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2009年4月6日，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这份15000余字的方案，将确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回归公益性，确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等目标，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是涉及13亿人的重大民生工程，体现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重大变革，必将对我国今后的医疗卫生发展格局带来深远影响。纵览这个方案，政府主导的思路非常清晰，政府加大投入，全民医保，重点扶持基层卫生机构，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等等，都体现了政府责任的回归。然而，医疗改革作为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期望靠这一个方案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医疗体制痼疾，是不现实的。医改的公益目标已定，接下来在具体的路径探索上，我们还需付出巨大努力。比如为遏制“大处方”、过度医学检查，鼓励探索建立医保和医院的谈判机制；试行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这些都是好思路，但问题是，如果基本医疗保障机构仍然是由政府包办的独家垄断，没有将其分散到更多市场化的医疗保险机构中，同样有可能存在众多医疗机构向一家基本医疗保险机构公关的问题，反正最后买单的还是国家，因此，公地悲剧照样可能存在，医疗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也还有可能面临随时反弹的风险。再如通过建立基本药物制度。遏制虚高药价，这一制度可以说是目标远大，方向正确。诚如世卫组织所认为的，312种西药可以治疗80%以上的疾病。如果我们也能够公平、公正、科学合理地制定基本药物，并制定公平合理的价格，无疑会对药价下降产生实质性影响。然而，如何监管却是个世界性难题。我国有6000多家制药企业。每一个制药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会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公关”，过去的医疗招标采购制度是向众多采购集团和医院公关，现在则必然集中向一个部门公关。像当年药监局那样权力过大导致的腐败和乱象会不会重演，如何防止它们重演，这个难题亟待破解。同时，医疗方案决定“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这个口子还可以开得更大些。出于公益性目的，国家办医院需要政府财政补贴为之承担，那么，我们不妨在政策上全面放开，大力鼓励海内外民营资本举办营利性医院。这部分医院可以满足社会上一些高收入阶层的需要，国家可以正大光明地收税。同时，它减少了政府需要保障的人数，节省了政府的财政资源，使之可以把有限的财力用于为社会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保障。因此，医改方案确立后，如何监管、如何通过实现良性竞争使医疗服务和价格达到自然平衡，这个问题需要认真面对。政府多投入、公民少付出的医改初衷固然值得称道，但如果不在具体制度上进行缜密的设计，医疗体制能否走上公平合理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仍然存在变数。医疗改革公益性目标已定，具体的行程仍然任重而道远。 2．2009年4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同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2009年全国所有城市都要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通知》明确提出，2009年新开展这项工作的城市，原则上第二季度启动实施，参保率力争达到50%以上。2009年前开展试点的城市，参保率力争达到80%以上。各地要核准城镇居民应参保人数并制定目标任务，层层分解，并加强目标考核和督查调研。《通知》要求，规范和完善财政补助政策。2009年政府对参保居民的补助标准，按照相关规定执行。省级财政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大对困难市县的补助力度。继续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进一步加大投入，帮助解决困难城镇居民缴费困难问题。要科学合理地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坚持做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基金节余较多的城市要根据基金收支情况适当调整基金支付政策，避免节余资金过多。探索建立普通门诊费用统筹，要继续探索、做好参保人员在不同制度间转移时的医疗保险关系和待遇等的衔接。《通知》还要求提高统筹层次，积极推进地级统筹。要探索地级统筹情况下适宜的就医管理办法．处理好扩大就医范围与合理控制医疗费用的关系。切实加强经办管理能力建设，要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信息系统，研究科学合理的药品和诊疗项目评价办法，逐步建立医疗保险技术标准体系，促进经办服务机构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3．根据日前公布的新医改方案要求，3年内我国将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国家将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民营医疗机构。“如果做到3年内全国每个行政村都有卫生室，这个数字是很大的。”2009年4月9日，“清华版”医改报告负责人魏凤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中央投入资金少、待建医疗机构多，地方财政投入是关键，但因反差巨大，民间资本有了进入的好机会。”尽管有很多公立医院完成了改制，记者采访却发现，它们在运营中却是四处碰壁：政策不配套，地方医疗资源过剩，生存能力太差。目前进入的民营资本大多在遭遇“吃了吐”的困局。“民营资本可以办非营利性医院，这是新的尝试。”魏凤春提醒记者，因为以前所有的民营医院都是营利性医院，而这为社会资金参与公立医院改制提供了机遇。对此，新医改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政府购买医疗服务。谈及此次医改方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说：“虽强调政府主导，但并没有排斥社会资本的介入。”他透露，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和制定鼓励社会力量办医的相关政策。“大方向上说，新医改给民营资本增强了信心。”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李卫平研究员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允许民营资本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事实上是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社区医疗体系，因为大型民营医院申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大现实。”“在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方面，那些运作较为困难的厂矿、企业及部队医院，民营资本都可关注。”广东天枝医疗集团常务副总兼现代医院院长涂孝明告诉记者。“这些医院有现成组织架构，况且就算经营再差，往往也有一定知名度，而民营资本灵活高效的机制更利于接手后的转制。”对此，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认为，这给了地方更多操作的空间。“国企改制是为了更好地营利，而公立医院转为民营医院，则不应丢失医院的公益性质。”魏凤春说，“公立医院在改为民营医院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整套防范措施，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下一步还将抓紧出台改革配套文件，从而使方案更具操作性。”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张茅表示。而从目前来看，民营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国家多方面的政策扶持。“此次方案比较保守，因为国有企业所办医院的改制基本完成，接下来应该是对超出城市人口规划的二三级公立医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全国民营中医医院院长工作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在电话中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可能是过于敏感，方案没有明确提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民营医院共有17844家，但医疗人才流失相当严重。故此，“民营医疗机构首先应借此次新医改‘东风’．做好‘人才’文章。”全国民营中医医院院长工作委员会一位负责人建议说。 4．“听说国家出台了新的医改方案，这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2009年4月8日，与记者一起聊天的农民工赵国强这样问记者。赵国强现在合肥市的一家电脑城里做一些电脑维护方面的工作，他的老家在河南省濮阳县农村。在老家，赵国强和他的爱人双双参加了“新农合”。而他们的女儿因为在合肥市读小学，属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覆盖”的对象，参加了城镇基本医疗保险。面对国家新出台的医疗改革方案，赵国强正在考虑自己该选择哪一种医疗保障服务。新医改方案规定，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之间的衔接。以城乡流动的农民工为重点，积极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以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为重点，改进异地就医结算服务。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新医改方案明确：签订劳动合同并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要按照国家规定明确用人单位缴费责任，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其他农民工根据实际情况，参加户籍所在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务工所在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显然，即便新医改方案带有明显的全民普惠色彩，但是对于农民工而言，仍然面临着在城市参保和在农村参保两种不同的选择。赵先林在合肥市一家建筑工地上做“钢筋工”。当老板向他征求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时，赵先林断然拒绝。“我在这里是干一天的活，算一天的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回老家。”这是赵先林给出的拒绝参保的理由。虽然新医改方案已将农民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的可接续作为改革的一个方向，但是赵先林显然还没能考虑那么长久。据了解，像赵先林这样的人在进城务工人员中并不是个案，这其中尤以季节性用工和短期工为最多。他们或许还并不十分清楚，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后，这两种选择将逐渐只是作为一种生活便利上的考虑。虽然“新农合”和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仍然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但是，它们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将逐步实现均等化。为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新医改方案提出：国家制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2009年起，逐步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同时，新医改方案明确提出了“逐步缩小城乡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力争让群众少生病”的目标。全社会“健全城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保障机制，2009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标准不低于15元，到2011年不低于20元”，并且为此要“加强绩效考核，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这次新医改方案明确将农民工纳入医保，并且提出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医疗保障管理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共同组成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分别覆盖城镇就业人口、城镇非就业人口、农村人口和城乡困难人群。” 5．2009年9月2日上午，河北省召开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前，省委、省政府印发了《河北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会议针对方案内容对涉及的各个部门进行部署。按实施方案，三年将落实五项重点改革工作，省、市、县三级需要落实医改新增配套资金345亿元。到2020年，河北省将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医疗健康水平。面向全体居民的公共医疗卫生是公益性的，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医改要把握“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这一总体要求。 6．买一盒感冒药，你会货比三家之后再买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摆摆手说“不会”，因为在他们看来，同一药品在同一个城市里能相差多少呢?实在犯不着跑来跑去比较。但记者调查发现，相同厂家、相同规格的同一药品，在不同药店的售价竟然大相径庭。一盒白加黑，两个药店差价竟达6元之多。一些药店给会员的折扣价，比其他药店的零售价还高。“一样的天王补心丸，宝安区卖6元，到了罗湖区就卖9元。”39岁的王先生家住深圳市宝安区，在罗湖区一家公司上班。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失眠多梦，医生建议他试试这种药。一天，王先生上班出门太急，药被落在家里，于是他来到公司附近的宝华药店罗湖总店买药。这种在宝安卖6元的药在这里却售价9元。同品牌、同型号，为什么差这么多?王先生不禁有些疑惑。他仔细比对，这家店所售的天王补心丸同样来自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同样是200粒装，使用着同样的包装和说明，跟自己以前在宝安区买的药完全一样。家住民治万众城片区的刘先生也向记者反映了类似的疑问。他说自己在买药时也发现，同为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伊可新维生素AD滴剂(胶囊型)”，在海王星辰健康药店每盒售价24.5元，而万盛百货里面的亚洲大药房售价16.5元。针对市民反映的情况，记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记者先后走访了福田、罗湖、宝安、龙岗等关内外的70多家药店。其中，既包括知名连锁药店，也包括多家个体经营的小药房。调查中，记者注意到，深圳繁华地段“百步一店”的药店扎堆现象非常明显。在龙岗区同乐工业区方圆500米的范围内，竟有12家药店。在福田区景田路上，100米内的路段上就坐落着海王星辰、中联、广州二天堂、万泽四家药店。记者发现，新康泰克红盒装(美扑伪麻片)和蓝盒装(复方盐酸伪麻黄碱缓释胶囊)在中联售价分别为11元、10.9元，而在50米外的万泽大药房售价则为11元、12.7元。海王星辰和广州二天堂均卖11元、12元。到底是红盒装贵还是蓝盒装贵呢?记者有些疑惑。中联的工作人员解释称，因为红盒装是新品，所以价格贵。而二天堂的工作人员却说，红盒装虽是新品，但少了麻黄碱这种成分，因此价格便宜。一种药品，两种说法，三种价格，令记者一头雾水。走访中，记者还发现，同一家连锁店在关内关外的药价大致相同，但也存在个别不同价现象。例如，同为中联大药房的连锁店，同样一款“同仁牛黄清心丸”，景田店售价29元，而布吉西环路上的店面售价则为31.5元。多位药店负责人均向记者表示，“这是正常而普遍的现象”，价格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家药店的进货渠道、市场定位、销售策略、经营成本等差异造成的。一般的药品零售商不可能直接从药厂拿货，主要是通过各级批发商，批发商不同，同样的药品价格自然也有所不同。市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我国药品价格管理实行的是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两种管理方式。政府定价药品品种约为12%，其余为市场调节价药品。政府定价药品，主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制定最高零售价格，其中，允许生产经营企业、医疗单位在最高零售价格内，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售价；市场调节价药品，由生产企业根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制定零售价。“对于政府定价药品来说，只要售价不超过政府最高价，都不算违法；而对于实行市场调节价的药品，是企业自主定价，由于生产厂家众多，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存在差异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这位负责人如是说。市民黄先生认为，同样一种药品，成分大致相同，成本就相对固定，那么价格就应该相对稳定才对。药品和农副产品不一样，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和供求关系影响不大，因此不应该出现价格相差一倍的情况。这就如同麦当劳、肯德基一样，不会因为店铺的地段不同、租金不同而自行定价。此外，还有市民表示，价格混乱令大家感到无所适从，一方面担心“便宜没好货”，另一方面又担心成为“冤大头”。“要想省钱，只能跑断腿，还不如统一定价的好。”这句话道出了不少人的心声。 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构成新医改方案中“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现有成就的基础上，新农合将走向何处?对此，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合作医疗处处长傅卫指出，要继续巩固发展新农合，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并且使服务更加方便农民。“下一步巩固发展新农合的所有措施归集起来，就是两个方面。”傅卫说，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制度，更多惠及农民。首先是逐步增加新农合筹资标准，使2009年新农合人均筹资水平不低于100元。2010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个人缴费也适当提高。今后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进一步提高筹资标准。其次，随着筹资水平的提高，各地将适时调整完善补偿方案，提高住院补偿水平，特别要研究一些重大疾病的补偿办法，扩大对慢性病等特殊病种大额门诊费用补偿的病种范围，减轻农民群众大病负担。同时，积极推动门诊统筹的开展，解决门诊费用的报销问题，使农民群众更多受益。再次，进一步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特别要强化对医疗机构的监管，规范医疗行为，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在确保基金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充分合理地使用新农合基金，通过开展二次补偿和有针对性的健康体检等方式，控制基金结余。“要使有限的新农合基金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和效果，让广大农民群众最充分、最大限度享受到新农合制度带来的好处。”傅卫说。另一方面要不断改进服务。更加方便农民。要大力推行参合农民在统筹区域范围内所有定点医疗机构自主选择就医，出院即时结报、获得补偿的办法。同时，还要研究开展参合农民在城市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费用即时结报的办法，扩大出院即时结报的医疗机构范围。她说，提倡“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群众”的服务理念，简化手续，方便农民在当地更大范围内看病和报销。逐步探索建立新农合异地就医的结报机制，解决流动人口、在外务工人员参加新农合后的就医报销问题，还要加强不同医疗保障制度间的协调和衔接，更加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就医报销和享受待遇。傅卫说：“我们的目标是到2010年，争取使参合农民的实际住院补偿比平均达到50%左右，最高报销额度达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争取在全国一半以上的县(市、区)开展门诊统筹，使农民门诊小病也能得到适当报销，切实减轻农民群众个人支付的医药费用负担，让广大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让农民群众真正‘看得起病’。” 8．世界银行于2009年7月23日在北京发布《中国农村卫生改革》报告。报告结合中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报告说，中国自2003年开始启动的新农合制度的确给农村居民带来了实惠，但却并未有效减少患者的总体自付费用。报告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应通过医疗救助制度来帮助贫困家庭缴纳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通过更有针对性的转移支付、资金统筹等来提高省内基本医疗保险的共济水平。报告还从较长远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审视了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将面临的挑战等。报告提出，中国未来应尝试建立一个专门的健康保险机构，负责统一管理农村的卫生医疗保险。 9．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创新人才培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就业更加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10．2009年7月2日，卫生部、民政部、财政部、农业部、国家中医药局五部门下发《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副司长聂春雷13日指出，意见共提出发展新农合的8条要求：明确目标任务，稳步发展新农合制度；逐步提高筹资水平，完善筹资机制；调整新农合补偿方案，使农民群众更多受益等。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1、依照我国《刑法》第201条的规定，偷税数额在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就要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收入者走向“富豪级”的时候，他们生活的奢靡程度远远超乎工薪阶层的想 像。在北京，最贵的豪宅“均价”竟然达到每平方米4万元，其中最贵的部分更是高达每平方米 6万元。 3、刘晓庆的豪华别墅坐落在北京玫瑰园。这座欧式格调的别墅总面积500多平方米，绿草环绕，当时的卖价 达到700多万元人民币。 4、在临近紫禁城的第一豪宅中，意大利设计师用牛皮装饰的套房墙面可谓奢华至极。依照售楼小姐的说 法，因为每块牛皮只能用中间的一小块，所以整面墙一共镶上了66张牛皮。在如此天价的150套豪宅中，100套 只租不卖，真正出售的只有50套，据说，目前已经卖出了一半左右。对于这些“豪宅”买主的身份，售楼小姐 表示“没有外国人，也没有来自台湾的人”。 5、中国高收入阶层留下的另外一个谜是“谁开走了天价宾利”。在北京新近举办的国际车展中，一部和劳 斯莱斯属于姊妹车型的宾利轿车加长版广受青睐。这部据说全世界只有两部的名车——另一部归英国女王使 用——要价888万元人民币，却依旧有10位参观者争先付出了50%的订金，其中6位是北京人。车展主办者不肯 透露最终开走天价宾利的买主，只是承认其身份是“北京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目前，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是每月290元，即便忽略所有的税费、保险和养车开支，888万元的要价也意味着一个北京市民2528年的 最低收入。 6、2000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征缴量仅为600多亿元人民币，只占到税收总额的4.7%；2001年，中国城乡居民 储蓄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名下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缴的个人所得税却仅 占总量的不到10%。即便是在已经征收上来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和薪金所得依旧是占了大头。来自上海、北 京、深圳、厦门等地的资料显示，工资和薪金所得一直占个人所得收入的六成以上。 7、“国内一些富豪为何不缴个人所得税?”在回答新闻记者的这个问题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 钢认为，表面上看是纳税人的观念错了，实际上则说明我们在税收征管方面有问题：显而易见，制度的漏洞给 那些为富不税者留下了暗箱操作的空间。人们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是，税务部门为什么不能公开那些挥金如土 的富豪们的纳税情况?毕竟，在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时候，富人如何纳税才是公众纳税的标杆和榜样。 8、由于我国九成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来自代扣代缴，工资外的收入几乎处于失控状态。越富的人越有更多的 工资外收入，也就意味着越富的人越是瞒税的大户。 9、一些高收入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条上也许标明的是工薪阶层的数额，并且依此缴纳微薄的个人所得税。 然而，形形色色的补助、津贴、月奖和年奖，通过各种名目进了个人的口袋。灰色收入、体制外收入、现金交 易……由于更有办法隐蔽财富的去向和来路，高收入阶层也就有了更强的避税能量。纳税意识的淡薄，使得诸 多纳税人游移在避税与逃税的边缘。 10、发票冲账是最基本的逃税方式。由于我国的财务制度不够健全，公款、私款时常界定不清，名义为公的 东西往往实为私用，以此避税与逃税并不困难。在一些薪金可观的单位里，帮助员工偷逃税款的经验也同样可 观。对于那些月收入动辄上万的人来说，真发票亦或假发票都成了逃税的工具。吃饭的发票可以报销，租车的 发票可以报销……大量的个人支出就这样被列入企业成本，堂而皇之地躲过纳税的关口。于是，这些买车买房 的高收入者每月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有时甚至还要低于一个普通的国有企业职工。 11、在西方发达国家，“把个人的支出打到公司里去是不可能的”。曾经担任广东省美国商会会长的美国注 册会计师利昔生举例说：“如果我为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购买了一辆车，联邦税务委员会认定我下班后也会开 这辆车，只把五成的买车支出列入公司支出。” 12、对于我们的税务部门来说，也许的确不知道富人们究竟有多少钱，也许的确没有法律依据去彻查富人的 收入渠道，但是我们应该有办法让那些富得太明显的富人足额缴税，譬如声誉显赫的“十大富豪”，譬如举手 皆金的演艺明星。毕竟，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可能无法查清某一个公众人物的收人情况。如果连这些风毛麟 角的人物都能够堂而皇之地逃税和低额纳税，只能说明我们的个税征收还存在漏洞，只能说明我们对高收入阶 层的纳税监控还缺乏足够的力度。 13、逃税在中国似乎成了一件并不需要承担多少风险的事情。尽管税务机关有权调查高收入者的收入情况， 但是银行也有义务为储户保密。此外，税务部门也无权扣押拒绝纳税人的人身或者财产。 14、知名学者胡鞍钢援引国内外的数据说，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中，工薪阶层排在第一位，在中国的 外国人排在第二位，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仅仅排在第三位。 15、有熟知富豪发家内幕的人士直言：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很多今天的财富风云人物，可能只好在监狱 里举行峰会。” 16、随着为富不税的刘晓庆被绳之以法，税收风暴在全国全面展开。目前，修订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已经 提上议事日程：未来不远的时间内，各类应税所得分类将合并计征，并实行源泉扣缴、双向申报。此外，纳税 费用扣除标准将考虑到纳税人的实际情况，逐步将个人取得的额外福利、投资收益以及各种补贴、津贴、奖金 和实物福利全部纳入课税范围。 17、媒体披露的数字显示，即便是在海淀区，工薪项目纳税仍占个人所得税征收总额的88%，劳务报酬、股 息红利等收入仅为10%左右。这就是说，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依旧可能有相当一部分逍遥在税法之外。同样令 人遗憾的是，尽管公众强烈要求公开知名人物的纳税情况，这些主动纳税的高收入者的纳税数字依然不会向外 透露。 18、有消息称，一批偷税漏税严重的“重量级人物”已经被有关部门纳入视线。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 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其中掺杂着浓重的冒险 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19、仅仅截止到2002年7月15日的统计，北京3200户外企代表便通过自查补缴个税6000多万元。香港《文汇 报》则报道说，内地诸多富豪开始主动给自己开工资并缴纳个人所得税。排名福布斯富豪榜第%位的民营业主 尹明善公开表示说：“上榜后的富豪们应该多想想如何回报社会，在纳税和就业等方面多作贡献。” 20、每年的1月、4月、7月和10月，在北京市海淀区地方税务局个人所得税科，人们可以见到很多熟悉的面 孔。在海淀辖区内的100多位重点监控知名人物必须主动到这里申报纳税。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材料 材料一： 2006年两会热议环保，代表委员心系节能、治污。大家一致认为：不能“吃祖宗饭，砸子 孙碗”。 1. “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清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绿地、碧水青山。”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掷地有声的话语，引起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的强烈共鸣。 松花江水污染、广东北江镉污染……盘点着近期发生的这一起起工业水污染事件，代表 委员们表示出深深的担忧——还有多少像“吉化”这样的“地雷”，潜伏在大江大河沿岸?国 家环保总局近期拉网式排查表明：我国有2万多家石化企业，其中布设在七大流域的重点排 污企业就有5379家，年排废水26亿吨。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对此忧心忡忡：“这种布 局一旦发生问题，后果不堪设想。” 治污要先治“大企业病”。一边是数不清的企业荣誉，一边是大肆排污。两会期间许多 人大代表建言，要清除大江大河边的“地雷”，避免重大污染事故再次发生，首先要清除多年 来沉积的“大企业病”。 与小污染企业相比，那些规模庞大、职工众多、效益较好的特大型企业，排起污来往往胆 子更大、危害更烈。从国家环保总局近年公布的重大环境污染案件看，大企业环境违法现象 明显呈上升趋势。松花江、沱江、汉江水污染等重大污染事件，直接责任人都是当地首屈一 指的大企业。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段维义说：“这些大企业往往垄断或支撑着一个地方的财 政税收命脉，敢于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不把环保部门放在眼里，扛着‘省管’、‘中央直属’等 招牌我行我素。” 那些看似偶然的污染事件，背后早已蕴积了必然因素。这些盛气凌人的大企业自恃“贡 献大…‘名头响”“关系硬”，对基层环保部门不屑一顾，不配合基层环保部门的工作，甚至不让 环保人员进企业检查，长期脱离地方监管，内部规章制度也渐成形式。