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并达到一定水平时的人口结构状态。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将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平均每年以3.2%的速度增长，到1999年10月，中国60岁以上老人已达1.26亿，约占总人口的10%，中国已开始进入老龄型国家。中国老龄化来得晚、发展快。60岁以上人口比重从9%增至18%，法国用了140年，瑞典用了86年，英国用了45年，而同一过程，中国只用了34年，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到2030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到14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8%，其中1/2以上在亚洲，1/4以上在中国。从负担方面看，2030年我国职工负担系数将急剧提高，人口抚养率将从1990年的14.8%发展到2030年的47.3%。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对实行现收现付、待遇确定型养老保险制度的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说，将使未来养老金财务收支平衡的缴费压力越来越大。 据调查，老年人这一人群由于本身身体条件的限制，除日常生活外，医疗保健是他们的最大一笔支出，占每月支出的40%，其中看病吃药约占这笔费用的80.9%。许多老人都有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于是保险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他们的视野。然而，老年人保险市场的发展一直以来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可选择的产品非常少。目前大部分寿险产品投保年龄上限都在65岁，养老险、重大疾病险的年龄上限为60岁，可供选择的产品十分有限，门槛也很高。另一方面，保费和保额经常出现倒挂，即投保人缴费期满后，所缴纳的总保费之和大于被保险人能够获得的各项保障利益之和，其中尤以重大疾病险和寿险产品表现最为明显。 2．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8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7%。随着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的发展，加上家庭小型化的考验、传统观念的转变，很多老年人把目光投向了机构养老。 记者从民政部获悉，近年来，我国着力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了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的共同发展和相互衔接。其中，以保障高龄、独居、空巢、失能和低收入老年人为重点，依靠专业化服务机构，提供多种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在很多城镇基本建立。大量城乡社区开展了对老年人的日间照料服务。 目前，我国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截至目前，城乡养老机构已发展到4.18万个，养老床位增至365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达到19.7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0‰～7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20‰～30‰的水平。同时，服务项目偏少，养老服务设施功能不完善、利用率不高，与百姓需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此外，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布局，养老机构一床难求和床位闲置现象并存，结构性矛盾突出。 养老护理员短缺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也困扰着机构养老。据专家分析，我国失能、半失能老人约有3300万，如果按照3:1的比例配备养老护理员计算，我国需要1000多万名养老护理员。而现状是全国相关从业人员不足百万，每年取得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只有2万人，且大部分缺乏基本的护理知识、经验和技能，专业化程度较低。养老机构中的医生、护士、营养师、康复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等专业人才更是非常缺乏。 在加速老龄化的进程中，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比城市更为严峻。目前，农村老龄化水平平均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其中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近5000万。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坦言，农村养老服务存在着缺乏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失能无靠等突出问题。 农村养老问题随着城镇化和农民工潮更为凸显。早在2012年年底，全国老龄办副主任阎青春就公开表示，农村家庭的空巢率已达到45%左右。青壮年进城打工，留守老人带领着留守儿童种田，我国农村的养老现状甚至不如过去。此外，农村敬老院多破旧、简陋、缺少医疗和专业化照料人员，能提供的服务与入住老人需求相去甚远，闲置床位多达47.5万张，利用率只有78%，没有发挥养老中心的作用；同时，大量敬老院没有登记注册，全国农村3万余家敬老院中只有1.1万家身份合法，高达三分之二的敬老院是“黑户”。 3．2003年，重庆市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小正街社区在全市首创了储存志愿服务时间的“时间银行”，一时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可9年下来，到社区“存时间”的志愿者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调动不起来年轻人的积极性。冯克雄是小正街社区“时间银行”的发起者，并兼任“行长”。作为沙坪坝区中心地带的老社区，2003年，老龄化就在小正街凸显，辖区内共居住有60岁以上老人300余人，他们大部分处于空巢状态，一部分患有各类慢性病。 为了发动年轻志愿者照料空巢老人，冯克雄在社区建起了“时间银行”，不存钱，不存物，只记录“储户”对左邻右舍的帮扶时间。当“储户”年老或急需帮助时，即可获得其他“储户”同等时间的爱心援助。 一头银发的王美兰78岁，是“时间银行”年纪最大的储户。王老太太拿出一本鲜红的“存折”指给记者看，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了5页，是她几十次志愿服务的对象、内容和时间。 王美兰说，她从2003年就开始照顾附近85岁的孤老王冰茹。2010年，王冰茹以92岁的高龄谢世，王美兰自己也成了耄耋老人。这两年，她还是没闲着。邻居苏婆婆老两口虽比她年轻，但一个患糖尿病，一个有脑梗阻，自己再像以前对王冰茹那样贴身照顾显然力不从心了，她就帮他们买买菜、送送报纸。 随着年岁越来越大，王美兰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和项目越来越少，“我心里明白，有一天当我干不动了，就得开始‘取时间’了。可眼看着经常出来服务的都是一群白发苍苍、拖儿带孙的老邻居，心头又有些发慌”。 记者从冯克雄那里得到证实：“时间银行”成立9年来，对外发出“爱心存折”600多张，但是真正参与服务的人只有100多位，均为60岁以上老人，平均年龄70岁左右。另有许多人开了户，但没来“储蓄”。冯克雄坦言，这其中大部分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到社区报到的年轻人。 社区为老服务为何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记者电话采访到持有“爱心存折”、在天星桥街道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70后”张恒。 “到社区志愿服务是好事，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张恒是单位的中层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常常加班，周末闲下来既要照顾双方父母，又要关心小孩学业，“真要到社区服务，也只能是走走过场”。 冯克雄很担心：得不到年轻人的积极响应，“时间银行”终将青黄不接，最后关门歇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志愿者队伍后继乏人的现象是不少社区的“心病”。 重庆市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在2009年建起了全市首个社区托老所。九宫庙街道办公室主任刘圣红全程参与了托老所筹备及建设工作。让她始料未及的是，有16张床位的托老所一经开放就被消息灵通的老人“挤爆”了。3年来，排队人数已达250多人。 社区托老所离家近、收费不高，一旦住满，很难有空余床位。2010年，在老人们强烈要求下，托老所开放了“白托”服务，老人在这里只吃三餐，不住宿，每月按650元收费。如果有老人哪天不想做饭的，也可以来搭个伙，一餐两荤两素收费12元。 托老所很受欢迎，但是在记者问到“为怎么不开一家‘分店’”的时候，刘圣红坦言：有过想法，但很难。“首先是选址问题，一家托老所至少得有500平方米的面积，还要在老人聚居的社区中心地带，地盘难找。第二就是资金问题。”刘圣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托老所是九宫庙街道从重钢租下的一座废弃水塔办公室，出资50多万元改扩建而成的。每月水电气、饭菜等生活开支9000元左右，加上4个护理员4000多元的工资，与收入刚好持平，这还不算每年四五万元的电器、家具设施更换费用，这些都由街道兜底。要再开“分店”，如果没有上级政府扶持，压力很大。 社区干部建议，要解决目前社区养老面临的难题，最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政策扶持。比如建立扶持机制，给予每个街道、社区一定的专项工作经费；从机关干部、党员队伍开始，让志愿服务与工作考核挂钩，让年轻人真正动起来；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给予适当资助；开发公益岗位，让更多低保对象、“4050”人员参与社区养老。 4．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在老百姓眼中，社会保险之所以比商业保险靠谱，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它的强制性和稳定性，这种信任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社会保险通过稳妥有效的资金运作，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提高保障水平，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需求，回应人民的期盼。 鹤发童颜的姚汉芳大妈身着缀满亮片的旗袍往T台上一站，无人能想象到，她已经79岁高龄。1987年，姚大妈从北京重型电机厂退休，后来转到街道社区管理，老人家参加了朝阳区金色时光老年模特队，还曾到美国表演，拍过广告，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姚大妈说，刚退休时她的退休金只有100多元钱；25年过去了，如今的养老金年年上涨，已经接近3000元的水平。现在看病实行了预约挂号，不用起大早排队，周末也有双休日门诊，医药费划卡结算不再需要来回跑腿。这一切都让老人家很是满足。“我一定高高兴兴、健健康康、有质量地过好每一天，跟着我们的党一齐奔向小康!”老人家底气十足地说。 “我觉得退休人员归社区管理挺好；企业主要管在职职工，要不企业的精力也不够用。”姚大妈特别理解自己退休后与原来的企业“脱钩”，而且觉得在社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更多更周到的服务。在社区，她还结识了很多老伙伴，“我现在每天都盼着礼拜二，因为礼拜二是我们老年模特队的活动日。别看我年纪大了，但也老有所乐!” 对于自己未来的养老问题，38岁的合资公司职员孙女士坦言多少有些担心。她的父母已经退休，每月领取2000余元的养老金，这在她看来只够“维持生计”，谈不上“享受生活”。“不知道我现在缴的养老保险保费，到退休时还值不值钱，那时候的养老金能不能跟上物价上涨的步伐?” 孙女士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年前谁也不会预料到而今的收入水平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物价水平也相应地翻了几番。同样，20年后她退休时，难以想象届时养老金能否依然给力，“我知道养老金每年都会涨，希望上涨的幅度能高于物价涨幅。老人们做了一辈子贡献，要让他们晚年无忧”。 孙女士考虑购买一些商业保险作为补充，但诸如分红型、万能型之类名目繁多的方案让她难以抉择。“我知道外国公司有一种企业年金的制度可作为养老保险的补充，希望能在中国广泛推广。”这种由国家宏观指导、企业内部决策执行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让孙女士觉得更为可靠。 5．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更可靠的社会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表示，在城乡低保和医疗保险等已实现全覆盖的情况下，“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多地体现在养老保险方面。 他说，近几年，我国社保方面最显著的成就是在制度上实现了养老保险全覆盖，织就了一张可以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安全网。下一步，是要将制度上的全覆盖落实为现实中的“全覆盖”，并对制度进行再完善。 2012年8月国家审计署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参保人数为2.61亿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人群为3.61亿人，加起来已达到6.22亿人。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18岁及以上的人口大约10亿人。也就意味着，目前养老保险尚未全覆盖。 “在编织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安全网时，制度安排上还是有疏漏之处。”唐钧说，“最主要的是流动人口转移接续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可能涉及1～2亿名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及在城市间流动的劳动者。”但每年成功办理转移接续手续的农民工所占比例很低。 “国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向我们展示的是在某一时点上的静态数字，上述流动中的劳动者缴费了，也被统计到了参保者当中。但当他们再次流动时，以前的缴费记录及积累的保险费是否能转移到下一个工作地点并连续上，却又成了问题。”这意味着，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将无法或无法足额领取应该领取的养老金，这是养老保险安全网上的一个“大口子”。 展望未来，唐钧认为，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仍需进一步改革完善。他建议按照国际惯例，把养老保险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基本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全国人民不分身份、职业，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资格缴费参保，由政府负责保障基本生活需求。这一层面要讲公平，从政府领导到偏僻山村的农民，待遇应该基本上在同一水平。基本生活需求是可以定量的，可以按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务来计算，然后区分地区差别，再按物价指数逐年调整。 第二个层面是补充养老保险，或称职业年金，实行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自愿参加。由政府立法监督，但由市场运作。政府指定有资质的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参与运营，用人单位按职工的意愿选择承保机构，签订协议，并允许退出和重新选择。 “当然，还可以发展在政府政策支持下的个人养老储蓄，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作为养老时的资金补充。”唐钧说。 6．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施退休职工的“双轨制”，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职工的收入待遇逐渐拉开。以山东省某地级市为例，相同条件退休后，机关的退休金是企业退休职工的2～3倍。为缩小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差距，中国已连续8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每年的调整幅度达到10%。 不过，涨退休养老金的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轨制带来的差距，甚至有社保专家指出，这个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在此背景下，推行事业单位改革，改变退休职工的“双轨制”运行，势在必行。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配套推进。 试点虽已启动5年，但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透露，5省市已经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目前尚未正式实施，主要原因是：事业单位分类尚未到位；相关政策还没落实，如有的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未实施，改革前后的待遇水平难以准确测算；改革的适用单位和人员范围、缴费基数、过渡期、财政支持政策等还需要深入研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直言，如果没有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工资制度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为前提，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很难成功。 在顶层设计上，2013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已经给出了愿景：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而从事公益服务事业的单位在人事管理、收入分配、社会保险、财税政策和机构编制等方面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已被列为今后5年的阶段性目标之一。 7．伴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严重以及家庭养老模式的退化，日本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十分关注社区养老服务，经过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多样化的组织形式以及丰富的服务内容。 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今，日本先后出台了有关社区养老的法律与政策近10部。主要有《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10年战略计划》《介护保险法》《社会福利士及看护福利士法》《福利人才确保法》《关于社会福利服务基础结构改革》等，构成了日本社区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和立法保障系统。 1963年颁布的《老人福利法》被称为“老人宪章”，它是日本推行社会化养老的开端。该法第一次对社区养老的服务内容做出规定。随后的《老人保健法》又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服务做了更进一步的规定。1989年推行的《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10年战略计划》再次明确了社区在养老服务中的主体地位。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2000年4月实施的《介护保险法》规定年满40岁的公民都要交纳看护保险费以解决年老后的看护问题，地方政府充当承保人的角色。当公民希望得到社会护理时，首先要到当地政府呈交申请，行政管理机构通过调查确认需要护理的程度，最终按规定批准相应的保险赔偿费。公民可以用这笔费用自由地选择服务机构。这是一种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资源的服务方式，既可以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减轻财政负担，又引入了市场机制，促进了服务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另外，《福利人才确保法》作为社区养老服务持续发展的保障，从法律上对福利人才的培养及其应有的经济、社会地位予以保障，保证了社区养老服务的人才供给。 目前日本的社区养老组织形式主要有四种：(1)以政府力量为主，服务人员由政府与民政人员组成。(2)政府资助下的民间组织，如社会福利协会等。(3)志愿者及其组织，主要由家庭主妇、大学生及健康的老人组成。(4)企业式养老服务。 这里特别对志愿者组成的非营利组织加以介绍。1998年日本颁布了《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有力地推动了非营利组织的蓬勃发展，其中大部分都集中于对老年人及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帮助。活跃在川崎市的“玲之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玲之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妇，它的主要活动包括“Mini—day service”和“Diamond club”，资金完全来源于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和社会的捐助。“Mini—day service”是对“日托服务”的补充，其内容包括唱歌、做游戏、做手工、健康讲座等，通常还提供午饭。这一方面给了家庭主妇们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了必要的服务，充实了他们的晚年生活。“Diamond club”是一个以信息交流为主的活动，它是联系不同社区的志愿者以及不同社区的老人的一个纽带。志愿者们在此交流服务的经验和心得，互相学习以便今后更好地服务，老人们在此认识新的朋友。同时，老人也可以向志愿者表达自己的愿望和需求，使志愿者在今后的服务中能更好地满足老人的需要。志愿者也会把老人的需要传达至相关部门以弥补政府信息的不灵通。这一活动也是“玲之会”能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 在相关政策和法律的保障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日本的社区养老服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人才，汇集各方力量向老年人提供福利、保健、医疗等综合性服务，以适应不同身体状况的老年人的需要。内容包括：(1)上门服务，即到老人家中提供多种服务，包括照料老人日常生活、帮助做家务、定期上门会诊等。(2)日托服务，即白天把住在家里的老人接到社区老人护理中心等机构照顾，晚饭后再送他们回家。(3)短托服务，即针对那些因疾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居家护理的老人，让他们短时间地入住社区设施(原则上为1～3个月)。(4)长期服务，即为社区老年人提供3个月以上的护理服务。(5)老年保健咨询和指导服务，即定期举办健康讲座、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等。如此丰富的服务使老年人在不脱离家庭和社区的情况下即可安度晚年。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2．“无论好坏，随着更多人进入城市，中国已成为创造、验证和完善城市未来的伟大实验室。”2014年3月，世界知名城市区域发展评论家卡敏说。声势浩大的新型城镇化，正在试图改变这个古老国度的经济纹理——就在这一年，湖南对接长江经济带的“环洞庭湖生态区战略”被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其中，以岳阳、常德、益阳、长沙望城为重点的中心城市、节点城镇以及伴生的城市圈，成为江湖战略中决定湖南“借江出海”的关键性因素——很显然，对于区域经济而言，城市是决定经济势能强弱最重要的载体。 当中国梦背后的新型城镇化开始改变中国大多数城市的时候，关于“城”的发展冲动开始在三湘四水蔓延。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亦不能例外。岳阳、常德、益阳等各自带有强烈个性的“城市雄心”，势必将带来一场汹涌的城市化进程。但在这个湖南对接长江经济带最前沿的区域内，是否“城市”才是唯一选择?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张银桥说，“环洞庭湖经济生态区不搞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将致力于县城、特色镇等节点城镇的扩容提质改造，推动以人为本、产业支撑、生态宜居可持续的城镇化。”借助大型企业下沉产业，入驻中小县城，用新型工业化带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化的一种路径选择。就在2014年2月，常德制定了一份名为《中联重科常德千亿产业走廊城镇带规划》的城镇规划。这种名为“城镇带”的发展模式，依托6家中联重科核心企业及150多家配套企业，形成小型城镇和产业密集区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常德践行的是一种产城融合的城镇发展模式。而重视城乡统筹发展的益阳，则同样选择了产城融合的城镇发展路线。在打造农业高效化、工业新型化、服务现代化融合发展先行区域的同时，将推进益阳东部新区省级示范区、大通湖市级试验区、皇家湖新农村示范片建设。正在成为一种共识的观点是环洞庭湖城市群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产城融合”。 在2014年5月9日举办的“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新闻发布会”上，时任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张银桥明确表示，“在规划中涉及津澧融城概念，不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这意味着，在产业和规划层面提出的津澧融城，更倾向于津市和澧县两个不同行政区域在产业方面的融合和互补发展，以及交通、人员、信息、环保等基础设施方面的全面对接。“政府的考虑可能更多是倾向于一种1+1＞2的合力效应。”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刘云胜说。在刘云胜看来，不涉及行政结构的津澧产业一体化，倾向于同城发展，以津市、澧县基础设施、产业聚集和经济的一体化，来形成一个省际交界地区中心城市，使其发展成为湘鄂边境经济增长极和湖区城镇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点。 3．鄱阳湖是江西人民的母亲湖，是全国最大的淡水湖，是属于世界的“生命湖泊”。鄱阳湖水质如今常年稳定在Ⅲ类以上，周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鄱阳湖对长江流域发挥着巨大的调蓄洪水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特殊生态功能，构成长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饮水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一道重要屏障。在这一区域探索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开发建设与综合治理新路，意义十分重大。当前，全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呈现出东中西互动的发展态势，鄱阳湖地区处于我国东西部的接合部，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区的直接腹地，也是连接西部地区的重要水陆通道。在这一地区探索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模式与路径，具有扎实雄厚的前期基础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江西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面对越来越大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必须尽快在经济发展和保持“一湖清水”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通过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把保护与发展和谐统一起来，就能更好地诠释生态文明的理念，从而起到示范作用。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充分利用了江西生态环境好的优势，统筹鄱阳湖和环湖地区的保护与发展。坚持以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为基础，在生产领域大力推广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在流通领域开辟绿色通道，发展绿色现代物流业和服务业；在消费领域倡导绿色消费，促进科学、节约和健康消费，促进人类行为方式的生态化转型；在分配领域，体现以人为本的公平合理分配，构建和谐社会，从而实现江西“生态立省”与“加快发展”的有机统一，有效地践行科学发展观。同时，通过建立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的机制，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良性循环的双赢目标。在发展企业循环经济、园区循环经济等微观层面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整的区域循环经济体系，重点加大江铜、新钢等龙头企业的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工作，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在整个区域范围内统筹规划，使循环经济的具体实施项目具有生产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整个区域协调发展。 鄱阳湖地区生态文化如同清澈的湖水，润物无声，当地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真情，为保护鄱阳湖“一湖清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提炼，重点挖掘瓷文化、茶文化、候鸟文化等具有江西特色的生态文化资源；加强现代生态文化思想的宣传教育，培育全民生态意识，把生态文化宣传教育与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全民崇尚自然、保护环境的行为规范。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保障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顺利进行。一项重大战略的实施，必须要有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来保障。要倡导“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政绩观，把生态建设和保护成效纳入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之中。改变生态保护区出现“绿色”贫困的状况，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服务功能支付制度，使这些地区为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生存发展成本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并得到应有的补偿。 4．2004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参观大兴区的一个村，他说：“我早就耳闻你们正在想方设法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我向你们保证，联合国系统与你们站在一起。”这个村就是有“全球环保500佳”之称的留民营生态村。 被誉为“中国生态第一村”的留民营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北距京津塘高速公路3千米，南距104国道4千米。“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如果我们把流经大兴东南的凤河比喻成一条玉带，那么用山西南部即晋南县名命名的村落，就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镶嵌在这玉带之上。所以这里流传着一种说法：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留民营自然也不例外，这里多数是山西人的后裔。留民营村原名柳木营，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后改名为留民营，以示人民安居乐业。 留民营村的文化活动丰富，而且历史久远。小车会和留民营的大鼓代代相传。一年一度的农民运动会也是异彩纷呈，曾入选《北京体育二十年》。家喻户晓的“千人饺子宴”已有近30年的历史，大年三十全体村民齐聚会议厅，一起吃饺子，共同欢庆春节，服务员则由村内党、团员和干部担当。 留民营村一直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早在1991年，就与中国林科院专家共同制定了生态村农用林业建设规划。规划前精心设计，规划后精心组织实施，使留民营村的生态环境日益改善，连续受到首都绿化委员会的表彰，其模式在京郊得到推广，留民营村也因此荣获了“全国绿化美化千佳村”称号。2006年留民营村被市委农工委、市农委、市旅游局和北京电视台提名为“北京最美丽的乡村”。 5．留民营的生态模式是：以沼气站为能源转换中心，促进各业的良性循环，达到清洁生产、循环利用。几十年来，留民营围绕着这一生态循环模式，遵循生态学原理，进行全方位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大力植树造林，从单一的种植发展成为一种、二养、三加工，产、工、销一条龙的生产格局。 走进留民营，我们发现生态农场虽然不大，但经过多年的村镇建设，现在已具备了完备的基础设施，交通、电信比较发达，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从总体规划现状看，整个留民营形成了地下三个网即供水、供电、供气(沼气)网络；地上四个区即农民居住区、畜牧养殖区、工业开发区和农业观光区。具体包括：无公害有机蔬菜示范基地、沼气太阳能综合利用、民俗旅游观光(180户村民住宅，60户村民四合院)、青少年绿色文明教育基地、动物园、儿童娱乐中心、农具展馆、生态庄园、庄园酒楼、中老年活动中心、影剧院，拥有大中小会议室20个，餐厅3个，同时接纳400多人就餐，是集种植、养殖、旅游、度假、休闲、农业观光于一体的高科技生态旅游度假村。 农村要繁荣，生产发展为首位。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下，发展都市型现代化农业成为京郊农村发展生产的重点。留民营村率先建立起了适度规模、高标准的有机农业产业基地，为周边地区农业发展作出了典范。有机农业倡导的是在农业生产中不施用化学肥料、农药，不使用转基因产品，无激素、无污染、环保、节能。留民营人认为，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有机农业是生态农业的延伸，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现阶段现代农业的最高形式，在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实施有机农业大有可为。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2003年，留民营的蔬菜通过国家环保总局验收，各项指标达到了有机食品标准，荣获国家环保局颁发的“有机农场”认证证书。2006年11月，留民营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捧回了“世界有机种植者大奖”，这标志着留民营的有机蔬菜种植已经得到世界的承认，也同时标志着京郊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达到了新的水平。2007年初，留民营的蛋禽类产品也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通过实施有机生态农业建设，对太阳能、生物能和有机废料的综合利用，留民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6．优美的生态环境、整齐的现代农业温室、系统的能源利用设施和淳朴的乡风为观光农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留民营村抓住契机，以观光农业为特色，发展生态乡村旅游，每年前来留民营参观的国内外学者和游客络绎不绝。 观光生态游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时尚产业，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人们对物质、精神生活的双重渴求应运而生的。具体而言，是指以生态农业为基础，强化农业的观光、休闲、教育和自然等多功能特征，形成具有第三产业特征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它是一个“自然一社会一经济”复合生态系统，不仅包含农业生物资源与环境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而且还是一个以旅游观光为主体，集文化、娱乐、产品供给、物质和精神服务为一体的社会系统，也是以商品生产、经营管理、销售与购买为主的经济系统。 留民营开发生态农业、观光已有20多年的历史，其旅游资源的开发较为成熟。新建的留民营生态庄园、农业公园、农业观光采摘园、垂钓、娱乐、餐饮、会议等设施也为留民营聚集了人气。结合这些设施，留民营组织了生态农业观光游，让游客在参观沼气太阳能的同时充分了解、感受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了解通过实施有机生态农业取得的良好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品牌效益。 生态游方面，留民营组织了“采摘品尝吃住在农家二日游”“民俗田园采风周末游”“春华秋实浪漫之旅一日游”“灿烂季节金秋风情游”“三十包饺子过大年”“正月十五闹花灯游园会”“娃娃农庄一日游”等活动，并针对中小学生组织了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特色活动。此外，结合生态游，留民营还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明旅游方面下了一定的功夫，和中外游客一起组织了“保护生态环境，爱我绿色家园”主题晚会、“与您相约，分享快乐”公民道德知识讲座、文明礼仪知识讲座、快乐星期六歌舞晚会、48人的秧歌队、小车会和游客一起联欢等，这些活动不但使村民结识了许多朋友，而且增长了许多知识，促进了村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营造良好的文明氛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游客了解“有机生态”农业、“环保节能”、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参与体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育基地。 如今的留民营，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前来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它也成为新时期“上山下乡”的绝佳去处。 7．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根据生态文明的新要求，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 生态文明体现了人们尊重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它是一种千古传承的优秀文化。建设生态经济区就是以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为基本理念，以循环经济、绿色发展为核心价值，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为载体，就是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发展和繁荣生态文化是实施生态立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全民生态意识和生态价值的培育，就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绿色生态环境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潜力，同时，也是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最佳土壤。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光明网2007年03月01日)身患白血病的10岁男孩张影瞒着父母和医护人员，偷偷溜出医院来到街头下跪求助，而跪了半个多小时，得到的却是--一个阿姨给了1块钱，还有一个叔叔给了5毛。 悲从何来?据医生介绍，张影的病情危重复杂，最好的办法是进行骨髓移植，但至少30万元的费用对已经倾家荡产的张影父母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孩子懂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偷偷出来下跪求助，然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仅仅得到可怜的一块五毛钱，距离三十万元相差十万八千里，只怕孩子下跪一辈子也解决不了问题。如此境遇，怎能不让人感到悲痛与心酸? 2．(黑龙江晨报2006年10月25日)中午放学的钤声已经响过好一会儿，教室里的学生也几乎走没了。蔡晶(化名)才把头从书本上抬起来，慢慢地收拾着文具，心里盘算着“中午去哪里吃饭?”“不能去昨天那家了，那家吃一顿饭要3元钱呢，还是去吃面条吧，才2元钱，可以省点钱。”琢磨好，蔡晶才起身向校门口常去的那家小面馆走去…… 蔡晶，哈尔滨市第162中学高二学生。因为父母患病丧失劳动能力，家里生活十分困难，蔡晶在学校里不得不“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虽然学校减免了蔡晶的一些学杂费，蔡晶每学期都能拿奖学金，花钱也很节省，可她兜里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蔡晶的脸上经常笼罩着愁容…… 3．近日记者在广州东山口、天河城附近等商业繁华地带的一些人行隧道发现，为数众多的流浪人员，或和衣而睡，或裹被而眠，隧道成为流浪人员的“家”。 隧道口留有的“广州市救助管理站，水荫四横路，联系电话：……”，似乎并未进入他们的视线。其实早在去年3月，广州市政府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他们拒绝工作还是工作拒绝他们?他们以什么为生?他们为什么拒绝救助?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流浪部落”。 隧道边、屋檐下、立交桥底、绿化带中间--这些白天里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经过的地方，普通市民不愿多驻足片刻的地方，就是广州流浪部落的“家”。近日，记者连续三晚“探营”海珠桥底、天河城人行隧道等处，发现为数众多的流浪汉寄宿在这些稍稍能避风挡雨的地方。