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材料　　2002年11月随着媒体的报道，有一种鱼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鱼叫做食人鲳，也叫食人鱼。在原产地南美，这种鱼活动猖獗，经常攻击靠近河水的人类。仅在巴西的一个洲，每年会有超过1200头牛被食人鲳吃掉。这种鱼身体呈纺锤形，比一般热带鱼体形大，也比较强壮，通体呈现暗淡的深灰色，腹部有一点殷红色，牙齿锐利，下颚发达有刺，可以咬穿牛皮甚至坚硬的木板，能把钢制的钓鱼钩咬断。此鱼以凶猛闻名，体长200毫米，不能与其他鱼共养。　　在巴西的亚马逊河流域，食人鲳被列入当地最危险的4种水族生物之首。牧民放牧牛群，遇到有食人鲳的河流，就会把一头病弱的牛先赶进河里，用调虎离山计引开河中的食人鲳，然后赶着牛群迅速过河。而作为牺牲品的病牛，不到10分钟就被凶残的食人鱼群撕咬得只剩下一副白骨残骸。当地土著人因其凶残的特点，在护城河中放养食人鲳，以抵挡猛兽的侵袭，并把它们供为神兽。　　有资料显示，即使平时在水中称王称霸的鳄鱼，一旦遇到了食人鲳，也会吓得缩成一团，翻转身体面朝天，把坚硬的背部朝下，立即浮上水面，使食人鲳无法咬到腹部。　　据查，目前我国多数省市均有食人鲳养殖、垂钓、销售和展出活动，并将之作为观赏鱼分散在水族馆、公园和观赏鱼市场。一些地方甚至利用食人鲳的凶残抢食的习性，开展休闲娱乐活动。国家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亦称农业部渔业局)人士证实，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区域出现了非法引进、养殖、销售食人鲳的现象。　　沸沸扬扬的食人鱼事件是因一则广告而浮出水面的。2002年10月，广西南宁海底世界海洋馆门口，赫然打出了所谓"全国首家食人鱼表演馆"的宣传广告，招揽游客前往参观。一些媒体先后刊发《"水中狼族"潜藏生态杀机》、《清道夫已入侵江河，食人鲳有前车之鉴》、《食人鲳要严管》等文，对南宁市海底世界海洋馆、南宁市园湖路花鸟市场一些商贩展览和销售食人鲳现象进行报道，中央电视台随之赶赴南宁进行专题报道。 此事引起当地渔政部门以及有关鱼类专家的高度关注，他们当即上书国家农业部，要求对食人鲳进行管制。此事汇报到国务院，引起温家宝同志的高度重视，他批示国家有关部门，立即展开相关调查。　　11月27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出通报，要求各口岸检验检疫局加强检疫把关，严防食人鲳流入我国，同时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农业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通报情况，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措施，对非法入境食人鲳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并对已流入国内在市场上发现的食人鲳进行清查处理，以防流入本地江河。　　12月25日，为加强对外来水生物种的监督管理，保障物种安全，防止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水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国家渔政渔港监督局发出《关于查处食人鱼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市场上销售的以及公园、水族馆等养殖、展示的食人鲳进行检查，一经发现立即没收和销毁，并严禁将食人鲳放入自然水域。　　在国家渔政渔港监督局发出《关于查处食人鱼的紧急通知》后，北京市召开紧急会议，制定有关管理办法和规定，确保食人鲳不会给该市带来生态灾害。北京市农业局渔政监督管理站派人专程前往北京海洋馆，销毁了300多条食人鲳。广东省渔政总队深圳支队根据农业部紧急通知，对深圳海洋世界和青青世界以前查获封存的食人鲳进行了销毁，共销毁食人鲳139尾，其中最大的一尾重达4公斤。广东省和广州市渔政执法部门对备受社会关注的"食人鱼"展开清剿行动，仅12月18日一天全省共查获600多条"食人鱼"。合肥市协调好有关部门，严厉打击食人鲳在市场上买卖，见到一条就灭一条。广西、陕西、重庆、天津等地也均采取了有力措施清剿食人鲳，严防食人鲳流入自然水域。　　为何要对食人鲳下必杀令?国家渔政渔港监督局的解释是，我国在外来物种管理方面，制度还不完善，监管手段还不适应。食人鲳生活在水中，以产卵方式繁衍后代，防其逃逸比陆生动物要难得多，从对社会、对公众安全负责的角度，只能采取清除的方式。　　食人鲳原产亚马逊河，共有20余个不同品种。它们体型小巧，性格却极为残暴。食人鲳长着锐利的牙齿，一旦被咬的猎物溢出血腥，它就会疯狂无比，用其锋利的尖齿，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般疯狂地撕咬切割，直到剩下一堆骸骨为止。　　中国科学院水生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的鱼类、生态专家认为，我国南方广大地区有适宜食人鲳繁殖生长的气候条件和水体，一旦食人鲳流入自然水域，它的生存能力会增强好几倍，极易形成种群。我国目前还没有食人鲳的天敌，因此，食人鲳一旦流入自然水域，将会对我国的现有鱼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有关专家断言："那将打破现有的生物链，破坏现有的鱼类区系，降低生物多样性，对生态的破坏将不堪设想。对我国渔业资源和生产也会造成重大损失。"　　一些专家还指出，我国各地的江河流域普遍缺少对食人鲳的自然制约因素。而亚马逊河流域的气候与我国南方许多地方的气候相似，加之食人鲳对环境的要求比较粗放，而且繁殖速度快，一旦在某一流域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它们就会大量地"屠杀"水中其他的鱼类。　　资料显示，食人鲳一年可繁殖多次，对水质没有特殊要求，雌鱼在产卵期可产出3000～5000鱼卵，受精卵经过36～48小时就可孵化出鱼仔，而鱼仔在48小时后吸收完体内的蛋黄素后就会自己摄食，幼鱼经过15～18个月即发育成熟。一旦有少量的食人鱼群进入自然环境，在两广、福建、海南等适合其生长的地区，食人鲳将有可能很快繁育成群，对当地生态平衡带来严重的危机。　　自从媒体对食人鲳进行报道后，人们纷纷提出疑问：这些凶残的外来生物是通过什么渠道传入我国的?全国各口岸检验检疫局和广西、广东两地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对食人鲳入境情况进行了了解。　　经查，全国各地检验检疫部门均未检验过入境的食人鲳，市面上发现的食人鲳均为非法入境。国家渔政渔港监督局养殖处一负责人说，外经贸部并没有同意引进，作为把关部门的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也没有引进记录。这说明"食人鱼是通过非法途径进入的"。　　据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南宁市海底世界海洋馆引进的水生动物并没有向该局报检和进行隔离检疫。那么，这些食人鲳是如何进来的呢?该局派出有关业务人员深入了解，据南宁海底世界海洋馆主管单位南宁海之新2000年1月开馆时，在南宁市花鸟市场购进了第一批食人鲳共80尾。2002年9月下旬，又以每尾几毛钱的价格，从南宁市花鸟市场购进同样的食人鲳1241尾，其在运输途中和放养后死去300多尾，现还有800多尾。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食人鲳是南宁市花鸟市场某摊位老板从广州市"青平市场"采购的。　　专家分析，食人鲳的入侵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有意引进。一些个人或团体出于经济目的，未经批准作为观赏鱼类有意引进的。第二种是无意引进。这是指可能是海轮、入境旅客携带进入我国。普遍的看法是，食人鲳是一些个体商贩为了经济目的而"引狼入室"的。　　食人鲳并不是第一个人侵我国并影响生态安全的物种。如同样原产于亚马逊河的另一鱼种"清道夫"已在我国一些流域繁衍开来。这种鱼常以别的鱼的粪便和藻类为食，由此得名"清道夫"。最初人们是在养热带鱼时，将这种外来鱼作为"水中清洁工"一同引进的，由于不值钱，常被一些养鱼人随意丢弃。广西渔业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如今，在广西的江河、水沟中，"清道夫"已经很多了，其中，大的已重达1公斤以上。繁殖能力极强的清道夫，在成长过程中吃掉其他鱼类的卵，已开始影响当地部分河流的生态平衡。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森林、农业区、水域、湿地、草地、城市居民区等，都可见到外来物种入侵的现象，其中以水生生态系统的情况最为严重。　　比如明朝末期引入的美洲产仙人掌已分别在华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干热河谷地段形成优势群落，那里原有的天然植被景观已很难见到。外域病虫害的入侵也导致了严重灾害，原产日本的松突圆蚧子 20世纪80年代初入侵我国南部，到1990年底，已有13万平方公里马尾松林因之枯死。　　大米草是禾本科米草属几种植物的总称，最早是福建从美国引种的，不料，大米草的繁殖能力极强，草籽随潮漂流，见土扎根，根系又极其发达，每年以五六倍的速度自然繁殖扩散。大米草疯长，不但侵占沿海滩涂植物的生长空间，致使大片红树林消亡，而且导致贝类、蟹类、藻类、鱼类等多种生物窒息死亡，并与海带、紫菜等争夺营养，水产品养殖受到毁灭性打击。仅宁德地区，农民每年减收达数亿元之巨。另外，大米草还影响了海水的交换能力，导致水质下降并诱发赤潮；堵塞航道，影响各类船只出港。　　云南引进的凤眼莲，严重破坏滇池的水生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导致大量水生动植物死亡。原先滇池主要水生动物、植物分别有16种、68种，现在水生植物相继消亡，水生动物仅存30多种。　　我国20世纪50年代曾将水葫芦作为猪饲料引进推广，现在已经泛滥成灾，并堵塞河道，影响航运、排灌和水产品养殖，破坏了水生生态系统，污染了湖泊水质，国家为此每年至少投入上亿元巨资进行打捞。　　又如近几年在餐桌上颇受欢迎的牛蛙，原产于北美洲，因为体大肉多被引进饲养食用，逃逸进入我国自然界后，由于其适应性、繁殖力强、食性广、天敌少，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现已被我国列为外来人侵物种。还有很多城市用来绿化盲目引进的草坪以及一些人工林种，都有可能成为外来人侵物种。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我国几种主要外来人侵物种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高达574亿元人民币。我国外来人侵物种已达120多个，像松材线虫等森林入侵害虫每年危害的森林面积约在150万公顷左右。　　有专家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外来生物入侵问题将有增无减，入侵生物会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灾难性影响，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成大面积优势群落，降低物种多样性，使依赖于当地物种多样性生存的其他物种没有适宜的栖息环境，会大量利用本地土壤水分，不利于水土保持。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1月25日，对于即将毕业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杨非来说是一个高兴与烦躁同在的日子。高兴的是，找了近半年的工作终于有一家深圳的房地产公司向她发出了试用通知，烦躁的是，该公司并不会为其解决户口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她能够进入这家公司工作，但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她将会与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一样依然是一个“外乡人”。 “虽然我不太看重户口这个东西，毕竟现在自己还年轻，但没有户口还是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很多东西，总感觉像个二等公民。”杨非颇为烦恼地对记者说。 事实上，为户口问题烦恼的绝不止杨非一人。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漂一族”来说，户口一直都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槛儿。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某媒体记者李文工对此的体会更为深刻：“我在北京工作了五年了，都三十好几了，但是还只能在这里漂着，没有户口以后孩子上学都成问题，更别提其他的了”。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2005年1月30日，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香港乐施会项目专员李昌平在接受《法制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19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 李昌平说，到了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2．《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重庆市发生一起车祸，3名搭乘同一辆三轮车的花季少女不幸丧生，但是，这三个女孩中，两个城市女孩都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而那位农村户口女孩的赔偿，却不及其他两人的一半。 3．“我们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学”，从江西来北京打工的王勇介绍。据他所知，大部分北京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根本不收农村孩子，少量接收的学校需要大量的“赞助费”，因此不少常年在北京的农民上只能选择“民工小学”，但是这些小学设施简陋、无法保证教学质量，甚至经常因为手续不全而被查封。 而事业略有小成的任赫将自己父母接到北京居住后，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父母生病，“北京大医院看个感冒都能开出三四百元钱的药，而父母都是农村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没有单位报销，万一得一个什么大病，以我现在的收入都不敢保证说就可以支付全部费用，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4．陈先生是浙江宁波人，原本拥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他，几年前去北京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地人。他无奈地表示，很多方面觉得自己和那些农村外出人员或农民工没什么不同。尽管他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固定的住所，享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但还是一个外地人。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即便向银行住房贷款也遭受非北京市民的待遇。 北京某房地产媒体的记者林力2003年在北京东边买了一套商品房，由于是外地户口，所以在买房的时候还要办理暂住证，但一想到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还是忙着办理了买房所需的各种手续。没想到住进新房不到一年，社区却要求他去办理暂住证，理由是林力为外地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从《通则》来看，外地来京人员在北京买厂房，那么房子所在地即其“经常居住地”就应被视作是“住所”，那他也就应当相应地获得住所所在地的户籍。因此，购买房屋后依然要办理暂住证，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种无奈的事实不在少数。 齐先生是浙江舟山人，其父与其母早年离婚后，来上海再婚，育有一女。8年前齐先生父亲去世，齐先生来上海奔丧，由于齐先生的生母及继母都已亡故，齐先生与同父异母的妹妹感情颇为融洽，因此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其间，他结识了一位上海姑娘，一年后两人结婚成家。由于夫妇俩均是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且结婚1年后便有了儿子，经济并不宽裕，没有能力在上海购置商品房安置自己的家。齐太太常年带着儿子居住在娘家，当然母子两人的户口也落在齐太太的娘家。齐先生仍在舟山工作，八年里夫妇俩均是两地分居。 2002年3月，齐太太遭遇车祸不治身亡。相隔2个月不到，原本重病缠身的岳父不堪最小的女儿意外死亡的打击，撒手西去。而岳母则早在多年前便已因病去世。齐太太上面共有 4个兄姐，而齐太太带着儿于原本和老父亲一起住在老父亲所有的房子内，这房子是老父亲惟一的遗产。4个兄姐决定平分这宗遗产，但也不打算遗漏齐太太6岁的儿子。平分的惟一方法就是把房子卖掉，把卖房款分作5份。但是卖房子就意味着这套房子内的户口都必须迁移掉，6岁儿子的户口何去何从?4位兄姐找来齐先生，给齐先生两种选择：要么拿走五分之一的卖房钱，然后自己解决儿子的户口；要么按照总房价拿出五分之四给各兄姐，然后房子归他，孩子的户口不用迁移。 虽说是老房子，但在上海这种老房子挂牌售价也能卖个十四五万元，齐先生根本拿不出其中的五分之四。于是齐先生找到自己的妹妹，请求把儿子的户口落在她家。妹妹一家欣然答应，无奈多方奔走，却因为非直系亲属，人可以住，但户口无法迁移。如此一来，齐先生只能回舟山把事情拖下去。时间一长，妻子娘家的4位兄姐不答应了，轮流给齐先生打电话，由好言好语到恶语相向，最后闹上了法庭。 5．建国以来，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而生成。 6．我国的户籍制度形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它用复杂的法律、政策把人口分为城市与农村两大类，不同的人享有完全不同的权利、福利，两类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迁徙。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加剧了城乡在方方面面的差距，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进程，使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其核心制度依然相当稳固，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但在法律上却不具有市民的身份。 由于城乡户籍分割，政府近来为解决民生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主要照顾到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而属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群体的乡村中低收入群体，及身处城市却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却很难平等享受政府的财政转移收益。 7．据公安部和有关专家估算，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接近达到1.3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开始出现松动。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制的现状，逐步降低“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间的待遇“落差”。 就在各地陆续实行各方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拓宽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渠道、降低户籍门槛．的同时，2005年1月25口前后在北京，打“两会”期间，中国人民入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市国民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却提出了在北京实行“户口准入制”的建议。建议称“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门已超过北京市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无序调入，更加剧了这一矛盾，使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所以控制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是必须的”。建议人设想通过适当提高进入门槛的方式，限制那些北京不需要的无序流动的人才，而将一些于北京发展有利的高级人才留下来。尽管该委员就该问题在此后又做了相关的解释，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此举是对外来民工的一种歧视性的做法。一时间，各类媒体上“骂声”一片。 与此同时，另一位专家的研究报告亦引起了人们的更大关注。1月2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向本报提供了其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再推进一步，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要考虑农民工户口迁入发达地区城镇条件的重新设定，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 作为国务院的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于我国的政策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组对40个村经济发展与就业调查，对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农民工社会管理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 崔传义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降低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进入发达城市的门槛儿，应该是下一步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崔传义认为现在谈“户口准入制”，人为地将城市外来人口划分为几个等次，说哪样的人才是城市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这样的做法是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不符合的，“并不能作为一种方向”。 “人们希望城市聚集高级人才，而不愿意留农民工，其实城市社会需要多方面的人，人口要素的流动、组合是由市场决定的，不能由政府强行提高门槛。如果这样做，那么我们的所谓户籍改革还是会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程度上，事实证明这样做已经影响到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不能说只有高学历的人才或能够给带来投资的人才是城市所需要的。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几百万进城的农民工大多数并不是大学生，这说明城市需要的人力资源是多元的、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层次的。城市没有产业工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就缺少依托，就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些人之所以能到城市就说明是市场有这个需求，如果人为地把他们赶出来，那对北京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实际上是脱离实际的。”崔传义认为对于外来人口是否符合城市需要的标准的认定，不能通过人为的行政行为来认定并加以干涉，而是应由市场来决定。 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如今这个被国画大师关山月誉为“东江之珠”的美丽小镇，常住人口3.7万人，外来人口却高达15.8万之多。相当于本地人口 4倍以上的外来人口就分布在镇上350多家各类企业里。 这是一个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小镇。尽管近年来广东省实行了一系列的户籍制度改革，但这些外来的“民工”要真正转变成当地居民并不容易。 “我们这里有很多工作十多年的‘老工人’，也是我们企业不可或缺的人才，但是他们大多不是大学生，镇上不给户口，所以就留不下来。”一位当地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感到颇为困惑。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浙江、江苏等一些成规模的企业也存在，企业进一步发展要求稳定队伍、提高员工素质，但是按当地的户籍制度这些人要留下来要么就要在当地买房，而且如果子女上学还要交一、二万元的增容费。到过这些地方调查的崔传义研究员证实了这一事实。 “这些在人大部分只能按合同走，合同期满了就只能回老家，我们企业帮他们解决不了户口问题。”石碣镇一家企业的办公室人员对记者说。 在这些发达城镇长期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把自己18-25岁的人生“黄金时间”用在城里，把培养教育他们的成本，以至他们退回农村结婚、生孩子、培养下一代劳动力和自己养老的成本留在农村，却因为户口问题，难以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利益。 “事实证明，农民工转化为当地居民，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不仅对农民工有好处，还对当地企业长远发展，对工业化、城市化都有好处。户籍改革的确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利益关系。问题是在城市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中，有着农民工直接、间接作出的贡献，过去讲城市人均 GDP，人均收入，都把农民工排除在外，政府公共服务不覆盖农民工，对他们设置专门的收费，是不公正的。把城市作为原有住民、户籍人口的领地，历史地看，带有一定成分的封建的农业小生产的意识。”崔传义认为对于外来人口流入地政府来说，转变观念十分重要。 8．2006年，国务院14个部门组成6个调研组，分赴全国12个省市，就户籍改革工作进行了综合调研。调研回京的汇报表示，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错综复杂。 一位参与听取调研组汇报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公安部已草拟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户籍制度改革非公安部一家所能推动，更需要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组织相关部委。“现行户籍制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黄双全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户口登记为依据、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退伍安置、公务员录用等行政管理工作，给户籍管理附加了过多的、不合理的社会管理功能，使户籍登记失去了本来面目，也严重制约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 黄双全表示，户籍改革关键是户改以后二元结构要改变。如果户籍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未能衔接好，其他方面还是二元的，仅户口改成一元的，没有实际意义。 9．(新华社北京2006年2月22日电)“小城镇的户籍实际上早就已经放开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22日说，公安部在2002年就作出过明确的规定，对于进入小城镇和县级市的市区的农民，只要他有稳定的居住地，有稳定的就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举家迁人或者个人迁入。 他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还有不少地级市和省会城市也在推行基本放开的户籍制度，如河南郑州、浙江湖州等，也已经根据居住地、收入和就业等条件，可以根据农民意愿迁入。 “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不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而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关键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附加了很多带有利益性的东西。”陈锡文解释说，比如，只有有了城市户口才可能在城市企事业单位招工的时候报名就业；只有有了城市户口，才有可能在城市分配到住房以及其他各种机会，包括社会保障等，这是过去的体制下形成的。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东西在慢慢地剥离。 “我了解到有些农民，当然不是全部，对城市户籍并不大感兴趣。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办了城市户口也没有人给你分配住房，没有人保障你的就业，也没有人保证你可以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所以有农民说，即使再便宜，让我花钱买一张没有用的纸也不买。”陈锡文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各个地区很多不同的情况，将会逐步推进。 10．在宁夏银川市摆水果摊的董林已经经营了快十年了，他家在永宁县农村。做小生意这么多年，赚了些钱，在银川市买了营业房。银川市放宽户口限制已有两年，小两口却没有去办理迁户手续。 “城市户口”为何对董林没有吸引力?他告诉《嘹望》新闻周刊：“我打听过了，换了银川市户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低保享受不了，医保享受不了，除了孩子上学外，没什么实惠。社会生活方面照样受歧视。 11．(人民网北京2007年1月23日讯)今天上午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针对中国流动人口问题指出，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一个过程，不能马上在全国实施。中国养活着世界20%的人口，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 70%，如果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稍有不慎，将会出现城市圈之外的大量的贫民窟。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有序的，渐进的，逐步来实现的。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强说，在考虑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当中，生育政策的衔接问题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不能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造成既不能享受城市的待遇，又丢掉了农村的一些利益。 王国强说，目前一些地区在把“二元”的城乡户籍制度变成“一元”制以后，对如何处理生育政策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生育政策的制定是根据人们的生活状况、经济背景来制定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以后，如果能够享受到城市的低保、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福利的话，那么自然就应该享受和实行城市的生育政策。目的来看，有的尽管成了城市户口，但他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待遇，而且仍然住在农村。我国在一些地区开始试点，就是生育政策有一定的过渡期，来制定当地的生育政策标准。 12．公安部法制局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制定户籍法的目的在于，让新的户籍制度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下的人员流动，保障我国所有公民的平等自由权。户籍法的制定牵涉到以前相关的一些户籍管理法规，制定的程序较为严格，公安部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调研论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余凌云教授认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户籍放在控制人口的个人信息上，而不是强加给户籍许多附加值。现阶段完全放开让公民自由迁徙，则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公共设施、医疗、就业和教育等很难跟上。 对于呼声渐高的户籍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说：“只有先解决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5日，一位患儿父亲称，自己用8毛钱的药治好了10万块的病，并指责医院进行过度医疗。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发酵成“八毛门”。如今它已影响了患儿家长的就医理念。在深圳市儿童医院，8天内就出现了3例患儿家长拒绝手术的情形。 2011年9月21日，患儿小涵因患手足口病，被送到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治疗，随后经历治疗、回家、重新返院治疗一系列波折。此期间，患儿父亲因对医生的做法产生质疑，要求全程参与专家会诊讨论并进行录音。因患儿父亲不信任医院而引发的“录音门”事件，再次引发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思考。 “八毛门”和“录音门”事件，揭示出医患间的不信任。而2011年多起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更是将这种不信任推到极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在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曾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2．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一名网友写道：“当医生受到暴力侵犯时，整个社会应该和医生站在一起。我不是在偏袒医生，而是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离不开医生，更离不开好医生。” 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医患矛盾。”广西梧州市工人医院眼科主任麦丹被誉为“精修心灵窗户的好医生”，但这位2007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眼科专家，依然为医患关系而苦恼。 每天，麦丹从8时开始接待患者，一天要看38—40个号，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不短于15分钟。如此算来，她一天要在门诊室里坐上10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手术和查房的时间。“15分钟，有必要吗?”记者感到不解。而麦丹无奈地说，有些患者也许2、3分钟就可以看出症结，但“为了照顾病人感受”，她必须把时间拉长。 曾在社区医院实习的小清就曾亲身经历一场“咳嗽引发的肢体冲突”。在为幼儿预防接种时，一个孩子咳嗽了一声，护士便表示“咳嗽不能打针”，要求再去检查。但孩子家长认为这是“没事找事”。双方互不相让，争吵了起来。最后，护士同意打针，但必须在知情同意书上重新签字，后果自负。而家长并不理会，只是一味催促护士打针。也许是有怨气，也许出于紧张，护士打针下手较重，孩子哭了。孩子父亲见了，顿时暴怒，冲着护士一通怒吼，认为她借孩子撒气，还一把扯下护士的口罩，将预防接种卡向她脸上打去…… “其实，平心而论，那位护士是所有护士中最为负责的一个。只有她告知家长该按住孩子的哪些部位以免挣扎，也只有她在针头扎入后先回抽无血才注入疫苗，以免本该打在肌肉里的疫苗进入血管，引起严重的不良反应。唯一的问题在于她的态度，她总是以命令的口吻对家长说话。”小清感慨地说，每天面对数十甚至上百个患者，也难怪医护人员心情好不起来。 “医患关系再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医生因为怕被患者告、被患者打，甚至被患者杀害而不敢做任何需要冒险的手术和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搏一搏”的病例，得不到应有的治疗，有的病人甚至被医院拒之门外。而医生们为了保护自己，谁都不敢给患者的病情“妄下结论”，这就意味着患者要做更多的检查来证实医生的诊断，从而使得医疗负担更加沉重。 3．最近一段时间，“医闹”在全国一些地方频频出现。摆花圈、烧纸钱、打横幅还算“文明”的方式，砸医院、打医生等现象也时有发生。医患双方本是携手面对病魔的共同体，缘何成了喊打喊杀的“死对头”?“医闹”，到底谁最闹心? 患者在医院面前，绝大多数是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的医院，患者及家属常常有苦难言，总感觉“干不过”医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维护”患者利益一方的职业“医闹”有了生存土壤。 医学事故鉴定体系不完善是导致“医闹”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江力文说，医疗事故鉴定体制尽管从过去的卫生行政部门出面组织鉴定改革为医学会组织鉴定，但依然难以让患者信服，大部分人认为鉴定方和医院是一家人，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是“自己给自己鉴定”。患方想当然地认为医学会鉴定偏袒医院、医生，鉴定结果不公正。此外，一些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冷漠态度也是引发“医闹”的一个原因。 “医闹”的出现，医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高明的医生也有犯错误的时候。医院考虑到声誉问题或是为了保护医生，发生医疗事故后，往往向患者或家属隐瞒实情。一旦家属了解真实情况，其心情可想而知。 4．“八毛门”“录音门”……正当接连发生的医患事件让医患关系日益蒙上阴影之际，日前发生在潮州的一起更为恶劣的“病人砍杀医生”事件，让医患矛盾这个话题显得格外沉重。 如今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了?病人到底还能不能信任医生?医患关系如果日趋恶劣会带来什么后果? 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主任、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宋儒亮长期从事医疗法律方面的工作。在他看来，医患关系之所以恶化，问题就出在“沟通”上。“医术、医德是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但光有医术和医德远远不够，医生还要懂法、用法。”宋儒亮说，事实上，有很多医疗相关的法律都已经规定，医生对病人除了有治疗的义务之外，还有在做检查和治疗前征得病人同意、告知和说明这三种义务。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说，爱岗敬业的好医生事迹往往出不了医院大门，只在病人群体中口耳相传。坏医生虽是少数，但更容易广为传播，甚至成为行业“代言”，造成不信任的情绪在患者中扩散。陈安薇也认为，“像‘八毛门’事件，深圳儿童医院的诊断本来是正确的，但一些媒体和网民没弄清真相就大肆渲染，质疑声几乎一面倒地扑向医院，无形中在围观者的心目中播下‘医生都信不过’的印象，为下一次医患矛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八毛门’‘录音门’和潮州杀医案的性质不同，但却折射出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不信任。”廖新波表示，前两者是由于医患信息不对称，加上患者受一些医患纠纷事件的影响，不相信医生的正确诊断。而潮州杀医案令人深思，即使医生有错，病人就让医生用生命来偿还吗?“这是一种淡漠生命的粗暴做法。