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文明，是人类发展的结晶，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总和，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直接的表达。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先进形态，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构建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整体框架。作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 总体上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生存的价值；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但不能破坏生态环境；向自然索取是应该的，但不能因此而竭泽而渔。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会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意识，正在全社会加快培育，我们这个时代关于生态文明的主流价值观，正在逐步构建。 2．“绿色化”一词，首次与原来倡导的“新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并提，成为“新五化”，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一朝一夕出现的，而是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所以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何炳光表示：“党和国家有坚定的意志，敢在最硬的约束、最短的短板上动土，经过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实现系统化的绿色变革。我们必将在国际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之路，也可以为全球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何炳光分析，《意见》中“绿色”这个词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不应该小看“绿色化”这三个字，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直观上的绿色和内涵上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意见》通篇贯穿着“绿色化”的主线，把“绿色化”作为实现生态文明目标的一个重要抓手。 第二，动静结合，有机结合。“动”是指经济绿色化是一个过程，“静”是指我们最后享受绿水青山的结果。“绿色化”是按照生态文明理念和要求来改造国民经济存量，构建增量，大幅提高国民经济的绿色化程度。我国传统经济发展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代价比较大，形象地说是“黑色经济”或“褐色经济”，“绿色化”就是要“去黑存绿”，用较小的资源环境代价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作为“五化协同”的一个重要方面，“绿色化”至少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成效： ______。要构建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空间和产业布局，合理布局和整治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建设绿色城市、绿色乡村。 ______。要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引导绿色设计，生产绿色产品，发展绿色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实质上是经济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的问题。绿色产业是为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提供技术基础和产业支撑的产业，根据《“十二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年底，节能环保产业产值将达到4.5万亿元，增加值约相当于GDP的2%左右，不仅为生态文明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产业支撑，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______。要加快形成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提倡绿色消费。这也是《意见》中一大亮点，要促进生活方式的绿色化，促进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______。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开展绿色教育，形成人人、事事、处处、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 ______。对于前面的四大成效，多措并举，真正落实，才能得到共享的结果，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使绿色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3．有这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一个开矿炮声隆隆的村庄，毅然关停了每年能带来三百万元效益的石灰矿，选择了保护生态、发展旅游的路子。如今，这个村竹林如海、景色如画，每年旅游收入上千万元。越来越鼓的腰包，让当地村民深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个研究团队对世界上133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二者的耦合度普遍很高，其中有76个国家的耦合度超过0.9。这说明环境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具有同向协同效应。在中国，从“卖石头”到“卖风景”的故事正在多起来，不断触发人们对“青山”与“金山”关系的思考。 一位领导干部形象地比喻，每个地方的口袋里都两张卡：一张是“经济总量储蓄卡”，数字总在不断刷新；另一张则是“生态环境信用卡”， 不少地方“赤字”严重，欠账不少。但如果第二张卡刷“爆”了，第一张卡就会被“冻结”。 诚然，经济活动是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满足物质和文化需要的活动，它以自然资源为物质基础和劳动对象，能源和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是人类立足生存之本和发展进步的源泉。当经济增长过快、增长方式不合理，使得环境所接受的废弃物的种类和数量超过其自净能力时，环境质量将急剧降低，影响资源的存量水平和质量水平，导致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乃至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使生产效率、人类健康以及未来发展机会蒙受损失，反过来阻碍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绿水青山”是底线，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宝贵的发展资源。同时，需要千方百计把生态效应放大，转化成金山银山的经济效益，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当下，绿色化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但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比如，有的地方舍不得眼前的那一点GDP和税收，对于落后产能、污染企业投鼠忌器，不能痛下决心整治，导致转型动力不足，步子也不够快。有的地方深受环境破坏之害，痛定思痛之际，旧的发展路子难以为继，但新的发展方式却还未上路，陷入了转型迷惘。 所谓“十年树木”，建设生态文明，最需要长远眼光。以往，“傻大粗黑”大干快上、污染企业大行其道的背后，常常是急功近利心态在作祟。现在，人们痛切地认识到：“有毒GDP”不能要，绿色GDP才是真正的财富。计利当计天下利，创业当创长青业，这不是负担，而是新的机遇。就像那个关停矿山的村子，有壮士断腕、挥别过去的勇气，更需有革故鼎新、开创未来的远略。 乱砍滥伐、竭泽而渔不可取，“守着青山绿水苦熬”的穷路也走不下去。兼得“青山”与“金山”，关乎谋划发展的智慧。在某山区，20年前，农民砍一棵树翻几座山，一天只赚20元钱，一年只有万把元钱收入。现在，搞起了现代农业，经济作物绿满山谷，游客纷至沓来，一年收入近十万。眼中是绿水青山，口袋里是“流金淌银”“靠山吃山”的深刻变化，说明生态与发展要做到比翼齐飞，离不开用好绿色化这把钥匙，在观念、方式上打开通往发展新境界的大门。 4．善待沙漠——这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倡议。 坐落于M自治区A地区东南部的腾格里沙漠，西部和东南边缘分属G省W市和N自治区Z市，黄河从其东南流经，面积约4.27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第四大沙漠。 50多年前，为了保护我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不被沙漠埋没，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的Z市，开创了以“麦草方格”为主的“五带一体”治沙体系，被誉为“人类治沙史上的奇迹”。 在包兰铁路安全运行半个多世纪以来，腾格里沙漠实现了与人类的和谐共处。而从治理沙漠到利用沙漠，腾格里正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能。 “黄沙变黄金”的构想肇始于钱学森。1984年，钱学森在M自治区A地区首次提出发展“沙产业”，提倡在“不毛之地”利用缺水而光热条件得天独厚的特点，走“多采光、少用水，新技术、高效益”的技术路线，发展知识密集型农业。 钱学森同时警示，不要搞西方的“工业化”，以牺牲生态环境作代价，要努力做到“生态和生计兼顾，治沙和致富双赢，绿起来和富起来结合”。 然而，自2010年以来，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频发。沙漠渗透性很强，表层污染物很容易渗入污染地下水源；同时，沙漠的生态系统又很脆弱，一旦被破坏几乎不可能修复。这些特点直接决定了沙漠必须受到严格的保护，坚决拒绝一切污染。遗憾的是，仍有一些企业罔顾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肆无忌惮地非法排污。2014年9月，发生在M自治区A地区、N自治区Z市的污染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做出重要批示。但仅仅6个月后，2015年3月，G省W市的R公司再次向沙漠伸出“黑手”，折射出地方政府以及企业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枉法侥幸。 R公司是全国首批15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G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该公司2011年由L城区迁至城东，实施易地搬迁和技改扩建。经事件调查组用无人机航拍和GPS定位，确定共有大小不等污水坑塘23处，污染面积266亩，排向沙漠的污染物主要是R公司通过2、3、4号泵站排出的生产废水。据事件调查组环保部专家判断，R公司在环保设施没有完全建成的情况下，未经批准擅自投入调试生产，私设暗管向沙漠排放生产废水，牟取不当利益。 其实，2014年9月，N自治区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发生后不久，G省即启动了临沙地区、戈壁地区环境保护大检查行动，要求坚决防止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有关部门公布的排查结果是：全省临沙地区未发现类似沙漠排污现象，只在戈壁地区发现一起类似的隐患。 但经调查发现，R公司向腾格里沙漠排污的行为，就发生在G省环保大检查期间，并延续到新环保法的“钢牙利齿”下顶风作案，这说明，虽然新环保法有“史上最严”的“美誉”，但其能否从根本上遏制环境违法行为，还面临着诸多的考验。这其中，法律是否落实到位、执法者的执法能否“给力”，将成为关键的因素。针对R公司排污问题，群众曾向环保部门举报，但省级环保部门对群众举报信件只批转而没有深入调查，地方环保部门接到群众信访举报后，不认真检查和严格执法，甚至不真实反映情况，隐瞒违法事实。 违法排污事件发生后，W市D区公安局对R公司董事长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公司两名直接责任人被行政拘留。D区环保局依法对R公司做出罚款3003105元的处罚，并追缴自调试和生产以来的排污费180621元。W市、D区环保部门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已被停职并接受审查，将根据纪检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调查结果依法严肃处理。 5．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绿色消费观念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方式，绿色消费也正在人们的生活中悄然兴起，绿色消费、健康环保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在日常生活消费中，节能环保意识无处不在。 “这辆车排放量多少?有没有优惠和补贴?”2015年4月16日下午，在H市中心城区朝阳路某家4S店中，市民袁俊不断询问新能源汽车的价格和优惠情况。袁俊就职于Y区一事业单位，他是个节能环保主义者，拿了好几年的驾照却一直没有买车。他说，最近一位好友花6万多元购买了一辆纯电动汽车，不仅价格便宜，且零排放；不但少了燃油的污染，在家充电也非常方便，既环保又节能，让他这个节能环保主义者看了心动不已。袁俊说，H市这两年一直在推广新能源汽车。他认为，除了新能源汽车本身具备的节能环保优势外，目前购买新能源汽车，还能享受中央和省级补贴，H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每辆车市级补贴3万元，非中心城区范围(Y区、各县市)每辆车市级补贴2万元。同时，新能源汽车还能享有在很多场地免费停车、减免上牌附加费等诸多优惠。袁俊说，这些优惠政策，让他非常看好新能源汽车的前景。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在装修时，已不再只单纯注重室内装修的美观，而是更多地关注家居的环保节能，节能环保逐渐在家装过程中成为一种时尚。2015年4月16日，H市市民王琼说，她和家人一直想装修一个既健康又节能的家，她准备找一家规模较大的装修公司，希望能从装修设计、选材方面尽量减少污染。另外，王琼要求装修公司在设计中要考虑到资源的综合利用和节能问题，尽可能地选用节能型材料，如节能型门窗、节水型座便器、节能型灯具、中空玻璃等，在设计中考虑利用太阳能和自然光进行室内采光，降低装修后的能源消耗量。她还要求设计师特别注意装饰材料的合理搭配，充分考虑室内空间的承载量和通风量，提高室内空气质量。“虽说节能装修可能消费较高，但从长远考虑还是很划算的。”王琼对节能装修很热衷。 “用有保温效果的节能型材料，每天可使空调节省10度电”“节能型水龙头的使用，能大大降低家庭能源的消耗”……走在H市中心城区中山路和朝阳路的各大商圈家居电器卖场，随处可见此类关于家居电器产品环保、节能减排的广告或者宣传语，可见环保、节能家电已成为主流。2015年1月初，46岁的市民吴小玲就装修好了自家在宜春中心城永益·翡翠城小区的三室两厅居室，不急着入住的她经常会乘着逛街时看看新家所需的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自从家电节能补贴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我买家电都要看看能效等级。”吴小玲说，在节能环保爱好者女儿的影响下，她不管买什么家电都会先问问是否具有节能减排功能。“如今购买节能家电还有政府补贴，而且节能家电确实能省电不少。”吴小玲算了一笔账：“按相似型号来算，一级能耗冰箱与普通机型价格相差仅1800元，而一级能耗冰箱一年可节约160.6度电，按照每度电0.6元计算，一年节约电费96.36元。”吴小玲告诉记者，这只是理论上的用电量，冰箱的实际使用，还得看存放物品的数量，以及开关冰箱门的次数。另外，按照目前政策冰箱最高补贴400元计算的话，差价也就是1400元。“又节能又环保，我为什么不用节能家电?” 自备环保购物袋、重复使用塑料袋，不用一次性餐具、一次性牙刷，选择绿色环保的竹纤维毛巾、牙刷，选择散装商品、减少包装浪费，只购买季节性水果和蔬菜……27岁的刘燕萍在生活中无处不践行节能环保。每次去商场、超市买东西，刘燕萍都会自备环保购物袋。“每去一次少买一到两个塑料袋，一年下来你就会知道能节约多少。”刘燕萍告诉记者，起初，她对于这种几毛钱都“斤斤计较”的事情也不以为然，后来朋友给她算了一笔账：虽然每次几毛钱不起眼，但一个月算下来也得十几块钱，这样一年算下来的数字可不小。刘燕萍说，由于塑料袋的价格在承受范围内，所以很多人去商场超市都会使用塑料袋。“塑料袋虽然已经通过收费限制使用，但还是会造成污染的。而纸袋就不同了，它没有污染，不会破坏环境，还可以回收反复利用。”刘燕萍提议商场、超市试着推广纸袋，这样既比环保袋更便宜，又增加了循环使用次数，人们接受起来也更容易。 “适量点餐、饭后打包”早已成为H市市民一种常态和消费习惯。近日，在某酒店周末的餐桌上可以看到，大多数菜肴都被一扫而空，些许的剩菜剩饭，市民也会自觉地打包带走。消费者翁先生说，自己平时就很注意点菜的量，“点多少吃多少，这样最好，既有面子，也不会浪费。就算有剩，也绝对会打包带回家，反正热热还能吃。”一旁餐厅的服务员也表示，来这里私人聚会的食客中，吃不完就打包很普遍。微博上，网友“HCIM”也认为，如果只有自己家人去饭店吃，肯定按需点菜，菜剩多了也会打包，“H市平常百姓就是这样”。 6．“我们试图征服地球，结果却很糟糕。”这是刚去世的德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说过的一句话。 上溯两个世纪，几乎与现代化相伴随，生态恶化开始挑战人类文明，甚至成为越发展越严重的文明病症。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人均消费的增长使地球上的资源压力成倍增长。世界自然基金会每隔两年发布《地球生命力报告》，试图用直观的数据描述地球正在发生的变化。其最新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14)》显示，人类对地球资源的需求已超过自然可再生能力的50%，需要1.5个地球才能承载目前人类的生态足迹。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亦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这一警告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针对性的。《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一段话为恩格斯的警告补充了批判对象：“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也就是说，“对自然界的胜利”，是逐利性生产关系的涸泽而渔；自然界的报复，则是掠夺性生产方式带来的恶果。 随着社会建设的不断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文明和“绿色化”，同样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据统计，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各类场合有关生态文明的讲话、论述、批示超过60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等，总书记用这些生动的论述，阐释生态文明理念，确立生态文明原则，描画生态文明愿景，脍炙人口，深入人心。 目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企业、高校和民间组织等，都在积极展开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宣传、贯彻执行工作。建设一个“绿色化”的“美丽中国”，正在入脑、入心，触及时代和世人的灵魂。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绿色化的发展也呈现出另类景象：在不少地方，砍了大树种小草，南树北种、北木南迁，往往就是一把手一句话的事。群众纷纷抱怨，绿化工程劳民又伤财，甚至连绿化率超过85%的地区也要绿化……简单绿化、全面绿化完全是对绿色化的曲解。绿色化显然不是简单的绿化，而是要将绿色融入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动力。简而言之，绿色化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也关系到政治生态的绿色化。 如今，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制定实施促进绿色经济的政策措施，全球可持续发展进入了以绿色经济为主驱动力的新阶段。美国的“绿色新政”，日本的“绿色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德国的“绿色经济”研究议程等表明，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这已经成为世界的共识。 中国发展需要“绿色化”。世界“绿色化”大潮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三、作答要求

二、资料 1. 2005年5月17日，记者从共青团中央了解到，2005年团中央将举办“青年职业技能鉴定周”活动，并努力使之成为青年技术工人的“技术高考”。 2. 目前，福建省制造业从业人员已占产业工人总数的40%。但是，福建制造业同时也面临着高级技工短缺。在各类企业技术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所占比例仅为6. 11%、1.24%和0.27%，明显低于国家要求的“十五”期间高级工占到技术工人总数20%的目标。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将缓解该省当前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的矛盾。 3.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技师和高级技师占全部技术工人的比例不到4%，而企业需求的比例是14%以上，供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调查还发现，企业当前最急需人才的前三位人才依次是：营销、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分别占调查企业需求比例的14.4%、12.1%和10.9%。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较强烈，排第六位，占调查企业需求的8.9%，加上企业对高级技工、技师和高级技师的需求，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例占31.9%。 4. 2004年二季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全国113城市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分析表明，各技术等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技师和高级技师严重短缺。企业对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和初级工的需求人数与求职应聘人数之比分别是2.4:1、2.1: 1、1.8:1、1.5:1和1.5:1，目前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比已经大于对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比。 5. 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能人才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江苏省无锡市2004年二季度劳动力市场制造业的用人需求所占比重分别为40%，为所有行业的第一位。二季度企业登记需要275名高级技师和技师，但没有一个人应聘；高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已经达到4.8:1，中级工和初级工的需求与应聘人数之比分别为1.5 :1和1.7:1。 6. 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东三省，技术工人特别是高技能人才更是严重短缺。据2003年底调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占技术工人的比重，辽宁为8.8%，吉林为7.1%，黑龙江为6. 1%。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的上海，此比例也只有9.4%。 7. 据广东省2004初对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306家企业的调查，有128家企业急需招聘技术工人1.8万名，而应聘人员中符合企业招聘条件的则相当少。此外，调查还表明，熟练工和技校毕业生最受企业欢迎，不论性别，都十分抢手。 8.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对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日益强劲的势头。据测算，到“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将增长20%～25%，其中，高级以上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预计增长15～20个百分点，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 9.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4月对全国40个城市技能人才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企业名义上开展了培训，但实际上用于职工培训方面的花费并不高，2003年企业用于就业人员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仅为195元，企业职工教育经费投入占职工工资总额的1.4%，未达到国家规定1.5%的最低比例。与此同时，一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后，存在着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职工重使用轻培训，甚至只使用不培训。这次调查显示，一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其中，职工教育经费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比例在20%以下的企业占58.5%，比例在20～50%之间的企业占26.9%，比例在50%以上的企业占14.6%。 10. 尽管技术工人的短缺早已出现，但技工教育培训的发展还难以适应。一些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没有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规划，有较大盲目性，专业趋同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供给严重大于需求。如近年教育部布点增长最快的10个专业，其毕业生的就业率在2002年全面下降，其中艺术设计下降了21.6个百分点，就业率仅为59.7%。尽管目前各类职业学校已达2万多所，但以培养后备高技能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只有200多所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且由于经费不足，规模有限，设备设施老化，毕业生待遇未得到很好解决，难以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大批高技能人才。 11. 目前，我国不少企业遇到技术要求高的产品订单，由于工人技术达不到要求不敢接，令厂长经理十分头疼。一方面许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导致“读书无用论”沉渣泛起，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因人才匮乏而不敢揽“瓷器活”，造成效益滑坡。在众多的劳务市场洽谈会上，不少单位招收车工、铣工、焊工等，待遇丰厚，但报名者寥寥，许多招工单位发出了“找个好钳工比找研究生还难”的感叹。 12. 2001年9月，河北省城调队对该省制造业的149家企业技术工人水平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一成以上的工人不能掌握高新技术或进行技术改造，完全能胜任的企业有24家，占16.1%，基本可以胜任的企业有108家，占72.5%；不能胜任的企业有17家，占11.4%。 13.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介绍说，为了培养我国的技能人才，国家在全国设有 3790多所技术学校。但是，许多家长和学生认为，当工人收入低，社会地位低，因此学生不愿上职业技术类学校。每年招生时大多数这类院校门庭冷落，有的竟然无人报考。其实按国家规定，技术工人应享受同级工程技术人员待遇。据调查，有35.1%的企业高级工收入比助理工程师高，只有7%的企业出现相反现象。在技师、高级技师与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的比较中，多数是基本相同或略高于同级的工程技术人员。 14. 目前，我们社会存在严重的鄙视工人的倾向，绝大多数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而不是读技校当工人。就连某位曾获“全国十大杰出工人”称号的家长也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技校、当工人，最大的愿望是让孩子将来上大学、搞科研或当企业家。这种情况在全国带有普遍性：希望孩子读大学，即使孩子成绩不好，也要千方百计让他们上普高，再赖也要上个中专，为上大学做准备。至于上技校，那是不得已才走的路。向这些家长宣传“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人是国家的主人”等道理，他们是听不进的。在这种欲望的驱动下，我国的高等教育迅猛发展，高校招生扩了又扩仍供不应求。“九五”期间，高校和高中招生分别以 150%、140%完成计划；而同一时间，中专和职业高中只完成招生计划的80%，大量学校因生源不足而停止招生。 15. 据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介绍，目前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品每年的损失近2000亿元；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在近几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中，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职工岗位意识不强、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人人都讨厌垃圾，人人都制造垃圾。垃圾问题，可以说是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一个“世界难题”。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的运转每年将产生上亿吨的垃圾。而今，当人们陶醉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这支垃圾“大军”也正一步一步地包围着我们，并随着城市的增大而增大。刺鼻的空气，巨大的垃圾山，周围灌木和树上零星点缀着的脏塑料袋，在风中不停地打着旋儿……随着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中国城市的“垃圾之困”也愈发地凸显出来。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目前，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三分之二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与此相对应的，是仅为50%左右的城市垃圾处理率。一些早早兴建的垃圾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也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 2．最新研究数据显示，到“十二五”末，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城镇人口预计达到7亿人，将首次超过乡村人口。而城市垃圾处理是现代城市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小城市的垃圾处理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垃圾围城”问题虽早就提出过，但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很多城市都在垃圾处理问题上走了弯路，当时只是简单堆放、填埋，给日后发展埋下了隐患。堆积如山的垃圾如一颗巨型“炸弹”，潜伏在城市地下。因此，对正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广大中小城市，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将会使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步履维艰。我国各类城市的发展水平不同，垃圾处理技术也不同，部分大中城市在垃圾处理工作中实现了分类回收、堆肥、填埋、焚烧为一体的处理方法，但中小城市在垃圾处理工作中还远未实现这样综合性的处理方法。此外，有机垃圾是城乡垃圾中的主要污染源，但有机垃圾的处理需要特别注意，如果仅以填埋、堆肥、焚烧等传统方式处理有机垃圾，不仅容易给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而且处理成本也高，而中小城市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往往忽略这些。从整体来看，我国大量中小城市生活垃圾最主要的处理方式仍然是填埋，约占全国垃圾处理量的70%以上；其次是高温堆肥，约占20%以上；采用焚烧法处理城市生活垃圾的数量还很少。不少中小城市对生活垃圾普遍采用混合收集等相对简单的方式，垃圾分类并未落到实处，使得进一步的处理工作变得困难。而在收集了之后，往往采用堆放和简易填埋的方法，处理不彻底，容易污染周围环境。另外，受各地财力制约，相关资金投入不足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据估算，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卫生填埋场，需要的资金是2亿元；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500吨的垃圾焚烧场则需要5亿至6亿元的资金。而一些城市投入到环保方面的资金比例本身就不高，再从环保资金里面分到垃圾处理后，就更少了。一直以来，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都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收费的形式，政府投资、政府经营。连年攀高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荷，也着实令这些城市的市长们感到头疼不已。 3．“垃圾就是一种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它，就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利润和生态利益。”国内环保权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表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一些城市就开始倡导垃圾分类收集处理。马路边、社区里常能见到颜色各异的垃圾箱示意市民把垃圾扔进不同的桶里。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上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要以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为前提。比如瑞典，每户人家都有好多个垃圾桶，对应的是不同的垃圾分类。除了生活垃圾、金属、电池、纸张、塑料这些基本分类以外，瑞典人为了进一步提高废弃物的利用效率，更有很多细分小类。另外，瑞典处理废弃物有四个层次，首先考虑回收再利用；回收再利用有困难的，尝试生物技术处理；生物技术处理不了的，焚烧处理；如果确实不适合焚烧的，再掩埋。最后填埋处理的比例不高，而且逐年下降，2004年的时候瑞典有9.1%的垃圾需要填埋，到2008年，这一数据降至3.0%。如此分类垃圾后，环绕在城市周遭的分类垃圾就不再是无用废弃物，而成为可利用和待利用的宝贵资源，“垃圾围城”将变成“资源围城”。可以说垃圾分类投放是瑞典将垃圾变为财富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前提。 4．2009年以来，广东多个地区的居民以环境污染和健康侵害为由，发起群体性抗议活动。因垃圾场选址和处理方式等问题，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争议不断升级蔓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番禺事件。2006年8月25日，历经三年多调研和选址论证的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厂取得广州市规划局下发的项目选址意见书。2009年2月4日，广州市政府发出通告，决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交界处建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于2010年建成并投入运营。2009年9月起，广州番禺大石的居民从媒体、网络等民间渠道得知当地要建垃圾焚烧厂。10月25日下午，番禺大石数百名业主发起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活动。11月5日．广东省情中心对垃圾焚烧厂8公里内的12个小区进行调查，97.1%受访居民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11月21～22日，CCTV公开报道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这一全国性的公共政策事件。11月23日，番禺区长召开了“创建番禺垃圾处理文明区工作座谈会”，与约30多名小区业主进行面对面谈话，称“环评不通过不动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不动工”。同日，番禺大石镇近300名居民因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问题到市城管委上访之后，又来到附近的市信访局继续上访。12月10日，番禺区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选址全民讨论。不仅在广东，北京等城市也发生过源于垃圾的群体性事件。如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附近上千居民在小区门口马路上聚集抗议事件；海淀区六里屯居民抗议建设垃圾焚烧场事件；海淀区奥北地区居民抗议昌平区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场事件等等。在垃圾焚烧争议的背后，是老百姓对一些地方政府越积越深的“信任危机”，最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部门越来越不能说服群众，甚至任何解释或澄清都难逃群众的质疑。更糟糕的是，原本作为第三方的专家，因为垃圾焚烧“摇旗呐喊”，也备受质疑，被认为是“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与周边群众之间的隔膜愈发加深的局面，尤为值得深思。 5．“垃圾围城”引发社会危机在意大利就有先例。2007年，因现有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转，新的掩埋场建设不断遭遇市民反对，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街头垃圾成堆、臭气熏天、苍蝇纷飞、老鼠乱窜，原本风景如画的滨海城市因垃圾危机而不再美丽。