他们多数以拣垃圾为生。羊城的多数市民对流浪汉避而远之。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少数流浪人员寄宿在商场、办公大楼等公共建筑的屋檐底下外，多数，流浪人员都居有定所--隧道口、立交桥底、绿化带中间。为什么流浪人员选择这些地方作为“家”呢?流浪人员称，这些地方多数是广州市的商业繁华地带，人口密集，废品多，容易生存；遮风避雨，相对暖和；附近有自来水等公共水源，保证生存得以继续。 流浪人员以什么手段谋生?通过深入调查，记者了解到，大多数的流浪人员以捡垃圾、卖废品为生，易拉罐、矿泉水瓶、可口可乐瓶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废品收购站和隧道口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起点和终点，是每天都必须要去“报到”之处。“吸毒的、抢劫的、乞讨的、小偷小摸的，各有千秋。”自称来自江西萍乡的黄姓流浪汉，这样告诉记者。 流浪人员和市民的关系怎样?部分流浪人员表示，多数市民对他们挺好的，只有少数市民对他们避而远之。而记者日前接到市民的投诉称：起义路连接海珠广场地铁站的人行隧道臭气熏天，行人情愿选择过没有斑马线的马路，也不选择走安全的隧道。附近还有几间学校，在上学放学时间，学生也不愿意走隧道到地铁站，原因是实在太多露宿者在隧道内“定居”!“隧道内还堆有很多垃圾，还有尿迹，臭味扑鼻。还有治安隐患。”有市民在网上如此发帖，对流浪人员的行为痛加斥责。 4．(《人民日报》2007年03月04日)据2004年9月的数据，全国农村共有需要救助的特困人口1971.9万人，其中已发放低保证的437.7万人，已发放特困证的798.9万人，两项合计占特困人口总数的60%多。 “面对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的农村五保救济制度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农村也应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希望尽早为农村社会救助立个法!” 3月3日下午，手拿《关于制定农村社会救助法的议案》，安徽团代表童海保与同团的3位代表你一言、我一语，聊得起劲。 童梅保，马鞍山市金家庄区人大副主任。过去4年，他共向大会领衔提交议案112件，建议9件，被大会采用议案共74件。 2006年，童海保先后3次到他当年下放的农村--安徽当涂县龙山桥镇调研。结果发现，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主要是以救灾、社会救济、扶贫、农村五保供养、助残等为内容，在救助面、救助水准、救助手段方面已不能适应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之需。随着我国生产力日益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越来越凸现不足。 “农村救助面较窄。”童海保说，不管是救灾、社会救济，还是农村五保、扶贫、助残，救助面对的只是一部分“三无对象”、赤贫和有困难的残疾人。 “救济经费不足，救助的水准也偏低。”童海保查阅资料后发现，全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月入均救助水平最高的达344元，最低的200多元。而农村社会救助与城市低保相比，其救助水准偏低。 “我们应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取代原有的贫困性社会救助，并实行‘广覆盖’的思路，让在农村范围内的社会成员一旦陷入困难境地都能得到社会救助。”童海保大声疾呼。 今天，童海保的议案吸引了三位志同者--安徽医科大学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副主任王明丽、旌德县白地乡洪川村党支部书记余的娜、安庆市大观区万利农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万利云。如何进一步完善议案，他们在童海保小小的房间里，讨论得热气腾腾。 资金的扶助渠道应更明确一些；为解决因学致贫，子女上学扶助力度可再加强点……大家出谋划策，童海保一一记下。 据了解，各地积极探索建立农村低保制度。截至2006年6月底，全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县(市)也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目前，已有1100多万农村特困群众被纳入了农村低保的保障范围。 童海保建议，农村社会救助法应确立政府在农村社会救助中的主体地位，对农村低保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同时应完善以社会救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完善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学生的资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构建覆盖全社会成员的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等。” 5．新中国成立后，救助农村和城镇贫困人口的生活成为人民政府的重要任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后，在广大农村地区实行了合作化，农民的生、老、病、死都依靠集体经济组织来给予保障。其中包括“五保户”制度。城市居民基本上被安排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就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居民的生活虽然有比较好的保障，但是总体生活水平并不高。 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贫困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社会各界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国社会救济制度改革的重点也主要放在农村。这些改革努力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中大多数政策措施目前还在实行。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有2.5亿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富民政策”，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急剧减少。1985年，为了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确定了以人均年收入200元为贫困线。当时，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仍有1.25亿人。经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万人。1991年，考虑到物价指数和生活费用指数的变化，为了更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将贫困线提高到300元，按这样的口径统计，当时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为6000万人。到1993年制定“八七”扶贫攻关计划时，又再次将贫困线提高到400元。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8065万人。在整个计划实施期间，扶贫攻关成效卓著，1996年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6000万人，到1998年又减少到5000万人，到1999年底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多万人。对此，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伟大的脱贫运动”。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救济工作在各级民政部门的统一组织和管理下，对社会救济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4个方面：救灾、救济、五保和扶贫。救灾是为帮助灾民脱离灾难险情，减轻灾害损失，克服灾后生活和生产困难而提供的社会援助。五保是指由农村社区(集体)负责保证无法定扶养人、无劳动能力、无可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和孤儿基本生活需求的社会援助，即对他们“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保教)”，简称“五保”。 6．(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不是低保户、但因突发事件等因素而陷入困境的家庭在北京市东城区会及时得到救助。依托社会救助信息系统，生活上一时陷入困境的低保边缘户纳入了政府视野。 春节前，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大学生李奕收到了东城区民政局和捐助单位代表送来的 2000元助学慰问金。李奕幼时父母离异，与母亲失去联系，2002年父亲因病去世，由祖父母抚养。祖父母均为工厂退休工人，退休费共计2000元左右。二老每月需支付自费药600余元，生活上祖孙三人相依为命。2006年李奕考上大学，两位老人很是欣慰，可学费却不知何处筹措。 为解决李奕的学费问题，当地社区居委会曾多方努力给子帮助，但都是杯水车薪。为了能够让类似李奕这样的家庭纳入政府帮扶视野，东城区在北京市率先试点建立了社会救助信息系统。 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在核定救助人群时，不再把经济收入作为唯一标准，而是由计算机按照困难人群的困难程度进行科学排序。据了解，李奕就已成为这个信息系统的统计对象。这个信息系统目前已采集了东城区近2万名居民的基本信息，并综合了16个政府委办局掌握的 188项市民信息，从基本的姓名、年龄、月收入、到家中是否有房产、汽车，是否有人患严重疾病，所有信息根据对家庭影响程度不同被转换成相应的数值，最终通过计算机分析软件对全区的困难家庭进行精确排队。 据了解，不够低保资格的李奕家也能排在其中，而且在前89名困难家庭中，有46户不是低保家庭。这些家庭大多是因病或因家庭重大变故致贫，但并不符合现有的低保政策标准，社会救助信息系统让这些最需要救助的家庭领到了“雪中送炭”的救助金。 东城区民政局局长赵凌云说：“我们通过社会互助捐赠筹集20万元善款、北京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筹集5.5万元，对这89户低收入困难家庭进行优先救助。”赵凌云介绍，社会救助信息系统实现了对部分非低保户困难家庭的救助，他们往往因就学、就医、突发性事件造成了暂时的或长期的困难。一些虽然受到各项政策救助但仍然生活困难的家庭也因为这个系统的帮助得到及时援助。 记者了解到，东城区民政部门并不平均分配救助名额，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充分利用社会救助信息系统，针对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给予最高5000元，最少也有400元的救助问候金。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4年7月16日，河南省巩义市首例“大头娃”状告商家索赔案中的原、被告双方达成赔偿协议：被告巩义市夹津口镇三乐综合批发部一次性赔偿原告姜某经济损失1.75万元。原告姜某今年不到一岁，因母乳不足，一直食用三乐综合批发部销售的内蒙古海拉尔市三星乳品有限责任公司和苍南味全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婴幼儿奶粉。食用后，姜某体重增加缓慢，头大，后全身浮肿。医院诊断认为，姜某为重度营养不良，患有中度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等症。经鉴定，姜某所食用的奶粉属不合格产品。2004年5月24日，姜某向巩义市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7万元。 2．2004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反映，安徽省阜阳地区出现大量患有“重度营养不良症状”的病婴，原因是长期服用劣质奶粉而导致营养不良、发育畸形甚至死亡。 3．阜阳市人民医院2003年以来的住院登记簿表明，2003年1月已经有第一例“大头娃娃”前来就诊。2003年5月，院方的记录中患儿数量增加到6名。2003年6月，“大头娃娃”数量增至7人。阜阳市人民医院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找到阜阳市电视台，在当地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栏目《今晚10分》中播出了10分钟的专题节目，揭露劣质奶粉伤害婴儿事件。但是此时，阜阳市有关部门仍然没有采取有力措施。2003年12月，“大头娃娃”的就诊人数猛增到10人，同时让人觉得不幸的是，有2人经救治无效死亡。2004年1月，又有6个“大头娃娃”被送到医院。终于在月底的时候，阜阳市卫生局和工商局在当地报纸的右边角落里，公布了33个品牌的“黑心奶粉”。截至2004年4月25日，阜阳市人民医院总共收治患有“重度营养不良综合征”的“大头娃娃”多达66个。 4．2004年3月30日至4月17日，奉节县人民医院先后收治了4名劣质奶粉的受害婴儿。至4月27日晚，其中3名婴儿被证实已经死亡，1名幸存者还在医治。 5．2004年4月24日，一对叶姓夫妇抱着发烧的小孩，来到江门妇幼保健医院。该小孩除了有感冒症状外，头部显得特别大，而身子较小，脸部还伴有浮肿现象。据了解，该小孩自从去年出世后，就一直没有奶水吃，只靠奶粉等作为主食。刚出生的时候吃一种85元一盒的奶粉，没有什么异常，但后来孩子的父亲在恩平圣堂镇某商场见到了一种同样品牌价格却便宜很多的奶粉，就买了很多一直吃到现在。26日，该婴儿转移至江门妇幼保健中心。经详细检查发现，该婴儿血色素较低，肝功能也受到了一定的损伤，蛋白质含量较低，属于低蛋白性营养不良。医护人员紧急采取措施，为其输液补充蛋白质。 6．2004年4月26日上午，记者在汕大医学院附二院的儿科住院部见到两名“大头”女婴，其中一名5个月大的女婴头部肿胀得异常厉害。4月27日上午，又有一男一女两名大头婴入住汕头大学医学院附二院儿科住院部，经医生的初步诊断，两名婴儿的症状均是由营养不良引起。 7．2004年4月2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卫生、工商、质检等部门组成的第一支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已对阜阳市场上销售的205个奶粉品种全部进行了检测，共查出46个生产厂家生产的不合格奶粉55种。除两家没有生产单位以外，其他生产厂家分布在8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关部门现已立案4起，刑事拘留5人。 8．2004年4月24日凌晨，在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第二小组的指导下，工商、质检、公安等部门采取联合行动，对安徽省内的合肥、蚌埠、蒙城三个奶粉批发市场进行了突击检查，在合肥查获了一批劣质奶粉，在蚌埠打掉了一个制假窝点。与此同时，质检部门与公安部门互相配合，针对阜阳市场上销售的不合格婴儿奶粉已经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追查行动。 9．国家对于各种奶粉中的蛋白质含量都有明确的标准。如全脂奶粉的蛋白质含量应该达到23%以上，脱脂奶粉应达到34%以上，全脂加糖奶粉达18.5%以上，调味奶粉也须达到 16.5%以上。奶粉里面乳固体的含量，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比例，才能叫奶粉。如果里面的麦芽糊精达到了50%、60%，或者70%、80%的话，这就不能称之为奶粉。婴幼儿食用的奶粉因是一种需要特定营养、特定年龄者食用的奶粉，所以国家有专门要求，比如乳清蛋白含量要占总蛋白含量的40%以上，蛋白质的总含量不能小于12%，而且要求含有如维生素A、维生素B1、 B2、B6、维生素E等数十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10．2004年4月27日，国务院赴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联合调查组初步查清劣质奶粉中蛋白质等营养素全面低下是造成婴儿患病的重要原因。劣质奶粉又叫做“黑心奶粉”或“空壳奶粉”。主要原料包括淡奶粉、蔗糖、麦芽糊精、精炼植物油，以及钙、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原料当中，用鲜牛奶制成的淡奶粉价格最贵。有的奶粉经销商已将每袋奶粉的批发价压低到了3～5元，这意味着生产者只能放弃淡奶粉作为原料或使用少量作为补充，他们通常添加几乎无营养价值的淀粉。这样的奶粉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基本营养物质不及国家标准的三分之一，基本上没有营养可言，比米汤还差。这根本不能满足婴儿生长的需要，长期食用会导致婴儿营养不良，停止生长，严重的甚至越长越轻、越小，直至心、肝、肾等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11．阜阳市青年路小商品批发市场，是价格低廉的小商品的集散地，也是许多“害婴奶粉”从生产厂家流向农村小卖部的中转站之一。阜阳市工商局提供的一份名单显示，在青年路192号到255号这不到100米的地段里，竟然集中了6家批销伪劣奶粉的批发商。而这还仅仅是抽检结果。 12．阜阳的农村，经济不发达，种地几乎挣不到钱。当地很多农民，特别是年轻人要靠外出打工挣钱糊口，所以当地形成了一个习惯：小孩出生以后，往往是不到满月父母就出去打工，为了让小孩不养成依赖母乳的习惯，即使是小孩出生的时候有母乳也不用母乳喂养，往往是父母出门打工之前，给小孩买一两箱奶粉，放在家里，让爷爷奶奶照顾孩子。农村老人一般文化水平不高，自己一辈子都没尝过奶粉是什么滋味，就无从鉴别奶粉的优劣。而一些劣质奶粉质量虽差但包装并不逊色，有的甚至打着“国家免检产品”、“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等标志，更让他们真假难辨。每袋400克的劣质奶粉，零售价一般在10元左右，比品牌奶粉便宜不少。相对低廉的价格就因此成为市场杀手锏，刺激了经销商的售劣积极性。 13．2004年7月16日，宁波市卫生部门接到浙江省卫生监督所的紧急通知，要求查处“澳利康”等26种劣质奶粉的通知。据介绍，东阳市一外地民工的婴儿因食用劣质奶粉而致病，其症状与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受害儿童症状基本相似。该患儿曾食用汕头一家人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一家人”AD钙助长奶粉和内蒙古临河市蒙得乳制品厂生产的“澳利康”婴儿奶粉。经检测，“澳利康”婴儿奶粉蛋白质含量仅为3.46%。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我们最终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停止《纽约时报》的印刷，日期待定。”2010年9月8日，《纽约时报》主席和发行人苏兹伯格在伦敦的这番表述，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而《纽约时报》所面临的困局，也是所有传统媒体的一个缩影。 美国《纽约时报》1851年开始发行，目前发行量居全美第三。该报共赢得104次普利策奖，其获奖数量为美国报刊之最。《纽约时报》在美国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它是美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天早晨在上班前，从地铁站花2美元买一份《纽约时报》已经成为许多美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一家老牌而权威的纸质报纸的消失，是让人痛苦的，不仅是发行者，即使是普通读者也一时难以适应。所以，当人们传言该报将在2015年正式停止印刷时，美国人普遍为之愕然。迫于现实，《纽约时报》的经营者们已经不能再固守传统媒体的阵地，因为时代的变化发展，决定了他们必须改变经营策略，由纸质向网络转变，由免费阅读向收费阅读转变。 《纽约时报》陷入困境并非一朝一夕。2005年5月《纽约时报》大裁员，200人遭解雇；9月20日宣布大面积裁员计划。10月起在全美范围内进行新一轮裁员，裁员数量为500人左右，约占该公司员工总数的4%；2008年9月30日《纽约时报》旗下的《纽约太阳报》停刊；12月4日宣布裁员530人，同时砍去“城郊新闻”业务部门，该部门在纽约市发行《纽约时报》增刊《城郊新闻》。 报业陷入深度危机，主要原因就是互联网的兴起，而金融危机加速了美国报业的萎缩。美国其他报纸同样面临着发行量下降、读者流失、广告收入锐减等困扰。由于美国经济走衰，媒体广告收入急剧下滑，业内人士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报业集团面临债务危机。 2．光合作用书店遇到的困局使很多爱书人担心起民营书店未来的整体走向。据报道，国内最大民营连锁书店——光合作用在北京的现代城店和五道口店遭到供应商哄抢，光合作用资金链可能出现问题，其高层也于近期集体辞职。光合作用总经理孙池对外表示，她正在香港跟投资方商谈一笔融资方案，希望外界能宽限一点时间。近两年，北京“第三极”书店败走，“风入松”等在内的民营实体书店陆续停业或濒临倒闭，民营书店的经营无疑面临着困局。 对于民营书店来说，近两年日趋高涨的房租、水电等成本，网络书店和新型电子阅读甚至是网络盗版带来的书籍销量下滑，成为其困局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民营书店早已展开多种经营思路，卖咖啡、卖文具，搞各种阅读交流活动和讲座，营造实体书店应有的人文气息和互动氛围，不可谓没有做出努力。但房租高涨和多种人们阅读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等冲击，成为其客观上一种不能承受之重。 对于这一点，业内人士早有呼吁，书店作为城市的文化单元，特别是民营书店，是需要社会支持的。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过，期待中国城市能够在文化、人文环境方面多做点“面子工程”，“比如，城市中每年能不能有几块地方低价甚至不收房租租给开民营书店的人?政府需要拿出这样的地方、专门的资金扶持文化产业，不能光卖地，哪怕拿出点给文化当‘回扣’。房地产商们，如果他们能在每个小区拿出一间屋子，低价租给经营书店的人，说不定小区的房价都会高一点儿。” 出版界也早有书籍应该“涨价”的呼声，现在整个图书产业链长期处于微利状态，致使作者、出版商、书店都面临困难，国内书籍的价格与国内其他文化消费相比，与国外书价相比，都太低。一些了解出版界情况的读者甚至也表示过，在现在的书价基础上涨价20%至30%他们可以接受。 当然，平心而论，需要社会支持的事情太多，仅就文化“抢救”来说，比实体书店更加“濒危”的东西就不少。而片面要求读者“提高觉悟”接受书籍涨价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总说发展文化，文化其实应该渗透进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进城市的细节中。各种具有人文特色的书店，就是城市动人的文化细节，也是对普通人生活来讲，十分亲近易得的一种方式。民营实体书店面临困局，是一种无奈，只希望这种无奈，能更少一点。 3．由浙江华策影视与杭州市政府、海宁市政府合作共建的“中国(浙江)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在海宁正式上牌。至此，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以文化出口为导向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国际合作实验区正式成立。 而不久前，浙报传媒也抛出“大手笔”：拟斥资35亿元收购盛大网络旗下边锋、浩方两大知名电子游戏平台，以此为契机快速切入娱乐互联网行业。 浙江文化产业近年来的确颇有热点，这些都得益于浙江省委省政府持续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系列决策部署。自提出建设文化大省，继而打造文化强省的战略目标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出台各种举措，鼓励文化企业创新，激发全社会的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时间回拨10年，浙江早期的文化产业状况着实让人无法乐观。“就以影视产业为例，制作播出平平常常，偶尔有几部引起关注的电视剧，大家的新奇感就犹如看卫星上天。我写《中国神火》那会，央视肯播就很开心了，哪像现在，浙产剧央视都抢着播。”浙江广电集团总编辑程蔚东回忆。 那时候，浙江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名编名导，如著名演员史兰芽的父亲史践凡，因执导《中国启示录》以及《鲁迅》而闻名远近；有程蔚东，一鼓作气写了几部曲：《中国神火》《中国商人》等。这些努力也给观众带来一些精神食粮，但对于广袤的影视天空来说，这些也只是几颗“星星”而已。 电视剧的产业化更令人苦恼。华策影视总经理赵依芳回忆，在2002年之前。浙江的影视制作机构只有39家(现在已经有500多家了)。仅有的两家所谓的民营影视单位，也都戴着“红帽子”——“华新影视”(华策影视前身)是与浙江省电视剧制作中心合作成立的，“长城影视”则是挂在浙江省文联下的创作机构。 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非公有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同年10月，华新影视更名为华策影视，凭借体制、资本和人才等多方面优势，迅速走向了成熟与壮大，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当今影视产业的主力军。 在2009年登陆A股的上市公司中，最风光的无疑是王中军、王中磊这对年龄相差十岁的兄弟创办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谊”)。同年9月27日，华谊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核，成为内地“影视第一股”。而公司的注册地，正是在浙江横店。 2010年10月26日9点30分，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华策影视出现在不断滚动的大屏幕中，股价瞬间突破百元大关。当日，华策影视收盘于107.80元，以58.53%的收盘涨幅居当日第一。由此，浙江又诞生了一个“第一”——中国“电视剧第一股”。 影视作为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一部影视剧的制作，前期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杠杆投入。一位从事影视剧多年的业内人士感叹，拍摄电视剧就那么几个月，但要回收资金，还需要后期制作、发行、播出，这一大段的时间没有资金回来，就无法投入下一部的制作。 上市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赵依芳表示。民营影视的发展受益于省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措施，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008年，浙江省广电局设立2000万元的影视剧扶持专项资金，用于奖励荣获国内外重要奖项的影视作品、影视制作单位和个人；2009年，浙江制定了《关于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企业发展的意见》，在财政、税收、劳动保障、企业用地、投融资等方面出台新的扶持政策。 而两大影视股只是浙江文化产业的一个缩影。2010年12月9日，宋城集团在创业板上市，成为“演艺第一股”；2011年9月29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全资控股子公司浙报传媒成功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媒体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报业集团——浙江文化企业又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写下了多个“第一”。 如今，华谊已成为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影视集团。一方面，利用《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等高质量影片与进口大片抗衡；另一方面，借助其品牌价值，积极尝试产业链的拓展。 华策影视则在电视剧市场上频频发力，《中国往事》《倾城之恋》等电视剧叫好又叫座。2011年，华策影视的电视剧生产规模超过600集，并向院线、网络游戏等渠道及衍生领域拓展。 而宋城股份采用“主题公园+旅游文化演艺”深度融合的经营模式，分享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双重增长，旅游文化演艺的高附加值以主题公园为载体，实现了高盈利与高增长特性。 民营文化企业“草根力量”释放，国有文化单位也着力“存量突围”。“以浙报传媒为例，传媒业上市融资，能从根本上盘活国有文化资产，有序吸纳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建立有利于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投融资体系。”浙报传媒高管认为，上市目的不仅仅在于融资，其深层次价值在于推动传媒企业优化结构，实现企业的升级蜕变，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做大做强。比如本次拟收购盛大网络旗下边锋、浩方两大知名电子游戏平台，正是公司全媒体布局的重要一步。 这一切只是开始，在浙江这片人文底蕴深厚的土地上，资本市场“全方位”对接文化企业上市的浪潮还在向纵深推进。2011年是浙江贯彻文化服务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第二个年头，与此同时，文化产业发展“122”也进入了第二年，也就是到2015年期间要培育100家重点文化企业，培育20个重要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助推20家文化企业上市。 4．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发布，引起大量音乐人的争议，特别是第四十六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内地音乐人、歌曲作家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谁来保护我们辛辛苦苦创作制作的歌曲作品?”并举出了摇滚歌手汪峰的例子：2011年，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在春晚上凭借摇滚歌手汪峰的歌曲《春天里》一炮而红后。商演、代言等活动便接踵而至，《春天里》也成为“旭日阳刚”出席活动的必唱曲目。但随后，该曲的作者汪峰在2月11日发表博文，要求“旭日阳刚”立即停止演唱《春天里》。从法律层面来看，汪峰作为歌曲《春天里》的版权所有者，要求对方停止翻唱自己的歌曲，属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但如今的情况则不一样了。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按四十六条，《春天里》火了吧?汪峰出版三个月后，我按四十八条向音著协交钱翻唱，我也火了!汪峰上哪说理去?他能告我?不准我唱?翻吧翻吧不是罪，让汪峰无歌可唱!” 同时，对于此修改草案，著名音乐人高晓松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微博上写道：“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最蹊跷的是新法只写录音制品，为何不包括电影、电视剧?如果所有知识产权都只保护3个月，我们愿意共同献身。”随后，高晓松再次更新了微博，质疑国外的录音制品是否包括在内，并称：“这个新法唯一的好处，就是Lady Gaga新专辑发表三个月后国内就可不经授权使用及翻录。”当天高晓松第三次更新微博，写道：“大批版权人并未授权那些政府办的集体管理组织，为何立法强制由他们收费?” 除了表示质疑和愤怒之外，更多的内地音乐人则在微博上呼吁重视保护版权。摇滚歌手汪峰在微博上表示：“时代到了今天，当全世界绝大多数尊重文化和创造的国家，因为盗版和非法下载音乐而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时，我们竟然颁布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新法规!这悲哀该如何形容!对于所有不劳而获的家伙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所有善良的创作者又意味着什么?”内地音乐人小柯则在博客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全部核心内容就是版权，四十八条等于拿走了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核心资源，既然草案是拿出来征求意见，这就是我的意见。尊重劳动者，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者，请尊重并且单纯地保护版权吧!” 5．盗版给全球的娱乐产业每年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并且在中国这个快速增长的市场尤为严重。猖獗的盗版沉重打击了中国文化产业，并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化市场的长期发展。 制作盗版或者非法复制使用盗版几乎没有什么成本，但是文化产品的真正价值并不是有形的，而是里面凝聚的知识，是研发、维护所需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好像任何其它的产品一样，如汽车，我们看到的是具体形状的汽车和价格，如果大家都去把汽车不要钱拿回家，哪个汽车企业会发展起来?而相应的，汽车厂家也没有资金继续发展，最后的结果就是好的汽车没人生产了，受到损失的还是我们消费者。文化产业也如此，如果任由盗版发展下去，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再也没有新的文化产品，连盗版都无从谈起了。 针对中国盗版的现状，中国反盗版的先驱人物侯小强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觉得盗版在中国有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有文化管制带来的盗版，国外有很多大片你看不了，但是大家又有娱乐需求怎么办，就只能看盗版。有的是农业社会带来的封建主义或那种遗留的思想，比如说像孔乙己说的，窃书不算偷。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很实用主义的，我们可以花钱去吃一顿饭，但一般人却不愿意给小费。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发展不饱和，以及大家这种消费习惯。第三个就是价格，价格太高大家买不起，只好看盗版。第四个，就是盗版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政府。奥运会期间《我和你》那首音乐，你想搜盗版都搜不出来，我觉得我们政府是有这个实力去打击盗版的，但政府为什么对此重视不足呢?我觉得有些时候考虑的问题可能太多了，负担太重。比如说盗版在中国也是个产业链，他可能也关系到上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的生存。以盗版盛大文学的这个产业链为例，盗版网站至少有五六十万个，每个网站养活两个人，那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表面上盛大文学一年的收入，六七个亿人民币，养活一千个员工。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也养活了一百万人。至于说什么时候解决，无从知晓。但唯一确知的就是现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比以前大了好多。我们近年来发起的50起官司赢了48起，人也抓了非常多，我相信盗版问题终将会解决。” 6．人们普遍认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最好的策略是“复制”——在中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山寨”。“山寨”的效果很明显：免去了时间和金钱投入巨大的研发，直接拿来世界上最好的技术和模式，迅速跟进。实际上，“山寨”遍地的国家中，政府往往默认甚至背地里支持这样的行为。 直接从国外“拿来主义”这种模式，在制造业或科技领域有明显的效果。拿过来可以直接用，本土产业很快能上一个台阶，很快赶上发达国家的脚步。但在文化产业并非如此。全球知名的市场咨询和顾问机构：IDC(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国际数据公司)曾于2002年开展过一项名为“全球数字盗版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主导该研究的研究员，也是现任IDC首席研究员的约翰·冈茨通过研究发现，很多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也采用“拿来主义”，但往往没意识到，或吃了很多年亏之后才意识到，本土文化产业将付出更高的代价。他与另外一位作者杰克·罗切斯特将研究结果合著成书，中文版译为《数字时代，盗版无罪?》，通过对57个国家的研究分析了全球盗版的原因及后果。 过去几百年来，盗版泛滥无非跟三个因素有关，即时间、空间和成本。节省复制时间、方便在不同空间传播并节省复制金钱(相关的消耗都可以统一折算成金钱)成本的方式，几乎必然导致盗版大规模出现。比如十五世纪古登堡印刷机发明之后，在复制速度、便携程度和金钱投入上，印刷书对手抄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最直观的就是，现在人们已经不看手抄书了。 在《数字时代，盗版无罪?》一书中，作者介绍了两个案例分析盗版对本土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 建国之初的美国，英国文学作品远远多于本土作品，美国大众将英国视为文化来源。大量盗版英国作家的作品，以1843年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为例，美国的盗版只要6美分，而伦敦则售价2英镑，远在英国的狄更斯没有从美国市场拿到过一分钱版税。这在上世纪的中国也照样上演：当时中国大量非法出版《百年孤独》，并极大影响了莫言、苏童、余华等一批中国作家，但马尔克斯并未因此拿到一分钱版税。直到2011年的《百年孤独》，才是第一次拿到马尔克斯授权的正版作品。当年英国作家的盗版作品在美国十分畅销，不仅作品十分优秀。很多都流传至今成为经典，而且价格仅相当于本土作品的几十分之一，以致低价英国盗版书籍在美国泛滥，美国作家们的作品在本国销量受到极大影响。后来颁布版权法之后，情况才有好转。 作者举的第二个例子来自加纳。加纳本来是一个具有音乐传统的国家，加纳老百姓普遍喜欢音乐。上世纪70至80年代出现录音机和卡式录音带后，促使本土音乐蓬勃发展，街头巷尾都能听到音乐。但因为政府放任，国外进口盗版音乐大量涌入加纳，本土音乐人和唱片公司越来越难以谋生，许多音乐人要么选择出国，要么被迫改行。原创音乐开始凋零。加纳司法官员意识到：“复制这种方式，绝对不利于一个国家的艺术、文化、创造力。如果我们非洲国家盲目追求从发达国家复制一切，将会陷入否定自身文化的陷阱，这无疑也会阻碍我们的经济与文化的健康发展。”1992年，加纳政府开始打击盗版，鼓励正版。当盗版率降到10%至15%的水平时，加纳的音乐产业完全复苏。 通过对包括这些案例在内的五十多个国家的研究，约翰·冈茨发现，在盗版泛滥国家中，4年中只要降低10%的盗版率，平均可以创造150万个工作机会、4000亿美元的经济增长量及600亿美元的政府税收， 在分析加纳的故事之后，作者写下了值得深思的评论：“你可以复制发达国家的技术成就，而节省了自行努力取得这些知识所需的成本。不过这么做，你就放弃了建立合法的本地知识产业经济基础的努力，而与之息息相关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将离你而去。” 最后作者得出一个结论：盗版受害最大的不是被盗版原创者或公司，而是本土相关企业，它们占据大约80%左右的损失。在中国发生的情况也很典型：大量盗版微软及其他软件的结果，导致本土软件产业规模极小。 7．在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美国可谓先行一步。早在美国独立后，大多数的州即参照英国的《安娜法令》制定了本州的知识产权立法。不久美国人很快意识到有必要制定联邦的知识产权制度。于是，在1770年的美国宪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款即第八条款。这个条款是专为国会制定的。它授权国会通过保障作者和发明人对其作品和发明的有限的排他权，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这一条款就是版权和专利宪法条款。 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立法的不断完善。以著作权法为例，美国1790年3月通过第一部版权法，当时仅适用于书籍、地图、期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产权关系越来越复杂，为适应上述变化，实现宪法的目标，美国的著作权法经过1831年、1870年、1909年的重大修订，《1909年版权法》的保护范围已扩大到所有作品。《1976年版权法》即现行版权法，于1978年1月1日开始实施。从此，对版权开始实行单一的联邦保护制度。到目前为止，该法已历经26次修改，其内容既涉及著作权的实体规定，也包括著作权的管理等程序。从版权法的历次修订中可以看到版权客体种类在不断扩大，特别是科技的发展使电影、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与科技密切相关的内容成为版权客体，并且日益成为美国版权法保护的重点。美国的版权制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奉行所谓“商业版权”说，认为版权的实质是版权人享有的排除他人为商业目的而复制其作品的专有权。美国注重版权的登记注册。虽然版权的取得不以注册为要件，但未向版权局注册和呈交过样本的作品在受到侵犯时，版权人不能向法院提起侵权和损害赔偿的诉讼，即版权得不到最有效的保护。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过程是将知识产权规定的义务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向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标准不断靠拢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从无到有，目前已经具备高水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具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体系，包括司法途径、行政途径和知识产权协调指导机构。特别是2001年以来，知识产权立法进展迅速，经过重大修改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开始实施，2002年1月1日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实施，表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和水平全面同国际惯例接轨。但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起步晚、基础差，面对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国际协调的要求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必须力争做到高起点、高标准地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为此，吸收发达国家的立法成果，引进知识产权的国际条约的规范与标准，便成为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必然举措。这种吸收与引进，一方面保证了中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与国际知识产权条约惯例相适应，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加入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做好了准备。同时，也充分地表现出我国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社会的一员，认真履行保护知识产权义务的坚强决心和诚信态度。虽然我国采取了许多措施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向国际标准靠拢，但不可否认，从整体上分析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还存在着不平衡及其他方面的缺陷。一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有待拓宽。比如，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未公开信息作为商业秘密只是作了比较原则的规定，计算机软件保护还存在不协调的地方；二是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需要增加，比如，著作权的财产权规定比较原则；三是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措施尚待健全，比如，在损害赔偿、知识产权的行政程序、过错推定原则等方面的规定还有待完善。