全国每年将节省180亿度电，相当于三座大亚湾核电站年发电量的总和!” “一只11瓦节能灯的照明效果，顶得上60瓦的普通灯泡，而且每分钟可以比普通灯泡节电 80%。如果全国使用12亿支节能灯，节约的电量相当于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 孩子们手举着印有象征这些节能小窍门的卡通展板，在冷风中高声讲解，引来众多路人驻足观看。“这些小窍门其实都很简单，每个人都做一些努力，积少成多，就能取得很大的节能效果。”一位路人点头称道。 “世界自然基金会希望通过这一活动，帮助中国政府实现在‘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的目标。我们想告诉公众，节能其实很简单，连孩子们都可以做到。”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华首席代表欧达梦说。

二、给定资料 1．改革开放35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成果斐然，但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尽管近些年国家财政在“三农”支出方面快速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在某些地区某些年份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但并没有出现令人期待的倒U型拐点变化趋势。这说明缩小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尚需要长期的努力。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深化改革。 首先，消除“城乡分治”的体制和政策障碍，推行以真正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化战略。政府要提供城乡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改善农村义务教育和涉农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及办学水平；不断提高新农合的筹资标准和报销比例；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真正能实现“老有所养”的养老保险制度。 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是把传统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和公共设施与福利服务权等逐步剥离，以实际居住地为原则，使各种基本权利在“城里人”与“乡下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一视同仁。进一步对农民赋权、增利，逐步放开大中城市的户籍落户限制，推动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城乡社保体制的流转衔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放松异地高考管制，将非户籍居民纳入住房保障范围。 其次，要消灭“剪刀差”，还农民以平等的收益权。农地转非农用途后成倍上涨的价格与偏低的征地补偿之间形成的土地价格“剪刀差”，是当前土地权益分配不公的突出体现，其数额巨大，矛盾尖锐。为此需对现行农村征地制度进行改革，完善立法，收紧征地范围，引入市场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变产值补偿为市场价补偿。在土地财政无法放弃的情况下，强制要求从城市土地出让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份额，建立农业发展和失地农民社保及就业安置基金。 再次，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真正情系“三农”的金融服务体系。调整银行改革思路，鼓励各级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为农业产业化、农业综合开发、乡镇企业、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提供信贷支持。允许农民建立以自我服务为主的合作性质的金融组织，办理农村的存贷业务。化堵为疏，推进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 最后，进一步改革创新农村生产关系，重塑适应市场竞争的农业微观经济主体。加强农村的经济组织化。必须通过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村合作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向他们提供技术、信息、资金、购销、储运等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改变农户在竞争中的弱势状态。此外，推动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使其成为政府联系农民的桥梁，反映民意，依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三农”问题的被重视和解决不能仅仅依靠学者的人文关怀和中央政府白上而下的自觉馈赠，还应该有一种作为原始动因和终极约束的自下而上汇成合力的利益诉求及维护机制。 2．收入分配不合理既是我国内需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这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的共识，因而收入分配改革现在成为关注度最高的话题之一。近来，围绕收入分配改革，学术界提出了不少的思路和建议，政府也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有些政策措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重视的主要是收入再分配——通过税收、补贴和转移支付来调节收入分配。收入再分配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现阶段分配改革的重点应当转向收入初次分配和财富再分配。这里重点谈谈财富再分配。 为什么分配改革的重点应当转向财富再分配?收入分配调整是从流量上调节分配，财富再分配是从存量上调节分配。分配的公平化和合理化既要从流量调节入手，也要从存量调节入手。在我国社会中，现在不但存在收入分配不公，也存在财富分配不公；社会财富在向一部分人快速集中，一些人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重视财富的再分配，是要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在财富再分配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可做。 最基本的，比如开辟财富流动和转移的渠道。具体来说，有发展慈善事业，发展助残、助老、助教事业，创建各种基金会，倡导和鼓励各种捐赠活动和爱心行动等。这些财富流动和转移的渠道或形式我们现在都有了，但是还不够畅通，人为设定的关卡还比较多，比如审批程序还比较复杂，管理还有些过严，有些管理办法实质上是一种限制。这就阻碍了财富的流动和转移，有些富人想通过慈善、捐赠、基金会等方式来转移他们的财富，现在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或者这样做的成本还很高。 再比如，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这两种税是调节财富再分配的有效有力手段。有人担心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会打击个人创业和投资的积极性，会造成财富向国外转移，从而造成中国经济“失血”。我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个人创业和投资的直接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就感，而不是财富积累的多少；在许多发达国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了(例如荷兰于1598年开征遗产税)，这些国家个人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并没有被削减。现在我国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是一部分富人早已向其他国家转移财富，而这些国家大多是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的。 要强调的是，在我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不是要“均贫富”，更不是要“劫富济贫”，只是要调节财富分配不公，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感觉到的最大不公是财富占有不公，而不是收入分配不公。所谓财富占有不公，是指一些人利用权力、地位和关系占有一部分社会财富，有些人占有的财富规模十分惊人，其财富增长往往连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也望尘莫及。财富占有不公与收入分配不公是有本质差别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收入和他的贡献不对称，有些人贡献多而获得的收入少，有些人贡献少而获得的收入多，或者贡献差不多但获得的收入差很多。这种收入分配虽然不公，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和人们的贡献联系在一起的，与生产过程、生产成果有关。而财富占有不公则表现为占有者对生产成果没有什么贡献，与生产过程也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对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了负面影响或破坏(例如行贿受贿破坏了正常竞争，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亵渎了法律，败坏了社会风气，等等)，就凭写个条子，签个字，打个电话或打个招呼帮他人协调了某件事，他就捞取了一大笔财富，中饱私囊。我们在讨论和改革收入分配的同时，应当重视并下硬手段来解决财富占有不公。 3．莎士比亚曾言，语言是有魔力的，一旦说出，就会萦绕在人周围。 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常常要突破一些“语言”的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一个由经济学家创造的术语，从学术概念到政策概念，近些年来已经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决策语汇中，并常常与发展中国家挂上了钩。 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从人均GDP3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到1万美元的高收入，是个极难逾越的“龙门”。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跻身为高收入国家。 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就此提出警告。 仅有约十分之一的成功概率!幸运会降临到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头上吗?事实上，自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来，国际上关于中国将落入“陷阱”的预言和怀疑声就未曾断绝。 “中国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21世纪理事会成员时的表态，简洁清晰，斩钉截铁。 自信从何而来?许多国际观察家在见证中国几十年经济奇迹后依然对“中国为什么能?”百思不得其解。也有专家得出结论，“中国与众不同”。自信来自于内生动力与增长实力。有实力才有底气。习近平说：“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很充分。” “内生因素”有哪些?宏观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内生因素就是要实现新一轮现代化。随着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一过程必定会释放出巨大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 李克强总理在会见美国知名华人团体“百人会”访华团代表时说过，“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意味着，在今后这段长路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需要一直存在。 微观而言，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就是提高内需和普通民众收入。涓涓细流，终汇成海。中国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同滚滚车轮，将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经济学家提出“中等收入陷阱”一词虽源于国际经验，但国际经验并不意味着历史必然。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000亿美元，到2012年逾8万亿美元，使约6亿人脱贫，中国可谓“出类拔萃”，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在一份报告中惊叹。 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深化改革带来持续的发展机遇。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短短几个星期内，陆续出台的几项重大经济政策便引来“围观”，从股市重启IPO到最近的4G牌照发放，神州大地涌动的商机令世界兴奋。 自信来自于道路选择与制度保障。虑天下者，常谋其所难。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难题，中国直面悲观者的论断，居安思危，积极应战，走稳自己的路。 遍观世界，无论是拉美的纠结，还是东南亚的挣扎，那些经济大起大落或者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国家往往呈现出诸多共性，如政局不稳，理念偏差，改革不力，决策低效，囿于自满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的全球185个经济体中，只有六个国家能在连续四个十年里保持5%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而像中国经济这样的“大块头”，如果顺利实现2020年的中期目标，将再次成为人类经济史上的空前案例。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观察到：“在过去十年，不断有人警告称，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却在过去15年里增长了三倍。”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不久前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可以比现在翻一番，达到1.2万美元左右。漫漫历史中，未来七年如白驹过隙，但这短暂的时间将使中国经济产生“质”的飞跃。 之所以能够有此预见，在于中国道路的稳定性和制度的独特性。习近平说：“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后找到的正确道路。”中国制度的效率，更是很多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自信还来自向学之心和开放心态。美国知名国际战略学者扎卡里亚在最近一次访华经历中发现，中国迄今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愿意向其他国家学习。 他留心到习近平对国际友人说，我们将继续抱着谦虚的态度，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发展经验，包容并蓄，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 好学敏行是进步的车轮。这是古今中外的铁律。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术语的更大价值在于警示。 除了向学之心，保证中国不断发展的另一秘笈是开放心态。 习近平强调，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而中国的开放将不仅利于自身，更利于世界。一个经济运行更稳定、增长质量更高、增长前景更可持续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是长期利好的。“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外溢效应。” 不畏浮云遮望眼。有专家大胆预言，正如中国经济一次次以实绩击破所谓“中国崩溃论”一样，随时间流逝，中国将以实践的逻辑打破世界历史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语言的藩篱也将不攻自破。 4．对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的状况，可以讲四句话。 第一句话：差距依然较大。比如，劳动收入偏低，过去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近8%，但劳动报酬没有同步增长，不少人感到自己的工资没有太大变化；地区差距大，就拿2012年来说，上海市城镇居民的人均月收入约为3349元，而甘肃省城镇居民只有约1436元，尽管有住房价格、生活成本等因素，近2000元的差距也不小；行业差距大，在银行、证券、保险等单位工作的人年收入一般不低于10万元，而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也就2万元多一点，相差近5倍。同时，分配不合理的现象也比较突出。比如，一些垄断行业收入畸高、“天价工资”频频出现，一些领域“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一些单位“同工不同酬”、多劳不多得，等等。对此，许多人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和忧虑。 第二句话：国家高度重视。为什么这么说?针对这些年来出现的收入分配问题，中央一直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从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再到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等，认识不断深化，政策力度也不断加大。党的十八大指出，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可以说，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党和国家态度是鲜明的、决心是坚定的。 第三句话：改革一直在路上。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连续多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全国近3年年均增长21.8%；比如全面取消农业税，加大农业补贴力度，近5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4.47万亿元，多渠道大幅度提高了农民收入；比如实施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大国家投入和支持力度，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增长持续加快；比如建起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网，实现基本养老、基本医保制度和低保制度全覆盖；比如连续提高个税起征点，从2008年的1600元提高到2011年的3500元，并调整了税率结构，减轻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税负。 第四句话：成效初步显现。根据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通报，我国基尼系数已经呈现回落趋势，2008年达到0.491最高值，之后逐年下降，2012年为0.474，说明收入差距扩大正在趋缓。还比如，城乡之间相对差距正在缩小。从2010年开始，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城乡人均收入比从3.23倍降到3.1倍。可见，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效果。 收入分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一头连着人们的“钱袋子”“好日子”，一头连着国家的发展大局与和谐稳定。必须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梦的高度，深刻认识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使全体人民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5．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应该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对央企高管的工资，应该没上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要重新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必须坚持鼓励合法致富的原则，这种鼓励的核心在于符合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条件下的合法致富。要让劳动者从一般意义上的“劳有所得”转向“劳有所值”，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必须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全面考虑、统筹协调，平衡好不同群体成员内部与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府要通过各种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加大保障力度，尤其对于农民，实现其社会保障水平与城市的接近，降低基尼系数。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些个人或群体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这主要与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相关。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现在收入分配体制的两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更为迫切地需要解决。亟须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今天贫富差距看上去的根源是收入差距的增加，但是实际上其深层次源头来自于机会不平等。我们的机会不平等很大的问题是孩子们一开始受教育的时候机会不平等，造成了将来择业的时候机会不平等，择业的机会不平等又造成了收入的不平等。 6．来自安徽农村的王素芬是苏南一家电子装配制造企业的产业工人，这两年，公司连续加薪，月工资从1500多元，涨到了2000多元，但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月收入也只有2500多元。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6元，苏南经济发达地区还会高一些。 “我不期待每月六七千元的高薪，可是，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是返乡，还是留下来?小王陷入了两难。 不仅产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不同地域、行业、企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一些所谓优势行业，比如金融、通信、电力等行业职工薪酬水平明显高于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1。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不仅低于金融业的8.97万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0.51万元、1.03万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月发布的一份调查研究表明，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城镇内部。收入越高，其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反之，收入增长速度越慢。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金融学专业的邢娟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干财务工作。由于人少活多，她常常要加班。两年过去了，她的工资从上班之初的3000多元涨到了6000元。和自己比，她觉得还算满意。 然而，最近一次同学聚会，让邢娟感受到了“行业有别”。邢娟说，同班同学小范毕业后去了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强度与她类似，上班之初，月薪也只有3000元。两年过去了，月薪涨到了1.2万元，几乎是她的2倍，这还不算年底的奖金。 在生活压力下，很多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被平均”“被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焦虑。 7．不同行业性质不同、对经济的贡献度不同，收入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在情理之中。收入水平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我国东、中、两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人们的收入也会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目前收入水平差距拉大还源于制度设计不合理、体制机制不配套等多种不合理因素。比如，由于用工制度不同，有些人因为身份、编制的不同，干同样的工作，收入却不相同，这就让人感到不公平。 大专毕业后，陈力扬进入山西太原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员。不过，他虽然走的正规招聘途径，最后签合约时，却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5年来，虽然工作稳定，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与正式编制员工的差距。陈力扬和正式工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白班夜班倒班上，半个月轮换一次，但他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正式工比他高出1000多元。陈力扬说，除了收入有差距，他和正式工的保险也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保险是三险一金，而正式工全部是五险一金。“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却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工作中出点啥问题呢?这很让人担心。”除了劳动关系中福利有别、“同工不同酬”外，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一些企业、机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通过权力寻租、垄断经营等非公平因素，拉大收入差距，也加重了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结。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单位一套房”。6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同学王姝进入了一家国有单位，工资比周妍低一些，但王姝一上班，就以低于市场1/3左右的价格，分到了单位“团购”来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几年下来，虽然周妍的月薪还是比王姝高一些，但由于房价上涨，王姝的家庭财富已相当于周妍的两二三倍。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有房子，还是没有房子”“有一套房，还是几套房”，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差别。 8．面对目前收入分配状况，许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改了这么多年，收入差距还这么大?要看到，收入差距过大是长期形成的，解决起来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不断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在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同时，逐渐缩小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改革在整个改革中处于核心部位，必然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不断探索的过程，既缓不得也急不得。 实践表明，收入分配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目前，我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还不高，手头的东西还不够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也十分强烈，这些都会折射到收入分配领域里来，增加改革的难度。可以说，收入分配已成为各项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难在“牵一发而动全身”。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件全局性的大事，涉及范围广、层次深，单靠某一个领域、某一个部门难以完成。比如，要增加人们的收入，绝不是简单地多给点钱的问题，还需要进行相关领域体制机制的改革，包括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等。还要求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改革，破除制度性壁垒，才能逐步改变收入差距较大的状况。 难在“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利益调整。这些年来，由于政策不完善和执行监督不力，一些社会群体获取了过多不正当利益。打破利益格局的藩篱，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其阻力可想而知。 难在监管跟不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够成熟，相关法律和法规还不健全，导致一些隐性收入、非法收入名目繁杂、渠道混乱，手段五花八门，堵住这些漏洞还存在着不少困难。收入信息不透明，现金支付做法比较普遍，隐蔽性很强，使监管部门难以掌握准确情况，致使逃税漏税现象大量存在。 难在公平与效率的度不好把握。不能因为只顾效率而忽视公平，也不能为追求公平而放弃效率。这就像做蛋糕与分蛋糕，只注重做不注重分，大家意见就会很大，蛋糕也做不下去；只强调分得公平，也会影响人们的积极性，蛋糕也做不大。怎样在讲究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智慧和能力。 9．当前，收入分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但再深的水也要膛过去。必须以足够的勇气、智慧和韧性，打赢这场硬仗，坚决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同样如此。 收入分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收入分配方式决定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交换方式产生了相应的分配方式。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收入分配改革就是要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这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必须更加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将其作为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着力点。与此相适应，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作用，这是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体制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劳动、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各类产品的生产者参与收入分配，都只能通过市场来进行和实现。所有者将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和产品作为商品通过市场等价交换获得以其市场价格表现的货币，这就是市场按照这些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值对其所有者进行的收入分配。商品交换愈平等、市场竞争愈充分，商品的市场价格就愈能反映其价值，由此实现的收入分配也就愈益公平。更加尊重市场规律，首先和最为基本的就是尊重价值规律对商品交换的客观调节作用，通过商品的等价交换，充分发挥市场价格调节交换者的收入分配和生产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同时，由于市场竞争不可能完全和充分；市场的自发调节不是万能的，难免缺陷和失灵；市场的等价交换只是相对的，本身就包含着商品的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加上人们之间存在禀赋、能力、体力和机会等等差异，市场调节收入分配，难免出现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均等。对此，人们不能放任自流，也不是无能为力，而是能够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这一职能不可能由单个的市场主体来执行，只能由政府来行使。 市场经济按其客观规律运行而又不失自觉的宏观调控，是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利益分配的公平，确保社会成员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政府是行使国家职能的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执掌行政权力是为人民所用，是为确保人民的利益得以公平实现服务的。政府对市场分配结果的过大差距进行合理有效的干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经济的一项重要职能。特别是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变革时期，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与主导下进行，旧体制的破除和新体制的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制度的不完善难免出现收入分配不公。因此，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就更加不可或缺。近些年来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安定和谐的社会问题，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作用，尤其重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经济的职能主要是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宏观调控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经济的、政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来进行。 税收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根据经济发展和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社会制定相应的税法和税率，政府严格征管，能够对市场初次分配的结果起到再调节的作用。比如，自2006年起我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从而增加了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又如，近些年来适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调节高收入的需要，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分别由2006年的1600元提高到2008年的2000元，再提高到2011年的3500元，同时调整了征税的档级和税率，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节过高收入、减轻中低收入负担的作用。 公共财政具有政府实行再分配的基本职能。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支出，提供市场自发调节不能满足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特别是通过转移支付，向欠发达地区和中低收入者倾斜，能够有效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和缺陷，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再分配的职能日益发挥。比如，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促进了落后地区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使越来越多的低收入群体特别是缺乏市场竞争能力的弱势群体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和廉租房建设，使越来越多的人实现了安居梦想；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居住环境差等问题的逐步解决，提高了社会的幸福指数，等等。但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大的状况还需继续改变，公共设施、基础建设、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欠账太多还需加大投入，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还需扩展，社会福利还需增加，财政支出结构还应优化，“三公”消费必须严控，民生投入还应加大，等等。继续推进财政改革，优化公共财政支出，是使再分配更为公平、政府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收入分配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政策，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重要措施。比如，规定最低工资标准，实施社会保障政策，颁布维护劳动者权益以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打破垄断和限制垄断收入的政策法规，严格市场管理，加强对公共部门支出及其人员收入分配的监管和调控，制定调控收入分配的相关政策等，能够规范市场交易行为，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保障劳动者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发挥公共财政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的职能。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陆续增长，社会保障范围有所扩大、保障水平有所提高，《劳动合同法》执行力度加大，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开始推行，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有了进展，对财政资金的审计力度加大，中央政府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即将出台，等等。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方面工作的继续推进和不断扩展，政府将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作用。 