一些地方基层环保部 门面对“利税大户”也觉得犯难，既想履行职责，又怕当地领导怪罪，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更可悲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对大企业网开一面，特意为他们设立“安静日”、“封闭式管理企 业”，让大企业成为不受环保部门监督的特殊“公民”。 企业与社会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环保法律面前大小企业一律平等。一个没有社会 责任感、法制意识的企业，不能与社会形成和谐关系，不可能真正办成一流企业。各地政府 领导要有长远眼光，越是对大企业，越应该支持环保部门严格依法监管，再不能走“抓小放 大”的老路了。 2. 在全国总人口控制、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耕地保有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森林覆盖率、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这8项指标 中，哪个最难实现?在记者所走访的代表中，大多数认为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最难 实现。“难，但无论如何也要把它降下来。”许多代表表示，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改变政绩观，高 度重视、狠抓落实。 代表们纷纷“支招”：各地区、各行业要将降低能耗指标逐级分解，狠抓落实；建立相应的 评价考核体系，让不达标的政府、行业上“黑名单”；给企业一定的鼓励性政策，比如技术援 助、税收优惠等，以此将政府意愿变成企业行为。 降低能耗，我们别无选择。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中国能源供 应的紧张。中国企业一次次在国际市场上奋力购买各种原材料，石油、煤炭、矿石进口得越 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地大物博”的日子对中国的经济来说只是美好的回 忆，今天的中国只能走节约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中国未来的能源供应更是不容乐观。 因此，即使降低能耗会加大部分行业的生存压力，也会减缓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可是 为了让中国有一个轻松的未来，我们别无选择。 不能“吃祖宗饭，砸子孙碗”。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地方政府怎么干?“要转变政绩观， 不能片面追求GDP，更不能‘吃祖宗饭，砸子孙碗’。”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三门峡市委书记 连子恒坦言，三门峡因资源发家，但由于资源开采利用率低，已经有一些地方过早耗尽了“本 钱”。三门峡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创建资源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才是科学发展 之路。 3. 如何避免当前循环经济存在的“政府热、企业冷”，“只循环、不经济”的现象。 要使企业自觉“循环”起来，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构建新的赢利模式，使市场条件下循环生 产有利可图，才能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自发机制。这就是要让循环经济“经济”起来。“循环经济，落点应该是经济。现在一提循环经济，很多人的关注点都落在‘循环’上，其 实这是片面的，循环经济的落脚点是‘经济’，而循环只不过是这种经济的一个特征罢了。”北 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叶文虎委员的观点，立即引起了记者的 兴趣。 循环经济不能流于形式和口号。全国政协委员鲁志强8日代表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 委员会，在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他说：要尽快研究制定具体的、 可操作的发展规划，统一认识，协调步伐，防止循环经济流于形式和口号，甚至沦为争项目的 新由头。 鲁志强说：实施循环经济面临一系列挑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认识还不够到 位，突出表现在政府“热”企业“冷”；二是缺乏循环经济健康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基层面临资 金投入不足，缺乏技术支撑，法律和政策不适应等实际问题，造成“循环”了就不“经济”，或者 “经济”了就“循环”不起来． 4. “短短两个半月内就发生数十起环境突发事件，如果我们不对此给予足够重视，这些事件就会演变为重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其后果不堪设想。”接受记者采访的王生代表和杨先 明委员呼吁，尽快建立环境安全预警机制，避免使频发的环境突发事件演变为重大公共安全 事件。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启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生对记者说：我国许多地方的工业企业，特别是一些化工厂分布离人口聚居地、水源地较近，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会造 成严重的生态影响，给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甚至是生命财产带来重大影响，容易造成公众 心理恐慌，引起社会不稳定，演变成重大公共安全事件。 5. 废纸再生：一年少砍1000万棵大树。“利用废纸再生造纸节约又环保。一个年利用80万吨新闻纸的企业按照一吨废纸生产O.8吨新闻纸，可造出64万吨好的新闻纸。这样 一吨纸节约17棵20年树龄的马尾松，相当于少砍1088万棵大树，还能节约造纸能耗40％ ～50％。”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华泰集团董事长李建华对记者算着这笔“废纸回收账”。 限制生产一次性筷子不能再“吃”森林了。一次性筷子一年“吃”掉的木材，相当于我国 全年林木消耗总量的18％。一根筷子虽小，但却关系到环境和资源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 王全杰呼吁，要限制生产、使用和出口一次性筷子，保护我们的森林资源。 6. “十一五”期间，解决1亿农村居民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污染水和血吸虫病区、微生物超标等水质不达标及局部地区严重缺水问题。 禁止开发区域包括：国家自然保护区243个，面积89414万公顷；世界文化自然遗产31 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87个，面积927万公顷；国家森林公园565个，面积1100万公顷； 国家地质公园138个，面积48万公顷。 材料二： 1. 环境事故频发，代表委员直指环境监管体系不到位。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广东北江镉污染事件、江西赣江水域油轮起火污染事件……真是一波未平、一 波又起的环境突发事件无疑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在今年的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此进行了 热烈讨论，矛头直指环境监管体系不到位、环境执法不力等问题。 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们建议，应大力健全环境监管体系，强化环境法制体系，真正做到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不是简单地进行流于形式的突击检查和事后惩戒。 2. 中国进入污染事故高发期。目前我国有效防控环境污染突发事故的形势十分严峻。据统计，2001年全国发生各类污染事故1800起，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2亿元；2002年全国 共发生11起重大和特大污染事故；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发生突发性重大污染事故8起。 2005年全国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同时引发了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其 中，自2005年11月13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到2006年2月1日的两个半月时间内， 国家环保总局已接到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报告45起。这45起各类突发环境事件涉及1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属重大事件的3起，较大的4起，一般的38起。 在这45起事件中，由于安全生产和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事件31起，占68.9％；由于企 业违法排污造成的环境事件9起，占20％；由于水利工程调节和施工引发的环境事件2起，占4.4％，其他因素引发的环境事件3起，占6.7％。经统计，造成大气环境污染11起，占 9. 4％；造成水污染29起，占64．4％。 面对接连出现的环境突发事件，国家环保总局一位官员指出，一些地方盲目发展给保障 环境安全带来了巨大压力，中国已进入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形势十分严峻。 3. 事故急剧上升绝非偶然。“突发环境事件急剧增多，绝不是偶然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蔡玲对记者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还处于资源耗费 型、环境损害型的状态。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地方政府没有形成强烈的环保自觉意 识，存在先发展经济再环保的落后观念。政府政绩的考核标准仍然以GDP增长为核心，却忽视了单位GDP的增长所带来的高污染排放量。 这种说法，在记者采访的代表委员之间也形成了共鸣。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启东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生说：这是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埋下的安全隐患。一些地方片面追 求经济效益，一些高污染、高消耗的项目，甚至是一些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未经环保部门 审批就上马建设，这些企业往往存在很大的环境安全隐患，发生环境事故是迟早的事情。 王生认为，目前环保部门监管不尽到位，由于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和机制等原因，环境 执法不力的问题比较突出。有些地方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政府甚至成为企业环境违法行为 的保护伞，环境监管不到位，使环境突发性事件屡屡发生。 与此同时，环境违法成本低导致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事故频发。他说：我国现行的环境 法制不够健全，也偏软，出现了一些企业宁愿挨罚也不治理、照常违法排污的现象。违法行 为一多，发生环境安全事故的机率也就大幅上升。 对于这一说法，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表示赞同。他 一针见血地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环境突发事件频 发是在环境治理方面多年的欠账造成的。” 一方面，我国工业布局结构不尽合理，很多可能造成污染的企业都坐落在河边或居民区 旁边，一旦发生污染物的泄漏，很容易对自然生态、居民人身财产造成损害；另一方面，我国 很多企业生产技术落后，直接带来的弊端是粗放，对资源的浪费很大，排放造成的废物很多， 造成了各种形式的污染；同时，企业的管理制度也比较落后，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污染物的管 理、生产的管理都存在很多漏洞，这也使得污染事故频发。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的指导思想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不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 GDP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环保监控体系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仍待完善。材料三： 1.2005年1月，一场后来被新闻界称为“环保风暴”的环境执法查处行动高调登场。1 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的30个违法开工项目。 紧接着，又公布了46家尚未启动脱硫项目的火电厂名单。 “环保风暴”是环保部门向环境违法行为宣战的号角，更是“十五”期间我国环境执法工 作的缩影。公开查处大案要案，加强自身建设，引导舆论监督，“十五”期间，我国的环境执法 工作迈出坚实又巨大的一步，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高举环境执法的利剑，以一身浩然正气 维护了环境法制的尊严。 2. 2004年1月，对晋、陕、蒙交界地区的40余家污染企业进行突击查处；2004年7月，公布23家污染物超标排放的电解铝企业名单；2005年5月，挂牌督办9大环境违法案件； 2005年5月，挂牌督办14家污水处理厂。 环境执法形成规模，形成震慑，“出重拳头，啃硬骨头”成为“十五”期间环境执法的鲜明 特点。环境监察执法机构连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环境执法专项行动，执法力度逐年加大，行 动不断深入。2001年和2002年，在全国开展了“严查环境违法行为，遏制污染反弹”的专项 行动；2003年～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家工商总局、司法部、国家安 全生产监察管理总局联合组织开展了以“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为主题的环保专 项行动。统计数字表明，“十五”期间，在专项行动中共出动执法人员400多万人次，检查企 业近200万家，立案查处环境违法问题10多万件。 同时，环境监察执法部门还与相关部委及地区联动，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 形成打击不法排污行为的合力，多管齐下，确保查处到位。2004年1月，国家环保总局要求 开展跨省界污染防治工作专项检查；2004年12月，国家环保总局、国土资源部、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开展全国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专项执法检查；2005年11月，国家环保总 局联合监察部、国家海洋局、交通部等6部门展开海洋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检查。多部门联合 执法、做好案件移送工作，成为确保环境违法案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理的重要举措。 3. 以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成立环境监察局为标志，我国环境监察机构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截至目前，全国已有陕西、江苏、河北、安徽和辽宁5个省相继成立了省级环境监察 局，从组织形式上保证了环境监察机构依法行政。环境监察标准化成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 的有效载体。 打铁先要自身硬，适应新时期环境执法工作的需要，环境执法队伍的管理也在逐步规范 化。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级环境监察机构名称规范化，有4万多人使用全国统一环境监 察执法证件。2001年到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共举办30期培训班，培训环境监察负责人 近4000人。各级环境监察机构还普遍建立和完善学习日制度、建立行风稽查制度、意见征 求日制度、便民工作日制度、现场执法回单制度5项制度，开展全国环境监察“六不准”、“三 查”、“三思”等执法人员职业操守教育活动。 4. 2004年“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中，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主要媒体发布有关报道300余篇，新浪、搜狐、雅虎等大型互联网站反映有关信息 19万余条次。专项行动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全社会参与进行环境监督的氛围正在 形成。 人民群众是环境执法部门最有力的支援。2004年，全国开通“12369”环保热线1153 条，受理群众举报39万件，处理率达97%。加强媒体和社会的舆论宣传，引导公众参与，成 为震慑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执法工作的重要手段。 5.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按照《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的要求，实行环境保护问责制，加大行政责任追究的力度。要强化国家监察 体制，健全环境执法机制。“十一五”期间，将重点推进全国环境应急网络建设、环境监察执 法标准化建设、污染源自动化监控网络建设和“12369"环保热线网络建设，增强重点区域、流 域、重点工程和重点生态保护区的环境执法能力，推进执法队伍规范化管理。 三、申论要求

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尼罗河畔，是尼罗河的赐予，归根结底是气候的赐予。丰沛的雨水，适宜的温度，使得古埃及文明得以发展。埃及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巨大的金字塔、神秘的木乃伊等都给人们留下了回忆，但古埃及文明却衰落了。 曾几何时，每到夏季，雨水汇入尼罗河中，上游地区富含无机物矿物质和有机质淤泥随着河水漫溢到古埃及，给古埃及土地留下一层薄薄的沉积层，以补充从田地中收获作物所吸收的养分，近乎完美地满足了农田对于有机质的需要，从而使这块土地能够生产大量的粮食来养育古埃及的人口。正是这样无比优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造就了古埃及漫长而辉煌的文明。然而由于尼罗河上游地区的森林不断地遭到砍伐以及过度放牧、垦荒等，水土流失日益加剧，尼罗河中的泥沙逐年增加，加之雨水逐渐减少，干旱频繁发生，昔日的地中海粮仓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沙漠干旱毁灭了古埃及文明。古埃及文明创造者们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除了古老的文明外，还有90％完全沙漠化的土地。 古巴比伦文明距今6000年到2500年，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附近一系列城市文明的总称，后人称为两河流域文明。古巴比伦是历史最悠久的古国之一，但直到近代，辉煌的巴比伦城才由考古学家发掘出来，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两河流域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座城市，创造了最早的文字、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出现了最早的寓言、格言、谚语和爱情诗，甚至还流传下来世界上第一部农人历书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古巴比伦人凭借着智慧和劳动，将这个地区灿烂的文明一步步推向顶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古代的两河流域并不是一片安宁的土地，这块沙漠中的新月形绿洲是各个游牧民族部落觊觎的对象，因此战争此起彼伏，朝代不断更迭，历史便在这刀光剑影中演绎。连年征战，加上无休止地垦耕、过度放牧、肆意砍伐森林等，破坏了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随着气候变化，雨水减少，干旱加剧，使这片沃土最终沦为风沙肆虐之地，漫漫黄沙使巴比伦王国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生态安全”一词是20世纪后半期提出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生态安全”通常具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生态系统自身是否安全，即其自身结构是否受到破坏，功能是否健全；二是指生态系统对于人类是否安全，即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服务是否能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我国在2000年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 请结合给定资料，分析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关系。 要求：理解准确，分析恰当。不超过200字。

材料一建于明代重修于清康熙年间的顾庄关帝庙，作为C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见证了时光的流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近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组，在这座庙宇附近发现了一片可能在常人看来是“荒地”的区域，竟然充满了生机勃勃的生物多样性。显然，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无人管理了。恰是这种“放任自然”，人们却惊喜地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小虫子，一群麻雀也找到了食物——生长在这里的“狗尾巴草”种子和小虫子。这片“荒地”所展示的生物多样性提醒人们，即使在喧嚣的城市中，自然的生命力依然坚韧不拔，也给予一次让人们更加关注和保护城市中自然环境的契机——少一点勤快地拔草，多一份自然生态，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也是中国绿发会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绿色发展。关帝庙附近的这片“荒地”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美好的可能性，即一个充满生机和多样性的城市“再野化”图景。所谓城市“再野化”，是指将城市空间重新设计和管理，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让城市与自然环境更好地融合，是通过让城市绿地和公园更为自然，支持本地植物和野生动物的生长，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鼓励城市居民与自然互动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城市朝着更可持续和生态友好的方向发展。2020年7月，首次见到小郭，是在城市荒野工作室的生态修复项目现场——C市小天桥地区宜泽苑的5亩地。他认识这里的所有动植物，并熟知其习性。“和一些污染治理类生态修复项目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我们恢复的是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小郭认为，城市生态修复十分紧迫，虽然城市绿化率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质量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多数仍以园林植物种植为导向，且没有入侵风险评估；种植缺乏乡土物种，没有依据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设计，不能为城市中的野生动物提供食物与栖息地，是动物眼中的“绿色荒漠”。2015年，小郭在C市关于乡土物种保护公益讲座中，向生态环境局介绍了“城市生态保育”理念，张局长非常认同，并支持小郭进行试验。在宜泽苑生态保育区项目中，小郭及其团队实践了将场地先变成“次生裸地”——调整、移除原有绿化，再以大量符合自然演替规律的人工干预形式重建生物群落，加速大自然的次级演替。“为了让试验更有抓手，我们局的专家和小郭工作室进行了深入调研与考察。”张局长说，“我们了解到，在香港505座人造建筑上，有1275种附生植物，它们几乎不需要人为干预或照料就能自然生长，形成了丰富的植物群，并呈现出了一个特殊的栖息地。”小郭认为，在大型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领域，虽然一些城市积累了大量依靠自然主动恢复的经验，但许多国外经验无法套用。因为我国的中大型城市规模远大于大多数同级别的国外城市，且城市周围的自然植被在历史上受到了较严重的人为干预，难以依靠物种自然扩散的方式恢复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如果放任“自然恢复”，结果很可能造成场地被入侵的植物占满。“因此，我国城市的生态修复应注重生态重建，先是人工引种缺失的乡土植物，形成适宜生境后，再引入具有重要生态功能但无法自然迁移至项目地的动物，如鱼类、两栖动物及扩散能力较差的昆虫等，辅助后期生态系统的稳定与自我循环。”小郭说。这一构想在宜泽苑项目中被充分实践，场地在3年后基本形成了接近C市本地自然环境的动植物群落。“稳定的生态系统形成后，物种多了起来，入侵物种不再能构成威胁，我们的专业人员却显得没那么专业了。”张局长感叹道，“为此，局里向社会广发英雄帖，吸引更多领域的人来共建这个小生态。X大学的科研团队同我们达成共识，派出专家帮助我们提升专业水平。”接着，城市荒野工作室又提出“貔貅原则”，项目场地“只进不出”——园林所有“垃圾”都不外运，枯木任其自然腐朽，由真菌与甲虫分解；枯草和树叶任其自然凋落并形成落叶层。项目场地出现了新的土壤层，持续的生态调控促进了生态系统的平衡，进而实现自我更新与循环，并将绿化养护成本降到一半左右。作为C市第一个成功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案例，宜泽苑项目还为城市居民尤其是孩子提供了一块珍贵的、可以直观认识生态系统的自然教育场地。之后，市生态环境局和小郭工作室开展了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从校园绿化到农村人工湿地，从郊野公园到山区的毛竹林等生态修复，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城市“再野化”工作中，通过持续的生物多样性恢复与研究，进而将C市塑造成“生态之城”。“城市荒野工作室让我看到了一种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性，还原出一种人与自然互惠式的治愈图景。”张局长说，“对于人与自然的未来，城市既是问题，也是解决方案。‘再野化’实际是我们对城市生态治理工作的一种反思，一种‘否定之否定’，一种更高级的回归。”材料二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H市组织艺术家们到柳树镇宏升村开展美育实践，助力宏升村文化振兴。2018年，从镇里走出去的美术家王教授回村时发现，村里经济水平上去了，但乡亲们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于是，他便想通过艺术为家乡的乡村振兴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同事们很不理解：“他怎么会选择这个连路标都找不到的地方？”但在王教授眼里，村民觉得平平无奇的稻田、农房甚至石板路，都充满了“艺术范儿”。尤其是村里被称为“小红旗渠”的十里水渠与近千亩郁郁葱葱的黄金香柳，都可以给艺术创作提供广阔空间。从那时起，柳树镇宏升村时常出现一些兴致勃勃的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演员等，但更多的是带着仰慕、迷茫眼神，心里还纠结“啥叫艺术？稻田、石板路咋成了艺术？”的村民。村民老徐记得，艺术家来村里的第一个作品是用谷草在田里扎了些稻草人、稻草牛，但村民都不认可，“弄个塑料的还成，小孩可以骑一骑，弄些稻草的，既不好看又不能骑，连花架子都算不上……”村书记老洪说，“还有一次，艺术家们原本设计了一个聊天议事的空间。他们的设计也许很美，但仔细研究，房屋结构的比例尺寸不清楚，各部分用什么材料也没看明白，没法施工。艺术，离我们太远了！”谈到这件事儿，王教授坦言：“从象牙塔到黄土地，艺术家要让作品在乡村落地生根，自身也需要适应和学习。此前，我从来没想象过自己会把作品画在村民的墙上。”经过时间的沉淀与磨合，又一批作品新鲜“出炉”：村民驻足聊天的荒地，被拓宽美化后加装了座椅；老白家房屋外的护墙上，嵌着各家捐赠的老式水壶、提井水用的木桶、不再使用的农具等。大家说看完这面墙，唤起了儿时的回忆。慢慢地，艺术家的审美表达和村民实用需求统一了，在接受作品的同时，村民们也接受了艺术家传递的审美信息。不久前，参与市里“人人都是艺术家”活动的一群年轻人来到村里。他们带着绘画软件，让老徐说出自己想要画的内容。就在老徐半信半疑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电脑很快据此生成画作，老徐的“创作”就此完成。随后，村民们“作画”热情高涨：“我要画油菜地里的小孙女”“我要把自己在青山绿水间编竹篾的样子画下来”……村民对“电脑作画”兴致勃勃的事引起了王教授的思考，他带着学生在村里举办免费油画学习班，给村民讲授绘画知识，并教画画。“过去一些村民觉得艺术家的画很美，但只是他们单方面的创作，自己参与不了，而乡村美育的主体始终是村民，村民产生共情，才能达到乡村与艺术的有机融合。”他感慨道。渐渐地，一些村民闲暇时也拿起画笔画下自己生产生活的场景。王教授还为村里找到了一个产业支撑点：研学。他带领团队结合村里的产业特点和发展需求，制定了艺术研学课程。仅2024年前6个月，宏升村就接待了182个研学团体。学艺术设计的小王初到村时，感觉一片迷茫，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能干点什么。后来，他发现村里很多人都会编织技艺，可以编篮子等工艺品，但这些工艺品的外观缺少现代化的审美创新，销售困难。于是，小王和几个同学便开设工作坊，帮村民设计编织产品的造型、配色等，边做边讲，还教村民们观看使用编织视频，激发创作想象力，现在村里人编织的作品一点也不愁卖。有了这个开始，其他“人人都是艺术家”团队成员像是开了窍。声乐学张教授设计了集体创作村歌项目。她体验乡土民情后，邀请村民集体讨论，让村民们挖掘村里故事，产生共同的审美判断。村民各抒己见，村歌写出来了，让村民们一同演唱录制，最后她再进行后期制作。创村歌和唱村歌，给村里带来了新气象新面貌。参与创作的人渐渐发现，对于写歌唱歌，也能说道说道了。“这样的创作我也是第一次。这个过程中，大家又发现了之前没有注意到的文化元素。让我们感到乡村振兴有很好的文化传承，更有干劲。”张教授说，“美育项目既要结合当地特色，又要给村民们一些关键点上的引导，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这些改变，老徐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随着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他把自己的房屋改成了民宿，并学着“用艺术妆点生活”，还高价买下艺术家创作的两幅画，“画的是我们村的山山水水，我想把它们留存下来。”老徐说。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从最初对“啥叫艺术”的茫然，到现在如数家珍的自豪，几年来，村民的观念发生了改变，艺术家们也在村里实现了对艺术可能性的不断挖潜。王教授说：“乡村与美从来不是割裂的，艺术源于生活，能被人们接受的艺术必须要能反映他们的生活。相信在宏升村，关于美的思考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惊喜。”材料三“一人住院，全家忙得团团转”，这是很多患者住院、家人陪护的真实写照。为了让患者得到专业细致的照护，减轻家属负担，两年前，D市卫健委决定在第四医院开展“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无陪护病房”就是由接受专业培训的医疗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服务，实现无家属陪护。“与传统的‘一对一’聘用护工模式不同，我们医院无陪护病房的护理团队均来自医院公开招标的第三方专业护理服务机构，接受医院和公司的管理和监督，我们还会对他们进行专门的培训，他们的专业性更强，服务意识更好。目前我们医院已配备了200多名专职护理人员，服务于除儿科之外的所有科室，无陪护病房病人满意度达90%以上。”医院的张副院长说。“以前家属和护工往往不了解针对专科的专业护理方法，遇到问题就喊护士，现在无陪护病房的护理员都是医院统一从第三方公司签约过来的，有十几个人固定在我们科室。结合科室特点，对他们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专科护理技能升级培训。他们的加入，减轻了护士的非护理工作负担，能让护士省出更多精力，配合医生进行病情后期治疗方面的管理。”骨科的护士长说。走进D市第四医院心内科病房，生活护理员正在给舒奶奶洗脸、擦身，还时不时地与她拉拉家常、聊聊天。“以前一住院就要麻烦女儿，看着她耽误工作，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听说第四医院有无陪护病房，舒奶奶决定试一试。问到感受如何，舒奶奶满意地说：“比我女儿照顾得还精心！”“在无陪护病房开设前，我是在不同科室之间接患者和家属的单子，对患者情况不熟悉，对各科室的专业护理技能也不熟练。”在心血管外科无陪护病房工作了两年的护理员说，“如今就固定在心血管外科，对每位患者的治疗都心中有数。”两年来，D市第四医院的无陪护病房收获了很多患者及家属的信任和感谢。基于已有经验，能否将无陪护模式逐步在全市铺开，还需要结合实际进行研究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护理团队是医院的一支主力军，也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力量。