其实，居民并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质疑的是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是真为民还是真为利?其中，突出的焦点之一就是选址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安全距离问题。目前，对于“垃圾焚烧厂距离居民区多远”才安全，始终没有定案。出自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之口并见诸报端的300米安全距离，其依据是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对此，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垃圾焚烧厂距离居民点多远才是安全的，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最初我参与环保总局评审的时候，专家建议是1000米，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后来又缩减到700米，实际上没有个确切的国家标准。”安全防护距离因此成为地方政府与群众争议的一个关键点。而在垃圾焚烧的选址问题上，不少市民质疑是否会出现土地利益在作祟的现象，政府是否在与民争利。例如在番禹垃圾焚烧选址中，网名“阿加西”的番禺居民指出，番禺垃圾焚烧项目的第一选址点不在会江，而在石基镇凌边村。当时全是农地、荒地，还有一个垃圾填埋场。最后被否定了，实际上是因为，大学城建成后，周边地还空着，将来要卖出去，建了垃圾焚烧厂后，担心地价卖不高了。这是政府在与民争利。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说：“垃圾处理设施的选址，应该从整个城市规划的角度，作一个科学的规划，并建立起政府环境补偿机制，给予周边可能受到环境侵害的市民足够的补偿，甚至是整体搬迁，选址非但没有尽早告知市民，甚至还藏着掖着，当然引起市民怀疑政府在与民争利。” 6．对于垃圾焚烧问题，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专家学者，最常见的说法是：大城市的垃圾已无地可埋，只能选择焚烧处理的路子。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此前明确表示，广州市人口密度大、城市化水平发展快、可用作填埋场的土地资源缺乏。由于具有占地面积小、处理充分、减容减量明显、资源利用率高等优点，广州已确立了生活垃圾综合处理走“以焚烧发电为主、填埋为辅”的道路。他表示，对未能回收利用的生活垃圾进行现代化的焚烧处理符合环境友好型技术要求和气候友好型技术要求。针对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面临的状况，加快现代化生活垃圾焚烧厂建设是紧迫的，也是满足生活垃圾处理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而番禺居民则认为，政府是在回避核心问题。我们不是反对一切焚烧，而是反对不作任何处理的焚烧。政府不能一边不做分类，不把有毒垃圾分离出来，全部一起烧，一边还宣扬焚烧无毒，这叫市民怎么能够相信。现在，政府自始至终并没有能说服群众。垃圾焚烧是否造成污染，垃圾焚烧管理不善是否会导致剧毒物质二恶英排放危害公众健康，成了地方政府与群众分歧的又一焦点，而且在全国形成了“骨牌效应”。这一点在各地垃圾焚烧项目环评难通过中得到了验证。 7．为了说服市民，广州市于2009年10月和2010年2月先后组织了两次专家咨询会，以此打消周边居民对于焚烧污染的疑虑。广州番禺区市政园林局2009年10月邀请的4名“知名专家”在有关番禺垃圾焚烧项目说明会上一致认为，垃圾焚烧的污染是可控的，不能妖魔化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等污染物。这样的说法本身就存在质疑，专家的“权威解释”非但没有打消番禺居民的疑虑，反而激起了对四名“知名专家”的质疑。反对者通过各种方式搜集资料，其中的一位专家身份后来被公开，是一家全球最大的垃圾发电企业的副总裁，而两年前这家企业开始积极进军珠三角地区的垃圾发电市场。让公众最为不满、以致质疑专家可信度和政府公信力的，并不是专家们支持垃圾焚烧的观点和意见，而是这些支持意见背后的“利益关联”。在民众的查根究底之下，一位专家被曝申报了一项名为“一种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这一消息被披露后，这位专家被公众指责为“锅炉专家”、“利益相关者”。显然，这一次专家说明会非但没有说服群众接受，反而加剧了群众的质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更坚定的反对。在经历了番禺全区垃圾处理大讨论、焚烧发电项目停止、全面启动垃圾分类等一系列动作之后，2010年2月23日，广州市再次邀请了以“主烧派”代表人物、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为组长的30多位专家，齐聚羊城探讨广州垃圾处理之策。然而，作为广州市自2010年1月14日以来的“垃圾处理，问计于民”网上征询活动的一部分，专家咨询会既没有市民代表和业主参加，也不对媒体开放，只在会后公布了一份总的专家意见书。结果，不出此前市民的意料，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现代化的垃圾焚烧技术是广州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优先选择，宜采用“以焚烧为主、填埋为辅”的生活垃圾处理模式。面对这样的专家意见书，广州番禺丽江花园业主表示，“既然是问计于民，为什么不向市民开放?既然专家的意见如此高度一致，还有什么需要研讨呢?” 8．中国的大都市不少都面临垃圾围城。北京现在的垃圾总量年增8%，垃圾处理设施正在超负荷运行，据称垃圾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其实，“垃圾围城”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83年，简单的填埋方式，导致北三环路于四环路的环带区上垃圾成堆，50平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座。为突破重围，北京市花费了23亿人民币。“城市垃圾按照体积单位来衡量，77%都是包装物。”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著名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说，“在国内，一个月饼的包装就有八层之多。如果能有效‘限制包装’，北京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将减少12%～17%。”但我国并没有《包装法》。2008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才明确了限制包装，但仍未作出具体规定。唯一的实际成果是由发改委牵头，从2008年开始的“限塑”运动。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垃圾产生量与这个地方的GDP是平行的。然而，日本东京从1989年以来，已经连续19年实现垃圾负增长。欧洲的垃圾总量也是处于负增长状态。在减量已成为垃圾处理的第一要务时，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却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比如净菜进城，如果每天运进城里300吨毛菜，就会产生60吨废料，而这些废料还得作为垃圾拉出去，往返无效运输。食品安全也无法保障。”王维平说，可是很多城市管理者还在城内建设农贸市场。北京大小餐馆有2.3万多家，每天产生2000多吨餐厨垃圾，其中多是由于剩饭导致的无端浪费。“单单是净菜进城和不许剩饭，北京城的垃圾总量就会减少22%。”王维平说，“在日本，超市里买回的蔬菜基本不用再清洗，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已对垃圾进行计袋收费，餐馆都会尽量减少餐厨垃圾。”“上策是不产生垃圾或者少产生垃圾，与其花费巨额投资，大规模建设垃圾处理厂，而且长期背负着运营负担，不如少产生垃圾；中策是产生垃圾后尽可能转化为资源，进行回收利用；下策是建设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争取100%的无害化处理率。”王维平说。有人建议，在垃圾的资源转化和分类中，遍布全国各地的拾荒者可加以利用。目前，全国共有230万人在各大城市拾荒，北京就有17万人。在北京城的四环外，存在着100多个自发形成的废旧物资交易市场。但是无序而初级的拾荒，对环境的“二次污染”非常严重，对社会治安也有不良影响。“北京一年丢失3万多污水井盖，都是这一批人干的。”王维平说。而据公安部门数据显示，北京市72%的刑事罪案也与这批人有关。“破烂王”能否成为垃圾分类减量的主力军，尚需规范。 9．2010年6月26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组织10多位居民参观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此前政府还专门组织北京市居民去日本考察城市垃圾处理方式。“实际上政府是通过这些方式来说服我们接受建垃圾焚烧项目。”一位受邀参观高安屯的居民说。无论是北京的阿苏卫，还是西边的六里屯，甚至已经投入使用的高安屯，政府要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都受到了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反焚烧派”认为，焚烧不是一种最好的、最科学的垃圾处理方法。“产生的二恶英是谁都不敢否认的一级致癌物，不管排放控制多好，它总会有。”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说，“到目前为止，全世界没有人能够确定出人最多能够承受多大剂量的二恶英。即使你能达到欧盟暂定规定的标准，也不能保证对人体健康就无影响。在日本焚烧炉周围癌症患者明显增多就是很好的说明。另外，中国的城市垃圾在焚烧之前，很少进行处理。什么都堆在一起，一把火烧掉，怎么可能不污染空气和环境。”再者，垃圾处理主管部门迄今为止还没有出台关于垃圾焚烧厂的操作运行规范、监督处罚制度，企业为了省钱该装的设备不装，该更新的零部件不及时更新，该用的耗材不用、少用或者以次充好，怎么能保证运行的安全?对此，北京市政市容委总工程师、著名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认为，现在有些公众谈“烧”色变，以为垃圾焚烧一定会致癌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技术角度讲，焚烧完全可以达到对环境安全的程度。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和主体投资都集中于烟气净化上。这些保证了最大限度地控制污染。”然而一味强调科学和技术的先进，也凸显垃圾处理政策措施缺乏“人性考量”。为了让市民放心，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垃圾焚烧厂都完全对市民开放，随时接受市民的“突击检查”。这一点，也是不少地区获得的成功验证。环保联盟台北分会总干事林正修说：“从台湾过去十年垃圾处理的经验来看，解决垃圾问题有三个关键点：财政力量、技术力量、社会共识，目前，财政和技术都是比较容易达到的，社会共识是最难做到却又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说：“只有引导人们改变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减少垃圾的产生，从垃圾的处理逐步到垃圾的管理，提高垃圾的循环利用率，才能避免‘垃圾围城’的现象愈演愈烈。”目前北京已经有近700家企业参与到垃圾资源化的工作，如何加大扶持力度、调动这些企业的积极性还需政府更多的实际行动。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蓝皮书指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持续增长，但井喷式增长逐步放缓；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主要投资方式；对外投资主体继续多元化发展；企业对外投资‘软实力’竞争意识大幅提升，有意打造‘世界品牌’，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一带一路’共建呈‘梯队式’发展，能源和基建等国企率先互补东道国经济需要，民营科技企业逐步成为‘一带一路’新力量……”整体看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10年实现增长，2016年达到了1701.1亿美元，是2006年的8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处于“黄金期”。 以改革开放为大背景的“走出去”战略，见证了无数中国企业的海外打拼。回看一代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轨迹，能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过去，中国处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只能依靠人口红利和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来获得比较优势，通过在国内生产然后销往世界，实现稳定盈利。虽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积累一定资本，但较之发达国家，我们虽劳动力相对富裕，资本方面却不占优势。依靠劳动密集型起家的一大批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投资屡屡碰壁后，最终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不再跟发达国家硬碰硬。最初碰壁的这些中国企业，基本可以归为第一代“走出去”的企业。吸取教训后，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时，开始首选一些欠发达国家，比如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的一些国家。这样，中国企业除了具备资本和技术方面优势外，还能借助那些欠发达国家的人口红利。在那之后“走出去”的第二代中国企业，获得了较第一代相对不同的境遇。年轻一辈的企业，比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它们在初创时就引入了海外资本，因而具有资本优势；在发展中，又借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契机，从产业链的低端爬到中端较佳位置，继而积累了“走出去”后与海外同行业者竞争的优势。时至今日，同前两代“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更为不同的第三代企业正在崛起，并且逐渐开始了“走出去”的尝试，比如共享单车企业。因为国外尚且缺乏同类企业，因此西方国家的一些城市都欢迎它们去投资和发展。 站在中国经济现实体量以及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今天，当我们回望历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轨迹时，应能得到这样的启示：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创造越来越好的机会，我们的企业则应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及时找到比较优势，不断创造“走出去”的新局面。 2．“我们工厂被砸了，东西被抢了，请帮帮我们!”刚刚经历工厂被打砸洗劫的中国籍员工刘女士对某报记者说。据刘女士表示，她来缅甸仰光一间中资服装工厂工作已经一年多，2017年2月22日晚上，工厂的外部监控全部被砸坏，23号早上7点左右，约300名罢工工人冲进工厂、打砸设备，之后又到中国员工宿舍打砸抢劫。刘女士讲，她的两个行李箱被抢走，箱内有人民币2500元和一些珠宝首饰。厂方人员26日进入厂房巡视后告诉记者，厂内已无罢工人员，但设备遭到严重破坏，变压器也受到破坏，尚不清楚何时能恢复生产。 其实，该中资服装工厂的冲击事件已经发酵多时，之前已经罢工过两次，根据缅甸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15年9月1日起，缅甸在全国境内实行每日3600缅元(约合2.8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自此，缅甸各地尤其是仰光工厂的老板和工人之间爆发的劳资矛盾纠纷，几乎已经是家常便饭，尤其是依赖订单生存的成衣行业。一方面是员工要求涨薪的诉求，另一方面却是企业主难以为继的生意，导致目前在缅甸的中国服装企业举步维艰。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在缅甸的中国企业只能采取增加自动化设备以及裁员的方式。这样一来，看似从表面上解决了矛盾，但却埋下了深层次的隐患。 3．上海海立集团于2008年开始在印度开拓市场，承诺空调压缩机在印销量达到100万台就在印度投资开厂，结果仅用5年就兑现了承诺。现在，印度市场每年销售450万台空调压缩机，上海海立占据35%的份额。在印度市场已耕耘了十多年的上海海立集团董事长沈建芳认为，投资印度的棘手挑战在于印度的商务签证给予的期限没有规律，允许停留的时间很短。沈建芳说：“最长期限仅为3个月，也就是3个月得回来一次，人员不稳定不利于企业在当地的长期发展。”而且，办理签证的手续非常繁复。这一点也得到了众多商人的认同，“我接触到的企业家最担心的就是签证问题。如果投资后，人员过不去，还能做什么?‘” 中亚国家实行严格的签证和居留制度，如乌兹别克斯坦对我国所有类别的护照均要求签证。哈萨克斯坦对国外劳务实行严格限制，外国人在哈取得劳动就业许可和居留许可较困难。这直接影响了一些中国企业正常经营工作，如阿拉木图规模最大的“公主”中餐厅有近200个座位，2016年仅拿到2个厨师劳动就业许可证。哈不仅申办获取引入外国劳动力许可证的程序十分繁琐，而且许可证的数量还有限制。目前，哈国对外国员工申请劳动许可的规定仍旧是阻碍外国投资的主要壁垒之一。土库曼斯坦是中亚五国中最难拿到签证和劳动许可的国家，严格控制向外国人发签证邀请比例，一般中企实际上几乎拿不到签证和劳动许可。乌、塔、吉三国对外国劳动力在该国就业有具体限制规定。现在中国人办签证实际上没有简化，似乎比过去更难。中企人员难以“走出去”，投资岂不是撂到了戈壁滩? 4．2015年3月初，斯里兰卡新任政府叫停了一系列涉外项目，其中包括中资企业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一期项目，斯方此举的依据是工程“缺少相关审批手续”。这一项目是在斯里兰卡前铁腕总统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领导下开始建设的，是中国在斯里兰卡数个海港和基建项目中最大的，投资金额为14亿美元。2015年1月斯里兰卡新政府上台后，一系列涉外项目被叫停并重新评估。一名内阁成员当时表示，斯里兰卡政府要对35个项目进行审查，这些项目之前都没有经过竞标程序，政府认为这些项目对斯里兰卡的战后重建非常重要，所以有必要重新评估。而其中28个项目的出资方正是中国。港口城项目被叫停使中交公司每天蒙受38万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同时使中斯互利合作遭遇“寒潮”。有经济分析人士指出，叫停港口城项目不仅使中国的公司蒙受巨大经济损失，而且严重挫伤外商对斯投资信心，外资流入随之大幅减少。 从法国的葡萄园，到乌克兰的土地，再到澳大利亚的牧场，近年来中国公司和企业家纷纷走出国门，在海外置地。最近，一家“身份不详”的中国企业绕过监管机构，在法国“粮仓”安德尔省高价购地，引来法媒议论纷纷。法国媒体称，外国人用这种手段购买大片土地，在法国还是首次出现，一些法国人担心食品安全、乡村稳定发展受到威胁。德国华人投资顾问周先生对《环球时报》表示，“在德国买地常常会遇到许多障碍”，比如议会出于各种原因投票拒绝；媒体也对中企存在偏见，认为中企买地后会带来环保、失业等问题。而像美国或欧盟企业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甚至中东国家企业在德买地也比中国方便。 在澳大利亚也很明显。去年澳政府加强对向中国出售农田交易的审查，规定对中资企业出售1500万澳元或以上的农田交易都需要审批，而来自日韩美的投资者在收购11亿澳元以下的土地时都不需要审批。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仇焕广对《环球时报》说，本世纪初中国企业刚刚开始海外购买土地时，国际舆论环境还相对比较宽松。2010年之后，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国际舆论环境日益恶化，有关中国“资源掠夺论”的言论屡屡出现，一些国家纷纷出台对中国农业投资不利、甚至带有歧视的政策。 5．2015年11月20日，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公司三位高管在马里遭遇恐怖袭击，不幸遇难，再次向近年来加快“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警示风险。 从近十年来的公开信息中，通过梳理中国企业员工、经营者在境外的遇袭情况，发现中国铁建在马里的遇害人员级别最高，极为罕见。在非洲西部地区的喀麦隆、尼日利亚、加纳，近年来中国企业员工遇袭事件也频频发生。该地区近年来暴力冲突不断，几起恶性绑架事件都发生在这三个国家，而且这些遇袭事件带有团伙性质，主要针对中国在当地的工厂。 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这些频繁与“武装冲突”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至今仍没有走出阴影。恐怖主义更是使安全问题越“燃”越烈。在利比亚撤侨事件中，惊慌失措的中国企业承受了超过210亿美元的惨重损失。境外中资企业的安全威胁已经近在咫尺，海外华人从过去的无辜受害者，已升级为现在恐怖分子袭击的直接目标。 6．吉布提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面对红海南大门的曼德海峡，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被西方称为“石油通道上的哨兵”，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非常重要。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吉布提政府提出，致力于将本国打造成为东非地区航运中心、物流中心、商贸金融中心，争取成为“非洲香港、新加坡第二”。为此，吉布提政府鼓励外国投资，对外资持开放的态度。 2012年开始，招商局集团多次考察吉布提的相关情况。当时，该国并不是国际投资热点。招商局集团经过深入调研，认为吉布提优越的地理位置能够迅速覆盖“东南非共同市场”超过4亿的消费群体，使得20个成员国无缝连接，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机遇。同时，其政治稳定，社会治安良好，经济发展平稳，汇率稳定，外汇开放，是一个不错的投资选择。 2013年12月，招商局集团与吉布提港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吉布提港，招商局集团持股23.5%。2015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约翰内斯堡会见吉布提总统盖莱时提到，双方应拓宽物流、商贸、经济特区、铁路、港口等领域的互利合作。 项目之初，尽管双方高层已建立了良好的互信，但由于代表吉方的法国律师团队对招商局集团并无深入了解，因此对集团的发展理念和创新的商业模式还存有较大顾虑，在谈判的推进过程中颇显敏感与疑惑。为了让吉布提政府与港口方更深入地了解集团的理念和思路，招商局集团特意将双方初期磋商谈判的地点设在深圳，邀请吉布提总统和自贸区管理局主席到深圳参观，用蛇口的实际成果讲解招商局集团发展的理念，细剖“前港—中区—后城”为核心的“蛇口模式”。据悉，吉布提总统参观完蛇口后指出，吉布提与当年的蛇口具有极其相似的区位优势，也很有希望将吉布提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逐步打造为区域航运中心、物流与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建设成为“东非的蛇口”。从港口到自贸区再到港区开发，吉布提在一步一步扩大自己的经济半径，像极了当年中国深圳蛇口区的发展之路，而吉布提方面确实在有意识复制中国蛇口的成功。吉布提港口与自贸区管理局主席哈迪表示，“中国招商局集团实施的创新模式成功地把蛇口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中心枢纽，引入招商局集团是看中其经验与全球化知识，把我们的港口和城市融入全球贸易路线是我们的目标。” 同时，招商局集团分管领导亲自挂帅，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国际会议、高层互访、董事会议等可与吉方碰面的机会，与吉方高层讲理念、讲逻辑、讲前景，而不是讲具体商业条款的细节。在香港、深圳、北京、广州、吉布提甚至到伦敦，都有双方真诚的讨论和热烈的交流。在寻得理念认可的同时，招商局集团始终展示“共商、共建、共享”的意愿。2016年，吉布提港货物吞吐量和老港经常性利润分别相当于招商局集团入股前的160%和284%。我方只持有23.5%的股份，吉方作为大股东是增长的最大受益者。另外，当地工人收入也在稳步提高，过去四年工资总额每年增长约8%。 在层层努力下，吉布提政府最终同意将港口周边最宝贵的岸线资源和土地资源与招商局集团合作开发，于是有了后来的自贸区项目。2015年年初，招商局集团与吉方正式签署了“吉布提自贸区项目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1月自贸区一期工程正式动工，预计年底可正式对外招商。吉布提港口与自贸区管理局主席阿布巴克尔说，自贸区将直接和间接带动就业岗位1.5万个，对于这个人口不足百万的国家来说，这一数字令人振奋。与中国的合作是典型的合作共赢。中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有助于节约成本，开辟市场，为吉布提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商机。 此外，面对企业由于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商业软环境比较差，而不愿意去投资的情况，招商局集团也为此提供了平台：一方面是硬件设施的改善，比如港口、公路、产业园区的建设；另一方面是软环境的打造，在特殊区域里实施特殊政策、与国际接轨，分别在集团内部与外部形成雁形结构抱团出海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在吉布提项目上，招商局集团自身已经有五个业务板块的公司参与进来，其中招商局集团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作为领头雁，主导整个项目。收购后。招商局集团港口总部后台与前方派驻人员密切配合，在商务、建设、运营、财务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全面提升吉布提港管理水平。在吉布提项目上，除了招商局集团内部形成雁形出海的态势，不少中资公司也从中获益。多哈雷多功能港口项目合同总额为5.8亿美元，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优惠贷款。中建港务建设有限公司和中建八局负责港口施工，上海振华提供“中国制造”的大型港口设备。自贸区项目则由中国建筑和中土集团负责基建。 7．H机构近日发布《2016—2017年度中国企业“走出去”调研报告》，以下是报告节选内容： 从“走出去”的风险分布看，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尽职调查成本较高或信息收集较困难的区域是非洲和中亚、西亚。40%左右受访者提及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遇到“东道国法律不健全”“东道国政府腐败、政策不稳定、行政效率低”等政治风险，尤其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政治风险最高；44%的受访者表示在海外投资中遇到过政府审查。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访者提及企业曾遭遇反商业贿赂、反腐败调查、环保审查及反垄断审查，地域以北美，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居多；36%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本地化”要求，以中亚、西亚居多；市场风险则在非洲、中亚、西亚较为显著；16.8%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群体性劳动纠纷，南亚、东南亚提及率超四成；34%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税务争议，南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北美风险较高；21%的受访者表示在境外投资项目中遭遇知识产权争议，以南亚、东南亚、北美、西欧居多。因此，“走出去”第一步的海外利益风险评估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投资地国别安全形势的动态数据也至关重要。 从企业税务争议结果看，受访者中有52个企业对税务争议进行了具体阐述。其中46个企业未能充分调研、准确理解东道国的税收法律法规；39个企业缺乏经验，面对税收争议时，在技术、人员、预算、管理等方面准备不足；37个企业未能与当地政府和税务机构进行有效沟通和谈判；36个企业对海外项目的税务监管不予重视、未建立合规审查机制。此外，只有49%的企业购买保险，如人身、财产保险、政治风险保险、信用保险；46%的企业设立标准合同流程，并设专职合同审查人员；43%的企业建立财务和金融上的风险控制机制，如金融风险预判机制以防范汇率风险，财务预警机制加快资金回收等；43%的企业设立项目定期评估机制和退出机制；仅有34%的企业选择已经与中国签订投资保护协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 从2014年起，中国财团对国外体育俱乐部产生浓厚兴趣。2014年7月，合力万盛国际体育发展公司以80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了荷兰海牙俱乐部100%的股权。2015年9月，万达以4500万欧元的价格购买了马德里竞技20%的股权。而海外体育并购案异常火热的时间段出现在2016年，从1月至8月共有10宗入股或收购宣告，其中手笔最大的是中欧体育投资管理长兴有限公司以5.2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了意大利AC米兰俱乐部99.93%的股权；其次是苏宁以2.7亿欧元的价格购买了国际米兰70%的股权。据不完全统计，自2014年至今，至少有15家海外足球俱乐部的股权被中国资本收购，总耗费资金超过150亿元人民币。海外足球俱乐部很少有经营状况良好的，且大多数都处于亏损状态，甚至濒临倒闭。从2016年年底开始，商务部、发改委、外汇管理局、央行多部门要求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转移出境业务须获得特别批准。2017年2月21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就提到，在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部分企业开展非主业、非理性的大额对外投资，盲目投资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领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隐患。2016年11月初，万达集团宣布10亿美元收购美国好莱坞电视制作公司Dick Clark Productions。但在2017年年初，在线娱乐新闻网站The Wrap引述匿名消息人士报道，中国房地产和娱乐巨擘——大连万达集团以10亿美元收购美国Dick Clark Productions Inc(DCP集团)的交易已经破裂。The Wrap表示，收购破裂的主因是中国政府方面的监管批准问题。 2016年，中国企业进行了2500亿美元的海外收购交易。在海外并购越是凶猛的中企，其背负的债务负担越重，其中包括：万达、复星、海航集团、中联重科、安邦保险、罗森内里等公司。其中，中联重科债务是EBITDA(利息折旧摊销前收入)的83倍；复星集团截至2015年6月，其债务总额是自身EBITDA的55.7倍；中国远洋控股集团负债总额达到企业自身EBITDA的41.5倍；中粮集团下属于公司中粮国际债务总额相当于其自身EBITDA的52倍；光明食品债务总额是自身EBITDA的24倍。 中国台湾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与日本夏普公司的“联姻”显然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据了解，日本夏普公司长期在液晶显示、净离子群等领域拥有强大技术优势，然而，由于近年来在投资方向、创新活力、商业运作等方面乏善可陈，优势尽失。对此，富士康经过充分调研后敏锐地发现，自身在产品设计、制造工艺、成本管控及优化整个垂直供应链等方面的优势，恰好可以与处于低谷的夏普实现资源整合与优势互补，因此便积极寻求与夏普“联姻”并对其进行注资。经过双方不懈的努力与磨合之后，夏普强势回归中国市场并在“6·18”电商节一举夺得大屏电视销售冠军，富士康也借此形成了一个“日本并购、大陆设厂、本地化供货、全球化移植”的共赢新模式。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投资争端解决统计，2016年，投资者依据国际投资协定起诉东道国的已知仲裁案件共计62件，累计达到767件。该案件数低于2015年的历史最高纪录(74件)，但高于此前十年的平均数(49件)，仍然处于增长态势。同时，从被诉东道国的分布上看，东欧和中亚国家占31%，南美国家占17%，西欧国家占15%，中东和北非国家占11%，南亚、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占8%，北美三国、中美和加勒比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占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超过一半。从公开的数据来看，除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于2014年受理的北京城建集团公司诉也门政府案外，中国企业通过国际投资仲裁机制解决与东道国之间的海外工程承包投资争议的案例少之又少，说明中国企业运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经验和实践仍不充分。 8．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在全球布局已成为常态。然而，随着一些国家和地区反全球化的声音不断出现，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加，一部分企业家开始犹豫还要不要继续“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说，“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曾经，中国对经济全球化也有过疑虑，对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也有过忐忑。但是，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 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变。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形势，和17年前加入WTO时完全不一样。过去，我们开启“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某种程度上是对全球化的回应，如今中国企业无论是到海外建厂、投资并购，还是搞品牌合作、购买专利，更多是主动拥抱全球化。无论潮流如何，对中国企业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走出去”仍是大势所趋，不用犹豫。 “走出去”是为了抢抓机遇，不能等待命运的垂青。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中国企业扬帆出海，需要慢慢练就迎击风浪的经验和能力。中国企业不可能总在风平浪静时“走出去”，而注定只能“在深海里练就游泳能力”，在一次次的弄潮中成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日益成熟的市场机制、稳定的投资环境，这不仅为境外企业到中国投资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建立了稳定的大后方。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之际，中国企业抓住时机走向国际舞台，在硬碰硬、真较量中不断完善自我，形成更合理的布局，才能打开一片新天地，找到发展新动能。作答要求：

