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印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人民对于“青山绿水”的需求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 2013年，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和决心，同时也将这一理念传向世界。 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为“十三五”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面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用这样的决心勾勒着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蓝图，一步步将美丽中国变成现实。 2．从页岩气到“可燃冰”，再到干热岩，2017年以来，我国非常规能源发展获得多项重大突破。2017年11月16日，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可燃冰”列为新矿种，其成为我国第173个矿种。国土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鞠建华指出，“这无疑确立了其法律地位，将极大地促使我国‘可燃冰’勘探开发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资源，“可燃冰”既含水又呈固体，看起来像冰，多以固态等形式赋存于海底沉积物或陆上冻土区岩石的裂隙、孔隙中。由于含有大量甲烷气体，“可燃冰”很容易被点燃，其热值比石油多十倍。同时，能量密度高、占用体积小的“可燃冰”燃烧后不产生任何残渣和废气，避免了污染问题。业内人士表示，1立方米“可燃冰”可以分解释放出164立方米的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 “可燃冰”可用于民用和工业燃料、化工和发电等，是重要的战略后备资源。外加我国“可燃冰”分布广、类型多、储量非常丰富，未来有望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储备。我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相当于1000亿吨石油，其中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的主要分布区，有近800亿吨储量。同时，“可燃冰”成为新矿种有利于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促进勘查开采科技创新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勘查技术方面，“可燃冰”储层具有水深大、埋藏浅、未固结等特点，常规海洋油气勘查技术尚不能直接有效用于“可燃冰”勘查。近年来，我国“可燃冰”资源勘查与试采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可燃冰”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景光明。 2017年5月，我国“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并取得了理论、技术、工程、装备的自主创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这次试采中，通过自主研发的技术，我国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上述成功试采将可能极大地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扭转多煤少气的局面，并且迈出我国能源领域勘探开发技术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一步。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介绍，试采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关键一步，实现产业化仍然面临着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保护环境等诸多挑战。 下一步，国土部等有关部门将把“可燃冰”开发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在税收优惠、价格补贴等方面制定出台扶持政策，并将加强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 3．2016年8月15日，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召开推进会，贯彻落实全市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管理三大“百日行动”动员大会精神，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企业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组织领导，通过抓基础、抓重点、抓落实，务求行动取得实效。 “环境保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从网格员的日夜排查，到拒绝带有污染的项目，再到强化现有企业主体责任，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已成为共同的执念和行动。”周市镇环境保护工作分管领导表示。 走进北部新城，一路经过白塔老街、文体中心、商贸乐园、生态公园，可以看到人们徜徉于传统与现代、繁闹与宁静之间，感受到这座新城的青春与活力。近年来，周市镇坚持生态先行，已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2016年年初，周市镇与镇环委会成员单位及重点监管单位签订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369份，明确监管责任、强化红线意识、完善责任体系。 自从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以来，周市镇镇安环工作人员都成了网格员，他们每天或奔波于检查企业，或出现在乡村、河岸等环保治理现场，找问题、忙检查、帮整改，发挥着环境“卫士”的作用。 在镇安环所办公室的走道上，记者看到优秀网格员、网格化管理制度以及每月检查企业数量等信息。在资料室，一个个网格橱窗里装满了被检查企业的记录，做到“一企一档”。镇安环所所长王永坚告诉记者，周市镇按照每80家企业一个网格员的配比，配备网格员30名，并出台《周市镇网格化监管考核办法》，明确三级网格监管职责，建立了包括分级分类、定期检查、隐患整治、联席会商、应急处置等11项监管机制，通过上墙公示等方式，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可视化的网格监管体系。同时，周市镇通过向被检查对象发放“阳光安环——跟踪服务卡”，打造了“网格员检查企业，企业监督网格员”的双向监督机制。 引入检察官约谈制度。是周市镇强化环保治理的又一制度创新。周市镇将部门、企业负责人，村社区领导干部等纳入约谈范围，并组织纪检、检察院、组织人事等部门负责人联合约谈，依靠制度的力量，持续推进环保治理迈上新台阶。 当绿色发展融入城市、融入生活、融入产业时，生态文明建设便奏响强音。周市镇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发展命题，融入经济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的全局之中。 万安路是周市镇经济的摇篮。沿线聚集了38家企业。由于部分企业入驻较早，存在环保处置设备落后、废弃物排放不达标等问题。为此，周市镇联合市环保局排查沿线所有企业，开具行政警示告知书，要求企业不惜停产停业，也要落实整改。 更多的周市镇企业开始变“绿"了。东硕电子狠抓“绿色工厂”创建，每年仅绿化投人就达上百万元。公司专门请来能源网专家对生产、管理中每一程序的环保节能情况做“全面会诊”，除为生产车间装上除尘器、添置新的环保洒扫车外，还对食堂、卫生间设备按环保节能要求进行全面改造。华辰机械投入数百万元实施“油改水"计划，升级传统机械涂料工艺，减轻废气排放。 促进绿色发展，周市镇还从优化产业结构的高度下功夫。近年来，周市镇持续发展高端制造业、机器人产业，以川崎机器人为代表聚集了一批日本高精尖的技术型企业，并带动周边台企、民企配套生产，形成日本机器人产业园。同时，周市镇还将“智能制造”嵌入传统产业转型，推进企业自动化改造，台衡精密投资1800万元，进行磅秤组装和测试车间自动化改造；台光电子投资1200万元，对包装及仓储车间进行自动化改造升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已成为周市镇践行绿色发展的原动力。 4．在2016年6月13日举行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的入口，一辆蓝色海豚般仿生设计的纯电动汽车吸引了众多目光。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电动”)第一款正向研发的纯电动物流车——海豚8849。 “我们和菜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不久的将来，加入菜鸟联盟的物流快递企业，将开始逐步采用时空电动及合作伙伴提供的纯电动物流车进行配送业务。”时空电动方面表示，为了能够应对大批量、多批次、高频度的城市物流需求，这款车也在更大的仓储空间和超长续航里程方面下了功夫。 在物流生态圈中引入新能源车无疑是基于绿色环保的考虑。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杭州买一个绍兴生产的商品，两地物理距离大约60公里，在碳排放的三个组成中，物流占碳排放的大头，“每升汽油产生2．26克碳排放，运输过程中往返就会产生约，21．7千克碳排放，数字可能说起来比较小，但是有一个大的规模，2015年‘双11’有6．8亿个包裹，最终产生的碳排放就几千吨，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时空电动方面表示，目前国内的物流快递行业正处于集中化、规范化发展的进程当中，物流快递企业如此大批量地采用运营成本完爆燃油车的纯电动物流车，不但可以大幅削减运营成本，更可实现推动清洁能源应用、践行环保理念的社会价值。 “绿色环保化是未来物流产业的趋势之一。”在此次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CEO、菜鸟网络董事长张勇再次提到绿色物流。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2016年4月在公开演讲中曾透露，“阿里正在制定‘绿色物流’标准”。据菜鸟网络当时透露，将在上海先行试用可重复使用的安全塑料材质的环保箱，会逐步替代快递纸箱。 在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网络没有公开关于环保快递箱的具体试用情况，但对绿色物流作出更大范围的布局：牵头发起绿色联盟，与25家主要物流企业合作，推动物流业向低排放、无污染、可循环的方向发展，“到2020年，争取达成行业总体碳排放减少362万吨，承诺替换50％的包装材料，填充物替换为100％可降解绿色包装材料”。 “我们物流的发展一定会全方位走向绿色环保。我作为一个阿里天猫超市的用户，一直在问我们的团队：我买了东西收到一个包裹，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纸板箱，东西拿到之后，我把箱子扔了可惜，可箱子堆在家里，很快就堆不下了，怎么办?”张勇对于快递包装现存问题感同身受。 在此次峰会的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对快递引发的污染情况表示担忧。从事塑料包装研发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彤曼说，我国快递包裹量从2012年的92亿件已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206亿件，2020年预计达到500亿件，“快递包含大量的包装物，主要有纸箱，纸箱里面的缓冲袋、气泡袋，以及外包装的塑料薄膜，这些包装投递到消费者手中时成为废弃物，500亿件的快递大约包含200亿只塑料袋以及70亿只气泡袋，对环境保护造成很大压力”。 “绿色物流是阿里巴巴非常希望做的一个事，也是我们菜鸟平台非常希望做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成本。”菜鸟网络CEO童文红表示，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需要8分钱，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成本是它的4～5倍，“谁为这些环保材料买单?这是核心问题。前两年，各大公司都想做绿色环保材料，但都因成本原因做不下去，因为没有人买单。菜鸟作为一个物流平台，义不容辞要牵头组织做这个事”。 童文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国家政策扶持一部分，商家和物流合作伙伴支持一部分，菜鸟平台负责一部分，并呼吁消费者共同参与，“当你们买东西时，如果告诉你这个包裹绿色可降解，你愿不愿意加5毛钱，至少我是愿意的，我觉得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愿意的”。 对于“5年内将一半快递包装替换为环保材料”的目标，童文红认为已经“很不得了了”，“5年后可能每天有上亿个包裹，这个计划仅靠菜鸟一家是不够的，需要物流企业一起合作”。 5．大量的包装在用完之后，都去了哪里?“都扔垃圾箱了，留这么多快递盒子有嘛用?”市民官小姐直来直去，“太占地方，家里没地方放，1公斤废旧纸箱也卖不了几毛钱。”很多市民将使用后的快递包装一扔了之。 某环境资源专家告诉记者，快递包装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首要一点就是要在源头上减量化，但是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回收体系，这些包装最终去处大多是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或焚烧。 “你愿意使用旧的包装箱邮寄商品吗?”在采访中，记者就废旧包装的二次利用问题采访部分市民，大部分市民表示支持，在确保邮寄物品安全的前提下，不反对快递包装的二次使用；也有一些市民担心信息泄露的危险，如果快速公司能够对外包装买家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做好信息保护，二次使用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市民声明，对于食品、生鲜类商品不希望使用旧的包装箱来邮寄。 相对于市民总体积极的态度，一些快递企业考虑的问题则更加实际。某快递公司加盟点负责人对记者说，从节约能源角度来说，快递包装的回收利用是好事，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无形中会增加很多成本。“一公斤废旧纸箱不值什么钱，我们收上来也不会节省多少包装成本，反而会耗费大量人力成本。现在一个快递员把东西送到客户手里，验货、签字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回收快递包装，还要等客户把纸箱拆开，耽误时间、影响效率，况且总部对回收这块没有激励机制，快递员的积极性不高。” 大渡口区某清洁服务公司人士表示，快递垃圾在日常垃圾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是纸盒、塑料袋和泡沫，就体积而言，基本可以占到垃圾总量的1／3。以大渡口某中高端小区的生活垃圾为例，仅纸盒垃圾，平均一天可以收到50多斤。 那么这些扔掉的包装是什么样的数量级呢?从国家邮政局获得的数据显示，2017年1～10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311．4亿件，逼近2016年全年的312．8亿件。 快递行业人士估计，按照每件快递需要0．2公斤左右的包装材料来估算，2017年新增的快递包装垃圾重达600多万吨。 北京印刷学院青岛研究院副院长朱磊介绍，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这些包装大多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给城市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此外，我国包装物的总体回收率不到20％。在一些发达国家，纸板类包装物回收利用率达45％左右，塑料类包装物回收率则在25％左右。 6．让城市如大自然般环境优美是每个人的愿景。近年来，“生态城”“宜居城”“山水田园都市”等理念的提出。意味着生态建设已列入政府工作重心。但“绿色”最好看也最难“画”，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二次污染的困境。 日前有网友曝料称，河南省商丘市一条街道两边的树根被人用水泥浇灌，目的是抑制空气浮尘。有媒体指出，把树根用水泥浇灌，会阻碍树的成长，甚至把树“逼死”。此事引起商丘市相关部门重视。当天下午，他们组织人员连夜切割水泥，为树揭盖松绑。 随后，商丘市委宣传部通报了该事件的调查进展，承认在施工中存在“监管不到位”。通报称，经查，梁园区公用事业局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为减少黄土裸露，对破损严重的哈森路人行道实施硬化，但“由于时间紧，监管不到位，局二级机构区市政工程管理处人力不足，招用的社会施工队没有按照要求施工，致使部分行道树池被一体硬化”。 尽管此次事件中4名涉事官员已被追责处理，但近些年，用不可思议的“环保”方式挑战公众神经的事件，屡见不鲜。英国《卫报》曾刊文《中国的绿色承诺只有一层油漆那么厚》，将矛头对准“云南富民荒山刷绿漆”事件；2009年，我国全国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关于禁止大树古树移植进城的通知》，但是“大树进城”充景观之风仍在各县市盛行…… 无论是“水泥封树”，还是“荒山涂绿漆”，这些打着保护生态旗号，却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贾卫列看来，都属于“伪生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硬化河道。为了防洪排涝，修筑堤坝是必要的。但是，很多城市把整个河流的堤岸全部硬化，甚至为了排水方便，把原先自然状态的河道截弯取直，并用水泥、石头等砌垒住河堤、河床，致使河流的自净、蓄洪能力下降。 拔除杂草。虽然这能让草坪看上去整齐划一，但会造成地皮裸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此外，把城市林地落叶扫掉，表面看似“干净”，实质是将养分扫走，导致森林树木储水、降尘功能降低。 人造绿化。利用“冷冰冰”的水泥隔离带和“摆花坛”等假绿化来刻意营造城市的色彩，或者栽植人工草皮，把道路、河流原有的林带砍掉，栽植上所谓的“色带”。这些人为营造城市绿景行为，忽略了景观生物生命力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性，犹如一个生命体“有头有脚却没有身子”。 大树移植。在许多城乡规划建设中，移植外来植物，造成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被破坏。调查数据显示：有些城市大树移植成活率很低，死亡率超过70％。更有甚者，今天栽大树，明天改花园，后天植草坪，这种反复折腾，使得当地的植被、生态反复被破坏。 转移污染。打着建设生态文明的旗号，进行污染跨区域转移，把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经过包装后，以生态项目的名义迁到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加重当地污染。此外，有些生态建设只是空喊口号，却没有落实措施。比如，建设统一的垃圾处理场和污水处理厂后，却不按规范运营，或者是在生态农村建设中，铺设下水管道后，污水不做处理直接排人河道，这些都使得污染加剧。 贾卫列强调，“伪生态”与生态文明建设背道而驰，如果它长期存在，将会混淆保护生态和破坏生态的界限，致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成为“乌托邦”。 在贾卫列看来，“伪生态”的存在，是由于我们仍用工业文明的思维去诠释“生态”，片面理解建设生态文明就是治污、种树，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绝对增长，以至于把中央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战略，当作政治口号和争夺资源、牟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使得老百姓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而决策者缺乏最基本的生态环境基础知识，也使得“拍脑袋”的决定存在。 要使“伪生态”转变为“真生态”，必须正确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它是人类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

二、给定资料 1．2008年11月9日，2009年湖北毕业研究生双向选择大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这是武汉市2008年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首场大型招聘会。3万多名应届生进场“找饭碗”，由于岗位数较去年明显减少，多数学生主动调低了就业预期。招聘会现场上，主办方中国研究生人才网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有350多家单位提供了3万余个岗位。而2007年的同一主题招聘会，共有450家企业提供岗位5万多个。2008年的招聘单位数与岗位数之所以“缩水”，主要是因为一批企业因经济前景不明而选择观望，而金融、地产、外贸类企业以及位于“珠三角”、“长三角”的加工制造类企业招工则明显减少。 记者在现场随机采访了近30名求职学生后发现：本科生期望月薪1500元左右，研究生2500元左右，均比往年下降约500元。多数学生表示，金融风暴对就业形势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求职不能苛求专业对口，也不再首选“东南飞”。武汉本土企业、内地二三线城市只要有合适机会，也会考虑。 2009年1月，湖北省人才科研所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参与调查的3618名2009届毕业生中，已经正式签约的仅9.23%。问卷调查了武汉地区21所高校应届毕业生，除去“已经签约”的，另外还有近三成表示“已有意向但没正式签约”，而明确表示没有找到工作的占到了六成。没有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中，9.67%的人想到基层锻炼，4.1%的人准备考公务员，选择考研的人占8.25%。“往年这个时候，班上已有过半的人签约，今年却不到10个!”武汉某知名职业技术学院文秘专业的班长向记者诉苦。 中国研究生人才网CEO郭金来说，从就业格局上看，位于金融风暴中心的欧美国家裁员、降薪，引发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相应的，研究生跟本科生抢饭碗，本科生跟专科、高职抢饭碗，高职、中职生跟农民工抢饭碗，就业层次、区域的逐级下移应是趋势。“找工作不难，难的是找一份传统意义上的‘好工作’——如大城市、大公司、高薪等。”郭金来认为，毕业生如果能把握就业趋势的调整，对自己进行准确定位，找到一份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2．在一次毕业生招聘会上，温州凤凰科技集团的学历门槛只是本科，但仍有不少硕士毕业生来投简历。该集团行政副总钱云生坦言，金融风暴影响下，不少学生降低就业预期，对他们这样发展稳健的中小企业来说，反而是一个以低成本获取较高质量人才的机会。“我们人力资源部门已经有3个人，但我还想招聘几个，为企业长期发展做准备。”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是某次招聘会上为数不多招收金融专业学生的企业，4个岗位引来200多人竞争。该公司已经连续4年到武汉揽才，“以前两边都是银行、证券公司，今年来一看，全没了。”该公司招聘负责人谢建华的感受十分明显，“今年跟我们谈待遇的学生明显减少，多数学生比较务实，先就业再说。” 此外，一些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地县级市也开始进入毕业生的选择视野。江西省新余市人事局向学生宣传该市引进入才的优惠条件：在企业服务的高层次人才最低工资不低于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最高给予20万元安家补助；前三年最高每月1万元生活补贴……该市人事局副局长涂群高兴地说：“今天收到的简历80%是硕士，而且专业都很对口。”安徽省淮南市招聘负责人说：“基层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在就业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更多地往基层引进专业人才。” 3．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约有2.3亿农民工，其中外出人员约有1.3亿。这支“生力军”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影响最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也是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地方。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对四川、河南、安徽、湖北、湖南五爪．劳动力大省进行了快速调查，得出的数据是：提前回流的农民工占整个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7%。 农业部根据固定观察点最近对10个省市的调查数据，得出农民工提前回流量占农民工总量的6.5%。因此，如以6%的回流量估计，全国1.3亿外出农民工中已有780万人提前返乡。 其实失业问题的严重性自2008年第3季度后已逐渐显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介绍，2008年1～9月份，我国的就业局势基本保持稳定，失业率得到有效控制。进入10月份以来，就业形势发生了三个变化：第一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速下降，第二是企业的用工需求出现下滑，第三是企业现有的岗位流失严重。 一直以来，企业对农民工是需求大于供给，农民工找工作很容易，而企业招工却比较困难，甚至出现“民工荒”。“民工荒”现象最早出现在南方一些主要城市。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省市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行业几乎一直在为“用工短缺”而犯愁。 “现在那些犯愁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可能已经没有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减了企业用工难的压力，会在一个新的层次上达到一种新的供求平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结构性失业问题。而明年结构性失业，在农民工方面表现会比较突出。政府应该密切注意这些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 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等)发生了变化，现有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观念、区域分布等不适应这种变化，与市场需求不匹配而引发的失业。 “要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政府要及时发布相关的就业信息，同时要针对一些新岗位对农民工进行培训。”张车伟说，由于职位和人之间的不匹配出现的结构性失业，一般会持续一段时间，当这些人知道了相关的就业信息，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培训之后，这个问题就能得以解决。 4．2009年3月29日下午，热闹的郑州市科技市场西门口，两个并排擦鞋的女孩子成为焦点。雪白的工具箱，橘黄色的擦鞋手套和她们娴熟的技术，让周围的人啧啧赞叹。在旁边旗杆上挂着一个条幅，用大字写着“大学生新起点擦鞋公社致大学生的一封信”，还有“赢在行动、成在梦想，职业无贵贱、劳动最光荣”等小字和加盟电话。 “我们俩都是郑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学物流管理专业，不想打工看老板脸色，就找个师傅学擦鞋，出来创业了。”孙丽伟22岁，家在濮阳县城，她说，“这是第三天出摊，已经擦30多双鞋了。” 另一个短发姑娘叫韩月乔，家在原阳农村，跟孙丽伟是同班同学，她是擦鞋公社的发起者。“我们都做过促销，发过广告，觉得没发展空间。看二七广场有人擦鞋，觉得不难，就拜师学三天，又在一个擦鞋店帮了几天忙，店里低价卖给我们清洁剂、鞋油，找木匠打两个工具箱，就出来了。” 两个姑娘说，真正出摊前，也同家人有过一番抗争。韩月乔家里兄妹三个，她是全家唯一上过高中的人，供她上大学是指望她找份稳定工作，光宗耀祖，没想到大学生居然上街擦皮鞋。哥哥很恼恨：“高中白上了，大学白上了!”韩月乔很倔强，她反复跟家人解释今年的就业形势和自己的梦想，说不想像哥哥和姐姐一样打工，看人脸色，而要从小处着手创业，家人终于勉强接受。 孙丽伟在家排行最小，备受父母宠爱。听说她的想法，妈妈吓了一跳，问：“你没有神经吧?擦鞋太掉价了，与其出去丢人，还不如在家里待着，不找工作。”幸亏她爸比较开明，同意女儿“胡闹一次”。 市民张先生坐在灰绿色的藤椅上，得知擦鞋的是大学生，他突然扭捏起来，说“早知道是大学生就不擦了”。张先生说，儿子跟他们差不多大，刚送去参军，看着小女孩擦鞋，心里发酸。 “大学生，就该去干大学生干的事情，擦鞋算怎么回事。”东风小店张女士说，她坚决反对大学生擦鞋。“迈出这一步不容易，我很佩服她们。”大学毕业生小赵说，“我觉得要是她们捎卖点鞋油、鞋垫，生意会更好。”他说，创业不论大小都是积累经验，锻炼自己。孙丽伟回忆说，紫荆山公园的一位顾客，对两个姑娘赞赏有加，夸奖她们肯吃苦，敢行动，还留下地址电话，嘱咐她们将来可以去他的公司上班。 “我们不会去找他的。”小孙说，擦鞋只是起步，将来她俩要开自己的店，自己做老板，加盟连锁，争取把“擦鞋社区”做成全球品牌。她俩还想劝大学生们放低姿态，从小事做起，擦鞋也能干出一片天地来。 对于两个学生的举动，郑州市职业技术学院组宣处张海滨说，不要争论擦鞋职业的贵贱，要从中透视到大学生“练心”的热情。 张海滨说，学校开展一系列活动指导大学生树立先就业、再择业、后创业的观念，邀请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和校友给大学生开讲座，鼓励大学生勇于创业，挑战自己。这两个女孩，毕业后没有伸手向家里要钱，而是选择自谋生路，值得赞赏。 “站在路边擦鞋，面对世人不理解的眼光，面对冷漠、嘲讽和挖苦，能否站出来，能否坚持下去，承受这一切，不论成败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张海滨说，“这两个姑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大学生有勇气闯荡社会，敢于寻找自己的梦想，她们没有自怨自艾，而是选择勇敢地走向社会，适应社会。” 5．2009年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王超斌、蔡继明、宗立成、张亚忠、金正新等以“关于促进大学生就业”为主题接受中外记者采访。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委员说，今年大学生毕业人数达600多万，以往毕业尚未就业的有200多万。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安排就业总人数约为900多万，大学生不可能都安排。 蔡继明说，大学生就业难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大学扩招，扩招对提高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非常必要。他说，近年来，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是因为整个产业的投资方向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另外，大学生培养的方向还没有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特别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今年大学生就业难又有其特殊原因，这就是整个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针对转变择业观念和人才浪费的问题，张亚忠委员说，现在大学生择业观念在改变，不少人选择到基层就业，但是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的择业观念需要进一步的转变。 前段时间网上曝出一则新闻，有家企业招聘若干名大学生甚至研究生去卖猪肉，曾一度引起公众热议。“大学生去卖猪肉，不是件坏事，而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大学生卖猪肉也要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卖出不一样的猪肉。”张亚忠说，择业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必须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适应。 有记者问，全球面l临经济发展困境的条件下，企业对就业的作用如何体现。王超斌委员说，在这个时期，中国企业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企业应该愿意去帮助大学生，并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岗位。目前，在金融危机面前，很多企业不裁员、不减员，而且还主动扩大就业。 “希望全社会都关注大学生就业问题。”金正新委员说，“各级政府应当给大学生就业提供一些公益性岗位，让他们锻炼才干，像河南不少地方安排大学生当村官就是非常好的尝试。”他也希望大学生到二线城市就业，缓解大城市就业压力。 金正新委员表示，在扶持大学生就业的同时，应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比如，各级政府给予大学生一定数额的创业扶持资金，这样，更能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激情。 6．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给企业经营带来的不利影响，2008年底，上海200余家企业积极响应当地工会组织的倡议，表示将和员工共渡难关，并率先作出了“不裁员”的承诺。 上海市闵行区总工会发出倡议，希望企业坚守社会责任，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并承诺“不作经济性裁员”。这一倡议在两天内迅速得到当地154家企业的响应，几天后，又有85家企业加入。 上海明星印绣花有限公司预计2008年全年的产值会减少三分之一，尽管如此，总经理徐大洪仍然对全体职工作出三点承诺：不因金融危机裁员；不减少职工工资收入；不降低职工福利。此外，公司还为在外租房的100多名员工提供每人每月100元的补贴。徐大洪表示：“靠着以前经营打下的‘老底’，我们愿意和员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从事农产品配送的上海正义园艺有限公司没有把困难向员工身上转嫁，而是千方百计加强管理、降本增效。 据了解，闵行区已承诺不裁员的这239家企业，大多为生产型、科技型或制造型企业，或多或少都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公司的产品销量甚至下降50%，有的公司因原材料价格上涨而步履艰难。但在工会组织的倡议下，这些企业承诺，将“自谋出路求发展”，保障员工的各项权益。 针对大家广泛关注的就业市场，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张欣庆表示，北京将加大监控措施，除了企业一次裁员超过员工总数的10%和20人以上要向劳动部门申报以外，劳动合同续订率不到80%的也要报告给当地的劳动部门。 他表示，北京虽然没有出现异常的大规模裁员潮，但绝不能掉以轻心，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目前已经派出了几个工作组，分别调研农民工和中小企业员工的就业情况。 张欣庆表示，为促进企业招聘就业困难人员，政府将向企业发放岗位补贴3000元，保险补贴最高可达7000元，两者相加招聘一个就业困难人员最高可补贴上万元。张欣庆称，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北京将采取措施，争取纯农家庭至少有一人在第二、三产业就业。 7．“返乡农民工多数是青壮年，有外出务工、经商的经历，他们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包袱，而是宝贵的资源。由资源变为财富，就要在本地实现就业、创业。帮助他们就业创业，最重要的就是培训。”在2009年召开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有着“农民工司令”之称的张全收建议，政府应大幅度增加对返乡农民工培训的投入，提高培训补贴标准，扩大培训覆盖面。应建立政府、企业、农民工培训经费共担机制，切实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 对于目前分管农民工培训的部门多，各种“计划”、“工程”也多的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刘家强说：“现在确实存在培训资金分散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整合资源，考虑捆绑使用。这就需要由县一级政府来统筹，集中力量，确保培训一个成一个。” 而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史俊通却不主张捆绑使用培训资金：“因为一捆绑，覆盖面就少了，受益的农民也少了。”他说农民问题首先要想到的是多数人的问题，现在还是应该着眼于覆盖面。 8．2009年1月，成都市青白江区团委书记叶哲彦向100多名返乡农民工随机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7成的返乡农民工因为生活拮据，迫切需要在春节后的两个月内找到工作。 青白江的返乡农民工潘月朝就迫切地需要挣钱糊口，原来工作的制鞋厂停产后，她就没有了生活来源。1月中旬回到老家青白江的潘月朝，2月7日来到成都市区，打算去原来工作的制鞋厂碰碰运气，但厂里说不需要工人。在鞋厂附近找了几天工作，也没有结果，她只好选择了“二度返乡”。未来何去何从，潘月朝也不知道。 记者2月17日在青白江区姚渡镇见到潘月朝时，她还剩下大约500元生活费，“我以前一直在做鞋的工厂上班，现在除了做鞋，其他也不会做什么了”。 1月4日起，成都为需要提升就业技能的农民工、愿意参加技能培训的2008届以前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因企业停产或经济性裁员而出现的失业人员，发放500元就业技能培训券。 符合条件的潘月朝，并没有去申请领取就业培训券，“不知道培训以后是不是好找工作，如果找不到，那不是白忙活?” 青白江区的返乡农民工李红梅，虽然觉得自己缺乏技术，但也没有选择参加就业培训，“现在组织的培训，大多没有确定的就业门路。要是能针对某个具体岗位去接受技能培训，对我来说比较现实”。 没有明确岗位做支撑的技能培训，在返乡农民工群体中遇冷，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参加过就业技能培训班的女青年小刘告诉记者：“有些培训课没人气，老师就发钥匙扣、手机链等纪念品，用小东西吸引大家来上课。并且这些小东西都要上完课后再发，那样才能保证每堂课都有人听。” 与这种冷场相对应的是，在都江堰市的一处灾民安置点里，成都一家蜀绣公司提供的蜀绣培训，赢得了返乡女青年的青睐。40多名女青年每天都会按时来上课，原因是只要她们培训合格，就可以将自己的蜀绣作品卖给公司，获得稳定的收益。 潘月朝说，如果能有蜀绣培训班这样的机会，自己一定会去参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迷茫了。 9．