“目前，从我们聘任的医疗护理员情况看，主体是‘4050’人员，平均年龄52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者占比为93.3%，总体上说，市场更需要大量年轻的学历高、具有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的高水平专业护理人才。但是，年轻一代多嫌护理员挣得少、干活脏、不体面，没人愿意干。与需求激增相比，愿意做护理员的人甚至有减少的趋势。”医务室谭主任说。“要不是找不到其他活儿干，谁愿意在这里干这个又脏又累、伺候人被人瞧不起的活儿？”呼吸科无陪护病房的护理员说，“有的家属挑剔还特别多，委屈着呢！年轻人不愿意干，还因为这活儿没啥前途。哪怕是个泥瓦匠也能评个工人技师，这活儿干好干坏也没个标准，都是按天算钱。”“照护生病的父母是孝顺的体现，要是老人住院都不来照顾，那要子女干啥？不怕别人笑话吗？护理人员照顾得再好，老人大多也希望有子女的陪伴，亲人的精神慰藉也绝对是外人无法替代的。”在病房照看父亲的小马说。“我听说过这个无陪护病房，但是没敢用。之前，我从那个病房路过时曾看见一个护工正在玩手机。病人跟她说话，她像没听见一样。这些人都是医院从第三方聘来的，不是正式员工，说是医院负责监管，可是医院哪有条件监控她们？怎么对患者，还不是全凭良心？就算有问题投诉，对患者的损害不也造成了！人都不是医院的，医院会负什么责任？万一出个医疗纠纷，官司都没法儿打。”陪护母亲的小孙说。王奶奶是一位糖尿病并发脑梗塞瘫痪患者，需要全天护理，看着她女儿忙前忙后，身心憔悴，有人向她推荐了医院的无陪护病房。“无陪护病房的护理费用是每天120元，虽比聘用一对一的护工便宜，但像我们这种经济不宽裕的家庭也承担不起。”王奶奶说。“我们医院采取的方式是向第三方公司购买服务，再向患者收取费用。医院给予适当的补贴。不过，从开始试点无陪护项目到现在，我们医院这个项目亏损了800多万元。我听说，有些省份是通过医保付费，无陪护病房费用按试点医院收费标准的70%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家属只需要支付三成费用，如果那样的话，我估计绝大多数家庭都能接受，医院的负担也会减轻不少。”医院党委刘书记说。材料四近日，一篇题为《年轻人的新选择——回乡去种地》的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文章如下：屏幕内外，时空之间，“七个兄弟”和返乡新农人彼此交叉、融会，让人们看到了农业的希望与未来，“谁来种地”这个问题也有了呼之欲出的答案。后陡门的一场大雨，让地里成了烂泥汤，本来打算种小麦的小李等人犯了难，他跟几个伙伴合计了一下，决定先疏通排水沟。但几个年轻人都是种地的新手，而且其中一块地积水浅，面积大而分散，用不了抽水泵，用铲子铲泥又十分费力。小陈干脆跳到了沟里，“肉身通沟”，手脚并用把沟里的淤泥一点点往外扒。经过一整天的折腾，排水沟终于通了。这一幕发生在综艺节目《天地之间》，这档劳作纪实真人秀，由于真实地记录了七个不出名的年轻人（组合名为“七个兄弟”）在200多天的时间里播种、灌溉、施肥与收获的种地全过程，吸引了许多年轻人观看。“90后”小赵就是其中之一，几年前决定辞职回老家种地的他，在看到这一幕时，感同身受。唯一的区别大概是，这样的事情对“七个兄弟”来说，只是他们漫长人生的小插曲，但对小赵而言，则是他所“看见”的日常。小赵一开始也没想着干农业，毕竟祖辈都是种地的。虽然他有一份体面而稳定的工作，但干了一段时间后，他一直在思考着要做点自己想干的事。几经挣扎，他选择辞职在老家成立了一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起初，我还是和父辈一样，在土里刨食。但我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后来，我开了直播，把每天种地的场景和感受分享出去，点赞关注的越来越多。我就做起了农耕短视频，让更多的人了解农村。”小赵说，“现在粉丝多了，也能带货了。我还教会了乡亲们直播卖货，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城里创业多年的“90后”小李，也选择回乡种地。“城里卷，村里也很卷。有时真感到吃不消，会怀疑当初的选择。可我就是不肯服输，自己认准的路决不轻言放弃。”小李说，“我的辣椒是全村种得最好的。为此，我查资料，请专家，并对不同种子进行对比……现在订单不少，好多城里年轻人在直播间打赏我，希望帮他们在云端种辣椒。”提到收成时，她显得特别兴奋。据农业农村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1300万人，是近年来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一年。小张2016年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经常加班，工作才半年就得了胃病。后来，他选择了回乡。“现在，看似我什么都在干，种茶、制茶、做电商，很忙也很累，但每天很充实，睡得很踏实，身体也养好了。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我喜欢干的。”小张说。乡里个体茶农很多，但他们只会种茶不会吆喝，小张就免费帮乡亲们写广告词，做宣传。未来，他梦想打造一个带动乡亲们致富的地区品牌——“故土茶乡”。返乡青年阿汤原是一名年收入50万的互联网大厂员工。回到家乡后承接了自家猕猴桃果园，他直言从前的种植管理都很“垃圾”，自己要下决心改变现状，打出品牌，经过对果园从头到尾的改造，阿汤创新开发了一台AI甄选机，通过红外光谱把水果穿透，对内部进行成像，用AI分析其内部的病变和酸甜度，并为本地207个果园建立了种植信息库，采用数字化管理。2023年，阿汤创立了农场的第一个水果品牌——“三就”红心猕猴桃，意为一群年轻人，就回农村、就种地、就搞农业。“三就”红心猕猴桃的销售推广视频在全网有接近1000万次的播放量。去年丰产季，阿汤借助抖音等平台“带货”，仅两周时间，就将10万斤红心猕猴桃销售一空，还帮附近的农场卖出一部分，销售额达140万元。“短视频媒介已经成为新农人最重要的‘农具’之一。”小赵说，“通过短视频促进文化传播，塑造乡村IP。在‘被看见’获得自我成就感的同时，也引爆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乡村。”《天地之间》的热播带火了拍摄地——墩沟，节目效应让村里几百斤笋在直播间几秒售罄。墩沟所在的西关湖区政府负责人表示，要大力支持以《天地之间》为代表的文旅新业态落户本地，并把这种文创产业引入到乡土空间，探索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区委党校张教授表示，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城市，回乡创业，这种选择不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而是积极拥抱新生活的理性选择。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做自己想做的事并努力做好，就是最好的选择。

二、给定资料 1．(北京周报2007年2月5日)前不久，北京市民发现，曾经被媒体广为报道的、已开始铺轨的“奥运支线”地铁工程在后续报道中只被称作“地铁8号线的一段”。原因其实很简单：依据《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和《北京市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要求，“奥运”、“奥林匹克”等专用名词属于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保护范畴，故此，尽管全长 4.398公里的地铁“奥运支线”穿越规划中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区——这里集中了十多个奥运比赛场馆和奥运村，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地点“国家体育场”就位于其中心位置，但这一服务于奥运会的交通工程，其名称最终还是被改变。毫无疑问，当奥运圣火即将抵达北京之时，北京奥运标志与知识产权保护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2．当工商部门给北京的温家面餐厅送达处罚通知书时，这里的负责人一下子懵了。“这家餐厅在餐巾纸上使用了‘祝愿2008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的字样，却没有取得奥组委的授权，因而我们认定，它构成了侵犯奥林匹克专有权的行为。”北京市海淀区工商监督管理局商标科副科长张德金解释说。店长高晓雨回忆说，“我们当时觉得挺冤的，因为我们是真心祝愿奥运成功咧!经过工商局一一讲解，我们才明白了‘错’在哪儿。”“奥林匹克知识产权是指所有与奥林匹克运动有关的商标、特殊标志、专利、作品和其它创作成果所享有的专利权利，这些受法律保护的奥林匹克标志，凝练地概括了奥林匹克运动在长久历史中积累下来的无形资产，是奥运的信誉基础和社会价值精华。”在采访中，温家面餐厅一位店员像“背书”似地说道。每届奥运会的侵权问题都会让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主办国感到头疼。“很难想象，一届因保护奥林匹克知识产权不力而伤害‘五环’利益的奥运会，能够成为高水平的奥运会。”第29届奥运会组织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刘岩表示。据他介绍，2001年7月13日申奥成功时，以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作为明确目标的北京便在宅办城市合同中承诺了“确保做好奥林匹克标志、徽记和吉祥物的法律保护工作”。 3．(新华网北京2007年1月30日电)出名之后的郭德纲官司不断，近日他打赢了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第四场维权官司。法院一审判决广东飞乐影视有限公司、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停止侵犯郭德纲的名誉权、肖像权，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并公开道歉。据悉，此前郭德纲曾以飞乐影视公司、九洲音像出版公司发行的同一产品侵犯其著作权及表演者权为由获得了8万多元的赔偿。郭德纲诉称，2006年3月，他发现市场上销售由九洲出版公司和飞乐影视公司发行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DVD光盘和VCD光盘。“我并未授权这两家公司，他们将我的姓名和照片以占满整个主封面的方式印制在包装上。”郭德纲说。郭德纲认为，两被告在利用自己的名誉和肖像获取更大的利益，起诉要求两被告停止对自己名誉权和肖像权的侵犯，公开赔礼道歉，连带赔偿30万元。飞乐公司辩称，照片是公司从摄影师处购买的，摄影者对照片享有著作权，因此飞乐公司具有使用购买的照片和姓名的合法授权。郭德纲作为社会公众人物，在一定范围内应允许对其肖像和姓名的合理使用。法院认为，飞乐影视公司未获得郭德纲的许可，以营利为目的使用郭德纲的照片，已构成对郭德纲肖像权的侵犯。同时，在音像制品封面上标注“郭德纲”的姓名也属对“郭德纲”姓名权的侵犯。九洲出版公司则辩称，公司出版音像制品经过了版权人的授权，属于合法使用。况且，公司作为出版公司，只对出版物具有审查义务，不负责制作封面，因此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即使侵犯了郭德纲的权利，郭德纲已在著作权纠纷中获得了赔偿，不应再次以肖像权、名誉权被侵犯提出赔偿请求。对此，法院认为，九洲出版公司对上述事项未尽审查义务，同样应承担侵权责任。最终，法院作出以上判决。 4．2003年初，一家名为“加拿大中华老字号商标股份有限公司”的加拿大公司，在当地的面食商品上申请注册了桂发祥十八街商标。据加拿大官方网站内容显示，2003年4月30日公告的桂发祥十八街商标，其商标的文字、图形设计以及指定商品等项完全套用了天津桂发样十八街麻花总店有限公司的商标内容。天津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公司总经理陈复光说，企业闻讯后，随即委托天津市一家商标事务所，聘请加拿大合作伙伴针对“加拿大中华老字号商标股份有限公司”的恶意抢注，在公告期间向加拿大当地法院提出异议。由于反应迅速，在商标还在公告期内就提出反诉，而且资料组织充分，桂发样经过3个月的时间终于打赢了官司，拿回了自己的商标，因此在加拿大的销售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无独有偶，天津著名化妆品品牌普兰娜的遭遇，显得更为曲折。“普兰娜是在俄罗斯经营得最为成功的中国化妆品品牌之一，但由于商标在俄罗斯被抢注，销售受到了严重阻挠。”普兰娜商标国内持有人、天津美伦医药集团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戴为民对记者说。据了解，波兰一家代理商以“波兰××普兰娜”公司的名义，在欧洲12个国家注册了普兰娜英文商标，并自行生产在俄市场上销售完全不同于国内普兰娜的化妆品，影响了正宗的国内产普兰娜的销售和声誉。美伦医药多次交涉，但这家公司不仅没有停止生产，反而要求俄罗斯警方阻止美伦医药在俄销售普兰娜化妆品。目前，双方在俄罗斯开庭3次，陷入“拉锯战”。戴为民表示，由于在俄销售受阻，研究院只能赶快在当地注册普兰娜中文商标，同时申请英文的美伦娜商标，重新改换印刷、制版，以新品牌做市场。可没想到这家公司近日又在俄抢注了美伦娜的设计包装，并且向中国天津美伦医药集团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院提出“侵权”质疑，这一举动令本已手忙脚乱的研究院非常头疼，企业装备好的两大集装箱化妆品再次搁浅给公司至少造成了100万美元的经济损失。事实上，近段时间发生的类似事件不在少数，国家商标管理部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商标在国外被抢注案件每年超过100起，主要涉及化妆品、饮料、家电、服装、、文化等多个行业。国外被抢注者专挑知名度较高、市场信誉好的下手，如天津飞鸽集团的飞鸽牌自行车商标在印度尼西亚被抢注；在我国被列为“国宝级”保护的一得阁墨汁，已经被日本抢先注册；红星二锅头在欧盟被抢注；今年3月在欧洲市场上，海信与博世——西门了家用电器集团谈判索回“HiSense”商标时，博西开出了让海信无法接受的“转让”价格4000万欧元(合4亿多元人民币)。鉴于国际规则，这些企业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苫说不出”。记者采访发现，国内企业商标知识产权境外保护意识薄弱。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89年 10月4日加入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系统，到2002年底，我国企业通过马德里系统到其他国家的所有国际注册申请共只有2450件，平均每年不到200件。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商标注册报告，仅2002年德国就提交国际商标申请5158件，比我国企业13年申请总和的两倍还要多。资料还显示，2002年公布的100多个中国名牌产品的商标中，近50%未在美国、加拿大注册；近60%未在香港注册；近80%未在澳大利亚注册。按照国际惯例，商标保护具有地域性，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采取“注册在先”的原则，即谁先在该国和该地区注册商标，谁就拥有商标的专用权，并获得该国和该地区的法律保护。山东经济学院经济系教授董长瑞指出，我国诸多知名品牌的创立和成长，要经过非常坚苦的奋斗过程，往往需要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不懈努力。而当这些商品刚刚走出国门打开销路时，要么被迫“改名换姓”，要么必须高价索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商标，要么停止外销，付出代价高昂的学费。因此，国内企业急需全面提升商标国际保护意识。 5．一位律师披露，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游戏商标被某国抢注。四大名著是中国优秀的文化历史遗产，也是近年我国动漫游戏业最热衷开发的题材。面临外国企业的抢注，中国有关游戏产品的使用权将陷入被动，甚至面临被诉侵权和全面封杀的毁灭性厄运。被恶意抢注的不仅限于文化，还有河南登封的少林功夫，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被视为国宝的一得阁墨汁，名酒杜康、五粮液，名烟阿诗玛、红塔山等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面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国外业界巨头无不虎视眈眈，千方百计寻找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空白地带，将利润的触角伸向中国市场的方方面面。 6．(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5月22日)随着涉外专利纠纷不断浮出水面，中国面对的知识产权竞争日趋激烈。一方面，相关案件大幅增加。以美国“337调查”为例，其主要对象国已从日、韩转向中国，该调查成为继反倾销后“中国制造”对美出口的又一路障，索要专利费用和赔偿额动辄数以亿计，涉及范围从打火机、拉链扩大到生物制药、数码芯片等高科技产业。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成为部分跨国公司打压中国竞争对手、谋求更大利润的工具之一。目前，跨国公司每年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中国发明专利总申请量的30%，密布的专利“陷阱”令许多中国企业深感棘手。此外，由于中国企业境外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数量较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接连碰壁，其中商标抢注尤为突出。可以说，中国知识产权纠纷的高发期已提前到来。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知识产权确实差距明显。从人均数量看，尽管2005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在世界排前四位，但人均世界排名大概是八九十位，非常靠后。从质量看，在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中，发明专利的含金量较高，然而只占中国专利申请的18%，国外的申请每100件却有86件是发明专利；中国申请的发明专利，集中在中药、非酒饮料、食品、中文输入法，而国外的专利申请多集中于高科技领域。中国多数企业没有专利技术，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占万分之三，99%的企业没申请专利， 60%的企业无商标，处于有“制造”无“创造”、有“产权”无“知识”的状态。 7．“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知识，鼓励创新，保护生产力。”“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就是品牌、质量、技术的竞争。”这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不久参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成果展览时说过的话，字字珠玑，语重心长。我们不该忽视这样一组数字：2004年中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2.29亿件，2005元收缴1.69亿件。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成就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和努力。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中国民族品牌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还很弱。版权意识的淡薄、缺乏制约竞争对手的有效武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瓶颈，这也是中国民族品牌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8．(新华网北京2007年1月30日电)2006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量首次突破3000件“大关”。这是记者从国家知识产权局30日举办的2007年第一季度自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2006年，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全年达到3826件，同比增长56.9%。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司长、新闻发言人尹新天说：“国际申请量的迅猛上升说明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中国企业日益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也迫切希望在世界各国获得知识产权保护。”2005年，中国以2452项的国际专利申请量首次进入世界前10位，比2004年增长了 43.7%，从增幅来看，明显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在总量上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005年全球申请的专利数量为134073项，其中美国以申请45111项国际专利位居全球榜首。 9．(新华网北京2006年2月9日电)为进一步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国务院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我国将采取有力措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各种行为。 10．(新华网南昌2007年1月30日电)盗印、销售知名品牌图书，案件涉及北京、江西等多个省市，曾引起多方关注的江西同云书店系列盗版案30日在南昌市新建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同云书店系列盗版案是江西公安机关2006年4月破获的一起盗印、销售国内外知名品牌图书大案。2006年3月，江西书刊批发销售市场出现假冒江西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皮皮鲁》系列等盗版图书，出版社在派出人员多方搜集证据后，向公安部门举报。经过公安部门缜密侦查，挖出了一起涉及北京、河北、江西等省市的系列盗版案，并抓获同云书店法人代表刘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其中，同云书店涉嫌销售假冒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图书4种，涉嫌销售假冒国内其他出版社知名品牌图书84种，涉案金额470余万元，并挖出向同云书店批发盗版图书的北京等地的上线书商王某和宋某。 11．(新华网重庆2006年12月15日电)重庆市有关执法人员连续奋战30多个小时，日前一举捣毁1个特大地下盗版光盘刻录工厂和两个发货点，共缴获盗版刻录DVD光盘和计算机软件光盘53.3万多张现场收缴盗版光盘彩色印刷纸包装盒156.7万多张。 12．2006年12月13日至15日，全球首届传统知识、传统文化表达和遗传资源地区间研讨会在郑州召开。河南堪称中华文明的缩影，文化底蕴深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吕国良说，“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选在这里开研讨会的原因。”河南省省长李成玉说：“建设创新型河南，必须更好地保护知识、保护创造。自主创新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知识产权已成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245岁的张红，是南山镇农技站的一名农技工作人员，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具有高级农艺师资格的人之一，自1989年农业院校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她从事农技工作已有将近30年的时间。“做农民推广工作很辛苦，刚开始老百姓都不信任你，慢慢地，看到效益了，他们就会慢慢跟上来。”张红说，做农技工作近30年来，她见证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变迁。从以前的水稻地坑两段育秧到后来的早育秧再到现在的水田薄膜育秧，看到村民因为使用自己推广的新技术而获得丰收，她感到欣慰、很幸福。在大浦村，张红的一亩水稻高产试验田长势明显好于周边农田。张红仔细地观察着秧苗的长势，细心叮嘱农户要及时补秧。“去年我的水稻高产试验田亩产突破1400斤，拿了全县第一名呢。示范效应出来了。村民自然就会跟着我们种。”她说这话的时候满脸掩饰不住的骄傲。下午4点半，她看了看表，还有点时间，打算到镇里几个甘蔗种植户那里去看看。南山镇种有5000多亩甘蔗，往年这个时候，是甘蔗病虫害最多的时候，她放心不下。“甘蔗、水稻、花生这些传统项目，是我的老本行，指导起来得心应手。但对于近年农户的新品种、新项目，我就心里没底了。”张红无奈地说。在她的记忆里，已有很多年没参加过任何技术培训了。张红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农产品种植新技术的书籍，这些书是她在县城书店买的。由于缺乏农技人员的培训制度和培训经费，没有机会参加培训，只能自学或去农业局请教专家。4年来，她一边自学，一边尽力帮助农民解决难题。尽管张红很勤奋，但她明显感到知识跟不上需求了。她说：“像去年村民李伟种植的金银花中药材项目，我就成了门外汉。这段时间我有空就看看书，学习种植、管理技术，希望能帮农民一点忙。”“我们镇有上百个自然村，却只有五名农技人员，另外四人都是五十来岁的‘老农民’。两人是农民技术员中转招录用的。另外两人则是通过其他途径安置的，虽然他们干农活有丰富的经验，但文化基础水平不高，专业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对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新知识学得少、见得少、用得少，有的甚至非常陌生。长期以来他们是凭着热情、凭着经验、凭着肉眼工作。因此，对新时期农业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感到束手无策，更谈不上开拓创新。”说到这里，张红显得很无奈。张红回忆说：“前些年，我们这里也分配过三个农业院校的毕业生，但是一个没呆上多久，耐不住农村的寂寞，就走了。另外两个根本没来报过到，说是宁愿留在城市从事非所学专业工作，也不愿到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工作。”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怎样改善目前农技人员“断层”的现状，张红有自己的看法。她希望政府能多下拨一些工作经费，提高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他们的事业心和荣誉感。全县有24个乡镇农技站，这些站大部分没有办公电话、计算机、打印机、照相机、投影仪，没有交通工具。而在乡镇和区域性推广机构中，只有3个试验示范基地，5个便携式土壤养分测定仪、农残快速检测仪器和植保检测等设备。“这样的设施配置条件，如何能吸引更多精英甘当‘土专家’，把主要精力奉献给‘三农’？”张红直言不讳，“是时候改变农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了！”张红说：“在南山镇留乡劳动力当中，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18％左右，从事农业为主的劳动力只有8％。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不利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和学习。留乡农民的科技种养水平也有问题，还不能正确处理种养过程当中最常见的问题。在南山镇，主要还是原始的农耕方式，先进技术推广难度大。一部分青年虽不是文盲，但仍是‘科盲’，即使读了初中或高中回到乡下，在校期间基本上没有学过技术，成了新一代有文化无技术的农民。”张红感慨地说：“南山镇主要是一家一户分散种养，遇上难题时大多凭经验。前些年农科所同志送科技下乡，提倡规模化种养，但老百姓少有问津。我国每年农业科技成果至少有6000项，但转化率只有30％左右，实在太浪费了。农业产量增长速度慢，收效慢，这是实情，所以镇政府对此信心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省农科所的同志也抱怨，他们的成果无法充分运用到农业实践中。真正要做好农技推广，还是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啊。”作答要求：请根据给定资料2，分析指出南山镇农技站在农业技术推广中存在的困难。要求：分析全面，语言流畅，字数不超过200字。

二、给定材料 1．今年5月，王府井大街有关管理部门对王府井沿街商业单位经营状况作了调查，共调查了200多家企业的经营状况，结果发现，从企业人均利润看，出现负利的1999年占到33.8%，年人均创利在1万元以下(包括负利)的企业比例高达74.7%，今年一、二月，王府井大街被调查的企业有70%人均月创利不足1000元，而好友商场南公厕现每月的利润在1万元以上，全部职工为 10人，人均月创利超过1000元，人均年创利超过万元。也就是说，在王府井 30%的“效益佳”企业中，这家公共厕所已榜上有名。 2．按照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颁布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规定，像王府井大街这样人口密集的街道，公厕与公厕的距离应小于300米。据统计，目前北至新东安、南至长安街的王府井步行街总长810米，在这段路中，共有菜厂胡同、大阮府胡同、甜水井胡同、好友商场南、帅府园口内5家公厕，厕所与厕所的平均间隔为200米左右，加上百货大楼、新东安、工美等商场内都有厕所，从距离来算，是符合国家规定并能满足顾客需求的。 但是按照国家另一项规定，王府井这样的繁华大街千人应拥有8至15平方米公厕。 3．目前王府井的客流量平日约25万人，周末30万人，“五一”等节日高峰约90万人，王府井现有公厕加商场内厕所总面积约1200多平方米，低峰时合千人4.8平方米，最高峰时合千人1.33平方米，远远满足不了顾客的需求。因此，在王府井这条不缺商店、相对却缺厕所的大街上，投资盖厕所算是选中了“好行当”，错位经营错得“正好”。 4．好友厕所效益佳还引出了一条规划大问题。有人认为它的效益有一部分来自于它的相对醒目。 不论上王府井还是上别的地方，找不着厕所是许多人共有的感觉。有关专家指出，这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国家大街上的公厕建设，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标识上都没有一个统一规划。在国外通常在地铁出口或一些固定设施附近相应会建有公厕，厕所与厕所的间隔距离也有一定的“准儿”，这样顾客在行走一定的距离后，看到相应的设施，就会知道附近一定有厕所。 而据有关人士介绍，目前北京的厕所是“见缝插针式”的，有块小地就盖个厕所，厕所挨着谁“没谱”；厕所的样子和颜色也五花八门，找厕所就是“练眼力”。在王府井大街上，凡胡同里有厕所的胡同口都设了明显标志，但倘若没走到这胡同，顾客怎么也不会知道这胡同里还有个厕所。 5．要论“地均厕所面积”，王府井大街的厕所数量并不算少，即在总长810米的步行街上共有5家公厕，厕间距离低于北京市城市公共设施建设规定的 300米标准；但若论“人均厕位面积”，则远远不能满足日均25万人、节假日最高峰达90万人的客流的“方便”需求。此外，王府井大街的公厕设置还存在着一个与其他地方的公厕相同的问题：因标识不醒目、不统一，以及位置、相对距离没有一定的“准儿”，使得行人往往“憋了尿找不着厕所”。这就从另一个方面给行人的“方便”需求增加了许多不方便。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4年5月25日，一段网络视频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视频显示，在一处四周无人居住的空旷地点，3名男子赤裸上身，轮番殴打一名少年。他们起初用膝盖猛磕少年的腹部，该少年则用双手护住。随后，一名男子用鞋抽打少年脸部，并飞踹少年，为此这名男子的鞋还掉落在地上。另一名男子则用胳膊肘击打少年背部。殴打持续近5分钟后，打人男子轮流双脚起跳去踩踏已经倒地的少年的上身甚至头部，并拿起砖头和石块用力抛掷在少年身上。而少年则捂着脑袋躺在地上抽泣，并不时疼得叫出声来。 殴打近10分钟后，被打少年昏迷在地上，其中一名男子竟然向其头部小便。在殴打这名少年的过程中，3名赤背男子不时地开着玩笑，带着调侃，“审讯”着他：“是不是你告的密?”据了解，这一事件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奶西村，3名男子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15岁，而被打的少年只有14岁。 就在几天前，网络上曝光了西安某初中一名女生被同学扒光上衣群殴的照片。照片中，一个身穿蓝白短袖的女孩被五六个年龄不相上下的女孩勒脖、踩头，被迫下跪，还被扒掉上衣。据事后了解，女孩被打的原因非常简单，仅仅是因为她所支持的明星偶像和其他人不一样。这组打人照片被传到网络上后，立刻引来关注，打人女生也遭到网友人肉。在遭网友人肉、怒骂后，疑似打人主角的女生在其个人QQ空间发表说说称，“傻×属丝，别在网上练胆，来干我”，并附带了自己的联系地址。 2013年11月12日18时30分左右，蔡某和王某混入河北省黄骅新世纪中学，与高一(4)班学生发生冲突，致1死3伤。“这次冲突全因余某而起。”一个知情的学生说。12日下午第三节自习课，班长章某因纪律问题说了余某一句，余某心中不服，于是给朋友蔡某、王某打电话诉说委屈。放学后，蔡某和王某气势汹汹地来到学校，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对章某拳打脚踢，后来该中学的齐某、刘某、余某也加入到打斗中，并从教室一路打到了楼道里。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掏出了一把刀子，开始乱刺，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刘某、章某等人相继倒地。最终，这一事件造成刘某死亡，齐某、章某、余某3人不同程度受伤的惨剧。 2013年年底，广东河源7名同校女生将一女同学脱光衣服后暴打侮辱，并摁到马桶内喝厕水；2014年3月4日，海南屯昌县乌坡镇乌坡中学初一女生遭同年级11名女同学围殴，被扒了衣服拍视频录像；2014年4月17日，东莞石龙镇第三中学一名学生被同班的几名同学欺负，不仅被打，还被逼吃脏布、脱裤子…… 一起起的青少年暴力事件接二连三地上演，虽然时间、地点、起因不同，但是都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神经。人们在感到震惊、愤怒、惋惜之余，更多是困惑和疑问——我们的少年何以暴戾至此? 