二、资料 1．2006年4月10日下午，一名轻生男子爬上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商厦前的高空弹射塔，在36米高的塔顶呆了近一小时后，终于被民警劝说下来。据目击者陈先生说，10日下午2点多，一名约三十多岁的男子突然越过人群，不顾身后弹射塔工作人员的阻拦，飞快地顺着高空弹射塔上的铁格就往顶上爬去，约七八分钟就到了塔顶，随后这名男子往下扔了一些写有字的纸，大意是他是福建人，在家乡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所以想自杀。由于天气寒冷，该男子在塔顶不停哆嗦。两点半左右，王府井派出所的民警和一辆消防车赶到现场，此时因其立足的地方仅有窄窄的铁管，男子身体开始摇晃。经派出所的民警劝说了半个小时，下午3点男子终于走到了消防车的云梯上，被顺利解救下来。男子被解救后，高空弹射塔的工作人员爬上塔进行检查，一名工作人员称，弹射塔高36米，当时他们看见了该男子往上爬，但他“爬得比我们工作人员还快，根本就来不及拦他，我们也不敢强行阻止，怕他出事”。经检查，弹射塔没有损坏。 2．2006年2月26日，10名在西郊汽配城附近卖盒饭的无照小贩被海淀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处以治安拘留。据悉，这是本市首次对无照经营违法人员处以治安拘留。在西郊汽配城南侧路边，每天中午都会支起十余个卖盒饭的无照摊点。前天中午，海淀城管会同公安、交通、工商、卫生防疫等执法部门进行了突击整治，当场取缔无照摊点8个。21名从事无照经营违法人员被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处理。据城管队员介绍，西郊汽配城日客流量上万人，有商户数千家，因此一些无照商贩每天中午就到南门外卖盒饭，并将垃圾随意丢弃，造成环境脏乱、秩序混乱。城管队员只能没收经营工具及物品，因此整治效果甚微。此次公安部门依法对无照经营违法人员处以治安拘留，这是城管与公安部门实行“捆绑式”执法以来针对城市“痼疾顽症”采取的一个新举措。 3．因不满火车站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消费者丁某拨打“市长热线”反映意见时言辞过激。丁某在电话中曾表示“像我这种人，我真的敢拿炸药去的，我不是在这里说气话，说着好玩的”。由于丁某过激的言辞，警方调集了大量警力，在北京站戒严了一个多小时，进行布控、搜集。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站公安段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倍感委屈的丁某与警方打起了这场不服处罚决定的行政官司。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公安机关负责人当庭指出，预防、侦查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是警方的职责。现在社会上的激情犯罪很普遍，这种行为扰乱了公共秩序，应该受到教育和处罚。 4．资料显示，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万人以上的国家，第一是中国10.7万人，比较起来，中国 13亿人口，汽车只有3000多万辆。我国每死100个人中，摩托车死亡占19个，汽车死亡不到 10个。在欧洲，每死100人中，65—70是汽车死亡。不过，农村摩托车、农用车数量很大，每年农民被农用车轧死的不少。 5．北京青年报报道，7月5日上午，北京石景山区，一名在车流中散发小广告的小伙子被过往车辆撞成重伤。这些只为多发一两张小广告而闯入机动车道的人，每天都在路上铤而走险，他们不仅给道路上的交通秩序造成了混乱，更无视自己的生命安全。据记者了解，北京因散发小广告而造成交通拥堵的路段每天都达到10多处。7月6日，该市的交管部门已经开始了对这些非法占用车行道兜售物品、散发小广告的专项治理。 6．改善北京交通状况主要应该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完善配套交通设施，合理规划。其实北京有许多拥堵都是人为造成的，许多信号灯、路口、地下通道设置都十分不合理，有的路段交通标志设置位置不当或交通标线不清楚，如果交警在这些路段“暗中执法”，被处罚的司机会产生抵触情绪，起不到教育司机的作用。在一些行人、自行车、机动车混杂的拥堵路口，例如马家堡铁路桥附近的十字路口，经常连一个警察也看不到，极易造成混乱不堪的抢行和拥堵。从科技进步的角度看，交警“暗中执法”的功能完全可以被街口上的摄像头所取代。与交警“人力”“暗中执法”所能覆盖的抽查面相比，越来越多的摄像头才真正体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威慑力。随着智能交通系统框架基本建成似及其他交通治理措施发挥作用，北京的交通状况不但不会恶化，与现在相比还将有所好转。 7．在近日举行的“2005中国金融形势预测、分析与展望专家年会”上，原定出席的几大银行的行长全部爽约，只有工商银行的一位副行长露面。知情人士称：因为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出事，行长们都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据《财经》杂志报道，因涉嫌贿赂，张恩照于去年12月已在美国被起诉，涉案金额达100万美元以上。去年11月，国家审计署公布审计结果：工商银行被查出部分分支机构存在违规发放贷款、违规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等问题，涉嫌违法犯罪案件30起，涉案金额达69亿元。金融高官“落马”已不是新闻。算上张恩照在内，中国已有四名副部级金融高官落马，另外三名是原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中信嘉华银行董事长金德琴、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和原建行行长王雪冰。这些行为扰乱了金融秩序。不过，近半年来，正值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上市的关键时期，也是外资银行渐次布局中国的微妙时刻，国有商业银行业大案、要案曝光频率之高和涉及金额之巨令人担忧。 8．北京市有关部门在食品专项执法检查中，从朝阳区某肯德基餐厅抽取的原料“辣腌泡粉”中检出“苏丹红一号”。据了解，这种“辣腌泡粉”用在“香辣鸡腿堡”、“辣鸡翅”、“劲爆鸡米花”3种产品上。禁而不查，查而无标准可循，无法据可依，这使得苏丹红一号在我国明令禁止其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情况下，作为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暗藏着。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检测方法和标准，这给检验苏丹红一号——致癌物质带来了判定依据上的不足。而一些商家在自己的产品被查出问题之后也是抓住这点不放，宣称“食品安全检验报告上从来没有苏丹红这个指标”、“关于苏丹红的定性，国家还没有出具官方的材料”。 9．在食品安全监管难度较大的农村和集贸市场，《通知》要求各地充分发挥农村药品监督供应网络的作用，防止假冒食品、药品流入农村市场，危害广大农民利益。各地辖区内一旦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有关部门应在24小时内上报，并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对病人进行救治。 10．这两天许多北京市民都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每月11日是排队推动日……”。伴随着这条信息，北京迎来了首个“排队推动日”。2月11日，启动仪式在北京市王府井大街举行，向广大市民发出“排队文明、礼让光荣”的倡议，希望杜绝公共场所乱拥乱挤、城市交通乱行乱停等不文明行为，为奥运会创造文明有序环境。在“排队推动日”启动仪式上，首都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张慧光揭晓“排队推动日”活动标志并介绍丁标志寓意和“排队推动日”活动背景。张慧光说，把每月11日定为排队日是在用“11”这个数字形象地提醒大家，当有两个人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时候就应该排队。活动标志由两个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组成，希望这个具亲和力的形象能够深入人心，使市民喜欢这两个卡通人物，并且一看到他们，就想到要自觉排队，文明礼让。 11．昨天零时20分，阜外派出所巡逻民警在辖区内检查禁放工作。当巡逻到距离派出所 50多米的北营房东里一餐馆时，民警听到几响二踢脚声。“当时看到一中年男子若无其事地站在餐馆门口抽烟。警车开近时，二踢脚响声就没了。”阜外派出所郭副所长介绍。民警把车开到远处在暗处观看。不一会儿，该男子用烟头点燃一根立在地上的二踢脚。民警立即上前将其抓获。 12．笔者日前在一银行营业网点办理业务时看到，大厅内十余个窗口的营业柜什前均站有三至四人，而且全挤到“一米线”内，身旁的“一米线”设置有的被挤歪在一边，脚下醒目的黄色提示线也没有起到提示作用。“一米线”本来是由银行为了防止客户存折、银行卡密码被人窃取而推出的一项维护公共秩序、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服务。但市民并未接受这番好意。市民不识“一米线”，这说明银行的宣传还要加强，我们全民的公共道德意识还有待提高。 13．2005年4月16日上海部分学生、群众举行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的酝酿组织，大多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来完成的。本市某公司员工汤晔根据网上零星传言，炮制出包括游行线路、时间、注意事项等的所谓《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群发后广泛传播，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近日，汤晔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并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公安机关重申，未经公安机关批准，通过任何方式，包括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及其他方式发起组织游行示威的，都是违法行为。网络虽无国界，但绝非法律的“真空地带”。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通过网络和手机散布谣言，煽风点火，蛊惑人心，组织策划非法游行，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查处。广大群众和学生要遵纪守法，不信谣，不传谣，不参加非法游行示威活动，也不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等传播鼓动游行示威的信息，共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位于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共有村民1200多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人出现了密集的反常现象：腹泻、偏瘫、智障、畸形等，妇科疾病也频频出现。患者相继死去，少则一年内5、6人，多则20多人。死者经诊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等。 死亡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这个村子。王子清的族人便是这个不幸村庄的不幸家族。 1991年，小他5岁的弟弟食道出现问题，吞咽困难。次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出现同样病症，两人的病后来都转化为食道癌。2004年6月，王子清的哥哥病逝。28天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这边丧事还没料理完，3天后，他的一位叔叔也死于食道癌。短短一个月，王子清相继失去 3位亲人。 而这仅仅是序幕。这些年，仅王姓德字辈的族人中，25对夫妇，便有19人死于癌症。死者大都正值壮年，最大的7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30岁。 不仅是东孙楼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盂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据该县政协常委、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0年～2005年间，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1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1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1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 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沿河一些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沙颖河水开始逐年变坏变臭，致使源自沙颖河的灌溉沟渠的水也变得腐臭难闻。 据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年7月13日做出的一份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沈丘县黄孟营村一家的压井水送检样本中，有10多项指标超标，其中锰、硝酸盐、氮严重超标。 2．淮北是我国五大煤矿基地之一，过去地方经济对煤电产业的信赖性很强。着眼于淮北的未来，当地提出了城市转型的思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商贸、旅游城市。为实现这个目标，淮北积极招商引资，发展开放型经济。 2000年，北京一家民营公司找到淮北市有关领导，希望在淮北建一个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高尔夫球场，项目直接投资30亿元，间接投资超百亿。2001年4月，该项目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启动仪式。谁知工程奠基至今一年多，工地成了一片荒地。而安徽省国土资源厅至今没有收到这个项目的用地许可申请。 正当高尔夫球场工程搁浅一事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时，又来了一位加拿大客商，带来的项目计划是建设一个国内一流的生态住宅区，包括国际会展中心、五星级酒店、国际新闻中心、豪华公寓及其它公共配套设施，取名为“温哥华城”。眼看投资巨大，淮北市政府又决定投入4150亩建设用地，将其列为“重中之重”项目。 2001年8月11日，“温哥华城”一期工程举行了奠基仪式。两个月过去了，工地上只是被挖出四个大坑，就再也没有动静了。记者在工地上看到，4个大坑在太阳下暴晒。其中一个占地近20亩的大坑灌满了水，周围杂草丛生。钢筋水泥基础已打了一半，一些裸露在外的钢筋锈迹斑斑。 淮北是个有19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5000多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才2200多元，在这里建亚洲最大的高尔夫球场可行性何在?多少人会来此玩高尔夫?有记者提出这个问题。答复是：可以建飞机场，请东南亚的大财团老板开着私家飞机来淮北打球。此语一出，引来哄堂大笑。同样，建设高档的“温哥华城”，在淮北有多大的销售市场? 不切实际的项目，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这些工程开工后，外商并没有再投入多少资金，而是用这些土地进行“再招商”。记者遇到“温哥华城”工地上的人员，他说，这工程 2001年10月就停工了，挖坑的钱还是市里拿的呢。 许多人说，搞经济工作，难免会有失误，我们也允许决策者付一些学费。但如果是为了追求影响或“政绩”，人民是不愿意承担这笔学费的。当地的市民告诉记者，群众心里自有衡量干部政绩的一杆秤。 3．“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都高。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还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平均每年增长23%!”2006年3月4日，出席全国政协十届会议的全国政协A委员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全国政协B委员认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不仅加大了财政负担，影响了经济发展环境，而且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金，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C副主任介绍，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是1: 2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如果从经济视角考察，即通过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较多。 另一方面，居民对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一直意见较大，有调查显示，居民对政府部门感到不满的原因当中，“办事拖拉”排在第一位。 对此，A委员在提案中提出10条建议，以降低行政成本，包括减少行政管理经费在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限制政府机关异地开会，严控各级首长基金和首长批条经费，机动资金使用要明确、细化支出项目，加强财务监督等。 4．2003年6月，上海市D区区委、区政府成立了区机关工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领导小组，下设考核办公室，在区人事区挂牌。首先在区属建设系统、区人事局和各街道(镇)机关开展绩效考核试点工作。2005年，绩效考核范围覆盖了D区所有机关。 D区机关部门工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制度以目标责任为载体，以绩效评价为核心，以激励约束为保障。部门工作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包括综合管理工作和各部门业务工作两方面，绩效考核的实施过程主要包括目标责任制定、目标监控考评、考核结果运用。 2003年起，考核办开通了“D区人民群众评议政府工作”网站，每年都将区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实事项目和重点工作细化，在“评议网”上公布，介绍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能和工作任务完成情况，供群众进行满意程度测评，也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考核办将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部门，部门在规定时间内制定出整改方案，考核办审核后网上回复群众。无网上评议或年度网上评议不满20人次、网上建议不满10的部门，则委托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服务对象满意度，以服务对象评议分取代群众评议分。群众评议分或服务对象评议分在年度工作考核总分中占30%。 政府绩效考核引入第三方测评后，政府工作因被群众知晓更容易获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进而大大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由于意见、建议找到了合适的出口，能在政府工作中及时得到反馈，杨浦区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也因此而大大提高，人民群众与政府间的感情也逐渐拉近。据统计，开通“杨浦区人民群众评议政府工作”网站以来，2005年一年，区信访办受理的群众来访批数和人次同比分别下降了35%和40%。 5．从2004年起，湖南省委、省政府每年都公开承诺为老百姓办好8件实事，省委、省政府确定由人事厅牵头组成省考核办负责8件实事考核工作。具体做法是：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围绕政府中心工作，突出解决好就业、就医、环保等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实现了考核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转变。特别是2007年的8件实事，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既有农村公路、广播电视、电话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项目，也有农村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的内容。为了将任务落到实处，每年年初，我们将8件实事的内容细化分解，2004年为45个考核指标，2005年为25个考核指标，2006年、2007年分别为23个考核指标。在明确每个考核指标的实施标准，提出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后，将任务横向分解落实到省直各责任单位，再由省直各责任单位将任务纵向分解落实到14个市州政府，市州政府再向县市区政府分解落实，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逐级分解，责任到人”。各级政府和各级责任单位的主要领导作为8件实事的第一责任人，承担工作责任。考核时，把对责任单位效能考核、责任人绩效考核与各自承担的考核指标对接。所有考核指标任务全部完成的，考核结果为达标；有一项不达标的，考核结果为不达标。考核结果与公务员年度考核挂钩。考核中，采取逐月报告、按季自评、半年检查、年终考核验收的办法，把考核与督查督办、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结合起来。平时考核中，经常深入重点、难点项目建设现场进行专项检查。对工作进度滞后的，直接向省直责任单位的厅(局)长和地方政府市州长、县区长书面下达督办通知。 在年底考核验收时，考核部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参加考核验收，除听取省直责任单位和市州县政府工作汇报、查阅相关资料外，还采取实地走访考察、召开座谈会、发调查表等方式，直接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并由新闻媒体全程跟踪报道，确保了人民群众对8件实事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6．辽宁省从2002年开始，逐步开展对各市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省政府成立了绩效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由省长任组长、常务副省长任副组长，省政府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按照当年省《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结合年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组织拟定政府绩效评估指标及评价规则，以召开协调会的形式征求省直部门和各市政府意见，修改后形成评价规则，最后报经各位副省长修改完善后，由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每年确定的指标一般为30项左右。 在考核过程中，日常绩效评估工作由省人事厅组织绩效评估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不定期地通过暗访、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现场调查等形式，对各市完成绩效评估指标情况进行抽查。年度绩效评估工作首先由各市进行自我评估，然后由省政府负责绩效评估的成员单位成立单项指标绩效评估小组，按职能对各市政府的单项工作进行打分，排列顺序，并把结果上报省绩效评估办。在此基础上，由省绩效评估办进行综合评价，形成初步结果，报省绩效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最后由省政府常务会确定各市的绩效评估结果和名次。对每年绩效评估总分列前三位和单项工作突出的市政府，由省政府分别授予年度政府工作综合奖和单项工作优胜奖；同时，政府绩效评估还与公务员奖励工作相结合。 7．所谓绩效，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成绩和效益。政府绩效，从其表面意义来说，包含着所作的成绩和所获得的效益的意思。从其内涵上来讲，/还包含政府成本、政府效率、政治稳定、社会进步、良性发展、持续运行的含义在内。相应地，政府绩效评估就是指以一定的时段为界限，对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能力、服务质量、公关责任和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分析和评价，对其管理过程中投入和产出所反映的绩效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测量并划分等级，以期改善政府行为绩效和增强控制的活动。 政府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是当代公共管理改革和发展的热点之一，是近几十年来改革政府运动的核心内容。政府绩效评估是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运用科学的评估方式和方法对政府及其部门的决策和管理行为所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短期或长远的影响和效果进行综合分析和科学测评。它是一种以绩效为导向，以促进公共组织绩效最大化为目标，以管理和』艮务对象的满意为最终衡量标准的新型管理模式。政府绩效评估具有五个基本功能：目标导向功能、监控支持功能、测量推动功能、比较提高功能、公开透明功能。五大功能作用的充分发挥为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廉洁公正、为民服务的政府提供了制度保证。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政府绩效管理和绩效评估，其理念思想和操作方法是同整体行政管理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其本质来看，政府绩效评估不是一种技术手段，而是一项制度安排。如果简单的将评估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或单项管理制度，就评估谈评估，必然导致评估的失败或工作上的形式主义。因此，要从行政管理全局的变革来定位政府绩效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8．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地方政府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政府绩效评估试点，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二是建立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三是开展公民评议活动。目前，人事部确定了湖南省、辽宁省、上海市D区、江苏省南通市、陕西省泾县作为政府绩效评估工作联系点。 从一些地方成功的实践看，科学定位、领导重视是政府绩效评估开展的关键；先进的理念、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政府绩效评估开展的基础；坚持绩效导向、制定科学的绩效指标体系是政府绩效评估开展的核心；而群众．的参与、社会的智慧是政府绩效评估开展的动力。 政府绩效评估，是行政管理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它的意义不限于方法论的变革和管理手段的改进，而是行政管理理念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根本创新。 坚持绩效导向，从权威崇拜向绩效核心转变。政府绩效评估充分吸收现代企业文化，绩效指标像企业的利润指标一样，成为公共管理的灵魂和核心。政府部门的预算要根据绩效报告确定，公共项目的运作要进行绩效考评，个人的待遇实行绩效薪酬，政府的威望和执政的持续性，从根本上也取决于政绩好坏。 坚持公民导向，从对上负责到对下负责。在以往强调官员对上级权威负责之处。绩效评估则强调对公众的敏感性。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证明，只有建立对下负责的机制，才能为政府管理带来持久的活力和动力。 坚持结果导向，从重过程到重结果。政府绩效评估，界定为政府官员对结果负责，而不仅仅是对过程负责、对规则负责。结果导向就是用最终成效来衡量工作，决定预算和资源的分配，强调服务质量和成果。结果管理在世界范围内冲击了几千年的行政传统习惯，是现代政府绩效评估的一大亮点。 9．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由《中国政府绩效评估研究》课题组负责的一套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已于2004年完成。课题组设计的这套评估体系，用33个指标来评估政府的绩效。 我国原有的政府绩效评估，在对政府绩效考核内容上，重视政府领导经济增长的考核，如将GDP增长率、引进外资项目和金额增长率：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等作为考核政府绩效的指标，而忽视对政府运用计划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对经济调控能力的考核；在对政府绩效评估方式上，重视对政府行为即期绩效的考核，忽视对政府行为远期绩效的考核；在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运用上，以即期绩效和上级领导的看法作为干部升迁的依据，忽视远期绩效和人民群众的评价，造成各地政府纷纷推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造成各地低层次重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要实现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任务，保证经济协调发展，必须科学设定绩效考核内容、评估方式和评估结果运用。 原有的政府绩效评估，在形式上过于单一，主要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绩效的评估，往往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展开自查自评和同体评价(上级机关对其下级机关的绩效做出评估和评价，或对其所辖的室部门从优到劣排出名次)，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和专门评估机构对政府绩效的评估，社会公众还没有真正成为评估主体。我们的上级领导不仅掌握着资源配置权、指挥命令权，还掌握着对下级的考评奖惩权。在这种情况下，“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怙领导不注意”必然成为官场的游戏规则和普遍现象。政府部门一厢情愿的提供着他们自认为老百姓应该需要的服务，并自设标准评估这种服务的绩效，而对一些老百姓真正关切的问题，迫切需要的服务，却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做事情不是基于自身所负的职能责任，也不是出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而是出于取悦上级的投机心态。那些大大小小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与其说是做给群众看的，毋宁说主要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另外，自查自评和同体评价由于受自我保护、自我欣赏、自我认同等心理因素和利益驱动的影响，容易带有自我保护的色彩，导致绩效评估中粉饰问题，过分夸大自身的成就，出现报喜不报忧的现象。这些都是我国现行政府绩效评估中评估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 10．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七一”讲话强调：“要建立健全保障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体制机制，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机制。 2006年9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动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绩效评估是引导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导向，尽职尽责做好各项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要科学规范地确定政府绩效评估的内容和指标体系，实行政府内部考核与公众评议、专家评价相结合的评估办法，促进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要抓紧开展政府绩效评估试点工作，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推广。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完善政府绩效评估的方法和技术，加强对政府管理工作的绩效考核，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三、作答要求请判断下列说法是否符合给定资料的内容，对符合的选项，在括号内打“√”，对不符合的选项，在括号内打“×”，对于你认为不符合的选项，分别说明为什么不符合，字数不超过200字。

给定资料　　　　资料1“我已经两个多月没吃火锅了，今天真的非常解馋。”2020年3月17日中午，C市李市长和市商务委主任一道“下馆子”，来到C市某火锅店，用微信点单吃了一顿火锅。“我们上周日重新开业，目前营业额已经恢复到往常的70%左右了。”市长的这次“站台”，让火锅店总经理Y对接下来的复工复产充满信心。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16日，全国住宿餐饮等生活服务企业复工率超60%，滞后于制造业。服务业复苏，前提是复市，而复市的动力源于消费。目前，各地疫情得到缓解，但消费者“出门”意愿仍不高，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司长L表示，消费者信心恢复还需要时间。地方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让市民“走出来”，让消费“旺起来”。L坦言，餐饮、零售、住宿等行业涉及很多中小微企业，解决了商贸领域的复工复产问题，就解决了C市近半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除了领导干部带头“下馆子”，近期，各地各部门相继出台了一些扩大消费的重大举措，重点扶持餐饮、旅游等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在C市，为吸引广大市民走出家门，拥抱春暖花开，享受美好生活，C市商务委集中开展“十个一”系列主题活动，包括号召市民吃一碗小面、涮一次火锅、做一回美容美发等等，共同唤醒消费活力。政府大力扶持，行业协会也不断为企业鼓劲出力。2月底，C市小面协会和E平台共同呼吁C市小面“云复工”，不少堂食受影响的小店纷纷通过外卖复工复产。3月初，C市商务委携手E平台，启动“一碗面叫醒一座城”活动，呼吁C市小面积极拥抱数字化升级。为让消费端活起来，逐渐唤醒整个城市经济生态闭环，C市各级政府从提振消费信心入手，拿出“真金白银”，扶持商贸企业复工复产。在C市渝北区，商贸企业得到了2000万元专项资金帮助。据渝北区商务委主任介绍，经过加快审批、加紧拨付，全区目前已兑付864万元资金，112个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企业拿到了补贴。餐饮券、超市券、乡村旅游券……3月以来，C市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消费券，取得了积极成效。4月26日，由C市商务部门主办的2020年“双品网购节”正式启动，助力C市本地商家、商品的线上线下融合，协调推动餐饮、娱乐、百货、本地生活等服务型消费提质扩容。C市近百家企业参与其中，通过线上优惠券派发，线上线下融合等方式，提升品牌消费、促进品质消费、积极培育消费热点、促进消费回补升级。活动当天，商家还借助网络直播“带货”、媒体联动及线下互动等形式，让消费者多渠道直观了解商品信息。据悉，活动期间，X电器、J家居、W百货分别投入2000万元补贴让利消费者。W百货餐饮区商家全部进行7折优惠活动。一些C市景区、酒店等品牌商家也以不同方式参与到活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双品网购节”活动前三日，仅X电器、J家居、W百货三家企业，累计销售额达到2651.7万元。“520我爱农”C市首届电商直播网购节活动于5月20日正式启动。10个县（市、区）的“一把手”纷纷走进直播间尝试带货，为当地特产代言。市长、县长当代言人，自带信任度，而且直播间价格实惠，当晚收获了不错的销售额。13个地方的直播间观看人数超过2000万，销售总金额达2048万元。有位网友评论：“直播间里的领导没有领导架子，但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听说社区设置了固定摊点以后，我立马就去申请入驻。现在天气渐热，我的水果摊生意越来越好。”家住C市东河社区的邹大姐说。邹大姐和丈夫在春节前辞去了原来工厂的工作，没想到一场疫情，让他们的谋生之路变得艰难起来。现在C市在“八项机制”规范下放开“马路经济”，街头巷尾的小摊小贩，在增加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把这种“接地气”的经营活动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无缝对接。尤其是夏日夜间经济消费活力的持续释放，让C市的“烟火气”成色十足。 资料2央行发布的《2019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高达797.43亿元。据相关数据显示2010年的此项数据还不过是76.89亿元，然而到了2019年这个数字整整翻了10倍以上。而比这个数据更令人震惊的是90后的负债数据调查：90后的平均负债已经是他们月收入的18.5倍。根据机构的调研数据显示：10-34岁年轻人平均月储蓄为1339元。这意味着现今社会的大部分年轻人已经不存钱了。隐形的穷人，已然成为这一代年轻人最显著的标签。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成本，加上错误的理财观念，致使很多的年轻人一贫如洗，成为月光族。维持所谓理想的生活，疯狂的信贷逾期，深陷冰火两重天的年轻人，已然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90后已经习惯了超前消费。“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方便最重要、时间最重要。习惯了方便，哪里还习惯得了节俭。”90后小吴说，“结婚前很少做饭，结婚后去市场买了一个月菜，觉得特别麻烦。后来发现了有直接送菜到家的即时购物方式，偶尔还有优惠，那么方便，我宁可多付些运费，省时省力，多好！”“现在的年轻人太不懂勤俭的美德，也没有理性消费的概念。”小吴的妈妈宁女士刚刚退休，60后的她经常说女儿“只花钱，不攒钱，不会过日子。”小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社会大环境的变化，都在表明一样东西：消费能让国家经济发展，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90后存不下钱不是任性，是我们都想在这个时代有更好的生活质量，这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现在真是跟不上年轻人的生活节奏了。”宁女士对女儿家使用的黑科技感到眼花缭乱，扫地机器人、厨房的标配手势功能、冰箱搭载售卖食品终端等，被女儿称之为品牌、精品的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电器功能令她一筹莫展。一场疫情，炸出了多少隐形穷人。他们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原本以为，工资够花就行，存款为零才是年轻人的常态。可是，人生充满不确定性，突发的黑天鹅事件令人猝不及防。小吴在疫情期间失业了，这让她措手不及，她愁得整宿睡不着觉：房贷、车贷以及空空如也的存款，让原本花钱大手大脚的她，现在开始算起了肉价……疫情的肆虐，让那些没有存款的人倍感冲击。社交平台上有人问：“疫情复工的第一天，你有怎样的感触？”小吴说最戳心的一个回答是：“从来没有哪个时刻，像现在一样，让我感觉此前过得太敷衍。以后我要努力赚钱，认真工作和生活。”现在打开手机应用市场，随便输入一个“借贷”字眼，都能轻松找到500个以上的APP，在填写个人基本资料后即可获得贷款，如此方便的借贷消费环境，只会给年轻人一个致命的假象：钱，来得真容易；钱，花得真爽快。在这个互联网营销的时代，不少商家都在鼓吹年轻人应该“及时行乐，该买就买”，这也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年轻人的冲动消费、超期消费。如今，大家从抖音上看到别的小姐姐生活得这么精致，非得自己也要这么精致，但是收入跟不上啊，只能超前消费。广告用钻戒代表婚姻，让结婚就得用钻戒的观念深入人心。除了婚戒外，还有很多东西，比如：女性追求的奢侈品包包，男性追求的名表，这些东西就是商家告诉你，买了，你就是一个高档的人了。很多人为了外在的面子买、买、买，最终把自己包装成成功的负债者。外卖平台数据显示，疫情后复工第四周，仅S市就售出7.2万杯珍珠奶茶。这些“珍珠”可以填满一个国际标准游泳池。与此同时，要求大杯和超大杯的奶茶订单也比去年12月正常一周增加了3.4倍，被疫情压抑的消费需求可见一斑。虽然网友们纷纷叫嚣着“钱包不允许我报复性消费”，但复工之后还是没忍住用“报复性喝奶茶”安慰一下自己。“当前社会一个重要矛盾，是人民群众疫情后日益增长的报复性消费的需求，和口袋里没钱之间的矛盾。”经济学家R近日说的这番话，引起来很多人的共鸣。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4月8日组织的《新冠疫情对恩格尔系数和家庭消费行为的冲击》课题讨论会透露，“疫情造成居民对就业形式和收入增长预期悲观，可能导致整体预防性储蓄上升，家庭资产资金流动性不足，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受到的冲击较大，受上述因素影响，2020年家庭预期总消费支出将减少11%。”X大学和M研究院4月21日联合发布的《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显示，一季度，有50.2％的家庭增加储蓄并减少消费，有40.4％的家庭维持当前状况基本不变，仅9.4％的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能带来最大安全感的就是存款，如此，大多数普通人的消费行为必然趋于保守，更多人放弃报复性消费，转向报复性存钱。　　　　资料32020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领导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新基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列入“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范畴。国家发改委明确新基建范围，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打造产业的升级、融合、创新的基础设施体系”的目标。2020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经过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传统基建领域的存量基数已经很高，再维持高速增长并不现实。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科技部发布的全国技术市场交易快报显示，2019年我国技术合同成交额首次超过2万亿元。随着国家对“新基建”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各地也在加速“新基建”项目的投资和落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中旬已有13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年新基建相关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8个省份公布了计划总投资额共计33.83万亿元。S省政府制定了加速推进数字新基建扩大信息消费和支持发展5G网络的政策意见，公布了2020年度数字经济重点投资项目与新基建行动方案，首批重大项目3年投资2700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与产业工程项目占比六成。据预测，单是5G网络，到2025年国家的建设投资便将累计达到1.2万亿元，而同时5G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将达10.6万亿元。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疫情也为新经济的成长提供了机遇。“云端”会议，远程办公，智能施工，直播卖货，机器人配送……这不是科幻电影里的片段，而是当下中国新经济的剪影，是网友口中“辛勤耕‘云’”“努力种‘数’”的智慧春天。新经济在科技抗疫中彰显威力。