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材料一据统计,新《土地管理法》实施7年来,全国共发现100多万个土地违法案件,涉及土地面积近500多万亩。这个数字,比2004年全国新增的建设用地总量402万亩还要多出近100万亩。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的卫星遥感监测发现,前几年违法用地平均占新增建设用地总宗数的34%,有的地方高达80%以上。2006年4月15日,国土资源部通报两起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将对发生在河北省和安徽省的两起严重土地违法案件,直接进行公开调查,并给予严肃处理。这次通报的两起严重土地违法案件,包括河北省赞皇县德众钢铁有限公司非法圈占耕地新建炼铁厂,以及安徽省休宁县政府非法批准占用土地,共涉及土地400多亩。张新宝指出,当前土地违法反弹现象比较严重,执法形势相当严峻,目前发生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政府违法占地问题突出,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地方政府或相关领导。同时,土地违法中,侵犯农民利益现象严重,低标准土地补偿和拖欠征地补偿费现象比较普遍。材料二张新宝说,在当下的土地违法案件中,地方政府成为主导因素。执法部门发现,在目前的土地使用中政府违法带有普遍性,“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政府或相关领导”;同时这种违法常常是以经济发展为单向度指标,政府在受查处时也惯用“发展是硬道理”来应对。“有的地方政府手中的钱不多,又互相攀比低价出让土地,怎么办?那就对农民实行多拿少给。”张新宝说张新宝分析,目前,土地违法出现了地方政府主导的特点,其表现之一是,政府违法带有普遍性,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政府;二是政府违法用地带有发展地方经济的色彩。当要查处时,地方政府称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国土资源部本次通报的“安徽休宁案”就颇有代表性。该县政府未经省政府批准,多次非法实施征地和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同时还擅自同意采矿单位自行征地。该县国土资源局为沙石开发有限公司非法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造成非法占用和毁坏近300亩土地,其中耕地170多亩。不过,休宁县这种赤裸裸的违规在目前并不多见,更多的则是和政策法规打擦边球。张新宝称,常见的方式是通过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采用拆分手段,化整为零批地。有的省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审批权下放给地市,调整基本农田成了一件十分随意的事情,“占用基本农田必须报国务院审批”成了一句空话。有的地方与开发商签订土地出让协议后,再“量身定做”竞争条件,搞虚假挂牌出让。有的地方则“以租代征”,先由乡镇政府从农民手中把地租来,然后直接转租给了企业。材料三日前,国土资源部公布了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18.31亿亩。也就是说,离“十一五”规划确定的未来5年耕地保有量18亿亩的约束性指标仅剩3100万亩。与此相关的是,“十五”期间全国耕地面积净减少9240万亩。有关专家预测,随着中西部的开发和产业的渐次转移,中国将上演违法圈占土地的“最后疯狂”。国土资源部在此次通报中的说法给这种判断提供了注脚。张新宝说,执法部门已经注意到违法用地在跟着产业梯度西进。“较大规模的违法用地,随着一些工业项目向中西部转移而转移。”张新宝说,一些地方政府在无规划、计划的情况下,盲目签订协议,擅自.承诺向开发商提供大量土地进行成片开发,有的一个协议就提供四五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种做法实际是把土地一级市场的开发权拱手让给了开发商。”张新宝说,名曰“造城招商”,想演绎“草船借箭”,结果则是大量土地资源被少数企业垄断,同时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中国社科院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表示,东部地区的土地在上一轮建设高潮已经基本被圈占完毕,土地使用上的问题也已经暴露得差不多了,但是,在面对下一轮建设高潮所带来的相似风险时,我们仍然缺乏有力手段来应对,而只能听凭此种情况被复制。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形势更加严峻,因为离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所必需的18亿亩耕地的底线更近了。他说,虽然近些年来国家在土地使用监管方面不断发力,国土部门也不断发布各种政策,严把土地闸门策略,但是在宏观上始终未走出行政系统内部强化的路子,“始终是左手斩右手”,不能、不敢在更广范围内寻找“解牛”之道,从而致使问题走向死角。 “土地闸门始终如同面对牦牛阵,随时都有被冲垮的可能。”这位研究人员说,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的强势地位以及追求政绩冲动的基本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材料四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和国家统计局农调司刚刚发布的“2006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对于土地使用的管理,我国仍是以行政和法律管理为主,经济机制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在流转市场,依然是双边垄断、行政干预和市场不完善;在所有权方面,农民的主体地位及拥有的民事权利仍然混沌不清;在监管上,地方政府将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职能集于一身,因此服从当地政府的局部和短期需要成为一个经常性课题。在此种形势下,土地非法使用的风险仍然存在,耕地保护的压力更加巨大。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成为土地违法主体,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不断强化着严守土地闸门的决心。正如3月11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面对中外记者时所说,“保有18亿亩耕地是约束性的指标,坚决不允许突破”。值得回味的是,一位网友在看完这场新闻发布会后说:“记者怎么不问问完成这一任务的信心来自哪里呢?有效的手段又在哪里呢?”材料五法律规定,非农地是国家的,农土是集体的。理论上国家和集体都是“地主”。实际情形是,两个“地主”都是虚置的,地方政府才是两个“地主”真实的所有权代表。真“地主”所有权虚置,问题出在现有土地制度上。假“地主”一轮又一轮的带头违法占地,表面上看似“崽卖爷田不心痛”,其实质视同于经济学辞典里那个有名的“公共地悲剧”的当代“中国版”。三、申论要求
给定材料 1.自2017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环境的若干意见》以来,北京市地税局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在全方位服务疏解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了系列举措,并取得明显成效。 “我们公司于1992年创立于中关村科技园区,是经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的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因公司战略需要迁入密云区。此前我们公司办理过一次迁入业务,当时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资料较多,而在这次办理迁入手续时,手续相对之前有了明显的简化,现在提供的资料精简了,办理时间也缩短了,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个大喜事。”近日,刚在北京市密云区地税局办完企业迁入手续的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郑艳霞高兴地说。 服务北陆药业只是北京市地税局在简政放权方面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北京市地税局通过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坚持在简政放权方面做好“减法”。目前,该局取消了19大项58个子项全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取消了印花税代售许可审批,仅保留4项行政许可,并坚决杜绝增设和变相增设行政审批事项的行为。同时,修订并公布了权责清单。目前新版权力清单共有107项权力事项,减少了23项权力事项,成功打造出权力瘦身的“紧身衣”。另外,该局通过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放”的含金量,梳理了纳税人在办税中需要向税务机关提供的20余项证明事项,并就其中15项证明事项 提出了取消、调整建议;对需要地税机关开具的1l项证明进行规范,实施清单管理,切实推进减证便民举措。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北京市地税局全面加强放管结合,转变征管方式,探索税源管理所分类分级管理模式,从“分户到人、各事统管”向“专业分工、分类管事”转变,对重点税源企业.及时获取动态税收数据,分析税负变化趋势,实行个性化、专业化涉税管理服务,不断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 “今年,我们针对部分集团公司,如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的分公司分属多个主管税务所‘多头管理’的问题,将同仁堂集团公司及其所属的16家企业调整到一个税务所,安排专人集中征收管理,由分散型管理模式向集中统一化管理模式转变,有利于统一税企双方办税口径,提升管理规范性。”东城区地税局局长赵增科说。 “由于大型企业分支多,管理链条长,业务比较复杂,大企业税收管理存在系统性风险。北京市地税局的税务人员针对我们不清楚的涉税业务,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很多帮助,带着我们财务人员梳理税收风险,耐心细致地逐条解答问题,对集团各业态企业特征以及存在的税务风险给出了专业判断和指导意见。”中粮集团税务与产权管理部税务主管余鹏举说。 防范风险的同时,北京市地税局注重通过税警联合开展税收征管工作,在完善联合办案模式、信息共享、案件移送和联合惩戒等方面深度合作。2017年前三个季度,该局与北京市边防检查总站加强协作,积极组织开展阻止欠税人出境工作,对15户欠税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采取阻止出境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续控133户次。 2.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下好简政放权“先手棋”,把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当作“当头炮”,在这方面要有新作为、新突破,迈出更大步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放管结合的体制机制,使两者相辅相成,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完善监管体制中顺利推进简政放权。 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必须进一步向市场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向社会放权,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向下级政府放权,发挥地方政府就近管理和贴近基层的优势。 非行政许可审批,主要是一些部门和地方在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之外,依据“红头文件”设定的管理事项,实质上是变相的行政审批,许多非行政许可审批还收取费用,涉及利益输送。因此,要对国务院部门正在实施的非行政许可事项进行清理:确需审批且有行政许可性质的,应按程序转为行政许可事项;属于国务院对下级政府的审批事项,应转为内部工作程序。各部门一律不得自行设立面向社会公众的审批事项。 对保留的审批事项,各部门一律以清单方式向社会公开,目录之外一律禁止审批,切实解决“权力无边”的问题,实现“法无授权,政府和部门不可为”;同时,推动部门减少审批环节、压缩审批时间、公开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行为,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更多的便利,实现“法有规定,政府部门必须为”;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政府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清单以外的,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做到“法无禁止,公民和企业皆可为”。 针对市场监管领域共性问题,加强生产经营等行为监管,强化市场主体责任,坚持依法平等、公开透明,把握好监管的“公平秤”,坚决杜绝随意监管;要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对失信主体在投融资、土地供应、招投标等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对严重违法失信主体实行市场禁入;要改进监管方式,整合执法资源,消除多头执法和重复执法。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让市场的“发动机”更强劲有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更应该是“掌舵人”,而不是“划船者”。转变职能、减少微观事务管理后,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管宏观,管好那些最该管的事。尤其要注重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把好“方向舵”,掌握“撒手锏”,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有效性。 3.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其中既有经济、社会的变革,也有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尤其是由改革前的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 长期研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W指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精简机构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为市场经济奠定基础阶段;2003年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基本定位阶段;2008年和2013年政府机构的“大部制”改革阶段。 近年来.我国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尤其是以大部制为主要特征的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改革更多聚焦于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合并重组,很少触及内设机构的权责配置,使得各个政府机构的内设机构千篇一律,并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此外,由于原部门内设机构职能整合没有到位,大部制作为“整体政府”的规模效应并未很好地体现出来,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而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就在于提升行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在行政资源“增量”日益受限的现实背景下,优化配置“存量”,有助于破解因行政资源不足导致的服务效率低下难题。编制资源是一种重要的行政资源,对政府人力资源的数量和构成存在着直接影响。但现实中,编制资源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分配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机构的编制资源不能很好地匹配公共事务处理需求,以致出现了“事多人少”或“事少人多”的不正常现象,由此大大降低了编制资源的使用效率。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的热点话题,调整理顺两者关系,发挥两个方面的自主性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同其他领域的改革类似,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许多举措是通过政策试点的模式向前推进的,改革呈现出明显的自下而上、逐级扩展的特点。然而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并未与法律法规修订的迫切性对应起来,即最迫切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却最缺乏通过合适的法律法规支撑改革探索的能力,以致地方的改革勇气常常走到既定法律法规面前就一扫而空。这一现象在当前的简政放权改革领域中尤为突出。 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需增强政府公信力。然而,当前政府公信力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2013年年初L市曾出台“闯黄灯视为违反交规,记6分”的政策,执行5天即宣布暂停;2016年3月N市试推购房新政,毕业未超过5年的高校、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购买商品房的,公积金连续缴存时限由6个月降为3个月,且实行“零首付”,试行不足半日就被叫停……“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政策实在太过任性,沦为笑柄也就不足为奇了。打着“惠民”的旗号。却干“伤民”的事情,不是政策“半道跑了”就是政策“打折”。在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走样的惠民政策背后,是当地领导干部没有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如此朝令夕改,若不是当初决策太随意,就是现在太不把群众利益放心上,拿政策当儿戏。不难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短命”是某些政府工作的一个侧影。很多时候,工作的初衷是好的,可一落实下去就变卦了。为什么政策“含金量”减少了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部门出台的便民惠民措施,都是坐在办公室摸脑袋拍桌子想出来的,而非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确定出来的。所以,政策施行后,就很有可能暴露出许多原来未曾料想到的问题,于是干脆放群众“鸽子”,这显然会影响政府信用,惹得群众不满意。 关于政府公信力问题,一些网友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网友A:政府执掌的是公共权力,管理的是公共事务,而所谓公共者,即大家、公众是也。既然是大家的事情、公众的事情,做到公开透明,那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好事坏事、好话坏话,都能够公之于众。并形成习惯,社会是能够理解的。怕就怕什么事情都遮遮掩掩、暗箱操作,那么即使办的是好事,公信力也难以建立起来。 网友B:政府行为往往由政府公务人员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组成,而任何个体行为或集体行为都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偏离正确的方向。换句话说,政府也会犯错。如同一个人一样,犯了错误之后是掩盖还是承认,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四拍”官员。一拍脑门,重大举措出台;二拍胸脯,保证完成任务;三拍大腿,形势有些不妙;四拍屁股,出事了溜之大吉。有的官员刚履新时喜欢承诺,说得天花乱坠,真正该干实事了,却敷衍塞责或百般推诿,让民众由希望变得失望,最终绝望,这样的空头支票最容易伤民心。口惠而实不至的政府部门,也最容易透支公信力。 网友D:目前,新兴媒体已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微博异军突起,如果政府部门遇事不能及时给出事态真相,人们就会寻找信息。民间自发信息不仅鱼龙混杂,各种谣言还可能引发社会混乱,政府公信力也会随之失落。 网友E:服务水平也是关系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要彻底改变“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的政府形象。在各国政府都在进行“政府再造”的全球大背景下,我们更应积极变革传统行政观念和范式,探索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的新范式。 5.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德国联邦政府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潮影响下,积极开展行政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比较显著。1996年,审议院在向联邦政府提交的中期报告中,提出要按照建立“小政府,,的要求削减政府管理事务,实现联邦政府小型化并确立行政服务目标等内容。报告要求各部门对所管理的事务进行全面的审核、清理,将可以委托给民间机构或下级部门的管理事务全面下放。同时,联邦政府还围绕政府的核心任务,对各部门的职责进行了重新编制,以明确政府各部门的具体职责。在机构设置方面,联邦政府根据新形势,将原有的具有重叠职能的部门进行了合并,整合成了新的部门,比如,新设的社会问题部就是负责管理涉及社会各方面关系事务的部门。另外,联邦政府还合并了一些职能不同但业务具有相关性的部门,如交通部和邮政部。在行政理念方面,联邦政府引入了企业服务理念,将全体公民看作政府的顾客,政府是为顾客提供服务的机构。政府各部门要以客户为导向,以提高客户满意度为目标,注重践行成本意识、质量意识和形象一致等管理理念。 日本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和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是指那些体现政府基本职能的基础性社会公益事业,包括中小学教育、相当一部分大学教育、公众基本医疗服务、基础科学研究、重要的文化事业等。除此之外的其他公共服务均属于非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宗教、慈善与福利事业、经贸服务与促进事业、某些文化事业、有特殊需求的教育与医疗服务事业、私立大学以及部分边缘性科研事业等。在日本,无论是由公法人机构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还是由民间公益法人承担的非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其资金投入几乎都来自财政拨款。此外,日本政府还以不同的方式对承担公共服务供给的民间公益法人提供经济支持。2004年3月,日本通过了“推进规制改革、民间开放3年计划”,将“推进民间开放(市场化试验)”的观点引入规制改革的计划。从2005年起,“市场化试验”正式展开,职业培训、国民年金保险的征收业务等8项公共服务作为示范型事业的对象,以竞标的形式委托给民间经营。2006年以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统计调查关联的项目、与大学教育相关的项目等。 新加坡通过法治,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新加坡社会和谐安定、秩序井然,与政府积极贯彻法治精神息息相关,法治产生纪律和秩序,纪律和秩序又促进了法治的完善和发展。新加坡立法严密,明确具体,法律、法规和禁令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界限分明,可操作性强,执行方便。同时,新加坡执法极其严格,以严厉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执法手段保证法律的实施。对于政府自身,新加坡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条规和公务员守则,形成有效地防止贪污腐败的机制,严格依法行政,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李光耀认为:“肃贪清腐,搞好廉政建设,是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其目标是整治自身,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和战斗力,是政府工作勤奋高效的首要保证。因此,新加坡政府为保持其执政合法性和公信力,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加大对政府自身的监管力度,进行廉政建设。 6.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改革,使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对各领域改革起着体制支撑和保障作用。要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必须对机构和体制进行调整完善。要通过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持续深化,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需要通过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该管的事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放足放到位、该提供的服务提供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场“自我革命”,由于传统权力意识的惯性作用,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财政上出现捉襟见肘的状况,巧立名目乱收费、通过内设机构违规从事经营活动获取不当收益、部分行政许可事项该放不放的现象仍然存在。特别是随着简政放权活动的日渐深入,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和利益,让利于企业和民众,甚至还制造出各种障碍,干扰市场的公平竞争。此外,权力的“空放”“虚放”“不彻底地放”等现象也存在于不少地方政府。 欲彻底打破利益坚冰,一方面,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将改革贯彻到底,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藩篱;另一方面,简政放权还须与建设法治政府形成合力,用法治撬动改革、巩固改革。以“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明确企业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如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能明确自己的边界,真正挡住“寻租的黑手”,让政府和市场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充分释放简政放权红利。 “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论语》此句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即政府部门对于手中的权力要有敬畏之心,行之务“简”。以简政放权为主要举措的行政体制改革,正是释放红利之举。
二、给定资料 1.7月下旬,快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反应7月中旬,泰兴地区在对水稻条纹叶枯病的防治工作中,农业部门要求农民采用“吡蚜酮”粉剂进行防治,该药每袋20克(一亩田用药量)。但事实上,“吡蚜酮”是与另一农药“井岗霉素粉剂”捆绑销售,价格高达8元,而“井岗霉素粉剂”的平时售价不超过一元钱——单“吡蚜酮”的售价就在7元左右。 “这是泰兴农民历年使用的农药品种中,单价最贵的一袋农药。”一名知情人说,“吡蚜酮”的成本价或出厂价约在1.8元左右,经过层层加价,到农民手上时,却产生了300%的暴利。而如此高价的农药,只能在农业部门下属的农技站才能买到,其他农资销售部门无法购买到该农药。 “这么高价的农药卖给农民,闻所未闻!”70岁的泰兴市民陆宏生对此感到非常气愤。陆宏生告诉记者,他在泰兴从事农资产品销售工作30多年,对此次“毗蚜酮”销售一事,他说,“8元钱的农药已是‘天价’,”他认为以谋利为目的推广农药,完全是漠视农民利益。“泰兴有60多万亩水稻田,以农业部门销售30万亩的‘吡蚜酮’推算,每袋‘吡蚜酮’的保守利润为4元,仅本次治虫用药就可获利120万元!谁出这钱?农民!”陆宏生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他做的是全市的农资销售工作,一般来说,农药从批发价到销售到农民手中,利润只允许控制在11%。 泰兴市政府在防治水稻病虫害时,要求“统一防治重点、统一用药品种,统一用药方法、统一用药价格”。前三个“统一”政府都做到了,可惟独在价格问题上,政府的声音缺失了。 农业局认为,农药价格是由农药经销商自行制定的,政府不参与、不指导、不干预。 据泰兴市农业植保植检站.7月13日发布的植保信息——《当前水稻病虫发生情况与防治意见》一文中显示:此次主治灰飞虱方法使用“吡蚜酮”,用药应是在7月17日和18日两天。 采访中,泰兴农业局一领导向记者介绍,农业植保站对植保信息的发布是公开畅通的,不存在垄断信息之说。根据植保信息以及防治方法,从事农资产品销售的双飞公司联系进货是完全正常的行为。该公司将农药销往各乡镇农技站,农民则到农技站购买农药。 那么,其他的农资经营单位能不能提供这种农药呢?“我们根本就无法进到‘吡蚜酮’。打电话给生产厂家,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库存了,都被双飞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双飞公司)买断经营了。”泰兴市区某农资经营单位负责人称,从得到信息到农民用药,就间隔两三天,这个时间根本不够联系厂家购药,更何况是一种新型的非常规品种。 记者了解到,泰兴市农业植保植检站是泰兴农业局的职能部门,主要承担着搜集和发布农作物的病虫害信息的职责;农技站是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设在各乡镇的站点,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而双飞公司的身份则比较复杂:原是农业局的下属事业单位,后改为股份公司,农业局虽未参股,但其总经理却是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负责人之一。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泰兴市场上的“吡蚜酮”是由双飞公司独家经营。该负责人称,双飞公司从哪儿进货、如何销售等问题,都是公司自己决定,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不干涉。 “全市各乡镇主管农业的领导都跟市政府签了保证书,保证使用‘吡蚜酮’。”据悉,在泰兴市的农资销售市场体系内,惟独农业系统的销售网络可以引进并独家销售该农药。这让许多农药经销商不解,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观点比较一致: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客观上对该农药实施促销。 经销商们所称的“保证书”,就是5月29日由各乡镇分管农业的负责人,与该市政府副市长签定的《2006年水稻条纹叶枯病防治工作责任状》。责任状要求水稻用药按照“统一防治重点、统一用药品种、统一用药方法、统一用药价格”四统一的形式进行防治。泰兴市农业局副局长张建新认为,一旦水稻田发生大面积条纹叶枯病,将对产量形成“毁灭性”打击。副市长要求乡镇领导签署责任状,这是重视农业增产增收的表现。 双飞公司的殷总经理说,“吡蚜酮”的出厂价是多少他不知道,但他购进该农药时的价格是 3.5元/袋;分销到各乡镇农技站是5.3元/袋;农民购买时,价格约7元/袋。“我们当初购买了 24万亩的药量,目前只销售出去了约16万亩,还有8万多亩的库存药量。”殷总经理说,价格是由双飞公司根据成本进行制定的,比如要考虑到税款、运输、仓储、销售、产品宣传以及人员工资等因素,因此在各农技站销售时,“吡蚜酮”在各乡镇销售的价格并不统一。但双飞公司并未向记者提供有关进货价格、数量方面的资料。 进价不透明、销售渠道单一、售价也不统一。对此,泰兴市农业局张建新副局长表示,农业局不参与农药定价,也不指导和干预经销商对农药的价格制定。而统一销售渠道,主要是为了规范农药销售市场,避免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怕农民买到假农药。” 记者了解到,除双飞公司之外,泰兴市还有16家农资销售大户。其中个别被称为“能人”的销售商告诉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以2.1元/袋的价格从别人手中“倒”了几箱“吡蚜酮”。凭他们多年的农药销售经验,按照“吡蚜酮”产品说明书中的配方,该农药的出厂价不会超过2元;但因为无法正常进货,他们也只能干着急。 “2天时间,1200袋‘吡蚜酮’就卖光了。一袋进价2.1元,我以5.1元出售,纯利润就有 3600元。”一位周姓经销商称,由于农技站的“吡蚜酮”价格过高,所以他的这批货很畅销,但他却无法获得更多货源了。 那么,购买如此高价的“吡蚜酮”,当地一些农民有什么想法呢? “从没用过这样的药,农技站说只能用‘吡蚜酮’,说这药效果好,而且是全市统一的。”泰兴大生镇农户张成贵(化名)说,他是从电视上和乡里的领导那里得知此次水稻治虫只能用“吡蚜酮”的,而且电视上也让农民到农技站购买,以免买到假药。 至于“吡蚜酮”的价格,张成贵说:“价格肯定是太贵了。可贵也得买,一年的收成耽误不得。就像人生了病,医生说这药能治病,你还能嫌它贵?” 至于“吡蚜酮”的效果如何,农民们说,农药也才刚打下田,效果暂时还看不出来。 2.2006年月日2月台票2日,中国公路项目信息网等媒体发布了一则招标公告,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委托中国交通进出口总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为江西吕泰高速公路等单位购买铣刨机、多功能装载挖掘机、双钢轮压路机、摊铺机、沥青路面修补设备若干。其中沥青路面修补设备、洒布车等多种设备在“技术规格”一栏中居然明确要求是“国外知名生产厂家原装产品或在国内投资组装”。 这意味着占据了国内市场较大份额,甚至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的国产自主品牌路面设备,不具备此次政府采购的入围资格;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这就像婆婆还没看到媳妇、仅听到名字就把她先否决了。 负责组织此次采购事宜的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机务处处长陈雪飞介绍,本次政府采购是江西省高速公路路面养护等设备的首次公开招投标,也是江西省高速公路建设的世行贷款项目之一,采购设备总值约3000万元。 她表示,本次设备采购完全是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质优价低者中标。之所以大范围拒绝国产自主品牌的设备,主要原因是国产自主品牌虽然价格低廉,但质量不过关,远不如国外品牌设备质量稳定可靠。 她还表示,国外品牌的设备在购置费用上普遍比国内品牌高出30%甚至更多,为防止国内一些小厂商以“价低质劣”的设备恶意低价中标,只能在招标文书中预先设槛,将这些国内小厂家拒之门外。 针对这种“求洋求贵”做法,中国公路学会筑路机械分会秘书长刘文华认为,也许国货有个别技术不如国外知名品牌,但从整体上看,国产自主品牌的高速公路路面设备并非像江西有关部门介绍的那样质量低下。另外,从中国的公路路面养护现状看,目前全国养护经费缺口达数百亿元。政府采购应从售价、服务、技术、性价比等条件综合考虑,不能盲目追求国外品牌。否则对于支持国产自主品牌发展,倡导节约型社会都显得不合时宜。 在路面设备招投标报名时就被拒之门外,一些国产自主品牌生产厂商感到无奈和困惑。他们表示,政府采购的关键是能够采购到最佳性价比的产品,不应该将国外品牌还是国内品牌作为衡量标准;而将“国外品牌”作为招标书中的硬性指标,甚至列为“技术规范”,这种门槛设定违背了招投标惯例,也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 刘文华分析说,中国的高速公路养护等路面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已经有20多年历史,国内自主品牌的路面设备已经形成系列,产量大幅度增加,年产值高达数十亿元,不仅能满足国内不同市场的需求,甚至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相当数量的产品具备了国际一流水平。 以江西拟采购的路面养护车辆为例,国内生产同样设备的大型厂家有许多家,如沈阳北方交通生产的沥青路面修补车、鞍山森远生产的路面修补车,甚至还有更为环保的微波技术设备等。 同时,一些大型国内厂商产品因技术先进被列入了“国家863计划”优先发展,有的产品达到了欧洲最严格的生产或排放标准。业内人士对江西此次政府采购舍近求远、盲目追求国外品牌的做法感到不解。 一些报名时就被拒之门外的国内厂商反映,江西此次政府采购所称的“国际知名品牌”概念模糊,容易出现人为的操纵;另外,所谓的“国外厂家在国内投资组装”早已花样翻新,一些厂家打着进口品牌的幌子,在国外注册一家公司,作为企业形象宣传使用,而所有的生产都在国内完成。 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有些招标条款已露出了“马脚”,比如能够满足“国内投资组装”这一条款的,全国只有一到两家,江西的开标结果甚至可以“精确预测”。 得知国产自主品牌厂商参与江西此次政府采购项目招标遭到封杀的消息,有关专家拍案而起,认为不管采购方出于何种目的,不按招标产品需求衡量供应商产品技术参数,而是人为设立品牌门槛,这种做法既不符合行业规范,也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的要求。 上海市政工程行业协会副会长李祖耀认为,江西此次政府招标文书显然不合行业规范。采购方称,指定国外知名品牌主要是担心国内一些小厂家以最低价中标,造成最低价买到最差设备的局面。但实际上,采购方完全可以在招标的技术规格表述中,设置相应的技术参数和售后服务要求,甚至对公司实力提出较高的商务条款,比如注册资金、以往的销售业绩等,这样完全可以避免“低价低质”情况的出现。 李祖耀说,江西此次政府采购并没有提出这些限制条件,而是笼统地把国产自主品牌拒之门外,这是不合理的,“很有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非常办法”,内蒙古高速公路开发公司设备租赁公司经理王金胜指出,从国产路面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看,该公司去年采购了近 5000万元的路面设备,绝大多数是国产自主品牌。这些国货无论售价、技术标准、实际使用情况还是售后服务,相对国外品牌来说都有更多优势。正是因为国产自主品牌在招标采购中的积极参与,使得几年前很昂贵的国外品牌路面设备价格不断下跌,大大节省了采购成本。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明文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除非“需要采购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或者“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进行采购”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可以例外。业内人士指出,显然,在江西高速公路上使用的养护设备不属于例外的范畴。 该法律同时还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进入本地区或者本行业政府采购市场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该单位、个人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单位责任人或者个人处分”。 3.据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政府办公室介绍,敖汉旗实行政府采购三年累计节约资金3000万元。 