2．据报道，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进入检察环节的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虽仍以16—18周岁为主，但受理的14—16周岁嫌疑人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3年，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的90.24%。近5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非户籍地人员均占受理审查起诉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涉嫌最多的罪名分别是盗窃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占全部受理案件人数的81%。犯罪手段呈成人化、暴力化倾向，作案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的恶性极端案件时有发生。近5年，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数占总案件数近半，其中很多带有偶合性，在人多势众的心理影响下，聚合到一起实施犯罪。 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孔维钊称，近年来，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我曾经代理过一起9岁孩子实施暴力抢劫的案件，还有15岁少年因偷窥医院女护士被骂后用文具刀连扎150多刀致对方死亡的恶性案件。”孔维钊说，“未成年人犯罪是在其社会化、成人化道路上行为出现严重偏差的现象，不同家庭的孩子都有。我们应该关注其悲剧的成因，让类似个案不再发生。” 3．2014年6月28日下午，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柏树乡柏树村，一名8岁男孩晓辉被几名闲来无事的同学强行叫到3公里外的永宁寨村，最终被11人围殴致昏迷，后经抢救无效身亡。一个8岁的孩子，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这个夏天以极其悲惨的方式戛然而止。 据晓辉的父亲张先生介绍，孩子今年8岁，在柏树中心小学念三年级。4岁时，被母亲从柏树村带到县城生活，并在县城上了两年幼儿园。后来，妻子嫌他没钱，在晓辉6岁那年放弃了对孩子的抚养照顾，此后再没有看过孩子。晓辉被接回村里后，便跟着他和75岁的老人一起生活。 事发后，不少村民都在议论此事。带头打人的男生东东，其实早前也欺负过晓辉，但双方的家长都没太当一回事。在农村，“有饭吃，有学上”几乎就是监护人的全部监护内容，有时候，孩子们之间的打闹，乃至自己的孩子受了欺负，监护人也会觉得这只是“孩子们之间的事情”，是稀松平常的事。殊不知，成人眼中这种习以为常的事情，正在纵容孩子心中滋生暴力的种子。 专家分析认为：成年人对孩子的暴力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些家长唯成绩论，长此以往易让孩子形成畸形的价值取向；有些家长溺爱孩子，予取予求，易让孩子形成自私狭隘的性格；还有些家长采用暴力手段管教孩子，也给他们的内心打上了深深的暴力烙印。 在记者的采访中，一些家长表示，如果孩子被人勒索或欺负后，找学校或老师是没有用的，应该告诉孩子不能吃亏，要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必要时应该到学校给孩子出出气。接受采访的刘先生表示，从小他就教育孩子不能让别人欺负，如果孩子经常被欺负，作为家长很心疼，有时就会告诉孩子：“如果他再打你，你就打他!要是打不过了还有爸爸呢!”他认为，经常被欺负的孩子会被认为是好欺负的，所以孩子不能太善了，否则长大了到社会上也会吃亏。 而当记者问到如果自己的孩子欺负了别人，作为家长该如何解决时，得到的回复大都是：“先教训他一顿再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士坦言，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熊孩子”。“在学校门口，总会有家长拦住我问：‘你是某某的家长吗?’‘你家儿子打我家孩子，撕我家孩子的书……’各种‘熊孩子’可能做的恶作剧他好像都做过，而且乐此不疲，一再重复。”该男士因此隔三岔五便会被学校叫去谈话。“每次去学校都会收到各种告状，特别生气，回到家后就先把儿子教训一顿。”但令他无奈的是，这种方法只能管用一时，几天后儿子又会故伎重演。 4．近年，诸如“职专生操场群殴同学”“女大学生群殴宿舍同学”“网吧网管被群殴”等群殴视频，都曾经借助网络四处流传，展现出青少年这个群体的暴力行为。纵观这类视频，无论时间、地点和人物如何，通常都表现为以大欺小、以多欺少、恃强凌弱，很少出现势均力敌的“单挑”，甚至往往是多人殴打一人，这显示出了青少年的主要暴力模式，也反映出他们容易受到同伴影响。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许多群殴视频上的施暴者不过十几二十岁，却暴露出心理上的冷酷和残忍。他们在视频里所使出的令人发指的折磨手段，令多数成年人都不忍心观看下去。相当程度上，这反映了在青少年群体之中，暴力心理问题普遍存在。俗话说，“社会是一个大染缸”，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社会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容易受大环境影响。坦白地说，当前网络游戏、影视作品中的暴力血腥场面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青少年的暴戾。枪战、拳击、搏斗……刀光剑影的网络游戏让青少年身心处于高度紧张的“战斗”状态，性情、行为都受到感染，浑浑噩噩中已被暴力吞噬。而影视作品的血腥暴力也“贡献不小”，以香港黑社会影片为甚。黑夜旺角街头的厮打、灯红酒绿深处的拼杀、古惑仔与黑老大环环相扣的复仇……这些剧情不仅为暴力行为扣上了“仗义”“酷”“爱憎分明”等高尚光环，而且把“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塑造成正常状态。 安徽省未成年人管教所矫治监区监区长刘丽军说：“曾经有进来的孩子告诉我，他当时拿刀砍人的时候就感觉是在打电脑游戏一样——孩子们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往往不能真正了解其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 5．学校是系统化、正规化传递知识、技能和价值标准的社会组织，然而，如今在学校教育，特别是初、中级教育环节上，失范现象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由于教师收入与升学率直接挂钩，使学校只重视升学率，而忽视向学生传授优秀文化中的道德规范。由于缺乏对一些不良现象的正确引导和必要规范，极易让一些扭曲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入侵”身心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使其形成不健康的思想和生活态度。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畅芳珍强调，学校评价学生标准的单一化，导致了孩子德育教育的缺失，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地方，既应该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监管，更要对孩子的人身安全负责。 发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的青少年暴力事件被曝光后，受害人晓辉的班主任韩老师称，晓辉和同学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人也非常聪明，只是不爱完成作业，这个学期更为明显。事发前一个礼拜，晓辉一直没有来学校上课。带头打人者东东的班主任任老师表示，在班级中，东东的成绩排在倒数，作业极少完成，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不闻不问。“他确实也会和其他同学闹，让别人喊他好听的，但从来没有过打架事件，这件事真让人意外。”在接受采访时，老师提到的大多是这些孩子的成绩怎样怎样，爱不爱写作业。一般老师都认为，教学生就是要把他们的学习抓好，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可恰恰就是因为“学习”，老师们忽略了对孩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忽视了校园这个小环境对孩子心智的影响，对孩子的错误只是惩罚，而不去引导和纠正。 与此同时，青少年在施暴过程中所显示的法盲特征，格外令人忧心如焚。以北京市朝阳区奶西村打人事件的3名打人男子为例，他们在肆意殴打被害人之时，还在毫无顾忌地谈笑风生，甚至讨论把视频发到网上如何“牛”，乃至于被害人已经晕死过去之后，他们却在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他今天要挂这里了”。整个过程，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如此暴行已严重违法，将要受到法律的严惩，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法律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还远远不够，对青少年霸凌现象的遏止与惩戒问题研究缺失，而此时对他们的沉默，恐怕不仅是掉以轻心，更是对罪恶的骄纵与蛊惑。反观许多国家和地区，法律对于人身权利遭威胁和伤害往往十分敏感，如此前在“幼童香港街头小便”事件中，孩子母亲仅用婴儿车去推撞拍照男子，就以涉嫌袭击被警方带走。 6．下面是某早报评论员的评论文章《正视我们的“牯岭街少年”》中的部分内容： 此类事件中，头痛医头，仅仅严惩已曝光的个案中的凶手，真能解决问题吗?首先要全面正视客观的霸凌问题，才能彻底调查问题的发生机制和危害，才能给出一揽子预警、处理以及惩罚方案，这也不是一些网民称“严惩凶手”能解决的。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正视霸凌事件，正视我们自己的“牯岭街少年”。 大家可能会发现，我们的舆论空间中对台湾地区的校园欺凌事件、韩国的校园暴力片、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等，都有相当丰富的信息储备，独独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校园内外的霸凌事件出现了失语，既没有权威调查指出霸凌的危害程度，也缺乏完善的应对机制。 这是因为霸凌问题对中国的舆论圈和决策者来说都还是一个新问题，而近些年自媒体发达后，霸凌事件的负面影响才超出了原本校园的范围，进入了社会舆论场中心。 相对而言，欧美、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已对霸凌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也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反霸凌制度。比如，欧美有研究显示，校园霸凌会使受害人感到羞耻、恐惧、忧郁，进而造成课业成绩低落、人际疏离，甚至有可能逼迫受害人产生报复性攻击行为，或使受害人转而霸凌他人。霸凌甚至对加害人也有负面影响，这些加害人成年后的犯罪率、酗酒现象比例相当高。 在具体应对措施上，台湾地区建立了四级的校园安全运作平台，在学校层面建立了反霸凌推动委员会组织，还规定校方有通报霸凌事件的义务，否则将受到处罚，并强化教育、警政、司法界多方相互联系及支援机制。此外，还将霸凌者或受凌者，以及旁观者一并纳入辅导计划。 7．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布了“学校积极心理环境指数”。这项研究基于20多万名学生及其抚养人的调查数据发现，学校积极心理环境指数每提高10%，学生的语文和数学成绩排名提高约4%，学生的幸福感和积极行为平均提高近7%，焦虑、抑郁、孤独、违规违纪等问题平均降低约6%。 该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陶沙也指出了现在社会对青少年霸凌现象存在着不当认识：“不少人认为孩子不打不闹长不大，欺负和受欺负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没什么大不了。但实际上，国内外的大量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受到欺负甚至目击欺负对孩子都有显著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国外一些几十年的追踪调查还显示，童年时期受欺负的经历和成年后的精神问题有密切联系。”“因此，全社会应达成共识：青少年暴力欺负同龄人不可接受，对这种现象应该零容忍。”他最后强调。 5月27日，“@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援引人民网专题《少年暴力伤人频发除了痛惜还能做什么?》，发表配图长微博，通过“暴力侵害(中国)儿童状况分析”的数据图来说明目前我国少年儿童受虐待问题的严重性。微博指出，暴力行为的养成不在一朝一夕，童年时期受虐待对青少年的暴力行为有明显影响，希望引起关注。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太习惯将校园暴力、青少年霸凌问题视为“孩子的小事”，制度设计几乎空白。2007年的《教育部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中，曾抽象地提到一句：学生要“了解校园暴力造成的危害，学习应对的方法”。正如专家所言，更多学生对于“欺凌”一词的认知，也只是在爱国教育中，强调近代史上中国“受帝国主义‘欺凌’”。即便是2011年修订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虽然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的社会，却也未曾提及反霸凌问题。 8．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这是一个纠缠东西方的哲理命题。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的代表作《蝇王》，描写了儿童恶的本性。在戈尔丁的眼中，“蝇王”不只是象征着丑恶的猪头，更代表着人性最深层的黑暗面，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的劣根性。其实，究竟性善还是性恶，结论并不重要。在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置身学校帮派对立之外的好学生“小四”，最后也将匕首挥向了仰慕的女孩“小明”。选择恶与善的关键，是如何在内心深处树立起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 1968年，美国学者杰·唐纳·华特士首次提出生命教育，这种新颖的教育理念迅速在全球开花结果，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将“生命教育”写进了《教学大纲》《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学生要更加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但令人遗憾的是，具体到一些偏远的小乡村，学生课后生活较少有人关注，所谓生命教育还停留在口号和教材的层面。 荷尔蒙不是犯罪的理由，青春期也不是暴虐的借口。面对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大多数人容易失去精神的家园和灵魂的根基，漠视生命，甚至轻生，血的教训令人深思。为此，我们有必要在传统学生安全教育中引入一些新理念，如“生命化道德教育”。我们的道德教育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应当具有生命性，必须关注生命。孩子对生命化道德的理解，需要通过教育手段来完成，让学生通过各种生动有趣和一贯的教育活动，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善意，呵护生命，避免伤害。只有比“暴力文化”更有吸引力和更有说服力，教育才能培植出孩子感激、体验、敬畏和享受生命的品质，从而受益终生。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地处江西东部山区的乐安县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也是国家级贫困县。几年前全县有数十万贫困人口，长年来，贫困问题一直都是困扰当地政府的重要问题，农民人均1000元左右的纯收入主要来自农业。 乐安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17.8℃，一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为5℃，七月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9℃，全年无霜期271天，年平均降雨量为1659～1930毫米，昼夜温差大，水资源丰富，这些都为发展食用菌产业提供了理想的气候条件。为了发展生产，提高农民收入，该县，1998年从福建引进双孢蘑菇，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实验性的项目，种植面积只有10多亩。第一笔蘑菇获得了巨大收益，种植规模开始逐渐增大。2003年在县委、县政府引导扶持下，成立了“乐安县蘑菇产业协会”，帮助蘑菇产业的发展，而今，乐安县已经成为全省最大的双孢蘑菇生产基地。 然而，随着面积的逐年扩大，新的问题也开始困扰着广大菇农：一是菌种质量不稳定，产量持续偏低，加工简单粗放；二是木材消耗量过大，一亩大棚消耗木材50立方米以上，成本居高不下。三是销售渠道窄，仅靠牛田镇傍安村的蘑菇协会销售鲜菇，加工能力又不足，菇农销售成本相对较高。 为解决这个问题，乐安县提出要有针对性地走节约型发展的路子，引导蘑菇产业的继续快速发展。该县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民增收为目标，拨出20万元专款，用于解决蘑菇生产经费和聘用技术员；开展新技术培训，制作生产流程图；还帮助种菇能人邹炳锦创办了年产50万瓶菌种、加工能力达100吨的“锦达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实行蘑菇生产“五统一”，即统一种植品种，统一供应菌种，统一技术流程，统一商标品牌，统一收购价格。此举不仅提高了蘑菇品质，而且菇农滞销的蘑菇也有了加工场所，大大降低了销售成本。此外，该县从广西、福建等地高薪聘请了技术员，在全县大面积推广地栽蘑菇技术，逐步淘汰原有的消耗大量木材资源的大棚蘑菇。乐安县农业部门选准生产周期短、见效快，稻草、牛粪等原料可就地取材的蘑菇产业，积极引导当地农民利用废弃的稻草培育蘑菇，推广地栽蘑菇。新的种植方法不仅省工时、省配料、省木材，而且蘑菇品质好、效益高。这不仅可以促进农民增收，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新农村建设。该县万崇镇上罗村3户农户合伙栽培蘑菇2200平方米，扣除栽培成本1.5万元和菇棚折旧费3000元，当年纯收人就达3.6万元。发展蘑菇产业不仅使菇农增加了收入，还吸收了15万个农村劳动力就业，劳动工资达450万元，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增收近20元。 江西省乐安县逐步形成了“农户+基地+龙头企业”的蘑菇产业链，成为全省最大的双孢蘑菇生产基地，菇农年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按照全县2005年新增200亩地栽蘑菇计算，仅木材就可节约8000多立方米，加上其他各环节的成本，可节约资金300多万元。2006年，该县确定把发展蘑菇产业、壮大蘑菇协会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产品取得国家无公害产品标志，发展会员305人，蘑菇种植面积36万平方米，总产1200多吨，产值600余万元，带动农户420户，户均增收6000元，蘑菇已成为种植乡镇的主导产业，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强劲助推器。 菇农杨汉民给记者算过一笔账：原来他家用杉木大棚种蘑菇，每平方米产菇7公斤，按每公斤2.8元计，获利约20元，而他试栽了几分田的蘑菇，每平方米可产蘑菇10公斤，获利近30元。后来按广西技术员教的新方法，一亩地栽蘑菇至少可产菇4000公斤，收入过万元，除去各种开支，纯收入司达4000多元。最主要的是地栽蘑菇每亩可比棚栽蘑菇节省木材三分之二以上，省工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菌渣可以作为来年稻田的肥料，真是一举多得。 2．回顾江西乐安县蘑菇产业发展之路，无论是增收农民还是各级领导，都不难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科技投入无疑是该县蘑菇生产发展壮大的关键。蘑菇刚刚引进乐安县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个快速发展期，附近农民看到蘑菇的收益丰厚，纷纷投入蘑菇种植之中。但是由于对种植技术的认识不足，很多菇农种出的蘑菇质量很差，不但没能够达到预期的收入，甚至还损失了成本。在县蘑菇产业协会的推动下，该县将提高菇农的生产技术作为发展蘑菇产业的首要问题来抓。先后邀请省农科院微生所研究员到各产菇乡镇巡回作现场讲课、指导，举办培训班，培训协会会员、菇农和村组干部4000多人次；聘请福建、广西等地的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协会技术人员包户指导，帮助菇农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经常组织会员相互交流学习种植经验或赴外地参观学习，提高蘑菇种植水平：编印蘑菇生产技术规程手册、蘑菇生产简报。通过多种形式的技术服务，提高了菇农的蘑菇生产技术、产量、质量和效益。 县科委还及时地编写了《食用菌实用技术丛书——蘑菇篇》一书，引导菇农学习生产技术。后来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上，编印了3000多份蘑菇生产技术流程图，菇农按该图操作更加直观便捷。县食品研究所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不断优化品种结构，以推动食用菌产品的更新换代。 近年来，该县还同南昌大学、省农科院建立了长期的技术协作关系，为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该县蘑菇协会经常组织人员到长沙、上海、广州、深圳、武汉等地进行市场调研，摸清市场行情，帮助菇农落实产品销路，签订产销合同，解决了菇农后顾之忧。与此同时，该协会还积极组织会员开展宣传促销活动，使乐安蘑菇在长沙、南昌、漳州等地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信誉度，使蘑菇销售由外出推销变成客商上门下单。为了进一步促进蘑菇产业的发展，使菇农放心发展生产，协会还引进福建客商到县里投资兴办蘑菇加工企业，组建了市级龙头企业——乐安县锦达食用菌发展有限公司，年加工盐水蘑菇600余吨，使公司、协会、菇农联为一体，增强了驾驭市场的能力。随着蘑菇产业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农民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也更加强烈。谚县大马头垦殖场龙虎岭村42户农户中就有24户种植了蘑菇，人均年增收1000多元。该村被确定为新农村建设点后，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主动筹资投劳修建了进村路、村内主干道等公共设施。该县还把蘑菇产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规划紧密结合起来，以蘑菇产业推动新农村建设，做到新农村建设点准备布到哪里，蘑菇种植就先向哪里。该县2007年把蘑菇种植农户发展到500户以上，会员400户，种植面积发展到80万平方米，总产量达3000吨，总产值达1500万元；并计划2010年发展到200万平方米，实现总产值3000万元。 江西新农村建设网2009年9月1日正式开通。江西新农村建设网以文字、图片宣传和在线视频播放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并辅以动画等网络媒体表现手段。网站主要设置了近期要闻、中央精神、各地动态、农村新貌、新型农民、农业信息等11个板块，向广大农民介绍江西省的新农村建设要闻、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农产品价格行情及市场供求信息等内容。江西新农村建设网是在江西农经网的基础上创办的。自2000年开通以来，江西农经网共发布各类涉农信息200多万条，网站点击总量达2354万人次，访问者遍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为修2公里的路，我们村集资8万元，贷款20万元，还欠下工程款12万元，现在一分钱补助款还没下来。”陕西旬阳县某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一位负责人说。记者了解到，陕西一些地方县，尤其是偏远贫穷县，为皖成新农村建设试点修路的任务，不得不挪用其他补助款，甚至大量举债修公路。 本为建设新农村，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怎么看都像前几年“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翻版。问题出在哪里呢?据报道，为加快新农村建设，陕西出台政策，按照柏油路1公里12万元、水泥路1公里15万元的标准，补助农民修村级道路。但由于山区整修路基花费很大，群众集资无力完成，许多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欠下了新债。 按照以往的经验揣测，这里面存在很大的腐败空间，即老百姓集资修路，地方官员把补助款做了其他用途。过去一些地方吃扶贫款的现象很猖獗，现如今补助款同样是肥肉一块。过去一些地方财政拼命装穷，无非是为了多拿扶贫款，现在纷纷举债修路，怕也脱不了套取补助款的嫌疑。况且，这么一集资、二补助的过程中，难道不是“捞一把”的好机会吗? “如何避免越扶越贫的尴尬局面?”今天，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新农村建设。换句话说，新农村建设不应该越建设农民负担越重，越建设农民感觉越吃亏。国家拿出资金帮助农民修路，却形成了新的乡村债务，好经是如何被歪嘴和尚给念坏的呢?主要还在于农民没有发言权，还是由各级政府在主导，由“长官意志”在左右。 省里补助农民修村级道路，各地应该根据自身条件量力而行，而不是村村都要修上漂亮的柏油路、水泥路。但现在的问题是，在新农村建设的大形势下，一些地方像完成任务似的“大干快干”，不考虑本村的实际情况，不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再加上修路是一项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工程，最能体现“新农村建设”的成就，于是很多地方的农村都盲目举债搞新农村建设。 其实不难理解，修路毕竟只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方面，真正需要“建设”的地方还有很多。到底哪些地方是最迫切需要建设的，哪些地方最需要资金，最好还是由农民自己来决定。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序幕渐渐拉开，但是有不少地方却已经开始出现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苗头。一些地方的领导不顾地方经济条件和实际情况，大拆大建。强制性地在农村兴建“万亩桃园”、“万亩果园”之类。结果，只见新房子，不见新农村，重“硬件”而轻“软件”，强行动员、硬性摊派、强行占地和拆迁等都造成了很多新的问题，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一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切忌大而化之，切忌议而不行，切忌急躁冒进，坚决摒弃“工程性”、“运动式”、“跃进式”的心态和追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做法。 4．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搞起了种植养殖，或外出经商，或进厂做工，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纷纷走上了富裕之路。然而，目前农村尚有少数农户仍难以摆脱贫困的束缚，生活依然十分拮据。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一定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820万，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稳定、还有可能返贫的农村低收入人口有5825万。切实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其致贫因素，并据此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当前农村出现的贫困现象大致有以下十个方面的原因：(1) 天灾人祸：自然灾害和飞来的横祸是农村人口绝对贫困和返贫的一大因素。(2) 子女上学：随着教育产业化的加速推进，学费日益昂贵，成为多数农民的沉重负担。可以说，一个大学生就能导致一个中等收入的农村家庭陷入贫困状态。正因为如此，相当一些农民子弟在日益抬高的教育门槛前止步，农村辍学现象日益严重。(3) 疾病：生病无钱医治、不管不问的贫困户在农村比较常见，“小病拖，大病扛，扛不过去见阎王”的情况屡有发生。另外，家庭成员中有残疾，也是导致家庭贫困的根源。(4) 人多地少：耕地较少，加上贫困地区农民文化素质较低，不能适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从种植业获得的收入自然就少。(5)文化素质低下：缺文化必然导致观念的落后，观念落后是贫困的根源。这不但导致了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导致了愚昧和迷信活动的泛滥，给社会平添许多不安定因素。(6) 超计划生育：贫困地区的人口问题更加突出。贫困地区即使生产有很大发展，但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贫困的帽子是难以摘掉的。由于社会养老体制还不够完善，仍以家庭养老为主，使贫困农村部分人视“生儿子”为人生头等大事，为生儿子不惜整天东躲西藏，逃避计划生育。(7) 因建房致贫：一些特别贫困的家庭，由于生存问题，不得不建房。家庭收入少，建房后，家庭就会更加贫困。(8) 市场意识低下：在销售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信息指导，参与流通的组织化程度低，流通渠道少，即使获得了好收成，也难以实现产品价值，导致丰产不丰收。(9) 因婚返贫：贫困地区青年娶妻难是一个普遍问题。由于贫困地区一般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女青年一般不愿嫁到此处。有些农户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不惜满足女方越来越高的彩礼要求，少则几千，多则几万。(10) 其他原因致贫：农村越演越烈的人情风、盲目攀比、大操大办、赌博等现象的大量存在也是农村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 5．作为数以万计的中国蜂农的一员，三月本是藏民开始一年放蜂采蜜的喜悦时节。然而，美国对中国出口蜂蜜征收的高达183%的反倾销关税，让很多已出口蜂蜜8年多的普通中国农民陷入了生活困境。 家住安徽省肥东县笏山村的藏民，在中国入世前养蜂150箱，年纯收入5万元，可现在已降到不足100箱。在屋顶上长着几株绿草的破旧砖瓦房前，藏民为今年养多少蜂而犹豫不决：“养得越多，亏得越多。” 前年，藏民带着他的蜜蜂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赶花期采蜜，风餐露宿，可把蜜卖给美国，还不够保本。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欧洲，也存在着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这个现实引起了人们对世界未来发展的担忧。目前，在农村现代化水平远高于中国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及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也都在日益关注贫富差距问题，以防止出现社会动荡。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康绍邦对记者说：“中国农村的安定和谐正面临一系列压力，不加以解决，就可能制约国家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能力。” 来自国际方面的压力是巨大的。经合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说，欧盟国家向农民发放的援助和补贴平均占农民总收入的34%，美国为20%。日本和韩国则分别高达58%和64%，而中国只有6%。 6．近年，中国外贸遭到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居全球之首。另外，据有关方面估计，90%的中国农产品受到国外绿色和技术壁垒的损失以百亿美元计。 中国正致力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准备更多地依靠刺激内需来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前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以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3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蓝海涛说，如果农村的消费力不能有质的提升，那么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他说：“农村市场是未来中国经济的稳定器。”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新农村建设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占总人口72%的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已由1980年的65.7%降至2005年的32.9%，仍然在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主要因素。目前，差距已达322:1。 有人也认为，如果中国的农村得到了长足发展，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与一些西方国家的贸易摩擦。