通过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坚决取缔非法收入，是政府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确保社会财富公平合理享有的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能。当前，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究其原因，除了市场分配不健全形成的不合理收入差距外，最为突出的是一些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这些非法收入是分配的最大不公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是民生之源。收入分配是关系人们切身物质利益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人民群众通过向市场提供劳动、产品和生产要素获得合理报酬，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是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政府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收入分配的作用，能够在这一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增进社会福利，促使大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政府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调节收入初次分配的不足和缺陷，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和应尽职责，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通向社会共同富裕之路的强有力保障。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4月24日，河北省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村民张林端一见到县农广校校长刘军峰，就忙不迭地问各种生产上的问题。这位47岁的中年妇女，2012年报名参加了县农广校组织的“送教下乡”涉农专业全日制中专班，成了班里年龄最大的学员，而刘军峰正是她的班主任。“上了一年多的课，俺不但知道了怎么种葡萄，还重新学习了文化知识。原来种地是啥都不会，瞎忙乎，现在，俺还能给其他农民做指导呢。”面对记者的采访，张林端颇有感触。 如今在河北各地，像张林端这样上过中专班的农民还真不少。从2009年起，河北省农广校积极组织实施“送教下乡”涉农专业全日制中专教育工作，免费为农民开展职业教育，把中职课堂搬到田间地头。三年来，共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骨干19648人，为全省现代农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实用人才支撑。 “这些年来，涉农专业的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出现了不少问题，一是学生越来越难招，二是很多毕业生不愿回农村务农。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显得越发重要。”在河北省农广校副校长张丽娟看来，要培育出真正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新型职业农民，必须依靠职业教育，探索出适合务农农民的职教模式。 2009年，河北省开始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改革，开展“送教下乡”。长期从事农民教育培育工作的河北省农广校利用自身优势，结合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养发展需要，也正式开始了“送教下乡”涉农专业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的创新探索，在多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和突破，并配有完整规范的教学体系。 记者采访了解到，中专班坚持与农业生产要求和农民增收致富等紧密结合，贴合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中专班首次做出较大突破，要求不超过45岁的农民均可报名，同时在建班的过程中，注意生源辐射范围和县域生源规模的适度，每个班的开设都是结合当地的特色产业，都把课堂搬到村里的田间地头或者示范园区和试验基地，让农民足不出村，就能在家门口接受到良好的全日制中等职业教育。 而为了提高和保证教学质量，河北省农广校还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要真正吸引我们农民来上课，必须要有好的老师，要有强劲的师资力量。”据张丽娟介绍，多年来农广校系统选聘农业专家、专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多渠道广聘专家教授，充实和壮大技能型教师队伍。 一直参与教学管理的刘军峰这样总结“送教下乡”中专班的特色：“过去，农民培训是‘黑板上种庄稼、教室里养猪羊’，现在则是‘家门口学理论，种养场里学技术’，不离土不离乡，学习生产两不误，边学习边实践，边生产边示范，学以致用。而且学完之后，在取得中专毕业证的同时，还能获得职业资格鉴定证书。” 2．把中职教育的优势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和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的任务。2014年4月3日，教育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此举标志着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向广大农民敞开了大门。 所谓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农业为职业、具有一定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的现代农业从业者。新型职业农民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细胞，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支撑。在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跨越的关键阶段，利用中职教育来培养一定规模的新型职业农民，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一方面，随着农业和农村的加速转型，新型职业农民对中职教育具有旺盛需求。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是现代科技集约的农业，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技术素质。但从我国农业从业者的水平现状来看，总体上文化程度普通偏低。据2013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几乎90%的农村留守劳动力都希望继续接受教育。尤其是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家庭农场、种粮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渴望能在农业生产、经营、销售和管理等方面有系统的专业学习。例如，河北省的“送教下乡·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在2010年2月启动，截止到当年10月份，报名就已突破50万，审核注册10万余人。这说明，新型职业农民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总体前景广阔。 另一方面，随着职业教育服务面的广泛扩容，中职教育成为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农民培训项目的支持，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培训绝对不能代替教育。职业农民的典型特征是高素质，不仅需要知识技能，更需要宽广的视野、综合的管理能力、优良的职业道德和诚信的经营意识。一般的普及性培训或简单的“一事一训”，很难有效全面改变培训者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而有别于农村培训，新型职业农民中等职业教育不仅是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职业素质教育，而且是一个开放的并具有灵活性的学习体系。它把长期游离于职业教育之外的农村劳动力纳入培养对象，在专业设置上突出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还从观念、理念、道德等方位全面提升农民素质。可以说，“基础性、系统性、专业性”的中职教育是当前各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新型职业农民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3．从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各个国家都普遍重视以中职教育为手段来培养职业农民，并突出强调培训的专业性和实用型。 美国的中等职业农民培训主要在公立学校内开展。培训对象主要为青年学生和准备务农的青壮年农民。培训方式有三种类型，一是辅助职业经验培训，主要以有关生产管理和农业投融资方面的技巧为授课内容。二是“未来美国农民”培训，主要以提高农民的创业能力、领导能力及团队合作能力为授课内容。第三种为农技指导。 英国目前有57所农业高校，200多个农业培训中心和约2000所农场职业技术中学，基本满足不同层次人员的需要。英国的中等职业农民培训学校类型多样，学制种类和学习期限灵活，正规教育与业余培训相互补充，形成了多样化的中等教育培训体系。 法国是由农业部直接管理全国的农业职业学校。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包括中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教育和农民职业培训三个部分，每个培训机构具有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对象。农民必须接受职业教育，取得合格证书后，才能享受国家补贴和优惠贷款，才具有经营农业的资格。 4．吴贤德从未埋怨老天的不公，即便面对生活的诸多磨难。 22岁的他看上去比同龄人成熟，在接受采访时，这位拖着一条伤腿的男孩不断向记者重复着他的承诺：“总有一天，我会化苦为甜!”按当初设想，来自安徽滁州农村的吴贤德今年应该从师范大学毕业成为教师。因为贫困，他早早意识到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然而，命运却与吴贤德开起了玩笑。2008年，在距离高考5个月的时候，他患上强直性脊柱炎，导致右腿无法弯曲。一辈子面朝黄土的父母根本拿不出5万元人民币去给他换一个人造髋关节，只能看着儿子病情恶化，最终残疾。整整两年，这位曾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青年，难以正常行走，甚至右脚连袜子都穿不上，更别提帮家里干农活。更艰难的是，他的父亲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没有钱，一直无法做心脏搭桥手术。“每到夏天，潮湿的天气让父亲呼吸一口气都会心痛。”“有时候真的不想活了，这样苟且偷生太遭罪，还不如省下钱来治父亲的病。”说到此，刚才还表现坚毅的吴贤德，眼里泛起了泪花。他低着头说：“那段时间，我经常一觉醒来，想着要跑去学校读书，想着给庄稼地里割杂草，但……” 一个家庭遇到的双重灾难，打破了吴贤德的一切梦想。而他的人生规划，也不得不调整航向。母亲告诉他：“如果自己不振作，这个家就真的完了。”在现实境遇中，渴望读书的吴贤德没有选择继续考大学，而是选择了离家200公里外的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这是一所专门针对听力、视力、肢体残疾孩子招生的学校，旨在帮助弱势群体掌握用来谋生的一技之长。 2011年入学前，特教中专的校长告诉吴贤德，在这就读不用交学费，如果成绩好还能拿到奖学金，“但有一点，你们进了校门，就不能把自己看成弱者，学校里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后来，我问校长，只要用心学习，一定能找到工作?校长点点头说，就算拼了命也会帮你!”吴贤德回忆道，“校长的眼神告诉我，他们是真心的。”在安徽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很多学生见到陌生人时鲜有异样目光和失落表情，相反，他们脸上更多的是平静与自信。“从入学第一天起，老师要我们把‘歧视’‘废人’等消极的词忘掉，‘天空曾有缺，炼石可补；人间总有残，爱石能圆’。”吴贤德的同窗好友王忍说，“现实世界中，残疾人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我们也许做不了霍金，但只要还爬得动，就想创造一点奇迹，有尊严地活下去。” 实际上，中国官方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的各项工作。例如，从《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的总目标中不难看出，2011年至2015年，残疾人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参与和发展状况显著改善；要完善残疾人事业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依法保障残疾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权利；建立起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基本框架，保障水平和服务能力明显提高等多个方面。或许从吴贤德、王忍的身上可以管窥出，官方正在用实际行动让残疾人不再受天灾的“围困”。 2012年6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授权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在残疾人权利这一章节中，特别强调为残疾人提供与其需求和受教育能力相适应的教育。也是这一年，中国城镇新安排残疾人就业32.9万人；城镇实际在业残疾人达到444.8万；1770.3万农村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到2015年，城镇残疾人新增就业80万人。 在安徽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张纯和看来，在农村，残疾人多数无法劳动，做生意又没有本钱，就会成为家庭的包袱，社会的累赘，如果今天不让他们接受教育，明天就会多一个“五保户”。张纯和说：“政府现在出台很多保护性政策，确保残疾人的权益不受损害，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享受特殊教育早已不再是‘空中楼阁’。” 5．英国乔治小王子随父母出访新西兰，展开“尿布外交”。首度露面的西班牙女保姆玛丽娅·波拉洛令人瞩目。据英国媒体报道，波拉洛来自西班牙，毕业于英国著名的保姆学校诺兰学院，精通跆拳道。 英国这家保姆学校的著名声誉，所来非虚。据报道，诺兰学院创建于1892年，前身是女佣培训学院，目前已成为世界知名的家政大学，一直以“爱永不消失”为校训。诺兰学院百余年来成功培养超过7000名世界一流的保姆，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走入富人家庭，成为家政行业最专业的象征。该校训练出来的保姆可在任何天气情况下驾车高速行驶，安全避开狗仔队，而且懂得跆拳道，以应付潜在的绑架者。 而乔治小王子的保姆波拉洛在这所保姆学院，除了攻读社会学、心理学、儿童护理、历史、文学和教育等课程外，还学习了怎样把窗帘布改制成戏服、怎样给婴儿换尿布、怎样煮美味佳肴等家政技巧。这样的保姆学校，以及学生所学的课程，是不是给人“高大上”之感，丝毫没有让人觉得“保姆”就是干低级活的。 在国外，类似诺兰学院的职业学院并不少，有一流的烹饪学院，一流的木工、汽车维修学院和专业，这些学院在介绍自己时，一点不输于综合性名校。比如，始建于1946年的美国烹饪学院，原名美国烹饪研究院，是全美最好的烹饪学校，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烹饪学院。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餐饮业，该校的毕业证已经成了金字招牌，毕业生干着与烹饪相关的工作，或在各知名饭店执掌大勺，或著书立说，或做当红主持，或经营食品企业，皆有声有色。白宫大厨之中，就有多名该学院的毕业生。 在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加拿大，中等职业教育甚至和普通教育并不分开，每个公立高中都开设有五六十门之多的技职课程，供学生选择，学生接受技职教育之后，可申请上职业学院，在中学的技职课程学分会得到认可。高中毕业选择上职业学院，而不是去综合性院校的学生大有人在。 国外的职业教育从业者，专心进行职业教育，像诺兰学院，对学生一直实行小规模教学，全校拥有大约100名在校学生，分两个年级，每学年有三个学期。学生完成两学年学习任务后，需要选择一个英国家庭实习一年，才能获得毕业资格。专科毕业生的动手能力强，职业忠诚度高，这正是企业最需要的人才。 6．悠扬的音乐、曼妙的舞姿、优雅的气质……在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舞蹈室里，这样的场景让记者入了神。翩翩起舞的是学校30名男幼教，他们正在练习维吾尔族舞蹈。 这是江苏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个缩影。2009年，为促进学前教育生态平衡，江苏省教育厅提出面向全省招收男幼教。2010年起，江苏开始尝试在全省招收免费男幼师范生，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承担起了培养任务。 “男幼教免学费与住宿费、还补助生活费，入学前与录取学校和所在省辖市教育行政部门签订协议，毕业后有编有岗。”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王晓三说，“同时，基于幼教、老年服务等市场需求旺盛的现实，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早期教育、儿童康复、老年服务管理等专业，这些专业的毕业生供不应求。”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建立机制，使得专业紧密对接产业需求的做法同样值得借鉴。“近年来，根据区域产业调整情况，学校及时增设了城市轨道交通控制、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等专业的招生，取消了文秘、统计等10多个优势不明显的专业。”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孙爱武说。2013年，上海铁路局、宝洁公司等300多家大型企业为该校毕业生提供了1.2万多个优质就业岗位，毕业生与就业岗位比达到1:2.5。 在茶博园，茶艺专业11级学生朱梓轩正在和老师学习用传统工艺给茶叶杀青。尽管炒茶的大锅温度很高，但朱梓轩却得心应手，记者在感叹“手不离茶，茶不离锅”高超技艺的同时，一股浓郁的茶香扑面而来。 目前，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已建成江苏农博园和江苏茶博园两大实训基地。两园核心区4379亩，辐射区1万多亩，形成了园林工程、畜牧兽医等五大教学工厂和植物工厂化育苗、植物保护等六大实训中心，提供实训岗位1850个，覆盖了所有涉农专业。 2013年，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就业率达98.58%，协议就业率达96.89%，两项就业指标均领先全国。以风景园林系为例，近3年来该系仅为被称为业界标杆的江苏花王园艺有限公司就输送了60余名毕业生。企业对学院毕业生的评价是“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而这正是得益于学生在校期间的实训锻炼。 7．我国最早的高等职业教育从1985年开始，二十多年来，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为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我国高校创业人才培养1997年才刚起步，开始也只是在个别几所全国重点高校试点，很少有高等职业院校参与其中。随着社会和企业对人才需求发生的新变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也随之做出相应调整，一些高等职业院校开始了创业人才培养探索，但只是刚刚起步，现在完全属于摸索阶段。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战略及目标是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创业人才培养由于近几年才开始，尚无准确定位。有的高等职业院校将创业人才培养定位于培养创业意识、企业家素质、团队素质、创业家素质等，只重视素质培养，忽视了创业知识、创业实战能力提升，创业人才培养定位还有待调整。 任何战略都要依托精良的团队和合理的组织机构来实现。如何搭建这个平台，成为完成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所在。高等职业院校应根据社会和企业的用人需求，调整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配置，使之更好地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服务。然而，很多高等职业院校的组织结构不尽合理，导致了招生、教学、管理、评价等重要教育环节失调，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创业人才培养的推进和运行。 社会和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动态变化，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也要做相应的变化和调整。现有的课程设置创业创新教育方面的内容极其缺乏，不利于创新型人才培养，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的更新和完善迫在眉睫。 课程设置应以需求为导向。面对社会和企业在人才方面的需求变化，旧式的教材、教法、教学模式等已不能适应当前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创业人才培养要切合创业、创新教育特点，及时更新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完善课程体系。 高等职业教育处于本科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夹层，其教育目标是既要兼顾学生的理论知识，又要偏重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实践教育能够帮助学生把学过的理论和原理直观化、立体化，加深他们对理论的理解，学用相长，能使人才培养对位性更高，实用性更强，效果更佳。我国大多数高等职业院校均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无论在时间安排、空间选择，还是内容配置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不合理。如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时间比例不佳，实践教育的地点和内容有待斟酌和改善等。创业能力的锻炼是一个持续的渐进过程，理论教学时间与实践教学时间的合理安排与权重，是影响高等职业教育创业人才培养水平的关键指数。遗憾的是，我国多数高等职业院校的实践课程总时间仅在半年左右，最长的也一般不超过一年，这点时间远远不够，从国外先进国家的同类教育情况来看，实践教学和理论教学的比例一般为1:1或1.8:1.2。此外，实践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也应针对企业岗位的特点和需求进行调整，应当在理论实践的同时，渗透岗位特色教育和创业能力培养。国外的半工半学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将成为我国近20年来电力最为紧缺的一年。仅今年一季度，全国已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据预测，今年北京的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070万千瓦，用电缺口70万千瓦。用电高峰时，空调负荷要占到300万千瓦，接近30%。国内9家民间环保组织发出了科学使用空调的倡议，希望办公楼、饭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将夏季空调温度调至26度，以减少能源消耗，缓解夏季电力供应危机，并对缓解由温室气体排放而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做出贡献。 2．我国政府机关在能源消耗上由于长期以来缺少定额管理以及受“公家的消费都正当”等错误观念影响，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记者在上海市某政府机关办公大楼发现这座大楼的西侧入口共有内外3道门。据介绍，如果将这些门全部关上，所形成的两个封闭空间就可以有效阻隔冷、暖空调的外溢。“但现在，不管大楼内是否开空调，这3道门始终都敞开着，任由冷气、暖气往外跑”一位接受采访的政府工作人员痛心地说。大楼每层楼的两个电梯出9、楼梯拐角处均靠窗，自然采光条件良好。记者采访当日天气晴朗，但这些自然光照充足的地方都亮着“长明灯”。 3．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北京居民488千瓦时的19倍。也就是说，一名政府公务人员1天的最高耗电量，够一个普通老百姓19天的生活用电。部分政府机构大量使用白炽灯，数量超过3万只，其中至少有1.8万只可用节能灯替代。有50%的建筑没有外墙保温，有70%的建筑没有使用双层玻璃。部分老旧建筑虽然总能耗低，但保温性能差，能量损失大；新建办公楼大大改善了办公条件，但能源消耗也大大增加。 4．来自发改委的数据表明，2004年与1990年相比，全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45%，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7亿吨标准煤；火电供电煤耗、吨钢可比能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降低11. 2%、29.6%和21.9%，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一方面，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资源产出效率较低，节约潜力很大。不容忽视的是，从2002年开始，单位GDP能耗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近几年重工业的比重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到2004年，工业耗电占了74%，重工业耗能比重已经超过67%，从主要的高耗能产品的单耗来看；近几年产品单位能耗还是在逐渐下降，单位产品的能源利用效率还是在进一步提高。 5．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居世界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时，石油、铁矿石等进口依赖性增加。火电厂建设投资快速增长，去年我国新增5000万千瓦发电量，增长高达15%。“这样的火电厂没有必要新建。”在美国能源基金会执行副主席欧道格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达到同样目的。 6．环境污染严重，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据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估计，大气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例在3%～7%。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存在环境透支。这些已大大超过中国的环境容量，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7．国家标准委副主任张延华指出，国家标准委正和相关部门加紧制定《2005～2007年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计划》，一大批产品能效标准和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也在紧锣密鼓地修订、制定之中。力争用3～5平时间，在我国建成适合经济发展和节约型社会需要的节能和环保标准体系。尽管我国节能和环保标准工作近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当前的能源形势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比，标准化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资源节约标准发展规划研究，节能和环保标准体系不完善，大部分工业能耗设备没有能效标准、标准实施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等。国家标准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努力促成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充分发挥标准在节能和环保中的作用。 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指出：我国资源利用虽然有明显的进步，但是问题依然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问题是资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从工业能源效应来看，目前我国8个主要耗能工业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以上；我国粮食作物的平均水分生产率约为每立方米水产出1公斤粮食，仅是发达国家的一半；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要比发达国家低15%～25%；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约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我国节能型居住建筑仅占全国城市居住建筑面积的3.5%，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第二个问题是，近年来我国资源需求增长加快，资源约束矛盾不断增大。我国单位GDP能耗从2002年开始又出现增长趋势，尤其是电力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资源的约束矛盾不断加大。第三个问题是，环境污染严重，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严重的损害，目前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量已占当年 GDP的3～7%。环境“透支”普遍存在。 9．权威部门测算，我国政府机构(包括教育等公共部门)的能源消费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节能潜力为15%至20%，能源费用超过800亿元，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超过世界头号耗能大国——美国政府机关1999年平均水平的33%。看来，政府部门的节能潜力还相当大，政府没有理由不在节能方面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 10．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6月30下午召开的“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还要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能源短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路子。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北京奥运瘦身后节省几十亿元　　　　　　　　　　　　　　　　　　　　场馆建设采购全透明　　"奥运场馆的地点，我们原则上不会改变。"北京市发改委官员、北京奥运经济办公室杨兆科在昨天举行的北京2004年奥运经济论坛上表示，北京奥运场馆将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微调，整个瘦身计划估计可以节省几十亿元。　　　　　　　　　　　　　　　　　　马术比赛可能转到香港　　杨兆科表示，从目前来看，北京的奥运场馆存在一些好大喜功的地方要改。他还透露，上周六，北京市发改委向市领导汇报了场馆瘦身计划，不过，项目的定址工作还没有最后完成。　　"奥运场馆的地点，我们原则上不主张改变。"杨兆科说，考虑到招标的严肃性和对国际社会的负责，此次瘦身计划主要是在原来的地点上进行微调，改变建筑结构、建筑规模和建筑结构的形式。　　不过，杨兆科并没有完全否认部分场馆改址的可能性。　　在3日结束的第八届京港经贸洽谈会上，香港方面向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提出，希望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马术比赛转到香港举行。　　杨兆科解释说，马术这项比赛对场地要求非常严格，要求50公里以内不准有我们的马，这对北京来讲是个很大的压力。虽然目前就此事与香港方面在谈，但最后还得通过国际奥委会批准。　　　　　　　　　　　　　　　　　　奥运场馆详细进程将公开　　杨兆科认为，奥运场馆调整之后，节省的费用将涉及几十亿元。不过，此次场馆调整方案充分听取了正反两方的意见，应该可以经得起时间考验。　　至于究竟能省多少钱，杨兆科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字。因为，目前向市领导汇报的结论也只是发改委、规委、财政局等部门与项目法人谈判形成的初步结论，具体的数字还有待于最后确定，因为合同变更，方案的修改等是需要付一些成本，因此，具体是节省40亿、50亿还是60亿，需经综合评判之后才能说。　　杨兆科还透露，北京市发改委计划将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通过北京市奥运工程建设指挥部将每一个奥运场馆的建设进程、以及每个阶段中期和后期招标的内容和额度进行公开，每个阶段需要采购什么东西，哪条路要建，有什么要求，都向社会公开，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奥运经济不仅仅是2008年　　　　　　　　　　　　　　北京奥运会经济研究会会长魏纪中支招北京企业　　"如果在2008年北京奥运舞台上没有北京的演员，或者北京的企业只是在跑龙套，那将是北京企业的悲哀厂昨天上午，北京奥组委执委、北京奥运会经济研究会会长魏纪中一语惊人。　　魏纪中是在参加2004年北京奥运经济论坛时作上述表示的。这位对体育经济深有研究的老人呼吁，北京的政府部门要培育和规范市场方面下功夫，北京的企业要在提高自身能力方面努力。　　　　　　　　　　　　　　　　　　北京企业缺乏奥运商业眼光　　魏纪中认为，现在大家都在谈奥运会市场开发，其实市场开发首先在于开发市场和培育市场。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市场，哪来的商机?　　刚刚从雅典回来的魏纪中感慨地说："我在雅典见过浙江、山东、广东、福建的产品，惟独没有看到北京的产品。"　　国外搞贴牌生产，很少找北京的企业，就拿体育用品和服装来讲，中国制造的占世界的70％，但没有北京企业生产的。这是值得北京的企业深思的。　　　　　　　　　　　　　　　　　　奥运经济不仅在2008年　　魏纪中指出，要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理解奥运经济的概念，只要历史上存在奥运会，就会有奥运经济，2008年之后，企业照样可以为其他国家举行奥运会提供商品和服务。　　魏纪中提醒企业界人士，不要小看为外国产品做贴牌生意，虽然利润薄，但是这是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第一步。他举了一个例子，雅典奥运会部分场馆的座椅是由浙江余姚的一家企业生产的，意大利都灵冬奥会组委会人士在雅典参加奥运会时看上了这家企业生产的产品，指名要这家浙江企业为他们提供座椅。　　　　　　　　　　　　　　　　　　办奥运要替百姓解决问题　　魏纪中颇有体会地说，雅典市政府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急于建设奥运场馆，而是通过办奥运会，解决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抱怨最多的问题。尽管场馆建设÷直拖到奥运会开始，但是最后还是完成了，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抱怨雅典市政府的都是那些参加奥运会的人，他们算什么，他们才在雅典待20天。"魏纪中笑着说，关系老百姓的福利的东西搞好了，老百姓满意了才是最重要的。　　　　　　　　　　　　　　　　　　　　　　　　　　　　　　　　　　　　　　　――新京报　　思路引导　　本题资料与我们以前所见到的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材料不同，而是通过北京市政府通过对奥运场馆设施进行瘦身，此举就为国家节约了几十亿元。这就要求我们要改变以前所形成的固定思路，从正面考虑这一材料。　　另外，这一题目也告诉考生，考题是千变万化的，不可能总是一成不变，但是，只要考生在应考时做好准备工作，有道是"万变不离其宗"，申论考试所引用的材料，都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事 相对于其他题目，这道题目的难度还要小一些，原因在于，给定材料基本上是一则消息(从内容上来讲，该材料应该是两则消息连缀而成的)，而在消息中，对于题目中的要求，基本上都有反映。所以，这道题目也主要考查考生的概括能力和对材料的理解能力。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在古代传统文化主导下的我国，诚信典故很多。在现代中国，诚信缺失则是人们普遍忧虑之事。究其原因，与我国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结构上，市场经济的主体多元化；经济领域，物质基础发生了改变，相应的，经济状态也由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政治领域，从家国一体的君主统治转向现代的政党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由传统的单一思想向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转变。自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民主法治建设也不断推进，这对我国的政府建设也提出了更多要求。现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加入了世贸组织，这一切都要求中国政府加强诚信建设。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不是绝对无限制的自由经济，而是必须以诚信为价值底线的经济。 所谓“诚信”，是指忠诚履行彼此的约定、诚实做人以赢得他人的信任。“政府诚信”，或叫“诚信政府”，就是指政治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政府与民众之间基于社会契约关系，政府对履行契约而向民众做出诚信的承诺，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政府诚信”之中强调的更多的是政府向民众需要履行诚信的义务。在诚信政府下，民众与政府的关系之中，政府是否诚信，其诚信度如何，这些问题的评价主体是民众，政府是被评价的对象，政府行为是被评价的客体，主体基于“社会契约论”让渡了自己一部分权力于政府(国家)，在诚信政府建设中，政府就应当向其民众履行诚信的义务。政府的行政能力只有转化为行为和行为结果才能获得公众的评判。 2．毋庸讳言，在我国现阶段，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诚信缺失比较严重。主要表现在：政府的某些相关政策朝令夕改，言而无信，失信于民，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一些政府部门不能承担政府应尽的诚信责任，常常从部门利益出发随意承诺，承诺后却不守信用、不履行承诺、不及时兑现政策，使政府的信用形象受损；某些政府公务人员乃至领导干部腐败堕落，而当这些人作为公务人员代表政府行使职能时，公众对他们的不信任就会逐渐演变为对政府的不信任。诚信是“立政之本”，诚信蕴涵了政治伦理的意味。 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和文明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信任危机在公众中的蔓延，严重阻碍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先导，是企业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的标杆。诚信原则适用于一切公共生活领域，政府行为需要以诚信原则来予以规范。而将诚信原则落实到与公共生活有关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行政领域，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大趋势。 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是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迫切要求，而政府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引导者和组织者，社会信用体系能否逐步得到完善，政府的诚信形象影响巨大，可以说政府的诚信程度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标杆。