随着金融危机对各国实体经济影响的日益加深，一场波及全球的就业危机已经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课题。 国际劳工组织2009年1月底发表的《全球就业趋势》报告称，如果形势继续恶化，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有可能比2007年增加5000万，达到2.3亿，全球失业率将上升至7.1%。报告特别提出，新增加的失业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 目前，各国都在积极努力地通过各种鼓励和扩大就业的措施和计划来稳定就业形势，减少失业。 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采取的政策措施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1) 对失业情况进行监督。为能及时掌握就业形势和避免企业非法裁员，许多国家都加强了对失业情况的监督。比如，俄罗斯最高检察院要求俄罗斯联邦独立工会每天向其通报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情况。 (2) 推出巨额经济刺激计划，增加新的就业岗位。为刺激经济回暖，各国纷纷推出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而在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中，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由此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成了许多国家促进就业的首选。 (3) 促进大学生就业。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大学毕业生就业已经成为全球面对的问题，对此各国也都采取了各自的应对措施。如英国推行了“国家实习计划”，帮助未能找到工作的学生到企业或其他机构实习三个月，领取非全额薪水；德国通过减少外籍劳工，优先照顾本国毕业生；法国对聘用应届和失业大学毕业生的企业，免除部分税收及给予补贴。 (4) 加大“国货”购买和本国居民雇用。通过增加“国货”购买，减少进口，从而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并由此催生更多的就业岗位成为不少国家的一个选择。一些国家还通过征收特别关税等一系列贸易壁垒，尽力减少进口，以便给国内相关产业更多的市场空间并由此保证就业。此外，通过减少外籍员工，增加本国居民雇用也成了很多国家保证其国内居民就业的一项措施。 (5) 为企业减免税费和提供政府补贴。通过减免企业税费或者向企业提供政府补贴，由此减轻企业的负担，避免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也成了许多国家促进和保证就业的一项措施。比如新加坡对企业的现金补贴、巴西的企业税费减免计划等。 (6) 提高失业人群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扶助力度。提高失业人群生活保障，减轻失业者生活和心理压力。同时，建立失业人员培训和再就业扶助体制，也是各国政府应对失业潮的一个普遍办法。同时，为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对吸纳失业者再就业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更是许多国家采取的一种方式。这方面，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有着类似的做法。 (7) 对特定产业进行财政支持。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这些产业往往是对该国就业贡献最大的产业，如果这些产业整体受损并进行大规模裁员，对就业市场将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都对各自的一些特定产业进行财政支持。比如美国、加拿大对其汽车业进行大规模财政支持，印度提高纺织、科技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等。 (8) 企业通过削减开支等措施推迟或减少裁员。为呼应政府要求，许多企业也在积极地通过各种办法，推迟或减少裁员。其中比较常见的方式是削减开支、减薪或让雇员无薪休假，借此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比如实行“工作分享制”，重新制定轮班，将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减少三分之一，从而让更多人有了工作的机会。 10．国家税务总局透露，2009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就业形势严峻，劳动者失业风险增加。为全方位促进就业增长，稳定就业局势，2009年3月3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将下岗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时限从2008年12月31日延长至2009年12月31日。 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全国共有680万左右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到各项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累计减免税约157亿元。据介绍，从2003年起，国家对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和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给予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自2003年1月1日起，国家还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自谋职业的下岗失业人员3年免税期满，如果达不到规定的起征点，可以免缴个体经营的增值税、营业税。2006年，国家又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作了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对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税收优惠政策，从原来的没有限额改为在每人每年8000元限额内按照营业税、城镇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的顺序，依次减免；对企业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方式由按比例减免调整为按实际招用人数定额依次减免。这项优惠政策审批期限为2006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 今后，国家将进一步完善促进就业、再就业的税收支持政策。政策扶持面由城镇失业人口向所有需要就业的城乡劳动力转移，为各类劳动力就业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政策扶持方式由针对特定就业人群的优惠向产业优惠转移，促进产业的发展和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此外，政策扶持重心由偏重吸收就业向鼓励吸收就业与自主创新并重转移，加大对自主创新的税收支持力度，通过促进创新带动就业。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明明在茶楼打麻将，电话那方听见的却是开会时的掌声和讲话声。时下流行的手机“撒谎软件”，让使用者只要按下一个按键，就可将所需要的环境声音和自己讲话声音混在一起，同时发送给对方，制造出使用者处在某个特定环境中的效果，使对方相信自己编造的假话。 2．(新华网江苏频道南京2006年08月17日)为资助困难旅客返程，江苏省盐城汽车总站专门设立了一笔“爱心基金”，然而，这笔“基金”却遭遇了诚信困境：4年多来，受到资助的近 120名旅客中，只有2位按期归还了“基金”。目前，“基金”正陷入无以为继的境地。据盐城汽车客运总站站长方成林介绍，2002年1月，为了让那些有特殊困难无钱买票的旅客早日回家，全站300多位职工捐款6000多元，设立了一个“助行基金”。“我们一般都会帮这些有难者买好车票送上车，再给点零用钱在途中买饭吃。同时，车站工作人员都会叮嘱这些乘客，平安回家后一定要记得把受助款返还回来，以便救助下一个有困难的乘客，”方成林说，“谁知道，迄今为止受到资助的近120名旅客中，只有2位如期归还了这笔钱，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遗憾。”在两本“助行基金”资助记录簿上，记者看到了近120名受助者的名字，全国各地的旅客都有，不少都打了欠条。然而收到的汇款单只有2张，其中一张是南京市一名70多岁老人寄来的20元，另一张是陕西一位来盐城找工作的女孩汇来的100元，外加一张感谢信。“爱心基金”遭遇诚信困境，造成了“基金”日益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据介绍，车站职工捐款已达700多人次，最高峰时“基金”账户上有11000多元存款，而最少时还剩下不到300元。要不是车站服务班沙惠林班长将自己获得的2000元劳模奖金投入账户，恐怕“基金”早就无法运转了。 3．(人民网2006年08月01日)近日，宁夏组织“新长城优秀特困高考生寻访行动”，被列入名单的贫困生，每人每年将得到助学金1840元和200元的爱心路费。当志愿者到中宁县喇叭村寻访一位姓龚的贫困生时，却被村民“揭发”：龚同学家中不仅不贫困，而且还是全村首富。龚同学的父亲曾在村里担任多年村干部，家里有十几亩枸杞地，每亩枸杞年收入4000余元，家中还有一辆卡车和摩托车。眼下正是摘枸杞的季节，龚家还雇了七八个农民工给他家摘枸杞。喇叭村村民说，如果龚家的孩子是贫困生，那么全村的孩子都是贫困生了；如果龚家的孩子上不起学，那么全村的孩子都上不起学了。 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日前在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全国联网运行新闻发布会上说，助学贷款违约率高达28.4%，导致许多银行不愿发放助学贷款。“过去有些学生得到助学贷款后不愿意归还，毕业后手机一换，再留个假单位、假地址，银行就找不着人了。”央行某省分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10月底，该省助学贷款尚有1.5万多人有贷款余额未还清，其中4000多人没有按期还款。教育部的调查则显示，20%的贷款毕业生不同程度存在还贷违约情形。曾被社会喻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近年来不断曝出“信任危机”。考试作弊、论文剽窃、虚假履历、不还助学贷款、就业毁约……类似的新闻层出不穷，让社会对大学生群体的诚信问题产生关注。 5．(《哈尔滨日报》2005年11月22日)哈尔滨市民李女士向媒体反映，20日她在南岗某商场附近拾到一部手机，根据手机上面的已接和拨出电话等各种方式来联系失主，结果接到电话的失主的朋友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骗局，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李女士别有用心。还有人不以为然地说，现在哪有这么好的事，捡到手机还会主动归还?类似哈尔滨李女士的美德遭遇信任危机尴尬，在广州也发生过。广州白云出租汽车公司组织“党员义载车”，到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免费搭载游客到市区任何地方。然而，很多游客对此均表示怀疑，众多的哥只能不厌其烦地解释，游客们还是认为“天上不会掉下来馅饼”的。 6．近来网上最热门的议题非“红心鸭蛋”莫数了，一些不法养鸭户在鸭饲料里添加苏丹红让鸭子下“红心蛋”的事经2006年11月12日的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曝光，网上立刻炸开了锅。苏丹红是致癌物，早已家喻户晓了，如今却又被人悄然送上餐桌，想着都让人后怕，谁家没吃过咸鸭蛋啊!可见这不法商家的心也太黑了!可要是往远想想，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黑心商家太多了：“瘦肉精”、“苏丹红”、“雕白块”……这些我们原本听都没听过的东西，却都曾经成为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慢性毒药”。大家也渐渐变聪明了：猪肉不能买太精的、辣椒不能买太红的、白木耳不能要太白的，现在好了连咸鸭蛋也不能吃“红心”的了……老百姓在商家接二连三的暗算下人人都成了“专家”，但这个“专家”却当得有点可悲…… 7．(新华网2006年3月15日)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14日在此间发布的消费维权报告表明，目前我国消费类产品质量状况仍不容乐观。在其2005年受理的十大投诉热点中，食品、汽车、建筑家装等榜上有名。这十大投诉热点包括：食品、汽车消费、农资农机质量、家电售后服务、建筑装修质量、机械设备质量、旅游市场、网络欺诈、虚假医疗保健用品宣传和中介服务。来自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的有关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投诉维权办公室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4518件，其中产品质量问题投诉6968件，占全部投诉受理总数的 48%。这份消费维权报告表明，目前我国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假冒伪劣问题仍很突出，食品整体质量水平依然偏低。在去年受理的1949件食品安全类投诉中，涉及夹存异物、净含量不足、超保质期、原料掺假变质等多方面。被投诉的企业中相当部分属于正规且颇具规模的企业。 8．资料表明，2000年全国工商机关查处欺诈等违法合同案5.2万件，涉及金额51亿元， 2001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合同欺诈案5338起，涉案金额16.3亿元，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205起，与上年相比查处案件上升61%，罚款金额上升75.2%。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00年末，在工商银行等5家商业银行开户的62656户改制企业，涉及贷款本息5792亿，其中经金融债权管理机构认定的逃废债企业32140户，占改制企业的51.29%，逃废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占31.96%。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调查，仅2001年1-8月全国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5万余件，停止发布违法或不规范广告2.6万余条，提出书面行政告诫6000余次，收缴违法印刷品广告 9000多万份。甚至人命关天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广告也存在着严重的违法现象。当前制假售假现象不仅表现出数量巨大、品种繁多、范围广泛、后果严重的特点，而且已经呈现明显集团化、区域化的发展趋势，甚至出现产供销“一条龙”的现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制假售假总体现状的全国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市场上的制假售假现象的危害程度已超过商品走私，成为仅次于贩毒的第二大社会公害。股市欺诈手法可谓层出不穷，如虚假包装上市，披露虚假会计信息，股市“黑幕”操纵，利用增发、配股、可转换债券等融资方式，行“圈钱”之实等。这些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也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 9．政府将其掌握的信息全面、真实、准确地展现给公众，人们可以根据掌握的政府信息适时安排调整自己的生活并可以将政府的工作行为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这对于政府树立诚信形象和增强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现实中，在一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落实情况却不尽人意。就其应主动公开的信息而言，有些行政执法部门将其掌握的信息当成营私舞弊、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暗箱操作，为熟人开后门，却将普通百姓置于千里之外，严重挫伤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感情，损害了政府诚信形象；就其应被动公开的信息而言，一些政府部门没有为百姓铺设良好的咨询渠道，没有相应的窗口和职员专司公开政府信息，政府工作人员缺乏为公众提供政府信息的服务意识，这都会降低政府行为的公信度，从而影响政府信用。 10．《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然而，我们的一些公务人员，甚至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2006年9月22日，六盘水市一副市民在向国务院7部门环保专项行动督查组汇报时不顾当地明显的污染事实，公然撒谎。事后查明，当地的环保非但不像这位副市长说得那么好，反而有不少矿区存在水污染隐患，有些甚至已经污染了饮用水源。虽然只是个别现象，但个别官员的诚信问题引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11．(新华网北京2006年8月2日)电江苏省无业人员周东升等9人，以评选“中国诚信名牌”企业为由，让企业汇款到自己账户，先后骗取50余家企业的汇款共计17万余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日前终审裁定：维持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周东升5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00元的判决结果。据法院介绍，2004年10月至2005年4月间，周东升等9人在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云龙家园、丰台区角门西里、大兴区旧宫镇清河园小区等地，以虚假的“中华名牌协会”“中国实业家诚信立业论坛组委会”名义，以评选“中国诚信名牌”企业并为企业颁发“中国诚信名牌”证书和铜牌、开展宣传推广活动等为由，让企业将钱款汇到周东升的中联诚信市场调查中心账户，先后骗取50余家企业的汇款共计17万余元，后被查获。 12．(新华日报2006年08月15日)江苏省首批25家南京海关诚信管理试点企业评选新鲜出炉。首批试点企业分布于全省各地，是从23000多家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中挑选出来。获得“南京关区海关诚信管理试点企业”荣誉者，可享受通关便利，加工贸易便利，在关区外口岸办理属地报关、口岸放行手续等优惠待遇。在此同时，海关对不同诚信度企业，也从备案额度、核查频率、核销方式、进出关手续等方面，“量身订制”不同的加工贸易监管模式。对缺少信用或无信用的企业，将严格查验、审价、稽查，加大其通关成本；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进行公开曝光，使其没有市场活动的空间。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不久前，北京市建委首次公布46户骗购经济适用房的黑名单，因为存在虚报个人申请资料、伪造相关证件、虚报补贴面积、家庭年度收入等行为，罗某、谢某，王某等46户家庭被取消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 这件事在房地产界引起强烈的关注，众多相关网站和媒体针对这个骗购事件的方方面面，比如他们的行为究竟是欺骗了开发商还是欺骗了政府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不少人也由这宗骗购经济适用房的事件，联想到在房地产行业中的种种骗购行为，指出跟个人骗购相比，不法开发商的骗购行为更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大敌，他们骗购的金额动辄数千万元乃至上亿元，一旦出现问题，将会给国家带来极为巨大的损失。 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房地产业中的骗购事件进行思考。近几年来，传出了不少跟骗购事件有密切关联的消息，在这些消息中，我们不难发现，不法开发商是最常见的骗购主体，而运用“骗购房+虚假按揭”的模式是最为常见的骗购模式，比如“森豪公寓骗购事件”就是采用这样模式运作的极富知名度的骗购事件。 据业界专家说，“虚假按揭”是房地产市场的潜规则，也是不少开发商里常见的“融资行为”，这样就能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的资金，而只需要支付很少的利息，倘若楼市行情较好，那么开发商可以通过多种运作手段把这些房子销售给真正的购房者，但假如资金链断裂过快或者楼市行情不好，那么就会出现断供现象，这样银行就成为了开发商所骗购的那批房子的：“房东”，承担着巨大的损失风险。因为楼市行情大牛数年，所以不少使用了虚假按揭手段骗购的开发商得以全身而退，但还是有一些开发商不幸成为了牺牲品。 这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所露出的社会信用缺失的冰山一角。 2．社会信用体系也称国家信用管理体系或国家信用体系。它是一种社会机制，具体作用于一国的市场规范，它旨在建立一个适合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保证一国的市场经济向信用经济方向转变，即从以原始支付手段为主流的市场交易方式向以信用交易为主流的市场交易方式的健康转变。这种机制会建立一种新的市场规则，使社会资本得以形成，直接地保证一国的市场经济走向成熟，扩大一国的市场规模。 对于现代的市场交易环境而言，信用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能力，不用立即付款就可获取资金、物资、服务的能力。接受信任的一方在其应允的时间期限内为所获得的资金、物资、服务而付款，而上述时间期限也必须同时被授予信任的一方认可。 3．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改善和优化发展环境的前提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近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局面。 行业信用建设稳步推进。有关部门依托管理职能，归集了大量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探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商务部出台了《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形成了包含142万家企业的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共收录1 232万户，日均查询量72万次；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共收录自然人586亿人，其中有贷款或信用卡记录的8 572万人。工商总局归集了7 794万户企业的基本信息和4 758万户注销企业的基本信息；建立了2 844万条的负面信用信息库和2 671万条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负面信息库。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探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将进出口企业和纳税人划分为A，B，C，D四个信用等级，采取不同的激励和监控措施。质检总局归集了23 675家企业信息，建立了“红黑名单”制度。银监会建立了19家银行5 000万元以上大客户42万户的信用信息库，包括不良贷款企业2 681户。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五年方案》，重点开展了外汇违法信息披露和诚信宣传工作。 地方政府行动积极，进展明显。多数地方党委、政府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等各具特色的组织推进机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建设了多来源、跨领域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重庆、湖南等省市建立了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制定了信用法规和标准。许多省市制定了信用信息的征集、发布、使用的管理办法。三是加强信用信息的应用。各地政府带头使用信用产品，在政府采购、招标、公务员录用的过程中要求提供信用评估报告，积极促进信用服务市场的发育。四是推进跨地区信息共享。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开展区域合作机制，打造“信用长三角”，初步实现了信用信息的互通共享。 商会协会和企业的信用建设得到加强。2005年底，全国整规办会同国资委联合印发了《商会协会行业信用建设指导意见》，鼓励引导商会协会建立行规行约，帮助会员企业建立信用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协会信用数据库，促进行业自律。目前已有44个全国性协会开展行业信用评价试点，企业诚信意识明显增强。 诚信宣传教育有声有色，诚信意识明显增强。自2005年开始，全国整规办会同中宣部等部门连续3年在每年的9月份组织开展“诚信兴商”宣传月活动。“守信光荣、处处受益，失信可耻、处处受制”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成为广泛共识。 信用服务行业步入发展期，正在成为新型的服务业。我国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在政府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已增加到100家左右，信用担保机构等各类信用服务机构的数量更多。信用服务需求日渐增加，信用服务市场已经初具规模。 围绕信用的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国务院正式颁布。不少地方政府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了信用立法、数据标准化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对信用信息的内容，归集的渠道和时限，公开的范围和方式等作出规定，统一信用信息的数据格式和传输方法，为信用体系的运转提供法律依据和技术保障。 通过几年的建设，信用的约束机制已逐渐显现，市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商业欺诈、假冒伪劣、恶意骗贷、偷逃骗税等违法失信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4．2006年9月，在天津滨海新区举行了“诚信兴商”高层论坛，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论坛上透露，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 姜增伟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已建立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到目前为止，已经录入了600多万家企业的基本信息。根据企业信用登记标准明确了市场监管中相应的激励、预警、惩戒和淘汰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建立了全国联网的企业和个人登记系统，覆盖了4.88亿名自然人的信用记录和82%的企业信贷总额。海关总署对在册的30多万家企业，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公安部正在建设全国人口基本信息资源库、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等八大基础性、共享性信息资源库。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全面建设“金税”三期工程，以实现对纳税人的综合管理和监控。财政部依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建立了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诚信档案系统。司法部正在建立律师行业信用信息系统。此外，建设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也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以不同的形式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 据介绍，初步建成的我国信用监管体系，对于开展信用建设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工作基础。同时，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积极推进工商、国税、地税、质监等部门的企业基础信息共享，这项工作经杭州、济南等城市试点后，正在全国逐步推广。国家发改委也在北京、天津、黑龙江、安徽、湖北五省市开展信用信息互联互通试点，积极探索信用体系建设，改善投资和信用环境。到目前为止，全国27个省区市建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推进机制，北京市、天津市等都建立了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5．我国目前的社会征信体系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法规建设进程迟缓，目前的草案尚不成熟。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运营全过程都需要法律法规支撑。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深圳出台过关于个人征信方面的地方法规，国家层面尚没有统一的有关社会征信体系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规，这使得构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薄弱。 二是全国征信体系模式的选择众口不一。在全国征信体系构建方面，有人认为，征信体系建设应当自上而下开展，除上海之外不再搞其他试点，主要依托银行信贷登记系统，建立全国数据中心；但也有人认为，全国统一建设起步慢、立法时间长，数据更新效率低，协调管理有难度，应当在条件好的中心城市扩大试点，然后横向联合、互联互通、上下结合。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征信体系建设，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了本地区征信试点或法规起草、征信机构筹建等实质性工作，对宣传引导企业和公民诚信观念、整治市场秩序、树立本地区诚信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表明并未出现财政资金流失、重复建设和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后果。因此，地方积极性不应受到抑制。 三是商业银行组建征信机构设想欠妥。根据国际经验，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应当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和个人自愿的原则。上海试点表明，当前条件下，由政府指导推动联合征信、第三方中介按市场规律运行的模式比较成功。 6．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没有诚实守信的环境，社会发展就举步维艰。在近年来的经济运行中，因不良信用引发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缺乏信用的情况在各个行业随处可见，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中介机构信用、政府信用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不良记录。个人失信，害在数人；社会失信，则人人受害；而政府缺乏信用，则德治难行、权威不立。目前社会信用环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的问题。地方政府均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默许甚至支持纵容当地企业逃废银行债务，在企业被银行追讨债权、依法拍卖时，有关职能部门竟借企业资产评估之机恶意抬高土地出让金，支持当地企业变相逃废银行债务。有的为了保护本地企业，采取公开或变相地向司法部门施压的办法，干扰金融胜诉案件的执行。某些地方通常的做法是“起诉不受理，受理不开庭，开庭不宣判，宣判不执行，执行不作为”。部分地方政府领导违规为当地企业担保贷款，出现风险后或推诿扯皮，或拒不认账。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拖欠或挪用企业资金变相拖欠银行贷款问题严重。 二是企业和个人的问题。一些企业和个人不讲信用的行为十分突出。有的企业在借款之初就没有想到要还钱；有的企业借改制重组之名逃废银行债务；还有的企业本已资不抵债，却想一逃了之。社会上一些胆大妄为的人，为骗取银行贷款，往往通过与会计师事务所相勾结、伪造资本金数额的手段，成立与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不相符的公司；或钻政策法规的漏洞，把项目编制得“天衣无缝”；或采用欺骗手段使资金在相关公司之间转来转去，以扩大现金流量，虚增企业资信，把银行拖入风险泥潭；有的干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当此地的企业因信用记录不良、名誉扫地办不下去时，再到异地重新注册一个新的企业。 三是金融机构存在的问题。金融机构作为经营货币的企业，在信用环境建设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尽管央行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提出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工作目标、实施步骤，并定期考核。针对以往中小企业资金少、根本达不到金融机构信用评级的现状，《意见》着重指出：金融机构要制定科学的、切合实际的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制度，不得设置对中小企业最低贷款额度限制；要合理确定中小企业授信额度，适当下放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限等。但对这一政策的贯彻落实不够，不仅未适当降低贷款条件，反而普遍提高了贷款门槛。金融信用环境的建设需要全社会大力提高信用意识，同时也需要金融机构进一步改进经营思想，转变经营作风，积极开展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开拓适应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特点的信贷品种，扩大信贷投放领域，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经济建设，真正把央行的《意见》落到实处，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共同建创建好金融信用环境。 四是法制环境不完善，金融债权缺乏保护。在影响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的因素中，重要的就是法制环境因素。农村与城市法律环境相比，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普遍存在“法律行政化”的问题，“胜诉率高、执行难”的问题普遍存在。加之借款人的可担保资产不足，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法律不够健全、执法效益不高、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等不良司法环境下，选择不守信用是行得通的。 五是信息披露失真，银企关系变异。中小企业和个人依赖金融部门贷款较为普遍，但私营个体企业财务制度极不健全，做假账、提供虚假会计信息。“上报政府产值高、上报税务销售少、上报银行效益好、上报法人是实效”的现象普遍，金融机构对借款人的真实借贷情况难以掌握，缺乏正常获取和检索企业及个人信用信息的渠道，信息不对称、贷前调查难的问题客观存在。道德风险的不可预见性和对后续贷款的有力影响，对农村金融难以掌握企业执行国家会计和审计准则的真实情况以及企业运行的真实状态，给信贷留下了风险隐患。特别是由于金融同业竞争日益加剧，金融机构为谋求资金使用出路竞相降低贷款条件，给金融行业自律和合规经营带来了致命伤害。 六是中介机构的问题。整肃信用中介机构，规范其经营行为，提高和发挥各类专业中介机构在社会信用建设中应有的作用，成为征信系统重要的把关环节。目前，一些社会中介机构本身信用程度就很差，常常提供不真实信用信息，不仅不能起到客观公正的中介和咨询作用，有些还提供虚假评估、审计结论，误导和欺骗社会，欺骗企业和个人。如故意高估价格的房地产评估报告，虚假验资报告、财务报告、审计报告等，在很多骗贷案件中出现，且屡见不鲜，这些都是中介机构不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所为，给社会和投资企业及个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损失。 7．《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这一论断，深刻地阐明了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性，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规范诚信的社会机制，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和长效机制。它对于失信行为具有记录、揭露、预警和惩戒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遏制市场交易当事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造成一种“违规失信，处处制约；诚实守信，路路畅通”的社会氛围，使失信者付出沉重代价，诚实守信者得到应有的经济利益和保障，从而有力地维护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8．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任务。在方法步骤上，应当坚持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全社会广泛参与；坚持总体规划，精心试点，统筹协调，分层推进，分步实施，坚持诚信宣传教育与信用制度建设并重；坚持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统一的信用信息标准；坚持培育社会信用市场需求、促进商业性信用服务行业发展与加强信用监管相结合。到 2008年底，力争达到以下目标：全社会的诚实守信的道德水准、企业的信用管理水平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显著提高；信用管理方面主要的法律法规、信用制度基本形成；社会信用服务行业有较大的发展，信用服务需求明显扩大；对偷逃税款、恶意合同违约、故意拖欠债务、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行为形成有效的社会联防和制约惩戒机制，面向企业和个人、覆盖经济社会生活主要方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初步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明显好转。 