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4“誓把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安徽省合肥地区流传着这一说法，其背后有两个语境：一是合肥地处江淮分水岭，干旱缺水是江淮分水岭的常态；二是由于干旱缺水，这一地带不适宜种植传统大田作物，发展相对落后。如何跳出地理上的困境，实现脱贫致富？四年前，素有“中国苗木之乡”之称的肥西县，遵循江淮分水岭的地理特点，开始在这一带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观光、旅游综合体，即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的“田园综合体”。在肥西县官亭镇，景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官亭林海。2017年5月5日，时值江淮初夏。为了打破城乡文化的藩篱，肥西县在官亭镇游客接待中心开设了咖啡店，游客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欣赏着美景，耳畔不时飘来轻柔的音乐。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乡村旅游人数已占全国游客总量的1／3，而近年来主要城市周边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年均增长率更是高于20％。在这种迅猛的发展形势下，简单的“吃农家饭、住农家房”型乡村旅游已难以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旅游、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的新要求，全面升级势在必行。集农业、文化旅游甚至地产于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趋势。“持续推进城乡大建设，等高对接合肥中心城区，全面建成九纵八横、深度融合合肥的交通路网，有序推进老城区综合改造，全力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实现由近郊县向主城区的历史性转变。推动城乡联动发展，着力构建以烟雨水乡、湖光山色、岭上风光为特色的美丽乡村，建成省级中心村38个、美丽乡村示范带6条。”肥西县委副书记李某介绍，官亭林海就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休闲旅游不是官亭林海的全部。”李某希望通过生产、生活、生态的改变，实现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有机结合与关联共生，涵盖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田园居住等复合功能，将新型产业与农村发展进行有机结合，在规划时，就按照多功能、多业态的综合运营去规划设计。产业是田园综合体的核心。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支持有条件的乡村”，所谓的“有条件”，在业内看来，是指当地有特色的产业、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以及生态资源，总归是有特点在其中。官亭林海生态区，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农业、文化旅游、农事体验和园区社区化管理服务，由公司化主体运营。城乡融合，先是城乡互动，实现生活、社交、信息的流动，从而实现文明的融合。对村民来说，田园综合体是接触外界、打开眼界的窗口，不同文化在此交融互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肥西在规划时进行了全面统筹。在人的层面，不把农民丢到一边。田园综合体是一套综合产业体系，需要集中要素资源对乡村进行整体规划、开发和运营。在此过程中，肥西利用好农民合作社这一载体，通过土地流转，对土地经营进行中长期产业规划，发展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园区，以此作为建设田园综合体的基础。而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既可以在其中就业，还可以通过股权、租金等方式获得收益，实现充分参与和受益。如此一来，既培育了新型经营主体，也充分保护了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防止集体资产被外来资本控制。在产业层面，田园综合体的核心产业是农业。当然，为了改善乡村旅游硬件和提升服务水平，生态区对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改造甚至重建，但本身仍是乡村，并且特别保留了乡村的原生态，同时尊重和发扬农耕文明，融合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创新形式，真正展现农民生活、农村风情和农业特色。考虑到农村人向往都市，都市人又想回归田园，当一个城里人和一个农村人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很难互融，尽管都有迫切的互动需要，但是却没有很成功的模式可以一揽子解决好这些问题。在官亭林海的周边，肥西县正在对农村进行改造，以官亭林海为中心，逐步向外围拓展。改造的思路是，让城市和乡村实现文明融合。“我们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三次产业比逐步优化，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超九成。”李某说。作答要求：根据给定资料4，以肥西县建设“田园综合体”的经验为例，写一份介绍“县域经济新动力源”经验的材料，供有关政府部门参考。要求：内容准确、全面，语言流畅，字数不超过500字。

二、给定资料 近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文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农村文化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较大改善，农村文化建设呈现良好的发展局面。但总体上看，农村文化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还不相适应，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不相适应，与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可以说，农村还是我国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 材料一： (1)记者近日在农村采访时发现，农村丧葬攀比性消费导致一个普通农民的葬礼就能消费掉一个普通农户一年的纯收入，葬礼消费和人情债成了农民经济生活的一个沉重负担，亟须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河北藁城市一位71岁的农村老人张某不久前去世后，他的4个生活拮据的儿子集资为他操办了一个体面的丧事，除去买棺材、火化、搭灵棚外，加上请戏和放电影、摆筵席等，总共花销4410元。同时，张家办丧事，收取了亲友和村民送的7970元礼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类似这样“一家死人，全村举丧”的现象在当地非常普遍，有的农户甚至变卖耕牛和生产工具操办丧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科研处处长杜志雄说：重生重死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农民操办白事是维持邻里关系的一种方式，是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举办葬礼的主要目的也不是比排场、比体面，而是为了寄托对死者的哀思。但如果因操办白事而增加农民自身负担，影响了生产的投入，则是民俗文化的扭曲，和目前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背景也是格格不入的。 由于基层文化的缺失，一些封建迷信活动正在悄悄入侵山区百姓的生活，山西省兴县康宁镇，去年曾出现了一些宣扬诸如“哭就能升天”、“一人每天吃二两饭就行”的邪教。一个叫高利春的村民告诉记者：“我们村，还有临村的一些妇女、老人没事的时候就聚在一起练功，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去山上吸气(吸收仙气)，大家围在一起又哭又唱，说是能强身健体，仅我们村练功的人就近500人。”康宁镇党委书记牛贵崇说：“村里要集资办点公益性事业，很难收钱，村里许多人都不愿意交，但那些邪教的钱村里人交得都很积极。” (2)每年的农闲时节，农村很多地方都要举办物资交流会等经济活动，每当此时就有草台班子上演“艳舞”(媒体已经多次报道批评)，可谓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究其原因当然是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所为。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农民兄弟争着去观看“欣赏”，甚至趋之若鹜呢?我看主要是因为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还不够丰富、太单调，在很多农村可以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 事实上，正是由于监管缺位，才加剧了低俗的甚至是色情的文化向农村不断蔓延。在湖南省怀化市侗文化城，一个每年接待游客数万人的文化旅游景点，如今竟有多人打着娱乐的旗号，干着色情勾当。据附近村民反映，以前这里曾因搞色情活动被曝光过一次，现在又死灰复燃了。 (3)农民唯一的业余文化生活就是看电视、看电影，可是各家电视频道和各家电影片商为了提高收视率，往往争相播放都市言情剧、暴力、荒诞、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等内容的片子，而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科学精神的内容往往受到排挤，真正反映农民生活的更少。 地市以下的基层电视台都在播放什么节目?近期一些读者反映，这些电视台只干三件事：新闻让领导露露脸；广告密集得让群众翻白眼；电视剧看得观众分不清点。基层电视台成为地方领导的亮相舞台，成了一些部门的赚钱工具，而对群众急需的农业生产技术、群众渴求的文化生活问题，他们几乎不予关注。近日记者到豫鄂交界的河南省唐河县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调查。一些群众反映，广大农民观众很希望能看到农业技术、农业法规以及农经信息方面的电视节目，因为这样的节目能帮助大家了解政策、学到实用的技术，有利于切实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一位农民朋友感慨地说，中央电视台已经开设了很多频道，怎么不开通农业频道呢?事实上，中央电视台七套就是农业和军事频道，问题出在基层有线电视台没有及时发现受众的需要，没有转播相关节目。一位乡党委书记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乡电视台就是靠平时播个广告、农民红白喜事点歌、点电视剧来养住自己的几个人。 (4)中国农业出版社是出版“三农”图书的主力军。该社图书营销部主任杨连增说，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1000种左右，加上重印的约800种，“三农”图书品种不可谓不多，但大多数图书发行量很不容乐观，许多书籍出来没几天就进了仓库。 一边是出版社“三农”图书积压，另一边却是许多农民家里无书可读。广西隆安县城厢镇宝塔村是一个有1800多人口的种植大村。村支书余某是种植大户，每年仅龙眼、板栗等收入超万元，但他家里唯一一本《龙眼高产栽培技术》还是2002年在县城新华书店买的。 该县新华书店经理说，“三农”图书在书店图书种类中所占比例不到1/3。 造成出版社图书积压，许多农民家里又无书读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出版环节和发行渠道上。就出版环节而言，许多农民反映有的“三农”图书让人“看不懂”、“用不上”。 (5)“农闲没事干，不打牌干什么?”记者在西安市长安区新一村及小新村问及村民为什么喜欢赌博时，有些村民竞这样回答。由此可见，文化生活匮乏是导致新一村赌博成风的根源之一。村民三三两两地坐在村头及自己家门口聊天。他们告诉记者，农闲时都不知道该干啥才好，打牌成了他们最好的消遣方式。妇女们打打麻将，一般输赢也就是几元钱，但男人们觉得打几元钱没意思，用“二八杠”赌钱才过瘾，“钱来得快，去得也快，够刺激”。加上村里及其他部门制止不力，遂使赌风盛行。只有从慢慢健全农村社区建设、完善村务管理制度、丰富农民业余精神生活等方面入手，才能从根子上杜绝农村的赌风。村民们还说，现在还不是赌博的兴盛期，到了冬天，村民们无所事事，赌博情况更严重。 材料二： 农村赌博成风，不得不提近年来流行的地下的“六合彩”。 (1)据广东省农调队2003年年底对全省29个县2460户农户进行的问卷调查，该省当年农村购买私彩金额达到33.2亿元。受损的不仅仅是公彩老板和国家的彩池，潮阳市2001年全年GDP下降21.0%，成为广东省负增长率最高的县级市。 “六合彩”长驱直入，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令地方政府紧张。毗邻广东的湖南省有30多个县市“受灾”，当地媒体称之为“经济邪教”。农村的金融机构，广西大化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邮政、信用联社四家金融机构在2000年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约为4.3亿元，自2002年三年从跌破4亿元，到缩减为2.1亿元，直到4472万元。政府账面上的数据，远没有民间各类悲剧那样令人“触日惊心”——彭心安说，“六合彩”最大的危害是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经济秩序。农民荒废了耕作，家庭失去了和谐，传统的社会道德“灰飞烟灭”。 (2)来自当地警方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的人群，农民的积极性最高，占总数的40.74%。 “地下‘六合彩’赔率高，玩法简单。”辽中县公安局副局长卢宝林说。卢同时兼任当地“六合彩”专项治理小组组长，“‘六合彩’1:40的高赔率对那些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来说，极具有诱惑力。按‘10元一注’来算，如果中奖，庄家将赔付400元，即使输，彩民才损失区区10元。” 某县民政局福利彩票科李主任分析，福彩、体彩相比“六合彩”，奖金差距大、中奖率低，头等奖500万，二等奖却只有几千元，缺乏吸引力。再说，福彩、体彩玩法比较复杂，“那个双色球，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 “从49个号码中任选一个或者几个，再打一个电话去下单就可以”。“六合彩”上至80岁老人，下至7岁幼童都能玩，“平常拿五毛、一块的零花钱来投一注，考验自己的运气”。而且，在农村熟人社会里，彩民和收码、写单员都是党朋乡亲，一般的小注，不用担心出现信任危机、输了耍赖。 (3)抛开“六合彩”赌博、私彩敛钱的违法性不说，从形式上看，国家发行福彩与私彩相比，缺乏趣味性，且返还率低，难以吸引彩民。主要发售点设到小城镇，而忽略农村地区，也给地下六合彩留下较大空间，合法彩票的市场竞争力有待提高，目前我国体彩、福彩的品种、游戏规则、宣传力度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国有彩票的公益性宣传不够深入，群众对国家发行彩票的公益性感受不充分。我国发行彩票已有18年，仍没有规范彩票活动的专门法律法规，彩票发行和管理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容易使人把彩票与赌博相混淆，执法部门对变相发行彩票行为难以界定，对非法彩票的处罚缺乏准确有效的法律依据。 “很多人把六合彩当成了致富手段”，某镇农村信用社马主任分析，在农村，除了扩大农业再生产，农民几乎没有其他投资渠道。股票门槛太高，做生意无大的本金，地下“六合彩”的适时出现，一定程度满足了农民的“投资需求”。 事实上，地下“六合彩”还成了文化生活相对单调的农村为数不多的“娱乐节目”。地下“六合彩”的专家、彩民们在共同营造一种文化——他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私印小报等介质，传播各种关于“六合彩”的信息与“玄机”。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系一个惊人的谎言：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悟到“玄机”，打开财富之门。 (4)受灾严重的广东很早就展开了对地下“六合彩”的打击。公安机关展开“声势浩大”的打击“六合彩”赌博专项斗争，汕头和湛江等地还成立了“打彩专业队”。公安机关的打击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重灾区”面貌，但地下“六合彩”并没有得到根治。网络和通迅等手段使得“六合彩”更为隐秘，本报记者在互联网能搜索到上万个自称香港“六合彩”发行机构的下注网点。 有专家认为，屡禁不绝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地执法部门打击力度有关。“在六合彩泛滥的地方，基层干部甚至公安人员与庄家形成食物链”。《福建日报》也曾刊载“权威访谈”称，“基层不重视打击难”。农村的治安主要依靠派出所维持，抓赌可以提成，“抓一次就罚3000元，显然，它会选择抓彩民而不是庄家，基层总要不断创收，不会断绝自己的财路”。彭心安在调查中更发现，有些基层干部和干警甚至直接插手“六合彩”，这在当地称作“买好彩”：他们事先向庄家打招呼，但“号码随便挑”一奖金由当日庄家的盈利情况而不是猜码所决定。 北京大学彩票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坚持一个观点——自1987年发行彩票以来，中国事实上已经开放了博彩业。许多国家开放博彩的理由都是为了打击私彩。 地下“六合彩”产生的十多年，公安机关从未放松过对其的严打政策，但效果如何呢?2005年，广东省抓获“香港六合彩公司的网站、六合彩网站”赌博的庄家、赌头4413名，其中送劳教的578名，判刑役仅28名，仅分别占抓获人员的13.1%和0.63%的比例。警察是无奈的，我国现行的相关法规无法有效地处理类似“香港六合彩公司的网站、六合彩网站”此类的犯罪案件。 有人提出疑问：“是不是到了该考虑其他政策的时候了?” 有人提供给政府三种可能性的选择：一是继续强化打击；二是尽可能满足需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私彩纳入合法渠道，一方面增加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缩小私彩空间；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 专家一致认为，应该尽快普及彩民的基本彩票常识。“彩票是没有规律的，如果真有规律，能算出来，那么说明这个游戏的设计太差了。”《天线宝宝》当初在央视热播时，湖南桃江县农民并不怎么喜欢看。但因为地下六合彩流行，它的收视率一下猛升。很多码民(地下六合彩购买者)认为，《天线宝宝》是香港方面制作好专程送到央视播放，是在向码民透码(暗示特码)。于是，码民们在观看时非常仔细，看后还要交换心得。 农民有增加收入的强烈冲动，换句话说，希望改善生存与发展条件正是农民纷纷购买六合彩的最直接的原因。对于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状态下的农民来说，买码活动中1赔40的高额回报绝对是一个巨大诱惑。一方面，现代以大量消费资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不断在农民面前晃来晃去，农民被时尚潮流所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由于增收难度大，农民很难具备实现这种消费欲望的物质手段，城乡生活质量的巨大差距，使得潜藏于农民内心的“暴富”冲动愈加强烈。地下六合彩的出现，正好带给农民一种“暴富”幻觉。不劳动不流汗，花1元钱买中一个特码就能净赚39块钱，当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农民尝到甜头之后，其他人便趋之若鹜。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地下六合彩在极度刺激农民暴富欲望的同时，也像传销一样，从精神上牢牢控制农村码民。 材料三： 近年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地方农民自办文化应运而生，而“潜力巨大”的农村文化市场令其一开始就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山西农民自办文化组织大都以“自我投资、自愿组合、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方式组合，因而具有框框少、包袱轻、成本低、渠道广的特点，面对现实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市场适应能力很强。据记者了解，在山西农村，农民文化需求非常旺盛。吕梁市临县每年仅固定的戏剧演出台口就有近1000个，按每个台口7场戏计算，就是7000场戏。山西省近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许多地方即便是普及率较高的电视，最多也只能收到5～6个台，而这些地方往往又是国办文化很难触及的地方，农民自办文化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山西省的农村个体电影放映队，紧盯市场做文章，哪里需要到哪里，放映费视情况最少50元，最多不超过100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57岁的刘传斌是阳城县电影公司下岗职工，1996年，他成立了家庭个体电影放映队。十年来，他的脚步踏遍了阳城县的山山水水，进学校，住农家，上矿山，下军营，共放映电影3500余场，观看电影的人达100余万人次，收入40余万元。 在山西省某县，八音会演出队和铜乐器生产已成为增加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文化产业：这个县有100多支八音会演出队，2000多人参与其中。在被誉为“北方铜乐器生产之乡”的长子县南漳镇西南呈村，记者看到，靠演出队的拉动，全村有20余家作坊生产铜乐器，其中，生产铜锣30多种、钗40多种、鼓60多种。 民族艺术品挖掘、整理、创新，进而形成产品进入市场，这中间有很大潜力可挖，河曲县二人台是山西数十个地方小剧种之一。多少年来，河曲县只有县剧团一枝独秀，一直是“政府出钱办、群众围着看”，结果是越包办文化套路越单调，路子越来越窄。从1994年起，河曲县把二人台当作产业来开发。目前该县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二人台剧团发展到了20多个，从业人员500多人。因为有着晋、陕、蒙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些家庭剧团如山花烂漫遍地开放，在短时间内就激活了河曲二人台的创作和演出，由于这些家庭剧团演出费用实惠，又能吸引观众，所以在河曲县以及周边省区，在普通家庭婚礼上、商场开业典礼上，都充满了河曲二人台悠长高亢的山曲和风趣幽默的对白。这些家庭剧团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唱戏，每年演出5000多场次，人均收入3000多元，成为当地农民一项致富产业。 材料四： 近年来，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送书下乡……形式多样的文化下基层活动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把欢乐送进千家万户，把先进文化带进广阔的农村，播撒着社会和谐的种子。中国文联和各文艺家协会组织为基层送去欢乐的还有送电影下乡活动。“特别是‘2131工程’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农村电影持续下滑的趋势。2005年农村电影放映达365万场。”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说，为满足各族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一些地区还专门把民族语译制电影送到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牧区。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广电总局于2004年开始实施的“电视进万家工程”，已经为12万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太行山革命老区的贫困家庭送去了“好老师”，受赠地区涉及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山西、广西、云南7省区。中宣部有关负责人说：“这项工程的实施，使电视已成为推广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有效途径。” 仅仅是“送文化”难以跟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为使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把“送文化”变为“种文化”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为此，文化部把“文化扎根”作为“文化下乡”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培养基层艺术人才。2002年以来，文化部连续4年分别在西藏、新疆、内蒙古等省区举办了15个西部艺术人才培训班，邀请全国的知名专家、艺术家、学者授课，内容包括戏剧、音乐、舞蹈、杂技、舞台美术等多个艺术门类，近1000名西部文化工作者参加了培训，为西部培训了大批专业艺术创作和表演人才。另一方面是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文化部提供的数字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2709个、文化馆3228个、文化站38588个，已初步形成县、乡(镇)文化网络，成为先进文化的“传送带”。农村里有了不走的文化工作者队伍，有了不拆的文化活动场所，丰富的文化生活、科学的生产方式、文明的生活观念就这样留在了农家院落。 目前某省农民自办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是农民自办书屋、农民文化大院、农村个体电影放映队、民办剧团。这些农民自办文化扎根基层，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并以其丰富的内容、灵活的形式赢得了基层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记者在山西部分地区采访了解到，这些由农民主动创造并形成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紧贴市场，在“为民送乐”的同时还向农民传播了文化科学知识。统计显示，山西省现有农村文化大院569个、农民书屋498个、农村个体放映队424个、民办剧团341个。其中，民办剧团突破了传统的单一艺术表演格局，许多剧团不仅演戏曲，还能根据需要表演歌舞、说唱、小品、曲艺、乐器独奏或合奏等。这些演出在表演上更趋生活化、趣味化，深受农民欢迎。 材料五： 据去年10月“中国乡村发现网”刊登的一篇调查文章称，在一次对农村居民985人的调查活动中，电话采访787人，实地调查198人，在回收的985份问卷中，有705人认为自己的村镇没有举办过文化下乡活动，占总人数的71.57%。从调查情况来看，对当前“文化下乡”活动很满意的占27.04%，比较满意的有40%，认为一般的有25.56%，而不满意的占了7.41%，在这部分不满意的人中，最主要的原因也还是认为举办的次数太少，这部分占不满意人数的51.69%，其中有33.70%认为只有形式，没有意义，大约16.22%的人认为脱离了农村实际，从而丧失其本来的作用，有5.74%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地会经常利用农闲、庙会、集市以及节假日来组织文化娱乐活动，25.64%的表示只是偶尔，而有68.62 9/5的表示根本没有。从这些数字中，我们看出当前农村群众娱乐性活动举办之少。35%的被访者认为当地具有县文化馆，36%的认为当地有县图书馆，33%的认为有乡镇综合文化活动室，只有19%的认为当地有行政村文化教育活动室，而有高达43%的认为当地以上几项设施都没有。38%的被访者认为农村还存在封建迷信活动，21%的认为网吧会向未成年人开放，10%的认为存在盗版，5%的认为存在黄色淫秽现象。 材料六： 今年1月，全国人大代表黄裳裳、华岩、柴修连、王明丽等人赴安徽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调研发现，贫困地区基层文化发展滞后，亟待进一步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调研手记)乡镇机构改革后，文化站与广播站合并为文广站，或将文化站纳入农业社会综合服务站，农村文化工作缺乏管理，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文化建设相距甚远。太和县旧税镇镇长对一位人大代表说：“撤销了文化站，基层文化工作无人过问了。广播哑了，群众在家看黄色录像带，无人管理，乡镇开会只面对乡镇的党员、干部，上面的精神到基层又哑了。”基层干部用“哑”这个词来形容农村文化无人过问，农民的健康文化生活匮乏的状况。 (问题症结)代表们认为，产生这样的情况有几个原因：一是农村文广并站后不能形成合力。本来文广合并有利于“大文化”资源统一管理，统一使用，充分发挥文化和广播的优势。但根据调研的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乡镇甚至没有人任文广站长，文化工作无法开展。另外，文广站已合并的乡镇人员编制减员，已出现基层文化专职人员的断层。二是领导重视力度不够。乡镇普遍存在领导只重视经济建设，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文化工作摆不上议事日程，在乡镇干部工作年终的考核中只占很小比例。文化干部多被抽出包点，或变成“杂役”，一年到头抓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各项突击任务，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抓文化工作。文化主管部门因“三权”下放而鞭长莫及。三是管理体制不顺。文化站“三权”下放乡镇，文广站的管理由条管理变块管理后，对农村文化工作开展十分不利。乡镇文化干部中只注重办好镇里交办的工作，文化部门布置的文化工作被束之高阁，从而形成农村文化工作管理上的错位，党的文化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难以落实到基层。 (调研手记)安徽某县有50%以上的乡镇无文化活动室和活动场所，更无阅览室，能保证办公室不被占的，办公面积也相当小。有的文化站只有一张桌子，一个戳子(公章)，成了一个空壳子。再者，大部分文化站设在乡镇政府内，即便有活动室。也成了镇政府的内部活动室，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也有一部分乡镇甚至连房子都没有，文化设施被任意挤占挪用，造成文化场所的日益缩小，阵地丢失现象严重，更谈不上文化建设。代表们在蒙城县参观了岳坊镇东村的图书网点，里面只有二十来本书、几份报纸，这里的广播设施也破旧不堪，由于长年没钱维修，网破、线断、人走、瘫痪。因为失去了高雅的文化生活，带有低级趣味的“大篷”演出、赌博性质的“套圈”、算命打卦却很有市场。 (问题症结)代表们认为，由于欠发达地区县级财政状况不景气，县级政府基本上是“吃饭财政”，保工资已属不易，用在文化事业上的经费廖廖无几，开展文化活动无任何保障，大部分乡镇长年不开展文化活动，即使有个别乡镇开展了，也只是逢年过节举行一两次，形式单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难以建立。 (调研手记)安徽某县民间艺术团体、马戏团有近千户，他们常年在外演出，服务农村，但所有经费都是自给自足。安徽涡阳县丹城镇一位退休的老文化站站长租赁了三层简陋的楼房，办起了“丹城镇文化活动中心”，这个“中心”有一张乒乓球桌，十几本图书，还有一个琴房里放了一架琴。“中心”还有两个农民演出团在当地和毗邻的河南省农村演出。有个叫刘水芝的农民演唱泗州戏还到澳大利亚演出过。“中心”旁边是一座破烂不堪的电影院，前几年一直堆水泥、杂物。这样的“活动中心”在涡阳仅此一家。据文化局的同志说，镇电影院不放电影堆杂物是普遍的现象。蒙城岳坊镇文化中心户路吉永祖辈都是农村艺人，他创办的艺术团培养了农村演员三十多人，演员收入比在外面打工多。但是明显可以看出，他们缺乏培训。现有的自办文化活动中心，自创民间文化团体，多数处于自发状态，尚待扶持。 (问题症结)代表们认为，民间文化团体大多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民间文艺组织是丰富农村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扶持民间文化团体的发展，既是发展农村文化产业的需要，也是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材料七： 改革开改以来，虽然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农村文化建设却相对滞后，农村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某县文化局局长孙俊豪从1979年开始从基层文化站干到今天，对农村的文化生活问题极有发言权。他认为目前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现象相当突出，已影响到了社会协调发展。他分析，大的原因有四条：一是大量人口阖家外出务工，农村成为空壳，农村文化活动失去了人的主体；二是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各种各的责任田，集体文化事业无人问津；三是各种文化政策得不到落实，文化投入每况愈下，农村文化事业缺乏经济扶持；四是乡镇文化站所功能丧失，通常只有“一人一房一桌一床”，很多人员被抽调从事其他工作。 “现在的基层文化队伍很薄弱，存在后继乏人的情况，专业人才老化严重，原来对民间艺术感兴趣的，并且付出一定的精力、做出一定成果、培养出感情来的老同志现在都退下来了，而新上来的一批年轻人，缺乏专业知识，投入的精力感情也不到位。”某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靳佩荣告诉记者。 “民间艺术现在没法干了，老艺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不愿意干这一行，艺术人才相当缺乏。”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局长杜旭华说，据他介绍，在该市晋剧院里，“几乎都是传统剧本，创作人员严重缺乏，晋剧人才青黄不接”。 杜局长告诉记者，机构编制少也严重制约着基层文化建设工作。目前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有编制12个，其中正局长1个、3个副局长、1个纪委书记，共5名处级领导，局机关下设5个科室，剩余的7个几乎一人一个科室，而其上对山西省文化厅和山西省新闻出版局2个厅局，下对本系统9个下属单位、13个县市文化局，“工作实在难以开展”。 人大代表刘某举出这样一组数据，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2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为323.87亿元，仅相当于教育事业投入的1/70和科技事业投入的1/10，在文化事业所占的比例则更低，2003年的文化事业费中，城市占72%，而广大的农村只用了28%，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仅为2元。 材料八： 农村文化土壤荒漠化，关键是因为缺乏能够提供健康休闲的场所和配套设施，而要实现这一“终极目标”，则牵涉到关于组织和管理的许多环节。人力、财力、物力供应不足是目前许多农村文化建设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立足新的发展实践，立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对农村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05年12月11日，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今后5年农村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基本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要求的农村文化建设新格局。县、乡、村文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公共文化服务切实加强。农村文化工作体制机制逐步理顺，现有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文化队伍不断壮大，农民自办文化更加活跃。文化产业较快发展，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的问题基本解决。农村整体文明程度有所提高，文化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位留美的中国学者曾说过，没有文化的经济，再发达也是建在沙滩上的高楼大厦，一旦局面有临时的变动，就会像脚底下的沙子一样流走。我觉得这个比喻比较贴切。真正强大的民族与国家，既要有经济、科技的实力，也要有文化的实力。 三、申论要求

