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资料1“把她的家粉刷一新。给独自生活的她更多支持。”某公益平台上，为女孩小珊修缮房屋的公募计划得到不少爱心网友的支持。1元、10元、100元……不到一个月，爱心捐赠就超过了修缮所需。小珊家住C市N区。唯一的亲人去世，自己又身患严重疾病，让她一度有轻生念头。是N区“社区救助顾问”团队把她从疾病与孤独中拉了出来。“我们希望为她‘粉刷’的不仅是墙面，也是内心。”为小珊修缮房屋正是为其定制的救助“组合拳”中的一步：修葺后的房屋腾出一间出租，能有效缓解其家庭债务。同时，提供专业心理咨询、继续教育、就业指导等服务，帮助她重拾生活信心。小珊的事例是C市N区近年在全国率先推出“社区救助顾问”制度及社区救助综合改革的一个缩影。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的背景下，N区探索政策主动“上门”、精准救助、重“造血”的救助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尽管C市已建立较完备的现代社会救助体系，但因救助工作涉及部门较多、政策内容较复杂，总有少数困难群众不熟悉政策而未得到应有救助。唯有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才能彻底解决救助工作“最后一公里”难题。2020年9月，C市宣布在全市全面实施“社区救助顾问”制度。N区作为全国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区，在C市最先探索此项制度。2019年，该区试点组建一支由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人员、居民区救助人员和专业社工组成的300余人“社区救助顾问”团队。团队在主动发现极少数“沉默”困难群众的同时，充分发挥熟悉各项救助政策、能够调配各项救助资源的优势，就近帮助困难群众分析现状、诊断问题、提供指引、链接资源，最终找到符合他们实际需要的差别化救助方式。“社区救助顾问”制度推出至今，N区已对7000多户居民进行了精准评估，梳理出高度困境家庭重点服务对象1300多户，其中不少为原本“沉默”的困难人群。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那些本就脆弱的家庭是否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呢？N区红桥路街道救助顾问联合居民区开展主动走访。他们发现，从外地来N区的苏先生的公司因疫情无法开工，妻子无业在家，还有三胞胎女儿需要照顾，家庭基本生活难以维持。救助顾问以最快速度制定救助方案，除发放临时帮扶金外，还链接外部资源，帮助苏先生妻子找到了线上工作岗位。在N区华新路街道，近年来通过打通民政、人社、卫健、医保、残联等部门数据，形成了“可统计、可分析、可关联”的智慧救助大数据。街道服务办何主任举例说，救助顾问在比对居民医保与工会数据时，发现陈女士家庭医药费支出突然增大，上门走访后得知陈女士最近做了一场大手术，丈夫又生病在家，儿子也找不到工作。救助顾问随即为陈女士一家对接救助政策，不仅解决了大部分自费医药费，还帮助其儿子找到临时工作，使这个家庭走出了困境。“我们还将进一步建设好大数据信息服务平台和数据收集渠道，做好低保家庭、低收入家庭、支出型贫困家庭和特殊困难家庭的动态信息收集、数据管理分析工作，确保‘应保尽保，不落一户’。”N区民政局申局长说。“贫困有时候不是光靠钱就能解决，‘社区救助顾问’就是要分析每个个体或家庭的致贫原因，以‘一户一方案’原则设计救助计划，并提供全程式、陪伴式服务，把过去‘供血’式的物质救助转变为物质保障、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能力提升等相结合的‘造血’式救助。”申局长说。N区每名救助顾问都有一个“政策包”和一个“资源包”，“政策包”里装着为困难群众申请救助的政策文件，“资源包”里则有包括爱心企业、群团组织、基金会等在内的各种资源和联系方式。救助顾问可根据救助对象实际所需及时匹配相应救助资源。“社区救助顾问”制度在N区试点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困难人群被救助顾问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相关救助。 资料2“我们金场村东不靠湖西不靠荡，是传统的纯农业村。小陈刚来时，我的的确确为他捏了一把汗。那个时候，村民们把他当外人看，都不相信这个从城里来的年轻人能带领大家改变金场村。没想到两年下来，他为金场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喜爱。这个年轻人有担当！”S县官庄镇金场村70岁的余老支书感慨地说。位于三镇交界处的金场村，俗称“黄金三角”，但实际上却是经济薄弱村。2018年3月，27岁的县委办干部陈伟来到金场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他带领村民们脱贫攻坚奔小康，经过两年的苦干实干，把昔日的后进村变成了全镇考核一等奖的先进村。陈伟第一次到金场村，就遭遇“下马威”，因为道路狭窄不平，他坐的车与另一辆车交会时车轮卡住了，进退不得，围观的村民无一人伸出援手，最后不得已还是找吊机吊上来的。“要致富，先修路，没有路就没有出路”，陈伟到村以后，积极协调县交通部门对出村公路进行了重新规划，争取县、镇两级财政和社会力量的资金支持，用于出村公路建设。陈伟经常泡在工地上，督促工程进度，监督公路质量。不到一年时间，全长3.2公里、宽5.5米，直通国道的出村道路便扩建完成。金场村90后小伙小周在市里经营着一家电商公司，几乎不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他，却与陈伟成了患难之交。“我母亲去年查出尿毒症，每周一、三、五定期到市区医院透析。”小周介绍。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母亲的治疗计划，因为防控要求，出村已不方便，出镇、出县城就更不方便了，而母亲的透析一旦耽搁，就可能危及生命。万般无奈之下，他向村干部求助。为了让小周的母亲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陈伟在做好严密防控的前提下，亲自前往县城寻找救治医院落实透析床位。“在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候，陈书记到处寻找治疗机会，落实了透析的医院，这份情我们一家人都记在心上。”小周说。这件事在全村传开后，大家都夸陈书记能真正帮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想为村民办事，要有钱啊！村集体经济不好，想办事也办不成。”刚到村时，陈伟就开始为村集体经济发愁。两年来，通过土地合作、劳务合作、资金合作、产业合作、股份合作等方式，实现全村80%土地规模流转，盘活村里的闲置土地等资源，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75万元。用最快的速度打好了底子，很多事情办起来也顺畅了。在陈伟的努力下，金场村51位建档立卡的低收入农户提前脱贫，6名贫困学子获资助走进大学校园，成立关爱驿站解决了留守儿童暑期教育问题，以构建“生态金场”为主轴打造的美丽宜居乡村初具雏形。让村里人富起来，是陈伟一直以来的心愿。村民孙大伯看到其他地方“鱼稻共生”生态种植很赚钱，就卖掉了县里的住房，在金场村租下110亩农田开展有机无公害水稻种植，没想到第一年就遭遇“滑铁卢”，收购价与普通稻谷没两样，夫妻俩为此焦急万分。“他们投入血本，忙了一年，最后竟无人识货，孙大伯着急上火，他老婆天天哭。”陈伟说，“我向孙大伯详细了解了水稻种植全过程。得知这种水稻稻种优、水质佳、天然肥、手工种，‘鱼稻共生’生态种植模式具有广阔发展前景，不能因为价格问题挫伤种植户的积极性。