人工智能诊断技术在20秒内对疑似病例的CT影像进行判读，准确率高达96%；算法将新冠病毒全基因组二级结构预测时间从55分钟缩短至27秒，提速120倍；健康码集纳各类数据，直观显示亿万人的旅行轨迹和人员接触情况……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疫情防控“耳聪目明”，而疫情防控客观上创造了新技术更多元、更丰富的应用场景。新经济为复工复产保驾护航。居家办公、“云端”会议，移动产品助力“停班不停工”；智能工厂、云监工，智能制造支撑“人休机不休”；无人配送、非接触采购，互联网平台满足“宅生活”；订单共享、非接触定制，工业互联网平台承接企业需求，赋能全国多地企业复产复工……以高效、便捷、共享为特点的新经济，不仅“四两拨千斤”助力复工复产，更为柔性转产和产能共享“添薪加柴”，彰显了中国产业体系的完备度、适应性与创造力，使中国经济韧性十足。这些在疫情防控中涌现的新业态、新模式，看似“应急之举”，实则是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3月，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新基建和传统基建一个最大的区别肯定是广泛应用了新技术，满足了经济发展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城市经济研究中心王主任认为：“比起传统基建，‘新基建’的技术性、专业性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相对较强，需要更加有效地发挥各方合力、集聚创新智慧。这就要求我们打破过去基建设施投资中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机制障碍，出台财税、金融、产业等方面政策，引导和鼓励有意愿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进来，让新型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模式。”《2020中国新基建产业报告》指出，新基建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要求，能更好地支持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在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这是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　　　　资料4某经济研究所唐所长：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需求的满足越来越趋于扁平化。比如，一个东西满足了某些社交需求，可能就不在意其是否安全。人们不只是关注安全、供给，更重要的是通过消费能够更好满足情境的共鸣和认同的归属。零食销售出现的两种趋势能够说明问题：一种是大家拼命追潮，比如抖音同款零食、网红的零食占比非常高；同时，大家也在怀旧，“我的18岁”“80后”的食品、饮料等也出现高增长。追潮和怀旧看似矛盾，背后都体现了消费者群体认同的诉求。机关单位员工小顾：结婚买房时发现，环境优雅、周围有绿地的房子价格最高，也最抢手，那时的感觉是绿色消费真贵！我现在理解绿色消费不只是到超市购买高价的有机蔬菜，更应该是合理购买。好比现在城市私家车日益增多，尾气排放惊人。有些同事、朋友买车，面子大于代步。单位边上居住的职工，步行10分钟便可到工作地点，何必买车呢？D平台在线旅游研究中心杨主任：疫情开启了旅游的直播模式，各大平台以及电信运营商们纷纷入场，宣告“旅游直播时代”的到来。D平台携手文旅部门和景区发起直播活动，通过金牌导游、网红主播带领大家“实地”游景区，展现当地文化旅游的魅力和风采。平台数据显示，2020年4月，平台的直播场次日均增长率和主播规模日均增长率分别高达62.8%和43.9%，是直播业务开展以来平均增长率的两倍。直播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打破景区接待能力的边界，相较于泛娱乐化直播，旅游直播的观众更青睐户外深度玩乐体验，对旅行玩乐内容的“纯度”、体验的“深度”都有更高的要求，旅游直播大大促进了观众意向和决策的形成。软件开发王工程师：去年搬家，家里的东西用了一个载重两吨厢式货车才搬走，而搬家成为了我们开启极简主义生活的契机。我们采取“开流节源”的策略对家中物品进行了大清理，只留下那些真正需要且必须的东西。之后我们坚持“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和“不用完不新买”的原则，使家里物品日益简单而整齐，大大降低了操劳家务的时间和精力。不断清理自己不需要的物件，让我们越来越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因一类一物，我们的生活质量不降反升，比如，选择在家里做饭，吃的少了但更注重食材的质量。我们购买了茶盘、咖啡机、kindle阅读器等等，都是既符合我们自身需要又提升生活品质的物件。现在掏200元买件衣服我们会犹豫再三，花200元听场音乐会，我们会毫不犹豫秒杀。这种精神层次的消费体验不断增加，获得的是独特的创造性体验和内在情感的升华，花钱的意义脱离了单纯的“物化之欲”，实现的是“精神的品性”，这大概也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途径之一吧。某企业白领小张：我从小非常崇拜我外婆的一点，是她可以把各种东西收拾得妥妥帖帖。老人家节俭了一辈子，家里也没什么高科技新东西，但是箱子柜子都堆叠得整整齐齐，厨房和厕所虽是老式的，但布置得十分合理，用起来很趁手。废掉的盒子、杯子，总是会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位置发挥作用。外婆总是能做到物尽其用，并最大程度地享受物质，从不会被物质所累。有一天，我看到耶鲁艺术中心设计策展人格兰·阿丹森的一篇文章，提到了一个词叫“物商”。我瞬间意识到，这不就是像我外婆这种人所具备的吗？那是一种感受和理解物品或物质的能力，包括对于身边的东西如何制造、如何工作、如何使用、材料几何、怎样欣赏的能力。在如今的工业时代这种能力越来越稀有，但却是我们感知世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我们而言，如能提升“物商”，凭借人身上自然存在的这一“生物尺”，也会帮助我们真正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去欣赏这些东西的可贵之处，养成合理的消费习惯，而不是被物品所捆绑，在消费主义里随波逐流。某大学王教授：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曾说过：“人们消费商品如果仅仅消费功能实用性，就意味着要面对一种物质消费和为了物质获得而工作的虚无感。”如今，消费的活力在于它将物质消费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美学消费，就好比广告实际上不是一种仅仅告知更多人有这样一种产品实用性的方式，广告实际上还在创造一种消费文化。它必须把一辆汽车跟一群成功的英俊漂亮的白领放在一起进行视觉叙事，才能诱惑顾客情不自禁地掏钱购买商品，或者挣钱购买。就这一点说，消费汽车实际上是在消费汽车文化。我们购买汽车要考虑到实用性，但我们购买何种汽车，实际上是在受广告、时尚杂志、某一部流行电影中的使用汽车的生活方式场景和影像的影响。从这个方面说，消费的作用不仅仅只在经济方面，还有文化，消费也是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三、作答要求

二、资料 1．2006年2月8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摆上了铁围挡，人民英雄纪念碑47年来首次大规模的修缮工作正式开始。修缮工程包括修缮加固和防水。工程工期大约需3个月，期间暂停瞻仰活动。据了解，施工单位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248万多元竞标成功。工程主要集中在纪念碑的底座和地下室，根据修缮方案，工程将首先通过灌注高强度砂浆修补裂缝，然后再选用先进的防水材料为地下室做一个防水层，并在其顶部做一个高聚合砂浆的保护层。在修缮过程中，石头和汉白玉换下的不多，主要沿用原有的材料；防水材料和灰浆则严格按照文物修复的标准进行配料。此外，在修缮工程完工后，还将进行防风化处理。估计会用目前在石质文物中用得比较普遍的有机硅进行涂刷，这种材料大概能维持10年到20年的效果，并且没有副作用。 2．2005年11月15日，由于热力管道破裂，泄漏的热水使北京民族文化宫遭受了自195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害，数十万件珍贵的历史文献图书等文物被高温热水浸泡熏蒸。民族文化宫负责人透露，目前因此造成的损失还难以估算。图书馆馆长吴贵飙介绍说，在此次漏水事故中，被水淹的是地下宫内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供电室。其中，藏有60多万册图书文献的地下书库灌进了大量的暖气热水。由于书库的位置较低，积水曾一度达到20多厘米，不少放在书架底层的文献完全被浸泡。经过初步统计，有2万多册图书被湿，其中就包括160多包属于一级文献的清代善本《大藏经》。现在的图书被湿后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些数十年前的民族文献则更脆弱，吴贵飘馆长告诉记者，此次灌进书库的暖气热水，除了温度达到90多度外，其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对纸张的损害也将十分严重。图书馆负责藏经的工作人员洛布说，被水打湿的《大藏经》已有300多年历史，共有4万多页。整理以后的《大藏经》寿命会打折，有的字迹已经不清了，还有了湿过的痕迹，热力管道里面的水有软化物，对《大藏经》非常有影响，可能几年后就会烂掉，整理好的《大藏经》经专家要求将会被冷冻。民族文化宫办公室主任魏玲介绍说，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三名专家专门赶到了民族文化宫进技术指导。在对藏经的整理修复中，下作人员主要是用牙签将浸湿了的《大藏经》挑开，用宣纸吸水两次后，再用重物如砖头或是书本压住，最后用烘干机对压好了的藏经烘干。 3. 江苏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及历史文化保护区最多的省份之一，迄今为止，已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5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0个，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3处。日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相对突出。各种破坏古城格局风貌和历史遗迹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富有历史特色的老街区、里巷、民居被拆除，传统风貌的老城区面积在大大地缩小，不少地区的城市格局、地形风貌、历史特色、水系、植被等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屠寄故居要迁移，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故居，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故居，清乾隆宰相刘伦故居等均已被拆除。扬州，原来明清时代的老城区有5.09平方公里，如今只有2.5平方公里不到；南京，这座著名的六朝占都，除南捕厅历史街区外，已基本看不到成片的传统历史街区；楚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现在也只有户部山一块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民居群了。 4.北京西城区孟端胡同45号院，是雍正皇帝之孙果郡王的府第，果郡王的家族在此一直从乾隆二十八年住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过去此府的范围西至顺城街，北至小盆胡同，但有一大半已在近年被悄悄地拆了。2004年11月30日，孟端胡同45号被拆迁，为保住该胡同，民间文物保护者努力了两年，坚守了两年。2002年4月，文物部门将45号院定为539个要保留的四合院中的一个，要求开发部门对原来的项目进行重申，而结果仍要易地迁建。去年，华新民跟历史学家梁从诫专门来到孟端胡同45号院。“看完院子，梁从诫先生专门给北京市领导写过信，希望能保护孟端胡同里的四合院。”国家文物局局长也说：“这是我所见过院子中的上上品。”华新民曾跟金融街的总经理说：这么好的院子，你们下得去手吗?对方答复：这些院子是迁建。华新民认为，拆建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她设想建个中国金融博物馆，但她的设想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2004年6月，西城区政府召开论证会，组织一些老学者进行论证，结果学者们签字，同意“易地迁建”。据悉，开发商承诺将45号院迁建到历代帝王庙东边的一个工厂里。拆后何时重建，何人操作?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拒绝了记者采防。在采访文物所高所长时，她称对孟端胡同一事不了解。 5．北京旧城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同时也是全国及全市的行政中心区，承载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旅游中心、商业中心等多项中心城市功能。近年，随着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旧城区内通过危改项目又建起了一大批集金融、写字楼、高档宾馆、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公共建设项目，使中心城市功能更加向旧城区集中。例如：旧城区内不断增建国家行政机关及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办事机构，原有的经济、文化、商业设施的建筑规模也不断扩大，使本市人口和外来人口不断向城市中心区聚拢。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占北京城市土地面积5%的旧城区要承担起占全市总量50%的行政、交通、文化、商业的功能。长期以来，北京市并没有明确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和执法主体，规划、房屋土地、文物、危改办等行政部门各管一摊，没有一个机构能统筹研究和解决保护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文物部门的职权是负责管理文物，对构成历史文化名城重要元素但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房屋的拆、改、建，以及非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街道、胡同的改造都无权管理。近十年间，北京旧城里兴建的严重影响风貌的建筑群、影响棋盘式道路网的马路扩展工程，很多是经过批准的。各部门根据工作所需和本部门管辖范围制定多项政策，有时政策之间相互矛盾，政令、法令不统一，也在客观上增加了保护工作的难度。由于长期实行低租制，主管部门无力承担正常的房屋维修养护，有限的资金只能用于对危房的抢险，致使大多数房屋处于自然残损状态。据调查，解放初期，旧城内危房率不到5%， 50年来自然侵蚀使旧城内的平房约有50%变为危房。 6. 近日，一则消息引起了南京市民的关注：南京中山门入口公园未来将是地铁二号线的一个站点。记者了解到，地铁二号线的修建，正好穿越了南京主城区明城墙——明故宫——明城墙文物遗迹保护带。明城墙，六朝建康城地下遗址、江宁织造府、总统府及其附属建筑群、明故宫遗址、中山东路大屋顶民国建筑、明孝陵附属建筑等均分布在沿线，并且地下遗迹众多，如大行宫地区地下范围内为六朝的建康城遗迹，明故宫附近地下范围内则有大量的明故宫遗迹，此外，江东门附近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被坑杀的场所，地下某处可能就有“万人坑”。“对于地铁沿线地下可能存在历史遗迹的，我们都会提前进行考古，比如说如果在江东门发现了万人坑，对不起，地铁必须绕道!”衣志强告诉记者，其实，以目前的地铁技术而言，地铁管线基本对沿途地表文物没有什么伤害。南京的地铁挖掘技术，采用的是目前比较成熟的盾构技术，隧道可以在距高楼不足1米的距离间安全掘进，而周围的地表沉降可控制在40毫米以内，周围的建、构筑物的变形量甚至不到5毫米。 7．1997年，丽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每年的游客数量无限制上涨，迄今已达到 400万人次/年以上，过度的旅游开发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和生态平衡。其他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村镇等，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结果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名实不符，实际上已丧失了名城的意义。引发这些问题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就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或工作人员，他们往往打着经济建设的旗号，为了所谓的“领导工程”、“形象工程”，或在房地产开发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无视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和不可再生性，无视群众、专家和社会舆论的呼声，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毁坏名城，古老街区的历史文化风貌。 8. 近日，北斋拆迁工作在广州乃至海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虽然其保存价值尚存在争议，但它是广州最后一座四合院，据广东省市政府参事们说：“北斋是广州公认的旧中大遗址，也是有史以来聚居鸿儒最多的地方，文化底蕴足以代表广州的文化发展”。可是，这座四合院却因为年久失修、严重损坏而成为危房。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次拆迁方竟然是以保存和传播文化为责任的著名图书馆——而非商业机构。馆方在情况说明函中称，北斋地段将设置国宝级文物珍品库。在国宝级文物珍品的面前，啥都不是的“危房”当然没有理由不拆! 9. 山东曲阜孔庙被有关部门交由旅游公司管理，由于不懂得文物保护的基本规律，竟然“水洗三孔”，孔府孔庙内大量的古建筑彩绘被冲毁，旅游公司职工开车将一尊元代记事碑撞碎，无法复原。 10. 拥有600年历史、被尊为闽江水神的福州尚书庙因达江路扩建而面临拆迁厄运；福州市罕有的极具满族建筑特色的八旗会馆，被某开发商擅自拆除，夷为平地；中国最早的海关旧址遭推土机威胁；福州仓山明清时期租借地的大量有价值的小洋楼被成片拆毁；东亚地区最早的女子学校育婴堂被拆；经历646年风雨、见证革命历程的赵氏祠堂面临被拆命运……9月5日，福建师范大学的62名专家、教授怀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责任感，联名给国家文物局、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写信，并将信的内容在网上公布，紧急呼吁拯救福州历史文化古迹。福州近70%的古街民居建筑已被夷为平地，现今仅存的几条象征性的古街也在劫难逃!位于福州市乌石山东麓的“乌塔”，始建于唐朝，是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许多文物专家建议对其进行修缮保护，并要求修缮与重建应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而不能掺入太多现代化的内容。然而2002年，福州市某主管部门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为了部门利益，却非法将保护范围内的66.45亩地，以2.58亿元拍卖给开发商开发，使其缔造成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旅游、居住六位一体的福州首座全生活购物中心。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院长黄国盛教授说；福州市在旧城改造中大肆毁坏史迹、文物，表现出福州市一些部门领导的短视行为。史迹、文物由于其不可再生性，且是联系后人的情感纽带，特别还是激发后人爱国主义热情的场所，因此，它在世人中方显得弥足珍贵。福州市的文物占地并不大，拆了它并不会给福州市带来多大且长久的经济效益；而保存它则是为福州、为中国保留一份历史、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并保存了福州城市旅游的一处很有特色的珍贵历史文化景点。 11．上海老城厢的近千户居民，因环城绿带建设项目启动而陆续搬迁。老城厢位于原南市区，现属黄浦区，改造后将崛起新的现代聚居区。据了解，今年黄浦区拆除旧房达四五十万平方米，动迁居民两万户。这处已有700多年历史的老城厢，位于上海城东南，由弯曲的人民路、中华路围成，占地约200公顷。它是上海城的起源地，而且从元、明、清到民国初年，一直是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上海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被称为“上海的根”的老城厢，文物古迹众多，名园、名人住宅、会馆公所集中，除了著名的豫园、老城隍庙，老城墙大境阁等，还有徐光启故居“九间楼”、深宅大院内精美的“书隐楼”等一批古迹遗址。其中，列为国家、市、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21处，保护建筑5处。虽然几经变迁，这里渐失了古时《清明上河图》般的市并喧闹，但是，人们仍可以从老城厢的一砖一瓦，寻觅历史演变的痕迹。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政建设和商业布局的改造，老城厢悄悄改变了模样。漫步其间，“老上海”们发现，这里的梨膏糖和五香豆已鲜有问津者；明清风格的雕梁画栋、占色古香的老街以及窄窄的弹格路、老虎灶、72家房客，都在渐渐地消失……“老城厢老了。”人们喟叹着。“不能让历史成为未来的包袱，也不能让未来失去历史的基础。”许多建筑专家和文化学者这样认为。分散湮没在旧墙老屋间的古迹、独特的民居建筑及市井文化，不仅是上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瑰宝，也是老城厢的“魂”。著名建筑师邢同和建议黄浦区在新一轮的旧城改造中，应着重研究该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如果从延续历史文化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出发进行旧城改造，那么，“上海这座城市将会更耐看”。 12．目前，昆明的古城风貌已经无法作为整体重现，较具有历史韵味的大观街等街道被全部拆除，古城区的大部分街道变成了“高速公路”，现代化建筑高耸林立，文物保护单位大多被钢筋水泥为主的高层建筑包围，很多文物失掉了她原有的文化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这一格局，除了少数部门及领导不够重视，法规意识淡薄，不依法办事等原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缺少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专家。以昆明市为例，直到2000年，文化部门才开始参加城市建设规划，但仍无法起到主导作用，更起不了决策作用。三、申论要求

本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给定资料1 “住院治病先交押金”是医院的惯例。早在2016年年底，X县就打破了这种惯例，给建档立卡贫困户打开“绿色通道”，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就诊模式和“一站式”结算服务，确保农村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当时X县没有专门的一次性结算系统，‘一站式’结算涉及民政、保险等多个部门，让这些单位派人进驻医疗机构又不现实，后来就只能由我们医院来统一代办，系统没有整合、没有联网，除了基本医保外其他都需要人工计算，一个人就要算五六次，我们医保科的工作强度很大。其余费用由医疗机构与医保、民政、保险等部门直接结算。贫困户再不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你不这样干就实现不了‘一站式’，‘先诊疗后付费’就成了一句空话。 一直到2018年1月份才实现系统直报。可以说，这项工作我们领跑全省。”X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瑞萍说。 在X县人民医院，有一沓特殊的“台账”，台账上记录着贫困户的家庭情况、所患病种、签约医生、分管领导等。针对排查摸底调查确定的健康扶贫户，X县各医疗机构建立起精准医疗扶贫对象台账，对因病致贫、返贫户实施动态化的分类精准救治措施。 贫困户因病需住院治疗，随时与签约的医生联系，签约的医生负责挂号、检查、住院等事宜，保证病人顺利入院。“通过对这些人建档、分析，有助于我们开展针对性的治疗和康复，让每一位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治疗和规范管理。我联系800多个贫困户，每天都能接到很多电话。”王瑞萍介绍。 “过去，这些贫困户一生病，都是愁眉苦脸的，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自从签了约，大家伙心里踏实了，稍微有个不舒服，就赶紧找自己的签约医生去看病。”城南乡乡镇卫生院院长马宝贵说，“双签约”服务开展以来，老百姓的健康意识在逐渐提高，签约医生也在想方设法为签约人群提供服务。 为了确保城乡群众对医疗救助政策特别是慢性病服务应享尽享，2018年4月份X县启动健康扶贫小分队“活动日”，将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五定为健康扶贫小分队“活动日”。 “村里人一般都是小病经常扛，实在扛不住了，这才去医院，那天听了卫计局专家讲的政策后，才知道，政府还专门针对咱贫困户出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下不怕住不起院了。”X县下李乡前峪村村民王秀连在谈到健康扶贫小分队时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X县健康扶贫小分队组织X县人民医院、中医院、疾控中心、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卫生监督所和乡村两级医护人员，分为3个小分队。活动突出宣传普及健康扶贫政策，及时更新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信息。加强慢性病管理服务，对常年用药、支出较大而没有享受健康扶贫政策的群众，逐户逐人排查，由县、乡医疗机构进行首诊和初步确认，对行动不便的患者协助办理慢性病手续。 “喂，120吗?307国道P镇李家山路段发生一起车祸，请求救援。”12月10日，120急救指挥调度中心接到呼救电话后，立刻打通了P镇急救站的电话，“307国道P镇李家山路段发生一起车祸，请迅速出车赶往现场”。 P镇急救站站长郝光明说：“时间就是生命，急救站与事发现场距离13公里，仅需12分钟，而从县城到事发现场，则需要40分钟。在接到患者后，我们给患者进行包扎、开通液路、进行氧气吸入，第一时间使患者得到救治。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会由于出血过多而引起失血性休克、伤口感染、昏迷等症状。” 对于那些危、急、重症患者来说，能否在有效时间内得到救治十分关键。为了优化资源配置，缩小急救半径，11月19日，X县医疗集团120指挥调度中心正式成立，成立的同时为乡镇卫生院统一添置了24辆120救护车，统一设置了县、乡、村三级120救护站点，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统一制度、统一服务流程，统筹承担医疗急救、巡回医疗人员下乡服务、检验标本冷链运送任务，把120急救建设体系延伸到乡镇和农村，真正形成了全县域15分钟救治圈，让全县任何地方的患者都可以在15分钟内得到120的救治响应。 X县东黄水镇卫生院共有17名员工，但具有资质的临床医生仅有3人，其中1人还专职从事基本公共卫生工作。“X线机、彩色B超，相关的检查设备都有，但就是没人会用。”说起卫生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院长王增山一脸无奈地表示，“基层卫生院的日子都过得没精打采的”。 进入4月，随着前期筹备工作的顺利推进，X县人民医院的门外挂上了“X县医疗集团”的铭牌，院长刘冬也成为医疗集团理事长。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医疗集团实行院长负责制，拥有人事管理、内部机构设置、收入分配、运营管理的自主权，现有县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由医疗集团统一管理、使用、调配。县级医疗集团还将建立医学检验、放射影像、消毒供应等业务中心，为所属医疗卫生单位统一提供服务，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留住患者，必须有合格基层医生。”刘冬介绍，X县医疗集团成立后，决定将单位人变为集团人，人员在集团内调配使用，建立“按需设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合理流动”的用人机制。 给定资料2 一年前，G省L县古寨村的王育才还从没想过自己能“当官”。就在2017年10月，这个种了大半辈子地的农民老汉，被推选为村里的地膜回收站站长。 “以前，地膜留在地里，不仅影响来年庄稼发芽，到了冬天还被风刮得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王育才说，从2017年10月开始，村里开始鼓励农户回收地膜，“现在，已经回收了22吨多，村里干净多了”。 “王友军，100公斤，100元；王伟新，76公斤，76元……”在古寨村废旧地膜收购台账本上，王育才仔细写明了每一笔收购记录。“姓名、重量、金额、时间都不能落下，还要写清楚手机号，以备检查或者回访。”他说，收购时还要仔细检查地膜中有没有树枝、泥沙，如果杂质太多，就让农户清理干净之后再收。 2017年，古寨村专门建起了占地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再生废物利用回收点。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地膜使用量大，但地膜不易降解、回收困难，大量残膜造成了白色污染。秋收过后，大风一吹，地膜飘得漫山遍野，影响村容村貌。为创建废旧地膜回收利用示范县，L县从废旧地膜的回收、新地膜的生产使用标准等各方面做出了努力。 “我们村5328亩耕地，其中80％要覆地膜，一年下来得用20吨左右。”古寨村党支部书记王维兵说，村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面积用地膜，“以前没有环保意识，地膜要么不收集扔在地里，要么播种前扒出来烧掉”。 据介绍，目前还没有完全可降解的地膜。L县农委主任魏正艾表示，地膜残存在地里，会影响土壤团粒结构，导致土壤板结、透气性差，进而影响耕地质量，“水分渗不下去，作物根扎不下去、苗钻不出来，结果就是出苗率低、长势差”。 2016年开始，L县号召农户和蔬菜作物合作社主动回收地膜，但开始收效不大。王维兵说，出台奖励政策后，农户们渐渐有了积极性。 “现在的政策是按照1元/公斤的价格回收，或者5公斤旧地膜换1公斤新地膜。”王育才说，现在，秋收后，田间地头经常看见老人带着小孩在捡拾地膜，虽然钱不多，但好歹能贴补家用。风一吹地膜碎片到处飞、白色污染围村庄的情形也不见了，村容村貌整洁多了。 据统计，2017年L县共回收废旧地膜近2100吨。“总体来看，回收的地膜县政府一公斤补助2元钱，其中1元钱补贴给回收人，另外1元钱补贴给运输加工企业。”魏正艾说。L县还为种植大户和合作社发放地膜补贴，一吨补助1000元。2017年，蓼泉镇有5个村共获得6．9万元补贴。 前几年，L县农民使用的大多是厚度0.008毫米的老国标薄地膜，由于售价便宜，一直很受农民欢迎。“但是，这种地膜使用后极易碎片化，不利于机械捡拾，人工捡拾难度也很大。”魏正艾说。自2016年开始，当地开始推广使用厚度在0．01毫米以上的新国标厚地膜，但起初老百姓并不买账。“原来，5公斤超薄地膜能盖两亩地，一亩地最多30块钱。如果用厚膜，同样5公斤只能盖一亩地，而且价格还高一倍，一亩地要60块钱。”王维兵说。 “我们一方面向农民宣传地膜污染的危害，引导群众清除残留的地膜，提高土地产出的收益；另一方面禁止使用老国标薄地膜、推广使用新地膜，同时加大机械化捡拾技术、机具的研发力度。”魏正艾说，其实，只要用上一年，老百姓就对新地膜的好处心里有数了。 “新地膜保温保湿效率高，不易碎片化，更有利于铺膜机、捡拾机机械化作业，基本不用人再费工夫。”魏正艾说，原来不回收，影响播种、施肥效率，还要补种，浪费时间、劳力，“再加上有奖回收、以旧换新等补助政策的实施，目前全县已经基本实现新国标地膜全覆盖”。 同时，L县加大了对地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专项检查力度，从源头上杜绝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地膜流入市场。“全县境内禁止销售老国标地膜。”魏正艾说，每年春耕之前，县上都会组织农委、商务、供销社、公安局等部门，对县内的地膜销售门店、市场等开展联合检查，发现销售老国标地膜的，一律没收并处罚。 据了解，L县有不少村还把使用新国标地膜并回收列入了村规民约。王维兵告诉记者，村里按田间地头实行分户管理，有残留地膜就找到相应农户，对沟渠、道路等公共区域，也划分了责任人。 在L县，不少农户的土地种的是制种企业委托种植的玉米。在蓼泉镇，党委副书记杨娇介绍说，乡镇要求制种企业与各村委会签订的制种合同中明确约定，秋收之后，农户要清理回收地膜，交到村里的回收点，否则扣除制种款，“这笔钱，用于村委会雇人回收地膜。2017年，镇上还免费发放了6000个编织袋，发动群众自觉回收地膜”。 如今，像王育才这样的“站长”，L县共有71名。按照“有固定场地、有专门人员、有明确标示标牌、有完善制度、有辐射区域、有拉运车辆、有计量设备、有消防设施、有台账、有考核”的标准，L县建立起14个镇级回收站，71个村全部建立废旧地膜回收网点，形成了“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回收体系。 给定资料3 近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的安排部署，深入推进电商扶贫工作。 武乡县枣烟村的王大爷曾经表示：“以前俺家的土鸡下了蛋只能等县城的人来买，这也说不准，有时候放坏了都卖不出。” 为打通乡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壁垒，武乡县利用现代化物流和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打造“蚂蚁到村”，为难题破解提供了新路径。 2018年4月20日，武乡县打造的农村物流综合服务平台——蚂蚁到村，正式上线启动。 据了解，蚂蚁到村上午收货，当日达，下午收货，次日达。送货到村不超过24个小时，村农产品快件到县城，不超过18小时，其独创的布局县级物流中心、乡(镇)物流服务站和村级物流网点的农村物流三级体系，打通了乡村物流的“最后一公里”。 快速物流的建立只是第一步，电商扶贫想持续发力，还需要培养特色优质产品作为支撑。这方面，武乡县的成绩也是可圈可点。众多优质农产品中，小米无疑是最亮眼的产品之一。 近年来，武乡在相关政策扶持下，进行了持续的品牌营销，创立了“武乡小米”这一区域品牌，并借助电子商务平台让武乡小米走向全国。 在新零售“线上+线下”的趋势下，武乡县在打通线上扶贫渠道的同时，也大力发展线下。武乡县也涌现出一批线下潮头企业，为当地贫困户农产品“扩销路增销量”。以山西太行沃土农业产品有限公司为例，这家企业打造了“晋皇羊肥小米”，主要销售渠道为线下大型超市购人或采取私人定制的方式，目标人群以高端人士、老人、孕妇及婴儿为主，旨在打造高端小米品牌。通过与数个村庄的农户签订小米种植协议，并为其提供种子、肥料和技术支持，形成了稳定的产源，并通过高价回购、种植补贴等精准扶贫方式，惠农顾农，让利农户。 现在，如何“致富”成了武乡县的下一个重要目标。 潜力无穷的互联网行业孕育无限可能，扶贫致富的渠道也有许多种。其中，字节跳动旗下的西瓜视频算是佼佼者。有越来越多的农民朋友，通过成为这个平台的创作者，实现了脱贫致富。 在“西瓜视频三农作者与武乡三农微商恳谈会”上，西瓜视频相关负责人及来自山东、四川、河南等地的知名三农作者，与武乡县的一百多位农村电商带头人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除了会场交流，这些三农创作者还深入武乡的田间地头，借助平台向全国网友展示了武乡特色产品、特色电商理念。其中，“高峰拍摄”上传的参观武乡特色农产品“抄指”“手工拉面”等视频，在西瓜视频已有300万推送量，极大提高了武乡特色农产品在互联网中的影响力。 “互联网+”是县域经济弯道超车的必然选择。近年来，交城县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把电子商务纳入产业扶贫工作体系，以信息连接作为扶贫切口，将有效资源聚合成“能量场”，接轨电商平台，布局电商网络，更快更好地助农脱贫致富。 2017年2月14日，交城县与阿里巴巴签订农村电子商务合作协议，结成战略合作伙伴，正式启动“农村淘宝”项目，由此拉开了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序幕。 为了更快促进项目落地，交城县随即启动建成了占地3300平方米的“交城创谷”，内设“一馆三基地四中心”，即特色中国·交城馆、文旅双创基地、电商孵化基地、创客宅间基地、阿里巴巴服务中心、菜鸟物流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和行政服务中心。交城从此有了农村电商“大本营”。 “统一规范管理，免费技术培训，场租水电网费全免……”为充分激发各类创业主体活力，“交城创谷”推出一系列含金量十足的“政策礼包”，吸引了大量创业者“拎包入住”，开启创业历程。 为探索解决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交城通过和阿里巴巴、京东、乐村淘等大型电商物流企业合作，投资建设了1800平方米的菜鸟物流中心，全面铺开农村快递物流网络，打通农村网络购销运输配送渠道，实现物流快递乡镇基本覆盖，村庄覆盖率约95％。 “交城创谷”馆内除了出售农特产品，还设立了监督投诉窗口、农产品快检中心。消费者只要扫描每个农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就可以对农产品进行质量追溯。为把好质量关，交城县电商办组织电商企业负责人与种植合作社对接，在产品包装、物流配送、SC认证、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安全生产等方面积极配合，共同打造“交城山”网货品牌。 目前，交城县六大类、三十四小类农副产品都有了合法的市场准入手续，“交城山”品牌在淘宝、京东等各大平台都有了旗舰店，产品品牌化之路不断拓宽。 给定资料4 走进Y县，走近两年前到过的W村。眼前，还是那条济民沟吗?当时的情景仍在脑海：河道狭窄，荒草丛生，了无生气。如今，这条小河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十里画廊”。 “到了3月，站在岸边，满眼都是花红树绿。秋天，树枝上挂满鲜果，十里飘香，城里人都跑来采摘、垂钓、健身。”本地一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说起眼下的变化关不住话匣，“大棚里种的葡萄、西瓜，品质好，不打药，卖价高。2017年，葡萄每斤卖16元，没出棚就被抢购一空。” “十里画廊”建设规模3000亩，其中W村入股土地1000亩。目前，项目投入2000多万元，计划总投资2．5亿元，还将开发农业生态园、开心农场、水上乐园、生态餐厅等特色项目。 济民沟淌起富民水，“十里画廊”画出了党的十八大特别是近三年来，Y县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引下，找准路子，压实作风，带动22551户55984人率先脱贫的轨迹。 在S村的现代化鸭棚内，上千只鸭子摇摇摆摆，吃料、喝水、下蛋。60岁的老史正在捡鸭蛋。他对我们说：“弯弯腰，一天工钱七八十元，还想啥?” 老史患有小儿麻痹症，干不得重活。两口子守着4亩地，只够吃穿，总在贫困线上熬着。想脱贫，要资源。可老史掰着指头算了算，手里除了几亩地，啥也没有。缺项目，缺技术，缺市场，种植、养殖都不敢试。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放在贫困户手里，效益提不上来。流转给‘能人’，适度规模经营，才能形成产业，带动大家致富。”S村村支书说，村里到外地引项目，看中一牧业公司。对方免费提供鸭苗、技术，保底回收鸭蛋，免去后顾之忧。 听说有好事，村民并不信。村干部小史第一个站出来，成立合作社。132家贫困户陆续响应，以每家扶贫到户增收资金8000元入股，凑够105．6万元，一期流转70亩地，建设16个鸭棚。 “土里有金子，就看你咋挖!”小史说，大棚养殖10万只蛋鸭，一个月产蛋5万多颗。每颗蛋保底价卖1．4元，最高可卖2元。产蛋期后，每只肉鸭能卖100元。2017年养鸭，纯收入200多万元。2018年，规模再扩大一倍，带领村民稳定脱贫。 老史算了笔账：把2亩地流转出去，每年地租收入2000元。从2017年开始，入股分红，连分五年，每年1000～1500元，总收入9600元。“有地租，有分红，有工资，三项加起来，一人一年挣3万多元。” 养10万只鸭，有没有污染?面对我们的担心，小史胸有成竹：鸭粪混合稻糠，是上好的有机肥；冲洗的废水流入池塘，种荷花，放鱼苗，收藕、卖鱼能挣钱，还能形成景观。 2017年，Y县整合涉农财政资金5。2亿元，发放产业直补资金2311．818万元，帮助23000多户贫困户增收。创新金融扶贫，以科迪集团为依托，推广“奶牛贷”，鼓励贫困户利用5万元小额贷款，购买3头奶牛，托管给科迪集团饲养。双方签订五年合同，贫困户每年到期分红，年增收3600元。 最近三年，Y县实施“凤还巢”工程，吸引10万人回乡创业。“十万城归”创办8458家企业，带动5万多人就业，其中贫困家庭劳动力达4100人。还没进M村，就听到一件新鲜事：流转土地入股，发展“竹海”乡村游，五年不给分红，竟无一人反对。 可能吗?带着疑问，走进M村，身处“竹海”，别有一番情趣。 在公园，随便问村民，都说村子离县城5公里，发展乡村游，前景“好得很”。再问“五年不分红，怕不怕?”又答：“相信村干部，一定能干成。” 村民的心为什么这么齐?恰逢晌午，村里的“以孝治家大食堂”飘来饭香。近看餐厅，20多位“顾客”已然坐定，清一色白发苍苍。 “开饭喽!”一个个“红马甲”志愿者手托餐盘，鱼贯而入。老人们举动筷子，边吃边聊，整个餐厅洋溢着欢快和幸福。 有志愿者送上一盘菜，高声介绍：“村里年轻人出钱，请70岁以上老人吃‘爱心餐’。先到先请，每周一次，‘请客时间’一下子排到2019年2月!” “‘爱心餐’，只是以孝治家的一个活动。”回乡办教育的小凡说，村里有“爱心茶馆”，老人喝茶一律免费；设道德讲堂，每月请专家讲孝善文化；把每月初一、十五定为“母亲节”“父亲节”，鼓励子女回家，给父母做顿饭、洗洗脚；每年举行好媳妇、好婆婆评比，当众颁奖。 “因为‘孝善’，有了共同话题，有了活动载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根儿上支撑‘百年不分红，发展乡村游’。”M村村支书说。 回想过去，并不轻松。2016年上半年，M村为找准发展路子，开了11次会。有人说，种果树；有人提议，不如养猪。村干部外出考察，提出建议：种果树，没基础，且比不过邻村；养猪风险大，环保不允许，不如种雷竹。“一来产竹笋，每亩每年纯利7000多元；二来北方产竹少，观赏价值高，能吃上旅游饭。” 多数村民同意，以土地入股，成立种植合作社、旅游开发公司。也有人担心，村民有穷有富，咋能保证“不落一户”?村民商定，各取所需，灵活入股；除土地入股外，富裕户可以增资入股、以流转土地入股，贫困户可以劳动入股、以扶贫到户增收资金入股。最终，M村95％的群众参股，全村460亩地，安排400亩种雷竹。 人心齐，村变美。村子颜值提高，气质更佳。村外，300多亩玫瑰园、200亩中药材园、100多亩菊花园已成规模。村内，乡居竹屋、农村公园、儿童乐园，吸引城里人来过年。有人创办中学，整理本村《家训》，倡导设立“四知亭”，助力国学文化游；有人种植中药材，引入中医“雷火神针”，发展中医体验游；有人大学毕业，回乡加入旅游公司，专做竹艺装修、竹屋改造。