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户口登记地谋求更好的发展。人们也习惯于把这部 分人称作流动人口。　　2．所谓流动人口，是指人口普查中，扣除市区内人户分离后，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 跨乡镇街道不一致、而且时间超过半年的人。　　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宽松，越来越多的人走 出家门挣钱、发展事业。　　4．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有14439万人。 其中跨省的有4242万人，省内的有10197万人。在省内不一致的人口中，有2332万人是市区内人户分离的。市 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主要是在城区范围内，因城市改造拆迁搬家、择校入学、婚嫁等原因居住在一个街道而户 口寄挂在其他街道的人，这种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所以，在考察流动人口时，应扣除这部分 人。由此计算出，全国流动人口为12107万。　　5．随着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流动人口的衣食住行、子女教 育、医疗卫生等问题，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负担，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的稳定，因此，做好流动人 口管理工作是政府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　　6．尽管人口流动现象有不少负面影响，但它也有其一定的积极 意义，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种具体体现，人口流动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之一，打破对人力资源的束缚与浪 费，带来的劳动力的自由、高效流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7．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 口已经成为活跃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主要呈以下特点：①从距离上看，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 为主体。在全国12107万的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的有7865万，占65%，跨省流动424万人，占35%。说明流动人 口是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②分省看，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跨省流动的4242万人口 中，从四川流出的占16.4%，从安徽流出的占10.2%，从湖南流出的占10.2%，从江西流出的占8.7%，从河南流 出的占7.2%，从湖北流出的占 6.6%，六省市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从流入的地区看，流入广 东的占35.5%，流入浙江的占8.7%，流入上海的占7.4%，流入江苏的占6.0%，流入北京的占5.8%，流入福建的 占5.1%，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5%。③分城乡看，主要是从乡村向城镇流动。全国12107万 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3267万，占27.0%，从乡村流出8840万，占73.0%。流入城镇的9012万，占74.4%， 流入乡村的3095万，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 　　8．随着 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五”期间流动人口的流向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规模 可能会持续增大。这必然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带来一定的冲击，也将改 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重视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改革措施，可以化不利因素为积极因素， 极大地促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9．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流动自 由。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每年跨省、市、区流动的劳动力多达4500万人次，如果加上省内、区内的人口流 动，这一数字将超过1亿。　　10．中国人素有强烈的“怀乡恋家”情结。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 有方。”历史上，若非发生重大战乱或灾荒，像这样数以亿计的人口流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日流动的中 国人追求的绝不再是简单的温饱，他们要寻求财富、机遇和成功。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杨宜勇说，是过去10 年间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人力资源的束缚与浪费，带来了劳动力 的自由、高效流动。　　1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就在逐年增加。与20 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不同的是，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开始从无序转向有序和规 范。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北京市曾经做过一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48家市、区政府机构2004年人均耗能量、年人均用水量和年人均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该市居民人均488千瓦时的19倍。也就是说，有的政府公务人员1天的耗电量，够一个普通老百姓19天的生活用电。一些政府公务员节能意识淡薄，下班时办公室里忘记关空调，关闭电脑主机后不关显示器、打印机等外设开关的现象十分普遍。假如全国所有的办公电脑下班后都如此不关，每年浪费电将在12亿度以上。“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4.6倍。”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用数据表明了快速增长的政府行政管理费用确实令人担忧，而这种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很大的关系。冯培恩委员列举出的是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和事例：(1)公务用车浪费：我国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三分之一，且党政机关部门公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远远高出社会轿车的运输成本。(2)公款吃喝浪费：近20年来中央下发了数十个旨在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但收效并不显著，粗略统计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达上千亿元。(3)公费出国旅游：近年来官员出国考察和培训热在各地持续升温，不必要的出国甚至变相的公费旅游屡禁不止，公费出国一年耗资数以千亿计。(4)“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浪费：一些政府举巨债打造超豪华大广场、大剧院、大体育馆、高尔夫球场及大学城等标志性工程。有关部门披露，我国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政绩工程”。我国各级政府的办公楼也愈来愈气派，甚至一些欠发达地区政府也盖起一座座豪华建筑，例如，我国中部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年财政预算不足1亿元，有的部门却建起了耗资1000多万元的办公楼；我国南部一个只有7名村干部的村委会耗资400多万元兴建办公楼。 2．李明是西部某贫困县的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从进入县政府办公室负责接待工作起，已有近十年的接待经历。李明说，搞了这么多年的公务接待工作，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个是浪费，再一个就是烦琐。李明说，由于近年来该县能源开发步伐加快，政府部门前来指导检查的人数大增，接待任务就显得非常重。“一周至少要接待两三拨儿人，给人的感觉是天天都在接待。”“虽然公务接待都有严格的接待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容易‘破例’。”李明说．“比如喝酒，虽然我们规定接待用酒不用外地高档酒水，但在用餐时，县领导一般都会征求客人尤其是上级领导的意见，有的领导只喝固定品牌的高档酒，我们总不能说这里没有，让客人扫兴。还有一个是在用酒数量上无法控制，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一旦碰到酒量大的客人，酒水常常超标。”接待客人吃饭，主要是酒水费用较高。一餐喝上几瓶茅台酒，再加上酸奶等饮料，就相当于当地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了。李明说：“我们这里仍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去年全县还有20多万农村人口的人均年收入才2000多元。有时回老家，听到有些老百姓骂干部大吃大喝，说一餐饭吃掉了一两百元，也就是说在他们心目中，几百元就是大吃大喝的标准，他们哪里想得到，县里招待客人这些钱有时刚够买一瓶酒。”李明感叹，与我们相邻的另一个县是个纯农业县，财政收入也不行。但在接待上，也要硬撑门面，甚至欠着账照样要吃喝。这种风气在经济落后地区较为普遍，有些领导经常开的一句玩笑就是“再苦也不能苦肚子”。据媒体报道，我国一年公款吃喝开销大约3000亿元，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 3．除了显性浪费之外，一些隐性的浪费现象所造成的损失也触目惊心。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达标、表彰，都是行政成本高昂、行政资源大量浪费的源头之一。一个省到底每年有多少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呢?湖北省曾经经过严格的清理发现，全省三级政府部门检查、评比、达标、表彰活动多达1万余项，耗资数以亿计。其中，不少活动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评价、引导、激励作用，也解决不了民生问题。清理工作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湖北省直厅局机关，有的一个部门检查、评比、表彰等活动就高达50多项。在一些厅级单位，每个处室都要搞评比、表彰活动，每开展一项就设立一套程序。比如，湖北省农业厅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表彰活动竟达57项，卫生厅、教育厅等也有四五十项之多。湖北省咸宁市政协委员陈思作了一个统计，咸宁市有的单位一年之内接受的检查达20多次，每一次检查基层起码要准备两天，一个单位一年至少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来应对检查、评比。“因为各种检查、评比、达标、表彰很多，我们平均每天都有人去市里一趟，而市里也平均每天有一个领导要下来。”一位县里的干部无奈地对记者说。一位基层干部还坦言，评比、表彰太多太滥，奖牌也贬了值。而且，评奖也越来越脱离工作实际，他所在的单位奖牌得了“一屋子”，可实际工作还是老样子。万余项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花费资金数额惊人。湖北省在这次清理中，花了很大精力，但还是没能把万余项活动花费的资金全部查清，只查出1/3的活动项目资金来源。陈思以一个县年终评比、检查为“样本”进行了测算，不计算下发文件、印制各种表格等费用，只计算人工费、招待费和车辆使用费，一个县一年就需45万元。知情人士说，有些重要的评比、表彰活动是必要的，但是，有的部门喜欢做评比、表彰这类“虚功”，说穿了就是借此向财政和评比对象要钱，为部门开“财源”。这样的评比、表彰对工作起不到促进作用，更解决不了任何民生问题。泛滥的评比、达标和表彰还是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温床”。清理组负责人柴国亥对记者说，评比、表彰虽然大多数都要实地看，但多是“上午来，下午走，中午一餐酒”，走马观花，起不到应有的评价、引导、激励作用。而且，上面有评比、表彰，下面就有人来求，极易助长不正之风和腐败。 4．除公务接待外，公务用车是近年来群众议论较多的政府浪费现象。公车私用，车辆超编、超标、维护费用昂贵等，使公车成为我国最大的公务消费开支之一。统计数据显示，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尽管如此，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仍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以致国家财政不堪“车轮”重负。有专家初步估算，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再加上车辆的保养维修、汽油费用等，一辆公车一年的费用大概在20万元以上。2008年初，河南省郑州市召开两会，蔡爱芬等36名市政协委员联名递交了《公车改革势在必行》的提案，直击当前公车消费“无底洞”现象。不合理的公车消费，已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包袱和巨大漏洞。在某些地方，公车公用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这是公开的秘密。“每天早上5点20分，我从家里准时出发到东三环领导的住处，先把领导的千金、夫人分别送到位于西城区的学校和单位，然后赶回去接领导到东城区上班。下午我得掐好时间，把领导的千金和夫人先接送回家，稍晚点去接领导下班。”家住北京宣武区的老张是某机关领导的一名司机，他向记者抱怨，“这是我每天的常规工作，往往到家已经晚上八九点钟了。只有在周末领导把车开回去自己用，我才落个轻松。”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公车在养护过程中吃回扣、赚差价的现象，已成为财务上的黑洞。“公车有毛病时，很多司机喜欢到一些个体维修点维修。”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司机向记者坦言，“这些老板做生意比较灵活。”尽管近年对超标购车控制很严格，但一些弄虚作假、超标购车，利用权力超编用车现象还时有发生。由于不少车辆成了领导“专车”，普通人员有公事，也得排在领导的私事后，许多单位办事人员难以享受到公车带来的便捷。在采访中，很多人认为，公车要走出泛滥无序状态，必须走法制化之路。对公务用车进行改革，就要取消一部分人的特殊待遇。大多数国家都严格限定公车使用范围，一般都规定专车只能用于公务，不能用来办私事。发达国家公务用车一般直接分配到各部门，各部门负责统一调度使用。由于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会开车，所以专职司机很少，一般官员使用公车外出都是从调度室领取钥匙后自己开车。政府公务用车都有明显的标志，开公车办私事很容易被识别曝光。公务车只限有关人员执行公务时使用，不得以任何名义私用，未经授权私用公务车将受到惩罚，包括临时或永久取消其使用公务车的权利、扣除一个月工资甚至开除公职。意大利西西里岛墨西拿市市长布赞卡因私与夫人乘坐公务车到距墨西拿市约400公里的地方旅行，就被意大利消费者协会以利用职权、损害纳税人利益告上法庭，被判处6个月监禁。由于受公务用车数量的限制，并非每一个公务人员都能享受用车的待遇，为此，一些国家对因公务而无法安排公车的人员给予适当的补贴。印度政府对于那些没资格使用政府公车的一般官员每月给予一定的交通补贴。补贴多少，根据其级别而定，其补贴数额分别为1000卢比、800卢比、400卢比(5卢比约合人民币1元)不等。交通补贴同每月的工资一起发放。在特殊情况下，因公在外租车费超过补贴数额，职工可写明理由申请报销其超额部分，多数情况下自理。德国一般官员办理公务时，可动用单位公车，也可乘出租年；上下班原则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芬兰政府的司局级官员执行公务时通常是“打的”，一般工作人员经领导批准也可以乘坐出租车办理公务。因公乘坐出租车者经过严格的登记手续后，领取一张出租汽车卡。车卡由出租汽车公司联盟与银行共同发行，可供一次性使用。严格控制公车调派，制定公务用车公里数计划额度。不少国家对公务用车都配备专职司机，公务用车由专人保管、维修，保证性能良好，使用安全，使用完毕及时交回车库。因公外出需要用车者首先要到有关管理部门填写用车申请表，经负责人签字后才能乘车。专车也有用车登记卡，登记内容有出车时间、事由、公里数等，并且要定期上报主管部门。 5．2008年8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531号国务院令，公布《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条例》包括6章43条，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规旨在推动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等公共机构节能，提高公共机构能源利用效率，发挥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中的表率作用。《条例》要求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机关事务工作的机构会同同级有关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制定本级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公共机构应当实行能源消费计量制度，区分用能种类、用能系统，实行能源消费分户、分类、分项计量，并对能源消耗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纠正用能浪费现象。 6．2009年年初，中央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的通知》，对党政机关厉行节约提出了八项具体要求。中央两个文件下发后，各地区、各部门迅速行动，积极采取措施，认真研究部署，精心组织实施，狠抓工作落实，厉行节约工作逐步深入，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果。2009年，江西省出台《加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规模，对各级党政机关因公出国(境)经费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并实行零增长，计划出访总数和经费支出都要在近3年平均数基础上压缩20%以上，从严审核、审批因公出访团组和人员。江苏省统一编制了全省因公出国(境)任务报批、审核、审批责任人名册，对出访任务的必要性、报批材料的真实性、行程安排的合理性等从严把关。在审批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有保有压，对党政干部出访审批从严，对一般性考察团组审批从严，对双跨团组审批从严。今年1～6月份全省共否决团组出访申请86批、599人次，压缩刚组成员、出访天数和出访国家数40批。2009年9月11日，中央贯彻落实厉行节约要求和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情况汇报会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党政机关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和人次与近三年同期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55.36%和53.23%；中央部门共压缩出国(境)、车辆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费用5.97亿元，各地区共压缩152.09亿元。 7．2008年8月，湖北省开始对全省各省直机关能耗情况进行统计，将公务车用能也纳入了统计范围。从2008开始，湖北省直机关的能耗统计每到半年和一年都要上报一次。此次能耗统计的是2005—2007年度省直机关能耗情况，统计的部门包括省委各部委，省人大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厅局，各人民团体以及省直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统计内容包括省直各部门、各单位办公建筑的基本信息，建筑用能(水、电、气、油、供暖等)能耗数据，公务车用能数据，办公用品消耗数据等。此前，湖北省制定的《省直机关节能工作实施方案》中提出，政府采购、公务用车、机关建筑节能为节能工作重点；要定期公示各单位耗能情况，督促能耗超标单位进行整改；争取到2010年，湖北省直机关水电等能耗比5年前减少20%，基本建成节约型机关。湖北省将严格禁止超标超编配备车辆，推广使用国产、小排量、经济型轿车，除特殊需要，原则上不再配备越野车。公务用车要推行单车核算制度，实行加油定点、一车一卡，提倡集中乘车。省直机关还将选择部分建筑进行节能改造试点。据统计，建筑运行能耗约占全社会总能耗的27.5%，其中公共建筑能耗大大高于普通居民住宅能耗。省机关事务局有关人员介绍，开展能耗统计主要是为了反映省直各单位节能降耗成效。开展能耗统计，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能源的消费与使用状况，能够准确地反映省直各部门节能降耗工作的进展情况。省机关事务局要求，省直机关要明确专职人员进行能耗统计，要建立起严格的能耗统计报告制度，保存能源计量原始记录和统计台账，逐步建立完善能耗统计报告制度。从2008年开始，10月底前省直各单位的能耗统计将完成。省直机关的能耗统计每到半年和一年都要上报一次，省直机关节能办将定期通报各单位能耗统计报告的情况。 8．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为确保援助地震灾区的物资质量，山东省对援助物资项目实行政府采购，并开辟资金拨付“全天候绿色通道”，确保优中选优，全力支持抗震救灾。汶川地震发生后，山东各级财政部门积极行动，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多方筹措资金，全力支持灾区抗震救灾。截至5月底，各级已累计安排资金7272.5万元，专项用于购买抗震救灾物资、设备、设施等。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山东省财政及部分市财政开辟资金拨付“全天候绿色通道”，做好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救灾捐赠资金汇缴，提高资金拨付效率，保证各类捐赠资金以最快速度缴存，确保了所有救灾款项均在获得审批后当日拨付，及时安排用于支援灾区。为确保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的公开、透明，山东各级财政部门严格执行救助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实行专人管理、专账核算，并主动加强与当地纪检、监察、审计部门沟通协调，密切协作，切实规范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物资的监管。对物资采购等项目，凡条件允许的，一律实行政府采购和公开招标，择优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资金效益。 9．政府采购制度是近年来我国在建设节约型政府过程中的一项新制度，在各地的政府机关中收到了较好的效益。据统计，内蒙古赤峰市政府采购中心自2002年6月17日成立以来，本着公正透明的原则，共操作业务547笔，完成采购人委托的采购预算42356万元，实际支付35554万元，节省财政资金6802万元。5年多来，赤峰市政府采购中心每年都要对全体干部职工分期分批进行《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和培训。为了预防商业贿赂，该采购中心通过建立教育为主、制度约束、监督促进的廉政建设模式，将依法采购、高效廉洁、诚实守信、周到服务的工作准则贯穿到采购工作的各个环节。该采购中心根据不同的采购方式以及项目特点，结合赤峰市政府采购管理的实际情况，除了在规定的中国政府采购网和《中国财经报》上发布信息外，还把该采购中心的网站与国内知名网站对接，及时发布工作动态和业务信息，定期发放调查表反馈采购人和供应商的意见，并且与其他市进行工作交流。实际上最早采用政府采购制度的是美国。美国是联邦制国家，除联邦政府制定完整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程序外，各州和地方政府都有其自己的一套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和程序。美国政府采购立法始于1809年，联邦政府采购涉及的法律、法规相当广泛，有专门的联邦政府采购的法规，还有与政府采购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多达4000多个，可谓浩如烟海。在美国，签发政府采购合同的权力来自宪法。《联邦采购法规》(《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FAR”》)是专门的政府采购法规，比较详细地规定了最重要的采购制度和政策，使得政府机构能够按照该法规具体实施政府采购。FAR由联邦政府采购政策办公室负责指导实施，对FAR的修改是由政府采购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进行，然后提交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厅内设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进行最后的修订。最后，在所有修改生效前接受公众的评议。联邦政府机构根据FAR制定自己的采购条例，针对其特定的要求和合同作出规定。 10．日本是世界上第二经济强国，然而无论日本政府，还是民间都有一种清醒认识自身资源不足的基础上树立的忧患意识，因此节约成了日本民族的传统。日本政府在节约资源的诸多方面无不身体力行，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在东京、大阪、石川、小松等都市县政府，你都能感觉到政府部门在资源节约方面起到的示范作用。为节约办公资源，方便民众办事，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实行集中办公。公务员的办公面积有严格规定，不搞特殊化。部门与部门之间，同一级别的公务员之间基本没有差别。政府的办公用品很普通，甚至比较简陋。会议室的椅子、桌子都十分轻巧、结实，设计也很人性化、舒适度高。这些桌椅架子基本为不锈钢，材质好，重量轻，结构简单；桌面为复合材料，工艺水平较高，经久耐用。许多办公桌椅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包括计算机在内的许多办公设备是租借社会专业租赁公司的。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节约开支，控制行政成本。为了节约政府开支，日本仓吉市市长长谷川稔主动向自己“开刀”。自2005年7月1日起，长谷川稔率市政府职员共370人承担起市政府的清洁工作，大家轮流利用下班前15分钟打扫。此举每年可为该市节省350万日元。从2006年6月1日开始，日本政府部门带头节约用电，在全国推出了节能装活动，规定所有政府机构的室内空调温度提高到28℃，而负责这一活动的环境省已于半个月前进入临战状态，所有职员穿不系领带的节能装上班，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甚至下令，系领带的职员一律不得进入她的办公室。为此，日本全国一年节约电力上千万度。在日本政府大楼里，看不见笔记本电脑，日本是上网最便宜的国家，但一般公务员工作时间不能上网，需要联系就用电话或传真。政府机关开会用的讲稿经常是用已经过时的新闻稿的背面打印，从不用未使用过的纸。政府机构发给新闻单位的新闻稿和相关资料，基本上都是双面复印的。这样做虽然会给工作人员带来些小麻烦，但可以减少50%的用纸量。长此下去，省下来的资金是相当可观的。在使用公务车上，日本政府也有严格规定。专车原则上只能在领导执行公务的时候使用，不可用其办理私事。但是，大臣和副大臣的通勤属于公务，他们可以由专车接送上下班，但局长一般情况只接送到车站，然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一般的公务员因公外出用车规定很严，如果是离机关不远，基本上都是步行，如果离开机关比较远，大多骑自行车去。为此，总务省还为每个局配备了自行车。需要带资料等物品的人员，或乘坐一般公共交通工具不是很方便的人员才使用公车。一般政府公务员出差，乃至到国外出差，都乘坐电车、公共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利用公共交通设施出行。日本任何政府机构和部门都没有接送机关工作人员上下班的班车，工作人员上下班全部利用电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为了减轻员工的交通费用负担，政府给机关工作人员发放交通补贴。交通费用的补贴原则上是根据居住地到办公场所最短距离的实际所需交通费的数额，采用实报实销的政策，但有最高限额。不过，享受专车接送的领导干部不享有交通费补贴。事实上，不但日本如此，很多西方发达国家，节约能源的许多具体措施，都是从政府部门开始。政府用车带头采用低排放和高能效的车辆。例如，加拿大由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和环境部协调确立了政府用车所要实现的环保目标，并通过“绿色采购”政策和其他配套措施来削减车队和其他领域的能源消耗，大幅度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美国也已广泛实施了政府清洁用车方案。英国等欧盟国家，实施财税减免等政策，鼓励公司购买和使用清洁省油的车辆。这些政府节能环保用车的经验，的确值得我们在建设“节约型政府”活动中认真借鉴。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2006年8月11日，这一天是海淀区城市管理监察大队为期二天的联合整治行动的最后一天，也是这个大队海淀分队副队长李志强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当日16时50分，在科贸电子商城北侧，李志强率领的城管队员们在集中打击无证商贩行动中，遇到了正在经营烤肠的无证摊贩崔英杰。城管队员随即没收了崔英杰的三轮车。正当他们准备撤离时，崔英杰手持切香肠的刀子，举刀猛刺副队长李志强的颈部，随后迅速逃离。李志强动脉气管被切断，最终因抢救无效因公殉职。他因此而成为了北京城管成立9年来，首位因公殉职的城管执法人员。 据了解，今年以来，北京市城管队员与商贩发生冲突，城管遭遇暴力抗法事件76起，共89人受伤。 从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开展全国第一个综合执法试点到现在，全国已有80多个城市建立了城管队伍。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独立的法律文件产生。查阅北京城市执法局的文件汇编可以见到：1997年的第12号《关于在北京市宣武区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扩大区域的工作的通知》，或是2003年市政管字第342号《北京市区县城管监察组织行使的职权》等文件。没有一个针对城管的专门和独立的法律法规，城管综合执法只能参照其他相关法律。 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是最早肯定综合执法的法律文件。其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 接二连三的城管“暴力”事件报道，似乎向人们显示了中国城管日益陷入暴力冲突的怪圈。 3月13日，兰州。据《兰州晨报》报道，一位从临洮到兰州靠蹬三轮为生的小伙子，在兰州西站果菜副食批发市场附近遭到几名七里河城市管理执法局城管的殴打致使昏迷。 5月4日，北京。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和义南苑北里小区，一名黑摩的司机在“逃跑”过程中，被紧迫不舍的城管协管员用砖头拍中前额，造成头部凹陷骨折。 7月31日，深圳市。《南方都市报》报道，深圳市城管联动执法大队在龙华执法时，龙华街道办城管执法队数辆车卡死市城管执法车，质疑他们的合法身份。随后，6名市城管队员遭到 30多名街道城管队员的殴打。他们的手被反绑在背后，裤子被当街扒下，并被扭送到公安机关，此事引起举国哗然。 8月12日，中央电视台“中国周刊”节目播出专题片《17秒的暴力》，讲述了8月4日下午，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三轮车进入石家庄火车站广场拉客，违反了石家庄市相关规定，招致五六名城管人员的殴打。一位姓杨的女士用手机拍下了这17秒的暴力场面。 “我们也没办法，有规定就得执行，有法必依，他们违反规定，我们只能照章办事。”海淀区城管队员李伟说，当碰上骂人和围攻的情况时，“不强硬一点能行吗?” 今年5月，海淀区马连洼城管分队曾尝试过和外来经商人员举行座谈，进行沟通。北京城管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市城管执法系统有5000名工作人员，按照北京城市人口比例配比，每10000名市民配备的城管队员不足3名，让城管执法人员和所有的小商贩们谈心显然并不现实。 李志强死后，接受采访的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宣教处处长郭勇说，“发生这样的事，一点也不意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就在李志强披授予烈士不久，8月23日，在北京海淀区大紫寺路上，一名卖西瓜的女商贩拿着水果刀挥舞着对前来查扣的城管队员大喊：“谁敢上我的车，我就捅死谁。” 尽管没有造成新的流血事件，但这一幕代表着，李志强事件决不会是最后一次。 8月18日中午，北京海淀的中关村街道旁，一排8个无照小贩在卖盒饭。云腾时代公司孙龙涛买了盒饭，他坦言对记者说，自己如果上班，差不多每天都会买小贩的盒饭。他公司的员工也大多如此。他说，虽然附近商城有吃饭的地方，但中关村这么多人，根本没法满足需求。他认为中关村一半的人都在吃无照商贩卖的饭， 一位来自山东的22岁刘姓摊贩对记者说，去年他被抄了8辆车，今年抄了2辆，罚了8次。他说海淀分队的城管很厉害。在被记者问到，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进市场去卖货时，他的22岁的老乡赵鲁说，市场进不去，摊位少、位置偏、摊位费太贵。 35岁的小贩王志军，在8月11日那天披抄走了卖水果的三轮车。失去车后，他捧着一个保温箱在卖冰箱饮料。他说，并不是没试过干其他职业，但都不好做，比如去打工，老板有时会不给钱。 做无证商贩，风险如此之大，究竟收入几何?一些小贩向记者含糊地承认，一个月收入近 2000元。而进入市场去做有执照的商贩，据北京市社科院管理所所长张耘了解到的情况，每月的摊位费，通常在1000到1500元 城市管理广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志愿者对记者说，“城管是一脚定乾坤”，就是抄摊儿。 城管队员王剀力(化名)，在没当上城管队员时，看见过城管队员在街上抄摊儿、“我当时无法理解”，他说，“成桶的白米饭最后被倾倒在垃圾堆上。后来，当上了城管队员，没想到我也开始抄摊，我是不得已。但‘李志强事件’后，我现在很困惑。”王剀力的困惑，在城管队员中非常有代表性。文明执法，犹如秀才遇见兵，恐怕不能解决问题，只好“一脚定乾坤”，用城管们的话说，这是最高效率的方式。“身为城管，在其位谋其职，我没有选择。”王说。 而用海淀城管大队队长尹肇江的话说，北京有30万无证摊贩，而他们城管仅有5000人。“一个城管要面对60个无证摊贩，不想用暴力都难。” 1997年北京市宣武区城管监察大队成立时只有5项职能，但是9年过去，历经3次职能扩张。到2002年时扩大为8项职能105项行政处罚权。到现在，已经包括了13大类共285项行政处罚权。涉及范围之广，从市容环境到工商管理，从城市节水到公安交通，几乎无所不包。井盖丢失、下水道排水口堵塞、燃气管线漏气、违法停车、毁坏绿地、施工现场扬尘、黑导游等等各种杂事，都在城管的管辖职责之内。每当城市发展中出现了新的问题，城管管辖的范围就有可能扩大一次。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行政法专家马怀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时指出，现在城管成了矛盾的焦点，它集中体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规模在迅速膨胀，流动人口在不断增加，流动人口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医疗问题，这些问题城管是解决不了的。城管的权利只是完整的执法权力中的一段，或者说末端的权利，就是处罚权。它没有前面的管理权。比如商业部门负责商业网点的布局，城管只负责取缔，没有执照就取缔。但有时候这种布局可能就不合理，比如这里原来有商业网点，在开发商开发房地产用地之后，这些网点都拆了，卖了，无法满足这些社区的消费需求。这就会出现游商，无执照摊贩，城管又只负责取缔，这样就必然会出现冲突。 马怀德强调指出，我们的城市管理不能为了追求城市管理的洁净、整齐、文明，就一刀切地把所有看不惯的东西都赶出城外。这可能达到了城市整洁、文明、花园城市的要求，但实际上又失去了很多，失去了老百姓需要的便民服务或者不同层次的消费要求，让一些本来在这里就业、维持生计的人失去了市场。而且，可能一时解决了问题，但是从长远来看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城市管理者要承认现实，要面对现实。 “城市管理要搞，也要让农民进城卖桃”。今年6月份，在视察河南时，温家宝在洛阳市农村考察期间，询问农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一位农村妇女直言不讳地告诉总理，桃子熟了不能进城卖是最大的苦恼。 为了创建文明城市，洛阳市在今年出台了一个规定，对卖桃的农民设了“禁令”，没有固定摊位和证件的果民就进不了城。“偷着进来的，城管员逮住就罚款200元。”对大多数农民来说， 200元钱的罚金足以让他们对城市望而却步。 温家宝的话在洛阳市很快得到了实现，洛阳市政府改变了原来的决定，在城区原有农贸市场的基础上，增设62个瓜果直销点，发放果农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让果农进城搞直销。 洛阳市的事情并不偶然，全国其他城市依然有类似的壁垒，2005年南京市规定农用车不许进城，由此导致农民无法进城卖瓜。郑州市也规定从2005年起全面禁止农用瓜车进入市区，该市还规定，农用瓜车强行闯入市区将被处以1500元的罚款，瓜农还有可能遭受拘留15日以下的处罚。今年，合肥市提出创建“无摊城市”的设想，据此禁止农民当街卖瓜。 “也要让农民进城卖桃”的讲话在媒体上得到了宣扬，有些城市悄悄地放松了禁令。但还有一些城市仍然把农民拒之城外。显然，国家总理不可能四处奔走处理“让农民进城”的问题，但这样的思路应该会给政府部门以更多的启示。 “从我个人观点看，大部分游走于街巷间的商贩所经营的品种多是蔬菜、水果、简单日用品等。他们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满足或方便了市民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这类游商与市民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关系。”北京社科院马晓英研究员说，“我们需要反思的是现阶段市场分布是否能完全满足或方便市民的需要”。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作为城市边缘群体的外来人口，虽然大多在城里处于社会下层，但其处境仍然明显比在原籍时要好，同时他们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更需要社会安定并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但现在恰恰缺乏这样一种秩序，而现有的秩序要求他们退回去，或者另找出路。 在饭碗的背后，是社会秩序面临重新调整的困难。“重建一个社会秩序、一个规则，首先就是规则要有合法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说，要让人在这个规则上有活路，这样的规则才会被认同。三、申论要求