据了解,自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三年来,敖汉旗坚持公平、公开、公正、诚信原则,共组织政府采购193次,累计实现采购预算19611万元,实际采购支出16565万元,节约资金3046万元,节约率15.53%。其中货物项目采购5636万元,节约资金878万元;工程项目采购10441万元,节约资金2088万元;服务项目采购488万元,节约资金80万元。 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采购范围不断扩大,金额不断增加,由2003年的1291万元猛增到2006年的7062万元,年均增长76%。 4.从市政府采购办公室获悉,去年烟台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全面推行“廉政准入制”,有效净化了政府采购领域廉政环境。全市去年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2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2亿元,增长25.6%,节约资金4.2亿元,节约率达14.18%。 烟台市对政府采购项目全面推行“廉政准入”,专门出台了《烟台市集中采购代理机构随机抽取管理办法》、《烟台市集中采购代理机构考核实施细则》等办法,要求凡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都必须与政府采购部门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明确廉政准入的要求和责任,并对采购实施全程监管。去年,市政府采购办对121个项目进行了抽查验收,验收金额达1.4亿元,验收合格率达 100%。 政府采购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使“阳光采购”更透明。全市去年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2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2亿元,增长25.6%,节约资金4.2亿元,节约率达14.18%;市级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10.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亿元,增长47.8%,节约资金1.6亿元,节约率 13.76%。 5.汉川市政府接待处10万元,市公安局2.5万元,仙女山镇7万元,马口镇5.5万元……这一系列“指标”不是别的,是汉川市政府办公室下达的今年的“喝酒任务”。 去年4月知情人给记者送来了这份文件:《关于倡导公务接待使用“小糊涂仙(神)”系列酒的通知》。文件称,湖北云峰酒业公司是最早来汉川落户的引进企业,所产酒去年跻身中国白酒品牌20强,该企业去年纳税逾1300万元,而该酒在汉川的市场份额却很低。为此,该市倡导在公务招待中使用此酒。文件还附有任务分解表,包括各局、各乡镇在内的105个单位,今年需完成“任务”200万元。 文件规定,对于完成年度用酒计划的单位,将按10%奖励,对未完成计划的单位将通报批评。 文件中称,此举是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发展氛围,促进招商引进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并说明是“经市政府同意”的。 4日,记者来到市工商局,局办副主任龚文否认有此文件,他反问记者:“政府哪能倡导喝什么酒?那可是违反《行政许可法》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公平交易嘛。” 记者随后来到市政府办公室。该办曾姓负责人承认,3月16日政府办确实下发过此文件,但并无不妥。他认为,文件明确规定只是倡导而不是强迫消费,至于“通报批评”也并不是什么惩罚。 6.堂堂省委办公厅的红头文件竟然作了烟草公司的广告。山东省济南市一位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为了宣传公司卷烟的高贵身份,烟草公司竟然将省委办公厅的文件搬上了他们的广告!他们这样做是否合法?”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的数家商店里看到了这则引人瞩目的广告。这是山东将军烟草集团的一种新品香烟的广告,这则广告的中部赫然写着“山东省接待用烟”,同时在广告的右下角,大约有1/4的画面,山东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文件被原文贴印在广告图案上,这份文件称,同意该品牌的卷烟作为山东省接待用烟,落款为山东省委办公厅接待办公室。 省委办公厅接待办公室对该品牌卷烟的一种内部认可,如今却变成了该烟草公司炫耀的资本,并在烟草广告中原件刊出,这样做是否合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广告? 记者带着疑问找到了山东将军烟草集团,该集团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将军烟的营销归山东中烟工业公司负责,这个问题应该找山东中烟了解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了山东中烟工业公司,值班室的一位负责人在看了这则广告后惊讶地说:“这不是有毛病吗?怎么能这样做广告呢?这个广告存在的问题比‘南京的局级享受’广告还严重。” 他所说的“南京的局级享受”是指去年曾一度引起全社会舆论广泛质疑的一则烟草广告:当肘在江苏省南京市机场高速公路上,某卷烟厂架设的一块广告牌上赫然写着“至尊××——厅局级的享受”,“至尊××”是该卷烟厂生产的一高档卷烟,每包售价高达100元人民币。 但是山东中烟工业公司营销中心的基先生却表达了另一种看法,他对记者表示:“这种做法已经不是新闻了,行业内经常这样操作。” 7.日前,一组来自国务院法制办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共收到本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和市(地、州、盟)政府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9071件。经过审查,属于备案范围的8397件规范性文件中,发现存在问题的有515件。截止到2006年底,按照备案审查程序已经纠正432件。 自去年8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通过以来,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信息一再表明,针对政府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必将持续全面推进。清理红头文件,剔除其中超越法定权限以及与宪法、法律相冲突的部分,正是此项浩大工程应有之义,反映了政府以刮骨疗伤的姿态推进依法行政的胆识。 在送审备案的9000余份红头文件中,发现500多件“问题”文件、纠正其中的400多件,可能只是政府规范红头文件“长征”的一小步。去年12月18日《检察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个县有60多个部门可制定红头文件,全国2000多个县,即使每个部门每年只发一份红头文件,就可批量生产数以万计的文件。如果算上更高一级的行政部门,其数量之巨就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在浩如烟海的政府机关文件中,到底有多少应报送上级单位和人大备案?其中有多少属于违规?又有哪些文件导致了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受损?弄清楚这些问题,难度可想而知。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 大运河是人类罕见的、部分仍在使用的、线型跨区域的、文化与自然相结合的大规模遗产。它比长城更为占老,但远不及长城名声在外。在吴王夫差开挖运河100多年后,作为万里长城前身的燕、赵、秦长城才开始修筑;虽然开运河和筑长城的构想,同样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但长城是用于防守,运河却是为了进攻。更不同的是,随着冷兵器战争时代的过去,长城的实用价值逐渐淡去,而运河则不断浇灌着中国经济的繁荣,催生出一个个明珠般的城市。 190.25公里的苏伊士运河建成后,大大缩短了从亚洲各港口到欧洲的航程,马克思将其称之为“伟大的航道”。总长82公里的巴拿马运河,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和“世界桥梁”。上述两条河流,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两条人工水道。但与长达1794公里的中国京杭大运河相比,却在多个方面黯然失色。 据《越绝书》记载,秦始皇从嘉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大约2500年前,吴王夫差挖邗沟,开通了连接长江和淮河的运河,并修筑了邗城,运河及运河文化由此衍生。 我们今天所说的京杭大运河开掘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从公元前486年始凿,至公元1293年全线通航),前后共持续了1779年,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 在漫长的岁月里,京杭大运河主要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兴修过程。到了隋朝,隋炀帝动用几百万人,开凿贯通了大运河,这为以后国家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作吃了巨大贡献。大运河从隋代开始全线贯通,经唐宋发展,最终在元代成为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价值堪比长城,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其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 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流经京、津2市和冀、鲁、苏、浙4省,贯通中国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和一系列湖泊;从华北平原直达长江三角洲。沿线地形平坦,河湖交织,沃野千里,自古是中国主要粮、棉、油、蚕桑、麻产区。人口稠密,农业集约化程度高,生产潜力大。迨至近代,京津、津浦、沪宁和沪杭铁路及公路网相继修建,与运河息息相通;沿线各地工业先后兴起,城镇密集,是中国精华荟萃之地。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保护好京杭大运河,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2.京杭运河一向为历代漕运要道,对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曾起到重大作用。 19世纪海运兴起,以后随着津浦铁路通车,京杭运河的作用逐渐减小。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河段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淤成平地。水量较大、通航条件较好的江苏省境内一段,也只能通行小木帆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部分河段进行拓宽加深,裁弯取直,新建了许多现代化码头和船闸,航运条件有所改善,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的多种作用。1988年底建成的京杭运河和钱塘江沟通工程已将江、河、海衔接起来,构成了以杭州为中心、京杭运河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通的水运网。季节性的通航里程已达1100多千米。江苏邳县以南的660多千米航道,500吨的船队可以畅通无阻。 全长1794公里的京杭大运河,全年通航里程却只有877公里。停留在人们印象中的京杭大运河其实早就分成了半程繁忙、半程荒芜的状态。目前,以济宁为界,运河北段处于干涸状态,南段有水通航。对于北段是否要恢复通航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表示,他并不赞成为了配合大运河申遗,把历史上的航运从杭州一直再通到北京,而要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论证。“不能人为地为了申遗或者旅游,而把大运河重整为一条景观河道。” 3.太湖平原是中国最早开凿运河的地区。《水经注》云:徐偃王“欲舟行上同,乃沟通陈、蔡之间”。由于“沟通陈、蔡之间”的运河早已无迹可寻,人们一般以春秋时期开凿的邗沟为京杭大运河的始凿。邗沟开凿于春秋时期的公元前486年。在此之前,吴国先后打败了越国、陈国、蔡国、鲁国和宋国,为了向北运兵进攻齐国遂开凿了邗沟。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春秋时邗城在今江苏扬州市北五里蜀岗上,邗沟在蜀岗下,沟水由城东南今铁佛寺前向东至螺丝桥,再由湾头北上,穿过今高邮南三十里的武广湖(后名武安湖)与陆阳湖之间,进入樊良湖,再向东北入博芝湖(即广洋湖)、射阳湖至山阳(今淮安楚州)以北末口,汇入淮水,全长约四百余里。 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河是扬州的母亲河,扬州城因此也是最古老的运河城。因年久淤湮,邗沟故道今存长约1400米,新修桥墩上嵌有清时“邗沟桥”石额。 隋朝建立后,为了适应统一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需要,遂以京师(今陕西西安)、东都(今河南洛阳)为中心,经过统一规划、施工,先后开凿了由京师东出黄河的广通渠,沟通淮河流域、江淮平原、太湖平原的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和沟通黄河下游、海河流域的永济渠,完成了南北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一改先前以关中君临天下的格局,大运河的布局亦相应由东西向改为南北向,并先后开凿了济州河和会通河,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南达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其水路的走向,与今日的京杭大运河基本一致。 在京杭大运河的演变过程中,有一个人不能忽略,那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专家、元都水监郭守敬。会通河开通以后,通州(今北京通州)至大都(今北京)之间仍需陆路搬运。为使漕船可以直达大都,郭守敬提出开凿通惠河的建议,元世祖“览《奏》喜日‘当速行之’”。在郭守敬的主持下,元二十九年(1292年)春天动工,至元三十年(1293年)秋天完工。至此,南起杭州,北至北京,连接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由于明(成祖以后)、清两代相继建都北京,所以明、清两朝和元朝一样竭力维护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运河沿岸屡次出现了繁荣景象。清朝康、雍、乾三朝鼎盛时期,在大力治理京杭大运河的同时,又大治黄河,所以在清中期黄河、淮河和运河一度相安无事,确保了水运的畅通。及至乾隆后期,尤其嘉庆、道光以后,中国开始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况,也因而疏于河工,致使大运河艰涩日甚一日。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北徙,冲垮张秋镇运堤,挟汶水走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安山以北运河因此干涸。同治(1862—1874)年间漕粮改以海运为主,仅十分之一仍由河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漕粮全部改折,漕运停办,历代朝廷所苦心经营的京杭大运河漕运从此日薄西山,大运河日趋残破。 民国初年,北京通州的通惠河,河道犹存,但缺水断航,船舶早已绝迹。 山东境内的鲁运河,黄河以北一段,先前借黄济运,泥沙大量沉积,河床早已淤塞;黄河以南一段,水源尚较充足,但闸坝多已废圮,调剂水源已有困难,致使半数河道淤塞,剩下的另一半仅能勉强维持小型船只通航。 江苏淮阴至扬州的里运河,所经为平原地区,湖泊广布,河网密集,水源较为稳定,千担以下民船可畅通无阻,吃水较浅的汽船可往返行驶。 长江以南的江苏运河,除江苏镇江京口常受江潮冲击、浙江杭州钱塘江江岸常受海潮侵扰外,其余河段水源丰富,可以终年航行无阻。 4.2006年5月12日,在北京运河南新仓遗址,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一行50余人从这里出发,开始了新世纪以来对京杭大运河最大规模的一次全程考察。记者随团考察了京杭大运河沿线部分河段。一路行来,记者深刻感受到,运河保护与申遗之难,关键难在经济运河与文化运河的纷争与平衡。 河北省廊坊市是大运河出北京后流经的第一座城市,全长21.6公里的大运河廊坊段承担着北京和廊坊两地洪水下泄和污水排放的双重功能。由于20世纪70年代初海河整治时对这一段进行了裁弯取直,河水流速加大,导致运河两岸坍塌严重,其中曹店村段坍塌长800米、宽80米,河岸距村民住房不足50米。 运河天津段与廊坊段功能基本相似,由于上游和本地污水下泄,加上缺乏其他补充水源,天津和廊坊段运河自净能力较弱,部分河段常年为五类甚至劣五类水质。在黄河以北的大运河许多河段,污染、坍塌甚至干涸的状况较为普遍,人们在这些河段已经很难感受到运河文明的伟大。 三千里大运河纵贯南北,其河床的历史最高点位在山东济宁的南旺镇。明朝初年,为解决运河水源丰歉不均、船舶至此无法通过的问题,民间治水专家白英献策,建造了著名的南旺水利枢纽工程,从大汶河引水济运河。汶河水经南旺分水闸分流,三分往北流、七分往南流,因此留下了“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的传奇,并保证了这段运河“水脊”常年顺利通航。 然而,记者发现,由于黄河改道从山东利津入海后这一段运河不再通航,这一工程已就此废弃并被大众遗忘。当年发挥作用的分水枢纽工二程已经难寻踪迹,剩下的禹王殿、观音阁等遗迹也已蛛网密织、破败不堪。水利专家认为,这一工程是二乏千里大运河科技含量最高的一项工程,堪与世界遗产都江堰齐名,如不及时加强保护,这一重要的遗迹可能面临消亡的危险。 而其中蕴藏着的经济利益与文明价值之间的矛盾,也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以解决污染问题为例,“逐水而居”的化工产业是造成部分运河河段污染严重的“罪魁祸首”:给运河保护划定多大的沿线核心区、缓冲区,将意味着不仅新的化工企业不能落户这一化工产业偏爱的“肥沃土壤”,已有的化工企业也面临提高污水处理成本甚至撤并关停的命运;短期来看,地方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对于运河文化遗存不同保护等级的划分,可能意味着在保护这些遗存的经费投入上,国家或者地方将成为主要的支付者。因此,一些重要的文化遗存在地方政府“等、靠、要”的游移观望中,逐渐走向消亡。 5.如今,很多文史考古界的专家、政协委员正在为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而奔走,为维护其中华文化象征以及遗产廊道和生态廊道的地位而呼号。 有人发出疑问,在城市化浪潮奔涌,交通手段日新月异,很多河道已经断流甚至废弃的今天,这条京杭大运河还值多少钱? 尽管运河已难再现历史上曾有的航运辉煌,但很多专家和沿河城市的决策者却发现了运河蕴涵的新价值。目前,大笔大笔的钱正投向运河,保护、利用、开发建设之风劲刮。作为比巴拿马运河早2245年,比苏伊士运河早2364年,比“运河之王”土库曼运河早2443年的运河,京杭大运河的文化深层价值是难以用简单的经济标准来衡量的。即便如此,经济利益与文明价值并非不能两全,一些先行起来保护运河的地方已经从中受益,经济运河与文化运河在这里交融绵延,和谐相处。 在山东聊城,启动于1999年的大运河聊城段整治工程,使运河沿线不少历代漕运遗迹露出真容;在已经修复的20多公里运河河道上,共发掘出了船闸、古桥、码头等古代遗迹近30处,并基本上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了修复。荡舟聊城运河,河水清清,杨柳依依,沿线古桥、古塔、古寺随处可见,石雕、石刻、庙宁遥相呼应,好不惬意。目前,以古运河为代表的旅游产业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 精明的北京通州人更是把运河保护和人文奥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枝塔影认通州”,燃灯塔是通州的标志,也是当年运河千里漕运最北端的终极标志。近年来,通州斥千万巨资,向全球公开招标进行运河城市段的规划,目前已初见成果。根据总体规划,围绕运河整治、疏浚、恢复古道等总投资将超过100亿元。据了解,通州运河文化景观带已被列入北京2008年人文奥运六景区之一。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望在欣赏北京奥运的同时,徜徉活力再现的通州运河,在休憩之余感悟古老的运河文明。 6.据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已经80多岁高龄的罗哲文介绍,20世纪80年代我国申报长城等第一批世界遗产时,专家们就提出了“大运河申遗”的建议。但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文物是固定的,运河是流动的”;而且大运河一些河段已经干涸、部分河段污染较重、一些河道已经改变,因此大运河不适合申报世界遗产。 根据《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应当满足以下六项价值标准之一:一是人类创造的智慧的杰作;二是一段时间内或文化期内在建筑或技术、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中一项人类价值的重要转变;三是反映一项独有或至少特别的现存或已消失的文化传统或文明;四是描绘出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时期的建筑物、建筑风格、科技组合或景观的范例;五是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特别是在其面临不可逆转的变迁的传统人类居住或使用土地的突出范例;六是直接或明届地与具有突出普遍重要意义的事件、生活传统、信仰、文学艺术作品相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新一版《行动指南》中,遗存运河和文化线路作为新的世界遗产种类已经赫然在列,而且国外已经有运河成功申报世界遗产的先例。此外,加之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主要借助大运河河道调水)通水在即,京杭大运河正在迎来新世纪以来最好的保护与申遗良机。 2006年3月,58位政协委员联合向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在适当的时候申报世界遗产项目。 2006年5月24日,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团成员齐聚运河南端的名城杭州,一致通过《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明确了“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的重要地位,并呼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全面启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 运河申遗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那么,运河离申遗到底有多远呢? 大运河浩浩荡荡,从北京城一路向东南穿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最后联通钱塘江,千百年来氤氲着“中华富庶与文明”的气息,哺育着中国东部一半以上的英雄儿女。也正是因为大运河工程之浩大,流域之广阔,古迹之丰富,从而使运河遗产保护与以往任何一项世界遗产相比,其难度几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运河的传统运输功能已经改变,河道、沿河风貌和人民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又面临着城市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严重挑战。如果再不加强保护,大运河的历史文化遗存、风光景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真实性和完整性就会不复存在,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对大运河进行抢救性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国外一个小水沟都能成为旅游景点,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反省。在许多古老的欧洲城市如伦敦、威尼斯等都有运河,至今已成为城市的重要景观。这些城市建立的博物馆、美术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比利时著名的运河城市布鲁日市内有十多个博物馆’,与运河一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每年八月举办的“运河节”里,这些博物馆的各种文化活动成为节日里的亮点。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等地在运河及其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外,我们的民众素质能否保证,在运河不断延伸的航道上,还运河一个像莱茵河一样清洁舒爽的身躯;如是,则运河保护“干涸与污染之难”均解,文物保护亦可期也。 7.京杭大运河是与长城齐名的人工工程之一,她与长城在中国地图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字。有人说运河代表的开放精神较之于长城代表的封闭思想更为先进。“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沦功不较多。”这是唐代诗人皮日休对运河的诗论。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沧桑风雨,目前在航运、水利等方面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大运河不仅是一条运输线,更是一条文化带和遗产长廊。大运河串起了一系列明星般的古城:南北两端是北京和杭州;沿线是苏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济宁、聊城、临清、天津等。除了文化名城,大运河更汇聚了中华文化顶尖级的东西:衣被天下的丝绸、名闻遐迩的陶瓷、香飘万里的茶叶……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亦都诞生于运河沿线。 京杭大运河影响着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是灌溉水源、舟楫之利、浣衣淘米甚至爱情的原生地。如果说长城是一尊精神的雕塑,那大运河则是一派灵动的生活,是实实在在的滋润。大运河显示出来的宽厚、责任、爱和奉献的美丽,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我们深情地称之为母亲河。这透明、悠长而灵性的生命水,串联起繁华与生机,创造了静寂与平和,荡漾着激情与欢畅,记载下苦难和沧桑。这条河流,是一代代中国人情感的归宿。 “大运河申遗”不是目的,而是大运河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唤起全人类对她的关爱意识的最佳方式。我们既然把大运河视为“母亲河”,那么就应当维护她的圣洁、她的明媚、她的永恒!三、申论要求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二、给定资料 1.正当众多媒体对获得500万元体育彩票大奖的神秘女士频频报道时,人们更多的是对该女士不愿透露姓名及面容的较强的自我保护行为议论纷纷。于是,由这位特别的大奖得主引发了人们对公民隐私权的广泛关注。那么,我国法律是如何界定隐私权的呢?公民又应该怎样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呢? 2.为寻找相关法律,记者分别采访了北京问中律师事务所的方律师和北京陆通律师事务所的付律师。 隐私权是公民人身权利的一种,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有隐私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澳门居民享有个人名誉权、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隐私权。而其他法律、司法解释中只表明保护公民隐私,未明确公民有隐私权。 3.针对个人隐私如何界定的问题,付律师谈到:我国法律对公民个人隐私未作界定,即哪些个人资料属于隐私,哪些个人资料不属于隐私、未作明确规定。一般认为,公民不愿向外界透露的个人或家庭资料就属于隐私,比如财产状况、健康状况等。 4.那么对那些高额的大奖得主而言,一些认为“神秘女士”获了大奖应该算是公众人物,不应该拒绝媒体报道、拍照,也不应该不透露姓名,因为在以往的彩票获奖者中,不是都有要求披彩戴花上台领奖,并且讲述摸奖过程,从而激发更多的人投入买彩票吗? 5.“至于公众人物的界定,法律上暂无规定。”方律师介绍说,对于公众人物的理解,人们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中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他个人认为,公众人物应该是负有一定的职责,有义务在公众面前对有关问题进行解释的人员,比如有的公务员,他所管理的事务涉及到社会公众事务,他有义务向公众解释。付律师也认为,对于公众人物,比如政府官员的隐私权是受限制的,我国法律规定官员的收入情况应向政府机构报告,对收入来源应做出解释;而普通人则可以解释也可以不解释。至于大奖得主并非对社会公众负有一定职责,也没有义务公开自己的身份和隐私。 6.据了解,在我国民事法律中,隐私权是以名誉权的形式加以保护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形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7年不少媒体提到网上流传的《中国人一天的生活》帖子,描述了中国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不安—— 早上起床用高露洁致癌牙膏刷牙,给儿子冲一瓶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杯过期牛奶 (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吃几个超标面粉做的馒头,夹点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下午给朋友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晚上叮嘱老婆别忘了做掺人白蜡油大米的米饭,再做一份敌敌畏泡过的金华火腿小菜…… 2.蛋心颜色发红的所谓“红心”鸭蛋,虽然价格大都比普通鸭蛋高,但仍然很受欢迎。2006年这种“红心”鸭蛋很畅销,一天能卖6400多斤。因为有一种说法,野外放养的鸭子主要吃小鱼小虾、水虫水草,因此下的蛋是“红心”的,不仅好看,营养价值也比普通蛋高。“红心”鸭蛋原产地在河北白洋淀,白洋淀淀区主要位于河北省安新县境内,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泊。淀区内水陆交错,很适合放养鸭子。 前不久,记者对北京市场上销售的一部分标称白洋淀特产的“红心”鸭蛋进行了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红心”鸭蛋并非来自河北白洋淀。记者随后对北京附近一家养鸭场负责人进行采访,该负责人透露,白洋淀这一带鸭子产的鸭蛋,蛋黄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红,那种蛋黄特别红的所谓白洋淀“红心”鸭蛋并不是白洋淀当地产的,而是来自石家庄。 石家庄平山县的冶河两岸散布着十几家养鸭场,记者在这里发现,这里的鸭子产的几乎都是“红心”鸭蛋。一名养鸭户说,只要在饲料里加“红药”,鸭子就能产下“红心”鸭蛋,“红药”加得越多,鸭子产的蛋就会越红。记者在石家庄市周边地区发现,除了平山县的十多家养鸭场之外,石家庄市周边的井陉县一家养鸭基地也在使用这种“红药”喂鸭子。记者取了一些“红药”的样品送到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食品安全研究所检测。结果显示,“红药”里含有46.5%的工业染料苏丹红Ⅳ号。 3.据2005年4月15日《城市快报》报道,天津市有关部门对独流碱河旁28个养鸭户进行了检查,发现21个养鸭户都曾添加过色素,比率高达75%。记者暗访了天津东丽区增兴窑村,专门从事鸭蛋批发的张老板表示,“红心”鸭蛋是散养的,以鱼虾水草为食的鸭子产下的,营养价值极高。“虽说下红心蛋的鸭子不多,但是你要多少红心蛋就有多少,因为给我们送货的养鸭户,掌握了下红心蛋的‘秘方’,货源根本不用愁。” 根据张老板提供的地址,记者来到天津西青区、大港区、静海县交界处的独流减河旁。这里分布着28家养鸭户,饲养数量多的有两万多只鸭子。高峰期每天要产10万多只鸭蛋。有些养鸭户说,红心蛋是由专产红心蛋的鸭子下的,那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有只下红心蛋的鸭子。通过对养鸭场的观察,记者发现养鸭户用装饲料白色塑料桶,全被染上了一层厚厚的红色,就连放置食盆的地面和鸭子睡觉的大棚,也是一片红色。翻开一只死鸭身上的鸭毛,鸭皮都成了红色。 刘某是河旁为数不多的专产黄心蛋的养鸭户,当暗访小组提及红心鸭蛋时,刘某显得非常气愤:“我和他们的鸭子都是从白洋淀进的,品种完全一样。他们的鸭子下红心蛋,都是喂‘红药’喂的。” 4.沸沸扬扬的“红心鸭蛋”风波使不少消费者谈蛋色变,一些消费者将矛头指向假“红心鸭蛋”的生产者,更多人将矛头指向生产监管部门,质问为何这些问题总是在新闻媒体曝光之后才被重视?每年都组织多次检查验收,竟然没有查出有使用苏丹红的鸭蛋?记者在河北省有关部门采访时了解到,监管“鸭蛋”的政府相关部门有食品药品管理部门、农业管理部门、质监部门、卫生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商务部门等6个之多,而这些部门又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鸭蛋从产下来到消费者餐桌上,每一个环节都要走一遍。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发现并堵住了“红心鸭蛋”产生的漏洞,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然而这些环节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拉扯不清”,出现问题了,都有责任又都没有责任,“板子”到底该打在谁身上还真是一道“难题”。 5.“民以食为天”但近期以来频繁爆出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忧虑,甚至动摇了大家对整个中国食品业的信心。2005年6月17日上午来自农业部、卫生部、质监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等国家机关的政府官员和中国农大、农科院的专家学者聚会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共同为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把脉”。面对这样的现状,与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近十年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随着信息的进一步公开透明和消费者对食品质量要求的提高,一些新的问题又暴露出来。 针对中国食品品种多,产地分散,“大约有70%以上的食品加工企业是十个人以下的小企业”的状况,国家质监总局的刘兆彬司长认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制、加强行业标准化、检测、监管体系,同时还应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确定企业第一责任主体的地位。而农业部前副部长相重扬指出,针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的执法要有手段,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反对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集中在中外食品安全治理方式的对比与相互借鉴上,他们认为,在经历了SABS、禽流感等一系列重大的考验之后,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在法规的建立、执行、各监管部门的衔接配合以及食品安全的风险管理等方面还与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和加强工作。“确保食品安全需要理顺政府、企业、消费者三角形的关系,建立和完善食品标准化体系……执法要有手段,要反对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 6.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农业、卫生、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等众多部门。长期以来,“五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杀猪的”“有的事情没人管,有的事情大家都掺和”,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好多“模糊地带”。据报道,山东某地现有20多家乳制品与含乳饮料生产企业,质检部门有关人士证实其中真正符合乳制品生产条件的只有6家。这位人士回答记者疑问称,这些企业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他们的存在符合法律程序。同时,有一些企业仿照著名乳品企业的商标生产根本没有牛奶成分的“人造牛奶”,质检部门表示只能处罚无权取缔,这属于工商部门管理的范围,而工商部门却说,市场流通领域才归工商局管理,生产领域归质检局管辖。 7.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下大力气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构建服务型、责任型政府的重要内容。食品安全监管从过去多头监管向现在的集中统一监管、从过去重视食物链的重点环节监管向现在的加强食物链的全过程监管、从以政府部门监管为主向重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等方向发展。 德国是实施“单一部门监管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德国食品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是食品和农业部。该部门统一负责国家级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包括技术性法规)。食品和农业部门下设两个局:一个是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局,主要负责与消费者健康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并负责协调和欧盟之间的相关事务;另一个是联邦风险评估局,负责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交流。各项具体的食品安全监督执法工作则由德国各州负责。 日本是实施“多部门监管模式”的典型国家。日本的食品安全监管是分段式的,即按照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来划分各相关政府部门监管的职责,主要部门有卫生劳动与福利部、农业水产部、环境部等。其中,农业水产部主要负责监管与农业、林业和水产有关的产品,具体有国内生鲜农产品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农药、化肥、饲料和兽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等;卫生劳动与福利部主要负责加工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具体有:对进口食品的安全检查,国内食品加工企业的经营许可,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处理,流通环节食品的经营许可,开展食品卫生执法监督等;环境部主要负责评价农药对环境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监管属于典型的“综合型监管模式”。澳大利亚有专门的政策决策层——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管理部长委员会统一负责指导和制定涵盖整个食品链的食品安全政策,该委员会由卫生、农业和各相关部门的部长组成。在部长委员会之下,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国家部门主要还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卫生部和农林渔业部。其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标准局负责制修订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统一的食品法典,收集政策建议为管理委员会决策提供意见,组织协调国家级食品督查、法规实施,进行膳食暴露的风险性评估。