医患纠纷应该以法律作维权武器，而非挥舞刀子剥夺他人生命以泄愤!” 广州市人大代表、血液科专家陈安薇，出生在医学世家，父母都是医学界的知名专家。她见证了医患关系从和谐、温暖到如今剑拔弩张的全过程。“记得我父母从医年代，看病几乎不怎么花钱，虽然当时医疗技术谈不上先进，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温暖的。患者对医生非常敬重，很相信医生的话。而医生由于不用背负任何医院经济效益的负担，没有奖金和效益的压力，不用担心病人欠费，所以对待病人特别坦诚，很替病人着想。”“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医院市场化的推行，医患关系开始变味。”到了今天，很多中青年医生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自己的职业，甚至不给孩子买任何与医生有关的玩具。陈安薇说，这一代的医生对职业没有认同感，想法很压抑，也很灰暗。 5．在国内看个病不容易，患者非常珍惜每次就诊时与医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有时因为时间紧，或医生埋头写病历，总觉得交流不太充分。为此，《生命时报》驻外记者探访各国医院，记录了他们在海外就医的体验，或许在医患沟通上能给国人一些启示。 法国 记者刚到法国时有次重感冒，一个多星期也没好，就和医生约好第二天去看病。看病时，医生看我是外国人，就很耐心地问我：“您哪里不舒服?”于是我叙述了自己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非常耐心地听我诉说，等我全部说完，她说：“我慢慢跟你说，要是听不懂你就随时间我。”接着她告诉我得的是季节性流感，需要如何治疗。我们这番对话，一共用了将近30分钟。 等我都听明白以后，医生才开始低头写病历。法国的病历只有一页纸，左上角印着诊所和医生的姓名、电话及电子邮箱，下面是医生手写或者打印的药名，总共不过十来个单词。我对这样简单的病历很惊讶，医生就介绍说写病历会占用很多时间，利用这些时间与病人沟通，对患者康复更有价值。法国人很信任医生，医生也不用担心因病历不全面而遭到质疑。后来，记者在法国生活久了，逐渐了解到医生写病历通常都不超过3分钟。 法国医生写病历精简，还得益于完善的电子病历系统。特别是当病人需要转院时，也并不需要“大病历”，家庭医生会把病人的病史、遗传史，是否有药物过敏，生活方式等信息上传到电子病历系统，这样综合医院的医生就能对病人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 英国 就医诊断的业务技能对于英国医生来说并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如何与患者沟通更为重要。良好的沟通能力是成为一名医生不可缺少的条件。英国医学教育界在培养医学生与病人沟通的能力方面已经先行一步，早于1987年英国医学会已将对医生交往能力的评估作为医生资格考试的一部分。 “你现在感觉如何?”“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这是记者从英国医生口中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在医院采访时，记者还发现医生们总会尽可能地回答病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有时甚至要拿出书或者画草图为病人解释哪儿是心脏，哪儿是阑尾。 根据病人自身情况的不同，医生会有针对性地对病情、年龄、体重等状况差异给出详细的用药说明，并不断询问患者是否有过敏史，叮嘱遵守用药注意事项等。如果患者病情严重或者是患有糖尿病、心脏病、风湿等跟生活方式有关的病症，医生还会给病人和家属列出一些关键词，如在病历上写上心脏病研究学会或糖尿病研究中心等，方便患者和家属到网上查询相关信息，对病情和治疗进行更详细地了解。此外，医生在向病人解释病情时，会尽量避免一些敏感名称，让病人更容易接受。 位于北伦敦的一位全科医生纳尼塔告诉记者：“为了保障诊断质量，我们每天最多只接诊35名预约患者，每个患者平均问诊时间是11.7分钟。我希望能有充足的时间为病人答疑，排解忧虑。” 日本 日本的医院，不管是公立大型综合医院，还是私人诊所，都讲究“安静有序，舒适高效”。因此日本的医生和护士、护工有明确的分工。本来就抱恙在身的病人要是被要求跑东跑西做各项检查和办理缴费手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 为此日本的医院里，医生的主要责任就是诊病，病人到医院后先看医生并讲述自己的病症，然后医生会根据需要做简单检查。如果是需要更多检查项目才能确诊，那么这样的病人一般会专门给配备一个护士，这个护士根据医院情况确定一个对病人来说最合理的检查顺序和方案，全程陪同病人检查。 当检查项目全部结束后，护士会送病人先去休息，然后护士亲自将检查结果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在看了检查报告后，就会在病历上写清所患疾病的名称、程度以及就诊日期等，然后就交给医生助理或者护士长。医院在主治医生看病时，都会再安排一到两人在旁听诊，有的医院是医生助理，有的医院是护士长，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把病人需服药的名称、剂量及注意事项写在病历上，并且嘱咐病人及时吃药。医生助理一般会详细写出病人的自述、各项检查结果、医生的结论、服用药物和剂量，然后和检查报告一起交给病人，并留下复印件存档。因为在日本，每个人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所以计算保险费用也是由医生助理和护士长负责的。一般医疗费用都是先从保险中扣除的，不用病人去划价买药。 通过医生、医生助理、护士长和护士等的分工协作，会让病人看病时间缩短不少，同时也减少病人看病时耗费精力和体力。 6．“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 生老病死，本是人生的自然规律。然而，很多患者家属对生命的期望值过高，要求医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发生死亡或意外，往往迁怒于医生，无理取闹。2011年9月，北大人民医院收治了一名女患者，肺癌晚期并侵犯心脏，病情凶险。而家属却说是肺炎，医院属于误诊。后来，多家医院均证实是肺癌。于是，家属又要求医生确保生命安全。医生不能承诺，故遭到殴打。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王仲认为，医学技术是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医学的局限性。如果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现在，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有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同时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说，目前，医患沟通是医学教育的“短板”。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认为，我国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而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尚没有把沟通能力作为医生晋升考核的内容。因此，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7．信任，在医患关系中是一种依赖互动的循环：如果互相信任，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后者在当下表现得尤其明显。关于如何改善医患关系，各方观点不一。 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认为，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广州市民曾梅表示：“我们不懂医学常识，遇到问题就想问医生，弄个明白。”但是医生可能觉得医学问题跟患者讲不清楚，如同“鸡同鸭讲”，或者是没有时间说，结果导致患者感觉自己被蒙在鼓里，不受尊重，因而更加愤怒。曾梅建议医院能设立专门的岗位，邀请心理学专业的人士来向患者进行解释，化解患者“心结”。 从事人际沟通技巧培训工作的高级培训师王勇说，中国医生的理念必须改变，要先给病人开“关怀处方”，再来谈治病。他说，每个医生不妨牢记美国医生特鲁多墓志铭上的那段道出医学和医生角色本质的箴言：“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宋儒亮直言，要改善医患关系，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例如积极推进医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以药养医”等问题，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如果医生能把‘和病人好好沟通’当成自己的义务，很多医患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出，针对当前缺乏行之有效、快捷的解决途径和处理医患纠纷的专门立法，应尽快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公平、专业和规范的处理各种医患纠纷，引导群众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决医疗纠纷。 卫生部医疗服务监管司医院运行监管处处长钟东波表示，实行“医药分开”、破除“以药养医”，重在切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关系。“医”不仅指医疗机构，也包括医生。 8．著名医史学家亨利·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从行为学上来说，无论是“医”还是“患”，其出发点都只有一个——让病人康复起来。这本该是一对互相协作、目标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也是最应该互相信任的两个群体，为何却表现出了势如水火的对立?医患关系僵局如何破冰，仅靠内心的自觉去重建信任够不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五篇中已指出：“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的有效形式。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和分配制度。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积极推进支付方式改革。以病人为中心大力改进公立医院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规范诊疗行为，改善医患关系，方便群众就医。推进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注重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作答要求

二、给定材料 学术腐败的表现多种多样，其中以下现象最为明显： 第一，低水平重复。其中以高校教材、教参为最显著。据《中华读书报》报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 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超过300种。这数百种教材，出自不同的编者之手，由不同的出版社 出版，书名也不尽相同，有的叫概论，有的叫新论，有的叫教程，有的叫纲要，有的叫新编、简编，等等，但 编写内容、体系设计、章节顺序、原理以及具体的例子，都大同小异，其中至少有2/3是抄袭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钱乘旦教授在《中国书评》发表过一篇从社会科学 规范化的视角评论国内不同版本、但相差无几的几十种世界近代史教科书的书评，也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鸡生 蛋、蛋生鸡”、从教材到教材的编写模式的弊病。其实，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情况，还不仅仅止于上述马克思 主义哲学和世界近代史教材，其他如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中共党史、大学语 文、中国文学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等高校基础课教材，往往异曲同工。有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实在看不惯 这种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行为，开诚布公地评论说：“什么主编、副主编、新编、合编，还不如称‘主骗’ ‘副主骗’‘新骗’‘合骗’，用这样的书去教学生，简直是误人子弟。” 第二，粗制滥造。这以形形色色的辞书最有代表性。本来，编字典、词典等工具书，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 学者们靠长期、大量的劳动才能做的一种苦差事，既艰辛备尝，又严肃认真，因为“辞书学”是一门专门的学 问。但最近20年来，和编教材一样，编辞书却一下子成为许多人所谓“快速成才”“发家致富”的捷径。而 且，无论水平高低、懂还是不懂，似乎什么人都可以编，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什么人都在编辞书。如同有“教 材专业户”一样，也有大量的辞书编纂专业户，其中最大的辞书专业户就是一度誉满全国、大名鼎鼎的王同亿 先生，十几年间编了25部辞典，字数达1.7亿字。可以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大多数辞书，内容上粗制滥造，种 类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差不多都是捞名捞利的投机性勾当。 第三，泡沫学术。目前我们中国的文章是越发越多，而且是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刊物 也越办越多，而且还不断出增刊。但在这些表面上是数量大跃进式恶性膨胀的同时，学术质量、学术水准非但 没有呈正比例提升，反倒有的还在严重滑坡。有的中青年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 三四百篇论文，有的人写简历动不动就说自己有上千万字的著述。这种情况，理科有，文科更多。 第四，假冒伪劣。假冒他人名义，搞所谓的“著书立说”。山东某大学科社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人．，拿 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反复复印，差一点儿弄假成真，后因知情人的揭发而漏 馅。许多地方院校的人，为了评高级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然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作 为他的所谓“成果”。在北京，一度有人自甘堕落，公开在电线杆子上贴“告示”明码标价，公开卖稿。 第五，抄袭剽窃。这已经成为一大学术公害。《方法》杂志编辑部的文章称之为“学术蝗祸”，“这场蝗 祸近年来正在学界蔓延并严重蚕食着学术界的人格规范和学术规范”，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对此痛心疾首。在 《“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一文发表后，我曾陆续收到一些朋友的来信， 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先生的来信最让我感动。这位学富五车的老先生感慨：“现 在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不仅有剽窃国人著作的土匪，而且有剽窃外人论著的海盗；不仅在年 轻人当中有这类现象，而且有极少数博士生导师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也是这么做的；这类假冒伪劣作品不仅能出 版，而且可以获得规格甚高的优秀成果奖。你想提出批评吗？……真是困难重重!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努力，但 收效甚微；因为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权。” 第六，沽名钓誉。有不少非学术界的人，在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以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关系或金钱关系， 以利益作交换，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一些名牌大学的客座教授、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些名号一旦到手后，即去掉客座、名誉、顾问、兼职字样，以“教授”的名分招摇过市，捞取更大的学术荣 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当读到伍铁平教授的《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一文以后，不少学者开诚布公地表 示，现在学术界不是有没有骗子的问题，而是有多少骗子的问题。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中国还是一个高 等教育相当落后的国家，但20多年来真真假假的教授的数量增长之快、人数之多，却是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 的。1997年9月19日，李岚清副总理给原国家教委作过这样一个批示：“教授是一项崇高的称谓，有的国家甚 至一个系只能有一位教授。兼职教授不是不可以，但一是本人得够资格；二是要有需要；三是要名副其实，要 上课、讲学、搞科研。否则教授贬值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的耻辱。” 第七，高等教育和学位注水。比如，在北京，在全国，到处是公开制造贩卖假文凭。究竟有多少张假文凭 已经散落和正在流人民间？_究竟有多少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靠假文凭在谋取权力、职称、地位、名誉和利益？也 许，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光明日报》2000年2月19日发表的该报记者朱振国的报道说，自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授权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学位证书认证工作以来，从该中心为国内一些用人单位、接受升学 单位及国外有关机构所进行的认证情况看，假冒学位、学历证书大约占申请总数的20%。这篇报道还披露说： “甚至经国家公证部门公证后到国外使用的学位证书也有假的，有的假冒证书连授学位的学校本身都不存在。 公安部门在北京、南京、深圳、武汉等地陆续破获了伪造、贩卖假证书的犯罪团伙。他们使用的制假工具先 进，伪造的证书逼真，假冒证书的数量和扩散范围相当惊人。” 第八，学术评审深度腐败。在学术职称评聘、学术奖项评审、科研基金与项目评定等环节中，一直存在严 重的腐败现象。最主要的是，利用权力关系，垄断学术资源。以正在走向异化的学术评奖为例，如果说它原本 具有奖励机制的话，那么，现在的学术评奖正在越来越名不副实，正在急剧地退化为它的反面。更可怕的是， 这还正在成为学风不正、学术腐败的一个新的源头和生长点。由于体制使然，学术评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退化 为某些学界特权人士维护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由此而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 “获奖专业户”。2000年，以《读书》杂志和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的名义举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尽管 据称曾“取经诺贝尔”“想把这一奖项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其评奖过程也曾 被认为是“学术民主动人的一幕”“前所未有的认真”，但终因其评奖委员会名誉主席获荣誉奖、《读书》执 行主编兼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获著作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获文章奖而在学界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一 场有众多专家学者广泛参与的学术评奖问题大讨论。再如，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最 近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1994-1998年)优秀成果评奖中的学术腐败现象，称之为“学术腐败在政府评 价体制中的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 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 响”。不可思议的是，“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 票，已达到了出神人化的程度。在一次评奖的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 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危害 对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首先，它严重侵蚀学术文化界，不仅是学术、文化 公害，而且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公害。这些学界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还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病毒式传染，对全社 会造成恶性循环的严重后果。其次，败坏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致 力于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还在搞“211工程”，那么，在当今学风文风败坏、学 术腐败盛行的情况下，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将如何“建设”？“211工程”，又将“搞” 成怎样？叫人尴尬的是，其中大多数更是名牌学府，既有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 有国家倾斜投资建设的所谓“世界高水平大学”。面对这个花名册中的“国家队”性质的名牌学府业已暴露出 来的严重学风问题，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声称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再次，严重损害中国整体的学 术声誉特别是不利于建树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学界中人，都将是学 术腐败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同时都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换一句话说，不管情愿与否，我们事实上都在 中国学术界这同一艘“泰坦尼克号”上。我们在经济上的造假贩假已使得中国的形象大受影响，同理，假如在 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也得不到遏制的话，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将以何种颜面去面对国际学术界？又将如何向我们 的子孙后代交待？最后，学术腐败对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将造成致命的威胁和损害。 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学术腐败的危害性。华南师范大学王守昌教授指出：“目前学术界也被‘污染’ 了，开始出现令人恶心的‘学术腐败’，这种现象如不及时遏制，势必导致我国的学术水平大滑坡!”北京大 学陈平原教授指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这话没错，但不应当喊为 中国学界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 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像’正在逐渐瓦解。”尤其是，学术腐败已经溢出可控范围，难以 遏制，“学术的正面形象没有得到真正确立”。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痛定思痛道：“在我们目前的社会， 对于学术腐败还处在麻木不仁的地步，防范措施还未跟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呼吁全社会对于这种腐败 的深切关怀。”这些肺腑之言，发人深省，难道不正是一切学术良心未泯、忧国忧民忧学的学界中人应有的共 同立场吗？能简单地指责这是“对知识界的整体的批评”而“显得浅薄和无聊”吗？“我们不必将学术说成是不 食人间烟火、高不可攀，但学术神圣却是一个社会对文明的向往与认同。”也正是与此相关，袁济喜教授的忧 虑不能不让人引起强烈的共鸣：“学术腐败的结果，等于号召人们放弃一切道德良知，蔑视科学与文化，而一 窝蜂地向能够捞取各种好处的当官发财去努力，学界尚且如此，则何以通过学界影响去风化社会中国的精神 文明建设与科教兴国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二、给定材料 1、针对不少用人单位存在的用工不规范问题，天津市劳动监察部门主动出击，从6月13日起进行日常巡视检 查，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天津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在对用人单位的劳动年检以及接到劳动者举报的非法用工检查中发现，一些企业存 在着严重的非法用工行为。为能及时发现并纠正这一问题，市劳动监察部门决定开展劳动保障日常巡视活动。 市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日常巡视检查的内容包括：招用劳动者的方式、内容和条件；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合 同；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福利待遇；执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女职工、未成年工 特殊劳动保护；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培训；制定劳动管理制度，并按照规定备案；就业服务机构的中介服务，职 业技能鉴定、职业培训；医疗服务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和执行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情况。 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强调，在日常巡视检查中，用人单位和有关机构应当如实向执法人员提供相关材料，不 得提供虚假资料及伪证，不得隐匿、毁灭有关证据，拒绝阻挠劳动保障监察执法的，将依据劳动法律法规严肃 处理；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表示，从6月23日起，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要求建筑施工企业必须建立作业人员 劳务档案，记录人员身份证号、职业资格证书号、劳动合同编号等情况。 劳动保障部门表示，为了实施用工实名，这次劳动保障部门将对建筑施工企业开、复开实行登记制度。北京 市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于开、复工前，向所在街道、乡镇劳动保障部门报送《建筑施工企业开复工登记表》，汇 报项目经理姓名、用工人数等有关问题，以方便出现问题后劳动保障部门追讨工资。 3、深圳市劳动保障局上周派出14个督查组，对关外宝安、龙岗的企业开展劳务工权益保护检查发现，29家 企业拖欠2570名员3232资，涉及金额约355万元。 据统计，14个督查小组共检查用人单位146家，涉及劳务工12.38万人。从检查的情况看，两区落实劳务工劳 动保障权益保护工作的总体情况良好。用人单位积极为劳务工缴纳工伤保险，参保比例达90%，其中龙岗区更 达到94%。 企业守法用工程度不一，南太电子(深圳公司)等企业劳动合同、用工手续齐全，养老、医疗及工伤保险参保 率达100%，工资准时发放，足额支付加班工资，还为员工提供足够的文化娱乐设施，员工平时就能在公司内上 网、唱卡拉OK、阅览图书。这些典型守法用人单位用工规模都相当大，多以从事外向型贸易为主，国外客户不 仅严格考虑产品质量而且看重劳工权益保护情况，经营者依法用工意识很强。 一些来料加工企业严重超时加班。6月16日，市区镇三级劳动监察人员对宝安区西乡镇黄田草围村鸿来印染 厂进行检查。该厂18名员工投诉工厂强逼工人超长时间加班，每天晚上加班至深夜12时，有时甚至到凌晨3 时，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检查人员对这家企业依法进行检查时，受到厂方的阻挠。目前，监察人员正 对这家企业进行调查取证。监察人员反映，调查时，一些员工为保住工作敢怒不敢言，甚至盲目依从经营者向 执法人员撒谎，使调查取证难上加难。 4、7月1日起，云南省劳动保障部门将通过行政许可公示制度，将本单位实施的劳动保障行政许可项目、时 间、程序和监督办法公示于众，以增强劳动保障工作透明度，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 据了解，省劳动保障厅厅属各有关机构将通过发布公告、通告、新闻媒体报道；办公区内张榜；设置公示 栏、公示牌或电子显示屏；厅网站公布等形式，将本单位实施的劳动保障行政许可项目、时限、程序和监督管 理办法公示于众。公示内容包括行政许可项目名称；设定行政许可的依据；办理行政许可应具备的条件；办理 程序(包括受理程序、处理程序、后续程序等)；办理时限；申请人应提交的材料目录；申请书示范文本；是否 收费、收费标准及依据；承办人员、负责人、监督机构及电话；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包括准予行政许可的决 定、不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5、从天津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获悉，2003年度劳动保障年检工作于日前结束。在劳动年检中，全市各级劳 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对29 982户用人单位进行了年检登记。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督促用人单位补签劳动合同(协议)59 302份，补缴养老保险费2 841.17万元，失业保险费 1 166.57万元，医陪保险费341.38万元；补办社保登记证880户，补发职工工资556.18万元，补办职业资格证 书2030本。与此同时，对用工行为不规范的803户用人单位下达《整改指令书》，并对29家严重违规的用人单 位实施行政处罚，处罚金额为12.3万元。 这次专项执法大检查，将对使用外地务工人员较多的各类企业采取逐个检查的方法，重点用工大户一个不 漏。 据报道，这次检查对各类企业发生的劳动保障法案件，均要提出明确的限期整改要求，凡是在规定期限内没 有按要求进行整改的，要依据各项有关规定从严进行行政处罚。

给定材料 1．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来往走动，互赠礼物，互祝安康，也是美好情谊的表达。特别是在结婚这样的喜事上更是讲究礼尚往来。操办婚礼无可厚非，但是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几百几千的份子钱，亲朋好友连吃多天的婚宴酒席等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在一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人情消费”持续攀升，“面子工程”随处可见。 “我和对象谈了两年多，打算过两个月结婚，可没有想到结婚太烧钱了，家里实在凑不够那么多钱，我不得不准备贷款结婚。”在H市打工的小伙L说。前不久，双方父母见面商议婚事，没想到仅彩礼一项就要15万元，还有看亲、定亲、喝甜酒等各种陈规旧俗，一场婚礼办下来没有30万元搞不定。 L说，他的家乡是贫困县，但是村里婚丧嫁娶攀比之风盛行。2015年“彩礼”一般为10万元到12万元，2016年“涨”到15万元左右。结婚要大宴三天，小孩满月、老人过寿、子女升学、乔迁新居等都要设宴吃请，令很多农民不堪重负。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人情往来都很正常，甚至把大操大办当作孝敬老人、关爱子女的一种表现，而且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导致竞相效仿，形成“人人喊打、人人参与”的不良局面。 还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的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光宗耀祖，显摆身份和价值。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替别人办了很多事情，积累了不少人情，认为借婚丧嫁娶收点礼金、礼品理所当然。 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关于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规定，但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到位，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变着花样操办以逃避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纪检部门主管单位，由于碍于情面，又不愿得罪人，存在监管和查处失之于软的问题。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严重超出群众经济承受能力，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发展，更与崇尚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背道而驰，亟待破解。 2．F省Q市一名干部刚刚结完婚，她在婚前执行报批制度，认真填写了《N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举办婚礼报告表》，向组织说明婚礼操办时间、地点、邀请人数等情况，婚礼现场也是仪式从简，人员从少。这是Q市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大家都非常看重传统习俗，尽管婚丧喜庆事宜铺张浪费严重，但没有人愿意拉下面子简办。如今，随着党员干部带头，逐渐形成新的风气，老百姓反映轻松多了，压力也小了，纷纷拍手叫好。”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陋习旧俗腐蚀的不仅是社会风气，还有Q市的文化根基。为此，Q市专门制定《深化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党员干部发挥“五带头”作用，即带头节俭办理婚丧嫁娶事宜、带头革除陈规陋习、带头树立文明风尚、带头落实生态安葬、带头宣传移风易俗。紧接着，该市又出台《Q市厉行节约文明举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提倡“非亲不请、非亲不去”，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以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同时，Q市还注重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作用，由村干部带头，以村(居)民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为切入点，召开村民代表委员会，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内容融入其中，提倡“全民参与、自我约束”，兴起破除陋习的新风。 据统计，Q市下辖的J市共有392个村居通过公订公示、共信共行等方式，把群众简办红白喜事的意愿转化为村规民约，简办红白喜事从开始的躲躲闪闪变成了现在的理直气壮。在沿海地区大力倡导简办红白喜事的同时，山区也悄然兴起破除陋俗的新风。 “以前年景不好的时候，还得向亲戚借钱办喜宴，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为此事犯愁了。”Q市贫困户林先生开心地说。原来，林先生所在地在2016年年底联合邻村制订《村规民约》，取消了每年春节期间举办“佛生日”宴的老规矩，减轻了群众负担。据统计，全县已有100多个村修改了村规民约，“约”定简办红白喜事。 此外，村干部带头，积极引导村民简办红白喜事，杜绝铺张浪费，省下的资金，拿出一部分进行爱心捐助，定期对困难户、老年人进行慰问，形成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乡风，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各级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率先垂范，倡导文化引领、破旧立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带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3．斑马线是行人的安全“生命线”，斑马线上的文明，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数。虽然我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但很多人的驾驶习惯还停留在自行车时代，以方便自己为中心，甚至无视交通法规，导致抢行斑马线的驾驶陋习成为顽疾。 观察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交通文明是很直观的窗口。行人遇红灯时，能否主动等候、不抢行；汽车通过斑马线时，驾驶员是踩一脚刹车给行人一个善意礼让的手势，还是加一脚油门鸣着喇叭抢行，都体现着汽车社会的文明程度。然而，由于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无视斑马线的存在，为了自己的便利快捷，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时争道，使得“生命线”屡成“夺命线”。数据显示：2015—2017年近三年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总量的90％。 “斑马线礼让行人”，不仅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更是机动车驾驶者的文明体现。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但是，一些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的行为比较普遍，在斑马线前争道抢行的问题突出，未将“礼让行人”真正变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出行习惯，从而出现持续不断“抢线大战”。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有相应的罚则：“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3分。”然而，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针对“不礼让斑马线”的执法在很多地方并未真正落地。 为了敦促驾驶员礼让行人，一些地方尝试了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路口，安排专门义工手拿竖大拇指的牌子过街，对礼让的司机表达敬意；设立奖励政策，对主动礼让的司机给予油卡、现金奖励。不过，“大拇指”的新鲜劲儿过去后，礼让效果很快就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渐渐不了了之。奖励“礼让斑马线”的做法，也带来了谬奖的质疑。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执法部门不能本末倒置，要用严格执法来旗帜鲜明地宣示，“礼让斑马线”是一项法定义务，驾驶员必须无条件遵守。 当然，我们不能不正视源于“行人”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个别行人对“闯红灯”“抢黄灯”毫不在意。在斑马线上慢吞吞过马路的，不只是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更有为数不少的“低头族”，这也是交通事故隐患的潜在因素。 