因此，我就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名义，用高于普通稻谷市场价一倍的价格全部收购。”同时，陈伟注册了“金场村”牌商标，用布袋小包装，请来爱好诗歌的好友制作宣传单页，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金场故事”出镜说故事、讲情怀，同时还快马加鞭，赶在春节前亲自到各企事业单位推销。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两万多斤“金场村”牌“网红大米”以每斤20元的价格销售一空，还出现了有人上门求购但无米可卖的情况。这样一来，不仅孙大伯的难题解决了，村集体也净增20万元收入。于是，他今年增加了种植面积，金场村20多名村民也被他请来当季节工，每天有100多元收入，村民共同致富的目标又近了一步。担任村支部第一书记以来，陈伟为着力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明确了全村党员、干部的岗位职责，让他们在合适岗位履职尽责，并培养了两名年轻的后备干部，带领大家行动起来。还通过多方整合资源，筹措资金，对村党群服务中心进行了升级改造。陈伟说：“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如今随便走进哪一家，村民都热情地端茶倒水，坐在小板凳上与我聊家常，把我当自家人，我感到了金场村2000多村民对我的认可。这是我最看重的东西。”　　　　资料3为加强全县基层农业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D县成立专项调研组进行了走访调研。“我们的工作，既缺钱，也缺人。”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说，“全县基层三农服务岗位有141个编制。目前仅有105人。”“这种情况不是个例。”县水技站站长说，“单位编制不断压缩，如今只剩下‘光杆司令’。”某乡农服中心主任是农技推广好手，也是省级科技特派员，但近年工作起来愈发感觉“难为无米之炊”。他说，近几年种植的水稻品种效益低，农户种植新品种的意愿强烈，但农服中心却难以推广试种新品种。“原来的试验田已经被取消了，经费也减少了。”这位农服中心主任说，“现在要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只能自己去劝服农户，要是种失败了还得个人掏腰包。”某渔政管理站站长说，为增加百姓收入，他们引导渔民种新品种紫菜，但部分渔民为了多赚点钱，不按规定时间下苗。最终导致产量下跌40%左右，反而责怪站里没有指导好。“基层技术性岗位待遇低，青年人才不愿意来。来了没几年也要走。”某海岛农服中心主任已经干了26年，正为找不到接任的干部而苦恼。“站里人员断档严重，要么是刚工作的，要么就是我这样工作了二三十年的。”调研组在基层走访时，常常听到类似的吐槽：“农服中心就剩2人，还都去做其他工作了”“现在负责水利方面工作的，专业是搞村建的”“原来专业搞水利的，被调到财务部门做出纳了”……一些基层专业干部被频频“挪作他用”，导致旧业务丢掉了，新业务也不熟悉。一位在水利系统工作了22年的水利干部突然被调到海洋渔业部门工作。这位干部说，虽然都和水有关，但工作内容差别较大。刚上任不久，他就接手了“整改违规养殖导致海洋环境污染”的工作，缺少经验的他只好“以文件贯彻文件”，最后被上级批评。去年秋天，县里指导乡镇开设培训班，要求每户农民都要参加一个月的农技培训。“我们这里种的是茶叶和瓜果，培训内容是竹、菇、菜，培训内容和实际情况不相关。而培训时，正是农忙季节，谁愿意脱产一个月来参加培训？培训有什么用？”某乡镇农技干部说。“招不来学农的大学生，好不容易招到一个，还留不住。”在走访中，不少农服中心反映“招人难”问题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干部队伍中，学农的大学生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数不到50%，仅有不足10%的毕业生愿意到乡镇农服中心就业。有限的农业干部也常常是“身兼数职”，甚至还要承担防汛、防疫等工作。县农服中心主任说：“有个乡镇的农服中心主任还兼着其他几个站所的负责人，根本没有精力研究业务。”调研组在走访中了解到，少了农业人才的支持，无论是农业供给侧改革还是乡村振兴都受到了影响。去年，农民老杨种的辣椒大面积患病，但农技人员赶到现场一看，表示“不熟悉辣椒、无能为力”。最后病害没能控制住，老杨损失了近10万元。　　　　资料4下面是某报记者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题采访活动中收集到的几个小故事。故事一：上班第一天，社区工作者小何就遇到了处理不了的“麻烦”。到社区入户走访时，一名听力障碍居民因为写不全名字，着急地比划着手势。看不懂手语的小何一头雾水，只能干着急。这次经历令她自责不已。虽然社区里听力障碍居民不多，但如果不能与他们有效沟通，连打招呼都困难，更别说主动提供服务了。想到这里，小何打定主意要学手语。看书、上网课、请教专业老师……刚学会几句简单用语，她便主动找听力障碍居民“聊天”，再帮他们做些小事。慢慢地，沟通的桥梁畅通了。去年年初，小何创建了“无声服务室”，内设“调解室”“谈心角”等功能区，帮他们找工作，解决问题，无声的交流成了社区一道风景。小何说，多数人的便利要考虑，困难群体的利益诉求也不能被忽视。故事二：炭火烧起来，村民围坐在一起，西山村2020年第五十二次屋场会开起来了。屋场会请来了准备来村里投资的企业家，和大家讨论建民宿的事情。需要多少投资？村里人可以参与建设吗？以后能有多少就业岗位……一个个村民关心的问题,在大家的笑声中得到解答。去年的一次屋场会上，有村民提出用电泵引水上山，以解决人畜季节性缺水问题。但也有村民质疑，电泵引水上山，尽管不用负担建设成本，但以后用电抽水，电费可能很高。为此，村民们争论不休。会后，扶贫工作队带着这些问题，在村里专门进行了走访调查，特别听取了一些熟悉山里情况老人的意见。一位老人提到村子的后山上有个废弃水库，漏水很多年，如果能把它修好，说不定能行。工作队实地考察后发现，利用旧水库投资小、维护易，的确可行。项目完工后，村民用水成本比原计划减少了一半，邻近的村子也受益。故事三：柳荫新区有不少群众是从高山地区易地搬迁来的,适应新环境还需要有个过程。“电梯怎么用？”“过马路为啥要看红绿灯？”入户走访过程中，柳荫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老朱发现，大家的许多困难都是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带来的。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有人提出了办“夜校”的想法。“夜校”办起来后，老朱和同事们精心准备课程，大到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小到城市生活常识、本地方言，凡是和搬迁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都找人讲。每次上课，都要下足功夫，做充分的准备。民警开讲交通规则、防骗知识，社区工作人员关注易地搬迁移民的衣食住行、生活小事，随迁干部鼓励大家放下乡情、主动拥抱新生活。一年多来，40多期“夜校”真正融入了搬迁群众生活的一点一滴，照亮了“新城里人”融入城市生活的路，在干部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连心桥。 资料5这次参加L省两会，雷溪村党支部叶书记带来的两个建议都和农村工作紧密相关。一个是农村水污染防治，另一个是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无论是环境治理还是乡村振兴，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生活更舒心！”