卫生部主要负责组织国家级食品监督和调查,负责建立食源性疾病监督网络,推行减少食源性疾病的行动计划。农林渔业部负责初级农产品和农药兽药的使用及残留的监督管理,州或地区政府及地方议会负责监督经营者对食品法规的遵守情况,调查消费者行业投诉,并对食品经营者提供培训。 8.2004年,钟南山院士不无担忧的表示:“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近来一些城市的政府管理部门,相继推出或即将推出食品代码制,以控制食品的生产、流通源头。但是,这些措施也只是为事后追究提供了便利,而事前把关依然还做不到。 有学者根据实地调研提出,只有将食品安全由“单一监管主体”转向“多元监管主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例如,一家一户作坊生产的食品,就有必要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与监督下,逐步过渡到规范的品牌制、代码制,使“无品牌不准人市,有品牌必有档案”成为食品业铁律,出了问题时,食品生产、批发环节的监管者也要承担相应责任。而在市场终端的零售环节,执法部门要通过强化技术力量、增加抽检频率,让食品安全把关实现“关口前移”,这样,不仅可使消费者少受其害,而且也可避免“问题食品”对“清白食品”的大范围株连,不致因此而毁掉一个品牌。 9.近年来,企业认证、IS09000/IS04000等国际标准越来越多。这些标准认证是一个企业明确地制定了工作方式,并遵守自己制定的管理程序。企业的认证在保证产品的管理方面是个很好的工具,但这些认证并不是质量标识,质量标识是直接认证产品质量。一句话,认证与标识是不同的,它们组合在一起时,为企业的产品提供了成为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的捷径。记者日前从法国科技新闻处获悉,法国人对于这二者的区别和各自意义极为看重,因为法国人为了向世界强调其本国特产的食品的品质,而独创了一整套标识体系。 法国的农民拥有一系列向消费者保证其产品质量的工具。这种法国所特有的办法,可以使消费者很好地辨识优质产品,并在购买葡萄酒、奶酪、家禽或蔬菜时,识别产品的原产地域。农户获得这种产品标识或认证需要满足很高的要求,遵守通常是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但一旦有了这种标识或认证,便能够保证他们的产品具有很好的价值回报。 为了向消费者保证产品的质量或来源,法国的农户现在有多种选择,包括“原产地命名控制”(AOC)、红色标签、“地理保证标识”(1GP)、“产品合格证”等。在法国,“原产地命名控制”标识是一种老办法,这种办法创立于1935年,只有拥有地理概念上的原产地特色的产品,才能获得这种标识。 根据法国农业部的定义,“原产地命名控制”表示的是某种产品与某个地域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这种产品需要经过拥有一定技能的人进行加工。这种标识证明某种产品符合一些质量,产地或制造上的特殊要求,从某种意义上保证了产品的原产地域或制造技术。 “原产地命名控制”法最初只适用于葡萄酒和烈性酒。后来又在上世纪60年代扩大到奶制品,1990年以后又扩大到农产品和食品-。如今,大约520种产品拥有“原产地命名控制”的标识,其中有很多是葡萄酒和奶酪,但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像雷岛(IledeRé)的时鲜土豆。国家原产地命名控制研究所(INAO)确定是否授予某种产品“原产地命名控制”的标识,并且每年检查“原产地命名控制”的生产情况。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材料 1、中国在2001年加强了高层反腐工作力度。3月10日,中国国家审计署透露,从2001年起,中国将对省部级 领导干部试点进行离任审计。4月26日,中纪委透露,中国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乐毅严重违纪违法,已被开除党 籍和公职,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5月17日,媒体披露说原中共河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大 肆索要收受他人钱物、求神拜佛被查处。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时以成克杰为例,告诫高级干部“要留 清白在人间”。9月24日至26日,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 于石兆彬问题的审查报告》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嘉廷问题的审查报告》,并决定撤销石兆彬、 李嘉廷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 10月10日,沈阳“慕马大案”宣判,原沈阳市市长 慕绥新被判死缓、原沈阳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被判死刑,其他涉案人员14人也分别被判刑。12月19日,马向东等 被执行死刑。10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判处李纪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1月2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立案审查。 11月15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免去原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丘广钟的职务。12月5日,中纪委公布原中共广西 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刘知炳被开除党籍,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 2、2002年7月23日,被人们称为“五毒书记”的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走上被告席,开始接受为期 3天的审判。2002年1月29日,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省委召开的典型案例通报电视电话会议上痛斥张“吹”、 “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从此“五毒书记”之称不胫而走,成了 2002年反腐的标志 性词汇之一。2月底,湖北省检察院对张二江案侦查终结并移送起诉。张被指控的罪名主要包括:1995年至 2001年,张二江在担任丹江口市市长、市委书记和天门市市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 受他人贿赂39次,共计人民币77万余元,美元4300元,先后14次支取公款10.8万元用于个人开支和送给亲戚朋 友。这些数字,与时下某些贪官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犯罪数额相比,并不足以引人注目。所以,在张的“五 毒”中, “贪”被排在最后一位。排在第一位的是“吹”。“吹”主要指的是1998年前后发生在丹江口市的 “统计浮夸风”,其时张二江正担任丹江口市市委书记。而“五毒”中传播最广的是“嫖”。张在接受纪委审 查时供认,他从担任丹江口市市长开始,10余年间利用职权玩弄女性超过百人,其中有想升职的下属机关干 部,有希望办“农转非”的宾馆服务员,也有从街上带回的“三陪女”,其中细节令人发指。 3、时至今日,张二江数字造假、数字升官的丑闻已大白于天下,但记者到丹江口采访时,丹江口市工业局 一位干部谈到此事时轻描淡写地说:“丹江口前几年工作做也做了一些,吹也吹了一些,浮夸风各地都有,只 不过把丹江口做了一个典型,有的地方可能比丹江口更厉害。”张二江的继任者张达华就在全市统计工作大会 上说: “现在弄虚作假的各地都有,我们丹江口的问题,好比几个人横穿马路,有交警值班,其中有一个人 被抓住了。”丹江口市纪委一位领导并不认为张二江在丹江口十年有什么明显的堕落轨迹。就工作能力而言, “在同级干部中算是优秀的”。但“能干”和“能贪”则一点都不矛盾,经常是同时进行。在他主政的丹江口 市和天门市,买官卖官已是公开的秘密。此次张二江事发,因涉嫌行贿而受查处的就有8人,被查处的显然只 是行贿者中的少数。丹江口市市委组织部一位副部长说,在张离开丹江口前,提拔干部已经到了“随心所欲” 的地步。对想提拔的人,他通常示意组织部“考察一下”,但是,“有的干部考察一次不合格,考察两次不合 格,他还坚持提拔”,“组织部只起到盖章的作用”。而提拔的动力,不言自明。以春节“拜年”来说,要想 保住官的,一般送5000元左右,“要求进步”的则要数万元乃至更多。在天门官场一则流传颇广的故事是:一 名乡镇党委书记想做交通局长,送上10万,以为十拿九稳,哪知最后安排到一个“非要害部门”,遂感叹道: “行情变了,行情变了。” 4、让人感兴趣的是,如此一个“五毒俱全”的人物,十几年间是如何在官场上平步青云,由代市长而市 长,由市长而市委书记的呢?1993年,张二江还在担任丹江口市市长时,与人合著了一本书《下级学》,由湖 北某出版社出版。张二江在后记中说,这本书是根据他的“初步思路”撰写的,作者把“下级学”作为“政治 学的一个分支”,并称“创立下级学的宗旨,是使人们成为优秀的下级,在于探讨、帮助并使每一个下级获得 成功,而且争取最大的成功”。在“下级的晋升与成功”一章中,作者写道:“与上级领导关系如何,是下级 晋升成功与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有些人单纯地认为,是太阳总会发光的……而不屑顾及与上级关系如 何,这是一种十分幼稚而不切实际的想法。”至于如何赢得上级的好感,作者提供了许多技巧和方法,有些探 讨得相当细腻。“很讨上面喜欢”,是许多人对张二江的评价。一位知情人士说,以前有上级领导下去检查工 作时,张二江往往亲自下厨,交待师傅谁的口味重谁的口味轻。不少曾为张二江下属的干部也有机会在张二江 身上实践他的“下级学”。张二江要钱,就给他送钱;张二江好色,就给他送女人。 5、经济学家胡鞍钢在其著作《中国:挑战腐败》(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中指出,在坚决打击腐败 的同时,应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防止腐败,转向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抑制各类腐败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防腐败和反腐败应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相协调,应发挥它们的互补作用,即一方 面通过改革开放有效地防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另一方面通过防腐败、反腐败来保障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今后 解决腐败问题的重点是通过制度建设预防腐败。“反腐败”是治标,“防腐败”才是治本。 6、2002年7月9日,中共中央发了两个正式通知,在党内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7月22 日,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学习和贯彻这个工作条例的电视大会。这个大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部长 曾庆红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校校长胡锦涛发表了讲话。23日,该条例公开发表。24日,中共中央组 织部发表了一个答记者问,把这个工作条例里面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以答记者问的方式做了一个介绍。 7、中央最近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是在《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 例》)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1995年中央颁布实施的《暂行条例》,对于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提高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质量,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党委 (党组)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要求,认真执行《暂行条例》,选拔了大批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德才兼备、群众公认、政绩突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增强了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战 斗力,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暂行条例》颁布7年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央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积累了一些成 功经验;党的建设及干部工作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一批新的成果。今年将召开党的十六大,地方各级党政领 导班子陆续换届,党的干部队伍正处在一个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 同时,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广大干部群众反映比较多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我们必须 认真解决的重点问题之一。面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暂行条例》在内容和形式 上已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需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央决定重新修订并颁布 《干部任用条例》。《干部任用条例》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章,也是从源头上预防 和治理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有力武器。它的颁布实施,对于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 推进干部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对于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集体,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 执行,保证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干部任用条例》,共 13 章,74条。从明确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选拔任用条件开始,通过规范民主推荐,考察, 酝酿,讨论决定,任职,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交流,回避,免职、辞职、降 职,纪律和监督等一系列环节,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作出了全方位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各章之间 相互衔接,形成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完整体系。其中,总则、选拔任用条件、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 纪律和监督,是《干部任用条例》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 8、安徽省委决定,对在2001年度考核中不称职票超过30%的省直9名领导干部(厅级干部8名),区别不同情况 分别作了职务调整,其中3人予以免职,4人改任非领导职务,2人转任其他职务。此举在安徽引起了震动,普 遍认为,安徽今年开始实行的干部年度考核,在领导干部能下上动了真格,使长期困扰干部制度改革的一些难 题得以解决,这一新探索将为干部制度改革带来新突破。
给定资料 1.一座山寨版的埃及狮身人面像近日亮相H省.引起埃及文物部门的关注。埃及文物部门主席阿里表示,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建造复制品,都侵犯了文物所在国主权,埃及方面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投诉。H省“狮身人面像”所属文化创意园区工作人员则表示,雕像是方便以后拍影视剧,并非恶意山寨埃及建筑。 政府办公楼高仿白宫,大学校园建筑模仿哥特式建筑,还有山寨天安门,一个有名的村子居然把全世界的著名标志性建筑悉数仿制.还说这是在开阔视野,村民不出村即可遍览世界风物……类似的做法,这些年来层出不穷,且被视为见惯不怪的寻常事。 在世界建筑史上,关于行业的借鉴一直存在,不足为奇,但借鉴与“山寨”有本质区别,“山寨”的特点是粗劣的仿制,无任何创新,同时品质下降。我们并不反对“再造巴黎”或“再造英伦”,但是这种“再造”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即硬件的真正品质和软件的文化融合。假如光是外表相似而内里的细节经不起推敲.或者填充文化内容的时候杂乱无章,其所呈现的不伦不类之怪象,比之本土建筑更显失败,因为巨大的反差更难让人产生和谐感。 说到和谐感与舒服感,就不得不提到一些海边城市的老别墅,在上海、哈尔滨、青岛、厦门等地,蛰伏着众多旧时建造的老别墅,它基本是由当时的外国人一手操持,从设计到施工,完全原汁原味。用开放的眼光看.作为人类文化遗产,它们为一座城市增添了强烈的历史感,提升了文化含金量。但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这些文化遗产常常被糟蹋得不堪入目,所以才会有一位上海教授在媒体上发出慨叹:“再走鼓浪屿,满眼不伦不类的家庭旅馆,直接坏了老别墅的风华。”在这位教授的眼里,世界各地都有老别墅,而鼓浪屿的老别墅,却有别于任何一个地方,有着独一无二的人文神韵。是什么神韵呢?是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神韵,是“非此不可”的独特意蕴。可惜,好东西不着力保护,却将精力、财力忙于“山寨建筑”了。 2.近日,20世纪Y省第一高楼—K市老工人文化宫爆破拆除的消息引起关注,一座“寿命”不到30年的建筑,非得拆除不可吗? K市的做法并不是孤例,已成为我国城市建设中的一大特色,30年的K市老工人文化宫其实已算是“长寿”了。耗资3000多万元的“千年塔”落成不满10年.耗资8亿元的绿岛体育中心使用寿命仅9年,耗资4000万元建成的会展中心仅仅投入使用5年……有人感叹.中国是五千年文明古国,却少有超过50年的城市建筑,建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拆的速度!正是在这场“拆了建、建了拆”的运动中,我国创造了两项世界第一,即在消耗了全球最多的水泥和钢材的同时,我们也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每年高达4亿吨,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垃圾总量的30%~40%。这当然有种种理由,但显然都经不起追问,比如,一个城市的规划,岂能如此短视?房子到底使用几年?有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评估和预见?当初建造的时候,其规划有没有经过严格的可行性研究?否则,何以“规划赶不上变化”?显然,如果投入8亿之巨的建筑都可以说拆就拆,一个城市必将无休止地陷于“拆了建、建了拆”之中,如此折腾,城市永远是一个工地,除了扰民,更将造成惊人的资源浪费。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是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20亿平方米,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大量涌现的新建建筑,除了见证城市发展之外,还带来了“千城一面”的负效应,更有甚者,“雷人建筑”随处可见。揆诸报端,“大秋裤”“大铜钱”“比基尼”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建筑创意屡见不鲜,“天安门”“国会大厦”“悉尼歌剧院”等山寨建筑一应俱全,“洛可可”“巴洛克”“古式”“中西合璧式”各种“噱头”创意你方唱罢我登场……面对这些光怪陆离的雷人建筑,不由得使人审丑疲劳,顿生时空错乱之感。不免使人无尽唏嘘:城市建筑成什么样,市长说了算。当公共建筑的生长方式由“长官意志”决定的时候,势必导致形象工程层出不穷,建筑则难免贻笑大方。 3.从1994.年开始,B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用了整整4年的时间,做出了新立交桥的设计。1999年,投资2个亿的崭新的X立交桥拔地而起……仅仅过了两年.这里成了B市最堵车的地方之一!某报记者为了解这一问题对多名司机调查询问。 记者:您去过X立交桥吗? 司机:去过。 记者:怎么样?觉得那儿好走吗? 司机:不好走,2001年绕了三圈,后来跟着一辆出租车绕下来以后.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路。 司机:因为它那个标志写得不清楚。 记者:看不太清楚是吧? 司机:对,看不太清,确实不太明白那个。 司机:不是那么特醒目似的,一眼你看不明白,你得琢磨,琢磨你又不敢琢磨时间长了.容易造成堵车,尤其外地人更够呛。 一座立交桥真能绕晕这么多司机吗?记者找来一位外地的司机.让他开车从动物园前往北三环学院路。外地司机顺利完成了指定的任务。紧接着记者让他从动物园开车前往西二环.正确通过立交桥只有一种走法,先直行,再绕三个大圈儿,就上到了西二环上,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很多司机反映,尽管走了多次X立交桥,但还是容易转向,有些车需要走主路,有些车需要走辅路,还有些车需要走匝道,让人感觉非常混乱。 4.“如果深圳这座城市没有那么强的先锋性,它的影响力会急剧下降。”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刘晓都,一个在深圳多年、参与了深圳无数重要建筑设计的资深建筑师,在最近参与的一次创意地图展上如此说。 这段时间,路过华侨城OCT—LOFT创意园的市民可以过一把“艺术瘾”了。“ 启”字的“口 ”字部位设计成飞机窗口,“裂”字的“刀”字部位划出墙的裂缝.“跻”字的“口”字部位踩出了一个脚印……这些现实与字体巧妙结合的创作,都出现在设计师区德诚“再发现OCT—LOFT”地图创作邀请展的展出作品中。此外,还有木子小鬼&MIU以色彩缤纷的插图形式表现的OCT地图,也有艺术家通过简单的钢笔插画形式、互动装置形式表达自己眼中的OCT。而都市实践提供的明信片作品则尝试在二维平面中呈现园区空间的三维关系,将建筑的立面解放出来.这些明信片也免费供给参观者。这些艺术家表示:“传统地图将内容指向‘已知’的领域,我们试图通过‘再发现’的过程.开拓出地图‘未知’的领域。” 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说:“近年来,大陆建筑山寨横行,跟风攀比主要原因在于管理薄弱、缺乏强制性管理措施,而且没有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而这次在生活空间里挖掘的创意元素的表现方式非常丰富,有建筑设计、装置、影像、平面设计等等,还有一些创意衍生品。难得的是.这些创作与这里的居民有着很强的互动,在香港很少有社区能做这些活动。而且,这个地方之前就是个旧厂房,居住在这里的设计师、艺术家和居民们一起用创意来激活这个社区,对香港以及其他城市都是一个启发和借鉴。” 5.张良皋.91岁,湖北汉阳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今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建筑系创始人之一,当代著名建筑遗产保护大师.荣获2013年度中国民族建筑事业终身成就奖。 10月底的一个下午.记者走进张良皋教授的家中,感悟他思深语妙的学术论述和独辟蹊径的治学视角。一方斗室,家具简单,书却随处可见。虽然已是鲐背之年,他心中仍一直期待: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什么时候再次出现? “在中国建筑史上,也是有文艺复兴的!”他认为,武当山建筑群是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标志性建筑。他自豪地介绍.在武当山古建筑群里,大量使用了砖石、琉璃以及金属建材,许多殿更是用琉璃所建,而著名的武当山金顶以全铜铸造。“直到现在,那个镏金仍然金灿灿的,这一铜铸技术在当时是极其先进的。”他赞叹地说。此外,武当山的建筑与山形美妙结合,处处都让人佩服。“它的传承和发展都在中国原有文化基础上进行,如果离开传统、断绝血脉,武当山建筑也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中国是五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泱泱大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建筑风格,城市的建筑亦是如此,金茂大厦也好,央视新址也好,谁能跟我们的天坛、故宫、长城乃至江南园林媲美? “武当山的建筑自1412年重修、1418年建成,到2018年就是整整600年了。而西方文艺复兴之城佛罗伦萨的主教堂,于1419年重修成现在的形态,到2019年也是整整600年。等到2018年时,希望有关方面在武当山举行一个600周年纪念庆典,来一次与佛罗伦萨的对话,让欧洲人看看一武当山作为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标志是否够格。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他说。 中国建筑艺术传承被割断.我们该如何“补课”?中国建筑新的复兴之路在哪里?这是张良皋教授自己抛出问题。他沉思了一会儿,说:“应该多向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但是现在,能做到这一点的建筑师太少了。” 张良皋教授认为,为文艺复兴“补课”,就是要让中国建筑传统参与竞放之列,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中国建筑传统的优秀面,增强中国建筑师的自信。 让他忧心的是,现在中国不少建筑,热衷于山寨西式建筑体系,“山寨是一种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和认同的心理表现,那样是不可能促进中国建筑艺术再次繁荣和复兴的。我们当代年轻设计师往往陷入盲目的摩天崇拜,历史传统在被慢慢抛弃,我们祖先的智慧渐渐失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去年,中央在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也特别提出,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与设计,要让老百姓看得见山、望得到水、记得起乡愁。”张良皋教授呼吁,规划者、建设者应该明白,城市建筑要尊重文化、尊重历史、尊熏自然,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只有“让人记得起乡愁”的建筑,才能引起全世界的瞩目和共鸣。 6.创意建筑是城市形象的代言者,但“奇奇怪怪的建筑”并不一定能带来好的口碑。一座城市的建筑风格的形成,需要长时间的沉淀和精工细作的打磨。其实,一则童话故事、一个历史人物,或许就能让城市拥有不可代替的特点。 德国很多城市都有独特的建筑风格,这也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德国小城哈默尔恩有一个关于吹笛人的童话。传说这座城市曾经遭受鼠患,国王重金聘请捕鼠人。一个吹笛人用笛声带走了所有老鼠,但国王出尔反尔,拒不交付酬金,吹笛人一气之下用笛声带走了城里所有小孩……从哈默尔恩火车站起,人们就能够在地上看到老鼠形状的标识,这些标识将带领游客游遍一切跟鼠有关的景点,如捕鼠人之家、捕鼠人博物馆等非常具有“哈默尔恩特色”的建筑。 新加坡和中国许多热带城市有着相似的气候条件,其城市建筑规划专家秉承的宝贵经验,只有八个字—坚持远见,整体规划。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就请联合国著名的城市建筑规划师专家队伍,历时四年,为未来20年内社会、经济发展及战略发展编制了一个非常超前的城市总体规划,坚持一步步实施,每十年进行一次“检讨”与修正。目标一旦确定,国家会逐年按计划修建,不搞突击式、放任式、临时式建设。任何单位、企业、政府领导无权擅自改变,有些建筑用地宁可长期保护也不做随意开发。国家对建筑规划进行强制性介入管理,严格而强势,且具体细致,从法律层面保证执行的严肃性,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对企业私人的建筑,从批地开始对建筑形式、高度、结构、材料、外形、色彩都有严格要求。对干道两侧的单位、企业,连大门的形式都有规定。国家自主建设的建筑更是进行国际招标,严格组织实施。 1913年,法国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法》,使巴黎105平方公里的古城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在保护区内变动或新建任何建筑,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并要多次征求公众意见。为了保护巴黎老城,巴黎的城市发展不是在老区基础上扩大,而是建卫星城,防止巴黎市区交通拥挤,破坏老建筑的和谐。法国有一批国家建筑规划师,在城市建筑保护区内的一切建设、改建、维修、拆除都要经过他们批准,甚至种树、伐树也要经过他们批准。市长必须听规划师的意见,当然,市长如认为规划师的意见不合理,可以向上一级政府申诉。国家建筑规划师和市政部门通过的建筑计划,法国政府给予相当大的资金扶持,仅2013年法国用于管理和维护古城建筑的资金就占了文化部总预算的30%。 在英国,古城保护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切实影响着城市规划与建设。正如伦敦巴特莱特建筑规划学院院长米歇尔.考林斯教授所言,古城保护和建设的和谐统一,是城市规划部门的首要任务,这不仅仅是建筑学方面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问题。在古城保护宣传、推动制度建设等方面,英国的民间团体起到很大作用。1877年,英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古迹保护团体“古建筑保护协会”成立。自此之后,在伦敦、约克等地,类似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今,仅全国性的古迹保护组织就有古迹协会、不列颠考古委员会、乔治团体、古建筑保护协会、维多利亚协会等等。有了这些民间团体的参与,英国的古城古迹保护更多地成为一种民间自觉,而不仅仅是政府行为。这些民间团体不仅通过一系列行动来宣传古迹保护的重要性、普及相关知识,还通过推动立法来影响政府决策。 7.绿色建筑是指在建筑的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 《H省住房城乡建设“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将加强绿色建筑工作,力求实现新突破。据统计,老住宅节能改造约需80~120元/平方米。作为拥有16.7万平方公里土地、人口已近1亿的H省来说,其建筑数量之多,建筑结构、产权形式、改造标准之复杂,节能改造所需费用之大,均居全国前列。建筑的节能改造,不仅涉及外墙、门窗、屋顶、阳台及一些外露传热构件等建筑本身,还涉及空调、照明、采暖系统及其运行管理等其他方面。绿色建筑要求在建筑设计、建造及使用中充分考虑综合因素,然而H省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专业人才缺乏、技术转让费高昂。成为绿色建筑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H省城镇既有居住建筑面积约为12亿平方米,其中的90%为高耗能建筑。另外,一些人已习惯于现有的采光、取暖、制冷、通风、照明等方式,认为节能改造是一种浪费。 据有关方面测算.由于绿色建筑造价相对较高,成本回收期较长,利润空间有限,市场认知度较低,因此,开发商开发绿色建筑的动力不足。那么,购房者对绿色建筑的认可度如何?他们是否愿意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绿色节能的房子呢?记者就此做了随机采访。准备给儿子买婚房的宋阿姨和记者聊起绿色建筑房时,茫然地说:“我不太清楚什么节能、什么绿色,节能建筑真的节能吗?她认为就算真的节能,开发节能的绿色建筑增加的建筑成本无疑会通过房价转嫁给我们这些买房的消费者,导致本已高企的房价进一步上扬,进而会进一步超过普通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从宋阿姨的话语中能感觉到,她对绿色建筑并不十分了解,不清楚绿色建筑能为居住者带来哪些益处,不认可以较高的价格来购买这样的房子。 利用绿色建筑技术,建筑的能源消耗可比传统建筑减少70%~80%,虽然H省在绿色建筑技术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如新型节能墙体、供热采暖系统等,但仍缺乏成套、经济、适用、方便的绿色建筑技术,特别是相关专家和社会资源均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 绿色建筑的发展有赖于多学科、多层面的合作,需要在建筑的立项、规划、设计、审图、施工、监理、检测、竣工验收、核准销售、维护、使用等各个环节通力合作,而H省目前的绿色建筑发展尚缺乏这种系统化的管理和实施体系。H省大型公共建筑和公共场所中的中央空调的能耗为普通建筑能耗的2~3倍,但现阶段缺乏对其使用过程的能耗监控系统,不能动态观察和控制这些建筑能耗.因而无法及时有效地解决该类建筑能耗过大的问题,而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H省绿色建筑的发展。应尽快以省政府名义出台开展绿色建筑行动、创建“建筑节能省”的实施意见,研究建立督导、考核、奖惩、问责等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和奖补力度,以过硬的政策措施保障绿色建筑行动取得实效。 8.建筑是城市的主要载体,既为城乡居民提供生活、工作基本场所,也是能源消耗与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2014年3月中旬,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其中提到城镇绿色新增建筑比例要从2012年的2%提高到2020年的50%。而2012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动我国绿色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中,该目标仅仅是提升到30%,本届政府对绿色建筑重视的程度大幅提升。 绿色建筑标准要求在全寿命周期内最大限度节能、节地、节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城市中的土地、能源、水、材料等资源消耗及污水、垃圾等污染物排放,约50%是由建筑产生的,抓住了绿色建筑这个龙头,也就抓住了节能减排的关键。初步估算如采取严格的建筑节能措施、大力发展低碳绿色建筑,则新建建筑将形成4500万吨标准煤节能能力。 位于C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工未来城,是C市节能建筑示范社区。记者前往采访时,整个小区的工程还没有竣工,但样板间内却展示了节能建筑的魅力。样板间内宽敞明亮,虽然室外是38摄氏度的高温.但室内凉爽怡人。据工作人员介绍,房屋在建设过程中采用了一系列节能材料,设计上也充分考虑节能。房内有通风系统,开空调时可以使室内外的空气畅通。保温隔热系统依靠山墙绿化遮阳和室内墙体采用聚苯粒保温隔热技术,实现了良好保温、隔热效果。卧室、书房等设置有可调式外遮阳卷,不仅可以遮挡阳光,还有隔绝噪音的功能。近年来推动实施的绿色建筑对建筑物日照环境、采光通风和热舒适性都有明确规定,要求为人们提供健康、舒适、安全的居住、工作和活动空间,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成为一项民生民心工程。 当前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迫切需要打造大的政策平台,找准突破口。房地产产业链条长,对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大,如建筑用钢占全社会钢材消费的50%,建筑用水泥占全社会水泥消费的60%等。绿色建筑集成了节能节地节水、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新产品,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将有效带动新型建材、新能源、节能服务等产业发展,推动我国建筑行业集约内涵式增长,初步估计绿色建筑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元,极大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给定资料1.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来往走动,互赠礼物,互祝安康,也是美好情谊的表达。特别是在结婚这样的喜事上更是讲究礼尚往来。操办婚礼无可厚非,但是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几百几千的份子钱,亲朋好友连吃多天的婚宴酒席等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在一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人情消费”持续攀升,“面子工程”随处可见。“我和对象谈了两年多,打算过两个月结婚,可没有想到结婚太烧钱了,家里实在凑不够那么多钱,我不得不准备贷款结婚。”在H市打工的小伙L说。前不久,双方父母见面商议婚事,没想到仅彩礼一项就要15万元,还有看亲、定亲、喝甜酒等各种陈规旧俗,一场婚礼办下来没有30万元搞不定。L说,他的家乡是贫困县,但是村里婚丧嫁娶攀比之风盛行。2015年“彩礼”一般为10万元到12万元,2016年“涨”到15万元左右。结婚要大宴三天,小孩满月、老人过寿、子女升学、乔迁新居等都要设宴吃请,令很多农民不堪重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人情往来都很正常,甚至把大操大办当作孝敬老人、关爱子女的一种表现,而且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导致竞相效仿,形成“人人喊打、人人参与”的不良局面。还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的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光宗耀祖,显摆身份和价值。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替别人办了很多事情,积累了不少人情,认为借婚丧嫁娶收点礼金、礼品理所当然。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关于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规定,但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到位,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变着花样操办以逃避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纪检部门主管单位,由于碍于情面,又不愿得罪人,存在监管和查处失之于软的问题。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严重超出群众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发展,更与崇尚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背道而驰,亟待破解。2.F省Q市一名干部刚刚结完婚,她在婚前执行报批制度,认真填写了《N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举办婚礼报告表》,向组织说明婚礼操办时间、地点、邀请人数等情况,婚礼现场也是仪式从简,人员从少。这是Q市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大家都非常看重传统习俗,尽管婚丧喜庆事宜铺张浪费严重,但没有人愿意拉下面子简办。如今,随着党员干部带头,逐渐形成新的风气,老百姓反映轻松多了,压力也小了,纷纷拍手叫好。”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陋习旧俗腐蚀的不仅是社会风气,还有Q市的文化根基。为此,Q市专门制定《深化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党员干部发挥“五带头”作用,即带头节俭办理婚丧嫁娶事宜、带头革除陈规陋习、带头树立文明风尚、带头落实生态安葬、带头宣传移风易俗。