9．建设社会信用体系要注重抓好以下关键环节。 一是完善社会信用法律。立法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把信用信息的采集、披露、使用，信用服务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运行规则，以及政府部门的公共信用服务和监管等，用法律加以规范，使关系社会信用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有利于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目前，我国协调交易主体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的法律已有不少，但社会信用方面的专门法律还有空白，应当抓紧建设，逐步完善。 二是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道德。社会信用体系覆盖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涉及法律、制度、道德、管理、服务、信息等许多方面，是一个综合的体系。社会信用缺失，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明礼诚信的道德传统，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亵渎。因此，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必须以道德为支撑，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关于诚信的宣传教育，普及信用知识，使社会成员树立诚信方面的道德意识，重视他人和社会对自身信誉的评价，增强对各类失信行为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通过诚信道德这个支撑力量，使我国的信用体系形成最广泛的社会自律机制和道德评判机制，引导和约束经济活动主体守信践诺，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三是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而健全的信用体系则是产权的有力保障。只有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市场主体才会产生追求长期经济利益的动力，事事处处讲信用、树信誉；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才能保护产权不受侵犯，保障产权的合理收益。 四是公开政府信用信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我国政府各部门，包括有政府背景的特殊企业和公用事业单位，掌握着大量管理对象的信用信息。目前这些信息主要用来为内部监管服务，很少向社会提供。《决定》提出，要按照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 五是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支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经济结构已变得十分复杂，经济活动的主体日益增多，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展到全球。这些深刻变化，使得依靠传统手段对市场实行有效监管已非常困难，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社会信用体系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信用状况的动态监测网络，更需要电子计算机、数据平台和信息网络等先进技术手段的支撑，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供物质前提。近年来我国实施“金关”、“金税”、“金卡”等工程，对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10．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200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以信贷征信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当前，恶意拖欠和逃废银行债务、逃骗偷税、商业欺诈、制假售假、非法集资等现象屡禁不止，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对于打击失信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稳定和发展，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护群众权益，推进政府更好地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某学者提出了关于加快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几点政策建议。 一是尽快明确信用管理总体协调部门。当前包括企业和个人征信制度建设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监管，应由政府推动，明确一个综合部门依法或授权协调好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民间机构之间的关系。在信用体系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的作用在于推动和规范，后期的作用在于监督与服务。待条件成熟、法律环境具备后可以考虑由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 二是加快法规建设步伐。建设征信体系应该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征信业发展历史不长，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许多相关的现行政策法规尚需要修改，因此制定专门法的时机还不成熟。建议将中国人民银行代国务院起草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尽快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争取早日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 三是正确选择征信体系发展模式。根据国际经验，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应该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和自愿的原则。建议在信用信息征集环节建立基础数据库，可考虑由社会公益性机构垄断运营；在信用信息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领域，目前可鼓励成立完全市场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实现有限度竞争，避免形成新的行业垄断。 四是切实鼓励中介机构发展。信用调查公司、信用征集公司、信用评级公司、信用担保公司、信用咨询公司等信用服务中介机构是信用市场的主体。由于我国信用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也相应处于初始阶段，存在着信用中介机构运作不够规范、信用评估缺乏统一标准、信用中介机构的运作空间有限、定位不准确等问题。当前条件决定我们既不能重复发达国家长期市场竞争的历程，也不能单纯依靠财政资金或国有资本建立超大规模的信用服务企业。建议一方面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培育中介机构，以设置市场准入条件来控制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以国民待遇引进国外资本、人才和先进的经营理念，促进竞争，提高行业服务水平。 五是加快引导和培育市场对信用产品的需求。市场需求是信用制度持续生存的基础。目前我国除了对发行企业债券有评级要求外，使用信用产品的领域很小。应参照国外做法，一方面以政府立法、行业组织立行规来引导全社会对信用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鼓励中介机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信用产品，同时加大对企业和公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普及教育，增强各类社会主体的信用意识，使信用产品的运用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12．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在各种社会交易活动中诚实守信，既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治理整顿市场秩序、改善投资环境、打造诚信地方、提高综合竞争力的刻不容缓的重要举措。因此，必须尽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信用环境建设体系，并率先垂范、取信于民，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一是政府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引导全社会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弘扬中华民族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并在全民中树立新的借贷观念、消费观念，扩大信用交易规模，打开信用交易市场，通过新的信用理念，催生出对信用产品的需求。 二是政府应抓好信用管理制度建设。根据我国目前市场中物流、货币流、信息流存在的无序现象，尤其是偷逃税款、商业欺诈、制假售假等问题，加快建立以信用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信用专业服务机构为主体，以合法有效的信用信息为基础，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目的，使诚实守信者受到鼓励、违约失信者受到惩戒的一整套规范化、制度化的信用管理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社会信用制度。 三是政府应着力于市场体系建设。政府要监督市场运行，建立市场主体和客体的市场进出秩序、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仲裁秩序，减少市场主体博弈规则中的“盲点”和缺陷，避免或减少“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四是要建立依法行政机制，规范政府行为。为避免政府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的随意性，必须使政府机构的职能分工、行政程序、行政收费、行政审批法定化。通过构建法治政府，有效地避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等不良现象。同时，政府应维护好公共利益，并勇于对公共决策失误负责。 五是要推行政务公开，实行阳光行政。政府在以其独有的角色分配稀缺资源、提供政策机会和公共服务时，必须注重政府的制度信用、政策信用及程序信用，做到制度合理，政策公开，程序规范。政府应通过电子政务，实行透明化、信息化、规范化管理。通过政府守信行为确立政府的信用形象，通过政府的信用形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通过政府的公信力提高政府效率。任何倚仗政府的特殊地位、利用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方面的优先权来透支政府信用的行为都是非理性的。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山西繁峙矿难11名记者受贿内幕　　(1)一石激起千重浪　　2003年9月15日，新华社在报道繁峙矿难的进展时出人意料地宣布，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法行为。　　消息公布后，社会上一片哗然：到底是哪个记者收受贿赂?收受了多少贿赂?　　(2)新华社公布受贿记者名单　　面对质疑声浪，9月26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1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分别是：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7.46万元人民币。　　9月28日，记者奔赴山西，调查这场新闻权力与地方政治权力、金钱的交易内幕。　　(3)《中国青年报》、《华商报》最早披露矿难黑幕　　“6·22”繁峙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不是设法救人，而是与个别地方党政官员串通一气，隐瞒事故真相。　　据报道，事发当晚，涉案非法矿主殷三、杨海龙、杨治兴、王建勇等商定统一了“2人死亡、4人受伤”的事故口径，殷三、杨学兵指使其他矿井的10名民工冒充逃生工人，向繁峙县调查人员作伪证。当天晚上11时，矿主将遇难矿工尸体陆续转移、掩埋。其后几天，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和职能部门置事实于不顾，按照矿主谎报出具了“2死4伤”的事故伤亡材料。　　6月27日，《中国青年报》和《华商报》接到举报，先后赶到矿难现场。28日、29日，两家媒体先后披露了非法矿主转移、掩埋、焚烧死难矿工尸体和地方官员隐瞒真相的内幕。　　(4)金元宝击倒新华社记者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其实早在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潭旭4名记者，已在接到繁峙死难矿工家属举报后赶到繁峙。但他们并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先找到了繁峙县委、县政府，并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盛情款待。县委书记王建华还专门把忻州市委宣传部胡某请到繁峙商量对策。胡某出主意说：“这事需要打点打点。”于是，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上提出部分钱来安排。酒足饭饱、吹捧承诺过后，胡某带吉普车将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4名记者送往太原。　　事后新华社披露说：“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　　据悉，真相大白后，鄯宝红曾向忻州、繁峙方面打探“如何办”，对方称：“只要我们不说，你们不说，事情不会暴露。”鄯遂放心；但安小虎则没那么大胆，他还是于2002年7月10日，向太原市廉政账户上缴了花剩的2080元。　　据当时参与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介绍，看到中青报报道后，新华社总社有关负责人曾问山西分社记者：“如此矿难，为何新华社只字未发?”鄯宝红等人不得不重返繁峙，当遇到中青报的记者时，鄯宝红说：“你们的报道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2002年7月3日，新华社推出《死不瞑目的控诉――山西繁峙6·22矿难追踪》的重头报道。署名记者是“刘诗平、鄯宝红、安小虎”。　　(5)受贿记者是山西“名记”　　当时参与报道的记者回忆，2002年6月29日上午，在繁峙县委、县政府采访时，他和几位同事曾遇见鄯宝红等几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因6月28日那天报道说，该次矿难中有40多名矿工遇难身亡，鄯对几名记者用难以置信的口吻说：“那不可能吧!”记者说：“你们怎么就相信繁峙官员的一面之词?”鄯宝红、安小虎也没再多说。随后，记者赶赴义兴寨金矿爆炸现场，而鄯等人则进到办公室内，与县委书记王建华、县长王彦平私聊去了。“当时不知道他们已经受了繁峙地方的贿赂，现在想来，鄯宝红那是话中有话了。”薛振宇说。　　据薛介绍，2002年底，北京新闻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某报因报道繁峙矿难的真相，不被利诱，新闻报道突出，总编助理受邀参加，但带回给他最震惊的消息就是“繁峙矿难中，新华社有几名记者受贿”。在2003年山西的一次煤矿矿难事故中，有地方官员再次确认说：“繁峙矿难中，新华社记者收人财物”，人们依然不相信是真的。　　2003年9月26日，新华社对外公布：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予鄯宝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安小虎开除留用察看处分，分别给予王东平、谭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名受贿记者中，鄯宝红、安小虎是近年来山西新闻圈内比较活跃的“名记”，年龄都在30～40岁；王东平、谭旭年龄都是20出头，但不为当地新闻圈熟知。　　(6)《山西法制报》3记者受贿2.2万元　　据《山西法制报》有关负责人介绍，2002年6月2日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爆炸事故发生后，《山西经济日报》聘用记者苏勇，召集《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站长刘玉柱(聘用)、白建芳(聘用)、阎珍寿 (特约)3名记者者前往采访。刘、白、阎三人结束采访离开繁峙后，在山西代县被苏勇随后追到。苏勇称：“繁峙方面托关系，表示一定送些钱来，务必请求不要公开报道该案。”苏同时将2.2万元现金，按刘 8000元、白7000元、阎7000元的标准给3人留下。　　但3人事后向报社反映，当时他们根本不接受这些钱，坚决要求苏勇将这些钱退回。而在不久后，他们也确实将2.2万元交还给苏勇，但苏勇一直没把这些钱退还。后苏勇见“6.22”矿难事件越闹越大，欲找当时送钱给记者的官员或办事人员，但对方已经躲避起来，谁也不敢回接这笔钱。　　无奈之下，2002年7月12日，刘玉柱等三人将2.2万元以通过有关方退还给苏勇的方式，上缴山西省忻州市纪检委。而苏勇的8000元是否上缴，则无从可知。　　据《山西法制报》有关负责人介绍，刘、白、阎都不是报社正式在编人员。该报在接到3人受到举报消息后，高度重视，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刘玉柱撤销记者站站长职务，建议原单位党组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刘的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原单位)；给白建芳解聘留用察看处分；给阎珍寿取消特约记者资格，收回特约记者证的处分。但因报社人手不够，三人现都还在忻州记者站留用。　　苏勇在《山西经济日报》的身份比较复杂。据该报广告部有关人士介绍，苏为报社聘用的广告人员，受贿案发生前已经离社，其受贿的金钱事后是否退还，报社并不知情。　　(7)1万不够分，再要5千元　　据知情人士介绍节，刘、白、阎，苏4名记者，在应聘的报社内是广告、发行、采编“一肩挑”。《山西法制报》的几名记者还兼职诉讼代理，有无律师资格则无从查考。他们常以“记者”“广告”“广告员”“发行员”等多种身份出入各种体面的场合。除此4人外，在繁峙矿难中，《山西生活晨报》的3名记者魏停、樊武杰、郭龙也收受了非法金矿矿主和地方官员共1.5万元的“闭口费”，每人分得5000元。　　山西一资深记者告诉记者，据可靠消息，当时繁峙有关负责人和非法矿主只给3名男记者10000元“摆平费”，但3名记者发现每人分3000元后剩下的1000元分不开，就又打电话给非法矿主，要求能否再给12000元或15000元，3人好平分，最后繁峙方面又补拿5000元，3人每人平均分5000元才了结。　　9月29日下午，记者赶到位于太原市康乐街15号的《山西生活晨报》，但报社放假，报纸休刊。记者偶遇该报社职工，他告诉记者，前几天还在报社见到上述3名记者，至于受贿金钱是否上缴、涉金记者是否受到处分则不得而知。　　(8)受贿记者不止11名?　　2003年9月30日，记者奔赴繁峙“6·22”矿难现场――山西繁峙砂河镇义兴寨。繁峙矿难中的涉案工头舒仕斌的一个弟弟告诉记者，如要了解当时记者受贿内幕，就必须找到义兴寨金矿背后最大的后台老板杨治兴，但此人至今一直在逃。记者赶到杨治兴家――砂河镇代堡村，尽管记者就在其家门口，但其家人坚决地告诉记者，不知道谁是杨治兴。采访无功而返。　　在繁峙砂河镇东关旅社，记者见到旅社的东家殷三的儿子。据他透露，在繁峙矿难中，到底有多少记者受贿，只有杨治兴一人知道。但绝对不止11名记者，也绝不止7万多元人民币。有的外地记者，在太原、繁峙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　　2003年9月29日，记者在山西省纪检监察部门采访时获悉，因为涉金案的11名记者收受贿金都超过5000元人民币，已经违法。该案已经转交山西省检察机关，11名记者可能受到法律制裁。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截至2005年2月15日，通过铁路到达广东的外来工超过100万，比去年同期减少？ 6％。 2、据蚌埠铁路分局发布的信息，2005年春运涌向长三角的安徽民工，有望首次超过珠 三角，改变了近10年的局面。在全国最大民工输出地之一的阜阳，据铁路部门预计，2005年 春运期间，该站预计发送旅客149.3万人。其中上海方向61．4万人，同比增长14．2％；杭甬 方向19万人，同比增长24％；而广东方向仅有27、4万人，同比下降20％。春运增加临时列 车39对，其中广州方向7对；上海、上海西、杭州东、温州等方向达27对。对比中明显可以 看到，民工去长三角的比去珠三角人多。蚌埠站预计发送旅客72．3万人，其中上海方向34． 5万人，比去年同比增加20％；广州方向4．3万人，比去年同比下降10％。 3、实施了近10年的针对外来劳动力的“就业证卡管理制度”，自2005年开始，在浙江停 止执行。此举意味着农民工到浙江务工的门槛已被取消。有分析人士认为，农民工求职门 槛的降低，与浙江遭遇“民工荒”有关。4、2002年下半年，用工紧张状况已开始在浙江省部分地区显现。2004年，不仅在杭州、 温州等大中型城市，就连富阳、象山、慈溪这样的小城市，企业也频繁遭遇“招工难”的尴尬。 浙江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调研报告《透视浙江“民工短缺”现象》的数据显示，2004年1～8月， 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的单位需求数为283693人，登记介绍数为231847人，民工 缺口占比为18.28％；2004年第三季度，该省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约134万人，求职人数约88. 1万人，缺口比重为34．25％。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浙江省劳动力短缺约50万人，占劳动力总需求量的35％。 5、从2004．年年初开始，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劳动力市场的用工纷纷告急，仅珠三角地 区，民工缺口的保守估计就达200万人，而在黑龙江省，自2004年秋天起，“民工荒”现象也 初现端倪。 6、广东省统计局的一项调查也显示，有超过70％的企业表示目前招工“很困难”或“比以 前困难”，短缺对象主要是普通工，而对中高级技工和管理者的需求则较少。这份调查称， 2005年广东民工短缺数量预计超过100万人，并继续呈上升趋势，珠三角一些劳动密集型企 业难以及时招到足够的“工资要求较低的民工”。 7、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一份名为《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劳动力市场呈 现出缺工现象》的统计报告显示：2004年第二季度，在上述四省的12个城市，70．4万人进入 劳动力市场求职，但用工单位的招工名额为108.7万人，缺口达38．3万人。 8、据业内人士介绍，从2004年3月份开始，制鞋、玩具和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开始 感到普通工人尤其是女工缺乏。七八月份开始达到高峰，媒体称之为“民工荒”。广东省农 调队去年下半年的调查表明，广东省劳动力市场已开始由纯粹的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 估计广东全省用工缺口为100万人左右。 9、在珠三角地区，80％的企业是接订单来生产的。2004．年四五月份缺工现象初现时， 很多制鞋企业不敢接订单或者接了订单后外包给别的工厂，到七八月份严重缺工时，企业产 能不足，开始缩减生产线。据陈保亚估计，去年约有50％～60％的鞋厂都有缩减生产线的行 为。业内人士透露，一家4000人的工厂，如果缺800～1000人，就需要缩减1条成型线。东 莞清溪吉兴鞋厂人事部的许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招不到工人，去年11月份，该公司的5条成 型线缩减至2条。 10、东莞市劳动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部分企业存在的招工难题，主要是由劳资双方 的市场定位失调造成的。“打个比方，工人要求每月的工资是900～1000元，而厂家却只肯 出700～800元，双方的期望值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要用市场需求这一杠杆来调节。”这位 负责人还说，有些厂家的做法也值得商榷，如将工人的年龄段限制在18岁至25岁之间，只 招普通女工和熟练技工。 11、广东省农调队2004年下半年的调查表明，广东省劳动力市场已开始由纯粹的买方 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估计广东全省用工缺口为100万人左右。在珠三角地区，80％的企业 是接订单来生产的。2004年四五月份缺工现象初现时，很多制鞋企业不敢接订单或者接了 订单后外包给别的工厂，到七八月份严重缺工时，企业产能不足，开始缩减生产线。业内人 士透露，去年约有50％～60％的鞋厂都有缩减生产线的行为。一家4000人的工厂，如果缺 800～1000人，就需要缩减1条成型线。 12、在1995年年底，广东省出台了被称作“六不准”的规定，包括在春节后的一个月内， 广东省内的所有用人单位一律不准招收外省民工，职业介绍和人才交流机构一律不准开展 介绍外省民工中介活动等六项禁令。为了缓解去年出现的“民工荒”，广东从今年开始取消 了已实施9年的“节后一个月内企业不准招收新民工”等“六不准”规定，但春节后入粤的外 来工数量却较往年有所下降。据广州市春运指挥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月15日，通过铁路 到达广东的外来工超过100万，比去年同期减少7.6%。 13、江西省是我国第三大劳务输出省。江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数据显示， 2004年江西省跨省劳务输出达502．6万人，同比增长12.34％，农村剩余劳动力达408．8万 人，占输出劳务的81．3％，其中绝大多数流向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目前可以明显地感觉 到，江西劳务人员在向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上海方向流动。除了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外，上 海、苏州等一些地区较好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是吸引民工的重要因素之一。 14、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有约1．2亿名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分布在建筑业、加工 制造业和服务业。未来，中国还会有多达3亿左右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寻找工作。 15、山东省统计局的分析表明，根据目前该省的农业装备水平等因素测算，全省至少有 1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即使每年转移100余万，差不多也需要10年时间。 16、据苏州市统计局发布的一份名为《外出务工农民在苏现状调查》的报告显示，改善 民工的居住、工作环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民工普遍的愿望。绝大多数民工希望，教育部 门尽可能地减免寄读生的寄读费，保障外来人员子女受教育权，保证外来民工能够享受到养 老金、医疗保险。 17、据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介绍，浙江省除不断提高外来务工者的最低工资标准以 外，拟提供小额贷款来帮助外来务工者创业、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并逐步把更多的对城镇 居民开放的优惠政策借鉴到外来务工者身上，以加强对外来务工者的服务。对于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问题，浙江省劳动部门和建筑部门曾于2004年年底联合发文，决定首先在杭州试 行“诚信证明”制度，即凡是要在杭州投标某个工程的包工头，必须有不欠薪的诚信证明，否 则“免谈”。浙江省建筑领域2005年将陆续推广这一制度，而省内一些劳动力密集的中小型 企业也将推广工资支付担保制度，以保证每个务工者都能拿到工资。 18、2004年，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歧视性 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的通知》，明确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外，各地设立的针对农民跨地区 就业和进城务工的各种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一律取消。 19、“局部地方发生‘民工荒’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太低。”国家统计局局 长李德水援引一份有关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收入的调查资料说。这份调查显示，珠江三 角洲地区农民工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这与10多年前打工收益相差不大。而在同 期，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却超过9％。 20、有专家认为，“民工荒”背后的实质是“权利荒”。由于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 会保障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存在差异，以及就业歧视、欠薪、职业安全卫生差等问题的存在， 民工在城市就业的环境不容乐观。外出打工的民工大多是青壮年，他们除了物质生活需要 外，还有精神文化需求，但在城市中，他们受到的人文关怀不够。 三、申论要求

2016年作为“网络直播”元年，大量直播平台喷涌而出，为观众们提供了丰富的节目内容。但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层出不穷的炒作以及低俗内容不断挑战着网络直播的下限。确保网络直播环境净化的“黑名单+实名制”呼声越来越高．文化部也随之颁布了相关规定。然而在政府三令五申的强调下，依然有部分直播平台对于实名认证敷衍了事，甚至变相鼓励低俗内容。 起初因为监察机制的缺失，网络直播走了一些弯路。在网红经济的刺激和诱惑之下，直播内容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一些主播为博取粉丝关注、获取收益，不惜以欺骗、奇葩的表演制造“网红效应”。如直播伪慈善，还有主播直播在大街上滋扰他人，极大地污染了网络直播环境，在社会舆论中造成极其坏的影响。 为了杜绝这种粗俗、违规的网络直播内容在互联网上传播，文化部印发了《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网络直播行为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该《办法》已于2017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要求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要求表演者使用有效身份证件实名注册，并采取面谈、录制通话视频等有效方式进行核实。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依法保护表演者身份信息。 在“实名制”的规定下，文化部又对直播内容有了更严格的要求，违规主播将根据“实名制”的信息加入网络直播“黑名单”，终生不能再涉足网络直播。如此就会让一些想靠违规内容博人眼球的主播没有可乘之机，净化网络直播环境。 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极大地遏制了低俗内容的传播，保证了网络直播环境的健康。但同样有部分直播平台，对于实名认证过于敷衍，只做到表面验证，弊端和漏洞丛生。 以龙珠直播等知名直播平台为例，在其移动客户端上实名认证过于草率。一个简单的手机短信验证码之后就可以通过客户端直播，把实名认证的工作转嫁在通讯运营商头上，这样的“实名制”如同一纸空文，给违规主播钻空子的同时，也损害了其他主播的权益。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同时存在极大的漏洞风险。 相比龙珠直播，映客直播多了上传身份证件照片的步骤，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短信验证的弊端，但无法规避盗用身份证验证现象的发生，难以做到确保主播和信息一致，依旧存在隐患。完善的主播信息确认的流程和规范势在必行。 同时，来疯、B站等一些知名视频网站旗下的直播，也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未能做到身份证件登记备案、有效内容核实等。 知名的网络直播平台尚且如此，一些小规模的移动网络直播平台更是重灾区。这些移动网络直播平台本身起步晚、规模小，多数也没有知名的网红主播，为了吸引用户只能大打擦边球，从平台的名字就能看出：制服直播、蜜聊直播、美色直播、春宵直播、夜吻直播等。这些直播平台为了节约成本，降低门槛，甚至连手机短信验证的步骤也省去，用微信、QQ或微博的账号关联，就可以轻松开始直播。 以暖昧诱惑的直播平台名字聚集用户、观众，用低门槛吸引低素质主播参与，平台本身对于法律法规存在侥幸心理、对于网络直播“实名制”重要性予以漠视，是导致色情低俗内容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网络直播的蓬勃发展需要更健康和规范的环境，相关部门和直播平台必须综合运用多种监管措施，将“实名制”贯彻到底．共同发力，既封停拉黑违规账号，又没收违法所得，甚至追究刑事责任，避免直播平台沦为滋养违规网红的温床，还大众一个优质的观看直播的平台。 阅读给定材料，概括网络直播的现状。 要求：全面、准确，不超过150字。

二、给定材料 1、2003年4月初以来的一个月内，中国已有120多名中央和地方官员因为防治非典型肺炎不力而受到惩处， 范围涉及全国近一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位官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中 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社会各界乃至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 国新一代领导集体为切实转变政府工作作风而采取的措施，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来自北京、河北、山 东、重庆、内蒙、浙江等15个省、市、自治区的信息表明，不少官员受到了撤职的处分，还有一些人被停职、 警告、降级、通报批评。他们受处分的理由，有的是部署防治非典工作不力，有的是擅离职守，还有的是迟 报、瞒报、漏报疫情。被免职的人员中，包括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原北京市市长盂学农这样的省部级高官。 2、2003年4月初，河北涿州市东城坊镇一位50多岁的妇女，到北京一家医院陪护患脑血栓的丈夫。十几天 后，这位妇女返回涿州后，很快出现了发烧症状，先到附近诊所输液，后到当地医院治疗， 4月26日被送到保 定市就诊，被确定为非典病人，于4月30日死亡。到目前已发现患者的丈夫、儿子、儿媳及雇的陪护工等人均 被感染，分别确诊为非典或疑似非典病例。经调查认为，患者在涿州期间，由于有关领导和部门工作不深人， 未及时排查，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致使疫情传播，造成严重后果。因此，与之相关的领导干部被处分。其 中，涿州市委副书记王天琴、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扛、副市长贾建勇、市卫生局长石政、市防疫站站长张德 连被撤职，原东城坊镇书记、镇长、副镇长被免职。保定市委决定对涿州市委、市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并要求 作出检查。这是该市第二次对非典防治不力的干部进行处理。 3、“一听被撤职，我差点晕倒。”原河北省涿州市委副书记王天琴震惊而伤痛地说。2003年4月初，涿州市 一名非典患者到医院求治，由于有关人员拖延怠慢，导致患者死去，其3名家人及陪护人员也被感染。王因负 有领导责任被撤职。“官当久了，真正为百姓着想反而少了。”王天琴泪流满面地说，她现在还感到愧对那几 位染病者，很后悔没拿他们当亲人。 4、河南省沈丘县留福镇皮营村农民王某，原在北京一家医院打工。2003年4月29日，王与其妻离京回到家 乡。4月30日，二人先后乘公交车、三轮车到县医院看病。经医院发热门诊初步检查，怀疑其患有非典，随后 二人入住县医院的隔离病房；5月1日下午6时36分，王被省、市专家确诊为非典患者。这是周口市发现的第一 个非典病例。在此期间，沈丘县委、县政府及该县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未能及时对王某的行动进行监控， 没有对和他接触过的人员全部采取果断的隔离措施，也没有对其所乘坐的公交车、三轮车及乘客进行认真排查 控制。周口市委认为，中共沈丘县委书记束子成、县委副书记刘权面对严峻的非典疫情，组织领导不力，工作 措施不到位，造成了非典防治工作的被动。2003年5月 8日，束子成、刘权同时被免除党内职务，刘权的县长 职务任免也将按法定程序办理。 5、为加强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河南省鹤壁市新城区从2003年5月3日始，出台了严格的奖励处罚措施： 凡市民举报预防非典相关违规之举，一经查实，除对责任人严厉查处外，同时举报者也可领取3000元的鼓励 奖。 6、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女村民何某，2003年4月22日下午随其丈夫驾驶私家车从北京启程，23日中午回到 家。5月1日她自感发热，伴头痛，由其丈夫驾车送安庆某医院就诊，当时由于该患者胸片正常，被当班医生诊 断为细菌性上呼吸道感染，医嘱带药回家治疗。5月3日夜，又感不适，4日凌晨被其丈夫再次送到该医院就 诊，5月5日上午被诊断为非典病例。据调查，怀宁县茶岭镇领导对于从非典疫区返乡民工组织跟踪监控工作不 到位，负有领导责任。5月6日怀宁县委作出决定：分别给予该镇镇长黄某某、副镇长曹某某行政警告处分；给 予该村驻点干部、镇宣传委员徐某某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7、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医院医生廖知见于2003年4月27日接到前往发热门诊导诊任务，行医多年的廖知 见拒不服从，还表示“我不去，你们又能怎样？”经院领导多次劝诫后她仍不予理睬。鉴于此，芙蓉区纪委按 照相关规定开除廖知见公职，并责令停止一年以内执业活动。此外，芙蓉区疾控中心三名医务人员也因为工作 时间玩忽职守受到查处。4月28日下午，芙蓉区疾控中心职工历某、田某接到省委机关医院非典疫情电话，没 有引起高度重视，仅以一般电话处理。16时15分，省委机关医院将传染病报告卡传真至该中心，值班医生胡某 直至17时30分才将此事告知科主任。历某、田某和胡某等3人分别被予以通报批评和行政警告处分。目前，长 沙市因为抗击非典不力被处分的国家工作人员已达11人。 8、2003年5月1日下午，从广东深圳来的吕姓两姐妹因发热到湖南省株洲市三医院就诊，株洲市卫生局根据 专家组和流行病学调查组会诊的意见，迅速向市三医院院长王卫平下达指示，要求该院将两位病人留院隔离观 察、防护消毒并进行治疗，而王卫平却通过不正当方式，将两位发热病人转往其他医院。5月5日，王卫平被就 地免去院长职务。 9、内蒙古一批在防治非典过程中的违法违纪人员受到处分，到2003年5月3日，全区共处理涉及非典防治工 作方面的人员66人，其中干部63人。据介绍，受处理的63名干部中，其中县级干部3人，科级干部12人，一般 干部48人。给予纪律处分37人，已被停职拟给予纪律处分9人，组织处理12人，通报批评4人，行政处罚1人。 给予纪律处分的37人中，其中留党察看6人，撤销党内职务1人，党内严重警告和警告11人。行政撤职7人，降 级10人，记大过以下行政处分10人。组织处理的11人中，其中免职5人，辞退3人，其他处理的4人。 10、2003年4月21日上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防疫指挥部命令交警支队回民大队设立在公主府的防疫检查站 立即挪位，到下午仍未执行命令，暴露出交警支队回民大队存在警令不畅的问题。为此，市交警支队批评了回 民大队领导，并停止了该大队公路巡逻中队长陈高峰的职务。 11、2003年5月1日下午，内蒙古呼和浩特公交分局二大队副大队长巴特尔、治安岗勤大队八中队中队长齐晓 军、民警杨五七等三人在执行防疫检测工作时，不按规定对过往车辆及人员检测消毒。公交分局党委决定免去 齐晓军、巴特尔的职务，并停止其三人执行任务。呼和浩特市赛罕分局太平庄派出所所长常识、教导员刘越明 在抗击非典的特殊时期，擅离职守，无故脱岗，分别被免去所长、教导员职务。 12、2003年4月28日中午12时，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公喇嘛乡姑于板防疫站值班的和林格尔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民警徐裕、张建军擅离职守，致使该防疫站检测失控。据此，中共和林格尔县纪委给予徐裕留党察看一年的 党纪处分，和林格尔县监察局分别给予徐裕、张建军行政降级处分。 13、宁夏中宁县近日决定给予擅离非典防治岗位的副主任医师祝某某留党察看一年和行政降级的党、政纪处 分。祝某某系中宁县人民医院中医副主任医师。自宁夏预防非典疫情的工作开展以来，中宁县在当地一旅游点 设立了“非典”可疑病人临时留验站。4月25日，祝某某被中宁县人民医院选派到留验站进行疫病监控工作。 下午4时30分左右，祝某某违反隔离留验站的现场工作纪律，身穿没经消毒处理的防护服，擅自离开留验现 场，导致留验人员心理恐慌，留验现场混乱无序，给留验站的工作造成了恶劣影响。