行人与机动车看似矛盾，实际上他们是交通参与的统一体。行人可能是司机，司机也可能是行人，他们在生活中总是互换，机动车给行人创造一个好的出行的环境，也是为自己作为行人创造安全的过马路生态；行人不闯红灯，既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家庭负责，也是为社会负责，为自己作为司机时创造良好的行车环境。只有礼让斑马线的车多了，乱穿马路的人少了，“斑马线惨案”“路怒”等发生的概率才会下降。人们出行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汽车社会也会因礼让而更加和谐通畅。 4．写春联、放鞭炮、办晚会……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上，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过年的幸福与快乐，也让人们体会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精神内涵。 当下很多人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过年越来越没意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生活充裕后，人们的选择变多了，胃口变挑剔了，再加上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对年失去了以往的那种虔诚与重视。其实，春节不只是聚在一起吃饱喝足，也不是物质的过度消费，而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贯穿其中。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都不该让传统文化、过年习俗走远。我们应当看到，老百姓对春节有很强的心理认同感，贴春联、吃饺子是文化，放鞭炮也是文化，而穿新衣、发压岁钱，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置于“互联网+”时代，发微信、短信等新年俗，同样蕴含着文化禀赋。而这些，恰恰被人们所忽略。所以说，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并将其融入过年的每一个细节中，那么春节才会透出浓郁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并富有更强的生命力。 春节的意义在于传承过年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文化元素，并对历史的、传统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时代创新激活传统的“文化基因”，以更好的创意赢得人们的认同，汲取向上向善的力量。 让“有文化的春节”成为新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看一场大戏，或是听一段音乐，还是读一本好书，这个时候，只有政府精心搭好台，百姓才能尽兴唱好戏。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文化场馆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广泛开展送演出、送电影、送书画、送展览、送春联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主力，多创设活动载体，多搭建草根舞台，多营造体验空间，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节日中更多的现场感，让群众在自编自演中自娱自乐，在浓郁的文化熏陶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年味其实就是“文化味”，把春节文化挖掘、保护好了，年味也就保住了，就能找寻到过年的那些仪式感。于此而言，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文明交融互补，把春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彰显出来，使其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探索。 5．千百年来，无论是春节等节日还是婚丧嫁娶等家庭大事，燃放烟花爆竹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中。但是，因燃放烟花爆竹而使人受伤、导致火灾以及对空气污染的报道也占据了不少报纸的版面。禁放烟花爆竹，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心声。 2017年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减少成为很多人的共同感受。北京市政府烟花办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正月初五晚，农历鸡年春节期间北京市共销售烟花爆竹12．2万箱，比2016年同期的17．5万箱下降30．3％，燃放总量和持续时间比往年明显减少；除夕零时至初五24时，全市共因燃放烟花爆竹伤人81人，同比下降21．4％，无死亡、摘眼球等情况发生。 据环保部通报，除夕夜，上海、南京、杭州、太原等实施禁放限放措施的城市，PM2．5浓度均未出现明显上升，和本地未禁放限放的年度相比大幅下降。上海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日益突出的空气污染让公众对禁放限放政策越来越支持。自实行“禁放”令后，在规定区域不放鞭炮，在其他区域少放鞭炮成了市民们的“约定俗成”。 2017年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减少某种程度上是人们环保意识增强的一个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愿意以实际行动投入环保之中。所以，应抓住这一难得的“共识”，推动包括治霾在内的环保全民行动。 “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就通过悬挂横幅、电子屏幕滚动播出、‘小喇叭’宣传提示、微信朋友圈宣传等多种形式，发动党员带头示范，动员、倡导社区居民禁燃烟花爆竹。”2017年2月3日，Z省C县某社区居委会主任X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打扫小区卫生，她说：“从小区卫生情况来看，燃放烟花爆竹的现象少了很多。” 6．在新加坡，闯红灯、吐口痰、乱扔垃圾是很丢人的事。大街上，看不到随便丢垃圾的，也听不到一个按汽车喇叭的；过斑马线，汽车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新加坡人的文明素质如此之高，不是与生俱来的。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 新加坡把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同时推出了“垃圾虫劳改法令”。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应该说，对于不文明行为，除了道德谴责，还依法治理，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升华、公序良俗健康的法宝与秘籍。 从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的“大扫除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礼貌运动”“取缔乱抛垃圾运动”“清洁公厕运动”等，几乎每月都有重要的运动或专门的活动周或活动日。这些社会运动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让维护公共文明成为全民共识，为依法治理奠定了良好社会和文化基础。 同时，新加坡从幼儿开始就将文明道德规范课纳入教学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编写不同的教材；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编写不同语言的宣传材料，进行环境卫生、文明道德的宣传教育，让市民从小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和行为习惯。 德国，在历史上，曾经分布着300多个小公国，每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小公国不复存在，但小规模“管理单元”的模式保存了下来，演变为如今德国社会各种各样协会型的管理组织。这些管理组织对社会公德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区居民自管会。在较大的居民楼内，住户通常会投票选出一名楼长和几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会”，所有居民都是会员。物业公司与自管会成员定期开会，就一些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沟通。 目前，德国有大约59万个登记协会，超过50％的德国人至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种类繁多，如妇女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社区自管会等，大部分协会都是为某项事业贡献一分力量。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并敦促会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了不该做什么，而协会就好比身边的“父亲”，提醒你应该做什么。有了这些积极活跃的协会，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正是促进社会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重要因素。 韩国，人口约5125万，汽车保有量达2000多万辆，而到过韩国的外国人，普遍对韩国的交通秩序有着较好的印象，人车不争，鲜有“路怒”，礼让，有序。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3879名首尔市民组成举报委员会，走上交通混杂的街头，“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启蒙运动正式开始。1999年，面对韩国私家车暴增、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伤亡剧增的局面，政府开始实施细致管控。 在韩国，任何涉及汽车和摩托车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车都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失。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05％以上为酒驾，酒精含量不同将被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最多可处300万韩元罚金(约合1．79万元人民币)。醉驾3次以上或者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者，可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1000万韩元。 交通管控设备系统的完善，也对韩国交通文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警察厅表示，电子监控装置主要分为车辆监控和防范用途，目前全国共安装了约14万个监控装置。韩国街头很少看到交警，交通信号控制和道路电子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和普遍化，发挥了“天网恢恢”的关键作用。有了明确的法规和严格的追责，韩国交通的井然秩序和礼让风尚才最终形成。 “文化世界杯，观光韩国”是韩国政府当年的口号。为了展现韩国魅力，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转变姿态，亲切服务，培养先进旅游观光文化”活动。为使市民讲文明、懂礼貌，韩国电视每天播放一分钟的公益广告，并号召家庭成员共同收看。另外，政府还在细微之处下功夫，鼓励国民在电梯中相遇首先打招呼，每天让行十次，培养交通文明，对别人的礼让以微笑作为答谢，还有倾听他人讲话、拒绝脏话等礼仪规范。

二、给定材料　　　　　　　　　　　　　　　　重庆行政许可法考试　　　　　　　　　　　　　　　207名公务员舞弊得0分　　重庆市人事局教育培训处人士向记者介绍说，今年6月下旬举行的市级机关《行政许可法》考试中发现有207名公务员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他们都被判零分，并接受自费重新参加培训和考试的处理。　　据了解，6月19日和20日，重庆市人事局组织市级机关1．1万多名公务员参加《行政许可法》考试，考试方式为开卷。试后，除4人考试成绩未达60分的及格分数线外，出现了多达207份的"问题"试卷，其中205份试卷答题内容的相同率为99％，有的试卷字迹明显同属1人，还有2份试卷是用复写纸答的。　　教育培训处负责人认为，《行政许可法》是我国新近实行的一项重要法律，对公务员来说尤其应该掌握其相关知识，在这次考试中竟然出现如此现象，所以要严格对公务员的评估工作纪律，切实做到坚持标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严禁弄虚作假，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据分析，这次考试出现如此多的"问题"试卷，其原因在于，一些公务员认识不到位，认为《行政许可法》考试不重要；有的单位购买教材较少，没有做到每人1册，考生没有资料可供复习。　　据了解，重庆市人事局让这些违规的公务员吃了"鸭蛋"，同时还进行了相应处理：当事人当年不能参加评优，调资晋级推迟1年。《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考试考核暂行办法》中规定：凡考试、考核确定为不合格等次或取消考试考核资格者，必须自费重新参加培训和考试。　　　　　　　　　　　　　　　　　　　　　　　　　　　　　　　　　　　　　――重庆日报　　　　　　　　　　　　　　　　　考试作弊缺课严重　　　　　　　　　　　　　　　浙江省委党校32名干部得零分　　正科级干部郭先生来电：浙江省委党校的学风考风越来越好了。7月份，党校函授学院贴出一纸白榜，32位同学因考试作弊或缺课严重作零分处理。处理这么严肃，以前想都没有想到。　　记者了解报道：郭先生去年开始到党校学习，原以为拿张文凭总是件简单的事。上了一个学期，他就感觉自己想得太轻松了，党校绝不是混文凭的地方，上课认真不说，考勤也相当严格。学校规定，面授缺课超过1/3者，不准参加该课的期末考试，只能补考；旷课超过1/3者，取消该课期末考试和缓补考资格。他说，他早就想给85100000打电话，前几天看到那张白纸，终于忍不住了。　　昨天，党校函授学院上百名考生考完了这个学期的最后一门，也许贴在教学大楼入口处那张白纸起了威慑作用，秩序井然，没有一人作弊。"党校的考风考纪一年比一年好。"学院院长杨仲林笑着说："这三四年我们一直狠抓学风考风，一发现有作弊行为肯定零分处理，立即张榜公布，到那时谁来电话说情都没用了。"　　由于学生都是党员干部，刚开始真刀真枪抓考纪还真有一定难度。党校的人都还记得这件事：一位干部考试抄袭，被老师发现后他解释，前段日子参加抗洪，实在没时间复习。老师虽然敬佩他是抗洪英雄，但还是给了零分处理。正是这样，学生中作弊人员逐年减少，2000年函授学院入学考试，抓到71位作弊者，去年55位，今年40位。　　杨院长说，党校不是混文凭的地方，还要更好地加强学风建设。　　可以提及的是，为了给这些"鸭蛋学生"一个改过的机会，学校在白榜上公布的是他们的班级和学号，而掩去了他们的姓名。学校希望他们能引以为戒，通过学习掌握真正的本领。　　　　　　　　　　　　　　　　　　　　　　　　　　　　　　　　　　　　――中国青年报　　　　　　　　　　　　　　　　　　　职称外语考试　　　　　　　　　　　　　　　鹰城四千人参加三百多人作弊被抓　　昨日，记者从市干部考试中心了解到，在4月11日举行的全国职称外语统一考试中，我市有352名考试作弊者被查处。　　这次统一考试，我市共有4314名考生参加考试，为我市历年来参考人数最多的一次。有352名考生因找人替考或考试中有作弊行为被捉，这些考试作弊者的考号和姓名已在市干部考试中心公布栏中公开向社会公布(考试中心也希望社会各界对漏查者进行举报，通过核对笔迹查证)。其中找人替考者除取消考试成绩、3年内不得报考各类人事考试之外，考试中心还将把找人替考者和替人考试者通知其所在单位。据市干部考试中心负责人介绍，为保证这次考试的严肃、公正，市干部考试中心加大了监考力度和对找人替考者的查处力度，除对一些严重违反考试纪律的考生进行当场处理外，对考生在考场携带、使用的通信工具进行了收缴登记，还要求填写备查表的可疑人员到考试中心核对笔迹。　　　　　　　　　　　　　　　　　　　　　　　　　　　　　　　　　　　　　――平顶山日报　　思路引导　　该给定材料反映的是一些地方对干部考试作弊从严处理，此举可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干部考试作弊，这与一个普通学生考试作弊有着本质的不同。干部考试作弊其实是腐败现象在这一领域的一个反映，也是干部诚信缺失的一个表现。在完成这套题目时，切忌不要就事论事，一定要有升华和提炼。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资料显示，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一般在35%以上，发展中国家一般在20%～ 30%之间，我国2000年为14%。据有关方面测算，西方发达国家税收的征收率一般为85%左右，我国为65%左右。 据调查，全国有根据、经批准的行政收费有6 000多项，涉及金额几千亿元。此外，还存在重复收费、超标收费、“搭车”收费等乱收费、乱罚款现象。企业缴纳费用项目约有2/3是地方政府越权自定的。不少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因收费过重而停业、歇业。可以说，费多费乱税源断。 世界银行调查表明，我国财政在公共设施方面建设投资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进行过多次机构改革，目前财政供养人口需增加的工资性支出仍占国家新增财力60%以上。世界上 90多个国家开征社保税。我国社会保险金采取统筹缴费形式，但拖欠偷逃缴费现象严重。 一些地方群众中流传“头税(农业税)轻，二税(合同内负担)重，三税四税(‘三乱’)无底洞”，这是一些地方的农民不堪重负的心里话。2001年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规范了农村税费制度和征收方式，明晰了乡村两级财政支出范围，有效地遏制了农村“三乱”现象。试点地区农民减负率一般都在20%以上。如安徽省减轻农民负担近17亿元，人均减负30多元，减幅达31%。老百姓高兴地说，税费改革是法治之道、德治之举、富民之策、民心工程。 为推动农村税费改革，中央财政将拿出200亿到300亿元补贴给困难省(市、区)的农村，但这个数目离实际需要差距很大。基层干部反映，“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我们也知道农民苦，但不收费又哪来钱养干部?不养干部那么多任务谁来完成?”农村税费改革仍步履艰难。 2．在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农民李阳烈过去一直住在低矮的茅草房内。去年年底，他拿出攒了20多年的积蓄建了一幢新房，但让李老汉想不到的是：房子盖好后，一张张要钱的单据也随之而来。 从收费的单据上看，有国土部门、税务部门、林业部门等。在收取费用的国土所上级单位资阳市雁江区国土局，记者了解到本来只收10元的土地登记费却收了60元，多收了5倍；本来按照收费标准是8元钱的咨询资料费用实际却收了20元；本来是9元的勘丈费却收了18元、30元和35元；而本来没有的“证书图件费”竟然也收了18元。 从抽查结果看，即使是雁江区自己定的收费标准，也都被远远地突破了。一些项目的加码幅度甚至达到了4～5倍!向农民的收费项目中，国土部门的情况如此，而地税部门开的税票金额也不小，只不过其名目是“建筑营业税”。在地税部门厚厚的一摞收税底账上，有很多都是按建筑面积向农民收取的建筑营业税，时间跨度也已经有好几年了。其实，农民个人在建筑过程中，不需缴纳营业税，因为农民是一个建筑主体，而建筑主体不涉及建筑营业税。 在农民的收费单据上，建筑管理部门也加上了自己的收费项目。其中之一就是农民在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时缴纳的“估价费”。估价，原本是为房屋买卖交易提供的一种服务，可在这里，农民自己的房却成了不得不进行估价的对象。结果，很多农民在办证时，稀里糊涂就被拿走了几百块钱的所谓估价费。更为荒唐的是，其实，这里的估价早就内定好了，根本不用一家一户地去估，如此收费实在是轻松得很。 据了解，像这样在农民建房中胡乱收费的情况在资阳市雁江区是相当普遍的。那么，收费部门这样做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原来是部门的利益驱动。就拿奖金来说，收费越多，奖金就越多。有了利益的驱使，伸手乱收费的行为自然也就越来越多。村民杨世昆家看到村里其他建房的都挨了罚，就特意地少建了几个平方米，结果还是没有逃脱掉罚款，因为土地管理所找茬说他私自改建了。如果说杨世昆稀里糊涂地被罚了款有点冤，那么还有另一户人家就更惨了——房子还没修，批宅基地的时候就被罚了删元钱，没有任何缘故就成了处罚对象! 围绕着农民建房问题，当地执法部门如此乱收费、加码收费，除了有部门利益驱动的原因，这种不正之风蔓延的背后还带来了腐败问题。除了上述这些开单子的费用，村民还必须为前来验收房子的国土所和建筑管理所工作人员付生活费。一位村民只修了48平方米的房子，却交给收费人员 300块钱生活费，每来一次是50元，总共来了6次。 资阳市雁江区现在还有很多农民住在茅草房里，许多想建新房的人一想到竟有这么多的收费项目，心里就沉甸甸的；而那些辛辛苦苦攒了20年钱，好不容易盖起一幢房子的农民，看看手里这一大把乱收费的单子，也真是伤透了心。三、申论要求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Y省的咖啡豆是天赐的礼物。”这是一位外国友人对Y省咖啡豆的评价。据统计，Y省大部分咖啡豆种植区的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肥沃的土壤，充足的光照和降雨，明显的昼夜温差，让其所产咖啡豆颗粒饱满、口味醇厚，堪称天地厚养。 “Y省的咖啡豆，可以是高品质的。但这看运气。”咖啡爱好者小王说，“我喝到过有顶级口感的，也喝到过如炒糊的黄豆的。而它们都来自Y省同一产地。”的确，就拿Y省咖啡种植大户B市、P市来说，其仍然以散户种植为主。这些咖啡树的“邻居”可能是烟草、水果、玉米等等。施肥、除虫这些都可能没有。咖啡果本身是水果，风一吹，各种植物的花粉漫天，以这样简单粗暴的方式种植，咖啡豆的品质怎么可能稳定呢? Y省某著名的咖啡烘焙师对记者说：“我们的咖啡产业，主要还是在做咖啡豆供给，这属于产业链底端。种植的搞种植，烘焙的搞烘焙，各自为政，还要相互挤压利润空间。” Y省的咖啡豆在国际上确实有些名气，但这种名气并不属于当地品牌，它只是在Y省生长出来的产品的属性。很多著名连锁咖啡店使用的咖啡豆就是产自Y省的，但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自己在喝Y省的咖啡，而是在喝咖啡店的咖啡。 现阶段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远落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不过，近几年“互联网+咖啡”模式进一步发展，一部分人有了喝现磨咖啡的习惯。同时，即饮咖啡市场也在兴起。较之速溶咖啡，现磨、即饮对口感要求高，更倾向于使用阿拉比卡豆(咖啡豆的一种)，而Y省种植的主要就是阿拉比卡豆。 “我们不想种咖啡豆了。”Y省咖农老张对记者抱怨着，“我们的咖啡豆价格比巴西、印尼、越南低，但采摘成本却高很多。所以，我们不赚钱，有时还赔本。我在电视上看到，有的地方的农产品是一个村甚至几个村一起统一种植、统一收割、统一标准加工，再‘组团进城’销售。我们要是也能那样就好了。” 当然也有好消息：2015年，两条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这促进了Y省咖啡出口贸易井喷式增长。当年，Y省咖啡创汇逾4亿美元，比上年翻了将近一番。可不少咖农还是担心：“我们隔壁可是世界上速溶咖啡产量最大的国家啊，会不会它们顺着国际货运列车，来抢我们的生意?” “我们咖啡单产高。这应是优势，而不是我们产能过剩的原因。但在很早之前，我们就已有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问题。”Y省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并没有从‘中国咖啡市场高速增长’中得到多少利润。举个例子，我们供给某外国品牌咖啡店的咖啡豆价格是25元一公斤，而它们在中国卖一杯咖啡就要价30元。其实，我们已建成了国内最大的焙炒咖啡生产线，还有几十个咖啡品牌以及大量的满怀热情的咖啡产业技术人才，这些都是我们咖啡业发展的条件。” “我们有难得的适宜种植利润丰厚的微批次精品咖啡豆的微环境、微气候。”某咖啡品牌主理人小洁感叹道，“可什么是精品，怎样才算微批次?我们用的是国外的概念和标准。而从种植到加工生产经营企业，有执行国际咖啡组织认证标准的，有执行欧盟认证标准的，有执行美国、日本认证标准的，可谓五花八门。为什么我们不制定符合我们国情，又兼容于国际的标准呢?不行动起来，我们还是会一直被牵着鼻子走。” 标准多等于无标准，品牌杂导致无名牌。目前，因咖啡产品生产技术认证标准不成体系，Y省咖啡产业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加工，各个企业处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境地。“一些浑水摸鱼、以次充好的经营者忽悠了消费者，也伤害了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做咖啡的人。”小洁不无痛心地说。 其实，对于咖啡产业，Y省政府是高度重视和支持的，不仅出台了发展指导意见，更协助一些咖啡种植庄园从全球主产区引进瑰夏等优质咖啡品种，建起了世界咖啡博览园和Y省咖啡种子基因库，专注改善Y省咖啡品种单一的现状。经过近五年的种植培育，Y省某庄园已经产出了对当地环境、气候更加适应，风味更佳的二代品种。“这些成功的行动说明我们的地理环境和技术是很棒的，说明中国有好咖啡，就在我们这儿。”一位当地的咖啡庄园主人说道。 小杨是Y省某咖啡品牌创始人，他所经营的咖啡网店的年营收已破千万元，是国内最著名、最成功的咖啡电商之一。“曾经有个记者朋友用‘三杯咖啡’形容我的咖啡电商创业历程。第一杯是苦后回甘，第二杯是保持原味本色，第三杯是着力花式调配。其实，在我心中就一个字——动。”自称“咖啡创业青年”的小杨轻松地笑着，“千百万次地想‘要让全国都喜欢我们Y省的咖啡’，不如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再踏踏实实地走下去。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也有诸多后发劣势……所以，一切的一切都需要行动起来。因为，之于世间事，‘静’会给予很多‘如果’的假想，可唯有‘动’能带来‘但是’的希望。” 2．“以前啊，这里很多老房子被废弃，濒临倒塌。屋顶残破，梁柱上出现斑斑点点的虫眼……像奄奄一息的病人。”XN村支书老王对从省里来调研的小姚介绍着，“屋里不亮堂，杂草丛生，墙体垮塌，有的连横梁都断裂了。” “那时候，这儿的老房子基本没人住。我也跟着儿子去了县城。时不时回来一趟，可村子都空了。”村民吴大妈回忆时也不无叹息，“修得再漂亮，没人住也就是个屋子，没有人味儿!” 作家阿敏是XN村的租客，她已在村里住了些年头了。“我曾经离开过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这里人越来越少，没有种田、犁地、收谷、摘果等生产活动。没有欢歌，没有笑语。这里成了‘空心村’，没有真正的生活气息，没有我想要的乡村民居的味道。” “再不行动起来，要不了几年，我们村就将不复存在了!”当时，这样的警告在老王脑袋里响起。“我们的房子大部分不属于文物级别，没有办法申请经费修葺。但我们自己也得想办法，赶紧行动起来啊。” 2010年春，在老王和本村热心村民老冯的牵头下，全村人合力捐款捐物，自筹4万多元，对村里最具特色和保护价值的Y堂大宅院正屋破损部位进行了集中修缮，制定了以“保护环境、不准私占、清理整洁、损坏赔偿”等为基本内容的大宅院保护公约。此后，村民们自发成立了村志愿队，不仅承担了公共区域保洁工作，更常常挨家挨户地排查危房安全隐患，宣传自用民屋的日常修葺维护常识。“房子嘛，最怕水和火。没有人住就容易坏掉。人住着，房子有点啥问题也能及时察觉。本来随便弄弄就能解决的小问题，因为没人，几年下来，就成了大问题了。” XN村请相关部门对全村有文物保护、旅游等方面价值的民居进行了清理，并划定了保护区域网格，树立了保护标志。而村民们更是主动地当起了网格员，协助建立各栋民居的档案。 这几年，返乡的人越来越多，村里又有了生气。人回来了，自然是要居住的，这时候再不行动就没有道理了。 “现在村里用土地流转办联合社赚到的钱给大家改善了供水供电和通讯条件。住起来确实比以前舒服多啦。”吴大妈说道，“能住得舒服，谁不爱自己的老家呢?” 在调研完XN村自发的民居保护工作后，小姚在笔记上写道： 有居民，方有民居。和巍峨雄伟的皇宫比，民居更能代表中国的人文精神和生命血脉。它是家，是安身之处和心灵寄托。但保护再重要，也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在民居保护工作中，我们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过于追求“原汁原味”，只强调对民居原貌的修葺和保持，忽视甚至限制必要的现代化改造。这样的民居难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最后只会导致“人去屋空”。而另一个则是过度的现代化甚至是商业化的改造。比如某些古街改造，把各个时期的旧民居改建成清一色的仿古建筑，沿路店面几乎全在经营衣服、箱包，成了“服饰箱包一条街”，它们是商业之地，却不是人们生活之所。 3．为了开辟“第二课堂”，阻断贫困代际传递，H市F县PA乡全面开展了教师家访工作。老师们送“育”上门，在学生家庭密集的院坝、楼栋等地，召开“院坝家长会”“楼栋家长会”，宣传教育政策、倾听家长意见。58名教师利用下班、双休日等，送“爱”上门，对学生逐一进行家访，了解家庭情况、沟通教育方法，把孤儿、单亲、留守等特殊情况家庭作为重点家访对象，通过举办关爱活动、微信视频联线等方式，关爱学生成长。其后，他们还开展了“家访问题分析会”，对家长意见、建议相对集中的热点问题逐条进行分析，商讨解决方案，并定期回访，营造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家校共育”氛围。 而如此细致的家访工作的背景又是什么呢?“前些年，我们调研时发现，不少群众对政府有怨气，使得危房改造、厕所改造等不少利国利民的工作推进落实难。”F县县委书记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干部和群众走动少了、交流少了，干群没有打成一片，没有建立起“骨肉相连”的信任感。2016年，F县开始探索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农技随访的“四访”机制。 PA乡正是该县“四访”工作的示范代表。在PA乡，全乡划分为50个网格，有112名网格员，他们负责走访7016户农户。以下是关于PA乡“四访”工作的部分情况： “要不是党的关心，哪能住新屋?”老熊在自家新房里对记者感叹道。往昔在他眼前浮现：自己因骨髓炎截肢而痛不欲生，土坯房钻风漏雨更是让人度日如年……多年来，老熊与妻子都想改变家里境况，却力不从心。自“四访”工作开展以来，老熊家的困境在慢慢改变。从被列入建卡贫困户起，老熊就发现来访的干部多了，不仅来得勤，还问得细：每个家庭成员的年龄、文化程度、就业、身体状况，厨房、厕所、猪圈，土地是流转还是自己种，现有条件能发展哪些产业……事无巨细，都详细记录在了他们为老熊家建的台账里。老熊当上了护林员，妻子也成了村里的保洁员，两个人的工资让全家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夏大妈2018年种了近3亩的辣椒，收入两万余元。在2017年她也种了半亩小米椒，却只卖了千余元。究竟发生了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关键就是农技员来指导。”PA乡党委书记老文说，乡里引进了农业公司，建起了蔬菜基地。在公司人员的建议下，夏大妈从小米椒改种市场需求量大、价格也更高的二荆条辣椒。在种植中，负责农业技术指导的农服中心主任老任常到夏大妈的辣椒地里进行技术指导。“他们说用农家肥，我就用养的猪、鸡的粪便拌着草木灰来施肥；说要防虫害，我就按他们说的打药。”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夏大妈的二荆条辣椒获得了丰收，农业公司又以高价全部收购。文书记介绍，为了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水平，增收致富，全乡开展了农技随访。乡农服中心先后组织专业骨干75人次，深入农业基地、田间地头，传技术、教方法，为农民提供产业发展上的技术扶持，护航乡镇特色产业发展。 “我有胃病，要经常检查，但大医院太远了。小丁她们定期过来，真是很感谢。”目送医务车在雨中远去，刘阿姨慢慢走回屋内，“现在，我的病情稳定了。通过几次细致的诊查，乡里给我们制定了个性化治疗方案，建立了健康档案。和我家签约的家庭医生每月到我家来问诊至少2次，不仅送医送药上门，还会定期追踪治疗效果。”除了为刘阿姨这样的贫困户落实签约家庭医生外，PA乡还实行村医常态化入户送诊，对小病小患及时送诊送药，对突发性疾病由村医通过电话与签约医生等进行会诊，病情严重的由村医联系驻村工作队共同送往医院住院诊疗。这样的巡访，为村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也能及时发现村民潜藏的病患，减少因病致贫。但PA乡的医生巡访工作并不局限于这些。为深化巡访，PA乡进一步统筹乡镇中心卫生院和口碑较好的私人诊所的医务人员，利用群众会、赶场天等，在镇街、各村便民服务中心等人群聚集地，免费为全乡群众进行健康体检，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健康教育、个性化健康管理等服务。 “我们的‘四访’工作可不是各做各的，而是实现了信息的互联共享。教育、健康、技术都和收入息息相关。通过两年多的工作，我们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档案，这对我们这个深度贫困乡的精准脱贫工作有重要意义。”文书记说道。 4．以下是一位游客关于C城的日志： C城环水依山，沟多坡陡，特殊的地形造就了它独特而多样的交通。缆车，横跨两江的客运索道，沟通上下半城的客运电(扶)梯，还有跨过长江、沿江蔓延、穿过楼道的轻轨…… “妹子，你们现在来我们这儿可是方便得多啦。”一个火锅店老板跟我说，“你看看我们这儿的地形条件，当年没客运电梯，没轻轨的时候，大家都是爬坡上坎，稍微走远一点去逛个街、买个东西都麻烦得很呢。” 索道是C城的特色交通，它建在立体的山水间，让乘客在惊喜刺激中欣赏了这儿山环水拥的美景。乘坐跨江索道的最佳时间是晚上，坐在车里可以看到灯火辉煌的市中心半岛。 大扶梯当然也不能错过，它承载着C城的记忆，是连接这座城市上下半城的交通工具：从火车站出来，横穿马路，直接走地下通道，就可以乘坐亚洲最长的坡地扶梯。像我这样初到C城的游客，确实好好感受了一下这地方特色浓郁的交通。KX路电梯建于1986年，是国内首次将室内电梯用于城市公共交通。这个电梯高11层，曾经出现在C城造的火柴盒上，算得上是C城的标志之一。 最最不能错过的，当然是轻轨。C城的轻轨相当魔幻：它越过山岭，跨过长江，沿江蜿蜒，穿过楼道，真的是一站一种风景。 “好多人都以为地上跑的是轻轨，地下跑的就是地铁，才不是呢。”C城交通志愿者张大妈，一直以本地的轻轨为骄傲，“轻轨是载客量小，但移动速度快的轨道交通工具，它有自己的运行轨道，但不一定要与其他车辆隔离。重轨，即地铁，它载客量大，运行高速，独立于其他交通工具。”C城的轻轨采用跨座式单轨，噪音仅60分贝，所以即使穿楼而过，也不会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依山而建的轨道，经常会有大的弯道，最大的弯道接近90度，乘坐轻轨犹如在坐过山车一样，庆幸的是它并没有过山车那么快，还是很平稳的，这引得不少摄影达人争先到访。轻轨1号线的X站被修建成了一个“森林城堡”。N站是2号线与3号线的换乘站点，位于城中心，有着长长的玻璃长廊，是眺望江景的好去处。这里特别适合晚上去，五彩斑斓的灯光、波光粼粼的江面，真的可以触景生情。 我还去了两江汇合之处的码头，沿着高速公路去看沿途风景。“这些年路修好了，货运、客运的生意都好多了。我们这里每个区、每个县都有高速公路，大家来往方便，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嘛。我们这地形条件就这样，财政收入也有限，能把交通搞成这样，不容易啊。” C城地形的复杂造就了建筑的复杂，而地形复杂、建筑复杂又决定了它交通建设的复杂和困难。这复杂程度，需要更多的成本和智慧。“天生如此，但再难也得搞好交通建设，我们唯有精卫填海、愚公移山。”C城交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曾这样形容当地交通建设工作的艰难。 有人说C城是一座SD城市，它的交通向人们展示了，并让人们融入了这座城市山水相依、灯火辉煌的风景，并且它本身就是风景。这些年C城成为“网红”城市，引得各地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领略。这其中，它的特色交通功不可没。 如果说交通是一个城市写在山川河流上的史书，那么C城书写的内容，肯定是丰富而精彩的。为C城点赞! 5．人们建起了墙，关上了门，是维护，是保卫；人们开起了窗，修起了路，是凿通，是交流。与人交流，有得不到回应的尴尬；打开窗户，有被盗的可能；走出去，还有迷路的风险。事事有风险。有人说：有风险，我害怕。然而最大的风险是一点风险都不冒。走出去是风险，也是机遇。只有走出自我的时间和空间，你才会有一份阅历、一份沉淀、一份气质，才不会有动不动就说“这世界居然可以这样”的大惊小怪，才不会有永远偏守“这世界就只是那样”的固执狭隘。只有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我们的乡村才有诗和远方，才不会成为泛黄相片里的凋零的乡愁；只有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共发展、同分享，我们才能一起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应该说，我们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才能让一切保值增值，更添赋流通的美。 “其实，‘交通’本有好几层意思，既包括道路运输，也指通信通讯，更有人际沟通交流之意。”一位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人说道，“不管是道路运输工程建设，还是通信通讯技术的发展，它们的本质和目的都在第三层上：勾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港珠澳大桥、兰渝铁路、海南环岛高铁、京新高速、川藏公路北线、北斗导航、5G技术、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南自贸试验区……它们让天堑变通途，让歧路成坦道；让蓝海与绿洲惊艳相逢，让雪域同水乡美丽邂逅，让天涯若比邻，让新朋成故交。它们打通了一个个偏远断点，让中国经济血脉变得更加畅通，并正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新标志，勾勒出中国经济运行效率的新版图。 一个国家的形象气质，显于它的自然山水，更融于它的交通之中。而这交通，既是道路桥梁、码头港湾、通信基建此类“骨肉皮”的塑造，更是民族性格培育、国家对外开放这样的“精气神”的铸就。事实证明，40年来，走出去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而发展中的中国也为世界的发展提供着动力。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发展未有穷期，我们一直在路上。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环境保护，积极推进重点流域、区域环境治理及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同时新增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1500万立方米、垃圾日处理能力6万吨。 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污染隐患多，一些渐发、突发和意外的污染事故频率越来越高。有关调查显示，在全国7555个被调查的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2009年，陕西风翔、湖南武冈、云南东川等地发生十多起重金属、类金属污染事件，致使4200多人血铅或镉超标，引发30余起群体性事件。陕西华阴成品油输油管道泄漏流入渭河和黄河事故，兰州石化工厂爆炸事故，广东清远、江苏大丰铅污染等事件，严重污染环境，危害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2．从2003年起，广州市番禺区开始着手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工作。2006年，有关部门历经3年多调研和选址论证，初步确定大石街会江村现大石简易垃圾处理厂作为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并取得规划部门的项目选址意见书。番禺区是从2001年兴起的，之前那里只是农田，如今一个接一个高档小区，在华南板块相继开发而成，已经成为了全中国最具知名度和最炙手可热的房地产开发区域。 2009年2月4日，广州市政府发出通告，决定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与钟村镇谢村交界处建立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于2010年建成并投入运营。而直到9月份，大石村的居民才从媒体、网络等民间渠道得知当地要建垃圾焚烧厂，在媒体传播的信息中，许多关键字开始出现在人民眼前：二?f英、癌症，污染等。这些甚少提起的字眼如今却让人们耳熟能详。一时间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当地居民反应强烈，甚而番禺大石数百名业主发起签名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抗议活动，网友也纷纷跟帖进行关注。