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促进教育公平协调发展，持续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强化医疗卫生服务……2021年的L省政府工作报告，对社会关注、民众关切的民生问题提出了诸多新举措，送出了一件件分量十足的民生“大礼包”。2020年，L省民生工程推进跑出“加速度”，一系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惠民之举纷纷落地——稳定就业岗位880.8万个；开工改造老旧小区50.8万户、棚户区14.75万套；开工建设公租房4312套，改善了群众居住条件；改造敬老院155个、护理型养老床位1.8万张……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L省又明确提出要聚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求突破见实效，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尽力而为，努力把群众关心的事情切实办好。一位省人大代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继续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L省将从交通、教育、医疗、就业、健康等多个方面办好更多民生实事，在改善民生品质上干出一番新气象。报告有温度，为民情怀浓，就是要以政府的紧日子换取群众的好日子，努力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民生福祉更有‘质感’，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更足。”三、作答要求

资料(1)2002年1月10日，上海的《社会科学》第七版刊登了署名为晓声的文 章，题目为《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此文指出：在王铭铭于1998年 出版的《想象的异邦》一书中，有近10万字的内容，除了个别的字词、语气语 调、关键词连接有所改动之外，与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译本) 几乎一模一样。 (2)《想象的异邦》第二篇与《当代人类学》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 分几乎相同，甚至连结构段落顺序也没有改变，只是原书中的一些小标题被删掉 了，王铭铭在自己所出的《想象的异邦》一书的序言部分和参考文献部分中没有 一次提到美国作者哈维兰。值得一提的是，王铭铭正是《当代人类学》一书中译 本的翻译者之一。 (3)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所撰写的《想象的异邦》一书被指认“存在严重剽 窃”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一片哗然。1月14日，南方某报刊全面报道了此事 的来龙去脉。紧接着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同时北大方面传出 消息，对王铭铭做出严肃处理，撤销其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 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在内的全部学术职务。 (4)王铭铭，1962年生，厦门大学研究生，尚未毕业即考取中英文化交流 奖学金赴伦敦大学留学，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 学、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大中国学 术城曾介绍他“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区域 研究、宗教人类学、汉学人类学等方面有专长。”王铭铭作为人类学的知名专家， 亦因著作多而闻名于业内，据有人统计，他近几年内一连出了十几本书，且著作 一直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5)署名晓声的作者，真名为王晓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 000级文艺理论专 业博士生，当他发现了王教授抄袭他人著作的行为后非常生气，于是便写了文章， 只是想“打击一下，借此事攻击一下这个现象”，并认为学术打假，重在体制。 (6)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8日报道：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自 成立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以来，首次向媒体公布了2001年度的“打假 成果”。 (7)基金会的资料表明，截至到2001年12月10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纪 检纪监察审计监督联合会办公室共收到举报76件，其中，举报内容涉及抄袭和 剽窃他人成果10件、弄虚作假13件、专家评审不公20件，以同一内容重复申 请2件、滥用科学基金经费7件，冒名申请4件，受资助单位及委内管理问题等 20件。经调查组核实，对有关人员或单位提出报道批评或内部批评8件，取消 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3件，追回科学基金资助经费2件。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弘扬焦裕禄精神 1．春暖花开时节，中原大地充满生机。2014年3月17日，习近平来到他在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河南兰考县。兰考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一下车，他就直接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2009年4月，习近平曾来兰考参观焦裕禄事迹展，并种下一棵泡桐。 参观过程中，总书记认真听取讲解。在焦裕禄半身铜像、“十条工作方法”电子屏、“干部十不准”图示、办公桌和旧藤椅等展品前，他仔细察看。遇到前来参观学习的河南省中牟县的党员、干部，总书记说：“我们来是同一个目的，我也是来学习的。” 总书记说，虽然焦裕禄离开我们50年了，但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体现了共产党人精神和党的宗旨，要大力弘扬。只要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要我们还是共产党，这种精神就要传递下去。党中央号召全党继续学习焦裕禄精神。 习近平在纪念馆会见了焦裕禄的5个子女和当地部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听二女儿焦守云说省里拍了一部介绍焦裕禄的纪录片，他马上转头叮嘱中组部领导：“纪录片可作为教材。”他说，时隔5年再来兰考，再看纪念馆和事迹展，仍很感动、很受教育。 习近平下午来到兰考县为民服务中心。