二、给定资料 1．“宝宝”类互联网货币基金产品、二维码支付、虚拟信用卡……一系列时髦名词将互联网金融市场带起一个又一个高潮，但主导这些的始终是“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互联网三巨头。而在波涛汹涌之下，“第二梯队”的电商平台与支付企业的“暗流”，也在不断汇入互联网金融的大潮之中。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10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交易额大约1.85万亿元，巨大资金流与信息流的交融，成为多个平台拓展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基础，而多个主体的进入，也让互联网金融这张大网越织越密。1号店董事长于刚透露，1号店的供应链金融产品2014年内将面向上万个1号店合作商提供小微贷款及综合金融服务，总体融资额度超过40亿元。和1号店相比，体量更大的京东商城，其推出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则更加丰富。在其金融平台上，不仅有面对消费者的由八大基金公司同步联合推出的几十款不同理财产品，还包括“宝宝类”货基产品“京东小金库”，以及供应链金融产品京保贝、个人消费贷款产品京白条……目前京东已形成了包括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网银在线、平台业务四大板块。大量互联网电商平台作为“第二梯队”，正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尝试“开疆辟土”。B2B(企业对企业之间的营销关系)领域中除敦煌网外，马可波罗、金银岛、生意宝等都开始有所动作。而在B2C(商对客，企业直接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服务)平台上，唯品会、凡客、聚美优品等也传出风声，正在与金融机构密切接触。 2．互联网企业一直就是金融机构的打工仔，金融机构不愿意做的苦活、累活都由它们干。对于80％的用户，金融机构不愿意提供的服务，它们提供；对于广大的农村，金融机构不愿意下去，它们通过网络来覆盖；金融机构不愿收集用户信息，它们帮着接收。近期来看，把有价值的信息拿出来，一个客户的名单可以卖到100元；长期来看，积累这些数据以后，客户的数据都在它们手里，大数据的价值挖掘体现出来了，把一些痕迹留下来进行加工，对金融交易模式的设计就能产生影响。那不再是补充。余额宝事件刺激了金融机构，但是这些金融恐龙，即便意识到问题，调整速度能不能跟得上，能否做好转型和融合，还需时间考验。从过去看，走向互联网是两条路径，第一是传统机构主动吸纳采用互联网技术、软件、网站等，第二是从互联网机构出发，建立互联网B2B平台等。如今发现，这些变化都会渗透到更大的产业领域，并互相渗透、往底部融合。在中国谈互联网金融，就不得不提马云。他建立了一个互联网金融帝国。支付宝不仅是一个交易工具，马云更将它打造成一个大的平台、集团。利用这个平台，通过进一步挖掘用户需求，给支付宝用户提供更加便捷的虚拟服务。支付宝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从电商平台到支付平台再到今天的金融平台。它现在正在走向更高的层次，从一般的金融平台、小贷公司往大平台、大数据、大金融方向迈进。移动化、大数据形成了互联网与金融的融合模式。阿里从电商开始，支付宝的基因形成阿里金融平台，这是内生的逻辑。现在的金融机构要做互联网金融，借助移动、大数据挖掘，发现自己没有数据，要建电商平台，发现客户只是直接客户，要直接打通产业链，往底部渗透，就必须用互联网作为整合平台和工具，从而形成互联网和金融更大的融合。互联网正在改变未来金融格局，潜在进入者越来越多，传统的银、保、证、基等金融机构面临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互联网世界开始崛起。互联网刚开始还只是一种工具，但在使用过程中形成依赖、产生感情。以至于思维方式也会因此而改变，就形成了互联网的思维、互联网人格。互联网已经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像空气一样离不开了。这个时候，不仅要做互联网世界的创造者，也要努力地参与，否则就会置身事外，逆潮流而动。只有适应、理解这个世界新的规则、新的现象，传统金融才有希望。互联网金融迎来历史性机遇，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受到空前重视。国办87号文《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工具，不断创新网络金融服务模式。互联网金融的技术支持日益成熟，互联网信用生态体系渐趋形成，信息消费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热点。第三次互联网创业热潮已经来临。中国网民数量达7亿，移动终端日趋普及。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80、90后已经成为经济建设的主力，特别是网络消费的主力。 3．大国经济有很多的标识，包括总量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人才与法制，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是金融体系。与大国经济相适应的大国金融，应当具有什么样的特点?时至今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仍在加快推进之中。可喜的是，2013年从外部促进这一变革的新兴力量出现了，这正是互联网金融。之所以将其视为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重要一环，不仅在于几家民营资本的鲶鱼效应，更关键的是它触动了金融改革的根本问题。其中，包括利率的市场化、金融产品的创新，特别是服务对象的质的转变。部分金融企业中，一直以来存在为大企业服务、为富人理财的不良倾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普惠式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小微企业获得融资的机会、中低收入群体进行财富管理的机会，都纷纷增进了。这背后，乃是互联网金融更强调的“一切为客户考虑”的市场化思维──你需要什么，我创造什么。这些与传统商业银行的“基因”是完全不同的。一项金融制度，一种金融产品，如果能够受到大量融资者欢迎，一定是它的“对面”有欠缺，难以提供这种金融服务。所以，互联网金融把客户体验的快捷、灵活、高效放在首位，就如同“电商模式”对传统店铺的颠覆一样，形成了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变革，逐步呈现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之后的第三代金融业态。当我们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互联网金融业发展时，不要忘了，任何金融类活动都有风险。互联网的风险更为特殊，这种风险是衍生性的，与传统的金融风险有根本差别，比如透明度，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特别是加强监管的标准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只有明确了内部的风险结构与特点，才能让监管标准去对冲特定的金融风险。 4．值得注意的是，在2013年“余额宝”引发的电商大战中，越来越多的金融企业开始接受“得屌丝者得天下”的理念，纷纷将目光转向成千上亿的用户。对此。致力于电子商务研究的李安渝教授认为互联网金融实际上也沿用了互联网的长尾理论。“我们传统的金融服务的对象是大户和大项目，就是我们要去找一些大的项目，然后找有钱的大户，这样我们金融机构在中间进行撮合，这个不需要太多的互联网用户，基本上来讲跟网络的关系不是那么大。”李教授表示。“互联网出现以后，使得金融行业可以做到小户对小项目，什么叫小户?就是手上有3000、5000元，或者万把元的投资者；什么是小项目?比如说摆地摊，100、200元就可以启动的项目。那么互联网金融就使得小户、小项目也能够获得相关的金融服务”。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互联网金融是通过互联网的集约化技术。李教授认为，互联网可以迅速地把很多人或者很多事情集中在一起，这样可以利用互联网，比如说利用社交网络，把一些小的投资者组织成一个超级大户。除此之外，他认为互联网也可以把一些小项目集中在一起。“比如说过去我们的报亭，它分散在城市里面，我们一个个去看就很困难，而且一个个去看它都是单独的一两万的小投资项目，那么通过互联网我们可以把这些项目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地方我们把这些经营者以某种方式，比如说论坛，把他们摆在一起，了解他们共同的需求，以及他们业务普遍的风险。”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利用互联网金融进行创新、创意方式也自然应运而生。“聪明人在中间设计产品，最终就使得这些小额的投资者能够有效地去投资一些小规模的项目，还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那么，在互联网金融风生水起的大背景下如何抓住机遇也成为众多企业思考的问题，李安渝教授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的估值高于金融+互联网”的观点。“我引用了上海银监局局长的一段话，阿里巴巴市值1500亿美元，工行的市值是1.2万亿，他认为如果阿里巴巴作为一家互联网公司进入金融业后，资本市场给予其的溢价可能会远高于工商银行运用互联网技术完善自身服务所获得的溢价”。因此，他也提示企业如果扩展业务，或试图拥有互联网上的长尾用户，那么就要改变服务方法。“我们的金融机构过去是习惯做大项目、服务大客户。而互联网公司的强项是服务成千上亿的用户，大部分的企业对小众客户服务非常好，但是那种方法不一定能够用在大规模的用户上。当然反过来互联网金融也不太可能做大项目和大客户，互联网公司也不会去做这种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服务能力，也没有这个服务网络”。 5．2013年下半年以来，最为火热的互联网金融莫过于余额宝类理财产品、第三方支付、P2P网贷平台和众筹。香港永隆银行董事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马蔚华表示，监管当局对新生事物采取一种扶植和容忍的态度，发展到一定时期因势利导，建立制度、进行规范，给互联网金融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条件。对金融的“敬畏之心”是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樊爽文提及的关键词。他表示，不管怎么样界定互联网金融，推动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还是应该遵循金融业的一些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核心仍是风险管理。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金融机构带来了“安全与效率”平衡的思考，对监管而言则是“创新与监管”的平衡。樊爽文称：“金融监管体制、理念和监管的方式都需要与时俱进，功能监管应该是势在必行的一个要求。”金融交叉混业越来越频繁且复杂的今天，分业监管的格局并没有改变，这就导致一些金融交叉的部分可能会处于监管真空地带，也有专家提出功能监管。不过按照目前互联网金融归口监管来看，“功能监管”如何实现是一个难题。“在互联网时代，伴随着效率的提高、成本的降低和消费者群体的扩大，风险形成和传递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了，风险管理更加复杂。所以，对金融监管来讲，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不是放松。”樊爽文表示。而在业界期待已久的“负面清单”监管模式上，樊爽文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由于金融系统的特殊性。风险的系统性、传递性和敏感性，他认为在金融领域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弊大于利。同时，他也提出同一个市场同类的业务应当保持监管的一致性。“互联网金融监管业态慢慢区分以后，将不仅仅是央行在监管。”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廖理在做客人民网直播室时表示，互联网金融可以分类，代表不同的业态。互联网金融风险、监管必然是指其中的一个业态，分得越细，才能把工作做得越好。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首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再次给余额宝等背后的货币基金定性，不是金融创新。他认为，创新要看不同的程度。改变进程的实质创新叫创新，流程与工具的创新也叫创新。余额宝背后的货币基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拆借市场，在银行资金紧张时，为银行提供成本较高的流动性，货币基金早已有之，银行拆借早已有之，算不上什么本质创新。但毋庸置疑的是，余额宝通过互联网手段以光速聚集沙粒般的小资金，可算得上是伟大的技术创新。截至2014年2月底，余额宝规模约为5000亿元，其对应的天弘增利宝已超过了全球闻名的富达反向基金等著名基金产品，跻身全球前十大基金行列，只有互联网高效才能做到这一点。银行只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互联网与金融融合的大趋势都不会改变。中国金融既需要本质创新，也需要技术手段创新。余额宝等货币基金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并不是因为解决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难题，而是让余额宝的购买者可以趁着银行资金紧张之时大赚一笔。银行以及相关人士当然不爽，但生意之道就是交易互赢，一方有需要，一方提供需要获利。表面上，银行的市场被人分了去，变小了，但由于效率改善，市场会变大，每个人都更大了。我们看到的是，任何行业参与者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大，每个人都做大了，而不是相反只有一个人玩，市场越来越大，这个唯一的玩家也越玩越大。长期看，谈不上对银行造成冲击。余额宝冲击了什么?冲击了银行的垄断经营，冲击了存款利率管制。这种冲击对于要面对世界竞争的银行也是好事。 6．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说明中强调，全面深化改革，要真正向前展望、超前思维、提前谋局。在金融领域改革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上，我们必须认真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依靠创新和组合使用政策分析工具，提高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实施的可控性，推进金融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越需要新的政策工具。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看，往往注重于定性分析，缺乏量化判断。往往是问题谈得透，也有共识，但如何改、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有多大，谁也说服不了谁，难以拿出令各方信服的方案。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一般是在重大经济金融公共政策出台时，运用一系列政策工具对政策出台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测算分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就大量运用了这些工具。例如，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过程中，定量测算对于把握改革力度、平衡各方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有效避免经济金融改革和政策制定陷入口水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定量影响测算、压力测试等方法，前瞻性地做好改革中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案，全面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真正做到积极有序。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把握好改革的推进强度。利益调整是各国政府推进改革时面临的共同难题，而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就反映了国际上在推进公共政策可衡量性方面取得的新进展。成本一收益分析是通过考量一项政策的直接收益与成本、间接收益与成本，综合评估政策可行性并比较不同方案的优劣，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例如，对于城镇化这项影响广泛的重大规划，就可以通过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匡算比较其直接间接、近期远期的成本和收益，在此基础上选择合理的推进路径。 7．2014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滴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这也是互联网金融首度写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互联网金融成为2014年两会的热点话题。2014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态，近期国内汇率变化属于正常波动，“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当天，央行副行长易纲、潘功胜也公开表态，对余额宝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予以正面肯定。两会期间，有部分金融机构代表向互联网金融行业施压，提出加强监管，甚至抛出予以取缔的论调。也有经济学家表示，余额宝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垄断操纵的结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就是让价格规律主导市场的资源流向。李克强总理也在报告中指出，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识的环节改起，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改革，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让全社会创造潜力充分释放，让公平正义得以彰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2003年6月16日凌晨2时40分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内非法经营的"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24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被熊熊的大火所吞噬。市公安局随后立即成立专案组，综合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结果，认定这起火灾系人为纵火。6月18日，警方将两名涉嫌纵火的初中生抓获，经公安机关初步审查，纵火嫌疑人张某，男，13岁；宋某，男，14岁，二人系本市某中学学生，且均因父母离异后缺少家庭管教经常逃学，近半年来，二人一直居住在海淀区展春园宋某家一间房屋内。二人交代，他们经常去网吧玩，两周前在"蓝极速"网吧与服务员发生纠纷，于是起意报复，遂购买汽油纵火。　　如果调阅一下各地的报刊，就会发现几乎每天都有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报道，其中还有一些性质相当严重的恶性案件：　　北京市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杜心(化名)，这个身高1.77米、体重180多斤的小伙子，在面临中考时不得不天天躺在床上。因为他走不了两步就会摔倒，握笔的手写字时不停抖动，书看不到一小时就头晕、恶心。导致杜心如此"惨"状的"凶手"竟是同龄的5个学生，而他们疯狂地殴打杜心的原因则是由于他没将自行车借给其中一位"并不很熟的同学"。　　2002年6月，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科受理了一起盗窃现金31万余元的特大案件。但谁也不会想到，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开始作案时，还是一名不满16周岁的花季少女!　　近日，黑龙江省虎林市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一举打掉一个儿童盗窃团伙，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2岁。6月22日下午，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副所长阎福成带领民警在辖区检查时，发现6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形迹可疑，并发现其包内装有储蓄所专用的"狼牙棒"2个、中英文电话本1个、手机卡2张。这些与他们身份不符的物品，引起了民警们的重视，民警们将这6个孩子带到派出所。经讯问得知，2000年5月，6人纠合到一起，先后在密山市、虎林市等地盗窃作案20多起，盗窃现金1万多元，盗窃照相机等物总价值6万余元。6月22日他们来到杨岗镇，正准备晚上盗窃时被抓获。　　武汉市洪山区警方曾破获一起强奸案：17岁无业女孩，为报复女友，指使 3个男高中生对其施暴。这名17岁的女孩外号叫"狼"，初中辍学后到处游荡。"狼"与某中学17岁的李某拜了干姐妹。由于李某说了"狼"的坏话，"狼"很记恨。一天晚上，"狼"伙同李某学校的3个17岁男生，把李某拉到旅社，开了房间，"狼"命令3个男生轮奸李某，并殴打她。　　2001年3月25日，未满18周岁的黄甲、黄乙和丁某3名少年一起来到金华一家小录像厅，他们来的目的很明确：杀掉独自一人守店的店主姜某，抢光店里的钱。晚上8点，他们佯装看通宵录像租了10个碟片，然后躲进店内一间房屋看录像。当晚10时许，姜某关掉店门进里屋打扫卫生，黄某等3人突然站起来卡住其脖子，用拳头和板凳猛击她的头部和身体，致其惨死。3个少年在一个多星期后被抓捕归案。　　2000年1月17日中午，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17岁的徐力放学回家，母亲开始不停地唠叨他的学习成绩排名问题，总觉得母亲给自己压力太大的徐力于是操起一把铁榔头，将母亲杀害。"好学生徐力杀母"案一度震惊全国，最后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另外，还有媒体称，据全国公安部门的抽样调查：在全国犯罪总量里有一个"17岁现象"，就是说17岁左右的犯罪特别多，占整个青少年犯罪的80％以上。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作为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皮艺军教授认为，当前青少年犯罪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数量、比例的问题，而是犯罪性质的问题。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比重和程度都增加了很多，如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案件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抢劫又是这几年增加速度最快的暴力犯罪。　　在不少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报道中，狂砍、狂刺、锄杀、砍杀、刀劈、杀父、弑母、奸杀、勒毙这些血腥的字眼随处可见。人们不禁要问，能够制造这些场景的孩子，都有着什么样的人格基础?皮艺军教授说，其实，暴力案件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一个社会或一类人群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他认为，青少年暴力案件的增加是和现在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中的暴力倾向密不可分的。现在孩子的暴力倾向最简单的例证随处可见，比如说，过去几岁的孩子斗嘴时最爱说"我打你"，现在的口头禅变成了"我杀了你"!　　皮艺军教授认为造成这种暴力倾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暴力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生活中部分成年人不可缺少的文化享受，暴力文化的商品化自然成为商家的最大卖点。虽然我国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法律都一律禁止孩子接触暴力文化，但在现实中却基本没有可操作的限制性规定，对此还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大众媒体对暴力限制太少，虽然我国一直都在限制色情暴力内容的传播，但在实际做法上往往是限制色情不限制暴力。在影视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小报小刊、电子游戏中，孩子可以十分方便地接触到暴力的场面。特别是我国对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没有分类，更没有因为其中有暴力内容而限制孩子观看。更不可理解的是，成人往往因为一些影视作品是描写正义的战争或正义的行为就让孩子观看，即使其中的暴力场面十分可怖。其实，孩子在有暴力场面的作品中并不见得就能充分理解什么是正义，相反的，他可能学到的只是其中暴力的行为。对刚开始接触暴力内容的孩子来说一般是恐惧，看多了就会有一些孩子觉得兴奋、刺激，再后来，因为看得太多，就麻木了。对再血腥的场面也习以为常，这种麻木的状态其实比兴奋更可怕，说明他对暴力已经非常习惯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孩子就有可能做出类似影视作品中的暴力行为还不以为然。　　针对美国这几年不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皮艺军教授说他个人相信那些枪击同学和老师的青少年在自己射击时，心理感受可能和自己在游戏机上射击时差不多。因为他平时已习惯游戏机上的射杀，在真实的射击中他就有可能认为自己还是在做游戏。我国的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时绝大多数不会用枪支，因为不可能获得，但其残忍程度比用枪更残忍。从视觉和心理感受来说，用刀子、斧头之类的冷兵器，与受害者近距离接触，见血见肉地砍杀，比起用现代武器的攻击更恐怖更野蛮，这只能意味着实施者更冷酷更残忍。皮艺军教授说，暴力的基础就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这是值得更深探究的问题。　　2000年8月2日17时，昆明市某中学学生14岁的超然、大伟(均为化名)各带一把匕首，窜至某小区，以借伞为名进了杨家，趁主妇王某转身拿伞之机，超然冲上去勒住王的脖子，大伟用沙发垫捂嘴，把王拖进卧室，用准备好的匕首疯狂地刺向王的胸部，背部和大腿，共计五十余刀。见王还未死，又从王家厨房拿来菜刀，朝王的颈部一阵乱砍，直至将王杀死。他们还抢走王身上仅有的7元钱。他们将尸体抬到了事前看好的楼顶藏匿。二人回到房中后，用水冲洗现场血痕后逃离。3天后，公安机关在学校内将犯罪嫌疑人超然、大伟抓获。这起杀人案的起因是，超然与同班女生杨某悄悄谈恋爱。杨某的母亲王某发现后及时劝阻了自己的女儿，于是超然认为是王某有意阻碍他与杨某相好，便产生了将王杀掉后继续与杨某恋爱的想法。　　2000年3月，一起发生在校园内的暴力案件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城内掀起轩然大波：一名不满14岁的初二学生，因与同班同学在上课期间发生口角，竟抡起锄头打在其同学头上，致该同学颅内血肿，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在轰动一时的徐力杀母案中，徐杀死母亲后移尸灭迹，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并居然照常参加了考试。抚顺11岁的男孩王某在杀害自己的母亲以后的11个小时里，他的父亲没有发现儿子有任何恐慌和反常的举动。当这个孩子在派出所接受警察询问时，一边不慌不忙地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一边还若无其事地在各个屋里乱窜。　　对暴力的麻木和生命的冷漠到了如此程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春晨博士说，在上面的案件中，这些未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漠然令我们感到吃惊。仅仅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置一个人于死地，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行为理解为未成年人缺少法律意识和理性自控能力，为了一时之快，才做出了这样的犯法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这些未成年人的内心状态，也许会对这一现象有更深的认识。生命对人的可贵性在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因此，对生命的敬畏应该成为我们基本的道德素质。而对这些犯法的未成年人来说，这种敬畏生命的道德感是缺乏的。在他们的眼里，他人的生命就如同一件东西，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如果我们排除这些未成年人中可能存在的精神障碍问题而把他们看成是精神正常的人，那么，这种对生命的非道德态度是非常可怕和恐怖的。　　青少年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情况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家庭的负面影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据广东省少管所反映，在该所服刑的少年犯，80％和家庭教育不当有关。广州市某中学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说，到该室咨询"心事"的学生，反映的问题90％和家庭不和有关。据广东、山东、河北、四川、重庆五省市对四百多名女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对女中学生成长影响最大的是父母。一些从事了十几年青少年犯罪案件审理的法官也认为，家庭教育最关键。少年犯罪与单亲家庭、家教差、父母法律意识薄弱很有关系，家庭教育成了"易感染部位"，教育方式不当，为青少年成长埋下了隐患。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第三次离婚高潮，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失去父爱或母爱的孩子将越来越多。有的孩子因父母离异，家庭破裂，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心灵上受到严重创伤，有的还因此引起父子和母子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犯罪。　　"蓝极速"网吧遭中学生报复纵火事件及轰动一时的刘海洋"泼熊事件"同样出自离异家庭。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许燕教授认为，离异家庭比正常家庭更容易出现教育问题，更易引发孩子的不良心理与问题行为。这是因为，其一，忽视教育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产生偏差行为。离异父母常常无力或疏忽对孩子的教育，甚至将他们推到学校或社会。纵火的两少年合伙在外居住并逃学，他们的偏差行为无法得到及时的调整与节制，逐渐由小的偏差行为发展至违法犯罪行为。其二，缺少适度关爱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离异家庭给孩子带来一种残缺的爱，或使孩子完全失去了父母的爱，或父母怕孩子受委屈而给予孩子过度宠爱，无论缺少爱或是过度爱对孩子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在缺少爱和过度宠爱的家庭环境中，孩子都会缺乏爱心，容易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他们易采取极端的行为来实施报复，甚至不惜殃及无辜者。其三，软弱无力的离异家庭易对"青春期"少年产生失控局面。十三四岁的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的"急风暴雨"时期，这时的孩子心理冲突加剧，行为爆发力强，容易用狂躁的行为释放出他们心理的能量与不满。这一时期也是他们寻求心理独立的阶段，他们力图摆脱家庭及学校的管教，行为的隐蔽性增强，加之自身的是非不清及自控力差，很容易做出偏差行为。其四，成长环境不良的离异家庭使孩子形成反社会人格。这种人格特征表现出对社会的仇视与敌对，常做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犯错误后无悔恨之心，也不能吸取教训，不承担责任，无罪责感。形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家庭原因多是孩子童年所体验的创伤经历，如父母离异、缺少温暖等，孩子将对家庭的不满转移到社会中，认为家庭和社会都愧对于他，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采用冷酷的行为加以反抗，最终成为社会中的危险分子。　　许燕教授指出，家庭离异并非与子女不良行为有必然的关系，然而不当的家庭教育却是子女不良行为的根源之一。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所谓“潜规则”，就是表面上不能明文公布，暗地里却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业内部潜在规则。每一个行业内人士也许都清楚，对于此种“规则”，在你感到极度无奈的同时，又不得不按“原则”办事，以此来“入乡随俗”，获得自我生存的土壤和空间。在现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千奇百怪的“潜规则”也应运而生。 若提起“潜规则”，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就会锁定在娱乐圈，为什么呢？这还得要“归功”于我国各门各派的“杰出”女星们。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不断深入，娱乐圈众女星的开放思想也是与时俱进。在现实的演艺圈中，女演员似乎只有遵循某些潜在的交易规则方可获得演艺资格的许可证，而初来乍到的女艺人们，似乎早已熟读了这种潜在的交易规则，毫无羞涩地进入了默契配合的角色。也许这种默契的配合的确能为她们换来一些荣耀和富贵，然而，在这种名利双收的背后，她们的心灵世界又收获到了什么呢？这可能就是她们“成长”中所要付出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在她们的灵魂深处，也许将会形成一种永久的遗憾。 2.手术刀下的“潜规则” 医生本来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救死扶伤乃是他们神圣的职责，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就在这些神圣使者所挥舞的手术刀下，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一种潜在规则，即“红包规则”。在生死十字路口的手术台上，作为主刀医生，似乎只有得到了“红包”的筹码，才能进入最佳的工作状态，从而增大患者重生或康复的希望；而患者家属似乎只有付出“红包”的慰劳，才会以较为平稳的心态将自己的亲人送进那“生死攸关”的手术间。在医生与患者之间，“红包”似乎充当了一种平衡的使者，双方均有所得，然而，就在这种平衡的背后，却有一种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远，这种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崇高的职业道德！ 官场升迁的“潜规则” 人生最大的幸事莫过于两种：一是洞房花烛夜；二是金榜题名时。官场中人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头衔越大越好，地位越高越好。那么，若想使自己的“乌纱帽”变得尊贵，除了遥遥无期的拼搏与等待之外，最为捷径的办法就是“公买公卖”。这不，在我国东北地区曝出的“马德卖官案”，便引起了不少“官迷儿”们的青睐：“一个县长30万元，一个县委书记50万元，一个市委常委80万元……”然而不管是买官的还是卖官的，归根结底，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 足球裁判嘴里的“潜规则” 作为足球裁判，本应扮演的是绿茵场上的公正使者，但是，由于足球经济化的功利驱使，使得足球裁判也成为了这场“潜规则”游戏玩法的操纵者之一。有人曾把裁判比喻成绿茵场上的第12人，对于这个比喻，笔者认为一点也不为过，看一看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吧，一个当时处于世界足球末流水平的韩国队，不就依靠这第12人，过关斩将，连克强敌，最终跻身于世界的强队行列吗？虽说过程有些不太光彩，但毕竟得到了无限的荣誉。这也许就是现代绿茵场上的一种潜在的游戏规则吧！本来作为足球比赛，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团队竞技体育项目，而如今，在这片纯净的绿色空间里，却充斥着太多的金钱与交易，使得这种弘扬体育精神的团体项目变了味道，同时，它也大大刺伤了广大执著喜爱足球的忠实观众们。殊不知，当球迷不再为球员喝彩，不再为进球欢呼，在空荡荡的足球场内，这种肮脏的交易规则还会存在吗？ 3.“在奶粉事件中，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我们不仅要追究领导责任，对这样的企业，也要坚决整顿、处理，一个也不放过！”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奶粉事件患病儿童时说，政府对此次事件感到很内疚，将认真总结和反思，让坏事变成好事。 一个三鹿，我们还可以指责其个体的无良；但22个“三鹿”，除了指责三鹿的无良之外，显然还有奶粉企业诚信底线的突破和社会责任的丢失。在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纵容下，生产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扩大销售，竟然置婴幼儿的身体健康于不顾，只为自己牟取私利，斥其“没良心”毫不为过。 如此公然地作孽，什么行业自律、社会诚信、企业责任，早已抛在了脑后。然而，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在商业利益之外，还应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责任。而一个自律的行业，也应该担负起技术质量和卫生标准的约束作用。遗憾的是，在奶粉行业中，我们只看到了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业潜规则，看到了“搞定”有关环节、“摆平”媒体、欺骗消费者的“公关”潜规则，却没有看到行业的自律和规范。 