紧接着,该市又出台《Q市厉行节约文明举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提倡“非亲不请、非亲不去”,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以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同时,Q市还注重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作用,由村干部带头,以村(居)民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为切入点,召开村民代表委员会,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的内容融入其中,提倡“全民参与、自我约束”,兴起破除陋习的新风。据统计,Q市下辖的J市共有392个村居通过公订公示、共信共行等方式,把群众简办红白喜事的意愿转化为村规民约,简办红白喜事从开始的躲躲闪闪变成了现在的理直气壮。在沿海地区大力倡导简办红白喜事的同时,山区也悄然兴起破除陋俗的新风。“以前年景不好的时候,还得向亲戚借钱办喜宴,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为此事犯愁了。”Q市贫困户林先生开心地说。原来,林先生所在地在2016年年底联合邻村制订村规民约,取消了每年春节期间举办“佛生日”宴的老规矩,减轻了群众负担。据统计,全县已有100多个村修改了村规民约,“约”定简办红白喜事。此外,村干部带头,积极引导村民简办红白喜事,杜绝铺张浪费,省下的资金,拿出一部分进行爱心捐助,定期对困难户、老年人进行慰问,形成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乡风,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经过几年的努力,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各级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率先垂范,倡导文化引领、破旧立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带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实现根本性的转变。3.斑马线是行人的安全“生命线”,斑马线上的文明,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数。虽然我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但很多人的驾驶习惯还停留在自行车时代,以方便自己为中心,甚至无视交通法规,导致抢行斑马线的驾驶陋习成为顽疾。观察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交通文明是很直观的窗口。行人遇红灯时,能否主动等候、不抢行;汽车通过斑马线时,驾驶员是踩一脚刹车给行人一个善意礼让的手势,还是加一脚油门鸣着喇叭抢行,都体现着汽车社会的文明程度。然而,由于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无视斑马线的存在,为了自己的便利快捷,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时争道,使得“生命线”屡成“夺命线”。数据显示:2015—2017年三年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全国共有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总量的90%。“斑马线礼让行人”,不仅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更是机动车驾驶者的文明体现。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但是,一些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的行为比较普遍,在斑马线前争道抢行的问题突出,未将“礼让行人”真正变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出行习惯,从而出现持续不断“抢线大战”。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有相应的罚则:“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3分。”然而,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针对“不礼让斑马线”的执法在很多地方并未真正落地。为了敦促驾驶员礼让行人,一些地方尝试了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路口,安排专门义工手拿竖大拇指的牌子过街,对礼让的司机表达敬意;设立奖励政策,对主动礼让的司机给予油卡、现金奖励。不过,“大拇指”的新鲜劲儿过去后,礼让效果很快就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渐渐不了了之。奖励“礼让斑马线”的做法,也带来了谬奖的质疑。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执法部门不能本末倒置,要用严格执法来旗帜鲜明地宣示,“礼让斑马线”是一项法定义务,驾驶员必须无条件遵守。当然,我们不能不正视源于“行人”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个别行人对“闯红灯”“抢黄灯”毫不在意。在斑马线上慢吞吞过马路的,不只是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更有为数不少的“低头族”,这也是交通事故隐患的潜在因素。行人与机动车看似矛盾,实际上他们是交通参与的统一体。行人可能是司机,司机也可能是行人,他们在生活中总是互换,机动车给行人创造一个好的出行的环境,也是为自己作为行人创造安全的过马路生态;行人不闯红灯,既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家庭负责,也是为社会负责,为自己作为司机时创造良好的行车环境。只有礼让斑马线的车多了,乱穿马路的人少了,“斑马线惨案”“路怒”等发生的概率才会下降。人们出行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汽车社会也会因礼让而更加和谐通畅。4.写春联、放鞭炮、办晚会……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上,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过年的幸福与快乐,也让人们体会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精神内涵。当下很多人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过年越来越没意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生活充裕后,人们的选择变多了,胃口变挑剔了,再加上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对过年失去了以往的那种虔诚与重视。其实,春节不只是聚在一起吃饱喝足,也不是物质的过度消费,而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贯穿其中。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都不该让传统文化、过年习俗走远。我们应当看到,老百姓对春节有很强的心理认同感,贴春联、吃饺子是文化,放鞭炮也是文化,而穿新衣、发压岁钱,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置于“互联网+”时代,发微信、短信等新年俗,同样蕴含着文化禀赋。而这些,恰恰被人们所忽略。所以说,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并将其融入过年的每一个细节中,那么春节才会透出浓郁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并富有更强的生命力。春节的意义在于传承过年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文化元素,对历史的、传统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时代创新激活传统的“文化基因”,以更好的创意赢得人们的认同,汲取向上向善的力量。让“有文化的春节”成为新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看一场大戏,或是听一段音乐,还是读一本好书,这个时候,只有政府精心搭好台,百姓才能尽兴唱好戏。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文化场馆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广泛开展送演出、送电影、送书画、送展览、送春联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主力,多创设活动载体,多搭建草根舞台,多营造体验空间,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节日中更多的现场感,让群众在自编自演中自娱自乐,在浓郁的文化熏陶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年味其实就是“文化味”,把春节文化挖掘、保护好了,年味也就保住了,就能找寻到过年的那些仪式感。于此而言,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文明交融互补,把春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彰显出来,使其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探索。5.千百年来,无论是春节等节日还是婚丧嫁娶等家庭大事,燃放烟花爆竹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中。但是,因燃放烟花爆竹而使人受伤、导致火灾以及对空气污染的报道也占据了不少报纸的版面。禁放烟花爆竹,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心声。据通报,2017年除夕夜,上海、南京、杭州、太原等实施禁放限放措施的城市,PM2.5浓度均未出现明显上升,和本地未禁放限放的年度相比大幅下降。上海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日益突出的空气污染让公众对禁放限放政策越来越支持。自实行“禁放”令后,在规定区域不放鞭炮,在其他区域少放鞭炮成了市民们的“约定俗成”。2017年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减少某种程度上是人们环保意识增强的一个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愿意以实际行动投入环保之中。所以,应抓住这一难得的“共识”,推动包括治霾在内的环保全民行动。“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就通过悬挂横幅、电子屏幕滚动播出、‘小喇叭’宣传提示、微信朋友圈宣传等多种形式,发动党员带头示范,动员、倡导社区居民禁燃烟花爆竹。”2017年2月3日,Z省C县某社区居委会主任X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打扫小区卫生,她说:“从小区卫生情况来看,燃放烟花爆竹的现象少了很多。”6.在新加坡,闯红灯、吐口痰、乱扔垃圾是很丢人的事。大街上,看不到随便丢垃圾的,也听不到一个按汽车喇叭的;过斑马线,汽车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新加坡人的文明素质如此之高,不是与生俱来的。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新加坡把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同时推出了“垃圾虫劳改法令”。累犯者要被处以3~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应该说,对于不文明行为,除了道德谴责,还依法治理,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升华、公序良俗健康的法宝与秘籍。从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的“大扫除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礼貌运动”“取缔乱抛垃圾运动”“清洁公厕运动”等,几乎每月都有重要的运动或专门的活动周或活动日。这些社会运动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让维护公共文明成为全民共识,为依法治理奠定了良好社会和文化基础。同时,新加坡从幼儿开始就将文明道德规范课纳入教学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编写不同的教材;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编写不同语言的宣传材料,进行环境卫生、文明道德的宣传教育,让市民从小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和行为习惯。德国,在历史上,曾经分布着300多个小公国,每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小公国不复存在,但小规模“管理单元”的模式保存了下来,演变为如今德国社会各种各样协会型的管理组织。这些管理组织对社会公德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区居民自管会。在较大的居民楼内,住户通常会投票选出一名楼长和几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会”,所有居民都是会员。物业公司与自管会成员定期开会,就一些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沟通。目前,德国有大约59万个登记协会,超过50%的德国人至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种类繁多,如妇女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社区自管会等,大部分协会都是为某项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并敦促会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了不该做什么,而协会就好比身边的“父亲”,提醒你应该做什么。有了这些积极活跃的协会,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正是促进社会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重要因素。韩国的人口约5125万,汽车保有量达2000多万辆,而到过韩国的外国人,普遍对韩国的交通秩序有着较好的印象,人车不争,鲜有“路怒”,礼让有序。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3879名首尔市民组成举报委员会,走上交通混乱的街头,“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启蒙运动正式开始。1999年,面对韩国私家车暴增、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伤亡剧增的局面,政府开始实施细致管控。在韩国,任何涉及汽车和摩托车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车都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失。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05%以上为酒驾,酒精含量不同将被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最多可处300万韩元罚金(约合1.79万元人民币)。醉驾3次以上或者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者,可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1000万韩元。交通管控设备系统的完善,也对韩国交通文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警察厅表示,电子监控装置主要分为车辆监控和防范用途,目前全国共安装了约14万个监控装置。韩国街头很少看到交警,交通信号控制和道路电子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和普遍化,发挥了“天网恢恢”的关键作用。有了明确的法规和严格的追责,韩国交通的井然秩序和礼让风尚才最终形成。“文化世界杯,观光韩国”是韩国政府当年的口号。为了展现韩国魅力,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转变姿态,亲切服务,培养先进旅游观光文化”活动。为使市民讲文明、懂礼貌,韩国电视每天播放一分钟的公益广告,并号召家庭成员共同收看。另外,政府还在细微之处下功夫,鼓励国民在电梯中相遇首先打招呼,每天让行十次,培养交通文明,对别人的礼让以微笑作为答谢,还有倾听他人讲话、拒绝脏话等礼仪规范。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2014年2月24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公报有关“交通、邮电和旅游”的内容显示,全年接待国内游客32.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0.3%;国内旅游收入26276亿元,增长15.7%。接待入境游客12908万人次,下降2.5%。其中,外国人2629万人次,下降3.3%;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10279万人次,下降2.3%。在入境游客中,过夜游客5569万人次,下降3.5%。国际旅游外汇收入517亿美元,增长3.3%。国内居民出境9819万人次,增长18.0%。其中因私出境9197万人次,增长19.3%。 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中,2013年全年旅客运输总量40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5.6%;旅客运输周转量36036亿人公里,同比增长7.9%;住宿和餐饮业总投资额为6001亿元,比上年增长17.5%;年末全国文化系统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055个,博物馆2638个,公共图书馆3073个,文化馆3298个。 2.在旅游行业持续升温的背后,是国内旅游乱象的猖獗。 有记者跟随知情人士,参加了一次市面上常见的仅需缴纳低价就可参加的“物超所值”的港珠澳游。 到香港后的第一天,导游就向全车人宣布:今天的安排是走店,也就是逛店消费,老板给的营业额是每人要消费3000元。接着全车人被带到了一家珠宝店。在毫不起眼的一扇门后,是一个巨大的珠宝首饰商场,但整个商场里除了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外,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想出去的人都被门口的守卫给拦住了。导游称买了东西才能出去,不买东西的,就要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待上一个半小时。面对记者提出的关于回扣的问题,导游坦言:有回扣,公司拿0.3%,导游拿1.7%,并声称这都是公开的。 即使买了东西,导游仍嫌全车人1万元的购物额度低,硬是拉着游客逛了手表店、首饰店等另外6家店铺,直到晚上6点多才结束。有游客吐苦水:“那个导游可凶了,我就带了七八千,非让我买一万八的珠宝,一直追着我。” 除了整日的购物外,旅行途中,导游还在车上推销物品,并振振有词:“司机赚的是什么钱呢?辛苦钱。我们司机大哥是要吃饭的,我不讲了,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再去选一选,100块钱人民币一个(纪念品),选一选。” 本以为到了澳门会有所改善,结果在大三巴和妈祖庙两个景区短短一小时的参观后,记者又被带到商店购物。4个小时后,导游要求游客缴纳160元观看威尼斯人的特色表演,而实际上观看这个表演是不需付费的。当记者提出异议后,马上被赶下了车。 旅游团后来又被带到珠海的一家玉器店,店主表示不仅不会让大家购物,还会送在场每个人一份小礼物。这家店被安排了两个半小时的“参观”时间,在此期间,玉器店老板“热心”地给大家讲解自家祖传的赌石绝技,还有玉器行业的暴利。许多游客在“好心”老板的热情介绍下,自发购买东西。没承想,花了几千元买的物件经鉴定后只值几百元。到相关部门投诉举报时,才发现自己购买的物品不但没有发票,连刷卡记录单上的刷卡地址都被撕去了,无法作为有效证据。 而上述现象并非个案,网上频频曝出类似的帖子。 在三亚,几位游客点了3个普通菜,却被要求支付4000元餐费;一条鱼要价6000多元,折合每斤580元;拒绝水下拍照,潜水教练就会直接带游客潜入深水区,使游客因承受不了水中压力而放弃潜水…… 说是厦门鼓浪屿一日游,可只去了一个景点,其余时间都是在车上“干等”;导游“顺路”将游客带到自己家中推销茶叶、香烟及劣质纪念品…… 《邯郸日报》报道:“5月8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旅游日当天,武安市长寿村、朝阳沟、京娘湖、古武当山四个景区对市民免景区门票;七步沟景区所有散客半价优惠。”可当游客前往后,景区工作人员却告知其要正常收费,收费未果后又强制收取每人30元的“卫生费”,甚至发生了殴打游客事件。 3.在一档节目中,有这样一段访谈: 男主持人:到云南玩的朋友,一般都听说过“云南十八怪”了,什么鸡蛋用草串着卖、摘下斗笠当布盖等等,这些独特的民俗曾经是云南旅游的一个卖点、一种风格。 女主持人:对,现在云南旅游业出现了一些怪的地方,但是可能不是刚才的卖点了,我们一起来看。最近我们的记者去云南体验了香格里拉的一日游,途中真的是怪事连连。有点旅游常识的人都知道,自费旅游当然是自愿的,不能够强制消费,但是很多游客在云南报团参加香格里拉一日游的时候,都必须参加一个自费项目,叫“藏民家访”。 男主持人:大家也注意到我们用的这个字眼是“必须参加”,您说这算不算是一件怪事呢? 解说:记者在一些旅行社报名参加香格里拉旅游时,工作人员要求每个人必须交费280元至380元,参加“藏民家访”自费旅游项目,并且声称这个是行政性的变相收费。 某旅行社工作人员甲:“藏民家访”必须消费,相当于说你到我家里来,我就要请你喝青稞酒、酥油茶,请你吃奶酪,请你吃烤全羊,这个是必须要消费的。 记者:就是去藏民家吃顿饭呗。 某旅行社工作人员甲:对。 记者:吃顿饭要380(元)吗? 某旅行社工作人员甲:对,必须去,你不消费我们就不敢签这个合同。 某旅行社工作人员乙:香格里拉有个“藏民家访”,行政象征性变相收费,必须参加,不参加不让你去。 解说:记者最终缴纳了320元的藏民家访费用,才得以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记者注意到,在丽江开往香格里拉的旅游大巴快到虎跳峡的时候,一个自称扎西土匪(音)的导游,开始向游客收取“藏民家访”自费项目的费用。 香格里拉导游:你们交的团款,在香格里拉导游手里一分钱没有。有人问我们的工资是多少钱,听好了,我们香格里拉导游一分钱工资都没有。我给你们一个建议,如果你们是两个人的话,可以点个鸡,点个牦牛,不吃最低320块钱,吃鸡的话加上40(元),360(元),吃牦牛加上60(元),380(元),听明白了吗? 解说:记者看到部分游客迫于无奈,按导游的要求缴纳了自费项目的费用,对一些不配合的游客,导游则开始进行人身威胁。 香格里拉导游:香格里拉导游是非常恐怖的,有没有听说过? 游客甲:没有。 游客乙:有吧。 香格里拉导游:香格里拉导游会把刀子放到你脖子上,有吧?你看我今天会不会把刀子放到你脖子上。 解说:导游在介绍“藏民家访”的时候,都声称要带游客到藏民家里做客,那里有成群的牦牛,晚上围着篝火跳舞,亲身感受藏民的生活,但是到了现场游客才知道所谓的“藏民家访”,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歌舞晚会。有的游客感觉被欺骗了,就要求退钱,结果遭到导游的拒绝。 香格里拉导游:你说了一句话,不开心就退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开心就退钱是什么意思? 游客:我们还问你是火盆吗? 香格里拉导游:OK,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当时你们几个都没有体验,你们就来跟我说不开心,门都还没进呢。 游客:不说了,不说了,把钱退给我们。 香格里拉导游:那个东西(退钱)你们就别想,(牦)牛也订好了,鸡也订好了,那些个费用谁来办? 解说:记者对其他团队的游客进行调查,发现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导游强迫缴纳“藏民家访”费用。 4.2014年4月10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了《2014年第一季度全国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报告称,本季度游客对空气质量的满意度下降幅度最大,处于70分以下。旅游消费除了关注景点外,游客对目的地的整体环境、公共服务和商业接待设施的关注程度趋于显化,尤其是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对游客的出游决策和旅游体验有决定性影响。 随着气温的升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户外休闲。作为“亲近自然”的一种方式,自助烧烤成为人们热衷的一项活动。不过,近日有市民反映,每到周末就有不少人在开发区公园烧烤,离去后公园一片狼藉。 5月10日下午两点多,记者来到承德阳光四季城小区对面的湿地公园,只见公园的石台上已被前来烧烤的市民“圈地式”瓜分成多个区域,有的铺上垫子摆满零食水果,有的用折叠椅围坐,自由自在地聊着天。 记者随后来到大石庙滨河公园,在一座立交桥下,烧烤的场面再次出现,桥下两边的石台上摆满了各种烧烤用具,几名青年男女蹲在烤炉旁边吃得正起劲,用过的签子、纸杯、果皮散落在地上。 整个周六下午,记者并没有发现巡查的工作人员,到傍晚6点多,一些食客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垃圾便离去,留下满地的油污与残渣。 5月1日上午10时许,记者从市区乘出租车前往衡水湖景区,行至106国道距离衡水湖旅游码头还有两三公里处时,双向车道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入市区方向车流顺畅,而出市区方向车道已经堵成了“停车场”。各地牌照的机动车拥堵在这里,往前方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龙”,后方还有新来的车不断给这条“车龙”增加长度。“唉,现在的私家车太多了。”来自石家庄的私家车主张先生,载一家老小来衡水湖游玩,驾车到达这里时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记者随着车流断断续续前行,原本只需几分钟的路程足足走了20分钟。虽然交警也在忙着疏导交通,但车流量实在太大,效果甚微。旅游业内人士介绍,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大幅攀升,从过去的“跟团游”唱主角演变成如今的“自驾游”成主力,蜂拥而出的车流给道路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并考验着景区的接待能力。 因为交通拥堵,许多游客只能就近下车,自己在景区找地方游玩,风景优美的北堤成了许多踏青、野炊游客的首选。可是沿着北堤的公路前行,106国道至中湖大道中间一个公厕也没有。而沿途的几家单位倒是建有厕所,不过并不对外开放,尿急的男游客只好站在路边的小树林里方便,女游客可“憋”出了一肚子火。 据报道,在河北省邢台市大峡谷景区索道上,一些缆车进站后游客直接跟跑着上车,一些老年游客只能在旁人的辅助下快速登车。不仅如此,大多数缆车仅仅有一个围栏,并没有防护窗,游客坐上去之后,整个上半身几乎都裸露在外,一旦游客中有小孩向外伸头,极易造成危险。 对此,负责控制缆车的工作人员解释道:“除非特殊情况,缆车在进站时才会让减速或停车,不然缆车对面的游客会因为停车而不满。”至于缆车为什么没有防护窗,该工作人员含糊表示“这个没事儿”。 由于景区内配套设施严重缺乏,游客在景区内食宿也只能在几家“农家乐”内,部分“农家乐”店主做饭时的饮用水取自旁边被游客污染过的溪流,更有甚者,一些饭店洗碗后的污水直接倒入溪流中,不仅给水源造成了再次污染,也给游客的饮食安全造成了威胁。 此外,景区内还有多处地方存在乱停车现象,一些私家车在非专用停车场一停就是半天甚至一天,给本来就拥挤的景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而负责停车的管理人员却不见踪影。还有一些游客私自下水游泳,却不见景区人员制止。 记者在大峡谷景区内也看到,由于景区没有医疗室,一些因爬山而擦伤的游客不得不到距离景区3公里外的村子里包扎,既耽误了时间,又给病人带来了不小的痛苦。 5.美国政府早在1979年就颁布了《全美旅游政策法》,并对其不断完善。作为美国旅游的基本法律,《全美旅游政策法》中明确规定,美国全国旅游政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旅行游览发展公司总裁、交通部长、内政部长、商务部长、国务卿、财政部长,甚至国防部长等人。由这些成员组成的全国旅游政策委员会来协调全国旅游业的发展,解决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法律问题。 美国政府还制定了一些单行法规。例如,保护公园和游览地的法律,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环境保护都作出了具体规定;旅行社的法律对旅行社的经营、开办等作出了规定,尤其是对旅行社所需要的足够资本,合格的、具备经营能力的管理人员,至少要有两个以上航空公司予以承认等开办条件,规定得非常具体。 韩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保障旅游者的权利,包括1961年颁布的《旅游业振兴法》、1962年制定的《国际旅游公司法》、1966年实施的《观光事业法施行细则》、1972年出台的《旅游振兴开发基本法》,等等。可以看出,韩国政府在旅游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将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合理有序的开发纳入了法律保护的框架。 韩国政府为保证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旅游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开发利用,始终将旅游业的发展置于政府的计划之中。韩国的旅游发展计划以法律为依据,有中期的五年计划、长期的十年计划以及专为某旅游项目制定的专项旅游计划,这些旅游发展计划是韩国旅游业发展的主线,也是韩国旅游政策的一大特点。 《法国旅游法典》规定从旅游经营所征收的税款中扣取一定比例的款项,用于支持、鼓励与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这种“以旅游养旅游”的方式更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法国旅游法典》规定的非营利的旅游服务更接近基层。法国的国土面积虽然只有我国两三个省大小的面积,却设有3600多个旅游办事处,有些办事处就设在景点附近。 法国的旅游办事处既不是“旅游局”类的行政主管机关,也不是简单的“问询处”,旅游办事处是可以具有工商性质的,也就是说,可以从事经营活动。旅游办事处还负责起草与实施地方旅游政策和旅游发展规划,同时还为游客以及当地居民提供服务,帮助旅游者查询旅游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日本的旅游法规和旅游相关法规有近80项,除1963年颁布的《旅游基本法》之外,法规还涉及翻译导游业、旅馆业、娱乐业等。 日本的旅游法中有明确条款,禁止强制游客购物。如果旅行社要去旅游产品商店的话,旅行社应该事先在广告上写着“×月×日去××旅游产品商店”。而如果游客在旅游景点受到强制的特定服务或是购物,则可以跟商店或是旅行社交涉,或者提出诉讼索赔,法院将根据日本民法和其他法律来审理。 日本旅游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旅行社没有按照旅行广告中所写的航班、宾馆、景点、餐厅等进行安排,旅行社将会给游客支付赔偿金,这些金额一般而言是旅行社所收受的旅游费用的百分之几。 日本旅游法最重视的就是游客的安全问题,一旦出现了安全方面的事故,对旅行社的处罚是很严重的。 6.西安市从2013年9月1日起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这是西安旅游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整治力度最大的一次净化旅游环境“一盘棋”行动。 西安市旅游局局长张永科说,本次整治夯实了区县政府和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本辖区第一责任人的身份,还将整治工作纳入到了各区县、各部门的目标考核。公安、交通等部门还在客流密集区设立了10支稽查队开展整治行动,共行政拘留“黑导”“野导”16人;拘留倒卖门票者21人,处罚18人;处理火车站广场拉客揽客者57人,行政拘留3人。 记者近日采访时看到,在以清真小吃闻名的“回民街”,新设立的莲湖区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一楼接待咨询,二楼免费为游客提供手机充电、上网服务。在西安火车站广场,常设4个城管执法岗亭,每天8个人值班,引导游客选择规范的旅游车辆,原来游客反映强烈的“黑导”“黑车”及宰客现象已难见踪影;旅游区餐厅的菜谱均实行明码标价,一些价格较高的菜品还标明食材品种和重量。 2014年7月21日,北京将台城管执法队对酒仙桥公交车站周边地区的电线杆、广告牌、车站牌上的山寨旅游广告进行整治,对揽客电话一律停机处理。 “这些都是非法一日游广告,千万不要相信。”昨天,将台城管队员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在清理酒仙桥、驼房营等公交车站的非法一日游广告时,向围观的市民进行介绍,提醒大家不要上当受骗。城管队员说,有些外地来京在酒仙桥附近租住的人,很容易上当受骗,这也是非法一日游广告屡屡出现的原因。在整治行动中,共清理一日游广告牌12块、户外宣传板1块。城管队员表示,将对采集的非法一日游广告信息进行电话确认,对打出山寨旅游广告的企业或个人进行警示和告知,专人负责对广告上的揽客电话停机,掐断骗人的途径。 媒体报道的“香格里拉旅游乱象”引起了云南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迪庆藏族自治州迅速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和处理。 经调查,8月14日,迪庆香格里拉中青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委派迪庆卡瓦格博旅行社导游张涛从丽江古城接待前往香格里拉散客拼团39人,途经拉市海、雄古观景台、第一湾观景台,游览香格里拉虎跳峡景区,晚上自费参加碧纳“藏民家访”。15日游览香格里拉纳帕海湿地公园等后返回丽江,结束行程。 14日,在团队行至离虎跳峡10公里左右路段时,导游张涛收取“藏民家访”费用,每人100元,当时有3个人没有交,导游将他们撵下车。当团队15日返回丽江时,被撵游客在丽江市旅游局进行了投诉。丽江市旅游局协调迪庆香格里拉中青旅行社向投诉人作出了投诉处理:团款全额退还480元/人;赔偿团款40%的违约金,计192元/人。 迪庆旅游局认为,导游张涛违反了《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决定依法吊销其迪庆藏族自治州导游人员上岗从业资格证书和迪庆藏族自治州导游上岗证;根据《旅行社条例》相关规定,对两家旅行社处以10万元罚款,停业整顿1个月;将媒体报道视频中的执法人员调离迪庆藏族自治州旅游执法支队。 迪庆旅游局表示,迪庆藏族自治州旅游安全检查点将继续发挥旅游服务、监管职能,细化检查方案,不留死角;加大《旅游法》的宣贯工作,让人人熟知《旅游法》,遵守《旅游法》;加大旅游合同管理,不得强制旅游者消费;加强与丽江市旅游局的联合,做好联合执法。同时,对全州旅行社进行一次大排查,全面清理无证导游和旅行社挂靠部门。 7.2013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并从2013年10月1日开始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划分为总则、旅游者、旅游规划和促进、旅游经营、旅游服务合同、旅游安全、旅游监督管理、旅游纠纷处理、法律责任和附则,共十章,包含旅游者权利、旅行社责任、政府责任等多方面的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旅游法》颁布实施,有利于转变旅游发展方式、调整旅游产业和产品结构,有利于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协调行业管理关系、促进旅游业及相关行业发展,还有利于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使我国从旅游大国发展成为旅游强国。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主任王超英表示,这部法律重在规范旅游经营和旅游合同,但很多内容都是保护旅游者权利的,比如订立合同、对合同违约责任的规定、旅游者怎么去追偿等。在“旅游安全”这章中,最重要的安全保护就是旅游者的安全。“旅游监督管理”一章是关于旅游者投诉、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执法监督的,也是对旅游者权益的保护。 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认为,《旅游法》明确了低价招徕、强迫购物等以不恰当的途径获取利益的一系列非法经营行为,同时从旅行社、导游以及其他经营者等各个环节明确了旅游市场的规则和行为规范。他还认为,《旅游法》中“旅游服务合同”一章,按照旅游市场规律,明确了旅游者与旅行社、旅行社与其他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这应该是治本之策。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这是时下百姓对某些机关干部工作的概括。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部分人的工作现状。“慵、懒、散、奢”正日益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难题,“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是人民群众集中反映政府部门在服务态度、办事效率等方面存在的“四难”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在其位不谋其政,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懒官当道、庸官盛行,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当前,我国正处于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深刻剖析政府机关在责任意识、履职能力、服务质量、工作效率、勤政廉政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彻底治理“懒政、散政、庸政”现象,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高素质、增强能力、改进作风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坚持继承光荣传统和弘扬时代精神相统一,坚持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坚持加强个人修养和接受教育监督相统一,努力使各级领导干部成为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领导干部,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大治懒治庸力度,着力解决干部管理不严问题”。 2.2011年春节以后,W市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同时委托媒体专题采访,形成了一份专题调研报告。媒体的调查显示,40.5%的企业认为优惠政策难以兑现,有的部门巧立名目,自行设定各种收费项目,难管的事情不管,有利可图的事情抢着管。调查还显示:当地行政收费多,在交通部门尤为突出,路桥费多而杂、人为设置“罚款陷阱”等现象大量存在。来自W市财政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W市行政事业性收费达到21.78亿元。在全国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W市201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为上海的33%、北京的40%、广州的52%……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在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13位,利用外资排名第11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第14位……W市建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有3年,但多个指标在19个省级、副省级城市中仍排名靠后。目前,副省级城市中,还不是“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只剩下W市等4个城市。W市连续三届申报“文明城市”,都因前置条件不够而没有申报资格。2011年4月6日,W市市委书记发起一场“治庸”风暴。他要求,彻底转变部分官员“庸、懒、散”作风,优化城市投资环境。一场针对官员的治庸风暴席卷全城。