政府的诚信度不断提高，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就能得到提升，公民才能自觉地、主动地以诚信规范自身的行为。在社会信用体系这个庞大的链条上，政府诚信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最重要的环节。 3．“誓做诚信企业，勇担社会责任”。2012年7月6日在制药企业北京诚信宣言公益活动中，30余家国内外知名药企共同发出诚信宣言，承诺为公众提供放心药品。 近期“铬超标胶囊”事件频发，事件涉及的药企达200多家。修正药业等企业的违规行为，损害了我国医药行业的声誉，引起全社会对制药企业诚信问题的关注。 在制药企业北京诚信宣言公益活动中，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执行总裁卓永清说，中国有众多药企，有18万种药品在社会流通，只靠政府监管远远不够。整个制药行业必须自律，应该秉持良知和良心做药，从源头开始管理质量。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白慧良表示，对药品质量安全问题要做到零容忍。某些不良企业使整个药品制造行业蒙羞，使绝大多数诚信企业受连累。必须尽快建立让诚信者获利、失信者受惩的长效机制。不久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发布了药品安全黑名单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就是要使诚信信息成为药品生产经营者的市场身份证，引导生产企业要素流转和消费选择，形成市场倒逼机制，通过优胜劣汰，打造让公众放心的良心企业。 参加此次公益活动的药企代表共同通过了“北京诚信宣言”。宣言承诺：誓做诚信药品生产企业，利润不是一切，首要任务是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严格执行GMP、《中国药典》相关法规要求，生产高质量的药品，让公众吃上放心药；欢迎社会监督，坦诚答复公众和媒体质疑的有关药品质量的相关信息；如果药品出现质量问题，我们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倡导绿色理念，杜绝环境污染，与当地居民和谐共处，实现双赢；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创造就业岗位，关注员工健康，尽最大努力回报社会。 4．下面是2013年央视3·15晚会的部分文字实录： 解说：这位自称是慕容家族第八代传人——慕容康；这位来头更不小，清朝御医平秋鹤第十三代传人——平老太。出身显贵、祖传奇方，您要是不信，这些神医们还会搬出祖宗的招牌对天发誓。“一周期要是让你停不了药，我把姓改了随你姓。” 如此神药，记者花费990元买了一个疗程的高老大降糖贴，发现并不是广告中说的能彻底根治糖尿病。再来看批准文号，神药怎么成了医疗器械?陈经理：因为我们品种太多了，光文号就20多个。所谓的高老太家传秘方就是膏药理念加西药，为了让患者贴上有发热的感觉，辣椒油更是必不可少的。公司负责销售的张经理给我们算了一笔账，高老太理疗贴每盒成本不到3块，可是市场价却每盒99元。卖99元一小盒，10盒990元为一个流程。在这种产品里，成本基本上都是忽略不计。周经理告诉我们，加上一个高老太的概念，加上广告包装，就被忽悠成一个流传百年的神药。你也可以弄个吴老太或者吴老爹牌。河南指南针文化医药有限公司李经理告诉我们目前市场上的慕容贴，慕容康就是他们找来的演员，拼的就是演员阵容和策划能力。其实这个广告策划炒的不是产品，而是广告。 记者：虚假宣传，夸大疗效，打着医疗器械的幌子反而让患者因停药贻误病情，难道不怕消费者投诉吗? 商家：消费者一说不满意，退，大刀阔斧的退!就算这个产品百分之百的没效果也不可能会有百分之百的退货率。如果没有大的浪大的形势，大的活动的话，你的广告只管播；有大稽查，停停，高老太的广告，能做到3月1号我估计马上就要停掉，马上就315了，315一过，可能到3月20号它又要上来了。 广告：我治病啊，天在看，三个月，停针停药，停不了治不好，我告老还乡，我是毕久庭。 商家：广告这个东西那肯定要吹，不那样说忽悠不了消费者。广告一打，鱼饵一撒，那鱼就过来上钩了。通过一个手段，通过一个载体，把这个钱敛过来。 主持人：在刚才的片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药商或者是策划公司，或者是那些扮演所谓神医的演员合力上演了一出闹剧，人们常说人生如戏，但是消费者的健康，以及我们的消费环境，还有每个人的良心和诚信却来不得半点儿儿戏，接下来我会通过微信实时对讲的功能跟收看现场的观众来一次小小的讨论，来看看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屏幕上他们几位的微信头像已经出现了。 观众：不光小企业，甚至有些知名大企业也在造假，违法成本很低，收益很大，他明知道有问题也会铤而走险去做，这里面一定要极大的提高违法的成本和惩处的力度。我觉得假最怕见光，有光的地方假是最少的。 主持人：我们所有消费者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让这些违法行为曝露在阳光下，尤其要加大惩处的力度，比如罚他一个倾家荡产，看谁还敢铤而走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让这些不法分子杜绝他们心中的那份侥幸，让我们有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有序，更加洁净的消费环境。 5．面对愈演愈烈的“奶粉荒”，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将出台限制奶粉出境的新政，引发广泛关注。 这已经不是香港第一次出现奶粉供货紧张的情况了。早在2008年国庆期间，香港媒体就曾经报道过当地奶粉短缺的新闻。在国内奶粉行业曝出“三聚氰胺”丑闻后，内地奶粉品牌形象由此跌入低谷。一位国产品牌奶粉的代理商分析，表面上看来，香港出现奶粉荒是因为水货客的泛滥和港货店囤货，实际上反映的是国人对国内乳品行业普遍的不信任。虽然自三鹿奶粉事件后，国家对婴幼儿奶粉的监管措施已经非常严格，但内地乳品企业仍面临着信用危机，仍要实实在在地从奶源控制、加工技术、产品检测和经营诚信等诸多环节做好产品，重新树立令人信任的品牌形象。 2013年3月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甫一出现的陈竺就被记者团团围住，他说，食品安全问题应该是暂时的，它一定能够得到解决。“大家也看到了，政府的机构改革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中新社记者注意到，在陈竺短短几分钟的采访中，他六度谈到“诚信”，并表示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更应诚信。同时政府也会打击欺诈，特别是违法添加有毒有害原料的行为。 “食品安全不是哪一个国家特有。”陈竺说，最近欧洲的马肉风波告诉我们，国外食品其实也存在安全风险。这几年中国加强了食品安全方面的监管，通过农产品、食品的抽查合格率是在不断上升的。 6．东莞市水价听证会市民“零参与”的新闻被舆论聚焦。原因是听证会“逢听必涨”，民众的意见得不到尊重。从“北京水价听证会代表九成赞成涨价”，到“哈尔滨水价听证会代表身份造假”，种种“听证会”已经伤透了公众的心。 听证制度是好制度，好的制度如何落实，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要从政府诚信做起。目前我国存在的政治诚信缺失现象，其根源在于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各个领域深刻的转型，旧的伦理纲常被打破，现代的契约观念又没有深入人心，政治诚信的制度保障没有建立起来。不少人把政治上的不诚信归结为某些官员个人的道德问题，忽视制度诚信对于政治诚信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当前政治诚信缺失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与人际诚信和经济诚信相比，政治诚信面对的人群最广泛，更具有公共性，造成的影响也最大，因而政治诚信在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如果政治领域做到了诚信，就会大大增强人际交往中的诚信和经济领域里的诚信。政治诚信不仅能够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而且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自觉加强政治诚信建设，加快建立政治诚信的制度和机制，提高整个政治系统的公信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7．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立身之道”和“立政之本”，是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但中国传统的道德诚信是自然经济和宗族社会的产物，主要适用于相对封闭的朋友和熟人之间的社会伦理关系，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广泛的交易关系和合作关系，有很大的局限性。 诚信标准在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场合相差极大，并不具有普适性特征。如孔子一方面强调“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第十二》)，把诚信提到“去兵、去食、宁死必信”的高度，但在另一方面又发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第五》)的感慨，认为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第一》)。这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的。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人们的交往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如果没有普适性的标准，一个人在与他人的经济交往中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诚信标准，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导致整个社会诚信的衰落。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经济活动的，几乎没有外部性，其经济行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极小。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经济交往是广泛的，当事人双方的经济行为会对其他人产生极大的外部性。如果仅仅采用传统道德诚信的约束，有可能产生的一种情形就是，即使双方当事人相互之间保持诚信，但这种诚信只对双方当事人有利，对整个社会却是有害的。交易双方会在追求双方共同的经济利益的交易过程中，将成本和费用转嫁给第三者或者整个社会，造成他人或整个社会的经济损失。这也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中诚信缺失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如在商品市场中的知假卖假行为、在证券市场中的幕后交易等。 就目前中国而言，出现诚信危机的原因在于中国在由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传统的诚信道德伦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当前法律诚信制度的构建与实施还有待于完善，存在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 现在我们需要提倡诚信，但这种提倡不应仅仅是中国传统道德诚信的回归，指望让人们出于道义自觉遵守诚信准则，而应是大力加强法律诚信的构建，以及在法律诚信基础上的道德诚信的重建，从正式的法律制度着手来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加强法律诚信建设，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诚信的标准应该统一。在同一行业中应该对所有的企业或个人都适用，不因企业的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或地域不同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诚信的标准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法律制度有两个特点，就是它的普适性和公平性，如果不能做到市场中所有行为主体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法律制度就会失效，甚至于崩溃。 8．2011年4月温家宝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直指“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问题，引发公众对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事实上，在一针见血指出当今社会脆弱的道德生态之外，温家宝同志另一段与之相关的言辞似乎更值得舆论关注。他说，“要把依法治国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 这番讲话剑之所指，是转型社会的道德文化重建，是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社会信用关系的重构，而这些重建与重构，需要法治来保驾护航。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问题是如何才能让那些无良企业讲良心?让缺位的监管机构讲责任?让唯利是图的商家讲诚信?仅仅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是行不通的。 在法治不完善的环境下来谈道德的提升是奢侈的。人是利己的动物，在行动中，总是趋利避害，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避免被惩罚。只要没有刚性的约束，人们总是容易被自己的欲望所牵引，摒弃道德，挑战法律。相信那些无良企业、不法商人、失职渎职官员并没有少接受为人要诚信的道德教育，在公开场合，他们也是满嘴仁义道德。但是一旦发现法律“打瞌睡”，或者可以通过权钱交易绕过法律惩戒，私欲便很容易漫过内心的道德堤坝，呼啸而至。 法治的缺失极大地损害了社会道德文化，令社会失去方向，民众失去信心。我们一方面要求公民讲诚信、乐于奉献、勇担责任；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对那些违法乱纪者，尤其是失职、渎职官员网开一面，用轻描淡写的行政处分代替严肃的司法问责。如此道德教育如何能深入人心?在一次次社会现实的矛盾冲撞中，道德输得一塌糊涂。 当然法治应该包括良法与对良法的遵从两个方面，良好的法律来自良好道德文化的指引。而这需要从我们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从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中取长补短，从60年新中国道路的探索中获得脚踏实地的精神，从30年改革开放的激情与荣耀中寻求创新的勇气。 9．对于公民诚信记录的厉害，体会最深的大概要算违规使用信用卡的人了。一个透支不按时还款，产生了不良记录，就让你几年之内贷不到款，买不了房。湖南省长沙县建立信息网，整合“经济户口”，将36个和信息有关部门单位全部纳入信用共建，凡在县域内有经济行为的企业和个人全部建立信用档案，面向社会，可以查询。公职人员表彰评优资格，推选人大代表，在日常监督管理、行政许可和资质评定工作中，需要查询信用报告的，相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提供。如此全县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制约；事事守信，路路畅通”的社会氛围。 显然对诚信记录的综合利用是关键所在，良好记录和不良记录都必须成为资源，唯其“立体”，才能“不让老实人吃亏”，也才能形成硬约束。一个单位、一个人，有可能在这方面失信，也可能在那方面失信。如果把失信带来的制约仅仅局限在“跌倒的地方”，他也可能不在乎，又在另一个地方继续“跌倒”。而一“跌”再“跌”，根子就在约束力不硬，如此也不利于别人对他综合考察。比如有的企业参加招投标，围标、串标的坏事都干过，如果不作不良记录或者有了记录不起什么作用，他就可能继续“围”、继续“串”，出了这块地盘，仍然恶习不改。拍卖会上联手做局的，缺乏道德审判，没有信用档案，假货、赝品就会长流不止。有的人“讹”救助老人的好心人却留不下诚信不良记录，则会助长社会歪风。 讲诚信，教育并非万能。诚信建设还要有不良行为记录等硬手段，绝不能轻视反面教材的作用。只有增加失信成本，才能让那些视诚信为无物的人长记性。事实上诚信的不良记录“联网”起作用，既是广泛的监督，也是方便的信息提供，对提高整个社会的办事效率，倡导好的社会风气，更是善莫大焉。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倡导“诚信”价值取向，以守信受益、失信惩戒为导向，以信用信息记录、共享、公开、利用为主线，以信用制度建设为核心，加强平台建设，创新拓展应用，大力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为加快构建“诚信上海”打下坚实基础。 围绕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建设要求，扎实推进政府诚信建设，增强政府公信力。加快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建设市、区两级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深化告知承诺，提升行政效能。完善“政风行风热线”、“纠风在线网”等群众监督渠道，加强对政府部门诚信履职的监督，研究将诚信履职情况列入测评内容和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一步完善财政预决算、“三公经费”等重点领域的财政信息公开机制，推进基础政务数据向社会开放，提升行政透明度。加强行政行为规范与监督，实施执法行为规范手册制度，完善执法调查规则，提高执法公信力。建设市预防腐败信息系统，将土地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因公出国(境)管理、社保基金管理等重点领域的信息平台纳入监管系统。加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诚信教育，加强公务员招录的诚信管理，探索公务员信用档案建设，促进公职人员诚信自律。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2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有关“交通、邮电和旅游”的内容显示，全年接待国内游客32.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3%；国内旅游收入26276亿元，增长15.7%。接待入境游客12908万人次，下降2.5%。其中，外国人2629万人次，下降3.3%；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10279万人次，下降2.3%。在入境游客中，过夜游客5569万人次，下降3.5%。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17亿美元，增长3.3%。国内居民出境9819万人次，增长18.0%。其中因私出境9197万人次，增长19.3%。 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中，2013年全年旅客运输总量40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5.6%；旅客运输周转量36036亿人公里，同比增长7.9%；住宿和餐饮业总投资额为6001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年末全国文化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055个，博物馆2638个，公共图书馆3073个，文化馆3298个。 2．在旅游行业持续升温的背后，是国内旅游乱象的猖獗。 有记者跟随知情人士，参加了一次市面上常见的仅需缴纳低价就可参加的“物超所值”的港珠澳游。 到香港后的第一天，导游就向全车人宣布：今天的安排是走店，也就是逛店消费，老板给的营业额是每人要消费3000元。接着全车人被带到了一家珠宝店。在毫不起眼的一扇门后，是一个巨大的珠宝首饰商场，但整个商场里除了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外，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想出去的人都被门口的守卫给拦住了。导游称买了东西才能出去，不买东西的，就要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待上一个半小时。面对记者提出的关于回扣的问题，导游坦言：有回扣，公司拿0.3%，导游拿1.7%，并声称这都是公开的。 即使买了东西，导游仍嫌全车人1万元的购物额度低，硬是拉着游客逛了手表店、首饰店等另外6家店铺，直到晚上6点多才结束。有游客吐苦水：“那个导游可凶了，我就带了七八千，非让我买一万八的珠宝，一直追着我。” 除了整日的购物外，旅行途中，导游还在车上推销物品，并振振有词：“司机赚的是什么钱呢?辛苦钱。我们司机大哥是要吃饭的，我不讲了，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再去选一选，100块钱人民币一个(纪念品)，选一选。” 本以为到了澳门会有所改善，结果在大三巴和妈祖庙两个景区短短一小时的参观后，记者又被带到商店购物。4个小时后，导游要求游客缴纳160元观看威尼斯人的特色表演，而实际上观看这个表演是不需付费的。当记者提出异议后，马上被赶下了车。 旅游团后来又被带到珠海的一家玉器店，店主表示不仅不会让大家购物，还会送在场每个人一份小礼物。这家店被安排了两个半小时的“参观”时间，在此期间，玉器店老板“热心”地给大家讲解自家祖传的赌石绝技，还有玉器行业的暴利。许多游客在“好心”老板的热情介绍下，自发购买东西。没成想，花了几千元买的物件经鉴定后只值几百元。到相关部门投诉举报时，才发现自己购买的物品不但没有发票，连刷卡记录单上的刷卡地址都被撕去了，无法作为有效证据。 而上述现象并非个案，网上频频曝出类似的帖子。 在三亚，几位游客点了3个普通菜，却被要求支付4000元餐费；一条鱼要价6000多元，折合每斤580元；拒绝水下拍照，潜水教练就会直接带游客潜入深水区，使游客因承受不了水中压力而放弃潜水…… 说是厦门鼓浪屿一日游，可只去了一个景点，其余时间都是在车上“干等”；导游“顺路”将游客带到自己家中推销茶叶、香烟及劣质纪念品…… 《邯郸日报》报道：“5月8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旅游日当天，武安市长寿村、朝阳沟、京娘湖、古武当山四个景区对市民免景区门票；七步沟景区所有散客半价优惠。”可当游客前往后，景区工作人员却告知其要正常收费，收费未果后又强制收取每人30元的“卫生费”，甚至发生了殴打游客事件。 3．在一档节目中，有这样一段访谈： 男主持人：到云南玩的朋友，一般都听说过“云南十八怪”了，什么鸡蛋用草串着卖、摘下斗笠当布盖、等等，这些独特的民俗曾经是云南旅游的一个卖点、一种风格。 女主持人：对，现在云南旅游业出现了一些怪的地方，但是可能不是刚才的卖点了，我们一起来看。最近我们的记者去云南体验了香格里拉的一日游，途中真的是怪事连连。有点旅游常识的人都知道，自费旅游当然是自愿的，不能够强制消费，但是很多游客在云南报团参加香格里拉一日游的时候，都必须参加一个自费项目，叫“藏民家访”。 男主持人：大家也注意到我们用的这个字眼是“必须参加”，您说这算不算是一件怪事呢? 解说：记者在一些旅行社报名参加香格里拉旅游时，工作人员要求每个人必须交费280元至380元，参加“藏民家访”自费旅游项目，并且声称这个是行政性的变相收费。 某旅行社工作人员甲：“藏民家访”必须消费，相当于说你到我家里来，我就要请你喝青稞酒、酥油茶，请你吃奶酪，请你吃烤全羊，这个是必须要消费的。 记者：就是去藏民家吃顿饭呗。 某旅行社工作人员甲：对。 记者：吃顿饭要380(元)吗? 某旅行社工作人员甲：对，必须去，你不消费我们就不敢签这个合同。 某旅行社工作人员乙：香格里拉有个“藏民家访”，行政象征性变相收费，必须参加，不参加不让你去。 解说：记者最终缴纳了320元的藏民家访费用，才得以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记者注意到，在丽江开往香格里拉的旅游大巴快到虎跳峡的时候，一个自称扎西土匪(音)的导游，开始向游客收取“藏民家访”自费项目的费用。 香格里拉导游：你们交的团款，在香格里拉导游手里一分钱没有。有人问我们的工资是多少钱，听好了，我们香格里拉导游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如果你们是两个人的话，可以点个鸡，点个牦牛，不吃最低320块钱，吃鸡的话加上40(元)，360(元)，吃牦牛加上60(元)，380(元)，听明白了吗? 解说：记者看到部分游客迫于无奈，按导游的要求缴纳了自费项目的费用，对一些不配合的游客，导游则开始进行人身威胁。 香格里拉导游：香格里拉导游是非常恐怖的，有没有听说过? 游客甲：没有。 游客乙：有吧。 香格里拉导游：香格里拉导游会把刀子放到你脖子上，有吧?你看我今天会不会把刀子放到你脖子上。 解说：导游在介绍“藏民家访”的时候，都声称要带游客到藏民家里做客，那里有成群的牦牛，晚上围着篝火跳舞，亲身感受藏民的生活，但是到了现场游客才知道所谓的“藏民家访”，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歌舞晚会。有的游客感觉被欺骗了，就要求退钱，结果遭到导游的拒绝。 香格里拉导游：你说了一句话，不开心就退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开心就退钱是什么意思? 游客：我们还问你是火盆吗? 香格里拉导游：OK，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当时你们几个都没有体验，你们就来跟我说不开心，门都还没进呢。 游客：不说了，不说了，把钱退给我们。 香格里拉导游：那个东西(退钱)你们就别想，(牦)牛也订好了，鸡也订好了，那些个费用谁来办? 解说：记者对其他团队的游客进行调查，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导游强迫缴纳“藏民家访”费用。 4．2014年4月10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了《2014年第一季度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报告称，本季度游客对空气质量的满意度下降幅度最大，处于70分以下。旅游消费除了关注景点外，游客对目的地的整体环境、公共服务和商业接待设施的关注程度趋于显化，尤其是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对游客的出游决策和旅游体验有决定性影响。 随着气温的升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去户外休闲。作为“亲近自然”的一种方式，自助烧烤成为人们热衷的一项活动。不过，近日有市民反映，每到周末就有不少人在开发区公园烧烤，离去后公园一片狼藉。 5月10日下午两点多，记者来到承德阳光四季城小区对面的湿地公园，只见公园的石台上已被前来烧烤的市民“圈地式”瓜分成多个区域，有的铺上垫子摆满零食水果，有的用折叠椅围坐，自由自在地聊着天。 记者随后来到大石庙滨河公园，在一座立交桥下，烧烤的场面再次出现，桥下两边的石台上摆满了各种烧烤用具，几名青年男女蹲在烤炉旁边吃得正起劲，用过的签子、纸杯、果皮散落在地上。 整个周六下午，记者并没有发现巡查的工作人员，到傍晚6点多，一些食客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垃圾便离去，留下满地的油污与残渣。 5月1日上午10时许，记者从市区乘出租车前往衡水湖景区，行至106国道距离衡水湖旅游码头还有两三公里处时，双向车道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入市区方向车流顺畅，而出市区方向车道已经堵成了“停车场”。各地牌照的机动车拥堵在这里，往前方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龙”，后方还有新来的车不断给这条“车龙”增加长度。“唉，现在的私家车太多了。”来自石家庄的私家车主张先生，载一家老小来衡水湖游玩，驾车到达这里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记者随着车流断断续续前行，原本只需几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20分钟。虽然交警也在忙着疏导交通，但车流量实在太大，效果甚微。旅游业内人士介绍，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大幅攀升，从过去的“跟团游”唱主角演变成如今的“自驾游”成主力，蜂拥而出的车流给道路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并考验着景区的接待能力。 因为交通拥堵，许多游客只能就近下车，自己在景区找地方游玩，风景优美的北堤成了许多踏青、野炊游客的首选。可是沿着北堤的公路前行，106国道至中湖大道中间一个公厕也没有。而沿途的几家单位倒是建有厕所，不过并不对外开放，尿急的男游客只好站在路边的小树林里方便，女游客可“憋”出了一肚子火。 据报道，在河北省邢台市大峡谷景区索道上，一些缆车进站后游客直接跟跑着上车，一些老年游客只能在旁人的辅助下快速登车。不仅如此，大多数缆车仅仅有一个围栏，并没有防护窗，游客坐上去之后，整个上半身几乎都裸露在外，一旦游客中有小孩向外伸头，极易造成危险。 对此，负责控制缆车的工作人员解释道：“除非特殊情况，缆车在进站时才会让减速或停车，不然缆车对面的游客会因为停车而不满。”至于缆车为什么没有防护窗，该工作人员含糊表示“这个没事儿”。 由于景区内配套设施严重缺乏，游客在景区内食宿也只能在几家“农家乐”内，部分“农家乐”店主做饭时的饮用水取自旁边被游客污染过的溪流，更有甚者，一些饭店洗碗后的污水直接倒入溪流中，不仅给水源造成了再次污染，也给游客的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 此外，景区内还有多：处地方存在乱停车现象，一些私家车在非专用停车场一停就是半天甚至一天，给本来就拥挤的景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而负责停车的管理人员却不见踪影。还有一些游客私自下水游泳，却不见景区人员制止。 记者在大峡谷景区内也看到，由于景区没有医疗室，一些因爬山而擦伤的游客不得不到距离景区3公里外的村子里包扎，既耽误了时间，又给病人带来了不小的痛苦。 5．美国政府早在1979年就颁布了《全美旅游政策法》，并对其不断完善。作为美国旅游的基本法律，《全美旅游政策法》中明确规定，美国全国旅游政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旅行游览发展公司总裁、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商务部长、国务卿、财政部长，甚至国防部长等人。由这些成员组成的全国旅游政策委员会来协调全国旅游业的发展，解决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法律问题。 美国政府还制定了一些单行法规。例如，保护公园和游览地的法律，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环境保护都作出了具体规定；旅行社的法律对旅行社的经营、开办等作出了规定，尤其是对旅行社所需要的足够资本，合格的、具备经营能力的管理人员，至少要有两个以上航空公司予以承认等开办条件，规定得非常具体。 韩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保障旅游者的权利，包括1961年颁布的《旅游业振兴法》、1962年制定的《国际旅游公司法》、1966年实施的《观光事业法施行细则》、1972年出台的《旅游振兴开发基本法》，等等。可以看出，韩国政府在旅游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将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有序的开发纳入了法律保护的框架。 韩国政府为保证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开发利用，始终将旅游业的发展置于政府的计划之中。韩国的旅游发展计划以法律为依据，有中期的五年计划、长期的十年计划以及专为某旅游项目制定的专项旅游计划，这些旅游发展计划是韩国旅游业发展的主线，也是韩国旅游政策的一大特点。 《法国旅游法典》规定从旅游经营所征收的税款中扣取一定比例的款项，用于支持、鼓励与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以旅游养旅游”的方式更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法国旅游法典》规定的非营利的旅游服务更接近基层。法国的国土面积虽然只有我国两三个省大小的面积，却设有3600多个旅游办事处，有些办事处就设在景点附近。 法国的旅游办事处既不是“旅游局”类的行政主管机关，也不是简单的“问询处”，旅游办事处是可以具有工商性质的，也就是说，可以从事经营活动。旅游办事处还负责起草与实施地方旅游政策和旅游发展规划，同时还为游客以及当地居民提供服务，帮助旅游者查询旅游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日本的旅游法规和旅游相关法规有近80项，除1963年颁布的《旅游基本法》之外，法规还涉及翻译导游业、旅馆业、娱乐业等。 日本的旅游法中有明确条款，禁止强制游客购物。如果旅行社要去旅游产品商店的话，旅行社应该事先在广告上写着“×月×日去××旅游产品商店”。而如果游客在旅游景点受到强制的特定服务或是购物，则可以跟商店或是旅行社交涉，或者提出诉讼索赔，法院将根据日本民法和其他法律来审理。 日本旅游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旅行社没有按照旅行广告中所写的航班、宾馆、景点、餐厅等进行安排，旅行社将会给游客支付赔偿金，这些金额一般而言是旅行社所收受的旅游费用的百分之几。 日本旅游法最重视的就是游客的安全问题，一旦出现了安全方面的事故，对旅行社的处罚是很严重的。 6．西安市从2013年9月1日起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这是西安旅游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整治力度最大的一次净化旅游环境“一盘棋”行动。 西安市旅游局局长张永科说，本次整治夯实了区县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本辖区第一责任人的身份，还将整治工作纳入到了各区县、各部门的目标考核。公安、交通等部门还在客流密集区设立了10支稽查队开展整治行动，共行政拘留“黑导”“野导”16人；拘留倒卖门票者21人，处罚18人；处理火车站广场拉客揽客者57人，行政拘留3人。 记者近日采访时看到，在以清真小吃闻名的“回民街”，新设立的莲湖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一楼接待咨询，二楼免费为游客提供手机充电、上网服务。在西安火车站广场，常设4个城管执法岗亭，每天8个人值班，引导游客选择规范的旅游车辆，原来游客反映强烈的“黑导”“黑车”及宰客现象已难见踪影；旅游区餐厅的菜谱均实行明码标价，一些价格较高的菜品还标明食材品种和重量。 2014年7月21日，北京将台城管执法队对酒仙桥公交车站周边地区的电线杆、广告牌、车站牌上的山寨旅游广告进行整治，对揽客电话一律停机处理。 “这些都是非法一日游广告，千万不要相信。”昨天，将台城管队员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在清理酒仙桥、驼房营等公交车站的非法一日游广告时，向围观的市民进行介绍，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城管队员说，有些外地来京在酒仙桥附近租住的人，很容易上当受骗，这也是非法一日游广告屡屡出现的原因。在整治行动中，共清理一日游广告牌12块、户外宣传板1块。城管队员表示，将对采集的非法一日游广告信息进行电话确认，对打出山寨旅游广告的企业或个人进行警示和告知，专人负责对广告上的揽客电话停机，掐断骗人的途径。 媒体报道的“香格里拉旅游乱象”引起了云南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迪庆州迅速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和处理。 经调查，8月14日，迪庆香格里拉中青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委派迪庆卡瓦格博旅行社导游张涛从丽江古城接待前往香格里拉散客拼团39人，途经拉市海、雄古观景台、第一湾观景台，游览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晚上自费参加碧纳“藏民家访”。15日游览香格里拉纳帕海湿地公园等后返回丽江，结束行程。 14日，在团队行至离虎跳峡10公里左右路段时，导游张涛收取“藏民家访”费用，每人100元，当时有3个人没有交，导游将他们撵下车。当团队15日返回丽江时，被撵游客在丽江市旅游局进行了投诉。丽江市旅游局协调迪庆香格里拉中青旅行社向投诉人作出了投诉处理：团款全额退还480元/人：赔偿团款40%的违约金，计192元/人。 迪庆旅游局认为，导游张涛违反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决定依法吊销其迪庆州导游人员上岗从业资格证书和迪庆州导游上岗证；根据《旅行社条例》相关规定，对两家旅行社处以10万元罚款，停业整顿1个月；将媒体报道视频中的执法人员调离迪庆州旅游执法支队。 迪庆旅游局表示，迪庆州旅游安全检查点将继续发挥旅游服务、监管职能，细化检查方案，不留死角；加大《旅游法》的宣贯工作，让人人熟知《旅游法》，遵守《旅游法》；加大旅游合同管理，不得强制旅游者消费；加强与丽江市旅游局的联合，做好联合执法。同时，对全州旅行社进行一次大排查，全面清理无证导游和旅行社挂靠部门。 7．2013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并从2013年10月1日开始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划分为总则、旅游者、旅游规划和促进、旅游经营、旅游服务合同、旅游安全、旅游监督管理、旅游纠纷处理、法律责任和附则，共十章，包含旅游者权利、旅行社责任、政府责任等多方面的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旅游法》颁布实施，有利于转变旅游发展方式、调整旅游产业和产品结构，有利于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协调行业管理关系、促进旅游业及相关行业发展，还有利于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使我国从旅游大国发展成为旅游强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超英表示，这部法律重在规范旅游经营和旅游合同，但很多内容都是保护旅游者权利的，比如订立合同、对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旅游者怎么去追偿等。在“旅游安全”这章中，最重要的安全保护就是旅游者的安全。“旅游监督管理”一章是关于旅游者投诉、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执法监督的，也是对旅游者权益的保护。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认为，《旅游法》明确了低价招徕、强迫购物等以不恰当的途径获取利益的一系列非法经营行为，同时从旅行社、导游以及其他经营者等各个环节明确了旅游市场的规则和行为规范。他还认为，《旅游法》中“旅游服务合同”一章，按照旅游市场规律，明确了旅游者与旅行社、旅行社与其他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这应该是治本之策。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在我国，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被视为保障农民工基本权益进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然而，时至今日，却出现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率低而退保率升高的现象。 据报道，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社保管理中心，每天都有外地打工人员前来退保，甚至 出现退保人数比参保人数还多的现象。统计表明，浙江省目前累计约有3万多农民工退出 社会养老保险。 2006年初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农民工集中的广东省，有的地区农民工退保率高达 95％以上。深圳市已经参加养老保险的外来工总数大概在50万人左右，而每年退保的人数 则高达12万以上，深圳宝安区沙井社保站曾出现过一天有600多名农民工排队退保的场面。 2．根据规定，农民合同制职工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累计缴纳满15年以上，可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但有调查显示，农民工在餐饮、工厂等企业的平均工作 周期是4～6年，从事建筑等纯体力工作的农民工，在一个地方的平均工作周期为2～3年。 3．农民工小万对北京推出的养老保险毫无兴趣：“我出来到城里打工的期望可不是想在这里建立社会保险，而是能够干完活后马上拿到钱，回家把盖房结婚时借的钱快点还上。 现在打工的工资都不容易拿到，我可不愿意再被扣除什么养老保险了。” 和小万一起在北京昌平天通 苑附近二个建筑工地做木工的小袁说话更是直截了当：“我 和几个老乡都商量好了，打算写个保证书，就说我们自己不需要参加养老保险，以后也不用 和我们谈这个问题，我们也保证以后有事也决不找政府的麻烦。” 4. 从2005年11月24日开始，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对在武汉务工的农民工进行了免费体检。根据对各医院免费体检结果的初步统计分析，农民工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在农民工体检人群中，乙肝病毒感染率达20．3％，脂肪肝占8％，肾胆结石占5％，心血管疾 病占10％，其中高血压和冠心病患者居多。女性妇科感染率则更高，达到67％。另外，部分 医院还增设了一些免费体检项目，发现农民工患痔疮、颈、腰椎疾病的比率也比较高，约占检 查这些项目总人数的11％。绝大多数农民工表示，他们多年来从未做过体检。很多人是 “小病拖，大病扛，实在不行了自己去药店买点药吃”，更不用说去主动体检了。 