期间，地方政府为使该事件降温，多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但民间对与会专家身份、选址的科学性和气体排放安全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其后，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针对这个项目8公里以内的小区居民展开问卷调查。调查显示，高达97.1%的受访居民不赞成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92.5%的受访居民对有关部门政务信息公开方面表示“很不满意”。如果垃圾焚烧发电厂通过环评，88.4%的受访居民表示不信任此结果。垃圾焚烧发电厂如果最终在番禺区大石街会江村附近开建，高达84.3%的受访居民表示会“收集有关资料，上访请愿”。另外，调查显示，21.4%的受访居民将会立即出售物业或换租，番禺华南板块将可能会因此引来一轮房屋抛售潮。 碍于民意汹涌，有关方面表示，暂缓“垃圾发电厂”项目选址及建设工作，并启动选址全民讨论。 同年12月20日，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应丽江花园业主代表邀请，积极与反对垃圾焚烧的业主座谈，谭应华说：“环评阶段遭大部分周边居民反对，会江村项目已经停止了。”他表示，环评的重要一环是征得周边广泛居民的同意，形成共识。他说，10年来番禺已发生很大变化，生活垃圾规划和区域环评规划需要重新修编，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需要重新论证。至此，番禺事件告一段落。 3．位于这一项目选址所在地的会江村多名村民面对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部门从未就这一项目向他们征求意见。对此，番禺区市政园林局副局长叶文表示，选址还未通过前，的确“不可能去沟通”。而番禺区区长楼旭逵也坦承，仅与“小范围的人，村民，村的村长”有过沟通。 “政府要因势利导，在番禺华南板块率先建立有效的垃圾减排机制，只有减排，才能延长现有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为不建和缓建垃圾焚烧厂争取时间和技术。这才是番禺焚烧厂事件的出路。”一直关注此事的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如是说。 “有的时候政府在决策的时候，信息的释放不是很充分，是选择性地释放，有的说了，有的没有说，这都会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如果你把信息充分地公开，民众有的时候是可以理解的，原来政府的用意是这么好，原来政府也有难处。你不仅可以得到信任，甚至可以得到支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不信任本质上是因为有一堵墙，需要推倒这堵墙，最重要的是行动，比如在公开和共同参与这方面有一些行动”。 央视某著名媒体人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这个问题的真正关键不在于多数人支持，或者多数人反对，而是公众对政府决策信任度的问题。因此，如何建立和恢复这种信任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钥匙。你怎么让公众信任呢?通过透明的机制、民意的获取、第三方客观的评价，最后一步一步使它真像政府承诺过的，不给居民健康带来危害。 4．《南方日报》2010年4月8日讯，自2004年到2009年，广州市工业总产值由5766亿元跃至13481亿元，总体增长了1.3倍以上，而同时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幅度则超过了50%。广州市昨日召开2010年“铁腕治污”环境执法现场工作会议，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在会上强调，“为实现广州亚运环保目标，不能仅靠环保部门一家单打独斗，环保及与环境执法相关的部门都责无旁贷”。要对环境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对环境问题突出的进行挂牌督办，对整改不达标的责令停产、关闭，且将整改的多次限期改为一次限期，使环境执法像钢铁般坚硬。 2009年，广州市共对涉及12个区、县级市的群众投诉、污水直排、两高行业等7类须重点整治的169家企业的突出环境问题进行挂牌督办。截至去年底，挂牌督办的169家企业中，159家按要求完成了督办任务，完成率为94.1%。昨天上午，苏泽群副市长还现场视察了曾经是“污染大户”的增城市新塘镇夏埔工业园。据了解，为了工业园及其周边环境的彻底整治，目前已耗资达13亿元。在对工业园区污染治理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自筹资金发挥了“挑大梁”的重要作用。根据环保部门数据显示，在整个污染整治行动中，政府投资与企业投资所占总份额比接近1:20。“排多少二氧化硫，就要种多少树。通过企业自筹资金来开展污染整治，实际就应该是一种社会补偿。”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笑着表示，从“谁污染谁治理”的角度看，企业理应在污染整治的投资改造中挑大梁。 5．2010年伊始，福建省省委书记孙春兰、省长黄小晶对环保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孙春兰书记要求环保部门认真履职，切实负责，各地各单位要进一步树立环保意识，落实环保措施，不能以牺牲环境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代价发展经济。黄小晶省长要求各级政府要重视环保，首先要重视环保执法队伍的建设，保证环保机构能有基本的工作条件。 展望2010年，回顾2009年的工作，福建省在环境保护保护方面坚持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取得了一系列的突出成绩。 环保监管法规政策进一步完善。《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若干规定》从2010年起实施。省政府出台《福建省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一岗双责”暂行规定》，这一政策在全国尚属首创。加强环保行政监察，开展市、县(区)政府环保工作年度考核。“绿色信贷”政策不断深化，500多条环保信息进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环保违法企业受到信贷限制。进一步细化环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被环保部在全国推广。开展环保执法电子办案系统试点，探索对行政处罚全过程的监督。 环保队伍和能力建设持续加强。省委省政府组建省环境保护厅，成立省重点流域环境保护督查中心。启动“十二五”环保专项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工作，其成果获得国家一等奖。开展全省环境监测岗位大练兵活动，实施环境监测质量管理三年行动计划。加强环境信息化工作，省环保厅环境信息化建设获环保部表彰，环保政府网站建设进入全国前十。举办多起全省范围环保专业培训。 在媒体眼中，沙县环保局无疑是环境保护工作创新的典型。据报道，为提高环境监管水平，对企业实施动态管理，沙县环保局为企业分别建立了一企一档的“环保档案”。 据了解，该局针对全县所有排污企业的规模、排污设施、受处罚情况等监管情况进行了收集整理，全面掌握了企业基本情况，建立了基础数据库。在“环保档案”里，企业“环境监测报告”、“排放污染物申报登记表”等资料完整详尽，能源消耗、排污现状等数据随着企业发展而变化，利于监管人员及时掌控、查找，提高了企业自律性，加强了环保意识，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了便利条件。 6．目前我国的环保政策多属于以行政手段为主，其治理成本巨大。资料显示，到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将是现在的2倍，环境保护压力将是现在的4-6倍，现行环保投入模式根本无力支撑。 有鉴于此，“引入商业保险治理环境污染、实施多元化环保政策”的思路被纳入相关决策者视野。 环境责任保险又被称为“绿色保险”，是围绕环境污染风险，以被保险人发生污染水、土地或空气等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它是整个责任保险制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生态保险，投保人以向保险人缴纳保险费的形式，将突发、意外的恶性污染风险或累积性环境责任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有关专家认为，利用保险工具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处理，有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有利于使受害人及时获得经济补偿，减轻政府负担，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2007年1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定下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路线图。此后各地大胆实践，尝试用不同方法、在不同行业和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湖南省率先推出了保险产品，确定了化工、有色、钢铁等18家重点企业为目标客户。接着，江苏、云南、辽宁等省先后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广工作。 7．“‘绿色保险’是继‘绿色信贷’后我国推出的第二项环境经济政策，但这一被各方均看好的新险种，在实践推广中却遭冷遇。”河北环保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小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遗憾地说。 “我们公司从2007年底正式推出两款污染责任险。近两年时间，全国仅有几家企业投保，而且没有一家是河北企业。”某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负责人透露。 在基层工作多年的一位河北“老环保”说：“其实，2009年5月通过的《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就提出了积极推进有毒有害化学品生产、危险废物处理等重污染排污单位参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企业投保积极性普遍不高的原因是一些企业认为发生污染事故后，赔偿、罚款一样也少不了，再买保险显得多余。” 据了解，在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较早、力度较大的云南昆明，其推行效果也是不尽如人意。截至今年1月底，已投保的企业仅有31家，占应投保主要排污企业总数的7.8%。大多数企业都还在观望，在早买和晚买、买多买少之间徘徊。 据云南保监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为顺利开展业务，各保险公司相继使出了多个招数。虽已迈出第一步，但要真正打开局面却绝非易事。由于准备不足，各保险公司在业务开办过程中遇到了难题。最关键的是，应投保企业对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不放心。 “保险公司对推出的新险种明显准备不足，将来极有可能在区分安全事故和环保事故以及准确界定赔偿范围上出现问题。”云南祥丰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杨利荣如是说。 一位化工企业负责人坦率地说，化工企业在环保舆论方面是弱势群体。周边村民动不动就上门索赔，企业想找个评理的地方也找不到，无奈只好花钱了事。所以，他早就希望有这样一个险种，出了事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处理。但他对现在的保险机构也不放心，收钱的时候痛快，企业真遇到了麻烦又推三推四。他觉得现在的法律只有管企业的，没有管保险公司的。 业内人士分析，企业不愿参保环境污染责任险，与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有关。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造成污染的企业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相关法律、法规对此没有明确。这就造成企业缺少参保动力。 种种迹象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行状况不容乐观，但应该说，这种状况也在意料之中。早在出台《意见》之初，环保部门领导即分析道：“当理论的前瞻性与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环境经济政策就难免知易行难。” 8．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专家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产品供给和市场需求脱轨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叫好不叫座的重要原因。”太平保险公司河北分公司副总经理薛宝华说。他建议，在我国环境责任保险法制环境不太健全的条件下，可借鉴日本的做法，针对不同行业的污染情况等进行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政府提出行政建议，内容可包括环境风险转嫁方式、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财务担保要求、环境污染清理费用准备金等内容。行政建议应具有法律效力，纳入环境污染控制应急预案。 “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需要政府在税收等方面采取强制措施来实现。”薛宝华说。 河北环保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王小江介绍说，现行的评估机制不能适应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需要。因此，现在还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制定一套专门针对环境污染责任险的评估机。制的管理规定。有了这套评估机构，投保人、受益人、保险公司都有聘请评估机构的权利，为所身处的环境污染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进行现场查勘、损失鉴定及损失的评估。 9．美国环保机构主要包括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两级，其次还有地方政府参与。美国环保政策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1) 基本上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政策，强调以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而不是以改变生活方式的办法，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和经济的持续发展；(2) 强调环保措施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力求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积极性和自愿参与。 另外，美国当代环境保护有4个明显的趋势：(1) 日趋重视市场机制的运用，以之作为环境法规和政策的有力补充；(2) 日趋强调在生产线始端的污染控制和污染减少，而不是重在传统的终端治理；(3) 日趋强调把环保与经济发展和提高就业紧密结合考虑；(4) 将环保产业概念扩大化，使其包括各类技术和各种产品。 英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英议会批准、发布环境保护法，环境部专职环境政策，HMIP和IPA负责具体的环境事务，监督环境事务的个人须经过废物管理工业训练与咨询委员会培训并获得COTC证书，才具备上岗资格。其管理原则是：谁污染，谁负责，通过许可证制度和经济手段加以控制。 波兰政府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1989年成立的波兰国家环保与水管理基金会是波兰环保项目的最大金融机构，除了传统的自然资源保护与管理外，基金还支持环保项目技术的开发与引进，同时负责管理国际环保援助基金。环保基金的增长引进市场经济机制，把环保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环保基金会在优惠贷款体系中的主要作用是提供贷款补助，把最优惠利率的贷款提供给地方政府的环保项目。 日本在环境管理方面采用强化管理，制定严格的标准和法规。日本的环境管理始终与经济发展密切联系，重点放在“防”而不是“治”，重视影响评价，防患于未然，减少污染和突发性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采取鼓励及优惠政策，是强化管理的一条主要措施，优惠政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资和从排污收费中开支。 而日本企业则善于抓住环境保护的声势，借助全球环境保护浪潮发展环保产业，各大企业打破行业界限，纷纷研制环境保护治理设备。在发展本企业经济的同时，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5年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案例： 苏丹红：3月4日，北京有关方面检测出亨氏中国某批号的辣椒酱中含有致癌物质“苏丹红一号”。此后，国家质检总局和工商总局紧急布置检查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追查“苏丹红一号”的源头，肯德基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受冲击。 超碘奶：5月25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了近期该省市儿童食品质量抽查报告，“雀巢”金装版成长3+奶粉被列入碘超标食品目录，北京等地又相继发现碘超标奶粉，很多地方责令企业收回超碘产品。 变质奶：6月7日，郑州光明山盟乳业有限公司将“变质光明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的做法被河南电视台曝光。6月10日，《都市快报》报道称杭州出现光明“早产奶”；6月13日，《中国经营报》报道称上海市出现光明“早产奶”，光明牛奶陷入困境。 孔雀石绿：7月，用于水产品养殖，可导致人体致癌、致畸、致突变的化学制剂——孔雀石绿在国内市场被发现。农业部下发了《关于组织查处孔雀石绿等禁用兽药的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兽医和渔业行政总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材料二 2005年9月27日《生活日报》报道，省卫生监督所目前对省市部分超市、商场经营的蜜饯类产品进行抽检，20份抽检产品有5份不合格，有的甜蜜素含量严重超标，有的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 据介绍，此次抽检蜜饯类食品共从济南市场抽检20份样品，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产品15份，合格率75%。5份不合格产品中，广东佳宝集团生产的佳宝杨梅(生产日期或批号20050502G)甜蜜素含量为国家标准最高允许限值的19.7倍，天津东隆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东隆甘草杏(生产日期20050526)、福建莆田兴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百味林红心玉薯(生产日期20050169)等4种产品二氧化硫残留量超过国家标准要求。 省卫生厅卫生监督所以责令相关商场超市立即停止销售上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对于现存产品做封存、销毁处理。同时对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相关责任单位按照《食品卫生法》进行处罚。 材料三 9月30日《四川日报》报道，昨(29)日下午，副省长杨志文率省和成都市食品监管、卫生、工商、质监等部门负责人，深入成都市青石桥农贸市场，家乐福超市双桥店、玉麒麟酒店，检查食品安全情况，检查结果表明节前食品安全喜中有忧。 据了解，此次检查以确保国庆期间人民群众食品安全为目的，针对节前食品市场交易活跃状况，以老百姓关注的粮、肉、蔬菜、水果、奶制品、豆制品、水产品等7大类为重点进行。 在青石桥农贸市场一肉类私营店，杨致文随手抽取一包由成都西航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真空牛肉，袋里居然有一只飞蛾，他生气地说：“这是对百姓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一定要严加查处。”记者看到，这个摊点上摆放的大多数肉制品的真空包装袋已漏出气泡，而且没有生产日期和食品生产许可证。 来到家乐福超市双桥店，杨致文一行仔细检查了真空包装食品。看到这里的真空包装食品符合各项安全指标，生肉品均有动物产品运载工具消毒证明、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杨致文称赞到：“这里的食品安全很到位，老百姓来这里买东西放心，党和政府也就放心了。” 对检查中发现的无生产厂家和质量认证的产品，已现场移交质监部门按法定程序处理。 材料四 据新华社济南4月27日电(记者雷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27日表示，在影响我国食品安全诸因素中，微生物污染仍高居首位。郑筱萸在“全国食品安全综合监管会”上说，我国1990年至1999年10年间食物中毒发生情况的统计表明，微生物食物中毒居各类食物中毒病源的首位，占食物中毒规模的40%。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数以亿计的食源性疾病患者中，70%是由于各种致病性微生物污染的食品和饮用水引起的。 材料五 在食品安全中，首要问题是生物污染。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食品生产模式及饮食方式发生改变、食品流通日益广泛、发展中国家对肉禽需求量不断增加、新的致病微生物不断出现，食品、尤其是动物性食品被生物污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被污染的食品不仅营养价值降低，更容易引起食源性疾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面临食源性疾病的严峻挑战，人人都面临食源性疾病的危险。 美国每年有7600万食源性疾病患者，占美国人口的1/3；由生物因素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次数，占总发生数的83%。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报告，发达国家死于食物中毒的儿童中，70%是由微生物食物中毒所致。 食源性疾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食品中生物或化学因素引起的食物中毒，另一类是由食品中生物因素引起的感染性腹泻。目前已知有200多种疾病可以通过食物传播。已报道的食源性疾病致病因子有250种之多，其中大部分为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其他为毒素、金属污染物、农药等有毒化学物质。 (1) 肠道致病菌。约10种左右的肠道致病菌，是食源性疾病中最常见的生物致病因素。感染后可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和多种感染性．腹泻。 (2) 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诺若病毒、甲肝病毒和戊肝病毒等。感染后可引起病毒性腹泻、甲肝、戊肝等疾病。目前病毒性腹泻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仅次于细菌性腹泻。 (3) 寄生虫。主要是华支睾吸虫，感染后可引起肝吸虫病。还有阿米巴原虫，感染后可引起阿米巴痢疾。 所有由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都不具有传染性，因此有毒食品一旦去除，就不会出现新的病人。但是因为吃了被细菌感染的食物而染上伤寒和副伤寒，细菌性痢疾、霍乱、病毒及寄生虫性肠道感染病的患者，却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可以引发第二代、第三代病人。这也是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个控制难点。 材料六 食品安全保障是奥运会筹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市食品安全办有关负责人今天披露，食品办将制定并实施“奥运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和奥运会食品安全保障方案，确保奥运食品供应安全。 该计划包括，经过3年的努力，使37类重点食品总体监测合格率在本市稳定在95%以上。全市食用农产品基地全部实现标准化生产，基地生产的食用农产品基本达到无公害标准，获各类国际食品安全质量认证的食用农产品生产企业达150家以上。单班屠宰量在1500头以下的生猪屠宰企业全部退出市场，只保留10家左右达到国际先进标准的大型现代化屠宰企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硬件设施和管理全部达到标准化、规范化要求。建成满足首都食品安全管理需要的不合格食品无害化处理设施和相关制度。 建立奥运会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则包括：重点食品的采购、包装、储运、配送环节实现标准化；开展无抗畜禽养殖、屠宰及相关肉制品的研发；加强相关检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据介绍，今年全市将推行生产记录制度，启动农产品质量标识管理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推行蔬菜批发商登记备案制度，确保各类产品的可追溯性。同时制订《北京市建筑工地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强化建筑工地食品安全管理的主体、管理和监管责任，维护首都和奥运工程形象。 材料七 记者从正在此间举行的国家“十五”重大科技成就展上获悉，“十五”期间，随着“食品安全关键技术”重大科技专项的实施，我国已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网络监控和预警系统。 “十五”期间，我国建成了第一个覆盖13个省市的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络，对我国公民膳食结构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进出口食品安全监测与预警系统”进一步完善，该系统覆盖广东、福建等20个省份的检疫系统，为我国对国际进出口食品进行科学分析和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我国还研制出了第一个针对大型超市的食品安全监控与应急管理信息系统，保障城镇居民食品安全。 一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规范研究取得重大进展。“食品安全关键技术”专项研究制定的200项标准(草案)中，目前已完成制定申报工作的有122项，其中包括食品包装卫生规范六项、农药残留检测标准(草案)34项。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在国际上首次牵头参与制定果树中黄曲霉素检测标准1项，改变了过去我国只能遵守国际游戏规则的历史。 材料八 时下，正值瓜果上市的旺季，细心的消费者发现，某些水果、蔬菜个头越来越大，口感却大不如前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记者通过个别猕猴桃主产区的调查，终于揭开了猕猴桃膨大的奥秘。 原来，少数果农为了迎合市场，在种植猕猴桃时，使用了一种名叫“膨大剂”的农药。这种高科技产品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提高猕猴桃产量的同时，使得果品口味发生变化，如果这个趋势进一步蔓延的话，有可能对这个产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专家指出，优质标准的猕猴桃一般单果重量只有80克至120克，而使用膨大剂后的猕猴桃“个头儿”增大，单果重量可达到150克以上，有的甚至可以达到250克。除了看个头大小外，还有一种很简单的区分办法：未用膨大剂的优质猕猴桃果型规则，多为长椭圆形，呈上大下小状，果脐小而圆，向内收缩，果皮成黄褐色且着色均匀，果毛细而不易脱落；而使用了膨大剂的猕猴桃果实不甚规则，果脐长而肥厚，向外突出，果皮发绿，有“阴阳脸”现象，果毛粗硬且易脱落。 另外，未使用膨大剂的果子切开后果芯翠绿，酸甜可口；而使用了膨大剂的果子切开后果芯粗，果肉熟后发黄，味变淡。 膨大剂俗称“大果灵”，也叫“膨大素”，英文简称CPPU(N-2-氯-4-吡啶基本-N'-苯基)，属苯脲类物质，其衍生物是类似细胞分裂素的物质。它应用于果实后能显著促进果实的膨大，但由于果实畸形膨大后会使果实品质有所降低。膨大素本身并不促进增加营养物质的生产，它只是改变了树体营养物质的分配方向和比例，将本来应分配于生产根系和贮藏于树体的营养大量用于果实，造成树体营养物质分配的严重失调。根系因缺乏营养，生长缓 慢，甚至停止生长。树体因从土壤中吸收的养分大大减少，贮藏营养不足，造成花卉形成不良，甚至越冬后发生死树现象。 材料九 近日，40岁的刘先生发烧、乏力、关节疼痛，经治疗效果不佳。到河南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检查，确诊为急性期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询问患病的原因，刘先生曾食用过未炒熟的羊肉。 郑州市疾控中心地病科科长魏建立说，布鲁氏菌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羊、牛、猪是人类布病的主要传染源。人体传染布鲁氏茵可以通过体表皮肤黏膜、消化道、呼吸道侵入。人的感染途径与职业、饮食、生活习惯有关。其症状主要有发热、多汗、疼痛(主要是大关节、肌肉最为明显)、乏力等。 布病多见于农村，养牛、羊的人易患此病，近年来出现了因饮食不当而患此病的情况。所以，魏科长提醒人们，不要生吃牛、羊肉，吃涮锅时，一定要煮熟，吃爆炒牛羊肉时，也要炒熟才能吃。 材料十 2005年9月24日，正值北京食品安全月。中国食品安全会月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全国各食品行业的专家，学者将云集北京，共同商讨曾长期困扰我国食品安全行业发展的安全问题，说起食品安全最主要的莫过于食品安全标准了，然而近几年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还很缺乏。或者有些标准已过时，甚至有不同标准之间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食品安全已经发出了红色预警。 三、申论要求

给定材料 1．2017年5月12日，W集团董事长王先生发表题为《努力践行文化自信》的主旨演讲，以下是内容节选： W集团长期坚持对员工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步建立员工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我们是全国第一家集体学习《论语》的企业，2005年我就推荐员工读《论语》，全集团花了一年时间学习《论语》。我每年还给员工推荐读一本书，一部分推荐读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另一部分推荐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如《大学》《中庸》《弟子规》《礼记》等。 不但推荐读，我们还有要求，每个员工至少写一篇读书笔记，字数不限。为了使大家认真读，全集团还组织演讲比赛，每年组织一次。为了让大家对演讲比赛更有兴趣，我们又出了一个主意，将优秀演讲稿集结成书出版，把演讲人员头像印上去，用各种方法来推动员工建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文化自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自信，二是外国人相信。文化自信光自己说、自己信还不行，还得让老外相信，让全世界相信。文化自信不是关起门自己说有文化自信，而是别人要承认你，学习你的文化，学习你的语言，文化自信才能建立起来。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努力践行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同时，还积极向全球推广中国文化。 W集团是全球第一个跨洲的国际院线集团，在我们之前，电影院线没有跨洲的。所以，当我们第一次并购美国的院线时。就有人告诉我肯定成功不了。还有一个教授，洋洋洒洒写了3000字的文章论证我们肯定失败，他的理论是说全球从没有跨洲的院线公司。我想，以前还从来没有过飞机、火车呢，现在不也有了。如果从来没有就不做，那永远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W集团在全球并购了美国AMC、澳大利亚赫伊斯、欧洲欧典等很多院线，现在拥有超过1500家影城，超过15000块电影屏幕，而且这个数额还在增长。 我自己有一个小目标，到2020年，W集团力争占到全球电影票房市场的两成，那时候话语权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就已经感觉到我们有话语权了。建立起全球电影渠道以后干什么?就是传播文化，从2012年到2016年这五年时间内，W集团累计在海外放映中国电影162部，在W集团之前，还没有商业化放映中国电影的路。现在我们占到中国电影海外票房接近八成，如果再多几个像W集团这样的公司，中国电影就更容易走向世界了。当然，要走向世界，中国电影内容还要改进。 企业管理，全球是学美国的，亚洲是学日本的，中国企业管理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品牌。我在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批大的公司甚至是跨国公司，中国经济发展绝不会是照搬美国和日本经验的结果，我们一定有自己独到的东西。 所以，为了推广东方智慧，为了推广中国管理品牌，我在2016年出了一本书《W哲学》。不光在中国发行，也向全球推广。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英文版全球销售量已经超过25万册。创造了中国企业管理类书籍海外发行的新纪录，而且现在销售量还在不断增长。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全世界超过20所大学的商学院，已经把《W哲学》作为他们的教材或者案例进行教学。 我们出书不是为了推W集团，也不是为了推我自己，我自己有一个计划，准备出三本书，形成一个系列，推动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在海外逐渐建立品牌，使中国企业管理思想被世界认可。2017年年底，我主导写的一本书《W管理》会成稿，2018年会向全球发行。出《W哲学》的时候，世界最大的几家发行公司还不愿意给我们发，他们觉得中国的书很难畅销，但现在不一样了，全球排前几名的出版公司纷纷来找我们，要买断后两本书的海外发行权。 《W哲学》讲管理之道，《W管理》讲管理之术，第三本书主要写什么内容还在研究中。总而言之，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提升中国企业管理思想的全球影响力。 W集团在全球首创了综合性大型文化旅游的中国品牌，名字叫作W文化旅游城，简称W城。目前已经在中国建设16个，开业6个。W城的建设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在海外产生巨大影响，推动W集团走向全球。我们已在海外正式签约法国巴黎、印度德里两个W城，其中巴黎W城已经进入实施阶段。预计2017年还会在“一带一路”的两个大国落定两个W城。那么到2017年年底，W集团海外就有4个W文化旅游城。迪士尼发展60年，全球也就6个乐园，其中美国有2个，海外就4个。当然W集团和迪士尼还是有距离的，但是这个距离你不去追赶，就永远在那儿摆着。由于W城的出口，也使W集团成为迪士尼、环球以外，世界第三个规模出口重大文化旅游产业的企业。 2．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体现出大国责任和担当。我国的发展道路、价值理念、制度模式影响日益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中华文化走出去，就是要让我们真正有代表性的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就是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秀成果走出去。走出去的目的，是促进友好往来，推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共同绘就人类文明的美好画卷。 和谐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尚书》里就有“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说法。和谐的基本含义是指事物的内部各元素协调统一，外部相关要素调和有序。和谐其实是一个内外兼修的过程。历史证明，文明的发展进程离不开和平、和谐的环境，只有和平、和谐才能使文明永续。自古以来，和睦相处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和为贵”，始终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大家庭的精神纽带，历来为各民族有识之士所认同和珍重。 2100多年前，汉代的张骞从当时的都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穿越茫茫沙漠、戈壁荒滩，历尽艰险，矢志不渝，开拓出了一条连接中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书写了千古传颂的壮美诗篇。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胜利召开，弘扬丝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共建和谐世界，成为未来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携手迈进的共同目标。 3．2017年6月24日，由中央党校报刊社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共同主办，北京华瑞网研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坚定文化自信，中文畅行网络”研讨会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徐伟新在致辞中指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充分应用互联网传播技术，以中文语言文字为载体，推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播势在必行。当前，我们需要增强政治意识，加强以中文为基础的网络主流舆论阵地建设，巩固和强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文化自信。同时，加快自主创新，整合网络资源，掌握互联网发展的主动权、话语权，争取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另外，优化传播方式，增强以中文为基础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着力打造范围广、力度强、时效快、多层次的全方位立体化的中国话语体系，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弘扬主旋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亲和力、感召力。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互联网处处长裴玮指出，中文域名是以中文作为标识语言的域名，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升文化自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中文域名产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一些成绩。工业和信息化部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将在政策引导、行业治理、日常监管等方面综合施策，营造支持创新、鼓励应用的良好氛围，为中文域名的应用和发展保驾护航。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何桂立指出，国内有多个政府机构、大学、企事业单位都注册了中文域名，国外众多知名大企业也成为中文域名的使用者，中文域名的出现不仅打破了英文在互联网基础资源层面的垄断局面，为中文域名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且为中文以及中华文化的互联网全球化传播创造了新的机遇。