此外，在一些立法的程序方面，比如说一些保护变成保护外国人的多，保护中国人的少，这叫做反过来的超国民待遇。在著作权、软件、音像制品方面，盗版依然猖獗、影响社会秩序；一些地方还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对保护知识产权态度不坚决，甚至姑息迁就等。同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规章还存在着不尽协调的方面，法律的透明度也有待提高。这说明我国知识产权的立法和国际水准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应进一步加快缩小同国际标准的差距，采取主动实施与被动实施相结合的做法，以主动实施为主，被动实施为辅。为此，结合中国国情和切身利益对国际法的规范进行分类选择，不失为减少冲击，争取制度创新时间的一种方法。 8．2011年全国制作完成的国产电视动画片共435部，261224分钟，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动画生产大国，但中国的动漫产业却存在繁而不盛、产量多精品少的现象。 从内容的主题上看，《喜羊羊与灰太狼》形象设计定位于儿童，当问及这部动画片成功的关键因素时，原创方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黎丽斯女士表示：“第一是内容，第二、第三还是内容，从剧本到画面，我们都努力做好原创的动画内容。只有精准定位，诚意制造的优质内容，才可以经受时间的考验，最终获得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从实际效果看，国内动画角色扮演的理论根基相当浅，很少有优秀的动画师，能像个出色的演员一样，身体力行地设计出动画角色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中国的动画产品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由于缺乏讲故事的能力，制造出的东西模仿痕迹太重，让观众看不到新意。 “动漫产业虽面临一些问题，但前途是光明的。”北京动漫游戏产业联盟秘书长刘春刚坚定地说。国内动漫产业在国家的扶持下一定会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创造中国动漫产业的辉煌。 一个成熟的模式是一个行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为现代企业的转型或升级装配上强劲“动力引擎”。而我国动画产业的盈利模式还不清晰，因此企业发展受到阻碍。动漫制作企业很多，但普遍小而分散，独立开发运作的能力有限。日本是动漫大国，采用制作委员会模式，由一家握有主导权的干事企业成立委员会，再邀请各家企业参与投资，资金到位后再成立制作班底。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风险分散，分担制作费用后，一家企业可同时投资多部作品，避免“独挑大梁”的沉重负担，这样做还可大幅缩短企业间沟通协作的程序和时间，同时，由于委员会成员在项目中都拥有权利，各企业也比较容易形成合力。 目前存在的情形是，一般动画片卖给电视台的收入远远抵不上制作成本。相比电视台的播出渠道，走院线的盈利模式倒是很清晰，但目前国内动画电影经验比较少，企业投资也就更慎重一些，能够进入院线的国产动画片屈指可数。《喜羊羊与灰太郎》算是国内动画产业中的一枝独秀。自2005年6月推出后，它的最高收视率达17.3%，在香港、台湾、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风靡一时。基于这些成功的影响力，广东原创动力从2009年开始每年推出一部电影，票房已经轻松过亿。 在国外，动漫作品会拉动衍生品的销售，产业链的整体效益很高。而目前，国内动漫产业的各个环节是割裂发展的，没有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使得动漫产业整体效益偏低。广东原创动力是国内动漫衍生品开发较早、种类较齐全的动漫企业之一。短短3年多的时间里，广东原创动力即与众多知名商家结成了策略伙伴，开发生产了音像、图书、玩具、文具、服装、食品，甚至包括QQ表情、屏保、金融信用卡、多媒体等动漫衍生品。《喜羊羊与灰太狼》同名杂志2009年创刊，发行量每月50万册，在短短两年间带来了超过2亿元的产值。广东原创动力更与各出版公司合作出版了喜羊羊图书1500余万册，产值近2亿元。可以说，通过衍生品授权获得的收益已经和播出版权收入相当。 市场中的盗版问题也是动漫产业绕不开的难题，尤其是衍生品的侵权问题。工商局的人去某图书音像批发市场打假，检查人员来了之后只是让商贩们把货品拿下架，等检查人员一走，商贩们又若无其事地将盗版货品摆上了货架。“动漫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产权是原创作品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利润来源，对于不时出现的作品侵权问题，企业只能寄望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个人版权意识的强化。”广东原创动力相关负责人有些无奈地说。 9．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7%)或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10%)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而14岁及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它是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反映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根本改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过程。 2．人口老龄化将作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主要特征，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在1997年召开的第38届会议上，提醒各会员国要“铭记21世纪老龄化是人类前所未有的，对任何社会都是一项重大挑战”。 3．据联合国的统计材料，人口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3个国家是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到2050年，西班牙老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22%增长到44%，意大利将增长到42%，而日本将达到60%。此外，俄罗斯、瑞典、瑞士、德国和比利时等国也将是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寿命不断延长。这是世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人均寿命1950年只有44岁，目前已经提高到66岁，到2050年时将增加到77岁。 4．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与21世纪共同起步。当21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世界人口老年型国家行列。中国老年人口数量之大，发展速度之快，更是前所未有。所以，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全球人口老龄化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5．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完成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将对21世纪前50年人口老龄化带来深刻的影响。在前50年中，人口老龄化将经历从起步、加快到高峰的发展进程。2000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2025年将达到2.8亿，占总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达到4亿左右，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除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老年人口数量大等一般特点外，还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即在人口老龄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将出现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高龄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农村老龄化增长期。在21世纪前50年，中国老龄化发展将给社会经济带来十分深刻的影响。解决好前50年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求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到下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缓解，将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6．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广东65岁及以上人口为656.82万人，占总人口的7.91%。与2000年“五普”相比，净增130.83万人，增长24.87%，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了1.74个百分点。按国际上通用的人口老龄化标准衡量，2000年之后，广东已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但其进程较其他省、市稍为缓慢，这主要是广东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省外人口迁移流动，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补充，从而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7．在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广东老年人口表现出如下特征：(一)中龄组的老年人口比例有所增加。国际上通常以65～69岁(低龄组)、70～79岁(中龄组)、80岁及以上(高龄组)人群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来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状况。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广东老年人口的低龄、中龄和高龄组的比例分别为35.59%、48.32%、16.09%，其中中龄组所占老年人口的比例最高，与2000年“五普”相比，上升2个百分点。中龄组的老年人口比例增加，一方面体现了社会文明进步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另一方面则对今后的社会服务、福利设施规模、结构及分布等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二)城镇、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同步，超过1/2的老年人口在农村。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使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2004年广东城镇、农村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为7.36%和8.54%，比2000年分别上升了2.41和0.84个百分点。显然，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且有超过半数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地区。但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上看，则城镇快于农村。因此，不但要加快城镇老年人口的养老、医疗、照料服务等基本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而且要重视和提高改善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状况。(三)养老主要通过家庭赡养，且绝大多数老年人健康情况良好。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广东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与亲属共同生活的占77.59%，比2000年“五普”下降了1.62个百分点；而在主要生活来源方面，靠“子女或其他亲属供给”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63.26%。可见，目前养老的主要模式仍然是通过家庭赡养。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水平不断提高，这种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挑战，同期广东的“空巢”家庭户(指单身老人或一对老年夫妇的家庭)比2000年上升了1.5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的上升幅度则更为明显，高达3.3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三代户”与“四代户”的家庭分别比2000年下降了2.11和0.20个百分点。以上现象充分说明了广东以家庭养老的观念正逐渐弱化。此外，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还显示，在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91.33%在生活上能够自理，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较为良好。 8．上海市统计局最近提供的信息称，上海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是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逐年增长，占上海全市总人口的比重继续上升；另一方面是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上海全市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占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上海市统计局统计显示，200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88.0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5%，大大高于全国人口老龄化平均7%的水平；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老年人口总量增加了62.89万人，增长50.3%，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上升了2.1个百分点。在老年人口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为29.88万人，占老龄人口的比重为15.9%；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相比，高龄老人总量增长了73.7%，比重上升了2.2个百分点。按照我国现行的男性60岁、女性55岁法定退休年龄计算，上海市老年人口总量为245．26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已经接近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水平。上海市统计局分析预测，随着50年代出生的人口陆续退出劳动就业队伍，2010年前后上海市人口老化将进入高峰期，这将对全市未来的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产生许多影响。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上海新世纪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所面f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9．从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看，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水平下降，且这种下降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而自然下降的。因此，这些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多数花上近百年以上的时间。但是，我国从1982年开始，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经济发达国家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向“老年型”急剧转变，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经济发达国家进入“老年型”人口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般都在1万美元以上，而广东目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若按官方汇率折算，只有2000多美元左右。足可见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于人口老龄化进程。 10．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为11.82%，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比2000年多抚养3名老年人口。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人口逐渐进入婚育期，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一对年轻夫妇将要面临赡养4个老年人的困境。 11．从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看，老龄者的家庭用品、保健费、医疗费以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由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老龄者人均消费额随着衰老而减少，对住宅建筑以及电视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 12．我国的劳动力自1978年以来以年均3%左右的速度增长，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预计2020年以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力人口年龄在不断提高，一方面劳动者的生产经验丰富，技能熟练；另一方面，由于年龄增大，50岁以上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智力上都不如青年劳动力，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知识经济时代里，接受新知识、新技术都比不上青年劳动力。 13．中国人口老龄化虽然是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到来的。但是，从21世纪开始，在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将实现第三步发展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现在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预测和分析，到21世纪30年代，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以上，虽然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劳动力资源仍然比较充足。 14．总的来说，人口老龄化在宏观和主导方面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老年人口不是纯消费者，他们中间仍有一部分人从事经济活动，劳动经验和知识积累相对丰富，可以弥补体力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经济发展。 15．我国老年人口的经济水平大体分三个层次：一是年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间的温饱型消费；二是年收入在5000元至8000元间的温饱型向小康过渡型消费；三是多于8000元收入的小康型消费。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1、高校浪费现象有多严重，看看摆在水房和食堂里的泔水桶就知道了。　　某高校二食堂，就餐时间尚未结束，泔水桶里已漂了一层白花花的馒头，大多只吃了半个甚至几口；在另一所高校的自助餐厅，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几乎原封不动地被丢弃在泔水桶边，餐桌上不锈钢餐具里的米饭不少还剩有1／3，有的剩了一半以上。该餐厅的保洁员说，新生刚入校那阵浪费更厉害，一个中午，两只大泔水桶就满得往外溢，他们不得不经常再准备两只备用的。　　2、郑州十一中北校不久前发生了这么一件事：3名十五六岁的女高中生嫌炊事员给她们打的米饭不如男生多(在该校食堂，主食是无限量供应的)，一次次要求炊事员加饭；当每个人盘中的米饭已经高高地堆成了尖时，像是为了示威，3个女孩一起得意地将米饭倒在了地上。炊事员见状批评她们浪费，女孩们振振有词： "怎么，我们已经交过伙食费了，浪费也是浪费自己的，你管不着!"　　事后，校长找3名女高中生逐一谈话，虽然最终她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在话语中表现出的那种对粮食的鄙夷和对浪费的不以为然，让校长感到忧心忡忡。　　3、高档餐馆常有公款吃喝者，浪费惊人有目共睹，自不待言。即使在那些打着家常菜旗号、提供家庭聚餐的中低档餐馆，大量的粮食浪费现象同样存在。郑州城东路上某中档餐馆生意红火，食客多为附近居民或办公楼里的"蓝领"、"白领"，几乎每桌都会要米饭，可据该餐馆刘经理观察，很少有人能把所要的米饭全部吃完，而哪怕只动了两筷子，也没有人想着将其打包带走。据刘经理粗算，每天因此倒掉的米饭至少有15公斤，一个月就是近500公斤。郑州有那么多家餐馆，仅此一项浪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4、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垃圾袋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实惠"。一位姓张的马路清扫工就建议记者去某省直机关家属院看看。他说，在这个经常车水马龙的家属院，有时甚至会有成箱成袋的米丢弃在垃圾桶边。有一次他试着打开看了一下，虽是陈米，但并没有变质。他气愤地问记者："这些人这么糟蹋粮食，让那些下岗工人怎么想?"　　5、不止一位被采访者慨叹，现在的许多农民，也不如父辈那么珍惜粮食了。在兰考农村长大的一位城里干部告诉记者，以前粮食收获后要求"颗粒归仓"，生怕有一点粮食烂在地里。现在，村里的壮劳力许多外出打工了，农忙时回来帮两天，麦子什么的大型收割机过一遍就算，掉在地里的麦穗很少有人再费心去拾了，他们村里仍在珍惜粮食的几位老太太一个麦收季节每人能拾四五十公斤。　　6、郑州一位高校的伙食科科长说自己干了8年，有一件事一直不能理解：时常看到有同学因为匆忙将所买的馒头、油条等掉在地上，可即使是农村孩子，也很少弯腰把它们拾起来。据他介绍，他们这个学校农村生占了大多数，且大都家境并不宽裕。　　来自驻马店农村的大学生张威告诉记者，到了省会，想要融入城市环境，便不想被城里同学瞧不起，因此即使在家里再珍惜粮食，在同学面前也不能过多表现出来。于是，为了"面子"，他们总想比城里孩子表现得更大方，甚至"故意浪费"。　　实际上在农村，饭桌上节俭的传统也逐渐消失。在郑州市经二路上一位来自固始的餐馆女老板就有些不屑地对记者说，这里的人还没有他们那儿的农村人大方。在他们那儿，剩菜剩饭都喂猪了，不会留到下一顿；再穷的人，请客吃饭也讲究让客人"吃不完"，至于饭后打包带走，更是丢人的事。　　至于城市里的请客吃饭，故意浪费的现象就更多了。餐馆包间里的服务员告诉记者，公款吃喝者多不打包，要的就是个"面子"。而许多自掏腰包摆上一桌者，有时也不得不故意浪费。北京来的宋女士请另外两位生意上的女性朋友在西餐厅吃饭，怕对方说自己小气、省钱，点菜、点主食时她力求大方，宁可吃不完，也不能让客人觉得"刚刚饱"。所以，最后浪费是必然的。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品位，是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点，反映着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但是，城市的品位不仅仅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人们对一个城市的外观和内涵、硬件和软件在印象、感受上的一种综合判断。但在现实中，我们的城市却陷入了“千城一面”。   “克隆技术”使一座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失去了文化个性，一样的马赛克、一样的玻璃幕墙、一样的立交桥、一样的大广场……漫步于这些如同“克隆”出来的城市中，“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感，早已成为一种久违的感觉。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卢浮宫构成法国历史的缩影；在迪拜，帆船酒店是国家的象征；在悉尼，歌剧院成为澳大利亚的标志……是什么让世人为这些城市倾倒?正是独特的城市核心价值魅力。   在比利时著名儿童作家库恩·德·波特的笔下，有这么一座“理想城”，激发了孩子对城市生活无穷的想象。这本写给成人的城市童话——《理想城》中的三兄弟在他们年满十八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与父亲共同居住的家，独自寻找新住所。老大艾尔文受一棵葱的启发建造了一座奇怪的城市，老二斯文因为要抵御一伙强盗的入侵而修建了一座安全的城市，而老三瓦特想建一座完美的城市，这就是库恩和彼得笔下的“理想城”，尽管他事先对这座“理想城”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设计，但是，玉米加工厂的爆炸却改变了他的初衷：在这座城市，有一条可以返回过去的地铁线；有一座无比快乐的体检中心；有一个可以抹平记忆的清零中心；有一个人人相敬如宾的完美餐厅；还有迟到30年寄信的邮局……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城。《理想城》是“一个关于城市发展和建筑美学的童话，既诙谐幽默又充满了出人意料的故事情节”。“理想城”里有爱有恨，有各种情仇，但这却正是人类所向往的“心中的伊甸园”。   2．哪个城市空气最好?哪个城市上班不堵车?哪个城市的人最喜欢交朋友?这些问题不像柴米油盐一样关系同计民生，却构成了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幸福感”。   2015年10月的最后一天，2015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出炉。从名单来看，最具幸福感城市中人口聚集区上海、北京分列第九、十位，超级城市广州没有入榜。而在上一年的最具幸福感城市评选活动中，北上广全部落选。   根据《GN中同幸福感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得出的评分显示，2015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前10名依次为：成都、宁波、杭州、南京、西安、长春、长沙、苏州、上海、北京。各类幸福感排名中，成都住房、交通、天气幸福感排第一；北京教育幸福感第一；上海医疗幸福感第一。   据了解，城市幸福感是指城市市民主体对所在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安定感、满足感，以及外界人群的向往度、赞誉度。其特征是：市民普遍感到城市宜居宜业，地域文化独特，空间舒适美丽，生活品质良好，生态环境优化，社会文明安全，社会福利及保障水平较高。有网友质疑，对于幸福感这个东西，是否真的能够人为地测量?如果谈起一座城市的幸福感，那些“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那些在大城市中挥汗如雨只为能有立锥之地的外来务工者，他们的话语权，是否也包含其中?除了“最具幸福感城市”外，“宜居城市”“最佳城市”“生活质量排名”等评比层出不穷，由于评选的媒体不同，名单也各异，但也反映出现代人对城市发展的普遍要求和对生活质量提升的向往。   3．“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100多年前，马克思这样阐述城市的集中性。然而，当“集中”到了一定程度，人口高度集聚的大城市开始遭受“城市病”困扰。   在一般人印象中，北京堵车似乎是因为人口大量涌入、机动车增长过快造成的，于是，北京出台了限牌、限行等措施，但收效并不是很明显。   “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东京市区汽车保有量早已突破800万辆，但因出行需求少、管理规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状况”，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说，长期以来，北京的政府部门、商业中心、公共服务机构在老城区高度集中，一圈一圈往外摊开，人口到郊区居住，这种“职住分离”的规划布局导致城市建设“摊大饼”。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分离，使人们的出行需求倍增。由于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短缺和道路交通承载量不断加大，噪声、尾气四处弥漫，交通拥堵也已成为特大型城市普遍存在的“痼疾”，它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不仅是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障碍，而且直接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幸福指数。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每天一早都会有30万燕郊居民“跨省”到北京上班，晚上回到燕郊。这些人工作在北京，消费在北京，对他们来说，燕郊只是一张供晚上睡觉用的床。“人进去，相片出来；饼干进去，面粉出来……”这个“京漂族”用来形容挤公交上班之苦的段子，幽默中透出一丝辛酸，自嘲中带着一些无奈。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考察时曾强调：“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可谓切中现实之弊。事实上，城市发展中的规划失误、决策失误情况在不少地方都发生过。不管是大城市也好小城市也罢，管理者都应当认识到，“以人为核心”是城镇化进程中必须一以贯之的理念。若城市能由“摊大饼”转向“紧凑型”，城市功能分区能与交通实现有效衔接、融合发展，便可收紧出行需求、大幅缓解拥堵，由此还能扩大一座城市的人口容量。   “城市必须不再像墨迹、油渍那样蔓延，一旦发展，他们要像花儿那样呈星状开放，在金色的光芒间交替着绿叶。”城市规划先驱思想家帕特里克·格迪斯这段诗意盎然的话，抒发了对城市发展的美好憧憬。2016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发改委提出，北京地域空间有限，资源有限，要把解决北京的问题纳入到京津冀和环渤海地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打通发展的大动脉，用“大空间”解决“小空间”难以解决的问题。2014年数据显示，日本每百万人拥有5个城市，而中国每百万人仅有0.5个城市。5万常住人口是基本公共服务具有规模效应的底线，2014年，中国5万人以上的县城和大镇多达947个，这些县和镇均以非农产业为主，实现财政上缴，是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完全具备城市实体运行的本质特征。有专家建议改革“设市制度”，归还其“城市”的法律地位，因为这将极大地解放并激发近千个中小城市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改善县域城市居住环境，增强区域性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缓解经济增长和就业压力，并从区域源头减少进入大城市发展的人口，为解决“城市病”提供区域性解决方案。   时下，我国许多城市想追求的定位太高，想承担的功能太多，使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到2012年，全国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几乎涵盖了主要的省会城市，其中也包括金融基础薄弱的西部城市。有意思的是，东北三省省会和大连市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西北的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也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E新区是个原本仅千余人的荒漠村落，如今这个地图上的新地名成为当地市政府耗资50多亿元打造的新城。但现在，这座新城仍是‘空城’。”业内专家举例，“一些并不具备其功能形成的其他关键因素、城市功能定位不清导致最后城市陷入无序发展状态中。”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城市病”还与政绩考核体系和政府官员管理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段时间以来，在过于看重GDP指标的考核“指挥棒”下，一些城市重“项目”轻“承载”，争抢大型项目，拒绝产业外移；一些城市重“面子”轻“里子”，宏伟的摩天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还有一些城市“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城市华丽而赢弱，“城市病”也就不请自来了。   不少中小城市盲目模仿大城市，至今仍把高层、超高层建筑当作现代化的标志，以迅速改变城市的形象，结果反而使城市景观变得生硬、浅薄和单调。我们几百座城市在同一时间，请了几十个外国设计公司的人员，这些人背着同样的图纸，在对这个城市的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市民追求毫不了解的情况下，抛出吸引领导眼球的一些建筑形式。一些城市在所谓的“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中，采取大拆大建的开发方式，致使一片片有历史价值的街区被夷为平地，一座座意义非凡的传统民居被无情摧毁。忽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这些历史性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社区邻里的解体，最终导致城市记忆逐渐消失。   有媒体撰文指出，我们还应关注“虚假”的城市化，即城市化水平超过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城乡关系不协调引发种种矛盾，造成严重的“城市病”。比如户籍、土地等体制长期僵化难以理顺，导致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低于空间城市化水平。与这种现象相关联的后果之一，是城市行政主体在未充分考虑城乡人口和资源统筹的情况下，有意或无意地将农民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造成了两个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的边缘化群体——农民工群体和城市中的失地农民群体。他们仅仅是在户口上成为“城市的一员”，却无法成为“城市人”，也就无法享受真正的城市居民能够拥有的社会保障。   4．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79亿辆，其中汽车1.72亿辆，私家车从2013年起就比十年前增长了13倍之多。全国有40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百万辆，其中北京、成都、深圳等11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200万辆。原有技术规范中配建停车位标准相对滞后，造成了城市尤其城中区停车泊位严重不足，历史欠账过多。机动车数量增长势头强劲，“停车难”现象进一步恶化。   以下是部分媒体报道摘要及网友和专家们关于城市停车难题的议论：   XX晨报：记者了解到，由于车位紧张，在城市道路及社区内，占用盲道、人行道、消防通道等违章停车的现象愈演愈烈。个别地区曾发生过消防车辆无法进入社区，导致火情蔓延的严重情况。   XX在线：该小区虽不是老旧小区，但在建设时没料到业主机动车拥有量增长之迅速，以致地下停车位早已饱和，只能在小区道路上划设车位。剩余的路面空间仅容一辆车通过，不时出现业主们因挪车引发的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尽管如此，小区内的空地依然捉襟见肘，还有无处停放私家车的业主只能在小区外的马路边停车。   XX社消息：据反映，执法者普遍存在选择性执法现象，“贴一段，留一段”，以致“法外特赦区”在城市中随处可见。一些市民质疑：“同样是违停路段，为什么有的车可以被区别对待?”   某饭店门口虽没有规划停车位，但饭店工作人员却说“可以停，不会被贴条罚款”，还表示“执法者来了会负责沟通”。有市民反映，一些商场、电影院附近的非停车位也能停车，旁边的停车管理员言之凿凿地说：“花20块钱就能停，保证不会被贴条。”这些管理员用三轮车等工具占着地方，有人愿意交钱，就腾空让其停车。   XX新闻：XX报官方微博发起了“大话停车难，等你来支招”的话题讨论，吸引了众多网友参与，大家纷纷对“停车难”建言献策。多数网友认为，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多建一些立体车库或地下停车场，以满足市民停车的需求。还有网友提出，贴条也是一种治理方式，或是更强硬地直接把车拖走。“限牌吧，路再修也抵不过机动车的增加量。”网友“考拉毛球”称。   网友：明明有不少工业闲置空地和来往稀少的路段，这样的区域停车根本不影响交通，罚单照贴无误：有的羊肠小路一排车违停，还有挤占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甚至盲道的，交通执法者却视而不见。如此执法难以服众!   网友：仅有规划远远不够，要保证规划落实，一定要明确，在哪儿建、怎么建、谁拆迁、谁投资、谁管理，只有如此才能提高规划的实现率。   网友：出门的时候还觉得不堵，车不多，结果一到停车密密麻麻，走几百米都没地方停，如果能像手机地图了解路况一样知道停车情况就好了。   网友：关键车便宜，油价便宜，停车便宜所以都买车了!建议大幅涨价，尤其是油价和停车费，涨10倍，看还有几个人买车开车，这样道路就宽敞多了!   网友：根本找不到停车场，地面上随便哪儿划条线就收费了，有没有人管啊?   网友：停车半小时，就收了我10块钱，而旁边的车只要价5元，还说因为“好车就要多收费”!节假日还坐地涨价。收多少全凭收费员一张嘴，不要发票有时候还能打折、讲价。   网友：电瓶车、出租车在路口随意停车或招揽客人的现象非常普遍，有的时候为招揽客人就直接将车辆停在路口，造成身后大量车辆拥堵。靠边停车给乘客下车的时候也不懂得遵守规则，乘客很容易被周边车辆剐蹭。   网友：楼下道路本来就狭窄，而来往车辆却是见缝插针，电瓶车和摩托车随意穿梭和停放，鸣笛和油门噪声大就不说了，整个道路都占满了，如果发生突发状况，消防车和救护车根本就开不进来。   网友：超市旁几条巷子都已经规划了收费的车位，但是往往很多时候，一些私家车主为了节省停车费，都不会将车停在收费的车位上，直接停在人行道上。   网友：高配宽敞的停车场大多在城市外围新区，缓解不了市中心的停车拥堵问题，远水救不了近火啊。   专家：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其与停车相关的法律有五六部。为了将路边的潜在停车位利用好，日本各城市都在道路较宽、车流量较小的路段设置临时性的收费停车位。白天在这些车位停车，最长不能超过一个小时。但是一旦到了晚上，这些停车位全部免费向车主开放。   专家：在一些城市，交警有时视情节程度，先在车上张贴“温馨提示单”提醒司机，如果长时间违章停车，则会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但有的地方执法者往往直接一罚了之。对明显阻碍交通的行为，要严管严罚。但也要根据实情科学执法，执法者和车主们不应该“躲猫猫”。“驱走”懒政，创新执法应是第一步。   专家：停车场建设是最适合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项目领域，政府应在土地供给、停车场规划等方面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停车场建设，逐渐使停车场建设、维修、服务等管理运行形成一套完整的经营产业链。   5．2017年S市优良天数要达到240天，这意味着“三天里要有两个好天儿”。而2014年S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91天，比2013年减少24天。为力争摆脱空气质量全国后十名的阴影，靠大气环境治理提高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S市启动“蓝天行动”立下目标：到2017年使优良天数大幅增加，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百姓切身感受到环境质量的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40天，比2014年增加49天。细颗粒物(PM2.5)浓度下降15%，全国排名从后十名上升到中游水平。   长期以来，S市城市空间发展形态呈现以老城为依托，以内部填空补充，向外圈层式蔓延扩张的模式，形成的是冶金、机械、化工、电器、医药、食品等重工业为主的综合工业体系，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内。   作为燃煤占一次能源总量90%以上的老工业城市，S市在采暖季燃煤污染贡献率高达60%，煤烟味儿弥漫在城市上空的局面久久难以消散。因此，压煤减霾、提标换车、防尘降尘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中之重。   作为重工业基地，S市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加上粗放型管理、发展的模式，环境保护工作相对滞后，已经积累了一些问题。S市煤炭消费量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90%以上，远远高于全国67%的平均水平，而燃油、燃气、用电等清洁能源利用率较低，成为环境污染最重要的原因。减轻燃煤污染，必须严格控制煤炭增量，未来燃煤量要有减无增，设立燃煤量红线制度，燃煤总量要大幅度逐年递减。   截至2015年10月，S市汽车保有量达到170万辆，几乎每5人就拥有一辆汽车。此外，全市还有公交车近，5800辆，营运黄标车21500辆，包括大货车、长短途客车等。这些车辆日行驶距离长、超载又比较严重，加剧了污染物排放。   S市一个月曾有多达20天的时间首要污染物为PM10，而施工扬尘被认为是PM10的最重要来源。环保专家解释说，5月份天气干燥，风力较大，这使得城市路面上的沙尘和建筑工地扬尘极易升高到空气中，造成污染。比如，在S市某新区，由于路面整修，5月份这里曾经一度“沙随风起”，省环保厅也直接对当地施工情况展开督办。S市曾经要求施工工地必须对裸露路面进行覆盖，驶出工地的车辆也必须先对车轮进行喷淋。不过，在个别施工现场，这些要求并没有被执行。   全球最大都市之一的日本东京，也饱受过污染之苦，60年代曾烟雾熏天，河流泛臭。日本治污的手段之一就是城市绿化，东京有关当局规定，新建大楼必须配备足够量的绿地面积，要求楼顶绿化。东京的绿化不仅种草，还强化要多种树，不但要绿化面积，还追求绿化体积。大量树木对城市空气的净化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   日本政府要求重污染企业必须配备脱硫和脱硝设备，小型企业必须安装电除尘设备，同时严格进行监督管理，保证正常运行。政府还要求日本汽车出厂时必须加装尾气净化装置，同时禁止柴油车和不符合要求的车辆进市，出租车全部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彻底从源头解决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美国对PM2.5的管理重点是严密监控、实时公开、立法规范。