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描述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广西人大代表磨元荫说：“从这些内容上看，建设新农村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可以帮助提高中国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程度。这有助于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加深理解。” 日本NHK(日本放送协会，是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的一位报道两会的记者认为，建设新农村标志着中国重大的战略调整，但是，是否能够如愿建成，国际社会很关注。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相信，如果中国找到了一条成功建设新农村的道路，可以给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让人振奋的启示。 7．为了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基层的推广情况，记者曾经走访了很多农业大省的乡村。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相当部分的农民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政府的事情，办得好功劳是政府的，办得不好责任也在政府。事实上，就是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全权“委托”给了政府。 中央一再反对政府一手包办建设新农村，因为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不现实是因为国家没有这么大的财力包办一切，不可能是因为即使国家有足够的财力，但由于农民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想包办也不可能。 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社会管理，强化公共服务，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必须要包揽一切。过去有过很多经验教训，一些地方政府没给自己定好位，把自己看成是投资主体，片面注重招商引资，为企业搞贷款作担保，负了很多债，相反在公共服务方面却做得很少。 同样，政府的扶持也不光是投钱，还要教育引导农民，不能认为税费改革后，农民就不再出资出劳了。我们知道，大江大河的堤岸修建等国家工程，这方面的钱是国家拿的。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也要引导农民对自身直接受益的公共设施建设投工投劳。同时，国家财政要通过直接补助资金、补助原材料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鼓励，要加快建立全社会参与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关部门做过测算，仅仅针对农村道路、饮水、通信、通电、燃料、改厨、改厕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改造，国家就需5万亿元的投资，而实际上这个数字还是很保守的。再以小型农田水利投工这一项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每年全国农民出的义务工大致是100亿个劳动日，如果现在大家都不再出工了，按一个工10元来算，就意味着1000亿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都靠国家包下来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像这种能让当地村民直接受益的设施建设，农民当然应该投工投劳，这不是加重负担。 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曾几何时，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今，琳琅满目的品牌，风格各异的设计和材质，透着新时代下村民精致的生活，各色衣物填满了平常人家的衣橱，出门都不知挑哪件穿好。过去，鸡肉、猪肉是过年过节才能吃到的奢侈食物。而今，村民早已不用为吃而发愁，各种肉类一应俱全，品种也越来越丰富，实现了从“吃饱肚子”到“吃得健康”“吃得享受”的转变。 几年前，当你走过大街小巷，动物粪便随处可见，垃圾满地，使本来不宽的街道，显得更加狭窄。现在，大街小巷清洁干净，农民们也不再随手丢垃圾了，而是将垃圾放入垃圾桶中。另外，村里建设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77%，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利用设施配套率达83.4%；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8%。 以前农民们除了在地里干活，外面打工，吃饭的时候端着碗走到一起聊聊天，白天没事的时候一起打扑克或者打打麻将，晚上没事就在家里看看电视，基本上就没什么娱乐活动，而现在，村里不但建立了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农家书屋，设立远程教育接收站点，还建设了公共娱乐场，现在晚上出去都能看到有锻炼身体的，有跳舞的，有打拳的。 “改革开放使村民的赚钱门路越来越宽，生活也就越过越好。”村民老徐今年55岁，他告诉我们，自己是木工，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做一天木工活仅赚1.35元，而现在一天有200元到1000元不等，加上家里开办的农家乐，夫妻俩年收入10多万元没问题。“等到村里的龙顶茶文化博览园建成，村民们的增收途径会更多，小日子还会更好。” 陕西省兴平市马嵬镇南留村村支书N说，去年村里就有不少人开户炒股，目前股民超过100人，凌晨干活白天炒股，是个名副其实的“炒股村”。农民的资金进入股市说明：农民的收入来源正在发生改变，通过投入资本这一生产要素来获取收益，就像通过土地获取收益一样，正成为农民试图开辟的又一经济来源。 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出行主要靠步行、人力板车以及自行车，道路基本是土路。改革开放后，村里铺设了柏油路或水泥路，有的村还通了公交，并实行了城市公交的刷卡制，更方便也更优惠。由于高速公路的通车，进市里3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缩短为不到1个小时，同时几乎每个农民家里都买了汽车、摩托车或电动车，农民出行已经不再困难。 2．塘约村总面积5.7平方千米，耕地面积4881亩，辖1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21户3393人。该村2013年还是全省最贫困村之一，主要表现在：一是收入水平低。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786元，有贫困户138户600人。“三留守”现象突出，空心化比较严重，最多时候有1100多人外出打工，其中70%以上是年轻人。二是生存环境较差。由于种地不赚钱，30%以上耕地撂荒，“破石板、烂石墙、泥巴路、水幽幽”是其真实写照，2014年6月一场洪水冲毁了房屋和道路，让塘约村雪上加霜。三是村级组织较弱。村级经济基本无积累，村干部说话没人听、做事没人跟，没人愿意当村干部。村民等靠要思想严重，人人争当低保户、户户争要救济粮。乱办酒席敛财现象严重，村民人情支出不堪重负。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市长C表示，经过3年的努力，塘约村全村经济社会、村容村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创造了贫困地区追赶跨越、全面小康的奇迹。农民人均年收入10030元，增加了6000多元，80%的农户户均年收入3万元以上，50%的农户建起了新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塘约村还建成了村文化广场、林荫小道、健康步道、自行车车道等基础设施，被评为贵州首届“十佳美丽乡村”。 2014年的洪灾过后，面对被洪水冲毁的田地和家园，塘约村在上级部门的领导、支持和鼓励下，实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小型水利工程权、农村集体财产权“七权同确”，通过确权、颁证、土地流转等合法程序，使村庄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落实了集体所有权，稳定了土地承包权，放活了土地经营权，成功实现“三权分置”。同时，塘约村成立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即金土地合作社，把承包到户的责任田通过自愿人股的方式全部集中到村集体，由塘约村金土地合作社统一经营。 金土地合作社实行“村社一体、合股联营”的发展模式，鼓励村民以土地和资金与集体合股联营，按照合作社30%、公积金20%、村委会10%、村民40%的模式进行利润分成，促成村集体与村民的“联产联业”“联股联心”。目前，全村共募集股东921户，股权总额5230股，实现全体村民股东化。 塘约村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采取“村集体+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全村种植芹菜600亩、韭黄700亩、辣椒150亩、香葱200亩、浅水莲藕300亩、晚熟脆红李520亩、核桃500亩、羊肚菌160亩，农业效益大幅提升。围绕“水果上山、苗木下田、科技进园”，建设青岛—安顺农业产业示范园，建成后将带动蔬菜种植3万亩，带动周边5000户农户增收。 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塘约村深刻认识到村级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此，塘约村创新党组织设置方式，对全村党组织实行网格化管理，村党总支下设3个网格化党支部和11个党小组。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塘约村对全村党员实行“积分制”管理、对两委班子成员实行“驾照式”扣分量化管理。为党员打分，必须有得分事由，比如调节邻里纠纷、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年终查分，满分120分，低于60分被视为不合格党员。连续三次不合格，就要上报镇党委，要求开除党籍。塘约村党总支书记左文学说：“不能让不合格党员影响党的形象。” 针对群众反映的乱办酒席、不赡养父母、不管教小孩、不讲诚信等陈规陋习，塘约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把村民行为规范、环境卫生整治、整治滥办酒席、森林管护、水利设施管理、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等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上墙公示，走进每家每户讲解清楚，与他们签订遵守村规民约承诺书并要求每户按手印。村规民约把政府管不了、法律管不到的陈规陋习交给村民自己去管理，体现村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 3．虽然，我国用占世界约7%的耕地面积，养活了占世界约22%的人口，但是在为世界粮食生产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消耗着全世界化肥总量的33%—35%。而我国单位面积农药用量是美国的2.3倍，欧盟的2倍，单位面积杀虫剂用量是美国的14.7倍，欧盟的9.3倍，远高于发达国家。由于化肥农药大面积过量使用，引起农产品质量安全、地下水源污染、土壤板结退化等一系列社会和环境生态问题。因此，农民常常抱怨，买化肥的钱越来越多，土地肥力却越来越差，农药越用越多，有害生物的危害却没有减少。 为实现既满足作物生长需要，又减少肥料用量，提高肥料利用率，S省着力推动农机农艺融合，制定并推广了小麦、玉米、马铃薯机械施肥技术规范，推动机械施肥标准化、精量化。全省重点推广了玉米缓释肥种肥同播、小麦免耕一次性施肥播种镇压和马铃薯一次性覆膜施肥播种，以及追肥、化肥深施、分层施肥等机械施肥新技术，减少了肥料损失，降低了肥料用量。2016年，全省机械化施肥面积达5082万亩，占播种面积的54.06%。 “土壤和农作物都不会说话，只凭生产经验和直观分析，难以科学定量，需要借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来实现。”土壤肥料专家Z说。测土配方施肥以土壤测试和肥料田间试验为基础，根据土壤供肥性能、作物需肥规律和肥料效应，在合理施用有机肥的基础上，提出氮磷钾和中微量元素的适宜比例、用量，以及相应的施肥技术，以满足作物均衡吸收各种营养，维持土壤肥力水平，减少养分流失和对环境的污染，达到高产、优质和高效的目的。 在上蒲口村的稻田里，进入抽穗期的水稻郁郁葱葱，但据介绍，两块看上去长势相同的稻田，施肥方法却截然不同。其中一块稻田沿用了当地农户多施尿素的追肥习惯，而另一块稻田则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减少尿素增加磷肥。据计算，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每亩地少用化肥七八斤，大约节省10块钱成本。测土配方施肥的优势显而易见——化肥用量缩减了，效益却提高了。 此外，S省还通过大规模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重点推广畜禽粪便资源化处理、秸秆还田替代化肥、沼渣沼液无害化处理还田等模式。2016年，全省推广有机肥替代化肥面积1903万亩，替代化肥22.8万吨(折纯)。 各地还大力推广应用灌溉施肥一体化技术，制定小麦、玉米、蔬菜水肥一体化技术标准和实施规范，重点推广了小麦玉米地埋伸缩式喷灌、蔬菜物联网滴渗灌、马铃薯膜下滴灌等水肥一体化技术，可浸润作物根系发育成长区域，把水分、养分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实现由浇地向浇农作物的转变。与传统施肥灌溉相比，这样的水肥一体化设施平均每亩节水60—80立方米，节约肥料16公斤，还可以增产20%，即每年每亩约可节支增收2000元。 而在饶阳县吾固村的某种养专业合作社果园里，荔枝树上挂着一块块黄板，表面粘附了密密麻麻的“黑点”，一个个“路灯”矗立在旁，成为荔枝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理事长L告诉记者，诱杀害虫旨在降低农药施用量和施用次数。“之前果园一年用药次数较高，现在用药次数每年可减少3次左右。” 熊蜂授粉、黄板诱虫、丽蚜小蜂防治温室白粉虱……如今，走进饶阳县吾固村的任何一个蔬菜大棚，都会发现绿色防控病虫害技术得到普遍应用。据介绍，吾固村在蔬菜生产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物理和生物防治技术代替常规农药喷施。用药少了，蔬菜品质提高了。村里注册的“固康”牌蔬菜以每公斤高出市场价1元的价格在北京超市销售。 “我们与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和龙头企业等进行合作，以建立示范区的方式带动周边农户科学施肥和用药。”L告诉记者，示范区结合太阳能杀虫灯、天敌防控、黄板和高效低风险的生物农药等进行病虫害综合防控。 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级政府大力发展农村扫盲教育和基础教育，村村建小学，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掀起了全民办教育高潮，乡村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并使乡村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改观。当时由于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处于创立初期，乡村教育的内容除了普及基本文化知识之外，更多是与乡村、农业知识相融合的内容，培养的人才基本在乡村这片土地上务农，很少向城市人口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城市化规模迅速扩展，广泛吸收乡村劳动力和人才，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人口的流动放开，为了进城务工和上学成为乡村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真正的“离土”教育和教育为了“离土”的现象产生了，使得乡村教育与乡村发展水平与城市差距拉大。 在经济为先和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乡村教育的话语权和决策权逐渐被剥夺，加上长期奉行的单一化思维模式，“城市取向”成为当前教育的主要特征，乡土世界在教育中被边缘化。教学内容上，高楼大厦代替了风吹麦浪；教学语言上，官方话语代替了本土方言；教育理念上，“他人世界”代替了“乡土世界”；教育价值上，离乡代替了爱土。“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上，这都是一种文化偏向，即城市生活的价值偏向”，乡村教育实际上就是“逃离乡土”的教育设计。例如老师用“离开这穷乡僻壤”鼓励学生、学生以“坐飞机”“看高楼”等为目标的自我鞭策。同时，在未来身份的预设选择上，少有学生愿意将理想设计为“农民”，更多的是城市生活中的各种身份，例如科学家、明星、军人等等。 进入新时代，乡村教育的本质是现代化教育，它与城市教育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整体。它既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前这段时间的科学文化知识的简单普及和完全为了农村的教育，也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所形成的完全为了升学、进城的教育。 新时代的乡村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乡村的建设者，把乡村建设成与城市一样甚至是更有特色的宜居之地；把教育视为人生幸福之方法与途径，接受教育、提升自身素养与能力，实现自身成长与发展，为社会、为自己生存创造丰富的物质文化、精神财富，成就人生的幸福。所以，乡村教育既要“离土”又要“向土”。 5．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就，农村中富裕面大大增加，贫困面极大地减少，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求变思富创业观念增强，崇尚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追求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关心村务和公益事业发展意识增强，为农村发展增添了活力，也为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但从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阻碍乡风文明建设的因素还很多，如大量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外就业甚至在城市扎根，使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不利于农村发展的变化，年龄、性别等结构严重失衡，整体上素质偏低，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农村文化阵地建设滞后，农民文化生活单调；农村社会风气缺乏强有力的正确引导，出现信仰危机、黄赌毒泛滥和非法宗教活动等危害社会和谐稳定的情况，特别是农村青年农民艰苦奋斗精神差，勤劳致富意识不强，守法经营观念淡薄，赡养互助美德弱化，缺乏崇尚科技文化知识的精神，对新生事物有消极抵触的倾向；邻里纠纷、为琐事而大打出手的行为时有发生，婆媳不和、虐待老人、不赡养老人等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影响家庭和谐，盗窃、抢劫等侵财型犯罪居高不下，因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增多，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等群体性事件增多，农村宗派势力、黑恶势力抬头，有的称霸一方，群众没有安全感等。所有这些消极因素都影响了农村的健康发展。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乡风文明就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宣章屯镇宋庄村通过开展乡风文明建设行动，提升农民精神风貌，打造风清气朗的美丽乡村。 针对封建迷信、乱埋乱葬、赌博、不赡养老人等乡风文明“痛点”，从2018年6月起，宋庄村集中开展了向陋习宣战、树文明乡风专项行动，重点开展以“群众评、乡贤论、榜上亮”为主要方法的道德评议活动，设立耻辱榜、进步榜、光荣榜，既让不文明现象曝光，也让文明家庭、好媳妇、好婆婆的榜样带动更进一步引领着乡风文明的创建，在全村形成了家庭文明新风尚。 乡风文明就要留得住乡韵、记得住乡愁，保留和传承乡村文化资源、守正文化根脉。在宋庄乡村记忆馆，在这里陈列着许多铭刻时代记忆的生产农具和生活用品，提灯、犁耙、纺车、算盘……每一件老物件都有自己的故事，无声地诉说着这个村庄的特色个性和文化底蕴。宣章屯镇宋庄村村主任张志飞介绍道：“通过展示这些老物件，能让下一代的小孩们，理解祖辈的生活的不易，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近年来，能反映农民精神面貌的日常文化活动莫过于广场舞了，文化生活的丰富让文明乡风浸润其中。每天晚上，村文化广场上的音乐一响，村民就会自发走出家门跳广场舞，孩子们也聚集在一起嬉戏玩耍，这些都让宋庄村村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对村党支部的工作也越来越认可。 随着村里一项项文化休闲娱乐设施的落成，村民们喝酒闹事的没有了，广场舞跳起来了，在书院、活动室读书、下棋的人多起来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一下子丰富起来。 农村人才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农村实用人才、服务农村的各类人才，都是新农村建设中急需的人才。宋庄村组织开展以“三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工程，着力提高农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为了多角度、深层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广大农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宋庄村借助国家和省文化扶持倾斜政策，发挥县乡村三级的作用，加大农村基层文化设施“三个一”(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文化活动广场)工程建设力度，共建成村级农家书屋299个、村文化活动室196个、社区和农村文化活动广场195个。农家书屋成了农村群众茶余饭后和农闲时节学习充电的好去处。在宋庄村，每天傍晚到农家书屋读书或借书已成为人们的良好习惯和“必修功课”。 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资料1新春伊始，《新农村》记者小梁到基层调研，以下是他在两个村庄采访的片段。“村子真干净”，这是外来人对东各村的第一印象。村道上见不到一张纸片，家家院里院外也清清爽爽。79岁的高大妈笑着把小梁往屋里迎。冬季取暖煤改电以后，高大妈家装了地暖，外面再冷屋里也舒服。高大妈自己收拾得利索，家里拾掇得干净，屋里屋外的花儿都修剪得齐齐整整。她言语间透着喜悦：“儿子孝顺，春节前辞了城里的工作回来，专门照顾我们老两口。”“爸妈上了年纪，身体都不大好，有个头疼脑热，身边没个人照顾那肯定不成。”高大妈的儿子小曾买完菜刚一进门就接过了话头。东各村是太行山脉的一个小山村。村子不大，一共250多人，但老龄化程度不低，6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70多位。平时，村里就是这些老人“守着”。村委会一周放两次公益电影，捧场的也都是这些老人。“村里的大爷大妈都是居家养老，儿女负责赡养。子女外出打工的，只能是老两口互相照顾。村里打算建个‘托老所’，解决老人的日间吃饭、活动和照料问题。”村党支部委员李大姐介绍说，她时常会到高大妈家来看看，帮衬帮衬。听说要建“托老所”，高大妈觉得不错，“老姊妹能时常见上一面，唠唠嗑。”“老爸腿脚不好，出不了门，还得我们在跟前伺候着放心。”小曾说。村里买东西不太方便，买点油盐酱醋、买点菜都得去镇上，单程4公里，走到公交站就得一刻钟，这对老年人是个大挑战。儿子能在身边尽孝，高大妈心里高兴，可也着急。她跟李大姐商量，“咱村里能不能办个产业，让我儿子也能有点收入，不然他光照顾我们了，以后咋办？”东各村边有条远近闻名的宋代古道，村内还保留着古道上唯一的一座三孔拱桥，来的游客不少。村里已经有10多户拿到了农家乐的经营执照，李大姐说：“要是乡村旅游搞起来，不愁您儿子没事儿干！”坐落在太湖之滨的水乡小村开弓村，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弯弯的小清河穿村而过，如箭在弦，村名由此而来。上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来此调研，写下著名的经济调研报告。岁月变迁，费老留下的精神财富，成了开弓村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发展动力。甜茶、昆曲、桥文化……在开弓村文化纪念馆，或图文，或影像，或模型，地方风土人情跃然眼前。陈列厅里，一件件旧物什，散发着浓浓的年代感。“有不少是村民自己捐赠的，像这排老式碗橱，还有那套八仙桌椅，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被村里人称为“农民教授”的老姚感叹，这里存放的是村民共同的乡村文化记忆。开弓村越来越富，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但老姚喜中有忧，开弓村的曾经是“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如今，农耕文化、蚕桑文化却有淡化之势，“这是我们的根啊！”老姚颇有感慨。如何传承乡风民俗？“首先要发挥好乡贤的力量。大家都有共识，要有个乡贤议事会。”老姚说。在成立后的乡贤议事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以有形的形式展现开弓村文化，如熏豆制作工艺，婚嫁习俗，摇三橹船，桑、蚕、丝到蚕丝被的一条龙产业……为什么要以“有形的形式”？老姚说：“让来到开弓村的人，从亲身参与民俗活动中体味到农耕文化和蚕桑文化的韵味。”村民的文化活动要有载体，开弓村发展较早，能用的土地已经不多，怎么解决？经过商议，村里准备把老仓库改造成文化礼堂。“脚手架已经搭起来了，估计5月份就能启用。”老姚说，按照规划，礼堂能容纳100人左右，今后村里的党员活动、小型培训、会议、文艺演出都可以使用。未来，开弓村的文化回味必定更加悠长。 资料2这天，老王正巧经过F省老年医院，心想最近血压波动比较大，不如到医院问问医生需不需要调整用药。进入医院，他询问导诊员：“我今天没带医保卡，能不能用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以下简称医保码）看病？”“当然可以！”在导诊员的指引下，老王通过手机关注医院微信公众号，对着机器扫医保码，完成了挂号、诊间结算、取药取报告、预约复诊等就医环节，全程不到半小时。他高兴地说：“太方便了，不用再到窗口排队缴费，省时省事多了。”随着医保码落地，F省从“卡时代”跨入“码时代”，“码”不仅运用于院内的就医流程，还可用于院外买药。据省医疗保障局统计，医生花费数秒扫码的时间，就可为患者平均节省在医院就医等待的时间约43分钟。截至去年底，全省已有630万余名参保人员开通了医保码，推广使用量在全国位居前列，有236家医院、近7500家药店实现了医保码结算。蔡先生首次体验到了“云医疗”的便捷。这天，他通过省级机关医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向省级机关医院心内科张主任发起了复诊高血压病的申请。通过视频问诊，张主任在线为蔡先生开出了一张电子处方，经过药师在线审方，就完成医保在线结算了。接下来，蔡先生在家就能收到由医院寄来的药品。“根据患者之前的检查结果和线下就诊记录，我可以延续之前的处方，直接在线为他开电子处方，指导他用药剂量和服用周期。这样他就不用为了开个药，特意跑趟医院了。”张主任说。这家医院是全国首家使用医保码实现医保在线结算的互联网医院。截至去年底，F省已有多家医院开通线上医保结算权限。市民开通了医保码，只要近3个月在互联网医院所属的实体医院有就诊记录，就可以在互联网医院进行在线复诊、慢病续方、医保自动结算等。实行医保码扫码结算，不仅优化了结算流程，解决人们线上看病买药不能报销的痛点，还有效降低了线下就诊感染风险，改善了老百姓的就医体验。“我丈夫帮我绑定了他的医保卡，说是能用他卡里的钱，怎么用呢？”64岁的黄阿姨正在某连锁药店询问店员。黄阿姨是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店员的指点下，她凭借微信上的医保码，用丈夫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买了药。省医保中心信息科项科长介绍，2020年7月以来，F省在全国率先实现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家庭成员在省内不同地方的，也支持加入共济账户。加入家庭共济账户后，参保人员还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共济账户里的个人账户资金。60岁的林阿姨到广州帮儿子照顾孩子已有10年，这些年因大小疾病在广州的医院做过多次手术。她说，住院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大，而且可选择的省外定点医疗机构也不多，每年她都要奔波一千多公里往返广州与F省，还要准备各种证明材料，才能报销医保，十分麻烦。随着医保码落地，流动人口或随迁人员再也不用垫付医疗费，也不用大老远奔波报销医保了。一方面，参保人可以通过医保码在全国办理有关医保业务；另一方面，通过电子政务平台政务通App，F省居民可在线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参保关系转移、参保缴费证明打印等多项医保经办业务，同时可以自助查询个人账户、个人待遇、消费明细、报销结果等个人数据。　　　　资料3古城派出所辖区，有古城、古塔、世界地质公园等知名景区。“辖区就是景区，景区就是辖区，居民区也是景区”，这给古城民警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山地救援！”派出所杨副所长脱口而出。入职20年来，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年接到山地救援警情百起左右，解救上百名迷路、被困、遇险群众。景区林中古木参天，山势险要，一些缺少经验的游客可能会迷路，由于山中没有基站，手机定位、无人机巡航常常派不上用场，搜救只能靠杨副所长对山中一草一木的记忆。“从哪里出发、附近是什么植物”“见过什么石头、翻过哪些河谷”“正对面能看到哪些景色”……几个问题一问，杨副所长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对救援者而言，进山救援同样面临极大的安全挑战。尤其是入冬后，有的地方积雪四五十厘米，一旦落入石缝或者滑下深渊，后果不堪设想。有天凌晨，游客赖先生报警求援，当天山上寒风夹着大雪，能见度仅5米。在地图上标注好大致位置、规划好路线，顶着寒风，踏着齐腰的深雪，杨副所长和同事们凭着经验前去救援。经过一处斜坡时，一名队员脚下打滑差点摔下去，大家拿绳子把他拉上来一看，下面是万丈悬崖。一路上，杨副所长每隔十几分钟，就电话联系赖先生，一再叮嘱他不能睡觉，一定要不停走动增加身体热量。最终，民警在海拔3700米处的烟雨亭附近找到了他。上百次救援，并非每次都能成功。“如果游客私自进入非游览区域，特别危险。”杨副所长说，他希望游客不要贸然进山。“毕竟一旦救援不成功，可就是一条命啊！”古城有4000多家酒吧客栈，杨副所长认识九成以上的客栈经营者，“这家的老板来自南京，他有个女儿”“那家是浙江人”……沿街走一圈，才知道杨副所长所言不虚。别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上心了就能记住。刚入职时，古城仅有70多家客栈，剩下的4000多家，都是他看着建起来的。开设客栈要到派出所办证，通过协调手续，他认识了绝大多数客栈经营者。“登记办证，给人家出主意；遇到纠纷，去帮忙调解。时间久了，大家就都熟了。”杨副所长说，记住人不难，关键还是转变理念，“别只想着怎么管理，多想想怎么服务。”杨副所长将4000多家客栈分片建立了34个微信群，通过微信群与业主交流互动。尽管这些群每天“嘀嘀嘀”响个不停，杨副所长却很心安。因为只要“嘀嘀嘀”的声音在，就有信息源，也就能有的放矢，抓好旅店行业管理。“要是用脚走，我们14名民警，即便每人每天走访20户，也要半个多月时间，开展其他工作的时间就少了。”杨副所长把客栈经营者当朋友，客栈经营者自然不会把他当外人。“我是派出所民警老杨，我知道生态搬迁大家有想不通的地方，我过来就是想和大家聊聊，有啥实际困难尽管说……”在内湖生态保护拆迁过程中，一名客栈经营者拒不配合，杨副所长带领民警赶到现场，聊了3个多小时，终于做通了工作。对游客来说，假期漫步在古城大街小巷，也许意味着浪漫与惬意。而对杨副所长来说，却意味着陪伴家人的时间更少了。尽管家就在当地，可从警以来，每一年春节杨副所长都没能在家。“游客的事，都是大事！不管归哪个部门管，只要游客打了110，古城派出所就不会不管。”派出所李所长说，大多数人放假时，是民警最忙的时间。有时候饭刚吃了一口，就要出警；夜晚遇到警情，经常一宿无眠。李所长说：“越是节假日，对我们快速处置警情的要求就越高。所里只留几个人值守，其他全部布置到岗亭和街面，以便发生警情后5分钟就能出警。”“为的就是给游客安全感。”杨副所长说。11月的一天，一对从外省来的夫妇报警称其儿子小吴离家出走已半年，最近在古城有活动轨迹，请求帮助寻找。杨副所长立即开展工作，发现小吴于前几日曾在古城某网吧上网。他将小吴照片及基本信息发到每个客栈群后，一家客栈的经营者马上回话，称小吴就在其客栈内，失踪大半年的小吴终于被找到。“游客的事，都是大事！不管归哪个部门管，只要游客拨打了110，古城派出所就不会不管。”杨副所长说。　　　　资料4近年来，一些农村出现不少闲置房屋。2017年以来，Z市不少地方着力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农房发展乡村产业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取得良好成效。位于东湖镇新泉村的新泉中学，因优化农村学校布局，多年前已不再办学，老教学楼被列入闲置农房，有人提议拆掉建住宅，但村两委最终统一意见：拆掉“太可惜”，还是应该盘活利用。东湖镇产茶历史悠久，“老房子”联手茶产业，能发挥盘活利用的效益。确定发展方向后，村里通过镇里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拍老楼使用权。主楼木板开始腐烂，副楼已几乎成了危房——这是泉江茶业有限公司郑董事长与老教学楼初次相遇时的情景。