1.新华网贵阳9月25日报道：建设部官员披露，中国662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形象工程”。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王天锡说，由于一些城市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仍较为突出。宽马路、大广场、豪华办公楼等，无论在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他举例说，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一个5万人口的城市，却要修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的笑话。 近五分之一，也就是四千多个!相信这个数字还是保守的，因为这还只是建设部作的统计，其他方式的“形象工程”诸如办节办会、“面子工程”、“文化形象工程”等，当不在计算之内，还数不胜数。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热衷于搞这些群众深恶痛绝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其原因不言而喻，其危害也尽人皆知，但是，竟然泛滥到全国五分之一城镇在大搞特搞的规模，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2．据《新京报》7月22日报道，为了筹办“姓氏文化节”，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要修建一条20公里长的“迎宾大道”。此外，还要投资1.495亿元改造文物保护单位太昊陵庙，投资3000万元建设姓氏文化节的主广场，还有滨湖福文化广场、滨湖亲水游园等共十项重点工程。 其实，类似这样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时常不绝于耳，屡屡见诸报端：地处苏北革命老区的盐城要投资十多亿元建设30家星级酒店；身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河北沧州，虽然教师工资不能按时发放，却能动辄几亿元大兴土木，又是修文化广场，又是建豪华大酒店。 或许有人要说，借助一个“节”实现淮阳经济建设的“跳跃式”发展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出发点。是的，如果能够一下子拿下这么多的建设来，淮阳的城市面貌与整体投资环境肯定会来个大变样，或许真的能够带动一下本地的经济发展。可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级扶贫县有这么多的建设资金吗? 当然没有。淮阳是一个国家级扶贫县，去年全县实际完成财政收入1.1亿元，财政支出却达3.35亿元，2002年乡镇债务达2.7784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1389万元；村级债务达1.2348亿元，每村合24万元。大多数乡镇5个月没有发薪，有的乡镇去年还欠着4个月工资。而这十项重点工程建设需要的大部分资金主要通过当地干部群众的“融资”来解决。 3．据中国青年报7月14日报道：革命老区湖北省黄冈市的形象工程——东方广场，因挪用国债资金、挤占安居用地而被列入“审计清单”。如今广场变成了杂草丛生的“撂荒广场”。没有建成的部分闲置无人过问，成了免费的练车场。建成的广场夜晚上一片漆黑，人迹寥寥。面对东方广场目前的局面，当地上上下下都觉得为难。一方面没有经济实力将规划完成，另一方面，空地又不能无限期闲置。这一“形象工程”已成为一块难以愈合的伤疤。 另悉，7月15日的《世界商业评论》有一篇题为《湖北黄冈：“形象工程丢了政府形象”》的报道：下鄂黄长江大桥，穿过不足六公里长的明珠大道，就是东方广场。广场以106国道为界，南边绿草如茵，有灯光有音响，颇显气派；而北边更大的一片，却是空空荡荡、坑坑洼洼，有些杂草甚至高过人头，显然搁置已久。一了解，这里正是规划中建广场和黄冈市新办公楼群的空地。 农民老杨的家就在东方广场旁边，他所在的新桥村为东方广场贡献了100多亩耕地。老杨指着广场空地说：“这里以前是水稻田，每年可以收一季水稻和油菜。当初征地时说，要建成老区的天安门广场，但地被征后一直都空着，除了搞过两次东坡文化节，没做过别的用途。倒是不时有人来练车，成了免费的练车场。” 事实上，新桥村的土地资源十分紧张。新桥村二组村民反映，如今组里人均只有2分地，一边是村民没地种，一边是土地白白荒着。广场的边边角角，不时可见农民种上一小块一小块的绿豆、花生、玉米等。附近的村民告诉记者：“看着这么好的地白白空着，我们心疼啊!村民只好插空在广场边上种点作物。” 4．2004年4月27日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江西省吉安市是一个中等城市，按照国家规定这类城市的主干道宽度最多不得超过55米，然而当地却要兴建一条136米宽、长约5公里、双向八车道的“世纪大道”，远远超出规定标准。不仅如此，该市在建的17条路和计划建设的8条路，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为修建这条主干道，当地政府从去年四月就开始组织拆迁，一些刚刚兴建的住宅楼也被划入拆迁之列。今年2月份，国家建设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对超标准的宽马路、大广场项目一律叫停。可是，该市违规的世纪大道项目建设并没有真正停下来，紧锣密鼓的拆迁仍在进行。 5．牛玉儒，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原市委书记，2004年4月22日被查出患有结肠癌肝转移，8月14日于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其间共计115天，终年51岁。 牛玉儒曾说过：“城市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一个落后、破烂的环境是永远吸引不来投资的。”他带领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不是视察城建，就是考察开发区，为城区改造，环境美化，倾注了极大心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网站上有一篇署名王海波的文章《为什么牛玉儒没沾上“形象工程”?》(摘选)： 为这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留下了永载史册的丰碑的见证就是两年间城市环境大变样，招商引资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显著提高。尤其是，不少城市在改造过程中，“形象工程”频出之际，牛玉儒对呼市城市改造非但没招致怨言，反而被市民誉为“造福工程”、“民心工程”，原因何在? 关键在于，其工作的出发点不是树立形象、捞政绩，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他的指示下，两年间先后对十几条干道进行了拓宽改造，今年一年就新增道路面积200万平方米。市民提高了生活档次的同时，外地客商也觉得干净、靓丽和舒心了。 “当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人就是决定一切胜利的关键。”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都与搞“形象工程”格格不入。因此，杜绝“形象工程”的道理已经无须多讲，今后再出现类似的有损党和人民关系的问题，就应该首先反思选人、用人出了什么问题。 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2005年5月17日，记者从共青团中央了解到，2005年团中央将举办“青年职业技能 鉴定周”活动，并努力使之成为青年技术工人的“技术高考”。 2、目前，福建省制造业从业人员已占产业工人总数的40%。但是，福建制造业同时也面 临着高级技工短缺。在各类企业技术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所占比例仅为6.11％、1.24%和O、27％，明显低于国家要求的“十五”期间高级工占到技术工人总数20％的目标。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将缓解该省当前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严重匮 乏的矛盾。 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 示，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14％以上，供求 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调查还发现，企业当前最急需人才的前三位人才依次是：营销、高级技 工、技师和高级技师，分别占调查企业需求比例的14.4%、12.1％和10.9%。值得注意的 是，一般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较强烈，排第六位，占调查企业需求的8.9％，加上企业对高级技 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需求，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例占31.9％。 4、2004年二季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3城市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各 技术等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技师和高级技师严重短缺。企业对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和初级工的需求人数与求职应聘人数之比分别是2.4：1、　　2.1：1、1．8：1、1.5：1和1.5：1，目前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已经大于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 求比。 5、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江苏省 无锡市2004年二季度劳动力市场制造业的用人需求所占比重分别为40％，为所有行业的第 一位。二季度企业登记需要275名高级技师和技师，但没有一个人应聘；高级工的需求与应 聘人数之比已经达到4.8：1，中级工和初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分别为1．5：1和　1.7：1。 6、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三省，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更是严重短缺。据2003 年底调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的比重，辽宁为8.8%，吉林为7.1％，黑龙江 为　6.1％。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的上海，此比例也只有9.4%。 7、广东省2004初对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306家企业的调查，有128家企业急需招 聘技术工人1．8万名，而应聘人员中符合企业招聘条件的则相当少。此外，调查还表明，熟 练工和技校毕业生最受企业欢迎，不论性别，都十分抢手。 8、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技能人 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势头。据测算，到“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 者需求总量将增长20%～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预计增长15～20个百 分点，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 9、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 示，大多数企业名义上开展了培训，但实际上用于职工培训方面的花费并不高，2003年企业 用于就业人员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仅为195元，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职工工资总额的 1、4％，未达到国家规定1.5％的最低比例。与此同时，一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后，存在着急 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职工重使用轻培训，甚至只使用不培训。这次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 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其中，职工教育经费用于技术工 人培训的比例在20％以下的企业占58.5％，比例在20～50％之间的企业占26.9％，比例在 50％以上的企业占14．6％。 10、尽管技术工人的短缺早已出现，但技工教育培训的发展还难以适应。一些大学的专 业及课程设置没有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规划，有较大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 重，造成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如近年教育部布点增长最快的10个专业，其毕业生的就业率 在2002年全面下降，其中艺术设计下降了21.6个百分点，就业率仅为59.7％。尽管目前各 类职业学校已达2万多所，但以培养后备高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只有200多所高级技工 学校和技师学院，且由于经费不足，规模有限，设备设施老化，毕业生待遇未得到很好解决， 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大批高技能人才。 11、目前，我国不少企业遇到技术要求高的产品订单，由于工人技术达不到要求不敢 接，令厂长经理十分头疼。一方面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导致“读书无用论”沉渣泛 起；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因人才匮乏而不敢揽“瓷器活”，造成效益滑坡。在众多的劳务市场洽 谈会上，不少单位招收车工、铣工、焊工等，待遇丰厚，但报名者寥寥，许多招工单位发出了 “找个好钳工比找研究生还难”的感叹。 12、2001年9月，河北省城调队对该省制造业的149家企业技术工人水平现状进行了调 查。结果表明，一成以上的工人不能掌握高新技术或进行技术改造，完全能胜任的企业有24 家，占16.1％；基本可以胜任的企业有108家，占72.5％；不能胜任的企业有17家，占11.4％。 1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介绍说，为了培养我国的技能人才，国家在全国设有 3790多所技术学校。但是，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当工人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因此学生不 愿上职业技术类学校。每年招生时大多数这类院校门庭冷落，有的竟然无人报考。其实按 国家规定，技术工人应享受同级工程技术人员待遇。据调查，有35.1％的企业高级工收入比 助理工程师高，只有7％的企业出现相反现象。在技师、高级技师与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的比 较中，多数是基本相同或略高于同级的工程技术人员。 14、目前，我们社会存在严重的鄙视工人的倾向，绝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 学，而不是读技校当工人。就连某位曾获“全国十大杰出工人”称号的家长也明确表示不希 望自己的孩子上技校、当工人，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将来上大学、搞科研或当企业家。这种 情况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希望孩子读大学，即使孩子成绩不好，也要千方百计让他们上普高， 再赖也要上个中专，为上大学做准备。至于上技校，那是不得已才走的路。向这些家长宣传 “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等道理，他们是听不进的。在这种欲望的驱 动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迅猛发展，高校招生扩了又扩仍供不应求。“九五”期间，高校和高中 招生分别以150％、140％完成计划；而同一时间，中专和职业高中只完成招生计划的80％， 大量学校因生源不足而停止招生。 15、据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介绍，目前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品每年 的损失近200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 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在近几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中，有一半以上 是因为职工岗位意识不强、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这是Y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五大队大队长小李最真实的写照。 刚从事城管工作时，小李几乎从早忙到晚。白天，小李进街道、进社区做调查，化解矛盾，主动向有经验的老同事虚心请教；到了晚上，他自学相关法律法规，研究各类城管执法案例，提高执法“硬实力”。 不到半年时间，小李就从一名城市管理的“门外汉”转变成为干群认可的“政策通”。 城市管理是一项烦琐、冗杂的工作，小到查处小商小贩违规占道经营，大到拆除违章建筑，巡查、规劝、执法……小李经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脚痛发麻、口干舌燥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第二天早上，他又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巡查现场。 城管执法中遭遇干扰，对城管队员们来说是家常便饭。10月中旬，小李值班时接到协管队员的电话，有位红薯摊主多次违规经营，这次因为被扣下游摊就躺地不起，引来众多围观群众，小李立即赶往现场处理。 “我赶到现场时，有两个红薯掉在了地上，这很容易引起围观群众的误解。”小李说，此前，队员在暂扣过程中难免与摊贩有肢体接触，处理过程有些“不冷静”。 小李心想，要处理好这事儿，一定要争取摊贩和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这个摊贩，他是认识的，此前已经劝过多次，但对方始终不肯放弃游摊。 小李赶到现场后，先把躺在地上的摊主扶起，并捡起了对方的帽子给他戴上。小李一边拾起地上的红薯，一边说：“老师傅，你自己说说，我们是不是劝了你七八次了，占道经营是不允许的。”在小李好言好语的劝说下，摊贩承认了多次劝离的事实。围观群众得知真相后，纷纷改变立场，帮着小李一起把小贩劝走。 “今天，我们也不暂扣你的烤箱，但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在小李送走摊主的过程中，现场的围观群众纷纷鼓掌点赞。 小李说，硬性执法难以被群众接受。近年来，他们推行“7分宣传、2分劝导、1分执法”，最大限度地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想细点、多做点”，小李坚持“柔性执法”，用真情真意换取执法对象的理解与支持。 有段时间，Y县星河湾农贸市场临时占道问题严重，“脏乱差”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周边10多万居民的生活。小李主动请缨，带领城管队员拆除违法建筑、清理垃圾，查处占道经营违法行为。 整治行动中，小李创新开展城管执法换位体验工作。他和队员们脱掉执法服装，扮演流动商贩，主动和群众交流城管执法故事，介绍城管执法的重要性、艰辛和不易，用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经过半年时间的整治，星河湾农贸市场从“脏乱差”摇身一变成为“靓丽美”。 小李说：“古人常讲，教在法先。说的就是人心的教化要优于法制的惩戒。面对违法行为，一味地处罚未必是百试不爽的良药。与刚性执法相比，柔性执法通过一种贴心、柔情的方式，发出适当的提示，最终实现执法对象自觉遵法守法。”小李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让违法市民心服口服，同时获得广大群众的认可和称赞，把“文明经营，共同遵守社会规则”的种子种到了大伙儿的心间。 2．近日，空气质量较差的W市，因环保“一刀切”成了新闻热点。生态环境部通报称，生态环境部组织调查组明察暗访发现，W市R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平时不作为，等到要考核问责时急功近利搞“一刀切”，辖区部分街镇餐饮企业大面积停业，400余家板材企业被迫集中停产，25家货运停车场除1家兼顾公交车停放而正常运营外，其余全部停业整顿，严重影响当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映强烈。 早前，生态环境部出台《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要求对工程施工、生活服务业、养殖业、地方特色产业、工业园区及企业、采砂采石采矿、城市管理等易出现环保“一刀切”的行业或领域，严格禁止“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的敷衍应对做法。而生态环境部也曾致函被督察的省区市和公司，要求坚决禁止“一刀切”和“滥问责”行为，禁止层层加码、避免级级提速，特别对涉及民生的产业或领域，更应妥善处理、分类施策、有序推进，坚决禁止“一刀切”行为。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察的，督察组将严肃处理。然而，现实是，“一刀切”方式似乎已成为个别地方面对政治压力的常态做法。 不仅环保领域如此，在大量公共政策执行中，“一刀切”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为推进厕所革命，强制农户使用不适合当地的设计方案；为整治天际线，大量并不影响美观而有地标价值的招牌被强行拆除；为提升所谓的街道形象，要求所有商铺统一招牌的颜色、字体和大小，最后反而让街道因此失去了原生的活力而变得丑陋。 对某些地方官员来说，面对政治压力，采用“一刀切”式的硬性统一管理可以实现政绩速成，“拍脑袋”“一言堂”似乎很高效，可实际上这一做法往往无法发挥政策实效，反而造成恶劣影响。因此，有领导干部表示，“一刀切”就是一种“高级黑”。 “一刀切”近年来为何愈演愈烈?有些部门领导忽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差异，动不动以“下指标～齐步走”的方式部署工作，看起来似乎很有魄力，但因为没有经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最终政策落实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一些地方领导不顾及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硬性推行政策，看似“坚决落实”，其实是各种伤害民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乱作为。 而有些部门热衷“一刀切”，则是源于不愿放手市场和社会的“揽政”行为。个别地区简政放权改革迟缓，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的边界不清，对管不好或不该管的陌生问题，只能粗暴处理。其实，像街道招牌需要规范这种事，政府只需拿出一个适当规范即可，店铺自会让自己的招牌变得美观，政府要求统一，就属于典型的“揽政”。 “一刀切”的粗暴治理方式不仅直接伤害了民众利益和公共利益，还催生了新的危害。有些地方为了压制反对“一刀切”的异见之声，会借用一些偏颇的手段，从而激化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加剧了社会矛盾，完全违背了“权为民所用”的执政理念。 3．在“厚德务实、敢为人先”的精神引领下，D市将“厚德载物、阳光法治”理念贯穿于推进依法治市始终，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不断完善现代治理体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汛期来临之前，D市M县金山镇家和社区居民林义桃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每年汛期西街街面上的危房总让人担心，这几间危房既有公房也有民房，公房的拆除倒是没问题，但住在民房里的杨大爷不让拆，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社区。 作为家和社区的议事代表，林义桃联合其他代表主动承担起了对杨大爷的思想工作。“杨大爷，每天从这条巷子来来往往的还有别的人家，如果哪天房子倒塌了，要出大问题。”经过乡亲邻里的几次劝说，杨大爷终于同意拆除危房。 家和社区议事代表的产生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每5～20户按宗族、院落等自愿结成一个单元，联名推荐1名自己的议事代表，是为“定向产生”；议事代表对推选他的村民负责，定向收集意见、参与议事决策、反馈议事结果，是为“定向联系”。 村(居)民代表议事制度的实行让“笼统代表”变为了“具体代表”，让“替民作主”变为了“村民自主”，真正实现了村(居)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目前，M县已在全县127个村(社区)全面推行该项制度，构建了“支部领导、定向代表、议行合一”的基层依法治理组织体系。议事制度形成了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依法治理良好氛围，这一理念也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在D市推广。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D市围绕依法治权推进依法行政，通过建立三项清单规范用权、公开行权、主动还权、全面督权。 建立行政权力清单，清理公布市本级现有行政权力6444项；建立行政责任清单，对现有的107项行政审批大项、595项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小项梳理相应的责任清单，做到权责统一；建立行政效能清单，通过常态化监管、行政效能监察、网络监督、党风行风监督4种方式加强政务服务监督。 如果说三项清单能够推动权力依法规范高效运行，那么开展为民服务“阳光行动”则让权力置身于全社会的监督中。 D市“阳光行动”要求各级各部门构建网上阳光“晒台”，将权力事项清单、公务服务事项及服务标准、自由裁量标准、办件要求及样本、一次性告知清单和服务指南等进行晒权亮权，用阳光“消毒去霉”。 为了进一步培育领导干部和管理层的法治思维，D市市委、市政府还成立了法律顾问团，各县(市、区)、市级各部门都建立了法律顾问制度和会前学法制度，全市村(社区)全部配备了法律顾问。顾问团既能以法治理论研究推进法治建设实践，又能站在全省最优的高度上提升依法治理各项工作。 2月讲道路交通安全法，3月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4月讲劳动合同法，5月讲食品药品安全知识，6月讲防洪法，7月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家和社区有一支居民法治宣讲团，主讲人几乎全部是社区热心居民，每次宣讲都坐满了人，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既受欢迎又能达到普法效果。 由103人组建的D市依法治市法治宣讲团，已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宣讲活动230余次；机关干部、法律服务工作者和相关法律顾问组建了两类法律服务小分队136支，深入基层开展法治宣讲活动210余次，接待法律咨询6400余人次，发放普法宣传资料105万余份。 除此之外，D市在全市掀起了“谁执法、谁普法”的全城普法行动。 D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事故处理中组织当事双方“学法律、讲责任”，提供个性化法律咨询服务；以视频播放事故和交通违法案例，潜移默化地增强驾驶员群体法律意识；通过音乐交通台、交警短信及微博等渠道开展普法教育。 D市法院、各县(市、区)法院、市监狱、市强制戒毒所等被命名为市级法制教育基地。D市法院加大社区巡回法庭、社区法官工作站、诉讼服务中心三大普法载体建设力度，并推进司法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通过阳光审判达到普法效果。 4．H市城管局综合运用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起集感知、分析、服务、指挥、监察“五位一体”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管理模式。历经两年，H市成为全省第二个建成综合性智慧执法平台的城市，推动城市治理迈入智能化、规范化新阶段。 站在H市城管局数字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大屏前，城管执法人员定位情况、城市实时存在问题、案件办理进度等监测信息在大屏幕上不断刷新，辖区动态一览无余。据了解，这套智慧执法系统由“两个中心三个平台”组成，即指挥中心、数据中心和执法监察平台、执法办案平台、精细化管理平台。以此为依托，部门执法从传统监管模式迈向“智慧+执法”新阶段。 执法效率倍增便是直观体现。智慧执法系统的指挥派遣平台“多口归一”，整合了信息采集、视频智能分析、12319市民投诉、110和市长热线联动信息、市民微信诉求等多个案情来源，可实时生成标准化数据直接派单到各基层中队。“以前接到问题再派至基层，靠的是人工层层通知，中间起码隔着两三级，效率偏低。现在指挥中心可以点对点直接下达指令，如果事出紧急还能根据人员定位就近分配任务，实现了指挥的扁平化。”数管中心葛主任说。 智慧系统前端还配有6辆全景云台采集车、两架无人机、140多个高清视频监控，覆盖辖区重点监测点位，实现立体化、智能化监测。 平台连接起市辖7个区政府(管委会)、32个市直职能部门和企事业单位、35个区直单位、23个辖区办事处(镇)、196个社区居委会，共计293个责任部门，形成了“条块结合、部门联动、全民参与、齐抓共管”的大城管格局。 围绕市民关注的问题，利用移动执法终端进行简易程序案件办理和一般程序案件调查，实现全程电子签批，便携式蓝牙打印机现场打印电子文书，全面告别“手开单”，流程不可逆。“通过各类执法信息的公示，执法更加透明规范、有理有据。”该局执法支队法规科仝科长说，“行政执法人员外出执法，必须要佩带或者出示执法证件及有关执法文书，做好告知说明。这些规范既是约束，也是保护，大家都感到自己敢干事儿、能干事儿了。” 据了解，该平台实行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程序网上流转、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推进“线下巡查一扫街式执法”向“线上发现问题一现场精准执法”转变，实现了办案全过程可追溯。所有处罚依据按照法律法规自动生成，限制了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倒逼执法人员尊法、守法，杜绝所谓的“人情案”“油水案”。 目前，H市已建成省、市、区、街道办事处四级平台，形成“执法单元网格”，对全市所有网格实时动态监测，织牢了城市管理“网”。这样一来，一线执法人员全域全天候覆盖在网格内，有任何情况发生，就能第一时间发现、处置、反馈。 “执法就是服务。”既要节约执法成本，更要最大限度便民利民，这是建设此平台的根本目的。执法者可依托平台获得数据分析结果，梳理出热点执法类型和热点路段，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例如，通过车辆违停执法的数据统计，执法人员可以确定热点停车路段，进而科学分析，与相关管理部门协调增设停车位，从而有效改善车辆违停现象。通过大数据分析，一方面可智能研判动态性管理重点，通过数据比对，区别出重点管理对象加强监管，另一方面可跟踪执法人员案件办理情况实时监控，实现执法人员与管理相对人的双向监测。 变化的是载体，不变的是执法为民的情怀。一个信息共用共享、管理科学合理、服务主动高效的智慧平台，必将推动城市管理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静态到动态、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变。 5．2021年7月，一场以“创新治理，智慧执法”为主题的经验交流论坛在Q市举行，来自不同省市城市管理部门、政法系统的相关人士齐聚一堂，围绕当前城市治理中的创新执法手段应用积极建言。 主持人：在传统的观念中，城市管理大多需要工作人员“主动巡查”“现场执法”。通过上路走访调查，发现违法事实再进行整改处罚，付出了大量人力和时间来维持城市秩序。然而，执法队伍再庞大，也无法全天候监管整座城市的市容街道，还可能招致一些市民的抱怨和不理解。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信息化和智慧化监管方式成了新趋势，各地创新举措，不仅大大降低了执法成本，还使得各类问题发现更早、监管效率更高、居民享受服务更多。下面请几位代表团成员为我们分享各地经验。 A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徐局长：早在数年前，我市城管执法部门就开展了“智慧城管”的探索，旨在提高城管执法的效能和效率。今年上半年，全市城管执法系统共依法查处各类违法案件8．3万余起，同比上升66％。目前我们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引领城管创新转型发展新未来的主攻方向，推动网上办案、网上勤务、管理执法联动等六大通用系统不断迭代升级，开发了分类分级管控、非现场执法、“双随机、一公开”等若干模块，丰富了“智慧城管”的内涵和外延。从“手开单”走向“更智慧”，目前全市城管执法系统简易程序案件线上开单率已达82％，为基层全员配置了5G移动执法终端，整合线上勤务、执法办案、人员定位等功能，提升效率。 我们始终坚持执法为民的初心。全市城管执法系统打造了城管公众开放日、城管社区工作室、城管局长接热线“三大品牌”，这些为民服务的项目，也成为人民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比如，自2016年起，全市城管执法系统连续5年在7月15日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推出的真人秀系列短视频生动形象地普及城市管理知识和法律法规，让市民更深入地认识和支持执法工作。