这次“治庸”重点解决十个方面的问题:得过且过,工作推进不力,创新能力不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业绩平庸,谋人不谋事,纪律涣散,贪图享受,“走读”现象严重。W市成立“治庸办”,并与媒体组成暗访组,走进该市8个局3个区的14家职能部门,实施“治庸”,发现上班迟到、上网、玩游戏、炒股、聊天和脱岗等现象29起。4月18日,39人被问责,其中7人被调离现职工作岗位,1人被辞退,2人被要求停职反省。在W市设立治庸办后,市政府下属的每个局也各自设立了治庸办。市房管局加强了考勤制度,为约束公务员们按时上下班,该局新购3个指纹打卡机,上下班都必须指纹打卡,禁止迟到早退。W市城管局,也在积极应对治庸风暴,派出暗访组内部自查。4月11日,W市正式开通“治庸”投诉热线,接受群众举报投诉庸官、懒官和散官。媒体报道称,“治庸”投诉热线“热得发烫”。根据统计,当天共接到各类举报、意见等167件次。目前,W市正酝酿制度加强公务员考核,W市Q区尝试给公务员GPS定位,防止偷懒离岗。官方发布的每个细节、信息,都会成为市民判断、揣摩治庸是否动真格的依据。事实上,在W市掀起的这场治庸风暴中,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如何建立长效机制。4月19日,全市公务员管理工作会透露,7月份,W市将出台《加强公务员平时考核的意见》。相关的制度建设,正在酝酿中。市委书记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如果领导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人人自危。“绝不是搞形式、走过场,刮一阵风就完了。”市委第一新闻发言人、市委副秘书长表示,“责任风暴”、“治庸计划”不是搞一阵子的“运动”、“刮一阵风”,而是通过建立纵到底、横到边的责任体系,治庸提能、治懒增效、治散聚力;同时要通过建章立制,实现常态化、制度化、持久化。目前,该项工作已完成第一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取得初步成效,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拥护,社会各界反映良好。接下来,W市将继续推进分阶段、分重点、分领域的自查整改、检查追责、建章立制等各项工作。 3.2011年4月19日,W市市委书记要求“治庸问责”必须“伤筋动骨”,确保取得实效,不负各方期望。他特别强调,绝不容忍“庸班子治庸”。对于“庸病”,各地都曾采取措施加以治理。如建立管理制度,开展作风和效能建设,实行问责等等。可是,为什么“庸病”难治,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了痼疾?如果说是制度治不了“庸病”,那是因为制度成为摆设,单位的领导没有去抓落实。如果说开展作风和效能建设治不了“庸病”,那是因为搞“走过场”的形式主义,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有了问责制,为啥还治不了“庸病”?那是因为“药头”太轻,或不问责,或问责时轻描淡写,达不到“治病”的目的。有的领导同志本身就患有“庸病”,又怎能为他人“治病”呢?机关单位的“庸医”,是害他人、害群众、害党的事业的。机关里的“庸病”治不好,就会让一些同志“久病不愈”,越陷越深;就会影响为群众的服务,影响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损失。所以,要治“庸病”,还得先治“庸医”。这次W市提出的要求是:绝不容忍“庸班子治庸”。在措施上是查处典型案例不仅要问责当事人,也要问责相关单位领导。 4.针对W市展开的“治庸风暴”,有网友称,懒官、庸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群众的切身利益。“治庸风暴”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党和政府革新吏治,整治懒官、庸官的决心和信心,但要想确保治庸治懒获得实效,必须提高问责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切实防止“责任风暴”沦为“责任风波”。网友林伟认为,严格的问责制度与监督机制,以及强化绩效管理,实施严格的目标倒逼,强化责任追究,建立导向鲜明的奖惩机制,是治“庸懒散”顽症的“特效药”。而W市向“庸懒散”开刀的举措恰恰是“对症下药”,对各地“治庸整纪”有着很强的借鉴性。“治庸治懒”并不是新鲜词儿,如何才能取得实效是网友最关注的问题。网友“涿鹿闫华”说,整治机关干部“玩风”盛,必须解决人浮于事的问题,否则治庸治懒风暴必然是治标不治本,治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网友“大别松涛”也在帖文中写道,虽然W市决心很大、动作很大,但也要看到,问责是干部管理中的一道难题,实践中还存在问责对象不服气、问责手段不强硬、问责程序不严密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解决,“责任风暴”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沦为一场看似热闹但于事无补的“责任风波”。干部庸懒现象的存在,是能力问题,更是作风问题。对于“治庸”、“治懒”、“治散”,网友也纷纷建言献策。网友“华枝春满”说,对于“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懒官、庸官,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也要防止部分懒官、庸官为逃避打击从“不作为”到“乱作为”的投机行为。领导干部是不是庸官、懒官。人民心中都有一杆秤,因此要多听人民的心声。网友“发垚”建议,治庸针对的是整个公务员队伍,涉及面广,要解决的问题繁多,就算治庸办的人数再多,力量再强大,恐怕也是肉眼所限。看到的问题、发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最终取得的成效也是有限的。因此,只有用上我们党的传家之宝,坚决、大胆地走群众路线,广泛发动群众,依靠广大市民的力量发现和解决各种突出问题,提高制度的约束力。一方面治庸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就是要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借群众的眼来明治庸办的目,借群众之力壮治庸办之势。 5.“庸官懒政是我国的一个吏治难题。全国一些地区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有些举措对治理干部队伍中的庸懒现象产生了较好效果,但其治理的对象主要是一般干部,解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于‘显性问题’,对领导干部中的‘隐性失职’问题鲜有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对于庸官懒政不断滋长的原因,周湘智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现行的干部考核往往体现在年终的本人述职上。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面对群众的一些要求或是社会责任,行政机关有时会发生一些不作为,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群众权益受到侵害,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如何能够保证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维护公共利益,是长期以来行政管理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以前通常的做法是发生了不作为行为后,群众可以申请复议,提起诉讼,这种事后监督成本比较高,往往也很难举证,很难打赢这种官司。而事先监督检查的权力又不在群众手里,而是在政府部门机关内部,所以说政府部门内部通过规章制度形成这样一种监督机制,督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行职责,这等于是抓到当前行政管理的一个症结、一个病根。” 6.面对改革发展艰巨繁重的任务,各级领导干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事业心、责任感不强。有的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对工作敷衍应付得过且过;有的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该抓的不抓、该管的不管、该改的不改,满足于当四平八稳的“太平官”。“太平官”所作所为,是新时期典型的、带有时代符号的自由主义推动者。毛泽东同志曾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尖锐而深刻地指出,自由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它是消极的东西,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做不疲倦的斗争,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事实证明,“太平官”是新时期典型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使党的组织和群众产生隔离。自由主义的利己观使“太平官”的理想和信念向腐朽庸俗演变,“太平官”的显著特征是党性不纯、从政观念不正,私欲放纵,“赖官”、“懒政”、“庸政”,追求个人利益,以“维官护官”为己任。“太平官”的不作为、慢作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是一种腐败,是思想和作风的腐败。长此以往,它将严重腐蚀党的干部队伍。不问责、不处理,势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干部队伍风气,坐失改革发展良机,贻误党和人民事业,危害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太平官”是典型的新时期的“新词”。“太平官”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选官”机制不健全,或其投机人选,或“先天性”素养较低,“选官”中的腐败造就了“太平官”;二是走上岗位以后变化为“太平官”,这是监督和监管的缺位与失查。 7.2004年初,M省有关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万人问卷大调查活动,调查显示:群众对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事周期的要求比较迫切。反映问题较集中的是行政执法部门、行政审批部门和垄断行业。政府官员加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责任。为此,M省政府颁布了《M省影响机关工作效能行为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下称《办法》),规定在全省各级党委、人大、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及所属工作部门和机构的工作人员,如在公务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和工作制度,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影响机关工作秩序和效能,导致损害管理和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责任人将被追究效能、纪律和法律三大责任。其中,追究效能责任包括批评教育、口头效能告诫、通报批评、书面效能告诫等形式,情节严重的还将视情况调离工作岗位、责令离岗培训、建议引咎辞职、降职和辞退。该《办法》在全国属首创,被形象地概括为“庸官问责”制。据此《办法》,M省政府由“庸官问责”制带来的这种变化,把整肃吏治的关口从昏官、贪官前移到了“庸官”的环节,不但适应了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也顺应了民意,赢得了民心。 8.2010年,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政府效能建设,在M省全省推进。工作时上网聊天、炒股、玩游戏,政府部门办事拖拉、敷衍应付、推诿扯皮……各地作风办检查人员,会用暗访机拍下证据,当场下发整改督办单,责成该单位对违纪者严格追究责任,并落实整改措施。2010年是作风建设年,M省敢于动真碰硬,加大了问责问效力度,已查处了一大批机关干部。M省N市机关工作人员怕迟到,许多人把上班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在N市招标中心上班的L说:“以前7点50分前后,地下车库仍能找到很好的停车位,现在不到7点半,市政府大楼地上地下就已找不到空位停车了。”2010年,N市已有37名机关干部被查处,其中党纪处分4人,效能告诫14人,辞退12人,诫勉谈话2人,其他处罚5人。有人上班时在开心农场偷菜,被请到市效能中心“喝茶”。经过48次举报,M省Y市“玩吧”KTV终因严重噪声扰民被关停。参与处理该KTV事件的Y市综合执法、工商和文广新局,被市里通报批评。Y市纪委副书记D说:“一个小小的噪声扰民事件,三个部门都受理了,也处理了,但每次都只是应付性处理,行政效率低下,典型的行政‘慢作为’。”2010年前三个月,Y市的公众投诉数量最多,光3月份就有260件。到5月份,Y市已有36人受到扣发奖金、调离岗位、通报批评、行政撤职等处罚。M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联合发布“十二条禁令”,推进机关效能建设。具体包括:依法应该办而不办的,或无正当理由超时限办理的;违反“四条禁令”,即擅离岗位、职守,网上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中餐饮酒,在办事、办证中接受当事人宴请和礼品、礼金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服务态度质量差;不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奢侈浪费的;机关负责人发现本机关存在影响机关效能行为未及时纠正、处理或者隐瞒、包庇的等等。对违反上述规定的机关工作人员,有关部门将视情节轻重,给予口头告诫、通报批评、书面告诫、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免职、辞退等不同程度的处分。构成违纪的,追究纪律责任。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已持续下跌两个半月,而国内油价仍居高不下。北京出租汽车司机杨海军抱怨说:“这两年国内油价上调了8次,每次都说是‘国际油价上涨’。这回国际油价已经连续多次回跌,国内怎么不下调啊?政府价格部门到底是为百姓服务,还是为油商服务?” 像杨师傅这样质疑部门利益阻碍了改革进程的人为数不少。专家指出,如何处置政府的“自身利益”,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作为一方主体参与经济建设,与其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而要践行“服务行政”的理念,政府自身就不能成为利益的主体。 2.教育乱收费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问题了。国家发改委每年都要照例公布几个乱收费的学校,被曝光的学校连连喊“冤枉”,舆论呢,则代表民意表达义愤,然后一切都不了了之,第二年再重复这一过程。就好象一出在舞台上演的戏。 不过,今年这出戏似乎更“精彩”些,几个被曝光的学校除了喊冤外,有一半对乱收费不认账。有的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有的则称“赞助费是学生自己愿意交的”;有的地方教育局竟然还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国家发改委是“误判”;而南京审计学院干脆表示发改委是“胡扯”。许多人在问,这些不认账的学校底气何来?其实我觉得这很好理解。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发改委的立场而是站在学校的立场,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乱收费要么是按照行业心照不宜的潜规则行事,要么就是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来收费,总之,都是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所以,你批评我乱收费,我自然不服。 由此看来,说这些学校乱收费确实有些“冤枉”了他们。收费者和执法者依托的都是各自部门的法规。具体而言,学校收费依托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法规;发改委查处乱收费依托的是发改委的法规。所以,从你的法规看,我是乱收费;而从我的法规看,我是合理收费,你的查处则毫无道理。这就是学校在乱收费后还显得“理直气壮”的原因。在这里,部门利益成了学校乱收费的最好借口和最大挡箭牌。 对部门利益,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杨鹏先生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看起来是一个政府,实际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每个“土豆”都是一个利益板块,而每个利益板块都跟社会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杨鹏的“土豆论”换成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几乎没有不收费的部门。据他估算,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高达8000亿元,其中有统计的预算外收费收入每年达5000亿元,统计外的收费收入最保守估计也有3000亿元。可以讲,这些收费是形成部门利益的重要因素。 要收费就得有法规,设置行政许可,这样才显得“师出有名”。所以,部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立法来取得的。每个政府部门在参与立法时都极力争取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自己收费行为的正当性。比如,为了多给本部门确立一块权力地盘,不少部门争相起草同一或类似内容的法律,从而造成一件事两个法,两个部门分管的法律“打架”现象;也有部门将原来公益性的行为或服务变为有偿服务。某省去年实施的气象条例就将诸如客运站、宾馆、公交车等在滚动屏中向人们提示天气信息,为出行方便提供公益服务的行为,一律视为违法加以明令禁止。你要发布也行,须向气象部门报批,并花钱购买,否则施以重罚。而本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行政审批,也被转化为方便行政管理、增加行政收费的手段。虽然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各地和中央部委清理出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但由于这种清理靠的是政府部门的自觉,所以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便出现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现象,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有利的、能够收费的项目,无利可图或者收不到多少费的项目才被清理掉。 种种迹象显示,部门利益已经构成了当前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最大障碍。所以,政府转型要成功,须有利益相关方(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利益超脱方(专家、社会公众、舆论媒介)的公共参与和评议。 3.让百姓放心喝水吃肉,生活在蓝天白云下,营造出令人心情舒畅的工作生活环境,是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政府管理的职能和目标进一步由“管制”向“为民”转变。 4.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看来,社会分配公平与否,以公共产品为主的二次分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说,包括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保、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利益表达与保护机制、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增长迟缓;分配不公,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他说,备受关注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公民经济收入的差距,更体现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有研究表明,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占20%左右。 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保持在每年15%左右,但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3年基本没有增长。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近几年,党和政府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惠及1.77亿农民;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今年春季开学时,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50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已被免除,许多辍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普遍提高。 迟福林说,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拉美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会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中断或倒退。 5.(山西晚报2007年1月31日讯)政协委员董玉明称,人民生活水平近几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比重过大,权力寻租现象引发的腐败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政府部门仍然是“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他建议,通过法制建设,促进政府职能由全能型、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监督型政府进行转变。 6.近日,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在政府机关办事找人难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宁夏银川市在部分政府机关单位率先启动了“公务员办公定位系统”,在每个办公室门上安装“工作人员去向牌”,并同时公布手机号码和监督电话号码。这一举措方便了群众办事,提高了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受到群众的欢迎。 7.过去企业一提到“跑审批”就头疼不已。手续繁杂、时日漫长、互相推诿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们却可以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行政服务。 在这里,你把申请递到行政许可审批部门后,在公开承诺的时限内,如果既不批准又不批驳,又无法定事由准许延长时限,那么电脑系统会自动生成并印发一份许可决定,寄送到你手上。尔后,按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补齐相关手续。 这种名为“超时默许”的新型审批方式,变人工督办为电脑操控,对“官衙”作风进行强制性矫正,原来15天至93天的办理时限缩短为5天。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政府的诚信、优质、高效服务。 中央党校政法部博士井敏说,我国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以政府为本位的,很多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都是以方便政府管理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为市场、社会发展提供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服务者。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认为,在传统的政府体制下,很多公务员“官架子”很大,办事不公平、不透明、效率低下。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一新形势要求政府转变行为方式。 事实上,自1992年明确提出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后,我国对政府如何适应新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主要表现是政府职能范围.缩小,把原来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很多事务交给了市场和社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仅靠政府职能范围调整已难以解决,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 8.北京市海淀区将26家区属医院纳入新成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管辖,与区卫生局脱钩。舆论认为,此举不仅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得到整合,而且使卫生局不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可以专管市场准入、执法、监督等工作,确保监管的公正性。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从以福利分房制度为主发展到以住房市场化制度为主的过程,建立了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住房体制。然而,近十多年来,房价上涨成为全国各个城市的共同现象,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房价过高,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居民住房难、住房贵等问题尤为突出,房地产行业成了社会公众怨愤最多的行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理由,诸如“高房价”“暴利”“房奴”等等,但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住房公平”的理念缺失。 清华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麟指出,住房分配目前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应当从政治的角度进行思考,因为居住条件的获得是一个人人都应当拥有的权利。这一观点在国家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与相关利益群体处于胶着状态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醒目。毕竟,我国的房地产调控走势,不能忽略或回避“住房公平”的民意诉求,决策部门只有引入“住房公平”理念,并在实践中落实,我国的房地产行业才有可能持续健康的发展。 2.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为巩固和扩大调控成果,逐步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继续有效遏制投资投机性购房,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会议确定的相关政策措施,即“新国八条”。其内容为:一是进一步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二是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三是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四是强化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五是严格住房用地供应管理;六是合理引导住房需求:七是落实住房保障和稳定房价工作的约谈问责机制:八是坚持和强化舆论引导。 为贯彻落实“新国八条”,2011年2月16日,北京市公布15条实施细则,其中,将建立和完善基本住房制度,在“十二五”期间计划建设、收购各类保障性住房100万套,全面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同时,北京对于二套房贷款,将切实执行“首付款比例不低于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的政策。而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可根据北京房地产市场情况,在国家统一信贷政策基础上,研究提高北京第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在公众普遍关注的限购方面,北京将继续巩固已有政策成果。从16日开始,对于已经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北京户籍家庭、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北京户籍家庭,以及不能提供有效暂住证和连续5年(含)以上在京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的非北京户籍家庭,都将暂停向其销售房屋。 继京版“国八条”执行细则出台之后,新一轮“限购风”在全国铺开。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北京、上海、南京、青岛、济南、成都、南宁、贵阳、太原、长春、哈尔滨等十余个城市出台了落实“新国八条”的调控细则。 3.房地产市场正在经历一轮频度密集、力度空前的调控,而房产税试点和商品房限购政策被认为是力度最大的两记重拳。据北京市房地产交易管理网及伟业我爱我家的统计数据,北京楼市调控细则执行首日,住宅市场网签总量与前一日相比暴跌近九成,达86.78%。基于此,北京市政府宣布2012年将继续执行住房限贷限购政策,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 截至2011年11月,大部分已限购城市的住宅成交量大幅下滑,且“限购”执行严格的城市成交量下挫更为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的2011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可以看出,在70个指标城市中,房价环比平均出现了下调,环比房价下调超过0,5的6个城市中全部为限购城市(沈阳、宁波、南昌、无锡、徐州、南京),限购的40个城市中有30个城市出现了房价环比下调,7个城市房价停涨。其中,限购最严格的一线城市,平均环比下调幅度达到了0.35,而执行限购城市的40个城市中环比平均下调了0.23,非限购的30个城市环比下调幅度为0.13。 4.房地产老板A说:“政府的强制干预,使得房地产低迷,是否违背经济规律值得商榷。” 有网友B认为,“双限”政策,加大了购房成本,影响正常改善需求。关于限购令的前景,公众也普遍忧虑,决定房价的是市场供给,北京人多房少、寸土寸金,“限购令”下,实际需求其实并没有减少,一旦政策取消,市场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甚至是井喷。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C部长指出,“限购”矛头对准的是投机、投资。因为过去一个家庭购买两套、三套房,意图很明显,不能说绝对是炒房,但多套以上必然就是一种投资、投机行为,而住房消费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所以,必须通过政策实现住房居住功能的最大化,金融功能最小化。更何况,我们实施的差别化房地产借贷政策,是可以满足首套房贷款需求的。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L委员说:“实施商品房限购政策并不仅仅是权宜之计,如果力度大,范围广,可逐步改变需求结构和需求量,进而对房地产虚高价格进行调节,有助于房价理性回归。相比较一些地方实施的房产税试点,限购政策对房价的作用会更明显,现在成交量已经开始回落,相信价格会松动。由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化起步很晚,人多房少,市场房源存量不足的问题会长期存在,所以限购政策应该有一个中长期的计划。” 5.交通拥堵、用水紧缺、空气污染等众多“大城市病”缠身的首都北京,在2011年全国普查结果中显示,北京常住人口1961万人,流动人口总量已经超过1000万。 和女友在北京一起工作了5年的小睿和所有的“北漂族”一样,渴望能在北京买套自己的房子。“这几年好在也算攒了一点儿首付钱,本以为可借这次政策的光,贷款把房子买了,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购房计划不得不再次推迟。”他和女友都是在私企工作,尽管小睿在目前的公司做销售3年了,但是老板从来不给缴社保。女友是一家公司的文员,该公司只为中层员工缴纳社保。让他们俩拿出来5年以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和我一起到北京打工的同学,不少人都回去了。”确实有不少人认为,“限购令”的出台是对外来人口启动了鉴别疏离机制,不利于外来人口融入城市。 6.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2010年,深圳市投入9亿元用于购置保障性住房,回购的大多是滞销楼盘,但令人惊讶的是,深圳豪宅代表作之一的“首地荣御”也被列入保障房回购计划之中。这个楼盘当时的均价是35000元,主力户型为150平方米至220平方米的三至四居,最小的户型也有90多平方米。 这样的保障性住房选址,引起社会热议:有人说,政府回购高价房,既建设了保障性住房,还解决了开发商滞销的困扰,何乐而不为呢?也有人说,如此高价回购的房子,很难保证低收入者能够入住。究竟政府发展保障性住房,该不该回收滞销的高价商品房楼盘?中国之声特约评论员温玉杰和杨宏山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温玉杰:深圳市政府的举动是个保障民生的善举,是个体现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措施,尽管我们不知道市政府和地产商的成交价格是多少,也不知道以何种价格作为保障性住房来出售,但是我绝对相信,深圳市政府不能夺权买夺权卖,这是不可能的。他会拿出一些补贴还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真正体现这种保障性住房的实际意义,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听其言观其行,我们首先听其言,观其行是一个过程,我们总不能说是你到底什么价格卖,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把善良的初衷扼杀在起点。 杨宏山:这样一个做法难以保障低收入者都享受得到,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这样一种高价回购商品房的量很小,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主要是一些商品房在楼盘滞销的时候,政府介入进去,那么即使是这样政府介人进去购买一些商品房,保障性住房的总量也是很有限的,而且这样的一种做法缺少一定的规划,很难保障低收入者,另外我们知道低收入者总体在我们今天城市发展阶段面很大,这种需求甚至占到整个城市人口的20%、30%甚至于更多,这样一个比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通过在市场中来收购那些滞销房,而这些房是由于开发商所期望的房价没有得到实现所导致的,这样量小的局面很难保障面大的结果。 温玉杰:深圳市政府回购高价房肯定是整个小区买下来并不是单买,这就要打折,这是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常识,既然已经是滞销房,开发商也没有必要坚守原来的价格,肯定要降低价格,我认为当今房价高起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根本就不是市政府来回购房这一个简单的原因,是综合的问题,比如说土地的拍卖问题,原材料价格涨价问题,供需矛盾的问题等等,而不是政府回购了一个房就抬高了房价。 杨宏山:商品房本身运作有一个规律,受到市场机制的调节,在供求规律包括商品房本身的质量等因素的影响下,商品房本身应该有涨有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政府介入进来收购,本身等于是干扰了商品房的市场,在商品房滞销的情况下,本身是那些潜在的购房者他们可以少花一点钱,来买到他们想要的房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政府优先买去,这些开发商我们知道,他确实是引力为导向的。紧接着他会进一步去开发这样的房价,那么他心中有一个预期,也就是说我房价可以定的高一点,只要市场有需要,那些潜在的购房者还没有满足,他们会继续入市,如果说真的定高了没有人买我也不担心,因为背后还有一个政府。 温玉杰:在大家的印象中,往往保障性住房就是放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既然偏远就是生活环境比较差一些。尽管政府可以在保障性住房的周边建立一些学校、医院、商场,提供一些有效的保障,但是如果地处偏远,那么它的景色肯定就不如位置比较好的地方,如果把保障性住房放在比较好的位置,这样好的居住质量环境,我认为更能体现保障性住房的积极意义,所以我认为深圳市政府收一些比较好位置,把它转换成保障性的住房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杨宏山:保障性住房,从它的地理区位来说,相对于商品房而言应该说它会差一点,居住在保障性住房都是低收入的群体,但同样具有交通的需求,尤其是公共交通的需求更加具有依赖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在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同时,要把公共交通的体系纳人同步规划。第二,我想在孩子的上学以及就医方面也需要同步进行配套建设,要纳入到整个的规划的体系之中。而我们知道商品房位置优,本身就要花更多的钱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政府通过回购高价商品房来增加保障房供应,压力实在不小。 7.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2011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住房保障会议上提出:“地方政府可通过购买合适的普通商品房来增加保障房有效供应。” 我国著名独立地产评论人、实战派房产营销专家、深房协高级会员丁延平认为,一个城市的普通商品房与保障房在产品质量和定价方面是有较大区别的。比如深圳2011年年中在南山区西丽片区推行的某个保障房项目的均价是8500元/平方米,主力户型为50—70平方米,周边的商品住宅的均价少说点也在20000元/平方米。如果就在这个片区政府要收购某一滞销楼盘,以多少价位来“回购”还真不好决断。政府在成交价上“开低了”,开发商不同意;“开高了”,政府回收后转卖给保障对象,老百姓又接不起,最后只能是政府让利出售。比如18000元/平方米团购价买进9000元/平方米卖出,缺口由政府补上。这样来看,等于是深圳政府做了一桩亏本生意。 丁延平补充道:“国家领导人所说的‘合适的普通商品房’应该是合适的区位、合适的产品线、合适的价位,最后实现的是开发商、政府、保障对象三赢局面才有可能执行下去。” 8.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说:“限购是常规调控手段失效的情况下所能采取的最后一剂药,限购就像给高烧病人的一剂退烧针,有其副作用,但无疑是必需的。”限购的本质就是局部性的资本管制,类似于不许境外热钱进入境内资本市场。如果把中国的资产市场看成由股市、债市、房地产、古玩文物等市场组成,那么,房地产限购的一个本质无非是在房地产投资这个局部市场实行直接的、严格的资本管制。 根据限购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房地产限购的理论基础应该是比较明确了。房地产限购是在收入分配不均的条件下,力图满足基本住房需要的一个制度安排。具体说来,这是保护中低收入家庭免于受到高收入者(投资者一般是高收入者)在买房市场过分竞争,用以拉平住房消费、从而均等住房消费边际效用的一个办法。更具体地说,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以及房地产供应相对两种需求之和短缺的条件下,这会使基本需求者能够以比较合理的价格购买房子。从而进一步带来这部分消费者剩余的上升,以及提升这部分购房群体的工作岗位对他们的吸引力,比如高科技、文化教育、科研等部门的吸引力,提升其所在地区的产业竞争力。 9.我国住房限购令的出台体现出政府在自由与平等两种价值抉择时,在当下更加侧重于平等价值,这一价值选择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具有道德合理性,其价值取向应予以充分肯定。此外,它还能避免或者缩短房地产投资从泡沫逐步形成到破裂的周期,放缓房地产市场震荡的幅度。通过这种对投资性需求的限制,会直接带来对房地产总需求的下降,而需求的下降最终会带来房地产价格的下降。房地产价格下降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会在一定条件下导致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下降。而未来价格上涨的预期下降又会进一步控制投资性的需求。 应该说,与过去5年多以来各地方政府采取的税收、利率等措施相比。房地产限购这一制度安排控制投资需求的力度高了几个数量级。税收、利率等措施,有用,但在洪水般地产价格上涨的预期面前,杯水车薪。以差别化房地产贷款利率为例,它对不需要贷款的投资者无可奈何,也管不了从其他渠道融资的投资者。以地产交易税为例,它无法甄别两类购买者。至于房产税,它的力度(1%左右)无法抵抗年复一年10%以上的房价上涨预期。但仅针对住宅,或许会带来刚需井喷式放量或新一轮价格上涨。对于限购令的实施效果,某学者认为,从现在的市场情况来看,到目前为止的房价从某些数据上出现了环比下调的趋势,但实质上可以发现,从目前的明星楼盘来看或部分优势地段的楼盘来看,整个限购令将市场的部分良性需求遏制住了。 以房地产为例,如果对房地产的投资(非居住)需求过旺持续高温不退,租金/房价比过低,对房子的投资只是期望从更高的房价中获得回报,而并不关心短期的租金,在这种情况下,会推动房地产的投资、价格上涨,资产的供给量也会上升,最终,市场的机制一定会带来资产价格的回归,也就是说价格的下降,从而使租金收益率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往往时间过长,对于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以及在房地产过分投资过程中带来的土地、资源的浪费无疑是巨大的。如果监管者能够及时看清这一前景,就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这种干预的最极端形式,就是直接限制房地产的购买,抑制房地产投资需求。这种直接的限购形式,一般来说大家不愿意用,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限购就成了一个选择。 10.经过大半年的僵持之后,楼市拐点终于在2011年10月份降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涨幅首次下跌。11月,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指数再次下降。在北京,201 1年一手住宅的成交量、成交均价涨幅均为5年来最低点,二手房成交量也降至3年来的最低点。 回顾2011年,展望2012年,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宏观调控似乎还远未结束。2011年12月初,住建部明确表示,地方限购到期将继续延续,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存在放松的可能。而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表示,将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2012年房地产调控政策仍将维持从紧取向。在房价明显下降或达到中央的预期之前,调控不会贸然放松。