但透过蛛网积尘，郑董事长脑中闪出一个念头：竞拍租下来，改造成专题博物馆。2017年11月，越红博物馆正式开放，曾经凋敝的老屋重焕生机。同时，作为青少年茶文化教育基地，博物馆还常举办特色研学活动。“去年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郑董事长说。经村镇牵线，博物馆与村里的农户定点合作，帮助他们实施绿色无公害茶叶种植管理。每斤40至60元的收购价，比以前高出一截，从闲置教学楼到茶文化综合体的蝶变，折射出闲置农房盘活后“包袱变财富”的改革之效。Z市陈副市长认为，一些闲置的农村住房、厂房破旧不堪，要修缮很费钱，弃之拆之又可惜；而同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需要建立健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截至2020年底，Z市有激活意愿、尚待开发利用的闲置农房近50万平方米，是扎堆搞农家乐、民宿，还是避免“一窝蜂”开发，直接关系到激活行动的质量和实效。陈副市长说：“怎么找准方向、善加利用，至关重要。这段时间，唐书记和村干部正忙着与外地客商对接，将闲置农房激活同古村落的新规划有机结合起来，串联带动起美丽乡村建设、特色产业发展的‘面’。”岭北镇孚家村老虞同儿子住在外地，老宅空置多年。去年上半年，一位村干部建议他把闲置农房存进“银行”。闲置农房存进“银行”，这个特殊的“银行”就是镇里的闲置农房储备平台，“正式‘激活’前，房子归自己管，激活后再按照租赁合同得收益。”村干部介绍。没过多久，一位外县企业家通过平台相中了老虞等五户村民的闲居房，准备修缮用于民宿经营。前不久，北周村废旧织布厂通过平台统一对外推介，由社会资本、乡贤和村集体共同入股出资，将老厂房改造成土特产展销中心，销售额已达100多万元。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的春节刚过，南方某市近郊的人和乡，农民李发根站在几年前还生长着绿油油的麦苗如今却是满目荒凉的地头前，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修了京珠高速公路后，他这块地的收成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在这个乡，许多农民和李发根一样，都对征地及征地留下的后遗症不满。据记者了解，1999年京珠高速建设时通过人和乡的几个村，共占用农民耕地四百多亩。 “京珠高速公路的修建占用农民的土地，一亩地一次性给农民补偿6700元，太廉价了。据说从省里拨出的是每亩地9100元，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剩下的2400元飘到哪去了。”李发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抱怨说。 “如果是现在，别说是6000多元补偿，16000元我们也很难接受。”李发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是租用土地，年租金按1000元计算，租用6年，农民就可以得到6000元。但买断就不一样，即便是一次性给了16000元，农民却永远失去了这块土地，这意味着今后的生活没了依靠。李发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相比一次性买断，农民更乐意把土地出租。 更让当地农民始料不及的是，被征的虽是400多亩地，但未被征的耕地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据悉，1999年在修京珠高速公路的涵洞时，由于要达到涵洞要求的3米多的高度，不得不把地平面的地挖得低一些，但是由于排水设备跟不上，涵洞内常年积水，给农民的耕作带来了很多不便。 “现在的农民在占地问题上还没有自主权，政府说要占用哪块土地，就强行占用。虽然有土地规划，但还是很难按照土地规划走，农民的权益很难得到保护。"人和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乡干部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其实在全国城市近郊的农村，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国土资源部一位部门负责人证实，“一些地方在征地工作中的确存在补偿低等诸多问题。” 材料二 征地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并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和个人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的法律行为。 专家认为，涉及征占土地问题的迅速增加，与现行征地制度中存在一些弊端有关。这些弊端包括： 首先，对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目前有关征地的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认为，由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缺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不仅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等方面大规模征用农民耕地，而且征用农民土地进行招商引资，用于开发区、房地产等商业性项目建设。 据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累计数量最高曾达到6000多家，占用耕地超过了建国以来城市建设用地的总和；截止到2003年底的保守估计，全国已建高尔夫球场176座，只有1座高尔夫球场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目前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超过50多个，大多数是异地新建，因此几乎全部是通过挤占耕地而建设的，其中占地最少的也在10平方公里以上，多者可达到50平方公里。 中国目前耕地面积只有18.37亿亩，若按每年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2年内将突破自给自足的警戒线。 其次，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执行中随意性较大，造成大量“三无农民”。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高限产值的为16倍，最高不超过30倍，按亩产值1000元测算，补助费最高为3万元/亩。即使采用最高补偿，也往往不足以完全补偿农民失地后创业、安置工作的费用，而各地政府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就低不就高，许多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远没有达到30倍。 目前多数地方政府的安置是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由于农民自身条件有限，缺乏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失去土地后，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造成生活无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就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据了解，国土资源部曾对京珠、京福高速等12个国家重点项目进行调查，发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一般只占工程总投资的3%至5%，最低的竞只占0.8%，最高也只占12.2%。相反，政府在征地过程中通过收取各种税费倒是收获颇丰——据对上海、杭州、合肥、哈尔滨、南宁等城市调查，政府各种税费占项目用地成本的60%以上，而征地补偿安置费只占 30%至40%。 三是土地征用和出让孳生腐败温床。由于土地征用和分配领域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征地成本与土地出让，特别是土地划拨与土地招标之间巨大的价差，使设租寻租成为可能。据土地专家保守的估算，全国每年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至少在100亿元以上。土地的征用和出让，已经成为腐败温床之一。 材料三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课题报告指出，在当前困扰中国的七大社会问题中，“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排在首位。当前的征地制度存在哪些制度缺陷? 刘守英(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主要的问题是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造成政府与民争利，具体表现为：一是政府垄断供地。中国的建设用地供应，分为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增量部分，主要通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供应，即所谓“一级市场”。在“一级市场”上，政府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对这类土地实现供应垄断。二是“土地储备中心”功能异化。政府通过储备土地，成为土地的直接经营者。三是形成“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 材料四 “最终还要提出来将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2月22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以这种方式提到了征地制度的改革。 陈锡文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介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有关情况，征地问题的提出，源于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农民权益以及失地农民的补偿。 陈锡文表示，目前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每年从农民手中征用近20万公顷土地，征用农民土地引出的一些矛盾，“确实是当前引起农村某些地方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他随后详细解释了“矛盾”的内容，包括耕地减少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补偿和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问题。 对于解决矛盾的途径，陈锡文提出通过提高对农民失地的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力口7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以及把失地农民纳入当地城镇的社保体系等途径。在这里他强调，农民征地问题的解决最终要提出来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 目前我国的征地制度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各地出台的行政法规政策。执行多年以来，制度中的弊病明显。从2004年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正起，对传统征地制度改革的脚步开始加快。 在2004年《宪法》中对涉及征地的条款进行修正后，当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而后，国土资源部在第二年8月发出了《关于开展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力争在今年底完成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制订及公布工作，届时，征地补偿依据将 从“前三年主要农产品的平均产值或产量”向“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发生转变。 材料五 但也有声音认为，此项改革还远远算不上是基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补偿，因为在土地市场未建立的前提下，这样的补偿依然不能体现土地使用权的真实价值。另外，补偿款因为通过行政渠道被层层截留．结果农民只有少部分拿到，甚至拿不到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承担着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及社会保障的双重职能，对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及全社会的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各地因土地引起的纠纷接连发生。 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安全生产法》于2002年6月29日由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通过，该法于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安全生产法》的立法宗旨，一是规范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 产行为，明确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依法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二是 明确从业人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保障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和健康。三是明确各级人民政府的安全生产责任，依法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减少和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四 是规范从事安全评价、咨询、检测、检验中介机构的行为，加强安全生产社会舆论媒体监督。 五是依法建立生产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强化责任追究。 2．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2005年5月18日到19日率队在河北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时指出，安全生产工作涉及职工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单位财产损失，影响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一定要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认真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加强安全 生产工作的监督管理。成思危说，目前，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特别是陕西、辽宁、河南等地几起特大矿难，遇难矿工都在百人以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在这种情况 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组织这次执法检查，一方面通过执法检查，了解法律实施过程中所 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督促执法主体改进工作。另一方面，了解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验 和教训，执法检查要以法律本身为依据，主要检查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为进一步修改和完 善法律提供参考和建议。 3．成思危认为，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应该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肯定成绩，但更应重视存在的问题。目前贯彻实施《安全生产法》取得的成绩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以及安全生 产法规定的要求，还有较大的差距。2000年，我国百万吨煤死亡率为5.77人，2004年降低 到3．08人，下降幅度确实较大。但是，还应看到，这一数字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和东 欧国家的10倍以上。二是执法检查不要就事论事，要深入分析产生的原因。目前，我国经 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旺盛，煤炭产量大大增加，但安全措施却没有跟上，缺乏安全生产投 入。三是有些煤矿领导对安全生产不够重视，工作缺乏力度。成思危先后听取了河北省政 府关于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汇报，并到石家庄井陉矿区贾庄煤矿、红星煤矿等进行了实地检 查和调研。他指出，执法检查要求实事求是，不讲空话，情况要真实，数据要准确，分析要切 实，找出规律，最后相关建议才有针对性，进一步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权威性。 4．2005年6月12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共同组织的2005年“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出发仪 式，在广州市天河宏城广场举行。进入6月份以来，以“遵章守法，关爱生命”为主题的“安 全生产月”活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作为安全月期间的一个重要内容，今年 “万里行”的中南行将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社、 新华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中国 安全生产报、北京青年报及国家安监总局网站等新闻媒体参加了今年的“万里行”活动。李 毅中局长在讲话中说，“安全生产万里行”活动，已经开展了三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良好效果，得到了各地方、各部门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 持。他强调，通过“万里行”和安全月等多种形式，对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深入开展安全专项整治，加快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的好做 法、好经验要认真总结和大力宣传；对不重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不履行安全管 理责任，特别是造成重特大事故和重大隐患一直得不到整改的，要进行公开曝光；对典型的 事故案例，要进行认真反思和追踪报道。“万里行”要充分发挥采访团、宣传队、检查组“三 位一体”的作用，为强化全民安全意识，提高职工安全素质，弘扬“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理 念，营造“遵章守法，关爱生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风尚做出新的贡献。 5．中新社12月30日电，山西省左云县“一二·二八”矿难现场抢险指挥部传出消息，截至目前，巷口积水逐渐被排出，但仍未发现十五名遇险矿工，抢险工作在紧张有序推进。左 云县宝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左云县店弯镇范家寺村北，年生产能力十五万吨，始建于一 九七八年，批准采煤侏罗纪三号、七号、十一号和十三号煤层。该矿自投产以来，一直开采三 号和七号煤层，两个煤层已接近枯竭，再加上井筒年久失修，维护困难，经矿委会申请，有关 部门批准，在原井田西北部新建一对接替井，主要开采十一号煤层。此次透水事故发生在三 号煤层东部掘进工作面，事故原因初步查明系井下工人维修打通古空区导致透水事故发生， 井下三条两百米长的西巷被淹。组织抢险的左云县安监局总工程师张永星介绍说，截至目 前，已经调集十五台水泵抽排水，水位下降六十多厘米，西一巷积水从巷口向里移动三十多 米，左云县、同煤集团等地的两百多名矿山救护队员轮番下井施救，但是仍未发现遇险矿工。 事故发生后，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代省长于 幼军等先后作出重要指示，副省长靳善忠则带领有关人员赶赴现场指导抢险工作。 6．河南省安阳市安监局12月30日证实，2005年12月26日13时许，安阳县都里铁矿一废弃多年的老空区发生大面积塌陷，目前已查实有8人在这一突发性地质灾害中被埋进 六七十米深的塌陷区。据安阳市安监局局长周少龙介绍，12月26日13时05分，安阳县都 里铁矿早在1992年就废弃的一个矿区突然发生大面积塌陷。形成一个长约100米、宽约50 米、平均深度60米的大坑。地面上原有的一条路和路边的几间矿工居住的房屋随塌陷被深 埋地下。当地有关部门经过多方查寻，截止目前，查实共有8人随塌陷被深埋在10米以下， 已没有生还的可能。这8人全部是20至50岁的男性青壮年，除1人来自四川省广源县，其 余都是安阳本地人。河南省地质勘测部门专家认定，这是一次突发性地质灾害。灾害发生 后，安阳市委、市政府立即成立了抢险指挥部，全面开展抢险及周边安全防护工作。针对专 家对周边仍有发生二次塌陷和滑坡危险的判断，安阳有关部门已经做了人员疏散等安排。 同时安阳市还对全市各类新老矿区展开地质状况调查，严防此类灾害再次发生。 7．中新网2005年11月6日电据国家安监总局办公厅消息，截至11月5日23：30分，遵义市务川至彭水公路珍珠大桥悬拼拱架发生垮塌事故，落下河谷的19名施工工人，已确 认死亡13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受伤3人在县医院接受抢救。珍珠大桥设计为箱型拱钢 筋混凝土结构，设计桥高100米，主孔跨度120米，全长135．2米。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陈 训华、省安全监管局和省交通厅有关人员已赶到事故现场组织抢救和事故调查工作。国家 安全监管总局和交通部有关人员，定于今日赶赴事故现场，指导事故抢救和事故调查工作。 8．2006年1月10日上午，在甘肃省化工研究院内一家公司生产车间干活的6名工人，遭遇了有生以来最悲惨的时刻。车间剧烈的酸类气体泄漏，导致他们身体大部分器官被严 重灼伤，送往医院抢救。事发后，兰州市安监局成立“l·10”事故调查组，昨晚6时事发公 司全部停产。记者获悉，医院已为3名重伤者实施了器官切开手术。记者从一些工人中了 解到，昨日上午10时10分，在兰州市东岗古城坪1号，甘肃省化工研究院内一家公司的异 丁酰氯生产车间，6个工人在真空反应装置前干活时，突然，正在进行剧烈化学反应的装置 因内部压力过大，导致装置的盖子被冲开，突如其来的惨祸使得工人们根本来不及回避，大 量的酸类气体当场喷在6名工人身上。记者在医院里就事发情况采访前来处理此事的厂方 领导时，对方均拒绝采访。据了解，事发后不久，兰州市安监局接到举报，由一位副局长亲自 带队赶赴甘肃省人民医院进行调查。市安监局立即成立了“l·10”事故调查组，全面调查 事故原因。据市安监局的张副局长介绍，经过初步调查和厂方的情况汇报，事故的原因与真 空反应装置内的压力过大、冲开人口盖等原因有关。昨日下午3时许，调查组作出决定：要 求事发公司立即关闭所有的电源、水阀，另外事发公司必须在下午6时前彻底停产。目前， 对于事故的准确原因，“l·10'’事故调查组正在积极调查之中。 9．近日，从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到，针对目前烟花爆竹生产销售已经进入旺季的现实，北京市将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防止各类烟花爆竹生产安全事故 的发生。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表示，将在北京市范围内建立健全烟花爆竹安全监管 体系，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制。同时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存储企业和经营企业进行安全 检查，消除事故隐患。据介绍，针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北京市将控制企业操作现场工作人 员的数量、药量、成品和半成品的数量，严禁各类工房超员，仓库和临时库房超量存储。从事 带药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经安全培训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作业。同时，如果企业发现 事故隐患没有进行整改及整改工作没有完成，或者整改后未经验收合格，一律要停产整顿， 不得进行经营活动。而对于烟花爆竹的储存企业，则要求必须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劳动安全 技术规程》，分类分级专库存放烟花爆竹。入库的烟花爆竹应贴有明显的标签，包括品种、名 称、出厂日期、产地、危险等级和重量等。库房内要设置测温、测湿计和消防栓、水池、灭火器 材等消防工具。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还明确规定，在加油站以及其他易燃易爆危险 品生产、经营、存储设施周围100米范围内，学校、幼儿园、体育馆(场)、医院等人员聚集场 所周围50米范围内不得设立烟花爆竹销售场所。同时，零售网点临时存放的烟花爆竹产品 不得超过150千克。据了解，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还将通过烟花爆竹“安全科技下 乡”、“安全文化下乡”和“法律法规下乡”的“三下乡”活动，提高全社会的安全意识，避免各 类烟花爆竹事故的发生。 10．2005年北京市新排查出生产安全事故隐患73项，加上去年未整改完毕的，共有109项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56项，尚有53项待治 理、排除。据了解，目前《事故隐患管理办法》已列入市政府立法调研项目。北京市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局在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及《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2005年l至8月份，全市共发生交通肇事、 生产安全、火灾死亡事故934．起，死亡1034人。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9． 2％和11.1％。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共出动检查人员2．4万人次，检查生 产经营单位2．8万家；共查出各类事故隐患和问题3．15万个，市区两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处理生产安全事故127起，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0人，33人受到党纪和行政 处分。按照《安全生产法》确立的安全生产准人制度，本市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经 营、矿山等企业实行市场准入。 11．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25日对部分地区已经实施关闭的第一批1044．处煤矿矿井名单予以公告。这1044处矿井包括：北京59处、河北125处、内蒙 古386处、江西70处、山东7l处、河南140处、湖北58处、四川135处。(名单见本报今日 第十五版、第十六版)“要将关闭矿井数量作为检验停产整顿工作是否取得实效的标志。”国 家煤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年内全国关闭煤矿矿井总数不能少于4000处。根据《国务院关 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逾期没有申办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经审查不具备颁证条件的煤 矿，必须停产整顿，只给一次验收机会，不合格就关闭。截至12月19日，全国已有12990处 煤矿矿井停产整顿，其中241l处被关闭。 12．法制日报1月5日讯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昨天召开的视频会上重点强调的：“2006年要把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考核指标。要强化责任意识，将安全生产责任分解落实到地方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和 企业，并作为政绩、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据了解，2005年全国共发生各类伤亡事故727945 起，死亡126760人，分别下降9．4％和7．3％。煤矿发生事故3341起，下降8．2％；死亡5986 人，同比略有下降。除渔业船舶外，各个行业领域事故死亡人数都有明显下降。32个省级 统计单位中，有30个单位事故死亡人数在国务院安委会下达的控制指标以内。但在事故总 量明显下降，安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趋于好转的同时，全国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煤矿等行 业和领域重特大事故接连发生，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13．李毅中在分析当前事故多发原因时指出，问题主要是已经制定的各项安全措施没有真正落实，有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还停留在文件上、会议上和口头上；一些企业安全主体责 任不到位，管理松弛，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的问题严重，安全隐患大量存在； 一些地方采矿秩序混乱，安全执法不到位、不落实，安全法治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同时也存 在一些深层次问题，部分行业产品需求过旺，煤电油运绷得过紧；一些行业管理弱化，安全监 管体制尚需改进完善；安全设施和生产设备落后，安全欠账较多；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而教 育培训滞后，以及事故背后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都加大了安全工作的压力。 对此，李毅中提出，今年各地、各部门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责任追究。对无视法律、无 视监管、无视生命，甚至抗拒执法，违法生产造成事故的要依法严惩；对失职、渎职的公职人 员要严肃追究；对以权谋私、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要会同纪检监察部门严肃查 处。要从教育、制度、奖惩等方面人手，继续解决“执法不严、工作不实”问题。广泛宣传“以 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安全发展”指导原则，增强全民安全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要维护 人民群众的安全生产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鼓励举报违法、违规和违纪现象。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据新华社电，河北省科学院近年在体制改革、调整职工岗位时，接连出现正教授看大门、副研究员和在职研究生坐传达室发报纸的情况。对此，院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改革中的阵痛，而当事人却直喊冤，认为院方对他们不公正，是人才浪费。 1．正教授看大门太“奢侈” 196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的刘教授，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工作，正教授级外语译审。在河北省多届经贸洽谈会上给省领导担任俄语和波兰语翻译，是河北省仅有的两名精通波兰语的人才之一。他还兼任河北省翻译系列高级评委会主任、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等职。 1993年到单位下属公司任经理，后因公司倒闭，1996年申请回院里继续搞科技情报翻译工作，没能如愿。已56岁的他成了看大门的门卫，直到1997年3月恢复翻译工作。 本人自述：怎么也想不到我堂堂一个正教授会落到如此地步，怀疑是因为搞公司失败了领导对我有成见。看大门的活倒是不累，关键是思想上接受不了。1997年3月，在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大会上，我作为多个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宣布：“我正在河北省科学院看大门!”当时的院长脸上实在挂不住了，才给我安排到图书馆工作，我又继续从事我热爱的翻译工作了。 院方说法(河北省科学院副院长)：这是改革当中的阵痛。院里1992年搞第一轮人事制度改革，通过定编定岗、竞争上岗，而刘教授偏偏在此后到下属公司搞经营，后来经营不成功便想回来搞科研业务。虽然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够得上人才，但不能把他塞进去，把别人给挤出来。让他看大门已经是照顾他了，起码有工资嘛。 记者点评：人事制度改革无论怎么改，其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让人才脱颖而出，因此改革与尊重人才并不矛盾。就我国的国情而言，人才也远没有多到连个工作岗位的“坑”都没有的地步。 2．有人偷了我的“奶酪” 王某，1968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后进修图书情报专业第二学士学位，副研究员。