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数以千计的颗粒物检测站点，其中PM2.5参数每小时更新一次。美国环保署及时发布公众易懂的信息，列出了一些小贴士，提示人们日常生活中“从我做起”有助于提高空气质量。例如，在日常生活中节约用电，夏天将空调温度稍微调高些，冬天稍微调低点；购买带有“能源之星”标识的家用和办公用设备：在可能的情况下拼车、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或步行。   6．2015年12月20日至21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37年后召开。会议由“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体现了中央对城市工作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   会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会议指出，城市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5年5月1日，有游客通过微信视频爆料称，在云南旅游时因购物少被女导游大骂没良心、不要脸，一时间网上谴责声一片。5月2日，网友“RIKASHIN可心”通过微博曝光游客不文明行为，“路培国一游”字样出现在武侯祠博物馆的石碑上。这条微博迅速引起众多网友关注，被转发近两千次。5月3日，因卢女士驾车突然变道，一男子车内孩子受到惊吓，该男子随后一路追赶直至将卢女士的车逼停，并对卢女士实施殴打。最终，卢女士右肩骨折、脑震荡，身上多处瘀青。舆论愤怒了，网友对男司机的批评压倒一片，“丧心病狂”“变态”“素质低”等差评黑压压一片。 不管是汽车文明还是旅游文明，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扎根于社会文明的土壤之中。当我们只考虑自己方便而占用消防通道的时候，有人喜欢占用应急车道就不奇怪了；当我们插队成为习惯的时候，有人习惯于与行人抢路就很正常了；当我们动不动就容易动怒而崇拜暴力时，司机间对峙、鸣笛、吵起来打一架也就可以解释了……文明的滞后，说明社会上一些人的道德观、价值观还没有夯实，也说明当前的公民意识养成还没跟上时代步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几条社会新闻却划出“U型”转弯。舆情从呈现一边倒到简单判断再到深入剖析的演进，让人看到社会文明建设“更进一步”的契机。 女司机被逼停遭暴打，行车记录仪却显示，两车早有并线、别车的几度斗气交锋；导游对没有消费的游客破口大骂，却有人指出这本来就是只要1元钱的“旅游消费团”；武侯祠石碑遭人刻字，网友人肉出的电话，却让同名者无辜“躺枪”、不堪其扰。几件小事，情节反转，揭示出“文明”一词背后复杂的现实语境。 面对以上几个场景，大家都有基本的文明观，对错的边界不会模糊，一些根本性的判断不会出错：不管有理没理，打人不仅是文明问题，更是法律问题；不管多么难，做好服务都是导游的本分，骂人有悖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而从埃及的卢克索神庙到故宫的大水缸，“到此一游”的方块字确实是文明的污点。有了这样的共识、守住这样的底线，文明才算是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华文化中推己及人的道德观念，正是从自我审视开始的。有人曾提出“踢猫效应”：父亲被老板批评，回家骂孩子；孩子心里窝火，去踹路边的猫；猫逃到街上，司机避让时撞伤了路过的老板。放在“女司机被打事件”中，如果双方都能冷静下来，换位思考，或许就能打破“坏情绪传导闭环”，让事情向着不同方向演变了。惟有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才让人越思索而越敬畏。这是康德被广为引用的名言，其中所谓“沉思”，绝不仅仅是重视，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审视与反省。惟有如此，才能让道德成为责任、文明成为习惯，才能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真正走向和谐。 2．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催生出“拆二代”群体，他们也被贴上了“城市中的农村人”“土豪”等诸多标签。一夜暴富、购买奢侈品、戴大金链子、开豪车、不工作……这是有些人对许多暴富后的“拆二代”们的直观印象。 “拆二代”呈两极分化现象。一部分“拆二代”选择创业，通过投资实现发展；但同时，有很多“拆二代”组团赌博，再次返贫。某地村民因“拆”一夜“暴富”，赌博公司看中这里的“商机”，先用小利引诱村民，慢慢拉人入局，使其越陷越深。一位村支书说：“‘城中村’聚赌很常见。拆迁拆到哪里，赌博公司跟到哪里。”一位40多岁姓陈的村民，几年前因赌博输光100多万补偿款，还抵掉一套还建房。他因还不清高利贷，上街持枪抢劫，被判了七八年，家里亲人生活无助。“拆二代”暴富后往往物质财富增长，而精神生活匮乏。除了赌博，村里年轻人任意挥霍，他们不找工作，有的嫌工资低还把工作辞了，天天呼朋唤友、吃喝玩乐。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是必然的矛盾。处理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针对迷惘的“拆二代”，某社会学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奇迹的创造，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经济富足并不代表社会美好，不能富了物质而乏了精神，饮鸩止渴终究害己。经济的发展不会必然带来精神的富足。当前，情感荒芜、价值混乱、观念繁杂等精神文化生活领域存在的问题备受诟病，而加上受市场交换原则的冲击、束缚和影响，一些人盲目、主观地夸大经济、金钱的作用，也更加直观、直白地追求经济利益，对金钱迷恋至深，似乎经济、金钱是万能的，从而忽视了对道德、精神、思想境界的追求。因此，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尤为紧迫而必要。” 3．201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亲切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把精神文明建设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全过程、渗透社会生活各方面，紧密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倡导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大力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加强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建设，特别是要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要充分发挥榜样的作用，领导干部、公众人物、先进模范都要为全社会做好表率、起好示范作用，引导和推动全体人民树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 4．当今，有些学者以文化或文明的时代性为由，否定优秀传统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已过时”。其实，不同层次的文明具有不同的特性，有些文明具有时代性，有些文明具有超时代性或永恒性。从广义文明而言，一般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次。物质文明时代性较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制度文明也具有时代性，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实行不同的制度文明。 精神文明的许多要素具有超时代性的特征，如优秀的民族精神、核心价值、伦理道德等具有永恒性。古代中国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和仁义礼智信“五常”等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不受时间的影响，具有超时代性。尽管历史上不断改朝换代，但主流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和民族精神等，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和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一样，具有超时代性的特征。 建设以价值为导向的公正社会是复兴中华文明的基础。所谓以价值为导向，也就是以精神文明建设为重，以精神文明统帅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恢复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以推动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为此，要以精神文明建设为突破口，建设以价值为导向的公正社会。要在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规范文化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行为。 复兴中华民族，建设文明大国，是一百多年来中华儿女的梦想和希望。防止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必须保护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中华文明重人文，讲人世；重伦理，讲道德；重修养，讲人格。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又以“人”为归宿点。香港中文大学原副校长金耀基曾说，中华文明是“成人之性”，而西方文明是“成物之性”。应该弘扬历史上的人文精神，走文明立国之路，提升国家的文明水平，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恢复文明大国的地位，保障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并行发展、永世长存。 5．人们说，新加坡政府有两只伸得长长的“有形的手”，一手捏出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另一只手捏成了令人羡慕的现代新加坡精神文明。新加坡领导人在新加坡迈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比较自觉地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与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黄金辉总统向新加坡人民提出了“创造精神与物质并重的美好生活，使新加坡成为卓越的国家”的长远目标。 在新加坡，无论是在社会事务、城市管理，还是精神文明建设上，都真正做到了事事有人管、有人负责，每件具体的事都有主管部门在忠实地履行职责，及时处理，同时公诸于众，决无互相推诿。例如一辆地铁列车在即将抵达政府大厦转换站时，列车的其中一个车门突然松脱，虽然没造成任何人员受伤，但有关部门立即在短短的15分钟内就处理妥当，第二天交通部长马宝山就及时在报纸上公布了事件的详细文告以及今后避免类似事件重演的措施。 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基层组织建设，使之成为沟通政府和国民之间关系的桥梁。公民咨询委员会、人民协会、居民委员会以及民众联络所、俱乐部等在维持新加坡社会长期稳定、促进社会的繁荣进步和组织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层组织经常举办各种类型的演讲会、座谈会、对话会，策划和组织一些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如各种娱乐活动和比赛、大型演唱会，为社会福利募捐等。人们通过参加活动增进了人际关系和团结友谊、互助意识，还陶冶了身心，提高了素质。 新加坡独立前，其境内所用的均为英联邦法律和一些自治法规，独立后，新加坡人走上了自己立法的道路。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法律调整面之广、法律的科学性和效率性都是举世罕见的。新加坡的法律规定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涉及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还更多地涉及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域。在新加坡的法律中，与精神文明建设直接相关的有以保障整个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的环境保护法、禁烟法，破坏天然景物行为惩戒条例、公共环境法等，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比如，为了维护公共场所卫生，法律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口香糖；为了保证交通安全，规定坐在小汽车前排的乘客必须系好安全带等。由于法律规定明确，法官判案十分简化、迅速，一般违反交通法规案件，一个法官一天可审结500宗。 在监视人们是否违法方面，新加坡政府的手段非常高明，执法人员身着便衣活跃于市区各个角落，一见有人犯规即前来执行罚款，不从者扭送警察局。为监视居民是否从高层建筑往下扔东西，建工局甚至整天都有专人用望远镜进行监测。在交通管理方面，监督系统更加完备，据说新加坡有50万辆车辆，但只有200名公路巡警，主要依靠电子化交通设备指挥交通，许多路口装有电子监测仪，如有车辆闯红灯，监测仪自动录下一张照片，管理部门马上送去罚款单，逾期不交，法院传票随即而至。 新加坡的成功，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选择了适合国情的模式和战略，而且在国民精神的塑造方面也独树一帜。他们力图从立国安邦的国家意识方面重建人们的“共同价值观”，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精神文明建设寻找共同的思想基础。所谓“共同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之间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彼此宽容，相安无事。如今，这五条“共同价值观”已经逐渐为国人普遍接受，正在转化为国民意识的基本准则，成为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对新加坡的进一步稳定、繁荣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加坡政府围绕培育共同价值观、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总体思路，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为了把这些政策措施落到实处，他们制定了一系列配套办法，其中突出的是把人们行为与个人利益相挂钩，奖优罚劣。比如，为了倡导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精神，促进家庭的稳定和幸福，在分配住房时，对三代同堂的家庭给予价格上的优惠，并优先安排，如果家庭成员和家中的残疾人一起居住并负责照料，可以减负一定份额的个人所得税；为了提倡效忠国家、辛勤工作，新加坡政府重视表彰先进模范人物，由总统颁发各种勋章，获奖者备受尊重，并在经商办企业时有优先权；为了社会稳定，凡有犯罪前科者，在就业、申报企业、出境等都有所控制，得不到照顾；为了保持优美环境和良好的秩序，对随地吐痰、在公共场所吸烟、乱闯红灯和破坏绿化卫生等行为，都给予经济上的处罚。以上措施对调节人们的待业，培养良好的社会风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6．2015年初，深圳经中央文明委复查审核确认，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号，这也是深圳自2005年以来，连续第四次获得这个称号。这一骄人成绩，是深圳全市上下坚持不懈攀登精神文明高峰、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水平的结果，是深圳以大爱铸就城市文明的丰厚回报。 深圳自立市以来，对“爱”的重视，对倡导爱、表达爱、付出爱的投入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对“创新”的追求、对创造物质财富的激情。呼吁全城奉献爱心、多行善举，已经成为“深圳观念”的重要内容，成为这座城市有着远大人文前景的坚实基础。在引领特区发展的“深圳十大观念”里，关于“爱”的观念就有两条，即“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来了，就是深圳人”，它们在深圳观念中占据了重要的分量。可以说，深圳30多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贯穿了“以爱筑城”的理念和实践。《易经》云：“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如果说“自强不息”是深圳在经济建设上锐意创新、开拓进取的真实写照，那么“厚德载物”可以说是深圳以“爱”来浇灌城市精神土壤、铸就城市文明的高度概括。 在广泛传播这些“深圳观念”的同时，深圳还积极面向世界，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价值观。由深圳精心创作的大型儒家交响乐《人文颂》，在世界各地奏响，高声歌唱“仁、义、礼、智、信”，其中的“仁爱”篇章，积极倡导和呼吁“仁慈之心，如同大地，包容人类成兄弟。善待他人就像自己，不分种族和地域”，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 深圳从2003年起，每年在全市组织开展“深圳关爱行动”，动员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奉献爱心，共襄善举。至今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12年，先后推出了2.1万余项爱心活动，吸引了上千万人次热情参加。经过多年发展，关爱行动已经成为深圳人携手共赴的爱心之约，成为深圳“大爱筑城”的生动载体。 关爱行动自创办以来就积极致力于关爱各种有困难、有需求的人，从低保困难群众、因遭遇重大疾病和意外事故而陷入困境的市民群体，到来深建设者、未成年人、残障人士、英模烈属，以及环卫工人、教师、医生、警察等特殊职业群体，再到边远贫困地区的人们，等等。其间，“结对帮扶”系列活动为困难家庭提供了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援助；“青年驿站”为初到深圳的年轻人提供了方便的“落脚地”；“资助来深建设者春节返乡”活动为劳务工送上了急需的返乡车票；“燃料行动”为地中海贫血症儿童送上了免费输血的“燃料卡”；“关爱环卫工人行动”“白衣天使关爱工程”让特殊职业群体感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关心和支持。各个爱心项目所汇聚的爱心能量，激励着人们在工作、生活的困厄中奋力前行，使“人”的价值和尊严在“爱”的烘托中得到了突显和张扬。 关爱行动中，新闻媒体不仅是爱心活动的宣传者、报道者，还是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推动者，深圳市关爱办就设在深圳报业集团。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广电集团所属各媒体先后推出的“募师支教”“公益金百万行”“明星爱心物品慈善拍卖”等爱心活动，成为关爱行动的重要品牌。媒体的活动和宣传，唤起了社会各界对关爱行动的强烈关注，吸引了人们对关爱行动的积极投入。众多爱心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或成立专项公益基金会，或资助关爱行动重点项目。有些爱心企业还直接发起了一批有创意、有影响的爱心活动，如中航集团的“蓝粉笔”乡村教师培训公益行动，富士康集团致力于推动助老、助弱、助残、助洁、助行、助学及义务献血的“6+1”公益慈善系列活动，等等。 关爱行动以其强大的规模和声势，感召着深圳人积极投身于爱心捐赠、救急救灾、无偿献血、低碳环保、文化服务等各类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活动，为“爱”贡献着点滴力量。在此基础上，人们不断深化拓展“爱”的内涵，倡导推行爱心善举，努力在生活中做到“日行一善”。多年的实践养成，使深圳这座年轻城市形成了众多“爱”的传统民俗——每逢春节将至，人们就会走访慰问困难家庭，给他们送去一份温暖的“爱心年夜饭”；每到元宵节，社区里的人们就会一起欢度“社区邻里节”，共叙邻里情谊，共享温馨家园。在这些传统习俗的熏陶下，各种充满“爱”的善行义举——日行一善、每周做一次义工、月捐一元、垃圾分类、旧衣物随手捐、绿色出行、乘车让座、开车让人……正在逐渐转变成深圳人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各类公益组织积极发挥专业资源优势，策划实施公益项目。如深圳成立的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推出“联合救灾”“温暖包”“海洋天堂”等项目；作为中国第一家由互联网企业发起成立的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了“月捐”“乐捐”“筑梦新乡村”等爱心项目。统计显示，从2008年到2014年，深圳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从599个迅速增加到1880个。年增长率达21%。这些公益组织及其爱心项目如同修筑了一道道明渠，把社会的爱心引流到有需要的群体中，使他们打开水龙头，就能喝到甘甜的泉水。 在关爱行动的多年推动下，一系列爱心项目和举措逐渐固化成了长效的制度安排，如“燃料行动”推动“地中海贫血症”纳入了少儿医保，关爱劳务工的一系列活动推动深圳设立了“来深建设者关爱基金”，社区各类爱心活动促进了“善行银行”的推广建立，关爱行动本身也成立了“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 有一些善行义举，则带动了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促进了《深圳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深圳市义工服务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的出台。而这些法律规定和制度性安排，又进一步为无偿献血、器官捐献、志愿服务、见义勇为等善行义举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使其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的良好文明风尚。 12年的关爱行动，在深圳“大爱筑城”的探索实践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体现了深圳人的精神和品格。研究显示，近年来，深圳的“关爱指数”有了大幅的攀升，目前市民群众对关爱行动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分别达86.5%、84.5%，越来越多的深圳人愿意加入关爱行动的行列，为“爱”添砖加瓦、加油给力，用满满的“爱”推动城市文明进程。三、作答要求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材料： 材料1 Y县位于A省南部，初夏时，这里群山披翠、江水碧蓝，小桥流水、长街曲巷、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它们既是游客镜头里的美景，也是历史积淀的见证，更是当地薪火相传的文化根脉。 “今天恰好是我们县的‘民居宣传保护日’。每年今天，我们会家家户户地宣传民居保护知识。”当地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民居保护协会，大家自发参与民居保护。每年，还会将古民居门票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文物保护资金用于本地民居保护。这实现了保护与开发的良性循环。” 十余年前，Y县成立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负责全县世界文化遗产、历史古村落、有价值的古民居及其他文物资源的监测、保护和管理工作。在当时，这一专门的保护机构在全国尚属罕见。同一年，Y县又开始探索古民居认领保护活动的试点工作。这种认领保护模式还包括认租和认购。在投资保护的前提下，认租、认购项目通过合理利用古建筑可以获得收益。这吸引了全国各地，尤其是艺术、收藏类的爱好者走进Y县，共同宣传和保护当地古民居。千山画院、归云山房、印象老屋、黄岳画院……一大批国内艺术大师的工作室都安居在此。这无疑更增加了当地的文化气息。 2009年，Y县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启动了“百村千幢”古民居保护利用工程。Y县用了五年时间，成功地完成了对百余个古村落和上千幢古民居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探索出了“在保护中突出利用，在传承中注重创新”的新模式。同时，当地还建立了以古民居认领保护利用、抢修保护利用、迁移保护利用、原地保护利用等为重点的古民居保护利用政策体系，对涉及的抢修、迁移、认领、土地转让、房屋登记、资金支持、相关程序作出了明确规定，为规范开展古民居保护管理工作提供了依据。 据统计，Y县共有3000多幢古民居，其中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仅600余处，其他大部分非文保单位的古民居，多散落乡野，难以顾及。 “我们的老屋要垮了，我们没有能力维修，文物部门是不是该拨钱给我们维修?”这是工作人员经常遇到的问题。据了解，根据《文物法》第二十一条，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由所有人负责修缮、保养，文物部门负责报批程序和给予技术指导。2016年，某文物基金会在Y县启动了“拯救老屋行动”项目，计划在两年时间里资助4000万元，用于修复当地国家级传统村落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以及符合政策的民居。符合条件的老屋修缮至少能得到占修缮总费用的50%的补贴款。 为此，Y县委托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其中不仅有规划纲要，更有具体到每一种建材的技术规范和补贴标准。以修复一栋民居为例，首先由户主根据房屋损毁情况提供图片证据及修复方案，交由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核并作出修改，最终方案通过后再进行资金预算，政府补贴资金为预算资金的50%。双方确认并签订合同后便可施工。施工过程中，要随时接受专家巡查并按照整改意见来调整，施工进度完成三分之一时政府支付部分补贴资金，工程完工通过专家验收后再支付剩余补贴。 不仅如此，Y县探索开展的古民居流转改革试点工作，在依法保护的前提下、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古建筑的内涵内质和利用方式。借鉴农村的土地流转模式，注重发挥市场主体作用。2014年，Y县开始探索古民居产权流转改革：以征地形式将古民居所在的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后公开挂牌出让，通过放开流转交易，打通社会力量参与古民居保护连接、利用的通道。 现在，借力社会资本，Y县的部分古民居“复活”变为风情浓郁的精品民宿、文化客栈，不仅奏出一首古韵悠长的新曲，更是当地旅游转型升级的新业态。 材料2 以下是一位游客关于C城的日志： C城环水依山，沟多坡陡，特殊的地形造就了它独特而多样的交通。缆车，横跨两江的客运索道，沟通上下半城的客运电(扶)梯，还有跨过长江、沿江蔓延、穿过楼道的轻轨…… “妹子，你们现在来我们这里可是方便得多啦。”一个火锅店老板跟我说，“你看看我们这里的地形条件，当年没客运电梯，没轻轨的时候，大家都是爬坡上坎，稍微走远一点去逛个街、买个东西都麻烦得很呢。” 索道是C城的特色交通，它建在立体的山水间，让乘客在惊喜刺激中欣赏了这里山环水拥的美景。乘坐跨江索道的最佳时间是晚上，坐在车里可以看到灯火辉煌的市中心半岛。 大扶梯当然也不能错过，它承载着C城的记忆，是连接这座城市上下半城的交通工具：从火车站出来，横穿马路，直接走地下通道，就可以乘坐亚洲最长的坡地扶梯。像我这样初到C城的游客，确实好好感受了一下这地方特色浓郁的交通。K路电梯建于1986年，是国内首次将市内电梯用于城市公共交通。这个电梯高11层，曾经出现在C城造的火柴盒上，算得上是C城的标志之一。 最最不能错过的，当然是轻轨。C城的轻轨相当魔幻：它越过山岭，跨过长江，沿江蜿蜒，穿过楼道，真的是一站一种风景。 “好多人都以为地上跑的是轻轨，地下跑的就是地铁。才不是呢!”C城交通志愿者张大妈，一直以本地的轻轨为骄傲，“轻轨是载客量小，但移动速度快的轨道交通工具，它有自己的运行轨道，但不一定要与其他车辆隔离。重轨，即地铁，它载客量大，运行高速，独立于其他交通工具。”C城的轻轨采用跨座式单轨，噪音仅60分贝，所以即使穿楼而过，也不会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依山而建的轨道，经常会有大的弯道，最大的弯道接近90度，乘坐轻轨犹如在坐过山车一样。庆幸的是它并没有过山车那么快，还是很平稳的。这引得不少摄影达人争先到访。轻轨1号线的X站被修建成了一个“森林城堡”。N站是2号线与3号线的换乘站点，位于城中心，有着长长的玻璃长廊，是眺望江景的好去处。这里特别适合晚上去，五彩斑斓的灯光、波光粼粼的江面，真的可以触景生情。 我还去了两江汇合之处的码头，沿着高速公路去看沿途风景。“这些年路修好了，货运、客运的生意都好多了。我们这里每个区、每个县都有高速公路，大家来往方便，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嘛。我们这里地形条件就这样，财政收入也有限，能把交通搞成这样，不容易啊。” C城地形的复杂造就了建筑的复杂，而地形复杂、建筑复杂又决定了它交通建设的复杂和困难。这复杂程度，需要更多的成本和智慧。“天生如此，但再难也得搞好交通建设，我们唯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C城交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曾这样形容当地交通建设工作的艰难。 有人说C城是一座5D城市，它的交通向人们展示了，并让人们融入了这座城市山水相依、灯火辉煌的风景，并且它本身就是风景。这些年C城成为“网红”城市，引得各地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领略。这其中，它的特色交通功不可没。 如果说交通是一个城市写在山川河流上的史书，那么C城书写的内容，肯定是丰富而精彩的。为C城点赞! 材料3 2018年马拉松持续火爆，据统计，截至11月2日，800人以上越野跑赛事共有1072场，参赛人次达530万，预计年底这个数字将达到600万。马拉松赛事多的背后，是马拉松爱好者群体的急速膨胀。当前，名称中带“国际”“半程”“全程”等字样的马拉松比赛已超过半数，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 的确，马拉松比赛参与人数多、参与面广、参赛门槛低、赛事轻松活泼，又兼有一定的旅游观光的特点。很多地方都希望通过马拉松展示城市形象，吸引更多客流，带动旅游消费。然而一些新近举办的赛事虽然动辄标榜“国际”头衔，但实际报名率却很低。这不仅浪费办赛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还带来了交通问题和群众安全隐患。由于赛事等级评定对参赛人数、参赛标准甚至参赛成绩等都有严格要求，有些小赛事为了达到目标，不惜拉人头撑场面，甚至花钱请选手，让比赛变味。同时，一些具有品牌效应的马拉松赛事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和限制，往往“一号难求”。于是“号码黄牛”转让参赛号码布成为灰色产业链，这扰乱了赛事组织秩序，给赛事带来了诸多潜在风险和管理难题。 马拉松比赛声势浩大，动辄几万人参加，有相当大的组织难度，非常考验城市管理者、主办方的管理智慧和专业能力。一位社评家甚至评价其为“城市综合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马拉松运动来说，在“跑马乱象”面前树立规则大旗，强化规则意识，这需要参赛者、赛事组织者以专业管理运营来呵护它的成长。就现状来说，提高我们马拉松赛事的质量和水平，可能需要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一场马拉松。 其实，马拉松赛事并不一定要追求声势和规模。它可以有很多细分区间，既有竞速比赛，也有越野赛、集体赛，还可以把情怀、趣味等作为亮点。这需要举办地找准定位，利用有限的资源，办出特点，办出口碑。 任何新事物发展都会有“成长的烦恼”。近年来，马拉松赛事中替跑、转让号码布等问题屡禁不止，比赛补给不足、补给食品过期、参赛者半途迷路、关门时间未到路段解封等也时有报道，最近更是出现集体抄近路、骑单车“赛跑”、工作人员终点“搀扶”运动员等不良事件，引发大众吐槽。这些问题，既是参赛者的，也是主办方和运营方的。“这说明我们在公共服务、公共管理方面还有不足。”某地体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说道，“不得不承认，比起体育发达国家，我们在马拉松赛事的举办和管理上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一切迫在眉睫啊!” 一些跑者还没能真实领会到这项运动的内涵，单纯为了跑而跑、为了好玩而跑，他们并没有一个跑者的身体准备和心理准备。比赛中，一些参赛者伤病送医就是佐证。跑步，是一种锻炼享受。健康是出发点，更是落脚点。至于在比赛中的种种作弊和倒卖参赛资格的行为，更是让马拉松比赛失去了意义。前些时候，首都媒体发布了《首都媒体跑团2018年倡议书》，号召跑者们要自觉坚守底线，敬畏规则。体育运动的重要精神之一是“尊重规则”，所有参与者必须在统一的规则下“游戏”，竞争才有意义，结果才有价值。对于赛事的主办方地方政府来说，马拉松比赛绝不只是招标运营方、划出赛事路线、配合做好封路及安保医疗工作就完事了。一个赛事举办得好坏、赛事期间各项服务的优劣，以及当地风俗人情、文化景观等，都能在赛后成为网络热门话题。马拉松运动热催生了一批体育产业的运营商。它们在承办赛事时也往往显得急功近利，过分追求经济利益。 材料4 “Y省的咖啡豆是天赐的礼物。”这是一位外国友人对Y省咖啡豆的评价。据统计，Y省大部分咖啡豆种植区的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和降雨，明显的昼夜温差，让其所产咖啡豆颗粒饱满、口味醇厚，堪称天地厚养。 “Y省的咖啡豆，可以是高品质的。但这看运气。”咖啡爱好者小王说，“我喝到过有顶级口感的，也喝到过如炒煳的黄豆的。而它们都来自Y省同一产地。”的确，就拿Y省咖啡种植大户B市、P市来说，其仍然以散户种植为主。这些咖啡树的“邻居”可能是烟草、水果、玉米等等。施肥、除虫这些都可能没有。咖啡果本身是水果，风一吹，各种植物的花粉漫天，以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种植，咖啡豆的品质怎么可能稳定呢? Y省某著名咖啡烘焙师对记者说：“我们的咖啡产业，主要还是在做咖啡豆供给，这属于产业链底端。种植的搞种植，烘焙的搞烘焙，各自为政，还要相互挤压利润空间。” Y省的咖啡豆在国际上确实有些名气，但这种名气并不属于当地品牌，它只是在Y省生长出来的产品的属性。很多著名连锁咖啡店使用的咖啡豆就是产自Y省的。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在喝Y省的咖啡，而是在喝咖啡店的咖啡。 现阶段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远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不过，近几年“互联网+咖啡”模式进一步发展，一部分人有了喝现磨咖啡的习惯。同时，即饮咖啡市场也在兴起。较之速溶咖啡，现磨、即饮对口感要求高，更倾向于使用阿拉比卡豆(咖啡豆的一种)，而Y省种植的主要就是阿拉比卡豆。 “我们不想种咖啡豆了。”Y省咖农老张对记者抱怨着，“我们的咖啡豆价格比巴西、印尼、越南低，但采摘成本却高很多。所以，我们不赚钱，有时还赔本。我在电视上看到，有的地方的农产品是一个村，甚至几个村一起统一种植、统一收割、统一标准加工，再‘组团进城’销售。我们要是也能那样就好了。” 当然也有好消息：2015年，两条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这促进了Y省咖啡出口贸易井喷式增长。当年，Y省咖啡创汇逾4亿美元，比上年翻了将近一番。可不少咖农还是担心，“我们隔壁可是世界上速溶咖啡产量最大的国家啊，会不会它们顺着国际货运列车，来抢我们的生意?” “我们咖啡单产高，这应是优势，而不是我们产能过剩的原因。但在很早之前，我们就已有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Y省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并没有从‘中国咖啡市场高速增长’中得到多少利润。举个例子，我们供给某外国品牌咖啡店的咖啡豆价格是25元一公斤，而它们在中国卖一杯咖啡就要价30元。其实，我们已建成了国内最大的焙炒咖啡生产线，还有几十个咖啡品牌以及大量的满怀热情的咖啡产业技术人才，这些都是我们咖啡业发展的条件。” 据统计，世界咖啡的消费增长速度大致维持在2.5%，而中国消费增长速度高达25%～30%。考虑到人口基数，这个市场潜力大到无法想象。 “我们有难得的适宜种植利润丰厚的微批次精品咖啡豆的微环境、微气候。”某咖啡品牌主理人小洁感叹道，“可什么是精品，怎样才算微批次?我们用的是国外的概念和标准。而从种植到加工生产经营企业，有执行国际咖啡组织认证标准的，有执行欧盟认证标准的，有执行美国、日本认证标准的，可谓五花八门。为什么我们不制定符合我们国情，又兼容于国际的标准呢?不行动起来，我们还是会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标准多等于无标准，品牌杂导致无名牌。目前，因咖啡产品生产技术认证标准不成体系，Y省咖啡产业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加工，各个企业处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境地。“一些浑水摸鱼、以次充好的经营者忽悠了消费者，也伤害了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做咖啡的人。”小洁不无痛心地说。 其实，对于咖啡产业，Y省政府是高度重视和支持的，不仅出台了发展指导意见，更协助一些咖啡种植庄园从全球主产区引进瑰夏等优质咖啡品种，建起了世界咖啡博览园和Y省咖啡种子基因库，专注改善Y省咖啡品种单一的现状。经过近五年的种植培育，Y省某庄园已经产出了对当地环境、气候更加适应，风味更佳的二代品种。“这些成功的行动说明我们的地理环境和技术是很棒的，说明中国有好咖啡，就在我们这里。”一位当地的咖啡庄园主人说道。 小杨是Y省某咖啡品牌创始人，他所经营的咖啡网店的年营收已破千万元，是国内最著名、最成功的咖啡电商之一。“曾经有个记者朋友用‘三杯咖啡’形容我的咖啡电商创业历程。第一杯是苦后回甘，第二杯是保持原味本色，第三杯是着力花式调配。其实，在我心中就一个字——动。”自称“咖啡创业青年”的小杨轻松地笑着，“千百万次地想‘要让全国都喜欢我们Y省的咖啡’，不如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再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也有诸多后发劣势……所以，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行动起来。因为，‘静’会给予很多‘如果’的假想，可唯有‘动’能带来‘但是’的希望。”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随后，办大学之风开始兴盛，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相继诞生。有人认为：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大学是各种社会组织中最具独特魅力的机构之一。大学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具有独特魅力，大学精神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优良的大学精神既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强大动力，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大学之“形”，一流名师是大学之“实”，那么优良的大学精神乃是大学之“神”。那么，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诸多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学者都发表了许多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述。费希特说，“大学是人类至为重要的机构”，“是我们永恒人类的有形体现”。洪堡认为，“大学是一个学者的社团，是高等学术机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纽曼说“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培克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授誉为“奉事圣职的骑士”等等。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大学校长到执教的教授，从中国“大学”所宣扬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到西方中古以来所形成的天下一家的世界精神，从韦伯、耶士培、蔡元培等坚持的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到纽曼所高标的博雅教育、艾雪培的钻研精神，从怀海德所珍视的想象力与实用经验、佛兰斯纳的知识之探索研究到葛德诺专注于卓越境界的论析，无论这些人的表述有哪些差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其共识的大学理念是：大学具有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和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功能。 2.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然而，现今中国的教育却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就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意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加以大肆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在我们的教育家翻译过来的现代甚至后现代理论里，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社会良知、思想阵地，大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纽曼的“象牙塔”在他们看来迂腐不堪，大学甚至可以连学术研究都不做，完全就是“人力资本”加工厂，与营利性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连教育本身都可以“产业化”。 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80年代的校园风景只是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90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发展速度超英赶美，连基本的现代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直跑步进入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带来丰厚商业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专业，这些专业和这些专业的带头人因此占据大学里的主导地位甚至是领导地位。在以“发展经济至上”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皓首穷经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被理所当然地冷落——不仅遭学校冷落，也遭学生冷落，在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张落寞的书桌？市场经济时代的学生超前早熟，从中学起就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庸俗的实用教育观，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更是以“是否好就业”为导向，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了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关我什么事！”和“学这个有什么用！”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口头禅，甚至连读闲书都已经成为奢侈，除了眼前利益和娱乐新闻，很少人再向自己已近荒漠的精神世界投去哪怕茫然的一瞥。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说，“驯顺冷漠”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普遍的精神症状。 3.