活动当天，某区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为期两天的“答题赢福利”线上活动，共吸引5．8万名用户参与。还有的区增设了“云上公众开放日”，通过多家新媒体平台，全面展示城管执法工作、改革成果及城管故事等内容。 B市某区委改革办潘副主任：处罚事项分属不同部门，以往大家各管一摊，不仅存在因权责边界不清，该管的管不到位的情况，还存在一个部门查一项，导致“执法扰民”。今年4月份，我们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背景下，上线了行政执法协同平台。同平台归集了每个部门的执法检查场景，同时匹配该场景下涉及其他部门的处罚事项，某个部门在平台选中一个场景发起任务后，系统就会智能匹配相关部门，多方形成合力，对场景进行“一次联合检查、处置所有问题”。此外，乡镇街道在处置诸如违法建筑、环境污染等痛点难点问题时，也可以在平台发起任务，“派单”请上级部门协同处理。并且，执法检查的全过程都将进入平台数据库，同时会形成数据分析，作为部门和人员考核的重要依据。这样的“一键发起——自动派发——处置反馈——评价打分——数据分析”全闭环业务流程不仅效率高，还注重人性化。 C省生态环境厅执法局稽查室刘主任：在过去，企业污染源的信息比较分散，缺乏有效应用，这样的局面从今年5月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智慧监管系统正式投入使用开始，就彻底扭转了。以排污许可数据为基础，监管系统汇聚了在线监测、固废危废、建设项目等污染源全生命周期数据，通过大数据分析，全方位、立体化、精细化监控污染源环境守法情况，成为我省生态环境执法的“智慧脑”。 全省26万余家排污企业，每家企业都有一份实时更新的“环境健康体检报告”。健康体检指标体系满分100分，累计扣分、下不封底。比如企业每出现一次‘责令停产整治’扣24分。分数越低，企业的环境风险越大；分数越高，企业环境守法工作做得越好。通过对企业体检打分，确定高、中、低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执法监督，能够提高执法精准度，有针对性帮扶企业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系统还搭建了环境执法预警指挥调度中心和多个业务模块，可自动判断变化趋势、预报环境风险、实时推送预警问题，精细辅助执法决策，优化执法方式，规范执法行为。目前，该系统的智慧化程度已经可以达到国内的领先水平。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1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他们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相应的物价水平也是水涨船高，但基层干部的待遇却没及时跟上。现实中，基层干部因“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而辞职的事例可谓不少，他们肩负着“上要养老，下要养儿育女，供子女上学读书”等责任，生活压力大，买房、购车是奢望，实为“薪苦”。 乡镇干部的提拔难问题也一直为舆论所关注。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易新涛教授曾撰文指出，由于乡镇党政机关处于“金字塔”底端，干部的层级低，领导职数少，就地晋升机会近乎零，越向上走，职位越少，竞争越激烈。因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都是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级别间走完个人仕途。 而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在村组范围内根本没有任何上升的可能，同时由于农民身份的制约也很难在公务员序列中寻求上升的空间和渠道。 近些年来，大学生村官也存在上升渠道不畅的问题。有媒体在实地采访时发现，有的大学生村官到了村里完全是“零起点”，既无编制、工资作为保障，也无土地、人脉发展产业，3年时间想要干出成绩非常困难。有人直言：“3年后，我还要重新找工作，这么努力干什么?” (2)基层干部身处一线，是中国复杂国情的“亲历者”。中国各项改革任务都要靠基层干部去落实，各种发展目标要靠基层干部去实现。这要求基层干部应当享有与工作内容相匹配的尊严和权威。但现实中，基层干部还普遍面临尊严缺失的问题，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是，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地方上落实得不好。很多基层干部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他们权力最小，掌握的资源最少，能够动用的手段极为有限，却要为所有政策落实不力负责。一位乡镇干部反映：“出台一个好的政策不难，而要把好政策落实好，绝不是出台文件，然后层层落实文件那么简单。”中部某省一乡党委书记说，他要签订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许多责任状，哪一项落实不好都要被一票否决，“感觉自己疲于应付各种上级布置的任务，领导说啥就要干啥，落实不好还要挨批评，这样的角色很难让人感到有尊严”。 除此之外，乡镇搞发展也面临很多部门制约，为了获取支持，乡镇干部不得不看很多部门的脸色，许多部门故意制造困难、吃拿卡要。一位基层干部说：“大家都是为民办事，我们办这些事又不是为了自己，这些部门摆摆谱不要紧，我们的工作都开展不了了，还谈什么尊严。” (3)某刊刊发《乡镇干部盼什么?听听他们的心里活……》，引发网友强烈共鸣，其微信读者留言上千条，以下是部分留言摘录： @冷暖自知：编制外的乡镇干部多得是，像我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期满之后，直接转为后勤人员，干的一样的活，承担比公务员、事业编多几倍的工作量，领着比公务员、事业编少的工资，没有车补，只能看着他们加工资。怎么一个编制就差别那么大，根本不同工同酬。 @一杯空气：我是一名乡镇干部，先生也是，工作6年，两人分别在县城的两边，相隔50多公里，一岁的孩子在老家，县城的尽头。我们每周只有单休，除去值班，一个月3天假，工作要做，家庭呢?孩子呢?待遇暂放一边，心里的苦可以不说，但我们的孩子需要教育，期盼可以规范上班作息时间，让我们多陪陪孩子，这样才更有动力和激情去干好乡镇千头万绪的工作。 @兰曦：人家好歹100来个编制，我们4万多人的乡镇只有40多个编，刨去领导和借调的，以及不会电脑业务、能力跟不上的老干部，能干活的最多10来个。 @杠精：我们乡编制资源紧缺，编制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比较严重。例如蚕茧站等一些部门职能已经弱化，完全可以通过机构改革进行撤并，减少编制；而像是食品卫生安全等一些重要部门，却因为受编制限制无法增加人员。 给定资料2 个别群众不顾法律和政策，遇事就闹，甚至催生出专业的“闹事团队”……时常有基层干部自嘲，说他们患了“恐闹症”。然而，也有群众表示，有些“闹”是出于无奈，正规渠道走不通，不闹问题就得不到重视和解决。这个看似死结的难题，折射出当下基层治理的软肋。 一位乡镇干部说，他们镇上有一位妇女，十几年前丈夫出车祸去世。因对事故责任认定结果不满，她一直上访反映问题。后来，有关部门修正了原来的处理结果，依法给予其赔偿。至此，事情已得到解决，但她仍不断到镇政府闹事，要求政府为其子安排工作。 “她经常在镇政府院子里连喊带骂，有时还躺在地上打滚，影响很不好。不得已，我们只能为她儿子安排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这位乡镇干部坦言，因为上级机关对基层稳定工作有硬性考核，一旦出现越级上访就会被“一票否决”，他们这样做也属无奈。 个别群众正是抓住了基层怕出事、怕事情闹大的心理，将“闹”作为争取利益的工具。因闹事可能尝到甜头，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业化的“闹事团队”。据媒体报道，2017年，河南南阳警方抓获了一个专业“医闹团伙”。该团伙在南阳多地主动介入纠纷、暴力讨债、充当“医闹”，为攫取非法经济利益，甚至聚众冲击党委政府，围攻公安机关，殴打执法人员。 也有群众反映，有时候闹也是无奈之举。少数基层干部不作为、慢作为、冷作为，漠视群众利益，老百姓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只能用“闹”来引起重视。 G市某小区和另一片居民区交界处有一小块空地，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空地上打陀螺，附近居民不堪其扰。“国家对居民住宅区噪音分贝数有明确规定，小区业主测得的噪音分贝数远远超标。我们小区都是30多层的高层住宅，挥鞭声特别刺耳，窗子都不敢开。”小区业主李宏说。 李宏和一些业主不断向区委书记、区长信箱及G市城管“百姓拍”App、市民服务热线投诉，城管部门的文字和电话回复均为：一是取缔缺乏有效法律依据支撑；二是打陀螺者均为老年人，劝解时情绪激动，担心出现危险。协商的结果是“晚上9点之前可以打”。 正规渠道投诉了3个多月都解决不了问题，几十名小区业主在2017年2月和打陀螺者发生了正面冲突，最终经过派出所、居委会等出面协商，噪音扰民问题才得到解决。“我们都是想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也尝试了很久。但最终发现，闹才能解决问题。”李宏无奈表示。 一些无理取闹的非法行为被一再姑息纵容，提供了坏的示范效应。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梅志罡说，如今，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越来越健全，但过去一段时期形成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流行病”尚未得到根本遏制。有的地方对稳定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少数干部在面对棘手问题时更倾向于“灭火”，助长了遇事先闹的歪风。 国家行政学院纪检监察室主任竹立家说，破解“不闹没人理睬，不闹石沉大海；闹就有领导重视，闹就有额外收益”的社会治理困局，一方面，需要加大对不作为、慢作为、冷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疏通群众问题反映、处置渠道，另一方面，需要强化“依法处置”刚性约束。 “应当明晰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权责划分，完善基层考核制度，如遇因干部不作为而引发的群众不满，应对涉事干部严肃问责，但对诉求不合理不合法、违法违规闹事者，则要敢于‘亮剑’，提高其违法成本，追究闹事者的法律责任，避免形成示范效应。”陕西延安一位有多年乡镇工作经验的干部建议。 给定资料3 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和难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 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法理上说，村(社区)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基层政府与村(社区)的关系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但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和村(社区)的权力边界很模糊，村(社区)很容易被政府行政力量“入侵”，政府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不仅是对村(社区)进行指导，还直接“领导”村(社区)。一是硬性指派任务多。有些村(社区)承担的工作涉及计生、环卫、综合治理、社保等共计20大项，110余小项，其中绝大部分工作是政府各职能部门交办的。二是各类会议、活动多。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把村(社区)当成本部门工作的左右手，把本应当由部门承担的工作转嫁给村(社区)，使村(社区)原本已十分繁重的工作又增加了很多负担。 目前各村(社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虽已有较大改善，但村(社区)组织运转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乡镇对各村(社区)公用经费调整幅度大，公用经费正常作用难以发挥。政府对基层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功能配套、完善的投入力度仍然有待提升，基层组织缺乏开展各项服务工作能力和条件。政府把事务转移给村(社区)的同时，相应的权力、资源(人、财、物)很多都没有同步移交，“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如新农合、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只有任务，基本没有经费保障。随着村(居)民对村(社区)服务和文体活动需求的不断增加，村(社区)提供的资源、服务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随着村(社区)各项开支逐年增长，有限的经费很难支撑村(社区)的正常运转。 村(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较低造成了引进人才方面的困难，一些大学毕业生不愿到村(社区)工作，在村(社区)工作的人员大都年龄偏大、学历较低、能力较弱。部分地区一线村居人员平均一个月2000元，有的人员才1500元，刨除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还有人情往来，整体来讲入不敷出，有的甚至举债度日。而且，村(社区)的工作任务繁重，星期六日不休息已成为常态，也没有补助和加班费，待遇问题已成为大学生不愿到基层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基层工作人员大多未受过社会工作方面的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工作凭借经验，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村(社区)工作的开展。而当前农村党员队伍老化，村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基层治理除村(社区)之外，还有很多社会组织。总体而言，很多社会组织的运作能力还比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健全。社会组织的建设发展，首先离不开建立健全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只有内部运作规范化、科学化，才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界定不清，背负了很多额外的任务，即便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也存在内容狭窄、持续性不强、力度较小等问题，无法有效支撑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对于这些问题，都急需政府配套法规、政策的支持。 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缺乏专业人才以及自身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些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中，缺乏高学历的人才，而具有专业素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就更少，或是基本没有。社会组织少有专职工作人员，缺少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专业价值理念没有在实际中得到很好体现，在服务评估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服务质量很难得到保障。某些社会组织的领导层基本沿袭原有“单位制”体制下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对市场化、社会化管理实践的能力不足，在经费筹措、宣传沟通、活动组织、资源整合和内部管理等力面的挑战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因此，整合现有社会组织人才教育资源，如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及项目管理等相关专业教育，促进专业人才介入社会组织发展尤为迫切。 给定资料4 (1)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广州群防群治工作，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市平安建设促进会和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准备通过三年时间发动市民群众参与群防群治工作，打造一支拥有80万人的群防群治队伍。这支群防群治队伍统称“广州街坊”。 一个人、一部手机，不论在散步、买菜还是购物、健身时，都能执行“巡逻”任务，为社区安全助力。这就是海珠区凤阳派出所辖区试点的“凤阳守望台”的魅力。该平台借鉴“滴滴出行”模式，将治安管理需求变成“订单”，由群众来抢单认领，谁有空、谁参与，既不影响工作生活，又能服务社会、造福街坊，甚至还能获得一定报酬。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凤阳守望台”为群防群治工作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发现火灾隐患，第一时间拍照上传；面对高空抛物，戴上“红袖章”管起来理直气壮；小孩、老人走失，平台合力寻找；遇到不法分子，及时向警方报告……一个个“用户”分散在大街小巷，看似微小却能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像一把把保护伞撑起邻里安全，守护万家灯火。目前，“凤阳守望台”注册用户已逾1400人，已执行群防群治任务6000余项，经测试，辖区接报的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9．9％，还不乏7分钟抓捕在逃人员等案例，震慑力足，成效显著，使得“抢单巡逻”引来一片叫好。 一支戴着头盔、红袖章、身穿鲜艳骑服、车头插上小国旗的骑队，经常穿梭在老仓库、石围塘火车站、岭南花卉市场等重点防控区域。 据骑队发起人、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石围塘派出所如意社区民警刘少廷介绍，如意社区辖区面积约0．4平方公里，辖区人口约7000人，出租屋1200余间，其中外来人口占人口总数的近一半，治安环境复杂但警力相对不足。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他想到了发动骑友组建一支群防群治队伍，作为社区巡防的辅助力量。 据了解，自2014年5月组建至今，这支骑队已经由最初的30余人发展到近500人，成员也从荔湾扩展到越秀、番禺、海珠等各区。每次上街巡查，他们一边骑行一边查寻沿途存在的治安、消防隐患。2017年2月和8月，根据骑队队员提供的信息，石围塘街联合石围塘派出所先后清理了一个“六合彩”和一个街头赌博窝点，一些小偷小摸和违章乱停等行为也大大减少。 骑队还会定期在如意社区上门家访，看望孤寡老人，听街坊反映问题。2018年，他们还承担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社区宣传工作，挨家挨户派发宣传资料。群众力量的参与让石围塘街如意社区的治安形势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2017年该社区的案件数量下降近三成，入屋盗窃警情下降近六成。 (2)据“广州街坊·空中巡防队”队员介绍，他们是一群无人机摄影的爱好者，组成了无人机摄影协会，在偶然的一次拍摄中发现了小偷，立马拨打110报案。 自那天起，他们便在思考是否能为社会公共安全做点力所能及之事。在广州市全面号召广州街坊加入群防群治之际，该支队伍被黄埔区平安促进会吸收，打造成“广州街坊·空中巡防队”。 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地面群防群治力量在广场上空巡防安全隐患，如有发现立马报备活动主办方，时刻保护广场上众多市民群众的安全。 “为孩子们守护平安航道，让社会充满爱。”永和街新庄小学的家长代表刘女士说。她是“广州街坊·家长护航队”的队长，成立队伍的五年来，风雨无阻，每天都在守护学生上学放学的航道。 如今，这支队伍已经从最初的9人扩大到目前的近100人，从最开始的守护学生过马路发展到现在“承包”学校周边5公里治安巡防，从新庄小学出发，辐射到整个永和街道学校。 78岁的童毓虞是厂后街58号的楼组长，作为仰忠社区“左邻右里平安巡防队”的一员，她和热心街坊挨家挨户对辖内30栋楼宇769户居民进行调查和宣传，为“社区微改造”建设打好了基础。慢慢地，社区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乱拉的线缆消失了，原本参差不齐的雨棚、防盗网统一翻新，一些楼宇重新粉刷，视频监控、微型消防站、治安巡逻岗亭也逐步完善。硬件问题改善了，但作为老旧社区的仰忠社区仍然缺乏专业的物业管理。为此，社区成立了物业服务中心，征求全体居民意见后按“双过半”原则制定出物业服务方案和工作制度，而这一物业服务中心人员全部来自该社区，充分发扬了居民主人翁精神。

1．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强调：“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是竞争高地。”政府工作报告在“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部分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这是“互联网+”概念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首次现身，也是第一次被纳入国家经济的顶层设计，表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正式向全国发出“互联网+”的声音。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所提的四个建议之一就是“互联网+”。马化腾在听完政府工作报告后向记者表示：“‘互联网+’概念的提出，对全社会、全行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振奋。”中关村下一代互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张建宁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则提出。“互联网+”的提出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政府此前已经明确提出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更多的提法是“培育”，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近两年，特别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加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更快融入传统产业以及金融理财、打车等民生领域。而PC互联网时代升级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后，互联网技术与两化融合相结合会有更多看点。2．要通过“互联网+”的形式，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发出全新的产品和服务。有人说，“互联网+”，不是要做简单的物理拼盘，而是要创造“聚变效应”和“乘数效应”。这个“聚变效应”和“乘数效应”不是喊出来，而是用智慧干出来的。2015年3月初，南开大学“农梦成真”创业团队的“创客”们，来到S省山区帮临县枣农卖枣，就很好地诠释了总理所说的“双创”和“互联网+”乘数效应。2015年年底，“创客”们通过与枣农沟通，通过互联网、微信平台等渠道发布销售信息，使枣农的供枣信息和顾客的需求信息实现互通……如今，12万份网络、微信订单购买的120万余斤红枣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上海市奉贤区利用“互联网+农业”，打通了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引入科技生力军实现农业“供给侧”质的飞跃。根据奉贤区政府与上海市农科院、苏宁易购近日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市农科院将加强与奉贤农业产业对接，依托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人才队伍，以产学研用平台共建为抓手，以新型农业经营实体为承载，大力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加速成果转化。而“互联网+农业”则打通了市场的“最后一公里”。上海苏宁今年将奉贤区特色农副产品纳入苏宁自营采购体系或特色农产品招商体系，推动区内特色农产品销售，并通过苏宁实体门店为区内特色产品提供“线上支付、到店自提”等业务。博鳌亚洲论坛院秘书长龙永图用“如虎添翼”来形容“互联网+汽车”的美好前景。他说，互联网将为汽车产业添上两个翅膀，让它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互联网给汽车经济带来了很多的资金，带来了很多的技术，而且在整个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中，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加入，使得我们中国汽车经济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实现赶超，因为在全球的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企业方面，中国超过了欧盟，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很多领域上也可以并驾齐驱，这对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条件，这种大的格局使得中国的汽车产业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以更高的速度跟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得益于“互联网+智慧景区”的运营模式，龙门石窟景区手机移动端购票订单数在2015年国庆期间急速增长，占比超过20％。游客只需使用手机连接免费的无线网络，扫描二维码，即可完成一键式购票；入口处扫码入园仅需3秒，不用兑换纸质门票。此外，景区内吃、住、行、游、购、娱全部实现线上支付。2015年国庆期间，龙门石窟景区共接待游客28．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5％。10月1日至5日，龙门石窟微信号粉丝增长近5万，通过微信号推广发布的文化创意产品也成为热销品，获得不错的收益。移动电子政务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已在各地广泛应用。武汉交警通过微信服务号可在60秒内完成罚款收取，此项功能全年可为武汉驾驶员窗口缴罚节省时间达140万小时，节省警力300人。3．在“作业盒子走向山西”的培训会上，汾阳中学副校长王英与“作业盒子”相识。在现场使用时，他会心一笑，“这不就是我要找的互联网产品吗?”在王英看来，通过互联网进行在线教育不是新鲜事物，他也接触了很多在线互联网的产品和网站。他认为，早期在线教育是典型“教育+互联网”模式，在传统教育基础上嫁接互联网渠道，传统思维占据主导，无论技术、人才，还是运营管理等都与互联网特质相去甚远，使用场景也不符合老师和学生的实际情况。“‘作业盒子’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互联网教育的基础性工具，适用范围广，能真正解决老师和学生在教学和学习中的痛点。”“是时候该变变了。”王英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互联网在老师和家长心目中的形象，用实际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互联网对于教育的巨大助力作用。他选取了一个成绩中等的班级作为试验样本，这个班级同学的所有科目课外作业都是通过“作业盒子”布置，选择题系统就能自动批改，主观题的批改也是在它上面完成的。他将每次月考、期末、期中考试的各科成绩都记录下来，探求在使用互联网工具之后学生的成绩到底有没有提高。“最开始我心里也没有底，甚至引起了很多老师和家长的异议，特别是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说，学业压力大，家长害怕鼓励学生使用手机会影响他们的正常学习，分散精力。”但是经过短短6个月的试验，王英发现学生不仅成绩提高很快，更重要的是通过作业盒子自带的学情分析功能，对学生的个体学情以及班级学情有了时时、客观、全面的了解，在教学中实施个性化指导，为多年困扰老师的因材施教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学生们通过作业盒子提交作业后，就能立刻知道自己的知识点掌握情况如何，这一点在学生中很受欢迎。4．利用大数据“挖掘”信用，申请贷款到账平均耗时5分钟，贷款资金不使用不支付利息，提前还款不收费……浦发银行纯线上运营的小微信贷平台“网贷通”上线短短8个月，已累计授信24．6亿元，累计发放贷款24．1亿元，户均贷款18．9万元。在“互联网+”时代，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挖掘“小信用”，破解长期困扰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据浦发银行零售业务总监汪素南介绍，浦发银行“网贷通”实现了小微客户融资“全流程在线、全自动化审批、全数据化管理”的服务模式，提高了贷款调查、审查审批和放款的效率。客户从申请到贷款只需5分钟，同时运用循环贷款技术，随借随还，符合小微企业“小、频、急”的融资需求，大幅降低了客户融资成本。专家表示，小微企业融资最大的诉求就是低门槛、高效率，而传统信贷模式高抵押门槛、繁琐的审批流程和实际高成本使得小微企业难以承受“融资之痛”。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时代，新技术和新模式使得这一难题有了破题的可能。Z市一家服装制造型企业，因生产季节性原因，需要1000万元、期限为两年的流动资金贷款需求。但企业自身厂房评估结果只有800万元，如办理抵押类产品显然贷款金额无法满足需求；如分别办理抵押类和信用类贷款产品，审批时间又较长．容易错过服装销售旺季；如选择固定期限一次还本付息类产品又与其经营特征、成本控制要求等不匹配。建设银行Z市分行通过抽取大数据分析，掌握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及交易习惯，在充分把握风险的前提条件下，及时向客户推荐了小微企业“循环组合贷”产品，以“抵押+信用”的组合担保方式，搭配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的网银支用模式，一下子就解决了客户融资需求，大幅节约了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这一方式不仅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而且企业通过网银就能操作，不需要一趟趟跑银行，平均能使小微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提高30％，综合贷款成本则有望从6％左右降至3％左右。”建行Z市分行小企业部负责人刘瀛说。“大数据就是以申请人交易流水、个人征信等信息为依据，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申请人的综合信用评价与差异化风险定价，打破了传统金融机构主体资质授信惯例，有效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卡得万利商业保理(Z市)有限公司总经理康绒说。“应收账款”是很多小微企业的心病，卡得万利与银联等机构合作，以商户的POS交易流水和各种社会行为数据为基础，基于大数据模型为商户提供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不需要其他抵押或担保。目前，卡得万利帮助上万户小微企业累计获得授信约400亿元，笔均融资15万元，最高50万元，最低发生额仅6000元。记者采访发现，在中央一系列强力措施下，市场资金面趋于宽松，银行间市场利率下行明显，但在小微企业端，贷款利率依然高企，传导机制有待进一步疏通。“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有助提升实体金融可获得性，解决小微融资难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Z市银监局局长廖岷说，金融机构通过运用互联网技术，对客户的生产生活模式作出新的判断，这为金融机构做普惠金融提供更多的抓手。5．2014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明确提出将在国内大规模开展智慧社区的建设，随即，行业内一片风生水起，智慧社区O2O，可以通过互联网将服务、商品、居家、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按需所取，按量供应。但这个行业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它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垂直市场，其涉及居民生活半径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所有问题，与各行各业都有密切的相关性，整个行业涉及面十分广泛，涵盖的项目方向非常之多，包括信息、电商、物流、支付、金融、广告、科技、上门、软件、门店、上市、社交、家装、房产、汽车、废品、会所、养老等。智慧社区O2O的商业模式选择和市场发展前景，尚需要“吃螃蟹者”的创新探索，也需要政府和市场的共同推进。H市积极开展智慧社区建设，吸引各类社区服务商到小区提供O2O服务，截至2015年11月，全市已发展640家社区服务商，其中纳入到社区服务综合平台中的服务商达到210家，为社区居民提供种类丰富的社区服务。2015年1月至11月共处理服务单11463单，其中家政、维修派工单7405单，咨询服务单4058单；依托社区服务综合平台，开展各类“社区大课堂”课程1600余节，内容包含健康医疗、政策法规、才艺素质、生活窍门、就业培训和专题系列六大类，极大地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L社区作为H市首批智慧社区O2O建设试点之一，在智慧社区O2O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创新型尝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菜篮子”工程建设一直是社区开展便民服务的重点，引进移动菜车、开设便民菜店使居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在科技发展的影响下，L社区菜篮子“搭车”上了互联网，打造了“互联网+社区+农户”的蔬菜直销模式，运用020平台，实现线上下单、线下体验的方式买菜。另外，社区与“超市发”联合，开通互联网APP购买渠道，将百姓生活用品送到社区，为居民提供优惠和便利。小区居民朱阿姨说，“我每天都到居委会转转，菜就在那里订就好，子女下班前我再去拿，很方便。”同时L社区积极探索智慧停车项目，该项目利用先进可靠的车牌识别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建设智能停车管理服务平台，通过为各社区停车场部署统一智能停车场管理系统，实时获取各停车场运营情况、停车位情况等。“如果我们把停车场进行联网，那就可以整合成一个‘车位库’，作为车位拥有者，你可以把自己车位的闲置时间出租出去，而作为需求者，你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到合适的空闲车位。”智慧停车项目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利用网络化技术，动态的车位变化将实时反映在电脑、手机这些终端上，便于社会公众的使用和查询。最大程度满足居民需求是智慧社区O2O建设的主线。为更好地了解社区居民对智慧社区O2O项目的需求状况，某调查机构在L社区展开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65份，其中有效问卷744份。调查问卷在社区的主要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采取随机发放形式进行。以下是部分问卷调查的数据列表：请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你对文中画线句子“‘互联网+’，不是要做简单的物理拼盘，而是要创造‘聚变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理解。要求：观点明确，分析透彻，不超过200字。