1978年到河北省科学院工作。1994年，到院下属的科技实业公司从事经营管理，因与公司经理发生矛盾，1996年离开公司在家养病。1997年被安排到院传达室发报纸，1999年提前病退。 本人自述：我并不是能力差，主要是没有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传达室根本不缺人，我在那里只是“挂”着，每天接受来往同事的“瞻仰”，精神压抑得简直快崩溃了。 院方说法(人事教育处处长)：一个人即使能力再强，如果不能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也是不行的。再者，王某是自愿选择搞经营的，放弃了原来的岗位，如果当初在原岗位竞争上岗，肯定不会失去工作。 记者点评：改革在实现人才“能上能下”的同时，也给了单位领导更大的用人权，领导的判断水准及个人素质在用人上显得尤为重要。而谁来监督人才使用的公正、公平、科学、合理，则是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新课题。 3．我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 张某，199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物理系，河北科学院能源所工程师，在职研究生。在乡下做了4年与科研无关的扶贫工作。2002年，先在办公室当内勤，收房费、水电费，后因专业不对口开始在能源所传达室发报纸。 本人自述：其实我现在做的活有小学文凭就够了，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在我们所里的科研人员中，我绝对不是最差的，目前我复习考博士，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院方说法(人事处副处长)：科学院改制后，人员数量大量压缩，出现像张某这样的在职研究生没活干的情况就不足为奇。 记者点评：张某去发报纸并不是单位人才多得用不过来，而是单位没有能力再给其提供岗位，这时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的建立就显得尤为紧迫。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眼蒙眬，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想没想过，当自己变成诗人叶芝描绘的这般老时将是多大年纪？60年前，不少人或许会觉得那是他们60岁前后的景象。不过现在，至少115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对70岁时仍能在炉前打盹抱有信心。据联合国人口司2010年发布的《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World　Population　Aging　2009）显示，从1950年到2009年，全球范围内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已经分别从8％和5％上升至11％和近8％。显然，2010年的世界更长寿了，但同时2010年的世界也已整体步入老龄化时代。 2.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中国，现在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截至2008年底，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109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3%，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15989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2%，比上年上升了0.4个百分点。通常，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了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中国在2005年就达到了7.6%，实际上中国在2001年就已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从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社会，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德国经过了40年，而日本只用了24年，速度之快非常惊人。根据联合国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国将在2024年至2026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速度与日本大体相同。中国所走的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在低收入阶段进入老龄化”的道路。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在5000～10000多美金，而我们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人均GDP才800多美金，还不足1000美金。即使到现在，我国人均GDP也才刚刚超过1000美金，仍属于收入水平中等偏低的国家，我国应对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3.据相关数据统计，2005年时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就已经达到1.44亿，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一半，占全球老年人口的1/5，到2020年要比现在纯增1个亿，要达到2.48亿。2020年以后，几乎每十年要纯增1亿多，到2051年，要达到最大值——4.37亿，占到当时总人口的11%，形势非常严峻。此外，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的老龄化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西部欠发达地区。比如上海，197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比全国进入老龄化早了20年。依照专家推测，最晚到老龄化的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要到2012年才能进入。我国最早和最晚进入老龄化的地区，进入老龄化的时间间隔长达33年。而根据其他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来看，多数都是城镇老龄化的程度高于农村，但是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农村老龄化程度要比城镇高出1.24个百分点，并且这种倒置的状况预计一直要延续到2040年。到2040年的时候，城镇的老龄化才能赶上农村老龄化，超过农村老龄化，并逐步拉开距离。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口的迁移流动，多达1.4亿的年轻农民涌向城市，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独立或只与配偶共同生活的老年人比例还在上升，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正日益弱化。 4.与新丰马头镇接壤的连平县隆街镇，有个叫梅隆的村庄，村里90%以上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常年在外谋生，正是大家常说的“空心村”。连平县农业局副局长郑木强笑称，剩下的村民都属“六一九九”部队(儿童老人)。留守农村的少年儿童要上学，村里的农田要么由老人来耕，要么就只能出租。与广东北部、东西翼的大多数山区县一样，连平、新丰农村18～45周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流向了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而把大量的老年人留在了本地，从而使得老年人成为了农村地区人口的主力。“这20年来，感觉村里的老人越来越多。”今年51岁的李建岸略带感慨地说，“以前父母至少养育四五个儿女。到我这一代,基本上是三四兄弟负责两个老人。但是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进，农村的人口增长率越来越低。”事实上，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首批独生子女已步入而立之年。往后，两位独生子女需要同时负担4位甚至更多老人的现象将是全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 5.在1990年的时候，中国的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比例是10∶1，而13年以后，在2003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1。根据预测，到2020年还要继续下降到25∶1，负担是非常沉重的。2004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根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2004年，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快3.5个百分点。调查显示，上海空巢老人家庭占全部家庭的3%；自2002年起迄今，哈尔滨市老龄人口年平均增长速度始终保持在3%左右。目前，由于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龄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中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8万个，养老床位120.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6张，与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养老床位数50～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其他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老龄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6.2006年11月9日，71岁的流浪汉李召坤因故意纵火向广东省中山市当地警方自首，他这样交代自己犯罪的动机：“我曾听说放火烧山可以坐牢，而坐牢有饭吃、有衣穿，不用再流浪。”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了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李召坤在当月刚刚结束了5年的牢狱生活，犯罪情节也是放火烧了大片山林，而后向警方自首，他这么做同样是为了有个养老的地方，不用再流浪。李召坤老人的遭遇只是一个极端的个例，但是，放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来看，这无疑是给中国的农村养老难题敲了一记警钟。74岁的老人吴家耀最近一年来病倒了，走路都有些困难。可是，他实在没钱去正规医院看病，只能找民间游医抓些便宜的药对付，即使这样，也让他好一阵心疼。然而，问题并不止于此。只要精力稍好，这位倔强的老人还要拖着带病的身体去干农活，这点微薄的农业收入，却是他和老伴的“活命钱”。儿女在外打工很辛苦，赚钱更不容易，要强的吴家耀实在不好意思向他们提养老费的事。由于政策推广不力，社会养老保险对于很多像吴家耀这样的老农民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7.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中国老年学会名誉会长邬沧萍指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体现在我国的老龄化指标与国情相结合上，必须清晰地看到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非常严峻和紧迫的难题。比如，失业、剩余劳力与农村家庭养老的压力并存，寿命延长与‘寿而不康’造成的医疗卫生和护理的压力；新中国出生的两代准老年人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的问题等等。”全国老龄委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建议，在203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以前，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在‘未富先老’和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的背景下，人口加速老龄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正在由家庭问题转变成为社会问题。能否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直接取决于相关的老年保障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从国际上看，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并共同分担老年保障的责任，已经成为老年保障制度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国应构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化的混合型老年保障体系，即在政府的引导下，将经济保障与服务保障结合起来，通过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制度安排，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保障经济压力与社会服务压力化解在一个责任共担的安全网络之中。”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陆杰华直言：“目前，老龄事业不仅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且滞后于其他社会事业；老龄事业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老龄事业发展缺少人才和技术支撑体系。” 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于2009年8月中旬通报，目前已有25个省份建立了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比2008年年底增加了6个，其他7省也正在积极研究制定省级统筹方案。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作会议于2009年2月19日举行，来自会议的消息称，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正抓紧制定，2009年底要在全国建立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2009年要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开展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全面推进省级统筹。 9.随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现象的日益加重，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已成为世界流行的大趋势，赞同派认为此举可以缓解养老金压力，但反对者则称增加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一刀切”的退休制度改革难平众议，“弹性退休”应运而生。从2010年10月1日起，上海开始试行《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延迟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凡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具有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以及企业需要的其他人员均可柔性延迟退休，延迟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周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周岁。 10.2008年初，一项旨在系统化推进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公益项目——“爱晚工程”正式启动，将投资100亿元，在今后5年至8年的时间内，在全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省份建设20个具有居住、休闲、文化、康复等功能的爱晚中心。　同时，普通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了养老这一领域。3年前，袁延京投资200多万元在北京建立了凤凰关爱护理院，接收照料一些医院无法治愈、家人无力照料的老人，陪他们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虽然至今企业在经营上还没有起色，但袁延京说：“不管怎样，我都有信心把这个事做下去。”“让企业进入对老年人的照料这一产业将促进照料事业的快速发展，这是人们的主观愿望，更是时代的迫切要求。”社会学家郝麦收说。他还特别主张老年人兴办养老事业和企业，让老年人成为涉老企业的主力军，从而让老年人可以老有所为。 11.日本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会，因此老人问题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早在1963年，日本政府就推出了倡导保障老年人整体生活利益的《老人福利法》。这部“老人宪章”迄今有过多次修订，其主要内容有：政府出资修建特别养老院，为痴呆、卧床不起等体弱老人提供服务；强调开拓高龄者对福利社会创造的参与机制，发挥老人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特长，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探索和逐渐确立一种适合于老人居家养老的方式和体制，强化对居家养老提供家庭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和组织建设，并在财政预算上实行优惠政策；组织“老人俱乐部”，吸引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强调社会福利的地方化和一元化，加强地方政府对老人福利的责任和职权。1982年，日本政府又出台了全面推广老人保健设施的《老人保健法》。《老人保健法》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医疗保险的有关方共同负担，并且强调老人居家养老、居家护理。为此，由政府出资培训了大约10万名家庭护理员，负责看护生活不便的老人。政府还出资建立并普及托老所，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短期入住、护理和治疗服务，并开发了一批低价位的“三代同堂”式住宅等。1989年，日本政府制定《高龄者保健福利推进十年战略》，即著名的“黄金计划”。该计划要求各地方政府积极建设与完善与老人相关的各种设施。以此为契机，各种老年公寓、老人活动室、老人医院更多地开始出现。1994年黄金计划被重新修订，更名为“新黄金计划”，完善了以居家养老为中心的社区老年服务体系，扩大了家庭服务员队伍，新设为老年人提供休息及特别看护的短时服务设施、日间服务中心等，提供各种日间服务（包括饮食和体育锻炼）。日本为老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大体分为两种：老人福祉设施和收费老人之家。前者主要是由政府出头，根据不同情况和老人不同的需要又具体细分为老人日服务中心、老人短期入院设施、养护老人之家、特别养护老人之家、轻费老人之家、老人福祉中心、老人看护支援中心等等。而收费老人之家则是引入社会的资金和力量，经过都道府县一级政府批准后由民间企业来经营，按照不同功能和形式又分为看护型、住宅型和健康型3种。为了保证养老院的良性运转和避免虐待老人现象的出现，政府决定在老人服务机构自我检查的基础上，引入更为客观和公正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包括硬件上的建筑、设备、人员配置以及软件上服务的质量、老人的评价等等。这些评价不是通过简单的检查、打分来达到警示督促的作用，而是在分析养老院现实的基础上由专业机构提出更好的改善方法。 12.如何赡养老人，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难题。《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白皮书说，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目标。当然，政府有责任完善养老政策，从物质层面为老人提供社会化养老服务。但是庞大的养老责任不能全指望政府来承担，从亲情的角度讲，政府的关爱不能取代晚辈的孝顺。所以，唤醒年轻一辈的精神赡养意识十分必要。我们一方面要保证老人衣食无忧，另一方面要对老人尽精神赡养义务，让“常回家看看”成为社会共识，如何让老人健康长寿并且充实快乐地安享晚年，无疑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伦理课题。常回家看看，“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带上笑容，带上祝愿……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给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我们做子女的不能让老人失望。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儿童时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儿童提供必要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机会和条件，最大限度地满足儿童的发展需要，发挥儿童潜能，将为儿童一生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以下简称“纲要”)，从儿童健康、教育、法律保护和环境四个领域提出了儿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近年来，国家加快完善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体系，强化政府责任，不断提高儿童工作的法制化和科学化水平，使我国儿童生存、保护、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儿童权利得到进一步保护，儿童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10年，“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孤儿、贫困家庭儿童、残疾儿童、流浪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得到更多的关怀和救助。 未来十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儿童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为儿童健康成长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制定和实施新一轮儿童发展纲要，将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2．家庭虐待是威胁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雷先生在龙岗一家工厂打工，月收入约3000元，妻子黄女士没有工作，在一间面积约10平方米的单间里照顾孩子，孩子小乐在2012年4月从老家来到深圳父母身边。一家三口租住的单间没有窗户，月租金200多元。雷家房东、邻居反映，小孩多次被母亲打哭，并曾为此事向有关部门投诉。男童小乐曾在凌晨两点穿一件单衣被家人赶出家门。称其头被打，“站在走廊里，一直在哭”，夫妻也有吵架。 2012年11月29日中午，3岁儿子小乐吃饭时不听话，黄女士打屁股进行教育，致使小乐摔倒撞伤头部，经法医鉴定，伤情严重到需进行开颅手术。经向法医了解，此种情况一般会被鉴定为重伤，雷先生及黄女士已涉嫌刑事犯罪。 小乐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是你打的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小乐的爸爸说：“我自己的孩子，应该好好教育，打是为他好，不施加一点暴力是教不好的。” 虐童事件余波未了，又一起令人难以忍受的残害事件接踵而至：因为怀疑非己亲生，广东男子林某3次用开水淋烫7岁女儿小蓉，致小蓉全身皮开肉绽，奄奄一息。而此前，还有4岁男童疑遭继母虐打致右侧颅骨缺失大半、8岁男童不堪忍受父亲打骂离家出走等事件，甚至连幼儿园也有虐童新闻频频曝出，如温岭幼师拎男童耳朵事件等。 魔手为何屡屡伸向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除了施虐者自身人格缺陷和心理扭曲之外，社会有没有失责之处? 实际上，虐待儿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2011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参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的律师D就曾指出：全国各地之所以频繁出现父母虐待子女事件，与众多的虐儿案件没能走到司法程序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现实中，虐待儿童者——特别是父母，往往没有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一些国家，任何人，包括政府机构，在发现儿童虐待案例时，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儿童虐待防治机构，由他们指派儿童保护专家到场协调处理。父母若被发现有虐待儿童的行为，防治机构就会出面“接管”孩子，并申请有关部门对其父母进行制裁。小乐事件发生时，妇联曾参与解决，但因其强制力不够而演变成现在更为悲惨的事件。而一起起虐童事件的发生也呼唤着我国应尽快成立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 3．2012年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现5具男孩尸体，年龄均在10岁左右。接到相关情况报告后，贵州省委省政府和毕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毕节市立即成立了工作组展开调查。 经初步调查和勘验，5名男孩已排除外伤性致死和机械性窒息死亡，尸检结果显示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据介绍，在发现小孩死亡的垃圾箱内有木炭生火取暖的痕迹。 经过有关部门走访排查，5名死亡男孩身份得到确认，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 死者A的父亲称，5个孩子三周前相约出去玩后就没有回来，期间有家长和老师多次到海子街镇和七星关城区寻找，直到接到派出所通知才知道孩子出事。 据死者B和C的父亲介绍，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尽管老师屡次劝说，但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5名男孩时常相约出去玩耍，有时几天不回家，当地派出所曾多次将孩子送回家。 4．毕节市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境内多山，距离省会贵阳市约200公里，事发当夜，当地最低气温为7℃左右。在这个并不算非常寒冷的天气里，却发生这样的悲剧，实属人祸而非天灾。有目击者称，孩子们曾在旁边拆迁工地滞留，住在用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简单围起来的窝棚里。 2011年年末，曾有过一份给流浪儿的温暖“红包”——民政部、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通知，开展“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提出到2012年年底，我国城市街面力争基本实现无流浪的未成年人。那么，毕节这5个“街面上”的流浪儿，怎么就没有进入有关部门的救助视线?5个孩子“抱团”流浪在外，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来去无踪。有目击者注意到，孩子们在事发垃圾箱旁边“居留”好几天，而且街道办事处就在附近，难道没有一位工作人员留意到这几个孩子吗?政府部门和社会救助机构如此迟钝，没有理由可以辩解。儿童是特殊群体，国家和社会有责任对儿童给予特别保护。一方面，官方的社会救助体系和机构首先难脱其责，另一方面，有不少人注意到这几个孩子，但没有人有所行动，将他们送去救助站或者联系救助站。这是人心的冷漠，也是人们对社会救助机构的不了解和不信任。 这起悲剧暴露出不少问题，值得引起反思与追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劝阻、制止或检举控告。但从实际情况看，“共同责任”俨然变成了“共同缺失”，进而埋下了隐患。这中间，无论是父母未尽监护之责，或者是相关部门未履行职能，都表明全面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这部应时而生的部门规章已经走过近十个年头。这部法规一举改变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和其他公民的权利遭受随意侵犯的状况，赢得了公众广泛认同。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流浪人员不愿去救助站、救助站主动实施救助力度不够大，以及法规若干条款本身存在缺漏等问题。 社会的正常有序运作，还离不开民间公益组织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对弱势人群救助方面，民间组织的参与可弥补政府反应缓慢、程序复杂等诸多不足。每年冬天，许多城市都有爱心组织和人士为流浪人员送棉被、冬衣等生活必需品。这类公益活动应得到政府部门的肯定与支持。如有民间组织关心这群流浪少年，劝说他们回家或给予照顾，悲剧也可能不会发生。 这些男童本不必躲进垃圾箱内取暖，但因为家庭、社会和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出手，为他们生起温暖之火，这才掐灭了他们生的希望。这一起偶然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是由许多不该发生的情节组成。只有全面查究个中细节，才可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5．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入城市，一些幸运的孩子随父母拥入城市。但更多的孩子留在了农村，他们由自己的祖父母或其他亲戚照料，人们习惯称他们是“留守儿童”。“父母在远方，身边无爹娘，读书无人管，心里闷得慌，安全无保障，生活没希望。”这则顺口溜，反映出许多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 2012年春节过后，嵩县田湖镇和店村10岁的小龙还未迎来和煦的春风，就伴着寒风离开了这个世界。 2月12日，小龙和3个小伙伴玩耍时，被邻村一名青年打死。家人寻找一天两夜后，最终在水渠里打捞出了小龙的尸体。 据小龙的爷爷介绍，由于家里条件比较困难，他儿子和儿媳常年在深圳打工，孙子小龙由他和老伴儿带着生活。事发当日21时许，外出玩耍的小龙还没有回家，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有发现小龙的踪影。第二天一大早，听说小龙曾跟本村的小朋友一起玩，他马上找到那个小朋友询问小龙的下落，却被告知：小龙被一个青年人殴打后拉走了。一听到这个消息，爷爷慌了，连忙找同村的人一起寻找小龙。中午时分，村民发现村外的水渠岸边有血迹，便怀疑小龙被扔进了水渠里。直到2月14日9时许，小龙的尸体才被人们从水渠中打捞上岸。 2013年7月25日，四川凉山的罗女士年仅4岁的女儿彤彤，被66岁的邻居宗某猥亵，致其处女膜破裂，并感染出现败血症，一度生命垂危，辗转冕宁、西昌、成都三地求医。 凉山州冕宁县新兴乡耳子厂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罗女士的丈夫正在服刑，她则在冕宁县城打零工，4岁的女儿彤彤平时在家中由爷爷奶奶照顾。 罗女士说，7月25日上午，彤彤的爷爷奶奶出门了，66岁的邻居宗某来看电视。在此期间，宗某将彤彤抱在怀里，将他的手指插入了彤彤的下体…… 被宗某猥亵后，彤彤开始发高烧，随后被送到冕宁县医院。3天后，病情并未减轻，随后被送往西昌。4天后，一度生命垂危的彤彤被送到了华西妇女儿童医院。严重的细菌感染，引发了一系列的病情，腹膜炎、盆腔积液等多器官功能衰竭，后又发展到败血症，孩子最高烧到40.3℃。陪着彤彤入院的姑姑，都觉得孩子可能挺不过去了。 性侵害案件中的成年犯罪者，一般都是被害女童的邻居、同村人或家长的朋友、亲属。成年人一般采取给零花钱、买糖果、方便面或买衣服等理由，哄骗被害人后实施性侵害，不少案件中存在多次、长期侵害。 当地县检察院一名检察官认为，留守儿童缺乏必要的监管，是其容易受到侵害的主要原因之一。“留守的老人照顾不周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外出很容易受到欺骗。” 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认为，我国农村地区对于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工作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目前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各方面的安全保障都成问题，包括性侵犯、溺水死亡等，在安全管理上面临很大的障碍。因此，佟丽华认为，目前在农村的社会服务方式应该有所创新。 四川卫视曾播出一期题为“八岁男孩变‘僵尸”’的节目，说的是重庆市开县白桥乡8岁男孩小舒在父母南下深圳工作后，就与爷爷奶奶住在深山。