行业潜规则的盛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给消费者造成了身体或心理上的损害。因为行业潜规则只是内部的约定，而不为外人所知晓，所以不知情的消费者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可怕的是，如果不是行业某个环节出现问题，这种行业潜规则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消费者就一直被蒙在鼓里，行业却照常发展。 然而，古话说得好，害人必害己。“没良心”的企业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信奉行业潜规则的企业，它们不但要受到市场的惩罚和政府的处罚，还将导致整个行业的诚信危机。而这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来说，才是最致命的。 到了该反思行业潜规则的时候了。今天，三鹿奶粉曝出了奶粉行业的潜规则，然而还有多少行业潜规则需要我们一个个地去打破，去反省呢？ 4.谈到行业潜规则，曾经在2008年轰动全国的“三鹿奶粉事件”，成为人们最先想到的事例。“三鹿事件”爆发之后，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马上召开“给全国业务人员和经销商培训”的电话会议，在强调“三鹿事件”对太阳能行业的警示意义的同时，对外揭露：每天有数百万消费者可能面对太阳能热水器存在的安全隐患甚至生命威胁。 黄鸣揭露，目前业内普遍存在“阀门铅含量超标”，这是更甚于太阳能热水器行业已经暴露的“漏电伤人、架子烂掉、水箱漏水、阀门开裂”的行业隐患。铅含量超标是非常要命的，比三聚氰胺的危害还大，三聚氰胺还能够被人体排泄出去，而铅与皮肤接触后能渗透到皮肤里面去，如果导致铅中毒，将会严重危及生命。另一大潜规则就是利用氟利昂做发泡剂。黄鸣说，“根据我们的了解，现在大部分小的太阳能厂家还在采用全氯氟烃做发泡剂。这也应叫潜规则吧。” 实际上，早在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5部委联合发布“禁氟令”。据黄鸣介绍，禁氟令是禁止使用全氯氟烃(CFC-11)的强制规定，目前使用的替代品大部分是氢氯氟烃(HCFCS)，它们都叫氟利昂，只是后者对臭氧层的破坏较前者要小得多，因此该替代品按规定在我国可以用到2030年。而对于铅的使用，黄鸣表示，“在新兴的太阳能行业，内无参照，外无引进，国家标准的建立与健全需要有个过程，正如汽车、家电等成熟行业的国家标准，其完善过程走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目前这个行业注册企业有3000多家，但圈内人士称，实际数量接近10000家，竞争极度混乱，各种监管措施和标准都跟不上，很多企业为利益而不择手段。 5.在潜规则所有的危害当中，最容易引起人们情绪波动的，应该是对公平公正的践踏〖=2〗 消费者李先生在郑州一大型电器商场购买了一部手机，在“三包”期内出现质量问题到售后服务处进行维修，售后服务人员检测后，认为该手机进液，故障属使用不当造成，不予保修。李先生不认同售后服务处的说法，自己找检测机构对手机检测发现，手机机身内所留痕迹为维修时所用的松油，不存在进液现象。消协工作人员在处理手机投诉过程中，发现产生投诉的原因绝大多数集中在手机的检测问题上，一般手机经销商遇到“三包”期内的产品发生故障都要进行检测。河南省消协认为，谁生产谁检测，这种不成文的做法，对消费者来说有失公平，没有透明性，缺乏公开、公正性，致使消费者投诉增多。 对等价交换原则的破坏，也是潜规则的罪状之一 某媒体记者曾经对哈尔滨市的橱柜市场进行了走访，一些橱柜厂家表示，作为橱柜一部分的台面，很多厂家都不自己生产，而是由别的工厂代加工，橱柜厂家将台面买进后再贴上自己的牌子。 目前，由于生产台面需要很专业的设备和技术，另外因为投资大、尘土大等因素，作为一般的橱柜厂家来说，人造石多数不自己生产。只是在商家下单后，部分小型加工厂就按照图纸进行生产加工，并收取相应的费用。而一些知名品牌橱柜门板由厂家总部发货，里面的柜体则由这些加工厂按图索骥。只要有图纸，任何牌子的橱柜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委托生产或加工的行为，被称之为贴牌。而这种已经是“潜规则”的现象也不单单发生在哈尔滨市。 6.“潜规则”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公众对之深恶痛绝却又毫无办法。从“注水肉”“苏丹红”，再到“三聚氰胺”，从学术圈、娱乐圈，再到航空公司……仔细梳理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企业要利润，学者要职称，演员要角色，空姐要调岗……似乎每个行业都有着只做不说的公开秘密，这就是饱受诟病的“行业潜规则”。且不说南航空姐于丹丹是不是真的死于“潜规则”，但这起事件的发生不得不再次引起我们的反思：生活中，为什么规则总是不敌“潜规则”？ 首先应该反思的是谁给了“潜规则”生存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一味地追求财富而导致社会诚信度下降，盲目追逐名利让正确价值观迷失。无论是震惊全国的“毒牛奶”事件，还是炮轰导演对其“潜规则”的演员张钰，这样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于是，这样的心态久而久之就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明知是潜规则，可是人们对其的态度往往是默许、甚至盲从。如果不是自身利益受到侵害，通常情况下受害者是不会站出来与之抗争的。 其次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的规则为什么总是苍白无力？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潜规则”的形成首先是因为行业没有起到纠偏的作用，而且我国目前司法环境较差，如果消费者权益被侵犯，法院能够提供好的“司法裁判产品”也能打破潜规则。但我国的司法部门太容易受到主管单位和经济利益集团的干扰，因此打破“潜规则”首先要构建法律体系，提升消费者地位，打造对消费者友好的法律环境。之所以社会上“潜规则”能够如此盛行，与法律层面上的打击力度不足不无关系。 如何让公平正义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让“潜规则”无处藏身？打击“潜规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们曝晒在阳光之下。除了立法上的完善与加强打击之外，更需要公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如果我们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正确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对潜规则说不，去勇敢的“挑战行业潜规则”，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阳光和透明。 7.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的原因，“行业潜规则”也不例外。产生“行业潜规则”的原因是多元的。 第一，“经济人”特性是产生“行业潜规则”的人性前提。“行业潜规则”的本质是为了谋利，是当事双方或多方谋利博弈的一种均衡。当事人双方会充分运用自己所拥有的某种“资源”，以达到其收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的目的。当一方具有“合法”伤害别人的权力时，他会充分利用自己的“合法伤害权”来达到自己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对于没有“合法伤害权”的另一方来说，其目的只能是损失最小化。 第二，产权不清是产生“行业潜规则”的一个基础条件。当产权不清时，为双方自由扩展权利边界提供了前提，“行业潜规则”是在产权不清时双方利益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另外，当产权不清时，就会出现“公地悲剧”。大家相互勾结，侵害国家或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 第三，当“显规则”不足时，便会出现“行业潜规则”来补充规则的不足。“显规则”是摆在桌面上的规则，是明文提倡的规则。当“显规则”不能为人们提供充分的行动预期时，“行业潜规则”便自然而生。所以，“行业潜规则”也是一种利益诱致型规则。 第四，有规则，但规则随意性大，也容易诱发“行业潜规则”。规则随意性大造成的结果是：一是产生“合法伤害权”；二是产生机会主义。这会促使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形成一种新的均衡规则——“行业潜规则”。 第五，对违规者监督机制不健全，也会容易诱发“行业潜规则”。在违规者只靠少数人或只靠上级来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下级之间相互勾结或上下级之间相互勾结共同对付第三方的情况。这种行为一旦长期化，便会形成“行业潜规则”。 第六，信息不对称也是产生“行业潜规则”的一个重要条件。“老百姓是冤大头”，“皇帝也是冤大头”。一部分人相互勾结，欺上瞒下，形成一种利益分红的均衡——“行业潜规则”。 第七，对违规者的制裁不是利益相关者也有可能导致“行业潜规则”的产生。由于“受害者”不能代表自己，需由别人来代表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时，显然会存在制裁违规者动力不足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诱发“行业潜规则”。 8.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灰色收入”一词，备受关注。代表委员指出，教育、医疗等五大领域的“潜规则”已成为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清除潜规则，才能切断灰色收入之源。 药品：招标价贵过零售价 夏绩恩说，打破医药行业“潜规则”需双管齐下：首先完善招标制度，实施“后招标监管制”，即招标结束后再定期进行价格对比，挤干中标药品的价格水分，打击药企打点医院的积极性；其次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和薪酬水平，减少他们对灰色收入的依赖。 课本：200万可成指定教材 教材教辅选用事关教育大计，但删改书目、“租型”出版却成为部分人灰色收入的来源。两条潜规则为相关部门带来了灰色收入，却侵害了教材原创单位利益，侵害了中小学生选用优质教材教辅的权益。对此，河南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司富春委员建议，教育部要制定文件，规定删减《教学用书目录》的惩罚措施；公开接受社会各界举报；叫停“租型”出版，确保教材编写单位得到合理回报，从而保证教材质量。 建房：修改规划有望政企“双赢” 拿地后改规划增加容积率，已成为房地产业的潜规则之一。“通过增加容积率扩大企业盈利空间，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而且使最初规划的科学性打了折扣。”王刚建议，规划修改审批程序应进一步透明。同时，应调整相关费用标准，至少不能让开发商靠改规划多赚钱。 资源：换个名字可免费出让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以“环境治理”等名目出让采矿权，是一些偏远地区地方政府靠出让采矿权敛财的“潜规则”之一。对此，应完善法规，加大监管力度；同时要尽快启动资源税改革，将资源开采的利润降到合理水平，压缩个别公职人员与企业联手分享“暴利”的空间。 书画：价格与职位挂钩 “司法利剑已刺向中国足球的毒瘤，艺术品市场也亟待净化！”周森说，畸形的市场使一些书画作品价格高得离谱，脱离了公众，也脱离了最有潜力的艺术市场。他建议，鼓励民间自发形成非官方的行业协会；倡导作品公开经营；成立中国字画鉴定咨询机构，保护书画消费者和投资者的权益。 9.2010年9月8日，广东省珠海市香洲法院开庭审理某大型综合医院药剂科主任冯某涉嫌受贿一案。据悉，被告人冯某在2007年至2010年3年间收受11家医药公司贿赂共计58.3万元。被告人辩称，行业存在这种潜规则，作为一个个体根本没能力抵制。 确实，在药品采购领域存在着一定的行业潜规则，那就是药品供应商为了从医院获得更多的药品配送额，要给予医院的药品采购人员一定的回扣。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回扣大多是以“人情往来”的面目出现的。但手段再巧妙、再隐蔽，也难以改变其行贿受贿的本质。近年来，医疗领域类似案件频发，早已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不但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将“吃回扣”定性为商业贿赂，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已经将其作为打击的重点。 被告人冯某作为一家大型综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手中握有药品采购的权力，自然也会成为供应商们“公关”的对象。面对行业潜规则，摆在冯某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条是严格自律，洁身自好；另一条是心存侥幸，随波逐流。 遗憾的是，冯某选择了后一条。从实质上讲，冯某还是让贪欲吞噬了，他不会不知道“吃回扣”是一种违法行为，但可能让较为隐蔽的送礼手法迷了眼，放松了警惕，也有可能认为这是普遍现象，法不责众，皮鞭未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都将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 在法庭接受审判的冯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也给人们以警醒。因为，行业潜规则从来就不是违法犯罪的理由，在完善制度消除行业潜规则产生的土壤之前，并不是身不由己的，也不是没有能力抵制的。其实，越是高危岗位，越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对送上门来的好处，实在无法推却的，还可以主动上缴纪检部门或存入廉政账户。以行业潜规则作为借口，行受贿之实，不仅十分愚蠢，而且表明被告人对违法犯罪的认识还不深，这更值得我们警惕。 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6年10月，青岛市著名地标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20年； 2007年1月，曾经的西湖边最高楼浙江大学原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 2009年2月，曾经的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只有15岁的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 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 2010年5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地标凯莱大酒店宣布将停业拆除；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除了这些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以外，还有大量普通住宅，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其数量无法统计。这些正处在建筑寿命“青壮年”的建筑非正常“死亡”，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 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几年来，四处追着看建筑爆破现场，他想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4月28日，他站在一排刚吐着绿芽的人行道树前，亲眼目睹了18层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着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景。从底部开始，这座高楼先是一层层坍塌，塌到第6层时，剩下的12层直挺挺地向后倒下。只用了6秒钟，年仅23岁的科技馆就与人世“永别”了。 事实上，老人很清楚，“辽宁科技馆之死”只是近年来全国“短命建筑死亡名单”里墨迹未干的最新一行。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这个16层的庞然大物“死亡”时，不足一岁，还是“婴儿”。同时，另一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 “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能不能实施，全靠领导一句话。”“许多建筑并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拆除，问题出在不理性、不科学、难以持续的城市规划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以科学的规划来引领。而在制定了合理规划之后，一些城市的住房和城市建设规划变更频繁，标准制定落后，也是建筑短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如还没建成就被拆除的合肥维也纳森林花园小区，根据官方说法，该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观中轴线——黄山路与大蜀山之间的山景，爆破之后可以将贯穿省城东西的黄山路“拉直”。是小区建设规划在先还是城市景观规划在先，并没有公开。 2．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认为，当下“一届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有关，“我们历代王朝从来都是推倒旧的，重建新的，这种‘新的就是好的’价值观一直影响到今天。所以每一届领导上任时，往往认为‘除旧布新’才是对的。” 强化监管，增强规划权威性、严肃性、延续性和执行力，重大工程随意拆建造成严重浪费，应严肃问责。“当前，短命建筑产生后，无人调查和问责，也纵容了此类现象多发。”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房子是谁规划的?花了财政多少钱?为何要拆?拆了以后干什么?如果对每个大型建筑来龙去脉都搞清楚，建设和拆除都有透明程序，都明确责任，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浪费。 提高建筑规划的透明度，让公众参与决策，遏制拆建的随意性。一些规划专家表示，建筑不仅是政府工程，更是事关老百姓的民生工程，应重视发挥城市居民和规划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可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包括建筑的规模、选址、体量、风格等方面的意见。 不可否认，在遭到提前拆除的短命建筑中，也有因质量问题和缺乏高质量维护而被迫拆除的。如北京市要求某开发企业拆除刚刚建成的某小区保障性住房，就是因为建筑质量出现了严重问题。“抛开人为因素，建筑的寿命主要取决于房屋的安全性和耐久性，与此息息相关的是施工用料的质量和工程设计质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副总工程师孙克放说。 质量对建筑寿命的影响能有多大?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设构想，建设房屋时使用的都是标号40以上的混凝土，而中国大部分短命建筑使用的都是标号20的混凝土，仅此一项差距就使房屋至少短寿十几年。 说到建筑短寿，有人说是中国建筑土木结构的特点所致。人家欧洲的建筑用石头，咱用木头，当然不可能像他们留存那么久。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木头固然没有石头结实，寿命也没有石头长。但问题是，中国的绝大多数土木结构建筑就算拿木头的寿命来衡量，也没有活够年头。著名的山西应县木塔，那可是纯木结构的建筑，从辽代至今快1000年了，而这座木塔却依然完好。可见，木塔能保留1000年，而中国绝大多数土木建筑寿命都不到百年，罪还真不在结构。 那么中国建筑到底为何寿短?其实，最大根源还是因为我们缺乏继承精神的“短视”文化。中国几千年来的朝代更迭中，类似火烧阿房的“壮举”经常发生。因此，无论是未央宫还是大明宫，这些辉煌建筑对于今天的我们，都早已化作一个古老的传说，往往连残垣断壁都不复存在。 3．近年来。一些地方为建“标志城”“月光城”，政府砸巨资重塑“包装”，开展一系列“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旧城改造。网友A认为这种拆旧建新的行为是“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 “拆旧建新，带来的GDP增长是表面的，并没有实质性增加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对社会经济毫无益处。”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郭松海说。 2003年，中国城镇共拆除1.61亿平方米房屋，按每平方米需水泥200公斤、钢材60公斤计算，总共浪费了3220万吨水泥和966万吨钢材，均占我国2003年竣工房屋所需钢材和水泥的8.9%；若按每吨水泥300元、每吨钢材4000元计算，则仅建筑用的水泥和钢材就损失了483亿元；另外，按生产1吨水泥消耗145公斤原煤、生产1吨钢消耗741公斤原煤计算，则共浪费掉1183万吨原煤。 据国家住建权威部门研究报告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的粗略统计，在每万平方米建筑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吨至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吨至12000吨建筑垃圾。我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至40%，每年产生新建筑垃圾4亿吨。这些垃圾的运输、处理和存放，都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以南昌五湖大酒店为例，据估算，酒店拆除后将留下4万吨建筑垃圾，将占用大片垃圾填埋场地。 2010年，建国门桥东南角，四星级凯莱酒店外搭起脚手架，并围起绿色围挡。凯莱酒店1992年开业，2010年6月1日正式停止营业，准备拆除，之后原地重建五星级的“国际化商务高端酒店”。据施工方宏安达建筑物拆除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8月中旬，待酒店内部设施和物品都搬走后，就将开始拆除，拆除过程约需3个月。这一切都预示着，这座曾经辉煌的四星级酒店，在“存活”20年后，即将消失。而就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作为奥运会官方接待饭店的凯莱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对酒店进行了重新装饰和布置。 建筑过于“短命”也造成了城市记忆的缺失。“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历史悠久的建筑，全部是古人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寿命这么短，我们怎样靠建筑来保存民族发展进步的记忆?”中国房地产协会会长刘志峰说。 建筑的“短命”现象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关注，却鲜有解决良方。怎样才能延长建筑的寿命?其实，城市的真正内涵是慢慢发展成熟起来的，城市建设必须要有远见，要按照理性、科学的方式进行城市规划，综合协调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等各种关系。 4．T市政府于2005年至2009年分5批确认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746幢、114万平方米，其中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T市文物保护单位81处，区县文物保护单位79处，已完成保护性修缮500多幢。2006年3月，国务院批准T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14片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其中有6片被确认为历史风貌建筑区。 T市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既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四合院、殿堂、寺院，又有西洋古典、现代建筑，它们和历史风貌保护区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文化和城市景观，也是T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名片。 2005年9月1日T市人大颁发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这是针对T市自身特点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此基础上T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制定了《T市历史风貌(区)建筑确定程序》《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腾迁管理办法》和《T市历史风貌建筑使用管理办法》等政府文件，规范保护的实施过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规政策体系。从历史风貌建筑的评定至利用都有相应的文件规定，这些政策为政府开展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是政府顺利开展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有力保障。 2005年起，T市相继成立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委员会、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T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构建了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管理体系。两个委员会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历史风貌建筑整理公司则是T市保护模式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历史风貌建筑作为城市公共资源的建筑遗产，具有公共属性。政府作为社会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代替公众行使权利。历史风貌建筑遗产要得到有力的保护需要政府的权威性，这决定了政府在历史建筑遗产保护过程中占据主导位置。历史风貌建筑遗产除了具有公共属性外，还具有稀缺性。T市的历史风貌建筑的保存量很大，具有较高价值，不能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进行保护。所以，对历史建筑遗产保护采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同时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繁荣、拉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市场是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甚至会舍弃保护的初衷。因此T市在历史建筑遗产保护过程中采用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历史建筑遗产保护模式，在兼顾经济性的同时又不会使经济利益影响到历史建筑遗产保护的效果。 T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显著标志之一是拥有形式多样的历史风貌建筑，是T市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不可再生的城市资源。T市在实施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初期，就注重科技先行，着手建立T市历史风貌建筑地理信息系统。先后对746幢建筑编制了《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图则》，将全市历史风貌建筑的地理位置、建筑面积、产权情况、房屋完损状况、历史文化背景、照片等资料进行数字化存储，为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编制《图则》保护工作的创新，是为每幢历史风貌建筑“量身定做”的保护、整修、使用的技术指南。同时，还编制了《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修缮技术规程》，它作为T市地方技术标准，为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填补了技术领域的空白。 5．尽管T市在历史风貌建筑保护过程中取得了宝贵经验和显著成效，但仍暴露出了一定的问题。 T市规划部门认为：城乡规划部门应是T市历史建筑的保护主管部门，历史建筑外檐修缮方案等规划审批管理工作，应由规划部门负责；同时，历史建筑的认定，是实现全面整体保护不可分割的内容，应由规划部门会同文物部门负责。 T市国土房管部门认为：《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2005年)中第七条对“主管”问题的规定是“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历史风貌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区的保护工作。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历史风貌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区的规划管理工作”。第十四条对历史风貌建筑认定问题的规定是“市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历史资料，经专家咨询委员会评审，报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历史风貌建筑”。这就造成三个部门责权不明、工作有肓点。 十几年来，T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保护历史风貌建筑的责任感和积极性，使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和各界人士关注历史风貌建筑，自觉参与保护。但违规现象、甚至是严重违法现象仍有发生。例如，“五大道”地区是国务院批准的T市城市整体规划的历史文化名城中确定的历史风貌建筑区。其中河北路上的“疙瘩楼”是T市重点保护等级的历史风貌建筑，其外墙采用了T市独特地理条件形成的地方材料黏土过火砖——硫缸砖，整个墙面上不均匀的凸起呈“疙瘩”状，别具特色。但极个别产权人无视法规条例，擅自改变其建筑的外部造型和饰面材料，破坏了周围建筑的整体性，影响了“五大道”地区的整体形象。从其产权人第一天开始违法施工起，市国土房管部门按照《T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例》规定，对其进行停止施工、自行拆除等一系列行政执法过程，到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历时六个月，不但违规施工已经结束，而且法院至今执行不了。这一违规违法行为破坏性大，社会影响极坏。 历史风貌建筑的维修及保护是一项耗费资金的系统工程。腾迁费用(包括安置补偿和货币补偿)随着周边商品房市场的价格上涨，逐年增加。目前尚有80多幢需要进行腾迁的历史风貌建筑，已查勘的514幢、80多万平方米历史风貌建筑的房屋安全，结果不容乐观，其结构维修还需大量资金。虽然市政府一次性拨付了专项结构维修资金，但是入不敷出。为坚持“留住城市的根与魂”，T市国土房管部门仅能利用有限的资金，先期对每幢历史风貌建筑进行测绘、建模、激光扫描、制作成三维动画，同时邀请年逾古稀的建筑老师傅从修缮材料、操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保护性挖掘留档。不容置疑，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确实是一项“烧钱”的事业，而引入民间资本投入历史风貌建筑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将成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6．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为城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等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建筑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建筑业的发展壮大。 虽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十一五”发展规划。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建筑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政府及行业主管部门应该制定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规划，以增强建筑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促进建筑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建议在加强行业管理，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开拓国际市场，加强质量安全管理，投、融资等方面制定产业振兴和发展规划，指导全国建筑业科学发展，真正使其起到支柱产业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调查，建筑企业领导普遍反映，目前招投标市场极其混乱，给建筑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影响，其主要是由最低价中标产生的。过去一个工程项目在招标前。建设单位都要做标底，投标单位谁接近标底，谁才能中标，现在是最低价中标，建设单位特别是开发单位，把工程造价压得很低，这就造成了投标单位的围标现象。现在开发单位又委托有资质的招标代理公司，做一个工程的拦标价，投标单位高于拦标价就作为废标。另外，对按照拦标价中标的建筑企业，还要下浮15%，这很不合理，虽然要与国际接轨，但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离开现阶段的中国国情，机械地照搬照抄，是不可行的。 7．投标单位标书做得很细很精，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投标过程中，评标的专家只是翻翻而已，一个上午要看几家投标单位的标书，根本没有时间细看，这是极大的浪费。建议标书删繁就简，能说明问题即可。评标的专家看的是内容，不是看标书的装潢，同时招投标手续繁杂，所以在手续上也应该简化。因为，对一般工程而言，招标代理制定标书也好，投标单位制定投标标书也好，从现在的建筑企业的技术力量和经验来看，对工程的造价成本完全可以做出概算。如果大家都实事求是，做出的概算应该相差无几，所以没有必要把招投标过程搞得过于繁琐，增加企业的负担，这样不利于建筑企业的发展。 建筑企业利润过低。从大连地区看，建筑企业缴纳营业税及其附加税，达到百元产值3.23元，核定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为百元产值2元，还有0.4%的个人所得税及房产税等，百元产值所缴税额在5.5%左右。按道理说这样的税收不算太高，但现在建筑企业普遍感到税收负担过重，根本原因是建筑企业的利润太低。全国建筑企业的利润率是2.9%，因此，建筑企业资本难以积累，影响着建筑企业的发展。从所得税来看，国家规定的建筑企业的利润率是8%～20%，现在大连地区企业的利润即使按照最低的8%来计算，也是远远脱离大连建筑企业利润的实际，按照国家规定机械制造业所得税的利润率是5%～15%，交通运输业为7%～15%，建筑行业仅低于餐饮娱乐业。鉴于建筑行业目前利润低的情况，建议按照制造业的5%～15%的利润率征收，减轻建筑企业的负担，起到“放水养鱼”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基本原则，优质优价是题中之意。在其他行业当中，都在贯彻执行优质优价的原则，但在建设工程当中，优质优价原则体现得不明显，这不利于调动建筑企业创优的积极性，不利于建筑行业的发展。三、申论要求

(标题)_____ 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绚丽多姿的服饰通过年轻大学生的诠释，在T型台上散发着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韵律，而他们“走台”的位置恰在陕西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古遗址上。 “公共空间”与“公共文化空间”仅一词之差，却有着文化生产力能否真正生根、释放的巨大差别。事实上，各地直接以“文化”命名的广场、公园并不在少数，但多数停留在雕像分布、展板宣传、文化墙绘制的“一次性”文化生产阶段，缺乏连续性、持久性。那么，公共空间的文化生产力如何壮大? (小标题一)_____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作为公共空间的管理单位应敞开大门与文化活动的“经验”操办者深度合作，一来可以节省人力及策划成本，二来可以提升文化活动水平，同时也能满足活动提供者对场地等硬件环境的需求。在大明宫，以西安市文广局及各级文化馆为代表的“专业”单位便是其长期合作伙伴，如刚刚过去的庆祝开园4周年暨丝路风情文化周、西安市社区文化节暨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周、2014西安市广场舞大赛决赛等，高频率、内容丰富、有水准的文化活动保障着人气及好评率。 (小标题二)_____ 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和欣赏者都是百姓，文化生产力的强弱体现在百姓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上。对此，是怕麻烦处处设限，是不闻不问任其发展，还是出人出资细心帮扶，不同的态度决定着公共空间之上文化活力的命运。或许，有单位会“委屈”地哭诉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对于栖身于寸土寸金、人口稠密大都市中的一些单位而言，冷漠地看着场院冷落、设备空转，无异于端着金饭碗哭穷，其真正缺少的是细致入微的扶持政策及一片热心。 (小标题三)_____ 提到产业，不少单位首先想到的是“门票”经济，而忽视了开展公益文化活动可以与发展文化产业互为表里、互为支撑。包括大明宫公园在内的整个曲江的文化产业走的是一条融入城市、融入生活、融入市民，进而带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全产业链运转之路。它可直接创造精神财富，也可通过向传统产业的延伸，创造新的增长点，还可通过“生产”更多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幸福公民间接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莎士比亚说过“城市即人”。要让城市更美好，就要充分显示出对人的尊重，让城市中人的生活更有尊严，更舒适惬意。对此，文化大有作为，而这离不开城市公共空间文化生产力的勃发，离不开相关管理单位的借力、发力和给力。愿更多的公共文化空间勇于作为。 阅读给定资料。在横线处填入这则资料的标题和三个部分的小标题。 要求： (1)准确、精练； (2)标题和三个小标题须分条写，小标题要标注序号； (3)每条不超过15字。