看到墙上“还没上班，谁叫你来这么早”等“服务忌语”，他说，服务中心现在很普遍，关键要有实效，最根本的是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就像焦裕禄一样。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就会说“忌语”，把老百姓看成父母、亲人，就不会说“忌语”。 天黑了，习近平来到焦裕禄干部学院与兰考县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培训班学员座谈。他说，学习焦裕禄时我上初中，当时政治课老师读报，读着读着便哽咽了，听着听着我们也流泪了。焦裕禄精神影响了一代人。很多东西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就是这短暂的一刻化为了永恒。 总书记接着说，我们要看焦裕禄是怎么做的，对照自己，见贤思齐。我们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这么多精神财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 2．50多年前，焦裕禄亲手种下的一株小麻秆，如今已是华盖如云，人们称之为“焦桐”。 焦桐旁，矗立着新落成的焦裕禄干部学院。从各地来这里培训的学员一出门就可以看见这棵参天大树。 睹树思人，焦裕禄留下的最宝贵遗产是什么? 与人民群众的血肉之情，是焦裕禄精神50年穿越时空，镌刻在这片土地上最深厚的印记。 当年在兰考县委当干事的刘俊生忘不了51年前的那个冬天，焦书记顶着狂风大雪，走出县委大门。他说：“大雪封门，我们党员干部不能坐在屋里烤火。我们应该到群众中去，解决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许楼村，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握住双目失明的老大娘的手，焦裕禄问寒问饥。一旁的老大爷问：“你是谁?”焦裕禄回答：“我是您的儿子。”老人哆嗦着手不停地抚摸着焦书记，热泪纵横。 “我是您的儿子”——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深情的表达，今天听起来，仍直抵人心，发人深省。 大别山区种粮大户柳学友感慨地说：“现在不少干部与焦裕禄相比，差距太大。很多地方一年见不到一次县委书记。偶尔有领导下乡，也是前呼后拥，浮在表面，站在地头，走走过场。还有的干部连有些庄稼都认不清。” 焦裕禄就是一根标杆，他让群众怀念，也让群众量出了今天干部的长短。 79岁的兰考葡萄架村原村支书孙世忠从“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书记，说到今天一些“心里只有自己”的干部，得出一个理儿：“群众观念丢掉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就会把你抛弃。” 对于焦裕禄之后的第十四任县委书记、来兰考工作已经一年半的王新军来说，焦裕禄当年对群众说出的那句“我是您的儿子”，已成为心中时时震响的座右铭。他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对照检查材料上，多次使用“愧疚”“惭愧”“愧对”“对不起”等词汇。他说：“在焦书记工作过的土地上，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014年初春，王新军利用清明三天假期，走进兰考的一些偏僻乡村。村民们看到县委书记的惊奇，让他脸红，更让他受到鞭策。“差距太大，只有奋力追赶!”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穿越50年历史烟云，“把泪焦桐成雨”，凝结着人民对焦裕禄的深切思念与精神呼唤。 3．离黄河岸边几里地的张庄村，曾被叫做“下马台”。过去，这里通着官道。因风沙大，路过的文官须下轿，武官须下马，因而得名。 风沙不知吹了多少代，也治了多少代，代代无功而弃。 党培养的焦裕禄，最相信群众的力量。他一次次下乡走访，开座谈会，首先确定了种植泡桐的思路。因为泡桐能吃苦，沙窝子里也能扎根，并迅速根深叶茂，挡风压沙。 满地满坡的泡桐，成为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理水沙碱“三害”的金钥匙。 50年后，徜徉于焦林中，总有人这样问：为什么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仅一年零四个月，就找到了多少辈人没有找到的“除三害”的办法? 答案并不复杂。 走进焦裕禄纪念馆，一辆50多年前的破自行车、一双50多年前的破胶鞋记录着焦裕禄靠骑车走路，踏遍了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住牛棚下大田，蹲点调研。 在盐碱区，他经常抓一点碱土放在嘴里品尝，说咸的是盐，凉丝丝的是硝，又臊又苦的是马尿碱，这让和盐碱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农目瞪口呆。 无论是瓢泼大雨还是风沙漫天，别人往屋里跑，焦书记总是往外冲；为了弄清兰考水道，焦书记冒着大雨站在洪水中，扔下一片树叶，带着技术人员追着树叶测定洪水流向……即使在病重期间，他也拒绝只看材料听汇报。焦书记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时隔50多年，响在我们耳边的这句大白话，传递着深刻的思想哲理。 在近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坦言：和焦裕禄时代相比，现在交通便利了，但距离基层却远了。经常是“身到基层心在城”，名义上下了基层，实际成了“空中飞人”“走读干部”，待不住也待不久。即便调研，很多时候也是“路上一小时，调研十分钟”。 兰考县长周辰良自我剖析：在推动工作中有时为了装点门面、树好形象，干一些面子活；为了在观摩评比中争个好名次、留个好印象，搞一些花架子。 湖北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也有个对比：“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一年多时间跑遍125个村，我在红安工作4年多，入村入户调研的村不到100个。” “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兰考人民至今保留着这个习惯，房前屋后、庭院地头，有空地就种上几棵泡桐。泡桐树栽在农田里，既防风治沙，还能提高粮食产量。 目前兰考县农桐间作面积46万亩，泡桐200多万株。截至2013年，全县林产工业从业者4万余人，林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70多亿元。 4．这是一种精神的定格：一把藤椅，静静地放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前。藤椅右手，一个大洞无声地诉说着主人曾经的病痛——肝痛袭来时，他就用茶缸靠在藤椅上，紧紧地顶在痛处。日久，藤椅被顶出一个大洞。 就是在这张藤椅上，焦裕禄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的提纲，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望着这张藤椅，人们就会想起1962年的冬天，大雪纷飞。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困扰的兰考，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来最低水平。小小的县城火车站，挤满了外出逃荒的灾民……一位省领导来视察，看到兰考灾情严重，提出不如一分为四，划给周边四个县。