二、资料 1. 2003年8月22日，浙江省教育厅、省政府纠风办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抓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紧急通知》。 2. 2003年8月27日，广东省物价局对规范中小学“一费制”以外收费发出紧急通知，强调凡强制学生交费参加课外活动的将按乱收费论处。 3. 2003年8月27日，河南省治理中小学乱收费暨学校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河南省副省长贾连朝对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和学校安全工作进行了再次部署，特别强调，对小学乱收费 行为坚决严查不殆，发现一起一查到底。.. 4. 200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教育部就治理教育乱收费问题调研时强调，治理教育乱收费，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5. 2003年8月底，为方便广大学生及家长了解国家教育收费政策，接受广大群众对教育乱收费问题的投诉或举报，教育部开通了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010—66096145，66096146。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再次公布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010一68502937。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也设立了教育乱收费举报电话。 6. 2003年上半年，湖北省教育系统共立案查处乱收费案244件，涉及金额1797.22万元，已清退1703.14万元，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乡镇学区主任、校长等共计276个涉案责任人受到 党纪、政纪处分。 7. 湖北省崇阳县在2003年春季入学时，向城区中小学学生每人收取100元的教育集资费和筹资费，用于解决“普九”债务问题和弥补教师自筹工资缺口。经查，共计收取集资费13 万元，筹资费14万元。 8. 湖北省秭归县实行“一费制”的某中学在2003年春季向学生收取学习资料复印费8万多元，该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受到党内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 9. 湖北省汉川市某乡10所中小学在防治“非典”期间，向学生收取9元至20元不等的“非典”防治费，计4万多元。目前此项收费已被清退，这个乡学区主任受到撤职、留党察看一 年的处分。 10. 2003年8月，安徽省肥西县教育局决定：给予长安中学校长樊宗胜行政记大过处分，长安中学副校长王文健和袁店中学校长潘慧生行政记过处分；长岗教委主任李白华和长岗小 学校长陈连生行政警告处分。2003年春季开学，肥西县长安中学各年级合计超标收费16万 多元，初三年级收费最多的每生达705元。袁店中学、长岗乡中心小学超标收费，在进行退费 工作督察时，袁店中学用学校印制的凭证代替现金发给学生，谎称已退费87000元，长岗中心 小学制作假退费清单，蒙骗督察。 11. 2003年5月，安徽省宿松县九姑乡赛滨小学为发放上年度未兑现的教师工资，个别班级以此为由向学生收费60元，严重违反了农村中小学实行“一费制”收费的政策规定。为此， 宿松县教育局责令赛滨小学将多收的费用全部退还给学生，给予赛滨小学原校长赵人民撤销 校长职务处分。 12. 安徽省涡阳县青町镇一中、青町镇殷庙中学和楚店中学2003年春季开学时向不住校的学生收取每生40无的住宿费，在市、县检查组督促下才将收取的住宿费退给学生。经涡阳 县纪委常委会、监察局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给予涡阳县青町镇教育办公室主任梁超魁行政 记大过处分；给予涡阳县青町一中校长欧成杰、殷庙中学校长高汉强、楚店中学校长王思云行 政记过处分。 13. 从2002年年底到今年5月，贵州省物价局、教育厅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省2509所农村中小学进行了检查，共查出违法所得金额1379万元，最终查处727万元，退还学 生家长618万元，余下全部上缴财政。据了解，自2000年以来，贵州省物价部门共查出中小学 教育乱收费3350多万元，其中近2900万元退还了家长。这些乱收费的项目大多为学校自立 项目，相当一部分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如护校费、活动费、戒毒费、建校费、复课费、教育资源费、 桌椅赔偿费等等；另一些则属于学校私自提高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如把住校费从规定的25 元提高到40元，把计算机教学范围扩大到一二年级，从而多收各种费用等。 14. 据广东省物价局介绍，广东省中小学全面实施“一费制”一年以来，规范了中小学的收费项目和收费行为，减轻了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受到了社会各界欢迎和肯定。所谓中小学收 费“一费制”，是指中小学校按照正常教学计划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的统一收费项目， 即小学、初中只收书杂费，高中只收学杂费。学杂费包括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开支的公务费、业 务费的一定比例及课本费、作业本费、借读费等，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发生的食宿费、服装费、课 外活动费等不属于“一费制”的内容，应按相关规定进行统一管理。 15. 目前，我国教育经费投入水平不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国家。对此王加绵认为，国家切实执行教育经费投入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地方连国家 规定的教育经费也不能全额拨付，学校无力购买教具、拖欠教师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解决此 类问题，办法很多，如实行官员政绩一票否决制，实行捐资教育免税制，发行教育彩票，开办教 育银行等等。如此多管齐下，学校乱收费的现象方能得到有效遏制。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提升家庭幸福感 1．家庭幸福是衡量国民幸福的重要指标，家庭需求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为了解中国家庭发展状况，家庭成员的情绪和需求取向，2011年6—11月，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人口网和中国生殖健康网进行首次“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网络调查”。 调查显示，影响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按相对作用大小依次排列为：身心健康、与父母的关系、与邻居的关系和家庭经济状况。 身心健康的人幸福感高。按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分不同选项，有49.8%的受访者选择“健康状况良好”；按“过去一周心理状态”的不同选项，受访者选择“非常开心”“比较开心”和“一般”的为89.3%，选择“不太开心”和“很不开心”的占10.7%。调查同时显示，身心健康与受访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呈同向上升趋势，身心健康状况越好，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高。 中等收入者的幸福感高。按幸福感自评分由0—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中等收入者对幸福感的自评分最高，平均7.5分；其次是高收入者，平均7.1分；低收入者平均6.3分。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低于中等收入人群，表明幸福感并非随收入增加而升高，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收入继续增加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趋于弱化，追求更高收入意味着要承受更大压力和挑战。 从与父母的关系看，按幸福感自评分0—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与父母关系“很和谐”的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7.9分；“比较和谐”的平均7.3分；“关系一般”的平均5.4分；“不和谐”和“很不和谐”的平均4.5分。与父母关系“很和谐”和“比较和谐”的占受访者总数的85.1%。 从与子女的关系看，按幸福感自评分0—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与子女关系“非常好”的，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7.5分；“比较好”的平均7.1分；“关系一般”和“不好”的平均5.2分。受访者的幸福感和与子女交流的时间有高度关联性。每天和孩子交流时间超过2小时的，幸福感平均7.6分；交流时间1—2小时的，平均7.1分；交流时间半小时的，平均6.6分；几乎没有交流的，平均5.8分。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在部分城市开展的《青少年健康人格状况调查》表明，有超过60%的初中生与父母吵过架；有75%的高中生与父母交流有障碍。 从与邻居关系看，按幸福感自评分0—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与邻居相处“非常融洽”的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7.8分；“比较融洽”的，平均7.4分；“很少来往”的，平均6.3分；“从不来往”的，平均5.8分。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您的家庭需要哪些帮助”的回答，按需求量大小依次为：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咨询，占受访者总数的52.2%；婚姻与家庭关系指导，占43.4%；婴幼儿托管服务，占28.3%；文化生活，占25.8%；住房问题，占25.1%；老人的赡养和护理，占23.5%；社区医疗，占20.4%；心理咨询，占18.3%；就业问题，占17.8%；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占7.7%；其他，占7.5%。从认为不幸福的受访者主观感受分析，急需获得的前三项帮助是：如何缓解婆媳翁婿关系、如何改善夫妻沟通、如何缓解工作压力。 调查表明，受访者的家庭需求呈现出由基本生存和物质的需要，向归属感、安全感、心理健康等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转变的趋势。渴望拥有健康的身心，与父母、配偶、子女和邻居建立融洽关系，缓解工作和生活压力，成为我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过程中，众多家庭成员的主要诉求。 2．国家卫计委家庭发展司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于国际家庭日发布的《中国家庭幸福发展二期研究报告》印证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排在前列的家庭幸福因素均为“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儿女懂事”“长辈通情达理”“生活有保障”以及“家人团聚的时间多”。此课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于2014年2月至3月开展。课题组在全国东中西部随机抽取了10个城市，共访问了10299个家庭的29882名成员。 调查显示，在19个备选项里，近五成家庭把“夫妻和睦”选作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一位因素，另有近二成家庭把“夫妻和睦”列在第二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发展学院Z院长指出，在我国现阶段，家庭关系软环境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在众多家庭关系中，最受重视的是夫妻关系，其次是与子女的关系。被调查家庭对“夫妻和睦”的重视程度是其他各选项无法匹敌的。 在排名前五的家庭幸福感影响因素中，“家人身体健康”是占比最高的一项。家人健康不仅是自古以来国人最平凡、最持久的夙愿，也是当今家庭幸福的刚性需求。 调查显示，在我国4亿多家庭中，家庭主要成员里有残疾人、家族遗传病或重大疾病患者的占3.8%，这些家庭的幸福感低于一般家庭。 Z院长说，在快节奏、高风险、大压力的现代社会，健康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难得。“看病贵”“看病难”“因病致贫”等现实问题，也使得“家人身体健康”成为家庭生活较为富足、有所保障的重要条件。 调查中涉及家庭生活经济方面的选项，包括“有房”“有车”“收入高”“生活有保障”“家里有权势”等。其中，“生活有保障”被选入前五位重要因素的比例最高。有12.9%的家庭将“生活有保障”列为第五，有10.7%的家庭将其列为第四，9.6%的家庭列为第三。 Z院长说，家庭日常生活稳定有保障的确对家庭幸福有较大影响，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并非影响家庭幸福的首要因素。家庭幸福还需要富足的精神生活、和谐的家庭关系等。 在19个备选项里，“孩子有出息”“有知心朋友”“邻里关系好”“有房有车”“人脉广泛”等因素均未挤入前三选项，而“家人团聚时间多”却跻身第五位因素，获得10.6%的支持率。 Z院长说，现代社会“人在他乡”成为常态。能有更多机会同家人共享其乐融融、温暖朴素的家庭氛围，已成为不能忽视的家庭幸福诉求。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分离问题亟待解决，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化、市民化迫在眉睫。 中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时代，养老保障成为城乡共同困扰。调查显示，无论城乡，对养老问题感到担忧的家庭占80%以上。其中，农村家庭高达81.25%。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对养老保障不满意。 Z院长说，老有所养是家庭幸福的基本条件。必须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体制，加强养老机构建设，扩大养老保障举措覆盖范围，强化养老服务体系支撑能力。 3．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治家的内容，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提倡家庭要“积善”。明代曾经有《朱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虽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许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家风”讨论仍然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例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朱子治家格言》还涉及了家与国的关系：“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今天的时代当然远非明代所能够比拟，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许多“老规矩”也必然地被历史所淘汰了，比如“父母在不远游”“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都应当被抛弃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不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去认真借鉴“好东西”。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发展，许多新东西出来了，比如“官二代”“富二代”，近年又出来“拆二代”。从家庭关系这个视角看问题，所谓“官二代”“富二代”“拆二代”，相当程度上都不是年轻人自己人生努力的结果，而是对祖宗、父母的“天然继承”。正因为“财富和幸福来得太过容易”，这些年轻人最容易堕入骄奢淫逸，无所作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最容易失去道德荣誉感和奋斗精神，如果加上有的家庭的“家风”“家规”本来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年轻人们就很可能成为类似旧时代的“纨绔子弟”和“恶少”类人物。 家庭连着地方、社会和国家，所谓“家门不幸出孽子”，必然祸害社会，成为家庭、地方、社会的破坏因素。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家风”“家规”的现实和长久意义之一。 好的“家风”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养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润物细无声”。对于青少年来讲，要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自我修炼。从这个意义上讲，上一代、老一辈，就应当起到一个正面影响的、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1．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说，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大量的收入在富裕阶层沉淀，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较大，影响低收人人士的积极性，降低了大多数人的消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报告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差距不大，甚至较为均等的国家演变为收入差距相当突出的国家；而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现实，应该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以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56，比一般认为的“非常不平等”的系数0.4还高。 2．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字显示，中国城乡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这引起了此间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呼吁，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不仅对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刺激内需有关键性作用，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2000年前三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79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仅为1500元，增幅仅为2.5%，而且主要是农民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所至。受严重自然灾害以及播种面积锐减的影响，2000年夏粮和早稻减产145万公斤，预计秋粮也将减产。虽然棉花、油料、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将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但农民增加收入的途径有限。 3．当今中国贫富分化的现状透析： 城乡居民之间的贫富分化。城镇人均纯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72:1扩大到1944年的2.6:1。 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之间的贫富分化。若按国家统计局分类法，将经济单位分为国有、集体、其他三类，并以集体单位收入为1，则国有、集体、其他经济单位收入之比，1985年为1.25:1:1.49，1991年为 1.33:1:1.86，1996年为1.46:1:1.92。 不同行业之间的贫富分化。同一经济类型中不同行业有较大的差别：1995年国有单位收入最高的电力、煤气、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比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人均收入高4027元，比倒数第二位的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高3166元；其他经济单位内最高的金融保险业比最低的机关高10099元，比倒数第二位的采掘业高7775元；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不同行业之间的差距更大；国有航空业比其他单位的机关高10146元，比其他单位的采掘业商7 512元。 企业管理者与职工之间的贫富分化。1996年国有单位经营人员收入15519元、集体16248元、其他 51129元，而其相应的职工收入为6280、4302、8261元，两者相差分别为2.5倍、3.8倍、6.2倍。 农村居民之间的贫富分化。受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居民贫富分化有两种情况，首先是不同从业群体之间的贫富分化：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相比，收入差距为1～2倍；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相比，收入差距2—5倍。其次是不同区域之间的贫富分化：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之比为1.39:1.11:1。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08.5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1.71:1.26:1。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为921.6，其中东部地区人均纯收人为1 396.3元、中部地区为816.3元、西部地区为682.3元，东、中、西部之比为2.05:1.20:1。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1 578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2.30:1.30:1。其中江苏省锡山市农民人均纯收入4290元，而贵州省毕节地区486元，云南省思茅地区为426元，其间差距超过 10倍。 雇主与雇工之间的贫富分化。雇开规模在10～30人，雇主与雇工的收入差距在15～40倍；31～50人的差距在40～70倍；51～100人的差距约65～130倍。据浙江省温州市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人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人为一般职工的79倍。据调查，私有企业主拥有生产资料的增值速度惊人，全国11个省26个村有企业的增值速度为年55.6%。全国颇具有声望的49家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私有企业，在投资经营的5年多里，资产总额增长19.4倍，平均每年增值76.4%。这一极高的增值速度是1949年前民族资本所难以比拟的。上述贫富分化现象，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业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不合理性方面而言，主要是贫富分化中存在着致富手段、致富领域、致富程度的不合理性，由此导致社会分配秩序的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但人们的满意度却没有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正比。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贫富差距有所拉大。主要表现在： 一是个人差距拉大。据测算，中国目前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还有近5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令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50.24%，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居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之首的美国。 二是城乡差距拉大。由于多种原因，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减缓的趋势，有些地方增产不增收，使改革开放以来本已缩小的城乡经济差距又有所扩大。 三是行业差距拉大。近年来，金融、保险、外贸、邮电、交通、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上看，差距在1倍到3倍之间。若考虑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住房等非货币收入，那么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显。 四是地区差距拉大。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4:1。东南沿海地区与贵州、甘肃省等省份的差距更超过7倍以上。巨大的收入差距成为近年来“孔雀东南飞”的重要原因。 5．中国学者指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若将其理解为不赞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应加以控制、调节，保持社会安定，则是民心所向。 6．中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一种是地域因素形成的，比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东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向来高于西部、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历来高于农村居民。 7．据统计，到1999年，中央政府累计安排的扶贫资金共1 378亿元。仅1999年的扶贫资金就达到248亿元，比80年代增长了30倍。失业、下岗、早年退休、无人赡养者是城镇贫困人口的主流，政府对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十分关注。去年我国共有281万城市居民领取了最低生活保障金，累计金额 196900万元，涉及全国677个城市和1638个县。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面前的荷塘有近千亩，荷花有近20个品种、9种花色。这些荷花是分片、分类接茬种植的，所以花期长，从盛夏到仲秋大家都可以来游玩……”直播间里身穿汉服的林月悠闲漫步，带领大家穿越一碧万顷的荷塘美景。近日，A镇政府组织的一场以荷为主题的助农直播推介活动，正在举行。走过几字形亲水平台，林月来到荷塘深处的听风亭，这里的直播间布置得别具一格。“刚采摘下来的莲子可以生吃，晒干的莲子可以用来煲汤煮粥……”她边给大家展示荷叶茶、莲子心等产品，边讲解荷叶茶的制作及功效、莲子心的药效及用法等。“新鲜的食材只需简单的烹饪，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有椒盐荷花、糖醋藕夹、滑炒藕带、嫩藕叶炒土鸡蛋……”她又走到桃花村的“农家乐”餐厅，还未报完村里正在推介的“全藕宴”菜名，即引来直播间里众多粉丝尖叫欢呼。林月边品尝美味边生动解说，直播间里粉丝们晒表情、刷火箭、询价钱、问地址……她下线时粉丝们仍意犹未尽！林月说：“作为一名志愿者，我很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为家乡代言，我自豪，我光荣！”“我们‘海哥’直播间的粉丝已经超40万啦！我们这个团队大都是年轻人，每天大家身上都有一股劲，想把更多的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姚海的一名员工骄傲地说。姚海原本是上海写字楼里的白领，两年前一次回乡过节，了解到A镇建了个电商创业孵化基地，一直想自己创业又想陪伴父母的他，毅然决然辞职返乡。“我了解到A镇电商创业孵化基地设有‘村播学院’，定期开设电子商务相关课程，我就直接在网上报了名，参加了主播培训。”两年多的时间，姚海已经参加了好几次培训。“我感觉培训内容与实战结合挺紧密的，老师通过讲解经典视频案例，教我们怎么从零开始打造三农账号、进行内容升级、直播变现等。每年还有外出学习的机会，有时也会组织大伙儿到杭州等地现场观摩。”给姚海团队供货的春满园合作社负责人回忆说：“‘海哥’一方面通过记录乡村生活吸引粉丝，另一方面制作以本地农产品为原料的烹饪短视频，就这样开启了为家乡带货之路。”在做直播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惑。镇里建了个微信群，群里有专业的电商老师可以请教，还有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可以相互交流、学习。“随着粉丝量的增加，我们做菜用到的农产品卖得越来越好，目前收入也不错，父母对我辞职返乡创业的担心总算解除了。”姚海笑着说。“蕨菜、刺嫩芽这些野菜，我最远都卖到了东北。”孙纲是A镇高合村百草方源农民合作社的负责人，他自己种植野菜，也在周边乡镇收购野菜。通过抖音、淘宝等平台把野菜卖火了后，不少人跟着他学习，有些人还加入了他的团队。人多了，担子自然就重了，孙纲便想着更加系统地学习电商。2021年，他和姚海一样开始参加镇里的电商培训。在孙纲看来，A镇电商发展氛围特别好。有一次，他直播的单品卖爆了，打包邮寄等工作跟不上，镇政府组织绿农等电商企业第一时间赶来帮忙，他感到很暖心。“为了帮我们卖农产品，镇里还建了电商物流配送中心仓，我们每个村都有电商物流服务驿站。”孙纲说，“这都是与县里的快递、物流、商贸企业合作的，快递物流每天到村里上门收件，帮助我们这些电商压缩了运输时间、降低了物流成本，解决了农产品外销‘最初一公里’问题。”这两天，孙纲正忙着招兵买马。“每换一个品类，就要重新孵化一个账号，就需要增加人手。我们在镇政府网站上的劳务供需对接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效果还不错。”他说，“后期也想上一些其他品类，镇政府对发展电商有资金支持政策，目前发展前景比较好，我们想扩大规模。”“我们镇农业资源丰富，农产品种类众多，但农民辛苦劳作大半年，最怕产品卖不出去、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帮农民打开销路、提高收入。”A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秦业勤说，“近年来，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互联网+’已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力之一。我们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化能力，推动微信、抖音、直播等自媒体渠道营销，让乡村振兴乘上数字化快车。”材料二近年来，随着美好乡村建设的推进，各地在大力实施村容村貌整治工程、改善村民生活环境的同时，不断加大农村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力度，新建、改建、扩建了一批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乡村文明等方面正发挥着积极作用。但针对部分乡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使用情况，一些居民也有不同的声音。为此，记者选择B镇进行了走访调查。“截至2022年，全镇20个村，村级活动室共有212间，村均10.6间，覆盖有便民服务大厅、会议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38种已挂牌的功能室，村均15种。有的村还新建了特色非遗传习所、村史馆和文化礼堂。”B镇党委书记自豪之情洋溢在脸上，“为满足群众体育健身需要，2021年我镇还在省体育局的帮扶下建设了全市唯一、省内领先的镇级足球场，非常气派！”“如今各村的文化功能室都成了乡风文明的播种机、移风易俗的宣传员。村民们的精神面貌正在悄然改变，打牌、喝酒、闲玩的人明显少了。但我们毕竟是偏远乡镇，底子薄，工作中还有诸多不足。”B镇镇长深有感触地说。记者来到B镇中心体育文化广场，看到广场设施颇为丰富，有个3000多平米的足球场，还有篮球场、羽毛球场、乒兵球场以及休闲健身场地、儿童游乐场，并配有公共厕所、绿地景观等。广场上挤满了参加各种活动的村民，略显拥挤。但令记者感到疑惑的是，偌大的足球场却被一把“铁将军”把守，门口贴着“足球场管理规定”，详细规定了预约规则、预约电话、收费标准等内容，而旁边篮球场、乒乓球场等却都是免费开放使用。村民老冯向记者吐槽：“足球场花很多钱才修好，前期总是宣传为了方便我们健身。既然是公共体育设施，就应该免费开放，咋能全是镇里说了算，锁起来‘圈钱’？”为此，记者联系到镇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负责人。该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国家规定，此类场地可以适当收取费用。B镇刚刚摆脱贫困镇的帽子，跟城区不一样，我们没有专门拨款，财力有限，足球场管理维护需要一定费用，聘请兼职管理员、保洁员加起来一年近5万元。但我们也有工作失误，没有广泛宣传，造成了村民的误解。”“俺们镇里太极拳是传统，有五六支队伍，两百多个老人参加，还获得过国家奖励呢！”广场上一大群正在练习太极拳的大爷大妈们也围了过来，“但俺们练习的时候只能在广场上与广场舞队伍争夺场地，拥挤不说，有时候还抢不到。镇里踢球的小青年才有几个？建足球场也没征求大家意见。”他们盼望，要是能够给爱好太极拳的老人专门建个场地就好了！在远离B镇中心20多公里的桦树村，记者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村里十分冷清，村部服务中心只有个别村民在办理业务。偌大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门口墙上密密麻麻挂了老年活动中心、青年之家、村民调解室等六块牌子，大门敞开，里面却空无一人。旁边的农家书屋大门紧锁，稍显破败。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书屋里的图书被随意打包堆置在书架旁，布满了灰尘。在村口，一位老人告诉记者：“老人活动室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只在下午开门三四个小时，到点村干部就要锁门下班，我们感到不自由，更愿意在村口廊桥里聊天、打牌。”“农家书屋的书好久没有更新了，只有几本能看，我都翻过几遍了，后来就不去了，还是在家刷抖音更有趣。”一群中学生唧唧喳喳地向记者反映，他们希望书屋里能多更新一些学校老师推荐的新书。柳树村是B镇一个有着百年柳编产业历史的传统非遗村，村里为保护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8年筹资把一个300平米的“破院子”改造成了集展示、生产、研学和专家工作站为一体的柳编非遗传习所。“传习所刚开办的时候，村里老手艺人、省内外几个专家都义务过来传经送宝，红过一段时间，但后续维持没搞好，渐渐就荒废了。没有人来，我就改做临时办公室。”柳树村村支书无奈地说。柳编手工作坊主李先生抱怨：“当初建传习所时的想法很好，也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后来村委只想专做柳编研学游，但我们这里交通不是很方便，吃住也没特色，来过两三波中小学生之后，项目就做不下去了，加之村委会后来没能把柳编从业者和手工艺人组织起来合作，也没有用心去外面找专家，渐渐地年轻人也不来了。”李先生还是期盼，村委会能够有所作为，通过传习所把柳编产品的宣传销售和非遗传承搞好。材料三“老少爷们，咱们村有些老人无人照料，大家都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办？”C镇南主村村头群众会上，村支书陈新平开门见山。“我隔壁邻居王大娘76岁了，因前些年脑中风导致行动不便，孩子们又都在外地务工，家里连买袋面粉都没人手，确实是个事儿。”“张大叔爷俩怪可怜的，身体都有残疾，洗个衣服都困难，没人照顾，确实让人心疼。”……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议论着。“都是本村人，谁家有事儿都需要帮一把，也不是啥难事儿。”有人提议，“要不，咱们姐几个动动手，帮一把。”像这样的村头群众会在全镇各村已是常态化。诸如产业发展、文化生活、田地征用、高额彩礼之类的事情，都放在群众会上说道说道，大家的事大家说了算。2022年年初，东山村召开村头群众会，让大家说说发展产业的路子怎么走，大部分人想种大棚蔬菜。经过集体讨论，村“两委”决定：村里拿出一部分资金先建大棚，以租赁的方式交给村民使用，赚了钱再还给村里。没有技术，村里聘请种植大户负责手把手教；没有销售渠道，村里主动与附近的盛丰市场联系。一年下来，租棚种植辣椒的陈秀英脸上乐开了花，“没想到，扣除种子、化肥、人工和租金，这两个棚净赚了两万多。”日子过好了，环境变美了，但乡里乡邻难免会发生些小矛盾小纠纷。为此，C镇建起了综治调解室、乡风评理堂，联合政法部门组建生态公益诉讼检察室、无诉讼社区服务站，推行“作退一步想”工作法，引导大家换位思考、慎争戒讼。长明村的张某元、张某亮两兄弟，因老宅分配问题积怨多年，时常吵闹，互不相让。村“两委”在镇调解室的帮助下，成立了由村干部、乡贤代表、党员群众代表等组成的纠纷调解小组，多次到现场沟通、调查后，提出了让兄弟俩“互换角色、为对方解难题”的思路。