二、资料 1、2005年6月10～12日，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和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在北京联合举 办了“2005中国节水用水先进技术设备展示会”。展示会展出了农业、工业、生活节水用水 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设备，主要有：农业灌溉设备、工业污水处理设备、家庭废水利用设备、生 活感应洁具、节水马桶、节水水嘴、水资源远程自动测报系统等。展示会对国内外先进节水 用水技术设备生产企业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及推广，搭建了交 流、贸易的平台，密切了国内外节水设备的高科技研发机构、生产企业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为 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同时，展示会设置了节水知识展览，系统地介绍了 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农业、工业和生活方面的节水用水知识，以及我国政府在节水方面 采取的各项措施。 2、2005年2月19日，乌鲁木齐市水务局召开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会议，按照国家建设 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创建节水型城市目标导则》的规定和要求制定《乌鲁木齐市创建节水 型城市实施方案》(讨论稿)，对照现状找差距，对已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力争超过标准，对未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力争在3年内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保障乌鲁木 齐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天津市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滨海城市。近年来，该市水利部门紧紧抓住水资源 短缺这一主要矛盾，以“建设节水型城市、发展大都市水利”为治水目标，始终坚持“把节水灌 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为核心，开展节水灌溉工程 建设；积极探索农民公共参与的机制；农业节水与生态建设相结合，节水灌溉事业得到长足 发展。截至目前，全市节水灌溉面积累计达到277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52％，有力地促 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水利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4、深圳市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四分之一和广东省的五分之一，是全国7个 严重缺水城市之一。深圳市虽地处多雨的华南，但由于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均，所辖地域狭 小．，再加上无大江大河和大型水库调蓄，使有限的降雨难以被充分利用。另外，由于工业废 水，特别是生活污水的排放和雨污混流，深圳市区内深圳河、布吉河、大沙河有机污染严重， 不能作为饮用水源，河流水资源可利用率不足两成。据统计，按照城市人口规划，到2010年 深圳市户籍人口将达到500万，年需水量将达19．43亿立方米。全市可用水资源总量(已包 括东深引水及省已批准的东部引水)为12．59亿立方米／年，届时缺水为6．84亿立方米。值 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底的人口普查中，深圳市常住人口已达700万人，人口剧增造成的缺 水因素已远远超出规划的预料。 5、以全国总量1％的水资源，供养着7％的人口，创造着9％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组数 字，显示了京津冀三省市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缺水。水，是京津冀共同的痛。 6、建国以来，北京发生过三次比较严重的用水危机。像上个世纪80年代连续5年干 旱，仅工业产值就损失了18．3亿元。目前，北京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来水量递减的趋势很难 逆转。地下水超采严重，本世纪初与1980年相比，北京市平原地区地下水储量减少了38亿 立方米。 7、天津从1997年至今已连续7年干旱，地面蓄水比常年减少80％；全市惟一的水 源——潘家口水库蓄水量由常年的几十亿立方米降到几亿立方米。十多年前曾让天津人 “长舒一口气”的生命线——引滦入津工程已无法保证天津供水。 8、河北省的水资源可体味出双重的“苦涩”：一方面，京津需水量越来越大，为保证供水， 河北不得不作出牺牲；另一方面自身水资源持续减少，2003年主汛期已过，仍没有足够的降 水，持续7年的干旱已成定局。无论从亩均还是人均，河北的水资源总量都大大低于全国平 均数，人均水资源甚至低于中东、非洲一些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9、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控制要素，在促进循环经济发 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根据最近开展的全国水资 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405亿立方米，列世界第6位，但单 位国土面积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的83％。按2000年人口计，人均水资源量为2210立方 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 10、在黄河河套宁蒙灌区，一方面是工业用水十分紧缺，而另一方面是农业用水的极不 合理。据宁蒙两区水利部门介绍，目前这两区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达90％～96％。 而在使用中灌溉浪费严重，有一半多的水在输水过程中被浪费掉，宁夏引黄灌区和内蒙古黄 河南岸灌区亩均毛用水量高达1000多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长期以来，宁蒙 灌区一直超量引用黄河水。未来发展已不可能再把增加用水的希望寄托于增加黄河水的配 置，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农业中节约用水来转让用于工业，而实现水权转让的前提是具备明 晰的水权。 11、有着“华夏第一市”美誉的义乌市经济发达，但是水资源总量仅为7.19亿立方米。 按2004年义乌本地人口68万计算，人均水资源只有1057立方米，仅仅相当于全国、全省人 均水资源的一半。在2003年和2004年夏天，整个义乌城就好像是一座“上甘岭”，由于供水 时间有限，市民不得不掐指算计着洗澡和洗衣的次序和时间，许多人家烧饭用上了矿泉水， 一些市民甚至集体住进了宾馆客房。而与义乌相毗邻的东阳市水资源却相对丰富，人均水 资源比义乌多88％，境内拥有两座大型水库，其中仅横锦水库就有1.4亿立方米的总库容。 几经酝酿，2000年底，义乌和东阳两地政府签订了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义乌市政府斥资 2亿元向东阳市购买横锦水库5000万立方米优质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义乌除了2亿元的 买水钱外，还需2.79亿元的横锦水库引水工程概算投资，建成后每年还要付给东阳500万 元的综合管理费。此举被誉为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工程通水后，每年将有5000万立 方米的横锦水流人义乌，可以基本满足义乌今后10年左右的用水需求。专家表示，这是个 双赢的选择。义乌缓解了水荒，东阳将丰余的水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有需求，一方能 供给。而且可以说，义乌、东阳水权交易的成功实施也成为我国优化水分配体质改革的一次 重大实践。因为它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弥补了水权市场的空白，标志着我 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 12、建立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助于减少废污水排 放，改善生态环境，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而在水资源综合规划指导下，建立初始水 权的分配制度，是节水型社会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 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实现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区域涉水事务的统一管理，并通过制定 用水权交易市场规则，建立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和效益，并引导水资源向节水、高效领域进行配置，使节水型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满足建立 循环经济对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要求。 13、2003年9月出台的《广东省用水定额》将对广东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农业用水 实行总体调控定额限制，从而推动全省节水型社会的形成。总体调控定额限制的目标如下： 工业节水：规划期内在工业增加值年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取用水量的增长控制在每年1.2％。至2005年全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50％以上，工业万元产值用水定额从目 前的54吨／万元下降到50吨／万元(不含火电)}至2010年重复利用率达到65%间接冷却 水循环利用率达95%以上，工业万元产值取用水量下降到30吨。城镇生活节水目标：重点 推广节水器具和减少输配水、用水环节的跑、冒、滴、漏。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生活用水在较长时期内还将会增长，通过用水增长和节水之间的平衡，至2005年全省 城镇人均用水控制在每天380升以内，至2010年控制在400升以内。农业节水：重点对大 型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建设节水增效示范项目和节水增效示范县市；渠系水利用系数在2010 年达到0．70以上，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60％以上，全省平均综合亩均毛灌溉用水 量从2000年的827吨／亩，到2010年减少到600吨／亩左右。据悉，以上三大领域节水总目 标是到2010年在全省建成健全的节水管理体系、法制体系和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初步建成 节水型社会。此外，根据该方案要求，广东的节水渠道要从传统淡水资源局限性转向更广阔 领域，污水回用、海水淡化、集蓄雨水洪水将是广东节水的新方向。 14、这几年中国节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果按照2002年价格水平计算，万元国内生 产总值取水量已从1980年的3158立方米降至2002年的537立方米。在农业节水方面，从 1998年开始，中国对247个大型灌区进行了节水改造，目前已形成了110亿立方米的节水能 力，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43亿亩，在2．5亿亩农田中推广了各种形式的非工程节水技 术措施，显著提高了综合生产能力。在工业方面，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这几年的年度降幅 达20立方米。城市年实现节水38亿立方米，水的重复利用率已提高到65％。节水使农业、 工业用水定额减少，用水效率提高，延缓了总用水量的增长势头。 三、申论要求

//题目1-3：多项填空题二、给定材料 1. 惨案就这样发生了2001年5月22日晚8时30分，甘肃省岷县锁龙乡严家村的300多名村民对着一辆北 京吉普、一辆双排座小卡车边喊、边追、边打，石块像雹子般砸向两车。两车加大油门向前 “逃亡”。“砰、砰”，车上发出了林警告警的枪声，但这时的村民已经在少数人的煽动下失去 了理智，变得有恃无恐，仍将棍棒、石块狠狠地砸向两辆车。当两辆车就要冲出众围驶出村 口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后面的那辆北京吉普突然一晃，翻进了路边的水渠里熄了火，疯狂 的村民一下子围上去．一顿乱砸乱打。有人大喊：“打，往死里打，看他们再占不占咱们的草 山!…‘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有人撑着!”“打，有这么多人，法不制众!”这样一来，将车上的警 察打伤，将车砸毁，并抢夺了一支六四式手枪和一部手机。 事发后，驻村(片)乡干部杜孝忠和5位村干部看到被打的小陇山林业局黑虎林场的人 员伤势严重，事态非同小可，就立即找车将伤者送往岷县锁龙乡卫生院。不幸的是林场指导 员51岁的辛虎生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当晚牺牲。同样不幸的是森林公安派出 所所长34岁的郝文平也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5月23日牺牲。其他伤员是3人重伤4 人轻伤。 10月13日，记者在严家村采访时，村民们这样说：“22日下午6点多，林场的两车去锁 龙乡经过村子时，被村民岳成森等人看见，告诉了村支书严国壁，严国壁就叫严维耀和杜江 红等人去通知各社社长召集群众，准备拦车和林场的人闹一下。同时，驻村乡干部杜孝忠也 召集村里几个会说话(能说会道)的老人，等林场的车回来时，叫他们把车挡了，就草山的事 跟林场的人论理。当林场的车返回来时，没想到冲突竟然如此暴烈吓人。” 2. 原来。这都是草山惹的祸那么，林场与邻界的村民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暴烈的冲突? 严家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村。据了解，该村共有349户人家，1696人，其中特困户36 户，174人。耕地面积3321亩，人均近两亩。由于气候凉，地势陡，自然条件恶劣，能种的庄 稼只有洋芋、大豆、青稞三大样，加之年年的雹雨袭击，农业收入十分微薄，经济来源大部分 都依靠畜牧。因此。畜牧业就成了严家村乃至整个锁龙乡的发展强项。为了发展畜牧强项， 严家村人共贷款20．3万元，户均负债600多元，发展大家畜1054头(匹)、羊1752只、猪 1287头。专业牧户也发展到了20户左右。村委会的人说：“严家村人自古以来都是靠山吃 山的，草山就是我们的希望。说白了，草山就是我们的命根子。” 那么，严家村到底有多少可供放牧的草山?村副主任严峻岗告诉记者：“严家村的牧地 其实很有限，村东边是漳县地界交接处，没有我们的牧场；南边是买家村，山上都是耕地，没 草山；西边是潘家、侯家、赵家三村，多处是耕地，牧场虽有一些(教场坝一带)，但是他们村的 草山也紧(少)得很，不让我们去放牧；只有西北边，也就是黄鹞子沟一带，靠黑虎林场的那一 边，才是我们的不多的一点草山。可问题是，现在黄鹞子沟一带也被黑虎林场造了林，不让 我们去放牧，你说这怎么办?” 黑虎林场是甘肃省林业厅天水小陇山林业局的一个下属林场，经营面积16183．6公顷。 其行政区域属甘肃省定西地区漳县。该场的陈场长说：“1998年国家实行天然林保护工程， 停止采伐天然林。我场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部署下，通过林业技术单位的勘察设计，对回 回梁作业区国有林地公益林建设工程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设计规划，做出了第一期工程计划， 以每年1万亩的造林计划，自2001年～2004年逐林班及小班区划设计，大面积开展造林。 我场从今年春天开始实施国家‘天保工程公益林建设’的第一步，即在回回梁作业区造林1 万亩。”“黄鹞子沟属国有林地，是我场的宜林地，在回回梁作业区以内，也就是今年造林的主 要地段。” 陈场长从柜子里拿出两份文件给记者看，一件是《甘肃省国有林林权证》，一件是随附 《林权证》的作业地图。陈场长告诉记者。这两份文件都是漳县人民政府在1990年9月7日 颁发给黑虎林场的，两文件上面都表明了有关黄鹞子沟的情况。打开《林权证》的第3页，记 者看到，在“黑虎林场地段面积蓄积登记表”一栏内注明了黄鹞子沟的面积(23536．5亩)和 四至地界名称。在那张作业地图上，也同样有分明的标示。 陈场长最后说：“林场今年在黄鹞子沟一带的造林投资也不小，苗木费120多万元，民工 工资投入45万元，投这样大的资造了林，林场在管理方面就要下大力气、花大工夫，有道是 ‘三分造，七分管’，决不能让牲畜把幼苗踏毁、咬死。一定要如期完成这1万亩的造林任务， 加强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公益林建设。”林场要造林，村民要草山，这是一对矛盾。 3. 冲突更早就发生了 早在3月21日，严家村和林畔村的300多名村民就到林场的回回梁作业区造林现场， 砸、拆了林场的5处育林工棚。村民余海珍告诉记者：“3月20日晚上，乡人大主席、驻村干 部杜孝忠，乡干部董全生、买文昌3人来到我家，和我们家的严国壁(原村支书)等村委会的 人谈到林场方面的情况时，杜孝忠通知村干部(6人)明天就去叫大家先拆了林场的育林帐 篷，阻止他们在草山上种树，然后再协商。第二天早上，村干部就召集村民到黑蛇沟梁拆了 他们(林场)的帐篷。”就这样，早就对林场在“草山”上造林育苗不满的村民们一看乡村两级 领导有了“指示”，有人给他们撑腰，向林场发起了第一次“总攻”。 4. 早期冲突后，地方领导的协调处理黑虎林场陈场长对记者说：“3月21日，严家村和林畔村的三四百人来到我场回回梁作 业区的造林现场，以我场占了他们的草山为借口，在一位锁龙乡副书记和一位驻村乡干部及 数名村干部的带领下，砸塌我5处民工工棚，打砸育林民工的生活用品，多口饭锅和4个面 盆被砸坏，8袋共200公斤面粉被糟蹋毁坏，几笼馒头倒在山坡上，致使我场60多名育林民 工停工3天。”陈场长还说，事情发生后，林场的几位领导于3月22日上午就赶到锁龙乡政 府，向乡党委王书记、惠乡长做了详细汇报，并出示了《国有林林权证》和林业厅批复的作业 设计。当时，乡上领导认为事情有些大，不好做出答复，最好是到县上去。当晚，林场的人就 赶到了岷县县城。3月23日，县委主管林业的徐书记通过岷县林业局和民政局，确认了林 场的《林权证》和相关的作业设计都是合法有效的之后，答复要亲自看了现场以后再做处理。 3月27日，县委徐副书记和县民政局的马局长，乡上王书记、惠乡长以及严家村和林畔 村的部分干部严国壁、严书真、苟相生(包括两名司机)等9人来到黄鹞子沟林场指挥部协商 此事。在双方看过现场，核对了图纸，查清界限后，徐书记当场作了三项指示：(1)林权纯属 黑虎林场，不是什么严家村的草山，我们要保护国有林的合法权益；(2)回去后，乡上要大力 宣传，做群众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再有类似事件发生；(3)至于群众放牧的实际困难，也确实 有历史遗留的实际情况，林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群众的生活问题，看怎样解决好双 方的实际问题。 对此，林场陈场长也在现场发表了意见：一是造林任务大，双方都要配合做一定的工作， 确保今年的造林任务顺利完成；二是放牧问题他可以向上级反映，可以进行“轮间放牧”，尽 可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三是要通过乡上联合搞好林地管护工作，如有牲畜对苗木造成破坏， 林场将按《森林法》有关条款处理。就此事，锁龙乡党委书记是这样对记者解释的：“拆了工 棚的事有村干部汇报到乡上以后，乡党委立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会议组成人员由惠乡长、纪 副书记、杜主席和我本人。会议决定第二天马上去向林场方面道歉，并协商此事。3月22 日，乡上一行4人到了林场，不料，林场场长不在，我们就连夜回到了严家村，并由杜主席召 开了村民大会，要求群众在没有协商结果之前，一律不准到林场去放牧，以防事态扩大。3 月24日，林场陈场长5人来到乡上，由我、惠乡长和杜主席负责接待，因协商未果，他们就于 当晚去了县上。” “工棚”事件暂时就这样平息了，然而，根本的矛盾还依然存在…… 5. 林场：坚决处罚毁林者村民们说：“自从今年3月21日村民拆了林场的育林帐篷之后，林场方面就立刻做出了 反应，于4月上旬，林场突然出动了大量的林警和工作人员，对长期居住在黄鹞子沟附近，包 括乡政府牧场在内的放牧帐篷18座，近30人，牛马164头(匹)，猪940头，羊1000多只，蜜 蜂23箱，进行了一次性清理驱逐，并制定了相关的‘罚款制度’，将黄鹞子沟附近的牲畜赶回 林场，处以高额罚款，且没有正规的处罚通知单，如：赵尕苟的两匹马被育林人员拴在林场， 没有任何通知，半个月后，赵尕苟去林场找马，林场就罚款1300元。又过半个月后，赵尕苟 缴了罚款才拉回了马。可是一回来，一匹就死了，而另一匹也早已瘦成了皮包骨。马志杰的 两头牛被罚800元；董东真的两匹马第一次罚了1200元，第二次又罚了1200元；严成花的 马连续被罚共1850元；费炳堂的一头猪被育林人员赶回林场，要罚300元，费没钱，就一直 都没去要；裴耀德的两匹马被罚1050元；严文元的6只羊也被赶回林场，一直到现在都没 下音。” 村民们还说：“黑虎林场有个内部规定：林场职工谁在林场发现一头牲畜，林场就给谁奖 励50元人民币。这样，林场的一些人还专门从林场附近的草山上将牲畜拉回林场，换取那 50元的奖金。再说村里的牲口在黄鹞子沟吃惯了草，人一不小心，它就到林场附近去了。” 村副主任严峻岗对记者说：“因为草山被林场占了，村里的牲口都没地方去吃草，有的用 1000多元的贷款买来的，现在不得不以更低价格卖出，有的则被拉到邻近的村子里寄养。 群众致富不成，反倒背上了沉重的债务。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威 胁，致使群众对林场人员积怨过深。” 就罚款一事，记者采访了黑虎林场的陈场长。陈场长这样说：“我们的罚款是根据《森林 法》第44条之规定，对践踏幼苗者处以补种一至三倍苗木的处罚；当毁坏者不补种时，由林 业主管部门代为补种，其费用由毁坏者支付。因此，我们根据各牲畜所践踏的面积和苗木的 株数对其户主进行宣传教育，并以每株幼树1.20元～1.50元的直接成本折算，共处理了37 户，21匹牲畜，收获赔偿损失款6650元。至于那些被林场驱逐的牧户，林场也是按照有关 林业方面的规定做出决定的。”陈场长还说：“林场也知道严家村人的生活情况确实不容乐 观，因为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恶劣，农业收入靠不住，畜牧业是他们的支柱。但问题是，既然 畜牧业是他们的强项，那么，他们就应该掌握一些关于《森林法》、《草原法》之类的政策法规 常识，这些常识就该由一些领导干部来进行宣传教育，而事实上，那些村民的法制观念很淡 薄。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一直以为黄鹞子沟自古以来都是严家村的地界，而不知道那一地 带本来就是国有林地，只是这几年没育林而已。当然，群众对这个界线可能是不清楚，但各 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这件事上又做了哪些工作?” 6. 乡干部：“要打要砸。不出事没人管” 在严家村，村民严仓丰、胡随新、张小春、马金昌、费炳堂、刘世三等20多人告诉记者：“5 月18日晚，乡村两级干部曾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这次会议一开始讲的是‘三清工作’，到 了晚上9点以后，会议内容转向了草山的问题。在草山问题上，乡村两级干部都认为，为了 全体村民的共同利益，有必要跟林场闹一回。会上，乡干部买文昌说：‘眼看着草山被林场占 完，你们到哪里去放牧，全村社员去挖断黑蛇沟梁的路，如有阻拦就打，把车砸了，看来不闹 出点事来没人管，出事就有人管。法不制众。’这个会议一直开到了零点，气氛很紧张，也很 可怕。”就这次会议，记者在村文书严国才的会议记录上只看到了这样的记载：时间是5月 18日，地点是村委会会址，参加人员是董全生、买文昌、严书真、王海荣、严峻岗、严维耀，村 民人数是210人，主持人是王海荣，会议类型是村民大会，会议内容是三清工作(即计划生 育、开荒收款、违纪建房)。在草山和林场的问题上记录的文字不多，也没有买文昌等人的具 体讲话，而村委会在场的3个人在这问题上一直都不予表态。 当记者向他们问起村委会的其他人怎么不在村里时，他们说都办事去了，可是在场的村 民却说：“村副书记王海荣、主任严书真、计生主任严维耀以及乡干部买文昌都知道自己犯了 错误而跑了。” 村民们还说：“这次会议结束以后，村委会的人就通知每家每户必须要有一个人去闹林 场，谁家不去的话，乡上有迁移任务，谁就是先被迁移的对象。乡干部董全生也说了‘谁家不 去，罚款200元’。” 7. 林工陈章章被扣为“人质” 据村民们说：“5月21日，岷县广播电视局的一位带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应乡村两级干 部之邀来到严家村，在村支书严国壁、副支书王海荣和村民严恭、严为仁等人的陪同下到林 场拍摄造林现场时，被林政人员发现，因没有任何证件而被扣到林场部，一同扣下的还有两 位村支书，扣押时间长达7个多小时。当去摄像的人被林场扣下的同时，林场职工陈章章就 来到了严家村，他一会儿说是来买药，一会儿说是来要头牛去林场用用，而村里的一些人认 为他是来探信的，于是，在严恭等人的煽动下把他绑在电线杆上作为要交换的人质。有的人 还为了解恨，把他打了一通。直到天黑，在几位老人的劝阻下，驻村乡干部杜孝忠通知村委 会的人给陈章章解绑，把他送到村民严新旭的家中。” 就此事，林场方面做了如下解说： “5月21日下午，在林场的造林现场来了两辆吉普车，其中一辆是锁龙乡政府的车。从 车上下来的有乡领导、有村干部，还有几位年长的村民和一位自称是岷县广电局记者的年轻 人。那位年轻人扛着摄像机在其他人的指点下对着林场的施工现场到处乱拍乱摄，影响林 场造林的施工进度。林场林政人员发现后前去制止，并要求年轻人出示相关证件，而这位年 轻人没有任何证件，因此．林政人员在出示了林政执法证件之后将年轻人和两位村支书带到 了林场部。 这天，林场陈场长正好去天水出差，在返回的路上，收到锁龙乡王书记给他打来的手机 电话。王书记在电话里说：‘乡上多次给县上反映有关群众与林场为草山而常起冲突的事， 县上却迟迟未做任何解决，这次乡上找了一个录像的人，目的是想录制一盘关于造林现场的 带子，把真实情况反映给县上，看上面的答复如何。现在有村里的人汇报，说你们把来人给 扣了。你看怎么办。让惠乡长来接人吧。’ 陈场长当时回话，具体情况他不太清楚，等他回到林 场后再做正确处理。 陈场长回到林场部后．才知道这位年轻人姓李，20岁，自称是岷县广电局的记者，但没 有任何证件；两位村支书说，这次录像的事是由马志杰、严锁真、严学礼、赵尕苟等8户村民 自发组织的，此话与王书记在电话里所说的大相径庭。后来，到晚上8点时，惠乡长一行3 人来把人接走了．摄像机也带去了。同时，陈场长也知道了林场职工陈章章也被严家村人所 扣的事。” 陈场长说：“5月21日，知道陈章章被扣以后，领导班子的几个人就马上开了个临时会 议，决定带几名林警去锁龙乡政府交涉此事。下午5点钟，林场两辆车11个人，经过严家 村，到了锁龙乡政府。乡上一个人也没有，等了1个多小时还是没人，到了乡派出所，还是没 人，给岷县公安局打电话，没人接，最后通过漳县公安局的电话，才跟正在兰州出差的岷县公 安局局长取得联系。该局长决定先让东乡区一带的派出所协助解救陈章章。这时已经是晚 上8点多了，林场的人就准备回场，第二天再作决定。当晚8点30分左右。我们在回途中经 过严家村时，就遭到村民的暴力袭击。而陈章章一直到5月23日时才被公安人员解救回 来。回来时，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陈章章说，有好多村民打他骂他，拿他出气，还有一位 村支书指着他的鼻子说：‘要用你这只小羊换只大羊’。” 8. 村民还不清楚“草山”就是林场的 据村民说：“在回回梁原有一块巨石，上书《张氏家族土地文约，乾隆十四年四月初十》。 以这块巨石为界。北边属漳县，南边属严家村。‘5·22’事件之后，巨石被林场炸毁。”在锁龙 乡政府的一本有关锁龙乡自己历史的旧册子上，记者看到，从4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初，岷 县和漳县一直就为地界不断发生争执。但严家村和漳县原有的界限还是基本保持未变，即 以大黑山、相会窑、石庵子、回回梁、龙滩河、上下口为界。东西长达15余公里，平均宽约9. 5公里。黄鹞子沟就在严家村的界内。 就地界问题，记者还采访了严家村年岁最大，73岁的严子才。他说：“1957年，在我当村 支书时，漳县和岷县两县干部为群众的烧柴问题作过协商。当时我也参加了。协商结果是 以回回梁、相会窑为界，北边属漳县，南边属严家村。但两县干部在当时声明，不管是漳县的 还是岷县的，草山是国家的，两地群众的烧柴问题可以互相利用。”村里72岁的严为仁还说： “1963年，我当村支书时参加了一个由两县的林场场长召开的‘冬季防火联合会’，当时岷县 沙棘林场(现黄鹞子沟一带)场长杜树芳在会上表态，沙棘林场暂由黑虎林场代管(原因是岷 县管理不方便)，连护林站的房子也给了黑虎林场。” 就地界问题，漳县民政局的石局长告诉记者，漳县和岷县的地界勘界问题早在90年代 初就已经做了明确的划分，这黄鹞子沟一带就在漳县境内，这事岷县他们也一定知道。 10月14日，记者到岷县县委采访时，县委宣传部部长李敬在电话里说：“县上有关负责 人不在，而且，‘5·22’这事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要采访就上定西中院去。” 可问题是，记者在严家村采访时，村民们还都不明白地界早已划分清楚的事，他们不解 地说：“我们的黄鹞子沟一带的草山，什么时候成了他们(林场)的了?” 9. “5·22”事件发生以后 “5·22”事件发生之后，公安机关立即逮捕了严国壁、胡高奎、严恭、马德喜等16名嫌疑 犯，但5个月已经过去了，案犯至今尚未判决。 据林场陈场长说，定西中院曾在9月4日开庭审理了此案，16名案犯的审理只用了1 天的时间。在采访过程中．陈场长给了记者一份由林场上下几十人签了名的材料《“5·22” 暴力袭警案被害人及全体职工的申诉》。材料称：“事件发生后，该案一直都得不到及时的处 理。而且案件在开庭审理时，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其一是审理过程有严重的失误问 题。开庭当天，法庭将本案所有被告人都看守在一起(在法庭的过道里)，为他们的串供大开 了方便之门，他们谈论案件、商量口供，以致庭审结束时，被告人的庭审供述与公安刑侦、预 审、检察院起诉阶段的口供大相径庭。这种在客观上为共同犯罪的被告人提供了长达10多 个小时的串供条件的事实，如果说是无意，就是审判人员的失职；如果说是有意，那就是渎职 行为。其二是该案的头犯村支书严国壁，在岷县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上被列为第一被告，可 在开庭审理中定西检察分院将严国壁突然从第一被告人列为第14被告人。据了解，在刑事 案件中，一般情况下第一被告人和第14被告人的列为，其罪恶的轻重和法律的处罚，都是有 区别的。其三是开庭审理极不严肃、公正。在庭审过程中，对如此重大、复杂的共同犯罪案 件，法官如同走马观花，匆匆而过，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审结了16个被告人共同犯罪的恶性 案件。而且，作为受害人的代理律师只有一轮发言，二轮发言时被拒绝。” 记者回到报社后，收到了严家村的一位村民的来信，来信说：“就‘5·22’事件，村民严文 奎等人曾到锁龙乡访问乡党委王书记时，王书记回答：‘我县乡恳求上级将事件改为案件，乡 政府为此案花去了6万元，我给上级当了孝子。，．…” 10. 最高法院：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孟娜)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17日提出，要进一 步完善和落实四项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尤其要慎用警力。他在全国高级 法院院长会上讲话时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不仅数量 增加、规模扩大，而且复杂程度和审理难度加大，处理不好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他说。各级人民法院在处理群体性诉讼时，要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坚持既严格依法办事， 维护好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又落实有关政策要求，耐心细致地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注重并着 眼于化解矛盾纠纷。 他说，要进一步落实四个机制：一是贯穿法院工作各个环节的社会稳定预警机制，及时 发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二是排查调处机制，要按照属地原则定期对重点案件进行 摸排查处；三是应急处置机制，要制定详细地分门别类的应急预案，确保能依法及时果断有 效处置各种事件；四是责任追究机制，对没有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造成严重后果的有关领导 干部、法官等责任人，要严肃追究责任。 他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把集中处理突出问题与继续完善落实经常性信访工作机 制相结合，建立健全信访形势分析制度、信访流程管理制度和重大涉诉信访案件协调制度。 要继续狠抓领导责任制和分级负责、属地制度的落实，确保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要坚持文明 受理和果断处置相结合的原则，对合法上访的要依法受理，对无理上访的要加强疏导，对确 属企图利用信访制度实现非法目的的，要根据情况依法果断地予以处置。 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二、给定资料 1．北山县风河村沿溪而建，村史数百年，村尾的廊桥也已年过百岁。溪流两侧遗存的民居楼一字排开，多数为明清古建筑，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但整体风貌保存完好。 近年来，风河的年轻人外出发展，迁居县城、省城，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像风河这样的村子在北山有很多，“北山底子薄，发展只能立足于自身优势。”一位领导回忆起当年决策时说，北山的“优势”，就是传统村落及集群。 2015年，风河村在文创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打算以村里的古建筑和廊桥等为依托，发展村落文化创意产业。起初这一想法在村里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有不少村民戏谑，“就咱这山脚旮旯，还能整出啥创意来?”“谁愿意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 为此，风河村的党员干部逐个上门跟村里的老人们沟通，向他们了解风河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跟他们耐心地讲解在风河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诸多好处。为让村里在外人员对古村落保护和文化创意有更多了解，村干部专门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他们介绍相关情况，征求意见建议。有人提出，“发展村落文创产业不是不行，但关键是谁来创这个业?”还有人担心，村里面的人群单一，“没有人进来，创业之后如何能够持续下去?”大家意识到，发展村落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是要把人引进来，尤其要引入“新村民”。在多方讨论协商之后，风河村最终以“文创新古村、引凤入风河”为主题，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 以规划为指引，在文创团队的协助下，风河村创办了文创基地“广泰艺术城”，先后在两个村落试点“人人都是艺术家”项目，为村民、游客提供免费油画教学。村里还提供场地和材料，动员村民将剪纸、雕刻等传统手工艺展现出来，并通过村级平台向外界展示、售卖。这不但激发了村民的热情，还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打卡。随着艺术元素的植入，古村旅游风生水起，“广泰艺术城”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纷至沓来，目前已陆续接待国内外驻学人员2万多人次。 村里空置老屋不少，但难就难在老屋早已不适合居住，要拆，业主们不肯；修缮，太费钱，工程还复杂繁琐。两难之下，风河村摸索出了“传统村落建筑租养”的办法。一是村委统一与产权人签订租赁合同，流转老屋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二是“新村民”作为老屋承租人同村委签订租赁合同。三是老屋的现代化改造设计由专业团队免费提供，修缮费用由村里垫付，“新村民”分期支付。 2017年8月，冯皓成从南方老家辗转来到风河，成为风河村第一批“新村民”。他选定了两栋溪边老屋，一栋运营书屋，一栋运营咖啡屋。三年多来书屋兼营民宿、文创器物等，已获利超20万元；咖啡屋经营3年多已基本回本。 古村落、古民居的传统环境，以及第一批“新村民”取得的成果，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到此从事互联网文创产业。如今的风河拥有书屋2家、咖啡吧5家、美术馆2个，艺术共享空间和工作室22家，国术馆1家。“新村民”在风河村所从事的文创产业已覆盖影视、传媒、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文创产业的愈发兴旺带来的是乡村旅游的人气倍增。在这一过程中，风河变得更加有活力，对老村民的反馈也越来越多。 “从头到尾，老村民都是受益者。”村干部说，“在建设初期，村里的公共设施、‘新村民’认租的古宅都是由村委会雇佣老村民来修建、修缮的，这是他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赚到的第一桶金。”游客越来越多，老村民又跟“新村民”学习，经营起餐馆、民宿、小卖部之类，干得风生水起。 “别人‘筑巢引凤’，而我们是‘引凤筑巢’。”有人这样评价。 2．2020年12月，团进村681户村民，陆续在一份“五和团进”村民规则确认书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速度之快、人心之齐，让人很难想象这曾经是一个矛盾不断的后进村。 松山南部地区的团进村，2005年由团湖、望江、进守、津水4个村合并而成。与许多合并村一样，团进村曾经也存在“合村不合心”的问题。在村民周建华的记忆里，以前户与户之间都是各扫门前雪、不问村务事。“记得有一次，我们和4个村民一起，发起一场道路清扫义务活动，没想到不少村民当着面就说我们是作秀。” 这不是团进一个村遇到的窘境。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变迁中，曾经是传统乡村联结根基的长辈权威等已逐渐弱化。如何建立一种新的联结，激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团进村一直在摸索。 新一届村党支部针对团湖、望江、进守、津水党员数量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好等问题，积极发展后备力量，鼓励技术能人向党组织靠拢。“以前我们支部的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吸纳了一批有干劲的年轻人，极大地增强了队伍的活力。”村党支部莫书记介绍。 韦长发是原津水村村民，多年来一直在外地从事水产养殖工作，考虑到望江水产基础好，适合发展名特优水产品，打算回乡发展。“刚回来的时候，村里在选场地、筹集资金、招募工人、办手续等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韦长发说。一年后，他的养殖基地开始盈利。2019年，韦长发被吸纳为党员。 在津水和望江有一些村民此前承包水塘养鱼，但由于技术有限，市场信息不对称，行情一直不太好。去年，村里规划将两地原有的散养鱼塘整合，成立了团进鱼跃公司，统一管理，并邀请韦长发担任顾问。韦长发凭借自己在外多年的门路，成功促成了团进鱼跃公司与外地饲料公司和一些大型生鲜市场的合作，鱼跃公司市场销售额比以前翻了几番。 去年底，村里把闲散的15.3亩建设用地清理出来，村集体投资建设了厂房，用于水产品深加工，并且将部分库房出租给经销商。“仅这一项，就让我们村集体收入比去年多出了60多万元。”村委会主任曾永平高兴地算着账，“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2万元，大家都很高兴。” 村里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加强乡村道路、污水处理、管线入地、垃圾桶布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前几年，村里的部分路段经常泥泞不堪，出行不便，道路两旁杂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现在，村里的道路拓宽了，环境得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了。”村民黄海老人笑着说。 村里还修建了民心广场，供村民休闲娱乐。不定期开展健身运动会、说书比赛等活动，还在传统节日的时候组织村民包粽子、猜灯谜、对对子，并且由村民评选出获胜获奖者，给予一定奖励，“得到奖品是小事，关键是大家愿意聚拢了，比以往更亲近了!”村民李大红说。 去年12月，为了进一步规范村民行为，增强村庄凝聚力，团进村向全体村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围绕“和善村民，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煦村庄、和谐社会”，征集村民规则的具体的内容，同时通过入户走访、座谈等多种形式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和团进”村民规则。为了使规则落到实处，村里采用积分制进行管理——不乱停车加1分，违法搭建扣5分，违反出租屋规定扣1分……整个村民规则包括30条加分项和30条减分项，大家称之为“团进60条”。 这份大家讨论出来的“家法”织牢了约束村民言行举止的规矩之网。据曾永平介绍，规则实行以来，村里乱丢垃圾、乱停车、乱搭建等行为大为减少。“在农村，村民们最看重的就是‘面子’，有了这样的激励，大家对积分格外上心，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也大大提高了!” 3．“我们金场村是传统的纯农业村，小陈刚来时，我很为他捏了一把汗。那个时候，村民们把他当外人看，都不相信这个年轻人能带领大家改变金场村。没想到两年下来，他为金场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喜爱。”金场村70岁的老支书余桂龙感慨地说。 位于三镇交界处的金场村，俗称“金三角”，其实是经济薄弱村。2018年3月，陈剑来到金场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第一次到金场村，因为道路狭窄不平，他坐的车在会车时车轮卡住了，进退不得。围观的村民无一援手，最后不得已，只好花钱找吊机吊上来。“要致富，先修路，没有路就没有出路”，陈剑积极协调县交通部门对出村公路进行了重新规划，争取财政和社会力量的资金支持，修建出村公路。陈剑经常泡在工地上，督促工程进度，监督公路质量。