在湖北省的这一万多名参加免费体检的农民工中，参加医疗保险的仅为3％左右。湖 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保处处长刘德胜说，农民工因为收入水平低，工作生活条件差，健康意识又比较薄弱，遇到疾病往往“一拖二扛三吃药”，一旦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重病， 农民工作为家庭的支柱将难以支撑，就会陷入因病返贫的悲惨境地。他认为，解决农民工看 病难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让每一位农民工平等享有医疗保障 的权益。 5．在国务院《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使用农民工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为农民工提供必 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及职业病防治措施。要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并保证农民工依法享有各项工伤保险待遇。 该通知还要求卫生部门做好农民工的计划免疫和健康教育工作，改善农民工集中居住 地方的公共交通和环境卫生状况。要帮助他们解决务工就业期间的医疗等特殊困难。 6．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下发了《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规定：对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即户籍不在参加工伤保险统筹地 区(生产经营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民工，l至4级伤残长期待遇的支付，可试行 一次性支付和长期支付两种方式，供农民工选择。在农民工选择一次性或长期支付方式时， 支付其工伤保险待遇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向其说明情况。一次性享受工伤保险长期待遇 的，需由农民工本人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与统筹地区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签订协议，终止工伤保险关系。1至4级伤残农民工一次性享受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的具 体办法和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制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批准。 7．某大学的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外来流动人口，尤其是其中的劳动者一般年龄不大，平均身体较好，再加上他们过去一直在农村，对较贫困生活有一定的适应能力。因此在对身体 健康的自我评价上平均好于城市居民，对卫生服务的需求平均较低。但是，他们在以下两个 方面仍具有较高的卫生需求：首先，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自经济条件和卫生服务条件较差的农 村，以前少有接受卫生免疫。因此他们当中一些人进入城市之前已经潜伏了一些疾病。这 不仅使他们自己潜伏着危险，而且他们在城市中还可能成为某些疾病的传染源。因此应该 对他们提供卫生免疫服务。其次，他们家庭中的孕产妇和儿童需要相应的卫生服务。 8．北京市的《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中规定，外地农民工参加该市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外地农民工个人不缴费。用人单位以上一年 该市职工月平均工资60％为基数、按2％的比例按月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其中1．8％划人 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0．2％划人大额医疗互助资金。按本办法缴费，外地农民工不建个 人帐户，不计缴费年限，缴费当期享受相关待遇。 《办法》还规定，用人单位如果未按规定为外地农民工办理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手续以及 没有按时足额缴费，外地农民工发生的医疗费用仍要由用人单位按照本规定支付标准支付， 并且外地农民工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区、县或者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劳动监察机构举报。 如果因此发生争议，农民工可以向用人单位所在区、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9．2005年5月12日上午9时30分，张士元“人身损害赔偿案”在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告张士元，来自河北省康保县农村，2004年3月13日原告来到昌平区阳坊镇 的一家砂石厂工作。2004．年11月27日，张士元在工作时间内，其左臂被石材加工机器皮带 卷进，造成左臂齐肩截断，脾破裂，伤残程度被北京法庭科学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四级伤 残。但是在开庭近1个小时的时间里，被告始终没有出庭。 原来这家位于北京昌平区西北的阳坊镇的砂石厂并没有在当地工商局注册，属于“黑工 厂”，并且张士元也没有和单位签劳动合同。事故发生后，在场的工人被遣散，机器也被拆 了，没有工人能出来作证，也没有了工伤现场，被告也宣称根本不认识张士元。 2004年10月10日晚，河南新密大平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148名矿工被埋井下，死亡141人，7名矿工下落不明。大平矿难发生后，遇难矿工家属陆续从各地赶来，一日之间 就有来自各地1300多名遇难矿工家属赶到现场。河南省劳动保障厅、河南煤炭工业局所属 的社保中心及时介入，按照工伤保险的相关规定，及时把工亡矿工应享受的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3200余万元准备就绪，保证了善后工作的顺利进行。 此次矿难事故的善后工作能平稳进行，得益于大平矿已参加了工伤保险社会统筹。大 平煤矿共有职工4368人，每年缴纳的工伤保险费为86.45万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河南省实施暂行办法》规定，有关补偿资金按郑州市2003年月平均工资计算，每一因工死亡 职工可享受丧葬补助金6768元，一次性工亡补助金60912元，供养亲属抚恤金约15万元。 10. 上海市目前有一份关于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的暂行办法。这是该市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首创的、专为外来从业人员度身定制的社会保险，其基本内容是：用人单位全额缴费， 外来农民工则享受工伤保险、住院医疗待遇及老年补贴三项待遇。用人单位投保后，一旦外 来民工发生工伤或因病住院时，就能获得相应的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为个人累计缴费每满 一年，外来农民工即可获得一份老年补贴凭证，并可在男性满60岁、女性满50岁时，到户籍 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公司约定的机构一次性兑现。 这项办法出台之后，根据运行情况，该市又推出了修改稿，并下发了实施细则。截止到 2005年6月末，该市参保人数为185.3万，并有160万人领到了综合保险银行卡。为了让每 个参加综合保险的人员都能够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进一步提高外来从业人员对综合 保险的关注程度，从2005年4月1日起，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增加了每人每月可享受20 元日常医药费补贴的待遇。市劳动保障部门专门为参保人员定制了“上海外来从业人员综 合保险卡”，并按月为参保人员注入20元的日常医药费补贴，参保人员可以持卡去全市使用 银联卡POS机的药房购买药品(各指定药房将摆放综合保险卡标识)，也可以查询单位为本 人缴纳综合保险费的记录。 11．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认为，农民工就是产业工人农民工已经不是农民了。95％以上的农民工是不可能再回到土地上去了，走出来的农民工大多是一二 十岁、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再要他回去种田，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 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减少农民，农民工进城当然是一个最好的途径了，怎么还能在观念上把 农民工等同于农民呢? 他还认为，要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对“农民工”的概念进行分类。第一类 是已经城市化的农民工，他们多年在城市工作，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生活来源和相对固定 的住所等等。这类农民工应该逐步地接纳到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里来。第二类是以农业为 主，以务工为辅的类型，对这部分人，要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来覆盖他。第三类是处于流 动状态的，今年在北京，明年在上海，后年在苏州，处于非稳定状态。他们将来有可能变成产 业工人，也有可能回去再做农民。 1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不太赞同马上就对9300多万农民工搞失业保险，这倒不是说城里人和农民工两种待遇，而是因为他们的高流动性，因为他们大 部分人在家里还有一块土地，土地就是他的保障，这个话还得说。他还认为，农民工的社会 保障，首先要从户籍上突破。在北京市，3年前没有北京市户口的还不让参加保险。现在这 个问题是解决了，但对本地农民工和外地农民工还是有很大差别，有北京市户口的，政府就 愿意投入解决，对外地农民工，政府可能就觉得这个责任不在它。所以在社会保障制度设计 方面，一定要突破户籍的概念，而应以劳动关系为基础。 1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处长高帆认为，土地毕竟是国家对农民的一种制度安排，不能否定这一点。目前在一些发达地区，土地换保障也在实行。江苏当地人对 拥有土地的农民感到很不平衡，因为农民在土地被征用之后，不少人变富裕了，所以考虑农 民工的养老保险，考虑到他今后的待遇水平，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他的土地状况。 14．有学者批评，我国一些城市推出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是失败的。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强，上半年可能在北京打工，下半年可能又到上海去了，他缴费的时候要办一个手 续，走的时候政府又要把钱发给他，手续非常繁琐，成本非常高，劳动保障部门推出这个政 策，最后连自己也反感这个政策。对于企业老板来讲，要让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就要从我 这里扣除一部分钱，我还不如把这钱直接给农民工呢。农民工就更反感了，我本来挣钱就不 多，你让我缴钱，几个月后换了地方，我又给另一个地方缴钱。所以这个政策就变成了一个 失败的政策。 同时一些地方搞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往往是按照上级政府规定的扩面指标，层层向企业 进行安排。也不管农民工是不是真需要，一揽子把工伤、失业、养老、医疗等险种都保了。一 般来讲农民工都特别愿意参加大病保险，但有些地方怕这些人都参加大病保险，不参加养老 保险，所以就搞挂钩，要求农民工必须先参加养老保险，才准许参加大病保险。这种行政强 制也让农民工心生反感。应该将农民工纳入到一种“低门槛、开放式与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新 计划”中，搭建中国社会保障的新平台。 15．有人对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做过这样一个调查，“你有没有遇到身上没有一分钱的时候”，其结果就发现，身上没有一分钱的状况都占到1／3。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身上没有一 分钱，一个人会怎么办?现在城市里有最低生活保障，2004年收容遣送站又改成流浪乞讨 人员救助站。而农民工在城市打工，遇到特殊困难的时候可能就很绝望。所以救助是解决 农民工中有特殊困难的人的有效途径，这个恐怕是非常必要的，钱不需要很多，官民结合，政 府掏一点，社会各界募捐一点，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16．我国的人均GDF’超过了1000美元，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一般这个阶段的社会都处于高风险阶段，而我国的农民工则是这个高风险社会中的一个高风险人群。 比如无论是春运期间还是平时，交通事故都以农民工为主。还有农民工失踪的现象在 一些城市也时有发生。此外，农民工还随时可能遭遇到种种人身攻击，包括被打、被杀、被 抢、被偷等等。再有，就是生病的状况。在北京两年前的调查中，有一半人说他们在外出期 间生过病，生病3次以上的将近20％，广东这个比例占到15％，全国的数字是10％。所有接 受调查的人，都是正在工作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因为生病而返乡的人，还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都加上，比例会更大。 17．有人认为在我国真正建立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需要相当长的路要走，如果盲目推行城乡接轨，很可能会增加企业和农民工的负担，国家也将付出太大的监督成本。 另外有人表示反对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因为对农民工来说现在首要 任务是增加即期收入而非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二是近年来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都没搞好， 而且农民工流动性很大；三是让农民工加入社会保障体系会增加企业成本。还有人认为建 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具有负效应，表现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对我国城市化会产生负面影 响，对农村社会保障建设有不利影响，也不利于农民工的就业。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5月9日，星期五上午，北京市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下称动批)范围内的金开利德国际服装批发市场(金开利德)四楼，店主张燕(化名)正在低头玩着手机微信，偶尔还和旁边的店主搭讪两句，说话的时候连头也不抬。 距离张燕店面不远处，一个店面的闸帘门已经落下紧锁。里面已经搬空，只有一个塑料男模特仅穿着一条牛仔裤躺在地上。除了因为当天是周五的原因之外，张燕告诉记者说，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谈到动批未来可能搬迁到河北的事情，张燕说：“那还是几年后的事情，现在的店面10年后才到期，说不清的事情，不让干了给赔偿吗?搬迁到河北一个县城去，我肯定是不去的，那里有这么大的消费市场吗?毕竟这里是首都。” 针对动批、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转移河北的事情，目前看来事实是京冀两地官方表现得相当积极，但作为市场主体的第三方显得并非如此。 4月3日，北京西城区和河北廊坊的相关领导在廊坊签署合作发展框架协议，两地将在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领域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尽管备受关注的“动批外迁”具体一事并没有明确出现在框架协议当中，框架协议中仅以“共同打造现代化物流园区、专业批发市场和产业转型基地”表述。然而双方签署协议后，西城和廊坊相关领导对“动批外迁疑似地”——永清台湾工业新城进行了参观考察。 动批将搬迁至河北永清的消息纷传，京冀双方官方对此也没有予以否认。 但与官方的积极动作相对应的是，动批真正的市场主体，无论是商户还是投资商对移址永清，均明显表达出抵触情绪。 与张燕一样，在金开利德三四楼，记者接触的部分商户，均对将来搬迁到永清的事情不看好。“进入金开利德的头三年，属于商业培育期，我们都是赔钱的，如果搬到永清的工业园，恐怕还得用三四年时间来培育市场，我们等不起。”有人如此表达自己的观点。 虽然，北京西城官方表示，北京动批的产业转移并非“整体搬迁”，很有可能保留零售业务，并进行升级改造，而引导批发业务向外转移。但是，2013年北京市西城区“两会”上，西城区委书记王宁表示，动物园地区每年给西城带来经济效益约6000万元，但政府支付的交通、环境等管理费用超过1亿元。再加上动批本身的业态与西城区的产业定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等不相符合，针对动批搬迁，诸多因素最终是否会让西城区产生割腕断臂般的决心，均是未知数。 与动批的情况一样，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外迁河北白沟消息传来，也遭到了相关方面的“质疑”。 业内人士称，市场选址是政府决定的，但商户搬迁是市场行为，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动批、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发展至今是经过长期的积累，动批、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有今天的规模，是各种综合因素促成的，离开这个环境，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京津冀产业转移中应防止出现这样的现象，北京红火的动批、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市场‘搬迁’了，而在河北同样红火的市场并没有如期出现。” 2．目前京津冀之间的合作，无论京津之间、京冀之间，还是津冀之间的合作，各方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官方要远比民间炒得热得多。 这就让京津冀之间目前的合作更显得颇有计划经济色彩。 然而经验显示，计划经济时代靠行政命令让企业和事业单位搬迁，曾经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北京在过去的结构调整中曾有过教训。 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工业企业在“退二进三”的调整思路下，把总部和制造企业全部搬到外地或者郊区，机构出去了，但核心人才也没有了，最终这批搬迁企业以失败而告终。 时至今日，是不是更需要考虑企业搬迁的可行性?因为涉及的成本和代价相比以往要高得多。 日前，记者从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获悉，北京市经信委2013年年底提出锻铸造、家具两个整体退出行业向河北转移；经过共同研究确定邯郸成安县、鸡泽县承接北京锻铸造产业转移，石家庄行唐县承接北京家具产业转移。目前，北京正在动员282家锻铸造企业和83家家具企业与上述三县对接。 河北尽管政府层面对承接北京部分产业转移兴致勃勃，但是民间并非如此。尤其是北京锻铸造等企业整体搬迁到河北中南部消息发布后，颇受河北网友诟病。 有河北网友在某论坛发言：“难道污染还不够厉害吗?雾霾那么大，有六七个城市长期出现在全国PM2.5排行榜前十名名单中，为此河北省钢铁大力降低钢铁产能，现在北京污染企业又要搬到河北来，我们拒绝接受!” 而据记者调查了解，在河北成安县、鸡泽县、行唐县并没有相关拟迁入产业的相关基础。相关产业进入之后需要产业技术工人如何解决?如果全部人力需要外部进入，就失去了利用河北人力资源相对低廉的优势，同时再加上物流成本增加等因素，势必会造成企业迁址后生存发展困难。 3．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逐步推进，北京将在更大程度上为自己“瘦身”。对于北京而言，产业转移意味着非核心功能的疏散，同时可以借此缓解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一系列“城市病”。对于承接地而言，这种产业转移无疑也是一个发展的契机，能够带动GDP和地方税收增长。但是，人们一方面积极争取，寄以厚望，但另一方面也担心北京的工业转移成为承接地新的污染源。 因此，无论是作为产业转出方的北京，还是作为产业承接方的河北等地，各自均需对产业转移立足于本身站位，分别有一个明确且清晰的认识。 就河北来说，与北京一样，该省本身也是一个能源短缺，同时长期工业能耗、污染较重的省份，与北京同处在一片雾霾的天空下。相关部门在对接北京退出的污染企业时，更应该考虑到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将会带来的资源、环境负担。要避免“剜到篮里就是菜”，盲目引进、饥渴招商，否则将导致引进难“进”、招商成“伤”，不利于当地经济的长远发展和转型升级。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必须“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拒之”，这才是理性、负责和明智的态度。就北京而言，其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不可替代的城市职能。数据显示，工业污染占到北京本地污染18%，因此北京调整退出污染企业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利弊权衡下的举措，不能只是一厢情愿的。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北京污染企业绝不能带着污染迁到外地。 产业转移，是功能疏散，不是污染转嫁。一定要高端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北京如此，津冀等地亦是如此，即使是北京转移过来的产业，也应该是转型升级的。唯此，才能真正成为各方共赢的一体化。 4．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说到中关村，“中国的硅谷”“高科技孵化地”都是它响当当的名片，背靠清华、北大，又有政策扶持，20年时间，中关村就从曾经的“电子一条街”发展成现在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级人才特区”，身在首都北京，中关村的“国字头”光环自然不少。然而，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大幕拉开，中关村也开始迈开步伐“走出去”。 5月11日上午，中关村海淀园在河北秦皇岛建立的秦皇岛分园，正式挂牌运行。这是中关村海淀园在全国的首家分园。河北自承接北京动批、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之后，再与中关村“联姻”，由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科技产业。这次的产业转移会成为京津冀合作的新路径吗? 这几年，北京千方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夏曙东在中关村发展得顺风顺水，然而当他想进一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时，却遇上了烦心事。 夏曙东：纯粹高端的研发和规划还是北京有优势，目前北京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土地受一些限制，人员的成本逐年递增。 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的建立，让夏曙东下决心把这个投资额高达1.5亿元的项目转移出北京。 夏曙东：我们希望把全国接近80个城市的数据，全国400万辆营运车辆的数据，放到秦皇岛来。把智能交通设备的研发生产落户秦皇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平台放在秦皇岛，第二个是建立全国以动态路况为核心的数据中心。 除了成本低的优势之外，秦皇岛美丽的海滨也是夏曙东选择这里的原因。 夏曙东：秦皇岛和北京也不远，生活环境也不差，北京来的员工可以是奖励式的、度假性的方式参与项目。 而让中关村海淀园牵手秦皇岛，北京的官员更看重双方的合作模式。 北京海淀区副区长、海淀园管委主任孟景伟：在海淀区的企业在秦皇岛落地发展，它实现的地方财政收入，双方按照4比4两地共享。同时，20%建立产业基金扶持企业的发展。 其实，在北京产业转移过程中，原有利益如何分配一直是个羁绊。这个问题不解决，北京的产业大规模转移无法启动。而北京与秦皇岛创建的利益共享机制，可谓破题之举。 对于企业来说，离开北京，也意味着原来享受到的各种优惠政策可能会失去。中关村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1+6”“新四条”等一揽子系统的配套优惠政策，涵盖了企业融资、股权激励、技术创新等方方面面。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所在地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在申请河北省政府支持，并上报国家批准给予分园享受中关村同质化政策，充分保障进驻企业待遇不变，实现政策无差异对接。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胡英杰：你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你必须要创造条件，决定权在企业，谁的条件好，谁的条件优越，当然就到哪去了。 胡英杰：第一批项目落地后第二批项目我们还在谈，还有一批海淀以外的项目我们也在谈，包括北斗的项目、瀚海的项目，关键是把我们合作的产业加快推进的速度。 对于北京来说，功能疏解产业转移的目的是为自己减肥，最终要落实到人的迁移上。但是目前横亘在人的迁移面前的，是京冀两地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巨大落差。胡英杰表示，公共服务水平不拉平，人就留不下来。 胡英杰：我要引进高端人才，我要引进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如果没有良好的医疗资源，没有良好的教育资源人家会来吗? 胡英杰透露，随着大批北京高科技企业的入驻，他们正在与北京大学等单位洽谈，让北大附小附中、人大附中等名校在秦皇岛开发区建设分校，北京大学医学部也将在此建设三级医院。 从首钢到中关村，从天津滨海新区到唐山曹妃甸，京津冀三地产业转移、互通互联大幕已经拉开，河北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承接什么、如何承接的思路正渐次显现。胡英杰表示，今后京冀之间的产业转移与项目承接，不会盲目追求数量，而会更加注重质量。 胡英杰：不是什么出来我们都承接，文化、教育、旅游、医疗、养老、科技等，这些产业适合秦皇岛的发展。 5．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保持国民经济整体平稳、健康、高效运行的前提，而且对于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都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区域发展的战略制定和实施，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做出一系列决策部署。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产业转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我们应以产业转移为突破口，促进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引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为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中央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板块发展倾斜政策以及“关中—天水经济区”“成渝经济区”“中原经济区”等一系列增长及培育带动发展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但是，就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而言，其不仅包括区域之间横向空间层面的均衡发展，而且包括区域个体纵向时间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从横向发展对比来看，落后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区域间发展差距仍较大。现阶段落后地区的发展政策依赖性过强，实现赶超式、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机制尚未形成。究其原因，相对于发达地区而言，落后地区某些生产要素较为富余，单位成本较低，具有较高的收益率。但在现实发展中，落后地区却向发达地区大量输出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例如，人口大省四川部分县市，采取劳动力输出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作为科技资源大省的陕西，经济发展水平却较为落后，被学术界称为“陕西现象”。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看似矛盾的现象，从落后地区发展的角度来看，直接的原因是区域优势无法转化为有效投入，进而推动本地经济发展。 从纵向发展趋势来看，发达地区发展方式亟待优化，可持续发展性有待提高。近年来，我国发达地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逐步出现生产要素趋紧、产业竞争力下降、城市生活成本激增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但制约了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带来了诸如民工荒、春运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究其根本，是在于我国发达地区长期采取高投入、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并且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的不利位置。此外，大量生产要素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维持了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并阻碍了产业升级，从而严重制约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分类别、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各区域优势，提高资源整体配置效率，实现落后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和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因此，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是利用产业转移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保障。 对于落后地区而言，一要解放思想，提升创新理念和服务意识。落后地区发展起步晚，市场观念相对薄弱，非正式制度供给不足，必须解放思想，引进先进发展理念，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效率。二要理性选择，发展成长性产业。落后地区要在对本区域发展优势进行细致研判的基础上，结合行业发展特点、发展潜力、辐射效益等要素，科学规划，推动能够充分利用区域优势、发展潜力好、辐射带动效益高的产业优先发展，并使之成长为区域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成为带动落后地区跨越发展的产业增长极。三要完善配套服务，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一方面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法制环境，推进依法行政，整顿规范市场发展秩序，促进投资便利化；另一方面要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升人力资源支持和就业保障等方面入手，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四要重视环境保护，实现资源高效有序利用。要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严把产业转入门槛，严禁发展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明令淘汰的落后发展项目转入，加强产业发展中的环境监测，建立环境保护考核机制，鼓励产业发展中采取节能、环保先进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有机结合，实现资源高效有序利用。 对于发达地区而言，一要以规划为基础，实现产业发展的“腾笼换鸟”。以坚决淘汰高耗能产业、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做强做大优势产业、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目标，科学制定区域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层次，实现区域主导产业的升级。二要以企业为主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通过政策鼓励及项目支持等多种形式，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并通过建立企业、科研机构搭建产学研相结合的信息共享平台，实施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引进战略，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环境保障。三要以改革为驱动，保障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为原则，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优化财税、金融、投资、土地等政策，构建创新的政策支持保障体系，保障产业转型升级的进度和效果，实现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美国的堪萨斯州位于北美“大平原”地带，是美国主要的农业州，人口只有280万，小麦产量居全美第一。而食品加工业却只是全州第三大产业；排在前两位的是交通设备制造和工业、电脑设备。另外，石油工业的规模较大，天然气和氦气储量丰富。Wichita(威奇塔)是堪萨斯州一个人口只有36.5万的城市，是相对于沿海城市的“内地”。然而，该市在航空航天设备制造方面，领先全美其他城市。最早，威奇塔是一个以养牛为主的畜牧中心。在美国航空业发展的早期，一批创业者来到这里，打造了今天私人飞机行业赫赫有名的三个品牌：Beech、赛斯纳和Lear。如今，空客和波音在该市都有制造中心。国家航空研究院和国家航空培训中心都坐落在该市。美国州际高速公路体系和现代化的机场，使进出威奇塔市的交通十分便利。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和该州主要城市——奥马哈市。奥马哈市人口46万。毫无疑问，农业是州经济的支柱；而电子设备、制药、铁路和运输设备制造也很发达。奥马哈市是美国保险业和通讯业全国性的聚集地之一。巴菲特的投资公司总部也设在该市。位于奥马哈的内布拉斯加大学吸引了美国一流的信息技术、工程专业的学生，并同全球180家跨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美国这些远离沿海的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以农业为主的内陆地区的产业发展、转移，历时10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起推动作用的，并没有联邦政府“自上而下”的产业规划和政策，而主要依赖本地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地方政府的配合。如今，这些地方的人均GDP完全可以同美国沿海城市媲美，失业率也远低于沿海城市。 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在产业发展、转移过程中，分工明确。政府提供基础设施——不但是公路交通，而且包括金融、法律和社会层面。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出台透明的法规和监管条例，同时还要有公共财政和国家标准相配套才使得美国区域实现良性互动。 如今，美国的城市也在“自发”地推行“生态”“智能”的理念。如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在大力推广建筑节能；GE公司帮助该市建立“生态区县”试点。IBM也在同依阿华州的杜布克市合作，提升城市能源管理效率，打造“智能城市”。地方政府在促进本地产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另一项措施，是建立区域性的强制碳市场。目前，东北部已经有一个运作近两年的区域碳市场试点——RGGI。一年后，加州也将出现区域碳市场。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北京市计划在92个乡镇1700多个村庄推广垃圾源头分类管理，占全市村庄的50%左右；2010年，京郊所有的村庄将全部实现垃圾源头分类管理。一场垃圾管理上的革命，正在京郊大地全面展开。 “倒过垃圾的水坑里，再也没有鱼了。”平谷区马昌营镇西海子村，72岁的保洁员孙广河站在村口水塘边说。西海子村实行垃圾源头分类管理一年多了，村容整洁，花团锦簇。可已经污染了的水源，却不是一两年能恢复的。过去，人们曾经以为，农村天地广阔，一星半点垃圾不算什么。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垃圾量也水涨船高。据统计，人均收入每增加100元，人均产生的垃圾量就增加1.5公斤。2001年，京郊农民人均收入突破5000元；仅仅7年后，即2008年，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0747元，垃圾量也随之激增。白色污染首当其冲。“村民一倒炉灰，就像瀑布一样。”门头沟区王平镇西马各庄村地处山区，民居高低错落。过去，村民家的炉灰，端到门口，顺手往下一倒。塑料袋、纸屑随风飞舞，挂满了路边的枝枝权权。 “吃西瓜都不敢在街上站着，一会儿的工夫就能聚一群苍蝇。”怀柔区慕田峪村村民回忆说。由于房前屋后、街头巷尾，垃圾、污水随处堆洒，村民聊天，连找一块落脚的地方都成了难事。 “泥鳅、黑鱼，我小时候这水塘里有的是鱼，自从变成垃圾坑以后，鱼都没有了。”孙广河说，过去冬天都在河里凿冰吃，搁现在，想都不敢想；过去到了夏天，跳到河里就能游泳，现在，人都不敢下水了。曾经亲近的一切，都变得可怕起来。2004年，昌平区的垃圾日产量是900吨，到2009年已增加到1400吨；2006年，平谷区的垃圾日产量在120吨左右，如今已经突破400吨…… 2．深圳清水河下坪垃圾填埋场的臭气不是2009年才有的，只不过因为2009年“异常凶猛”，才引起了各方的关注。事件披露之后，据相关部门的报告，垃圾填埋场是合乎卫生标准和规范的。然而即便“卫生、规范”，却无法否认影响周边居民日常生活的事实，也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深圳人安居心理危机的爆发。根据某媒体的保守估计，受到臭气“熏陶”的居民有40万人。就这个数据，一直在关注事件发展并亲自到臭气扩散区域勘察过的居民于田认为，按照这几天风向变化后臭气扩散的范围，空气污染已经涉及罗湖、龙岗、宝安三个区的部分区域，遭臭气污染的居民肯定会有100万人。臭气事件发生之后，深圳市环保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承认有臭气，并表示这是清水河下坪固体废物填埋场内污泥聚集淤塞导致“管涌”造成的。龙岗环保部门也表态一个月内会解决问题。可是对于这些受到臭气污染的居民来说，这些处理结果还不能令他们满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2008年，就已经发生过几次臭气事件，引起了第五园业主的注意。在深圳房地产信息网第五园的业主论坛上，记者看到一封物业公司发布的公告，上面描述了该物业公司一年内派人7次去寻找臭气的来源的详细过程。但即便发现来源，物业公司也没办法控制事情发展。到了2009年，当臭气忽然变得异常凶猛的时候，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开始行动起来。记者了解到，2009年3月24日，这里的业主代表联合周边楼盘如四季花城、月朗苑、春华四季园、家和花园、珠江旭景家园、清水河道金祥花园等小区业主，并通过物业公司的帮助，找到300名业主代表签名，然后和龙岗区环保局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网名深圳红叶的第五园业主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联合投诉多次，并已经找政府对话了两次，希望得到更多的解决方案。对于解决方案，大多数业主的想法很简单：盼望垃圾场能够搬走，毕竟清水河以前属于深圳的偏远区域，可是现在已经成为深圳的中心，周边已经被住宅包围。对此，于田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环保局已经在这个垃圾场投资了4.6亿，不会轻易搬走。重要的是垃圾处理的技术到底能不能更新?环保事件的问责制能否建立起来?”他认为这才是关键。于田很纳闷：“深圳一直号称这个垃圾场的垃圾处理技术先进，为何常年都有臭味?”