材料一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2020 年 9 月 1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材料二 2020 年 9 月，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必须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认真思考和回答 10 大新课题，其中一项是：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后，如何依靠创新驱动、技术进步、高素质人才激发强大内生动力。在《浙江日报》的访谈中，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阐述了自己的思路与见解。 从全省来看，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应从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完善实验室体系建设、提升高校科研水平等方面集中发力。2019 年，浙江省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近 50 亿元；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联合基金，总投入达 10.5 亿元；重点围绕数字经济和生命健康等相关领域发展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解决区域发展重要科学问题。未来，浙江省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技术创新中心和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争取在 2025 年建成 50 家技术创新中心、100 家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组建技术创新联盟，推动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政策引才、平台聚才、服务留才是浙江打造人才蓄水池的 3 个主要方面。当前，浙江正着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通过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研究院以及院校等，提升蓄水池的虹吸效应。 材料三 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之根，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决定大国崛起的基石。近代以来，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些先后崛起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无不是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的。 在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经是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国”，但由于缺乏科技创新的支撑，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但后来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减弱，一战后逐步沦为二流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关键因素正是其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审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科技创新因素，归根到底是这些国家较早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激励创新的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教育制度、反垄断制度、投融资制度等，以及在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宪法和专利法的保障就不会出现爱迪生这样伟大的发明家；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像福特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动力了。因此，推进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建立有利于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 材料四 40 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只是建设了一个开放活跃的市场，或者说不只是把先进科技和管理办法引入这个市场，而是同时建设了一个有利于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科技不断进步并有效投放于市场的可持续的法治保障体系。40 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特别是有利于科技和市场发展的法治保障建设得到同步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值得深思。表面上看，蒸汽机等近代工业科技发明的应用，改变了英国的小作坊，带来了规模化的近代工厂。但是仔细想，让蒸汽机这些工业科技成果在英国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只是发明本身吗？显然不是这样。中国古代也有四大发明，但怎么就没有触发工业革命呢？因为英国当时及时建立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律制度即专利权制度，以及有利于工业科技发挥最佳作用的工商业组织法律制度即公司制度。这些近代法律制度的促进和保障，使得科技进步与市场应用有效结合进而使得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和发展，近现代文明演进才有质的飞跃。 中国改革开放决策者审视历史、放眼世界，不仅深刻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及搞活市场才能搞活经济的道理，而且也深切体悟到科技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法治的保障。所以，在万法待兴之际，中国首先进行了外资法和知识产权法两大重点法律保障建设。1982 年商标法、1984 年专利法、1986 年民法通则、1990 年著作权法、1993 年科技进步法等，都是保障科技支持市场发展的及时雨和催化剂。除了这些重点的、直接的法律保障之外，科技发展和应用还需要更加完整的法治体系的全面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40 多年来中国科技的突飞猛进及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都得益于相关法律的同步发展。当然，科技本身是有代际的，法律本身也应该是有代际的，二者只有不断同向迭进，才能正向互动。否则，法律不仅不能成为保障，反而可能成为障碍。 材料五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浙江民营企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助力浙江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浙江涌现出数量众多的隐形冠军企业。它们规模不大，却在某些细分领域成为绝对的领先者，甚至占领全球 50%以上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像纽带一样，成为稳定全产业链优势的中流砥柱。 嘉善 XSK 电机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微型自动聚焦音圈马达和压电马达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最大的微型自动对焦马达生产基地。2020 年公司抓住全球部分制造业产业链重塑的机遇，加速关键零部件国产化进程，成功研发并迅速量产 6400 万超高像素摄像头对焦马达、1.08 亿像素光学防抖自动对焦马达等，逐步进入中高端手机市场。公司副总经理感慨地说：“消费电子是一个更新迭代速度飞快的行业，企业必须牢牢掌握创新话语权，才能不被下游企业牵着鼻子走。” 浙江的 ZT 集团从一家作坊式小厂起步，发展到今天服务全球 140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集团，依靠创新获得可持续竞争力，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式的发展道路。“基于物联网与能效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车间”帮助 ZT 集团实现了低压电器产品生产全制程自动化，推动低压电器制造进入智能化时代，被评为“2019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之一。ZT 集团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的两个数字化车间，不仅实现了设计、生产、销售全价值链数字化，而且能有效缩短研发周期、提升生产效率。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所涉及的系统软件、硬件设备，包括改进产品设计、每道工序实现“机器代人”以及企业统一数据平台和车间级工业通讯网络等，全部由 ZT 集团自主研发。集团董事长自豪地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潜力。” 材料六 “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2006年 3 月 20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自主创新大会上指出：“加快创新平台建设，使之成为服务中小企业、提升块状经济和特色产业的重要支撑。”当前，浙江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正是创新平台建设迭代升级的新形态，体现了浙江与时俱进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使命担当。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是在整合提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基础上，由政府引导，企业、高校院所及专业机构等共同参与，面向特定块状经济、现代产业集群，集聚科技、人才、金融、数据等资源要素的新型创新载体。 自 2017 年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以来，全省已创建培育超过 200 家省、市、县三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成效也已逐步显现：创新服务机构不断聚集，大量共性技术难题得到破解，实验室创新成果迅速找到“婆家”……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科技、发改、经信、财政等部门协同推进，有效整合孤立、分散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资源，形成了服务产业发展的“大合唱”。省里制订出台了《浙江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0 年）》《浙江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导则》和《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财政专项激励资金竞争性分配方案（试行）》，给予综合体最高每年 5000 万元、连续 3 年财政资金支持。各地也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加强组织领导、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和政策整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与此同时，综合体营运主体大多注册了实体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凭“真本事”立足。对创新服务机构，多数综合体实行“亩均论英雄”和服务排名为主的考核制度，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充分竞争、优胜劣汰”，激发了成长活力。 根据省里提出的 2022 年实现“块状经济、现代产业集群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全覆盖”的目标，各地政府着眼于补齐产业链、做强产业链、优化产业链，按照“产业培育的重点在哪里，综合体建设就跟进到哪里”的思路，努力把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成地方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主导产业裂变发展的“反应堆”。浙江诸暨的珍珠产业闻名遐迩。针对珍珠企业在养殖生态化、定制个性化、销售网络化等方面的短板，政府以珍珠创新服务综合体为载体，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抓好珍珠研究院和珠宝创意设计、网红直播基地等建设，接连攻克珍珠养殖水体生态循环治理、珍珠粉 3D 打印等共性难题，引进国内外知名珠宝设计师和百余名高流量网红，大大增强了诸暨珍珠在国内国际的潮流引领力、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当前，创新发展的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的竞争发展到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的竞争。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集聚整合产业创新要素，促进政府、企业、高校院所、金融和中介机构紧密合作，形成联合开发、优势互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温州乐清聚焦千亿级电气产业，以强化电气产业服务创新为突破口，以整合智能装备各类科创平台为抓手，举全市之力构建电气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为培育世界级先进电气产业集群提供强力支撑。杭州钱塘新区在杭州医药港核心区块启动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聚焦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生命医学工程、医疗大数据等核心领域，推进人才链、创新链、生态链、服务链、金融链、产业链“六链”融合，打造“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在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的过程中，各地政府树立利民为本、法治为基、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理念，运用数字赋能、改革破题、创新制胜的手段，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及时性、精准性、专业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一方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提升招商、科技、经济、人才等政府部门的协同服务能力，构建从源头到末端、从共性到个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综合体提供集成化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在综合体内设立企业一站式服务窗口，提供贯穿产业发展全链条、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标准化公共服务，同时方便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对接联系，第一时间满足企业在专利申报、产品推介、质量检测、消费维权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 材料七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这些重大决策充分显示了新型举国体制在我国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科技强国进程中的重要性。 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国家利用各种行政和政策手段，举全国、全社会之力去达成某一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其实践在古今中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发达国家在国防安全领域、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战略高技术领域，从未中断过举国体制的做法。比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等，都是通过举国体制的推动取得成功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科研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我国的科研系统按照“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原则，由政府全盘负责科技规划、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并直接组建和管理科研机构，其人力、经费、物资等完全由政府按计划统一调配。在国际封锁、国内科技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这一体制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进行动员和集中。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才能够在“一五”计划期间展开以“156 项工程”为核心的 694 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才能够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铸就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高铁项目、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入海等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我国再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应急科研攻关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疫情发生后，科技部门迅速组织由多个领域顶级专家组成的科研攻关组，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短时间内就取得积极进展，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放眼未来，不论是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还是完善平战结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都更加需要我们不断用好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这个独特优势。 材料八 作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浙江在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新征程中，自觉强化国家使命导向，从国家急切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凝练科技问题，布局战略力量，配置创新资源。为此，浙江提出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域创新体系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创新体制，着力推动“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全力打造全球创新策源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省实验室”这一新名词应运而生。 “浙江省实验室”的提出和建设，鲜明地展现出浙江以超常规力度建设世界级科创高地的决心和魄力。首批 4 家省实验室的建设目标十分明确：之江实验室和湖畔实验室聚焦“互联网+”领域，良渚实验室和西湖实验室聚焦生命健康领域。每家省实验室平均 5 年 100 亿元左右的总投资，换来的将是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建设省实验室，是浙江构建全域创新体系、提升创新效能的重要一环，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一次生动实践。”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新型举国体制催生新型研发机构，从这 4 家省实验室的牵头建设单位来看，之江实验室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共同举办，是混合所有制事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良渚实验室由公办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浙江大学举办；西湖实验室由西湖大学这样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牵头建设；湖畔实验室的举办单位阿里巴巴集团则是一家民营企业。为更好地利用体制优势攻关核心技术，之江实验室创造性地提出了“高原造峰”工作机制，采取“大兵团作战”，突破学科界限、按需组织顶尖科研力量协同攻关。实验室的“先进工业互联网安全平台”项目，由两位院士牵头，联合了国内 10 家优势科研单位的力量，较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内生安全文件存储系统、内生安全云管平台等多款核心装备。 支撑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是省实验室的使命之一，为此需要探索高效的成果转化模式。西湖大学自主研发的新型红细胞治疗技术日前完成近亿元融资，即将进入临床试验。相比制药行业新药研发动辄 10 年的转化周期，这一成果用很短的时间就迈出了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第一步。这得益于灵活的成果转化机制。从专利申请、法律咨询到投资人谈判，专业的成果转化团队全程参与，不但大大加快了项目落地的速度，还能让科学家更加专注于科研。浙江省实验室未来的许多创新成果也都将受益于这种“深度孵化”模式，从而加快产业化进程。 材料九 2020年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战略规划圆满收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这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 对于中国来说，嫦娥五号任务不仅是一项重大科技成就，更是体制优势和精神力量的伟大胜利。在 23 天的时间里，嫦娥五号完成了一次对接、六次分离，两种方式采样、五次样品转移，经历了 11 个重大阶段和关键步骤，环环相连、丝丝入扣。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采样与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样品再入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新跨越，为我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探月工程自 2004 年批准立项以来，聚焦“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目标，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方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条龙”攻关攻坚，“一盘棋”协同推进，“一体化”迭代提升，实现了“六战六捷”“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探月工程汇聚全国数千家单位、数万名科技工作者，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工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是团结协作的结果，传承弘扬了中国航天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伟大探月精神。这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科技创新战线上的又一次体现，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科技创新实践相结合铸就的又一座丰碑，对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资料　　1、据称，如果从正规的厂家进货，眼镜架的价格一般为3-20元，10元以下的为低档，10-15元的为中档，而15-20元的就是高档货了。货物一旦进入店门，身价顿时倍增，10元以下的卖60-150元，10-15元的卖150-300元，15-20元的卖 250-800元了。碰上一些品牌眼镜或者是材料较好的眼镜架，进价大约在30-80元，进入专卖店后的身价升值为：500-3000元了。"有些受富佬追捧的，就是卖万元都有人要"。　　拿老花镜来说，一般进价为10-20元，由于中国的老人消费水平不如年轻人，因此眼镜店一般定价"不高"，定价为40-200元，故此，在很多眼镜店看到老花镜都比较少比较粗糙。　　贵的眼镜架也有，例如纯钛架，批发价从50元到180元不等，但卖出去的价钱为500元到5000元。　　行内人士称，一般的玻璃白片，进价只要2到8元，如果是次品劣品，价格不到 1元，加膜的玻璃镜片价格大概在10至20元，但一般要卖到80到200元。树脂镜片利润更高，国产树脂镜片，一般进价为15-20元，进口树脂镜片最低批发价为30至 80元，在零售中却可以卖到300-800元。　　实际上，有时还有不良商家以次充好，树脂镜片大多说是日本韩国进口的，碰上较真的顾客就拿真货说是欧美货，价格定得高得离谱。而目前市场上70%的镜片都是国产的。国际知名品牌树脂镜片零售价一般是进价的3倍。　　在配件方面，顾客如果眼镜架坏了来修，需5毛钱一个螺丝、托叶，而实际上一袋10000个螺丝才28元，托叶2000个25元，普通合金脚腿0.5元/副，不锈钢脚腿 1.2元/副，含镍合金弹簧脚腿1.3元/副，塑料脚套0.03元/副。　　2、今年开春，一家名为"眼镜直通车"的眼镜超市现身广州，并以反传统的超市业态引起了眼镜业内人士的关注。在同行眼中，它是不折不扣的"异类"：将店铺搬到了相对冷清的楼上，打出了同类产品1/2到1/5的超低价牌的广告。　　但好景不长，"眼镜直通车"开张不久就遭到同行的联手狙击。广州眼镜商会发布公开信直指"眼镜直通车""大搞价格战"，号召广大会员共同"抵制与直通车经营所有雷同的眼镜品牌"。"眼镜直通车"因此受到供货商的退货威胁。此后，广州、上海等地眼镜供货商纷纷撤货和断货。"直通车"店通过媒体惊呼："局势如无改观，经营最多只可支撑半个月。"　　"眼镜直通车"奋起反击，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广州眼镜商会停止"封杀"，赔礼道歉．并索赔名誉损失费1元。广州眼镜商会则公开举行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辩称自己的"抵制"号召绝非"封杀"，表示要向工商部门举报，反诉"眼镜直通车"不正当竞争，以捏造市场价的虚假广告误导消费者，在行业引发了劳资对立的危机以及行业信任危机，给整个行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双方矛盾迅速升级。　　3、日前，"眼镜直通车"推行的平价政策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这一模式也对眼镜行业原有经营模式造成了冲击。昨日，广州眼镜商会有关人士称，"眼镜直通车"的出现使广州其他眼镜经销商的销售额急剧下降20%-40%。多家眼镜企业表示，眼镜直通车的"平价"宣传有炒作嫌疑。　　直通车平价眼镜店的负责人对两种眼镜经营业态作了一个比较。他表示，传统眼镜经营模式多选择临街旺铺，而"楼下"租金比"楼上"平均要高出数十倍，比如相隔不到百米的另一传统模式眼镜店，面积约100多平方米，每月租金超过10万元；自己经营400平方米-500平方米的超市，每月租金才1万元左右；另外，采用超市经营方式，由于对货品需求量大，可以低价拿货，薄利多销。同时由于大大简化了从眼镜制造工厂――批发商(代理商)――零售商――成品这个行业链，改为直接从厂家进货，从而令商品成本二次降低。　　4、在谈到目前眼镜行业到底有没有暴利问题时，广州市眼镜商会举出郝继涛(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去年的一份调查报告。郝继涛认为眼镜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顾客要配戴一副合适的眼镜，从镜片和镜架出厂到顾客使用，还要经过验光、加工，调校、复查等环节。因此，眼镜的销售完全是个性化的服务。在标准的技术条件下，验光时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复杂疑难病例约两个小时左右。一般情况下初步估算，验光费用约50～100元，加工费用约25～30元。但是好的镜片加工工序多，时间成本也上升。批量生产的镜片，近视在1000度以内，散光在200度以内，超过这个范围的，眼镜镜片需要定做，加工时间要在3天至1周时间。特殊需要的甚至需到国外去加工。由于验光和加工都是较为复杂的技术工作，因此，体现的价值需要进一步计算(验光的费用在美国约30～50美元，在香港约200～700港元)，而国内一般以免费验光、免费加工作为吸引顾客的卖点，其价值被隐蔽起来了。　　5、眼镜行业因为其专业性的要求，不可能像白菜一样批发。"东方眼镜老总宋宁说，每个人的眼睛生理特征不一样，决定了要对每个人进行个性化服务，像某篇报道里照片拍出的拿个小桶去买眼镜，是非常可笑而且对消费者的极端不负责。"事实上，严格地说，我们不能说是卖眼镜，而是要称配眼镜。眼镜不能像在超市里一样大批量出售，它已经成为高附加值的服务类产品。"　　宋宁说，按照成本分摊，按照省劳动厅规定，作为中级技工的视光师，才有资格给消费者进行验光，每个月收入可达3500元，光是验光费，分摊到每副眼镜上达50元，而其他技术设备的折旧和投入，分摊到每副眼镜上，至少需要40元。如果按照这样的解释，一副眼镜卖高价，按照商家毛利率的50%计算，即使从厂家进货成本是 10元，再加上合理的税收和其他租金成本，卖个百八十的，应该是无可厚非。但是，为什么消费者还是感到眼镜卖贵了。为什么呢?"我们并没觉得，他们的服务值这么多钱!"一位消费者这样对记者直言。　　6、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眼镜市场的质量监督管理。该局的叶章善介绍，该局今年对我市眼镜市场质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目前，我市配镜的合格率大概在60%- 70%，而大型眼镜店的条件会稍好一些，一般可以达到80%左右。　　合格率不高与不少眼镜店硬件条件"硬"不起来有关。不少眼镜店不能保证5米的场所进行视力测量，配制眼镜必备的倒边机、瞳距机或瞳距仪、检影镜也不能备齐，而用普通直尺来测量瞳距，很不规范。有的小眼镜店甚至连最基本的焦度计和磨片机也没有保证，而用老式"炮筒式"测度仪来控制装配眼镜的光学指标，而其刻度值根本无法保证眼镜的装配精度。　　在滨江路的一家眼镜店内，记者向店员咨询，是否到医院验光更准一些。这位店员说，医院眼科主要是治病，关于验光配镜，眼镜店才是强项。有关同一个人在不同眼镜店验光会得出不同屈光度数，这样的现象如何理解。一家小眼镜店的老板竟然说，这也是正常的。　　据了解，我市一些眼镜店从事验光配镜工作的多从中专、职大等毕业，有的甚至从未从事过相关工作，也没有经过相关培训。而验光师需经过专门的培训，一个初级验光师，培训时间为一个月。　　记者从市立医院眼科了解到，验光配镜专业性很强，必须具备眼科专业知识，配镜要在全面了解眼睛的基本情况之后，一个合格的验光师更需要数年的实践。至于验光配镜到底准不准，顾客也不能以主观的戴上眼镜后看得"清不清楚"为标准。三、《申论》写作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近年来，大学生创业正在成为“新常态”。各级政府不断出台新政策为大学生创业清除障碍、提供帮助。 一个令人欣喜的变化是，对大学生而言，创业不再是就业困难形势下的“自谋职业”和干“个体”，而是在新环境下对自己人生轨迹的重新定位，对职业和事业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规划。 “从我们学校的情况来看，大学生的创业积极性高了，往年申领‘创业证’的学生只有3～5个，去年、今年有20多个。”某就业指导办公室主任王某说。这还不包括在校生创业者。 “过去都是托人找份好工作，而现在只需要你的一个想法，就可以创造一个好岗位。”日前，某研究院院长吴某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过去创业多数是为了生存，有被迫的成分，而现在的多数创业者，都有创业梦想，为实现自我价值而去创业。” “青年绘”创办者之一，2012级的学生小韩是一个喜欢穷游(用很少的钱去旅游)的大学生，他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经济独立，改变生活，不依靠父母”，开始策划自己的创业项目，构建起一个专门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灵活、便捷的在线房屋短租平台。很快，这个房屋租赁平台就找到了自己的独特“角度”——为大学生提供可以一起做饭的聚会之所，深受欢迎。现在取“与家邂逅”之意的“逅家”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品牌，从他所在的学校拓展到在京其他高校，有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传播属于大学生的居家文化。 大学生，这个对未来经济社会变化最敏感的人群，不再努力“拼爹”“拼学历”寻找一个铁饭碗，而是拼创意，在丰厚的田野上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 全国高校创业教育持续升温，各种创业大赛、创业计划、创业训练营层出不穷。鼓励大学生创业，学校能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诗人陆游的这句诗在我的创业路上一直启发着我。”“青年绘”销售总监之一小张说，“在学校，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可当我把所学的知识很好地运用在公司实践中，我却拿过好几次销售冠军。”小张的业绩来自他的实践能力，而他的能力和学校重视实践能力培养密不可分。 今天的高校是学生行以求知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收获，才有创造的可能。“为培养学生勇于创新、踏实肯干、团队协作的能力，我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开设创新与创业类课程模块、增设实践课程、增加实践学分和学时、设立实践小学期、开设校企合作实验班、建设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包括开拓国外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创新活动、校企合作、校所合作，运用‘一来二去’模式提高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建立大学生创业孵化园、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等。”某高校副院长许某说。 通过一系列实践教学活动，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培养，也使该校的创业活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因此成就了创业的梦想，真正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很难说是哪一个环节触发了学生的创业激情，但可以确定的是出色的实践能力是创业者们的共同特点，也是支撑他们创出一片天地的基础。”许某说。采访中可以发现，很多创业并不是资金、项目、场地、人力资源等各种条件都具备后的“生成”，而是一时想到，说干就干，在行动中不断学习，慢慢摸索才成功的。 “物友递”是该校另一家“著名”公司，由经济学院和法律学院的几名学生联合创办。 他们先在人人网上注册了“物友团”账号，想借公共平台“做点儿小生意”。