二、给定资料 1.中国是世界玩具生产大国,出口的玩具占全球玩具市场的70%。浙江是中国的玩具生产和出口大省,有玩具生产企业1000多家,其中出口企业300多家。近年浙江省玩具生产增长迅速,从2000年到2008年,产值从2.9亿美元增长到16.5亿美元,增长5.7倍。目前,浙江已成为全国玩具生产四大省份之一,产量仅次于广东,居第二位。2008年,浙江省玩具出口交货值超过10亿美元,出口额近6亿美元,两者差额近4亿美元。这是由于出口交货值除包括浙江出口的玩具外,还包括由浙江制造但从上海等省外出口的玩具。两者的巨大差额,说明玩具不仅是浙江的重要出口产品,而且浙江还是全国出口玩具的重要生产基地。浙江生产的玩具质优价廉,深受境外消费者欢迎。近年来,浙江省玩具出口越来越红火,规模越来越大,出口依存度保持在60%左右,主要出口品种为木制玩具、布绒玩具、塑料玩具和童车等,大量出口欧盟、美国、加拿大等。据浙江省检验检疫局调研,2007年出口欧盟1.74亿美元,占23.3%;出口美国1.61亿美元,占21.5%;出口加拿大1.07亿美元,占14.3%,以上合计占同期全省玩具出口总值的59.1%。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浙江省玩具产业的发展,着力打造了丽水云和“中国木制玩具城”、“嘉兴平湖中国童车生产基地”;温州永嘉文教玩具块状经济也正在崛起。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玩具成交量约占全国市场1/3,浙江已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出口于一体的全国规模最大的玩具产业集群和销售出口平台。2003—2008年,浙江省玩具出口从23204万美元增长到59983万美元,增长2.6倍,年均增长21.6%。然而,2009年浙江省玩具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1~7月出口5929万美元,同比下降1.02%。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浙江省玩具出口步履艰难。 2.欧盟委员会提出的《新玩具安全指令》于2009年7月20日发布,禁止及限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从8种骤增到85种,还明确了玩具产品应满足REACH指令在内的欧盟通用化学品法规要求,这将大为增加玩具制造及检测成本和责任风险。其实施对浙江省玩具出口冲击极大,政府和企业应高度关注、科学应对。欧盟是浙江玩具出口的最大市场,占全省玩具出口的23.3%。因此,其与玩具安全的相关法令将对浙江省玩具出口具有重要影响。2009年7月20日,欧盟玩具安全新指令出台。势必使浙江省已经下滑的玩具出口面临再次严重冲击。2007年的中国玩具“召回事件”,加速了世界各国对玩具安全问题的关注,发达国家针对玩具安全出台了一系列技术壁垒。当前,在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浙江省玩具出口增速明显放缓,欧盟《新玩具安全指令》出台,对本已身处困境的浙江省玩具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会产生严重冲击。“召回事件”不仅严重挫伤了欧洲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信心,而且引发全球范围内对中国产品质量的质疑。2008年以来欧盟27国以及美国、日本等近40个国家和地区不约而同地出台了有关玩具的新标准,总计超过30多项,将矛头对准了生产世界上70%玩具的中国企业。2009年《美国消费品法案》、《玩具安全认证程序》、欧盟《新玩具安全指令》相继出台,成为玩具业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壁垒,我国玩具出口受阻、频遭退货,企业生存堪忧。2008年欧盟年度消费品质量检测报告表明针对玩具发出的预警信息有498份,高居榜首。2009年1~6月,中国出口欧盟玩具21个品类中,16个品类同比减少。童车品类产品降幅均较大,传统玩具中的玩具乐器、其他带动力装置的玩具及模型、动物玩具的降幅都在20%以上。上半年,欧盟扣留浙江省产品104起,主要涉及玩具和儿童保育用品,其中玩具25起,占扣留总数的24%。仅娃娃类玩具就有7起,是玩具召回产品中频次最高的一类产品,主要由于邻苯二甲酸盐超标、窒息、外伤,重金属超标。从召回案例看,导致召回的产品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产品材料含高风硷化学物质,产品部件容易导致儿童窒息,产品存在令儿童受伤的危险三方面。据国家质检总局统计,我国输欧消费品,尤其是玩具,每年因欧盟RAPEX通报而被“撤出市场”、“停止销售”、“拒绝入境”、“销毁”等所遭受的损失严重。玩具出口安全、有害物质含量方面的控制不容乐观。浙江省玩具出口形势严峻。 3.2008年9月15日,卫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请卫生部副部长、三鹿牌奶粉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医疗救治组组长马晓伟先生专题介绍医疗救治工作情况。出席发布会的还有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王羽,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小儿内科分会肾病专业组组长丁洁。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通报有关情况时表示:截至9月15日早8时,全国医疗机构共接诊、筛查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婴幼儿近万名,临床诊断患儿1253名(其中2名已死亡)。其中,913名患儿症状轻微,生命体征稳定,正在进行院外随诊治疗或已经治愈;现仍留院观察治疗患儿340名,53名患儿症状较重,其余患儿病情平稳并趋于好转。“三鹿奶粉事件”只是多年来的产品质量不过关的个案。随着社会公众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公众获得媒介传播能力的巨大提高,越来越多由于产品对消费者和使用者造成伤害的个案被曝光,如前几年发生的“毒大米”、“苏丹红”辣酱、毛发酱油、瘦肉精、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都让消费者谈“食”色变。就三鹿问题奶粉事件而言,社会各界闹得沸沸扬扬。公众在质疑奶制品市场混乱、监管不力,和企业缺乏起码道德责任心的同时,更关心的是,当自身因为问题产品而造成伤害时,该如何索赔?消费者能获得什么保障呢?目前中国的乳制产品有多少责任保险?记者走访了多家保险公司,特别是一些在产品责任险方面比较强的外资保险公司。关于产品伤害的赔偿范围,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对受害人赔偿其因缺陷产品所致的实际损失,包括因受伤害导致的误工损失等。同时,对于事件中的另一方,造成伤害的产品生产厂家来说,一旦陷入类似事件,厂家的商誉和经营都会大受影响。业内人士指出,提高产品责任以及食品污染险风险的意识,控制相关的产品责任风险是十分必要的。“三鹿奶粉事件”的发生让企业认识到产品责任险的购买并不是浪费,而是风险防范的重要行为。在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对于产品缺陷导致的产品伤害责任有严格的法律管辖,一旦发生,生产厂商和经销商往往面临巨额的赔偿和罚款。特别是如果产品同时导致许多人受到伤害,受害人会提起集体诉讼,一旦胜诉,上十亿美金的赔偿也不罕见。但在中国,现有的《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合同法》都有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内容,但是对造成产品责任事故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惩罚的力度不够,企业对产品责任的意识不强,因此造成类似案件频频发生。因此,该人士指出,目前在国内,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销售者,对于产品责任的认识仍然很不够。如何建立更加公平、公正并且有效率的法律和管理体系,一方面充分保护消费者利益,使受害者获得应有的赔偿;另一方面也保护厂商的合法权益,避免由于产品责任的过度诉讼导致厂商的经营积极性和产品创新受到影响,非常值得各方人士深思。 4.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一家软件公司的总经理蔡中经常通过网上银行购物、缴费、转账然而,最近他的网上银行账户16万元忽然丢失。这不得不让人们再度关注网络安全问题。尽管网上支付发展普遍被人看好,但近来暴露出来的一些网上安全问题仍然使网上支付蒙上了阴影2007年3月10日中午,蔡中像往常一样,上网查看自己银证通账户情况,因为前一天,他刚刚通过银证通进行了几笔股票交易。蔡中忽然发现,自己银证通账户下显示资金余额只有36.62元,而不是本应该有的16万余元的余额。蔡中最终被告知,钱是通过网上银行转账被转走了。据有关部门透露,蔡中的情况并不是特例,此类网络盗窃账户的案件非常多。有关专家认为,这一事件再一次敲响了网上股票资金管理的警钟。新浪网友“别问我是谁”发帖子说:“网上银行不安全。虽然我也希望坐在家里就能完成各项支付,比如买手机充值卡,在网上就可以完成,不用出门。但我宁愿下楼出门走大约5分钟的路程去小区外面的商店买手机充值卡。”网友“别问我是谁”对网上银行的担心有着充分的理由。信息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的网络安全问题已经从之前的无目的性开始变得有针对性,为利益而进行的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越发普遍。一段时间以来,“网银大盗”等电脑病毒开始有针对性地盗取网民的银行账号和密码,使得网银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据《新京报》报道,尽管“熊猫烧香”病毒的制作者已经被抓获,但由于该病毒的源代码已经销售给多人,因此该病毒的变种近日仍然在互联网上肆虐,致使网上银行用户面临着较大的风险。据称,该病毒的最新变种甚至已经出现在北欧市场,并且导致了挪威一家银行遭受攻击。“网络钓鱼”是近来出现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诈骗方式,顾名思义,就是骗子利用一些不被人注意的诱饵,来骗取用户的账号和密码,从而坐收渔翁之利。通常骗子都是利用向别人发送垃圾邮件将受害者引导到一个假的网站,这个假网站会做得与某些电子银行网站一模一样,粗心的用户往往会将自己的账户和密码乖乖送到骗子那里。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淘宝网网上交易总额突破169亿元人民币,这一数字超过了易初莲花100亿元和沃尔玛99.3亿元在华的全年营业额,更是北京王府井百货集团全年销售额的2.6倍据统计显示,有80.5%的网民正在使用网上支付的形式,或者愿意接受网上支付的形式。总之,电子商务已逐渐成为一种销售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购物,但消费者对于网络支付安全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5.2009年11月21日2时30分左右,黑龙江省龙煤控股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发生爆炸事故。记者从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事故救援指挥部获悉,截至22日10时30分,救援人员已在井下发现87名矿工遗体,仍有21名矿工下落不明。另外,有关方面已经组成多个工作组,分赴在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中遇难和下落不明的108个矿工家中,对遇难和下落不明的矿工家属进行慰问安抚。国务院黑龙江新兴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23日以初步调查分析的情况,还原了事故发生的过程。骆琳在事故调查组全体会议上说,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根据现场初步分析认定,事故是由于井下施工的三水平探煤巷发生煤与瓦斯突出,引起风流逆向,突出的大量瓦斯进入二水平进回风大巷,遇火发生瓦斯爆炸,波及全矿井。他表示,这起特别重大事故的原因,最后要由调查组组织专家进行深入认真调查,得出科学结论。调查组将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的责任,并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建议。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社会上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也再次暴露出现阶段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问题,教训十分深刻。当前正值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安全生产只能加油不能添乱,要深刻吸取新兴煤矿爆炸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抓好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为确保黑龙江新兴煤矿“11·21”瓦斯爆炸事故伤员救治工作的顺利进行,黑龙江省卫生厅要求佳木斯市、伊春市、双鸭山市卫生局做好事故医疗救援准备,一旦鹤岗市救援力量出现不足,随时调用三市的医疗救援资源进行援助,尽可能的减少伤亡事故。此次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人员惨重伤亡。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及时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紧急赶赴现场指导事故抢险救援和调查处理工作。目前,抢险救援基本结束,事故调查全面展开。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吸取这次事故的教训,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以对人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安全生产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一刻都不能放松。新兴煤矿瓦斯爆炸是一起明显的责任事故,反映出煤矿安全责任不落实,隐患排查不认真、不彻底,教训十分深刻。我们必须以此为鉴,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的防范工作,进一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专项整治,强化安全监管监察工作,有效防范、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6.人民网:《谋势而动,开掘奋进——访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俭》记者:煤矿企业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安全。我了解到,您每个月都要多次下井了解生产安全状况。请问,煤矿安全情况有保障吗?王俭:我的手机24小时开着的,如果晚上调度室给我打电话,我会感到紧张。宁煤是个特殊的企业,除了煤矿还有煤化工,而且比重还很大。这些年来,宁煤的安全状况越来越好,今年以来,在原煤生产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一是神华集团非常注重安全管理理念,要求非常严格,百万吨死亡率安全记录排名世界第一。一方面得益于企业特别重视安全,另一方面,大部分煤矿开采条件比较好,管理严格。煤矿在开采、运输过程中容易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瓦斯超限是个管理问题,防止瓦斯超限成为我们的第一要务,我们经常要抽查,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实行追究制,找出原因、及时采取措施。一年来由于转变观念,措施到位,瓦斯超限的情况非常少,严格控制了恶性事故的发生。二是开采的技术装备条件比较好。为了避免事故发生,近年来我们投入10个亿进行技术改造,目前已经全部实现了机械化开采,保障安全生产。三是对复杂矿井的环节进行改造。有些煤矿当年设计就存在一些问题,开采时间长达30年甚至50年,巷道日深,环节多,安全隐患大,发生事故的概率高。为解决过去一个矿有好几个面,管理难度大,危险性大的问题,我们实行了“四减”:减头(掘进头)、减面(工作面)、减人、减能(生产能力),实现了“一井一面”,环节减少了,人员减少了,生产压力小了,安全压力也就缓解了。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我国公共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对科技提出重大战略需求。《纲要》指出,近期要优先发展国家公共安全应急信息平台,重点研究全方位无障碍危险,源探测监测、精确定位和信息获取技术,多尺度动态信息分析处理和优化决策技术,国家一体化公共安全应急决策指挥平台集成技术等,构建国家公共安全早期监测、快速预警与高效处置一体化应急决策指挥平台。在重大生产事故预警与救援方面,我国将重点研究开发矿井瓦斯、突水、动力性灾害预警与防控技术,开发燃烧、爆炸、毒物泄漏等重大工业事故防控与救援技术及相关设备。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公共安全保障基础相对薄弱。公共安全形势严峻,“每年由于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的损失计6500亿元人民币,约占GDP总量的6%”。在战略研究中担任公共安全科技问题研究专题组组长的范维唐说。食品安全与出入境检验检疫、突发公共事件防范与快速处置、生物安全保障、重大自然灾害监测与防御也成为优先发展的公共安全领域。我国将在上述领域采取措施,进行重点性的研究和开发。据悉,从整体上对公共安全科技问题进行战略研究以及部署,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还是第一次。三、申论要求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12月12日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公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起草的《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根据这一规定,我国拟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将因严重违反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罚的生产经营者及责任人员等有关信息,通过政务网站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规定明确,食品生产者采购、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或在食品中添加药品,情节严重受到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等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行为,将被纳入“黑名单”范围。 规定要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谁处罚谁公布的原则,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应当纳入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的生产经营者、责任人员、涉案产品的相关信息在其政务网站上公布。公布的信息应包括:违法生产经营者和相关责任人的信息,以及涉案产品相关信息,包括产品名称、批次、标识、批准文号、生产许可证号等。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纳入“黑名单”的生产经营者记入监管信用档案,并采取增加检查和抽验频次等措施,实施重点监管。纳入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的生产经营者、责任人员,再次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重处罚。同时,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纳入食品药品监管信用体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将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各界可于2014年1月10日前,通过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2.2013年12月14日记者从西安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经侦大队获悉,经过数日摸排暗访,公安部门已成功打掉一个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毒豆芽工厂,现场查获成品、半成品毒豆芽5000多公斤,抓获9名涉案人员。 据警方介绍,这个毒豆芽工厂位于西安市雁塔区一村庄内。经过十多天摸排走访,民警了解到,这个工厂专门加工毒豆芽,每天产量达上万斤,于夜间向西安市多个批发市场运送。 3.2013年4月18日下午,北京市卫生局召开卫生法制监督暨食品安全标准工作会议,强调要以“能力提升年”统筹全年工作,坚持依法行政,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发展首都卫生法制监督和食品安全标准管理体系,有效保护人民群众健康。 据中通社及中央社2013年11月20日报道,台湾《商业周刊》委托当地大学教授进行调查的报告发现,台湾市面多个大品牌的牛奶,包含有害人体的残留动物用药,例如抗忧郁剂、避孕药、塑化剂及雌激素等,而此等残留用药并未在当地“动物用药残留标准”中被列为容许的药品。 综合报道,在今年“六一”儿童节前的最后一周,儿童消费以及相关企业成为了媒体的关注焦点。近期,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称,抽检50个批次的儿童服装中有28个批次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相比童装,婴幼儿奶粉的质量问题更让家长们担忧,有消费者向媒体投诉其购买的美赞臣奶粉接连吃出黑色异物,厂家回应称系正常物质。此外,同仁堂中药“朱砂”超标事件继续发酵,有专家表示,贸然封杀朱砂并非科学态度。 提起香飘飘奶茶,大多数消费者可能都对它温馨的广告画面、“香飘飘,我盼望,空气中弥漫香香的味道”甜甜的歌词以及“香飘飘奶茶,一年销售七亿杯,可围绕地球两圈”的广告词印象深刻。然而,试想一边想象着这么美妙的广告一边喝出青蛙的奶茶,这是不是太煞风景?商城县一位4岁的小姑娘就摊上了这事儿。王先生是商城县双石桥镇白沙集街道的一位居民。架不住小孙女要喝奶茶,5月21日,王先生在信阳阳光副食有限公司商城分公司付经理处购买了2箱香飘飘奶茶,每箱72元。27日早上上学前,小孙女王子芯自己动手冲泡好奶茶饮用。到奶茶快喝完时,吸管掉到了杯里。王先生赶紧帮忙将奶茶盖打开取吸管。由于奶茶已快见底,一直深色的小青蛙赫然出现在杯底。王先生感觉到不可思议,奶茶里面怎么会有青蛙。 4.“黑林铺班庄村的一个米线加工作坊,抽取洗衣服、洗菜池子里的水加工米线,销往市区。那个池子甚至有人在里面洗脚,十分恶心。”近日,班庄村一村民向本报热线举报,村中436号院内的米线加工作坊长期抽取脏水生产米线。 “这家米线作坊已存在多年,长期抽取小龙潭池子里的水加工米线。很多村民都在这个池子里洗菜、洗衣服,甚至一些小孩子还会把脏东西丢入水池里。”举报者称,洗衣服和抽水机同在一个地方,洗过衣服后,池子里的水并不干净。 “不仅如此,里面生产米线的人也不注重卫生。”举报者介绍,在班庄村小龙潭旁,有一个人专门管着池子,米线作坊老板出钱给看管人员,帮忙抽水,而抽取的水则存在作坊院子里的一个水池里,然后用来加工米线。 记者根据举报信息进行暗访。7月15日晚,记者走进黑林铺班庄村询问小龙潭的具体方位时,面对陌生人的居民十分警惕,不断询问记者到里面=F什么、找谁,还要求提供要找人的姓名。村口居民的询问,更加让人觉得要找的地方很可疑。经过再三打听,一名租住在村里的男子带着记者来到小龙潭。在班庄村边上一处低洼的竹林边,一个简易的棚子下有两个水池,借着附近房屋照射出来的光线,能看清水池边上有五六个人在洗衣服,并不时将穿着拖鞋的脚放入池子里。 虽然池子分为两个,靠近泉眼的一个池子旁醒目地写着“不准洗衣服”,下面一个池子写着“洗衣服池”的字样,但几乎所有人都会在不准洗衣服的那个池子里洗衣服。池子旁边,摆放着一个抽水泵,抽取的水由一根塑料管子连接到边上的另一个管子里。 “这水就是抽到不远处米线加工作坊内生产米线的,特别脏。”举报者说,作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每月给管龙潭的老人点钱就可以抽水用,但这些水并不干净。 对于这个水泵,在旁边洗衣服的村民和举报者说法一样,是用于抽水到米线作坊加工米线的。 5.不管你信与不信,坊间都有“诚信严重缺失,道德严重滑坡”这种说法,食品安全领域尤甚,不仅让人不敢随意“张口”,而且让人时时处处发问:我们吃的东西还有安全的吗?以至前段时间出现一个冷幽默——中国女排连打败仗,理由居然是怕猪肉不安全,3个星期没吃荤。 2012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食品安全总体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高。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靠专项检查,相关部门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搞专项检查。对于诚信商家,检查不检查都会一个样;而对于黑心商家,他们不怕专项检查,怕的是微服私访和不定期检查。 检查与被检查是一对矛盾,检查者有政策,被检查者肯定有对策。检查者只有“神出鬼没”,让被检查者摸不着头脑,对检查者心存敬畏,时时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并逐渐养成诚实经营、遵纪守法的好习惯,食品安全问题才能得到根本好转。 6.这几年,从三聚氰胺到问题酸奶,从瘦肉精到速生鸡,从毒生姜到假羊肉,问题食品频频曝光。2013年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已经超过2012年全年总数,说明了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 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的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食品安全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时期,从食品行业来说,正处于从保障食品供应转向保障食品安全的过程中。食品产业层次不高,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小、数量多、分布散,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约束。面对这些情况,我们的制度设计和手段仍然有许多不适应。 监管体制缺陷。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的是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对食品进行监管的部门多达15个,难免出现职责不清、责任不明、多头管理的问题,往往有利的时候争着管,没利的时候往后闪,出现问题时互相推诿,“政出多门”却“问责无门”,容易产生“人人都管事、事事无人管”的监管盲区。 执法问责不严。法不足畏往往使一些人唯利是图、知法犯法。如对不法企业的经济处罚,在实际执法中,以罚代刑时有发生,有的该重罚的却蜻蜓点水,有的该承担刑事责任的却“一罚了之”,甚至有的执法人员置法律权威于不顾,“睁只眼、闭只眼”,有法不依、违法不究。 监管能力不足。与食品安全严峻形势相比,监管能力还存在不少“短板”。如监管人手不够,执法装备匮乏,仅“眼观目测”难以发现安全隐患;安全标准、检验检测、风险监测等技术体系还不完善,很难做到事前防范、科学管理,时常出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 7.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的抽样调查表明,食源性疾病是目前我国头号食品安全问题。抽样显示,调查人群的食源性疾病发病次数为0.157次每人每年,即每6人中有1人在过去一年中曾发生食源性疾病。 在2013年中国生态学学会年会“生态健康与人居环境”论坛上,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专家介绍,这次调查的抽样监测覆盖了2010年全国总人口的1%。而食源性疾病的发病高峰季节在夏季,急性胃肠炎是最主要的临床症状。 食源性疾病是指通过摄食而进入人体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生物性病原体)等致病因子所造成的疾病。研究指出,我国妇女和0~4岁儿童的食源性疾病发病率更高;老年人发病率低,但一旦发生疾病,有可能会出现并发症、后遗症。 研究报告也对公众食源性疾病发病后滥用抗生素的情况表示担忧。这份调查显示,49.7%的病例服用抗生素。研究人员表示,这将造成耐药菌的日益增加以及使用抗生素可能引起并发症。因此,需要进一步调查影响医生处方和抗生素使用的各种因素,促进我国人群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8.买回猪肉,摇身一变成了“牛肉”;无证照的小店里,每天用工业双氧水冲泡奶茶,一天都能卖出300来杯;明知是毒凤爪,小超市的店老板还要卖给顾客……2013年以来,温州相关职能部门坚持“用重典、出重拳”,以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和处置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了一批典型大案要案。2013年12月19日,温州市食安办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及各县(市、区)食安办,公布了2013年温州市食品安全十大典型案件。 双氧水泡出大量鱼翅 今年1月29日,平阳县公安局在平阳县鳌江镇钱仓办事处抓获负罪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廖世万(冒名“廖世君”)。此前平阳工商部门已在平阳县水头镇查获50多公斤食用鱼翅,当场查获整桶工业双氧水(浓度35%过氧化氢)。经查明,从去年10月份开始,廖世万在平阳县水头镇内塘村出租房加工鱼翅过程中,利用工业过氧化氢对食品鱼翅进行漂白、软化。经温州市质检院检测,送检的鱼翅样品残留过氧化氢15.7mg/kg。6月6日,廖世万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明知“曹佬大”是“毒凤爪”,还要拿来卖 今年5月15日,永嘉县工商局执法人员来到程某、石某夫妻在永嘉乌牛的超市进行食品快速检测,发现该超市内销售的“曹佬大”牌凤爪含有过氧化氢,属有毒食品,随即书面通知立即将上述食品下架,不得再行销售。5月16日下午3点,程某和妻子石某在向顾客销售“曹佬大”牌凤爪时,被工商人员与民警当场抓获。今年10月21日,程某和石某因犯销售有毒食品罪各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并各处罚金5000元。近日,省公安厅挂牌的“曹佬大”牌毒凤爪案正式告破,在江苏创办食品公司生产毒凤爪的苍南龙港人陈某等5人分别被刑拘、逮捕、判刑,另有一人网上通缉中。此案涉案价值上千万元,毒凤爪销往全国10多个省及我市各地。 羊肉作坊里查到两桶双氧水 今年3月14日,瑞安市安阳质监所执法人员依法对生产加工羊肚、羊头等羊肉制品无证无照加工小作坊现场检查,在瑞安市锦湖街道高洋路4巷2号小作坊内发现两只塑料桶,标有“过氧化氢”,已开封,里面盛装13公斤液体。执法人员进行样品提取,并依法对可疑物品进行扣押。3月19日,经市质检院检测,测出羊肉制品过氧化氢残留,案件随即移送公安部门并立案处理。4月19日,瑞安市公安局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陈兆俊、何爱莲移送审查起诉。目前该案件已开庭审理,等待判决。 低价买进病死猪,宰杀加工再出售 今年4月22日下午,瓯海公安分局潘桥派出所民警接举报后,联合瓯海区商务局工作人员,在瓯海区潘桥街道华亭村上花路4号查获一生产、销售病死猪肉的窝点,现场缴获疑似病死猪肉855公斤。经查,今年3月以来,犯罪嫌疑人任松善从瑞安以低价买进病死猪,运到瓯海宰杀、加工,以3~5元不等的价格卖到下桥一身份不明男子处。2013年7月15日,案件移送瓯海区人民检察院。2013年10月21日,任松善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此案的举报奖励5000元已经兑现。 农药“种”出毒豆芽 2012年12月份至2013年5月31日,犯罪嫌疑人康永明伙同其子康启虎,在瑞安市莘塍街道四坦村的一简易棚内,生产豆芽进行批发销售。他们在生产豆芽过程中,超范围使用低毒农药多福锌、多菌灵、几丁聚糖、天宝等。在此期间,两人共销售此类豆芽获利2万元左右。今年5月31日,瑞安市农业局抽样检测发现,这些豆芽里含重金属砷、铅、镉、汞,并检测出含有大量低毒农药多菌灵。今年8月20日,犯罪嫌疑人康永明、康启虎被移被送审查起诉。目前该案件已开庭审理,等待判决。 查扣过期卤味制品30余吨 今年6月8日至9日清晨,瑞安市在肉及肉制品的专项整治工作中,市、县两级公安部门在前期暗访侦查的基础上,联合食安办、质监、工商、畜牧等单位及市长专线、媒体在瓯海娄桥、平阳萧江、苍南灵溪等地,一举捣毁多个退货卤味回收点、加工点。经核实,此次多地联合执法行动共查扣退货过期卤味制品30余吨,抓获犯罪嫌疑人44名,依法刑拘14人。现案件已移交瓯海区公安分局查办,待检测结果出具后,由检察院批准逮捕。 亿思牌牛肉制品其实是猪肉做的 今年3月,有关部门获悉,瑞安市联鑫食品有限公司从海南、广东购进大量猪肉,在瑞安进行初加工,以猪肉为原料,通过调味品加工成牛肉味道,然后将“牛肉”制品大批运往广州,由广州市思味食品有限公司进行深加工,并包装成袋装的亿思牌牛肉制品流入市场。8月28日,在省公安厅、温州市公安局牵头下,瑞安市公安局组织治安大队等部门,在瑞安、广州两地同时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40余名,扣押假牛肉及制品20余吨。现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无证小店每天卖出300杯毒奶茶 今年6月17口,苍南县质监局龙港分局对王怀静珍珠奶茶加工点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加工点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且现场发现其奶茶生产中添加过氧化氢,并查获过氧化氢15公斤和问题奶茶350杯。经查证,今年2月底,犯罪嫌疑人李其任(前业主)将奶茶生产加工点转卖给犯罪嫌疑人王怀静、陈小月夫妻,并将整套设备包括尚未用完的工业过氧化氢供王怀静夫妻使用。经质监部门核查,2011年至2013年6月,犯罪嫌疑人李其任、王怀静、陈小月每天生产加工添加了过氧化氢的奶茶300杯左右,均销往龙港镇几十家早餐店。 酒精、香精、清甜素等勾兑人参滋补酒 今年5月10日,根据群众举报,瓯海公安人员前往瓯海三垟街道应潭村水潭路140号,抓获嫌疑人彭叔光、金秀叶、彭益孟等人。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彭叔光、彭益孟等人于2012年7月份开始在出租房内,用酒精和自来水以一定的比例,再添加香精、清甜素、柠檬酸、焦糖色素等食品添加剂,制作勾兑白酒、人参滋补酒和杨梅酒,送往鹿城、瓯海、龙湾、瑞安等地一些外来务工人员聚集的小超市、便利店以及路边饭店销售。经统计,其销售点达1065家,涉案总价值达14余万元。今年11月20日,彭叔光、彭益孟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和10个月。 药水泡出二氧化硫严重超标鱼腥草 今年3月14日,菜篮子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管理人员发现有经营户在市场外售卖涉嫌添加焦亚硫酸钠的鱼腥草,向瓯海工商分局举报。瓯海工商分局立即联合区食安办、公安、农业等部门到现场进行查处,查扣鱼腥草140公斤。经检测,二氧化硫严重残留。根据当事人杨合英交代的线索,公安、农业、工商部门在食安办协调下,到鹿城藤桥樟村杨四妹(杨合英的妹妹)经营的加工点进行检查。执法人员查扣鱼腥草500公斤,并当场将该加工点予以取缔。公安部门根据线索,又在台州路桥新桥镇抓获另一当事人黄正英,3名当事人均已被刑拘。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院进入起诉阶段。5月27日晚,瓯海工商分局根据掌握的线索,又查获2名经营户易某和唐某涉嫌销售二氧化硫严重残留的鱼腥草案,现场查扣鱼腥草共132.5公斤,当场移送至公安部门。目前易某已被刑拘,唐某正在网上追捕中。 9.食品安全是指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密切相关的食品的安全控制措施和手段。食品安全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它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说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整个体系运行涉及企业的食品加工、生产销售、进出口、卫生监管、国家干预等各环节,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对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视程度。而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指有关食品生产和流通的安全质量标准、安全质量检测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有机体系。