可以说现今没有哪一位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蔡元培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蔡元培所坚持的三项原则是互为奥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几乎摧毁了大学这样一种体制。从此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职位变动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它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以及在系科设置等方面又开始向大学回归。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和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 这就是说，与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 4.在以前的“教授治校时代”，学术水准是衡量教授地位的唯一标准，有学问的教授的大学里的地位也是相当之高的，“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并且“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的反应……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行政机构与教学机构完全分开，从大学校长到院系领导都是政治直接选派，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真学问，并不是决定因素，反而真正有学问的学科带头人要仰这些人的鼻息。本来应该是“学人社会”的大学成为“官僚社会”，教授要办什么事情，必须经过行政机构繁杂的行政审批；而行政官僚做什么决定，可以完全不顾教授的感受。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甚至连学术水准都以官衔大小来衡量，官做得越大，学问自然就越多，出书就越容易，什么硕导、博导之类的高级职称就评得越快，房子车子也就买得越快。日复一日，不仅是老一辈认真治学的真教授越来越少，新一代准备“学而优则仕”的伪教授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思想探索的兴趣，而仅仅是评职称、申请住房、争取晋级的售价筹码。对比新旧大学世风、学风的变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不无感慨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而事实上，今日的教授不仅不会“面红耳赤”，反而以自己会钻营，能变通为荣，甚至为了节约“效率成本”，连学术著作都可以剽窃。 5.D-22是一个超现代化的酒吧，这里每个星期天都有北京最好的爵士乐表演，其余时间则有摇滚和朋克音乐会，同时还放映电影。它就在北大和清华附近，原以为这里会挤满追求时尚新潮的大学生，但来这里的学生其实很少，用酒吧老板的话说，因为学生个个忙于紧张的学业，根本无暇光顾这个近在咫尺的音乐酒吧。北大和清华是中国两所精英学府，考上这里的学生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天赋。但在中国，“能力和天赋”即意味着勤奋、死记硬背和吃苦耐劳，考试要证明的也正是这些。但是正如D-22酒吧所宣传的那样，年轻人的生活并不只是学习，学习也不是安排生活的唯一道路。有一些东西是中国和周边亚洲国家所缺少的，传统的实践和竞争精神令这些地方的学生成了欧洲人眼中的怪人，而这些东西正是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推动人格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学校并不培养学生的批判和独立精神，对于大部分老师来说，敢于在课堂上质疑老师的学生是差生和不守纪律的学生，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学生问题少说明教学成功。课堂纪律良好。陈先生将自己的女儿送去上海一所现代学校上学，因为这里能够培养她独立思考的精神。她的数学老师建议让孩子以后去美国或欧洲上大学，因为如果在中国大学过上4年，她身上的独立思考精神就会消磨殆尽。 6.中国内地的大学迄今为止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学获得者，这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很不相当，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老是培养不出世界级的科学家？日前，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获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据了解，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现为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最早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对研发青蒿素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创制新型抗疟药。此前，她已获拉斯克奖，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就在数年苦盼，至今一无所获，一些人反过来指责诺奖委员会学术歧视，呼吁国人鄙弃诺奖之时，屠呦呦这个名字犹如平地惊雷，给无数国人带来巨大亢奋。也就是这几天，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与屠呦呦同龄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宣布，“百亩片”试验田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毫无疑问，对屠呦呦和袁隆平这样的顶尖学术人才，我们无论怎样尊重都不过分。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两位耄耋老人在科学道路上的身影倍显孤独。大力培养人才，我们似乎一直以来都在坚持：2011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为660万人，“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人才与成果产出数量极其可观，但钱学森去世前最后一次谈话无疑让人醍醐灌顶“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尽管81岁的袁隆平依旧雄心万丈，“准备用10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但是10年之后，谁有能力接过他以及他们手中的重担呢？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个物质异常丰富发达的时代，大师仍旧极度稀缺。 7.剑桥大学至今已拥有近80位诺奖得主，其中一个三一学院竟培养出了30多位诺奖得主，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独门秘诀呢？很多剑桥人戏言，剑桥大学这项全球大学的傲人纪录，也许和康河边悠闲自在、天马行空的下午茶、闲聊分不开。在拥有31所学院的剑桥，其学院的定义并非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的学术机构，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生的组织机构。以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师李约瑟曾这样描述：“你也许是一位学习英国文学的英国青年，同对面房间学生物化学的爱尔兰人相善，同楼上宿舍学法律的尼日利亚人和学神学的苏格兰人友好。”学生们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没完没了地饮咖啡。每一个学院都是由学系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这些学院将整个剑桥大学变成一个奇妙的熔炉。在剑桥由学院文化构成的校园氛围中，充分的交流使人开阔眼界和心胸，同时也时时会感到挑战和竞争，这些无疑会带来灵感和动力。而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和基础科学的非功利性，是剑桥一贯的传统，像电力、电子、蒸汽机、抗生素这些与剑桥相关的发明，当年诞生时并未呈现出即时的实用性，发明者也不是刻意为之。这也许是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宗旨——特别强调对于人类知识的原创性贡献紧密契合而获奖多丰的原因吧。剑桥人言谈中从不把剑桥看作是孤岛上的大学，而是敞开大门，与世界其他大学加强沟通交流。像5年来，剑桥与麻省理工学院实施了全面合作计划，设立剑桥麻省理工学院(CMI)，两所大学学分通用，学生可互相选课。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者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learning），“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要对永恒做出承诺。”对于大学功能的定位，福斯特说,“大学是那些活生生的传统的管理员——在Widener图书馆与Houghton图书馆以及我们另外的88个图书馆,在Fogg与Peabody博物馆,在我们的古典学科的系科,在历史与文学的系科,都有活生生的传统。我们追寻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它们自身’,因为正是它们,千百年来界定了我们何以为人类,而不是因为它们可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 哈佛大学虽为世界顶尖大学,也有其苦恼。福斯特说,“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的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美国大学排名”,对美国大学形成的冲击波越来越大,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都无法忽视。据“大学排名”称,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取代哈佛,连续7年在全美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一。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哈佛女校长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说,“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尽管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但我们的目的要远比这些宏大得多。大学是思想交集的场所;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若是随波逐流,大学精神将会荡然无存,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8.2011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简单的话语，包含了沉甸甸的内容与期待。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三位大学的掌门人纵论“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这一热点话题。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一流大学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师与大楼，更需要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精神支柱，是指明前进方向的灯塔，是集聚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磁石。大学精神要体现其基本内涵和终极目标，要具有普适性、引领性、包容性，要体现人文与科学、物质与精神的完美协调，要以一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气势统领全局。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应简单地照搬以“学术自由、院校自治、通识教育”为特征的西方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采取这样的道路却容易限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新时代的大学精神要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单只是回复到传统的儒学理念或国粹，很难在全球引起共鸣。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一流大学要培养大志之才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领风气之先”的大学,是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教育制度的代表者和引领者。 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人，应该是有大志的人。现在谈到大学时不光要讲“大师”“大楼”“大树”“大气”……还应该提一个“大”，那就是“大志”。 好大学是一帮有志青年聚集的地方，像当年“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民族的兴亡，救国的责任，全由我们自己来担承”那样。知识固然是素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能力特别是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知识本身更重要。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有志向有情怀的人，是能够时时仰望星空心怀天下的人。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一流大学需要水到渠成积累一流大学难以一蹴而就，社会对高校改革的探索应多些宽容。率先试行自主招生的都是中国的顶尖高校，自主招生成本很高，高校乐于参加，最终目标是为了在优秀生源中招收到最适合本校培养理念、风格的生源。 现在对中国教育，弊病说得过多。我们总期待在最短时间里办起一流大学。但哪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速成的？一流大学不是用钱砸出来的，也不是单靠创新体制能成就的，而是人才培养积累的结果，没有几十年不可能获得证明。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近年来，山东省诸城市在全市积极推行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按照规模适度、地点相近、便于服务和中心村有发展潜力的原则，在半径两公里左右，相近的几个村选一个中心村，建立公共社区服务中心，形成集约化服务模式，把农民有需求、政府又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延伸到社区，让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职务项目，在社区实现“一门式”集中办理，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府公共资源不足的问题，又降低了政府服务成本，转变了机关工作作风，减少．了公共资源浪费，也让农民享受到较高水平的服务，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基本上不出社区就能够解决。同时，由于中心村有公共服务资源，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周边村的农民，在自愿的情况下向中心村聚集发展，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诸城市确定了“六站一中心”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内容，即医疗卫生、社区环卫、文教体育、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区治保六个服务站和社区服务中心，舜王街道松元社区建立后，在社区服务中心代收代缴电费、电话费、审批计划生育、宽基地指标，开展医疗卫生、农经信息咨询、户籍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农民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有人代理”，各项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过去由于村庄分散，警力和医疗力量又严重不足，难以做到一村一警、一村一个卫生室。舜王街道派出所在松元社区设立警务区后，群众报警后民警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和城市“110”一样反应迅速。成立不到半个月就调处矛盾纠纷40多起，为群众办理业务2800多件，有时一天能为 500多名群众办理二代身份证。松元社区建设的卫生室，整合了周围村庄的卫生资源，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政府负责价格监管，每天都有100人左右来求医问药。推行农村社区化服务，政府找到了更加便捷高效为民服务的着力点，为政府职能转变搭建起新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政府有效整合有关方面的服务职能，积极开展面向农村、农民的各项社会服务，开通了为农服务“直通车”，由原来群众进城到镇求服务，变为现在社区工作人员走村人户送服务，实现了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一做法，有利于加快形成以中心城市、乡镇和中心村为框架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对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很大意义。 2．江苏启东市委书记沈振新在谈到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中心时说：“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农村公共服务的相对滞后已经影响了城乡统筹发展。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部署时，我们把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中心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面向广大农民，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启东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征求对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和要求时，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期盼“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呼声最高，广大农民反映最多的是买农药化肥和种子还要跑到城里或镇上，浪费了时间不算，有的质量还可能得不到保障。启东市为了强化农村公共服务职能，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城乡互动，联创共建遍布乡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3．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深化农村改革是强化农业基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必须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着力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今年要千方百计争取农业有个好收成，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突出抓好三件事：一是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供给。二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抓好这三件事采取的主要措施：一要大力增加投入。二要强化和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三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特别是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四要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 4．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农村工作的现实状况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体制的要求出发，乡镇政府应重点加强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包括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权益，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发展。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加强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开展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5．湖北“咸安改革”的特点是改过去的“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理顺了管理体制，创新了发展机制。通过改革，乡镇直属站(所)，全部改制为“服务中心”，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走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其所承担的原有行政职能分别并入“三办一所”，条块关系得到了理顺。政府对公共服务工作实行项目管理，先确定当地农村需要的服务项目，根据当地情况确定费用标准，给予财政拨款，然后实行公开招标，签订合同，全面考核，根据服务质量，兑现服务费用。另一方面，对确需政府支持和发展的农村公益性服务领域实行“以钱养事”，引入竞争机制，强化了利益驱动。在总结了成安等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湖北省在改革中明确了“政府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思路，即县、乡镇政府是提供农村社会公益服务的责任主体，县级财政将农村公益事业服务按照部门预算要求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按照“政府出钱，购买服务，合同管理，农民认可，考核兑现”的原则，公益服务可以向转制后的企业或中介服务组织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向有资质的服务实体和个人采取购买的方式进行。 湖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宋亚平(原咸安区委书记、咸安改革方案设计者)在介绍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说，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将行政职能收归政府，经营职能走向市场，服务职能转给社会。对“七站八所”进行全员参保．五保合一，实行社会保障，政府拿钱，再由他们自己决定，你一个人也好，你们几个人也好，到工商局登记注册，成为自我约束、自我积累、自我经营这样一个具有社会经济法人地位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或者叫做经营组织。那么政府要为农业、农民、农村提供的公益服务怎么办?政府的责任，不能够因为改革甩包袱，我们采取了“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办法。乡镇要为三农提供哪些服务，把项目数量化，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改革后，只要具有国家有关部门所承认的资质证明就可以招投标，原来乡镇的“七站八所”与政府脱离了行政管理关系，专门从事靠政府财政保障的服务，并要接受严格的考核，既确保了服务的时间和质量，也保证了服务人员的队伍。通过几年实践，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公共服务管理制度。其中包括规范的合同、严格的考核标准、完整的考核方式等，实现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标准化管理，既提高了管理的水平，也降低了政府监督的成本，当地农民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服务。这一方面表现为服务人员投入和热情的提高，另一方面服务项目也在不断增加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咸安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对农民来说，一方面农民率先享受到了取消农业税的优惠政策，直接导致农民政策性增收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农村公益性服务新机制，从事公益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按合同约定，专心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农技服务、畜牧防疫服务等公益服务进村入户，农民群众喜得实惠。通过建立“以钱养事”新机制，乡镇事业单位人员不仅充分展示了个人专业技能，而且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入。 湖北省几年来整体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体制上开始消除机构臃肿的弊端。无论是乡镇管理机构设置，还是事业单位整体转制，都打破了旧有的管理体制，开始实现精简、统一、效能的目标，解决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体制性弊端。特别是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的新机制，避免了再走“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老路，初步建立起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乡镇政府职能，规范了机关机构设置，落实了干部的工作责任。政府的职能由过去的主要是“催种催收”、“要粮要钱”，开始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对农民的公益性服务上。切实转变了政府职能，提高了工作效率。 6．山东省乳山市近年来积极鼓励引导、培育发展以农村专业合作协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使其成为农户、企业与大市场连接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目前，全市已建立各类农村专业合作协会116个，拥有会员4万多人，联系农户8万多户。农村专业合作协会在促进科学普及、成果转化、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技协会是以农民对先进、实用技术的迫切需要为基础而建立的，其会员大都是科技能手，所推广的农业技术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并且融技术、生产和服务为一体，让每个协会都成为专业技术培训、推广的基地，每个会员户都成为科技示范户。协会外联科研单位和农科推广部门，内联千家万户。新品种、新技术先在协会内部推广，为会员掌握和采用，然后再辐射其他农户，使农业科技成果以较快的速度、较便捷的方式和较低的成本传递到农民手中。农技协会是自我管理、自我决策的合作组织，适合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以及怎么干，都是根据市场来决定，农户和协会之间的行为是自主自愿的，而且协会的带头人是农村的精英，有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在他们的带动下，容易使会员和农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达成一致，形成种植、养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格局。目前，乳山市已形成种植规模在万亩以上的下初镇葡萄、崖子镇苹果等8大农业特色镇。农村专业合作协会把分散的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开展同业技术交流和技术服务，在区域内形成“超小规模的个体、超大规模的群体”的现代商品生产新格局，从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农技协会不仅为农民提供生产技术服务，还把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组织起来，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农户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承担单个农户办不了或办不起来的事情，满足小规模农户发展商品经济的实际需要．解决小而全的农产品销不远、进不了大市场的问题。农村专业合作协会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会员直接参与协会的管理，培养了农民科技意识、营销能力和合作精神，又可以增强农民的集体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提高广大农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7．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必须看到，尽管这些年来以农村民生为重点的农村社会建设明显加强，但由于历史欠帐太多，仍有许多农村民生难题有待破解，如公共服务难尽人意，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水平不够，等等。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诚说，解决“三农”问题，要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要坚持从完善政策措施和加大投入人手，着力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和覆盖城乡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乡社会事业均衡发展，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着眼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大力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保证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 8．2008年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说，发展现代化农业，就要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近年来，国家对农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消农业税、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但农业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我国农业的科技水平总体来讲还有差距。美国、加拿大等农业大国是以大农场生产为主，而我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科技还难以惠及广大农民。现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科技体系存在“网破、线断、人散”的现象；科技人员力量薄弱，处于“到下边无腿”的状态；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下乡，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广大农户的要求。黄大防建议，尽快完善和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农业创新体系要形成从中央、省到地区的三级科研院所建设网络，增加科研的创新力度；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要在县、乡、村形成三级网络，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把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到农户。 9．近年来，一些乡镇农技站和农技人员出现了“弃农经商”现象，给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带来了种种不利影响，令人担忧。据调查，某地21个乡镇的256名农技人员中，目前专门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只有30人，仅占当地农技人员总数的11.7%，其他农技人员都在经营种子、化肥、农药。只有少数乡镇农技站从经营收入中提取一部分投向农技推广，绝大多数乡镇农技站都将经营收入全部归入经营者腰包。不少农技站已变成了种子、化肥、农药专营店，农技推广徒有虚名。昔日农技人员的熟悉身影，已从田间地头消失。农民抱怨：好几年都没看到农技人员到村上来，我们想学科技，是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即使找着庙门，也请不来神!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乡镇农技站“弃农经商”现象，亟待引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使乡镇农技站真正服务于农，助农业腾飞，帮农民致富。 10．现在，农村的文化比较贫乏。不少农村，除了年尾的“三下乡”时过过“文化瘾”，平时文化生活单调，甚至有些地方“黄、赌、毒”卷土重来，封建迷信活动也开始抬头。这种情况，与新农村建设目标是格格不入的。不良文化现象蔓延农村，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遏制农村不良文化蔓延，光靠政府部门“围追堵截”是不够的，关键要“输血和造血”：要不断为农民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要吸引各方面社会力量热心农村文化共建，要不断调动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努力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造血”能力。只有各方面建设力量形成合力，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真正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农村文化建设滞后，一个重要原因是投入不够。日前公布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 (2007)》显示，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总体投入规模不足，文化服务机构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全国乡镇文化站6年减少近5000个。即使尚存的乡镇文化站，也面临着经费紧张、发展困难的窘境，甚至成为无人员、无阵地、无经费、无活动的“四无”文化站。加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队伍建设，是丰富群众文化活动的前提。欲让农村文化土壤肥沃起来，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恐怕势在必行。通过这些年的积累，不少农村的经济实力都有了很大的增强。拿出钱扶持一下农村文化设施和文化队伍，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能否把一些“面子”工程的投入省下来放在文化上呢?对于中西部财力困难的农村，能否像城里的“免费”那样，由财政对这里的文化设施也来个“免费”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全体国民的事情，没有农村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恐怕就没有全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湖北省仙桃市大力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市花鼓剧团、歌舞团经常赴各镇进行巡回演出，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他们采取“城乡文明手拉手，共建文化中心户”的形式，在农村培养“不走”的文化。目前，全市的农村文化中心户已经达到300多个，大大活跃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11．近年来，山东省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构建以县图书馆、文化馆为龙头，乡镇文化站为依托，村文化大院为基础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搞好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农民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形成健康向上、和谐文明的村风民风。在全国文明村镇评选中，山东有28个村镇入选，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55个，数量均名列全国第一；省级文明村镇601个；县级以上文明村达到8000多个，占农村总数的10%文明家庭186万户，占家庭总数的6.7%。 兖州市大力实施有线电视人户、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五大工程”每个镇都建立了文化中心，80%的村建有文化大院，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53%。市财政每年补贴100万元，免费开放市图书馆、博物馆，向农民群众免费送图书30万册、播放电影5000多场，促进了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全市三分之一的村建成了文明小康村，9个村镇被评为省级文明村镇。 12．我国农技推广主力军的农技推广机构，目前普遍运行困难，因此要为农民提供周到的服务，确实障碍重重。山东省广饶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宋延清说：首先是缺人，当地农技人员与农民的比例达到了1:6000，而且后继乏人；再就是缺钱，有的乡镇农业人口达3万多，一年满打满算也就3万元经费，各类活动很难开展。 山东省农科院教授李维生对记者说，时至今日，我国农技推广机构仍遵循计划经济思路，按区域设置、行政方式管理，条块、部门、地区分割，机构分散、力量单薄、服务范围狭小。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出发，从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要出发，对农技推广体系进行改革，已成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建议，还应该充分发挥农业科研和教育单位的力量，形成农技推广的合力。 13．有些乡镇文化站的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下去，甚至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乡镇文化站发展到如此地步，确实令人担忧。多少年来，乡镇文化站的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活跃当地群众的生活，做出了不可否认的成绩。 然而；有的乡镇文化站的情况可以用“销声匿迹”来概括。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正在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乡镇文化站的工作。只有办好乡镇文化站，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的作用，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夯实基础，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然而，如何彻底地摆脱眼下这种局面，应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14．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烟台市组织开展了“3+1”联手共建活动，组织动员机关、企业和小康村三方面力量，分别与一个村联手共建。在开展共建活动的第一年，“村企共建”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当年全市有3223家企业参与共建，与共建村庄合资合作投入资金20多亿元，开发项目1200多个；有1500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共建村庄建立生产基地或签订购销合同；有195家企业在共建村庄设立分厂或建立加工点，就地就近吸纳农村劳动力2万多人。实践证明，村企联手共建新农村，不仅为工农互动发展提供了双向共赢的商机，而且为以工保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探索出一条好的途径。开展村企共建，要抓住共建内容和共建方式两个关键环节，改变以往帮钱帮物的单一内容，改变企业单向付出的传统方式，把企业的优势与共建村庄的潜力综合起来，把企业的利益追求与共建村庄的发展需求联系起来，选择切合实际的共建内容，采取灵活有效的共建方式。针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薄弱、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和农民素质相对较低的状况，发挥企业的资金、人才优势，与共建村共办社会事业，也是村企共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是积极参与农村学校、卫生室、文化大院、敬老院等公共设施建设，支持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农民群众更多地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去年上半年，全市已新建文化体育活动场所924处。二是发动企业职工广泛开展献爱心活动，采取结对帮困、困难援助、爱心援助等形式，对共建村6918户贫困家庭实行定向资助。三是充分利用企业的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农民素质提高工程，与共建村建立长期稳定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合作关系。去年上半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594班次，培训297437人次，安置转移劳动力154754人。