经过大半年时间苦口婆心地说教劝导，兄弟俩从一开始的拒绝对话到进行协商，最后终于达成一致意见：守老宅建新房的张某元支付给张某亮5.6万元，作为另选新宅建房的补偿。两兄弟又走动起来，家里老人笑开了颜。当然，这些只是镇里推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发挥政府、村民等多方主体在乡村治理中作用的部分体现。走近西溪村，村外一望无际的麦田抽穗扬花，村内院落道路整洁美观……村党支部书记王文联说：“我们村能有现在的变化，靠的就是治理方式创新的探索。”2019年4月，有企业向村里捐赠了一批毛巾、洗衣粉等物品。村“两委”一合计：鼓励村民们收集垃圾，分类上交，按可回收垃圾数量录入积分，达到一定积分可兑换相应物品。这一试，试出了效果，多数村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回收，仅半年时间，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这一方法经过总结后：2021年起在全镇推广，积分事项从垃圾清理扩展到村规民约、移风易俗、产业振兴等。“我的积分有50多分，能兑换一瓶洗衣液吗？”“40分就可以兑换一瓶洗衣液，我这就拿给您。”村爱心超市负责人转身从货架上取下物品，然后在兑换记录本上做好记录。截至2023年8月中旬，西溪村已有300多名村民来兑换了4000多份的物品，包括口罩、牙刷、烧水壶等。在C镇，为了保障积分制持续实施，不少乡村都在探索“爱心超市”的经营方式。“我们既兑换积分，也对外经营，我们把用于积分兑换和对外销售的商品分开采购、分开放置、分开管理。”秀水村爱心超市负责人张兰梅说，爱心超市由村集体开办，每年能有2万多元利润，除上交村集体部分外，剩下的用于保障积分兑换的物资采购。随着多村治理工作的扎实推进，C镇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善治格局，正朝着更加和谐有序、充满活力的未来迈进。在C镇党委书记张兵看来，党建是乡村治理工作的基础，必须明确抓什么、知道怎么抓。目前，全镇31个村均已实现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均已建立“村党支部——网格党小组——党员联系户”村党组织体系，均已建成“六统一”标准综合服务站，以此为基柱，全镇乡村治理机制得到显著优化和提升。“下一步，我们打算引入数字技术完善乡村治理方式，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谈起未来工作，张书记思路十分清晰。材料四驱车行走在D镇，一路青山苍翠、鸟雀啼鸣。河岸上，一座座白色的大棚鳞次栉比。“九山半水半分田”，当地人这样形容D镇的地貌。多年来，依托独特的气候资源禀赋与持续的技术创新，该镇大力发展黑木耳、蔬菜等产业，形成“户户生产、人人栽培”的产业发展格局。“做好‘土特’文章，在‘小’土地上种出‘大’收益，让特色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镇领导表示。“今年产量格外高，俺家12万个菌袋，能产17000多斤。”在光明村，正在采摘最后一茬春耳的种植户老戴，手上活不停，语气中尽是满足。“早晚温差大，有利于干物质积累，木耳品质‘杠杠的’！”走进光明村土特产大商店，木耳冻干、即食木耳、木耳脆片……各色木耳深加工产品整齐地摆满了货架。在一家黑木耳商品专柜旁，企业负责人正向客人介绍：“我们引进先进的黑木耳生产工艺和加工技术，研发黑木耳泡发新技术，打造以食用菌深加工为主导的黑木耳产业链。目前设立专销商铺近30家，产品销往国内20余个城市。”依托特色农产品，光明村大力推动木耳精深加工，不断延长产业链条，把每一朵木耳都充分利用，实现环环增值。来到D镇向阳村，村头竖立着高耸的蔬菜雕像，掀开菜棚有顶花带刺的黄瓜、形态各异的西红柿、绿油油的卷心菜……“我们村年产疏菜1.2亿斤，70%出口外销，村集体资产累积近3亿元。”村支书潘福来说。向阳村原叫幸福村，过去，村民却不知幸福是个啥滋味：人均耕地不足2亩，生活刚刚跨过温饱线。用村民大亮的话说，那会儿村里是纯“水泥路”，除了水就是泥。那时还年轻的潘福来下定决心，建设棚室种植反季节蔬菜，以蔬菜产业富民。如今，小潘变成了老潘，两鬓染了白霜；小蔬菜变成了大产业，村里换了模样。自2020年起，向阳村连续三年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在D镇悦来顾和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刚刚采摘下的猴头菇立即被运往冷库，身着棉服的工人手脚麻利地为鲜菇打包。这些猴头菇通过空运，48小时内即可到达广东，端上沿海地区百姓的餐桌。当前，D镇猴头菇生产在科学化种植的基础上，与专业院校、企业合作，研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攻克了夏季不能出菇的难题。同时，在延长产业链方面持续发力。猴头菇粉、猴头菇酱、猴头菇超细微破壁粉、猴头菇咖啡……20余种猴头菇系列产品陆续研发出品。2023年，为顺应市场需求，合作社还研发了预制菜——猴头菇罐头。未来，打算生产猴头菇琼浆、特殊医疗食品等，丰富猴头菇深加工产品种类，向着“精”字号发力。随着D镇特色农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返乡创业。这些新农人的到来，为乡村带来了新活力，不仅促进特色产业进一步发展，而且激发了特色农业新业态。在D镇双孢菇加工车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双孢菇如珍珠一般镶嵌在菇床上。“双孢菇菌肉肥嫩，有‘植物肉’之称，老百姓俗称‘口蘑’。产量丰厚，效益巨大。”负责人王飞介绍。2013年大学毕业后，王飞远离故土，在国外搞起了特色农业，而且发展得相当出色。多年来，他一直渴盼回报家乡。“从下决心在家乡建厂到签订合同，仅仅用了18个小时！”王飞笑着回忆。提起D镇政府对于建设双孢菇工厂的支持，他用“保姆式”服务来形容。2017年，王飞在D镇建起了首座双孢菇现代化工厂。现在，企业年出口鲜食双孢菇2000余吨，年创汇4000万元。2022年，王飞获评“大国农匠”创业创新类大奖。“鲜食双孢菇保质期很短，而速冻后却能保存18个月。下一步，我打算在家乡投建速冻包装生产线，可以向更远处的市场延伸，带动附近农户一起出口农产品创汇，增收致富。”王飞信心满满。悠悠烟水，淡淡云山。看中家乡的特色优势，大学毕业后，程似锦选择回乡发展。她带领全村百姓积极发展“农家乐”旅游：办家庭农场、建精品民宿、搞农产品加工……“我要像渡口的船一样，架起山村通往外面的桥梁，把新思想带回来，把家乡的特产和山水展示出去。”未来，小程还想把D镇的旅游品牌推广到更多地方。

二、给定资料 1．据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及一些中心城市对毕业生需求旺盛，中西部地区的需求有所增加，而一些边远省区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需求仍不足。在被调查的毕业生中，选择大中城市的占44.7%，到县城的占20.25%，到乡镇和农村的分别占7.7%和0.9%，还有26.6%的毕业生表示对地点没有特别要求，而已经就业的毕业生中到大、中城市就业的比例达到76.6%。 学生就业“难”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宁愿等待也只选择在发达地区、高薪部门就业，不愿到欠发达地区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课题组的一次调查表明，毕业生的就业地区选择预期非常集中，北京高校中有74.8%的人首选在北京求职和工作。排除北京生源之后，非北京生源毕业生首选就业地区为北京的比例也高达69%，如果将本次调查的数据与北京市2001年和2002年高校本科毕业生实际就业的地区分布数据进行比较，就会发现预期与现实的差异非常明显。北京和上海的毕业生的选择预期远远超出实际需求；而中西部地区对大学生的需求又得不到毕业生们的充分响应，首选去中、西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仅有2%。 2．从1999年起，中国连续扩大招生规模。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115万，2002年145万，2003年212万，2004年达250万，4年增加了140万，今后还会继续增长。有专家统计，按照70%的一次就业率，今年250万毕业生中将约有75万人离校时落实不了工作岗位。 3．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处处长张奇建议大学生降低期望值，“先就业后创业”。大学毕业后，如果没有合适的机遇，就不要老盯着党政机关和高薪企业，而是可以先找一个小单位留下来，这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借此“基础”，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如果你想在城市发展，若连生存的基地都没有，何谈能好好干一番事业呢!特别是对大多数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先在城市留下来，这样做更不失为良策。 4．记者获悉，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学联正酝酿1999年在全国100所大学中组织开展“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在校园里就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与此同时，一本名为《清华园中的创业启蒙》的畅销书也在校园里引起波澜，书中介绍了十几位成功走上自我创业的毕业生的典型事例；如今，他们在给自己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已开始给别人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也给国家增加着社会财富。 5．记者在广东、上海等地人才招聘会上看到，相当多的用人单位明确表示不要应届毕业生，他们认为应届毕业生动手能力差，招来后企业还要花费相当的精力进行培训，因此，只招聘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毕业生。 6．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单位用人机制陈旧，难以吐故纳新。这些单位里，人员素质不高，编制却满满的，无法吸纳大学毕业生，这种情况在边远地区尤为严重。教育人事部门的人士分析认为，大学毕业生实行自主择业的就业模式必须有人事制度改革作为配套，用人制度不进行改革，将严重制约大学生走向就业市场。 7．从市场经济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一般规律看，非公有制企业是劳动力从业的主要载体。我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公有制经济依然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虽然宪法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非公有制经济仍然是处于公有制经济之下的较低等级经济主体，国家在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对其进行“引导”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目前在我国，涉及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物权法》和破除经济和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等有利于公民创业和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正式规则尽管经过长期的等待后终于出台，但法律法规、行政规制、方针政策、红头文件和各类自由裁量权等仍对非公有制经济形成特别限制甚至歧视，并构成了企业公平生存与发展的外部壁垒和硬制度环境，从而严重掣肘了企业对劳动力特别是作为高素质人才的大学生的吸纳力，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 8．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并不是扩招以后才出现的，扩招前已经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据统计，1998年高校毕业生的待分率就曾高达30%。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周期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放缓时，就会出现就业不足，高等教育即使不扩招也会出现失业的问题。事实表明，非但不是教育制造了失业，而且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缓和失业的有效途径。如果没有扩招，将有几百万学生失去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他们几年前就要面临就业问题。扩招并没有“扩”出更多的劳动人口来。 9．“择业观不转变，待分率就不会降下来。”任占忠认为，现在我们所说的就业难，很大程度上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毕业生应该分析总体就业形势和自身条件，不能总是生活在理想状态。 转变观念需要学生自身认识的转变，同时，加强就业指导也很重要。目前，几乎所有高校都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程”，但还没有多少机构像国外高校那样把就业指导当成一门学科来研究。任占忠说，目前的就业指导工作存在两大问题：一是队伍转型慢，就业指导人员多是从“管”就业工作岗位上转来的，习惯了“你哪儿能去、哪儿不能去，限制政策是什么”，缺乏指导的知识和经验，不善于指导怎么“找到”工作。二是教材内容陈旧更新慢，形式上全是书本讲义，没有应用先进技术。这说明就业指导观念也需要变。 10．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从20世纪90年代初即建立了“双向选择”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的就业机制已基本确立。上海市教委学生处的田垒认为，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由政府的教育、计划和人事部门管理，毕业生获得就业信息和落实就业单位的主渠道是各类招聘会。随着毕业生人数的增加，这一工作模式面临着较大压力。广东、上海、北京教育人事部门的人士反映，现在学生就业信息资源需要整合，教育、人事、劳动部门基本各自为政，相互沟通得较少，使就业信息难以充分发挥作用。此外，网上求职是深受学生欢迎的求职方式，但网络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提高其可信度和效率。记者采访中发现，就业流向“扎堆城市”、职位选择期望值过高，导致众多毕业生自我失业。 11．专家指出：世界各国在解决就业问题中，有一个重要的普遍规律：通过增加中小企业数量，提供岗位，吸纳就业。大多数国家99%是中小企业，企业劳动力平均规模在9至15个左右；一般的发展中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在20至30个，发达国家达到45至55个。这些中小企业吸纳了65%至80%的劳动力。 从这几年的实践看，中国不可能违背这一条规律。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一条重要的出路就是发展自由职业、微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我们老说发展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由职业、微型和中小企业就是这种形式的载体。调整产业结构，也是要往这个方向发展。 12．据北京市有关部门对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85.3%的大学生首选就业单位是“城八区”。广东工业大学调查显示：90%的毕业生首选留在广东，其中80%要求留在广州、深圳两地。 13．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就业难”不是供给过多造成的人才过剩，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表现。造成这种结构性矛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作为供给方的高等教育面对着两方面的需求，一是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教育市场依然是“卖方”市场；另一个是社会用人单位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与高等教育“卖方”市场不同，人才市场基本上是买方市场。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高等教育的反应相对滞后一些，使得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有失平衡，培养出的许多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不适应市场的需要。然而，坏事也可以变好事，也许正由于大学生就业难，会进一步推动人们呼吁了多少年都没有能够推动的一些高等教育的改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以前大学毕业生总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政府开列计划，高校开设一个专业，毕业生由政府包揽。只要是某某名牌大学，靠着牌子，就不愁自己的学生分配不出去，学校基本上不用关心市场需求。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学生分不出去，就不会再有生源，专业就会被取消。这就促使我们大学要更好地与市场结合。 14．虽然目前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全面部署下，各地各高校普遍采取切实措施，针对市场需求和毕业生的实际情况，加大就业指导和服务力度。广东省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列入教学计划；清华大学面向在校师生开设《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选修课；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提高毕业生综合素质和就业质量入手，积极推行“本科生就业导师制”，采取“结对子”的方式给高年级每个学生安排导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习、就业方面的系统指导。 15．企业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主力军，尽管许多企业面临着人员过剩的问题，但高层次的人才仍显不足，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导致企业竞争力低下。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实是， 1996年我国GDP排世界第七位，而我国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在世界第二十八位。劳动力素质低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就业人员中，专业职位、技术职位和非技术职位的比例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2:2:6，演化为20世纪90年代的2:6:2。对我国企业来说，抓紧有利时机加强人才储备，调整人才结构，合理置换冗员已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我国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已经这样做了，并开始尝到了甜头。近年来北京兆维集团、青岛海信集团平均每年都要引进一二百名大学毕业生，优化人才结构，带动人才升级。而深圳的华为集团每年引进的大学毕业生更是多达数百名甚至上千名。正是靠着大规模吸纳优秀年轻人才，使得华为集团在市场上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竞争力。在我国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苏南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70年代办厂靠回乡工人，80年代办厂靠星期天工程师，90年代办厂靠大学毕业生。”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镇企业增长方式上的一种转变。 16．在欧美，产学合作已经成为常态。比利时有一所鲁汶工程联合大学，这所学校非常强调产学合作，坚持了30年，跟比利时大的跨国公司和产业界联系非常密切，而且有非常好的声誉。学校在平常学习过程中给学生提供机会，同时学校还通过一种综合的工程项目，使每个学生把三年里学到的各种各样的知识、技能、技术进行综合应用。虽然该校是工科大学，可是该校学生学的东西是超过工科的范围的，包括怎么去做企业，包括怎么搞团队工作，怎么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做一件一个人做不了的事，怎么去跟人沟通等，学校非常强调这方面的教育。 17．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张继栋在此间举行的亚洲教育北京论坛上表示，我国大学毕业生即将步人大众化就业阶段，今后主要有五方面发展出路。一、第三产业存在巨大就业空间。第三产业是目前中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体产业，它对劳动时间、劳动方式等都比传统的第二产业的要求更加灵活一些。从发展潜力看，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发展还不充分，就业人员占全体人员的比例还不到三成，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达到了五成。发展第三产业有着巨大的潜力，大学生的就业有着巨大空间。二、非公有制经济成为主渠道，国有企业吸纳毕业生的能力有所减弱。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毕业生的流向呈现多样化的形势。非国有企业的发展非常需要高校毕业生，到这样的单位就业将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三、人世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金融、保险、商业、外贸、运输、旅游、邮电、教育等行业的市场准入更加宽松。有更多的人才在全球的范围内流动，出现了人才向国际化发展的特点。在这种大背景下，以派遣劳务的方式可以实现毕业生在全球的就业。四、灵活就业的方式正在呈现上升的趋势。近几年发达国家失业率有所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推行了灵活就业的方式。在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人们逐渐地不满足于传统全日制就业的模式，劳动者终生供职一个单位，而是开展很多的灵活的就业方式。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已被国内一些毕业生所接受，并有上升的趋势。五、毕业生自主创业。在新的形势下，自主创业不失为大学生实现自我价值的另一条就业之路，自主创业不仅为自己开辟就业之路，还增加了其他毕业生的就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应不仅是求职者，而且是创业者，各地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毕业生的创业。这为毕业生的创业提供良好的平台。 18．周济表示，大学生就业是中国政府和全社会关心的问题。中国高等教育在近年发展迅速，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进步，对中国民族振兴和实现现代化都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中国大学生的数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人才资源是国际竞争的最终竞争，人才质量最终决定现代化建设和国家的发展，所以大学生就业问题要引起高度重视。中国真正需要就业的岗位是很多的，但找不到需要的人才。同时就业人口数量很大，但找不到合适的岗位。这其中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牵涉人事制度、劳动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从国务院到各个部委，包括人事部、劳动保障部要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最好的政策环境和就业体系。中国政府也要求各地有关部门建立一整套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特别是要转变观念，对这套体系更加重视，投入更大的物力财力。他还表示，“年轻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能够发挥自身才能和智慧的地方去”，这种思想对毕业生就业也将发挥良好效果。 19．国外权威杂志报道，中国的工科人才只有10%能够满足跨国公司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这说明我们虽然有很大的教育规模，我们做了很大的投资，可是我们的质量不好，影响到了我们的人才市场，影响到了我们产业的发展。如果只有10%能满足国际跨国公司和外企的需要，那么对我们国内广大的国企和中小企业来说，就更没有足够的人才去提升他们，而我们中国经济现在的发展完全是依赖于产业升级。过去20年的高速发展是基于加工业，今后靠这种靠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原料和对环境的破坏，我们不可能维持产业的高速发展。现在我们必须面临的是产业升级的需求，而产业升级最关键的就是取决于我们提供人才的能力，而这个人才必须是高质量的。 20．近年来，由于就业环境的变化，许多大学盲目追逐热门专业，致使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国际贸易热、国际金融热、保险热、会计热，热门专业一直热到产出与需求不成比例。如1997年包括成人教育在内的全国高校在校生共有590万，1 032所普通高校中有488所设置有会计专业，读此专业的在校生达58万之多，这就是说，每10名在校生中就有1名是学会计的。在1998年春季北京高校应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原本乐观的会计专业毕业生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教育部的有关人员透露，一些高校盲目追逐热门专业，匆匆上马，师资、教材穷于应付，汤变了其实药没变，毕业生还是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2006年12月20日10:0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刘副部长做客本网站论坛，并与网友在线交流。 【刘副部长】：各位网友，上午好。首先对大家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参与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表示敬意和感谢。社会保障涉及每个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从事这项工作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也深知大家对这项工作的关心与期望，想方设法努力把工作做好，也需要大家的理解、支持和帮助，我们愿意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为便于与大家进行交流，我先把有关情况简要介绍一下。 我国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其中社会保险是核心内容，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今天，我们主要谈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制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建立的，经过20年的改革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98年到2005年的参保人数年均增长6.6%，其中在职职工年均增长6.4%，退休人员年均增长7%。1998年到2005年基金收入、支出、累计结余年均增长23%、19%、34%。1998年到 2005年平均养老金年均增长7.1%。 养老保险工作目前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从宏观层面讲，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农村城镇化、就业多样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从工作层面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覆盖面低，许多劳动者没有能够参加进来；待遇水平低，退休人员生活比较困难；工作不到位、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还比较突出。 下面，我非常高兴同各位网友就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 【想唱就唱】：养老保险是老百姓退休之后的“养命钱”，如何对养老保险金进行有效的监管? 【刘副部长】：养老保险基金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基金的安全是“高压线”，必须加强监管。我们对不同的基金采取不同的监管办法。统筹基金，主要是现收现付，结余的资金只能存银行买国债，不能用于其他投资，这一块基金必须管住。个人账户基金是老百姓自己交的未来用于养老的钱，国家正在研究专门的投资管理办法，既要实现安全，又要实现保值增值。企业年金实行市场化的投资运营，国家主要是在安全监管上开展工作。 【爱如此神奇】：谈到社会保障，现在很多人都会提到欧洲尤其是北欧的福利政策，在中国，实现这种福利政策现实吗?北欧在哪些方面对我们有借鉴作用? 【刘副部长】：社会保障首先是由市场经济国家做起的，我们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当然要借鉴国际的经验，比方说，要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为老百姓多出台一些社会保障的福利政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但是，在具体的做法上，中国的国情不同，很难照搬。比方说，我们一年就退休500万人，就相当于北欧有的一个国家的人数。再一个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而且不平衡，发展社会保障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北欧的社会保障政策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所以有借鉴的作用，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根据我们的国情确定我们的政策。 【我思故我在】：刘部长您好，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刘副部长】：养老保险制度最大的难点主要还是资金问题。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高就业、低工资，对养老保险没有建立一套制度，没有资金的积累。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要承担双重的任务，既要保证我们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又要为未来的养老积累部分资金。特别是我们在经济转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先后提前退休了将近2 000万人。现在4 300万退休人员中仍然有800多万人还没有到退休年龄，属于提前退休的人员。这一笔钱的成本主要从现在养老基金中支出，各级财政也补助了一部分资金。 【崔灏真人】：尊敬的刘部长，您好。请问，目前社保基金征集规模能否满足将来我国庞大的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谢谢。 【刘副部长】：我刚才在开始时，对社会养老保险情况介绍时已经间接地把这个问题回答了。比方说，2005年我们的基金收入是5 093亿，支出是4 040亿，积累了1 000亿。这里面各级财政补助了600亿，我们的征缴的收入大于支出300亿。从近期来看，这几年都是总收入大于总支出。当然，从长远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随着待遇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基金的征缴，积累更多的资金，比方说，我们要做实个人账户，把个人缴的钱攒起来，同时，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很好，财政收入增加较快，我们建立了全国社保基金。 【崔灏真人】：尊敬的刘部长，您好。请问，国家对自由职业者(如知识分子或经理)的养老保险有何政策规定呢?谢谢。 【刘副部长】：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决定》，对自由职业者参加养老保险做出了政策规定，就是按照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20%缴纳养老保险费，12%进入统筹基金，8%计入个人账户，退休以后按照规定领取养老金，海参保缴费一年，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1%领取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自己积累的情况计发。这个办法和单位从业人员有一点不同，就是单位缴20%，个人缴8%；自由职业者是缴20%，比单位从业人员缴费的比例要低8%，但是领取的办法和养老金调整的办法是一样的。 【来生缘】：刘部长，我没有工作单位，参加保险到时候怎样领取? 【刘副部长】：没有工作单位，也可以参加养老保险。在我们的国家像你这种情况的有几千万人。你只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按照当地社平工资的20%缴纳养老保险费，12%就进入统筹基金， 8%进入你的个人账户，你退休以后就可以和有单位的人一样领取养老金，也可以和单位退休人员一样参加养老金的调整。具体如何参加，可以向当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咨询。 【生日歌】：请问，破产失业后，没有续缴养老保险，今后有能力的时候，可不可以补缴? 【刘副部长】：破产失业后，由于当时没有收入，无力缴纳养老保险费，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根据国家的规定，原则上不能补缴养老保险费。但是，对于一些国有企业老职工的特殊情况，有的地方出台了一些补缴的政策，具体你可以向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咨询。 【男儿当自强】：刘部长您好，我们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方面，有什么规划和具体工作措施? 【刘副部长】：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基本问题，我们要建设小康社会，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享受不到就是不完整的。对农村的养老保险，我们正在研究一些规划和措施。一个就是对进城的农民工建立适合其特点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办法。工伤和大病医疗的已经出台，养老的正在研究。第二就是失地农民的。主要是从土地的出让金和其他的方面筹措一些资金，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第三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农民养老保险的试点。现在已经有将近6 000万人参加这个试点，积累了300多亿的资金，去年已经有300万人享受。农民的养老问题解决起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们的工作确实应当抓紧。 【边地战士】：请问刘部长，如何能查询到个人的养老金情况，单位一直不叫去缴，这不正常吧? 【刘副部长】：你可以打12333的电话询问。如果你有社保卡，还可以到经办机构的查询机上查询。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你们单位的经营状况如何，如果单位生产经营状况正常，能够发出工资，单位不缴养老保险是不应该的，是错误的，你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部门举报，申请你的权利。如果企业生产经营确实有困难，也应当向职工说明情况。 【生命之花】：请问部长，您对社会上关于延长退休年龄及由此导致在职人员分担养老费用不合理的传言，有何评论? 【刘副部长】：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问题，社会上一直议论比较多。从我们国家的情况看，我们的退休年龄在国际上确实是偏低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很丰富的。