中文域名是全球互联网中文社区共同努力推动的新领域标识技术体系，有利于促进互联网普遍服务和创新发展，提升互联网的文化多样性。推动中文域名发展不仅能够为互联网创新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可通过中文域名推动中华文化在全球的有效传播，不仅彰显中国文化的自信，而且能成为互联网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最好注释。 与会专家认为，中文域名作为互联网关键资源的一个重要类别，其资源价值、技术价值非常突出。随着中国实力的提升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文内容对于全球网络用户的吸引力不断增加，中文域名的人口价值不断提升。同时，中文域名本身就是文字标识，有着丰富的内容和文化内涵，因此它的媒体和文化价值也非常突出。 与会专家提出，域名是互联网的关键资源，中文域名是中华优秀文化在互联网的传承。作为全球第二大域名市场的中国，必将因中文域名而更放光彩。媒体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要求，“连接中外、沟通世界”，为扩大中文域名的全球影响力作出应有贡献。 4．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善怀古。“古风”一词也特指古代风尚，古人风度。时下所说的“古风”，是近年来因网络传播而流行起来的一个新鲜词汇。其以时间为标识，试图凸显“古今”之分。古风作品是部分小众群体对传统文化产生向往后，结合现代元素所创造出来的一种较为直接和表面的仿古风格作品的统称。其涉及的范围广泛，包含诗词、音乐、绘画、服饰、建筑等方面。其中，音乐以其受众面广等诸多优势，成为古风作品中影响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 古风音乐最初是由古风爱好者和仙侠游戏粉丝群体以音乐为载体抒发怀古之情而进行的自发性创作，是当今网络盛行的一种新型音乐风格。古风音乐的创作手法多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表现手法相结合。其依附于游戏、小说和古典诗词而存在，追求故事性和画面感。2017年6月，一些90后将白居易的长篇乐府诗《琵琶行》谱曲演唱并上传于网络之后，获得大批青少年网友点赞。很多褒奖集中于“终于找到了背诵古诗的正确姿势”。 但这首歌曲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应试的帮助，而是这种融合了网络技术的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化所进行的创新，适应了青少年群体的生活、学习和思维方式，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拓宽了新的道路。移动网络的便捷，切实弥补了传统媒介信息传播的不足，给人以更多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在网络音乐界，有越来越多的原创音乐人和音乐团队致力于融合古体与现代诗词的文字精华，打造出既富有现代气息又不失古韵的音乐作品，呈现创作者所理解的中国式美感。这些青年创作人对古风的推崇，体现了其对于民族自信心的追寻，是一种渴望通过“尚古”而完成的自我建构与文化认同。 网络不是将电脑连在一起，而是将人连在了一起。健康的大众文化能以通俗的形式承载高雅的内容。在知识界探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传承与发展、“新”“旧”冲突等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时，正如古风歌曲《琵琶行》所呈现的那样，网友的“自发”“自转”行为，为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5．2017年11月30日，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轮值总裁兼大优酷事业群总裁杨伟东公开表示，网络剧《白夜追凶》的海外发行权已经被美国流媒体视频服务提供商Netflix买下，未来《白夜追凶》将通过Netflix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成为首部正式在全球大范围播出的国产网络剧。 “对于Netflix而言，之所以选中这部剧肯定也是基于前期的一些市场调查而做出的选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种市场行为。”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京成表示。而借助Netflix这一平台，也能更好地提升国产影视剧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在国内市场，网络剧无论是从制作还是对观众需求的满足度上都在不断提升，‘出海’也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张京成表示，而国家近年来对于文化“走出去”工作也很重视，不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等文件，而且还将影视文化出口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也同时加大了对文化出口企业和项目的奖励扶持力度。“国家在财政、政策上都予以支持的背景下，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网络剧，以及电影等文化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1月24日由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发起的“影视文化进出口企业协作体”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际合作司担任指导单位，常务理事单位中则包括华录百纳、慈文传媒、正午阳光、柠萌影业、新丽传媒等12家公司，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大优酷事业群等30家公司为理事单位，意在借多方合力，对影视行业的优质资源进行整合，共同打造影视文化进出口的产业集群。 就网络剧本身的发展来看，从“野蛮生长”到如今的精品化阶段，网络剧正在逐渐甩脱简陋场景、粗糙特效等标签，一系列优质网络剧的出现刷新了观众对网络剧原有的认识。“随着监管政策的完善与加强，网络视听行业更加规范化，网络视听节目也进入精品化阶段。”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周结表示，2017年上半年，国内新上线网络剧241部，与2016年同期相比，数量基本持平，但高达581亿次的播放量同比增长146％。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国内市场的观众和海外市场的观众存在差异，出海过程中也会遭遇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目前东南亚、日韩等与中国地缘、文化接近的国家仍是国产影视剧输出的主要市场。但Netflix平台上，其本土用户数量占据总用户数量的一半左右，《白夜追凶》能否获得美国本土市场以及欧洲国家观众的青睐仍是未知数。 张京成表示，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网络剧在输出过程中会面临文化贸易壁垒的问题，部分国家对于本国文化的保护力度也较大，这需要剧目制作方或发行方对海外国家的政策环境有深入了解，从市场角度来看，也要对不同国家的市场环境有足够深入的调查和研究，毕竟当地观众对于作品内容的认可度是至关重要的。而最终，则是要加强对作品本身内容的打造。只有好的内容才能打开国际市场的大门。 6．大医精诚、仁心仁术，中医药学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还为中华民族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启迪，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标识。2017年12月22日，首届“青年说中医”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研讨会主题为“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中医药界与传播界人士济济一堂，探讨在新时代如何发挥青年力量，创新中医药传播理念、传播途径与传播手法，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探索中医药文化在新媒体传播中的新路径。来自全国24所中医药大学学生的获奖视频作品纷纷亮相，“青蒿素”成为中医学子热门视频的创作选题。 “青年说中医”视频大赛自2016年9月9日启动以来，得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全国24所中医药大学学子的热烈响应，每所学校各有5部作品入围全国赛事，经过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审，共评选出24部获奖作品。参赛视频作品以说为主，以演为辅，涵盖穿越古装剧、舞台剧、话剧、相声、脱口秀、歌曲、MV等多种形式，用有趣的形式传播传统中医药文化，创意十足。 “中医药的发展要致力于在青少年中播撒中华文明的种子，为祖国医学的传承、发展储备后续力量。”国家级名老中医、北京同仁堂中医大师栗德林在致辞中对青少年传承中医药文化寄予深厚希望。 北京中医药大学青年教师表示，中医药需要传承发展。“青年说中医”视频大赛将打造更符合时代特色的中医药传播模式，让更多的中国青少年了解中医药、热爱中医药，为中医药的广泛传播培育更广褒的土壤。 2018年5月26日是我国明代卓越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诞辰500周年。“青年说中医”视频大赛第二季主题定为《跨越五百年的对话——致敬李时珍》，将通过青年学子“对话”李时珍、致敬先贤的主题，突出李时珍世界性文化名人的历史地位，展示《本草纲目》对促进人类健康的伟大成就，进一步弘扬和传承中医药文化。

1．城市规划学者王教授无意间发现2007年到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正在“收缩”。国际上对“收缩城市”的认同标准是：人口规模超过1万人，连续两年人口流失，并且正在经历以某种结构性危机为特征的经济转型。中国的这84座城市大都符合这个标准。这些城市集中分布在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绝大多数为地级市和县级市，属于资源型或产业结构单一型城市。资源型产业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勘探到开采、高产稳产(鼎盛)、衰退直至枯竭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也大都会历经兴起、繁荣、衰退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按照城市生命周期，这些资源型城市很可能继续“收缩”下去，如果不主动实施转型，必然因资源枯竭，而走向衰退。而那些产业结构太过单一的城市，一旦支柱产业过时，失去优势或者遭遇产业政策调整，经济就要被迫转型，就业会出现问题，人口就会流失。 事实上，“收缩城市”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世纪80年代，在某国际权威城市发展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就出现了“铁锈地带”一词。“铁锈地带”主要指从前工业繁荣而如今已经衰落的发达国家的一些地区，这里集中了发达经济体中人口规模正在出现收缩的城市，如美国的匹兹堡、底特律和德国鲁尔等。面对城市的收缩，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各种方法进行应对，有的城市做得很成功，摆脱了发展困境，实现了城市新生；也有不成功的城市，直到现在还承受城市收缩的痛苦。 2．地处G市中心地带的人才市场，是所有前来G市打工者的必到之处。市场共有A、B、C、D四个区域，现在只有一个B区在开放，在此进行招聘的七八十家企业基本上都是外地企业，每天来此查看招聘信息的不过二三百人。稀少的招聘单位和应聘者，让大厅看起来非常空旷、冷清。一位外地公司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说：“今年五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公司已经在这里招走了300多人，现在是招第二批。G市用不了那么多人，正好我们可以用。”已经在人才市场转悠多日的李成，越来越感到茫然无措。1996年就开始踏足G市的他，也曾有过事业上的辉煌。“那时我管20多个人，都是工程师、大学生，每月工资条上的收入就有11500元。”言语间透着自豪。他在应聘书中列出的理想工作还是技术管理岗位，他认为这是自己的优势所在。他说：“这类工作的工资行情，过去1万元左右，现在是7000-8000元。”工厂倒闭后，他曾一度自己创业，但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基本赔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窘困的状况，已容不得他挑肥拣瘦，他在心里把工资标准降得很低，“实在不行，干个每月工资2000元的普工也可以。”即便这样，实现起来也并不容易，因为本地企业不缺人。 G市这个曾经名满天下的“世界工厂”，在众多企业撤资或外迁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之后，这个冬天显得无比寒冷。大型工业园内很少有人进出，高大的办公楼和配套齐全的相关生产设施显得沉静而孤独。人口红利消失，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阵痛”让G市人感受得实实在在。 3．S市，一座曾以钢铁生产闻名的城市，大部分建筑还保存着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建筑样式。唯一一趟经停的列车在留下几名乘客，再捎上屈指可数的乘客后继续静静地赶路。小城的中心开着一家集餐饮住宿于一体的酒店，昏暗的大堂内，两三个服务员在聊着天，偶有几名顾客出入。 酒店外的马路坑洼不平，路旁的垃圾桶也都东倒西歪地躺在路边。路两侧的商铺有一些都用木板封住了窗户，有的外墙皮已经脱落，被车刮断的电线悬在空中。在离市中心稍远的住宅区，很多楼房的窗户上挂着“此屋出售”的条幅，窗户上已经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垢。 小城中最繁华的地方是位于城南的中小学，上下学的孩子、接送孩子的家长和附近的商贩让人感受到一丝城市的气息。在学校工作了30多年的黄大爷对记者说：“以前学校学生有2000多人，现在只有300来个，钢铁厂红火的时候，S市一直都是全省经济10强。那时的城市公共设施齐全，火车站、电影院、商场里每天都人来人往，不像现在到处冷冷清清，看不到多少人。那时大部分人都在钢铁厂上班，工资、福利都很好，现在工厂倒闭了，收入越来越少，喝酒、打架、赌博的多了，治安也大不如以前了。虽然近几年市里也发展了一些新的产业，但也都不太景气。现在能出去的都出去了，人也越来越少了。”老人的眼里透露出的是满满的忧伤与无奈。 4．D市因矿而生，因矿而兴。因为预见到了城市也会因矿而衰的发展结果，D市6年前就着手开始进行城市转型。“这次转型对D市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我们对转型内容进行了扩展和丰富，从过去单纯的经济转型，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机制转型、生态转型和文化转型五位一体。资源型城市容易使人产生资源依赖，思想上依赖，经济上、财政上也依赖。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最应该转的是思想观念。”D市市长说。 D市与法国普罗旺斯同处北纬三十八度。日照充足，非常适合花卉生长。在经过充分的考察评估后，D市确定了发展香草花卉生态休闲旅游业，带动民众就业的转型思路。现如今，过去被废弃的土地上遍布着玫瑰谷、植物园、花博馆、矿山公园、文化产业园，美景怡人。“因国内外对于叶黄素的需求量很大，成片的万寿菊不仅极具观赏性而且市场前景看好。”旅游局小马介绍说。产业结构调整使城市重现活力，2016年，D市接待旅游人数达到500万人次，同比增长35％，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亿元，同比增长25％，彻底打破了“一矿独大”的产业格局。往日因为采矿而总是灰突突的城市，现在则是蓝天白云、十里花海，美不胜收。 5．作为美国四大钢铁城市之一。扬斯敦市人口从1960年的16万人下降到了2010年的8万人。该市在《扬斯敦2010规划》中首先承认扬斯敦是一个“较小的城市”，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划：把原有工业用的水道改造为供居民休闲娱乐的滨水带；更新改造大量闲置废弃地为城市绿地：对那些已经受污染或者荒草丛生的地带进行生态修复，改造为公园绿地。规划还把城市分为若干个邻里组团，不定期举办一些邻里讨论会，改善邻里关系，在准备收缩的同时，扬斯敦也在实施一些商业发展计划。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在当地大学带动下，一些科技企业入驻中心商业区，带来了城市的复兴。 规划后的扬斯敦，住宅土地面积缩小了30％，整个城市面积也相应减少，但居民们并没感觉失望。该市市长认为，量的收缩，不代表质也收缩，相反，“收缩”城市的规划更应该关注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城市的空间品质。 某经济研究院院长W说：“每个‘收缩城市’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规划。国内城市规划的思想体系大多都是基于增长范式的，这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的城市规划领域，是缺少给收缩城市做规划方案的方法论的。换句话说，就算有城市承认自己是收缩的，可能也没有太多设计院能做出一套合适的方案，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教育，也缺少编制办法等的支持。不管是决策者还是设计者，都一味地追求增长，觉得‘收缩’是个消极的词。从习惯心理上讲，城市收缩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要说的是，‘收缩’至少不是一个贬义词。” 6．“镇”一直被视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镇”既无法获得城市的优质发展资源。也得不到像农村那样的政策支持，成为被忽视的“夹心层”。我国的城镇化概念中似乎只有“城化”，而“镇化”则被长期忽略。小城镇的衰落最明显地体现在人口上。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一度达到27％，约8100万人；到2010年，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已降到了20．7％。小镇如果再不发展，将会大范围衰败，人口就会大量迁移，造成大城市的进一步膨胀，最后威胁到农业现代化建设。 2014年，Z省政府开始打造特色小镇。2015年年初，Z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样描述特色小镇的功能：“以新理念、新机制、新载体推进产业创新、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在Z省的概念中，建设中的特色小镇“非镇非区”——不是行政区划单元上的一个镇，也不是产业园区的一个区，而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聚焦特色产业，融合产业、文化、旅游、社区功能的创新创业发展平台。2015年5月，Z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特色小镇规划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全省力争通过3年时间重点培育和规划建设100个左右特色小镇。6月4日，第一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正式公布，全省37个小镇入选。 梦想小镇是最先由Z省政府倡导建设的特色小镇，它得益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和Z省自上而下的支持。梦想小镇背靠著名科技园区，旁边就是省师范大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有创业梦想的大学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草根创业小镇。回忆起梦想小镇的建设过程，未来科技城管委会招商局李局长仍然觉得很兴奋，“那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省长就过去了。梦想小镇建设前后，省长共去调研了12次。”梦想小镇建成后异常火爆，从开园起，考察团就一波接一波地来。考察团中有很多人提出想对梦想小镇模式进行整体输出。李局长说：“梦想小镇模式输出，不是说不行，但是绝不能简单复制。必须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更新，进行小镇本土化，才有现实意义。” Z省特色小镇申报工作启动。他们首先对特色小镇进行定义：面积3平方公里左右。核心区建设面积为1平方公里，3年内要达成50亿元产业投资，且必须是非房地产类投资。政府的奖励政策也直白明了：只要成功挤进特色小镇名单并完成年度规划任务，Z省就会按当地实际使用土地指标的情况提供50％到60％的奖励：由特色小镇建设新增财政收入上交到省财政的部分，也将返还前3年的全额和随后2年的一半给当地政府。 其实，在梦想小镇之前，Z省已经有了特色小镇的雏形，最先崭露头角的是云思小镇，当时它是ALB集团内部的一个项目。2014年，ALB上市，其团队拥有近200亿美元市值的股份。集团所在地的市政府很着急，因为集团里的中层骨干都成了千万富翁，其中700多人想要自主创业，这些人如果离开去了别的地方怎么办一位曾经的市领导提议，在ALB周边做孵化器，“给想创业的人留下一片土壤，还会吸纳更多的人才和投资过来。”最后，想创业的这700多人大多留了下来。与此同时，该省的大云镇利用巧克力产业的优势，将自己发展成旅游小镇；蓬都画乡也因为聚集了大量画家来这里创作写生而颇具规模；由一个村支书领导村民建设的影视城，诞生了中国65％的古装戏。“这样的发展模式，政府没有想到，没有一个是规划出来的。Z省的特色小镇，完全脱离了过去以GDP挂帅，以财政税收挂帅，以投资挂帅的原始做法，以形态、产业构成、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成为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产业修缮的重要手段。”一位主管小镇建设的领导对记者说。 特色小镇是Z省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选择。每当被人问到“你们的特色小镇做得这么好，是怎么想出来的”的时候，特色小镇建设工作负责人总会向提问者强调：“我们省的特色小镇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顺应市场规律，顺势而为，因地制宜谋划出来的。” 一位中央领导到Z省调研时指出，对特色小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处理好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为企业创业提供条件，大胆“放水养鱼”才能让企业家充分发挥能力，这对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7．2016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 与Z省的“非镇非区”不同，《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特色小镇原则上为建制镇，优先选择全国重点镇，三部委规定特色小镇要具有行政区划归属性。然而，一些地方的特色小镇建设并没有达到原来设定的意图。一方面，某些房地产商热衷于去小城镇发展，是看中了小城市相对便宜的土地价格，以发展特色小镇的名义行房地产开发之实。房地产先行一定会托高小城镇的各项成本，在房屋租金高涨的情况下，对其他各种特色产业只会形成挤出效应，而不会实现吸聚效果。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特色小镇的目的只是拿地搞开发，提升CDP，并没有进行真正的小镇建设。还有一些地方，虽然提出了“人类小镇”“经济小镇”“体育小镇”的概念，但并没有真正理解特色小镇的内涵。 尽管知此，许多名不副实的特色小镇还是开始动工了。 8．城市不在大小，人口不在多少。有品质的生活才是幸福生活。根据《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在调查的104个城市，300个县的样本中，居民幸福感最强的5个省会城市和5个地级市，都不是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C市，就是一座GDP排名靠后的十大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幸福城市”。 谈起小区变化，年近七旬的郑奶奶赞不绝口：“改造后，下水一次没堵过，小棚子全拆了，楼也新了，还打通了十多条路，进出特别方便。”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刘主任介绍：“下一步将继续提升长效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巩固好旧城改造成果。“三年前还是杂草丛生的涝洼塘，如今已成为C市的“城市外滩”，成为集抗洪减灾、生态保育、文化旅游、休闲娱乐、教育展示于一体的综合工程。 以前一个项目批复要跑好多地方，20天都办不完，现在只要跑一次。“蓓蕾计划”使20万名小学生获得课后免费托管服务，让孩子正上小学的双职工家庭感到幸福，旨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暖流计划”更让众多群众幸福不已。创业初期资金短缺，一度让大学生创业者小金愁眉不展。“暖流计划”的贴息贷款政策让他顺利拿到10万元，他的生鲜小店越做越火。2017年，全市这样的受益者达893万人次。 谈起幸福城市话题，市民朱先生说：“这些年走过很多城市，还是觉得生活在C市最舒服，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莎士比亚说：“城市即人。”城市的核心要素是人，城以人为本，人以城为家。不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城市理应让生活更美好。

给定资料 1．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随后，办大学之风开始兴盛，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相继诞生。有人认为：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大学是各种社会组织中最具独特魅力的机构之一。大学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具有独特魅力，大学精神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优良的大学精神既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强大动力，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大学之“形”，一流名师是大学之“实”，那么优良的大学精神乃是大学之“神”。那么，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诸多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学者都发表了许多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述。费希特说，“大学是人类至为重要的机构”，“是我们永恒人类的有形体现”。洪堡认为，“大学是一个学者的社团，是高等学术机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纽曼说“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培克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授誉为“奉事圣职的骑士”等等。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大学校长到执教的教授，从中国“大学”所宣扬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到西方中古以来所形成的天下一家的世界精神，从韦伯、耶士培、蔡元培等坚持的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到纽曼所高标的博雅教育、艾雪培的钻研精神，从怀海德所珍视的想象力与实用经验、佛兰斯纳的知识之探索研究到葛德诺专注于卓越境界的论析，无论这些人的表述有哪些差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其共识的大学理念是：大学具有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和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功能。 2．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具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然而，现今中国的教育却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就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意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加以大肆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在我们的教育家翻译过来的现代甚至后现代理论里，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社会良知、思想阵地，大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纽曼的“象牙塔”在他们看来迂腐不堪，大学甚至可以连学术研究都不做，完全就是“人力资本”加工厂，与营利性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连教育本身都可以“产业化”。 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80年代的校园风景只是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90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发展速度超英赶美，连基本的现代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直跑步进人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带来丰厚商业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专业，这些专业和这些专业的带头人因此占据大学里的主导地位甚至是领导地位。在以“发展经济至上”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皓首穷经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被理所当然地冷落——不仅遭学校冷落，也遭学生冷落，在就业力空前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张落寞的书桌?市场经济时代的学生超前早熟，从中学起就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庸俗的实用教育观，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更是以“是否好就业”为导向，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了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关我什么事!”和“学这个有什么用!”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口头禅，甚至连读闲书都已经成为奢侈，除了眼前利益和娱乐新闻，很少人再向自己已近荒漠的精神世界投去哪怕茫然的一瞥。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说，“驯顺冷漠”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普遍的精神症状。 3．可以说现今没有哪一位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国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 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仅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 蔡元培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己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 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 蔡元培所坚持的三项原则是互为奥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几乎摧毁了大学这样一种体制。从此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职位变动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它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 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以及在系科设置等方面又开始向大学回归。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和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 这就是说，与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 4．在以前的“教授治校时代”，学术水准是衡量教授地位的唯一标准，有学问的教授的大学里的地位也是相当之高的，“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并且“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的反应……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行政机构与教学机构完全分开，从大学校长到院系领导都是政治直接选派，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真学问，并不是决定因素，反而真正有学问的学科带头人要仰这些人的鼻息。本来应该是“学人社会”的大学成为“官僚社会”，教授要办什么事情，必须经过行政机构繁杂的行政审批；而行政官僚做什么决定，可以完全不顾教授的感受。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甚至连学术水准都以官衔大小来衡量，官做得越大，学问自然就越多，出书就越容易，什么硕导、博导之类的高级职称就评得越快，房子车子也就买得越快。日复一日，不仅是老一辈认真治学的真教授越来越少，新一代准备“学而优则仕”的伪教授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思想探索的兴趣，而仅仅是评职称、申请住房、争取晋级的售价筹码。 对比新旧大学世风、学风的变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不无感慨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而事实上，今日的教授不仅不会“面红耳赤”，反而以自己会钻营，能变通为荣，甚至为了节约“效率成本”，连学术著作都可以剽窃。 5．D-22是一个超现代化的酒吧，这里每个星期天都有北京最好的爵士乐表演，其余时问则有摇滚和朋克音乐会，同时还放映电影。它就在北大和清华附近，原以为这里会挤满追求时尚新潮的大学生，但来这里的学生其实很少，用酒吧老板的话说，因为学生个个忙于紧张的学业，根本无暇光顾这个近在咫尺的音乐酒吧。 北大和清华是中国两所精英学府，考上这里的学生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天赋。但在中国，“能力和天赋”即意味着勤奋、死记硬背和吃苦耐劳，考试要证明的也正是这些。但是正如D-22酒吧所宣传的那样，年轻人的生活并不只是学习，学习也不是安排生活的唯一道路。有一些东西是中国和周边亚洲国家所缺少的，传统的实践和竞争精神令这些地方的学生成了欧洲人眼中的怪人，而这些东西正是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推动人格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学校并不培养学生的批判和独立精神，对于大部分老师来说，敢于在课堂上质疑老师的学生是差生和不守纪律的学生，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学生问题少说明教学成功。课堂纪律良好。陈先生将自己的女儿送去上海一所现代学校上学，因为这里能够培养她独立思考的精神。她的数学老师建议让孩子以后去美国或欧洲上大学，因为如果在中国大学过上4年，她身上的独立思考精神就会消磨殆尽。 6．中国内地的大学迄今为止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学获得者，这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很不相当，为什么中国的大学老是培养不出世界级的科学家? 日前，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亭栋获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据了解，屠呦呦1930年12月生于浙江宁波，现为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最早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对研发青蒿素起到关键作用，从而创制新型抗疟药。此前，她已获拉斯克奖，被称为我国“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女人”。就在数年苦盼，至今一无所获，一些人反过来指责诺奖委员会学术歧视，呼吁国人鄙弃诺奖之时，屠呦呦这个名字犹如平地惊雷，给无数国人带来巨大亢奋。也就是这几天，三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与屠呦呦同龄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宣布，“百亩片”试验田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毫无疑问，对屠呦呦和袁隆平这样的顶尖学术人才，我们无论怎样尊重都不过分。但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尴尬：两位耄耋老人在科学道路上的身影倍显孤独。大力培养人才，我们似乎一直以来都在坚持：2011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为660万人，“十二五”时期应届毕业生年平均规模将达到近’700万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然而据统计，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人才与成果产出数量极其可观，但钱学森去世前最后一次谈话无疑让人醍醐灌顶“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独创的东西，缺乏创新精神”。 学者艾瑞予曾有过如此慨叹，“曾照亮了中国学术天空的那批大学者，竟然都是民国时期的‘出产’，而随着岁月的滚滚向前，他们已经渐次凋零。令今人难堪的是，他们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谁可以代替，甚至稍稍与之比肩”。尽管81岁的袁隆平依旧雄心万丈，“准备用10年实现亩产1000公斤的梦想”，但是10年之后，谁有能力接过他以及他们手中的重担呢?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个物质异常丰富发达的时代，大师仍旧极度稀缺。 7．剑桥大学至今已拥有近80位诺奖得主，其中一个三一学院竞培养出了30多位诺奖得主，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独门秘诀呢?很多剑桥人戏言，剑桥大学这项全球大学的傲人纪录，也许和康河边悠闲自在、天马行空的下午茶、闲聊分不开。在拥有31所学院的剑桥，其学院的定义并非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的学术机构，而是一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生的组织机构。以著述《中国科学技术史》闻名于世的剑桥大师李约瑟曾这样描述：“你也许是一位学习英国文学的英国青年，同对面房间学生物化学的爱尔兰人相善，同楼上宿舍学法律的尼日利亚人和学神学的苏格兰人友好。”学生们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没完没了地饮咖啡。