从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现状来看,由《食品卫生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等数部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以及诸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构成的法律形态,是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框架的现实,为全面提高我国的食品安全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执法过程中,会使许多有害物资蒙混过关,给为非作歹者留下作恶空间。在工业化程度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加工食品越来越成为人体主营养素来源的同时,我国的食品标准,总体水平偏低,部分标准之间存在交叉、矛盾,重要标准短缺,标准的前期研究薄弱、实施状况较差,甚至强制性标准都得不到有效执行。 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建议: 加强食品安全法律建设和法制管理。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加强国外食品安全法律标准的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行政法规等多层次法律体系,探索和发展与国际接轨,又符合国情的食品安全理论、方法和体系。 建立新的食品安全政策支持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管理体制。借鉴世界先进国家的做法,针对我国国情来建立农业管理部门与食品工业管理部门合一,对农业和食品工业实行一体化管理的机构。 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建立起我国食品安全信用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使我国食品安全迈上一个新台阶。在制度规范上,建立起食品安全信用的监管体制、诚信制度、评价制度、披露制度、服务制度、奖惩制度等,使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推进体制改革加强监督队伍建设。为了保证卫生监督的公正,加大食品卫生监督的力度,改革卫生监督体制,集中分散的卫生监督职能部门,撤销市、县级卫生防疫站、公共卫生监督所、劳动卫生监察所,组建新的卫生监督所,承担面向社会的综合卫生监督执法任务。 做好发展规划,推动食品行业稳步发展。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制保障体系、食品安全预警和控制体系、食品安全监管和卫生监督体系三大目标,以及具体指标,同时从经费、人员、组织、管理等方面落实实现目标的保障措施,为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明确重点和努力方向。 规范食品市场和经营秩序。将整顿和规范食品市场经营秩序工作和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严格执法,对违反《食品卫生法》制售假冒伪劣食品,坑害消费者的不法生产经营者坚决查处,有力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不法行为,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加强现有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依法加强权力监督,实施对食品安全的有效保护。各级人大作为地方最具权威的监督机构,依法实施法律监督和经济工作监督,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启动监督程序,及时发现、纠正和处理违法的行政行为。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开幕式,论坛共同主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玉台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欧美发达经济体处于漩涡中心,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三重挑战,但只要应对得当,完全有条件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回暖。2009年面临历史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论坛选定“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改革和发展”作为主题,探悉金融危机的原因、影响和趋势,寻求应对危机之良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欧美发达经济体处于漩涡的中心,金融体系的严重危机与实体经济衰退交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有的国家由于外国机构投资者抽离资金而导致金融市场的混乱,汇率大幅度贬值,初级产品出口国因为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回落,而导致出口收入严重下滑,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因为外部市场需求急剧萎缩而导致出口锐减、失业加剧。有的经济体则受多种不利因素的交织影响,形势更为严峻。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金投入和物质消耗,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不足,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偏低,农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强调,将短期刺激计划与长期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着力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大力支持技术进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保障性住房、教育、卫生、文化和地震灾后重建等民生工程。推进社会和谐建设,加大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的力度,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铁路、高速公路、农田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长期发展的后劲。我国将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应开放不仅是30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我国成功应对危机的重要依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正是因为我们大力推进了国有企业、银行体系、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才迎来了新一轮的经济高速稳定发展。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不仅不能放慢改革的步伐,相反,要化危机为动力,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进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体制环境。2009年,我国会进一步推进资源价格、财税体制和垄断行业等方面的改革。继续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等领域。在吸收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将从国情出发,继续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 2.近年来,随着循环经济这一科学理念的提出,各个层面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呼声越来越高。循环经济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它以“资源消费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减少资源消耗、加强资源再生利用,倡导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其本质是对人类生产关系进行调整,追求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共赢”。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少,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但整体上比较脆弱。未来一个时期内,我们的经济正处于大众消费时代,对物质产品消费的需求将会高速增长。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资源消耗少、污染排放少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在不断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的排放强度。这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手段,并与市场的价格机制相结合,重新塑造一种资源节约、污染少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要求我们推进技术创新,加速开发循环利用资源的低成本的生产技术体系,加速开发低成本高效率的污染治理技术体系,加速开发生态保护和恢复的技术体系。循环经济模式正是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具体表现之一。 3.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吉炳轩在伊春、鹤岗调查研究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黑龙江实际,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生态功能区保护,推进东部煤电化基地建设,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吉炳轩在调研中指出,要下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做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经济增长方式”改为“经济发展方式”,虽然只有两个字的改动,但内涵却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是指通过不同生产要素投人和技术组合来获得经济增长的方法及模式,主要强调的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而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战略和途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的不仅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还包括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求我们采取综合措施,加快形成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一致的发展方式。黑龙江目前的产业结构基本上是资源开采加工和机械加工型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发展速度缓慢,制约因素较多,按照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必须要进行调整。但产业结构调整绝非易事,不是简单地说调整就能调整过来的,必须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进行调整也必须要依靠现有的产业作基础、作支撑。从黑龙江的实际出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向依靠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一、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搞活流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包括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由主要依靠资源开发向依靠资源开发、资源加工转变,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大力发展数字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油、煤、气深度加工业,大力发展生物、信息等新型产业,实现传统农业、传统工业向现代农业、现代工业过渡,努力形成结构合理、效益显著、前景广阔的百业兴旺格局。 4.哈尔滨九州电气是一家专门生产电力电子高科技节能产品、风力发电配套设备、电气控制自动化设备及软件产品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提到企业近期的发展,公司技术总监丁兆国给记者列举了3组数字:一是销售收入。2007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3亿元,2008年3.6亿元,2009年前3个月企业已完成销售收入6000万元,全年计划实现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0%。二是订单数量。目前企业手中掌握的在产订单额为5000余万元,生产任务已排到2009年下半年。为赶订单,工人大年初三就来上班。目前,企业日均参与三至五个工程项目投标,手中的订单数仍在不断增长。三是人力资源。2007年,企业有员工730人。2008年,因业务需要,扩充到780人。2009年,企业计划增编至850人,主要是引进高水平的技术和销售人员,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面对金融危机,九州电气如此充足的底气来自于他们对自身技术和产品的自信。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九州电气2008年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是唯一获此殊荣的黑龙江省民营企业。多年来,公司一直将技术创新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为加大新产品开发、研制力度,尤其是在产品技术应用、提高新技术含量、增强产品性能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先后研制开发出了27个重点项目,累计获批国家专利40余项,软件著作权7项。在着力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的同时,企业还积极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在产品研制开发过程中,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天津电气传动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固的协作关系。另外,还与世界著名企业罗克韦尔公司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联盟,实现了与国际同行业领先技术的接轨。通过自主研发与联合开发的有机结合,企业的技术创新实力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企业自主研发的主导产品“高压大功率变频调速装置”可帮助应用的企业节能20%以上;“兆瓦级风力发电变流器”更是填补了该领域的一项空白,在技术含量相同的前提下,价格比进口同类产品低30%以上,不但结束了该装置只能从国外进口的历史,还大大降低了我国发展风电产业的成本。此外,企业生产的“高频开关直流电源装置”、“高压大功率软启动装置”、“高压电网动态无功补偿装置”、“电气控制自动化设备”等产品也均达到国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在电力工业、冶金钢铁、石油化工、建材、能源、交通、通信等领域内,都占据了稳定且不断上升的市场份额。也正是这些竞争优势明显的产品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5.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党在深入探索和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在产业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在要素投入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增长主要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它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而发展较之增长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既包括产出扩大,也包括分配结构的改善、社会的变迁、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以及自由选择范围的扩大和公平机会的增加。经济增长强调财富“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强调经济“质”的提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从主要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而且包括结构、质量、效益、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转变。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初期技术水平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来提高产量。当工业化进入一定阶段、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明显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时,就必然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化日益面临规模扩张与资源、环境、技术、人才和体制等方面的约束,面临“三农”问题和西部发展问题等难题,迫切需要转变传统的增长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符合世界性经济增长方式变革的一般规律,更关系到我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6.由于从2008年初开始国内宏观环境不断变得严峻,2008年长三角地区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企业利润增速下降,企业亏损面增加,亏损企业和亏损额同比大幅增长。加之受金融危机影响,至2008年9月,浙江省处于停产状态的企业已达1362家,与前三个月相比又增加了402家,占浙江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2.6%。而在停产破产企业中,不少是在当地经济中具有影响的行业龙头企业。要素供给从紧方面主要体现在,随着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2008年年初以来,原有支撑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资源要素供应普遍偏紧。而且,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长三角地区普遍存在,在浙江省尤为突出,从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国内经济的支撑能力明显削弱。基于上述背景,2009年区域蓝皮书《2008—2009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预测,2009年长三角GDP增速将大幅度回调至10.2%,上海、江苏和浙江的GDP将分别增长9.2%、11.8%、8.5%,与2008年的增速相比,将分别回落0.5、0.7和1.6个百分点。而且,由于外部环境的持续恶化,预计2009年长三角地区的外贸出口增速将由上年的22.1%滑落至15.5%。蓝皮书指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应稳中求进,保持增长的措施要远近结合。从短期效应来说,主要在于加大投入,刺激内需,振兴出口。在稳定外贸出口方面,应进一步优化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积极实行出口产品的地区多元化,通过扩大对中东、俄罗斯、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长,缓解对发达国家出口放缓的不利影响,加强对出口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在解决企业困难方面,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支撑,打破地域限制,通过自主联合、并购、参股等手段,做大做强长三角地区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加大对重点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重点企业的经济发展带动力。加强对困难行业和企业发展的引导,相关部门应在拓宽融资渠道、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建设服务体系、提高企业竞争力方面出台措施,保持中小企业增长活力。从中长期角度分析,蓝皮书认为,长三角地区需要扎扎实实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要从投资、出口拉动型转变为投资、出口、内需和创新协调推动型,从低层次产业分工地位提升为把握产业链的中高端环节。从长期来看,长三角地区还需要积极应对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严峻挑战。 7.“口红效应”是美国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每当经济不景气时,美国的口红销量就会直线上升。原来,在美国,口红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廉价的消费品,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对其保持强烈的消费欲望。电子商务是推出质优价廉商品和服务的理想平台,阿里巴巴和马云以及众多电子商务公司的“蠢蠢欲动”昭示着网络交易即将迎来繁荣。网盛生意宝董事长孙德良表示,目前是电子商务发展的有利时机,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将大大激活我国B2B(企业对企业电子商务)市场。有专家表示,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发展以电子商务等为特点的现代服务业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电子商务在拉动内需、促进就业与消费方面的优势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表现得更为显著:电子商务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与推广成本,帮助中小企业第一时间获取市场信息、发掘海量商机。更重要的是,电子商务的推广应用有利于中小企业突出重围、御寒过冬。电子商务已成为振兴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引擎。近期,包括浙江、广东等省在内的多个省市制定出台了详细方案,以推动本地中小企业全面步入电子商务为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增长。与B2B这样充满期待的业务不同,电子商务家族内的“兄弟”B2C(企业对消费者电子商务)、C2C(消费者对消费者电子商务)业务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艾瑞咨询集团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在线零售营业额达190亿美元,同比增长130%。目前,这种交易仍在迅猛增长。腾讯拍拍网总经理刘春宁透露,在继2008年拍拍网全年交易增长近4倍的前提下,目前二、三线城市用户发展迅猛,交易记录被不断刷新。市场人士十分看好B2C、C2C未来市场发展前景。淘宝网一位副总裁表示,C2C网站业务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比如在3G普及后,用户体验的提升,将极大地改变整个电子商务甚至零售业的生态环境。三、作答要求
材料一 早上,小凡被闹钟如约叫醒。还想多睡几分钟的她对闹钟说:十分钟后再叫我吧。于是,闹钟老老实实地又消停了十分钟。在梳洗完出门前,小凡先用电子交通地图看看哪个路段堵,以免在开车路上虚耗时间。下班回家,实在是不想做饭,那么就叫外卖吧。打开外卖APP,上百款美食,任君挑选……出门逛街,小凡兜里也就带了几十块钱的零钱,因为现在所有的门店都支持移动支付,自己省事,还不用担心被偷……缴水电费?那也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去营业厅排队了,手机一点就搞定。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少了点什么呢?小凡并不这么想,她觉得这便利了我们,活跃了经济,丰富了世界,何乐而不为? 老张前不久到乡下参加老同学儿子的婚宴。婚宴是标准的乡宴。这是老张第一次看到人家厨师竟然带着一辆餐车来。车内的灶具、厨具一应俱全。车开到哪,一停就立即可以作业。非但如此,就连桌椅板凳、帐篷等也都是厨师自带。和其他来参加宴会的人们一样,老张也觉得这种方式很省事,可就是少了那么一点意思。在老张印象中,以前家里办红白事叫“过大事”。它们的的确确是个事儿——什么都自备,从桌椅板凳、被褥到锅碗瓢盆都要满村子借。事办完了,还要一家一家地还。远处的亲戚会早早地来,村上的人也会提前几天来帮忙。大家都是相互帮忙,相互麻烦。也就是因为这样,大家伙才有乡里乡亲的感觉。而现在,在事过完当天客人也基本走完,好像过大事儿也是个轻巧事儿了。 据一项权威的市场调查显示:现在人们更加偏向于购买操作简单、功能实用、外观简洁大方的产品,如果能额外有一点点其他优势,当然就更好了。一位著名的产品创意设计人说:“这最让人头疼了。我现在每设计一款产品的时候,都会反复地问自己——这个地方的设计是必须的吗,或者说,不要它可不可以?”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一件事情,如果你不能简单地说清楚,那就代表你没有完全地弄明白。最深奥的思想,往往是用最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化繁为简固然是一种艺术,但藏繁于简、于简见繁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一首七言绝句28个字,但你要是不去了解作者生平、创作背景、所用典故等等,你可能就无法品咂其中况味。生活中有太多看似容易,到最后却摆了我们一道的事情。它们就如同所有深邃的湖泊,往往都拥有平静的表面,而只有当你迫近、凝视、谛听后,你才会感受到它真实而可怕的深度——你可以迅速地看见,但你不太可能快捷地看透。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翼翼、谨慎地顺着它的纹理去探索。而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也总是从本身的简单驶向由此及彼、由内向外的复杂,最后再回归到简单本身的。世间所有的事物,只有你看尽它的轮廓表象,再阅透它的肌理、质地,甚至是每一个细胞后,你才能说你真正地了解了它。那个从表相进入到深邃中的逼仄、繁杂的过程,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必经阶段。 很多时候,简便快捷是我们所追崇的。抛开其他不说,我们的生活也是尽可能地在用减法,减去许多步骤,更直接地、更快捷地达到目的。这也符合工业时代的最大特点——最大限度地缩短制造流程。但这个世界真的是在变得越来越简单吗?一部智能手机的基本应用功能就有上百个,你要是一开始不仔细琢磨,可能很快就会有一种被它“忽悠”的感觉;一款便利人们生活的APP也许是一个团队加班加点、绞尽脑汁的心血结晶,并且,开发出来也不算完事了,开发团队还得时时关注着用户的使用体验,哪里要是有漏洞了得立马补上;一款简洁实用的产品在上市之前甚至会经过上千次的微调打磨;一部数百字的微小说,每一句话都可能包含着作者的千思万绪、煞费苦心……所以说,简单和繁琐,就是一对孪生兄弟。世界上并没有单纯的简单,也没有单纯的繁琐。更多时候,我们的“简单”和“繁琐”的总量并没有变,它们只是在不同的人群间流动,但就是这不停的流动,推动了社会的改变。 我们追求简单朴素,但我们不能以此否认,甚至是拒绝繁复。毕竟,简有简的好,繁有繁的妙。那些恼人却必需的繁复是为我们生活增色添彩的生花妙笔,是对我们那些单纯目标和朴素心愿的有力成全。当然,为了繁复而故弄玄虚是庸人自扰。只有保持素心,详尽了解,深思熟虑,去芜存菁,从容应对,轻装上阵,最后才能满载而归。当简勿繁,当繁勿简;简繁得当,方能出效率,方能出成果。人生如画,惜墨或添笔,少少许应是朗清之月明星稀,多多许应是丰盛之花繁叶茂。 材料二 在西部某城,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面馆有数万家。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大部分面馆都采用多种经营:面条、酸辣粉、米粉、盖浇饭……一应俱全。然而,有一家面馆却独树一帜,它只卖小面。小面可以说是这座城市各类面食中最朴素的一种。它没有浇头,没有名贵佐料,只有面条、调料以及青菜叶。也正是由于不像牛肉面、炸酱面这些有浇头的面能用大肉大料添味儿,小面靠的完全是店家自己的手艺和食材品质。食客们说,这家只卖小面的面馆那些不可名状的绝活儿很多。别的店家也是食材新鲜,用料地道,可这家面馆的小面味道就是要高一层。“里面门道可多啦,要做好一碗小面,必须得有好几年的摸索。”这家颇具个性的面馆老板老叶说,“我只有笨办法,就是多做多摸索。比如说,我就发现,先放猪油后掺汤水和先加汤水后放猪油,做出来的小面味道就差很远。这些很难一口说清楚,只能慢慢摸索。我现在都还在边做边学呢。” 老叶介绍道,他家从爷爷辈开始,就是只做小面的。虽然现在老叶的店可以用“客似云来”四个字来形容,但当初老叶也是被现实狠狠地上了一课——店铺租金高企,商业区改造导致食客流量减少……亲戚朋友也劝他转型或者改行。可他就是特别拧:我要是连小面都做不好,还能干什么? 我要是把小面都做好了,那我还怕什么?那时的老叶,就凭着“只做小面”的信念,对抗着各种纷扰。每天吃一碗小面,对于食客来说,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小事;而对于老叶,每天却是要煮上千碗小面。小面虽小,要求却也不少,一碗小面必须包括当地特定的猪油、小磨香油、酱油、陈醋、榨菜、芽菜、油辣子和花椒面等等。而调味、煮面、熬汤这些事儿,每一件都是老叶亲力亲为。老叶没读过太多书,但有两句话却是一直记在心头:炮制虽繁必不敢减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料。所以,即使是在经营最困难的时候,老叶也坚持用最新鲜的原料,熬汤、制辣子油、拌料……一个步骤都不能少。卖不出去的,就全部倒掉。“我只做小面,要是我偷工减料,把自己小面这块招牌都做臭了,我还能怎么办?”也正是因为这一根筋的坚持,让老叶走到了现在,成为本地小面中的独一家。而在别的面馆开始做连锁、开分店时,老叶也没有眼红脑热,“要是开加盟连锁交给别人,做得不好,怎么办?我嘛,怕分心,还是踏实点好。” “做好小面不简单,一辈子只做小面,一辈子都能把小面做好更不简单。”这是一位“骨灰级”食客对老叶的评价。面馆很小,老叶是集老板、伙计于一身。这个小小的面馆,是他一生的天与地。而面馆门前至今挂着一位老食客送给他的对联 油盐酱醋十年功,麻辣鲜香一碗面。 材料三 最近几年,很多二线城市的人才引进工作都开展得如火如荼。二线城市尚在努力,三四线城市自然也不甘落后:给钱、给房、给户口。然而,纵观很多三四线城市的“人才争夺战”,大多也只是出台买房打折、租房补贴、落户降标、项目资助、一次性奖励等引才政策。这固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作为本身经济实力和区位优势就不那么突出的三四线城市,给出和二线城市差不多的“彩礼”,能真正地“引凤求凰”吗? “在人才工作中,一些地方的同质化倾向依旧明显。”一位从事人才引进工作多年的部门负责人说道,“现在,很多中小城市都要高学历、高效能、高层次、高大上、高精尖的人才;而给人才的往往就是‘老三样’——钱、房和户口。” “很多地方把人才引进工作想得过于简单了。”一位评论家说道,“人才工作不是把人引进来就可以的,它其实更依赖人才生态的建设——如何利用、再培养、激励,如何留得住才是重中之重。然而,这往往是被很多中小城市忽视。花了大力气,引不到人才;人才来了呆不久。消耗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也还是为他人做嫁衣。”问题还不止于此,现在一些地方的人才引进工作,已经给当地的财政带来不小的压力和负担了。但收效却甚微。很多地方都重视引进外地人才,可外地人才引不来,厚彼薄此,重外轻里的人才政策更让本地人颇有意见,可以用“赌本也没赚到吆喝”来形容。 “计算机、生物科技、航空航天这些的尖端领域的顶尖人才本来就非常稀缺,即使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都是‘肉少狼多’。在这样的环境中,实力薄弱许多的三四线城市往往是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最后却还是被‘剩下’。而且,就算引进了,往往也用不好,甚至用不上。”一位人力资源专业的教授说道,“引进人才要靠优势,但中小城市能靠的优势往往不是物质吸引力,而是自己的特色。” 另一位评论家也给出了一个观点,“各个地方的人才引进工作,必须要‘错位’又‘对位’。我们的城市定位不应该也不可能是趋同的,要是采用同样的人才路线,是会‘撞车’的;毕竟错落有致,才既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又符合建筑美学嘛。我国各个城市间的地理、经济等方面差距依旧巨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对人才的需求结构都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现实,找准自己的位置,才可能做好人才工作。因为你是你,你不是别的城市。你在全省,甚至是全国有你的角色定位,有你自己独特的优势。所以必须各就其位、各求所需。” 位于东部的B市,就曾犯过一种“经典”的错误。在五年时间里,B市花费数亿资金引进了大量外市的高职称人才。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招来了女婿,气走了儿子。各个地方都是这样,厚彼薄此成了通病!”B市土生土长的科研人员小姚说道,“同样的学历、同样的职称,就因为我一直在本地,来路不同,待遇差距就这么大?果然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让我们这些兢兢业业的本地人有些寒心。”而与此同时,小姚也接到了外地的一个职位邀请,待遇颇为优厚,他说自己正在考虑中。其实引进人才不能够片面地理解为“买进人才”。发掘培养本土人才也同样重要。 材料四 M市D区是省内实施科技特派员工程的试点地区。在村民们心中,科技特派员就是要给田间地头开药方,把先进的科技种到地里头,长出金苗苗。 不久前,D区记者小菲就本区科技特派员的情况,对区科技局局长李明进行了一次采访。在采访中,李局长感叹道:“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 “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大部分是行业领域的专家、大学生,有的讲授得偏重于纯理论,对农民来说,太过于抽象,不接地气,不实用。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得不到农民欢迎的。再者说,术业有专攻,本是种蔬菜的农民,要是派一个专攻苗木培养的工作人员给他,又能有多少用呢?”李局长认为,“农民需要和专业领域对口的,有真才实学的,能听懂田坎语言的科技特派员对接,而非流于形式的‘拉郎配’。” D区目前共有440多个行政村,但科技特派员总共才82名。这令李局长忧心。“在这支队伍里,60来岁的根本不算老,最大的已经70多岁了。想想这些老人们还能在田坎上、果林里跑几年?而一个大学生想要成为一名科技特派员,起码要跟着老特派员学习两年。但是,有多少大学生愿意跟着天天进村下地?我们这些年过花甲的特派员又有多少精力来带这些‘徒弟’呢?” D区的村民老蒋也对小菲说道,“去年我养土鸡,上面给我安排了科技特派员。结果每次来就是帮我喂喂鸡苗,陪着唠唠嗑。后来我怀疑有些鸡苗害了瘟病,找他帮忙看看,他却说没事,叫我放心。结果后来几百只鸡全部染上了鸡瘟,让我损失惨重。”对此,老蒋表示很无奈。 小菲对全区82名科技特派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有近三分之二的科技特派员认为自己的知识结构趋于老化,需要更新丰富。而同时,80%的科技特派员表示因为工作的关系,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去自行组织学习,但如果有相应的知识讲座、观摩交流会的话,他们会积极参加,有优质的网络学习资源也不愿错过。并且这些特派员有不少同专业同领域的朋友、同学其实也有成为服务农村的科技特派员的意愿,但最后都因为工作忙、不在本地、不在政府指派培养范围内等原因而作罢。 据悉,D区计划近期开展服务行动。围绕本地农业主导产业,建立一批“互联网+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对接国家、省里的“科技特派员管理服务平台”。