这个账号通过服务同学“失物招领”等，积攒了极高的人气。粉丝量相当于学院在校生人数一半以上。由于学校重视让学生了解物流行业前沿，他们受一家外国公司的启发，开始商量校园快件接收分拣中心的可行性。 2013年9月，“物友递”正式诞生。小黄说，“物友递”最初的动意是因为大家取快递都遇到过麻烦。快递公司的快件不能由学校传达室接收，每次有快件必须自己签收。但快递员到达学校的时候学生往往不方便出门接快递。 “有不便就有商机”，建立一个“校园快件中心”将各个快递公司送来的快件分拣并保存，方便学校师生随时来领取。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好的商机。 “这是创业最好的时代。”这些创业者们获得来自学校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梦想都在学校大学生创业孵化园温暖的环境中孵化，整体实践教学环节让他们在创业中有什么困惑都能迅速找到地方“充电”，学校努力为他们争取各种创业创新奖项和资金支持……这一切使他们有了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去施展才华。 现在，随着“生意做大”，他们专业知识的价值正在慢慢体现出来。实践能力加上创新精神，谁敢说这样的公司不能成长为未来行业的“巨头”?谁敢说这里面没有未来的“马云”? 由此可见，大学生创业不再是______，而是______。因而，一要______；二要______；三要______。 2．这是阿里巴巴集团·移动事业群总裁俞永福先生的谈话。 最近看到一些互联网创业项目。很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些项目多与流行的020有关：有利用手机预约足疗的，有提供厨师上门服务的，最有意思的是一个早晨去用户家里叫起床、做早餐的项目，目标用户是那些赖床和没空吃早餐的单身白领——撇开对模式和前景的论证，这确实是个贴心的点子。 这些奇思异想的项目，正好印证了李克强总理的那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而这个理念背后的重要支撑，就是同样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的“互联网+”。这个概念的热门程度不用多说，行业内外的轮番解读直到现在都能占据媒体的重要位置；各种跟互联网沾边的项目或概念，不管是在早期还是二级市场，价值都跟着媒体热度水涨船高。 关注度高不是坏事。但越是在这种时候，其实越应该保持冷静的头脑，清楚认识“互联网+”背后的本质是什么，而不是任性地爆炒概念。我也抛砖引玉，谈谈自己对“互联网+”的理解。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互联网创业流行跨界，与各行各业相结合产生新模式，大到一套房子小到一碗面都有可能是方向，可称之为“聚变时代”；同时，它也是传统互联网创业时代终结的标志，纯线上创新进入瓶颈期。一进一退的背后是：纯互联网的变化处于相对平缓期，高速进化的更多是借助新技术的非互联网行业。 因此看一个项目是不是真正的“互联网+”。关键是看原有的非互联网业务，在与互联网连接后有无产生质变，并且这种质变不在于提升效率，而是体现在供需的重构上。前者只是“+互联网”，物理叠加，改善存量；后者才是“互联网+”，化学反应后创造增量。 “+互联网”的价值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打破原有业务中的信息不对称环节，从而实现效率重建。具体来说，过去我们受限于时间、地点、流程等信息不透明导致的高成本，“+互联网”以后就能实现在线化(24小时接入)、规模化(一点接入，全球覆盖)、去渠道化(减少流通成本)。 典型例子就是打车软件，大大提升了乘客和司机对接效率，但另一方面，出租车供给量和乘客打车需求原本就在那里，互联网只是将这种存量的效率和体验发挥到极致，因此只是“+互联网”。 “互联网+”则做到了真正的重构供需。因为非互联网与互联网跨界融合后，不只是改善了效率，而是在供给和需求两端都产生增量，从而建立新的流程和模式：供给端是“点石成金”，将原本的闲散资源充分利用；需求端则是“无中生有”，创造了原本不存在的使用消费场景。两者结合，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共享经济”。 例如专车软件，与打车软件不同，它的模式是将社会中更多的闲散车辆集中起来，成为商品资源进入商业流程，增加了供给：而乘客日常则在打车之余，多了专车的选择，需求也增加了。重构供需，因此是典型的“互联网+”。 高德也进行了“互联网+”方面的尝试：高德交通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基于高德的交通大数据云，开放我们的大数据能力，能够提供实时拥堵路段排行、历史拥堵指数对比等，并基于此提出智能躲避拥堵的出行解决方案。当这些能力与交管局、交通电台及其他各行各业合作时，就能创造出全新的供需关系。例如交通台与高德合作后，增加了避堵解决方案的新供给，而听众则收获了智能避堵的新需求。 理清“互联网+”的实质，再回过头来看总理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会发现其中的内涵。如果还是“+互联网”的存量生意，有限资源从左手倒到右手，那还是小部分极客的游戏。绝不可能支撑起“大众”和“万众”的广度。 而“互联网+”则真正把创业的广度扩展到了三百六十行，因为互联网和非互联网的跨界融合。能够创造出更多原有模式之外的变量。未来随着互联网和非互联网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可能没有必要再区分互联网和非互联网了，所有行业最终都可以统称为“互联网+”行业。 总而言之，“互联网+”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代表传统互联网创业时代的结束，机会窗口已经关闭；但这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互联网+”带来的新机遇远远超过它终结的那部分，重构供需意味着创业第二春，再小的初心和梦想都能成为创新之源。 如果连上门叫起床都能成为好生意。还有什么点子是不敢想的呢? 3．在问及对市场上欣欣向荣的山寨产品有何看法时，时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的杨学山表示，山寨产品是知识产权保护里面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说，在讨论知识产权问题的时候，始终考虑平衡两个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是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用户。也就是说。保护知识创新，促进社会进步；使用创新的成果，也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杨学山表示，“山寨机”也好，其他产品也好，是属于模仿，要区分在哪一方面它侵犯了知识产权，在哪方面又没有侵犯知识产权。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山寨产品”，就对这个企业或者对这种产品说Yes或者No。如果说它使用了别人的知识产权，那么应该给拥有这个知识产权的制造商或者专利权人支付相应的费用。如果说这个模仿没有侵犯到专利权人所声称的权利保护的对象，那么我们还是支持这样的生产，因为模仿也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发展。这也是我们看待“山寨”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他强调，作为制造业的主管部门，会配合知识产权和其他的管理部门，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要坚决、毫不手软地打击。 4．伦敦作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近年来，伦敦的金融服务业也出现了衰退，而创新与产业结构多样化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创意产业的飞速发展为伦敦市经济带来了新的生机。 伦敦创新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伦敦建设成为世界领先的知识经济实体。它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建立了一个“知识天使”创新指导网络，组织富有中小企业经验，尤其是富有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指导经验的个人，将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和创新服务的理念提供给中小企业。知识是创新理念、创新产品的基础。基于自身拥有众多的名校、科研机构、智库机构，伦敦不断推动知识在大学、科研院所、商业企业之间的转移，进而提高伦敦商业企业创新的竞争力、可持续能力。伦敦通过大力发展和提高城市创新品牌，并向各种机构宣传、沟通城市创新战略目标和愿景，来提升市民创新意识，营造创新文化。 波士顿有370多年历史，其科技创新水平在美国首屈一指。对波士顿来说，有三大优势支撑着城市创新的发展。 波士顿拥有35所大学，其中包括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表明，波士顿的八个研究型大学仅在2001年就为该地区经济贡献了740亿美元，为48750名大学教员和其他3700名各类人才提供了工作机会。此外，波士顿拥有高度密集的创新人才资源，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人群比例位于全美国前列。波士顿的技术变革和文明随着新一轮移民潮的开始，数百年来始终站在技术与文明变革的最前沿。在科学研究方面，几百年间波士顿推进了许多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前瞻研究，取得多项突破，屹立于美国科技发展潮头。此外，长期以来，波士顿形成了一种鼓励创新和自由思考的创新文化和社会氛围。在法律环境方面，波士顿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通过对其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保护，为企业和个人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在基础设施方面，波士顿拥有美国第一个停车场和地铁网络，并且形成了有波士顿特色的创新产业集群。 5．似乎没有人比李克强更执着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这8个字了。这位总理，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在各种场合，曾反反复复地谈及“双创”。 总理为什么如此关心“双创”?对于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来说，“双创”具有刺激经济引擎之功能。在民间的创业、市场的创新过程中，中国经济会获得发展的新动力。 “双创”的发展之道，对于面临下行压力的中国经济而言，确实颇有现实意义。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国内外皆有悲观的声音。这种悲观情绪一方面缺少理论与事实基础，另一方面从提振经济的角度看，也无济于事。而“双创”却是悲观景象里的一抹亮色，它是建设性的，追求的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勃勃生机。 围绕着“双创”的发展之道，背后有一整套的政策系统与改革呼应。从简政放权到减轻税负，从反垄断到政策激励，中央政府意图明晰，就是要给“双创”一个好的环境。倘若税负沉重、体制束缚多多，即便民间有心创业、创新，也很有可能难以起步，更难以坚持。 “双创”的意义，其实并不只在于发展之道，还有公平之道。正如李克强在某次记者会上所说的，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双创”，特别是创业，是无数人可以选择的人生成长路径。 美国硅谷车库里的创业传奇国人耳熟能详。在大洋对岸那个推崇创业、创新的国度里，“灰姑娘”的故事在商业领域频频出现。很多寒门子弟通过创业，实现了事业的梦想，也获得了财务自由。在一个鼓励创业的社会氛围里，创业让更多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拥有更多的上升通道。 在今天的中国，类似的创业成长故事也不少见。在工业经济时代，很多人凭借着勤奋与创业精神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今天作为中坚力量的企业家群体中，白手起家的成功创业者并不在少数。到了后工业经济时代，尤其是互联网经济浪潮里，不少勇敢的年轻创业者投身其中，也已经制造出了许多绚丽的财富传奇。不少活跃在互联网领域的企业家，皆是平民出身，没有“富二代”的背景。没有来自官场的依靠，唯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奋斗，成长为一个时代中的标杆人物。这是真真切切的“中国梦”。梦想属于每一个人，且更多地属于年轻人。 在社会学意义上，今天中国社会的上升通道并不完全畅通，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而要打通上升通道，得依靠方方面面的努力，比如提升教育公平的水平。除此之外，鼓励年轻人创业，也是一条路径。大量的年轻人勇于追梦，成就创业梦想，在宏观意义上可为中国经济增添动力，也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在微观意义上，则是为个人延展价值实现之路。 智慧在民间，能量在民间。寻常人中，同样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当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个社会的公平之道，也会因此得到清晰的体现。 6．埃德蒙·费尔普斯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近些年来都在考虑“大众创新”和国家繁荣的关系。通过在中国的商学院里讲授自己的见解，费尔普斯希望能见证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打造。在其新书《大繁荣》中文版面世之时，这位年届80的老人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的专访，想给中国的年轻人鼓鼓劲，重振创新激情和改革的时代精神。 问题：“创新”一词往往暗示着尖端，需要国家给予特殊人才以特殊政策。“大众创新”这一提法想指出什么不同? 埃德蒙·费尔普斯：真正的创新并非源于少数精英和自上而下的推动，而是一个基于大众的、草根的、自下而上的全民创造进程。大多数创新并不是孤独梦想家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新发明，而是商业模式和制度的创新，它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权利自由地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草根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 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关键，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发明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真正动力，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美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创新国家，就是因为每个人都在思考如何完善产品或者降低成本。正如林肯总统曾说，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 创新精神深入草根大众和社会各个阶层。创新不再是伟大企业家和少数发明家的事情。这就是美国自19世纪至20世纪40—60年代掀起创新浪潮的原因。 问题：今天人们谈论起工作时，更多地使用“稳定”“挣得多”，而不是“挑战”“激情”等词汇。您认为价值观对于大众创新的影响如何? 埃德蒙·费尔普斯：当下的社会与19世纪相比，家庭的态度变得更加传统和保守。当今许多青年仍生活在长辈的羽翼之下，缺乏展翅高飞的机会。年轻人受到长辈观念的束缚。被迫在离家近的地方工作和生活。人们鼓励年轻一代呆在家乡，坐等变革的发生。 回想19世纪的美国，人们往往在年轻时离开家乡，前往西部寻找财富。我并不鼓励抛弃家庭，但是我认为，年轻人的远行可以极大地推动创新活动。事实上，当今发达的通讯技术已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简便，年轻人可以在探索新生活、尝试新事物的同时，与亲友保持良好的沟通与联系。 问题：除了观念内核，今天的制度环境与经济政策对创新有哪些阻碍? 埃德蒙·费尔普斯：美国的金融系统目前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而此问题在中国也同样严重，即金融系统为新兴公司服务的意愿已经大大降低。幸运的是，在美国，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可以为新兴公司提供支撑，但仍远远不够。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使银行体系再一次回到支撑创新的轨道上去。 问题：你提到一国一旦进入中等发展阶段，就不能仅依靠提供现有的产品和服务，这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认为，现在中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不无道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三项优势开始显现。然而，如果这些优势不复存在——技术迁移完成，人口红利消失，可以放开的出口市场均已放开，特别是面临海外经济萧条时——那么此前的增长方式便无法持续。 中国要进一步提高经济活力，还需要拓展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只有从内心焕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将创新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阶层，每个公民都积极思考“我”之于国家富强的意义，国家才可能实现全面的繁荣。我非常期待这一新阶段的到来。 问题：从“美国梦”到“中国梦”，您认为当今中国需要怎样的时代精神? 埃德蒙·费尔普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梦”已经发生了变化。曾几何时，美国梦是一个有关探险的梦想，人们梦想利用自己的潜力，在世界取得成功；人们梦想改变世界，哪怕只是很小的改进，从而留下生存的印记。 然而进入20世纪，美国梦从一个关于丰富人生阅历的梦想，转而变成了一个有关金钱和财富的梦想，梦想着一旦有了钱，便可拥有豪宅、轿车和游艇，等等。 对于“中国梦”，我建议这个梦想应当是有关在世上留下印记、有所改变，有关通过事业阐释与证明自己。它意味着创建公司或与创始者共同打拼，意味着参与创新项目与工程。无论如何，它都代表着对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及有所造诣的人生的追求，结果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历过的尝试和探索。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据《人民日报》2010年2月24日报道：从1月22日开始，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联合开展“2010两会调查”。截至2月23日15时，在众多热点选项中，养老保险超过前两届冠军“反腐倡廉”，首次名列网友关注热词排行榜榜首。调查显示，81%的网友认为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养老制度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在社会保障制度中，45%的网友最关心四项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制度中，近半数网友最关心养老保险。 网友留言绝大部分是围绕现行社保制度的“双轨制”展开，有网友提出，“要废除‘双轨制’，让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退休职工退休养老金基本一致，相差不要太多，否则即是人为地扩大收入差距。”有网友认为，退休金“双轨制”是最典型的造成贫富差距的“歪政策”，许多网友呼吁废除有悖社会公平的退休工资“双轨制”。 2．“退休金双轨制”是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所谓“双轨制”是指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制度并存，两种不同用工性质的人员采取不同的退休养老金制度。其表现为三个不同：一是统筹的办法不一样。企业人员是单位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机关事业单位的则由财政统一筹资。二是支付的渠道不一样。企业人员由自筹账户上支付，而机关事业单位则由财政统一支付。三是享受的标准不一样。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标准远远高于企业退休人员。 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在全国建立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由此，逐步形成了“双轨制”。 资料显示，从2000年-2005年间，机关退休金年均增长13.07%，同期企业退休职工的收入年均增长仅6.92%。 2006年7月1日，公务员开始实行新的工资制度，退休公务员工资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上调。 2007年，为解决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差距过大、早期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偏低等问题，国家做出了逐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退休金标准，从2008年~2010年“连涨三年”的决定。但到目前为止，企业职工与公务员退休金的差距仍然未能得到有效弥补，反而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3．家住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的退休职工张建国今年62岁，退休前是某国有企业的一名工人，现在每月能领取1100多元养老金。他的老伴与他从同一单位退休，但因工作时间短，每月只能领不到800元。张建国说，企业工作曾让他颇为自豪，不过，现在却没了这种感觉。“跟我同年参加工作的老弟兄从机关退休了，现在最少的每月都有2000多元。” 尽管没有详细的对比数据，但太原市某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刘爱萍表示，目前企业退休职工与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公务员的退休金比例基本在1:2左右。对此，太原市宁化府社区副主任武林梅也表示，现在不少退休老职工退休金偏低，加上疾病等原因生活较为困难。但按照国家现行政策又不符合申请低保的标准，属于典型的低保边缘户，这种家庭仅宁化府社区就有100多户。 山西省企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省月人均养老金超过1200元，但同期太原市养老机构公布的养老院报价也多在千元左右。“我老伴的养老金还不够交费，这还不算以后生活不能自理时的看护费用。”张建国说。 4．2009年1月28日，《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下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进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此次改革的目的是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下调至与企业一致。 方案的主要内容有： (一)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单位缴费)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单位工资总额的20%，具体比例由试点省(市)人民政府确定。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以下简称个人缴费)的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由单位代扣。 按本人缴费工资8%的数额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做实个人账户的起步比例为3%，以后每年提高一定比例，逐步达到8%。 (二)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办法 方案实施后参加工作、个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下同)累计满15年的人员，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退休时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本人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方案实施前参加工作；实施后退休且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人员，按照合理衔接、平稳过渡的原则，在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 方案实施后达到退休年龄但个人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人员，不发给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方案实施前已经退休的人员，继续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待遇标准发放基本养老金，参加国家统一的基本养老金调整。 (三)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为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保障其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根据职工工资增长和物价变动等情况，国务院统筹考虑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调整。 (四)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为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在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事业单位建立工作人员职业年金制度。 (五)逐步实行省级统筹 建立健全省级基金调剂制度。具备条件的试点省(市)可从改革开始即实行省级统筹；暂不具备条件的，可实行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同的统筹层次。 5．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公开后，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有网友发帖称：国家机关的官员与公务员队伍是改革的设计者和操作者，但同时他们又不参加改革，置身其外，实际成了自我利益的保护者，这样就增加了改革的阻力。又有人称这次有关于社会公平的“破冰式改革”，其推动力量不是直接来自于社会民意，而是来自公款消费导致的日趋吃紧的财政压力，这也让多少曾为改革成就大声鼓与呼的国人略感失意…… 网易网友直言：首先应该是公务员群体带头改革，与企业并轨，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先做表率。更有人指出，假若是按社会公平计，与其无原则地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退休养老金标准拉齐，何不将企业现行较低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向上拉至与事业单位及公务员退休标准一样，而偏要将事业单位标准向下扯平?中国每年的公费吃喝、公务用车、公款出国诸项开支都不下几千亿，为什么一到退休保障问题上就备感财力支出压力，非要让事业单位退休老人们“厉行节约”呢? 6．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山西省已注意到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退休金差距过大等问题，并从2005年开始连续多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截至去年11月底，全省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到城镇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居民，参保人数556万人，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由2005年年底的627元提高到1263元，增幅为101.4%，略高于全国人均养老金1200元。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已联合下发通知，决定从2010年1月1日起，为企业退休人员增加基本养老金。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50元，再按本人缴费年限每满1年增加3元，在普调的基础上，对具有高级职称的4类人员每人每月再增50元。“本次调整养老金是山西连续6年调整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说。 相关工作人员还表示，今年山西省将制定出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改革方案，核心内容就是要使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相互衔接。 今年山西省两会期间，涉及养老问题的提案有12件，其中很多涉及“双轨制改革”，多名政协委员表示现行的养老政策，尤其是退休职工保障，仍处在低水平阶段。 省政协委员都洁表示，养老金的发放必须注重向低收入群体倾斜，从中央到地方根据财力增加的情况，把“低水平、广覆盖”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变成“中水平、全覆盖”。 对于现行的养老保险政策，省政协委员李文乐表示，国家现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特点，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 在破解“双轨制”的问题上，许多代表委员都提到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民建山西省委员会明确地提出建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改革不应局限于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应是所有的事业单位统一进行改革，并且应当与公务员养老制度改革一同进行，从而建立统一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同时，建立和企业年金一致的职业年金制度，由事业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国家提供税收优惠，各级财政给予相应的补助。并且在管理上实行个人账户管理，在基金的运作上实行市场化运作。 7．2009年12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办法明确了单位缴费按照缴费基数12%转移，共计45个工作日办妥转移手续，同时规定参保人不得退保。办法从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2010年3月16日，据人民网报道，就网友反映较多的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人民网“部委领导留言板”中进行了详细回复。而网友们也针对养老保险问题纷纷跟帖留言。 网友A评论：我是在湖南退休的，因为儿子工作在广东，我们又是独子，所以我们跟儿子住在一起，我身体又不好，每次回家都要带很多药。在广东有病也不敢去看，医保如同一张废纸，等于没有保障，我们希望有关部门在现在科学这么发达的时代尽快解决，实现医保全国一卡通。 网友B评论：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岗人员，当时我地的政策是养老医保捆绑式缴费，缺一不可。现在我在外省工作，今年遇到国家好政策，1月1日可转移养老金，就到当地办理转移手续。这时问题来了，医保只转数字不转账，说是国家规定，要求退还不给，只给证明已交多少钱，截止到哪一日。可到工作地办转接手续时，又说不转账就不认可。得按新人重交医保，请问部领导这个问题应该找谁解决，我不会白交18年医保吧!这可是将来指望老了以后的救命钱呀。 网友C评论：我是一名在深圳务工的人员，来深圳前在老家交了养老保险，在深圳工作后，因为没有社保影响到小孩上学及购房贷款等，我又在深圳交了社保，也就是两边交社保。最近看新闻，说跨省就业限一地领养老保险，老家交了社保可以转到就业地，但深圳这边说女性超过40岁就不能转了，我已经43岁，现在老家社保转不过来，深圳这边又不敢停交，象这种情况在深圳有很多，我们也是一个群体，我们该在哪养老呢? 8．距《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正式下发已有一年多了，山西、上海等五个试点省市几无进展，无一省市出台了具体试点实施方案，方案仍在调研、讨论中。 山西有关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给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做前期准备，山西省同步推进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财政投入等相关配套改革。 此外，广东省的部分地市已经对事业单位先期进行了分类改革试验。另外，广东省政府在今年提出在3年左右时间里，实现全省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基本统一。但对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改革方案何时推出，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方面对此三缄其口。 上海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则仍未开展，何时以及何种方式开展目前还没有说法。上海社保局的一位人士表示对于因改革可能使事业单位员工损失的那部分养老金，计划通过年金来弥补。 重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相关人士称，目前，重庆市正在抓紧出台养老保险转移办法具体细则。该人士还表示，虽然年金制可以补充一部分，但许多事业单位如学校是公益性质，创收能力无法与企业相比，建立年金制度也是力不从心。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改革推进之艰难，阻力之大可能是大多数人未曾想到的。根据专家测算，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将使得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和退休前工资的比值)从80-90%下降到58.5%，这意味着养老金水平的绝对下降。虽然改革方案提到要建立职业年金制度，但没有任何具体细节和弥补措施，试点省市事业单位人员人心惶惶，甚至出现提前退休的暗潮涌动。 此外，改革还涉及公平问题。多位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由于此次改革试点没有将公务员包括进来，事业单位养老金与公务员相比要低很多。与企业相比，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刚刚起步，这导致事业单位工资收入退休前不能向高收入企业看齐。 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苏立清认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放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之后，再推进实质性的试点比较适宜。如果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分步改革的具体方案不能确定，就先进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制定的政策必然欠缺可行性。工资制度改革是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础，相互之间有很强的联动性，养老保险改革放在工资制度改革之后更为妥当。 9．国内的学者对退休金“双轨制”问题十分关注。今年两会期间，代表们对此问题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陈先森代表表示：养老保险“双轨制”显示出制度上的不合理，二者待遇差距明显，有失公正”。 “目前，养老、医疗等社保属于以公平为目的二次分配范畴，必须让二次分配尽快回归本意，人为制造“双轨制”有失公平。” 陈国安代表则说道：“养老金是每个人的‘养命钱’。这种属于国民收人再分配范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制度设计上首先应该注重保持社会稳定和维护社会公平，而不是拉大群体差距或带来更多的社会矛盾。” “我们不能看着公务员的高退休工资眼红，最重要的是，要托高退休工资低的那部分人的退休工资!”麦庆泉代表认为，目前，退休工资“双轨制”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和抨击，主要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的退休工资太低了，因此他建议不削峰，只填谷。 黄文仔委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该进行改革，让“双轨”的落差缩小。但是黄文仔并不认为公务员和企业员工的退休金应该持平。“事实上，公务员的退休金略高于企业员工，也是合理的。”所谓的略高于，黄文仔表示不超过一倍算是在合理范围内。“我们看香港，他们的公务员相对于其他公司职员而言，薪酬、退休待遇都是要高很多的，这也有利于他们以薪养廉。” 来自宁波的范谊代表建议，应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退休金保障制度，把财政提供的公务员退休金纳入社保基金统一管理使用。此外，他还建议建立区域内统一的退休人员退休金发放标准，保留区域差异，取消职业、行业分类差异，按照个人缴纳退休金的积累和退休前的职务适当拉开档次；退休金制度实行国家财政兜底的补贴政策确保退休金足额、按时发放。 “如果公务员、事业单位全部纳入社保，这样大家之间的差距就会缩小，享受养老保险待遇退休金人员的待遇也肯定会逐渐增多的。”范谊说。 2001年3月7日，曾任国家人事部副部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的步正发委员向媒体披露，我国正在构建完善的养老保险体系，所有人、所有单位缴纳养老保险费和享受待遇将一视同仁，“机关和事业单位将来都要纳入到养老保险缴费的行列”。 他表示，目前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养老保险体系，养老保险要求对所有人口全覆盖，并且要形成一个体制，不同类型单位相互之间的缴费年限、缴费金额等都可以转换，也就是养老保险“跟人走”。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1)在应试教育不断受到挑战的今天，北京远郊门头沟区斋堂镇一个名为灵水村的地方，却大张旗鼓地举办 着第二届中国“金榜”文化节。来自上海、四川以及北京门头沟区本地的6位“高考状元”，被施以最高礼 节，先由大红轿子抬进场，再骑着高头大马，按照旧时科举状元的派头骑马游街，引来附近数千名群众观看。 