他表示，很多居住在清水河的居民被迫搬到别的区域，而且出现这个垃圾“管涌”事件之前，一直都有居民投诉臭气，但是没有任何问责制。这个问题如果可以和泥头车一样得到政府的关注，也许最后处理的结果才会让居民满意。“最怕就是未来。垃圾场的年限是30年，现在才10多年已经变成这样，未来简直不敢想象，也许有一天，臭气会笼罩整个深圳也不一定。”于田这样告诉记者。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担忧，所有受访者都或多或少地表达了同样的忧虑。也许，会有更多的深圳人产生同样的担忧。面对担忧，第五园一位业主ARONG在发动业主团结起来战斗的帖子里面这样说：“为了我的家园，为了全家妻儿老小的健康，为了每夜安然入睡，我不能再幻想，无法继续后悔，我只能选择‘战斗’!” 3 ．“人吃五谷杂粮，就要排泄。渣滓不去，清虚不来。家庭也是一样，有了开门七件事，就要产生垃圾。”早在上个世纪，文学家梁实秋就把他的这种担心写进了文章里。他还郑重提出：“如何处理垃圾，是一个问题”。作为生活垃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蔬菜垃圾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北京市每年产生大约600多万吨生活垃圾，其中65%左右是餐厨垃圾，而其中蔬菜垃圾又占很大比例。蔬菜中30%是菜叶、菜帮、菜根，这些东西不能吃，而且在运输、销售、家庭制作、垃圾处理等所有环节中都造成污染；蔬菜垃圾在填埋处理时会产生大量渗滤液，对垃圾填埋场周边的环境和地下水产生影响，而且还会挥发产生有害气体。在2009年的北京“两会”上，这些与蔬菜垃圾相关的问题再度成为代表、委员们的重要议题。无论政府还是专家都在疾呼，蔬菜垃圾减量化刻不容缓，推行“净菜进城”是一项惠及城乡的战略举措，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每100吨毛菜大约就会产生20吨废弃边角菜。这些蔬菜不仅污染环境，填埋处理时还要占用大量土地。而推行“净菜进城”，在减少垃圾的同时，还节省了经济成本，同时也是一种生产力的节约。 4．室内环境专家根据多年检测分析，车内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新车内装饰材料中含有毒气体，主要包括苯、甲醛、丙酮、二甲苯等，这些有害物质在不知不觉中使人中毒，渐渐出现头痛、乏力等症状。汽车发动机产生的一氧化碳、汽油气味，均会使车厢内的空气质量下降。车用空调蒸发器若长时间不进行清洗护理，就会在其内部附着大量污垢，所产生的胺、烟碱、细菌等有害物质弥漫在车内狭小的空间里，导致车内空气质量差甚至缺氧。人体自身的污染。医学研究表明，人体中有近百种随呼吸气体排出的代谢物，其中以二氧化碳排出量最多。当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0.5%时，人就会出现头痛、头晕等不适感。车内空间比较小，更容易造成污染。公共交通车中乘客的交叉污染。比如出租车和公共汽车中如有呼吸道疾病患者，他们可通过谈话(飞沫)、打喷嚏、咳嗽等将细菌或病毒传染给他人。另外，专家们在车厢内的拉手、背扶手、车窗等部位，均检出有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的唾液、汗液等。加之有的乘客随地吐痰、吸烟更加增加了传播疾病的机会。 5．辽宁省调兵山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大生态的建设目标，发展循环经济，努力改善、美化城乡生态环境，营造良好投资平台，为群众提供优美的休憩活动空间。“优化环境、构筑平台、项目支撑、加快发展”是调兵山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在这一思想中，优化环境列于首位。早在2004年，调兵山市在铁岭市第一个建起了高标准的城北工业园区和城南开发区，两个工业园区之间10公里新梨公路两侧规划成经济带，连同规划中的煤化工园区，形成了“三区一带”经济发展格局，“三区一带”总规划面积28平方公里。园区基础设施超前规划、超前建设，规划好绿地，完善道路，留足空间，营造舒适的工业氛围。城北工业园区道路两侧新增绿地面积3.8万平方米，城南开发区内建成辽北最高标准的生态大道，全长1650米，宽120米，三条绿化带宽达68米，绿化面积10.2万平方米，绿地率高达51%，植物品种达到28个。“三区一带”区域内完成投资2000万元，累计安装路灯2890盏。投资3210万元，累计种植草坪40万平方米，种植风景树26.8万棵。“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调兵山市委、市政府居安思危，将强烈的环保观念体现到现实的工作之中，把环境友好型要求作为园区发展的前提条件，促进园区科学发展。凡是影响园区环境的项目一律不得进入园区，在企业设立前必须进行环保评价，对达不到环保要求的企业，实行一票否决。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低、经济效益好、示范带动作用强的企业。几年来，调兵山市在园区建设上累计投入资金10亿元，达到了“九通一平”。调兵山工业园区于2006年被铁岭市政府确定为市级工业园区，构成沈铁工业走廊“一体两翼”工业发展大格局中重要的“一翼”，园区建设的品位和档次居铁岭市各工业园区前列。截止到目前，入驻调兵山工业园区的企业已达到136家，累计总投资金额126.59亿元。调兵山市以创建国家园林城市为契机，从为绿化工程服务人手，依托城市资源发展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碧水蓝天，空气新鲜，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建市26年来，调兵山的城市建设已经从单纯注重“量”的扩张逐步转变为注重“质”的提高。通过实施“蓝天、碧水、净化”工程，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加大空气污染的防护和治理，改善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使用率，加强污水废水集中处理和水环境治理。建设生态园林式的调兵山的具体实践，体现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相协调。 6．家住辽宁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祝华村祝西屯居民打来电话，反映该村卫生环境状况问题。2008年7月17日，某新闻网大连频道派出调查组，前往祝华村了解情况。记者在祝西屯看到，一栋居民楼下面，一处露天垃圾堆放点散布着遍地垃圾，废弃的塑料袋随风刮去，远远便闻到难闻的气味，居民从附近路过只能用手捂住口鼻，快步离开。在通往村中数条小路上，污水、烂泥积存在道路中间，发出令人呕吐的刺鼻气味，行人无法落足。居民房前一处垃圾堆积点的污水四溢，臭气熏天。据该村居民介绍，2007年，村里为了应付瓦房店市卫生城检查，花钱修建了几处垃圾站。而垃圾站自修建后，至今无人管理，造成现在垃圾遍地，严重污染了村里环境。对此，居民十分不满。居民们说：“现在都在建设新农村，可是我们这里哪还像个新农村的样子。环境卫生脏乱差，蚊虫苍蝇漫天飞。真希望有关领导能到我们这里看一看，给我们解决环境问题。”在祝华村委会，记者没有找到村里主要领导，据工作人员介绍，该村领导刚从国外回来，尚未到家。看着遍地垃圾以及人行道路积满的污水，居民们十分愤懑。他们说，我们建设的新农村就是这个样子吗?建设新农村要着实为我们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环境弄成这样，我们的村领导却视而不闻，这样的带头人农民能拥护吗?哪里还有为百姓干实事的样子? 7．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方面，陈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对能源、资源的巨大需求，使得我国在较长时期内，严重污染的趋势仍将难以改变。地方保护主义、资金投入不足、治污工程建设滞后、结构性污染依然突出等多种原因，使得治理污染的速度赶不上环境破坏的速度。我国的污染已经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容量。未来15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6亿，到2020年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人口，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这个阶段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 8．目前，中国各地正在大力推行“绿色信贷”政策，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尽管“绿色信贷”在国际上已是较为通行的信贷政策，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仍是一件新鲜事。以往，中国的各级环保部门在通报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后，可以用来惩处企业的手段并不多，常常只是罚款了事，而罚款并不足以制约企业。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受中国社会和百姓关注，中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环保政策，以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2007年7月，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出台《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要求银行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法规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这成为“绿色信贷”实施的指导性文件。目前，中国各地都在大力推进“绿色信贷”的执行，而广东省是执行力度最大的省份之一。最近，广东省环保局对2008年度企业环境保护信用情况进行了公示，其中包括269家被纳入“全省重点污染源”信用管理等级评定的企业。公示显示，有210家重点污染源企业拟被评为环保诚信企业，授以“绿牌”；31家企业拟评为环保警示企业，授以“黄牌”；28家企业拟评为环保严管企业，授以“红牌”。“黄牌”、“红牌”的企业仍然有纠正错误的机会。在28家“红牌”企业中，番禺梅山一马利酵母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积极进行整改，并很快达到了环保部门要求的整改目标。广东省环保局表示，将把企业整改情况向人民银行和银监局及时通报，并建议银行对完成整改的企业不再采取限制贷款等措施。在对“黄牌”、“红牌”企业信贷限制的同时，一些银行加大了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自2007年以来，广东工行直接投放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等环保型企业和项目新增贷款达14多亿元。除了广东省环保局公布的“黄牌”、“红牌”企业，珠三角不少地级市也纷纷采取了这一办法。近期，东莞、佛山等地的环保部门都先后下发了企业环境保护信用管理办法。按照这些规定，一旦企业被亮了“红牌”，将无缘银行贷款。中山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教授吴仁海说，“绿色信贷”的推行，对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起到了实在的震慑作用。相对于以往的环保制约来说，“绿色信贷”更直接有效，通过影响企业的资金来源和经营，从机制上推动企业从事清洁生产，主动承担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位于东莞虎门镇的沙角A电厂，是珠三角地区重要的发电企业，给高速发展的地方经济提供了巨大动力，但这家企业也曾是当地的排污大户。经过持续努力，这家企业终于摘掉了“黑帽子”。2008年、2009年，沙角A电厂连续两年挂上环保“绿牌”，并在最近被东莞市评为首批“环境友好型企业”。沙角A电厂近年投入6.65亿元实施脱硫减排工程，目前120万千瓦装机全部实现脱硫；截至2008年底累计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10万吨。电厂还与环保部门联网，即使设备检修也要提前申请，才能把脱硫装置停下来。 9．“五六年了，这里一直没通自来水，现在的地下水实在没法喝。”位于山东省聊城市区昌润路与站前街之间的双力路居住着近千户居民，记者来这里采访时，居民们如是说。据了解，由于地下水污染、自来水没通到，这条路上的居民只能靠借水度日。一位居民告诉记者，2002年至2004年，他们吃水大都靠自打的水井，如今都是到附近的国家粮食储备库家属院借水喝。该居民说，新打的井，打上来的水放在杯里，一个小时后就会有半杯黄色的杂质，暖水瓶里的水锈是红颜色的。“这里的井水已经无法饮用，只能用来洗衣服。”另一位居民称，有一次，她的亲戚来串门，喝了水后就闹肚子。2004年，国家粮食储备库家属院里装了过滤装置后，附近居民都去那里借水，直到现在，“我们每天都跑到那里接水，一天接几桶，五年多了，大家喝水的问题还没解决。”记者在国家粮食储备库家属院了解到，这里的水虽然过滤过了，但水质仍然很差。一位小区居民介绍，2004年刚建家属楼时，没有通上自来水。单位打好井后，发现这里的水根本不能饮用，于是就配备了一套饮水过滤装置，虽然过滤后的水能饮用，但是水质还是很差，“东昌府区防疫部门曾检验过，发现水中氯化物成分含量较一般饮用水高，但还可以勉强饮用。”该家属院的一位女士说，水中有杂质，曾有婴儿喝水后拉肚子，所以她从不让孩子喝这里的水，都是买纯净水给孩子喝。“经过过滤的水，连豆浆都做不成，熬米粥不管放多少米都熬不稠。”东昌府区闫寺办事处工作人员介绍，十几年前附近曾有一家硫酸厂，现已关闭，但造成的水污染已经无法弥补。“这里的水质之所以这么差，就是因为硫酸厂污染了地下水。” 10．中国环境保护促进会发布的《2008年中国公众环保指数绿皮书》，对全国31个省会城市的民生环保指数进行了抽样调查，以旅游大省闻名的海南省，其公众环保满意度的排名为第18名，名次甚至在天津、沈阳、石家庄这些重工业和重度污染城市之后。从2009年来参加“两会”的海南省代表的诉苦中可以寻找到一些关于当地环境问题的端倪。据他们透露，海南虽然是旅游大省，但国家在旅游业方面并没有给海南多少支持政策。为了保住GDP的增长，海南省不得不发展工业来弥补，所以海南的环保就很受影响。他们担心，长此以往，海南的旅游环境会遭到破坏，希望能“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面临环境问题的当然不是海南一个省。这些年来，伴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恶化成为不争事实的中国，生态环境问题让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级官员倍感压力。关于环保问题的解决办法，多年来我国一直采用的都是行政手段。对那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实行停产甚至淘汰的苛罚，然而行政手段的执行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一家造纸厂的老板曾抱怨说，他们和环保监察部门经常玩“躲猫猫”的游戏。因为造纸产出,的大量污水对环境污染非常严重，但是如果给造纸厂配上一整套环保设备的话，需要花费上千万元的资金，实在折腾不起。所以如果环保监察部门上门来找“麻烦”的话，他们就停产几天，等检查的人走了再开工，或者利用下雨的时候偷偷将污水排掉，还会采取其他方式躲避检查等。事实证明，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仅仅依靠行政的手段是无法解决环境问题的。环境的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最终解决还是要靠经济规律，靠市场机制。中国环境税的开征，在学术界已经讨论了10多年。随着我国对环保事业越来越重视，环境税的开征问题再次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并成为2009年“两会”的重要环保提案。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两会”上说，2009年内将开征“环境税”。据悉，环保部和相关税收部门也在研制相关的税收方案。2009年3月2日，财政部发出公告称，财政部和环境保护部同意浙江省在太湖流域杭嘉湖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开展化学需氧量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同时在浙江省全省范围开展二氧化硫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这是向环境税的开征前进了一大步。不难看出，我国正在开始借鉴外国经验，发展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化体制。今后将会通过推进排污权有偿取得和排污权交易制度改革，引入市场机制，促使企业将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或服务价格。这些年来，关于独立型环境税方案、融入型环境税方案和环境税费方案一直在研究，一直不能尘埃落定，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与其中牵涉的利益分配主体之间的博弈不无联系。相信不论最后采用何种方案，都要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平衡问题。但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案，环境税的引入最后需要达到一个目标：就是要引导企业顺应国家政策，促进企业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同时降低环境权益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最大限度伤护我国环境战略利益，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形成多赢的格局。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1、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说，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 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 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 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 继续恶化。大量的收入在富裕阶层沉淀，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较大，影响低收人人士的积极性，降低了大多数 人的消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报告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差距不大，甚至较为均等的国家 演变为收入差距相当突出的国家；而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现实，应该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以国际 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56，比一般认为的“非常不平等”的系数0.4还高。 2、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字显示，中国城乡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这引起了此间专家 学者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呼吁，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不仅对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刺激内需有关键 性作用，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2000年前三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79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仅 为1500元，增幅仅为2.5%，而且主要是农民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所至。受严重自然灾害以及播种面积锐减的影 响，2000年夏粮和早稻减产145万公斤，预计秋粮也将减产。虽然棉花、油料、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 将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但农民增加收入的途径有限。 3、当今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透析： 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分化。城镇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72:1扩大到1944年的2.6:1。 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之间的贫富分化。若按国家统计局分类法，将经济单位分为国有、集体、其他三类，并以 集体单位收入为1，则国有、集体、其他经济单位收入之比，1985年为1.25:1:1.49，1991年为 1.33:1:1.86， 1996年为1.46:1:1.92。 不同行业之间的贫富分化。同一经济类型中不同行业有较大的差别：1995年国有单位收入最高的电力、煤 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比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人均收入高4027元，比倒数第二位的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高 3166元；其他经济单位内最高的金融保险业比最低的机关高10099元，比倒数第二位的采掘业高7775元；不同 经济类型单位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更大；国有航空业比其他单位的机关高10146元，比其他单位的采掘业商7 512元。 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的贫富分化。1996年国有单位经营人员收入15519元、集体16248元、其他 51129元， 而其相应的职工收入为6280、4302、8261元，两者相差分别为2.5倍、3.8倍、6.2倍。 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分化。受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居民贫富分化有两种情况，首先是不同 从业群体之间的贫富分化：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相比，收入差距为1～2倍；与从事商业、服务业 的人员相比，收入差距2—5倍。其次是不同区域之间的贫富分化：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元， 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之比为1.39:1.11:1。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08.5元，东、中、西部地区 之比为1.71:1.26:1。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为921.6，其中东部地区人均纯收人为1 396.3元、中部地区 为816.3元、西部地区为682.3元，东、中、西部之比为2.05： 1.20:1。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1 578 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2.30:1.30:1。其中江苏省锡山市农民人均纯收入4290元，而贵州省毕节地区486 元，云南省思茅地区为426元，其间差距超过 10倍。 雇主与雇工之间的贫富分化。雇开规模在10～30人，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在15～40倍；31～50人的差距在 40～70倍；51～100人的差距约65～130倍。据浙江省温州市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 人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人为一般职工的79倍。据调查，私有企 业主拥有生产资料的增值速度惊人，全国11个省26个村有企业的增值速度为年55.6%。全国颇具有声望的49家 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私有企业，在投资经营的5年多里，资产总额增长19.4倍，平均每年增值76.4%。这一极 高的增值速度是1949年前民族资本所难以比拟的。上述贫富分化现象，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业已引起 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不合理性方面而言，主要是贫富分化中存在着致富手段、致富领域、致富程度的不合理 性，由此导致社会分配秩序的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但人们的满意度却没有同生活水平的提高 成正比。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贫富差距有所拉大。主要表现在： 一是个人差距拉大。据测算，中国目前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还有近5000万 人没有解决温饱。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令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 庭则占有全部收入50.24%，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居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之首的美国。 二是城乡差距拉大。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减缓的趋势，有些地方增产不增收，使改革 开放以来本已缩小的城乡经济差距又有所扩大。 三是行业差距拉大。近年来，金融、保险、外贸、邮电、交通、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平均水 平，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上看，差距在1倍到3倍之间。 若考虑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住房等非货币收入，那么不同行业间的收 入差距就更加明显。 四是地区差距拉大。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4：1。东南沿海地区与 贵州、甘肃省等省份的差距更超过7倍以上。巨大的收入差距成为近年来“孔雀东南飞”的重要原因。 5、中国学者指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看 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若将其理解为不赞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应加以控制、调节，保持社会安定，则 是民心所向。 6、中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地域因素形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 国东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向来高于西部、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历来高于农村居民。 7、据统计，到1999年，中央政府累计安排的扶贫资金共1 378亿元。仅1999年的扶贫资金就达到248亿元， 比80年代增长了30倍。失业、下岗、早年退休、无人赡养者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流，政府对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与完善十分关注。去年我国共有281万城市居民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累计金额 196900万元，涉及全国677 个城市和1638个县。

二、给定资料 1.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把推进文化改革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在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需要完善一套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机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目前的文化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如何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做法，符合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建立起一套有利于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机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必须具有改革的勇气、创新的精神。改革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目前，文化领域不少方面受传统体制影响还很深，加快文化发展还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破解影响和制约文化发展的难题，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围绕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新进展。 2.文化是人类创造和积累的宝贵财富，是人类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的重要源泉，因而被视为一种资源，谓之“文化资源”。文化资源可以像自然资源一样，通过人类的生产加工，赋予其具体的产品属性和更高的附加值而成为文化产品。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与产业是绝缘的，只能是一种宣传和教育的工具，因而它也只能是一种“事业”。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文化也逐渐从受制于政府的统包统管模式逐渐转化为受制于市场的需要。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市场运行规则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文化产品双重属性中过去一直被湮没了的商品属性越来越突显出来。在市场化法则进入文化领域之后，文化与产业的联姻便成了现实的可能。而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衡量国际大都市的一项重要尺度。我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厚，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潜力巨大。文化产业高附加值的特性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源涌进文化领域，文化产业成为社会资本追逐的新热点。如以电子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深圳华强集团，大规模投资文化产业，成为国内文化主题公园的新锐；化工企业广西维尼纶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投资制作的全球第一部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成为广西文化旅游的名片；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产业的大连万达集团，文化产业已上升为企业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旗下的电影院线公司拥有400块电影银幕，2009年电影院线票房收入居全国第一。 3.以下是某电视台《阳光会客厅》栏目的节选。小文：但是，文化对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会不会也是一把双刃剑呢？我这里有份材料，里面的数据让我感到比较震惊：北京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随机调查的100名在押未成年犯中，犯抢劫罪的占71％，这其中由于经常看含有暴力内容的音像制品并受影响的占75％。此外，这100名未成年犯中，经常出入电子游艺厅的占66％，经常出入网吧的占30％，经常看色情内容书刊、音像制品的占61％。目前网络游戏的内容很多带色情、格杀、武斗等情节，使一些痴迷于游戏和网络的青少年大受影响，火暴刺激的内容容易使他们模糊道德认知，甚至纷纷仿效寻求刺激，走上堕落和犯罪的道路。王主任，你怎么看？王主任：这些只能说是劣文化，先进文化的主要功能是按照人应有的道德思想和伦理秩序，去教化人—使人“人化”—像个“人”。我们一些地方在文化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仅注重市场收益，搞粗放型发展，满足于生产一些短、平、快的东西，甚至是低级、庸俗的东西，缺乏高品质的、既能卖座又让人叫好的文化商品。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有相当多的人和团体变得“没文化”了，我们的社会由于快速拉动，如扳断后的藕一样，出现了“文化中空”。面对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现象，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一些人思想混乱，道德缺失，是非、善恶、美丑混淆，表明我们文化精神的缺失，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很大。 4.近日，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还要开办一个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建设栏目。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以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意见》主要对当前电视节目形态雷同、过多过滥的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情感故事类、游戏竞技类、综艺娱乐类、访谈脱口秀、真人秀等类型节目提出了管理意见，将实行播出总量控制和时长控制。该《意见》出台后,立即成为网络舆论的焦点,被网友形象地称为“限娱令”。众网友对此评价不一。网友A：现在是一个大众娱乐的年代，干吗要限娱呢？难道娱乐会导致观众觉悟和道德水准的下滑？虽然有些娱乐节目是很低俗，但并不是全部，有些娱乐节目还是挺好的。网友B：这次“限娱令”有3个问题不容忽视：（1）有些该管的没管好，比如电视庸俗及虚假广告；（2）管的时候没一视同仁，不限央视限卫视；（3）若过度限制娱乐，容易造成舍本逐末的印象。网友C：因为反对行政力量过度干预，所以不少人反感“限娱令”；可过度商业化、收视率至上的市场控制，又没啥好办法纠偏，只好又靠行政力量来矫正。网友D：限制也是有道理的！限制并非禁止。现在的电视台为了提升收视率，不断地推出一系列的娱乐八卦栏目，甚至还频频出现一些炒作、作秀这类的节目。我们不仇视娱乐，同时也要考虑到娱乐的价值。“限娱令”给娱乐设置了一个更高的门槛，这就好比跳高，提高了参与的标准，对于成绩差者，自然无法进入下一轮；而对于领头羊来说，这又成为了跳得更好的鞭策。网友E：10月18日国家提出实施“文化强国”战略，而25日，广电总局便抛出“限娱令”，决定用“粮票配给制”的方式来安排娱乐节目。诚如猪肉无害，害在“瘦肉精”；娱乐无罪，罪在“三俗”！网友F：“限娱令”的出台其实打击最大的不是各大卫视，而是这些年习惯了看粗制滥造的选秀节目、谍战片、婆媳剧的中国观众，不免会感到晚上的这顿精神晚餐从一顿火锅变成了清汤寡水。 网友G:在娱乐恶俗垄断文化资源的背后,可怕的不是媒体对娱乐炒作的过度追捧,而是媚俗成风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亚健康的体征。如果仅依赖取悦受众、娱乐独大的专制作风去打压其他文化作品,不仅是刺激和愚弄公众,而且是毫无顾忌地触犯了道德底线。文化的繁荣发展,需要做到全面化、秩序化。 5.在我国文化产业中，中小企业占据多数席位，而真正需要资金支持的恰恰是这类企业。记者在北京文博会上翻开厚厚的项目推介册看到，虽然众多的文化企业期待有资金的支持与合作，但是，据记者了解，不论银行还是风投，对正处在发展初期的文化企业一直持谨慎的态度。一方面，银行向来属于稳健型的融资，以资产抵押担保为融资先决条件。而多数文化企业和其他传统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大都属于轻资产的中小型企业，多以智力投资为主，拥有的主要是版权、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文化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通常期待用版权质押的方式，但是，“在版权质押方面，文化产业行业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估体系，评估价值的准确性难以保证，银行一向关注版权是否能变现，但是，这一点可能只有业内人士知道版权究竟值多少钱，银行并没有渠道将抵押的版权变现”，某银行工作人员表示。另一方面，也有企业自身不足的原因。“文化企业的问题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不符合政策要求、项目可行性不高，企业管理、人才方面不具备条件，财务制度混乱等。” 6.随着国外文化资本、文化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外文化的碰撞也更为激烈。2004年我国向美国输出了14种版权，而从美国引进版权达4068种，进出比为290∶1。美国电影的生产量只占全世界的5％—6％，但放映时间却占全世界放映总时间的80％。“为什么这么好的文化元素，我们天天都能看到却视而不见，最后被外国人拿去，反过来占领中国市场？”《功夫熊猫》的发行方之一、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汪天云说，“看到观众排队购票，我的心情很复杂。的确，票房越高，我们口袋里的钱就越多，但是为什么从《花木兰》开始，到今天的《功夫熊猫》，我们自己的民族动画搞不出这样的精品？”《功夫熊猫》横扫票房折射出中国动漫的尴尬现状，那就是：别人利用我们的传统题材和廉价劳动力赚大钱，而我们却因原创能力的匮乏而只能在产业链的底层赚点儿小钱。中国传媒大学陈教授说，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必须学会如何对电影的艺术信息、文化信息、影像信息进行“编码”，发掘既具本土性又可以为全世界所理解的那些“文化资本”。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有着无可替代的题材优势，遗憾的是我们对这些题材资源缺少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关照，总是试图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来维持本土文化，从而丧失了、弱化了它的竞争力。 7.在整个文化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下，许多企业涌进文化产业，这时问题出现了。一方面来讲，金融机构欠缺懂文化的人，文化人又不懂金融，这就导致了金融和文化对接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来讲，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储备不足，也制约了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中主要缺乏复合型人才和新兴行业专业人才，既有宽广人文视野、又有精深产业理念的复合型高素质经营管理人才是目前文化产业重点需要的人才。在文化产业领域的许多新兴行业，如会展业、网络游戏业、动画制作业、版权业等，专业人才十分缺乏。以版权业为例，我国500多家出版社、200多家电子音像出版社、9000多家杂志社、2000多家报社、数百万网站和其他版权相关产业，目前的版权代理机构仅区区28家，根本无法构成文化产业链中的一环，主要原因是新兴行业的专业人员缺乏。 8.截至2010年1月26日，电影《阿凡达》全球票房收入已经突破12亿美元，超越《泰坦尼克号》，顺利登上“北美以外海外电影市场历史票房卖座第一名”的宝座，同时淘宝网、易趣网上的衍生产品也受到追捧，一个限量版“阿凡达”竟然标价到9999元人民币，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主人公玩偶也卖到了近500元人民币。美国大片的商业效应又一次让国人震撼。就在影迷们津津乐道于影片的视觉冲击、3D效果和超高票房时，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产品不能获得如此显著的收益？“技术落后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不是最主要的。”A省一位政协委员如是说。他认为除了文化产品本身，完善文化产业链条非常重要。“光凭票房和收视率，文化产品很难快速收回成本。而每一部美国大片上市，几乎都会同步推出相关游戏、玩具、服装等产品。国内制作1分钟动画片，平均成本在1万元以上，如果不靠衍生产品尽快回笼资金，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 9.