而新上任的焦裕禄坚定地说：“情愿累脱三层皮，也不能把困难推给兄弟县。” 望着这张藤椅，人们就会想起一年零四个月中，焦裕禄下去查风口、探流沙、找水道、治盐碱……面对兰考自然灾害的肆虐和贫困落后的实际，他挥笔写下誓言：“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他写道：“干革命就得敢闯!成功了，有经验；失败了，有教训。只要敢闯，就能从困难中杀出一条路来!” 望着这张藤椅，人们就会再一次听到焦裕禄充满激情的声音：“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50年过去，墓碑上的焦裕禄依然年轻英俊。他当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铿锵激越，撼人心魄：“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5．焦裕禄纪念馆里，一份他亲自起草的《干部十不准》，吸引了参观者的注意。 其中一条“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机关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 一张小小的戏票，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焦书记来之前，给县委领导送戏票是一个惯例。而且给县委主要领导留票，总是第三排正中间的位置，群众就有意见，戏称第三排为“老三排”，县委主要领导是老三排“排长”。 后来，看白戏发展到县委每个机关都有份。 焦书记来之后说，谁看戏谁买票谁花钱，不准看白戏。 其间，他无意间得知儿子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未买票，便立即拿钱叫儿子去补票。 正是这一串的“戏票问题”，促使他起草了《干部十不准》。 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清楚记得，当年父亲把她领到食品厂，还叮嘱厂里不能因为自己的缘故给女儿安排轻便活。“好单位干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规定的。”当年，她并没有深刻理解父亲的规定。 1966年2月26日，根据焦裕禄生前遗愿及兰考民愿，河南省委决定将焦裕禄的遗体从郑州迁往兰考。当天，兰考万人送葬，人山人海，焦守凤刹那间明白了父亲曾经的严厉，所有的委屈与不解转眼化为泪飞如雨的感情。 50年后，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兰考县委制定公布了新的《兰考县党员干部“十不准”》。 50年过去，仿佛一切都在变，又都没有变。 在焦裕禄陵园，离墓地不远处的纪念馆里，人们排起长队参观焦裕禄事迹展。展柜里，摆放着焦裕禄生前用过的物品，从生锈的锄头到带着窟窿的布鞋，还有打了42个补丁的被子。 睹物思人，观者唏嘘不已。 来自安徽怀远县的一家公司经理陈明表示，时至今日，焦裕禄的事迹和精神仍能引起全社会共鸣，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的热切期待和强烈呼唤。 “焦裕禄同志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我们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考察时提出，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与焦裕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做到深学、细照、笃行。 6．2013年8月19日，《河南日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永不磨灭的精神圣火——来自焦家小院的报告》，众多网站对此文进行了转发，引发了网友热议。 大河网友“薰衣草”：看完这篇报道，我流泪了!焦裕禄精神再次深深地感动了我。 新浪网友“thult”：朴素的人，朴素的话，朴素的事，焦裕禄的这份朴素最值得我们学习。 大河网友“吉祥”：习总书记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如果大家都能像焦裕禄一样，自然会不动用权力却自有威严；人民不会忘记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当然，人民也不会放过那些作威作福，随便滥用权力的贪腐官员。 大河网友“精灵笨笨”：我是个90后，看了《来自焦家小院的报告》后感动至深，谁说我们是颓废的一代?世道再变，人心不能变!时光荏苒，焦裕禄为国为民的心依然值得众人敬仰，也永远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 新浪网友“天线宝宝”：不管形势如何变化，焦裕禄精神都会历久弥新。 腾讯微博网友“@刘永刚”：看到焦裕禄等模范领导干部带领人民群众与困难作斗争，毫无私心、一心为公，严格要求自己、严律约束家人、严谨处理问题，让我深刻感觉到了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职责和使命。党员干部更应该的是付出，是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腾讯微博网友“@行者”：焦裕禄不仅是位好书记，还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好儿子，他的人生很短，但却在短暂的岁月里尽职尽责，是让人民放心的干部，让家人放心的亲人。 腾讯微博网友“@铸剑人生”：焦裕禄能够在兰考顺利地开展工作，与其个人的不懈努力，以及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分不开；与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分不开；更离不开他家人的默默支持…… 大河网友“千寻”：每个党员干部都该对着焦裕禄照镜子，看看自己的差距在哪里。 7．离开心爱的岗位5个多月后，杨奎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追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2年3月9日，58岁的中信重工能源供应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杨奎烈积劳成疾，因病去世。告别仪式上，逾千名职工自发前去送行。在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后，仍带病坚持工作近10个月，为“新重机”等重大项目建成作出了突出贡献，被誉为新时期“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病倒之前，杨奎烈已经在中信重工工作了34年，从一名普通工人到能源供应公司经理、党委书记。因为总是玩命工作，他成了大家眼中的“拼命三郎”。 2011年5月27日，杨奎烈现场了解完能源生产运行情况回到办公室后，忽然瘫坐在沙发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被紧急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杨奎烈腹腔中的肿瘤已经有鸡蛋大小，并开始出血，癌细胞已经向肺部和肝部蔓延。专家会诊后感叹说，这个人太坚强了，按照现在的情况，至少在3年前他的肝部就有痛感了。 闻听此讯，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深感愧疚，他说，3年前正是公司重点项目“新重机”工程攻坚阶段，而自2005年参加过一次公司组织的体检后，杨奎烈就再也没有全面体检过。