主办方还决定，今后要将各地的文理双科高考“状元”名字造册铭记、刻碑立传，并珍藏在《中国科考文化展 览馆》内。人们纷纷议论，这是“科举风”重刮，还是应试教育在走回头路? (2)金榜节未尝不可。在第二届“金榜节”中，中科院吴院士作为嘉宾出现在现场，他的职责是为前来的高 考状元们揭一个“重德载道，金榜题名”的牌匾。吴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之所以参加“金榜 节”，是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这些高考状元在竞争中取胜就是冠军，人们可以比武当然可以比 文，举行这样的活动可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在一个小村子举行这样的活动，就更有意思了。” 至于举行这样的活动，是否是对“科举”制度的一种认可，吴院士未作正面回答：“我们至少不能用落后 的历史观点看待这个问题，其实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能否认科举制度的历史价值， 毕竟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选拔人才的方式就会不同。我觉得现在再提‘金榜’、‘状元’，从广义上说是可 以的。”记者问及吴院士，如果一味地鼓励孩子通过应试教育来实现人生价值，会不会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 吴院士说自己一直很反对应试教育，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3)希望考生能朝拜灵水。记者在“金榜节”上见到了门头沟区委的一位负责人黎某——本次“金榜节”的 策划者之一。当记者问他举办“金榜节”是否怕人指责，黎某表示自己就是希望通过争议扩大影响，让人们知 道灵水村。“我们就是想让人们觉得灵水很神秘，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个性，培养孩子的观念也有争议。以前 我们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为什么就不能是‘三人行我必先’"为什么非得要‘孔融让梨’呢"中国的孩子太 中庸了，缺乏个性，通过高考状元这一系列活动，孩子们至少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增强他们的斗志。科举有利 有弊，但只是综合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链条，单个抽出来批判就片面了。” 黎某甚至毫不隐瞒地告诉记者，举办“金榜节”对于灵水村而言，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好办法。“灵水村为 什么出举人出大学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以后考生和家长在考试前可以到灵水村来，吃核桃、喝山 茶，再找找感觉，朝拜一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能增强考生的自信心。” (4)在“金榜节”上，记者发现今年北京门头沟区高考状元李某很有些“状元”气派，当其他状元在台上缩 手缩脚不知所措时，这个小女孩却非常沉稳。“我没觉得办这个‘金榜’节有什么不妥，毕竟这对于我过去多 年的努力学习是一种肯定，而且对我以后的学习也会是一种激励。今天坐轿子、骑马，让我找到了一点当年状 元回乡的感觉。”李说自己是门头沟的孩子，家乡举办这样一个旨在推动旅游的活动，她自然应该参加。她告 诉记者，高考结束后，她参加了很多这样的庆祝活动，也见到了很多领导，应该说提前接触和感受了社会生 活。记者问李，现在很多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思想家都未必会被刻碑立传，一个只有18岁的小女孩 凭借一次高考就名人史册，是否有些惶恐。谁料李梦瑜很坦然很平静地说：“我没觉得诚惶诚恐。” (5)在“金榜节”上，主办方还特意将这个村子最后一位举人的小儿子、66岁的刘法财老人从内蒙古请回灵 水村。记者了解到，刘法财老人9岁就离开了灵水村，现在刘家的老宅也已经被毁掉了。老人此次回来有什么 目的呢." 刘法财说：“我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就是重振灵水雄风，为这个地方的建设添砖加瓦。我父亲是科举制度 中最后一批举人，也是我们村子最后一个举人，当年他对戒烟、对抗日的态度都是很超前的。我回来就是想让 人们知道，举人村并不是空有其名，当年举人们留下的文化和精神依然在，同时证实我父亲这个举人是真的。 现在村子里这么穷，地里收成少得可怜，通过旅游来解决衣食问题也是件好事。” 记者还了解到，刘法财老人在内蒙古当老师，他表示其实自己对“金榜节”上的一些东西和做法不敢苟 同，只是希望主办方口头上的承诺能变成现实。“我唯一明白的道理，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这在一个穷山村依 然通用。” (6)记者在采访中，时常能听到主办方工作人员对“举人”“科举”的一些新奇谈论，如“‘金榜’节是科 举制度的产物，因为考试这个制度一直没被废除过，甚至公务员考试也有其影子”“举办‘金榜’节就是振兴 科技，让举人文化、举人经济得以发展，挖掘更深的文化底蕴”。 但是，记者经历的却是一个让人充满感慨的“金榜节”：宣传中说的全国62名高考状元大部分没来，韩国 的高考状元也没来，部分嘉宾也没来；看客们没有山呼海啸，没有高呼祝贺，作为主角的高考状元们有的紧张 得手足无措，有的老练得如同官场老手。当地一位教师百感交集地说：“让孩子这么早接受成人游戏，对他们 的成长实在是一种摧残。” (7)灵水村有两棵1 700年的老树，一棵是柏抱桑，一棵是柏抱榆。老人们说，两棵树各有寓意：“人桑百 岁，少年发奋”“少年发奋，方可顶天”。在灵水村人的生活里，崇尚文化并不在某个节日里，而是在一种流 传下来的生活态度里。或许，“金榜节”根本就不曾属于这个小小的村落…… (8)“状元节”上的众生相。2003年8月8日，农历立秋的日子，天下着雨，原本这里的人们会按照传统习 惯，在村落里支起无数口大锅熬粥，将粥免费供应给过路的行人，因为这一天是他们村的一个特殊节日——秋 粥节。然而，这一天，一个以高考状元为噱头的中国“金榜”文化节在这里开幕了，骑马游街坐轿子，状元来 了，专家来了，喧嚣的“金榜节”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9)“举人村”的秋粥节。8月8日凌晨4时多，灵水村的男男女女们就起床开始熬粥了。67岁的刘老一家也 和其他农户一样，担水、烧火。村口的六只大锅也在火上支了起来，过往的人们你家添一碗豆子，他家倒一碗 花生，有什么粮食就倒什么粮食，没粮食的则添一瓢水、加一抱柴。刘说，自己以前并不知道村里有什么“金 榜节”，只知道这里曾出过22个举人、2个进士，村子多年形成的风气是淳朴有序，“我们每年都特别重视秋 粥节，因为我们村的一个刘举人在一次旱灾和一次水灾时，开仓放粮，熬粥给老百姓吃。后来为了纪念他，纪 念他那批举人留下的民风和文化，老百姓就创建了秋粥节，每年立秋家家熬粥供给路人及邻村人来吃。”刘老 有三个孩子，一个初中毕业，一个高中毕业，还有一个大专毕业。大孙子也已经上了中专，但老人觉得遗憾的 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听不进去村子的故事了，那些举人们留下的文化典故，孩子们也不大愿意听。 (10)落榜者抬轿，中榜者坐轿。早上6时多，村子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附近村里很多孩子都被请来做观众 和助手。孩子们穿的薄T恤被雨水淋透了，记者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当地胖胖的男孩，站在大红轿子前有些发 抖。记者问他，是不是一会儿要抬轿子，他说是。记者又问，如果他抬的是今年的高考状元会乐意吗?男孩吃 惊地瞪圆眼睛说：“不会吧?”胖男孩告诉记者，自己是邻村的学生，今年初中毕业了，但没考上高中，希望 有机会上个中专什么的。“不可能让我抬吧，我们可都是初中毕业的学生，抬个高中毕业生，太过分了吧!” 上午10时30分，开幕仪式终于举行了，记者看到主办方果然让那些年纪尚小的孩子们做起了轿夫，而胖男 孩和同伴们抬的正是宣传资料上所说的上海高考状元。旁边一个认识小男孩的中年妇女向同伴笑着说：“快 看，落榜的抬轿，高中的坐轿!” (11)“状元”不愿“撒谎”。当一个高考状元骑马走过主席台时，记者发现那些孩子们强忍着笑，表情极 不自然。他们下马时，记者一行围住了来自上海的高考状元，“我本来不想来，是他们(主办方)要我来的，还 委托了我的校友，又特热情。我就当作旅游来了。”他紧张得似乎快绷不住了，终于他发作了：“其实我不是 上海的状元，这都是他们炒作的!我以后再也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了。”说完，飞也似的逃向主席台。 记者随后了解到，主办方宣传的四川高考状元只是四川宜宾市的高考状元，而上海的高考状元也只是一个 小地区的高考状元。在这种活动中，他们还不习惯成人的用词用语，将这种称谓上的斟酌看得很重。经历了漫 长的等待，孩子们的“道具”生活结束了，因为文艺演出开始了。记者发现，现场并没有出现宣传资料中的 “群众欢呼”的场面，老百姓们更像是看精彩的演出。

二、给定资料 1．从“最无耻区委书记”董锋，到“放狂言”的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再到“全国最年轻”的市长周森锋……这一系列通过网络“爆料”并引发各界关注的官员和事件，点击出2009年的热门词汇之一—网络问政。在Web2.0与3G时代，任何人都无法逃脱“互联网政治”的侵袭。网络是问政的顺畅通道，一方面是政府问计于民、了解民意；另一方面是广大网民对政府及其“形象代表”—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提醒。“网络问政”时代的到来，对谁提出了更高要求?官员、网民，谁将成为主角?专家认为，官民互动将成为网络问政时代的最大亮点。主角一：网民2008年被称为吹响中国“网络监督”号角的一年。2009年，“网络问政”伴随着亿万网民的热情呈现白热化的趋势。稍加分析可以发现，网民在参与“网络问政”的过程中，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网络直接参与与政府决策有关的事件。如年初的“华南虎”事件、长假是否应该恢复的讨论等。二是批驳或揭露个别官员的不良言行乃至腐败行为。如涉嫌猥亵的某海事局领导林嘉祥、抽“天价烟”的房产局长周久耕、“放狂言”的规划局副局长逯军等。三是以广泛参与来提高政府对某一争议事件的关注度。典型的如“许霆案”、“躲猫猫”事件、“邓玉娇案”等。四是通过直接的网络参与表达对政治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呼唤。如广大网民对“最年轻市长”周森锋接近“人肉搜索”式的关注，要求官员晾晒财产等等。在这个Web2.0与3G的时代，网民势必会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参与“互联网政治”。网络是问政的顺畅通道，再小的事情，也有可能被网友发现并“人肉搜索”出来。有人就曾发帖子说：得罪谁也不要得罪网友。主角二：政府与官员日前，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表示，该省将发起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使网络问政制度化。湖南省株洲市纪委2008年出台了国内首个网络反腐办法—《关于建立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的暂行办法》。此外，还有多个省市正在酝酿出台与网络问政有关的制度。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表示，网络问政是否被重视，体现出领导干部是否善于从新生的信息交流渠道中捕捉民众智慧，倾听民意民声。领导干部要养成上网这一“第五习惯”，既要“上网访民意”，更要“下网解民忧”，回复网民要制度化，解决问题要常态化。江西省委专门成立了“问计办”，并以两种方式使网络建言献策转化为行政实践。此外，也有个别官员不适应“网络问政”，还有的一旦遭遇网友高度关注，便不知所措。 2．曾几何时，“微服私访”一直是中国古代官员青睐的一种民间探寻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更容易被民众认为是官员勤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如今，对于俨然有些蔚然成风的官员上网，有人开始认为这是一种新时期的“微服私访”。因为信息来源极广、超越了传统时空局限的互联网，不仅使各级政府官员实现了手脚、耳朵等身体器官的功能延伸，也使其超越了传统的地域时空限制，从而可以自由、深入、真实地了解、把握更多真实的社会情况。互联网逐渐成为中国各级官员了解民意、听取民声、汇聚民智、科学决策的重要渠道，正在掀开中国互联网政治的新篇章。湖南省株洲市纪委书记杨平曾在网上发帖说：离中南海最接近的是网络。诚如斯言!和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相比，信息时代的互联网，不仅具有强大的即时性、交互性和公共性，也具有极大的包容度、延伸度和密集度。在信息公开化、行政透明化全面、深入推进的今天，在互联网各种内在优势基础上汇集起来的网络民意，不仅可以轻松改变原本的话语权力格局和利益博弈方式，也可以逐渐改善原本相对失衡的强势弱势群体的力量对比格局。 3．“中国主流网络媒体应发挥议政平台和问政平台的作用。”北京网络媒体协会会长闵大洪2009年6月19日在参与网络媒体论坛时这样表示。闵大洪认为，主流网络媒体主要指新闻网站，它们担负着网上新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任务。出于自身地位和优势，主流网络媒体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搭建好网络议政和问政的平台。“为广大网民提供议政的平台，为的是通过网络民主的形式推动现实民主的发展，拓宽民主渠道。”闵大洪指出，现阶段我国政治生活中已形成网络民意、网络舆论、网络监督、网络反腐等一系列特定名词，是网络新闻媒体在互联网领域中留下的独特烙印。而“为党政各级领导开设一个网络问政平台”，闵大洪认为这无疑会对信息公开、决策民主、阳光行政等方面起到非常好的监督作用，必然提高他们在互联网时代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也促使政府部门积极解决问题，把工作压力变为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的动力，从而树立起服务型政府的良好形象。“web2.0时代的问政议政论坛，是主流网络媒体的‘标配”’。闵大洪指出，正是“互动”的特点让“论坛”这个互联网元老历久弥新。他建议，中国网络媒体应该不断做大网络议政、问政平台，发挥引导舆论、凝聚共识和作用，强有力地吸引广大网民和各级领导的参与，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网络议政、问政平台只有得到党政部门和主要领导的支持，才能真正建设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4．在江西省南丰县委书记傅清的实名博客上，一位署名为“受害人”的网民的留言显得格外醒目。这位网民在留言中称，当地一家汽修厂的喷漆作业散发出大量有害物质，给附近居民带来极大困扰。这一问题已经多次反映到了当地环保、信访等部门，但迟迟无人问津。傅清的回复是：“在请县环保部门调查核实后再给你回复。”半月之后，“受害人”再度留言：“感谢您对汽修厂污染问题的重视，在您的关注下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政府官员通过开博客进行‘网络问政’是网络民主兴起的重要表现。”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他认为：“对于百姓而言，通过互联网，他们不用迈出家门便可以直面家乡的‘父母官’，倾吐意愿，进言献策；对于官员来说，互联网也成为了政府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倾听社会民声的重要渠道。”汪玉凯说，如果民众和官员都能良好地利用这条沟通途径，“这无疑将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创新与进步”。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具有广泛性、真实性、时效性、节约性等特点。而中国庞大的网民数量，使得各种信息的传播变得更为迅速和有效。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中心最近发布的数据，2009年上半年中国网民已达3.38亿，较2008年底增长13.4%。不过，学者们也指出，网络可以了解民情民意，推动各级政府提高治理能力，但并不能替代传统的问政方式。网民们对“开博”的官员们也提出：“上网察民情，更须下网解民忧。”事实上，注意调查研究，深入基层了解民生民情，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法宝。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针对“网络问政”的蓬勃发展之势，一些省份也开始出台配套制度对之进行保障。如广东省佛山市委宣传部新成立互联网宣传管理科，开展网上舆情信息收集、分析、研判；云南省将发起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政治研究所所长、政治系主任杨光斌告诉记者：“技术一直影响和改变着政治，过去的报纸、电视和今天的互联网都改变着政治生态。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沟通的重要渠道，是新群众路线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建议，作为党政部门，在方式上应该思考如何在机制上进一步完善“网络问政”；作为公民，应该力求提高自身认识，通过网络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争取准确、有针对性地把具体问题反映到相关部门。 5．官员上网固然有着诸多可圈可点的积极意义，但其本身也还有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首先，虽然如今中国网民数量正在日益增多，但经常能上网的其实还是少数，很多农民、工人等弱势群体，依然不能经常上网表达。尤其在一些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别说是普通百姓，就是当地政府官员上网也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在这种网络本身尚没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各地政府官员从网上搜集、了解到的民意，其实只能是真实社会民意中的一小部分。其次，虽然网络上不乏真实的原生态民意，但网络本身的虚拟性既是其先天优势，也是其内在缺陷所在。一些充斥于网络上的或虚假或夸张或充满情绪化的内容与信息，难免会错误地引导政府官员对某些问题的判断与认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今确实存在这样一些政府官员，虽然在网上名气很大，搞出来的动静也很大，但其上网更多地是在展示其个人魅力，展示一种所谓的亲民态度。当真有百姓找到他要求解决某些具体问题时，往往会退避三尺。甚至还有一些官员，经常在网上说要畅听民意，但一遇到别人在网上说一些自己不喜欢的话与事，往往不惜打击报复。这种官员上网，就是一种走马观花似的作秀，就是一种典型的现代版叶公好龙，只能让人备感失望。 6．2009年7月29日，网民1kd8227822在南方报业旗下的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发表了上千字的“猛帖”，反映粤北某市工商局“涉嫌滥用职权”。六天之后，他的文章得到了分量颇重的回复，落款为“广东省工商局网络发言人”。几乎是第一时间，这一形式上再简单不过的网络回复却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据悉，这是政府发言人在互联网上的首次发声，也是政府部门在公共网络空间内的首次主动回应。整个过程不是“相关部门的应急之举”。据了解，奥一网甫出网络问政平台，广东省工商局就申请将“广东省工商局网络发言人”用作回应网友时统一使用的网名。7月30日一早，该局负责对外信息的工作人员见到1kd8227822的网帖后即向主管领导汇报，而调查结果与网络回应几乎没有“时间差”。这种权威、及时的网络回应显然打破了公众的某种习惯。“政府部门以开放的姿态直面民众的质疑，比起那些对信息公开躲躲藏藏、害怕群众声音的做法来说，无疑有天壤之别。这为疏通民意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表示，“虚拟世界中也可以有代表权威部门、权威态度的声音。”网络发展至今，网民利用公共空间对政策进行建议乃至质询已渐入常态。广东省信访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随着公众习惯到网络反映问题，现实中的上访者正大大减少。而对“问政”的历史进程来说，“网络”手段还不能取代传统形式。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能够引发关注的“草根”声音，仍是少数。“我与1kd8227822同日发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网民“忽悠”对记者说。当晚，他同样发出了一封网络“公开信”，质询工商部门的一项收费议题。在奥一网的网络问政平台上，每天都会传出数不清的“草根”声音，可“中奖”的比例却实在不高。彭海斌表示，由于人力不够，广东省工商局不可能对所有的网络问题都回复和办理，“肯定会有所选择”。“目前来看，网络发言人大都还是政府职能部门熟悉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他们与网民进行沟通，还不是权威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坦言。在不少专家看来，把网络问政的效力以制度甚至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有关部门还有不少工作要做。“网络发言人的进一步制度化和它的持续性很重要。”任天阳说，“网络发言人在形成制度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必须切实解决网民所提出的问题。”类似的问题也引起了广东高层的注意。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徐少华表示：“过去网络问政主要集中在‘听政’阶段，还没有可靠的机制进行约束和规范。我们考虑将办理情况通过网络媒体与网友及时沟通，并明确沟通方式、答复期限，开展满意度调查等。”按照这一思路，广东正在对网络发言人进行着规范化试水。如惠州市近日就出台了“网络发言人问责制”。对网友提出的一般问题，各有关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的，问政平台将自动亮绿灯；超过15个工作日则被亮红灯，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7．“废话一筐”、“肉唐僧”、“紫衣厨娘”……大圆桌的座位牌上都是些稀奇古怪的网名，但这些人所提出的问题却往往一针见血，正中要害。对于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梁士伦来说，参加2009年11月1日举行的广东首届网民论坛无疑是一次相当有意义的经历。作为一名资深网友，他既为来自各大城市的网民代表在此次论坛上激烈“问政”喝彩，也为中山代表的沉默感到失落。更令梁士伦失落的是，此次参与论坛的几名中山代表中，并非个个都是资深网友，有些仅仅是被邀请过来凑数。“虽然在中山多年已经有一定的体会，但这一次参加论坛更让我感到，中山无论是在网民数量、网民层次，还是在讨论话题的深度上，都无法跟广州深圳等城市相比。中山网民的参政热情与在线时间也要远低于这些城市。实现网络问政，中山确实是有很长的路要追赶。”梁士伦感慨道。在梁士伦看来，如今席卷珠三角各大城市的网络问政热潮，它所需要成长的土壤不仅仅包括政府的相应配套举措，更需要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网络问政意识的提高。这些年来，虽然中山市政府有意识地通过电子政务的改革以畅通网络渠道传达民意，也确实解决了许多网民提出的各种问题。然而这也无法掩饰当前中山网络问政领域的一大软肋：跟其他城市相比，在网络参政与问政意识方面中山市明显有所欠缺。 8．2008年的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到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做客人民网，与广大网民在线交流，全国亿万网民欢欣鼓舞。有人把这一天称为“网民的节日”。2009年6月初，人民网联合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隆重推出“网络问政”大型问卷调查。短短几天时间，就有超过3万名网友参与了调查。这张问卷共有33个问题，从问卷的调查结果中，我们能够体味到广大网民的热望与期待。比如，对于“你相信官员通过网络回复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吗”这个问题，4979人表示“相信”，8696人表示“不相信”，15215人表示“不知道”；对于“你认为网络能否对党员干部起到监督作用”的问题，20245人认为“能”，7382人认为“不能”，7264人说“不知道”；对于“你认为网络能否成为防腐的新阵地”这个问题，32419人回答“能”，1465票回答“不能”，1174人回答“不知道”……尽管这些数字还在不断刷新中，但这些数字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大致能够反映出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总体态度。透过这些数字，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可以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的确，对于领导干部网络问政，目前还没有什么硬性规定，对网上反映的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突出问题，领导干部不能不察，察了不能不管，管了不能没有结果。有没有积极回应，体现的是一种责任；能不能积极回应，体现的是一种能力。“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网上反映的问题，未必完全准确，或许有些偏颇，但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有能力做出清醒判断，从网络舆情中发现工作的盲点、弱点和重点。同时，既然网络是双向对流的，那么，这样的责任也是双重的。网络问政，领导之责在于“问”，网民之责在于“正”。何谓“正”?就是要以正确的舆情信息影响领导干部。即使是涉及自身切身利益的问题，也应出以公心，不夸大，不歪曲，不谩骂。网络已经越来越成为人们反映意见、建议和诉求的重要渠道，这个渠道应当重用，但不能滥用，否则就会削弱其公信力。试想，如果网上的舆情失真现象严重，又怎么要求领导干部重视它?因此，笔者格外留意到此次问卷调查中的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推动网络问政向前发展，网民还应做哪些事?”14384人回答“提高素质，增强网络发言的有效性和可读性”，10953人回答“遵守公德，对自己在网络上发布的事件真实性负责”，6406人回答“其他，学习网络时代的各种知识”。这个结果让人欣喜，它折射出广大网民网络责任感的增强。 9．“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同样，虚拟网络世界中再美好的东西，只有最终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对接，才能更多地展现其内在优势与魅力。在如今这样一个日益网络化的时代，各级政府官员不仅要积极顺应时代潮流，更多利用互联网去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更要逐渐将这种科学、优秀的运作模式明确化、制度化、纵深化，使网络民意最终在现实的公共决策和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效展现出来。在这方面，如今各级政府正在努力探索，积极实践。比如江西省就做得很到位，也值得借鉴。为了使广大网友的建言献策能够直达省委，江西省委专门成立了“问计办”，以两种方式使网络建言献策变成实践：一个是编发快报和简报，不仅省委书记看，还分发给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市各部门负责人、各市的党政主要负责人；二是把网民的重要建议在《江西日报》等新闻媒体集中刊发，公之于众，从而最大限度地让广大网友们都能感觉到政府确实是在仔细看、仔细想、用心落实网友建言。此外，我们也不无欣喜地看到，以张春贤书记为首的湖南各级官员，也在认真把网上听取民意、网下解决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无论是解决高校干部任命的事件，还是株洲纪委书记利用网络在现实中反腐的事件，都是典型的例证。应该承认，如今各级政府官员确实有许多具体、细致性的工作需要做，不可能每天都有大量时间去上网。为此，人们不可能指望今后每件事情都能有政府官员在网上看到并迅速加以解决。人们更希望看到的，其实是能够有一个让官员上网听民意、汇民智、聚民心的常态机制，是能够有一个官员和网民随时通畅、充分、有效沟通与互动的稳定渠道，是能够有一个现实世界与网络世界有机对接的工作方式。因为，只有上网的官员认真对待来自底层的草根民意，并最终通过有效的执政程序，将其内化成一种良性的执政思维与行动，才能真正把互联网的优势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执政“生产力”，才能充分展现互联网政治的内在魅力。实际上，制度固化后的官员上网，也就不会再像今天这般频繁被当作轰动性的社会新闻，更多的只是一种网络时代惯常的官民沟通常态，是一种虽然普通、平凡却处处让人感受文明与力量的互联网政治生态现状。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8年，中国的重大安全事故频发，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溃坝、龙岗火灾等，无不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严厉批评某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伴随着重大事故的频繁发生，高层也不断策动问责风暴，一大批政府官员应声落马，问责对象也由过去的行政首长延伸到“党政一把手”。 事实上，官员问责制在中国起步较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常出现有问不责或问责随意等现象。“传授权力很容易，制约权力就很麻烦了。”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往往把官员看得比民众高一等，社会民众也习以为常，“父母官”自然也理直气壮。 一种通行的说法是，中国官员问责风暴始于2003年非典时期的“危机问责”，并经历了一个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内部潜规则”到“成文规定”、从“弹性问责”到“刚性问责”、从“行政一把手问责”到“党政一把手问责”的过程。到2008年，出现了又一个问责高潮，但实质上，它依旧还停留在“运动化”阶段，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往往取决于媒体和社会的关注程度。 2．新华社北京2009年7月12日电：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增强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公布的《暂行规定》，对4种情节要求从重问责，包括阻碍问责调查、隐瞒事实真相、打击报复检举人以及其他法律规定中的从重情节。 这4种情形的指向性非常清晰——一旦安全事故发生，问责程序便被启动，渎职、失职等行为遭到严惩，问责的力度明显加强。 “无论是问责的力度，还是其信息透明度，《暂行规定》的出台无疑迈出了一大步。”辛鸣说。 3．一位行政法专家介绍说，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最早使用“责令辞职”的形式。此后的几年里，安全事故频发，矿难不断，到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开始实施。 但是问责走入公众的视野是在2003年，彼时，部分官员因瞒报疫情、防治不力被免职。上千名官员被问责，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一年前的“瓮安事件”则是另一个分水岭，“群体性事件”一词由此被广泛延用，该事件之后又接连发生了孟连、陇南的冲击党政、公安机关的群体事件及重庆、甘肃、广东等地的出租车集体罢运事件。 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呼声得不到及时答复，导致群众利用极端手段宣泄不满情绪。如何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如何才能翻越横亘于官民之间的鸿沟，成为了考验执政者智慧的难题。 另一方面，被免职官员的不透明复出引发人们的广泛争议。 三鹿奶粉事件的主要责任者、质监总局食品生产司原副司长鲍俊凯直到2009年3月才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处以记大过处分，却早在2008年底就出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因“黑砖窑事件”被撤职的临汾市洪洞县原副县长王振俊复出，担任该县县长助理；瓮安事件中被撤职的瓮安原县委书记王勤，也被曝异地走马上任。 有分析人士指出，“高调问责，低调升迁”的屡次出现，也在消解问责制的公正性。 中央党校教授赵黎青说：“近年来，公共事件、安全事件、环境污染与网络事件、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且趋势愈加激烈，这暴露的不仅是官员自身问题，更有制度问题——权责罚的不统一，让一部分官员坦然‘不作为’，安心当‘庸官’。”显然，是事件频发倒逼问责制度的出台。 4．2009年7月10日，根据石家庄市纪委、组织部、监察局联合发布的通告，元氏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夏生华被免去县委副书记一职，其县长职务由元氏县委提请县人大罢免。夏生华被免职的直接原因是元氏县城管监察大队连续三次围堵本县“村村通”客运车辆，违规强行收取停车费用，作为主管领导的夏生华负有重要责任。 舆论认为，夏生华被免职的真正原因是对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力。据河北当地媒体报道，此次事件曾造成该县文化宫停车场入口被堵约9个小时。而夏生华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 夏生华丢官，被解读为问责向群体性事件倾斜的一个标志。在《暂行规定》提出的7种问责情形中，有两条与群体性事件有关。一是“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另一条是“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增多，使维护稳定变为当今头等大事。”赵黎青说。问责的根本意义不是惩罚，而是防患于未然，以此减少权力带来的腐败。虽然问责只能“亡羊补牢”，却是制度维稳不可缺少的环节。 “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与扩散，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党政干部没有有效履职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辛鸣分析称，通过问责制，增强党员干部的责任心，可以化解一些情绪性矛盾，但不应该回避一些根本问题，比如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行为的依法与规范、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等。 在学者辛鸣看来，虽然《暂行规定》的出台被认为迈出了制度化的一步，但规定中的条款仍显模糊。 “欠缺清楚明白的规定与责罚‘量刑’界限，这种问责制度本身就变得非常有弹性，弹性空间大就容易被钻空子。”赵黎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谁应当负责任，应当负责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量化的、具体的规范。此外，问责制总则中强调“依靠群众”，但在《暂行规定》中却无细则对应。 新问责制度的另一个焦点是负责的主体问题。目前的机制依旧停留在上问下责，如何扩大问责的主体，避免个人集权太严重?对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几位专家的意见也不统一，有专家认为党的代表大会应当成为合适的问责监督机构；也有人认为务实的做法是人民问责，政党执行；甚至有人提出问责应该是下问上责，在《暂行规定》中应当加入下级对上级问责的内容。而对如今的监督主体——组织部和纪检委，谁来监督呢?一位专家发问：“谁来问责他们?” 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问责的指向，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构建。首先要明确党权和行政权，权责一致，否则无法对权力问责。”党务官员和行政官员的职权明确了，才能有责可问。 在王贵秀看来，目前的问责制已涵盖领导官员履行职责不力的各种情况，也将行政问责提升至“党政两方面”。但是如何在制度建设上更加清楚，让有权无责者安心，让有责无权者受罚，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5．新华网长沙2009年8月1日电：据湖南省长沙市有关部门提供的消息，因浏阳市镇头镇镉污染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湘和化工厂法人代表已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相关责任人在接受调查。 浏阳市镇头镇长沙湘和化工厂是2003年由镇头镇引进的一家民营股份制化工企业，位于镇头镇双桥村，主要生产粉状硫酸锌和颗粒状硫酸锌。2004年4月，这家企业未经审批建设了一条炼铟生产线。 当地村民反映，此后不久，厂区周围树林大片枯死，部分村民相继出现全身无力、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症状。后来，周边村有两个小孩出现全身关节疼痛、食欲不振等不良反映，在省城医院检查出镉超标，一部分出现类似症状的村民检查后，也发现体内镉超标。2009年4月，湘和化工厂被迫停产，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接受调查。 浏阳镉污染事件发生后，浏阳市成立了镉污染事件处置工作指挥部，对污染源进行清除，全面展开环境治理工程，并邀请部分村民参与；对村民进行体检治疗；启动食物配送制度，按照统一标准对污染区范围内的稻谷、蔬菜、青苗予以收购销毁。 在浏阳市镉污染事件发生后，当地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已被停职，但事件的处理远未终结。近日，长沙市委领导赴浏阳督查时再次要求，依法依纪严肃查处责任人员，既追究生产企业责任，也要追究相关部门责任，决不姑息。 肇事企业湘和化工厂自2004年4月未经审批建设炼铟生产线，导致镉污染，直到2009年4月才被迫停产。一个企业影响村民饮用水安全长达5年，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完全理所应当。但是，从项目引进到工程上马，再到污染事件久拖不决，百姓利益长期受损，实质远非环保部门一家之过，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及干部也难辞其咎，难逃其责。 湘和化工厂是2003年由浏阳市镇头镇招商引资引进的一家民营股份制化工企业。这家企业未经审批建设炼铟生产线后，当地政府竟然毫无反应。在厂区周围树林大片枯死，部分村民相继出现全身无力、头晕、胸闷、关节疼痛等症状后，村民不断通过上访等途径，数十次向当地政府反映，却始终得不到足够重视。 无论是污染事件的受害者，还是社会公众，大家需要知道的是：一条违法的生产线整整运转5年，当地政府为何不闻不问?对受害群众的呼声，为何置若罔闻?在不顾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极力为排污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利害纠葛?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明确规定，“因工作失职，致使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或者本单位发生特别重大事故、事件、案件，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应当问责。