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创新思维、智慧才华和技能，借助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一般包括影视、动漫、网游、音乐创作、表演艺术、广告设计、时装设计、视觉艺术、出版等行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已经引起了高度重视。《M市“十二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提出的总体目标是：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GDP的比重由目前的12%增长到15%；增加值每年保持15%以上的增幅。在M市，创意产业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但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普遍呈现“小、弱、散”的状况，一直面临着融资瓶颈。“十一五”期间，M市财政每年安排5亿元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为该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但是，与教育、科技的投入相比，文化的投入力度远远不够。有专家说：“某些地区对本地能做什么，有什么条件，根据现有的水平适合用什么模式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太清楚。”的确，各地大兴“文化创意产业风”时，大多看到的是“产业”，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最重要的“创意”二字。“文化创意产业的灵魂是创意，而创意的核心是创新型人才，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统计资料显示，在纽约，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工作人口总数的12%，伦敦则是14%，东京更是达到了15%，而在M市，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工作总人数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M市只有40多家动漫企业，却有10多个动漫产业园区，且在一月之内竟然有3场大型动漫展，这些展会内容与形式大同小异，数量虽多，却没有形成真正的品牌。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入驻基地的动漫企业可以享受房租减免、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而M市有些企业正是钻了政策监管、落实不严的空子，打着动漫的旗号，搞起了房地产开发。某动漫专家说，一些动漫基地花巨资购买的先进设备，却因缺少必要的人才和软件而闲置，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在针对政府如何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问题上，他认为政府应当深化改革，“绝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就是要把它们放入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而不是在国家保护下，一味靠国家政策支持”。 10.国内外对文化产业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准确的界定，但理论界认为文化产业包含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文化产业首先是一个产业，其本质在于运用工业化的方式和手段经营文化。二是文化是文化产业的基础和内容，产品与服务是文化的载体。目前，国外文化产业主要存在三种比较典型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1）资本技术推动模式。目前，美国是全球文化产业的“巨无霸”，占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的43%左右。从历史文化资源上来看，美国并不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强势地位主要是由其雄厚的资本技术推动的。例如，好莱坞电影独霸全球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支撑点就是其在技术和资金方面无人能及的领先优势。（2）资源驱动模式。欧洲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产业份额的34%左右，属于典型的资源驱动发展模式。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优势得天独厚。欧洲各国充分利用文化资源优势，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市场化、商业化运作，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产业，如王室文化、博物馆文化、生态旅游文化、建筑文化等，打造出了自己的文化品牌。（3）政府主导模式。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政策的推动。一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为本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保证。例如，日本先后通过了《著作权法》《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信息技术基本法》等；韩国制定了《文化内容产业振兴基本法》。二是政府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来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日、韩政府通过提供各种信息、制定各种扶持和刺激性政策，来指导和协助文化产业的发展。三是把发展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例如，1998年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方针；2001年日本提出了“知识产权立国”战略。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京津冀一体化 1．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2月26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是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带动北方腹地发展的需要，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 习近平一直十分关心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2013年5月，他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此后，习近平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力地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同时天津、河北要实现更好发展也需要连同北京发展一起来考虑。 习近平的重要指示，让北京、天津、河北的广大干部群众倍感兴奋，一石激起千层浪，三地加快了推动协同发展的步伐。 如何使京津冀协同发展建立起科学长效的机制，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三的效果?习近平牵挂于心。他在对三地调研和思考的基础上，专门主持召开了这次座谈会进行研究和推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首先汇报，他表示，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指示，使北京的同志豁然开朗，北京要克服行政辖区惯性思维的束缚，自觉把工作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谈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中央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作出的重大部署，适应国家改革发展要求，回应社会各界关切，恰逢其时，水到渠成，天津要扎扎实实做好工作。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多赢之举，条件得天独厚，时机已经成熟，河北要把握好战略定位和历史机遇，在区域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 三地汇报了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开展的工作，并就协同推进基础设施相联相通、产业发展互补互促、资源要素对接对流、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等提出了设想和建议。习近平边听边记，不时插话询问。他表示，从已经做的工作看，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少方面正在朝着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作用互补、利益相连的路子走，这既为提高北京发展水平注入了新的活力，也预示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美好前景。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立足各自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推进京津双城联动发展，要加快破解双城联动发展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区域一体原则，以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作为优先领域，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合作重点，把合作发展的功夫主要下在联动上，努力实现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共赢发展。 习近平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7点要求。一是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抓紧编制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相关规划，明确三地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城市布局、设施配套、综合交通体系等重大问题，并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项目安排等方面形成具体措施。二是要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充分发挥环渤海地区经济合作发展协调机制的作用。三是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四是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高其综合承载能力和内涵发展水平。五是要着力扩大环境容量生态空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在已经启动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完善防护林建设、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治理、清洁能源使用等领域合作机制。六是要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七是要着力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习近平最后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家一定要增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新的体制机制的勇气，继续研究、明确思路、制订方案、加快推进。 2．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打造新的区域经济支撑带，从需求方面施策，从供给方面发力，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要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经济率先转型升级，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支持力度。 要谋划区域发展新棋局，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推进梯度发展。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以海陆重点口岸为支点，形成与沿海连接的西南中南、东北、西北等经济支撑带。推进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实施差别化经济政策，推动产业转移，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3．京津冀此前不能一体化，最大的根源在于政治地位不对等。京津是直辖市，河北则是一般省，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在河北与北京、天津的交往中，河北的人才、资源向京律倒流，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天津为直辖市，在获取国家资源方面，也有巨大的便利。过去的十年中，天津依靠国家的投资，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这种便利和优势，同样是河北难以具备的。而天津与北京虽同为直辖市，但是由于后者是首都，因此竞争中也处于弱势。 有一个谚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三地在资源占有方面的区别，“北京吃不下，天津吃不饱，河北吃不着”。从总量上看，京津比河北要小很多，但是人均GDP方面，北京和天津都是河北的两倍以上，而从人均财政支出上看，北京几乎相当于河北的4倍，天津的3倍。这种由政治地位不对等所衍生的经济、社会领域的不对等，严重影响了京津冀一体化。 运行多年的京津城际高铁、京冀高铁为三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但“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突出：河北目前与京津对接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共存在“断头路”里程达2300公里；燕郊进出北京城区仅有一条102国道，高峰时期燕郊数万人进京，其状堪比春运。 交通不便，生活成本倍增。天津没有直达石家庄的高铁，商旅人士往往选择从天津到北京再转河北。一些“钟摆族”抱怨：每天早晨迷迷糊糊起来挤公交车，7公里路要走两小时，苦不堪言! “交通‘肠梗阻’最大‘病因’是三地各有各的诉求，钱由谁出是大问题。”天津市发改委一位官员说，“天津机场已经是首都机场集团的成员机场，即便如此机场内部资源分配还是割裂。”河北省一位官员说：“八通线地铁到燕郊也就是十分钟车程，但就是谁也不愿意去修。‘断头路’在河北和北京交界比比皆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在交通上实现重大突破，为降低经济成本和人口疏解提供先提条件。 京津冀一体化，不仅在于硬件的一体化，如交通一体化和产业转移，更重要的在于互相成就，互相开放。由此，京津冀资源能够互相流动，而非单向流动，才可以实现最优配置。 未来，京津冀一体化首先要解决“定位问题”：北京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中心”四大中心；天津应该是经济中心和高端制造业中心；河北应该是大众制造中心。目前，北京产业升级基本完成，服务业、高新产业与文化产业发达。天津拥有北方第一大港，且土地资源丰富，发展大型制造业、高新科技产业等均有巨大空间。按照天津目前的发展速度，十年内总量追上北京并不难。而河北，则可重点发展制造业，承接北京和天津的产业转移。其实，京津冀的产业转移，就是要解决“互补问题”。 不过总体而言，未来仍值得期待。理想状态下，京津冀三地发展阶段不同，可更多实现互补。从产业结构来说，北京的服务业占比已超过75%，为大陆城市中最高；而天津依托滨海新区，处于工业化的后期；河北目前工业化程度比较低，正处于中期，传统产业的比重比较大。 目前，定位最明确的是长三角诸城市，产业协同最具效应，上海的龙头地位毋庸置疑，是长三角的经济中心，同时兼备金融、高新产业、服务业、港口物流等方面的中心。除上海外，其他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定位：南京主要侧重于物流、重化和信息产业；苏州和常州则专攻现代制造业；无锡集中于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相互之间实现了“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梯度发展”的模式。未来，京津冀亦需要建立在精准定位基础上的产业协同。 由于近年来北京人口规模超出规划，民间和媒体对北京发展环境的讨论十分热烈。这些声音显然也到达决策层。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京津冀协同发展作过重要批示，2014年2月，总书记调研北京时还用“太胖”来比喻北京的臃肿。 长期以来，北京受困于“大城市病”，亟须“减肥”；天津也有必要在强化经济中心地位的同时，疏解部分功能；而河北因为多年以来处于京津两大城市的“虹吸效应”之中，亟待承接京津的辐射，以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缩短与京津的差距。可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在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图谱。 对于河北来讲，应该利用三地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认真检视以往粗放的发展方式，正视当地多年以来积重难返的严重污染，切实推进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下大力气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承接北京天津城市功能的疏解。 2013年以来，全国排名前十的污染城市，七个在河北。除了承德、张家口、秦皇岛等地，河北的大多数城市均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大气污染。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这些城市的PM2.5每每爆表，而治理的效果却迟迟难现。当地媒体曾盘点省内城市去年一级天的天数，很多城市要么拒不公布具体数据，要么以笼统的“二级以上优良天气”含糊其词。 可见，某种意义上讲，打造一个空气清新，环境宜人的河北，人们才会愿意去，首都职能疏解也才会顺利完成。京津冀空气治污也就真正实现了一体化。 京津冀协同发展方略已定，接下来的，则是在具体的路径选择上保持“审慎的乐观”。一方面，三地要力求避免房地产先行的“经营城市”思路；另一方面，三地要真正在治污方面下力气，即便暂时牺牲一些速度，也要改善环境，以良好的环境和资源禀赋，推动三地深度融合，造福民众。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1．党群、干群关系，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四个“大兴”的要求，首要的就是“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告诫，“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得到广泛改善”。在青海玉树抗震救灾中，危难时刻各级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救助灾区群众，“同人民在一起”成为震撼人心的时代强音。然而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和野蛮拆迁等事件引人注目。这些事件反映出一些地方干群关系的紧张状态，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增加了社会改革进步的成本。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成为日益迫切的现实要求。日前，《人民日报》针对当前损害干群关系的因素、如何改善干群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网络调查，截至2010年5月5日12时，近万人参与了这场调查并进行了有效投票。调查结果如下：剖析每一起类似事件，不难发现这种“官威”的根源，那就是角色的倒置。人民赋权给政府，要的是服务而不是欺侮；公职人员是公仆而不再是古代的“父母官”，这些都是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但权力有着自我膨胀的本能，一旦不受约束，就难免遭滥用，滋生一些“霸气官”：颐指气使，耀武扬威。他们发雷言、说雷语、办雷事，往往是权力膨胀的结果。而解决方法之一是加强监督，令领导干部切实认识到权力为人民所赋予。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并特别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这些表述引起强烈反响。这不但是人民政府的应有价值立场，也符合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先有百姓尊严，后有干部威信，唯有先制约权力膨胀，才能保障并扩大人民尊严。人民公仆不能先人民之尊严而扬威，任何公职人员，倘以无知与霸道逆此潮流，难免要自取其辱，落一个丢官、免职的下场。3．2010年3月底，有个热门的新闻，就是“杯具门”。杯具，悲剧的谐音，已经被网民心照不宣地用了不短的时间。而3月底这条新闻，极其准确传神地把“杯具”二字形象化了。3月22日，河南睢县一农民找乡长反映政府非法征地问题时，拿起办公桌上一水杯欲喝水，被乡长喝止。两人发生口角后出现肢体冲突，随后，乡长喊来警察。农民被拘留7日。这场悲剧始于杯具。在舆论的压力下，乡长和该乡派出所所长被免职。此事被网友们称为“杯具门”，相当经典。但是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杯具门”而今有了后传。4月19日，安徽宿州一村民讨要征地款时与镇党委副书记发生争执，被其用茶杯砸中头部昏倒在镇政府的花坛里，30分钟后才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镇领导砸人后快步走开没有救人，围观者称看到砸人后被吓跑。镇长称正在调查冲突事件，将会公平处理。同样的杯具，同样的悲剧。只不过前者是个引子，后者进一步成了凶器。有些领导干部爱在手中端个杯子。这个杯子的意义，似乎已超出饮水用具的范畴，成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河南睢县的“杯具门”和安徽宿州的“杯具门后传”，均是由征收农民土地引发。2010年4月20日，审计署发布了《40个市地州56个县区市土地专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及土地征收出让情况审计调查结果》，称当前土地开发整理工作总的情况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仍有一些地方还存在补充耕地质量不高、占补平衡任务没有完全落实、相关法规不够完善、资金征收使用监管工作不到位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尽快解决，这些漏洞如果不能一一封堵，那么，就算是基层领导干部们把自己的茶杯都改成纸杯子、甚至是下基层全都不再携带“杯具”，可是权力的滥用以及政策漏洞所引发的伤害百姓的悲剧，还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4．日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发布了一份关于“社会关系与社会稳定”的调研报告。有关调查数据所揭示的干群关系，有点出人意料：一方面，是超过五成以上的社会公众对干群关系“没有感觉”；另一方面，却是55%的国家公务人员认为干群关系“很融洽”或“较融洽”。为什么会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一些专家认为，主要原因是一些干部在政治资源、社会交往和经济收入等方面，与群众拉开了距离，普通百姓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对干部缺乏认同，更谈不上感情上有共鸣，造成群众对一些干部产生信任危机。“办公条件越来越好了，但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了；高速公路越修越长了，干部和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手机汽车越换越高档了，干部和群众的联系却越来越少了……”这句顺口溜，虽然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但也从某种程度上道出了干群关系。一方面，群众对干部有怨言，可另一方面，干部本身也有说不出的苦衷。一位在省级机关工作的被调查者反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并不是他们不愿意。只是在机关工作，总有开不完的会议、看不完的文件、忙不完的应酬，下基层调研，只能是走马观花，敷衍了事。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三门”干部不少，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这些人只在城市里转悠，到农村很少，跟现实生活脱节。对群众不了解，说的话群众不爱听，关系怎么能融洽?一些人甚至把当前的干群关系解释成“油水关系”：把一滴油滴在水上，表面看来油与水是“亲密接触”了，但油是油，水是水，谁也没有浸润渗透到对方中去。而且，不管油的“温度”多高，也不管你如何加大“油量”，但油总是会浮在水面上，油终归是油，水依然是水。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建华认为，干群关系正在逐年好转，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干群关系上有一定比例选择“没有感觉”，无论什么原因，都说明干群关系还需进一步好转。5．近期，不少地方官员向《人民论坛》记者透露，虽然在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上逐年增多，但一些地方维稳压力仍然越来越大。面对压力，个别地方相关部门不惜借维稳之名打压上访者、干扰司法、违法行政等，一不小心就掉人“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不仅使当地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更是延误了地方发展。“维稳”渐成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最大“烦恼”之一。一些地方为什么会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地方官员有哪些维稳烦恼?如何跳出维稳怪圈?《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深入调查。在人民网、腾讯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调查人数8756人；采访、书面调查地方党政干部478人；总计调查人数9234位。调查结果如下：[图]52-5.jpg"/>近年来，借维稳名义滥用权力、胡乱作为的现象不断见诸报端。一些地方搞非法的暴力拆迁，动辄就动用警力，也称之为“维稳”；紫金矿业瞒报污染，也是出于考虑“维稳为重”；公民发帖批评县委书记，除了被公诉犯有“诽谤罪”之外，也被指“破坏全县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维稳”成了一些地方非法行政的借口，值得高度警惕。这种行为不但不能维护稳定，而且有可能激化矛盾，诱发社会冲突。“哪些不稳定因素最可能诱发群体性冲突”?《人民论坛》调查显示，78%的受调查者选择“一些部门和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列所有选项第一位，比列第二位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现象增多”(71%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7个百分点，比列第三位的“因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受损等引发冲突”(59%的受调查者选择)多出19个百分点。专家指出，目前中国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都和公权私用、政府部门不作为等相关，而一些当事官员遇到问题作为不当在不同程度上激化了社会矛盾。要维持社会稳定，地方官员及相关部门首先要做的便是依法行政，不滥用手中的权力。有受调查网友指出，在网络时代，网民对于真相的渴求大有掘地三尺之势，到底是维护民众利益，还是将“维稳”当做挡箭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6．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想、价值观交织碰撞，各种矛盾冲突频发。尤其是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干群关系问题不容忽视。发生于2008年的瓮安事件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2008年6月22日凌晨，一位14岁的女孩在贵州瓮安县西门河溺水身亡，当天下午至29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这名女学生的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辆被焚。有超过300人直接参与打砸抢烧，事件持续7个小时。记者发现，当地有少数干部缺乏危机意识，更缺乏党性和正气，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有一些干部不敢面对群众，不能深入、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在工作中不敢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当地“两抢一盗”和打架斗殴等事件时常发生，年发刑事案件达数百起，破案率仅为50%左右。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不能及时侦破，积案较多，因此部分群众积怨较深。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和加深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味地看重秩序的维护，随意动用警察，采取强制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隐患。在处理瓮安事件现场通报会上，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石宗源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女中学生的死因争议，但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当地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好，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在思想意识、干部作风和工作方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群众对我们的工作不满意。而在处置这些矛盾和群体事件的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7．不可否认，在群众思想观念中也生成和夹杂着一些消极因素，部分群众在这些消极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严重的行为失当。2007年福建省委党校组织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您认为当前干群关系方面存在问题的群众因素”(多项选择)，有59.2%的人选择了褊狭的利益要求与偏激行为；54.2%的人选择了全局观念不强；57.2%的人选择了法律意识淡薄；33.1%的人选择了理想化的民主要求与过激的行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一些群众产生了过高过急的求富心理，先富者和暴富者往往成为他们对比的参照对象，为了达到“致富”的目的，采取了不文明甚至是违法的手段。如有些农民只要权益，不愿承担应尽义务，法律和制度规定的税费也不愿承担，出现了“抗税”现象，谁做工作就对谁有意见，就反对谁。有些城市拆迁户，不顾大局，提出了不合理不合法的过高要求，达不到要求就拒绝拆迁，有的还采取静坐、堵塞交通和围攻党政机关等过激甚至违法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有了提高。调查中有54.4%、37.9%和42.1%的人分别认为群众的自主意识、平等观念和参与意识增强，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是，这种民主意识的增强要以科学性为前提，有些群众所要求的民主是非科学的。他们把民主理解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导致了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滋长和蔓延。有些群众用将来才能达到的民主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今天的现实，有的甚至用西方的民主标准和民主模式来要求中国，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进而引发出一些错误的行为。8．泰国局势连年动荡，“街头民主”夹杂的暴力冲突触目惊心。2010年上半年，伴随“红衫军”一浪高过一浪的示威活动，流血事件不断升级，4月10日爆发的严重冲突造成至少15人死亡。泰国旅游业代表称，红衫军集会给泰国旅游业带来的损失已超过100亿。泰国国内形势对我们无疑具有警示意义：只有持续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维护国内外形势的稳定，才能保障中国改革进程平稳地走下去。他人教训当引以为戒，稳定大局确应珍惜，如何实现真正的平稳发展着实考验着国人智慧。随着泰国的动荡形势不断延续，国人才日渐认识泰国国内形势动荡之严重，也才日渐认识到泰国几十年来的民主改革给本国所带来的持久性的困境。而面对泰国动荡的形势，以及这些动荡所引发的社会危害，国人也才深刻地体会到社会安定的重要性，明白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为何一直高举着“稳定”的大旗，埋头苦干、发展生产、振兴经济。9．2009年6月，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上，竟然被开发商建起了12幢联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面对记者的采访，在抱怨“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之后，向记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句“剽悍”的质问，引来舆论众口一词的谴责。人们之所以谴责，是因为副局长开出的“选择题”，公然将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全然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忘记了“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人们之所以谴责，更因为“替谁说话”的逻辑背后，是个别党员干部将“维护党的形象”与“维护群众利益”对立起来，拿“党的利益”做护身符，对抗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维护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在现实生活中，少数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上级封的、领导给的，跟群众毫无关系。他们对上级阿谀奉承，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对群众飞扬跋扈，无所顾忌。他们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私欲膨胀，任人唯亲，听不得不同意见。在他们眼里，所谓“执政为民”，只是维护自己手中权力、地位和利益的幌子，一旦遇到考验便露了原形。正因如此，才会有个别高官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反唇相讥：“老百姓为什么不公布财产?”才会有海事局党组书记大骂群众“算个屁”，“你知道我是谁吗?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才会有规划局副局长威胁新闻记者，到底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打造一支经得起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的队伍，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公仆意识，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一个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需要全体人民常予监督、勤加鞭策，需要全党上下高度警醒、共相砥砺。10．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贪污、受贿近500万元。而且，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一把手”，赵不但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而且从彩电、冰箱到洗漱品、袜子等，都公然以公款报销，是名副其实的“报销王”。赵仕永的报销欲望和报销“战果”令人唏嘘、震惊，更令人悲哀。在赵的“公款袜”上，可以看到很多“破洞”——财务管理和内外监督机制上的“破洞”。一个连袜子都能报销的公款管理制度肯定不是好制度。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对公款报销缺少相应的制度约束；二是有约束制度，但执行人员屈从于权力而没有执行，或者进行了变通处理。显然，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可怕。作为全县各级干部的组织管理者，赵俨然就是全县的“一霸手”，以致监管机制失灵，法律法规变成一纸空文。“一把手”成为“一霸手”，进而因腐败入狱的情况一再出现，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11．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求党员干部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强调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这一方法突出了处理复杂问题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团结群众，相信群众的原则，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我们正确把握和处理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及时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依法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警惕和防范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我们要始终从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国家安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全面把握我国社会稳定大局，有效应对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小事之中有大局”的高度，牢固树立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念，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当做执政用权的第一信号，及时解决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紧迫的问题，切实把群众的每件小事都办实、办成、办好。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不速之客 2007年2月4日中午，郑州的冬天像往常一样干冷。崔坤亭在家睡午觉。他是一名夜班出租车司机，工作时间从每天晚上6点到转天早上8点。 中午，妻子李见华回家做饭。饭桌上，李见华对崔坤亭说，“孩儿的车丢了。”崔坤亭有点生气，回了一句，“丢了那不管。”李见华知道，丈夫是个“可仔细”(河南方言，指节俭)的人，每天只舍得吃两顿饭，早出晚归为的是能多拉一点活。她自己在工厂做会计，效益不好，收入很低。她明白，孩子的车丢了，崔坤亭有点心疼。 午饭后，李见华上班，丈夫休息，准备晚上出车。时间安静地过去。