二、给定资料 1．城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在此过程中农村人口比重减少，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或以其他方式成为城市居民，这也是促进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变化的重要因素。 产业发展，是城镇化演进的重要基础。随着人口向城镇集中，同时伴随的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向城市集中，带动整个经济重心向城市转移。这种转移的根本标志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和非农产业比重的上升，即产业结构的升级。 产业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使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步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作为生产的主体，这些转移人口往往具有较高的产业素质和文化水平，进入城市以后又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给城市带来新的活力与竞争力，使社会活动重心向城镇转移。由于教育、医疗、卫生等公益服务方面的需求，城镇化必然会带来社会资源向城镇集合。 曾有学者在谈到城镇化时颇为感慨地说：“随着经济增长，农民的生活也应该得到适当改善，城镇化不仅要将人口和产业向城市转移，更要将城市的文明意识、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 总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人口向城镇集中，它是以产业发展和升级为基础的社会变迁。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这一过程本身也体现着社会的整体进步。 2．社科院2013年12月26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指出，当前城镇化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到2013年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54%，按目前的增长速度，估计到2018年将达到60%。 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涵养好、利用好城镇化这一新引擎，为实现我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提供持久动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增添力量。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刚刚突破50%，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5%，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不仅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也低于同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城镇化还需要大力发展，水平有待逐步提高，以便在更长时间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大量农业人口进入城市，需要配套大量的交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基础设施，这就需要政府和民间资本加大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民的减少便于土地流转和适度集中，刺激经营者加大农业投入，获取农业投资的规模效益。城镇化将带来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目前受收入水平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除了粮食消费外，农民各种物质、文化消费均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随着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可以预见，农民转变为市民后，将会更多地在城镇中投资和消费。 大量人口在城镇中集聚、分工协作，有利于科技、金融、信息、文化创意等各类特色产业的抱团发展，也将大大刺激普通居民服务业的繁荣，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新型城镇化以绿色低碳为发展目标，为科技创新的产生和应用提供广阔的研发空间和巨大的市场需求；城镇化通过人口集聚将实现土地、水资源、能源利用的集约化和废弃物处理的集中化，能够减轻资源环境压力。 要推动改革，首先就要形成改革共识；而在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的今天，城镇化是少有的几个可以迅速形成改革共识的领域，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等问题，社会各界认识比较一致，改革阻力相对较小。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推动城镇化，通过城镇化的一系列配套改革推动改革，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关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整体配套改革的全面推进提供契机。 新型城镇化坚持绿色低碳的方向，可以降低国际社会对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量消耗全球资源能源的担忧；我国城镇化过程需要从国外引进巨量的产品、资金、技术、人才，可以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活力，也可以为中国赢得国际关系的战略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为我国的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一方面是城镇化浪潮突飞猛进，改革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另一方面是农民因土地征迁领到补偿款，一夜暴富旋即陷入或得或失的纠结中无所适从。 前榆树台村村民夏东一家，在城镇化建设的拆迁过程中得到补偿款70万元左右，当时他们感觉，这笔巨款好像根本花不完。但等钱发下来了，夏东及家人才发现这钱不禁花：买房子装修30万，买小轿车10万，买家电和家具10万。剩下20万，一家人万万不敢花了。 “过去种地收入每年2万多元；在田间地头搞点养殖业，每年也能进账2万元左右。现在，每个月杂七杂八费用就要一千多元。”夏东掰着手指头算着，最令他犯愁的，是冬季的采暖费。百十来平方米的房子烧暖气，要交2000多元钱，太贵了! 夏东一家面临着坐吃山空的尴尬：尽管政府每月给发补贴，但区区几百块钱，哪够一大家子的衣食住行花销?眼看银行里的20万存款越来越少，夏东坐不住了，也想去打份工赚钱贴补家用。可是，自己没有文化，又无一技之能。 当地社区书记洪强得知此事后，在浑南新区站东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他从农科院请来教授，为村民们培训电脑。教授来了，电脑也摆齐了，却只来了四五个人。洪强发动所有村十部，挨家挨户上门“请人”。然而，磨破了嘴皮子，请来的村民仍然寥寥无几。电脑班开不成，洪强又筹备着开烹饪班、瓦工班、电工班，但也都只开办了一期，就又招不来人了。 这时，前榆树台村传来消息：村里开了一个保安培训班。夏东赶去了。洪强亲自督战，从周围某部队请来两名解放军教官，一对一培训……一周下来，夏东和其他20多名村民果然有了质的飞跃：站坐姿、立正稍息等，举手投足之间都多了几分飒爽之气。 怀揣着培训班的“毕业证”，夏东很快在长白岛一小区找到保安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负责招聘的同志一度还以为夏东是转业军人。 夏东的经历，让前榆树台村举办的保安培训班名声大噪。“2013年，我们相继办了四五期保安培训班，每班平均有30多人，总计培训了百余人，就业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洪强骄傲地说。 不过，让洪强感到懊恼的是，截至2013年年底，随着站东街道与五三街道合并，政策又有了新变化，失地农民就业技能培训班被叫停了。这令不少刚尝到甜头的村民们再次陷入迷茫之中。 4．2014年新年前晚，北京的温度降到了零下，无数人赶往餐馆、酒吧庆祝跨年，30岁的张琴却仍然站在青年路菜市场门口，守着板车上的水果，向行人兜售。新年，在她看来，只是来买水果的人会更多一些，不能错过这个挣钱的机会，所以她没有“提前收摊回家庆祝跨年”的打算。 10年前，和村里许多年轻人一样，20岁的张琴离开了河南驻马店的老家，她也曾期望有份稳定的职业，但只有小学文化的她，在漂泊多年后最终只能选择摆摊卖水果。现在，她最大的愿望是能攒下一笔钱，把孩子接到北京。但无论是高昂的学费，还是异地考试等政策，都令她心存畏惧。 在高楼耸立的国贸地区，25岁的陈强还在暮色中踏着小车收快件。已经在北京当了三年快递员的他，已经习惯了每天凌晨5点出门，晚上10点到家的生活，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卸货、分拣、派送、收件…… 在离开安徽农村老家的这些年，陈强住过郊区的平房，也睡过大街，现在收入稍好，他搬进了市区的一个地下室。“干这行得能吃苦”，他说，夏天热得能晒掉几层皮，冬天冻得人没有了知觉。虽然这行苦，但是收入尚可。几年前他还曾幻想“在这儿有个自己的小窝，面积不用大，够用就成”，不过，现在北京的房价，让他清楚知道，这仅仅是一个梦。 当初为了供孩子读大学，已经年过半百的刘彩云和丈夫离开了家乡四川广元，通过老乡介绍，来到北京做钢筋工。钢筋工是个苦差事，“一天干下来，整个身子都不能动弹”。刘彩云说，最要命的是与钢筋打交道，不免磕磕碰碰，身上全是瘀青和伤痕。 尽管这样，在北京这几年，刘彩云没去过一次大医院。虽然有新农合，但是门诊异地不能报销，为了省钱，遇到割破撞伤这样的“小病痛”，就索性去小诊所买点药自己处理。2013年，丈夫干活时摔断了腿，被送去医院。老两15一听要花5000多元的手术费，索性出院，回了老家治疗。因为这样至少能报销部分费用。“要是在北京新农合也能报销，俺就不用折腾了。”刘彩云说。 5．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在发达国家已有200多年历史，成为其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标志。以欧洲为例，站在埃菲尔铁塔上放眼望去，巴黎老城一片黄墙、青瓦，全部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建筑格调，即使拆除重建也保存原有建筑风格。而沿香榭丽舍大街凯旋门向西远望，可以看到一座新的凯旋门式的建筑，那里就是新巴黎，一幢幢高层建筑中充斥着现代设施，舒适程度令人艳羡不止。法国人注重环境保护与城市协调统一，巴黎绿化用地及空地约占15%，市区外围有三个森林公园，其中两个为凡尔赛宫的皇家森林公园，每个占地约10平方公里。 而德国，则小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比沃小城只有4万多人口，是原东德地区不太发达的城镇。两德统一后，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建设，并明确定位，把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发展作为主线，大力支持和扶持比沃化工园区的建设，使小城呈现出主导产业突出的鲜明特点。比沃化工园区是德国中部化工三角洲乃至欧盟境内重要的化工重镇，占地1200公顷，360家企业在此落户，在职员工11000人。政府和企业为化工园区现代化投资达50亿欧元，仅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上就投入25亿欧元。化工园区在规划时不仅强调功能完整、布局合理，而且对于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提出很高标准，因此吸收了大量国际上顶级的化工集团和新型企业，其中不乏拜耳、德古萨、林德等国际知名的跨国公司。 6．据韩国国土海洋部统计，2011年韩国城镇化率高达91.1%，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城镇化进程中，韩国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 韩国城镇化一开始与工业化无关，主要是战争破坏和依赖美援进口粮食，导致韩国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镇谋生。自上世纪60年代起，韩国走上快速工业化道路，农民大量迁入就业岗位充足的城市，首尔、仁川等城市人口迅猛膨胀。 鉴于首尔无法应对外来人口大量涌入，韩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借鉴欧美经验，提出了“建设卫星城市”方针，兴建了城南、龙仁等10座卫星城，通过轨道交通与首尔市内的交通线对接，形成了包括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这一发展模式大大缓解了首尔的人口压力。 对于中小城市，韩国大力改善道路、水电、供暖等城镇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医院、学校、银行、剧场等公共设施，让最具容纳能力的中小城市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核心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并举，方略不同，较好地解决了大量农民进城和城市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 农业在韩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农民弃地入城，但是农村却不会消失。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农村运动”，用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开发的模式，发动农民建设家乡。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每个村平均免费提供300袋水泥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建设。得到援助物资的村民纷纷组织起来，发挥合力完善村里的公共设施。韩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政府援助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三分之二的村升为自立村。 韩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确保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和合理补偿。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迫使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加土地供给。对于土地补偿，韩国遵循了“谁开发，谁补偿”、现金支付、确保一次性到位和公平分配的原则。合理有序地开发农村土地，使韩国的城镇化率得以进一步提升。 7．提起琼海，博鳌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甚至让人最先想起的地方，自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落户于此，博鳌积极借助论坛品牌，以及论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和大集团、大企业的强势介入，掀起了城镇化建设大潮。 为提升博鳌田园城市新形象，琼海市2012年投入2500多万元，对博鳌进行风情小镇改造，把该地区的民居文化、渔农文化、下南洋文化、万泉河文化以及现代时尚休闲元素融入主街道和商铺立面，将毗邻博鳌的朝烈、美雅等5个自然村的村庄、田野等乡村特色资源进行整合规划、连片开发，打造成主题鲜明、特色各异的田园村庄。 竹楼、荷塘、绿道……如今，博鳌的田野村陌无不散发着浓郁的田园风情气息；而墟镇上，骑楼、咖啡馆、酒吧却又处处透露出传统与时尚、本土与国际的元素。据统计，2012年博鳌平均、接待游客达5000多人，从业人员超过3000人，导游、高尔夫球童、游船驾驶员等新职业迅速兴起。 琼海市委书记符宣朝说，琼海打造田园城市的原则就是“不砍树、不拆房、不占田、就地城镇化”，通过就地完善基础设施、设置与乡村游相关的业态，扶持本地旅游产业，真正做到让村民在家门口挣钱。在这一理念的牵引下，博鳌无疑成为了琼海在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之路上一个非常成功的典范。 “乡村旅游业作为农村地区的一种新兴产业，是有效转移当地农民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城镇化的重要手段之一。”符宣朝说，要将1700多平方公里的琼海打造成为一个大景区，大力发展乡村游，把游客引到千家万户，推进农民就地就业，真正实现农民角色转换。 8．201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他们进行座谈。 朱高峰院士提出要处理好城镇化和产业、就业的关系，李克强接过话头说，兴城首先要兴业，有产业支撑才能有就业，特别是要发挥好服务业这一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如何做到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这新四化融合发展，实现产城相融、互促共进，是我们需要解决好的一大课题。刘彦院士随研究员向总理反映，对土地流失、农村空心化等“乡村病”，应高度重视。李克强说，新型城镇化要突出统筹城乡，根本前提是要尊重农民意愿、保护农民利益、保障粮食安全。这样才能使城镇化成果真正惠及农民，这根弦一定要绷紧。 座谈中，不少院士认为，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确实存在质量不高、缺乏科学规划等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率虚高，1亿多农民工进城后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务，只能算是“半城镇化”。李克强表示，对于这些问题，要高度重视。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意见》明确了今后3年的发展目标，包括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年均增速15%以上。到2015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4.5万亿元。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利国利民，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通过推广节能环保产品，有效拉动消费需求；通过增强工程技术能力，拉动节能环保社会投资增长。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负责人说，节能环保产业是指为节约能源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的产业，作为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7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我国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环保欠账多，生态保护任务重，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巨大。节能环保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明显，通过扩大节能环保产品消费，加快实施节能环保重点工程，可有效促进消费和投资增长。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节能环保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高。目前，市场对节能、环保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的需求比较大，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起到稳增长的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认为，就短期而言，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具有稳增长的效果：长期而言，加快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的确是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大举措。”在结构调整中需要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品，这就需要培育接续产业，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稳增长、调结构的目的。“要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完善政策环境，制订和修改节能环保标准，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使排污企业切实遵守环保法律法规，不敢欺上瞒下，擅自停止运营脱硫脱硝设施，杜绝骗取国家节能环保投资补贴等不法行为。”相关人员表示。 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负责人表示，我国大气、水、土壤污染加重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2013年以来出现大范围强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和生活。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可以提供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有利于加快治理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节能环保产业链条长，关联度大，吸纳就业能力强，尤其是节能环保产业作为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处在发展上升期，市场潜力巨大，在转变发展方式过程中，有利于解决就业。 2．2013年初以来，中国发生大范围持续雾霾天气。据统计，受影响雾霾区域包括华北平原、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区，受影响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4，受影响人口约6亿人。 一份题为《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的报告指出，本轮雾霾天气呈现出三大特点：其一是影响范围广；其二是持续时间长，一月份B市只有5天达到二级标准：其三是污染物浓度高。在开展监测的74个城市中，部分点位的小时最大值达到每立方米900微克。 持续的雾霾天气和中国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报告指出，上半年，虽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回落，但工业结构趋重，以企业为主体的节能环保技术创新体系不完善，产学研结合不够紧密，技术开发投入不足。工业能耗、用电量、高耗能产品产量均同比上升，这对单位GDP能耗降低形成“两面夹击”，非常不利。 报告提醒，未来如果在稳增长过程中放松节能减排要求，势必造成能源消费大幅增长，要实现全年单位GDP能耗下降3.7%以上，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2%、2%、2.5%、3%的目标，形势依然严峻，任务十分艰巨。 在持续的雾霾天气中，民众的健康问题也受到各方关注。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11月8日报道称，一项最新研究显示，由于中国北方普遍使用煤炭取暖导致空气污染，对人体心肺功能造成破坏性影响，居住在淮河以北的5亿中国人将总共丧失25亿年的预期寿命，即中国北方人的预期寿命平均比南方人少5.5年。 3．B市市民人人戴上口罩抵御空气污染成了国际头条新闻。但治理中国北方空气的努力，要依靠C市这样的炼钢城市。而C市300万市民对就业的担心，超出他们对烟雾的担心。 官方对B市空气状况如此担忧，以至于他们要求环绕B市的多个工业城市减少使用煤炭。并削减钢铁和水泥产能，以求缓解空气污染问题。 但对C市这样的城市来说，这就意味着就业岗位将会减少。这些城市的收入水平较低，排出浓烟的炼钢厂被视为可贵的雇主。在这些没有其他产业的城市，保住就业的问题使得整个经济转型课题对B市来说要复杂得多。 C市就是这样一个城市。这里的炼钢厂构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小城，其中包括C市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医院。C市本身以满清皇帝的避暑宫殿而闻名，钢厂的小城位于该市西郊。 即便是在晴朗的日子里，C市钢铁排放的污染也如此浓烈，以至于从该市的卫星照片也可看到。灰蒙蒙的烟雾遮盖了通往钢厂的主要公路两旁尘土飞扬的村子。 C市钢铁的排放如此严重，以至于在中国公布治理三大人口中心空气污染的新计划当天，官方电视台将其列为三个工业污染源实例之一。C市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C市市政府没有回应采访请求。 “我们老百姓看新闻，中央电视台不停地谈论污染问题。问题很严重，但在地方上，没有人拿出任何行动。”一名姓张的村民表示。他的家里很整洁，但经常被C市钢厂飘来的灰尘覆盖。与走访的其他居民一样，他不愿透露自己的全名。 “如果这家钢厂不存在，我们就找不到吃饭的地方。一切都围绕着这家钢厂，我们的孩子在那里工作。”40年前迁居C市、到该厂工作的李太太表示。 C市市民的平均年薪只有3.4万元人民币(合5400美元)，远低于B市的5.6万元人民币，因此政府无力承受任何危及就业的举措。在B市，市民们天天检查污染水平，并在有雾霾的日子戴上口罩。在C市。曾有过关于搬迁钢厂附近居民的讨论，但各方在补偿方案上谈不拢，因此仍有居民住在钢厂旁边。 在距钢厂大门大约1英里的某村，玉米地逐渐被C市钢铁的部门和一家汽车厂占据。这个村子的人至少自清朝以来就在这里务农。现在，村民们在钢厂里打工。“你只能先照顾好基本需求，然后才能对付污染之类的事。”一名面条店老板表示。他正赶在吃午饭的人群出现之前把桌子上的一层薄尘垢擦掉。 4．2013年11月18日，环保部通报10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专项检查情况。65家企业分布于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四地，河北省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最多，上榜14家，北京市则有3家企业，其中某水泥厂早在7月环保部暗访时就被指无组织排放。 10月专项检查的主要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D介绍说，环保部主要对北京市的房山区，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邢台、张家口、邯郸、承德，山西省的大同市，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等地大气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督查。 环保部公布的检查结果显示，21家问题企业中14家分布在河北省，其中唐山市最多，有7家，此外，邯郸市4家，邢台市2家，承德市1家。有7家问题企业上榜的唐山市，已经对5家企业进行行政处罚，责令1家企业停产整改，1个工地停止施工，对选矿的小作坊断电取缔，同时对4家企业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在唐山市的处罚中，主要的行政处罚手段是罚款，其中最高金额是15万元，最低金额只有2万元。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D在18日的发布会上表示，“罚款金额太少”。他指出，目前，对环境违法行为，只能按照现有法律进行处罚，最高限额是10万，久查不办的是20万，别的还没有具体的措施。他表示，只能寄希望于这次环保法的修改，让包括按日计罚等措施真正落实成法律条款，这样将来我们的经济处罚才能更严厉。 另外，D提到，目前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企业人员局限于行政处罚，对相关政府部门任职人员也只是降职，并没有追究法律责任。他表示，虽然此前两高司法解释提出。一年内有两次环境违法的情况下，可以追究法律责任，但其附加条件要求，有两次违法并造成一定的环境影响的才能追究法律责任。目前环境影响很难评估，所以追究法律责任很难落实。 5．大连裕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裕菖环保科技)就是一个节能环保型企业。总经理李相田介绍说，公司努力推进中国现代环保清洁理念发展，致力于引进欧美高科技环保设备，树立节能环保新理念。公司代理来自世界各地知名品牌的环保清洁设备：高压清洗机、零部件清洗机、自动洗地机、无尘扫地机、工业吸尘吸污机、工业除尘器、除尘工作台、焊接烟尘净化器、油雾净化器、泳池清洗机、水处理设备、气动吸尘器、气动风扇、气动吸尘枪、气动输送器、工业电池、清洁剂等环保清洁设备及高空作业平台。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工厂、酒店、大厦等场所。“我们不但销售环保产品，同时提供清洁设备的推广应用、技术培训、配件供应及维修服务。”经过多年的发展，裕菖环保科技在李相田的带领下逐步建立起完善的销售服务网络，公司业绩逐年攀升，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更为节能减排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裕菖环保科技目前面临一大难题，即市场经济主体节能减排意识淡薄，大多数企业领导人只顾眼前利益。不肯采用新产品。面对这一难题，李相田坦言：“企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生产产品，而是去推进思想意识方面的转变。”所以，李相田不厌其烦的向每个生产企业推广节能减排的理念，阐述采用裕菖环保科技产品所带来的长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以裕菖环保科技的两款产品：量子管通环和“清水芙蓉”水处理设备为例，这个小小的量子管通环足可以引发水处理技术方面的一场革命，但支持这场“革命”的人却寥寥无几。 “在我们购置、建设环保节能设备的过程中，税收优惠给予的真金白银无异于雪中送炭，有效缓解了公司资金紧张的状况。”日前，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华润电力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玉军高兴地表示。 近年来，江苏省国税局充分发挥税收宏观调控职能，从“节约能源、减少排放、废弃物利用”三个方面，力促全省环境保护产业做大做强。自2008年以来，各级国税机关为企业兑现包括减计收入、减免所得税额和抵免税款在内多项税收优惠政策，优惠金额达85.33亿元。铜山华润电力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发电企业。从该企业上马燃煤发电机组开始，徐州市铜山区国税局就积极向企业宣传购置环保、节能节水设备等的优惠政策。公司两台1000兆瓦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在建期间，即同步建起了脱硫、脱硝和防风抑尘网等环保设施。 6．新近研究表明：社会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只占污染源的百分之四十一，现代家庭造成的污染却占百分之五十九。与社会相比，虽然家庭只是社会的一个细胞，而就污染的危害程度来说，家庭却相对严重一些，已经检测到的有毒有害物质达数百种。常见的也有十种以上。有一组统计数据可进一步证实家庭污染的危害性，即一个家庭一天平均要制造一点八公斤垃圾，丢弃五个不可分解的塑料袋、二至三个一次性饭盒；一个家庭因洗头、洗澡、洗衣服等，一天平均制造二百公斤废水；一个家庭每天平均使用二十克化学用品等。这些污染物和汇流成河的生活废水，每时每刻都在污染着我们的土地与河流。 在能源浪费方面，家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多台电视机同时开；多个电脑同时用；电视没看时不切断电源，长期处于待机状态；上百瓦的白炽灯同时开好几个；声控灯感应器坏了，灯就没日没夜地亮着；饮水机24小时运作；有的电热户冬天用几个上千瓦的大电炉眼睛眨也不眨；打开水龙头哗哗一放就是好几分钟，等到热水出来了，才慢悠悠地洗漱…… 点点滴滴，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正是这样的点点滴滴，使居民区能源浪费现象显得相当突出。检查我们的行为，司空见惯的“无意识浪费”。在家庭生活中浪费掉的宝贵能源实在太多了。习惯成自然。且有很多浪费现象是人们长期养成的习惯，又习以为常，因此在节约家庭能源方面考虑得不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改掉那些不经意的浪费“习惯”，其实很简单，只需要举手之劳。 在我们的生活里，塑料袋成了必不可少的东西。无论是在大小超市，还是在菜市场和街边的小摊贩那里，给顾客提供塑料袋似乎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与此相对照的是，一些消费者在购物时过度依赖塑料袋。那些用了就扔的塑料袋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垃圾量剧增。大部分消费者把超市塑料袋带回家中当垃圾袋使用，丢弃后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塑料袋造成的白色污染，已经成为城市环境的大敌。 据统计，就按某市共1700万常住人口，有600多万户家庭来讲，如果每家每月节约1度电，一年全市就可节电6000万度，相当于一座小型发电厂的发电量；如果每家每月节约1吨水，一年全市就可节水6000万吨，相当于一座80万人城市一年的生活用水总量。 7．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通过电视、网络、发行刊物、举办讲座等形式向消费者普及节能知识，进行节能宣传教育。如今，节能措施已细化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瑞穗综合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0%的日本消费者愿意购买获得认证的“低碳”农产品。该研究所对日本国内20岁以上的女性进行了调查，这一人群是购买农产品的主要群体。在2062名被调查者中，71%的人认为“有必要”实施“低碳”农产品认证制度，有53%的人愿意购买获得认证的“低碳”农产品。该研究所还以大米、西红柿和甜瓜为例，调查了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低碳”农产品的价格水平。结果发现，消费者愿意接受一定幅度的价格上涨。如假设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减排量达100%，消费者愿意接受：大米价格上涨24%，甜瓜价格上涨22%，西红柿价格上涨15%。研究人员认为。这个调查结果证明了“低碳”农产品具有的附加价值，农业从业人员值得为二氧化碳减排作出努力。 谈到“低碳”，人们往往想到温室气体减排等“减”的一面，而实际上它也有“增”的一面——新市场、新经济活动、新工作岗位。英国在纲领性文件《英国低碳转型计划》中提出了宏观构想，计划到2020年使低碳经济为英国带来超过120万个绿色工作岗位。这一指标已逐渐细化到各个行业。英国相关政府官员说，绿色建筑产业可以创造6.5万个工作岗位，海上风能可带来约7万个工作岗位，波浪能和潮汐能等海洋能源的发展可带来1.6万个岗位。英国的低碳就业岗位账还落实到每个具体项目上，如一座核电站可提供约9000个岗位等。而低碳经济创造的新就业岗位成为政府项目寻求民间支持的有力工具。英国政府即将在某小镇开发天然气，有关公告就重点介绍说，该项目会为当地居民提供500个低碳就业岗位。 电动车是低碳经济中的代表产品之一。德国人认为，发展电动车不是将路上的内燃机汽车换成电动车这么简单，而是需要整个社会积极参与的重大事务。同时也是一个彻底重组整个社会能源与交通的契机。“与很多国家重点突破电动车本身的技术难关不同，德国更重视用‘电动交通’解决方案，系统、整体地推动电动车发展。”柏林工业大学汽车技术研究所的华人工程师、项目主管秦玉学说。 据悉，德国社会在积极推动“电动交通”系统解决方案上，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注重能源结构调整。电动车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如果电力企业依然严重依靠非清洁、不可循环的方式发电，那就等于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第二，电网的根本性革新。大量电动车会给整个社会的用电需求特性带来根本性的改变，继而对电厂地理位置分布优化、电网峰谷周期和电力整体需求都提出重大的变革性要求，因此全新的智能电网技术也处在酝酿阶段。第三，电动车本身的技术突破。这方面的主体是汽车企业。德国政府很注重对企业的引导。此外，德国政府还鼓励，在2012年到2014年间购买电动车的消费者可以获得德国政府提供的3000欧元到5000欧元补助。 8．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利闭幕，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生态文明、节能环保议题也融入其中。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如今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盲目发展已经成为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拦路虎，经济转型面临困局。2013年以来频频发生的雾霾天气现象引起了中央对大气污染的强烈关注，也促进了严抓环保、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决心。 从各方声音来看，节能环保的发展并不会拖累经济的增长，反而会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创造新的增长点。由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失调，长期以往将抑制经济增长，而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将倒逼产业升级，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比如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地铁让出行更便利，排放少、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发生质变等，在中长期将提升整体经济增长的潜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简单以GDP来论英雄，要把民生改善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此前，以GDP增速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目标的标准，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失衡，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因此，将环保纳入政绩考核也迫在眉睫。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截止2004年底，全世界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总计为3940万。据《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冶联合评估报告》显示：截止2004年9月底，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89067例，其中艾滋病病例20786例。 据分析，目前我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68%，经采血(血浆)途径感染人数占9.7%。此外，经性接触感染人数占7.2%，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占 1.5%，母婴传播占0.2%，尚有13.4%传播途径不详。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 2．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在我国中部一些地区1995年前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了艾滋病的传播。感染者多以村为单位呈高度聚集灶状分布，重点村庄供血浆人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般为10%至20%，最高达60%。由于感染的时间和地域比较集中，根据艾滋病的发病规律，这些地区艾滋病集中的发病和死亡高峰正在出现，其中主要是青壮年人。 3．艾滋病在亚洲的肆虐已经有过可怕的先例。1990年，印度医生吉拉达预言，在世纪之交，印度有可能成为艾滋病的堡垒。当时，他的预言不仅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遭到普遍的嘲笑。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去了5年的时间，艾滋病就开始以爆炸般的速度在印度蔓延，艾滋病感染者的数量蹿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4．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新措施不断出台，由红十字会在云南开展的艾滋病预防项目也已经取得很好的经验，然而，对于人口众多、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来说，阻遏艾滋病的城墙仍然显得异常薄弱。这首先体现在对民众的教育远远不足以应付艾滋病传播的快速和隐蔽。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一个简单的例子恐怕就足以说明问题。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迟至今年，中国才有了第一部艾滋病科教片。在不少农村地区，人们不是“谈艾色变”，就是普遍的“艾盲”，这种状况导致艾滋病首先选择农村地区作为“突破口”，造成了“高度聚集灶状分布”的现实。如果不加快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艾滋病就会成为游荡在无知人群中的瘟疫，而预防艾滋病也将无从谈起。此外，由于存在着观念分歧，一些部门对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不够重视，艾滋病已经开始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如果不能及时解放思想、突破观念屏障，就难以及时斩断艾滋病的性传播路径，更多心存侥幸的人将有可能被艾滋病所捕获。 5．经过中国政府的多年努力，进口艾滋病药物的价格近来不断降低，但目前仍维持在每人每年3万元左右，对众多患者，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病人是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根据卫生部的数据，中国目前有至少85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但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专家曹韵贞说，目前能接受“鸡尾酒疗法”的只有300人到500人。 6．上海迪赛诺制药公司2002年10月13日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该公司生产去羟肌苷和司他夫定两种抗艾滋病药物。另两种药物齐多夫定和奈韦拉平也在审批中。现在全球已开发出包括这4种药物在内的10多种抗艾滋病药物，用其中几种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即俗称的“鸡尾酒疗法”，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案。这4种药物可组成两种“鸡尾酒疗法”的联合用药，价格约为每人每年3000元左右，是目前使用进口药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迪赛诺公司表示将于年内开始大规模的药物生产，预计产量能满足50万患者的需要。 事实上，迪赛诺并非中国惟一开始制造抗艾滋病药物的企业。国家药监局已批准东北制药总厂生产齐多夫定，而正在申请生产齐多夫定、司他夫定和奈韦拉平的企业已有10多家。 7．日前四川省首批公共娱乐场所负责人艾滋病专业培训班开课，100多家省、市级公共娱乐场所的负责人成了首批学员。据了解，为期两天的培训，将对学员进行艾滋病相关政策、基本知识、流行现状、危害及防治措施等方面的培训。培训完后，省卫生防疫站还将制定《共同守则》，要求各企业遵照执行。娱乐场所负责人接受培训后，将其服务从业人员进行再培训，以此让整个公共娱乐场所的狙击艾滋行动也能“星火燎原”。 8．9月，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宣布：要在中国4个城市的娱乐场所进行100%地使用安全套的试点工作。这种做法通行全世界，并在泰国、柬埔寨等高危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抑制效果。