一次他在学校晕倒后，夜晚便开始出现“僵尸附体”，手足僵硬，龇牙咧嘴，自称“我要喝血”、“我是被你们舒家杀害的左宗棠，我要报复你们”，最长的一次持续了4个小时。父亲回乡带儿子四处寻医，经心理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患上了歇斯底里症，也就是癔症。 “留守儿童”是个特殊群体，因为父母出外打工后缺乏关爱，农村大量“留守儿童”容易出现心理发育乃至精神健康上的问题。癔症发作就是突出的表现，患者下意识的表演为的是争取别人关注自己。家长平时一定要加强对孩子的交流和关心，遇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一定要沉着应对，最终解决办法还是打开他们的心结。 据统计，到2011年，作为农村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约250万，占全省中小学生总数近35%。 安徽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从2010年开始，安徽省将建设农村留守儿童活动室纳入政府民生工程，财政设立6000万专项经费，用3年时间依托农村中小学校，建设2万个农村留守儿童之家，为每个留守儿童之家配置3000元的电视机、电话、电脑或图书等有关设施设备，3年内覆盖所有农村中小学校，努力做到留守儿童校内有监管，课余有去处。 为了给这些留守儿童搭建起“亲情桥”。2011年安徽省启动“亲情电话工程”，免费为农村留守儿童安装“亲情电话”，留守儿童可以通过拨打“亲情号码”与远在他乡的父母联系。 “我们按规定向每个留守儿童提供两个全国亲情号码。每个亲情电话按每个留守学生1.2元/月的标准从学校公用经费中支付，每年收取10个月费用。所有亲情电话无须缴纳基本功能费，通话费全免。对于电话费的报销问题，我们有专门的教育经费来支持。这在各个学校都是按留守儿童的数量拨付的。”安徽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2012年年底，全省共建成1.4万个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全省留守儿童都可以在全部已经建成的留守儿童之家拨打免费亲情电话，实现和远在异地的父母异地“团聚”。 6．2013年12月19日，是留守少年孙某的19岁生日。当天，孙某因涉嫌盗窃被荆州市公安县警方向检方提请逮捕。 别人过生日都是高高兴兴地和家人、朋友吃饭或吃生日蛋糕，而孙某却不一样，在他19岁生日当天，因为盗窃，他被公安机关抓获。 上小学一年级那年，孙某的父母离婚了，他跟着爸爸生活，但爸爸长年在外打工，根本没时间照顾年仅7岁的他。孙某说，有时候太饿了，看到一些农户家没人，他会进去偷点吃的，以至于发展到偷一些财物。小学毕业后孙某就辍学在家。2010年10月27日，孙某和曾某因为盗窃被拘留15日。次年3月27日，孙某到毛家港镇某网吧上网时，盗走收银台内的千余元现金。后来，他又在一家手机店盗走2500元现金和2部手机。几次下手轻易成功，他也变得更加疯狂，看到东西就想偷，即使有些东西不值钱。仅2011年4月，他作案就达6起之多。2011年4月16日，孙某被刑事拘留，因未满18岁，公安县人民法院从轻判决，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月。2012年7月，孙某刑满释放。时隔3个月后，他再次干起了“老本行”。11月19日，孙某窜至毛家港镇小河口村，盗走一农户家刚卖掉棉花的23000元现金。11月27日中午，孙某又盗走马蹄拐村一农户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12月1日，公安县公安局毛家港派出所民警将孙某抓获。 民警得知当天正是他19岁的生日后，当即为他煮了一碗面条和三个荷包蛋，从小就缺少他人关爱的孙某望着眼前热气腾腾的面，再也忍不住，开始嚎啕大哭。办案民警感触到，这又是一起因家长疏于管教而导致孩子误入歧途的事例，每当事情发生后，悔恨的不止有孩子，还有家长。民警提醒所有父母，在忙于生计的时候，一定要抽时间关心孩子，教育孩子。 参与违法犯罪的留守少年儿童常常出入游戏厅、网吧、赌博场所等，多有好吃懒做、贪图享乐的恶习，在物质利益驱使下，他们往往为满足钱财欲望盗窃、抢夺他人财物，一旦遇到反抗，就会诉诸暴力。办案民警说，除网吧之外，当前一些摊店销售的凶杀、虚幻、色情等方面书籍也受到小孩子的追捧，留守少年儿童因为缺乏管束，很容易受此误导走上歧途。 据专家介绍，一些留守儿童10至12岁开始出现逃学、好争斗、小偷小摸等行为，随着辍学后走上社会，逐渐沾染上不良社会风气，13岁左右就会实施违法犯罪活动，17岁是他们违法犯罪的高峰年龄。总体上看，留守少年儿童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 实施违法犯罪的留守少年儿童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居多，法纪意识差，多为“法盲”。办案民警说，一些留守儿童认为只有杀人放火属于犯法，把盗窃、抢劫、强奸等行为当做简单的犯错误，并没有意识到其后果有多严重。 “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措施，部分学校探索‘代理家长’制度，鼓励老师与留守少年儿童结对子，完全负责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变化。在当前不少家长确实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的情况下，这一做法对留守少年儿童成长具有积极意义，应大力推广。”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梅志罡说。 7．在美国，强制性规定义务举报人与预防儿童虐待同等重要。大部分州都有自己的举报法，其中规定义务举报人从医生、教师、法律顾问到健康服务人员，甚至一些州将冲洗相片的工作人员也包括在内。对于义务举报人而言，发现了虐待行为却不报告的，会受到罚金或短期监禁。有时还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赔偿因为他们不报告而给儿童带来的伤害。 在儿童保护措施最发达的美国，政府设置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儿童局。为了尽量保护孩子的成长环境，美国不会轻易剥夺原生家庭父母的监护权，对于有虐童倾向的父母，会安排专门的心理工作者对其父母进行心理矫正辅导，评估合格者才能再次获得孩子的抚养权。 这些社区庇护所、评估机构以及心理干预机构都是儿童福利保护的配套机构，连同司法介入一起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儿童保护体系。据统计，美国目前有40万儿童不是生活在自己亲生父母的家里，而是生活在“儿童保护服务处”安排的家庭里。该组织在救助受害儿童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日本，早期发现、早期应对是防止虐童案件的重心。日本政府强调警方拥有确认儿童安全为目的的“入室调查权”以及对监护人面谈、勒令改正等权力，同时还要求负责学生保健的老师应密切关注学生身心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受虐征兆。 在日本每一个都、道、府、县都有儿童保护中心，专门收容被父母虐待的儿童。日本厚生劳动省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2月，日本全国共有206个“儿童咨询所”，其中128家同时设有“临时保护所”，基本覆盖日本各地。 新西兰的立法对于儿童的保护严谨而周密。当地电视台曾报道一则案例：一位刚移民到此的父亲，在街上打了自家孩子一耳光，最后这位父亲被法庭判罚6个月的监禁。在新西兰法律还规定：凡是14岁以下的儿童不能独处，必须有其父母和监护人的看护，否则就是违法。 新西兰救助儿童的福利机构大多是由政府组织的，他们一旦发现有虐待儿童的行为，立即在警方的配合下带孩子离开使他受虐的环境，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是诉诸法律还是进行家庭教育。 在香港，儿童虐待防治工作主要由社会组织承担，社会组织大约提供全港五分之四的社会福利服务，而剩下的五分之一才由政府(社会福利署)提供。政府与社会组织除了是协同关系外，还是一种商业伙伴关系：政府通过招投标方式，择优雇用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实施。 香港还编制了《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其中有这样一些细节——“首要确保有关儿童的实时安全”、“不应要求怀疑受虐的儿童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向不同人士或在不同场合重复描述受虐事件”，而关于如何判定父母对儿童“疏忽管理”，《指引》里从“身体物质指标”和“行为指标”两方面规定了二十多条标准。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河南省郑州市几家公安分局为了震慑犯罪分子，教育广大群众，最近分别举行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公捕大会。会上，那些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相示众。 示众犯罪嫌疑人也许出于良好的愿望和目的，但是，将未经法院审理定性的犯罪嫌疑人亮相示众，受到广泛的质疑，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大力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以来，一些明显违背法治精神、违反人权理念的行为大大减少。执法机关逐步用明确的程序、确凿的证据、合法的手段等处理犯罪案件，做到既准确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不冤枉或错误处置无辜者，同时还昭示对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比如，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时，给他们戴上头套；新闻报道不透露未经审判的嫌疑人的姓名，对涉及个人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对犯罪分子不搞游街示众、羞辱株连；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特别处理等。这些做法不仅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接轨，而且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显示了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人们不怀疑公安抓到的是一些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和相应惩罚。但是，按照我国的法律，不管公安机关手里的证据是多么确凿，老百姓是多么愤怒；犯罪嫌疑人还是要经过法定的程序进行审判，由法院做出有罪或是无罪的判决。这样做，就是为了保证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也是为了避免发生冤假错案。有些老百姓可能不理解其中复杂的程序和程序公正的必要性，但执法机关不能不懂。 人们质疑将犯罪嫌疑人示众，并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一边，同情他们或庇护他们，而是质疑这种手段是不是背离了人权理念，是不是与党和政府一直倡导的法治精神不相和谐，是不是在抹黑执法机关自己的形象?执法机关完全可以用符合法治的方式处理和震慑犯罪分子，用现代的、文明的、有效的手段教育群众，这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而“公捕疑犯”、示众羞辱等办法陈旧落伍，实际效果也不一定好，久为专家和群众诟病，为什么还要用之为快呢? 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人民群众对执法者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是总结了过去教训同时期盼更加美好明天的正常愿望。我们期待执法机关能切实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严守法治底线和人权底线，让群众满意，让群众信服。 2．有学者分析认为，和谐社会是以法治为前提的社会。法治的实现条件有三个：精神要件包括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律至上理念、法的统治理念、奉行人道主义文化和权利文化；实体要件包括一切公共权力来源于法律并最终受制于法律、国家责任的不可逃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义务的法定化；形式要件包括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要有一支懂法、守法且对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务员队伍，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并赋予法院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权威地位，还要有一个发达的法学教育为社会提供法治理念、法治主体。有学者认为，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法律是追求社会和谐的行为规范，法治是和谐社会性质的内在需要，法治是和谐社会特征的必然要求。法治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治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和谐社会对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 还有学者认为，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厉行法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一个依法保障权利的社会。也有学者深入分析了西方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发展的路径和规律，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要坚持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结合，要坚持立法引导与政府推进并举，要坚持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统一，要坚持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互动。 3．在今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对“和谐社会”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同时，胡锦涛同志还把“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作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主要工作之一提了出来。因此，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科学内涵，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4．人民检察院在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大工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其他机关和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主要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发挥作用。为了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我国刑法将侵犯民主权利列为犯罪，规定了一系列具体罪名。对于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构成犯罪的行为，人民检察院都要依法行使审查逮捕权和提起公诉权，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其次，通过检察执法活动，在维护包括司法公正在内的社会公平正义中发挥作用。维护公平和正义，是当代国际司法活动的主旋律。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对包括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活动依法进行侦查、提起公诉，通过国家审判，惩治邪恶，保护善良，维护司法公正，进而维护和实现整个社会公平正义。再次，通过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在维护社会安定中发挥作用。可以说，检察机关的每一项职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息息相关，环环相扣，检察职能履行的是否到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质量有着较大的影响。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宏大社会工程，人民检察院任重道远，人民检察官责无旁贷。 5．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8个新特点：贿赂案件查办总体数量平稳、县处级以上要案比例较大、资金密集等领域属高发领域、企业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比例降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比例上升)、贿赂案件比例上升趋势较明显、一些地方和行业窝案串案增多、作案手段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向境外转移赃款外逃现象增多等。从这8个特点可以看出，腐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仍然呈高发态势，并且呈现出一些新规律、新趋势”。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腐败领域所出现的新规律、新趋势，与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迁息息相关。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原有的反腐架构面临着不尽适应现实发展的情况，越来越多的腐败链条上的人员开始选择钻制度漏洞，甚至给腐败行为蒙上合法的外衣。比如县处级以上要案比例较大就表明中高级官员具有了更多权力寻租的空间，“世上没有无源之水”，这种空间的增大正是导致案件增多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不正确看待腐败领域的新特点，采取堵而不是疏的方式，那几乎可以断言，解决了一个腐败现象，又会有新的腐败现象暴露，也就是“一个腐败官员倒下去，另一个腐败官员站出来”，最后腐败现象也兴起了“与时俱进”，不断出现“新特点”，令反腐体系应接不暇。所以，新形势要求必须构建反腐工作新格局。中国反腐败体系开始形成两个格局：一是惩治格局，一是预防格局。 2003年以来，全国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逐年上升，千万以上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大案数量明显呈增多之势，单笔犯罪金额也越来越大。数据自然是惊人的，但却又在预料之中。王利民副局长所言的8个新特点，在稍具分析能力的人看来，并不会感到意外：在现有权力治理体系和反腐体系之下，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这些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这主要在于我们以往的反腐格局是以惩治为主，而在预防方面，偏重于政治教育，在监督环节着墨过少。反过来思考，如果一个国家的预防腐败体系主要在道德宣讲，而不是监督体系的完善，那么，在明晰监督漏洞的情况下，只要官员思想出现反道德倾向，岂不是很容易就走上歪路、滑向腐败? 一系列的新发案件充分说明，官员从清廉走向腐败的机会仍然很多，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形仍然广为存在。这种不受约束或者受监督有限的情形，实质上对于广大官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权力使用随心所欲、权力寻租空间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条条歪路通腐败”；另一面却是“权力路上多陷阱，稍一走歪困牢笼”。如果不从反腐格局上加以改变，不加大预防腐败尤其是从制度上反腐的力度，减少官员犯罪的陷阱，那么反腐工作就会始终面临艰难维持的局面，我们的官员也会时刻在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施政。 当然，预防腐败的新格局还须不断扩展，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建立只是自上而下的反腐体系的一环，人民群众、新闻舆论在预防腐败中的地位还需要大力提高，尤其是应在舆论监督的定位上给予突破，一些旧的早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且有悖于舆论监督发展的陈规应早日废除。如此，只有将党内监督、行政体系内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各自充分发挥作用，形成反腐的新格局，腐败才会得到真正的遏制。 6．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惩治犯罪、维护稳定，化解矛盾、促进发展的重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检察机关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切实提高法律监督能力，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7．检查机关应该依法履行查办职务犯罪职能，推进反腐败斗争，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湖南全省检察机关始终把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突出办案工作重点，加大办案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积极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涉及黑恶势力的职务犯罪案件，发生在国有企业和金融、证券领域的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案件以及司法、行政执法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案件，逐步确立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总体格局中的地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规范中得到提高，在改革中得到加强，在开拓中得到发展。围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积极参加治理不正当商业行为的工作，坚决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严肃查办工程承包、土地管理、矿产开发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为改革发展清除障碍。 不断改进监督制度以完善案件质量保障体系。通过召开座谈会、通报工作情况、送阅简报信息等方式，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拓宽接受监督的途径。保证多渠道的监督工作。 进一步完善以案件督导督查、办案预警、评估考核和效能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案件质量保障机制，规定统一的信息化办案软件，保证执法流程规范、质量保障规范、跟踪考评规范、责任追究规范。强化对履行职责、工作效率和工作规范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工作的领导监督和各级检察委员会对办案质量的检查评析力度，对考评不合格的单位领导进行诫勉谈话，基层检察院连续两年、市级检察院连续三年考评不合格的单位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或责令其引咎辞职。 推进高素质专业化检察官队伍建设。认真落实检察官法，严格检察官职业准人，普遍实行新进人员统一招考、检察官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依法选任，继续完善和推行检察官遴选制度，近两年省检察院从基层遴选优秀检察官100余名，优化了人才结构。加大教育培训工作的力度，以增强业务技能、提高执法水平为重点，加强正规化分类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培训侦查监督、公诉、职务犯罪侦查等部门业务骨干。高度重视培养选拔检察业务专家以及优秀公诉人、优秀侦查员、优秀侦查监督员等检察专门人才，为检察官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形成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把队伍管理同业务管理结合起来，队伍管理为业务工作服务，业务绩效管理为队伍管理提供准确的评价指标，使选拔、任用干部工作做到岗得其人，人尽其才。 8．和谐是一个涵盖多层意思的词汇，是指消除不公、淡化矛盾，均衡各方利益，实现整个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和谐除了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动因和目的的统一之外，还应该贯穿整个建设的过程之中，以和谐的手段进行。和谐农村，包扩农村与城市关系的和谐以及农村内部建设的和谐。农村现状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是长时期形成的，顽固且植根深重，改革过程不可能是单一的表象上的解决问题，而是刨开根基重新植入来给予农村新的成长土壤环境和营养成分。农村内部的和谐体现在软件与硬件建设的匹配、城镇化发展与保留自身特点的结合、工业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物质保障与体制保障兼具、增收机会与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等等。农村内部的和谐决定了其是否能与外部实现和谐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在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之中是场关乎成败的重头戏。 9．关于哪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关人士作了一项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被调查者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则相对明显的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社会保障问题”，51%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二层次是超过30%的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共有3个，依次是“腐败问题”“城乡差距问题”(32.5%)和“贫困问题”(31.1%)。腐败和贫困不是什么新问题，近年来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两大社会问题，反腐败和反贫困也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常抓不懈的两大工作。 第三层次是20%左右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共有5个，依次是“居民收入差距” (26.9%)、“三农问题”(26.6%)、“地区发展差距问题”(25.2%)、“失业问题”(24.5%)和“社会风气问题”(19.6%)。 第四层次是10%以下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除“社会治安问题”的选中率为9.8%外，其他社会问题的选中率均很低。这也说明，被调查者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问题、腐败问题、城乡发展差距问题、贫困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等社会问题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着力点和突破口。 另外，60.8%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富悬殊”是应特别注意防范的风险。超过60%被调查者认为“三农”问题仍然严重。2004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被认为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选中率为81.3%，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因素。列第二位的因素是“‘三农’问题严重”(72.0%)。 从2006的调查结果看，超过60%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只有一项，即“‘三农’问题仍然严重”(60.1%)；50-60%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也只有一项，即“收人差距扩大” (52.1%)；40～50%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有两项，分别是“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 (46.5%)和“法制还不健全”(40.9%)。 比较这两次调查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三农”问题仍然严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都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的前三位因素。但是，三者的位次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在2004年调查结果中居第1位的“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在2006年调查结果中下降到了第3位；相应的变化是，“‘三农’问题仍然严重”从第2位上升到了第1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第3位上升到了第2位。这既可能同当前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凸显的客观现实以及全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宏观背景有关，也可能是各方面体制改革取得进展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调查样本本身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重要信号。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正当众多媒体对获得500万元体育彩票大奖的神秘女十频频报道时，人们更多的是对该女士不愿透露姓名及面容的较强的自我保护行为议论纷纷。于是，由这位特别的大奖得主引发了人们对公民隐私权的广泛关注。那么，我国法律是如何界定隐私权的呢?公民又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呢?(2)为寻找相关法律，记者分别采访了北京的方志远律师和付孟清律师。据介绍，隐私权是公民人身权利的一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有隐私权，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居民享有个人的名誉权、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隐私权。而其他法律、司法解释中只表明保护公民隐私，未明确公民的隐私权。(3)针对个人隐私如何界定的问题，付孟清律师谈到：我国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未作界定，即哪些个人资料属于隐私，哪些个人资料不属于隐私未作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公民不愿向外界透露的个人或家庭资料就属于隐私，比如财产状况、健康状况等。(4)那么，对那些高额的大奖得主而言，一些人认为“神秘女士”获了大奖应该算是公众人物，不应该不让媒体报道、拍照，也不应该不透露姓名，因为在以往的彩票获奖者中，不是都有要求披彩戴花上台领奖，并且讲述摸奖过程，从而激发更多的人投入买彩票吗?(5)“至于公众人物的界定，法律上尚尤规定。”方律师介绍说，对于公众人物的理解，人们在生活和社会中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他个人认为，公众人物应该是负有一定的职责，有义务在公众面前对有关问题进行解释的人员，比如有的国家公务员，他所管理的事务涉及社会公众事务，他有义务向公众解释。付律师也认为，对于公众人物，比如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是受限制的，我国法律规定官员的收入情况应向政府机构报告，对收入来源应做出解释；而普通人则可以解释也可以不解释。至于大奖得主并非对社会公众负有一定职责，也没有义务公开自己的身份和隐私。 (6)据了解，在我国民事法律中，隐私权是以名誉权的形式受到保护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形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为是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