不到一年，直通国道的出村道路便扩建完成。 金场村90后小伙周祥几乎不与村干部打交道，却与陈剑成了患难之交。“我母亲去年患尿毒症，每周一、三、五定期到市区医院透析。”周祥介绍。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他母亲的治疗计划，不得已，他向村干部求助。为了让周祥的母亲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陈剑在做好严密防控的前提下，亲自前往县城寻找救治医院，落实透析床位。“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候，陈书记帮了我们大忙，这份情我们一家人都记在心上。”周祥说。这件事在全村传开后，大家都夸陈书记能真正帮老百姓解难题。 “想为村民办事，要有钱啊!村集体经济不好，想办事也办不成。”刚到村时，陈剑就开始为村集体经济发愁。两年来，他通过多种方式，流转了全村80%土地，盘活村里的闲置土地，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75万元。金场村建档立卡的低收入农户51人提前脱贫，6名贫困学子获资助走进大学校园，留守儿童暑期教育问题也得以解决… 让村里人富起来是陈剑一直以来的心愿。村民孙保国看到其他地方“鱼稻共生”生态种植很赚钱，就在金场村租下110亩农田开展有机水稻种植，没想到第一年就遭遇“滑铁卢”，卖不起价。“他们投入血本，忙了一年，最后竟无人识货，孙保国着急上火，他老婆天天哭。”陈剑说，“我详细了解了水稻种植全过程，得知稻种优、水质佳、天然肥、手工种，‘鱼稻共生’生态种植模式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不能因为价格问题挫伤种植户的积极性。”陈剑帮其注册了“金场村”牌商标，用小布袋包装，请来好友制作宣传单，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金场故事”出镜说故事、讲情怀，还赶在春节前到各企事业单位推销，“金场村”牌大米成了“网红大米”。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两万多斤“金场村”牌“网红大米”以每斤20元的价格销售一空。难题解决了，孙保国看到了希望，增加了种植面积。金场村20多名村民也被请来当季节工，每人每天有100多元收入，村民共同致富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担任第一书记以来，陈剑引领全村党员、干部在岗位上履职尽责，还培养了两名年轻的后备干部。通过多方整合资源、筹措资金，对村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升级改造。 陈剑说：“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如今随便走进哪一家，村民都热情地端茶倒水，坐在小板凳上与我聊家常，把我当自家人，我感到了金场村2000多村民对我的认可。我觉得非常开心，因为用心付出换来了我最看重的东西。” 4．“今年全村16万元土地流转金，已通过转账方式发放到你们的银行卡中，请大家注意查收……”2020年11月24日，石子镇悦来村主任利用村级微信群向大家发布通知。 村级微信群让乡镇干部、民(辅)警、村干部、村民小组长、每户村民代表等成为“微友”，进群干部实行“实名+职务”亮明身份。按照要求，群里及时发布新政策动态、工程评议过程、议事决策以及村务信息等。群众对村里工作有建议，也可直接在微信里提出来，还可对村里的重大事项进行监督。 不久前，石子镇龙溪村因上季度财务未定期公开，一些群众通过村级微信群表示质疑。镇党委按照加强基层治理的有关要求，立即着手调查，发现村财务并无问题，只是村务公开不及时，便责成该村迅速公开财务，并向群众作出说明。 “冬季油菜管理、黑山羊常见病防治等知识，我都是通过村级微信群学到的，我们脱贫致富又多了一个‘好帮手’。”石子镇沙河村村民王林掏出手机，熟练地打开微信，翻看群里历史聊天记录，笑着说，“以前咨询村干部事情还要专门打电话或者到村委会去，现在群里几句话就弄明白了!” 2020年5月11日，石子镇黄集社区张大娘在家中不慎摔倒，动弹不得，她立即通过随身携带的“呼叫器”，向社区寻求帮助。社区干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将张大娘送往医院就医，并及时与张大娘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取得联系。住院期间，社区干部、党员、志愿者等多次与她联系，帮助她解决实际困难。 针对社区留守老人、独居老人较多这一具体情况，为了更好地给他们提供服务，黄集社区主动与某通讯服务公司联系，定制了一款集手机与对讲机优势于一体的呼叫器，发放给老年人使用。“老人们需要帮助，通过呼叫器，随时能与社区取得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安排相关人员上门服务。”党支部书记胡汉生介绍。 “摔倒了、起不了床，我都可以按一下按键，通知社区里的人来帮忙，这就方便了不少。”张大娘说，有了呼叫器，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这点很贴心，儿子在外面工作也很放心。 石子镇南河村资源丰富，本应抓住机遇、向前发展，但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村上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加上一些新出现的矛盾，不仅阻碍了村内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影响了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南河村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按照群众的事交给群众来解决、大家的事大家来评判的工作思路，决定邀请村中有威望、办事公正、有奉献精神的老党员、老干部组建“大众评判委员会”。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很快，“大众评判委员会”就建立起来。 村民李大奇自称20多年前为村里建桥，但一直没有结算工程款，多次找村干部要求结清账目，但都未解决。“大众评判委员会”按照承包工程的正常程序，要求其出示合同手续、工程结算、验收结果等凭证，均被其以时间久远、手续丢失为由拒绝。后来经过咨询工程权威单位、询问时任村干部，基本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解决该问题需要的手续以及相关的政策依据。在此基础上，“大众评判委员会”又召集双方多次沟通调解，逐渐消除双方的对立情绪，解决了纠纷。 村民田洪亮，2009年在村里批得块新宅基地，他在上面盖了新房。房子建成后，因相邻一户没有及时修建，地基长年积水，致使其新房出现裂缝，他找邻居协商无果后，频频上访。经过多方走访和实地察看，“大众评判委员会”发现田洪亮的房屋裂缝确系相邻户宅基地雨天积水所致。但是相邻户户主是残疾人，收入较低，且家里有两个小孩上学，家庭负担非常重，出于人文关怀，“大众评判委员会’、经过与村委会商量，决定由村里出资17000元作为房屋维修费补偿给田洪亮。一件多年上访积案得以解决。 “大众评判委员会”成立以来，解决了村民反映突出的历史遗留问题13件，处理邻里纠纷20余起，极大地改善了村民之间的关系，助推了村里事务的有序开展。 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近年来，创业一词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在众多创业团队里，90后群体以其高学历、年轻、接受新事物快而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前不久，某网站邀请了几位90后创业者，分享自己的创业心得。1992年出生的小尹已经开了三家公司。为了弄明白，“为什么KTV的歌单十年不变”这个问题，小尹跑遍了N市所有的KTV。他发现，KTV的点歌系统更新周期较长，而且每一次更新，硬件和软件都要付钱，点歌系统的硬件公司缺少互联网思维，创新动力不足。也有人尝试做智能点歌，但所做系统，小尹说“不忍直视。“在小尹看来，社交、娱乐、聚会等一切需求的地方。凭着这个想法，他创立了KTV团购APP“一起唱”，把整个N市的KTV硬件系统作了更新。现在，用“一起唱”的用户，只要提前列出歌单，并同步到APP，进入我房后摇一摇手机，歌单便自动导入了点歌盒子。除此之外，用这款软件不可约别人来唱歌，还可以把KTV现场旋律进行混音，然后传到云端，分享到社交网站，甚至可以在包房里和朋友一起看世界杯。小尹说，从物质转到服务、娱乐，是他们这一代人创业和上一代的不同，这类创业不需要太高成本，往往一个想法，一份风险投资就可以做起来。90后正在用一种更新、更年轻的方式去与这个世界相处。我们创业的可选空间变大了，无论家庭背景，所支付成本，还是教育程度。  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与90后相比，80后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传承不多，且多有负担，除了养活自己，通常还需考虑如何让父母过得更好。而很多90后的父母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人脉，不但不需被养，还能帮到子女。90后没有后顾之忧，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的一代人，这代人喷薄而出的创新力，会帮助中国进入一个极具创新力的年代。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很多90后在创业心态上有了改变，他们不像做企业，更像做项目，对于成功的渴望不是很强烈，有时甚至只把这当做一种体验。  某互联网金融公司创始人、CEO小孙觉得，在传统社会，行业与社会规则已经形成，年轻人往往要学习社会中的既成经验，才能进入正轨。在这种系统里，年轻往往成为一种劣势。而在现代社会，互联网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与互联网同生共长的年轻人成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可以直接从互联网获得经验，寻找机遇，而对于年长者，年龄反而成了迁移转型的一种包袱。所以在传统部落中，年长者往往是部落中最有权威的人，而互联网社会中，则会涌现扎克伯格等一系列的创新者。现代社会不是经验的时代，而是技术与创新的时代。  2.在众多的创业者中还有这样一些与众不同的人，人们把他们的创业形式称之为社会创业。  年轻女孩小丁，为了解决残疾人和行动迟缓老年人穿脱衣裤不便的问题，研发生产出了可拆卸的特制衣裤，并在这些特制衣裤上增加了加热、中药、磁极、按摩等辅助功能，患者试用后，好评如潮，目前产品已经投入市场。他们还为此申请了专利，注册了有限责任公司。  行为心理学认为，人对任何付出都是希望能有所回报的。一直以来，我国公益项目对捐赠人的奖励多是精神奖励，捐赠人的心理难以得到很好的满足，影响公益事业的发展。小韩和小张创立了“路人甲”公众小额捐赠平台。他们希望把鼓励捐赠行为实体化、物质化，能用商业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路人甲”的“惠捐模式”在中国是首创，即用户在捐赠10元后，即可兑换一张答谢券，凭着这张答谢券捐赠人可享受众多合作商家的超值优惠和在线服务。这样一来，受助者有尊严，捐赠人有答谢，商家得客户，捐赠人、商业机构和公益项目(或受助人)三者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公益的价值闭环，互惠共赢，同时也挖掘了优质捐款用户背后的巨大价值。  人们把小丁、小韩、小张这样的创业者称为社会创业家。第二届芝华士“赢之有道”社会创业家大赛的评委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与丰富的经验表达了对这些人的理解。  著名经济学家A：我所理解的社会创业家是新一代企业家，他们通常受过良好教育，承担社会责任，关注自然环境，拥有人文情怀，追求愿景理想，他们以创新的商业模式拓展可持续增长的路径，在为企业和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回应社会挑战，贡献社会进步。作为评委，我关注参赛者的激情与智慧、理想与务实的平衡。  资 深财经评论员B：社会资源的发展有两个终 极的目标，第一个是效率，第二个公平。普通的创业者，一般的商业诉求是解决效率问题，并且通过提高效率来获得商业利润的诉求。然而人类社会追求的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公平。有的时候效率和公平之间是有矛盾的，社会创业家就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这样一批创业者，他们和一般创业者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公平。对于整个社会资源分配当中的一些处于弱势的群体，通过商业的行为、商业的链条架构来提升他们的地位，我觉得这是社会创业家与一般创业者最大的不同。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C：首先，我不认为哪个企业家是和社会脱离关系的。他们不论是提供产品还是提供服务，哪种方式都或多或少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或创造了价值。如果有的创业家所做的事情是完全公益的，那么我佩服他。但是在毫不盈利的前提下，我并不建议这样做。  风险投资人D：社会创业家创业的第一动机更多是想实现“改变世界或改变社会”的目的，跟“发明者”和“追梦者”类似，不是以传统利润模式导向而是出于更高一层的梦想和驱动创业。这些创业者会比一般创业者对自己的产品、服务或项目设的禁区更多，但也比一般创业者对自己的梦想有着更超乎一般的执着和理念。用自己的优势结合梦想找到一个更有颠覆性的产品和思路是很重要的。  甘客科技创始人E：社会创业者就是创业者中的NGO(非政府组织)。他们创业是源于为特定群体、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因此，他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强，更有社会情怀，而非简单地追求个人财富的积累。这是创业的新型价值体系，更具有社会公益意义。  3. 在某大学生创业大赛现场，5名女孩准备筹集40万元资金，到武汉近邻去承包50亩地，种植有机蔬菜。台上陈述的女孩充满激情和自信，台下观众也不时报以阵阵掌声。当评委问到“你们种过蔬菜吗?”“你们的创业资金从哪里来?”“农民凭什么把土地转包给你?”“你们种出来的有机蔬菜准备卖给谁?”等问题时，她们的回答却难以令人满意。如今，创业已经成为青年人口中的高频词语，对大学生而言，创业正在变得“简单”，曾经的理想似乎也触手可及。  机械专业硕士小扬，进入杭州一家民营企业从事技术工作不满半年。因没有期待中的高薪，没有理想中的激情，他开始琢磨创业。此后，他每天都在与人交谈，项目、资金、人脉、经验等问题弄得他头疼，深感创业之艰的他放弃了创业梦。  某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先生拥有20多年投资经历，曾位列《福布斯》中国年度最佳创业投资人榜首。他参与过投资的企业包括完美世界、环球雅思、凡客、分众传媒、百度、阿里巴巴、巨人网络等著名企业。在阎先生看来，当创业成了一种“时尚”和“运动”时，多数人都急功近利地把创业当成了投机行为。他说，“从时下来看，创业的动机大多是源自对财富和名声的渴望。”  某著名网站策略营销总监范女士认为，赚钱是创业的应有之意，但更多成功的创业者却是从想要赚钱开始，继而解决用户需求，是在解决用户需求、创造社会价值这条路上不断自我追问、探寻并最终走向成功之地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为了赚钱”上是赚不到钱的。星巴克CEO舒尔茨曾说：为钱创业是肤浅的，应为梦想所驱动。在创业路上有太多诱惑，也有太多艰险，只有怀揣理想的人才能抵抗诱惑，才能够不惧艰险，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行，百折而不回。诺奖得主菲尔普斯在《大繁荣》中指出：大多数创新并非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普通民众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大众创新带来国家繁荣。  某公司创始人卢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创业氛围很好，但创业却也成为一种时尚，仿佛不去创业就是落伍了。创业项目的选择部分属于异想天开型的，部分属于复制型的。而现实需要创新型、技术型的项目，那些通过移动互联网，把原有商业模式去中间化，搞流量，然后再找商业模式，这样的创新都是伪创新。仅怀着一腔热血，就幻想着自己只要去创业就能成为下一个马云，而对创业的概念，对行业隐形的壁垒和门槛却知之甚少。这是许多大学生创业伊始的真实写照。在国内的互联网创业环境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特性就是抄袭成风。很多创业者虽常有好的创意，但是却因为没有好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导致被其他一些公司抄袭过去，这些公司凭借着更雄厚的资本实力，迅速把原创者打败并挤出市场。  领英中国区总裁在目前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用自身经验阐述了关于创业的两个公理：第一，创业成功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每一个成功故事背后更多是失败;第二，创业没有失败者。即使是创业项目失败，作为创业者而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将促进个人成长，即可定义为成功者。他认为，创业是没有失败者的历程。  ZUK联合创始人陈先生同样表达了对年轻人创业的观点。陈先生说：“创业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其实做好每一件事情就是创业。”  4. 深圳的创业者乔峤想要做一款智能耳机，他发现，60％的人都会在跑步过程中听歌，并用手机APP记录运动数据。如果有产品能同时解决跑步人群运动数据记录和听歌的需求，又能通过音乐来实现运动激励，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乔峤对记者说，他想针对每个人的身体特征，设计和提供有效的音乐服务产品，做到每一个硬件设备都是针对个人定制的。  可是，光有好点子还不行，初始创业的乔峤，面临既缺资金、又缺人才的尴尬，他尝试着用股权众筹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在众筹网上，他发布了自己的股权众筹商业计划书，以出让公司10％股份的方式，融资187万元，最低投资额1万元。最终，吸引了16名股资者参与。乔峤告诉记者，这些投资者为他引入了互联网、音乐、体育领域的强大资源，其中，几个最志同道合的投资人干脆直接加入了创业团队。  5. 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处不起眼的楼里，有一处名曰“一八九八咖啡馆”的休闲场所。它成立于2013年10月，虽然看起来很简朴，但成立以来，它每天都在吸引着大批“咖粉”流连忘返，且不少是业界大佬。它究竟有何魅力?  董事长杨勇认为，“在传统的创业中，第一不要找投资人，这就很难，能拿到钱更不容易。第二步，找完投资人之后，要把产品卖出去，也挺难的，所以每一步都是一个坎。为什么那么多创业公司都死掉，为什么那么多中小企业发展不了?就是因为每一个坎都不容易走过去。众筹就把这个模式改变了，每个人都是投资人，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也是传播者，这种方式的改变，你就发现，做公司容易了。所以某种意义上 消费者就是投资者和生产者。”  杨勇说：“传统的创业特别辛苦，就是因为你老要求人，或者叫做外部交易，今天要找一个银行的人，去求管银行的人，给他什么好处帮我办个事情，这叫外部交易。现在众筹是什么呢?你缺什么就让谁来当股东，你把你未来要求的人全部变成股东了，把原来外部的交易变成内部的合作了，内部合作就非常容易。”  “200人聚在一起就有很大的能量。实际上，它真正意义在后面的裂变，每一个项目做完之后，会带出一堆项目出来，原因就是通过众筹找了200个非常靠谱的人，这些人再有非常多的合作机会，所以基本上一个项目出来会带一堆项目。一八九八咖啡馆实现众筹之后，项目太多了，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找了一群可以相互信任，相互背书，又都不错的人，而这些人本身又是跨界又是组合，非常容易谈成生意，所以这个裂变的过程，力量会特别巨大。”  浏览股东花名册，200位发起人涵盖了北京大学近30年来不同届别、不同院系、不同专业的毕业生，皆为各领域中的知名人士、企业家、高层管理者。这些联合创始人所在的行业涉及金融、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新媒体、教育、法律、高科技等多个领域。杨勇表示，“通过众筹，聚集众多资源。每天跟像打了鸡血一样，所以创业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200人股东，可能我把他们伺候好了，每月就会有一两百万收入，这就挺好，公司就能存在下来。而创新是怎么来的?创新就是因为大家能够很轻松地做自己的事情了，就会主动去创新，每天为了生存去创业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去创新。”  6. “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帮助你”，时下正风靡的众筹让这句话以更直接的方式照进现实。2014年初，在华南理工大学就读的刘永杰和3个小伙伴萌生了开一间咖啡馆的创业想法。这时，众筹模式走入了他们的视野，众筹咖啡馆“比逗BEPOTATO”的计划也就被列入了日程。  为了考察众筹在校园的可行性，2014年4月，创业团队在华工和华农的校园进行了300份以上的问卷调查，高达70％的参与众筹意愿给予了团队正式启动的信心。随后，他们以这两所学校的学生为目标群体进行股东招募。他们的众筹计划是：众筹股东每股1000元，每位最少需出资1000元，最多5000元，享有1至5股的分红权。经过一个多月的招募，他们共有170多位众筹股东和70多万元的启动资金。筹得了资金后，下一步就是选址。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们在五山地铁站附近租了一间临街的铺位。170多位众筹股东都竭力宣传这间咖啡馆，不仅自己来消费，也拉朋友来消费，开业两个月以来，咖啡馆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在咖啡馆最显眼的地方，整个墙面挂满了印有比逗LOGE的马克杯，仔细一看，这些马克杯上都刻着名字和编号。王海向记者介绍，每一个马克杯代表咖啡馆的一位众筹股东。由于股东数量庞大，不少众筹咖啡馆最后变成了“看上去很美”而实际运营却举步维艰，落得散伙的下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咖啡馆建立了自己的董事会，由核心运营团队、校园股东、社会股东等7人构成，虽然每个众筹股东都拥有建议权，但最终的决策权是在专业的核心运营团队手中。“尽管有摩擦，但大家都奉行‘专业的事给专业的人做’的原则，合作很顺利。”刘永杰说。  为解决学生股东“毕业”带来的流动问题，“比逗BEPOTATO”设置了学生股东毕业的股权流转计划。对于第一批学生股东，两年之后按贡献度排名，挑选一部分成为永久股东，其余在毕业时需将股份流转给附近高校在校生。对于之后加入的股东，均需要在毕业时将股份流转给合适的在校大学生。  利用校园优势，比逗咖啡馆主题定位为“创业交流”。除了承接许多校园社团活动外，他们还承办广东天使会等线下交流活动。通过举办类似的创业交流活动，店铺也获阳了更多的创业资源，一些更富有经验的专业团队还能够给予他们诸如薪酬制度设计的指导。一些兴趣小组也自发找到了比逗，如锤子科技、海星会、微博读书会等等，都在比逗举办了线下活动。  比逗还在进行面向所有众筹股东的APP研发，主要目的是加强股东之间的交流、提高股东活跃度等。王海举例说，可以将股东对店铺的贡献设置成一个一个的任务，例如来店消费或发布一篇推介文章就能获得“经验值+1”，带朋友来消费就能够获得更多经验值。王海还举例说，店铺中要新增一幅壁画，以此设置一个任务，那么股东就可以通过APP来领取这个任务，在股东中找队友一起执行，完成后就获得相应的奖励。通过这样的任务完成获得的奖励积分，就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每个股东对咖啡馆的贡献值，今后的分红、股权流转等等环节就有据可是依。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9月8日，上海白领张军(本名张晖)在去往公司开会的路上搭载了一位声称胃疼的陌生男子。“一开始他说，师傅带我一段吧，然后我说我是私家车，不带人的。我这样跟他说，然后他接下来说我肚子不舒服，胃有点疼。他说就在前面一点点，然后还说我给你钱。然后我跟他说，我说那我只能带你一点，不要你钱。”据张军回忆，张军将这位男子带到目的地的时候却遇上了完全没有想到的结果。原来那名路人是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钩子”，专门诱人入瓮的。下车时，该名“钩子”把钱放到车上，然后强行拔掉张军的车钥匙。车外，来了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军拖出车外。当时他第一反应是碰到强盗打劫了。他想打电话报警，电话也被抢走。张军称自己被双手反扣，还被卡住脖子，被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交通执法大队的人。之后交通执法大队认定张军为载客“黑车”，属于非法营运，罚款1万元，还要张军还支付了200元的代驾费。 此事首先被网上《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爆料，之后两周有相似遭遇的人先后找到张军，讲述了自己类似被“钓鱼”执法的经历，多数发生在2009年9月14日、15日、16日、18日。 受骗车主多为公司上班族，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 2．无独有偶，来上海打工的孙中界也遇上了同样的事。2009年10月11日，18岁的孙中界从河南柘城老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汽车，来到上海，“来的前一天刚在家里干完农活”。他的目的地，是上海庞源建筑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在那里，哥哥孙中记为他谋取了一份司机的工作。 14日傍晚，上班第二天的孙中界送完工友，把车开到附近的鲁汇加油站加油，接到公司电话，要去附近的航头镇接人。路上有一个男人以到航头有急事为由，上了他的车，请孙中界带他一程。孙中界觉得他很可怜，但是想起前不久在报纸上刚看过的“钓鱼”事件，孙中界不由得问道：“你不会是钓鱼的吧?” 那人回答：“我是搅拌站工作的。”这句话除去了孙中界心中的不安。 车快要开到罗宾大桥，孙中界左边突然有一辆面包车靠了过来，逼得孙中界不得不停车。这时，坐在车上的黑衣人，从裤子口袋掏出一张10块钱往车上一扔，孙中界还没来得及说“不要钱”，那人右手已伸过来拔车钥匙，左脚猛踩刹车。孙中界傻了，一个念头在心中冒起：“我遇到抢劫了?” 单位的车，孙中界当然不愿被人拿走车钥匙。在和黑衣人的争抢过程中，孙中界抓住他的手抢钥匙，结果，裤子被对方划了一道大口子。旁边面包车上，突然窜出几个人，把孙中界拉出了车，孙欲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又被抢走，紧跟着被按进了另一边停着的依维柯。 孙中界发现还有两个人遭遇了同样的情况，结果他们3人都被定为非法营运黑车的车主，面临万元左右的罚款，车被暂时扣留。 3．上海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钓鱼执法，触及到了人们的道德底线。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治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4．在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之下(比如查处毒品按数额奖励、查处黑车和卖淫嫖娼、赌博等按罚没款提成等等)，我们的“钓鱼执法”大有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泛滥成灾之势。 连日来，新华网记者针对上海等城市接连发生的“打黑车”执法争议事件，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追踪核实，发现一些地方确实存在“钓头”和“钓钩”，其“钓鱼”内幕触目惊心。 一名自称做过“钓头”的女性对记者透露，一般来说，一个区域大致有一两个“钓头”，“钓头”手下有20个左右“钓钩”。开展集中执法行动之前，交通营运执法部门的负责人会与“钓头”接头。一星期开展一次集中行动，每次都能抓200辆左右黑车。执法部门与“钓头”谈好，抓一辆黑车给500元，200元“钓头”自留，200元给“钓钩”，另外100元是给执法人员的回扣。“钓头”和“钓钩”之间一个月结一次“工资”。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个月能净赚1万元至2万元。 干这行也是有风险的。2008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人“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以前上海还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 5．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识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咋干就咋干。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知法犯法、以罚代法屡禁不止。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面对如此强势对手，绝大多数司机除了乖乖挨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 6．“钓鱼”执法的行为本身也被法学家们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 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据国家政策，打黑车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车采取“以恶治恶”方法不可取，打击时要将打击黑车和好意搭乘严格区别开。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质疑，对“非法运营”法律上无明确界定。而在西方国家，为节省能源，政府还推广拼车行为。如果帮助路人也算“非法运营”，以后有病求救谁还敢停车。应松年教授认为“钩子”拔钥匙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强制行为须有法律授权。他似乎在配合执法，但若无法律授权，那与抢劫有何区别?协管人员和钩子似乎都参与了执法，需要明确执法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群众可以取证、录音、举报，但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权，不能随意委托别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场方式，协助抓一个车给多少钱。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说，行政领域的钓鱼执法，最早来自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所谓诱惑侦查，就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诱惑侦查也叫警察圈套，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手段。诱惑侦查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 故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对诱惑侦查进行在法律上作了严格的限制，被限定只用于诸如毒品犯罪、网络赌博犯罪等取证困难、危害严重的特定犯罪。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不得采取诱导、欺骗、威胁的方式。“诱惑侦查带‘诱导取证’痕迹，在我国并无适用法律依据。” 而在行政执法方式上，世界上并无任何国家允许诱惑执法。戴福律师认为：“行政执法不能追求以金钱量化，否则公权力捞钱太容易了。” 姜明安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初稿已经过三审，对此类做法也有严格限定。姜还认为，“钓鱼式执法可能扼杀互相友爱精神，还损害了执法机关公信力”，“为打击黑车创造这种执法方式，付出成本太大，得不偿失”。 戴福律师认为，“钓鱼执法”本质上就是“公权碰瓷”。“碰瓷”是指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诈勒索。对于现实中发生的“碰瓷”勒索钱财的行为，多以敲诈勒索罪追究“碰瓷”者的刑事责任。应松年教授认为，此类有预谋、有组织的强制性取财值得警惕，已超出了行政违法范围，涉嫌犯罪。 7．一个幽灵，捕风捉影、神经过敏的“钓鱼思维”幽灵，正在舆论中徘徊，人人闻“钓鱼”色变，动辄把一种行为描述为“钓鱼”，动辄怀疑自己成为某个“钓鱼阴谋”的受迫害者。自上海“钓鱼执法”曝光后，“钓鱼思维”以比甲流传播感染更快的速度在舆论中传染，人们看着什么都感觉那很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钓鱼”阴谋。 比如长江大学的大学生救人事件，就有网友怀疑这很可能是“钓鱼捞尸陷阱”：那两个落水少年是和渔船老板串通好了，他们故意落水，引别人来救，然后在水下拖住别人，等别人淹死后让渔船老板捞尸赚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8．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倍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时，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对法律就会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所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社会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从法治国家的经验看，诱惑取证应受到严格限制，它绝不能由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操作，因为他们往往对“执法”有利益诉求，倾向于“引诱”当事人。而这种“执法钓鱼”撕裂了社会成员间朴素的情感，败坏了公德，今后那些真的生病、临产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帮助。 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执法钓鱼”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实在是害莫大焉。 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的笼子里，“钓鱼式执法”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9．非法营运是一个老问题，多年来是屡禁不止，屡打难灭，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管理中的一个顽症。按照辨证唯物主义的法则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这是一对供求矛盾的客观反映，即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区域和时间内对公共交通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与城市公共交通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说白了就是一个城市在公共交通发展、布局上有缺陷、有不足，跟不上社会发展和老百姓出行需要而引发的问题。因此解决之道，或者说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如何完善我们的公共交通布局和规划，增加公共交通的有效供给，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阶段性地持续发生，但只要我们坚持“两手抓”，既坚决打击非法营运，又根据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不断增加有效供给，而且“两手都硬”，是一定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10．10月17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应媒体时说，“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 (指孙中界黑车事件)不存在“倒钩”问题。面对群众的质疑，10月20日上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仍对外公布称，经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 第二天，在上海市领导的干预下，上海浦东新区第二次成立了调查组，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10月26日，上海市闵行区政府通报，对车主张军(即张晖)驾车载客受到处罚一事，区里专门成立了由区建交委、区监察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经调查组查明，该行政执法行为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区建交委于26日责令区交通执法大队撤销对张军的行政处罚决定，区交通执法大队随之做出撤销该行政处罚行为的决定。 同时，闵行区政府责成区建交委、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深刻检查的基础上，认真整改，并继续加强对非法营运的依法整治力度，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6日上午，浦东新区政府也就“孙中界事件”调查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 调查结果显示，原南汇交通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为此，浦东新区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并对当事人作好善后工作。 据悉，26日上午，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已向孙中界表示诚恳道歉，并承诺发回车辆，一切损失可以协商或提供国家赔偿。 在新闻发布会上，浦东新区区长姜梁明确表示，此前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简单草率，10月20日公布的结果与事实不符，误导公众和舆论。“为此，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姜梁表示，浦东新区将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能力，同时继续依法整治非法营运行为，加强公交网络、出租行业建设和发展，努力营造规范有序的客运市场环境。 11．2010年春运前夕，福建省运管局发出《关于加强2010年春运期间运政稽查工作的通知》，严禁“钓鱼”执法行为的发生。 通知要求，春运期间要严厉查处站内不规范经营、非法营运和站外非法组客等各类道路交通运输违法行为；加大力度打击无证经营、超范围或超类别经营和“甩”客、“卖”客、“倒”客、“宰”客等严重违法违章行为；重点加强对人闽包车客运的检查，严禁不符合资质条件或不符合包车管理要求的客车人闽。 此外，春运期间，现场执法以保安全、保畅通、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广大旅客、经营者合法权益为工作目标，做到快检查、快处理、快放行；禁止专门针对外地车辆(船舶)的处罚行为；严禁趋利执法，严禁利用有奖举报等方式实行“钓鱼”执法；对暂扣车辆应当妥善保管，不得使用，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保管费用。 12．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公开回应“钓鱼执法”事件。俞正声谈到，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不是一概都不能采取的，但是它是要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授权下才能实施的。我们在某些打击犯罪的场合，也实施这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用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的时候是错误的，这肯定是错误的。俞正声表示，“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错误，说明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目前，上海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纠正措施。上海市政府再次强调，将按法定程序处理“钓鱼执法”事件，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地按法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今后绝对不能够再发生这种钓鱼执法事件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