有一次腰部疼得起不了床，他还安慰家人说，估计是在部队挖土方时落下的老伤。 住进医院，杨奎烈一点也不消沉，他要求前来看望的同事，只说工作，不谈病情。他说：“让我在病床上等死，比死还难受。” 2011年6月底，在他的反复要求下，医院给他办了出院手续，让他回家静养。然而，他每天都让人把他拉到公司，还和往常一样巡视管网，直到负责照顾的人不停催促，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厂区。 2011年12月18日，他因肝出血再次住院。春节前夕，公司紧急决定新上一台800立方米/小时的制氧机，听说这件事后，杨奎烈从大年初一到初十，先后6次来到制氧机安装现场，当起了“参谋长”。 住院期间，他一有空就给公司领导发短信，最长的短信有千把字，从技术到生产，从人才引进到干部培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尤其是对“新重机”工程完工后如何降低成本，发挥效能，又提了许多建议。 3月9日，在与病魔顽强抗争，同时也坚持工作了近10个月后，杨奎烈闭上了眼睛，永别了他深爱着的企业、工友和家人。 8．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指导兰考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开封市党员领导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开封市委活动办从2014年5月中旬开始，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党员好干部”评选活动。 评选活动由开封市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开封日报报业集团、开封广播电视台协办。开封市委活动办制定了《开封市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党员好干部”评选活动方案》。 活动以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为重点，以不断增强党员干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目标，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焦裕禄精神再教育，群众工作能力得到再提高，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群众路线观念更加牢固，全市经济文化得到更快发展，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开封市委活动办指出，“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好党员好干部”评选活动是通过典型示范和典型带动，引导广大党员增强宗旨意识，努力转变工作作风，自觉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抓手。评选表彰工作要立足乡镇、社区、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等基层单位，着重推选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的好党员好干部，使推出的身边人可敬、可信、可亲、可学，使评选成为党员干部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有效载体。各级各部门要按照有关要求规范操作，严格审核，确保推荐评选的人员具有群众性、先进性、典型性，能够叫得响、立得住，使评比表彰工作具有极强的可信度和权威性，营造评选先进、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 9．“他没有死，他还活着”，这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 他活在我们心中。“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36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群众过上了好日子，思念焦裕禄；群众有了困难，想起焦裕禄；群众心里感到有了委屈，也要到焦裕禄墓前来哭诉。”“兰考人心目中，焦裕禄没有死。在村头、田间，在农舍、牛屋，在农村饭场，在夜半梦乡，他们似乎还跟焦书记倾诉自己的心里话。”《人民呼唤焦裕禄》中写道。 他化身成为更多优秀干部。焦裕禄精神，影响了一代代优秀党员干部。从牛玉儒到杨善洲，无数优秀共产党人以焦裕禄为榜样。 习近平在讲话和文章中，多次提及“焦裕禄式”优秀干部。“像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英模人物那样，做一个亲民爱民的公仆，做一个忠诚正直的党员，做一个靠得住、有本事、过得硬、不变质的领导干部。” “学习牛玉儒，就要学习他廉洁奉公、清正无私的革命本色；学习郑九万，就要学习他‘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为民情怀。” 习近平自己，“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和参军入伍，特别是后来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一直有焦裕禄的影子伴随”，一直到成为大国首脑，他仍记挂着焦裕禄。 “很多东西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这短暂铸就了永恒，焦裕禄精神是这样。”习近平说。在党的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他号召全党结合时代特征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当下，不少县委书记正在纪念和学习焦裕禄。相信，“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人民的儿子的英名”。三、申论要求

19世纪，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和工业中心的伦敦进入工业急速发展期，大量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炭的消耗量不断增加，使得伦敦大气污染愈演愈烈，工厂产生大量废气，形成了极浓的灰黄色烟雾，伦敦的空气污染形势渐趋严峻。 1956年，在著名的《比佛报告》推动下，英国颁布了世界上首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在此基础上，20世纪60—70年代，英国主要采取“末端治理”来治理空气污染。除了不断完善《清洁空气法》，1968年以后，英国又相继出台《污染控制法》(1974年)、《汽车燃料法》(1981年)、《空气质量标准》(1989年)等一系列空气污染防控法案，对其他废气排放进行严格约束，制定明确的处罚措施，以控制伦敦的大气污染。 20世纪50年代，伦敦的有关部门通过对大气污染源进行分析，发现污染物主要来自工业及家庭燃煤，因此，他们除了划定“烟尘控制区”，区内的城镇只准烧无烟燃料外，还决定增加清洁能源比例，推广使用无烟煤、电和天然气，减少烟尘污染和二氧化硫排放；冬季采取集中供暖；政府采用补贴的办法帮助居民改造燃具，要求市区和近郊区所有的工业企业都不准用煤炭和木柴作燃料，其产生的废气也均须利用物理和化学方法加以净化，达标后才可排出等。1965年燃料构成中煤炭的比例为27％，电和清洁气体燃料占24．