退休要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目前我们主要还是执行国家现行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延长退休年龄的条件还不成熟。 【为人民服务】：请教嘉宾，俺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有没有鼓励年轻时多工作、多为社会做贡献，养老时便能获得更好养老条件的激励机制? 【刘副部长】：这个机制是有的。去年国务院把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做了调整，养老金的计发根据本人参保缴费时间的长短、多少来计发养老金。比方说，基础养老金就是你每参保一年领取当时社平工资1%的养老金，每个人根据缴费的情况不同，你的基数也是不同的。个人账户养老金是根据你缴费的多少和退休时间的早晚确定的。而且，我们在以后的养老金调整中，也要贯彻这一原则。 【我本善良】：尊敬的刘副部长，职工现在参加养老保险，退休后也许可以拿2 000元左右，应该不错的。但如果出现严重通货膨胀(比如未来2 000元只相当于今天200元)怎么办? 【刘副部长】：这个问题要通过建立养老金正常机制解决。国家定期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物价上涨情况、职工工资增长情况适时调整养老金。比方说，20世纪80年代退休的一个月当时只有几十块钱的养老金，现在调整到平均900块钱了。比方说，2005到2007年，我们就要连续三年调整养老金，平均每个人增加200多元。 【网友】：当前养老保险费由劳动保障部门和税务部门征收，请问刘部长这种现象是否和谐，两个部门征收是否会出现不和谐的行为? 【刘副部长】：当前养老保险费在不同的地区分别由两个部门征收，各省级政府根据国务院的条例决定。从实行效果看，总体上征缴得还不错，两个机构都有征缴得比较好的，也有征缴得不怎么好的。当然，就像你说的，在工作中，也有一个配合的问题。有的地方配合好一些，有的地方配合差一些。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扯皮的问题，影响了基金的征缴。这个问题应该在下一步的工作中研究解决。 【岳阳楼】：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有什么关系? 【刘副部长】：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社会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议中把这项制度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的制度建设提出来了。所以，完善养老保险制度，首先是要保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老龄化的速度快、基数大，更需要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而且，我们人都是要老的，每家每户都有老人，如果老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不仅影响到个人，也影响到家庭。当然，更与和谐社会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了。 【天地无心】：刘部长，养老保险基金的历史遗留问题都有哪些?如何解决? 【刘副部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一些地方积累了一些养老保险的基金，当地的政府或者经办机构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用于投资、借贷，甚至搞基本建设，造成一些基金难以收回。这主要是当时国家缺乏严格的政策和管理不严造成的。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国务院已要求都应当收回，不能造成任何基金的损失。 【公务员】：刘部长：养老保险金最好每季度审计一下，然后向媒体公布一下审计结果，你看咋样? 【刘副部长】：从我们劳动保障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来说，我们欢迎来自外部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审计。多长时间审计一次，这是由审计部门决定的，而且它要根据工作量、根据人力来确定。从我个人掌握的情况看，能够一年审计一次，就不错了。 【真我的风采】：请问刘部长，这次审计署审计出的社保基金问题，涉及的责任主体比较多，劳动保障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比例有多大? 【刘副部长】：对这次审计查出的71亿违规资金，各地正在按照审计署的要求，进行清理和纠正。具体的、详细的原因还要待清理后才能汇总。但是，我们也提前做了一些初步的汇总分析，这个分析可能不太准确。违规的主体按照数量的多少，涉及经办机构、财政部门、地方政府、劳动保障部门、税务征收机构等。不管是哪个部门发生的，劳动保障部门都有责任。因为我们是基金监督的主管部门，而且，我们一些部门自己还直接违规了。 【hpty】：养老保险能否积极有效地吸收民间资本参与?目前在这方面进展得怎么样? 【刘副部长】：养老保险从性质上来说是国家强制执行的一项基本制度，由政府兜底。从直接关系来讲，不需要民间资本的投资。但是，在一些老年服务业方面，可以吸收民间的投资。比如说建立退休人员公寓，就可以吸收民间投资，实行市场化的管理运作。 【呆企鹅】：请问刘部长，现在人口老龄化速度急剧提升，目前出台或者完善制度，对已经需要依靠家庭成员养活的老人，对于他们如何享受养老保险制度?而且这部分老人依赖家庭成员养活，给家庭带来压力和负担，简单而言“上要养老，下要养小”。它不仅受家庭成员经济水平的影响，还要受他们的道德水准、供养意愿等因素的影响，缺乏可靠性，特别是农村养老。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刘副部长】：你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重大的、急迫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我们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如何保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医疗，这就要发给他养老金，报销他的医疗费。除了钱之外，我们还要做一些事，比方说，社会提供老年护理，建立退休人员的公寓，形成我们国家退休人员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建立一些老年社区，为他们提供一些优惠的、优质的服务，帮助家庭和子女照顾老人。 【大墟小贩】：刘部长，既然社会保险行政管理和基金管理在部门内“政事合一”导致保险基金不能专款专用，不利于监督，那么你们会采取什么对策? 【刘副部长】：根据1993年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我们从9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社会保险的经办和行政管理的分开。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监督。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是事业单位，专门负责社会保险的经办，包括基金的管理，实际上，在体制上已经政事分开了。 【三轮车】：部长同志，你本人有没有参加养老保险，你将来退休以后，是不是也只有靠养老金保险? 【刘副部长】：我没有发财，也没有多少积蓄，退休以后，只能靠养老金生活了。希望有更多机会，在网上和网友交流沟通，多宣传社会保障的政策，多研讨一些问题，为我们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做出一些努力。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约定的时间到了，有很多网友提了很多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表示歉意。以后有机会，我愿意和大家进行交流。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在线交流结束后，有不少网友发表了如下帖子。 网友甲：要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为老百姓多出台一些社会保障的福利政策。我们对不同的基金采取不同的监管办法，统筹基金，主要是现收现付，结余的资金存银行买国债，或用于其他方面的投资。 网友乙：从近期来看，这几年都是总收入大于总支出。也就是说，目前社保基金征集规模基本上能满足我国庞大的离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当然，从长远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随着待遇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基金的征缴，积累更多的资金。 网友丙：没有工作单位的社会人员只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按照当地社平工资的20%缴纳养老保险费，12%就进入统筹基金，8%进入其个人的账户，其退休以后就可以和有单位的人一样领取养老金，但不可以和单位退休人员一样参加养老金的调整。 网友丁：养老保险从性质上来说是国家强制执行的一项基本制度，由政府兜底。从直接关系来讲，不需要民间资本的投资。政府的劳动保障部门负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监督。社会保险的经办机构是事业单位，专门负责社会保险的经办，包括基金的管理，但在实际上，在体制上还没有政事分开。 网友戊：从我们国家的情况看，我们的退休年龄在国际上确实是偏低的。但是，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也是很丰富的。退休要统筹考虑各方面的情况。目前我们主要还是执行国家现行的退休年龄的规定，延长退休年龄的条件还不成熟。 网友己：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一些地方积累了一些养老保险的基金，当地的政府或者经办机构出于保值增值的目的用于投资、借贷，甚至搞基本建设，造成一些基金难以收回。这主要是当时国家缺乏严格的政策和管理不严造成的。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国务院已要求都应当收回，不能造成任何基金的损失。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为加强对抗震救灾款物的审计监督，审计署近日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和网址，审计署表示，凡发现挤占、挪用、贪污、侵占、浪费、虚报冒领救灾款物的问题者，均可通过电话和网址向审计署举报。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央财政为抗震救灾投入250亿元，今年还将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 鉴于这些年一些地方出现过救灾款物被截留、“过滤”的丑闻，如果人们对此次救灾款物的“安全”怀有某种担心，不能说完全是多余的。 但我们相信，在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之下，在一系列严格措施的监管之下，救灾款物的使用、发放，将得到有效的监督。 审计署及时公布举报电话和网址，无疑有助于社会各界更直接有效地参与救灾款物的监管。此前，中央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和审计署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要求建立健全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的规章制度，提高救灾款物管 理使用效益和公开透明度，强化对救灾款物的跟踪审计监督和管理使用情况的纪律检查。就目前看，只要严格执行《通知》的规定，特别是“建立救灾款物信息披露制度，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全过程，主动公开救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将有关职能部门的内部监管和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的外部监管结合起来，应该能够有效地保证救灾款物的规范、安全运行。汶川震灾造成损失空前巨大，救灾款物筹集、调拨、分配的规模也世所罕见。这次为加强救灾款物监管所做的努力，一方面可望使中国已经初步形成的“公示-社会监督-会计师和审计师审查-政府监督”社会善款监控体系日趋完善，另一方面，还应当能够为公共财政建设积累有益的经验。 材料二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3年抗“非典”以来，中央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政策意识逐渐明确，步伐逐渐加快。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更多地用于公共服务，意味着不但要加大对教育、就业、医疗、社会管理等民生领域的投入，也理当加大对包括救灾赈灾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这次，中央在第一时间决定安排数百亿元财政专款用于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就是要充分运用公共财政手段，实现救灾赈灾的社会保障目标。 中央纪委等五部委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了公共财政公开透明的基本原则。5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委员长会议，同意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调用一部分乃至大部分，作为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的主要来源，按基金实际收支情况列入和调整年度预决算，以后再依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这是国家立法机关对因中央财政安排救灾专款引起的预算支出结构调整的初步认可，体现了立法机关对政府预算的刚性约束。 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目前表示，目前筹集到的所有社会善款，哪怕是一块钱都在网上进行了公示，只是由于人力紧张，还没有就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公示，将来一定要补上。应该说，这在技术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一定要这样去做。对社会善款的监管就是要具体到“一块钱”，对财政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资金的监管也要具体到“一块钱”。在此基础上，中国的救灾款物监管体系将迈上新的台阶。 材料三 所谓祸福相倚，尽管汶川大地震给灾区民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此次抗灾斗争也灾步推进了中国应对突发事件机制的完善，抗灾期间的一些制度创新如果能够常态化，也能有力推动整个国家制度建设的进程。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通过信息开放和群众监督力量的引入，促使政府实实在在地履行承诺，全力为民众服务，确立政府和民众互信团结的沟通关系，凝聚超高民气。 5月26日，四川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推出一项意义重大的制度创新，宣布从26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一批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热心公益者均可报名”。这是目前政府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发放工作的监督、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的一个重大创举。措施公布当天就吸引了近千名热心民众踊跃报名。 就在同一天，国家审计署办公厅发布公告，向社会各界公布汶川大地震救灾款物审计举 报电话和网址，以加强对救灾款物的审计监督。此前，审计署已经派出大批审计人员前往四川，对救灾款物进行审计。民政部等五部委对救灾款项的管理亦已有严令，中国慈善总会等组织也对捐赠细目和使用情况公开做出承诺。 这两个举措在2 6日同时出台，显示救灾资金和物资的管理使用情况已经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重大焦点。在短短两周内，国内外捐赠款项已经超过300亿元，到账款项也已超过200亿元，全国民众和国外友人都显示了空前的援助热情。捐助热情之所以如此高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灾情和抗灾的公开报道和开放态度，唤起全国民众合力抗争，也赢得了其他国家和国际友人的钦佩和支援。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已经不仅仅是确保款物发放的廉洁和效率，更重要的是要维系国家权力和人民之间的互信团结，为赢得抗震救灾的最终胜利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此之前，已有数起未经证实的有关救灾款物发放的事件或纠纷(其中包括救灾帐篷的流出、某地红十字会人员买药虚开发票等等)，经网络传播之后，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网友对事件的真实性多有争论，此后亦有相关机构或辟谣或解释事实。 材料四 由于目前灾区重建任务极为艰巨，对于所有受灾群众都是一次罕见的人生挑战，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种种痛苦比较容易形成社会情绪的郁结，需要想方设法加以疏导，引向团结重建的方向；而此类事件在未经证实的情况在网络不断流传，如果不能及时澄清和做出雷厉风行的相应处理，则非常有可能触动早已郁积的社会情绪，严重削弱抗灾期间形成的政府与人民的新型互信。 四川向社会公开征集一批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的举措，是针对此局面最为有力的回应措施。它将人民力量引入监督体制，只要社会监督员能够实实在在地发挥监督作用，就既能进一步完善救灾款项的发放，也能迅速有效地建立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息沟通。就像信息公开能够凝聚全国民众合力抗灾一样，这种信息沟通和公开，也能大大推进社会自我管理，使人民成为甄别谣言、稳定社会情绪的最重要的力量来源，从而使政府能全身心投入抗灾重建，饯行为民服务的承诺，进一步巩固政府与人民的新型互信。对于整个抗震救灾大局而言，这一举措因此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一举措能够固定下来和进一步推广，也会极大地促进为民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促进吏治的改善。 材料五 汶川大地震，凝聚了悲痛，凝聚了爱心，也凝聚了人民群众空前的监督和问责热情。本次地震造成四川灾区不少中小学校舍呈粉碎性倒塌，一些承受着丧子之痛的幸存家长们，空前地团结在了一起，要求彻查教学楼可能存在的质量问题。5月26日，教育部发言人就此表示，教育部门一定会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如果倒塌校舍存在偷工减料问题，将严肃查处，特别是对豆腐渣工程和有贪污行为的，决不姑息。 日前，四川省绵竹市有家长为地震遇难学生上访，市委书记当场下跪挽留。该市五福镇富新二小的教学楼在地震中坍塌，造成127名小学生不幸遇难，引起绵竹的上级市德阳市市委的关注。5月26日上午，面对数百位死难孩子的家长，德阳市常务副市长张金明承诺， 调查组将在一个月内查明富新二小教学楼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一旦查出此事中有人涉嫌违法问题，“我们将把他送上法庭!”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很少见到官员为老百姓下跪。此次绵竹市委书记的下跪，我更愿意看成是在大灾面前，地方官员对民意的重视程度到了空前的地步。因此，这是一个以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个开启“公民监督”的良机。从灾后一些群众面对学校垮塌的“群情激愤”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群众是一种积极、重要的社会监督力量。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监督热情，纳入到一个常规有序的制度轨道上来，从而“变愤怒为建设”，使之成为灾后重建中的重要力量。 材料六 最近，四川省“5·12”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公告，26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一批抗震救灾社会监督员，以进一步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和物资管理发放工作的监督，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有序有效推进该省抗震救灾工作。走出这一步值得肯定。但这还远远不够。不仅是救灾物资的发放，今后更重要的灾后重建工作，都需要广泛的社会监督；不仅仅需要少数由被监督者自行筛选的“社会监督员”，更需要来自人民大众的最根本、最有力的监督。在灾后的这些日子里，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就是“多难兴邦”，但是这个“多难兴邦”，必须落实到制度革新的层面上才有可能。我们应该通过灾后重建这个契机，将良好的民众监督体制建立健全，这才是对死难者最好的哀悼，对生者最好的安慰。这也是“多难兴邦”的基本制度保障。 灾后，教育部发文要求提高学校的建筑防震标准。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本次灾难中，不少1990年代以后的学校倒塌，但一些老的教学楼反而没有塌；记者近日调查了解到，那所屹立不倒、被网民誉为“史上最牛希望小学。”的北川县刘汉希望小学，其造价仅为每平方米400元，比当时国家拨款给公立学校的建房标准还低。这说明，除了在投资、设计上提高建筑防震标准，建设施工中防范豆腐渣工程亦是关键。而后者，则牵涉到灾后重建中公共建筑的公共监督问题。对于医院、学校等公共建筑，除了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制度性地引进专业监理机构之外，是否还应该在建筑施工中制度性地将家长、教师和医生变成公共监督的力量?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些公共建筑直接关系到孩子以及病患、医护人员的安危，他们的监督将是最有力的监督之一。 这方面，我们再也不能靠灾后的“良心发现”了!要知道，一次大地震能将一些地方几十、上百年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重建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对于任何具体的地方来说都是空前的，这也正是少数人发国难财的机会。最近就有开发商担心，灾后重建，弄不好豆、腐渣工程可能更多。他说，降低抗震标准是建筑开发行业的“潜规则”，从建筑商、开发商、业主单位到一些参与规划、开发、招投标、建设、监理的人员，往往对此都心照不宣，只要把各个环节都“打点”到位，就不会有人追究。 何以灾后重建中的“豆腐渣工程”可能更多?一是因办大规模、犬面积的建设项目需要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完成，规划、招投标、监理等环节任务更紧张，工作量更大，监管的难度必然更大，这样一来，建筑商、开发商建“豆腐渣”的风险反而更低。其二，建筑商、开发商很清楚，一个地方发生大地震的概率很低，同一个地方短期内重复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更 低。基于这个判断，一些建筑商、开发商大搞“豆腐渣”只会更加肆无忌惮……对此，秋后算账、惩前毖后固然是必要的，但更要紧的是，从制度建设入手，防患于未然。否则，面对下一次地震、雪灾或者其他自然灾害，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还是难以得到保障。 材料七 新华网 北京5月28日电 经中央同意，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工作汇报会28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会上指出，四川汶川等地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物资，全国各地、社会各界、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华侨华人踊跃捐献，众多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友人积极支援，投入和捐赠的抗震救灾资金物资数量之大，来源之广，都是空前的。管好用好抗震救灾资金物资，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十分关注，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切实加强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确保廉洁救灾，确保救灾款物真正用于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 贺国强强调，加强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当前要重点抓好以下七项工作。 第一，成立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中央已成立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任组长，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b和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任副组长，中央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审计署分管领导为成员的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四川等受灾地区及其市(地、州)、县(市、区)和乡(镇)，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认真履行职责，加强组织协调，迅速开展工作。 第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为加强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提供重要保障。一方面，要重申并严格执行已有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有针对性地尽快制定出台一批新的规章制度，做到需要什么制度就制定什么制度，成熟一个就立即公布一个。 第三，充分发挥各方面作用，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纵向上，要把监督贯穿于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募集、分配、拨付、管理、使用等每一个环节；横向上，要覆盖到所有涉及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募集和管理使用的地区、部门和单位，确保不留死角。要自觉接受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的监督，自觉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充分发挥特邀监察员的作用。 第四，开展专项审计，确保抗震救灾资金物资及时拨付、有效使用。要组织精干力量，对财政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进行全过程审计，发现违规问题要责令有关部门和单位及时整改。审计署要定期向社会公布阶段性审计情况。 第五，组织专项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前一阶段开展调研和检查的基础上，近日要派出两个专项检查组，分别对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接受捐赠的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以及四川省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险查。重点对涉及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资金物资集中、社会公众关注程度高、容易发生问题的领域和环节进行检查。 第六，坚持公开透明，切实把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置于阳光之下。要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的全过程，主动公开抗震救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协调有关部门及时公布制定出台的规章 制度和开展的监督检查等情况，设立咨询、举报电话，适时举办新闻发布会。 第七，严格执行纪律，从快从严从重处理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对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中出现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快查严办重处。贪污、截留、挪用救灾款物，趁机发“国难财”，性质严重，天理难容，要发现一起迅速查处一起，严惩不贷并公开曝光。对在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中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也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会议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组长何勇主持。中央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审计署的负责同志汇报了近期开展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工作的情况和下一步的工作安排。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 27岁的小邹认真地考虑了几次之后，还是决定不去参加周日约定好的教友福音会。他确实需要倾诉，但肯定不是向神父。到目前为止，至少他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到了需要求助于某种宗教的地步。 身高1.74米，体重150斤，在北方城市的机关大院内，这几乎是一个标准身材。当小邹回顾自己进入“体制”的四年，注视着自己不论从体型还是心理都逐渐被“体制化”，甚至连血压、血脂也与周围的同事趋同时，面对着在外人看来“很顺”的处境，他有了一种莫名的躁动。 对于这份职业，小邹的理解来自于四年间循环往复的工作节奏，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他只不过是需要在每个时间段内完成“规定动作”，虽不能消极怠工，但也不需要超额完成任务，四年来的工作天天如是.没有什么波澜。 最近一段时间，感觉有些困惑的小邹，周末经常到一家心理诊所就青年社会心理问题进行咨询。 事实上，小邹并不认为自己心理有问题，他只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某些想法是否合乎常理。结果很意外，当需要向心理医生介绍自己的情况时，小邹这位当年大学校园里的校报写手竟然发现自己无从谈起，他心想“或许是事情太多，没办法很完整地表述清楚”。 “说真的，目前这个工作节奏是50岁以上人的节奏，对我来说，这个节奏感觉上有点压抑。”小邹思考着，一字一顿地说：“有时我在想，我会不会真的习惯于这种节奏，换句话说，是不是已经被这种节奏所禁锢，永远失去某些竞争力了呢？” 有一段时间，小邹曾经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节奏，对于自己分内应为的工作一丝不苟，提高工作效率，而对于非分内的工作，熟悉事务流程的他也尽量帮着跑，他希望这样能够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状态中，“不会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的感觉”。 然而，小邹很快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他这样的工作态度，让周围的同事极不适应，经常有人认为他是多管闲事；领导也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够“稳重一些”。到了发薪日，小邹的薪水也仍然是那个很少变化的数字。 面对心理医生的时候，小邹把自己这种情况总结为和体制节奏有些不搭调，他梦想能有所改变。 小邹对于自己的收入也是不满的。以小邹的收入，如果仅仅是正常生活，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当然，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不买房的情况下。 但，小邹必须买房，而且已经买了房。他说：“这既是对女友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更是在心理上认同自己的一个标尺。” 购买了期房的小邹，到今年年底就能拿到自己那个两居室的钥匙了。和大多数同事一样，小邹也把房子买在了房价较低的郊区，而这意味着小邹不但要考虑买一辆汽车代步，还要考虑如何忍受上下班时段恼人的交通以及攀升的油价。 小邹对于买车抱持着一种幻想，但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以他目前的收入和储蓄，能偿还每个月1800元的购房贷款已经很不容易，买车基本上是一个短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已经还了两年贷款的小邹随口就能够报出自己资金的大致去向：2800多元的月收入在还完1800元的贷款之后，1000元的生活费用几乎让他每月都捉襟见肘。“如果赶上亲戚朋友结婚、生小孩需要随礼，我可能还要向父母借钱。” 其实，对于现实不安且不满的小邹并不是没有想过跳槽，然而他的顾虑几乎同他的渴望一样多。 非常稳定的“吃皇粮”生活对于小邹的诱惑仍然非常大，至少能够还贷款，至少可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一旦投身于滚滚洪流的社会，这一切就可能不复拥有。这几乎是小邹不能够承受的。“我不能拿自己和女朋友的将来当儿戏，我需要稳定。” 然而，小邹的女朋友却并不这样看，她经常问小邹，每月就这点死工资，自己觉得值吗？这时的小邹经常是撇撇嘴，不再言语。 其实，看着自己女友研究生毕业后七八千元的月收入，小邹感到欣慰的同时也面临极大压力，“那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有时候确实心里很别扭”。 小邹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他认为以自己的能力，在没有特别机遇的情况下，最好能够在35岁之前就获得职务晋升，如果达不到，今后就不太可能再进一步，但总的来说工资也在涨，只要不犯错误，至少是安全的。 是否应该用永久的安全换取仅仅是可能的发展机会？这是小邹头痛的一件事，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于接近而立之年的小邹来说，马上就要面临结婚、生子等一系列问题，而一旦跳槽，这一切就肯定要推迟，这是他并不愿意看到的。 跳不跳槽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小邹一年多，时至今日，他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像我这样的人多了去了，既然大多数都选择了继续，肯定是有一定道理的，虽然我的心在躁动，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2.近年来频发的地震不仅使震区经济发展受挫，人民生命财产受损，而且还严重影响了灾区民众的精神健康。相关调查发现，灾区许多人有与焦虑有关的不良情绪和身体、行为反应。在被调查者中，有恐惧感者接近总数的60%，有分离焦虑感者接近65%;超过60%的人为自己及家人的未来担忧。不仅如此，大约25%的被调查者还感到无法面对未来，近70%的人希望获得社会各界的心理援助。 帮助遭受自然灾害的人民从巨大的内心伤痛中走出来，以积极良好而坚强的心态面对灾后的生活，需要行之有效的心理援助。但是心理专家数量是有限的，如何以有限的心理专家力量帮助更多的人迅速调整心态呢？ 由一个健康公益网站组织的心理援助专家团，结合心理救援的实际经验，提议开展一项温馨的灾区心理安抚活动，即通过代表“心理援助在进行”含义的火红绸带在灾区的广泛传递，将心理关怀迅速传播到灾区的每一个角落。专家团把这一活动命名为“火红绸带心理援助行动”。 飞扬的火红绸带，能够给人以温暖、安全、激情、希望的感受。心理学家经常以火红色对经受灾难重创需要安抚的对象进行心理激励暗示。 