傍晚崔已出车，正上初三的儿子放学后去姥姥象吃晚饭，李见华也随后赶到。晚上10点多，李见华和儿子回到自己家，刷牙准备睡觉。这时有人敲门。“见华，开门。” 李见华听出是丈夫的三哥。“咋了哥?”门开了，李见华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们从来没有这个时间来过家里啊。” “孩儿睡了没?” “刚躺下。” “那别让孩儿知道。你穿衣服跟咱走一趟，坤亭出点事。” 李见华懵了。“人在哪?” “在医院，别着急，咱一块去。”同采的警察说。 崔坤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满各种管子，口鼻处插着呼吸机。大夫说，只有脉搏还在，但是靠仪器维持。 李见华到达医院，崔的瞳孔已经扩散，心跳停止。用仪器维持，是为了让家人见上最后一面。被送到医院，崔的头被用砖头砸了3下，砖砖致命，头骨碎裂。 警方后来对李见华说，这起案件是3个年轻人所为。这3个人，在火车站一带等女出租车司机出现，伺机抢劫，但一直没有等到，最终选择了身材瘦小的崔坤亭。 崔开出租车前，一直在一家砂轮厂工作。下岗后曾四处打工，但工资最多只有600元。妻子工资也很低，孩子要上学，迫不得已，崔决定去开出租。 郑州的出租车百分之八十由个人购买，再挂靠到某家公司。崔因为无钱买车，只能租用别人的车，开夜班。夜班司机危险性更高，更加辛苦，钱却挣得少。“别的夜班司机都7点走，他6点多就出门，能多拉就多拉。我敢说，他是郑州所有夜班司机里挣钱最多的。”李见华说这话时有点自豪。崔坤亭开出租车5年，每个月收入2000多元，这在郑州已算中等收入。所以崔在出事前一直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崔坤亭去世，李见华有点崩溃，“根本集中不了精神。”她辞去原本收入不高的会计工作，赋闲在家，家里一下子陷入了绝境。 后事处理完毕，有一天，李见华住在母亲家，一位不速之客——另一位出租车司机靳秀忠和其他几个司机一起来访。 进门时，李并不认识这个人。经其他司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一直在帮助自己的靳秀忠，而且知道，这个人在以前其他司机出事之后都给予过很大的帮助。 靳秀忠说，“见华，你这样的家庭肯定不富裕。你有孩子，还上学，有啥困难你就跟我们说一声，我们给你捐点学费。” “一块钱”的突围计划 靳秀忠是通过司机间的口口相传，知道崔坤亭出事消息的。得到消息的转天，靳就组织司机进行捐款。他们在通往殡仪馆的路上拉起一块白布幅，找到一个方便面纸箱，接受出租司机和社会其他车辆的捐款。100多辆出租车在周围行进，募得几千元。 这并不是靳秀忠第一次组织募捐。这次募捐却让这位司机里的“老大”觉得应该转变方法。几次恶性案件接连发生，司机的捐款额度越来越少。如果再有事故发生，这样的临时募捐将见不到成效。靳秀忠觉得应该想个长期计划。 靳秀忠今年43岁，家住郑州市郊区。身材高胖，皮肤黝黑，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他自己说，“你跟郑州的出租车司机一提我，他们都知道；”正是这个出租车司机中的“老大”和另一名司机王磊发起一个叫作“爱心的士一元捐”的基金。 这是一项针对郑州出租车司机的自救行动，每一位愿意加入的司机每月捐赠一元钱，形成一个基金，目的是帮助那些被劫司机和遇害司机的家庭。 2007年二三月间，靳秀忠和王磊开始在熟识的司机中询问大家对基金的态度，得到的几乎全部是肯定的答案。两人开始筹划具体事宜。先期工作由王磊负责。今年44岁的王磊开出租车之前，在单位“给领导开小车”。王磊觉得自己对于政策层面有更好的把握能力。“我和靳师傅配合得很好，他是司机人缘方面(好)，我是政治这方面。”王磊笑着说。 王磊知道，成立一个民间组织到民政部门注册的手续十分烦琐，近乎不可能。他首先想到当地的慈善协会。慈善协会把王磊“推”到河南省红十字会。省红十字会又介绍王磊到郑州市红十字会。，市红十字会十分支持，要求王磊“写个材料，给我们看一看。” 王磊和靳秀忠商量，决定由王磊起草初步材料。“我就把我们的想法写了写，红会那边又整改(修改)了几次。”王磊说。2007年4月，王磊得到市红十字会的通知，“你们弄会标吧。”靳秀忠自己拿出3000块钱设计制作会标，还印刷几千份倡议书，并在倡议书上印上自己的手机号码和车牌号。 从9月份开始，靳秀忠基本上放弃了自己的正常运营，“别人上班的时候我得去办这些事情。”靳秀忠说，晚上自己拉—点活。王磊则把自己的车包给别人，靳秀忠的车就成了流动办公室。那段时间，靳秀忠每月要自己出1000多元汽油钱，200多元电话费，“连给公司的管理费都一直欠着。”靳说。 到此时为止，一切事情都由靳秀忠和王磊等几名出租司机自己掌握，唯一介入的官方只有红十字会。“我从一开始就和靳师傅他们说，最好还是找到主管部门，让他们也参与。”郑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对记者说。 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郑州市的出租车管理部门叫做郑州市客运管理处，另外还有一个出租车协会。 郑州市的出租车协会对于广大司机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名称，问及的司机没有一人知晓这个协会的具体工作。靳秀忠说，“协会就一个主任一个秘书长，下边有工作人员。一个出租司机都没有。 一位姓杨的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客运管理处就知道罚款，别的什么都不管，对司机一点好处都没有。大伙都讨厌他们。” 记者接触过的5位司机，都认为客运管理处是出租车的管理部门，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出租行业“向好的方向带”，“就知道罚款”。管理处周六周日不受理缴纳罚款，周一早上就能看见前来交罚款的司机排成长队。这种罚款造成了司机和管理部门之间很大的矛盾。 2007年7月30日，郑州出租车出现大规模减少的情况，只有很少的出租车在路上行驶。这个行为是因为出租车司机不满出租车公司的霸王条款而产生的。郑州的出租车绝大多数都由司机个人购买，但车辆的行驶证、经营权证件却只能写公司名字，而不能写司机个人名字。靳秀忠说，这就相当于我买个房子但是要写你的名字。 郑州出租车采取轮休制度，这样一来，这种轮休日也要缴纳公司费用。郑州规定每辆出租车的经营权是10年，因为有强制休息，实际的运营就达不到10年但还要按照10年缴纳费用。因为以上原因，司机在这天大规模“休息”。 得知“一元基金”，管理处曾想接管这笔基金，但被靳秀忠等人拒绝。他们认为司机与管理处之间有矛盾，如果，以管理处的名义运作基金，“根本不可能成功”。 2007年11底到12月初，靳秀忠等几个热心司机，开始在火车站等司机聚集地发放宣传倡议书。“我们前面发，管理处的人在后面收，不让发。”靳秀忠说。管理处工作人员的行为，王磊说，“我们，想不明白。” 客运管理处的不参与，并没有阻碍“一元基金”的发展。经过半年多的筹备，靳秀忠和王磊决定把基金的启动仪式定在2007年12月6日，因为临近年底正是出租车抢劫的高发时段。他们想利用这个特殊时伺把司机尽快发动起来。 12月4日，靳秀忠和王磊突然得到消息，客运管理处决定高调介入，并拿出一万元捐赠给基金，促使几家企业加入捐赠行列。启动仪式当天一共募集资金78000多元，其中包括司机个人捐赠7000多元。 启动仪式上，发起人靳秀忠和王磊没有被邀请上台，甚至没有被提及，台上就坐的只有一些相关领导。在靳的争取下，他才被允许“站在旁边念了倡议书”。 一些司机在台下问靳秀忠，“你们昨不上去，台上的人我们有的都不认识。我们是冲着你们才捐款的。” 基金毕竟成立起来了。 救助他人 基金成立3个月，一起恶性案件再次发生。2008年3月19日凌晨5点多，司机李中伟日机响了。这是一个约好的用车电话。 李中伟凌晨5点40分从家里开车出发，到约定地点只需20分钟。早晨8点半，李中伟的妻子李慧兰接到车主的电话，“我在你家门口等你，中伟出事了。” 紧接着，警车出现在李慧兰家门口。“我第一反应就是他被扎了。”李慧兰回忆说。 “扎哪了?”李慧兰问警察。 警察说，“没事，人已经送医院。” 李慧兰到医院时，手术还在进行。医生说，“如果昏迷时间过长，有可能成为植物人。”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李中伟最终脱离危险。 抢车的嫌疑人很快被抓获。了人供述，抢劫目的是用这辆出租车去绑架一个孩子。李中伟的车转年就要报废。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辆即将报废的旧车会导致自己的喉管被割。 “我们挣钱本不多，抢劫对社会危害太大，开出租车的最恨这些人。”李中伟躺在病床上，说这话时喉咙的伤口处还有气声。 李中伟开出租车只有3个月。之前，他一直在云南开大货车。“我去年去了一趟云南，那山路，噫，可吓人。”妻子李慧兰说。去年云南发生山体滑坡，加上山路毁车，花30多万买的的新货车，3年时间里就变得破烂不堪。李中伟过年回家，对妻子说，“我不想回云南开车了。”妻子说，“那就不开，卖了。”30多万的车只卖了3万多元。 “我想，回来开出租，一家团团聚聚，挺好。”李慧兰说，丈夫开货车走南闯北都没事，没想到在家门口开出租3个月就“赶上这事。” 李中伟今年38岁，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一，小的上幼儿园。”李中伟每个月开车收入1500多元。孩子太小，妻子只能在家操持家务，1500元是这个四口之家全部的收入。“孩子都是穿别人穿不了的衣服。现在肉贵了，就一个星期吃一次。”李慧兰说，“我琢磨着我们这—代不行了。我只要把孩子培养好，就是功劳。” 郑州市一共有60家出租车公司，1万多辆出租车，有些分为早晚班，共有2万多名司机。这些司机和李中伟的状况类似，绝大部分为郑州人，家庭不富裕，开出租虽然：收入属于中等，但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司机大多健康状况很差。 除开车外基本没有别的技能，他们很难转行。记者遇到的所有司机，无一例外对记者说，“要是能干别的，我绝对不会开出租。”这些司机除了为出租车上了强制保险外，几乎全部没有任何人身保险。个别加入合作医疗的司机，只能报销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治疗费用；对于司机面对的人身伤害，没有丝毫保障。由于没有养老保险，这些司机只能“开到开不动为止。” 李中伟躺着病床上气息微弱地说，“出院后还得开出租车。” 这次大手术和住院费一共花费16000多元。幸运的是，李中伟在出事两天前加入了基金，一次性捐赠一年12元的费用。得知出事的消息，经过商讨，“一元基金”决定救助5000元。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亲自把钱送到病房。当地媒体记录了这个镜头。也正是这个举动，又一次激发了从“一元基金”启动开始就埋藏下的矛盾。 “迷茫”之路 “一元基金”成立之初，靳秀忠和王磊的想法就很明确，“民间自发，自救互救。”王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询问清楚一项基金的具体运作方式之后，靳秀忠和王磊就开始制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名单。基金管理委员会一共12人，主要负责评定对于遇害司机是否需要救助以及救助款项多少的实际问题。每次会议有6人以上出席便有效。在最初的名单里，这12人全部都是郑州市各个出租车公司中具有威信和领导能力的司机。在靳和王看来，这样的设置才符合“司机自救”的目的。 当基金挂靠到红十字会，特别是当客运管理处决定介入之后，靳秀忠和王磊觉得一切都变了。“在管理处没介入之前，红十字会对我俩的态度可好了，鼓励我们别放弃。但是12月4日管理处介入了。5日我们再到红十字会说启动仪式的事情，张会长就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在这咋咋(河南方言，指吵闹的意思)了。这态度变化我们受不了。”王磊说。 在启动仪式之后，12个司机人选被红十字会去掉9个，只剩下靳、王以及另一位司机赵建国。其他名额分别由管理处和其他捐款单位的代表填补。“他们这些坐办公室的咋知道我们司机需要啥?”靳秀忠说，“救助那个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根本就不通知我们。我们被架空了。” 红十字会副会长张春香说，“这完全不可能。我们对求助者都是笑脸相迎，怎么可能冷淡热心司机呢。是他们误会了。至于管理委员会的人选，我觉得每个方面都要有，其中有3个司机我觉得是能够代表司机的心声的。救助被割喉司机的时候我们绝对通知他们了，但是他们都推脱有事。” 在靳和王的最初设想里，这笔“一元基金”只是由红十字会来管理账目，何时取用、救助对象以及救助数额全部由司机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红十字会给予配合即可。但是目前，这种方式无法实施。“既然把钱放在红十字会，我们就要按照规范去操作这笔基金。”张春香说。 现在，这笔基金的捐赠方式已被划归到各出租车公司。每月，司机到公司缴纳管理费，可以在公司办理捐款，由公司开出收据证明，记录捐款明细。每一季度由公司统一交送红十字会一次。这笔基金的救助对象只限于参与捐款的司机，所以不可能随意设立不记名的捐款箱。这无形中增大了各公司的工作量，有的公司对此并不热情。“有司机打电话投诉说，我交到公司，公司都不收。我们还不敢强调太多，太多了，担心司机又说乱收费；不强调，效果又不好。”张春香说。 到目前为止，这笔基金的增长不多，仍旧停留在启动仪式之后的8万元左右，因为已经救助2个遭抢司机和8个贫困司机，花掉了1万多元。在靳秀忠看来，“官方”介入太多，自己又被架空，司机的捐款热情一落千丈。到目前为止，司机中只有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参与了捐款。 “我现在弄了个小本儿，有司机直接把钱给我，我就自己记录下来，再交给红十字会。”靳秀忠说，“我当初的想法还有一个，就是等钱多了，给每个司机都买一份保险。” 现在他们还在追求着自己当初的目的二—拿回自主权，自己掌握这笔基金。但是对于现实，声称“不认识多少字”的靳秀忠说了一个颇为书面的词语“有点迷茫”。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网络带宽提速、三网融合、智能终端设备普及……短短十几年，互联网应用场景已被极大拓宽，移动互联时代，屏幕已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信息“看板”，细化的信息消费产品也正被商业开发者精耕细作。 职场、健康、法律……在各种专业领域有了困惑怎么办?以前，人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专业人士帮助。现在，随着互联网上“知识分享”商业模式的逐渐成熟，这一过程被大大简化了。自2016年以来，涌现出许多新的知识付费产品，具有付费咨询、付费音频、付费课程、有偿问答等功能的在行、知乎、分答、喜马拉雅等知识分享平台纷纷出现，涵盖了文字、音频、视频、O2O等多种形式，开启了以“知识”作为贩卖物的有偿共享经济模式。利用数字家庭设备点播节目、购买娱乐软件，以移动支付购买慕课(MOOC，大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产品学习名校课程，在线付费学习……多样的移动支付手段，便捷的支付通道，使得信息可以在几秒钟内实现“变现”。在信息时代，消费者从源头开始满足自身需求，想拥有更大的主导权，深度参与到信息消费过程的流程设计中。 2.“免费”一直是互联网领域的通行准则，但到了2016年，这一准则被打破。三年前，有新电影上映，许多人会在网络上寻找高清版；三年后，看电影的场所转移到了电影院或视频正版网站上，交几十块钱买个会员就可以观看。三年前，想看书，会在搜索引擎上找最新章节，忍受错字百出的手打盗版；三年后，Kindle、多看、微信阅读广泛流行，一个月花十几块钱，就可以看到许多排版精美的正版小说。三年前，到处都是免费音乐，花钱下载被人认为是“傻子”；三年后，交几块钱就能成为会员，音乐无限畅听。三年前，在线教育收费很难，只能通过免费的讲课视频，将线上的流量引到线下去收费；三年后，线上看收费的课程，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从习惯免费到接受付费，只用了三年。 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网络新媒体用户研究报告》显示，33.8%的新媒体用户已经产生过数字信息的付费行为，15.6%的用户有进行付费的意愿但还没有付费行为，50.6%的用户不愿意也不打算为新媒体内容付费。相比2014年，不愿意为新媒体内容付费的用户在减少。 2016年企鹅智酷通过网络进行调查，发布了《知识付费经济报告》。报告显示：有55.3%的网友有过知识付费行为，其中订阅付费资讯或付费下载资料的人占50.3%。在有过知识付费行为的消费者中，38%表示体验满意，还会尝试；49.7%表示一般；12.3%表示不满意，因为自己可以找到免费的途径来获取付费得到的内容。从消费者为知识付费的主要驱动力来看，首要驱动力是“获得针对性的专业知识或见解”，其次是节省时间和精力成本以及积累经验提升自我。从消费者的付费内容偏好来看，“能提高工作效率或收入的知识和经验”最被认可，有63.3%的人有意愿付费，其次是职业与学业的发展建议；从消费者对于内容提供主体的偏好来看，48%的人没有特别偏好，会根据付费内容和价格进行权衡，知名权威的教育机构、专家、大V和事业成功的企业家是消费者较为认可的付费内容提供者。 财经作家吴教授认为，知识付费从本质上看是消费升级的必然结果，是信息分享市场的供给侧改革。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自媒体兴起以后，信息实际上是过量的，很多信息虽然是免费的，但信息密度低、营养价值低，用户要消耗的时间成本很高。人们越来越愿意通过付费快速获取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但内容产品不像实体商品，“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多消费者无法衡量自己的付出与得到是否对等。 3.大三学生L，2016年在各大知识付费平台上共计花费3517.91元：赞助11场知乎Live，成为某读书App会员，订阅财经类和古典音乐节目……对于L花3 500多元为知识付费，身边有同学认为她“很傻”，毕竟网上免费的知识到处都是。L却认为：“这种付出是值得的，购买相关知识产品，能快速找到和自己兴趣爱好相近的优质内容，并获得有针对性的一对一即时指导，可以有效帮助自己筛选信息，节省大量时间，同时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但是，L也有心情不爽的时候，购买了一项“新闻实验室会员计划”产品成为会员后，可以每周获知全球传媒业的动态及发起人就某个话题的个人解读，不久后她却发现这些仅在会员内部分享的内容出现在某知名高校的微信公众号上，自己付费购买的内容别人可以轻易获得，对产品的信任值和期望值大打折扣。此外，她还发现自己所报的一门价值680元的英语课程，在某电商平台上仅以25元的价格出售。 大一学生M，花费500元购买了某英语在线网站为期10天的视频网课。参加完这次网课之后，由于对付费课程的内容和效果产生了顾虑，她再也没有购买过知识付费产品。她表示，“每期都有不同的讲师授课，有的讲得很好，有的则很水，学不到什么东西，总体来说水的比例占一半多。视频网课不靠谱，以后这种网络课程自己不会再购买了。” 4.2016年，两家互联网公司相继推出新产品——“分答”和“知乎Live”付费问答应用，瞬间“引爆”市场并得到社会高度关注，众多互联网用户入驻这些应用平台。 “分答”，采用60秒在线付费语音问答+提问分成的模式，产品遵循一对一原则，所有人都可以向行家提问，行家会为答案定价，并且在60秒语音内回答完毕。提问者则选择感兴趣的人直接提问并支付相应的回答费，偷听者支付1元听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平台上的答主基本都是各行业专业人士，如医学专家、教育精英、职场导师、科研科普工作者等。分答创始人介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满足于一搜即得的通用化、公共化知识，60秒语音回复，不但满足了人们对知识的定制化需求，更提供了有情感力的回答，向特定群体传递有价值的知识与见解，打造垂直化、个性化的知识服务，往往信息更有效、视角更独特、思考更深入。 “知乎Live”，产品遵循“一对多”的原则，每场Live有一个特定主题，在播出前通知推送到知乎客户端首页。在某领域有专业积累或擅长的用户将成为分享者，分享者会在特定时间段内开启Live群聊，加入群的听众可以以文字形式提出问题，分享者用语音实时答疑解惑。每场直播都有人数限制，听众需要购票进入，门票由分享者自主定价。2017年5月，知乎Live推出“7天无理由退款”功能，即用户购买的知乎Live结束7天内，如果收听语音没有超过15条，就可以无理由退款。知乎Live还推出为优质内容给予流量补贴、升级评价系统、提供高效的版权服务等，开始探索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知乎联合创始人表示：“知乎希望通过探索市场机制逐步打造一个平台、讲者、知识消费者共赢的良性生态圈，实现知识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 5.“KJ”是北京M视讯传媒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视频产品，由央视前编导团队制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担任历史顾问。其内容主要关注历史人文、自然地理、文化风俗等领域，每期节目时间3分钟，向用户普及历史文化知识。“KJ”团队于2015年6月正式成立，2015年10月正式上线今日头条、腾讯视频和微信公众号，此后保持每日更新。2015年11月“KJ”同名App同步上线应用市场，并陆续在爱奇艺、优酷等50余家平台上线。2016年12月，“KJ”App上线《优雅集》《西域列国传》等付费视频节目，在喜马拉雅上线《铭知故问》音频付费节目。没有低俗内容炒作，没有所谓网红的带动，凭借屡次突破千万级播放量的3分钟短视频，“KJ”被公认为是“最棒的互联网历史短视频”生产者。 “KJ”拥有4个风格不同的产品线，以有趣、有用为出发点，用户既可以在观看过程中得到愉悦的满足，也可以真正学到科学系统性的知识。历史揭秘系列的《KJ大揭秘》，旨在揭秘解密历史中鲜为人知的真相，厘清逻辑，消除普通人对历史细节的谬误；趣味科普系列的《KJ100秒》，用100秒时间讲解历史文化知识，纵向贯穿各朝代、横向覆盖同一朝代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域，如《100秒看中国版图千年变化》《100秒看女子服饰变化》等；脱口秀系列的《KJ说》，邀请北大、北师大等名校教授讲解，深入剖析历史话题，以史为鉴，从历史引导出文化、心理、管理等论题，如《王开玺说慈禧》系列；地理人文系列的《KJ地理》，是独立于其他历史系列节目的单独品牌，打造地理文化旅游产品，拍摄中国历史文化遗迹、景区等。 “KJ”选题有“裂度”和“深度”两个维度。裂度是指“熟悉领域的陌生信息”，这两者之间的分裂度越大越有传播性，以此做出的选题反响火爆；深度上，往往会将一个选题深挖至少三个层次，以此给观众带来更独特深入的视角，保证优质内容的持续输出。 “KJ”购买了大量央视及其他机构出品的顶尖纪录片，和一些制作机构敲定了几千小时的高质量纪录片合作，拥有巨量优质内容的版权，一方面可以为持续产出优质的内容提供基础性素材。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这些版权的价值会随着社会版权意识的提高，日渐形成独一无二的竞争优势。 “KJ”技术团队不但以用户第一视角来进行产品的重塑，还通过后台数据的动态变化来研究用户的喜好，从而反向去思考内容模块的打造。基于对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跟随消费者的需求进行了产品的细分，设立了不同的产品线。通过对用户行为的解读，更进一步地去实现需求的匹配，根据用户固有浏览习惯做出精品推荐，降低新用户主动获取信息的难度。 “KJ”创始人表示：在知识付费的浪潮下，“KJ”借助短视频这一载体，成为满足人们日常了解文史地理需求的产品，从更广义的层面，还可以承载起中国文史地理知识普及的使命。 6.微信平台有着2000多万个公众号，从推出以来一直供用户免费阅读，平台提供给公众号内容生产者的变现方式有广告和打赏两种。2017年4月3日，微信公众号“老何开讲”的新关注用户需支付318元方可订阅，微信公众号付费订阅时代拉开了帷幕。 近日，针对“对于微信付费订阅公众号是否接受?你愿意为什么类型的公众号付费?”问题，各方人士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网友A(报社工作者)：不支持公众号付费的方：式。收费像把锁，付费是钥匙，在网络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我认为没有多少人愿意通过付费去解锁，况且很多公众号的信息也很不错，免费的都看不过来，更不会花钱去看付费的公众号。 网友B(中学教育从业者)：不接受公众号统一收费，但可以接受赞赏的形式。我愿意为一些提供原创性、有价值的公众号付费，是对他人知识产权的尊重，与此同时也能鼓励更多的人分享。 网友C(个人公众号运营者)：为知识付费这件事，一直都是存在的，过去是书刊，现在只不过是“挪”到了网上，这跟用户在网上买卖其他商品是一个逻辑，很多人不愿意买单，本质上还是用户体验的问题。 网友D(有公众号浏览习惯的学生)：很喜欢现在扫二维码和打赏的公众号收费方式，可以让读者自行选择。不能接受付费后才能阅读公众号的方式，因为付费时内容未知会影响阅读体验，不过考虑版权还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E(有公众号浏览习惯的高校教师)：公众号付费不能简单地通过“付费看全文”甚至“订阅专栏”的方式来实现，而应该通过订阅“号”的方式来实现，这种付费购买的不仅仅是内容，还是对于公众号本身价值的认同感。 网友F(自由媒体人)：我支持公众号收费的形式，优质内容获得与之价值相符的回报，有助于激励内容供给群体更致力于生产高质量、高价值的原创内容，提高内容供给质量。内容消费者，可以借助知识付费机制，过滤低质无效内容，实现信息的精准传播，降低知识获取的时间成本。 网友G(社会学家)：对一些前沿知识、有深度的原创知识内容会付费阅读，付费模式是一种鼓励和保护。互联网内容生产鱼龙混杂，供给质量参差不齐，信息严重超载，一些有价值的信息难免被淹没。微信公众号自然也难以“免俗”，“带毒”鸡汤和“三俗”软文等低质内容充斥，低端内容生产严重过剩，真正高质量的内容传播力反而被降低，导致用户迷失在海量的无效信息之中。付费体现出对知识需求的提高，体现知识在市场中是有价值的，是被消费者认可的。 7.互联网上的数字作品具有易复制和易传播的特点，这使得盗版者可以直接获得经济收益，因此，付费的知识产品被侵权的情况屡屡出现。在一些问答平台上，往往提问者的问题刚被解答，就有人直接将答案截图分享出去了，其他用户不用付费就可轻松获取知识；更有专门众筹购买付费课程的组织，采用众筹的模式，每个人出一部分钱去购买付费知识，并小范围内共享；网校课程、会员账号、付费音频、线上讲座视频……在一些在线交易平台、QQ群，有大量知识付费产品被低价出售。文章领域，很多大V的文章转载都未经许可；音频领域，不少音频节目标榜原创，实际上却是从自媒体抄袭而来；短视频领域抄袭现象更为严重，直接截取他人的原创视频，为己所用，通过盗取别人的作品或原创内容来从事自己的商业化运作。 某维权网站负责人S认为：知识付费侵权已经形成产业链，并在多点开花。一个人接触到这种渠道并发现有用，可能带来100人不会在知识付费平台上付费。版权保护是知识传播的生命线和护身符。如果平台缺乏监管，没有任何成本的抄袭和侵权，将不利于原创内容的发展。原创者失去经济支撑或创作动力，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他们将无法再获得优质内容。 频频出现的版权纠纷，引起互联网企业对版权的重视。前不久，百度公司曾分批次暂时关闭“百度贴吧”文学目录下的全部贴吧，全面整顿和清查其中的盗版侵权内容：奇虎360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停止个人云盘服务，以强化版权保护：新浪微博与权威机构加强合作，向三千多位签约的自媒体作者提供免费长文章版权保护和版权认证标识，设立了专门的公司为用户提供免费的版权保护及法律援助；腾讯微信则在法律的基础上利用技术能力解决版权问题，目前微信已经可以检验这些作品是否第一次在平台内发布。 “版全家”APP通过区块链、人工智能登记辅助AI机器人可以实现三分钟极速数字版权申请，可自动识别身份证号、姓名、地址等信息，无需手动填写。申请的数字作品可以是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支持主流的多种文件格式。作品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通过，即可获得其颁发的DCI数字版权登记证书，拥有国家法律效力，已累计完成版权服务31万次。 8.正版化进程的推进，为用户提供了更多优质内容以及更好的体验，为内容提供商扩大营收来源，形成版权交易的良好秩序，有助于保护创作者权益并在源头上激励内容创作，最终形成良性互动的行业生态。 美国著名互联网法学家劳伦斯·莱西格创立了知识共享协议。采用这个协议时，创作者可以开放部分权利，如允许非商业使用、允许修改衍生等，又可以选择保留部分权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互联网上大量的用户创作内容也遵循这一协议，在互联网上，众人在权衡之后，采用知识共享协议开放自己权利的作品，促进了内容与知识的大繁荣。这契合了知识的一个特性：越被传播、使用和快速迭代，知识的价值越高；把知识封闭起来，反而可能损毁知识的价值。互联网上一直有一派观点在质疑，版权保护是促进还是阻碍了知识的传播? 9.《2016年中国网络版权保护年度报告》指出：随着国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的持续推进，我国网络版权政策环境不断优化，网络版权保护各项工作进展明显。在立法保护方面，突出了对重点问题的规制；在行政保护方面，针对当前互联网治理的热点和难点，明确了网络文学、APP、广告联盟、私人影院和电子商务平台五个重点整治领域，并对其实施了分类管理和专项整治。版权行政管理部门继续积极探索加强网络版权保护工作的新举措、新办法，推进了约谈工作机制、预警工作机制，建立“黑白名单”制度，加强各级版权执法监管部门的联动，并通过举办各类活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扩大版权社会影响，提高社会公众的版权意识。 我国网络版权保护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一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互动传播为特点、具有多种创新形态的新型传播方式不断冲击着现有的版权法律制度，理论争议与法律纠纷的频发反映出法律的滞后性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冲突；二是在创作者、传播平台和消费者之间，缺乏公平、权威、通畅和有效的版权授权平台，授权机制的不畅通，影响了作品的传播效率和版权服务水平；三是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侵权门槛，网络内容传播由专业化转向大众化，对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四是维权成本与维权收益不成正比，直接影响后继优质内容的创作与开发，制约着网络内容产业的发展。面对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多重冲突愈加复杂的形势，我国的网络版权保护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加速发展职业教育 1．日前，记者在萧山青少年宫一间拉丁舞教室里看到，除了老师和小朋友们，旁边还围着一大群家长。“孩子还小，一个人来不放心，这个暑假我就负责陪她上课了。”叶女士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全职妈妈，手上拎着一大袋东西，还不忘拍下女儿优美的舞姿。叶女士的女儿贝蓓今年只有9岁，读小学二年级。小姑娘聪明伶俐，在班里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为了让女儿更优秀，今年暑假，叶妈妈给女儿报了7个培训班，包括阅读写作、数学、毛笔书法、国画、唱歌、钢琴、拉丁舞，一周7天，平均每天都有2到3节课，时间从7月8日到8月20日。基本上，贝蓓的整个暑假都在少年宫度过。 “补课现在已经是一个常态，大家都在补，如果你不补，一个暑假下来，势必会落后。再说暑假在家，女儿也没其他事可干，与其浪费时间，还不如让她多学点东西。另外，艺术课程也只能在这个年龄学，再大一点，就要主攻文化课了，根本没时间去学。女孩子么，艺术细胞总要培养一点的。社会竞争压力这么大，我们也是为孩子的以后考虑，争取让女儿赢在起跑线上。”叶妈妈道出了她的心声。但是女儿却向记者透漏，她其实只喜欢其中的写作、毛笔字、拉丁舞三个项目，别的项目都是因为妈妈想让她学，她就学了，她其实也想要一个自由自在的暑假。 2．每到夏天，各种缤纷多彩的夏令营活动充斥着孩子们的暑假，海外夏令营在近年来也越来越走俏。据美国媒体报道，2013年有2.3万中国学生在美各地私立高中就读。在美国284所寄宿学校协会会员学校，2010—2011学年注册的学生中，27%来自中国。 当下，海外夏令营主体为8—23岁大中小学生。主要卖点之一就是“通往世界知名学府的一张门票”。而中国学生对暑期活动越来越感兴趣，也给西方学校带来了实惠，使它们在假期着实赚上一笔。据一家费城郊外夏令营的经营者说，每年暑假会有大批中国学生参加夏令营，约占夏令营总人数的四分之三。 留学专家、中国教育服务中心负责人阙某从事出国留学行业十余年，在他看来，目前中国游学市场成长非常迅猛。 “保守估计今年海外游学人数在十万人次以上。”阙某表示，从目前来看，一些大的游学机构每年送出国游学的人数基本能达到8000—10000人规模，更不用说通过一些小机构、学校等送出去的，而且游学已不再是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家庭的专利，二、三线城市的学生也都在参与游学，游学已成为一种刚性需求。 据了解，家长送孩子海外游学，大多出于两种心态：一是“增长见识”；二是“留学预考察”或“海外修学经历”。 据调查，目前从事游学服务的机构共有三种：一种是国内的教育培训机构，一类是旅行社，一类是留学中介。还有一类是学校出面组织，采取学生自愿报名形式，服务的提供方仍是由教育培训机构或旅行社负责。如北京的不少中小学在寒暑假都有海外交流的项目，目的地遍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同时，各机构在提供的游学服务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有的游学项目与旅游高度相似，主要带学生看大学、名胜景点；有的是设计一些学习项目，开展深入的文化体验交流，这种游学收费会更高；还有的是一些特色主题夏令营等。 阙某表示，从严格意义上讲，目前国家对于游学市场并没有推出具体的行业标准和制度，导致市场管理比较混乱。在资质问题上，旅行社是有资质的，但它的资质是旅游资质，如果在游学过程中，涉及提供培训和学科课程的话，旅行社就很难讲是合规的；留学中介具备留学资质，但游学中还涉及一些旅游观光项目，留学中介也不具备相应资质；还有一类是学校，目前学校组织游学都是通过合作的形式，学校本身也不具备这样的资质。 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管，有很多公司连举办游学的资质都没有就私自违规办学，游学的质量更是无法保障，也导致游学市场质量参差不齐。 3．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出国深造、定居，往往被许多中国家长看作子女优秀、有出息的表现，在家长们相互攀比时常是自豪的资本，然而近年中国经济腾飞、美国经济不佳，如今家长们在进行子女成就攀比时，子女出国的家长们心里的失落感逐渐显现。“那些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的，留在国内，如今定居一线二线城市，工作稳定，房车户口基本都有了。另一个从中国到美国一路名校，到现在却连绿卡都没搞定，房子也不敢买，生活苦哈哈”。 在洛杉矶一家小型港企上班的华人钟小姐目前致电国内家人报平安。妈妈聊起在街道活动中心常遇到几个老街坊，在几个同龄街坊孩子里，钟小姐公认成绩最好，从上海某名校毕业后来美就读名校博士，爸爸妈妈常被其他邻居追问家教经验，一向倍感自豪。但出国七年，钟小姐和众多出国学子的美国路一样，走得中规中矩，拿到博士学位后挂靠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绿卡申请仍在进行中，至今仍无房，开着二手车，日常生活开销也要精打细算，反观其他几个同龄孩子已纷纷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工作定居，户口搞定，房子一路小换大，身家随房价水涨船高，结婚生子一样不落下，生活多姿多彩。对比之下，出国似乎已经不再像当初那样高人一等，让钟妈妈不免有失落感。 “出国的不如不出国的”，家长之间攀比引起的失落感，甚至也会给家长和子女造成分歧和矛盾。Bill一直是优等生，大学毕业后就通过全奖来美读博，也让父母着实骄傲，后来转读商学院，毕业后留在休斯敦工作，他坦言现在不喜欢给家人打电话，就是因为在电话里，父母总会带着艳羡的口吻，谈到国内亲戚这家那家的同龄孩子虽然念书都不如Bill，也没有条件出国留学，但在国内各自圈子都发展得相当不错，言下之意，似乎总觉Bill还不如不出国的亲戚子女混得好。但Bill也认为，“出国不像过去那么有优越感的确是事实”。 4．近日，科锐国际调查了近500位海归人才职业现状，发布了《2013中国海归人才职业现状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这些海归在回国奋斗数年后，对薪酬的满意度非常低，职业稳定性也偏低，而外企成了海归们跳槽时的首选。受访者提供的案例中，高学历却缺乏工作经验者，回国奋斗的经历明显要郁闷一些，“就像国内大学生毕业缺乏实践经验找工作困难一样，海归如果只有语言优势和一张文凭，也很难站稳脚跟”。 2005年在维伯法语中学学习法语的李某于2006年1月顺利赴法留学，攻读人力资源学士学位，2009年6月顺利完成学业。依父母的意愿，她回到了南宁，像所有的毕业生一样，挤进了寻找工作的人流之中。本想着自己是海归，应该占有很大的优势，自信的她拿着自己的简历，出入一家又一家大型企业，可是几个月的求职经历下来，她越来越失去信心。由于人力资源工作是一个需要积累大量经验的工作，刚毕业的李某也只在法国有过短短3个月的实习经验，相比起众多更有经验的求职竞争者，虽然她是海归，但却毫无优势，而且由于她对薪酬的期望过高，即使有公司有意聘用她，开出的薪酬也让她难以接受。几个月下来，李某最终进了一家房地产公司，领着比普通员工稍稍高一点的工资，接受了残酷的现实。 相比之下，刘先生就令人瞩目得多。他2003年9月赴美国加州州立富尔顿分校攻读会计专业，并于2007年9月升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会计硕士，现任职于香港毕马威会计事务所。而他的成功则源于担任助教和就职于美国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的经历。 两个案例对比不难发现，企业高薪聘请的条件不再是海归的身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才能赢得企业的青睐。 对于不少海归派迷信学历的误区，维伯教育首席留学咨询专家陈老师提醒：“实践和理论同样重要。扎实的理论基础是为了日后更好地实践。因此，国外的课堂通常都会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邀请一些业界精英给学生做客座教授，同时安排学生到知名企业去实习，为日后工作积累经验和人脉。读书期间进行实习，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对学生就业有很大帮助。因此，国外的大学通常都会为学生安排在大型企业进行实习，为日后学生就业奠定良好的人脉和实践基础。” 5．张某属于从沿海回流的技工中的一员。由于所在的广东中山一工厂在去年搬到了越南，自己又想离家近些，他于今年2月12日回川。 张某打的算盘是：工资可以低些，但一定要双休。他可以利用双休时间帮其他工厂修机器，“有时候，修一台大型机器可以拿到6000块钱左右。” 因为这是一场主要提供一线白领岗位的招聘会，与张某要求相符的企业只有三家。 张某并不着急，他有高级电工的资格证，从业12年，找工作并不成问题。他骄傲地告诉记者，从原工厂辞职后，一家当地工厂开出了5000元底薪加2万元年终奖的待遇，双休，但他没干。事实也是如此。他只谈了一家企业便约好了周一面试。 张某确实有骄傲和选择的资本。按照蜀都宇辉人才市场运营总监杨先生的分析，目前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用工市场存在很大缺口。类似张某这样的技工缺口还算比较小，包括保姆、月嫂等在内的服务业、商超百货以及工厂普工这三个行业的缺口非常大，“普工是永远都在招，永远满足不了。”他预测，这三个行业的缺口达到50%。 6．今年34岁的李某，这名曾经的青岛大学文学硕士，作出了一个打破常规的决定：“回炉”进技工学校——莱芜技师学院学习电焊专业。 这一惊世骇俗的决定得到了他的硕士导师的大力支持。7月30日，青岛大学文学院68岁的徐教授带着李某，从青岛乘坐近7个小时的大巴车来到莱芜技师学院报到。 李某从毕业后一路走来做过文案策划、记者、文秘和人事工作，出差、加班和准备文案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内容，但忙碌背后，月收入只有三四千元，在青岛的生活压力很大。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有一次，他家里水管坏了，一名技术工人上门半小时就修好了，挣了300元的维修费。“工人来到家里，我得端茶倒水，和人家客客气气，谁说蓝领技术工人的工作就没尊严?他们的收入并不低，一样能得到社会的尊重。” 一开始，李某也难以接受转行做“蓝领”的想法，但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他渐渐转变了观念。在企业做人事工作，经常接触招聘信息，李某发现了“蓝领”的优势。企业招聘一名电工、焊工，工资能开到五六千元，有些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岗位甚至能开到七八千元，远高于自己的“白领”岗位。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当初选择文学专业”“考大学考研是不是一段弯路”时，李某说，文学是他终生的一种职业追求，自身的文化素养得以提升，如果不接受高学历的教育，自己也无法遇到现在的导师，也就不会有现在这种全新的理念。 李某表示，他选择学电焊并不是要完全放弃文学专业，他希望有一天能把两个看似不搭的领域结合起来。徐教授说：“文学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暂时的离开不会阻碍他对文学的研究，相反，这段经历还可以给予他丰富的创作素材。学历和技能结合的人才，是目前企业迫切需要的，一个会电焊的文学硕士，谁不想要?” 徐教授认为，成功的作家往往都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况且学习技能可以改善现在的生活水平，从而更有资本做出好的学问。 “李某‘回炉’学习焊工，可以说开创了一个先例，这是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的一次‘焊接’。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进入到这个行列中。”徐教授说。 7．国内中专毕业的安女士2010年申请到新加坡百汇护理学院学习，专业为护理，第一年是理论课学习，第二年就在医院带薪实习。 现在安女士已完成学业，并在新加坡某大型医院工作，刚毕业时月薪是1800新币(折合人民币9000元)，工作时间为每周44小时，同时享有年假7天，病假14天的福利和相关待遇。但在新加坡留学的Papasen说：“新加坡的护士很受世界承认，但也很累。” 26岁的Fabian出生于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家境殷实，父母从事不动产中介生意，家中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Fabian从小就对课堂学习感到头大，他对汽车、手工制品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于是在小学毕业时，父母接受了老师的建议，让他进入职业预科学习。在职业预科学习了四年后，Fabian在16岁那年如愿进入了一家比赛级跑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开始接受职业教育。这个机会是他通过投简历、面试争取来的。为职业预科毕业的学生提供职业教育是德国企业的传统，绝大多数的德国企业每年都会提供数额不等的职业教育名额，以学校教育+企业培训、在企业中边学习边工作的形式，为学生提供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中，学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学校学习理论课程，三分之二时间在企业车间实际操作。由此，学生可以接触生产第一线，学习前辈的实践技能。 Fabian说，德国职业教育的学制通常是3年半的时间，在企业中跟着师傅当学徒，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学习的内容实用性非常强，他在职业教育中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迅速成长。在企业里，由正式的员工(工程师或助理工程师)作为师傅进行指导，除了师傅以外，团队的工程师或团队主管也会对学生进行指导。而部门经理主要职责是管理，一般不会直接带学徒。职业教育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不仅不用支付学费，还可以领取工资。职业教育学徒工资根据公司大小不等，一般是每月500—1200欧元，通常公司越大，相应薪酬越高。而师傅的工资通常在每月1500—3000欧元的水平。 Fabian很喜欢这份工作，除去每周偶尔去学校上课的时间，他在企业每天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很少需要加班。结束了职业教育后，他通过公司考核，留在公司成为一名正式员工。现在，他已经是公司有着十年工作经历的“老”员工了，年收入约有4万欧元，这样的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并且每年可以享受28天的带薪休假(德国企业法定带薪休假时长在24—30天)。 据了解，德国每年有60%的中学毕业生选择接受双轨制职业教育，这为德国学生更好地融入工作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所谓“双轨制”职业教育，是指学生在学校里面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在企业中接受技能培训。 对于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模式，某公立康复学校校长伯恩德—吕迪格·里斯托感到非常自豪，“即便在欧洲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实行双轨制教育，比如西班牙就面临很高的青年失业率，而在这个方面，德国做得一直非常好。” 8．目前，国内蓝领工人收入待遇普遍比一般白领要强，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很低。这与社会上对蓝领工作的认知度有关。蓝领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长、工作性质让社会普遍认为蓝领的工作层次低，蓝领的身份低人一等。 蓝领社会地位低与中国人爱面子的传统观念有关。蓝领现在就业率高、工资高不是坏事，有利于社会观念的转变。毕竟社会的认知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对蓝领的认知过程，就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个体户的看法。 新一代的中国蓝领，普遍都受过高等职业教育，他们的劳动素质和技术能力与之前的蓝领相比已经有了显著提升，且薪酬待遇也有了大幅提高，基本超过普通白领。但是，中国蓝领与国外的差距不仅体现在薪酬上，社会对于蓝领的认识、社会保障和福利、培养方式等方面也都存在着较大差距。 与上一代蓝领为了“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而赚钱谋生不同，如今新蓝领的诉求已明显不同，他们在渴望工资福利的同时，更希望能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获得社会的尊重和认同。 9．2012年10月，《中国教育报》发布了《2012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这份报告指出，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职业学校数量达到1276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2011届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为89.6%，与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基本接近。 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呢?重庆工商大学杨校长认为，很多人以为高等职业教育只培养蓝领，其实是错误的。高等职业教育也培养白领，而且值得关注的是，其培养的蓝领工资并不一定比白领低。据他了解，很多高职毕业的学生原来是蓝领，一心希望转身成为白领，但是最后却发现白领的工资比蓝领要低。 谈到高等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杨校长认为，高职院校应该尝试将一部分课程进行“服务外包”，让更多在实践一线的专业人士来参与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另外，还需加强创业教育，让学生用就业和创业两条腿走路。三、申论要求