每一个学院都是由学系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不同的人混合而成，这些学院将整个剑桥大学变成一个奇妙的熔炉。在剑桥由学院文化构成的校园氛围中，充分的交流使人开阔眼界和心胸，同时也时时会感到挑战和竞争，这些无疑会带来灵感和动力。而强调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和基础科学的非功利性，是剑桥一贯的传统，像电力、电子、蒸汽机、抗生素这些与剑桥相关的发明，当年诞生时并未呈现出即时的实用性，发明者也不是刻意为之。这也许是与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宗旨——特别强调对于人类知识的原创性贡献紧密契合而获奖多丰的原因吧。剑桥人言谈中从不把剑桥看作是孤岛上的大学，而是敞开大门，与世界其他大学加强沟通交流。像5年来，剑桥与麻省理工学院实施了全面合作计划，设立剑桥麻省理工学院(CMI)，两所大学学分通用，学生可互相选课。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者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1earning)，“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要对永恒做出承诺。”对于大学功能的定位，福斯特说，“大学是那些活生生的传统的管理员——在widener图书馆与Houghton图书馆以及我们另外的88个图书馆，在Fogg与Peabody博物馆，在我们的古典学科的系科，在历史与文学的系科，都有活生生的传统。我们追寻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它们自身’，因为正是它们，千百年来界定了我们何以为人类，而不是因为它们可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哈佛大学虽为世界顶尖大学，也有其苦恼。福斯特说，“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的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美国大学排名”，对美国大学形成的冲击波越来越大，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所有大学都无法忽视。据“大学排名”称，普林斯顿大学已经取代哈佛，连续7年在全美大学排名中名列第一。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哈佛女校长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说，“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尽管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但我们的目的要远比这些宏大得多。大学是思想交集的场所；大学是培养人的地方。大学若是随波逐流，大学精神将会荡然无存，大学也将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8．2011年两会，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加快世界一流大学、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简单的话语，包含了沉甸甸的内容与期待。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三位大学的掌门人纵论“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这一热点话题。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一流大学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大师与大楼，更需要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精神支柱，是指明前进方向的灯塔，是集聚广大师生和校友的磁石。大学精神要体现其基本内涵和终极目标，要具有普适性、引领性、包容性，要体现人文与科学、物质与精神的完美协调，要以一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的气势统领全局。 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应简单地照搬以“学术自由、院校自治、通识教育”为特征的西方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采取这样的道路却容易限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新时代的大学精神要体现时代精神和文化特征。单只是回复到传统的儒学理念或国粹，很难在全球引起共鸣。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一流大学要培养大志之才 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领风气之先”的大学，是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教育制度的代表者和引领者。 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人，应该是有大志的人。现在谈到大学时不光要讲“大师”“大楼”“大树”“大气”……还应该提一个“大”，那就是“大志”。 好大学是一帮有志青年聚集的地方，像当年“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民族的兴亡，救国的责任，全由我们自己来担承”那样。知识固然是素质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能力特别是自主学习知识的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知识本身更重要。而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有志向有情怀的人，是能够时时仰望星空心怀天下的人。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一流大学需要水到渠成积累一流大学难以一蹴而就，社会对高校改革的探索应多些宽容。率先试行自主招生的都是中国的顶尖高校，自主招生成本很高，高校乐于参加，最终目标是为了在优秀生源中招收到最适合本校培养理念、风格的生源。 现在对中国教育，弊病说得过多。我们总期待在最短时间里办起一流大学。但哪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是速成的?一流大学不是用钱砸出来的，也不是单靠创新体制能成就的，而是人才培养积累的结果，没有几十年不可能获得证明。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截至2013年11月13日，已有21个省(区、市)正式公布了2014年高考加分的相关政策和信息。与往年相比，2014年高考加分项目整体缩减，加分分值也相应降低。而其中广东加分改革政策力度较大，加分项目将由23项减为6项，缩减74%；同时大幅度降低了加分的分值，从原来的20分调整为本科加5分，专科加10分。 早在2010年底，教育部会同其他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和进一步加强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各地调整两类加分项目：学科竞赛和体育特长生，并指出调整政策“从2011年秋季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开始适用”，即从2014年高考开始实施和执行。这意味着，2014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将面对“全国联动”的加分瘦身。 高考加分制度原本是为了弥补高校招生制度的某些缺陷而制定的，但近年来，这一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却出现加分项目泛滥、弄虚作假等问题，使其公平性受到公众质疑。据统计，此前教育部高考加分政策仅10多项，而各地的“土政策”却多达百余项，一些地方加分规定与招商引资、引才挂钩，异化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通道。即便将加分项目精减到了少数几项，在利益的驱动下，仍然会有一些人会选择铤而走险，打加分的歪主意。那么，该如何避免加分与利益挂钩呢?一方面，应将加分政策执行过程置于阳光之下，将高考加分信息进行彻底、全面的公示，建立畅通的举报渠道；另一方面，对违规加分现象、造假行为应一查到底，并予以严惩，发挥威慑作用。另外，哪些项目适合加分，哪些项目不适合加分还需要仔细斟酌一番。听取多方意见，而不只是由教育部门单方说了算。最终哪些项目适合加分，一方面要看出发点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是否有利于促进素质教育；另一方面也要看措施是否能获得大家认同。 加分瘦身，虽不能完全改变目前高考中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竞争，不能完全杜绝加分中的弄虚作假现象，但毕竟是向考试公平、竞争平等又迈进了一步加分瘦身仍然值得肯定和期待。 2．在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未来的教育改革将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以及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实行一年多考的模式。 高考不分文理科，在2009年制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时，就曾引起广泛讨论，但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并没有提到这一改革设想。这次《决定》明确提到不分文理科，是深化教育改革的新意之处。 文理分科目前已不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培养和需求了。而且，人为限制高中生的学习范围、兴趣和出路，这样的教育过于功利化，只看重个人对社会有何作用，忽略了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反而会扼杀年轻人多元发展的渠道。 高考不分文理科这一构想可以避免中学过早分科所导致的学生知识结构偏差。但是，实行这一改革必须与考试、招生分离同步推进，如果离开了后者，而在现有的集中录取框架之下实行，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 此次《决定》中提到实行考试、招生相对分离，这是破解基础教育应试教育的必由之路。简单地说，实行考试、招生分离，就是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社会组织、大学自主招生。按照这种招考模式，中学根本不必提文理分科或文理不分科。中学不妨实行学分制教学，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的学业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喜欢文科的多选文科课程，喜欢理科的学生多选理科课程。学生在升学时，用统一测试的成绩申请大学，大学在综合统一测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和面试考察的前提下录取学生。这就把学习的自主权交给学生，也让基础教育真正摆脱应试教育。 3．2013年10月23日，北京市公布了《2014—2016年中考中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2014—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一公布，社会舆论犹如经历了一场地震。人们在感叹北京高考改革步子之大的同时，也提出了不少质疑和不理解。 “到2016年北京市的高考语文的分值由150分增加到180分，英语则由150分减为100分，其中听力50分，同时，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考试，学生可多次参加，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方案中的这段描述，成了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争议的焦点。 北京市的改革方案刚刚出现在网上，某门户网站就挂出了一个调查，仅仅几个小时就有几千名网友参与了调查。结果显示，70.4%的网友支持高考降低英语分值。有专家分析，众多网友支持降低英语分值，其实更多的来自于人们对应试的恐惧，同一项调查印证了专家的这种观点，调查中62.5%的人坦承自己学习英语的动力来自于“应付升学与考试”。对于这次改革，不少教育领域的专家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桑锦龙认为，通过这样的改革不但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而且也会改善目前高考过分强调英语技巧现状，促进英语教学改革。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英语考试都是通过社会机构进行组织的，比如托福、雅思等，这也是今后我国英语发展的方向。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同样认为，学生们更多的时间还是应该放在母语上，现在很多学生写字不如从前，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十分清楚，适度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必要的。随着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改变，作为高校也会适应基教变化，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为此谈到：“我们分析了中国100年教育走的路，发现中国教育越来越呈现国际化趋势，而中国本身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就怕再过一段时间，孩子们都不知道鲁迅是谁了。” 从国际上看，没有一个国家把英语放在一个终身学习的重要位置上，例如，日本的国际化也很明显，但这个国家也没有搞全民学外语。对于英语，很多专家都建议，应该将其变成一种社会化考试，类似于计算机考试一样。同时要培养中国人的中国文化素养，使他们明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发展，了解自己本国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又对自己本国文化熟悉的情况下，一个中国人的国民素质、自信心、创造力才会提升。此次就是想通过考试方式的改革带动教育的均衡发展，北京此次在全国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但是今后的教学改革等方面一定要跟上，才能很好地完成改革。 4．“差距太大了，我们那里的基础教育太差了，我的初中同学，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来自农村的郑州大学大一新生刘伟说，自己小学、初中分别在乡村与县城度过，乡里初中压根就没有补习班和辅导书一说，到了县城里，才有了老师推荐的各种教辅资料，但大部分都是盗版的，错别字很多。“在起跑线上就远远落后城市孩子了。” 事实上，与刘伟这样的农村子弟相比，城里孩子考上大学的渠道也更加多样。 在河南，保送、加分、自主招生的机会大多被省会郑州最富竞争力的几所高中包揽，这也使得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高考新政基本上与农村孩子无缘。不仅仅是来自农村的子弟，即便是对那些城市普通家庭子女而言，在义务教育阶段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同样十分艰难。在郑州，尽管小学、初中采取就近划片入学制度，但各个家庭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可以用“惨烈”来形容：有钱的，提前几年斥资买套学区房，换取入学资格；有关系的，找对门路，没学区内户口也能入学。 “现实的情况是，不管在城市还是农村，竞争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已经开始了。”河南省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说，高收入家庭可以利用一切资源为子女提供各种帮助，又叠加了保送、加分、自招等高考政策上的优势，延续着“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路径培养，寒门子弟拿什么和他们竞争?靠什么改变命运? 目前由于高校招生指标向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倾斜，导致了高校录取分数线在各省市之间的巨大差异。同一张试卷，同一次高考，不同省市的录取线动辄相差100余分。在同一所高校，各地同学的高考分数差可超过200分。在北京能上清华的分数，在一些地方上不了重点大学；在北京能上重点大学的分数，在一些省市则无学可上。这种录取分数的不平等，造成了一系列的教育和社会问题。以矛盾的焦点高校来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高校的数目、质量远远超过一般的省、市、自治区，这些高校的经费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当地政府的支持，作为回报，在招生政策上表现为向本地区倾斜，划分出相当部分的名额给当地，有些高校甚至大部分生源都选择在当地招生。 5．湖北大学教科院副院长叶显发教授认为，这次深化改革中有关教育改革的三个方面非常值得期待。直指核心关键词“实现教育公平”。 “一考定终身不仅不科学，更有失教育公平。”叶显发称，一考定终身有很多弊端，如果这个学生考试时刚好生病、或者发挥不好，就会丧失很多机会，“学生考试多次选择”更加公平。 湖北省目前高考考查了9门学科，将来可能必考科目只考语文、数学两门，英语降分或者实行考级制度，其他则为选考科目，与学生想报考的专业相关。当一考变多考、一考多用变成现实时，学生们的学业压力自然会有所减轻，这就是改革高考指挥棒带来的新变化。 “素质教育提倡了很多年，很难说落到实处。而这次选定了素质教育两个落点——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叶显发称，我省初高中已经在推行综合素质评价，旨在改变以升学考试分数简单相加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前段时间北京高考外语降分，可以说是将语言工具的外语打回本源。事实上就高校生源地而言，城市孩子一直高于农村，农村孩子的英语水平整体上也比城市差，类似这种转变可以给更多农村孩子提供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 “虽然我们的小升初不太成功，但各方面都努力过了，无怨无悔。”这位家长的网名叫“太不容易”，一如这个夏天所历经的择校过程。推优轮空、特长失利、点招失败，在折腾一圈后，她的孩子还是回到原点——到最早被录取的北京建华实验学校2+4实验班就读。 每个家庭的“小升初”之苦，浓缩的是整个社会义务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实，校际强弱悬殊几乎成为民怨之源。“现在教育不均衡、不公平已经到了历史最严重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如此感叹。当民众诉求从“有学上”向“上好学”加速转变时，义务教育均衡化的“日程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重点校制度，被不少教育界人士视为校际“沟壑”难填的根源。基于各种利益驱动，一些地方政府给予重点校特殊的政策和待遇，而重点校通过择校、共建等途径，又获得远远超过普通校的教育资源。 6．中国人富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走出国门去游历世界，这本是一个很好的、以民间的方式和世界沟通交流的渠道与机会。然而，大量中国游客带给世界的并不是美好的中国形象，近年来很多国内外媒体，在谈论中国游客在世界各国粗鲁的举止、言行，并评价说“为中国作着负面的贡献”。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忧虑的质问：我们的国民就真的这么“缺德”吗?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德育课都教了些什么? “十一”期间，记者在呼市一游人较集中的地方随机采访了30名中小学生，其中过半的中小学生能清楚地回答出国庆的含义，而半数学生则对于“十一”的来历和含义说不清楚，有些学生干脆说“十一”就是放假游玩。 就这种现象记者采访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阿尔泰教授。他认为，国庆节不应该仅仅是黄金周，人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为新中国成立献出宝贵生命的英烈们。由于一些商家过分追求盈利，大力宣传黄金周概念，淡化了国庆节的本来含义，致使现在许多孩子理解国庆节就是去游玩购物，致使一些中小学生爱国意识淡薄。 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檀传宝对道德与教育的关系作了这样的定性：从理论上说，道德教育是教育的根本，这已成为许多教育学家的共识。 “一直以来，中国的德育缺乏实效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基本道德教育。”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副主任张治江指出，当前德育工作过分地重视了政治教育而忽视了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中又过分地重视培养学生的理想完美人格而忽视了基本道德教育。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教育放在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之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优先发展教育的坚定决心。报告对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新论断，其中“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是我党的重大政治宣示，令人精神振奋，倍受鼓舞。 孔子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即宣讲规范人伦道德，自己以身作则，此为“立德”，立德树人即教育事业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如果忽视德育教育，既不符合中国民族精神中蕴含的仁的思想，也背离了当前时代发展的和谐精神。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立德树人”，坚强而有力地回答了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抓住了教育的本质要求，明确了教育的根本使命，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进一步丰富了人才培养的深刻内涵。 一位退休教师表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前学生、家长的眼睛都盯着入学率，导致老师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应试课程的讲解上，忽略了学生个人素质的提高，“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用硫酸泼狗熊的那个学生，他在著名学府读书，从小到大都是认真学习的好孩子，但这个人却能干出那么残忍的事情，他的学习成绩也许很优秀，但他的人格是否健全就不好说了。” 7．“十八大”提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无疑给职业教育吃了一颗定心丸。虽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声从未间歇过，但如何发展?至少在目前，社会各界并未形成一致共识。 比如在观念方面，一些家长让孩子挤普通教育独木桥才感到踏实，客观上造成职业教育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状态，虽然现在职业教育呈现快速发展局面，但仍然没有改变家长对孩子未来职业前途的担心。比如在整个职业教育的评价标准方面，一直没有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技能提高为目标，造成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浪费、低效。再比如办学机制方面，长期封闭和单一，束缚了职业教育市场化这一宗旨，民办职业教育因为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不够深入，跟进不够，职业教育被企业牵着鼻子走，而没有引领企业发展。 当前职业教育处于大发展时期，虽投入增加了许多，但投入增长与事业增长不同步，一些地方办学条件更为紧张。除了投入之外，职业教育没有吸引力，深层次的原因是总体上制度供应不足，以及体制性利益冲突。这其中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也包括全社会有关领域的一系列制度缺失。 “职业院校70%的生源来自县以下地区，职业教育绝对不能办成‘坑农’的教育。”H市交通高等专科学校张校长介绍，有的汽修学校，以实训的名义购买的新汽车平时锁起来，碰都不许学生碰，只有领导来检查的时候才让学生敲敲打打，领导前脚走，他们后脚就锁起来，宁肯把汽车白白放在库房里，也不让学生实践学习，导致学生读了几年职业院校却一无所获，最后又回家待业“二次致贫”。 据H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透露，目前，H市有中等职业学校20所左右，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2万人，全市共有高等职业院校5所，现有在校生4千人。近年来，H市结合自身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优势，积极探索现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优化职业教育结构和布局，采取“校企结合、工学结合”教学模式，使职业教育更加贴近社会需求。 H市交通高等专科学校联合驻沈企业建立了专业系、研究中心(所)、实训中心三位一体的产学研结合机构框架。在德国宝马汽车公司与学校合作成立的“宝马培训基地”内，十几辆各种型号的崭新汽车供学生实地学习，宝马公司派来的优秀专业技师向学生们传授着最先进的汽车知识。在此学习的学生朱德鑫告诉记者：“我已经在这里学习了两年多，感觉自己毕业就能上手，几乎不需要什么适应期。”而他也与H市的一家汽车4S店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 H市某人才职业学校作为一所高等职业学校一直坚持根据岗位开课程，“面向市场设专业，针对技能抓教学，强化素质育人才”的人才培养思路，使其学生往往在毕业之前就被提前预订。 学校非常重视实践教学条件建设，积极拓展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创造条件，建立与企业紧密结合、互相支持、双向参与、运作良好的校外实习场所。把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紧密结合，实现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的双向统一。面对着全国IT人才和全省设计人才急需的现状，学校还开启了校企合作、校工结合的发展道路和突出技能教学“三接一全”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企业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设计型人才。不仅解决了学校的就业难题，也帮助企业缓解了人才缺乏的现状。 另外，对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已经建立起了“以免学费为主，国家助学金、校内奖学金为辅”的助学政策体系。符合条件的高职院校学生可以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助学贷款贴息等方面资助。据统计，2007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国家助学金447.6亿元，中职学校30%的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资助；2009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共安排免学费补助资金195.3亿元，中职学校90%的学生享受了免学费政策。 8．2013年10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时表示，科教兴国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将秉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兼收并蓄，吸取国际先进经验。推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更高素质的人才，同时为各类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 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公布。其中，第42条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进行了战略部署，这是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之举。 从“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到“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再到“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决定》的一些新提法和新举措令人感到振奋。三、申论要求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二、给定资料   1．2016年1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习近平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2．猴年春节，600万出境过年的中国游客“刷出”境外消费900亿元人民币的新纪录。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热衷于海外“扫货”。以下镜头是记者在2016年春节期间拍下的几个“扫货”场景。   [镜头一] ”外形、价格差不多，但功能大有不同。”在英国伦敦的一家超市，来自广州的游客江先生买了两个保温杯。他说，在创意性、人性化等方面，国外产品的细节处理明显更到位。这样的产品，即便价格再贵一些，我还是愿意选购。   “消费者在国外抢购的商品，产品创意与设计方面确实比国内高出一筹。”商务部研究院消费与流通研究所副主任G说，分析这部分消费外流，需要结合我国消费市场供需两端的新特点。在需求端，规模增长的同时，结构快速升级。国内消费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速，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3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同时，老百姓的需求正从满足于“有”升级到“喜欢”“个性”“潮”。在供给端，市场供给虽然量大，但在很多行业，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今天，全球经济深度融合，新的消费需求在国内无法得到满足，自然而然地被推向了海外市场。“去海外‘扫货’，在一定程度上是同内消费者在利用全球市场满足自身需求。”G说。   制造能力过硬、创新意识不足，是国内不少行业的尴尬现状。很多企业并不看重创新，甚至认为“与其费力创新，不如专心模仿”。长此以往，不根据需求及时调整供给，即便随着市场总量上升获得暂时的生存空间，最终还是难免被淘汰。   [镜头二] “每次回国都是大包小包，有些吃不消。”安徽合肥的徐小姐在德国留学，回家过春节前，不出所料地接到长长的代购清单。徐小姐说，如果只是代购国内不容易买到的德国特产倒也罢了，但清单中大多是国内并不缺少的产品。   质量差别很大吗?拿电饭煲来说，有人曾用海外代购的电饭煲和国产品牌的电饭煲进行测试，结果根本无法分辨二者煮出来的米饭的区别。再说奶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奶粉企业吸取教训，生产能力和安全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国内知名企业生产的奶粉，质量是有保障的。“实际上，代购奶粉是有风险的。”这位业内人士说，消费者代购的奶粉，运输过程往往不够专业，在高温等环境下，难以保证质量。而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奶粉配方，都是根据当地人的饮食和体质情况而定的，代购的奶粉不一定适合中国宝宝。   质量无明显差别，甚至还有风险，消费者为何仍热衷去境外“买买买”?“其中的根源，还是市场环境出了问题。”一位在奶粉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企业负责人说，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有一个阈值。超过阈值后，信任就可能崩塌，消费者不相信来自监管方的信息，反而会相信捕风捉影的谣言，行业陷入恶性循环。市场环境如果出了问题，就会劣币驱逐良币，好企业难有好发展。有些企业不靠提高产品质量赢得市场，而是一心想着找机会抹黑其他企业。把别人拉下来，自己爬上去。一些子虚乌有的负面信息弥漫在市场，加剧了消费者对市场的担忧。在有些竞争失序的行业，当务之急要进一步完善监管。只有建立起“让失信者寸步难行”的市场环境，才能让消费者买得更放心，让企业发展更有空间。   [镜头三] 王女士在日本购买化妆品买错了型号，尽管语言不通，但拿出购物小票和所购买的商品比划一阵后，店家很痛快地办理了退货，而且在办理退货时依旧像接待购物时一样笑脸迎送。“不像在国内，尽管有相关退换货的规定，但退换货时，总会遇到一些麻烦，或者受到店家的冷遇。”王女士说。“爆买”一词成为2015年日本年度流行语的背后，是众多中国赴日游客“出钱出力”的结果。当大家都在感慨“中国人真有钱”的同时，刚从日本“剁手”回来的小邹道出“真相”：“其实，马桶盖、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国内也能买着，但我看中的是人家的‘微笑’服务。”   “同样是花钱，国外消费的体验明显更好。”北京市海淀区某互联网企业员工李丽到美国旅游，在当地一家大型商场买了两双鞋。结账5分钟后，这两双鞋的折扣从八折变成六折。工作人员找到正准备离开的李丽，告诉她将会把多出的钱退回到银行卡上。“退的钱虽然不多，但是如此负责的态度，真的让人愿意多买一些东西。”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产品相同的情况下，是服务质量的不同，让中国消费者觉得外国产品质量更好，感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3．2015年，天津工业增加值6981亿元，增长9.2%。与之相对应的是，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3.2%，降幅同比扩大2.3个百分点。这是下大力气推进新旧动力转换的结果。一“升”一“降”之间，凸显绿色发展理念。作为传统工业城市，针对部分企业散、弱、低、粗、污问题，天津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响转型升级攻坚战。自2014年开始，天津瞄准企业整体效益提高50%以上的目标，全面实施万企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转型鼓点密集敲响。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说，总的考虑是，下大决心、下苦功夫做好节能减排的“减法”、质量效益的“加法”、产业升级的“乘法”、防治污染的“除法”。转型升级，说易行难。针对转型难点、堵点和痛点，天津打出“组合拳”，组建近600个服务组，以“补相关方、补转型升级、补人才培训”实施精准“滴灌”，帮助企业解决“不敢转、不愿转、不会转”问题，1.2万家企业成功转型。   一大批传统制造企业在万企转型浪潮中重新嵌入先进制造产业链。T公司负责人说，转型前企业几乎没有自己的专利，现在技术成果已有六七十项，部分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成为很多知名车企的供应商。2015年，天津市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而粗钢、生铁、水泥等过剩产能大幅减产，规上工业企业百元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7.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元。   4．2007年以来，天津工业总产值连续迈上3个万亿元台阶，高端制造业集群成为其中“关键动力”。“天津已形成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八大优势支柱产业，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89%。”天津市工信委主任李朝兴说。按照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目标，到2020年，天津先进制造业占工业比重将超过70%。为把优势做优、强项做强、特色做特，天津积极引进培育引领制造业未来的“种子产业”，以“链式”思路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起“雨林式”产业生态，形成多点支撑效应，实现价值链最大化。2015年6月，被成功收购的瑞典著名汽车品牌萨博的电动汽车整车总部生产基地及汽车研发中心项目落户天津，尚未投产便签下一笔780亿元人民币的大单，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2020年。天津市发改委主任肖松说，优势产业实现了较快增长，新兴产业正在迅速崛起，很好地弥补了传统产业特别是过剩产能下降，成为新动力、新增长点。   作为天津制造第一大产业，装备制造已形成海T装备制造、智能装备制造等一批专业化高端产业集群，产值进入万亿规模，2015年增加值占全市工业36.2%，比上年提高3个多百分点。每年举行的天津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上，天津企业从买家越来越多地变身为“卖家”，工业机器人、3D打印机等一批高端产品成为展会焦点。   5．天津工业稳中有进、进中见优，创新是“第一动力”。“一区二十一园”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数十家国内一流研发机构，超过500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积极构建多层次创新平台，让创新多点开花。实行创新团队整体积分落户倾斜政策，加大科研人员股权激励力度，推行高端人才一张“绿卡”办成所有事……天津一系列改革指向聚才引才，让创新因子活跃。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数字见证着天津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丰硕成果。2015年，天津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65000余件，同比增长36.5%；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3%，综合科技进步水平保持全国前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2010年的900多家增长到2300余家。其中，在小巨人成长计划的支撑下，天津科技型中小企业从“铺天盖地”到“顶天立地”，正撑起创新“脊梁”。天津市科委主任陆文龙说，自2010年计划全面实施以来，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由1.25万家增加到7.32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比重从9%提高到22%；科技小巨人企业由726家增加到3453家，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从16%提高到48%。在创新驱动下，新兴产业加速“弯道超车”，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人、生物降解冠脉支架、以石墨烯和活性炭为原材料的超级电容器等一批“撒手锏”创新产品，构筑起天津制造业竞争新优势。2015年，天津出口高新技术产品197.1亿美元，占出口比重38.5%，比2010年增长32.6%。   6．化解过剩产能是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2016年3月8日下午，围绕“积极稳妥做好去产能过程中的人员安置工作扎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题，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案办理协商会举行。   