在上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澳大利亚大会)上，仅就在娱乐场所推广全部使用安全套的问题，柬埔寨代表就被邀请做了38场报告。 9．据《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市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行动规划(2002～2010年)》日前出台。《规划》要求，从今年起，对全市所有临床用血实行艾滋病病毒检测。临床用血要全部由合法的采供血机构提供，单采血浆占机采原科血浆率要达到100%，完全阻断艾滋病病毒经血液、血制品等传播。 黑龙江省在全国属艾滋病低感染区，但近年来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明显增多。哈尔滨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全省最多，且有死亡病例发生。近年来，哈尔滨市性病报告发病率呈持续增长趋势。 《规划》要求，到2003年，哈尔滨市70%的县级以上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中医医院等医疗机构，要能够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预防保健服务，85%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能够为性病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预防保健服务；建立输血风险和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职业意外感染保险机制；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等。 10．我国首部普及艾滋病知识的科教电影《预防艾滋病》10月12日正式在京上映。该片内容丰富，不但用三维动画方式演示艾滋病发病机理，讲解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一些艾滋病患者也勇敢地站到镜头前，向广大公众诉说艾滋病的危害。著名演员、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为该片义务出镜并担当了配音员。影片顾问、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曹韵贞教授表示，我国已经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阶段，如不采取措施防治，将对我国社会安全、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11．《预防艾滋病》一片由某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与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合作摄制完成。据悉，中影集团随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此片。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为了美好的生活，我们来到并留在了城市，但等待我们的并不全是美好。 “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经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大城市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在下降，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徐宗威认为，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早在2003年，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仇保兴就提出，要防止城市病。8年过去了，城市病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有评论直指，城市病的背后实际上是“权力病”。比如，城市基础设施跟不上，实际上与权力热衷于面子工程有关。有多少管理者既关注城市的面子又关注城市的里子，既致力于地面上的繁华又用心于地面下的畅通?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意味着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发展的速度，还要看城市发展的质量。不能仅仅将人口居住在城市称为城市化，还要以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来衡量城市化。 2．2011年7月5日上午9时36分，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A口上行扶梯发生设备溜梯故障，造成一名12岁少年身亡、3人重伤、27人轻伤。北京市质监局表示，经初步调查，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是“固定零件损坏，扶梯驱动主机发生位移，造成驱动链条脱落，扶梯下滑”。目前，4号线运营正常，但所有事故品牌奥的斯电梯已全部停运。 电梯杀人，即便是事故总是有点骇人听闻的味道，以人身伤亡作为代价，已经不是单单哪个部门给予伤亡家属作出赔偿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媒体也披露了2010年12月14日，深圳地铁国贸站发生的事故——原因一模一样，生产商也是同一家。质疑声于是纷至沓来，“在深圳地铁12.14事故发生后，就有不少人想到了北京地铁的整体运行安全，给出了很多建议。遗憾的是，这些建议还是没能避免这一次的悲剧。”有好事者更是挖出了“类似5日发生的电梯故障在北京地铁并不是第一次。2008年3月4日，2009年12月8日，北京地铁曾连续发生电动扶梯故障，造成多名乘客受伤。”在对地铁出行安全的质疑声中，自觉不自觉地已经把“地铁交通人流过大，系统不堪重负”作为理由，不难设想，在追究4号线电梯事故的责任中，电梯生产商、质监部门、地铁公司以及北京地方政府都会用“交通流量过大”作为替罪羊。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北京地铁的高峰人流负荷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地铁上下班高峰中拥挤的程度已经超越了想象，没有在高峰乘坐地铁的人是不可能有体验的。在北京以环路划分地价和房价的时代，乘坐地铁上下班是他们最快捷的选择。 虽然北京的地铁已经是公共财政补贴下的2元超低票价了，但是人们乘坐地铁的选择却与票价毫无关系，而是别无选择的出行刚性需求。多年来，北京以“摊大饼”的方式展开城市的演进，不断扩张着城市的规模。在调节人口居住与城市发展矛盾的时候，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动用经济杠杆调节——房价的不断飙升代表了谁有经济资源，谁就有权利居住在城市的中心。经济强权逻辑的背后是大量城市低收入人口和普通市民阶层不断地被经济体制的漩涡抛离于城市外环，并且外环的半径不断地扩大，北京回龙观、天通苑、通州、南四环、顺义等渐次成为巨大无比的居民小区，也成为名副其实的睡城——白天居民进城工作，晚上出城回家睡觉。 3．像这座城市的300多万名司机一样，当雨点劈里啪啦地砸向地面时，蔡烨正开着自己的黑色本田雅阁车在路上。 很快，他就发现情况不妙：前方已经不再是马路，而是一片汪洋，积水深逾半米，几乎快淹没小型汽车的轮胎，行人不得不将裤腿卷到膝盖处，一棵巨大的杨树被风刮倒，横躺在马路中央。 “简直就像刚刚经历过一场海啸!”蔡烨心有余悸地回忆。但这里不是灾难片现场，而是2011年6月23日的北京。当时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雨。根据北京市气象局的统计，当日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5毫米，城区平均降雨量为57毫米。北京市防汛指挥部办公室新闻发言人王毅称，最大降水点在石景山区的模式口，降水达182毫米，“已经超过了百年一遇的标准”。 不过，这场暴雨并非意外。早在当天上午，气象部门就已经开始向市民们预告即将到来的暴雨了。一位出租车司机一大早就从广播里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算下午6点钟就收工回家。几个房屋中介公司的经纪人也在网上看到了暴雨的消息，一整天他们都抱怨着——这样的天气，出来看房的人实在太少了。 但正如人们后来所看到的，这座城市没有经得住考验。 一些马路变成了河流。在莲花桥下，水深高达1．3米，汽车变成了轮船甚至潜艇。一个女司机驶过这里时，车子被猛涨的水直淹上车门，她不得不从车窗里爬出去。 当时，蔡烨正准备从北四环、西四环交角处的新浪大楼回到位于西三环的家里。根据北京历来大雨状况“东轻西重，北轻南重”的规律，他将要驶过的小小弧形正是“重灾区”。 西四环已经成了停车场，路边的电子交通指示牌是一片刺眼的红色，这说明“每个方向都在堵车”。蔡烨看到，一辆消防车也被堵在其中动弹不得，只能呜咽地闪着红光。当遇到一个大水坑时，蔡烨看了看后视镜，身后是一排长龙，没有退路，他只能“屏住一口气”踩下油门，“好像经历一场大逃亡”。 据称，当晚北京市电力公司共派出1170余名抢修人员赶赴各电力故障现场，由于道路交通受阻严重，电力抢修人员只能骑车或者步行赶往目的地。 有的市民躲进了附近的地铁站。可是很快，地铁4号线陶然亭站里，雨水在楼梯上形成了“水帘瀑布”。工作人员不得不提着蓝色塑料桶四处接水。没过多久，三条地铁线部分区段停运。 与此同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班全部取消。 网友们则戏谑为：“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上班陪你在办公室看海，下班陪你在地铁里看瀑布。”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位评论员评论道：“就像有的人穿衣服，可能外面的西装很昂贵，但是内裤上面还有洞。我们的城市建设可能也是这样。” 4．青岛市西北路泡崖路段由于铺设管道切开道路，施工完后只将路面做了回填，几个月过去却一直没有铺上沥青，以致于此路段尘土飞扬、石子乱飞。 “铺点沥青就这么难吗?”市民的话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道路挖完后既然已经回填了，为什么不能善始善终?为什么最后的一层沥青就迟迟上不去呢? 城市道路地下铺设有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网络宽带电缆、数字电视电缆等，这些地下管道或电缆出现故障需要维修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不管出于何种需要，每条城市道路的“拉链”拉一个来回，都具有消耗大、周期长、影响大等特点，不免给市民带来噪音不绝、尘土飞扬、绕道而行、交通堵塞……西北路泡崖路段，因为只差一层沥青的覆盖，路上的小石子已经成为潜在的“杀手”。 在每次城市道路开挖前，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等相关部门的理由似乎总是合情合理，如“为居民能早日用上宽带、看上数字电视”“办实事、解难题”等，而市民又是最通情达理的，即使影响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暂时的不便都可以理解和忍耐。但他们除了盼着早日完工的无奈之外，似乎也别无选择。 我们总是在纵横建设着我们的城市，增加大楼的高度，拓宽道路的宽度，挖掘地下的深度，却往往忽略了一些细微之处。城市的细节最能展示一个城市的魅力，一条路再宽再平坦，如果有一处飞沙走石，那么再美好的城市也会因为这一点点瑕疵而黯然失色。 5．向公园绿地要空间，是为了解决杭州的停车难问题。西湖区建没局副局长何孝强承认，在杭州，行车难、停车难被称为“两难”，早已成为城市痼疾。杭州市甚至专门成立了缓解“两难”办公室。“目前主城区小汽车保有量已突破50万辆，按城市停车需求为小汽车1．2倍的低标准配置，需要停车位60万个。而根据相关部门统计数据，现在停车泊位仅25万余个，停车泊位缺口很大。”杭州市区公共停车场(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称。 为解决交通拥堵，杭州市政府不得不殚精竭虑。 2008年，杭州市在大范围征求社会意见后，曾在路边划出3．5万个停车位。2011年，“两难办”更决定从4月底至9月30日，整顿部分被挪作他用的停车场(库)，清理出四千多个停车位，以缓解停车难题。 但在每年以超过5万辆速度增长的机动车保有量前，这犹如杯水车薪。“向地下要空间，冈此成为杭州市政府的另类选择。2008年6月12日，由杭州市规划部门编制的《利用绿地、广场、学校操场等用地解决停车问题布点规划》开始对外公示。规划决定在主城区内建设34处地下停车库，其中包括嘉绿苑公园。 2011年4月，杭州市再出专项规划，准备3年内在杭州六城区新建公共停车位约2．5万个。“首批8000个要求在年底前完成，分解到西湖区是1500个。”何孝强说。而西湖区首批的6个点均为公共绿地。 “我们不是不支持建停车库，而是周边有更合适的地方。”嘉绿苑小区业主们说，无论是对面的公交地上停车场，还是一墙之隔、刚刚拆迁的建材市场，都更适合这一角色。 在下城区的东园公园地下停车库项目，同样招致附近居民反对。居民不解的是，2011年1月，政府才刚刚花了三百多万整修过公园，不到半年就重新开挖。更遭受质疑的是，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竟然将出人口写成了十几公里外的另一条路。嘉绿苑公园也遭此类“乌龙”公示，小区业主怀疑是“瞒天过海”。“这870个收费的停车位，挖丌、造好需要各项成本约1．6亿，到时再建公园，又要一个亿。”小区业主们质疑，“花这么多钱毁坏绿地，收费车库建成还可能再度闲置，到底值不值?” 6．“上海临江靠海，不可能缺水!”在多数人的观念中，上海拥有充沛的水资源，但事实上因为污染严重，上海地表水资源中仅有20%的淡水可供使用，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不足200立方米，低于北京，属于典型的缺水城市。 由于对水资源状况不了解，甚至有误解，许多企业和个人节水意识淡薄，认为水价便宜，多用点水也花不了多少钱，生产、消费、生活中的水资源浪费现象屡见不鲜。 以上海的洗车行业为例。目前上海各类机动车数量已达150万辆，预计到2010年将达300万辆。随着机动车数量的增加，作为特大型城市的消费新热点，洗车行业迅速发展。 据上海市水务局统计，上海有70%左右的加油站附设机动车清洗，约为550～600家；持经营许可证的洗车站(点)为315家；无证经营的洗车摊点约有300家。洗车站(点)的年用水总量约为1000万立方米。而在这些洗车站(点)中，目前仅有8家安装使用了机动车污水循环净化系统。大型公交公司的洗车站虽然具备洗车水循环回用能力，但由于洗车设施不适应公交车结构、机械洗车成本高等原因，大都仍采用耗水量更高的人工清洗。 根据测算，清洗一辆车平均耗水70～80升。如果使用洗车水循环回用设施，耗水量可降至15～20升，按全市100万辆机动车每年清洗50次计算，全市洗车耗水可节约近300万立方米／年。也就是说，目前仅洗车行业浪费的水，相等于100万上海人20天的生活用水量。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赵国通说：“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缺什么，反倒浪费什么，的尴尬现状，实现对资源的节约和合理、高效利用，这些资源消费特大型城市将消耗掉自己发展的未来。” 7．“如果城市无限地蔓延开发下去，每一个城市都往外扩张，‘饼’会摊得越来越大。这种方式当然并不是导致‘城市病’的唯一因素，但是它肯定对加速‘城市病’起到很大的作用。”近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在上海举行的“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合理确定城市的开发边界，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 城市扩张的原因，被一些大城市称为“承载能力已到了极限”。而一些城市盲目追求“大城市”发展战略，不断向城市周边“摊大饼”。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结果显示，有655个城市正计划“走向世界”，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城市化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一味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却给城市埋下了诸多隐患。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城市病”症状，一方面源于传统的规划方法已不适应“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另一方面，盲目攀比国外城镇建设标准的超前规划的观念和做法，大大超越了我国城镇发展的实际水平。而从更深层次看，则需要转变观念，强化政策的执行力。 有关专家表示，很长一段时间，城市的规模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显示政绩的亮点。翻开各城市以往的规划文件与实际发展状况进行对照，可以看到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指标的现象十分普遍。而要改变“一任政府一张规划”的现实，仍需从根本上转变观念，建立健全相应的考评机制。 8．工业革命以来，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迈进城市化门槛的国家，也是“城市病”的首发国家。英国城市化大约始于1775年。在商业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人口从农业区向工业区迁移，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后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大城市形成城市群。伦敦1545年只有8万人口，1700年增至67万，超过巴黎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1901年达658万，为当时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华大都市。到19世纪晚期，英国已有7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随着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公共卫生设施匮乏、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景观丑陋等“城市病”也初露端倪。由于英国城市化无任何可借鉴的经验，政府未对城市的盲目发展进行干预和调控，使得“城市病”愈演愈烈，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城市化进程中的英国一味追求财富的积累，进入了富裕和贫困并存、繁荣与悲惨交织的怪圈中。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仅伦敦万人聚居的贫民窟就有20个以上，这些贫民窟成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其他工业城市的情况更糟。1885年，曼彻斯特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工业城市，而它的老百姓的平均寿命仅为29岁，几乎每个曼彻斯特人都是英年早逝。人口快速聚集和糟糕的工业生产环境，没有充足的排水、排污，缺乏干净的饮用水以及住房规划，造成很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霍乱的蔓延和极高的婴儿出生死亡率。流行病和地方病是英国所有城市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英国的城市灾难使人们认识到城市不仅是财富的源泉，也可能是灾难和罪恶的摇篮。“城市病”的首次发作其危害几乎是毁灭性的，但它也催生了人类与之抗争的有力武器一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1948年，英国议会制定了《公共健康法》，这是一部在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共政策法案，它不仅有效地加强了对城市无序蔓延和混乱状态的管理，而且通过为贫困居民修建公园、浴池和洗衣房等措施，极大地降低了婴儿死亡率，也使一度猖獗的城市犯罪骤然下降。英国也是世界各国中第一个实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个制定《城市规划法》、第一个提出建立“花园城市”，同时也是第一个较为成功地治理了“城市病”的国家，堪称世界城市化的试验基地。英国治理“城市病”的经历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是人类理应共享的宝贵财富。 9．吉林省长春市将创建“健康城市”作为治疗“大城市病”的一种选择，力争到2012年，使市民健康素质、环境健康水准、社会健康评价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而江苏省江阴市、河南省平顶山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则把“幸福指数”纳入到了对当地官员的政绩考核中。 杭州市自2008年5月推出城市免费公共自行车后，许多公共白行车的“寿命”大大缩短。但有专家认为，把公共白行车骑坏了，从某个角度讲是好事，自行车的负荷越重，说明开车的人越少。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钢指出，白行车成为“免费午餐”，是治疗城市病的一项有益探索。 在中国东部，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人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专家分析，“逆城市化”有助于解决城市空间压力等“大城市病”。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的规划建议提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注重以人为本、节地节能、生态环保、安全实用、突出特色，强化规划约束力，加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城市蓝皮书》预测，大约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将首次持平。对传统农业大国而言，这是极其深刻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了和谐城市，有了宜居城市，才有国民幸福。 而中国建筑科学院原院长王有为则建议，各地在构建“绿色城市”中要走本土化之路，根据当地气候、环境、资源、经济和文化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建设“绿色城市”。 10．2007年，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牵头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司验收。根据该标准，可从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综合评价七大项来评价一个城市的宜居程度，综合宜居指数在80以上，就可称之为“宜居城市”。 “这个标准只是导向性的科学评价标准，不是强制性的行政技术标准，因此，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尚不具备约束力。”该课题研究的负责人罗亚蒙对记者说。 在已经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许多专家探讨了城市宜居的问题。其中，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晓苏的一个看法格外引人关注，他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还在不断长大，长大了的城市街头是不是能有市民悠闲地推着婴儿车?热爱城市的人们在期盼。 作答要求

材料一 2019年，浙江龙港撤镇设市，实现从“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到“全国首个镇改市”的历史性跨越。龙港改革的难点，是要以40％的行政资源，承接100％的行政管理职能，服务好48．5万常住人口。对此，龙港的解法是：“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坐机关坐社区、不靠编制靠智治。”怎么建机制?龙港持续深化大部制改革。对体制机制、组织架构进行系统性深层次重塑，构建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县域行政运行体系。 比如“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就把涉及7个部门的1146项行政审批事项，统一划转至龙港市行政审批局，推出“一窗通办”新模式，让老百姓“只进一扇门、只盖一枚章”。怎么坐社区?那就是“市管社区”扁平化改革。社区书记直接向市委书记汇报工作，社工“零距离”对接市局。2022年以来，龙港通过社区联合党委“党建统领”，市领导和部门捆绑社区“组团服务”，社会组织、企业、乡贤、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多元共治”。实现了80％以上的基层问题和群众需要的服务在社区得到解决。怎么靠智治?龙港把数字化作为破解“人少事多”“乡镇缺层”等难题的“船”和“桥”。实行“一网统管”，广泛拓展信息来源，打通各类监督议政平台，率先实行110与12345话务并轨，确保市级指令直达社区、贯通网格，形成闭环联动处置机制。 火热夏日，龙港JT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一款名为BOPE的同质可回收材料正在数字化生产线上有节奏地流动着。“该产品原材料由我们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院士团队牵头，与中石化北化院联合开发。”龙港高分子产业研究院徐副院长介绍，该材料已经在生产线上规模化生产，不仅实现原材料替代，为下游减少加工工序，进而为生产链上的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而且转型升级成功原生产线，突破原先生产范围。撤镇设市后，龙港一把手抓传统产业升级，继续做强做优印刷包装、新型材料、绿色纺织等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一手积极布局“高精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智能装备、生命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力求“换道冲刺”抢滩占先。全市规上企业数量翻了一番；工业技改投资增长54．5％；企业研发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省科技型企业数量实现倍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现零的突破。 龙港从渔村发展而来，城市建设起步晚，基础设施历史欠账较多。有网友曾嘲讽道：“农民城特色，粗放发展，没有品质。”撤镇设市以来龙港引进顶尖团队以百年大计理念抓规划建设，着力构建世纪大道景观轴、滨海都市风情带和龙港新城的“一轴一带一新城”拥江面海发展格局。眼下，龙港紧锣密鼓地开展“老城复兴”“新城崛起”行动，一座崭新的“未来之城”轮廓显现。9月1日，承载龙港推动老城复兴、提升城市品位的滨江核心区综合开发项目举行开工仪式。当天共有高端商业、高端住宅、休闲公园、市政道路等15个子项目同步启动建设，整个区域面积达67公顷，项目总投资56亿元。该区块建成后，将成为地标性的生态居住综合社区。 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是龙港设市后呼声最高的民生需求之一，龙港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加快补齐龙港医疗卫生短板作为优先事项全力推进，2020年与温医大附一院达成智联合作。根据协议，温医大附一院对龙港市人民医院全面运营管理。依托“全托管”这一强大技术后盾，患急性心肌梗死的砖瓦社区居民老王在龙港市人民医院介入中心获得了有效救治。为让更多市民切身感受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幸福感，龙港在广泛征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梳理形成10件民生实事候选项目，逐项分解落实责任，主动接受各界监督，确保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 材料二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报告中的“扎实”两字，透露出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个难度系数很高的过程。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当下，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两大变量”，做大蛋糕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即便是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浙江，也感受到与预期目标的差距。面对挑战，浙江作出积极回应。以经济发展为例，过去一年，浙江的创新体系和产业培育体系进一步明确，目标是培育4个万亿级世界级先进产业群，若干高成长性百亿级“新星”产业群。这些都是浙江立足共同富裕的长期性，眼光放远，面向未来，对经济发展作出的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过去一年，浙江“山区26县”大多经济指标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有个问题却很难忽视：山区县发展确实更快了，但实际上由于基数差异较大，区域间的绝对差距仍在拉大。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浙江省经信厅课题组曾对山区工业摸过一次“家底”，通过梳理每个县的基础和特色，引导各地壮大主导产业、培育新兴产业。特色、高新、低碳，成为山区26县产业发展的关键词。遂昌金属制品、天台汽车零部件、青田不锈钢、龙游特种纸、永嘉泵阀、淳安水饮料、缙云机械装备等7个超百亿产业已经出现，另外还有3个超70亿产业，山区26县的生态工业正在“使劲”。 浙江城乡协调水平在全国首屈一指，2021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降低到1．94，全国的数据是2．50。有不少专家认为，从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看，浙江进入了城乡协调的瓶颈期。也因此，浙江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想了不少新办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始于2003年，获得过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2021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迎来又一轮迭代，开始转向全城创建新时代美丽乡村。这次提升，将乡村数字化改革、未来乡村试点、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内容纳入“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同时，浙江迈入农村改革的深水区，逐渐从富农增收、村容村貌整治转向体制机制创新。比如，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11个试验区之一，浙江嘉湖片区实施方案正式获批，在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方面进行率先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重要路径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有个重大使命——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2022年上半年出台的浙江“扩中”“提低”行动方案，明确了“扩中”“提低”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实施路径等，有不少创新点。比如在全国率先划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底线”——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元；画出“橄榄型社会”的基本轮廓——到2025年，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元至50万元群体比例达80％，20万元至60万元群体比例达45％。 材料三 作为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数字化改革依托先发优势，向深度和广度进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浙江生动实践。2022年，浙江确定了94项重大改革、143个重大应用建设、21项牵一发动全身重大改革。这些重大改革和重大应用，重点围绕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些重大机制障碍和瓶颈制约。 抓好这些关键改革，来引领撬动各方面各领域改革，是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路径，也是数字化改革能持续取得实效的关键所在。比如，建立健全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机制，是浙江在省域层面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有益实践。 通过数字化改革，公权力监督从过去的靠“人力”，正逐步转变为依托大数据监督。基于海量数据，高级算法，“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对“算力”进行深度挖掘运用，以数字化进一步推动正风肃纪反腐，提升监督效能。截至8月，“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已归集行权数据9600万条，产生红色预警3．7万条，挽回直接损失9500万元。 迈向现代化不能凭赤手空拳，需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来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工具手段方法。10月18日18时许，温州市瓯海区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智应用平台发出AI预警。系统识别到潘桥街道上汇路大象城映象厂场附近有流动摊贩聚集。群众通过“浙里办App”上的“温州智慧城管”应用反映的线索也被调出。值班人员锁定问题后迅速远程打开事发地的智能设备启动“空中喊话”进行劝导，并通过指挥平台向潘桥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发出指令。15分钟后。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开始集中整治劝导流动摊贩规范经营并通过执法记录仪将执法现场实时传回指挥大厅，执法情况实现全过程监督……半小时不到，上汇路恢复畅通。 数字化改革行稳致远，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有效推进机制。目前，从各地各部门看，都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改革的机制；从大系统看浙江数字化改革有了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党建统领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治、基层治理等“6+17”系统以及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构成的数字化改革话语体系。以浙江省市场监管局为例，至今年上半年已上线14个重大应用，实现核心业务数字化全覆盖，不仅在全省数字化改革中领跑，更重要的是破解了在平台经济规范运行、外卖行业管理、冷链管理等160多个行业中的痛点难点问题。避免碎片化和低水平重复建设，是确保改革不走偏的关键，这也是浙江此前在改革中一直强调的。一方面，各地各部门要抓住国家所需、群众所盼、未来所向，突出问题导向，不断谋划推进重大改革：另一方面，“一地创新、全省共享”机制要迭代完善。推动各地部门的应用，使之能在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调动起社会各界和基层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值得一提的是，10月29日公布的2022年数字化改革“最系列”成果中，15项最佳规则和15项最响话语，已将前期数字化改革的经验进行了固化，形成了长效机制。比如《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对公共数据的管理和应用创新、保障数字化改革、推进深化数字浙江建设等在法律层面进行了明确。 材料四 “本来海岛之间要倒两班船，来回路上就要花费大半天时间。好在有了‘共享法庭’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解决纠纷。”2021年11月30日，家住浙江省岱山县衢山岛的被告毛某与舟山市普陀区的原告贝阿婆，通过就近的“共享法庭”视频连线，顺利达成调解协议。 “一条热线管诉求，一键调解化纠纷。”2021年10月12日，诸暨市人民法院“共享法庭治理端”在东盛社区“共享法庭”投入使用，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语音机器人、云呼中心等技术，实现服务事项全程无纸、一键申请、实时分配、即诉即办。 人民群众对司法服务有现实需求，但基层网格人员力量不足，不少群众不会用、不愿用网络进行纠纷调解。针对近年来基层治理中的难点问题，杭州丽水等地法院积极探索运用数字化手段，通过在镇街村社设立“共享法庭”，将工作触角延伸到社会治理的最末端，参与和融入基层治理。2021年以来，浙江法院以“共享法庭”建设为抓手，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共享法庭’打破传统人民法庭服务乡村振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制约，是架构在数字空间、虚拟在群众身边的人民法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主要负责人表示。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共享法庭”驻矛调中心工作室联合板桥镇上田“共享法庭”。通过“法官讲法理＋村干部讲情理”，合力促成一起侵权责任纠纷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在线进行了司法确认。浙江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浙江法院坚持“一般纠纷就地调”，发挥党员、村社干部熟悉社情民意、群众工作能力强的优势，就地调处化解纠纷；落实“复杂纠纷指导调”，对于村社内的疑难复杂纠纷，积极通过“共享法庭”提供线上指导或线下支持；强化“涉诉纠纷邀请调”，对于涉及镇街、村社辖区内的案件，视情邀请当地调解力量参与调解，做到“纠纷哪里来，调解哪里去”。针对纠纷行业特征明显、类型化纠纷多的特点，浙江法院依托婚姻家庭、金融保险、物业、房产、消费等行业调解组织，整合各方调解力量共同推进建立特设“共享法庭”，实现“行业纠纷行业解”。 “通过今天的旁听，让我们对这起纠纷有了更清晰的法律认知。”2021年12月13日，在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设在新新街道金桂社区的“共享法庭”，10余名业主代表在线旁听了柯城区法院花园人民法庭的一起物业纠纷庭审。因疫情影响，庭审旁听等司法活动受到限制，但这类群体性纠纷牵涉广，组织群众旁听有其必要性，而“共享法庭”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 在舟山，“东海渔嫂”是基层社会治理一道“温柔而有力量”的防线。调解“家长里短”光靠“苦口婆心”远远不够，渔嫂们通过定期参加各区县法院依托“共享法庭”开设的法律专业知识培训，提高了参与社会治理的战斗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则聚焦执行工作中查人找物难、联动渠道不畅、案多人少等难点痛点，依托“共享法庭”场地同步建设“执行e站”，将执行工作触角延伸至街镇、村社等社会治理末端，为加强执行网格化管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作出了有益探索。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2013年10月28日起，继江苏、四川、重庆3省市试点之后，央行个人信用报告网上查询服务试点扩至9省份，增加北京、山东、辽宁、湖南、广西、广东6个试点省份。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身份证号码在以上9省的个人，通过身份验证后可以查询到个人信用信息提示、个人信用信息概要以及个人信用报告。 个人信用报告开通网上查询服务，其意义值得肯定。一方面，公众可以及时查询个人信用记录，发现和更正错误信息，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失信”。一方面，有助于提升社会信用意识，自觉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到诚实守信，杜绝负面记录。不过，信用信息查询平台在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引发公民对信息泄露的担忧。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平台设计十分注重安全性，采取了严格身份验证，内外网物理隔离等多种技术手段。但是，单纯的技防并不能让公众放心，再严密的措施都需要人来落实，也就难以避免人为因素从中作乱。此前的手机实名制中，运营商也对个人信息安全建立了一整套保护体系，但依然遭遇泄密。在北京“出售个人信息第一案”中，7名来自电信、联通、网通三大电信企业的员工，利用职务之便，向“私家侦探”出售大量公民个人信息。 为规范信用的收集和披露，美国相继出台了《公平信用报告法》《隐私法》《信息自由法》《信用修复机构法》等十多部法律。相比之下，我国个人信用安全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完善，2013年3月刚刚施行的《征信业管理条例》，也只是笼统地提到，违法提供或者出售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什么情形才构成犯罪，并没有具体说明。著名征信技术专家，社会信用体系理论的奠基人林钧跃呼吁，尽快出台《个人隐私权法》，对个人隐私予以全方位保护。 个人信用的异议权、纠错权和司法救济权也应得到法律保障。在个人信用记录输入征信平台之前，应通过书面等形式，告知当事人，提供异议和申辩的机会，减少错误几率。 根据规定，公众认为征信机构提供的信用报告信息有误，在提出异议得不到满意解决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不过，由于我国法律并未明确“信用权”，司法实践中往往只能以侵害名誉权受理。因此，需要尽快引入“信用权”的法律概念，以便信用受损者提供有力的司法救济和保护。 此外，提高银行违规查询的违法成本。2012年，民生银行南京分行等两家银行，未经授权查询个人信息，被处以2万元罚款。此事一度引发公众对于银行“泄密门”的担忧。应该看到，《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1～3万元”的罚没，以及对于当事人的民事赔偿缺失，不足以对违规查询构成威慑。所以，在筑牢安全防火墙的同时，有必要提高违规查询个人信用的违法成本，以有效保护个人隐私。 业内人士表示，以前的个人信用信息一般只对银行开放，个人只能通过征信机构来查询相关情况，但后来部分小贷公司也能获得查询权限。此次信用报告在互联网上开放查询试点的扩大，代表了我国个人信用系统进一步开放的趋势。 长城证券银行业分析师黄飚说，对金融行业而言，个人信用系统进一步开放有利于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如小贷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控制金融风险；对个人而言，也有利于凭借好的信用记录来获得贷款，优化个人信贷的生态环境。 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谢太峰表示，我国公民的信用意识普遍不强，对于个人信用“污点”的情况知之甚少。由于个人和金融机构地位不对等，个人对信用信息漠视，金融机构对个人信用的关注多局限于信贷领域。个人信用系统进一步发展应不仅限于信贷领域，应强化道德层面的个人信用，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意识。 专家认为，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个人征信系统建设较为滞后。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我国也在不断加快完善这一系统，未来推行难点在于系统覆盖的全面和深入，很多系统接入互联网也需要成熟的技术和时间，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资料2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杜金富署名文章表示，社会信用体系要分步推进，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工作主要有：完善法规与制度框架；推广应用机构信用代码，制定信用标准。