5％，燃料油为43％；1980年煤炭仅限于远郊区工厂使用，比例进一步减少到5％，电和清洁气体燃料提高到51％，燃料油为41％。尤其是煤炭占总能源消耗的比例，从1948年的90％下降到了1998年的17％，而天然气的占比却从0上升到了36％。2003年，英国首次正式提出低碳经济概念，将于2050年建立低碳社会。 英国还大力发展监控技术，建立大气监测网。自1961年开始，英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由450个团体参加的大气监测网。监测网有1200个监测点，平均每小时对烟尘与二氧化硫采样一次，每月测降尘量一次，再加上环保技术的推广应用等，对控制伦敦的大气污染和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和工业企业过于集中，而给市区带来大气污染等问题，伦敦在建成8座新城的基础上，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城市以北和西北地区又兴建了彼得伯勒、米尔顿凯恩斯、北安普顿等3座新城，这些新城的建设为人口和工业外迁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伦敦政府利用税收等经济政策，鼓励市区一些企业迁移到这些人口较少的新发展区；另一方面，各新城对吸引工业企业落户也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同时，发电厂和重工业设施被迁至郊外。 20世纪80年代初，伦敦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4万辆，道路交通阻塞日趋严重。同时，汽车数量的增加也引发了机动车尾气排放对大气的污染。面对这一严峻局势，伦敦当局采取向公共交通、步行、骑自行车等节油、无污染的出行方式转变的交通发展战略，以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从而有效降低机动车二氧化碳排放量。具体办法有：设立公交专用道，设立1000英里长的自行车线路网，设立林荫步道网，投资发展新型节能、无污染的公交车辆。 结合给定资料，谈谈伦敦大气污染治理给我们的启示。 要求：准确、全面，观点明确。不超过250字。

二、资料 1．飓风、台风、地震和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是自然界本来固有的现象，既不是人为因素能够导致其产生，也不是人为因素可以使之消亡的。然而，现在 已经有证据表明，人为因素在使某些自然性灾害现象加剧。4年前，就有专家 发表文章说，飓风(台风)引发的水位上升将会把整个城市淹没。“卡特里娜” 飓风加上人们在墨西哥湾过度开采石油、破坏生态，是导致这次新奥尔良被水 淹的主要原因。 2．尽管人类破坏环境的行为对自然灾害加剧的程度，还需要相关科学做出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以给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事实和研 究表明，人类过度地利用资源、排放污染，超出了自然生态的平衡点，就必然会 遭到各种形式的惩罚，以至于付出最为惨重的生命代价。“过度”和“超出”的 程度与受惩罚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现有的气象灾害(如飓风、台风和沙尘暴)、 地质灾害(如山体滑坡、地面沉降和塌陷)所造成的几近毁灭性的打击，以及多 不胜数的严重事故，已经一再敲响了警钟。 3．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水平很低、自然环境十分脆弱的国家，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然而，无论是当下现状，还 是发展趋势，都使我们不无忧虑地发现，目前的资源、环境状况对于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我们真正将经济发展(自变量)的坐标调整 到为了生活质量(因变量)的提高，那么，环境因素在整个目标排序中就会被置 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因此，今后，我们宁可经济增长速度慢一点，也不能再以 资源和环境的大规模利用和污染为代价。 4．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世纪人类社会共同面I临的重大问题。“21世纪论坛”会议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中心议题，深入探讨应对之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物质财富。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为各国 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南北差距扩大，贫困、疾 病、文盲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要实现可持续 发展，需要各国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 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现代化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 到，我国仍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不少困难 和问题。概括起来说，有两大矛盾：一是不发达的经济同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发展；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资源、环 境压力越来越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要靠科学发展。 5．山西偏关县2004年的财政收入6800万元，其中有1000万元是来自于这些高能耗、高污染企业；而河曲县的财政收入由3000多万元，仅三年时间就直逼 5亿元，成为忻州的“冒尖户”。由此可见，电石、铁合金、焦化三行业的企业对当 地财政的贡献。关掉这些企业，除了企业主、国家的税收受到损失外，当地百姓 的损失也是不容忽视的。偏关县2004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350元中的40％ 来源于在小企业务工、采矿、运输，而县城附近乡镇这一比例更大。在今年5 月份山西省的环保关停行动中，偏关县仅存一户企业，其余16家全部关停，近 2万农民工因此失业，600余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而山西河曲县、保德县的 企业更多，关停后的失业人员会更多。 6．进入2005年不久，经常被视为“弱势”部门的国家环保总局陡然发力，以严重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名义，叫停了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 项目。这是中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一年多来，中国首次大规模对外公布违 法开工项目，凸显出中国政府从源头遏制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7．