要大力推进社保全国统筹，真正实现在哪里就业，就在哪里参加社会保障：要认真兑现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承诺，确保不让一名下岗职工因去产能而没饭吃；优化教育培训，为再就业创造更大空间……“80%关于去产能的提案都与职工安置有关，这正说明做好去产能工作的复杂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星作为提案承办单位负责人参加了协商会。“下一步将吸收建议完善政策，确保职工平稳过渡，改革顺利推进。”   “去产能非做不可，不做可能会带来更大损失；如果能按预期完成，将给经济转型升级带来巨大空间。”全国政协委员李毅中说。“在政策与市场调整的窗口期，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尽快渡过阵痛期。”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说，2016年河北将压减炼铁产能1000万吨、炼钢产能800万吨，力促一批产能加快出清。同时制定了详细的职工安置方案，把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由3%降到1%，向企业发放失业保险金。   做好减法的同时，也要做好加法。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辜胜阻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把资源要素从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中释放出来，为新兴产业输送更多劳动力、资本和技术。   “我们已经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尝到了甜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阜宁县委书记顾云岭说，作为传统农业大县，近几年阜宁县推进新兴产业引领工业跨越赶超，2015年风电装备销售额增长了102%，光伏产业销售额增长了62%。“未来将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机遇，赢得更多发展空间。”   “老百姓不是没有需求，而是供应满足不了需求。”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占通说，“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有待开发。企业要从需求出发，专业求精，做电饭锅的企业好好把电饭锅做好，做马桶盖的企业把马桶盖做好。”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宿迁广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利平希望政府能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红娘”的角色。“帮助引导企业通过并购、重组等形式强强联手，做大做强。”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创新发展理念首要的是创新。要抓住时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作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引进和集聚人才，加快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第一代服务器销路还很好，我们已投资12亿元研发第二代，并开始规划第三代。”全国人大代表、浪潮集团董事长孙丕恕说，为了站在产业前沿，浪潮每年将销售收入的7%至8%投向研发。“阶段性目标是提升至10%。我们要确保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始终跑在用户需求的前面。”   7．有人感慨，“二孩”政策或让上学难这一“老大难”问题面临“雪上加霜”的境况，优质教育资源在未来或面临更大的挑战。目前，“以公立教育为主、民办教育为辅”的供给情况真的能够满足晋通民众对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海涛回答了这个问题：“公共财政投入教育的力度虽然不会减少，但公办教育发展的财力需求刚性很强，不少地方教育经费依旧短缺，需社会力量大显身手。”   2016年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部分教育法律修正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在教育资源的供给端，政策要求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鼓励社会资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服务。随着政策不断松绑，民间资本深入到教育领域内部的通道被进一步打通。鼓励发展民办教育已经成为明确的政策方向，教育法修正草案通过在即，促进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允许营利性民办学校存在，供给侧改革正推动教育进入产业化发展模式。   “我早晨6点起床，9点挂上号，11点看上医生，下午5点做完检查，然后医生下班了，这一天就这么白忙活了。”这种现象并不罕见，老百姓一旦生病了，要获得相对“靠谱”的治疗，大部分还是得乖乖到公立医疗机构排队、取号、“等”到天荒地老。的确，医院产业“国退民进”的破茧成蝶已经在路上，但医疗资源不均衡、群众就医难等老大难问题仍亟待解决。   行政垄断资源和医疗资源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化解?供给侧改革或许能提供一种思路：在医疗领域的供给端鼓励更多民营资本进入，来打破公立医疗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垄断。在政策层面明确提出鼓励之前，民间资本实际上早已挤进国内医疗行业攻城略地。在政策相对宽松的行业上游，各种资本已经在医药研发、生产、批发、配送、零售连锁和医院分销服务等方面完成了布局。在民营医疗机构百花齐放的情形下，百姓对于医疗服务不同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小病痛小需求可以就近前往小型诊所就医，大病痛大需求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进入民营专科医院进行治疗，“看病难”的困局有望能迎刃而解。   用“有人撑死有人饿哭”来描述现在的楼市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定居在上海的律师大刘正为买不到一套合适的四居室而犯愁时，远在鄂尔多斯的售楼员小尹却在苦苦寻觅手上几套大三居的买家。2015年以来，中国楼市上演冰火两重天，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房价逐月上涨，而三四线城市却陷入库存高企的泥潭，业界普遍认为楼市“供需错配”现象相当明显。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以及化解房地产库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是消除“供需错位”之痛和有效去库存的一剂“良方”。在一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可适当提升土地的供应量和供应节奏，在产品质量和服务的升级上主动求变，从而刺激更多的改善性需求进入市场。而对于库存去化周期较长的部分三四线城市，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   8．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精神状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打赢这场硬仗。李克强总理所作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2016年的工作重心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最关键的是，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面临新问题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中国实际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主张。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从来都是贯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题与主线。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围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地位，连续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既有力支持了工业化，又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推进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2．地处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中山市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差距渐渐缩小。乡村同样有便利的公共服务，城市同样有浓浓的乡愁味、互助情。 在中山市小榄镇沙口东路的全民公益园，堡垒型的建筑风格引人注目。工作人员介绍说，它的前身是沙口粮仓的一座三层建筑及两个旧米仓，前几年才被改造成公益园区。 走进小榄镇永宁社区可以看到，这里的社区与城市社区基本无异，一栋栋两三层民居规划有序，装修漂亮。居民区不远处就是永宁社区文化广场，广场附近配备有休憩长廊、健身器材、篮球场。 小榄镇还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立居委会服务大厅、物业服务大厅、公益服务中心等，方便群众办事。 在中山市各乡镇，居民能享受像城市一样便利的公共服务。而在城市社区，邻里守望氛围也越来越浓。 在东区花苑社区，“爱心义剪店”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剪发，目前累计服务4万多人次；“志愿管家”服务则带动一批老党员和群众投身社区服务，传授文化课程、收集群众需求、化解矛盾等，成为邻里和谐共进的好帮手。 为了促进新老中山人社区邻里融合，当地还为辖区流动儿童开设“430”课堂，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4点半到6点，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学业辅导，还免费开设趣味英语、剪纸、绘画、围棋等课程，由大学生志愿者到学校接学生来社区上课。 花苑社区党委书记梁家荣说，调动社区群众的力量互帮互助，把“小社区”当作“大家庭”来建设，才能让老人们感受到更浓厚的邻里亲情，让年轻人更有归属感。 3．成都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市，平原、丘区、山区各占三分之一，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就像一场中长跑。”成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D说，如果把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比作一场中长跑，目前的成都正在全速前进阶段。 (1)铁中府河学校是成都市金牛区的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80％左右。 在成都，很多跟随父母进城的学生实现了“有学上”。成都市教育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7年，成都每年保障超过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30％的随迁子女入学，且其中超过90%都在公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和成都市户籍学生一样可以享受各类教育政策和福利。 为了实现教育机会公平均等，成都市还加大教育资助力度，建立和完善从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不重、不漏、满覆盖”的教育资助体系，包括义务教育“三免一补”“免除住宿费”“营养改善计划”“鸡蛋牛奶工程”等近30种资助类型。2013—2017年成都市资助总额达到56．3亿元， 年均资助额一直保持在10亿元以上，确保实现“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的承诺。 要实现城乡处处都能“有学上”“上好学”，除了构建公平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城乡学校标准规划的统一也尤为重要。 “我们建立起了一套符合成都实际的地方教育办学标准，这是城乡学校规划和建设的参照系。”D介绍。 近年来，成都市在国家、省、市已有标准基础上，坚持“互相衔接、互为补充”的原则，按照“全域成都”理念，构建起血大类24项教育行业地方标准。 2017年，成都市教育局会同市规划局启动了教育设施专项规划修编工作，对成都全市22个县(市、区)进行统一规划，希望以“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图”的思路，共同打造“优教成都”。 (2)“在农村中小学标准化提升工程中，全县教育装备提升总资金9934万元、环境改造资金200万元、运动场改造共投入资金3395万元……”说起近年来的教育投入，蒲江县教育局局长杨忠云很是高兴。而作为成都西南边缘的农业县，蒲江县国内生产总值不到成都的1％，财政可支配收入不足10亿元。 杨忠云介绍，蒲江县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效显著，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更得益于成都市以市域统筹的方式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我们国家教育公平步入从机会公平到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的新阶段，而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相应的资源配置也应保持动态。”D介绍，成都市不断规划和统筹实施倾斜农村的新项目，同时为兼顾区域差异，形成了“中心城区给政策、近郊区县给补贴、远郊区县给倾斜”的推进思路。 一方面，项日经费实行分担和支持的“动态倾斜”制度。例如，为期3年、总投入40多亿元的城乡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中心城区、近郊、远郊分别承担100％、70％(或60％)和30％(或20％)，其余由市里承担。另一方面，则是制定《成都市中小学校(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建立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如今，在成都，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每两年就会有一次动态调整，并且实行市县两级共同保障机制，对牛均公用经费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的部分，中心城区所需资金由各区自行承担。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也建立了逐年调整增加制度。通过提升，2017年，成都市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已调整到6000元。 (3)教育教学质量的城乡差距，突出体现在农村学校“软件”上，师资水平配置还未同步跟上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 教师专业素质城乡差距明显。2009年，成都市农村音体美学科教师缺额超过45％，小学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教师、初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的比例，农村与城区相差15个百分点以上，且优秀教师数量城乡差异大。 师资困局如何破?如何实现统筹?成都在全市所有区县内推行教师“县管校聘”。每年年底，成都市所有中小学教师都会拿到一份成都事业单位的聘用合同，“雇主”不是所在学校，而是一个叫教职工管理服务中心的机构。该机构对城乡教师的人事、户籍、保险、工资等进行统一管理。 “县管校聘”把阻碍城乡教师流动的‘玻璃门’打开了。”成都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说，教师管理服务中心与教师签订人事合同，学校则与教师签订聘用合同。手握两份合同的教师们，彻底从原来的“学校人”变成了“系统人”。 教师由“学校人”变成了“系统人”，被教育主管部门派到学校任教，学校负责教师的日常工作安排与考核评价。不合格教师将待岗，甚至被退出教学岗位。 实现“县管校聘”后，温江区根据每所学校学生人数，重新核定每所学校编制，竞争上岗重新决定教师的去留，盘活了城乡教师资源。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全省“主干”的成都，正在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转型升级发展之路。 从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转变，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转变，从学有所教向优教成都转变，立足这三个转变，成都将从“大城市带大农村”向“中心城区+郊区新城”的城市格局变化，实现城乡教育在各自健康发展基础上的良性互动。 4．在沪郊最是“农味十足”的金山廊下镇，说起乡村振兴，听到最多的是“没有围墙”4个字：当地的郊野公园，没有围墙；农场就在公园里，没有围墙；农场与农家乐之间“农农结对”，没有围墙；民宿的“民”字，既是村民又是市民游客，“没有围墙”。这“没有围墙”4个字，形象地概括了沪郊推进都市型乡村振兴的一种特色，那就是融合式发展。 近年来，上海在郊区布局建设一批大型郊野公园，既“成规模、成系统”地保留保护沪郊的“乡脉、农脉”，又入深、入细、入里地清理和还原乡村的“乡风、乡貌”。金山廊下郊野公园是最先“开园”的一处。但廊下镇党委委员俞惠锋笑着说：“说是‘开园’，其实郊野公园根本没有围墙，公园规划覆盖了半个镇，而且与整个镇打通。” 不搞“盆景式”乡村振兴是沪郊一个十分突出的理念和指导思想。乡村最根本的是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由此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和乡愁情怀。廊下郊野公园最主要的“景点”就是一处处特色鲜明、出产丰富、市场品牌上佳的农场。其中，有沪郊最人的草莓基地，尽可能广泛地汇集各地优质品种，使用专门的有机肥和生物防虫法，出产的“金山草莓”已在上海市场颇有品牌影响力；还有番茄工厂化生产基地，产量是一般薄膜大棚的5倍以上，产品口感也上佳。目前在廊下郊野公园21．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有20多家这类农场。 乡村振兴不能留下一处处“断头路”，沪郊的乡村产业链正在新的起点上延伸整合。在2018年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廊下镇推出了一个“特色节目”：“农+农”结对。农家乐饭店与郊野公园里的这些农场联手，合作社“带着心跳”的新鲜农产品直送到农家乐的厨房，让农家“菜单”常订常新。 曹月芳是廊下镇的“文化达人”，当地的土布工艺、莲湘舞蹈等“非遗”项目，都有她组织和参与的功劳。曹月芳退休后主持推出了一处有特色的“民宿”，取名“江南莲湘”，并且把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概括成“八个一”的综合体验：学一节莲湘舞蹈、玩一个农家游戏、画一幅简易扇画、学一句本地土话、做一道农家点心、干一下农家小活、学一个节气知识、缝一个手工包包。 乡村有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形态，才能真正促进城乡交流和融合。廊下镇党委书记沈文有几句话说得很生动：都市里的乡村，对村民来说是“我的家园”，对市民来说是“侬(沪语“你”的意思)的乐园”。“农+农”延伸到“农+侬”，城里的“侬”也融入其中。农房变成了客房，田园变成了公园，劳动变成了运动，而农房依然是农房，田园依然是田园，劳动依然是劳动。 廊下有一个“枫叶岛”，是上海有名的“网红”景点。与景点贴邻，有一处叫作“涵七”的民宿，其农舍的结构基本保留，市民游客人住的时候，农舍主人并不“撤离”，而是同在一个房檐下。而且，农家自有农家的自信，农家的老伯伯说，到了农村就要充分享受农村的安静和慢节奏，千万不要再熬夜玩通宵，“年轻人，早点睡”。 在城乡差别逐渐缩小的基础上，“城乡区别”已成为新的都市亮点。沪郊的乡村不仅要有形，更要有魂，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气质。廊下的多处特色民宿，不仅有农家屋、农家园、农家菜，更有土布服饰、乡土版画、手工青瓷等民间体验，让人留得下来、乐得起来。用一位上海城里人的话来说，在郊区既要能够“养肺、养胃”，更要能够“养心、走心”，让人觉得“就是不一样”。 5．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迅猛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了有关“农村人”的刻板印象。最近几年，农村和城市更是纷纷谋求新的转变。对此现象，××报特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进行深入探讨。 ××报：现在，城乡交往更加频繁，然而城乡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似乎并未减少，这是为什么呢? 卢晖临：改革开放确实松动了城乡壁垒，但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虽然交往的机会和频率增多了，但是城市人与农村人缺乏实质性的互动。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接受打工人员的服务，但这都是非常浅层次的交往，无法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根本性的原因其实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村人虽然能进城打工，却难以变成城市人，在城市长久定居和生活，拥有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报：农村人要适应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城市人主导着话语体系? 卢晖临：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在这些年进一步扩大，乃至于农村逐渐丧失了在文化体系中的位置。遍观当今的电视节目、主流杂志，农村题材要么就不出现，要么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在这种影响下，农村人发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慢慢丧失了主体性，以追求城市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随着城乡分化的加剧，乡村在文化价值上的边缘化会越来越明显。 ××报：如何化解城乡隔阂及其社会张力? 卢晖临：第一，政府要改变单纯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观，将财政投人向农村倾斜。美丽乡村应当建立在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之上。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可以使农村逐渐成为农村人愿意居留的家园，而不是纷纷逃离的弃地。第二，对于已经进入城市打工，并希望成为市民的农村人来说，国家要采取措施使他们安居乐业，无论是住房、医疗还是教育，都应当给予他们平等的市民待遇。这取决于中国劳工的力量以及政府保护劳工权益的决心。 6．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曲折。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当推从“农民”到“市民”转化过程的长期性。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不是一种静态存在，而是游走于城乡之间，以兼业的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即便是那些具有进城意愿的农民工，也因无法以“在地化”的身份进入城市而长期徘徊在城市之外，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在地化，便成为其能否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这里所说的“在地”，不仅仅指空间在地、职业在地、户籍在地，也包括“关系在地”。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系在地”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旨在推进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社区的制度和政策，但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外来人口在城市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较低。这是因为外来人口仍属外在于城市而存在的“流动无根群体”，虽然这一群体在城市已产生众多利益诉求，但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水平较低，导致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未与其居住的社区建立起真实的社会联系。可见，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动的过程。对此，我们需要采取“渐进策略”，注重为进城农民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其进入城市社会成为可能。在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上，政策和制度构建固然极为重要，但从政策运行的动态角度看，其实施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性条件的积累和提供，则更具根本性意义。 在现代社会，职场关联是城市市民社会关系体系中最具核心意义的社会联结，是城市市民在地化的最主要标志。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职业共同体作为现代社会整合最为重要的单元。但对于多数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他们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稳定持续的职场归属。就业的短期性和不稳定性，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关联。故在现实中，能否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职业关联，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最重要条件，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需要突破的瓶颈。 透过对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关联的复杂性分析，我们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其自身的迁徙移动是否与工业化和现代城市职业体系发生了密切的社会关联。只有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被纳人工业化和城市职业体系之中，才能够成功地进入城市，并扮演城市市民角色。 近年来，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面临的一大困局在于，农村人口面对不断降低的城市入门门槛所表现出少有的犹豫和徘徊，因为在可以自由进城打工、购房的情况下，户籍入城就意味着失去土地。同时，城市居民已经没有超国民待遇的社会福利。随着就业、住房的市场化，尤其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城市人的就业、住房、粮食和一些副食品都纳入了市场，其优越性明显下降。在此种情况下，农民更希望通过兼业的方式，游走于城乡之间，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这直接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移”而不“转”的特点。在此情形下，进城农民自然很难生成“社区感”，其在地化进程也必然会迟滞缓慢。 中国社会，由“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的演化，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植根于社会关联基础的在地化，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融人城市生活，我们应持久努力地推进这一进程。 7．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度条”在加速。无论是农民收入水平，还是农村城镇化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乡村止积蓄着变革的伟力。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的新方向，更为乡村振兴的“质变”吹响了有力号角。 但是，城乡的二元发展曾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周期，这也注定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眼前工程、应急工程，而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城乡融合，绝不只是图纸上将城与乡圈在一起，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如何使那些曾经让城市繁荣起来的要素能以比较低廉的成本顺利进入农村发展进程。 乡村振兴，最终旨归是“人”。农民如何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具体的规划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是不是真正“融”好了?需要时刻注意和校验。换句话说，绝不能用建设城市的思路建设农村，用发展工业的思路发展农村，而应该因村制宜，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乡村的个性。既要留住乡村的“形”，全力恢复乡村历史质感、保护乡村原有风貌，更注重留住乡村的“魂”，留住乡村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只有在实战中琢磨出实招，在干事创业中凝聚合力，城乡的真正融合才能实现。

二、给定资料 1．7月下旬，快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反应7月中旬，泰兴地区在对水稻条纹叶枯病的防治工作中，农业部门要求农民采用“吡蚜酮”粉剂进行防治，该药每袋20克(一亩田用药量)。但事实上，“吡蚜酮”是与另一农药“井岗霉素粉剂”捆绑销售，价格高达8元，而“井岗霉素粉剂”的平时售价不超过一元钱——单“吡蚜酮”的售价就在7元左右。 “这是泰兴农民历年使用的农药品种中，单价最贵的一袋农药。”一名知情人说，“吡蚜酮”的成本价或出厂价约在1.8元左右，经过层层加价，到农民手上时，却产生了300%的暴利。而如此高价的农药，只能在农业部门下属的农技站才能买到，其他农资销售部门无法购买到该农药。 “这么高价的农药卖给农民，闻所未闻!”70岁的泰兴市民陆宏生对此感到非常气愤。陆宏生告诉记者，他在泰兴从事农资产品销售工作30多年，对此次“毗蚜酮”销售一事，他说，“8元钱的农药已是‘天价’，”他认为以谋利为目的推广农药，完全是漠视农民利益。“泰兴有60多万亩水稻田，以农业部门销售30万亩的‘吡蚜酮’推算，每袋‘吡蚜酮’的保守利润为4元，仅本次治虫用药就可获利120万元!谁出这钱?农民!”陆宏生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他做的是全市的农资销售工作，一般来说，农药从批发价到销售到农民手中，利润只允许控制在11%。 泰兴市政府在防治水稻病虫害时，要求“统一防治重点、统一用药品种，统一用药方法、统一用药价格”。前三个“统一”政府都做到了，可惟独在价格问题上，政府的声音缺失了。 农业局认为，农药价格是由农药经销商自行制定的，政府不参与、不指导、不干预。 据泰兴市农业植保植检站．7月13日发布的植保信息——《当前水稻病虫发生情况与防治意见》一文中显示：此次主治灰飞虱方法使用“吡蚜酮”，用药应是在7月17日和18日两天。 采访中，泰兴农业局一领导向记者介绍，农业植保站对植保信息的发布是公开畅通的，不存在垄断信息之说。根据植保信息以及防治方法，从事农资产品销售的双飞公司联系进货是完全正常的行为。该公司将农药销往各乡镇农技站，农民则到农技站购买农药。 那么，其他的农资经营单位能不能提供这种农药呢?“我们根本就无法进到‘吡蚜酮’。打电话给生产厂家，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库存了，都被双飞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下简称双飞公司)买断经营了。”泰兴市区某农资经营单位负责人称，从得到信息到农民用药，就间隔两三天，这个时间根本不够联系厂家购药，更何况是一种新型的非常规品种。 记者了解到，泰兴市农业植保植检站是泰兴农业局的职能部门，主要承担着搜集和发布农作物的病虫害信息的职责；农技站是农业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设在各乡镇的站点，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和服务工作；而双飞公司的身份则比较复杂：原是农业局的下属事业单位，后改为股份公司，农业局虽未参股，但其总经理却是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负责人之一。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泰兴市场上的“吡蚜酮”是由双飞公司独家经营。该负责人称，双飞公司从哪儿进货、如何销售等问题，都是公司自己决定，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不干涉。 “全市各乡镇主管农业的领导都跟市政府签了保证书，保证使用‘吡蚜酮’。”据悉，在泰兴市的农资销售市场体系内，惟独农业系统的销售网络可以引进并独家销售该农药。这让许多农药经销商不解，他们在接受采访时观点比较一致：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客观上对该农药实施促销。 经销商们所称的“保证书”，就是5月29日由各乡镇分管农业的负责人，与该市政府副市长签定的《2006年水稻条纹叶枯病防治工作责任状》。责任状要求水稻用药按照“统一防治重点、统一用药品种、统一用药方法、统一用药价格”四统一的形式进行防治。泰兴市农业局副局长张建新认为，一旦水稻田发生大面积条纹叶枯病，将对产量形成“毁灭性”打击。副市长要求乡镇领导签署责任状，这是重视农业增产增收的表现。 双飞公司的殷总经理说，“吡蚜酮”的出厂价是多少他不知道，但他购进该农药时的价格是 3.5元/袋；分销到各乡镇农技站是5.3元/袋；农民购买时，价格约7元/袋。“我们当初购买了 24万亩的药量，目前只销售出去了约16万亩，还有8万多亩的库存药量。”殷总经理说，价格是由双飞公司根据成本进行制定的，比如要考虑到税款、运输、仓储、销售、产品宣传以及人员工资等因素，因此在各农技站销售时，“吡蚜酮”在各乡镇销售的价格并不统一。但双飞公司并未向记者提供有关进货价格、数量方面的资料。 进价不透明、销售渠道单一、售价也不统一。对此，泰兴市农业局张建新副局长表示，农业局不参与农药定价，也不指导和干预经销商对农药的价格制定。而统一销售渠道，主要是为了规范农药销售市场，避免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怕农民买到假农药。” 记者了解到，除双飞公司之外，泰兴市还有16家农资销售大户。其中个别被称为“能人”的销售商告诉记者，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以2.1元/袋的价格从别人手中“倒”了几箱“吡蚜酮”。凭他们多年的农药销售经验，按照“吡蚜酮”产品说明书中的配方，该农药的出厂价不会超过2元；但因为无法正常进货，他们也只能干着急。 “2天时间，1200袋‘吡蚜酮’就卖光了。一袋进价2.1元，我以5.1元出售，纯利润就有 3600元。”一位周姓经销商称，由于农技站的“吡蚜酮”价格过高，所以他的这批货很畅销，但他却无法获得更多货源了。 那么，购买如此高价的“吡蚜酮”，当地一些农民有什么想法呢? “从没用过这样的药，农技站说只能用‘吡蚜酮’，说这药效果好，而且是全市统一的。”泰兴大生镇农户张成贵(化名)说，他是从电视上和乡里的领导那里得知此次水稻治虫只能用“吡蚜酮”的，而且电视上也让农民到农技站购买，以免买到假药。 至于“吡蚜酮”的价格，张成贵说：“价格肯定是太贵了。可贵也得买，一年的收成耽误不得。就像人生了病，医生说这药能治病，你还能嫌它贵?” 至于“吡蚜酮”的效果如何，农民们说，农药也才刚打下田，效果暂时还看不出来。 2．2006年月日2月台票2日，中国公路项目信息网等媒体发布了一则招标公告，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委托中国交通进出口总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为江西吕泰高速公路等单位购买铣刨机、多功能装载挖掘机、双钢轮压路机、摊铺机、沥青路面修补设备若干。其中沥青路面修补设备、洒布车等多种设备在“技术规格”一栏中居然明确要求是“国外知名生产厂家原装产品或在国内投资组装”。 这意味着占据了国内市场较大份额，甚至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的国产自主品牌路面设备，不具备此次政府采购的入围资格；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这就像婆婆还没看到媳妇、仅听到名字就把她先否决了。 负责组织此次采购事宜的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机务处处长陈雪飞介绍，本次政府采购是江西省高速公路路面养护等设备的首次公开招投标，也是江西省高速公路建设的世行贷款项目之一，采购设备总值约3000万元。 她表示，本次设备采购完全是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质优价低者中标。之所以大范围拒绝国产自主品牌的设备，主要原因是国产自主品牌虽然价格低廉，但质量不过关，远不如国外品牌设备质量稳定可靠。 她还表示，国外品牌的设备在购置费用上普遍比国内品牌高出30%甚至更多，为防止国内一些小厂商以“价低质劣”的设备恶意低价中标，只能在招标文书中预先设槛，将这些国内小厂家拒之门外。 针对这种“求洋求贵”做法，中国公路学会筑路机械分会秘书长刘文华认为，也许国货有个别技术不如国外知名品牌，但从整体上看，国产自主品牌的高速公路路面设备并非像江西有关部门介绍的那样质量低下。另外，从中国的公路路面养护现状看，目前全国养护经费缺口达数百亿元。政府采购应从售价、服务、技术、性价比等条件综合考虑，不能盲目追求国外品牌。否则对于支持国产自主品牌发展，倡导节约型社会都显得不合时宜。 在路面设备招投标报名时就被拒之门外，一些国产自主品牌生产厂商感到无奈和困惑。他们表示，政府采购的关键是能够采购到最佳性价比的产品，不应该将国外品牌还是国内品牌作为衡量标准；而将“国外品牌”作为招标书中的硬性指标，甚至列为“技术规范”，这种门槛设定违背了招投标惯例，也违背了公平竞争原则。 刘文华分析说，中国的高速公路养护等路面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已经有20多年历史，国内自主品牌的路面设备已经形成系列，产量大幅度增加，年产值高达数十亿元，不仅能满足国内不同市场的需求，甚至获得了国际市场的认可，相当数量的产品具备了国际一流水平。 以江西拟采购的路面养护车辆为例，国内生产同样设备的大型厂家有许多家，如沈阳北方交通生产的沥青路面修补车、鞍山森远生产的路面修补车，甚至还有更为环保的微波技术设备等。 同时，一些大型国内厂商产品因技术先进被列入了“国家863计划”优先发展，有的产品达到了欧洲最严格的生产或排放标准。业内人士对江西此次政府采购舍近求远、盲目追求国外品牌的做法感到不解。 一些报名时就被拒之门外的国内厂商反映，江西此次政府采购所称的“国际知名品牌”概念模糊，容易出现人为的操纵；另外，所谓的“国外厂家在国内投资组装”早已花样翻新，一些厂家打着进口品牌的幌子，在国外注册一家公司，作为企业形象宣传使用，而所有的生产都在国内完成。 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有些招标条款已露出了“马脚”，比如能够满足“国内投资组装”这一条款的，全国只有一到两家，江西的开标结果甚至可以“精确预测”。 得知国产自主品牌厂商参与江西此次政府采购项目招标遭到封杀的消息，有关专家拍案而起，认为不管采购方出于何种目的，不按招标产品需求衡量供应商产品技术参数，而是人为设立品牌门槛，这种做法既不符合行业规范，也不符合政府采购法的要求。 