给定资料 时间已过17时,眉山市中心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里顾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28岁的王浩伦身着藏青色西装,显得十分精干。他负责超市板块的网络管理,此时正和同事们在后台紧盯电脑屏幕,不敢有丝毫怠慢。 王浩伦家住眉山市仁寿县龙正镇,目前跟表弟在市区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分摊到他头上的租金是230元。“这占去了月收入的近1/10。”王浩伦出身农村,很会节约。租住地离商场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可以省一笔交通费,但必不可少的开支该花还是要花,比如每天30元左右的饭钱。“早晨时间紧上班路上买5元钱吃的,中午在商场楼下买着吃,10元到15元不等。晚饭我和表弟谁有时间谁就买菜做饭,平均每人5元。”他说。 每月算下来,各种开销要1500元到1600元,而王浩伦的收人只有2300元到2500元。“收入要看业绩,业绩好的话奖金会多一点儿。 2011年,王浩伦大学毕业后就在城市里找了跟所学计算机专业对口的超市网管工作,2015年换到这家商场,仍然从事自己熟悉的岗位。 他早习惯了城市生活,就像城市里的年轻人一样,一有闲暇,也会陪女朋友看看电影、逛逛街。 “现在回家反而待不惯了。国庆节放假,在家里待了一两天就回来了。”王浩伦对目前在城市里的生活很满意,尽管收入少点,但他觉得比农村更适合他:“农村环境不适应了不说,回去啥也不会干了,倒像个外乡人。 要不要留在城市?对于王浩伦来说已是伪命题了。但要不要在城市里买房,他跟家人发生了分歧。王浩伦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所以,父亲主张在农村建新房。而王浩伦已有购房打算,跟女朋友去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楼盘看过。“现在有些犹豫,我们想按揭贷款,主要是首付款有点高,付了首付,贷款慢慢还。” 王浩伦家3口人,有4亩丘陵地,种上了枇杷、梨等果树。对于“能不能用家里宅基地或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住房”这个问题,他避而不谈,只是笑着说:“土地是父母的命根子。” 现在工作的商场为他购买了五险,比农村保险高出很多。但当被问及愿不愿意“农转非”时,王浩伦还是犹豫了。他对完全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保障有所担忧。“怕工作不固定,收入低,家庭负担重。留着农村那几亩地,在城里,进可攻,退可守。” 据四川省统计局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如果转为城镇人口,您是否愿意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同等价值的城市产权住房”时,受访者态度不一,分歧明显,愿意者、不愿意者和犹豫难定者各占1/3左右,不愿意者占比略高,达35.3%,总体看,受访者对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的态度较为保守谨慎。 2.从2011年9月开始,“农转城”作为Y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举措,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当地各级政府都在积极推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明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落户城镇要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为前置条件,也就是说,是指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然而很多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却把一直在农村,且靠土地生活的农民作为了转户对象。对此,当地很多农民都有着相同的担心:农民是靠土地吃饭的,以后土地没了,又不像城里人一样有工作,生活怎么办。 农民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原因,《Y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促进农业转移人口转变为城镇居民的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Y省籍农村居民整户转户为城镇居民的,可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至本轮承包期满,承包期满后,其承包土地由发包方收回。记者在采访过的几个地方了解到,各地的承包期不一样,剩余期限大都10到20年不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中特别强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的原则有序推进。也正因为如此,推行“农转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前提就是农民自愿。 Y省P市M县B镇L组,地处山区,非常偏僻,距离镇上和县城30多公里,沿途山路崎岖,当地村民主要以种烤烟、茶叶和传统的养殖业为生。由于村民们担心失去土地,并不愿意“农转城”。于是本来是“自愿”的政策,在这里成了强制,每家最少要转一个。 对村民而言,村干部要求他们必须转,就只能听从。无奈之下,只好将家中七八十岁的老人“农转城”。 就这样,老年人的农业户口被注销后,派出所写上了“农转城”字样,但转户后的老年人还依然生活在农村。这种原地不动的转法,户籍民警称之为“建制镇转户”。 建制镇城镇转户应该是通过落户到建制镇镇区的方式,而不是在镇辖的农村地区完成农转城的身份变化。像M县当地的“就地农转城”,只是打着“建制镇城镇转户”的幌子,强行将山里村民“农转城”。那么,P市的村镇县市各级组织,为什么要违背村民意愿,将不符合转户条件的村民“农转城”了呢?村委会主任说,这是镇上分给他们的任务。 F村D社在距离T县60公里的山区,村里130多户是以种植水稻、玉米等为主的农民,2013年“农转城”了100户左右。 村民说,“农转城”以后政策上政府会有一定优待,可以修路、建设美丽乡村。 那么,“农转城”和修路、建设美丽乡村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原来,修路是国家拨款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在资金下达后本应直接用十农村建设。村委会却用来捆绑了“农转城”,诱导村民转户。同样的操作办法,在该村委会的G社却行不通,农民不愿意转。 没想到的是,2014年年底,F村村委会派社长收了家家户户的户口簿,交给派出所就一一盖上了“转户前为农村居民”的章,并注上“2014年11月5日农转”的字样。 就这样,F村村委会2014年强行将G社40户100多人“农转城”。 而村支书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农转城”有任务指标。如完成,其上级Z镇还会有资金奖励给各个村委会作为工作经费。 M县和T县两地村民对于他们“农转城”不同意,但还算是知情,距离J市市区60公里的H镇K村村民则干脆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集体“农转城”了。村民说2013年8月,寨子里有个人为孩子落户,全寨子才知道了这件事情。 最早发现全村已经被“农转城”的岩先生说,派出所户籍民警告诉他,依照政府开出的证明,村里面自动“农转城”了。 为了完成任务,这三个地方都是将一些土生土长,至今还原地不动地生活在山区的村民转为了城镇户口。而“农转城”的目的是,让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后能够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和待遇,在当地被各级干部宣传比喻为“两床被子、十件衣服”。也就是说,村民“农转城”后可以同时“盖上农村和城市的两床被子”,并且能穿上城市的“住房、养老、医疗等十件衣服”。然而,这些被强迫转城的村民“农转城”后并没有享受相关待遇,村民说他们的生活还跟以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这些“强制性转法”既不符合转户条件,也没有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任何改善,改变的仅仅是派出所电脑里的户口登记,而相关福利的落实上却是“空谈”。以M县为例,假如让已经“农转城”的四万多人都到城镇来生活,城镇的承载能力根本就不够,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拿廉租房来说,当地仅有几十套,符合条件的转户人员至今也只有六七户能享受上。 记者调查获悉,之所以这样层层加码、弄虚作假,是因为Y省在201 1年启动了每年“农转城”120万,共新增城镇户籍人口1000万,力争2020年城镇化率达50%的总目标,并层层分配指标、考核评比、通报批评。 以P市为例,2013年全市要完成10万人“农转城’’指标,其中M县在分配了1.49万人“农转城”指标后,将任务逐级分到乡镇村社,像B镇要完成的是2620人,到了L村村委会要完成的是98人,最后,村委会再将任务分到各村小组或村社。 虽然省政府在发现问题后于2014年5月明确了“不再分配指标”,但各地仍存在着强势推进的势头。截至2014年10月29日,全省“农转城”总数已达554万人,三年间,户籍城镇化率从16.5%上升到28.5%。 3.随着C市获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2015年C市市委一号文件确定为《中共C市委C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了15个试点镇,并明确:落户试点镇农民,可以保留其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拥有土地使用权利的农民,宁可闲置土地也不愿意进城落户,大批农民在城乡间候鸟式奔波,用打工积蓄在农村盖房,或者举家进城而没有放弃农村宅基地,这是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了让农民稳妥进城,本着自愿的原则,《意见》对试点镇进城农民的“土地”和“房子”权属做出了明确规定。 《意见》提出,根据落户试点镇农民的意愿,可以保留其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意见》还提出,进入试点镇镇域规划区范围内落户的农民,并有本镇户籍的居民,按照合理补偿的原则,在完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开展以原有宅基地置换试点镇规划区内住房试点。 “只有继续享有土地承包权,城镇户口才对农民有吸引力。”C市农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现在很多农民认为土地比城镇户口更重要,而如果两者可以兼得,加上规划建设了房子住,这些农民才会愿意“进城”。 另外,C市还将全面启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等“三权”确权工作。据了解,“三权到人、权随人走”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C市将要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农村宅基地上农房登记发证、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等工作,来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 4.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6.1%,但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仅为36%左右,仍有2亿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常住人口没有城镇户籍,导致其在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方面难以享受市民待遇。同时,农民工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技能培训,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能力不强,难以在城市扎根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应遵循立足国情、因地制宜的原则,改变重物轻人的传统城镇化思维,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着力提升其能力素质,提高其平等参与、平等发展能力。 根据农民工是个差异化很大的群体实际,Z市细化农民工技能培训服务措施不搞“大锅烩”,注重灵活多样和可操作性。该市把农民工职业培训作为提高其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调研发现一般农民工培训存在针对性不强、选择空间窄小、重理论轻实践、片面追求完成培训任务、与市场需求脱轨等情况。 为着力解决培训不对口、实际需求不满足的现状,Z市劳动就业训练着重从四个方面着手开展就业培训:一是将“大锅烩”培训改为自助式“点餐”培训,学员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选择培训工种、内容,鉴定级别自行“点餐”,同时,培训针对大家的“点餐”情况进行“选购、配菜”;二是培训内容和方法考虑农民工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身体状况、生活背景,打造“量体裁衣”培训模式。以技术型、操作型为主,教学形式直观、浅显,增强培训的针对性、适应性和实效性:三是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适应农业、农村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四是课程内容要突出新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管理方法,技术手段,使农民工开阔眼界、思路,增长知识,满足其实际工作需要。 在技能培训的同时,添加基本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和应职应聘等方面的内容。技能培训成为他们快速融为城市新市民的有力“推手”。 5.韩国国土海洋部统计显示,2011年韩国城镇化率高达91.1%,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韩国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 韩国城镇化一开始与工业化无关,主要是战争破坏和依赖美国援助进口粮食,导致韩国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涌人城镇谋生。自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农民大量迁入就业岗位充足的城市,首尔、仁川等城市人口迅猛膨胀。农业在韩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弃地人城,但是农村却不会消失。 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农村运动”,用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开发的模式,发动农民建设家乡。通过新农村运动韩国农民整体脱贫,城乡差距迅速缩小。在开展新农村运动的基础上,韩国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建设。先是实行以城市为中心,以集聚效益为目的的经济区域综合开发战略,带动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就业。后来,大城市人口又向周边小城镇分散,形成了多个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对于中小城市,韩国大力改善道路、水电、供暖等城镇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医院、学校、银行、剧场等公共设施,让最具容纳能力的中小城市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核心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并举,方略不同,较好地解决了大量农民进城和城市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 韩国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首尔和首都圈过度集聚发展。集中型转移方式使其农业剩余劳动力涌向了大城市,使大城市人口迅速膨胀,出现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失业剧增等突出问题。2012年,韩国在中部地区正式成立了行政首都世宗特别自治市,总理府、企划财政部等政府部门陆续迁入,目的是缓解首都圈的过度拥挤,拉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6.德国在一战前基本上完成了城镇化进程,复制了英国的城镇化之路。尤其是普法战争后,统一的德国消除了城镇化的许多障碍。东德并人西德以后,德国为使全区域生活水准平等,设立了团结税,每年有5000亿欧元对原东德地区投资,修建高速公路等大量基础设施,缩小东西部的差距。 通过一系列统一经济法规政策措施的调控引导,大城市发展迅速,一战前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二战后,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推动下,德国走出了一条可持续的乡村城镇化之路,城镇化率甚至接近90%。一方面,德国的城市分布避免过度发展城市区域中的某一单一支配性中心城市,因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另一方面,德国城市化建设遵循“小的即是美的”原则,它的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 德国传统乡村在向工商城镇转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增加城镇建设用地,工商城镇周边的农业和森林用地性质不变,大都市区域内的郊区一、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德国城镇化建设十分注重发挥规划的指导和协调作用,它的城镇规划不仅强调功能完整、布局合理,而且对于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坚持长远性原则,避免重复建设,并留有充分的发展余地,对今后需要重建、扩建的项目也纳入规划的考虑之中。德国城市规划的另一个特点是制订过程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市民参与,表现在“地方政府+专家+公众参与”的“三结合”上,并且注重特色产业支撑。比如,柏林是文化、工业中心,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汉堡是贸易中心,斯图加特是汽车城,海德堡是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 德国在城镇化建设中注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培育城市和谐稳定的内在动力。统一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城镇化降低了门槛,社会上没有明显的城乡差别,可以说农民享有一切城市居民的权利。德国是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比较快、城镇化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的先进理念与管理经验,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国家。 7.2016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下一步,关键是要凝心聚力抓落实,蹄疾步稳往前走0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站在新起点、取得新进展。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环境宜居和历史文脉传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要遵循科学规律,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相关配套改革,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胆创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围绕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紧紧抓住人的城镇化这个核心和提高质量这个关键,用改革的办法和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着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着力增加适应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着力构建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体制机制,惠及更多城乡群众,为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注入强劲动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月23日出席国务院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张高丽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新型城镇化工作指明了方向。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当前和长远相结合,统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战略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和坚决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扎实做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各项工作。 张高丽表示,要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要加快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型城市建设,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搭建多层次、宽领域、广覆盖的融合发展平台,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做好“地”“钱”“房”三个方面的改革,完善土地利用机制,创新投融资机制,完善城镇住房制度,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要进一步深化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努力在建立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可持续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创新设市设区模式等方面,尽快实现突破。
二、给定资料 1、杭州瓜菜老板高志红这些天一直闷闷不乐。眼看春节瓜菜运销旺季来临,他发放给海南各地菜农的2万多元种子钱,还一分钱没有收上来。日前,他对记者抱怨说:"一些菜农不按合同办,把菜卖给那些'黑客',心里着急着呐!" 2、高志红讲的"合同",是指放种商与菜农签订的保价收购订单。放种商事先把种子发给菜农,并约定最低保护价。当市场行情低迷时,按保护价收购;当市场俏销时,瓜菜随行就市,而种子钱则要等瓜菜全部收完时才能收回。 3、这种瓜菜生产模式,目前风行海南,并广为推广。按理,其主要受益者是菜农,因为他们只要依订单种菜就行,无需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但问题是,一旦瓜菜俏销时,总有那些没有与农户签订任何合同的收购"黑客",以每公斤高出放种商0.1元的价差暗中大肆抢购,一些菜农见钱眼开,而置合同于不顾,把瓜菜高价卖给"黑客"。高志红收不到瓜菜,意味着种子钱也收不回来了,辛辛苦苦白忙了不算,连本钱也赔了,能不烦心吗? 4、高志红的遭遇,不少放种商都经历过。1月9日,杭州来的另一个放种商封鑫明也曾向记者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位在海南安定、乐东、三亚等6个市县放种了上万亩的瓜菜大户,已在海南住了3个月,眼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极少数菜农以一时之利而不守信用。 5、海南目前最大的反季瓜菜生产运销企业"中海永青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有同样的苦衷。1月12日,中海永青生产技术部董柱告诉记者,元旦前夕,内地少数收购商见海南黄皮小尖椒俏销,就跑到海南来以每公斤高出1毛钱的价格恶意抢购,一些菜农不顾订单私下出售。中海永青为遏制这一扰乱市场的行为蔓延,针锋相对,反过来又以高出外地"黑客"的价格向合同农户收购,"黑客"见势不妙望风而逃。 6、中海永青财大气粗,并着眼长远,不在乎这样一些小的损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何处理协调好与菜农的利益关系,他们同样没有更多的招数。 7、当然,也有个别放种商不守合同。澄迈太平乡堂北村菜农洪光南种了十年反季瓜菜,他除了自家种菜外,还兼做放种大户的代理商,协助放种商负责上千亩瓜菜的管理与收购。他说:"去年有一阵子市场瓜菜价格大跌,个别放种商拒收瓜菜,不少菜农看着瓜菜烂在地里,找谁呀!" 8、令人欣慰的是,元旦期间,杭州市场上小尖椒滞销,放种商封鑫明还是坚持在乡间收购。他说:"本来多收即要多赔,但合同农户把尖椒送来了,我能说不收吗?"人心都是肉长的,过不久,市场行情转好,有"黑客"前来抢购,那些与封老板签了订单的农户也同样不为一时的利益所动。他们心里都明白,失去了信用,即失去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9、海南省农业厅厅长肖若海指出:"订单,是海南瓜菜走向岛外市场的必由之路;信用,是实现订单农业的生命线;就全省而言,信用缺乏尚是个别现象,但为了海南瓜菜更好更快更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今年要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1.5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温家宝说,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2007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 235亿元,比上年增加395亿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将投入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改造计划,地方政府也要相应增加这方面的投入。同时,继续解决好城市困难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2007年还要确保全面完成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和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温家宝强调,让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都能上好学,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2.当今,择校费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动辄几千,甚至上万的择校费超出了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也有悖于教育的公平性。一旦金钱成了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筹码,教育公平性就无从谈起。解决好择校收费问题既涉及教育的公平性,又涉及我国的国情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择校收费问题直接触及教育的公平性问题,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办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不能老盯住家长的腰包,不能只是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才能接受优质教育,而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能接受质量较差的教育,否则有悖于义务教育平等性、公正性原则,有违义务教育阶段最起码的教育公平、均衡发展原则。 3.“2 000亿元高校贷款将逐步得到解决。”2007年3月6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步入人民大会堂前接受记者采访说,解决高校贷款只是个时间问题,具体解决方法正在研究之中。巨额债务已成为制约我国部分高校发展的瓶颈。公办普通高校向商业银行贷款办学始于 1999年,当时,高校因大幅扩招导致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银行为高校提供了大量信贷资金,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高校扩招的压力。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 500亿~2 000亿元。以甘肃省为例,33所普通高校负债49亿元,每年支付利息近4亿元。目前,债务超过10亿元的高校已不罕见。个别学校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 4.2006年,上海市政府正式启动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并设定5 000万元额度支持创业种子尽快“破土”。截至目前,在基金的支持下,已有约570多名高校毕业生走上科技创业的道路,132个创业项目完成工商注册,其中30多家创业企业实现了收支平衡或盈余,产生专利80余项,直接提供就业岗位809个。同时,大学生自主创业也正积极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如今,在复旦、上海交大等高校,定期举行的创业培训课程深受学子追捧。到公司当“白领”,不再是大学毕业生惟一的价值取向。上海市教委主任沈晓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基金启动以来,不断证实了当代大学生群体中所蕴含的巨大创业潜能和热情。2007年起,上海市教委将抓住契机,加强鼓励创新创业的教育改革,同时不断完善组织体制,增加基金受理点,拓宽辐射面,进一步调动高校、社会及毕业生的积极性,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创业服务网络,促使大学生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生力军。据悉,引导高校毕业生投身创业,已经成为上海拓展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水平、创造就业岗位的有效途径。2006年,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96.27%,实际就业人数比上年增加1.1万人。 5.2006年,全国小学寄宿生704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6.57%,其中东、中、西部分别占为 3.33%、6.81%和9.77%,而中西部农村小学寄宿生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7.55%和10.72%。全国有9个省农村小学寄宿生所占比例超过10%,全部为中西部省份,其中西藏、内蒙古、青海、云南4个省份该比例超过20%。2006年,全国初中阶段寄宿生为2 221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37.27%,其中东、中、西部分别占为25.92%、40.02%和47.84%,可见西部地区初中寄宿生几乎占了一半。相较而言,中西部农村寄宿生所占比例较高,分别为41.95%和52.45%。全国有7个省农村初中寄宿生所占比例超过50%,全部为中西部省份,其中西藏、广西和云南3个省份该比例超过70%,表明近年来中央和各地大力推进的农村寄宿制工程取得明显成效。 6.据某省人才市场最新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2005年大学毕业生从事的各类岗位中,工作半年内月收入最高的是专业技术岗位,月平均收入为2 000元~2 185元;管理岗位月平均收入为1 650元~1 880元,居于次席;生产技能岗位的月平均收入为1 200元~1 500元,位居第三。与2004年相比,月薪分别下降了15%、12%和10%。而在全国范围内,一项调查显示,2005年北京地区应届毕业生的月薪在1 580元左右,较之2004年下降16%。有专家预测、继2003年大学生遭遇就业难后,2006年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还将比2005年降低22%左右。事实上,几乎所有专业门类的大学毕业生,近年来的薪酬都出现跳水的现象。四川大学生物系辅导老师曹亮感叹道,3年前,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里,理工科类专业毕业生的起薪一般都在 2 000元以上。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起薪最多能够达到3 000元。但是现在,除室内设计、音乐艺术、网页设计等专门的艺术类职业每月有三四千元外,连重点院校的一些毕业生,薪酬一般都只有1 300元左右。就连工商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金融学等热门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工资,也由2005年的2 000元下降到了1 500元~1 800元。 7.近年来,安徽省铜陵市坚持用“赶群羊”的方法发展城市教育,不鼓励“领头羊”,专门帮助落后的“羊”赶上羊群,让所有学校一个都不落后。除资金向薄弱学校倾斜外,铜陵市把许多好校长、好老师都派到了弱校。对学校的年终考核也不评等排名,只调查各校存在的不足,再帮他们弥补。对铜陵市民而言,学校只有远近之分,没有好坏之别。成都市武侯区摸索出一种“捆绑式”教育,让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一加一”地结对于,并实行“一个法人代表,一套领导班子,联体考核评估”的办法,把两个学校的荣辱“绑”在一起。由于“考”的是两所学校的共同成绩,城市学校不得不想方设法带动农村学校发展,把自己拥有的资金、师资等优质资源向农村“开闸放水”。据武侯区统计,实施“捆绑”仅一年,农村学校获得的资金投入即相当于此前5年的总和。一些地方曾做出硬性规定,在农村任职的教师可提前晋升职称,或者优先提拔;优质高中不得兼办初中学校等,效果不错。这种办法可延伸到解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教育公平问题,由国家通过立法来“刚性”调节资源配置,如正在修改的义务教育法,对不同地区区别对待,越贫困的地方,中央财政承担得越多;越落后的地方,升职提薪的机会越多。 8.民进中央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1995年到2002年,东部3市(北京、天津、上海)与西部5省区(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青海)小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3.23倍扩大到了 3.85倍,普通初中生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从2.65倍扩大到了3.39倍。城乡之间教育经费投入的差距则更大,以2002年为例:全社会各项教育投资为5 800多亿元,而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却只获得其中的23%。教育经费投入的失衡造成了办学条件的失衡,继而导致教育观念、教师素质、科研能力等软资源的失衡。此外,地方财政对强校的投入高于对弱校的投入,优质教育资源向强校倾斜。“抓重点、树窗口、增政绩”,一些官员热衷于重点学校、示范学校的建设,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都投入到重点、示范学校中,而对普通学校、特别是一些弱校则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有限的教育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导致了同一地区校际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9.自改革开放起,我国学费改革就没有停止过。整体的方向是,逐步减少或免除对义务教育的收费;对非义务教育实行合理收费。1986年,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财政保障,只得在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又提出义务教育可以收取杂费,事实上又恢复了义务教育的学费制度。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改革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逐步实行收费制度。”正式在政府文件中明确高等学校要实行学费制度。1994年开始,高等学校实行学费并轨改革,取消自费生,除少量学生和学科外,其余学生收取统一的学费。到1998年,全部公立高校完成学费并轨。随着学校收费制度改革的推进,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乱收费开始抬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教育乱收费逐渐成为社会热点。2003年以来,教育乱收费逐渐激起社会公愤。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当重视教育乱收费问题。教育部、监察部和国务院纠风办等单位几乎每年都会下达关于禁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20年来有近300份。 10.高等教育属准公共产品,适当收费并无异议,问题是高等教育收费过高,超出了普通家庭的。承受能力。据统计,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从改革前的免费教育到20年前的200元,再到1995年的 800元,一直上升到2005年的5 000元,近20年间上涨了25倍,大大高于群众的收入增长幅度。如果再加上大学期间的住宿费和生活费,平均每个大学生4年花费需4万多元。而2005年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只有2 936元,也就是说,一名农民辛辛苦苦13年的收入,才能供得起一名大学生。现在,即使和发达国家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相比,我们的高等教育收费在世界上也较高。零点调查公司最近发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进一步印证了孙继业委员的观点。调查数据显示,教育花费占农村和城市家庭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了32.6%和25.9%。 11.2005年9月8日,海南师范大学王同学说,她从大二开始由于没交齐学费,每月60元的“师范补贴”被学校扣下充当学费了。她曾多次找学校反映,学校以文件上就是这么规定的为由,扣下“补贴”。据这位王同学介绍,她来自湖北农村,高中毕业报志愿时她选择师范类专业,当时选择这个专业主要是考虑学费低,并且每月还有60元补助。大一入校时,她将学费交齐了,每月能够领到 60元补贴。因为家庭困难,大二的学费就没交齐,学校将她每月60元的补贴扣下来充当学费。王同学说,他们班有35人,其中15人是贫困生。凡是没有交齐学费的,补贴都被停发了。记者来到海南师范大学学生处,该处梁定雄处长告诉记者,那些学生之所以没发补贴,是因为他们没有注册。至于大一能领到补贴,是因为大一注册了,而大二没有注册,所以就没有补贴领。当记者问目前学校有多少学生停发补贴时,该处长表示,只要没交学费或没有注册的就不发。 12.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大党委书记盛连喜透露,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后,学校在录取学生上将有所变化。“以前录取只要成绩够了,直接在网上就能录取。从本年下学期招录新生开始,按照国家要求,达到录取分数线以后,还要增加一个面试内容,面试要对学生是否具备教师的素养和启迪智慧的能力等标准进行考核,如果面试不合格也不能录取。”盛书记还特别强调,当老师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有爱心。“如果不符合要求,也不能录取。入学后,学生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接受免费师范教育,不选择的话也可。如果选择免费师范教育,需要学校与学生签约,内容是需要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学校服务三年,三年后可以再作选择。”此外,对于报考非师范专业的学生,给他们预留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内,如果他们也想享受免费师范教育,可以调换专业。国家每年每生均补助学费、住宿费,补助的生活费约1万元钱,这次参加示范的6所高校本届新生大约有1.1万人,国家约需拿出5亿元来作为财政补贴。 13.北京市大兴行知学校因负债50多万元而申请停办一事,近日有了结果。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拿出著名体育运动员李玲蔚、熊倪捐赠的两块金牌,通过中央电视台的拍卖活动,为学校筹得资金202万元。这个消息终于可以让学校的1 200名孩子安心读书,也让人们紧揪着的心暂时得以放下。但是,靠这种“媒体报道+社会资助”的方式,究竟能解决大兴行知学校多久的困境,抑或能解决多少其他类似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困境,显然还是未知数。现在我们要承认这样的现实:目前无论怎样敞开公办学校的大门,农民工子女学校都将是中国城市里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这些学校的困难,不仅仅是孩子父母们的困难,也应是城市的困难和国家的困难。因而,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生存发展,不能仅仅依靠社会各界的“感情赐舍”,而应建立在一种用法律所明确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 14.2006年,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总数达到596所,比2005年增加49所,增长了9%,其中,独立学院318所,比2005年增加23所,增长了7.8%。2006年,全国民办高等教育(包括普通及成人本、专科)共招生103万人,比上年增长17.1%;其中增长率超过40%的省份有内蒙、江西、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6个省份。2006年,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为280.5万人,比2005年增长31.9%;其中在校生增长率超过50%的有天津、山西、内蒙古、江苏、河南,广东、广西、海南、青海等9省市。2006年,民办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占全国普通及成人本、专科招生总数的14.2%,比2005年的12.6%提高了1.6个百分点。2006年,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占全国普通及成人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12.4%,比2005年的10.6%提高了1.8个百分点。三、作答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