在个人主体识别用居民身份证号的基础上，2012年全面推广使用机构信用代码，作为信用体系建设主体识别标识；率先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在人民银行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基础上，逐步纳入保险、证券等机构的相关信用信息；逐步完成信用信息分类。 第二阶段主要加强机制建设。一是建立健全政务信用档案体系。二是完善各征信系统，实现非政务信用信息的全覆盖，即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三是大力推动信用信息应用和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四是研究制定《社会信用促进法》《信用信息保护法》。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改善和优化发展环境的前提条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近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局面。 行业信用建设稳步推进。有关部门依托管理职能，归集了大量市场主体的信用信息，探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商务部出台了《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形成了包含142万家企业的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共收录1232万户，日均查询量72万次；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共收录自然人586亿人，其中有贷款或信用卡记录的8572万人。工商总局归集了7794万户企业的基本信息和4758万户注销企业的基本信息；建立了2844万条的负面信用信息库和2671万条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负面信息库。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探索实施信用分类监管，将进出口企业和纳税人划分为A、B、C、D四个信用等级，采取不同的激励和监控措施。质检总局归集了23675家企业信息，建立了“红黑名单”制度。银监会建立了19家银行5000万元以上大客户42万户的信用信息库，包括不良贷款企业2681户。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外汇市场信用体系建设的五年方案》，重点开展了外汇违法信息披露和诚信宣传工作。 地方政府行动积极，进展明显。多数地方党委、政府建立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制度等各具特色的组织推进机制，在一些方面取得了突破。一是建设了多来源、跨领域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重庆、湖南等省市建立了统一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二是制定了信用法规和标准。许多省市制定了信用信息的征集、发布、使用的管理办法。三是加强信用信息的应用。各地政府带头使用信用产品，在政府采购、招标、公务员录用的过程中要求提供信用评估报告，积极促进信用服务市场的发育。四是推进跨地区信息共享。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开展区域合作机制，打造“信用长三角”，初步实现了信用信息的互通共享。 信用服务行业步入发展期，正在成为新型的服务业。我国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在政府引导和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已增加到100家左右，信用担保机构等各类信用服务机构的数量更多。信用服务需求日渐增加，信用服务市场已经初具规模。 围绕信用的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国务院正式颁布。不少地方政府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了信用立法、数据标准化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对信用信息的内容、归集的渠道和时限、公开的范围和方式等作出规定，统一信用信息的数据格式和传输方法，为信用体系的运转提供法律依据和技术保障。 资料3 酝酿良久的《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13年3月15日起正式实施。据悉，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日前出席“商业银行征信工作座谈会”时也表示，央行将配合《条例》出台相关配套制度，加强征信监管。 《条例》对设立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的管理相对严格，除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条件外，还需具备主要股东信誉良好，最近3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注册资本不少于5000万元，有符合规定的保障信息安全的设施、设备和制度、措施，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取得任职资格等条件，并经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办理登记。 《条例》对设立从事企业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的管理则相对宽松。只需依照公司设立登记的法律法规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自登记之日起30日内向所在地的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派出机构备案即可，不需另行审批。 此次出台的条例对保护个人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作了多项规定。譬如，除依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外，采集个人信息应当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向征信机构提供个人不良信息的，应当事先告知信息主体本人；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不得超过5年，超过的应予删除等。《条例》还严格规范了个人征信业务规则，除依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外，采集个人信息应经信息主体本人同意。 个人不良信息存期为5年是否太短?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规范不良信用信息保存期限的目的，在于促使个人改正并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期限过长，信息主体信用重建的成本过高；期限太短，对信息主体的约束力不够。 资料4 一份住房按揭贷款合同、一张银行信用卡……这些生活信息已是再熟悉不过，其实，这些与我们最亲近的信用信息正是构成个人信用报告的主体。但您有真正了解过它们吗?您关注过它们的“健康”吗? 据赣州金融网的一份网络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与问卷的人群中，70%不了解“征信”，5%曾经查询过信用报告，25%知道“征信”但不清楚如何查询信用报告。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赣州如果要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除了在贷款时商业银行会通过征信系统查询，也可以自己前往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征信管理部门进行查询。 目前，在赣州，前往征信管理部门查询信用报告的大多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和个人，因为在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查询信用报告已成为商业银行贷款审批的重要一环。仅仅单纯为了了解自身信用记录而前往查询的企业和个人仍然不多。 “以前不太了解征信，觉得这事跟自己没太大关系。但现在准备贷款买房了才知道有信用报告一说，就过来查查，原来这个东西影响还这么大!”一位正在某商业银行办理贷款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幸好以前信用卡透支了都会及时还款，不然现在贷款买房都成问题了。” 其实，良好的信用记录不仅对已步入社会的人们很重要，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更应引起重视。大学生从享受国家助学贷款、使用信用卡到毕业后的求职、创业，无不与其信用密切相关。 国家助学贷款是国家利用金融手段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重要举措，助学贷款自发放之日起，商业银行就会将相关信息报送到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如果享受这项贷款的大学生毕业后不按时还款，这些记录都将如实记入个人信用报告，对其未来的发展影响甚大。 据了解，在近几年的就业招聘中，用人单位也越来越关注大学生的个人信用状况。不少省市在录用公务人员、进行事业单位招聘时，就将通过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查询个人信用报告作为一项考察环节。一些大型企业在招聘财务、高级管理人员时，也越来越看重求职者的个人信用报告。 2011年3月的江西赣县，一件关于“信用”的事件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2010年3月19日，农业银行赣县支行在赣县县委主办的《赣县之声》刊登公告，向该县19名政府工作人员催收信用卡欠款15余万元。当天，时任赣县县委书记李明生就此作出批示，“请组织部门备案留档。这些干部都应列入提拔重用黑名单，三年内不得提拔重用。另请银行都应向农行学习，对不诚信的干部登报告之，组织部门随时跟进了解。” 一时间，“信用”成为赣县街谈巷议的最热话题，重诚信、讲信用的观念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民银行赣县支行征信管理部门4天内就收到信用报告查询申请50余份。 近年来，因为不良信用记录造成企业融资难的案例历历在目。通过征信系统查询企业信用报告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审核企业贷款申请的重要流程。目前，赣州市的小额贷款公司已获准接入征信系统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用于公司办理信贷业务。征信系统的应用领域正在金融服务行业扩大。 信用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一笔实实在在的财富，有良好的信用，您就能在贷款、求职等很多方面享受到便利。但这笔财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获得的，它需要靠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慢慢积累。 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征信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拟出台的《征信管理条例》(讨论稿)中提及，个人信用报告仅显示近五年的记录“污点”，但良好的信用记录仍需要每个人的精心呵护。他建议，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要树立关爱信用记录的意识，了解自己的借款情况，主要是每个月的偿还利息和信用卡支出情况，及时还清借款。在平时也要对利率政策加强关注，若遇利率调整才能及时作出反应，避免还款不足造成负面信用记录。 资料5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过近200年的实践，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以美国为代表，一种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一种以日本为代表。 美国模式：美国是世界信用交易额最高的国家，其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主导型模式。主要特征是信用服务全部由私营机构提供。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中仅进行信用管理立法，并监督执行。其框架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相关法律体系的建立是信用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在原有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与信用管理相关的法律，经过不断完善，目前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框架体系。 (2)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信用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有许多专门从事征信、信用评级、商账追收、信用管理等业务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信用交易额的扩大而带来的更大的信用风险。 (3)市场主体较强的信用意识促进了信用体系的发展。美国信用交易十分普遍，缺乏信用记录或信用记录历史很差的企业很难在业界生存和发展，而信用记录差的个人在信用消费、求职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制约。 (4)对信用行业有较好的管理。尽管政府在对信用行业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但美国的有关政府部门和法院仍然起到信用监督中所起的作用，其中联邦贸易委员会是对信用管理行业的主要监管部门，司法部、财政部货币监理局和联邦储备系统等在监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美国信用管理协会、信用报告协会、美国收账协会等一些民间机构，在信用行业的自律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洲模式：是公共征信和私营征信并存的模式。其社会信用体系同美国存在一定差别，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中央银行建立的“信贷登记系统”和私营信用服务机构并存。 (2)中央银行信贷系统是由政府出资建立全国数据库，直接隶属于中央银行，主要征集企业信贷信息和个人信贷信息，需要依法向信用信息局提供相关信用信息；而私营信用服务机构主要是弥补中央信贷信息的缺陷。 (3)中央银行服务于商业银行防范贷款风险，并承担主要的监管职能。私营信用服务机构则满足于社会化的信用服务需求。 日本模式：日本企业征信体系可以称为会员制模式。其信用信息由诚信公司仅限于向会员提供信用信息查询服务。 资料6 原央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夏斌在谈到社会信用建设时说：诚信不仅是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也是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需要。要讲诚信，应该从法律制度和规章制度三方面着手。首先是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感化，其次是相关法律的建设，再次是信用体系信用层面的安排。除了以上3个方面，夏斌认为还应加一条——严格执法。夏斌表示，一切合同、期约的法律首先要看其法律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依法执政期间，不管是何人，法律面前应一律平等；鼓励社会舆论对不执法的经济行为进行监督。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说，征信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加快企业和个人的征信体制建设，依法设立机构，依法采集和保存企业和个人在全国范围内的信息，统一集中起来方便人们查询。信息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首先，提供企业和个人在经济交往中的身份查验系统；其次，企业或个人在金融系统中的信息(如存款、贷款、拖欠)集中起来以方便查找。考虑到外地信息的获得往往存在行政区划等障碍，所以该系统要靠政府推动，否则无法建立起来；最后，还需有其他信息，如司法记录、公用事业消费(如水费、电费、煤费)等也属于信息系统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资料7 不可讳言，在我国目前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进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 资金往来过程中，现金支付仍是主要形式，这使得社会额外承担了巨额的流通费用。目前，由于我国商务信用体系不健全、企业信用缺失，在所有交易中企业间信用交易仅占20%，而西方国家商业贸易的90%都采用信用方式进行。我国落后的现金(汇)结算方式，严重阻碍商务活动的扩大和消费的拓展。消费中的信用关系不发达，人们还不习惯“花明天的钱”，不太习惯借贷消费。信托关系也不发达，受人之托、代客理财还不规范，不能取得广泛的信任。目前我国约有200多家信托机构，且大部分乱拆借、乱投资等而造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存在着支付危机。而对于发达国家美国来说，全美14000多家银行中，银行兼营信托业务就约有420多家，信托业务已成为美国商业银行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信托业务规模上，明显可以看出我国与美国相差甚远。 我国还没有建立全国的征信网，只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初步建立起一些征信机构。要建立全国征信网很难，因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干扰，全国征信机构很难进入；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的雇佣关系也妨碍了审计的公正执行。建立信用中介体系就变得日渐重要。但信用中介不能仅仅发展征信公司，还需要建立更多相关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担保中介机构、资质认证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等鉴证机构。而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信用制度，不仅有一套针对企业的信用评价体系，而且公民个人拥有一个终身的社会安全号，通过这个无法伪造的安全号码，每个拥有一份资信公司保存的信用纪录，任何银行、公司或业务对象都可以付费查询。一旦信用等级出现有不良记录，就会造成政治、经济活动和生活、工作上的极大困难，所以西方人把信用看得和自己的生命同等重要。在这一方面可以看出，我国远不及发达国家。 我国目前尚无一部调整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破产法》。新破产法由于在国企要不要破产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迟迟未能出台。同时，现行的《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信用相关的法律对失信惩罚的力度太轻。三、作答要求

给定材料 1．2017年5月12日，全世界互联网用户都因为“蠕虫”式勒索病毒软件传播而人心惶惶。在国内，不仅是个人用户，一些政府机构的计算机也遭到攻击，网络安全问题再次引发高度关注。 恰逢此时，我国第一部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于2017年6月1日正式施行，旨在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 2．生活在当今社会，“你听说了吗”渐渐成为朋友之间日常聊天常用的开头，紧跟其后的内容往往就是一个正“当红”的网络谣言。 2017年2月12日，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发布2017年1月十大网络谣言，其中“成都将遭遇2000年以来最严重雾霾”“梁永涛、张慧火车票丢了”等谣言纷纷上榜。搜索相关信息，某些谣言的相关条目已经高达上百万条，一些还成为网友在社交平台中的热议话题。这些不同类型的谣言不断地改头换面，每天在互联网平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 作为一种非正规的传播形式，谣言把未经官方证实，有时甚至是捏造的消息通过媒介进行传播。为什么网络谣言能够在互联网上大行其道呢?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指出，谣言产生的背后反映出民众对高质量信息的需求与社会的信息供给能力存在落差。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任孟山表示，社会学研究领域有一条关于谣言传播的基本公式，即谣言流布量=问题重要性×信息的模糊性／公众的判断能力。网络谣言大都是倏忽而来，倏忽而去，然而这倏忽之间造成的损害却令人不可忽视。谣言与事实相伴而行，在西方文化中，“谣言女神”同时拿着事实和谣言两把号角传播着消息。有些谣言一眼就能被人识破，而一些包装精致的谣言，用九句真话掺一句假话，就很容易蒙蔽民众。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人民网新媒体智库联合发布的《2016网络谣言传播以及成年人认知情况研究报告》显示，在2016年上半年的450个典型网络谣言案例中，涉及社会安全的谣言近200条，远超其他类型的谣言，与民生相关的谣言数量超过谣言案例总量的2／3。民生话题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自然也就成为网络谣言的重灾区。任孟山认为，民众对一些热点话题很关注，但权威信息跟不上，民众只能各自揣测，出现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再加上公众的判断能力本就参差不齐，若任由网络谣言发展，人们眼中事实与谣言的界限将会变得模糊，社会公信力荡然无存，最终将陷入“塔西佗陷阱”。 任孟山认为，在互联网时代，谣言传播具有速度快、广度大、烈度强的特点。互联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与社交媒介的应用，使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远超出传统媒介形式。互联网能够让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相对平等和私密地进行传播，使网络谣言变得易于相信。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谣言进行电信诈骗以及通过散布谣言蓄意制造社会恐慌和动荡，对民众心理造成伤害。 当然，互联网传播的特点同样也能够作为辟谣机制发挥效用。沈逸认为，对于网络谣言治理不能仅仅只是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更要有关部门及时发声，有所作为。网络谣言的治理，关键还是要治人。首先，针对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一方面要及时揭发其谣言内容，避免民众上当，另一方面是揭穿网络谣言背后的利益链条，使民众认清其“套路”。近几年，在“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谣言案件的审查中，对于其背后利益链条的揭穿存在着缺失，而这种缺失造成的结果是民众不清楚案件的本质，反而宁愿相信那些被揭穿的谣言。其次，对于如何处理那些出于感情宣泄、故意或下意识的谣言传播者，在法律上仍然存在空白，一些人也存在法不责众的心态，如何在谣言传播的各个环节进行法治管理十分重要。 沈逸认为，有关部门要克服懒政的问题，增强政府信息透明度，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真空状态，建立起一套及时有效的谣言反驳机制。针对一些热点事件，不能指望当事人自己发声，而要通过官方正式渠道澄清事实。对于一些辟谣网站或者在社交平台上进行辟谣的个人和组织，有关部门可以进行吸纳整合，降低辟谣成本。另外，随着信息全球化，一些国际谣言同样不该被忽视，很多谣言是从境外流入或者是出口转内销。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一方面，我们要呼吁民众提升社会责任感，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另一方面，更需要有关部门克服懒政的问题，做到信息透明、及时发声，并斩断网络谣言背后的利益链条。 3．《北京晨报》曾在2017年5月5日刊发了一则《女主播夜宿故宫直播慈禧床榻?》的报道，提到一名女主播为和网友打赌，躲过保安夜间藏身“故宫”直播，视频引起网友广泛关注。事后，涉事女主播坦承当晚的直播其实是在怀柔的一个影视基地进行，并就此事表达歉意。5月16日，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涉事的违法行为人杨某、李某和周某分别作出相应的处罚。 此事刚刚平息，又有一类似的事件出现。据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官方微博消息，关于网上流传的“成都警察假装查酒驾帮人求婚”视频，经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调查，该事件系某婚庆公司策划的求婚活动。5月17日20时许，在锦江区茶花街，该婚庆公司请两名表演者穿仿制警服跳舞，而两名男子既不是警察也不是协警。根据《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及其标志管理规定》第十八条，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分局依法对婚庆公司负责人鄢某处以1000元罚款，对两名跳舞男子陈某、潘某处以警告。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直播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受到了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的青睐，已成为互联网传播的新业态。有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国内网络直播平台超过300家，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44亿。 网络直播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诸多乱象，比如有人虚构事实以吸引大众的眼球，从而达到出名或营利的目的。上述两个事件，一个损害了故宫博物院的形象，另一个损害了人民警察的形象，并且都隐瞒了真相、欺骗了受众。 直播市场鱼龙混杂，违规、违法内容传播蔓延，监管难题层出不穷。仅2016年，被苹果商店下架的直播APP就有60多家，涉黄、刷榜是主要原因。网络直播不能因博眼球而“碰线”，否则不仅会给他人带来不良影响，自己也会因此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和法律法规的制裁。 2016年12月1日，《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实施，一些没有运营资质、靠打“擦边球”运营的中小平台的命运被改写。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年初，爱闹直播、网聚直播等十几个平台已无法登录或宣布关闭。 一方面，监管力度加大，大浪淘沙；而另一方面，重压之下，网络直播也面临着江郎才尽的质疑。无论如何，直播博眼球必须避违法之嫌。 在摒弃以往局限于游戏直播、生活直播，或是依靠搔首弄姿和宽衣解带，充斥着低俗文化内容的直播的情况下，如何打破僵局，提升直播服务体验，寻找到合理的盈利模式，度过寒冬，是各大直播公司和主播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网络直播在其他领域还有很大的价值空间有待挖掘。例如2017年2月，熊猫直播与央视网开启专属直播间，24小时直播国宝大熊猫的生活，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收获了大量网络观众。而一些高学历主播，向网络观众传递的价值也从娱乐休闲转向了知识技能分享和资讯传递等多元化价值发展。 不仅如此，如今已经有很多企业和个人品牌悄然利用直播来为自己推广了。例如在2017年1月9日，王祖蓝和神舟买买车合作在淘宝上直播，期间神舟一共卖出了2717辆科鲁兹汽车，订单额高达2．28亿人民币，平均每分钟卖出11台。此外，直播也成为文化产品营销的新战场。2016年5月4日，王宝强在斗鱼网络直播平台上宣传电影《大闹天竺》，在线观看人数突破500万，破斗鱼个人直播观看人数记录，所产生的互动效应引发大量媒体报道，是一次很成功的电影营销。 直播的另一大优点是它可以和售卖同时进行，增强了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相比传统的营销手段转化率太低的问题，网络直播具有低投入、高回报的特性，因此网络直播也被很多企业称为新的掘金之地。 今天网络直播方兴未艾，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低俗事件，不过相信随着市场的规范以及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网络直播一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其实，在2016年4月，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引导下，相关企业出台了《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律公约》，随后这方面的法律条款不断完善。在同年12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规定新闻直播需先审后播，加强了网络直播的管理和规范，促进了行业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 4．北京四中院微信公众号又添新功能。2018年1月10日上午，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正式上线“北京四中院掌上智慧法院”平台，该平台实现了网上调解、在线立案、案件缴费、微信庭审、举证质证、电子送达、卷宗借阅等在线诉讼服务和远程审判全流程办案，40余项功能最大限度降低了跨区域案件诉讼成本，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据了解，这也是北京首家掌上智慧法院。 四中院是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以及北京市首批整建制改革试点法院，主要受理以北京市各区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等。2017年10月，经最高法指定，四中院开始管辖天津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诉讼上诉案件。随着案件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当事人与法院距离较远可能带来的诉讼不便利。 用户点击进入四中院微信公众号后看到，在公众号界面下方，有两个入口，分别是“微诉平台”和“掌上四中”。 北京四中院副院长程琥介绍，“微诉平台”将提供类案智推、在线调解、电子送达、微信庭审、卷宗借阅等多项服务，为未来跨区划行政案件的在线审理奠定基础。通过掌上智慧法院，实现了远程补正、远程询问、远程开庭等功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因跨区划案件管辖给当事人带来的诉讼不便问题，为跨区法院审判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远程开庭为例，根据现场人员的演示，原被告通过视频和验证码的双重验证，便可进入到视频庭审中，开庭过程中，法官、原被告三方的语音可以实时转化为文字。 选择类案智推时，网友只需通过输入关键词或口语化案情描述查询类案，平台就可智能推送类案判决结果及匹配的法律知识，便于快速了解类案判决情况。 “掌上四中”则着重针对四中院目前案件审理特点，定制开发包括法院信息指南、司法信息公开、特色诉讼服务在内的三大类二十余项个性化应用服务。其中，特色诉讼服务主要提供行政案件网上预约立案、远程补正、身份验证、立案释明等定制服务。当事人足不出户，就可以利用手机获得诉讼服务。 5．2017网络新枫桥经验高峰研讨会于12月26日在京召开，会上国务院联席办钱盾反诈公益平台发布了《2017中国反通讯网络诈骗报告》。数据显示，兼职刷单诈骗已成为2017年通讯网络诈骗第一大诈骗类型，且88％的骗子通过QQ、微信与受害者沟通。 “经过公安部等政府部门的治理，2017年通讯网络诈骗案件相比2016年有非常显著的改善。整体案件量下降近2成，诈骗电话、短信等接收量也明显下降。”钱盾反诈平台的安全专家沈杰介绍说。 根据钱盾、蚂蚁金服的数据统计，2017年通讯网络案件数量整体保持平稳下降，相比2016年同期下降了18．5％。其中通讯诈骗案件下降更是明显，同比下降41％。网络诈骗占整体通讯网络诈骗案件的比例攀升，从2016年的61％上涨至72％。 根据钱盾帮助用户拦截的诈骗电话和诈骗短信的数量比例来看，2017年呈现明显的稳步下降趋势，下半年跟上半年进行对比，诈骗电话下降幅度达到了15％，诈骗短信下降幅度更是达到了25％。不仅如此，钓鱼链接接收人数、病毒木马感染人数也有非常明显的下降。 2017年网络诈骗案件平均资损为2625元，呈现小额多笔的特征，500元以下小额资损案件占比超过50％，万元以上大额资损案件占比仅为3．61％。 18～25岁受骗群体占整体受骗者的52.4％，其次是26～30岁占整体的2l.4％。受骗者中男性略高于女性，男性占比55％，但在平均案件资损上女性比男性高出67％。 兼职刷单诈骗案件数量占整体通讯网络案件数量的27.77％，是2017年第一大案件类型。跟整个通讯网络诈骗案件相比，兼职刷单受害者群体年轻化趋势更为明显，19岁是刷单被骗的年龄分布最高峰，18岁以下(未成年人)刷单被骗人数占到了整体的5.4％。18-25岁刷单被骗人数占59．6％。 沈杰现场介绍了一个案例。案例主人公姓张，家在云南，全家7口人主要依靠父母种植烤烟为生，一年收入不到一万块钱。2017年7月份她凭借成人考试考上了大学。11月份的某一天，她在QQ群里收到一条消息：今天继续招聘兼职，在寝室里操作即可赚钱，有13—25元的任务。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她做起了兼职刷单。做一个结一个，工资立马结算。做完第一单，她赚了119块钱。随后继续听刷单公司的要求进行双十单的刷单任务，最后她为完成刷单任务和同学朋友借了1．8万。 如何做更好的防范?沈杰表示，希望借助“枫桥经验”让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让更多人能够履行社会责任，让大家一起群防群治，让年轻人知法、懂法、守法，提升年轻人的防护意识，一起构筑防范通讯网络诈骗的全流程屏障。 6．2017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胜俊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 近年来，为确保用户信息安全，有关部门指导各网络运营单位进一步强化内控管理制度，要求对批量导出、复制、销毁信息等重大操作的申请、使用和有效期实行严格管理，从工作流程上防止用户信息的批量泄露。 针对侵犯用户个人信息犯罪高发态势，公安部部署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机关建立了反诈骗中心，统筹协调打击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近两年，共侦破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37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000余名。 检查发现，有的互联网公司和公共服务部门存储了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但安防技术水平严重滞后，容易被不法分子窃取和盗用。一些单位内控制度不完善或不落实，少数“内鬼”为牟取不法利益铤而走险，致使用户信息大批量泄露。当前在一些地方，利用网络非法采集、窃取、贩卖用户信息已形成黑色产业链。 从公安部门近期破获的案件看，用户信息泄露呈现渠道多、窃取违法行为成本低、追查难度大等特点，而且违法分子使用的手段不断升级，因用户信息泄露引发的“精准诈骗”案件增多，给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7．北京警方2017年11月27日通报，近期严打跨境、跨区网络电信诈骗，成功拦截了各类网络电信诈骗犯罪，特别是发生在境外，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案件已经连续两年下降50％。针对危害严重的台湾籍人员冒充大陆公检法进行电信诈骗犯罪，北京警方组织开展了“抽薪行动”，通过深入研判、精准打击，使此类犯罪得到有效遏制。 北京警方当天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陈女士接到冒充公安人员的电话，称其涉嫌洗钱犯罪，需要配合警方调查。骗子要求陈女士将资金全部转到“检察官”提供的“安全账户”内进行资金清查，以证明她的清白。 陈女士登录骗子伪造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网页却看到了自己的通缉令，信以为真，准备将数百万元人民币汇出时却发现资金转不出去，已被警方终止支付了。 据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十支队副支队长王琪介绍，为了从源头遏制网络电信诈骗，2015年北京市公安局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建立了三道拦截防线：第一道拦截境外群呼电话，第二道上门劝阻正在被骗事主，第三道拦阻即将转账汇款的事主。 王琪介绍说，仅2016年，该中心就成功劝阻事主4.4万余人次，拦截即将被骗资金5.6亿余元。 北京警方在全国率先开展规模化打击开贩银行卡、伪基站、电信诈骗产业链等专项行动。2016年，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了全国唯一一家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查控中心。 两年来，北京警方推进“两个中心”的建设应用，还与一些网络高科技公司共同构建研发系统、数据库，通过对涉案资金流、通信流，开展此类案件的查询、分析和研判。 王琪介绍说，近年来，北京警方还快速侦破了一大批新型电信诈骗案件，包括假二维码罚单、假快递盗卡、假共享单车客服等案件。 8．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正式开启了互联网时代。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日益提高，网络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生态圈。 今天，中国有七亿多网民，通过互联网，国事、家事、天下事，百姓可以一览无余。“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老民不预人间事，但喜农畴渐可犁”的时代已经过去，每一位网民，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更渴望着能够通过网络参与社会性公共事务，参与到地方政策和国家大事中去，渴望借助网络平台陈述自己的看法，或是表达个人的诉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网络就是了解民意、联系群众的闾巷草野。我们看到，广大网民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正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社会治理。 然而，同“权力应当关在制度的笼子里”一样，网络发声也应当被限制在一个边界之内。很多网民对于这个“边界”不理解，认为设定“边界”便是限制自由，认为“边界”的存在有悖于人民民主。我们应当认识到：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任何地方都应该有秩序来约束行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只有在井然有序的网络环境和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中，百姓才能最大限度地受益。

资料　　据统计，目前我国20％～30％的家庭中存在心理问题，全国存在心理疾病 的人约l 600万，1／3(500多万)是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发病。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引起重视的时候了。记者在中国某心理卫生医院了解到，现 在每天到此看病的有100多人，2000年为4万人次，比去年增加了20%～30％。 其中2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总数的40％左右。有一位高级教师曾经从对本校高一 新生做过的一次心理测试中发现，高中学生存在焦虑的总体水平较高，主要表现 在自责倾向(20.63%)、恐怖倾向(16．40％)、对人焦虑(12．63％)和冲动倾 向(10．93％)等，显示出高中学生在自信心、人际交往和情绪控制上存在较多 的困扰。 学生：对学校生活的反感　 在北京市某中学一个班的社会学课上，老师让同学们讨论“什么是幸福”。 本想启发大家感受到今天生活的幸福，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男孩“嗖”地站起来 大声地说：“如果现在从天上掉下一颗炸弹，把咱学校炸了那就幸福了。”话音未 落，同学们赞同的掌声就响了起来。 “对，要是地震也行。”另一个男生又加 一句。 　　2月8日，中小学生刚要开学，却从河南省郑州市120急救中心传出令人震 惊的消息：一名8岁的小学生，因害怕上学跳楼自杀；另一位12岁的少年因拒 绝学拉小提琴而悬梁自尽。而来自大连的两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离家出走被歹徒砍 伤，北京一名15岁的男孩带着音乐家之梦自杀了。 家住北师大附近的一个小学生很爽快地告诉记者：“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出国， 越快越好!听人家说，在外国小学就有足球队，我们什么都没有。成天地就是学 习。”一位原来在海淀读初中的男孩不止一次地跟他爸爸说：“送我出国吧，人家 孩子都移民了，反正我也不会在北京上。”后来这位家长为了孩子，真的移民加 拿大了。　 家长：现在的老师变了 家住红莲小区的肖女士说到自己的女儿时既自豪又不无遗憾，“我女儿正在 读初中二年级，上初中前，钢琴就过了8级，9级就差那么一点儿没过，孩子特 别爱弹琴。我为了她练琴花四五万块钱买了一架三角钢琴，可现在愣是不能弹 了。主要是没时间，学习压力太大了。现在都在喊着减负，老师留作业的招数也 变了。有10道题必做，30道题自选，可哪道题孩子敢不做?　　 一位在建行总行工作的关小姐打来电话讲了她女儿的故事：我女儿现在是小 学六年级，因为是大队长(少先队)，所以要比别的同学早到校，每天天不亮就 起床上学，晚上放学后还要学英语，一直到8点多才回家，她太累了。我们大人 要累了还可以请假不上班，可她不能不上学。现在的孩子哪有什么金色童年，简 直就是“童工”。 专家：心理健康是社会教育问题 　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专家说，目前中国的教育不是“以学生为主体”，而 是以“教学大纲”为主体。中学生普遍感到学习没有愉快感，是被动的、被迫 的。同时，学校和家庭较少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也不重视对其生活技能的培 养；学生的个体差别没有受到重视，因材施教很难实施；学校教育与社会人才需 求严重脱节。另外，社会转轨过程中带来的心理压力增大，也诱发了心理疾病。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王德炳教授说，发生在青少年学生中的种种 问题并非完全是由学校造成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心理教育 与心理健康的问题。　　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总课组组长王加绵教授还认为，不 仅中小学生心理承受力差，近50％的教师也存在心理问题，如果老师的心里健 康出现问题，他们的心理问题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教师因不良情绪发作而 迁怒于学生，会给学生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应该开展心理教育。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