资料(1)对公民来说，法律素质的构成是了解必备的法律知识、树立必需的法律 意识、掌握必要的用法途径。而对领导干部而言，就是应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 可这样表述：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确立崇高的法律意识、通晓必要的用法途 径。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法律知识。一是要全面。法律知识面要广，除宪法、 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的基本知识外， 还要着重上述法律部门中有关指导思想、立法依据、基本原则以及行政、组织、 管理方面的规定。二是要深入。对法律精神的理解更深刻，这要求领导干部学习 邓小平民主法制理论、法学基本理论、立法理论等内容。三是要专业。熟知与领 导工作密切相关和本系统的专业法律法规。四是要务实。结合改革、发展、稳定 的大局，学习和思考国企改革、中国“人世”、科学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维护政 治安定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法制建设课题。 (2)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首领”的地 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那么，经过这些年的普 法教育，我们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法律观念到底有多深?他 们依法办事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围绕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河北省委党校课题组对 华北某省的34名地厅级干部、59名县处级干部、158名科局级干部进行了问卷 调查。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下面是部分调查结果。 1)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例， 地厅级是85％，县政级是70 %，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 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 47％、39％。 2)从调查情况看，目前接受调查的领导干部中，竟有27％的领导干部没有 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堪忧的现象。 3)在权威观念上，有67.3％的人认为，依法治国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 权威，这无疑是十分可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者也有8％选择了“法律 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个人治论的 观点。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 平”，而对“依法治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 4)对“一个行政执法案件，在实践中是否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的问 题，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能够依照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其余近日80％ 的被调查者选择“权压了法”或“钱买了法”；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 执法的干扰最大”。但是，当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 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事”的被调查 者为66.1％，表示“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一个面子，违心地打点折 扣”的被调查者也高达33.9%。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 得多。在依法办事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事的比例越 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 局级干部中的比例竟高达41.1％。 (3)据1月25日的《新京报》报道，安徽省马鞍山市最近建立起党政领导 于部任职资格法制知识考试制度，并将此作为取得任职资格的主要内容之一。这 一制度无疑显示了马鞍山市组织部门对领导干部法律意识重要性的认识，其做法 是可贵的。把法制知识纳入领导干部任职资格考试这种制度大致包含了这么三层 意思；①顺应依法治国的要求，促使干部学法，以便将来到领导岗位上能依法办 事；②借以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的法律意识，明了合法与违法的“红线”，增强拒 腐防变的自觉性；③以通过考试来向社会表明过关的干部都具有较为过硬的法制 知识，以取得社会公众心理上的认同。 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意义深刻的转型时期，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法治 社会，但现在我们却并不处在这一理想的目标之中，要有效地重新改造传统的以 行政集权为核心的庞大的国家机器并非易事，行政权力在相当程度上还决定于具 体把持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意志上。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2000年7月13日、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成克杰受贿案进行公开审理。7月31日北京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对成克杰受贿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8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成克杰受贿案作出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成克杰上诉，维持原 判。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核准成克杰死刑。9月14日，成克杰被执行死刑。那么，作为国家级领导人的 成克杰是如何走上断头台的呢_______ 经法庭审理查明，1993年底，成克杰与其情妇李平(另案处理)商议各自离婚后结婚。为此，时任成克杰秘书 的周宁邦向李平建议，利用成克杰在位的有利条件，二人先赚钱后结婚，为以后共同生活打好物质基础。李平 将周宁邦的建议转告成克杰后，成克杰表示同意，并与李平商定，由李平联系请托人，由成克杰利用其担任中 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二人收受钱 财，存放境外，以备婚后使用。此后，从1994年初至1997年底，被告人成克杰与李平相互勾结，接受广西银兴 实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银兴公司)等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利用成克杰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从中收 受巨额贿赂。具体事实如下： 1994年初至1995年6月，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如帮助银兴公司承建南宁市江南停车购物城工程 (以下简称 停车购物城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可得到巨额“好处费”，便通过李平接受银兴公司负责人周坤的请托，利 用职权，未经讨论，将银兴公司划归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管理；将停车购物城工程交由银兴公司承建，并要求自 治区计委尽快为该工程立项；指示南宁市政府将该工程85亩用地的出让价格，从评估价每亩人民币96万余元压 低至55万元；多次向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提出贷款要求，使该行向银兴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7 000万元。此 后，银兴公司按照周坤与李平的约定，将贿赂款人民币 20 211 597元汇人李平指定的银行帐户。 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如帮助银兴公司承建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可 得到巨额“好处费”，便通过李平接受银兴公司负责人周坤的请托，利用职权，将广西民族宫工程交由银兴公 司与自治区民委共同开发建设；将该项目法人由原定的自治区民委改为银兴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提 出贷款要求，使该行向银兴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违反国家规定，指令自治区房改办公室将房改基金 人民币2 500万元借给银兴公司；两次批示自治区财政厅将财政周转金人民币5000万元借给银兴公司；为银兴 公司向国家计委申请到项目补助款人民币1 300万元。此后，银兴公司按照周坤与李平的约定，以汇款等方式 将贿赂款人民币90万元、港币804万元支付给李平。 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克杰与李平在接受银兴公司负责人周坤请托，为银兴公司承建停车购物城工程和 广西民族宫工程谋取利益的过程中，先后在香港和南宁市收受周坤送给的人民币2万元、港币 2万元、美元2万 元、黄金钻戒1对、金砖1块、工艺品黄金狮子1对、劳力士牌情侣表1对、劳力士牌男表1块，款物合计人民币 559 428元。 1994年7月至10月，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如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及其下属的广西桂 信实业开发公司(以下简称桂信公司)联系到贷款，可获得“好处费”，便通过李平接受请托，利用职务便利， 先后向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和中国银行广西分行提出贷款要求，使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向信托公司发放贷 款人民币600万元(后信托公司将该款借给桂信公司使用)、中国银行广西分行向桂信公司发放贷款人民币1 000 万元；此后，李平两次收受桂信公司给付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 60万元。 1997年7月，被告人成克杰从李平处得知广西桂林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新民许诺，如帮助铁道部隧道工程 局承揽岩滩水电站库区排涝拉平隧洞工程，可得到“好处费”，便通过李平接受请托，利用职权，指令自治区 移民办公室将该工程交由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承建，并直接干预工程招标工作，更改中标标段，使本应承建标的 较低的上游段工程的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承建到了标的较高的下游段工程。在此期间，李平从刘新民处收受了 铁道部隧道工程局给付的“好处费”人民币180万元。 1994年初至1998年初，成克杰通过李平分别接受原广西合浦县副县长甘维仁、原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局长 周贻胜、原广西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主任李一洪的请托，利用职权，使甘维仁先后晋升为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 区长、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向中共北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推荐周贻胜担任北海市公安局局长，指令自治区计委 推荐李一洪担任自治区政府驻京办事处副主任，并在推荐报告上批示同意，使李一洪担任了该职务。为此，成 克杰单独或与李平收受甘维仁、周贻胜、李一洪等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 28.8万元，美金3000元。

二、给定资料 1．2007年3月13日下午3时，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肖扬在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中透露，去年全国查处地厅级干部92人、省部级9人。肖扬说，一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调整工作部署，探索新的思路，依法履行审判职责，努力提供司法保障，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依法惩罚刑事犯罪，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最高人民法院根据社会治安形势，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惩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全国法院共审结爆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案件245 254件，判处罪犯340 715人。依法加大惩治腐败和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力度，共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等案件 23 733件。其中，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案件359件，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案件8 310件。判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825人，地厅级92人，省部级9人。依法惩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共审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走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等案件16 679件，判处罪犯 22 944人。依法惩罚各种毒品犯罪，共审结制造、贩卖毒品等案件31 582件，判处罪犯37 256人。 2．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07年2月2日日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终止李义超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提供的材料显示，经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在2005年5月至2006年12月间偷逃税款1 400多万元。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为洛阳中泰集团有限公司控投的子公司，李义超为洛阳中泰集团法人代表、董事长，实际控制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李义超越过洛阳中泰房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直接指示该公司财务经理采取收入不记账、隐瞒收入等方式偷逃税款，涉嫌偷税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此前，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已经做出罢免李义超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决定。 3．2007年2月25日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召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中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副组长、最高人民法院监察室主任何昕向上海市法院干警共5 000余人作了反腐倡廉形势报告。会上，各级法院层层签订了新一年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这一做法上海法院已坚持了10年。据悉，2006年，上海法院编印下发了《上海法院惩防体系制度汇编》一、二册，制定了《上海法院违反政纪案件审理工作若干规定》等有关制度。为强化监督制约，上海市高院规定委托审计、审价、评估等工作统一由高院集中管理，促进了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深入。全年组织特邀监督员参加各类活动701次，其中召开座谈会48次，组织旁听372人次，视察法院29次，参加院长接待日活动140人次，参加集中执行案件112件；并坚持定期向人大代表和特邀监督员通报法院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主动接受监督。上海市各级法院突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坚持重大问题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使用的“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全年处理违纪违法案件6件8人，责任追究案件两件两人，并对违反《法官行为规范》的38人进行了警示教育。 4．近日，吉林四平市纪委监察局举办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果展，3万余名党员干部、大中小学学生和社会各界群众参观了展览，引起强烈反响。成果展共展出83块展板、600余幅精美图片，内容紧扣“反腐倡廉、促进发展”这个主题，从“领导重视，齐抓共管”、“教育在先，预防为主”、“廉政文化，润物无声”、“创新制度，正本清源”、“强化监督，高效廉洁”、“纠风治理，常抓不懈”、“严惩腐败，重拳出击”、“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依靠群众，惩治腐败”、“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等十个方面，集中展示了近三年来四平市委、市政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手抓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可喜成绩；充分展示了纪检监察机关秉公执纪、敢于碰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生动展示了纪检监察机关主动融入经济工作之中，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作作风。这次展览披露和剖析的10起典型违纪违法大要案，让人们直观地看到了一些腐败分子的堕落轨迹，再次对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敲响了触及灵魂、振聋发聩的警钟。通过展览，对于加强全市党员干部反腐倡廉教育，进一步营造全市大发展、快发展的良好环境，实现四平经济振兴、人民富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全市法院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加强对案件查处工作的领导，对瞒案不报、压案不办甚至干扰办案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对于极个别‘害群之马’，两级法院要毫不手软地严肃查处，坚决彻底地清除出法官队伍……”3月1日，在太原市两级法院党风廉政建设暨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冀波的一席话令人振奋。2007年，太原市两级法院将重点严厉查办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案件，利用审判权、执行权徇私枉法、贪赃枉法的案件，利用管理权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案件，在审判和执行工作中严重损害当事人和群众利益的案件，以及法院工作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不仅如此，在抓好教育、完善制度的同时，太原市两级法院将重点加强对审判权力和执行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强化诉讼中的监督，发挥二审监督和审判监督程序的职能作用，强化院长、庭长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在保障合议庭独立办案的基础上，对案件活动进行以制度为依据的监督指导；强化纪检监察机构对审判、执行工作的监督；对群众举报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线索，认真核实，绝不拖延、敷衍。2007年是太原市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落实年，太原市两级法院决心构建起符合法院反腐倡廉工作规律的“四不为”机制，即：“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敢为”的惩治机制，“不必为”的保障机制，深化源头治理工作，进一步推动廉政建设，确保司法公正、廉洁。 6．在孤山脚下的山西万荣县，有这样一位拼命三郎，他扑下身子谋事，堂堂正正做人，使一个机构臃肿、条件简陋的工商局，一下子改变了模样。他，就是人称“黑脸包公”的袁长命。2002年4月，袁长命走马上任万荣县工商局局长时，面临的是一个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散漫的烂摊子。初来乍到的他，首先想到的是机构改革、减员增效。众所周知，机构改革是一件弄不好就得罪人的事，可谓是靳有工作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但袁长命认为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用，硬是将全局原有的160余人精简为 96人。这期间，也不乏说情的、送礼的，甚至提意见的，可袁长命坚持不徇情、不收礼，公开公平公正，使留下来的顺气顺心、下了岗的心服口服，保障了原本一触即发的分流风波平稳过渡，从此万荣县工商局真正成为一个团结奋进、积极向上、风清气正的工作集体。在外人的眼里，工商局长那可是个肥差。但袁长命却不这么认为，他常说：“咱是党的人，党把咱放在这个岗位就是对咱莫大的信任，咱只有不贪不占，更好地为党分忧、为人民服务的份。”于是，机构改革有人送钱送物他没有动心，盖办公楼有人打招呼他没有动摇，在建办公楼过程中，他还约法三章：他是河津人，河津的工程队不能投标，成立建房领导组，全权负责有关事宜；公开招标，谁能保证质量、投标最低由谁承建。几年来，袁长命拒收现金10余万元，拒收物品50多件，拒绝宴请80多次。为此，有人说他不近人情，也有人说他油盐不进。面对这些议论，袁长命一笑了之。是啊，只要自己行得正，任尔东南西北风。“袁局长工作起来不要命。”这是司机、炊事员和干部职工对袁长命的评价。他只身一人来到万荣，常常不分昼夜处理案卷，饿了就吃一包方便面。久而久之，他便是病魔缠身，常常是一边输液一边工作，后来他又做了心血管搭桥手术。当然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袁长命的工作不仅赢得了群众赞誉，也得到了省市工商系统及万荣县委、县政府的肯定。2006年5月，袁长命被运城市劳动竞赛委员会荣记一等功。 7．“感谢‘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我反映的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阳光政务热线’办到了群众的心坎上，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为咱老百姓办了实事好事。”一个个热情洋溢的电话，汇聚到“阳光政务热线”节目组。由山东省政府纠风办和省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这个栏目，成为政府与群众之间的“连心桥”。“阳光政务热线”栏目内容丰富，既有现场解决问题的实况报道，也有征求当事人满意情况的采访录音，还穿插各市的“行风热线”解决问题的情况。每周四、五为“厅局长在线”(热线版)，以直播的形式播出；周六、周日为“阳光回声”(反馈版)，反馈群众投诉处理意见，回答政策咨询，综合评述全省各市“行风热线”节目情况。自2005年12月开播以来，共播出38期节目，接到听众电话1 187个，群众通过节目反映问题324个，已经基本妥善解决；听众通过节目咨询问题864个，已全部得到回复。参与“阳光政务热线”节目的部门单位认真解决问题，力求实效。3月2号，省交通厅负责同志与关心交通事业的听众对话交流，切入节目10个热线电话，内容涉及治理超载、春运涨价、客运线路违规、交通费征收等问题。一周之内，节目中听众反映的问题全部有了结果。省政府纠风办积极协调、督促、配合有关部门办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对部门无法解决的或者群众反映问题较多的县(市、区)，直接督促各市政府加以解决。上线单位除了给群众负责的答复外，还纠建并举，建章立制，促进行风政风好转。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结合“阳光政务热线”反映的问题和平时掌握的情况，针对容易发生不正之风的环节，把群众关心的生育、奖励、技术服务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的政策标准、办事制度、办事程序、办事结果一律公开。 8．“水门事件”的告密者，将美国总统尼克松逼出白宫的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在安享33年的宁静生活之后，不久前向公众亮明身份：“我就是深喉。”而现在，中国的审计大案——辽宁省锦州市“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假核销案”的举报者，交行锦州分行工作人员鲍宇等人，却在为获得一份宁静的生活而四处奔走。鲍宇日前在锦州抛头露面，通过媒体呼救。他说，自从举报之后他就不断受到恐吓、威胁和骚扰。“我希望到一个人地两生的城市，隐姓埋名开始新的生活。”已挨过几刀的鲍宇担心今后全家的安全。“我只想回到普通人的日子，过普通人的生活。”那次举报后，鲍宇提出异地安置到东三省以外的城市。可至今未能实现。2004年6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披露：2000年至2002年，交通银行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法院、古塔区和凌河区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2.21亿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起因鲍宇等人的举报而引出的审计大案，终于有了结果。7月3日，各大媒体发布消息：“新中国罕见”的“银法造假案”获得宣判。7月1日，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法院做出判决：交通银行锦州分行原行长曹营、原风险处处长陈绘、原风险处副处长张军，在清理不良贷款时将不具备核销条件的46户企业贷款本息1.4亿多元核销，构成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曹营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陈绘和张军各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众所周知，‘缓刑’就是不用入狱，他们还自由自在地出没着。”得知判决结果，鲍宇给某报打来电话，以低沉的语气重复着一句话：“不走，我们将永无宁日!” 9．兰州市城关区滩尖子村原党支部书记宋德贵2006年11月18日受审。据检察机关调查，宋德贵利用手中权力，在与房地产公司搞“联建”开发的过程中，多次收受房地产公司贿赂款230万元。近来，村干部腐败的报道频现报端。村干部腐败途径主要有四类：一是利用乡村财务不健全的缺陷，通过收入不入账或做假账、虚报支出等手段牟利，二是在土地转让、工程建设中收受贿赂；三是贪污、挪用征地补偿款、救灾救济款等款项；四是挤占集体资产或利用村集体资产为个人牟利。近年来，浙江省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村干部职务犯罪800多人，其中一半是在土地征用事务中贪污、挪用和受贿。村干部又不在公务员序列，因而有关部门很少对他们进行廉政教育，司法关注不够，监督部门也很少触及，加上一些村干部缺乏自律，面对诱惑容易把不住自己。尽管腐败的村干部是少数，但影响很恶劣。农民对政府的认识，首先是从村干部开始的。村干部腐败不仅使政府形象受损，更容易激起农民不满，引发社会矛盾。新农村建设正在展开，村干部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村干部腐败现象若得不到遏制，新农村建设就可能受挫。 10．据《西部商报》报道，2007年2月9日，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对兰州市财政局违规修建综合办公楼、并把办公楼与集资楼一体建设作了通报批评。当晚，甘肃省兰州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对此予以严肃纠正，要求今后任何单位都不准公私不分，把办公楼与集资楼一体建设。据了解，兰州市财政局原办公条件较差，2002年12月由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审批立项，2003年年底在原址开工建设综合办公楼，2006年4月投入使用。其综合审批面积为35 000平方米，在建设过程中，市财政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扩大建筑面积6 318平方米，该项目违规建设，面积严重超标，装修费用过高，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调查处理小组目前已进驻财政局，对上述问题作进一步查实，并尽快对相关问题和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 11．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江西省商业储运公司在南昌市新建县购买一块80亩的土地，地价降不下来，胡长清指令新建县领导按商业储运公司出价签订供地协议，并许诺将在别的方面给新建县补偿，使商业储运公司节省320万元。2000年3月8日，胡长清在南昌被执行死刑。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利用职务便利，收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 109万余元。 1992年至1997年，成克杰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及有关地、市、县领导打招呼，为李平等不法商人获得土地批件等指标，获利人民币903万元。2000年9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成克杰执行死刑。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慕绥新、马向东随意审批土地、减免税费，1997～2000年间，沈阳市行政划拨供地竟占城市建设供地总量的77%，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据调查，2000年，沈阳市土地出让金收入仅7000多万元，而批地量远不及沈阳的中等城市营口，同年收取土地出让金达2.8亿元。马向东收受刘涌20万美元贿赂后，沈阳市最繁华地段中街2.4万平方米土地被无偿划拨给刘涌的百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市地价评估事务所对这块地的评估值为3.5亿元。慕绥新、马向东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 12．腐败已对中国造成最大的经济损失。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我们初步估计，仅以4种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占全国GDP总量比重的 13.2%～16.8%，在各类腐败的经济损失与社会福利损失中，一是以各类税收流失额最大，占 GDP比重的7.6%～9.1%，相当于每年税收收入的75%～90%之间，二是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占GDP比重的3.4%～4.5%；三是垄断行业租金占GDP比重的1.7%～2.7%；其他损失，占GDP比重的0.5%。由于前面定义的45种类型的腐败相互之间有交叉，因此，难免有重复计算、估计过高的影响。但是，客观来看，上述估计还是相当保守的，因为，没有包括经济转型时期三大价格差(商品价格差、利率差、汇率差)的巨额税金，尽管三大价差已经大幅度减小，租金在迅速消散，但是在服务领域的价格差(指竞争条件下的成本价格与垄断条件下的服务价格之差)、利率价格差(金融市场开放条件下存贷款利率差与垄断条件下金融市场的存贷款利率差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污染，具有明显的外部不经济性。对某些行贿者和受贿者而言，腐败可能具有润滑剂的作用，但对全社会而言，腐败却不会创造新的社会财富，而只是将大量的社会财富从广大消费者转移到少数垄断生产者手中，将大量的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国有资产、公共资源转移给少数腐败分子、特殊利益集团及其利益相关者。这既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福利产生了巨大危害，同时也对中国社会稳定、长治久安构成了巨大隐患。国内外经验表明，反腐败有助于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和私人投资，提高投资率，进而促进改革增长；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税收体系，防止大量税收流失，进而增加政府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例如，对教育、公共卫生、计划生育、R＆D、公共机构等方面的“软件投资”，有助于提高党和政府凝聚力和号召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反腐败也是硬道理。 13．上海市检察院新闻发言人邹传纪在2007年1月22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 2006年上海已查处贪污贿赂大案409件，副处级以上干部要案81件，其中包括5名局级干部，部分涉及社保基金案。2006年上海检察机关在有关部门配合下，追捕到案5名潜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其中潜逃境外的2人，这两人先后从南非和美国回沪投案自首。据透露，2006年上海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446件、涉案495人，案件数量同比上升10.9%。国有企业仍然是案发最多的领域，在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发生在国有企业的案件有237件，占53.1%。为加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上海检察机关已建立了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在2006年上海查获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的商业贿赂案件达219件，其中大要案198件。据统计，在反贪查案工作中，上海检察机关已追缴赃款赃物达8 000余万元。三、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