而在此次浏阳镉污染事件中，环保部门的官员也绝不应当成为唯一的问责对象。 6．中国官方发布《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仅1个月后，一批履职不力且造成恶劣后果的党政官员相继受到处理。2009年7月25日，中国湖北省石首市市委书记、石首市委政法委书记因处置“6·17”事件不力被免职。8月1日，因湖南省镉污染事件，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不久又被免职。 8月4日，因内蒙古赤峰自来水污染事件，赤峰市建设委员会党组书记被免职，建委主任及副主任被提名免职。同一天，河北省晋州市广电局局长和两位副局长也因在电视发射塔倒塌事件中涉嫌玩忽职守、渎职，被免去党政领导职务并被移送司法机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系列案例表明，中国官员问责愈加规范化和制度化，问责对象由过去的行政官员延伸到党政干部，问责力度不断加大，其目的就是用制度压力迫使各级干部反躬自省，自觉提升责任意识和执政水平。 “问责是对老百姓的一个答复，同时也是一种压力。”赤峰市新闻发言人、政府副秘书长高希华说。 对于被免职，赤峰市松山区建设局市政管理处原主任韩晓明表示完全理解。“问责制会促进干部把工作想得更细，做得更好，领导干部问责是件好事。被问责的干部要正确对待，多从自己的工作不足中找原因。”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这位47岁的公务员同样提到了“压力”，“问责虽然不是对政治前途的全部否定，但是毕竟会带到档案里，将来发展肯定会受影响。” 记者试图联系其他几位被免职的官员和当地有关部门，但大多数当事人选择了缄默。晋州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留给记者这样一句话：“发生了这样的事(电视发射塔倒塌)，是整个城市的耻辱，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自1995年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引入“责令辞职”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建立健全问责制度，党政领导干部各相关条例中也频现“问责”字样。 “新发布的《暂行规定》，是对这些年行政问责试点、重大行政问责事件进行了经验总结、认真调研提升之后作出的规定。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自身行政责任更加重视，行政问责开始有规可循。”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说。 《暂行规定》对出现“决策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7种情形的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原中共石首市市委书记钟鸣因规定中“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被免职，成为此规定施行以来首个被免职的地方党政领导。 “我对此次石首群体性事件感到痛心疾首，对于免职决定我服从组织的安排，因为作为主要领导我对此事件发生负有责任。”钟鸣对记者说。 新任石首市市委书记余红星表示，“6·17”事件是因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演变成重大的群体性事件，教训深刻，我们一定要更加重视改善民生，更加重视维持稳定，更加注重恪尽职守。 “在每一个重大行政问责之后，找出问题的症结，使每一次问责不仅解决了一件事，更是补了一个漏洞，强化一种管理，避免重大问题再次发生。”王伟认为，这是成功的行政问责应有的效果。 《暂行规定》的出台无疑给各级官员敲响了警钟，但具体如何落实依然任重道远。“从制度设计分析，还应该加强第三方客观评价，否则，问责制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一位基层组织部长告诉新华社记者。 这位组织部长的担忧在于：一些重大的捂不住的公共事件相关领导易被问责，而日常工作中违规失职造成损失难被问责；一些被媒体曝光的问题常被问责，没有形成舆论热点的则不会被问责。 专家们指出，相对于事后的“刚性问责”，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然”，要用制度化的问责体系引导官员在日常工作中绷紧责任神经。 “每一级的干部，都应该明确责任，未雨绸缪，事前做好管理、监督、项目检查。”王伟说，特别是要通过相关的体制、机制，使得这种责任分解能落到实处，这样才能避免事后问责。 7．瑞典公共管理局把瑞典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责任划分为三类，即法律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在英国，根据布莱尔政府2001年通过的《部长级官员准则》，部长级官员需承担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议会充当问责者的角色。 法国的行政法对行政行为、行政组织、治安、公共事业、责任和行政诉讼等都有具体的规范，既规定了行政权力机关的权能、行政活动的方式，也规定了对行政活动的损害后果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法国，若出现官员的失职或以权谋私等行为，则有关人员会被迫或自动下台。美国国会在1978年通过的《政府道德法案》中规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政府中某些雇员必须每年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并且详细规定了对包括总统在内的高级政府官员进行调查的程序。日本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对国家公务员行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人事院规则》制定了对国家公务员违反《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处罚标准。 瑞典对政府的监督主要通过议会进行，具体是通过监察专员办公室和宪法委员会来实施。监察专员办公室的监察范围包括法院及所有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宪法委员会有权力检查内阁的所有文件和记录，并每年向议会提交相应报告。美国政府和国会都设有监督部门，分别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其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国会设有政府责任办公室，帮助国会调查联邦政府部门的工作表现、预算经费的去向、政府项目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向公众提供了良好的服务等。 一些国家重视发挥公众和传媒的监督作用，强调政务公开。瑞典2003年官员问责制现状的报告就强调，只有坚持政务公开，公众和传媒才能有效监督，问责制才能真正生效。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新世纪首出重拳　　自2000年12月"严打"行动开始以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公安机关与检察、法院等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组织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破获了一大批影响恶劣、危害严重的黑恶案件，摧毁了一批黑恶势力，依法严惩了一批长期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黑恶分子。　　2001年4月2日至3日，全国治安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江泽民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活，对开展"严打"整治斗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会议指出，要重点打击三类犯罪：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　　4月10日，罗干同志在全国公安机关"打黑除恶"暨严打整治斗争电视电活会议上，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把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牵动"严打"整治斗争全局的重要工作，作为全面启动"严打"整治斗争的龙头，紧紧抓住不放，切实抓紧抓好，坚决把黑恶势力猖獗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这是1983年以来全国最大规模的社会治安"严打"整治行动。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开展"严打"整治斗争、加强社会治安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连日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全国各地公安政法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迅速组织开展全方位的"严打"整治斗争。强大的威慑力使犯罪分子们陷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汪洋大海。　　这次"严打"斗争之所以将"打黑除恶"作为龙头，是由于黑恶势力已成为危害社会、使人民群众不安的毒瘤。"黑"是指"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恶"是指流氓恶势力犯罪。黑恶势力已经是我们社会中的不容回避的可怕的存在。这些黑恶势力为害一村、一乡、一街道、一城镇，手段残忍，组织严密，受害群众受到他们的伤害也不敢举报，怕他们报复，再遭到更大的损害。甚至一些公安人员也怕他们在"保护伞"的保护下，残忍地危害自己的亲属，往往也忍气吞声，与之"和平共处"。数字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据统计，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获并依法惩处各类犯罪团伙100余万个，涉案人员376万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黑恶势力。一些黑恶势力由于长期经营，虽经多次打击仍然难以根除。尤其是近几年来，一些黑恶势力甚至变本加厉，猖狂肆虐。针对这种形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忧心忡忡地指出：黑社会性质犯罪若照此速度蔓延，我们将国无宁日!　　黑社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犯罪现象。在旧中国，各类黑帮曾猖獗一时。新中国成立后，黑帮势力一度销声匿迹，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黑帮势力抓住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机制尚不完善的机会，寻找滋生和发展的土壤和条件。一些犯罪团伙规模不断扩大，罪行不断升级，进而发展成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黑恶势力――有组织犯罪。有组织犯罪广义的表述为：两人以上犯罪即为有组织犯罪。东南亚地区对黑社会犯罪多泛称为"有组织犯罪"。狭义的解释是设定性的，如198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有组织的犯罪》表述为："有组织的犯罪越来越多是跨越国界，往往披上表面上是合法商业活动的伪装，对它加以取缔极为困难。"以往我国对于黑社会问题一般认为，目前我国黑恶势力的犯罪形态构成了黑社会的一些特征，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但还不是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因而，1997年在制定《刑法》时，对于当时出现的一些以暴力、威胁或其他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其罪名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2000年1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有关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第一，组织结构比较紧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第二，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第三，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第四，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目前中国有组织犯罪种类呈多样化，犯罪动机和侵害的客体也趋向多样化。有组织犯罪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活动范围很广。目前犯罪多为盗窃、抢劫、绑架人质、走私、贩毒、拐卖人口等带有暴力性质的犯罪。近年来，涉足金融、大公司等经济领域进行洗钱或所谓的"合法"经营犯罪活动也逐步增多。　　当前我国有组织犯罪从犯罪特征和犯罪类型看，表现出以下明显的特点：　　犯罪手段和装备越来越现代化 与前几年相比，近期黑社会犯罪组织犯罪手段不再是单纯的抢劫、暴力等，而出现智能化、社会化的特点。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金钱的作用下，他们的装备也不仅限于刀棍等简单凶器，而且私藏枪支。　　与某些地方基层权力腐败相勾结　一些地方之所以黑恶势力犯罪猖獗，就在于黑恶势力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存在着适宜滋生的土壤。凡是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基层基础工作薄弱、腐败问题严重的地方，黑恶势力就会形成气候，有的黑恶势力甚至侵蚀和控制了基层政权，代替了政府职能，造成了好人怕坏人、坏人管好人的现象。　　黑势力争戴"红帽子"　一些地方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头目有不少是戴着闪耀的头衔的。他们戴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优秀企业家""著名民营企业家"的"红帽子"，这就给公安机关打黑除恶增加了难度。　　手段凶狠残暴，反社会心理强　这些黑社会成员往往对社会怀有仇视心理，稍有不满，便使用暴力报复，甚至动用十分残忍的手段，摧残折磨受害者，甚至公然袭击公安民警。　　犯罪呈职业化　许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职业化特点，有专门贩毒的，有专门偷渡的，有聚赌的，有贩卖人口的......而且有的组织完全像个机构完备的公司，有条例、有纪律、有严密的规矩。浙江省近期破获的宁波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以李立新为首的湖南益阳籍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以贩毒为职业的团伙。　　团伙组织的多类型：　　固定型　这种在某个固定地域内进行犯罪活动的黑势力，往往以暴力控制了当地的经济生活，俗称"地头蛇"。而且这种地头蛇往往与当地基层政权中的权力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对地方社会生活负面影响极大。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大多数属于此类。　　流窜型　该类犯罪组织往往离开本土本乡，长期处于流动状态，没有固定的活动据点。码头、车站、铁路列车是其选择作案的常见地点。在汕头破获的李创文等犯罪团伙就是流窜广东、福建、辽宁三省作案，专门尾随到银行取款人员、飞车抢夺巨款的犯罪团伙。　　跨境型　指与境外黑社会势力内外勾结组成的犯罪组织。自1996年至1998年，广东省佛山市号称"水房帮"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跨越澳门和佛山两地，专门从事设赌放债、迫收赌债、伤害他人和敲诈勒索等罪恶勾当，犯有勒索、伤害、涉枪、赌博等案件30多宗，涉及赌款5 000多万元。　　组织呈亲缘型　指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家族成员为核心，同时也吸收家族以外不法分子的一种犯罪组织，大多由自发产生。在江西，袁秀平等犯罪团伙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族型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以袁氏四兄弟为骨干纠集徐建文等16人，由家族型的敲诈勒索、盗窃、打架斗殴演变成集杀人、抢劫为一身的带黑社会性质有组织的犯罪团伙。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1 A市南部两个乡镇为招商引资，和一家畜牧企业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并和农民签订了上千亩的土地征用合同，用来创办生猪养殖基地及配套设施等。然而，2018年这家畜牧企业经营跟不上，无力支付土地租赁租金，表层土壤还遭到破坏。村民张海村说，早知道这样，就不签租赁合同，现在租金拿不到，地也种不了。 而在A市市区周边的几个乡镇，有别于有些地区企业老板直接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签约模式，而是采取政府背景的公司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然后转包给各类资本承包种植的模式。 由于外地老板经营不善和对风险预估不足，这种模式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政府因此背上沉重包袱。 作为当地农业局下属企业，一家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当地大量土地流转的实施平台。公司廖姓负责人介绍，前几年是当地土地流转的高峰期，很多老板过来种植甘蔗，流转了6万亩左右土地。但由于甘蔗行情不好等原因，许多老板“跑路”，这些“跑路”老板流转的土地加起来有上万亩。“烂摊子留给了地方政府，现在都是政府支付农户的土地租金”。 “每亩土地租金约1000元，目前几万亩土地的租金需要政府来承担。对一个市级行政单位来说，每年筹集几千万元来给农民支付租金并不容易。”廖姓负责人表示，政府在压力之下只好从别的地方挪借资金，虽然知道这是违规的，但也没更好的办法。现在，政府低声下气地求老板给钱，法律手段也都用上了，但效果也不明显。现在都是财政在撑着，东挪西借，已经垫了很多钱。 基层干部反映，由于相关政策与管理措施不完善，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处于“无序化”状态，频繁发生的纠纷增加了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B市的一个村子，听说记者过来采访，不少村民立即围过来。“上一年的租金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还不知道能不能给。2018年甘蔗开榨已经20天了，但是公司什么说法都没有。我们按照合同办事，他们却不按照这个来。”有村干部表示，流转土地是政府动员的，2017年的租金也一直没拿到，村民意见很大。 目前，B市只有70％的县市区建立了县级土地流转交易有形市场，还有30％的县市区尚未建立，部分交易市场管理欠规范，大多数没有规范的资料档案室，土地流转资料保存不全。还有一些地方土地流转交易只是民间行为，不在交易场所交易，交易程序也有点不规范，给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带来隐患。 市农委经管站刘站长说，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出方比较多元，有的是乡镇组织流转，有的是以村组为单位组织流转，有的是由农户自发流转，还有少数是由县(市)涉农部门或由中介机构组织流转，五花八门，操作时不看对象、没门槛、不讲程序、不守规矩，随意性很大，流转双方不履行合同的现象很普遍，容易引发纠纷。 “土地流转不够规范，部分土地经营权流转都没签书面合同或只有口头协议。即使签订了书面合同，条款也比较简单，对权利、义务规定不够明确，难以保障流转双方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权益。”刘站长表示。 相关部门在C市调查时发现，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的并不是粮食生产，而是选择种植一些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 市农业局一位干部表示，由于粮食价格较低，全省土地流转价格相对较高，如果流入方选择种粮，按水稻种植两季亩产1600斤和1．35元/斤的最低收购价计算，每亩收入才2160元，除去人工、成本、生产资源等因素，种粮利润很少甚至亏本。因此，大多数流转企业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其他经济作物或水产养殖，致使主粮种植面积大幅下降。 部分基层干部还反映，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粮补等都是直补给承包农户，而搞其他种养业或经济项目开发效益普遍要高，一些工商企业和大户借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名，擅自将农田“非粮化”，改成养殖场、花木基地、农家乐、私人会所等，甚至打“擦边球”，“以租代征”，搞工商项目开发。 此外，有专家表示：“一些农户因为土地不流转或抛荒都能得到粮补，土地不愿意流转或抛荒的现象比较常见，粮食补贴政策在一些地方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给定资料2 推进精准脱贫攻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不仅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持续投入，更需要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内因与外因相结合，通过自身“造血”巩固“输血”的成果。 在扶贫工作一线，也有干部反映少数贫困户甘为“懒汉”，甚至以当“懒汉”为荣，进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导致基层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在A村调研的过程中，结合帮扶干部和该村群众的描述，我们听到两个“懒汉”的“事迹”。 甲：贫困户户主40岁，在享受了精准扶贫政策后，每月“等靠要”政策扶助。每逢集日，还喜欢买酒喝，以打扑克牌等方式聚众小额赌博。帮扶干部督促其勤奋工作，他反而说“我要是太勤奋了，我很快就脱贫了，那我明年就拿不到这个贫困户指标了，脱贫了就没人管我了，我宁可就这么穷着”。 乙：贫困户为独居老人，无子女，现年62岁，之前靠上山挖草药为生，种了些口粮田。但是在享受政策之后，不再挖草药，口粮田也撂了荒，还在村民面前炫耀“你们看看我多好，什么都不用干有人养”。 当我们从基层干部口中听到这些“事迹”时，确实感到很震撼，这部分人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示范效应，甚至助推了一种“贫困光荣、懒惰有理”的文化。这些极富故事性又极有冲击力的个案颠覆了我们以往对穷苦农民淳朴善良的认知，结合新闻报道中的现象，很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扶贫政策“养懒汉”很普遍的印象。 大多数人在提起“养懒汉”现象时，都将其归因于贫困户的个人问题，“好吃懒做”“不可理喻”“刁民”这些标签被贴到这部分贫困户身上。我们不得不承认，贫困户的个人觉悟和素质，确实对滋生“养懒汉”现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懒汉”的出现不仅仅是贫困户自身的主观原因造成的。 少数帮扶干部把精准扶贫变成了精准救济，把带动贫困户脱贫异化为给贫困户送钱送物、落实保障政策。对于“两不愁三保障”这样的较易落实的“底线援助”积极完成，对于“产业扶贫”“就业脱贫”这样的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精力的帮扶政策，或是有心无力，或是消极应付。没有做到“扶”与“帮”相结合、“造血”与“输血”并重，久而久之，给了贫困户一种“天上掉馅饼”的错觉。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我们思考。某村干部反映，某户贫困户自身隋性较强，在享受政策照顾后更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还经常借口其他人得到了比他更优越的政策照顾，去村委会“要补助指标”，威胁村干部若不如其所愿“就在有督查组来的时候跟他们说，我什么都没得到，让上级检查的看看你们是怎么做工作的!”为了完成考核指标，避免在“省检”“市检”的时候他真的跑来捣乱，村干部一再妥协，这更刺激了他好逸恶劳、伸手要钱的习性。这起事件本身不得不说是一场闹剧，但其中折射出在频繁的督查、检查、暗访之下，尤其是在扶贫工作有着“一票否决”威慑下，贫困户和帮扶干部的心态同时发生的异化。 此外，“懒汉”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大的环境，那就是村庄公共性的瓦解，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私人化。村庄公共性瓦解的直接后果就是村民的行为越来越注重个体取向，而非群体取向，越来越不顾他人的眼光。正因为如此，“懒汉”不必理会因自己的好吃懒做带来的不利的公共舆论，反正这些舆论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压力。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同样是X乡，人口规模差不多的A村和G村的情况大不一样，A村的“懒汉”有6个，G村的“养懒汉”现象却很少乃至没有。A村是个杂姓村，G村是个单姓村，村落中的宗族文化相对浓厚，村支书还是宗族内很有权威的人物。G村也有精准扶贫户，但是很少听到在享受精准扶贫政策后就不愿劳作，乃至“挥霍”补助款的。这是因为G村内部有一定的公共规范，也有一个众人信服的公共权威，精准扶贫户如果要蜕变成“懒汉”，不但要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还要背负道德上的骂名，“在家族内都抬不起头来”。 当然，我们不是提倡“宗族治村”，更不是提倡弘扬宗族文化，而是要说明，在公共性较强的村庄，具有一定组织动员能力的村庄，村庄的公共舆论对村民有一定的成慑力，村民对村庄共同体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村民的自律性也更强，“养懒汉”现象出现的概率更低。 我们应该明白，扶贫工作中的“养懒汉”现象毕竟是少数，不能因为少数不良现象的存在就改弦更张，乃至部分极端观点提出“凡是‘懒汉’，一律不享受政策”，贫困户毕竟是弱势群体，各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也复杂多样，即便个别贫困户在品行上离我们的理想预期尚有差距，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剥夺其最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任何政策的施行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对于一项政策施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要找出新的办法予以解决。 给定资料3 农村危房改造是帮助贫困农户实现“安居梦”的一大惠民工程。但这项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存在大量的问题，下面是某县当地论坛中一些网友的说法： A：县里的网上查询公开系统中没有资金发放情况这一项，镇里也没有进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更是走形式。这样一来，势必产生大量漏洞。到底什么人该享受，补助标准是多少，补给了什么人，人们不得而知，也无法监督。如此一来，就给执行这项政策的干部极大的操作空间，想给谁就给谁，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B：我打报告申请危房改造资金好几年了，自己建好了房，但村干部一直不给我补助资金指标，直到过年送了6只鸡、两条烟，村干部才给了我一个指标。钱到手后，村干部还要2000元的“劳务费”才罢休。 c：我们村有一户低保户，去年建了房，向村干部申请指标，送了礼，请吃了饭，村干部答应给她指标。她本可得到两万元补助，但村干部开出一个条件，就是只给她补助6000元，其余的补助资金要买村干部家的建筑材料。她苦苦哀求，说她已建了房，急需危房改造资金付工费和材料费，希望能得到全部补助款，因此没有同意村干部开出的条件，结果村干部硬是没给她指标。镇里有多余指标，也没有给急用钱的低保户一个指标。 D：去年7月份，我家唯一的住房被拆了。拆房的时候说的是拆旧房建新房，但这是我们住的房子啊，我们不同意拆。然后他们就强行拆我们的，开挖机来挖，堵都堵不住。房间里还有好多东西，都全部埋掉了。在我们村，这种情况的不止我家这一户。村头老曹家也是这样，他前一阵子因为脚伤，在医院花了9万多，经济压力原本就不小。家里唯一的住房被拆后，又不得不在外租房住，光房租每月就要400多，此外，还增加了水费、煤气费等开支，林林总总加起来，每个月起码要增加800多元的开支。 E：我常年在外地打工，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家。去年中秋节回了一趟家，却发现村里的老房子被拆了，房子里面的东西也没了。而在此之前他没有收到任何书面或口头的通知，我去村委会询问怎么回事，却被告知，我家房子属于长期无人居住的危旧“空心房”，按规定予以拆除。拆后，建新房的事却至今没有下文，原来房子里的家具也无处安放，有的露天放在外面，有的放在山上空地上，盖几块牛毛毡遮风挡雨、小雨还勉强，大雨根本挡不住，还是会淋湿。 F：市里规定，对“拆三房”(窄心房、危旧房、违章房)工作考核排名前100名的行政村，最高可奖励20万元，而排在后100名的，则罚款10万元。这么一来，各乡镇政府村委会肯定会积极拆房，管你是不是“三房”，危拆了再说。 G：唉!房子刚建好俩月就出现了大面积的裂纹，还有严重的渗水问题。一直都没敢住，给镇政府反映好多次了，他们也不来维修，房子建好后，也没有相关部门来验收。原本是国家给我们农民的福利，现如今已经变成放柴火的仓库了。 给定资料4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重点要发挥人才的支撑作用。外面的人才需要引进、吸引，而从本地走出去的人才，更有理由留住及唤回。这些有文化、见过世面的人才，拥有一般村民没有的经济、社会和智力资源，在乡村社会威望高，组织能力和交际能力强。充分发挥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必将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走出宽阔的乡村振兴之路。 W县16万在外务工人员，最近几天收到了由县委书记、县长共同署名的返乡就业邀请信。 这封信不但有明明白白的返乡就业政策介绍，还有情真意切的呼唤；不但有实实在在的岗位供选择，更有亲情的感召。“年初外出年尾回，妻儿老小盼亲归……”W县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达15．9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7％，占全县劳动力人口的45％，留下10多万个留守家庭和近2．5万名留守儿童。近年来，随着大企业、大项目不断入驻，W县就业岗位更加丰富，仅开发区和产业园就有各类企业近700家，已吸纳8万余人就业；基础设施日臻完善，交通路网全面提升，公共服务基本覆盖，生活环境焕然一新。信中还说到了留在家乡就业的诸多好处，如：与在外打工相比，实际收入更实惠，生活成本更低，一家人团聚可以更好地照顾孩子和父母等。这封信在当地媒体及朋友圈中迅速传播，引起了极大反响。春节刚过，已有2500余人到该县各类企业应聘，其中1300多人签订了意向就业协议，860多人已上岗。 据调查显示，2018年，我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人数约800万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某研究中心万主任看来，过去由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格局已开始发生改变。“这是中国城乡结构调整的过程。要吸引更多人回乡、下乡创业，除了要有产业，还要有“情感引力’。”万主任说。 近期，S县组织35名本地籍重点高校大学生开展“桑梓情深·放飞梦想”家乡行活动。县委书记说，县里每年都有数百位学子考入本科院校，这对家乡而言是一笔宝贵财富。一方面，乡亲们乐见他们走出大山，在更广阔的天地展翅高飞；另一方面，也期待着有朝一日，这些青年才俊愿意回归故里，发挥专长，干事创业。他寄语学子们：“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份桑梓之情，关注家乡、关心家乡、关爱家乡，跟家乡的联系不要断，对家乡的感情不要淡，回馈家乡的心意不要变。家乡为你们而骄傲，也请你们努力成为家乡的骄傲!”县委书记说，家乡对在外的学子，除了提供良好的环境，一定要打好情感牌，让他们乐于回乡贡献才智。

二、给定资料 1．一段时间以来，与官员有关的各类“门事件”频繁发生、各种“雷语”层出不穷，涉及领导干部的“花边”新闻甚至比娱乐八卦更加吸引大众眼球，严重丑化了公众对官员群体的认知，极大地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度。从那些深陷舆论漩涡的官员身上，我们看到了“官德”缺失所结出的“恶果”。 所谓“官德”，乃是为官者的职业道德，是官员的从政之本、用权之道。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掌管着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的权力，地位特殊，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其言行举止具有放大效应和示范效应，对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公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其“官德”如何直接影响到社会和谐、百姓福祸。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的深刻内涵。 令人痛心的是，当前官员“官德”缺失现象日益凸显。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官德”缺失已成为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诱因，不断突破老百姓心理承受的底线，令人忍无可忍。《荀子》有云：“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因此，对部分官员的“官德”失范行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其成因，对症下药，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泛滥的温床。 2．有关数据统计表明，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而据最高检公开发布的2005、2007、2009、2010、2011年五年的数据显示，中国这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 如今，官德不彰、权力失范的问题颇为突出，媒体曝光的形形色色缺德官员的各色“事迹”，令人揪心，刺激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有的官员欺上瞒下、弄虚作假，有的官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有的官员生活腐化、情趣低俗，有的官员吃拿卡要、与民争利…… 下面是2012年的一些事件： 5月底，铁道部原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因存在滥用职权、收受他人巨额贿赂、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问题被开除党籍。 6月下旬，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因严重违纪被“双开”。经查，黄胜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且道德败坏。 7月初，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经查，田学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钱物，收受礼金。 这些落马的高官，都可谓能力不凡，但都是在官德上出了问题、栽了跟头。我们不禁会问，我们的官员到底怎么了? 3．2011年10月，S市光明新区一名廖姓公务员进入公众视野。廖某是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受过高等教育，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殴打年近六旬的老父老母，并且两人还是特意从湖南老家来S市帮忙照顾孙子的。 有媒体报道，廖某是S市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发展改革科公务员，2010年参加S市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考试，来到光明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并于2011年4月份入职。 2011年1月廖某的儿子出世，其母亲廖某莲在4月15日来到S市照顾孙子。据廖某莲说，从4月15日到8月26日，她被打了七次，多次被儿子甩耳光，起因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廖某莲确实被打得受不了了，下决心要和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并搬到宝安区的女儿家中。之后，一直在湖南老家开小店的廖某光被儿子叫到S市，代替老伴照顾孙子。24日早晨，廖某要去S市委党校学习，廖某光要求儿子修复与母亲的关系，不料双方言语一激动，儿子直接动手打老爸。在那次冲突中，廖某光的上衣被撕扯烂掉，左肩膀也被儿子咬得鲜血直流…… 顿时，因打骂父母而站在舆论风口浪尖的廖某引来了网络如潮水般的声讨与责骂。诚然，在我们这个具有优良孝顺传统美德并以“百善孝为先”为自豪的国度里，我们很难容忍“逆子”行为，甚至容不得一粒沙子。更何况，这是我们感到震惊的打骂，且有血淋淋的镜头。 4．由于官员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特殊、身份特殊，其官德缺失就会在思想上、作风上都导致腐败，其危害不可估量。无数事实早已反复证明，官德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防线，官德缺失往往是官员腐败的第一道溃口。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五德”并提，彰显了官德修养的时代意义与时代要求。事实上，很多官员出问题，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出在官德上。 从历史上看，官德水平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表面上，官德只是官员个人修养层面上的道德问题，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权力的监督问题，是法治缺位问题。事实上，当下官德不彰、权力失范，其背后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严重缺失。正如学者哈耶克所说，“制度决定官员的变形与扭曲”。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无德官员不敢轻易作恶；而一个坏的制度，却能让天使变成魔鬼，将人性的恶无限放大。 