当人们回到废墟看望自己坍塌的家园时，一条废墟上飘扬的火红绸带能给他们悲伤的心灵带来充满希望的激情；当人们在各大医院公告栏前寻找自己失散或失踪的亲人时，公告栏上飞扬的火红绸带能给焦急的人们带来温馨的慰藉和安抚；当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抬出生还者时，为其系上一条火红的绸带，能从心理意义上给他们一份坚定而积极的暗示；从事心理援助的专家和志愿者手臂上轻系的火红绸带，能够给每一位接受心理安抚的百姓安全和乐观的喻示；幸免受创的人们主动系上意味着心理援助的火红绸带，能够向不幸的同胞传达自己衷心的祝福。 火红的“心理援助”绸带飘扬在坍塌的废墟上，轻系在实施心理救援的专家手臂上和受灾地区老百姓的手腕上，悬挂在每一辆过往车辆的车镜上，可以向整个灾区的人民传递爱的温暖。心理援助到哪里，代表“心理援助在进行”的火红绸带就系到哪里，可以让灾区人民在跳动的国旗红中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温暖关怀无处不在，从火红的绸带上感受到未来生活的召唤和重建家园的信心。 当火红的绸带遍布灾区，成为心理援助的某种象征符号时，心理援助会达到更好的效果。美好的心理安抚无处不在，人们的恐惧和焦虑就会渐渐衰减。 3.F市自2012年2月份实施心理健康促进项目以来，着力构建相关机制，努力创新模式，持续推进心理健康工作。以下是F市心理健康促进项目大事记。 2月20日，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项目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联络员，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和重点项目实施方案。 2—3月，项目领导小组确立相关会议机制，及时策划、部署各项心理健康干预活动，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启动项目以来，共部署了3次大型会议的筹备工作。 5月初召开了试点工作协调、启动会议。会议通过了项目实施草案，布置了工作进度的三个阶段，强化配合与落实。 5月底召开了项目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部署了重点项目的实施方案，启动了心理卫生协会成立的筹备工作，提出了国际心理咨询师三年培养计划，同时建立了项目工作进展情况每月一报制。 7月，组建成立心理卫生协会，有团体会员39家，市卫生局投入20万元建立了市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全市初高中均成立了学生个体心理辅导室，四所高中配备了8名专职心理辅导教师。投入40万元改建了F中学的心理咨询中心，中心面积约为280平米，内设接待室、个别辅导室、团体辅导室、音乐放松室、情绪宣泄室、心理沙龙室、心理沙盘室。 8月，在某服饰有限公司以现场会的形式，组织几个社区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部署了社区心理咨询站点建设工作的进度安排和心理干预服务模式。全市建立市心理卫生协会一部门一社区的三级网络系统，保证心理干预网络全覆盖，各级网络间相互协作，资源整合，紧密配合。 9月，市总工会的职工心理咨询室、妇联的女性职工心情舒缓中心和残联的心理咨询所，开始为企业职工、广大妇女和残疾人服务。该市12个文明社区都成立了心理咨询室，11个社区完成了心理干预室的筹建工作。 10月，市妇联开通了首条“女性心情舒缓热线”。市残联开设心理疏导室，专职开展残疾人及其家属心理健康服务。全市初高中除设立个体心理辅导室外，还加强了学生心理课程建设，初中二年级每班每两周开设一节心理健康活动课，高中一年级每班每月至少开设一节心理辅导活动课。 10月10日为第21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市心理卫生协会在X社区开展市抑郁症筛查日大型活动，活动以“艺术.心灵.生活”为主题，宣传活动呈现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众参与性高的特点，进一步扩大了心理健康教育覆盖面和知识普及面。 10月中旬，聘请7位精神科专家，为全市心理健康促进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定期到F市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坐诊和开展教学、学术活动。 10月下旬，卫生局招聘了1名医学心理专业的大学生，充实市卫生系统医学心理专业人才队伍。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心理咨询师三年培训发展计划，争取到2014年，培养200名国家级心理咨询师。 12月，开展心理社团、心理活动周、校园心理剧汇演等一系列创新性活动。Y社区组织了22名“知心姐姐”，和社区干部一道接受了心理健康知识系列培训。 12月21日，F市日报推出了“F市先行试水社会心理健康促进机制建设”的卫生专版，刊登了市心理咨询师培训及市心理卫生协会成立等信息，公布了各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咨询时间和热线咨询电话。 2013年1月，市心理卫生协会结合健康生活方式日大型广场活动，共展出宣传版面28块，发放宣传资料3种10000份。 4.某网站发表了题为《谈谈转型期青年社会心理问题》的署名文章：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经济收入成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而青年阶段则迎来生命周期中“需要与拥有之间的倒错规律”，即在由不同阶段所构成的人生发展过程中，在最急需各种资源的青年阶段，个人能拥有的东西还非常有限；而到了对各种资源需求较少的“成功阶段”，个人则又拥有了很多东西。因此，青年阶段正处在一个百需待补的特殊时期，金钱“焦虑”成为一种很现实的心态。 在传媒发达、信息爆炸的今天，青年接受信息的速度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都超过了中老年人，但是，这种“现在感”的过于强大，则造成了青年对于国家历史、甚至是近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知识量很少：在我们当今的各类教育中，缺少一些有效的历史知识传播方法，则是导致青年难以形成相关历史意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有效地加强和丰富具有历史感的各类教育，以及进一步创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在当今这个时代，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近年来，诚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研讨的热点，青年中的“失信”现象也时有“曝光”，如个人贷款中的违约现象等。尽管我们逐渐增加了更多的法律法规来调整社会行为，但是，作为现代社会中有效交往最重要的心理机制，诚信仍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较高的诚信度，不仅是人们减少交往代价、提高活动效率的基础，而且也成为向更高级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社会成员造成了各种压力，从而较易引发心理问题。当今青年由于出生和成长在较优越的生活环境当中，所以，心理承受力便显得相对较弱，而这一点则又会成为导致心理疾患的重要原因。有关调查表明，目前全国约有3000万青少年存在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中小学生中的心理障碍者占21%～32%；大学生中的心理障碍者占16%～25%，而且还呈现上升趋势。心理问题不仅会影响人格发展，严重时还会导致自杀等极端行为的出现。因此，增强青年的心理承受力，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无疑成为需要各个方面给予关注的重要课题。 作为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青年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个体要进行自我心理调整，形成稳定的人格系统。在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眼中，这种心理任务的完成在传统社会里通常能够比较顺利，因为传统社会表现出较高的同质性、稳定性，而在现代社会则不可能顺利，因为现代社会表现出较高的异质性、变迁性。因此，现代社会中青年想要迅速而明确地确立自我并非易事。 在社会转型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有些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中出现了某些困惑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转型期的规范缺失。由于旧的标准或规范有些已经失效，新的标准或规范一时还不完备，而使一些青年心无所依。二是标准多元化导致的多重困境。由于社会的日益开放所带来的多样化，往往造成一种相对化情境。于是，便会产生某种不确定性，从而导致青年出现困惑感。所以，尽快减少和消除青年的这种困惑感，增加确定性，是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和价值体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5.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旨在提高公众对精神卫生问题的认识，促进对精神疾病进行更公开的讨论，鼓励人们在预防和治疗精神疾病方面进行投资。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约有4.5亿精神健康障碍患者，其中四分之三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大多数国家中，只有不到20/0的卫生保健资金用于精神卫生，且每年有三分之一的精神分裂者、半数以上的抑郁症患者和四分之三的滥用酒精导致精神障碍者无法获得简单、可负担得起的治疗或护理。因此，精神健康障碍已成为严重而又耗资巨大的全球性卫生问题，影响着不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 精神卫生专家W告诉记者，他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成年人中有心理问题的占290/00不过，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目前很多人对待心理问题的态度。 “主观认识上存在误区是主要原因。受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很多人遇到心理问题不敢去就诊，怕被人看不起。”W说，“不去诊治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在于社会上帮助不够，我国心理医生整体水平不高。” “应该建立心理疏导机制。国家应该建立免费的心理急救热线，这种心理急救非常重要，同时应该让心理健康讲座进社区。”W说，“关键是建立健全快速有效的应对机制，把心理疾病当成生理疾病来对待，同时严格心理咨询机构的准人标准。 “建立一个全方位的、立体型的、由家庭学校医院包括幼儿园和社会团体齐抓共管的心理调适体制和机制，使其发挥积极作用，从法律上规定由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给予支持，把精神人格有缺陷的人群纳入到依法治疗治理的轨道上来。”法学院教授H说，“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从法律上保障社会心理调适系统的建立非常重要。” 2013年5月1日，我国新颁布的《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H指出，这一法律对精神障碍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精神卫生工作的方针原则、管理机制和保障措施以及维护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等，都做了详细规定。 6.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不仅要完善相关立法和建立专门疏导机制，还要不断提高教育水平，从价值观方面解决问题。 “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想不付出任何代价而得到幸福，那是神话。”“你想成为幸福的人吗？但愿你首先学会吃得起苦。” 这些关于心理健康、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名人格言，被有效地运用在教学实践中。不少教师都能通过树立榜样，在教学中自觉渗透心理健康教育。苏轼仕途坎坷而壮心不已，蒲松龄面对落第却发愤创作，曹雪芹处境艰难仍不辍笔耕，安徒生屡遭失业而自强不息，奥斯特洛夫斯基身残志坚却潜心著述……这些都构成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引导学生正确对待挫折的生动教材。司马迁忍辱十八载撰写《史记》，司马光苦熬十九春秋编纂《资治通鉴》，曹雪芹十年寒窗写就《红楼梦》……前人感人的经历和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更是对学生进行意志品质教育和培养学生优良品格的绝佳素材。 B是一家心理诊所的心理医师。在她成长过程中，作家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就曾经对她如何认知和面对生活中的缺陷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在湟水的河床发现一个没有了下半截的彩陶罐子。他俩在河沟里的陶片堆里一块块翻找，试着把陶片对上罐子的断口。彩陶罐渐渐地复原了，但是最后还缺腹部的一块始终没有找到。”B沉浸在对小说情境的回忆中，“我记得女主人公一再感叹：‘多美啊，可惜碎了。世上的事情多么拗人心意啊，生活也常常是这样残缺。’从此这部小说就教会我一个道理：生活原本可能正是美好与残缺的统一。” B对记者说：“我特别高兴加拿大女作家门罗获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当年我就欣赏她的一句名言：‘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我也总是想把这种幸福观传达给我的每一个病人。” B称自己也同样是在经历过心理躁动、人生观迷茫之后，才慢慢形成了对人生和幸福的理解，“治疗病人的过程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诊治的过程。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在某个时段面临心理的问题和价值观的困惑。” 在采访临近结束时，B告诉记者：“我们现在一提起价值观，似乎总被人嗤笑，但是心理问题的最终解决，其实与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都有密切的关联性，也往往决定于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对幸福的体认。”作答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2015年11月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   会上，美特斯邦威董事长周成建汇报了作为民族品牌和传统产业者，在过去几年如何积极拥抱互联网，以及在电子商务、O2O、移动互联网、产业链升级等各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并就民族品牌与传统产业在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出建设性意见。   周成建指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是在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一路走过来的，我们也一直相信来自竞争的繁荣。但是，要有一定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环境才有利于健康竞争，从而导向优胜劣汰；反之只会催生恶性竞争，最终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如果制假、售假、仿胃及靠低价竞争的恶性环境得不到遏制，民族品牌、传统产业一定没有希望。为此，国家要为民族品牌、传统产业营造一个健康有序、以品质价值为导向的市场环境；同时营造一个愿意用“工匠精神”持之以恒做创新投入的传统产业氛围，让民族品牌、产业链企业有信心不断自我升级，做出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提高品牌和产业的竞争力。   李克强总理对周成建提出的观点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用优质产品和服务塑造中国制造、中国品牌的竞争力。   2．中汽协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4月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59.69万辆，比上月下降11.2%，比上年同期增长4.5%；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37.1%，比上月下降2.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2.5个百分点。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延续2013年9月份以来的下降趋势。而1—4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248.12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0.1%，同期乘用车总体增速为10.5%。同时，自主品牌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38.3%，占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4.1个百分点。其中，奇瑞汽车销量146500辆，下降18%；上汽乘用车旗下的荣威和MG的销量增至67766辆，仅增0.7%。   自主品牌出现了明显颓势，然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在过去一年来被视为自主品牌标杆的长城汽车同样风光不再，继2014年连续两次推迟高端新车哈弗H8的上市外，中汽协最新数据也皿示，2014年1—4月份，长城汽车销量24.7万辆，下降1%，其中4月长城汽车共计销售环比下滑12.89%、同比下滑11.24%，两年来首次出现销量同比、环比双下滑的局面。   从产品看。自主品牌进步非常明显，有目共睹。但是众多自主品牌参差不齐，细分市场也相去甚远，比如长城汽车SUV市场搞得火热，而轿车市场增长乏力。当前，不管是自主品牌还是合资品牌，大量新车都不断上市。最关键的是，合资产品的价格拉低得很厉害。总体来看，总量上虽然和去年相比是增长的，但是和大众、通用等合资品牌市场占有率相比，自主汽车品牌却是下降的。   3．为了治理城市的交通拥堵，目前已有上海、北京、广州、贵阳和西安五个城市采取了针对汽车的限购、限行政策。有一项数据显示，北京实行汽车限购政策将导致中国汽车市场的销售增长率减缓3%。若是中国各地政府真的全面推广限购政策，汽车行业的下行趋势就可能无法避免了，而这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显然是不利的。这也引起了网上的热议。   市民A先生认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现在弄个号很不容易，而且一些城市陆续限行，老百姓攒点钱本来可以买个自己觉着差不多的车，但是如今摇号不容易，如果等来号啦，很多人也许会愿意加点钱，买个好点的车，省得短期内再换车，很不方便，就是要一步到位，所以就去考虑品牌更大的合资车。   市民B先生表示：现在中国人口袋里有钱的多了，很多消费者看着限行限购政策就要来了，就会考虑增加一辆车，第一次购买自主品牌车的消费者，再购置车辆很大比例就加钱买合资品牌的车，或者直接来辆进口的。自主品牌产品确实很多已经做得不错了，长城的哈弗SUV、长安的致尚、CS75、比亚迪的思睿、上汽的荣威，还有一汽的奔腾系列等等，但品牌力提升的速度赶不上产品质量的提升，不匹配。   专家C先生指出：从品牌上来说，高端打不开市场，品牌力提升困难，但自主品牌销量下滑，中高端产品有一定的原因，但不是主要的，因为自主品牌最主力的市场还不是中高端，本身还没到寄予很大销量期望的时候。未来，还有不少自主品牌必将走上中高端路线。低价产品绝对不是中国汽车的出路，也没有出路。但是要做中高端附加值高的产品，形成溢价能力，非一朝一夕，最根本的是，自主中高端产品是完全和合资企业的产品对标竞争的，虽然公务车采购为自主中高端车型打开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但是民间广泛使用，才是品牌之基石。   4．法国某集团发布中国区业务架构调整公告，宣布停止销售此前收购的本土品牌丁家宜。丁家宜，这个创办于1995年的护肤品品牌，曾是红极一时的超市“宠儿”，也曾是防晒乳液市场的“领头羊”。然而，丁家宜自被该集团招入旗下后，2012年，销量下滑50%。该集团年报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3月31日，由于丁家宜品牌的账面减值致使该集团三季度亏损2.533亿美元。丁家宜所处的皮肤和身体护理部门三季度减损共3.169亿美元。如此惨淡的营收数据，或许就不难理解丁家宜被抛弃的命运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市场与投资研究室杨丹辉副研究员表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还是丁家宜品牌的自身含金量不高，品牌影响力不足。“收购方会对品牌进行市场评估，当这个品牌的市场影响力不强的时候，收购方不想再继续持有该品牌也是正常之举。”   事实上，被外资收购后黯然离场的并非丁家宜一家。翻看国内日化品牌的沉浮史，小护士、美加净、活力28等国人曾经耳熟能详的日化品牌被外资收购后的命运不外乎在市场上几乎销声匿迹或被再次转卖。本土品牌似乎面临着被外资收购后即遭遇雪藏的魔咒，这个魔咒为何难以打破?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田利辉教授说，丁家宜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国际巨头或许就未曾真心想发展壮大我们的民族品牌。“外资收购民族品牌的结局往往惨淡，一方面是由于管理冲突和文化整合的失败，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国际巨头的雪藏或借道战略。”收购民族品牌是国外巨头进入和发展中国市场的绝佳跳板。所谓假道伐虢——掌握了中国本土品牌的销售渠道和终端之后再灭掉民族品牌，跨越式地增大其核心品牌的市场份额和无形价值。甚至有时候，一些收购就是为了消灭竞争对手，毁掉本土品牌，获取市场份额，以此来享受寡头利润。   2014年3月25日，彭丽媛参观坦桑尼亚“妇女与发展基金会”时，送出的三件礼物格外引人注目——珍珠礼盒、护肤品“百雀羚”礼盒、大熊猫图案蜀绣。其中，创立于1931年的“百雀羚”正是上海品牌。“小时候总觉得外婆特别香，因为她口袋里总有一个蓝色铁盒的百雀羚。20多年后百雀羚成为‘国礼’!”网友“上海德济·詹蕾”感叹，百雀羚让她回忆起外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小小一罐面霜如今成了“国礼”。“小时候爷爷下地干活，手都皲裂，随身带着铁盒装的百雀羚，当宝一样，空下来就往手上擦点。”   “彭丽媛效应”让国货百雀羚炙手可热。据百雀羚网上旗舰店的客服人员透露，最近冲着“国礼”和“第一夫人”而来的顾客大大增加。“我们没有具体统计过数量，但确实忙了很多。很多人一上来就问‘国礼’礼盒有没有卖，想要买一套一模一样的。”尽管该款礼盒为定制产品，并未在市场上公开销售，但与之同系列的产品立马热销了。几十年前百雀羚就已经行销全国，早已成为国人共同的记忆。更值得自豪的是，以“草本护肤”为主打理念的百雀羚新品也获得不少中青年消费者的欢迎。   一些被收购的民族品牌面临生存困境，而另一些国货品牌却焕发出无限生机。对此，专家F表示，对民族品牌应该大力支持，但不能盲目保护。在他看来，正确的保护不是制造不平等，也不是呵护平庸之辈，而是创造一个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这需要国民消费者的认同和爱护，也需要消除国外巨头在我国的超国民待遇。   专家J也认为，对民族品牌谈不上应该保护，除非这个品牌和国家的核心文化有紧密关联。“品牌的运作毕竟还是市场行为，政府可以鼓励、促进、引导品牌的发展，但不需要特别保护。”J说，“竞争性行业政府不应过多参与。但由于民族品牌的发展是和文化影响力以及经济实力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国家层面，可以有更多的文化输出，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营造较高的认知度，从大环境上为民族品牌的发展创造机会。”   在谈到民族品牌的辉煌该如何续写时，两位专家都纷纷表示，提升品牌的自身竞争力才是民族品牌做大做强的关键。企业应以质量为生命，以创新为出路，实现规模经济和职业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制度，拥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家和优秀员工。   5．2015年7月，龙润茶楚兰获得“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骆驼奖”，这是楚兰自十四届上海国际茶文化节名茶评比金奖后斩获的又一重量级奖项。   龙润茶，从2005年的初出茅庐，2008年的后起之秀，2009年的中国茶第一家上市公司，2010年的中国驰名商标，到如今的国家龙头企业、中国茶领军企业……回望龙润茶一路走来，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成长史，更是中国茶品牌蜕变升华的历程。   龙润茶在做好原料储备、理论创建、资本运作、产品开发之后，全身投入到营销布局。采用了先进成熟的特许经营模式，有计划地在中国及海外开拓特许经营市场，建立全国专卖体系，通过完善的专卖体系平台，更好地服务于市场及消费者，促进企业发展的良性循环。龙润茶通过专卖店，统一、标准地将优质的茶品和专业的服务带给消费者，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国人茶叶消费理念，成为中国茶连锁加盟首屈一指的品牌。   2013年11月11日，龙润茶再次让业界震惊。龙润食品天猫旗舰店仅用24小时就完成了日销千万的业绩，“饮”爆“双十一”。龙润茶不仅仅只是一个茶叶品牌，它更象征着品质、象征着时尚、象征着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龙润茶早在2010年就提出了“拇指+水泥”的电商战略，完成了电商的天网、专卖终端的地网、营销团队的人网，实现了龙润茶“三网合一”。龙润茶也成为茶企中最早一批涉足电商的企业。   讲到茶，焦家良博士说：“世界茶产业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茶叶应该改变传统固有的品饮模式，要站在全球化的角度去解读和营销中国茶，借力中国茶与新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会推动茶生活方式的崛起。”   焦家良博士在《茶生活方式》中写过：“茶是生活的底色。”这一句诗意盎然的话，指明了龙润茶“产品市场”的方向，回归消费大众。所以对于现在的龙润茶，“健康”已经不仅仅是生产卫生、安全的产品，而是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各种营销渠道，植入目标消费者的生活当中，建立起一种健康的“茶生活方式”。   龙润茶走进上海世博会、参与深圳大学生运动会、冠名CBA球队、提案中国茶节、国礼茶概念营销等创新举措，积极参与体育、音乐、电影、慈善等领域，让人感受到龙润茶品牌的健康时尚、无尽的创造力、喜闻乐见的亲和力以及极强的社会责任感。目前，龙润茶在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方面做足文章之后，迅速与消费者进一步实现情感沟通成为龙润茶首要考虑的战略层面的问题。而娱乐营销就是借助娱乐的元素或形式将产品与客户的情感建立联系，从而销售产品、建立客户的忠诚度。   当品牌成为一个消费者所信仰的图腾时，消费者所购买的已经不是产品本身，而是这个品牌本身所特有的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人生追求。也许有人会说龙润茶擅于讨巧，但与其说是讨巧，不如说是对市场经济敏锐的把握和准确的出击。借势营销，借势发展。   品牌信仰，将积聚起难以预料的能量。茶是最伟大的媒介，以绿色健康的方式启发和连接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片茶叶所带来的力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它集吸引力、创新力、传播力于一体，进而使龙润茶激发出更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龙润茶的品牌之路也必将越走越宽。   6．近年来，A县坚持走生态农业发展之路，加快完善农业服务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和市场营销体系建设，把特色果、绿色菜、生态畜优质产业作为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来抓，围绕特色优势农产品生产，积极推进品牌农业建设，诞生了“A县羌脆李”“A县甜樱桃”等一批特色品牌。   李润国是南新镇凤毛村斗簇组的果农，甜樱桃种植是他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早在15年前他家就开始种植经济林木，当时的价格不稳定，现在通过品牌包装以后，价格稳中有升，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农产品注册了商标，就会产生品牌效益，商标的无形价值就向农产品转移，然后通过市场流通使农产品升值。农产品没有商标是一个价，有了商标可能就是一个更高的价，这使得农民完全有可能在农产品数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增加收入。”茂县农业局科教站副站长程明渊介绍说。   A县高度重视农产品品牌建设，成立了农产品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并明确了领导小组职责及部门责任，同时出台了农产品品牌建设目标考核制度及扶持资金奖励办法。在品牌建设方面，通过开发生态资源，充分发挥生态优势，严格标准化，依靠科技手段加大农产品品牌营销。一系列品牌创建举措使得A县农产品不再是“深闺人未识”，九顶绿、羌乡、领地、六月红等贴着各种商标的A县农产品已经进入全国各地的市场，声名远扬。   目前A县共有A县花椒、茂汶苹果、A县李3个农产品取得原产地地理标志保护认证。南庄羌脆李、罗山脆红李、西羌六月红、木耳大白菜、木耳莴笋、羌乡牌系列等16个农产品获得了绿色食品认证。南庄羌脆李基地获得有机转换认证。A县于2009年被农业部认定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整体推进县，全县建成16个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并制定了15个农业标准化技术规程。通过品牌效应，在2013年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达到102334.3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323元。   7．八都镇猴盾村位于八都镇东北部，距104国道3千米，是A县知名的纯畲族聚居村，共有138户、738人，2008年被列为省级生态示范村，2009年至2011年被列为第十一届省级文明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试点示范村。全村平均海拔150米，现有山地面积5300亩，水田600亩，农地300亩，无公害茶园1500亩，其中村集体茶场578亩，全村种植脐橙、枇杷、佛手等经济作物，2013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1860元。   在村文化站，可以见到被畲家人称为“畲家三宝”的畲族族谱、祖图和龙头祖杖。村里民风淳朴，保留着相当完整的畲族民俗习惯，至今每年举办“三月三赛歌会”“九月九比武会”“端午节采茶”等传统民俗活动。畲族二声部歌言(即“双音”)于2009年被认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村村民雷美凤被誉为“畲歌皇后”，其创作的畲歌《海峡两岸要和平》在2008年还被收入飞天U盘随“神舟七号”遨游太空。   近年来，猴盾村致力构建融畲乡风情、避暑度假、修身养性、科普教育为一体的多功能、多产业、多效益的畲村示范品牌。村民主任表示，下一步猴盾村将继续以畲族特色村寨为建设蓝本，着力打造民俗风情旅游。同时在特色民居保护改造、特色产业培植、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及民生改善等方面做文章，还将建设畲族文化博物馆和生态农业体验区等。   8．A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自2014年1月成立以来，各项职能工作有序推进，在机构改革中破立结合，有力地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管理局将原工商、质监、药监、食安办等四部门按照精简、高效、统一的原则进行法定职能深度整合，不留死角；形成“一体化、广覆盖、专业化、高效率”的市场监管体制。实现1+1+1＞3的实际效果，打造监管品牌。按照合并“同类项”、打通“上下游”以及“大科室制”的思路，整合原四个部门的办公服务、检验检测、行政审批、市场执法、申述举报五大职能，将33个职能部门整合为22个职能部门，将36项部门职责归并为19项。将全局60%的监管力量充实到监管一线，配强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监管力量，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监管网络。全面启动干部培训工作，把每周五定为全员培训日，每期安排一个业务专题的培训，计划安排30次培训班。   职能整合不再是简单地做加法，而是要从根本上发挥职能为广大市场主体做强做大的服务，充分发挥市场监督管理的作用。实现企业标准化发展和品牌战略，是市场管理部门的最终目标，从而在职能发挥中体现形象品牌的实际作用和社会效应。在标准建设上进行无缝对接，突出强化企业标准和品牌意识，大力实施名牌带动战略和技术标准化战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竞争力。进一步推进窗口建设，提高行政审批效能，坚持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推出了一系列行政审批便民、利民措施。激发市场活力，让改革的红利最大化地释放并普惠市场所有合法主体，是打造服务品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要义。   新成立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处在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最前线，在传承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单位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必定要有自己的新思路、新举措。市场监管“零”容忍充分体现了改革勇气和监管实力。只有在依法监管中勇于担当，敢打善战，日积月累，市场监管队伍的作风品牌才会水到渠成。集中力量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形成了强力打击市场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截至目前，全局共出动执法人员950余人次，检查各类市场主体经营户2149户次，立案95起，遣散传销人员8人，铲除传销团伙1个。   9．品牌是企业之间相互区别的标识，品牌是企业面向大众的声誉，品牌是企业在市场上的名分，品牌是企业的生命。只要品牌在，企业的标识就在，企业的声誉就在，企业的名分就在，企业的生命就在。因此，企业之树悠久常青、企业活力经久不衰的秘诀就是：品牌要一代人一代人接力传承下去，产品要一浪一浪推陈出新下去，这是由品牌的自身特性决定的。   翅造企业品牌需要长时间积累，甚至几代人的积累，企业的名分和声望是通过企业的市场行为一点儿一点儿堆积起来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偶发行为，表现为信誉的积累、品质的积累、形象的积累，这个积累过程客观上需要企业稳定商品(或服务)标识、稳定商标图案、稳定称呼，不要轻易改动，更不能随意改动，特别是具有原产地属性的产品或服务，更应该尊重初创时就形成的称呼或者标识，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去，一代人一代人积累下去，才会慢慢形成在消费者心日中的形象和地位，才会形成消费偏好，形成消费者的忠诚度和美誉度。   不同行业中的产品或服务性质不同，品牌的称呼也不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标新立异”，彼此之间差异性越大越容易表现异质性。因此，实物型产品的内容和服务型产品的内容都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创新，随着消费者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出新，只有创新，才能做到“标新立异”，才能凸显出品牌的鲜明特点。即使是具有古老文化内涵的产品，或是具有古典形状的产品，也可以赋予新内容。产品与品牌是共生的，产品与企业是共生的，品牌与企业也是共生的。例如：同仁堂，标度为中药行业中的企业，也标度出中药产品的品牌，具有古典与现代结合的特点，二三百多年来产品不断创新，但是品牌从来没有变化。三、作答要求根据给定资料。回答下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