上海市政工程行业协会副会长李祖耀认为，江西此次政府招标文书显然不合行业规范。采购方称，指定国外知名品牌主要是担心国内一些小厂家以最低价中标，造成最低价买到最差设备的局面。但实际上，采购方完全可以在招标的技术规格表述中，设置相应的技术参数和售后服务要求，甚至对公司实力提出较高的商务条款，比如注册资金、以往的销售业绩等，这样完全可以避免“低价低质”情况的出现。 李祖耀说，江西此次政府采购并没有提出这些限制条件，而是笼统地把国产自主品牌拒之门外，这是不合理的，“很有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非常办法”，内蒙古高速公路开发公司设备租赁公司经理王金胜指出，从国产路面设备的实际使用情况看，该公司去年采购了近 5000万元的路面设备，绝大多数是国产自主品牌。这些国货无论售价、技术标准、实际使用情况还是售后服务，相对国外品牌来说都有更多优势。正是因为国产自主品牌在招标采购中的积极参与，使得几年前很昂贵的国外品牌路面设备价格不断下跌，大大节省了采购成本。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明文规定，“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除非“需要采购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在中国境内无法获取或者无法以合理的商业条件获取的”，或者“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进行采购”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可以例外。业内人士指出，显然，在江西高速公路上使用的养护设备不属于例外的范畴。 该法律同时还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进入本地区或者本行业政府采购市场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该单位、个人的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单位责任人或者个人处分”。 3．据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政府办公室介绍，敖汉旗实行政府采购三年累计节约资金3000万元。 据了解，自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三年来，敖汉旗坚持公平、公开、公正、诚信原则，共组织政府采购193次，累计实现采购预算19611万元，实际采购支出16565万元，节约资金3046万元，节约率15.53%。其中货物项目采购5636万元，节约资金878万元；工程项目采购10441万元，节约资金2088万元；服务项目采购488万元，节约资金80万元。 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采购范围不断扩大，金额不断增加，由2003年的1291万元猛增到2006年的7062万元，年均增长76%。 4．从市政府采购办公室获悉，去年烟台市在政府采购工作中全面推行“廉政准入制”，有效净化了政府采购领域廉政环境。全市去年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2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2亿元，增长25.6%，节约资金4.2亿元，节约率达14.18%。 烟台市对政府采购项目全面推行“廉政准入”，专门出台了《烟台市集中采购代理机构随机抽取管理办法》、《烟台市集中采购代理机构考核实施细则》等办法，要求凡参加政府采购的供应商都必须与政府采购部门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明确廉政准入的要求和责任，并对采购实施全程监管。去年，市政府采购办对121个项目进行了抽查验收，验收金额达1.4亿元，验收合格率达 100%。 政府采购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使“阳光采购”更透明。全市去年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25.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2亿元，增长25.6%，节约资金4.2亿元，节约率达14.18%；市级共完成政府采购金额10.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3亿元，增长47.8%，节约资金1.6亿元，节约率 13.76%。 5．汉川市政府接待处10万元，市公安局2.5万元，仙女山镇7万元，马口镇5.5万元……这一系列“指标”不是别的，是汉川市政府办公室下达的今年的“喝酒任务”。 去年4月知情人给记者送来了这份文件：《关于倡导公务接待使用“小糊涂仙(神)”系列酒的通知》。文件称，湖北云峰酒业公司是最早来汉川落户的引进企业，所产酒去年跻身中国白酒品牌20强，该企业去年纳税逾1300万元，而该酒在汉川的市场份额却很低。为此，该市倡导在公务招待中使用此酒。文件还附有任务分解表，包括各局、各乡镇在内的105个单位，今年需完成“任务”200万元。 文件规定，对于完成年度用酒计划的单位，将按10%奖励，对未完成计划的单位将通报批评。 文件中称，此举是为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营造‘引商、稳商、亲商、富商’的发展氛围，促进招商引进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并说明是“经市政府同意”的。 4日，记者来到市工商局，局办副主任龚文否认有此文件，他反问记者：“政府哪能倡导喝什么酒?那可是违反《行政许可法》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公平交易嘛。” 记者随后来到市政府办公室。该办曾姓负责人承认，3月16日政府办确实下发过此文件，但并无不妥。他认为，文件明确规定只是倡导而不是强迫消费，至于“通报批评”也并不是什么惩罚。 6．堂堂省委办公厅的红头文件竟然作了烟草公司的广告。山东省济南市一位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为了宣传公司卷烟的高贵身份，烟草公司竟然将省委办公厅的文件搬上了他们的广告!他们这样做是否合法?” 记者在山东省济南市的数家商店里看到了这则引人瞩目的广告。这是山东将军烟草集团的一种新品香烟的广告，这则广告的中部赫然写着“山东省接待用烟”，同时在广告的右下角，大约有1/4的画面，山东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文件被原文贴印在广告图案上，这份文件称，同意该品牌的卷烟作为山东省接待用烟，落款为山东省委办公厅接待办公室。 省委办公厅接待办公室对该品牌卷烟的一种内部认可，如今却变成了该烟草公司炫耀的资本，并在烟草广告中原件刊出，这样做是否合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广告? 记者带着疑问找到了山东将军烟草集团，该集团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将军烟的营销归山东中烟工业公司负责，这个问题应该找山东中烟了解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了山东中烟工业公司，值班室的一位负责人在看了这则广告后惊讶地说：“这不是有毛病吗?怎么能这样做广告呢?这个广告存在的问题比‘南京的局级享受’广告还严重。” 他所说的“南京的局级享受”是指去年曾一度引起全社会舆论广泛质疑的一则烟草广告：当肘在江苏省南京市机场高速公路上，某卷烟厂架设的一块广告牌上赫然写着“至尊××——厅局级的享受”，“至尊××”是该卷烟厂生产的一高档卷烟，每包售价高达100元人民币。 但是山东中烟工业公司营销中心的基先生却表达了另一种看法，他对记者表示：“这种做法已经不是新闻了，行业内经常这样操作。” 7．日前，一组来自国务院法制办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共收到本级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和市(地、州、盟)政府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9071件。经过审查，属于备案范围的8397件规范性文件中，发现存在问题的有515件。截止到2006年底，按照备案审查程序已经纠正432件。 自去年8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通过以来，来自中央政府层面的信息一再表明，针对政府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必将持续全面推进。清理红头文件，剔除其中超越法定权限以及与宪法、法律相冲突的部分，正是此项浩大工程应有之义，反映了政府以刮骨疗伤的姿态推进依法行政的胆识。 在送审备案的9000余份红头文件中，发现500多件“问题”文件、纠正其中的400多件，可能只是政府规范红头文件“长征”的一小步。去年12月18日《检察日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了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一个县有60多个部门可制定红头文件，全国2000多个县，即使每个部门每年只发一份红头文件，就可批量生产数以万计的文件。如果算上更高一级的行政部门，其数量之巨就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在浩如烟海的政府机关文件中，到底有多少应报送上级单位和人大备案?其中有多少属于违规?又有哪些文件导致了公共利益和公民权益受损?弄清楚这些问题，难度可想而知。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材料一： 衣食住行、水电气暖、邮政、文体娱乐设施、教育、治安、交通、社会保障……有谁的生活能够离开这些琐碎但又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由政府及相关公共部门生产和提供，以社会公众为服务对象，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作为公共服务的接受者，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他们对于日常生活中亲身感知到的公共服务的结果和水平是什么感受和评价?在数量上是否充足，质量是否满意，服务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率，价格又是否合理?这些评价都可以从老百姓在公共服务中的表情和评价中找到答案，因为只有人民满意了，才算数。《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中国公共服务的生动而详细的图卷，该指数从普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出发，对当前中国的各项公共服务在数量、质量、效率以及价格等多方面的现况进行公众满意度的量化评估。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公共服务水平并不令人乐观，总体得分为63.16分，刚刚达到及格线。各项公共服务指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基础教育76.13分、公共交通71.95分、医疗卫生67.48分、公共安全67.31分、公共事业66.46分、环卫治理 63.56分、农业生产服务57.99分、就业服务45.82分、社会保障43.89分。该项调查于2005年10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城镇地区)和整群抽样方式(农村地区)，针对中国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和评估。本次调查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西安、南通8个城市以及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辽宁锦州北宁、河北石家庄辛集、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7个小城镇及其周边农村地区的共4128名16～60岁常住居民。数据结果已根据各地实际人口规模进行加权处理，在95%的置信度下本次调查的抽样误差为±2.98%。 通过调查我们欣喜地发现，经过几年的努力和建设，我国的公共服务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良好的成果，比如，本次调查发现，我国居民的公共安全得到了很好的保障，我国水电气暖等公共事业的覆盖面较广，在缴费的便利性、服务的专业性方面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带给老百姓更多的笑脸和满意。但同时我们注意到，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以下我们将细数中国公共服务欢笑外的五种哭笑表情。 表情一：堵车路上太无奈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然而路宽不宽，建设得好不好，通畅不通畅，指示清晰不清晰，则每条路不尽相同，每个地区的路况水平也有高低之分。“公共交通”的调查评估显示，我国的道路状况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尤其在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道路畅通问题是最让城市居民头疼的，该项指标得分最低(62.15分)，刚刚超过及格线。有三成多的城市居民(32.2%)对此表示不满，该比例明显高于对道路状况其他几个指标的评价，而成为城市道路建设的软肋。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本次调查显示，目前城镇居民的日常通勤工具仍以公共交通工具为主，公交车通勤使用率达到 22.8%，其次依次为出租车(4.6%)和地铁轻轨(3.5%)。 在城市中，以公共汽车为主要通勤工具的受访者，平均每人每天花费在车上的单程时间为39.3分钟，最多的甚至达到180分钟，如果以一天上下班的双程计算，城市居民每人每天要在公共汽车上待上78.6分钟。而小城镇居民的单程平均时间仅为19.1分钟，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城市和小城镇居民每人每天能够忍耐的公交车单程平均时间分别为57.89分钟和40.35分钟。 使用公交车效率来进行城镇公交车的服务效率(Ratio of Bus Efficiency)的比较，结果发现，城市公交车效率明显较低，仅为32．1%，明显低于小城镇的52.6%。 注： 城市公交车效率＝(57.89-39.31)/57.89＝32.1% 小城镇公交车效率＝(40.35-19.12)/40.35＝52.6% 研究人员认为，城市和小城镇在这方面差别显著，主要和我国的城镇之间的大小规模以及道路规划与畅通程度的差异有关。很多大城市工作和居住区相距较远，同时又因为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经常出现堵车，车行缓慢等现象，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每天花费在通勤路途上的时间，从而影响了公交车服务的效率和效果。研究人员建议，在未来城市交通改造和建设中，应该加大道路规划改造，加强交通管理，疏导道路交通，可以考虑增加快速公交通道等方法，从而彻底解决城镇“塞车”的难题，努力提高城市地区的公交车效率，使公交系统的服务达到最优良的状态。 表情二：找厕所急死人 出门在外，产生内急，可是却苦于找不到公厕，急不可忍，你也许也曾经历过这样的窘境。本次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总体状况较为落后，其中，公共厕所的评价不及格(57.22分)，最令人担忧。从全国范围看，公共厕所在数量、卫生条件、设施和收费各方面情况都比较差，徘徊在及格线以下。对公厕数量和卫生条件表示不满意的人群比例超过三成(33.3%、33.9%)，分别有29.7%和 28.8%的人对公厕的设施和收费状况持否定的评价。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表情三：业伞生活太单调 “在您居住地附近分别是否可以方便地找到图书馆，影院、音乐厅、剧院，体育健身设施和公园?”本次调查中，受访者面对这样的问题说“不”的比例并不低。“文体娱设施建设’’指标的全国得分仅为48.08分，该结果凸现，相对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文体娱服务需求，我国文体娱乐设施和资源的建设仍处于大量缺失状态。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62.9%的农村居民感到“当地可供老百姓选择的文体娱乐设施资源”并不丰富，该比例是城市和小城镇的两倍左右。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具体来看，农村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影院、音乐厅、剧院，体育健身场所资源的提供都严重匮乏，这几项指标的得分均未达标(24.89分、42.08分和41.65分)，得分之低触目惊心。尤其是公共图书馆，它在农村的普及率仅为5.9%，90.3%的农村居民表示当地没有任何可借阅图书或音像的公共图书馆。当一种公共服务资源的可获得性都成为一种奢望的时候，再谈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则更是水中月、镜中花。由此可以想象，几乎一片空白的文化体育娱乐生活带给农村居民的是更为单调而乏味的业余生活，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成为公共服务水平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表情四：社会保障缺口大且城乡发展失衡 据国家最近资料显示，“十五”期间，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各项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资金规模成倍增加。但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全国得分为43.89分，老百姓对社会保障政策的了解认知度(41.8分)、落实程度(34.13分)以及对社会救济水平的评价(59.78分)都不令人乐观。和城镇地区相比，农村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农村居民对社保的了解认知度和落实程度都明显更低(34.87分和28.39分)，需要进一步关注。 表1 城市、小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服务水平比较(%) 城市得分 小城市得分 农村得分 全国总体得分 1．社保政策认知度 56.96 47.20 34.87 41.80 2．社保政策落实程度 46.62 38.82 28.39 34.13 3．社会救济 60.85 58.82 59.59 59.78 在社会保障落实程度的调查中发现，城市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73%的人都拥有至少一项社会保障，社会统筹医疗保险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是最主要的两项，覆盖率分别为30%和 40.48%；小城镇地区41%的人现在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社会统筹医疗保险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分别为17.45%和21.23%；人口众多而相对贫困的广大农村地区的情况则更令人担忧，有高达61.15%的人没有任何社会福利或保障，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仅为13.06%和1.93%。表2 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目前享有的社会保障种类(%) 城市得分 小城市得分 农村得分 全国总体得分 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保障 26.14 41.06 61.15 农村医疗保险 ______ ______ 13.06 社会统筹医疗保险 30.06 17.45 8.66 社会统筹养老保险 40.48 21.23 7.13 自自己或单位购买的商业人寿保险 11.86 12.95 4.56 自自己或单位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 16.81 15.09 3.77 农村养老保险 ______ ______ 1.93 社会统筹失业保险 19.02 8.26 1.29 最低生活保障 4.49 2.77 1.04 民政救济的保障 1.83 2.74 0.62 住房公积金 22.18 10.57 0.50 注：此题为多重应答题，故应答之和大于百分之百。 资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表情五：就业压力大 有人说，大学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4050人员”(指男50岁以上、女40岁以上)以及农民工已经成为现在就业市场上的四大就业困难户。在就业服务体系中，技能、信息、培训和政策环境是支撑良好的人才市场的四大支柱。本次调查发现，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做得并不令人满意，全国总体得分45.82分，其中，就业信息交流和场所提供不足(38.71分)、就业培训缺乏(42.64分)和工作机会少(44.90分)是当前就业市场的主要瓶颈和障碍。在城乡比较中发现，就业服务的缺乏在农村的确表现得更为突出，66.6%的农村居民表示当地根本没有任何职业介绍的机构或场所，60.7%的人表示当地的各种招聘会不太多或根本没有，65%的人认为当地的就业和职业技能的培训还非常不够(不太多或根本没有)。 燃料来源：《2005年度零点中国化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 研究人员认为，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将是我国公共服务加强建设、弥补不足、走向新阶段的关键时期，因此政府以及相关公共部门需要进一步转变职能，以服务型政府为责任和义务，为老百姓生产和提供更为充足而又有效的公共服务，带给人们越来越多的满意的表情。 材料二： 从总体上看，现代预算制度的缺失、公共审计的不完善的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方面划分不合理，导致了为全社会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效益不佳。在管理体制上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很多政府主管部门同时扮演着事业单位的资产所有者、政策制定者、付费者、监管者等多重角色。其根本缺陷是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府多重角色之间存在严重利益冲突，妨碍了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改进。 目前，在科、教、文、卫、体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相关主管部门承担了相应的政策和管理职能，而另外众多职能部门参与登记、人事、财政经费拨付、价格等方面管理。尽管从表面上看来，在社会公共服务各领域都设立了相关的“负责”机构，但事实上，各主管部门的责任或者是模糊的，或者是不合理的，“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非常普遍。僵化、交叉、不透明、不可问责的管理体制导致了目前公共服务出现的价格、质量、效率和覆盖不足等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公共服务的基本法律法规体系。但监管规则体系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规则体系缺乏统一性，不同位阶和部门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冲突，地方法规与国家法规之间存在矛盾；第二，法规体系陈旧落后，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规则的执行机制不健全。首先，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过于密切的关系，使得监管规则很难得到有效执行；其次，政事不分还使得规则执行缺乏公平性，在很多领域存在基于部门、所有制或地区的歧视；第三，现有的司法体制和行政管理能力也制约了规则的执行能力。 在政府对公共服务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仍然发挥着主导甚至唯一的作用，包括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群体、服务提供机构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如媒体的作用未得到有效调动。 一方面，政府在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方面财政保障不足，各级政府、各个管理部门、各类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职能和责任不清楚、不落实，没有建立政府内的有效监管机制。另一方面，过度的市场化以及滞后的监管体系建设导致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普遍存在价格高、质量差、效率低、服务供给不公平、腐败严重等问题，引起人民群众严重不满。 材料三： 2006年7月9日，在海口举行的“中国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与政府转型”国际研讨会上，350余名中外学者和政府官员，围绕“以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为目标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主题，对中国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现状进行了热烈讨论。多数专家认为，中国政府转型、打造服务型政府面临着现实的需求，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亟待加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认为，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的矛盾与问题，尤其体现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他认为，中国公共需求将进入一个全面快速增长期，为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新时期政府要扮演好两大角色：一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二是强化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中国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表示，中国改革开放28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社会需求的深刻变化，也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公共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凸显。为解决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必须强化政府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 据了解，中国有63%的人口在农村，目前有1.4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流失、老人缺乏照料、子女缺乏教育等社会问题随之而来。赵白鸽认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是中国公共服务体制建立和完善的重点，必须通过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和机制，为广大农村和农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与产品，以更好的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林家彬认为，当前中国公共服务供给存在政府职能缺位，政府间事权财枚划分不合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大，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不能有效反映服务对象的需求偏好等问题。 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仍是经济建设型政府，一些本该由政府或者政府为主提供的某些公共产品被推向市场。因此，未来中国政府应当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化的步伐。 材料四：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2006年10月11日在北京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被明确列为到2020年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9大目标和主要任务之一。 对此，财政部长金人庆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俄公共财政管理研讨会上明确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将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公共化为取向，以均等化为主线，以规范化为原则，不断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和制度保障。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全面部署和安排，明确了财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支持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向和任务，对于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平衡问题如缩小区域和城乡发展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确保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都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亚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彭龙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将加强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反映了中国的财政分配正在从过去的兼顾公平和效率、效率优先的思路转向兼顾公平和效率、公平和效率并重的思路。 他指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建设型财政发展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中国财政制度的转变与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有着密切关系。他认为中国新一轮财政政策的重点将放在解决地区差距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上。 从1998年中国首次提出建设公共财政制度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部门在财政收入稳步增加的基础上，大力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已经通过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学生实行“两免一补”、在全国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以及解决失地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等多种渠道加大对农村和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资金支持。 但由于中国收入分配存在失衡现象，导致一些困难群体不能充分享受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影响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指出，中国目前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中还带有“建设财政”的特点，公共财政支出被大量用于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过高。因此，他建议必须加大中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会公共服务的比重。 对于缩小中国地区间存在的经济差距，彭龙运建议中央和地方财政应加大对县乡基层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力求满足县乡贫困群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需求。而在完备公共服务方面，则应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 2006年，财政部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加大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重要举措，包括自西部开始逐步将中国的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0%的县、区，同时将参加农民每人每年10元的补助标准提高到20元等。 财政部长金人庆表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进一步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着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他强调，今后将对财政支出实行有保有压的结构性调整，进一步减少直至退出对竞争性领域的直接投入，严格控制并努力节约行政管理费等一般性开支。财政支出要进一步向农业倾斜，向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保障等事业倾斜，向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倾斜，向困难地区倾斜。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假的真文凭"和"真的假文凭"　　1、一高校研究生院负责招生的副院长诉苦：干部博士得罪不起　　"别人要，我们不得不给，要不然就被扣上'思想不够解放'的帽子。"目前，某大学研究生院一位负责招生的、被多次扣上"思想不够解放"帽子的副院长向记者讲述他对干部假文凭现象的困惑。　　"不敢开手机，不敢呆在办公室，每到招生的时候，我就过不了正常生活，递条子、打招呼的人实在太多，其中不乏一些处长、局长之类的'干部考生'，不办吧，得罪不起人；办吧，实在有悖学术良心。"　　"相对过去'严进严出'而言，现在学校在'进出'两头都稍有放宽，即便这样，仍然有人希望不参加考试就能进门，个别与学校打交道的部门领导总想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拿到文凭，有的甚至通过上级部门打电话、批条子，要求在考试、论文答辩等环节放一马。弄得我们主管研究生的老师，甚至校长都很有压力。这些'干部学生'，基本上是入学就等于拿到了文凭，其文凭的水分自然少不了。凭心而论，给这些人发文凭总有一种做交易的感觉。　　"别人要，有时我们得给；别人没要，我们有时还不得不送。深圳某部门一位处长在我们学校读工程硕士，还没毕业，学校居然就给了他一个兼职教授的头衔，就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个项目。你说这算什么啊?去年我们还有一个500万元的设计项目，也是通过'文凭钓鱼'的方式得来的。"　　"现在干部在职读博士成为热门，特别是高校的人文学科'干部博士'人满为患，学校面临着巨大的招生压力。对此，学校不得不设立一些门槛，目的是要减少'人情文凭''权力文凭'的纠缠，维护学校培养博士的声誉。"　　"没有一个高校不希望培养出真才实学的学生。但是，目前一批'干部学生'，课也不来上，考试让人代，论文靠挂名，答辩打招呼，怎么可能学到真东西?这些学生多了，不光破坏了学术的严肃性，而且也使学历、学位的公信度大打折扣，难怪现在有人说，一看到干部的高学历，便不禁发问：'这是真的吗?"　　"对待干部要文凭、混文凭的事，学校一味地挡也很难办，因为学校开门办学，需要主管部门，特别是掌管科研经费、项目、计划指标等部门的支持，学校是哪一尊'佛'也得罪不起。拿文凭换利益，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做，别人做，到头来不光项目没了，还被笑话为'思想不够解放'。干部假文凭，恐怕是现象在高校，根子在干部。要想挡住'权力文凭'，干部自律才是最根本的。"　　2、众说纷纭假文凭　　假文凭动摇社会公平原则　有专家认为，假文凭的泛滥，动摇了社会的公平和信用基础。而假文凭的最大受益者，是持有、使用假文凭的人，他们凭借手中的假文凭，在获取社会机会、分配社会财富方面，得到了比别人多得多的机会，令社会的基本公平原则陷于泥淖。而且，可能有很多人会后悔当初诚实守信，没有弄虚作假搞假文凭，没有利用假文凭升官发财。　　让持假学历的官员丢乌纱　部分专家认为，官员造假，哪怕是学历造假，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因为造假就失去了信誉，信誉是政府官员的生命。在其他国家，文凭造假的官员一旦发现也都是保不住乌纱帽的。目前，我们正在查处县级以上干部的假学历问题，希望也能学学其他国家，让假学历者丢官。　　利益导致"权学交易"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廷光认为，一些高校受利益驱动，不断网罗在职领导干部攻读硕士博士等高学位，导致"权学交易"。一些在职领导干部握有各种项目的审批权，这种行政资源可以给学校安排土地批租、增加经费等许多"好处"，这使一些高校自降"门槛"。在国外，做一篇博士论文，要有开题报告，要经过15个权威同行的论证。我国的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构成虽然也要求聘请校外专家，但一些导师和学生往往找熟人来充当。如果在这方面有一些回避性的规定，或者在备选专家库中随机选择人选，提高答辩委员会的对抗性，质量关也就容易有保证，"泡沫学位"就会相应减少。　　必须辞去工作才能念博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对外宣布：从明年起，该院将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他指出："无论是国家官员还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只要在光华管理学院念博士生，我们都要求他们辞去工作，一心一意地参加全日制学习。"他解释说："目前有些人，一边在官场、商场中得意，一边读着学位，拿着证书。光华管理学院此举就是为了规避这些状况。"　　领导读研关键要健全机制　在职读研和同等学历申请读研，是领导干部高文凭的重要出处，也是"注水文凭"一大来源。学位论文质量高低，是辨别文凭是否"注水"的重要依据。为挤掉学位论文中的"水分"，湖南各高校建立起完善的导师负责制和导师回避制。湖南省教育厅学位办主任肖湘愚表示，除对在职和同等学历申请读研者提出专业素质的相关要求外，他建议各高校着力倡导在职者结合专业的攻读方式。这样有利于在职者结合自己的实践与兴趣攻读学位，又不给浑水摸鱼者以可乘之机。他认为，领导干部如果有真才实学，又有时间和精力，在职读研和以同等学历申请读研并非不可，关键是要健全相关机制。　　干部学历水平应与国情相符　山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鲁仁、王立行等认为，目前有的地方组织部门要求不达到什么学历就不能被提拔为什么层次的干部，什么级别的干部相应学历要达到一定比例。在这种环境下，大家只有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追求这种形式。这样下去，没文化的都成了有文化的，这比任何假冒伪劣产品的危害都严重。这种"文凭腐败"的隐患是长远的，最后吃亏的是国家、民族。　　领导干部的学历水平应该与国情相符　韩国的理长(相当于我国的乡镇长)大多数都是研究生，司局长基本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博士，这是与国家的经济和国民素质水平相适应的。而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尚处于精英教育阶段，硬性规定机关干部学历是不科学的。 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