作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理应是道德的楷模，官员的官德理应比一般群众的道德水准更高。官德是社会风气的风向标，官德影响民德，影响社会风气。官德水准提高了，群众的道德水准随之也会提高，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净化，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因此得以提升。官德良好，社会才能风清气正；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德不良，上行下效，殃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5．2012年6月，我国首部以官德为主题的丛书《中国古今官德研究》在北京面世。而在此前，中国行政伦理研究会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等人编著的《公务员道德读本》等也引人关注。官德系列书籍的出版引发了人们对于公务员道德考核问题的思考。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形成了从德、能、勤、绩、廉方面对干部进行考核评价的制度体系，但对于干部的德，缺乏专门的考评，且考评内容较笼统、抽象、概念化。 为此，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干部德考制度化问题。如重庆、河北保定、山东济南、甘肃陇西等地都先后出台过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或意见，在干部考察中细化干部德的评价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干部进行道德评价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王伟教授认为，道德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可以进行评价，道德评价是整个道德建设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但是，道德评价机制跟一般的绩效评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将公务员道德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公务员道德也绝不是简单地一评就能评出来的。”王伟表示。 综观各地关于官德考核的标准，有的地方干部官德考评办法一出台便引起很多争议。 2010年，江西萍乡出台领导干部选拔办法，将生活方式不健康、不孝敬父母等列为一票否决事项。同年，湖南邵阳则出台规定强调提拔干部需要家庭出具道德鉴定书。 四川省彭山县委2012年2月出台《科级领导干部德的考核评价办法(试行)》，规定提拔干部先征求其父母、邻居甚至小区物业的意见。当时，彭山县有5名干部通过此项考核，但5人均在家庭美德方面被扣分，其中一名干部因不爱做家务被扣两分，导致其总分最低。考察组一名成员表示：“我们向他家人了解情况时，他妻子说，他在家很少做家务，比较懒。我们向家里其他人证实后，对他扣两分并归档。” “这里有一个误区。一说考官德，就把领导干部在家里孝敬不孝敬父母、尊敬不尊敬老人等纳入考评范围，但这不是官德考核的主体指标。”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教授认为。一个干部私德好并不一定说明他官德好。在毛昭晖看来，官德考核除了基本素质的考量外，其主体指标要看干部在关键时刻、重大事件中的表现，而不是把官德考核简单化、随意化。 德是人的一种内在本质，很难通过直观的形式去了解和把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将官德考核真正落到实处，的确还面临着许多困难。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考核标准主观随意性很大，得出的结论未必客观真实。在这些地方干部道德考核的设计中，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官德考评的得分越高是否就意味着官员的德行越好?“比如，一个官员的考评分数为91分，另一个为90分，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比后者的官德要好?是否在干部的任用等问题上，前者就享有优先权?”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教授指出，“如果是的话，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官德水平高低可以通过一个数字来体现，这无疑是将官德问题简单化。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官德考核指标体系建立的意义又在何处?” 6．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道德品质。早在夏朝就有所谓“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政治清廉思想(《尚书·尧典》)。西周时，更是接受了夏商两代后期由于官吏失德而毁政亡国的教训，在选拔官吏时特别强调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为选拔官吏的法定标准。 秦朝的职官管理制度也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并用法的方式将官德制度化。1975年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是学界认为的我国最早的成文行政法。其中的“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这五善、五失虽然不能说是最完备的官员行为规范，却是由官方确立的最早的为官之道。它明确地提出了官员必备的思想品格和道德修养。 汉朝伴随着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礼义道德教化被置于治国的首位。汉朝选官的主要途径为察举制，其法定的主要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四科取士”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光禄四行”为：“质朴、敦厚、逊让、节俭”(《后汉书·百官志》)。可以看出，汉朝选官是按德、才、能的顺序进行素质考察的。 唐朝统治者在“明刑弼教”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德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从官员的选任到考绩到监察，每一个环节都高度强调道德状况。唐朝对官吏的考绩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所谓“四善”专指品德，“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唐玄宗时制定的监察法规——《六察法》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恶”，从对职官的选任、考核和监察的法定标准的顺序看，都是道德品行排首位，才能、政绩是次位的。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职官管理制度方面对官员的德行要求与唐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7．尽管对官德的考核存在一定难度，但近年来也不乏积极的探索。 在江苏省淮安市县(区)人大、政府、政协换届考察工作开始之后，一张关于干部德的反向测评表登场，令人耳目一新。 据了解，在反向测评表中，围绕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5个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把干部群众关注度高、社会负面影响大、媒体曝光频繁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最后形成了12条形象直观的反向测评内容。比如，“说话做事水分大，作风浮躁，欺上瞒下、好大喜功，喜欢大吹大擂、搞形象工程”“原则性差，经常说情打招呼，遇到矛盾绕着走、和稀泥，充当老好人”，这两类干部“缺德”表现在反向测评表中归为“职业道德”一栏。 此外，这次反向测评的应用范围较广，先是召开换届述职测评大会，在现任领导班子成员述职后，组织县(区)正科级以上干部进行反向测评；再由县(区)机关中层干部、乡镇普通干部代表、社区居民代表、“两代表一委员”等人员，对干部德的情况再次进行反向测评；对拟提拔进班子的差额考察入选，还到其所在单位进行反向测评。据统计，本次换届考察中，当地8个县(区)共有5200多名干部群众参与了干部德的考核评价。 8．“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既有可能维护整体利益，也有可能以权谋私，单纯地强调道德自觉，显然不足以保证公职人员能秉公办事，反而放松了对公职人员应有的、必要的监督。另一方面，官德建设过分依赖软性的道德调节，而忽视制度的刚性制约。”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原院长、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公职人员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常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个部门、哪个公职人员出了问题，才引起领导重视，又开始新一轮整顿教育活动，浪费大量社会资源，也使公职人员们陷入事务性工作中，影响机关效能、作风建设。 李建华说，传统的官德建设总是强调“内省”“慎独”，把官德建设完全建立在内心自觉和内省的基础上，这些做法尽管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实际效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触动公职人员，提升其道德境界。 “建立一套制度化、体系化、可操作的官德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要推进行政道德建设的法制化、制度化。法制化反映了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力量加强官德建设的思路。”李建华说，“其次，道德法规的内容要具体详细，操作性强。包括限制接受礼品的规定、限制政府公职人员兼职的规定、严禁假公济私和铺张浪费的规定、限制工资以外收入的规定、对政府公职人员离职后利用原职位的影响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限制规定，对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社会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等活动的过程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的规定，违反规定将受到什么惩处等都要作严格的规定，避免对官德的要求过于笼统和空泛。同时，要建立完善的道德监督、惩戒机构与机制。” 9．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出现了执掌公权力的人的道德问题，因此美国率先发起了针对公务员道德的立法，法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随后跟进。事实上美国设立《政府道德法》也就30多年，主要是通过国会立法、总统命令的形式出现。 瑞士的公务员不得兼营副业与工商业，其家属也不得开办饭馆、咖啡厅等行业，否则公务员必须辞职；如果公务员在营利性公司中兼职时，必须取得联邦委员会的特别批准。 对于美国高官而言，不提交财产申报，就不能担任政府公职。如果不及时申报或提供虚假信息，还将面临政府部门的纪律处罚，并可能招致司法起诉。 10．要做官，先做人；要立业，先立德。为官者“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官德。为官如果没有良好的官德，就不可能廉洁自律；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就会栽跟头。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的道理，也是党中央一再要求选拔任用领导干部要正确把握德与才的辩证关系，认真落实“以德为先”的具体体现。既注重“考能”更重视“考德”，真正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看清人、识准人，才能选好人、用对人。深入甄别、准确鉴定干部德才表现，是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的前提。干部提拔前，必须多方面了解、多渠道考察、多侧面审视，全面准确掌握干部情况。 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指出，现在干部出问题，多数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李源潮部长同时还指出，领导干部要有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的敬畏之心。约束官员之“德”，就是让他们有所敬畏，而不是为所欲为。约束官员之“德”，不全在所谓政绩指标，而在于“公开监督”，在于“群众满意度”。三、作答要求

1．又是一年求职季，为了满足大学生求职需要，某整形医院专门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整形专场”。医院的接待大厅整洁、明亮，大屏幕上正在反复播放着医院的广告，广告内容简单而直白：一个女孩儿因为相貌普通而得不到心仪男生的关注，通过整形变美后，引来了众多男同学的青睐。屏幕下方是一张宽大的咨询台，咨询台边围满了前来咨询的学生。“我想开眼角，那样眼睛看起来更有神!”“你们能把我的脸做成×××那样吗?”眼神里充满了热切的期待。当得到整形顾问的肯定后，又兴奋地开始了对手术具体事项的咨询。 整形顾问刘莎介绍说，大学生的整形要求一般比较简单，隆鼻、去斑、开眼角等，大多属微整形，整形后人的个性特征大多能够得以保留。我们平时做的整形要比这大得多、复杂得多，人们的整形要求除了明星脸外，这两年比较热门的是网红脸，脸尖、眼大、肤色白，已经形成了一个模板。最近几年男性整形者数量亦有所增加，一些男生为了提升自己的魅力和气质，也常常会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整形。 想要整形的小陈坦言，“在求职的时候，同等水平的人，往往相貌出众的那个人被录取。美也是一种竞争力，没钱，货款也是值得的”。他的同学小静表示，“整形不仅仅是变美丽这么简单，更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美貌比一封介绍信更具说服力。”在眼球效应时代，外貌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分量被空前提升。整形行为已不再引起道德争议，人们不再会因整形而承受过多的压力。整形在年轻人中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800万以上的人进行过整形，30岁以下占比约为80％，其中大学生为主流群体， 2．中国整形博士联盟主席F介绍，以前，整形机构只有割双眼皮、纹眉、纹唇等简单整形项目，且收费较高。现在，整形技术成熟度越来越高，丰胸、隆鼻、割双眼皮、削骨瘦脸、除皱拉皮去眼袋、抽脂、丰唇、开眼角等都是常见整形项目。10年前，整形人群中40～50岁的多一点，近些年呈现出整形群体年轻化趋势，18-25岁的人成为主要人群，95％都是女性。随着国人收入的提高，原来只是演艺圈或者少部分“成功人士”能消费的各种整容、微整形，现在工薪族也能去尝试，越来越平民化了。 针对大学生经济尚未独立的特点，整形机构联合一些金融平台推出分期付款等专项业务，缓解了大学生整形的经济压力。“以貌取人”的社会心态与追名逐利的商业资本一拍即合，“整形热”的虚火便越烧越旺。 大三女生小吴想在业余时间找一份兼职，由于自己眼睛较小，在找工作时想给招聘单位留下好的印象，去整形医院做了一个开眼角的手术，在整形顾问的大力推荐下，又做了隆鼻整形项目。小吴觉得整形效果挺好，想让自己更美，于是又3次贷款做了其他整形项目。为了还债，她先后多次通过贷款公司办理贷款，希望以贷还贷，结果越陷越深。 教育家X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年轻人如此强烈地执着于整形，迎合了职场上那种“看脸”的庸俗文化。甚至有好多女生整形就是为了一个男生，或者抱着“逆袭”的想法，这背后都藏着一种一蹴而就、不劳而获的功利动机。还有的人一味模仿明星，看到某明星鼻子上有颗痣，就往自己鼻子上加痣，这种做法更是盲目而愚蠢。应让他们了解，最终获得职业发展还是要靠自身能力，而不是容貌。 3．2017年4月，第一家丧茶实体店开张营业。短短半年时间，丧茶在全国已经拥有了十几家门店。“一家哭着做茶的丧茶店，干了这杯小确丧”是丧茶向初次进店的顾客做的自我介绍。据茶店老板介绍说，经营“丧茶”的创意来源于“喜茶”，当时是单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可能就是一阵热，很快就过去了”。有一款茶叫“混吃等死奶绿”，店员会提前告知顾客，这款茶不会很好喝，尽管如此，这款茶依然稳坐销售冠军宝座。进店的顾客其实并不关心茶本身的口感，茶的本意已经被尽可能削弱，“丧”的概念被无限放大。“我们做的不是茶饮，是情绪消费。” 就在丧茶快速走红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给自己贴上“丧”的标签。丧文化也成了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对于“什么是丧文化”，百度上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一些90后年轻人，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而难以自拔，他们丧失心智，蹒跚而行，没有情感、没有意识、没有约束，成了只能麻木生存下去的行尸走肉。 丧文化的出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很多人认为，丧文化体现的是年轻人一种消极的、绝望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在这种状态下，人不想工作、漫无目的、情绪低迷、欲望低下，只想麻木不仁地活下去。 网友小李则认为，很多自称丧的人“态度和行为不一致”。他们表面上看是带有消极的、有点厌世、颓废和轻松、自嘲的混杂味道，但仔细审视，你会发现，他们心里更期待有向上精神的身份符号和标识。 在心理学家L看来，丧文化不是青年的自我放逐，而是他们出于人性的自赎策略。对于那些完成不了的目标，他们没有盲目追逐，而是选择了一种“不强求”的姿态，自嘲背后是遵从内心与自我和解的勇气，这背后折射的是当前人们生活和精神双重压力的社会现实。虽然美与丑都是审美对象。但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把美和丑看作是相对立的概念，认为美是和谐，是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必然与自由、内容与形式以及形式中诸元素之间的协调一致。反之，丑则是不和谐、反和谐，是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对立和冲突。美能直接取悦感官，取得快感与愉悦，美停留在感性，丑则刺痛感官，引起人的痛感与不适，丑需要更多的思想、理智的介入。从这个层面说，作为审美对象，丑比美更为深刻。 4．“污”。字典里解释为“脏”。然而，在当下的网络流行文化里，“污”竟然和“脏”划清了界限，衍生出了一种所谓的“污文化”。 “污文化”以粗鄙化、极致性的特征，进行着情感的宣泄和极端观点的表达。一些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微信公众号、每集播放量都过亿的网络综艺、在线人数上百万的直播，将这些“污力十足”、含有粗口的语言片段以超高的能量级散布出去，一时间，朋友圈里动不动就是“污力滔滔”，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粘“污”的言论、图片或者视频，总会得到众多追捧，“污”仿佛成为一件令人沾沾自喜的事情，充斥整个网络空间，甚至逆向输出到传统媒体的舆论场中。 “污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因此，W市文化局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共32人，在文化局311会议室召开了一场题为“审视‘污文化’”的座谈会。座谈会由局宣教科高科长主持。以下是座谈情况： 高科长：现在网络流行“污文化”，流行到什么程度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2005人进行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显示，53．7％的受访者偶尔使用“污”的词语或语言；9．6％的受访者经常使用；47．8％的受访者觉得身边“污”的人挺多。请大家从自身的感受、体验、专业等角度出发，畅所欲言，谈一谈我们应该如何审视和对待这种文化现象，从而了解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心理和审美需求。 某高校学生：我觉得“污文化”其实也不算污，稍稍带点黄色，带点幽默，同学之间逗逗趣、过过嘴瘾，大家也不会当真，反倒增进了沟通和交流。我觉得很好啊!我是学中文专业的，从我的专业角度看，段子手在段子中释放的语言智慧和创造力将一个个荤段子说得很吸引人，让人浮想联翩，很有想象力! 某企业员工赞同道：对啊，对啊!我觉得污段子可称得上是社交利器，现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每天阅读的信息很多，感兴趣的也大不相同。同事们一起聊天，话题众口难调。但是有了污段子就不一样了，它让每个人都能哈哈大笑，有接话题的能力。下班回家看看污视频，一天的疲累和烦心事也化解掉了，我每天都看。 某高校教师：我不太同意你们的说法!要是想放松，可以有很多好的方式，比如听音乐、聊天、看电影，为什么一定要用污段子、污视频呢?我是教师，年轻人的审美能力有限，我很担心年轻人沉浸在挑战公序良俗、贬损人的尊严、罔顾道德行为的“污文化”里，会失去正确的价值观。 某报社记者：这位老师的担心未尝没有道理。但是，在“污文化”里还有一个元素您可能忽略了，就是批判功能。很多污段子是针对社会上的负面现象编撰的，披露社会不公平、不公正，不阳光的一面。我采访过一人，其中大多数人还是能看到这一点的。 某机关公务贵：我同意刚才那位老师的观点，高科长提到的那个数据我也看了，其中一个数据高科长没提到，就是84．9％的受访者觉得“污文化”会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可见，“污文化”尤其不适合价值观还不成熟的青少年。学校、传媒、文化部门要起到教育、引导和管理的作用。 某美学研究者：我们课题组研究发现，现在“污文化”流行的背后，实际上有商业的、经济的利益在推动。他们不以丑为丑，不以羞为羞，不以耻为耻，极尽搞怪、出格乃至低俗之能事，是为了夺人眼球和点击量，然后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回报。在审美趣味上，“污文化”从人的物质欲望出发，尽力去迎合一些低级趣味，刺激并满足人的浅层需求，这种文化趣味会驱使人们走向自我的卑琐，走向趣味的低下，构成我们当下一种非常不健康、不文明的社会文化语境，应该引起有关部门注意。我觉得“污文化”展示和渲染的是人性与人情中的陋习、丑态，以提供生理性的快感为满足，更擅长将人物化或动物化，迎合了当今社会一部分人的某些需求，更容易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污文化”实际是审丑范畴，对丑的表现进行批判，要看到它的合理性，不能一棒子打死，也不能不知丑，要有透过丑审视美的意识和能力。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个半小时。高科长说：“今天的会真正做到了各抒己见，也达到了我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大家的发言为我们认识和对待‘污文化’提供了清晰的思路。非常感谢大家!” 5．随着自带草根属性的网络语言和文化逐渐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污文化”在网络综艺、网红主播、自媒体的推动下，似乎有种“叫板”主流文化的气势。原以为会被“主流”“大众”轻易讨伐的“污文化”，不仅未被“覆盖”“碾压”，还快速地攻占了人们的日常空间，游弋于低俗底线之上。当一个陌生的面孔通过惊世骇俗的言行一夜爆红时，当脱离优美词曲的一首歌曲，只要足够粗糙怪异，就可以提升发行量和收视率时，当“瘦即是美”的畸形审美观大行其道时，人们不禁惊呼“到底什么是美?”著名作家冯骥才感叹道：“中华民族的审美，现在是低谷，充满了乱象!” 《2017中国人时尚生活审美报告》相关数据显示，超过50％的95后认为不知道该如何提高审美品位。对此，人民日报发表时评，大声疾呼：美育是一种刚需，为美而献身，比为面包而活着更加幸福!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推出了《十三五之歌》《厉害了，我们的2016年》等一系列精品时政类短视频，以强大的内容资源优势、专业精细的技术水准，引导国人价值观、审美观的正向发展。 6．上海市某儿童画展，一位小朋友的作品上有一个洞，评审们好奇地问，这是不是一幅破损的作品?小朋友说，这是进入世外桃源的入口。孩子的答案，耐人寻味。如何擦亮发现美的眼睛，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回答的课题。 著名作家宗白华回忆自己年轻时酷爱自然，常常在山水间徜徉幻想。尚未写诗的年龄，心中却已充满了诗境。他说：“纯真的刻骨的爱和自然的深静的美在我的生命情绪中结成一个长期的微妙的音奏，伴着月下的凝思，黄昏的远想。” 审美能力是从长期的美感熏陶中培养和孕化出来的。倘若一个人的心灵和境界，没有受到美的熏陶和启示，没有保留住一片审美的心灵净土，任何美的种子播下，也不会生根发芽。倘若没有审美的心境，也就一定不可能具备成就大学问和大事业的胸襟和气象。在物质供应日益丰沛、精神问题凸显的现代社会，审美能力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每一个人都拥有发掘美好的眼睛与心灵，拥有完善的性格、更富情趣的人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不仅是个人之福，也是国家之幸!

二、给定资料 1．回扣是指卖方从买方支付的商品款项中按一定比例返还给买方的价款(见《辞海》1999年9月第1版，第2054页)。按照是否采取账外暗中的方式，回扣可以简单分为两种，即“账内明示”的回扣、账外暗中的回扣。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暂行规定》中规定的回扣，是账外暗中的回扣，也就是商业贿赂的典型行为方式。《暂行规定》第5条第2款规定：“本规定所称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时在账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但是，如果断章取义地从“本法所称回扣”或“本规定所称回扣”中提取回扣的概念，那么得出的结论将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记入账内的“账内明示”回扣，也就会产生所有回扣都能构成商业贿赂的错误印象。 2．家乐福8名肉类采购负责人因收受供货商黑钱被警方抓捕。 窝案的背后，是隐藏在卖场采购环节的商业贿赂黑洞，作为行业“潜规则”，供货商要想进入卖场、降低扣点，需要打点科长、处长等多道关口。零售业内，处于强势地位的零售商向上游供应商收取进场费、扣点的赢利模式被认为给员工带来腐败空间。 此类腐败并不是家乐福的“专利”，国家有关部委明令禁止的进场费、促销费、海报费等“乱收费”，在扣点模式经营下的卖场依然存在。 被腐蚀的链条带来的是商品价格的虚高和质量的难以保证，但为此埋单的最终还是消费者。 3．某县医院2004年部分回扣药品目录清单 品名 市场零售价 医院零售价 药贩子给回扣 头孢哌酮舒马坦钠针 7.00元/支； 32.10元/支； 6.00元/支 加替沙星针 15.00元/瓶； 75.00元/瓶； 20.00元/瓶 头孢他啶针 8.00元/支； 38.00元/支； 4.00元/支 那琦针 0.70元/支； 65.00元/支； 10.00元/支 西米替丁针 0.30元/支； 16.00元/支； 3.00元/支 罗红霉素分散片 7.00元/盒； 11.30元/盒； 5.00元/盒 头孢呋辛针 7.00元/支； 23.00元/支； 4.00元/支 凯兰欣针 6.80元/支； 33.00元/支； 6.00元/支 4．据报道，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其中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1603件，占总数的23%。在一些行业和领域，商业贿赂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潜规则”。为遏制商业贿赂发展态势，中央近年来多措并举重拳出击，并将其作为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来治理，然而由于商业贿赂涉及面广，系统复杂，加之立法局限、执法取证困难等一系列因素，破解这一社会“顽症”依然任重而道远。 5．材料显示，教育系统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设备采购、教材采购、消耗品采购、基建工程等4大领域。全国教育系统2001年至2006年底共查结商业贿赂案件577件，涉案金额总计7379.5万元，414人受到刑事处理。 6．近94%的人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普遍存在；六成公众对反商业贿赂的成效信心不足。这是南开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与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编辑部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被调查人群包括来自不同省市和地区的部分中央党校学员、公司企业人员和普通民众。绝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做生意如果不请客送礼就做不好，只能勉强维持或肯定做垮。这说明商业贿赂已成为一种市场潜规则，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商业贿赂在我国滋生蔓延，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 7．华润蓝剑(广安)啤酒有限责任公司涉嫌巨额商业贿赂，被重庆市工商局立案查处，并被暂扣了1万多件总价值30多万元的啤酒。这是该局自开展商业贿赂专项整治活动以来调查的涉及区域最广、金额最大的案件。由于川渝两地在啤酒销售方面历来竞争激烈，此事被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观点认为重庆市工商局此次行为是地方保护，将正当的促销定性为商业贿赂，从而打击“雪花”、“蓝剑”系列啤酒。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也发表声明，认为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8．2006年5月25日，北京教育系统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正式启动，重点锁定以销售、选用图书教材为名收受回扣和“手续费”及单位设小金库等问题。 近年一些地方教材购销回扣风盛行，已使不少本应“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者被金钱迷惑，甚至跌进商业贿赂的无底洞。被誉为人文制高点、社会首善地、学术探索源、人才孵化器的教育系统因教材“回扣门”而蒙羞。 近年来教材腐败大案迭出，一次次地撞击着公众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2004年揭发的四川省高校图书腐败大案，涉及成都、绵阳等地13所高校，36名干部被立案侦查，其中贪污受贿100万元以上的3人，涉嫌犯罪总额达1200万元；2005年底查处的河南省教育厅图书腐败大案，1名副厅级官员和3名处级干部被拘，涉及回扣金额3000多万元；江苏省检察机关经过两年多侦查，挖出了一系列高校教材回扣案，该省115所高校中有109所涉案，回扣金额2000多万元…… 喊打了多年的教材腐败，并没像过街老鼠那样仓皇而逃，反而“在骂声中成长”，居然出落成脸皮奇厚、心肠奇黑、裙带众多的怪胎，变成了集团化的扎堆腐败。根治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砸烂暧昧丛生的“回扣门”、斩断上学贵背后的黑手，需要打出组合拳，打破垄断、健全监督、约束权力，使整个教材购销链在“透明门”中运行。 一项公众调查结果显示，教材出版业在2004年、2005年链续两年进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这种现象极不正常，属典型的“反市场经济现象”。在对江苏109所高校教材回扣案的查处中，检察官描绘出两条耐人寻味的“犯罪链”：一是明扣→小金库→个人腰包→犯贪污罪，二是暗扣→个人腰包→犯受贿罪。出版和销售环节中的漏洞、高校官员权力的失控、校园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匮缺和社会监督力量的鞭长莫及，共同造就了教材腐败这个怪胎。仅靠教育部门一纸红头文件，在行业内部作道德纪律的系统自净，恐怕难以根除盘根错节的腐败毒瘤。 9．商业贿赂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五花八门的手法和各式各样的内容。按照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等规定，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给付或者收受回扣； (2)赠送或者收受现金或者财物； (3)配送证券、股票或者股份； (4)提供其他利益或者机会。 10．建设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9月7日联合召开“建设系统商业贿赂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分析暨工作交流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1608件，占商业贿赂案件总数的26.31%。 在此次会议上，建设部向社会公布了建设系统商业贿赂违法犯罪20个典型案例。其中，有把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拉下马”的北京市通州宋庄建筑公司及原法定代表人张桂军单位行贿案等。 建设部副部长、建设部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志峰对上述案例分析说，建设系统商业贿赂违法犯罪有四个特点： 一是权钱交易，损公肥私。案例中的受贿者大多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工程发包、规划审批、城市建设配套费减免、企业资质审批等环节，非法受贿，为他人牟取私利。 二是以小博大，非法获利。行贿者通过贿赂等手段，取得工程承包、规划许可、企业资质等方面的市场竞争优势，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诸多市场机会，非法获取比贿赂成本高得多的商业利润。 三是手法多样、行为隐蔽。“其中有直接给钱、给物的，也有假借咨询费、信息费、服务费、资助子女就学等方式实施贿赂的。” 四是扰乱市场，危害巨大。这些案件的发生扰乱了建筑、房地产、市政公用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刘志峰说，目前建设系统商业贿赂行为仍处于易发、多发时期。这些案件全部发生在权力与资源相对集中、容易发生权钱交易的岗位上，而且发生贿赂的主要原因是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不到位，对重点岗位及领导干部的管理制约缺位。规章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力，存在薄弱环节和漏洞，致使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索贿受贿，牟取非法利益。因此一定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堵塞漏洞。 11．为有效治理医药购销领域中的商业贿赂行为，规范医药购销秩序，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印发了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这次专项治理的重点是解决公益性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严重破坏正常医药购销秩序的问题。主要是：医疗机构的领导及有关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采购活动中，收受生产、经营企业及其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回扣的行为；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在临床诊疗活动中，收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提成的行为；医疗机构接受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生产、经营企业或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不按照行政事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私设小金库、用于少数人私分的行为；医疗卫生机构有关人员在基建工程、物资采购、医院转制、招标等活动中，收受有关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的行为；卫生、中医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权力，在医药购销和工程招标等活动中，收受有关企业和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的行为。同时，各级卫生、中医药行政部门要建立行贿企业的“黑名单”制度，并及时上报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凡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两年内取消其参加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招标投标的资格，医疗机构不得采购其产品。 12．商业贿赂案件的查处依赖知情人的举报，知情人有无信心和积极举报至关重要。在一份调查问卷中所列鼓励知情人举报的措施中，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人们反贿赂的正义感、给予举报人重奖、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以保护其人身安全，三者都是有效的，但其有效程度并不相同。其中，对举报人身份严格保密，以免其遭受打击报复属于最有效的鼓励举报措施；给予举报人重奖的有效性也较强；而通过宣传教育增强人们反商业贿赂的正义感的有效性一般。因此，强化举报人保护与奖励制度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 13．为推动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开展，广州市白云区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制定了《举报商业贿赂有功人员奖励暂行办法》，对举报有功人员，根据没收或追缴违纪违法金额的情况，给予3万元以下的奖励。 为切实治理卫生行业商业贿赂行为，天津市卫生局建立了市卫生行业治理商业贿赂专用账户，多数医疗机构都建立了长效的监督机制，在门诊设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治理举报箱和举报电话。据不完全统计，天津市卫生局系统各单位上半年退还、上交各类“红包，，金额近90万元。 日前，四川省人民医院等8家医院与54家药品生产企业正式签订“药品阳光采购合同”，并对医院采购药品的种类和数量作出明确规定。此举有利于阻断医药代表与医生间的销售联系，有效防止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据悉，这种“阳光采购”形式在全国尚属首次。 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