中国政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积极探索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我国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环境质量总体保持 稳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控制。2004年，除二氧化硫外，国家控制的主 要污染物排放量均有所降低，化学需氧量、烟尘、工业粉尘、工业固体废物排放 总量分别比2000年降低了9％、7％、22％和39％。 8．庞大的人口数量、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仍然制约着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诸多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人口、资源和 环境等领域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和挑战依然存在。人口数量、老龄化问题以 及各种重大疾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油、气等战略性矿产资 源短缺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全，水资源危机将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未来 生存；而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综合利用率低、生产效率低、能耗高以及资源 的不合理利用等问题依然存在。生态环境的透支日益严重，水土流失和土地 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日益严重，生物多 样性锐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9．资源节约是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标志，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核心内容。为贯彻落实浙江省经贸工作会议精神，确保完成省先 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规划纲要任务，提出我省2005年以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 济为重点的发展资源节约型经济行动方案，请各地参照执行。 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浙江省委“八八战略”，围 绕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生态省建设战略任务，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发展要素制约，推进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从高消耗、高排 放型向资源节约型、生态环保型转变。 10．目前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不进一步采取一些新的重大举措，新世纪头10～20年我国 环境与资源形势仍将非常严峻，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和资源与环境的矛盾将更 趋尖锐：城市每年新增人口将超过1000万人，城市环境压力将持续上升；工业 的持续快速增长将使工业污染长期保持在高位水平。从各种环境与资源问题 来看，据有关部门预测，新世纪头10年城市水污染将继续加重，即使2010年 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50％，未经处理直接排放的污水总量仍将高于2000年 水平；农药、化肥和畜禽、水产养殖产生的水源污染日显突出；城市大气污染仍 将相当严重，预计随着汽车保有量大幅度增加，即使采取严格措施，到2010年 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仍将比2()00年增加30％左右；危险废物和城市垃圾产 生量还将持续增加，许多未得到有效处理的危险废物和难降解的有毒有害污 染物将成为重大环境隐患；生态恶化的范围将继续扩大，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 降，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减弱，旱涝、赤潮、沙尘暴、次生地质灾害等频繁 发生，危害程度加大；各种全球环境问题，将逐步成为严峻的国际挑战。 11．中国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是贫穷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向发达地区输出资源，承担生态破坏的成本，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导致贫穷和污染交加 的恶性循环。目前，这些地区还有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吨生活垃 圾露天堆放，环保设施几乎为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要根据不同地区内不同的资源、人口、经济、环境 总量来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与考核标准，让生态脆弱的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 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建立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 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 平衡各方利益。 12．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2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特别提到“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不要盲目追求GDP而 牺牲环境，但是，由于中国领导层一般以干部的政绩作为升迁的机制，而升迁 的标准就是GDP，所以干部为求GDP高速增长，漠视对环境带来的伤害，即 使温家宝曾经提出将环保指标加入升迁机制之中，但由于环保指标难以量化， 所以干部至今仍然以高消耗来争取高增长，以达到“完美的GDP”。 13．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作为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略性转折，中国政府在2004年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潘岳认 为，要保证这一正确理念的贯彻，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整套可持续的制度框架。 实行循环经济战略、大力支持开发新能源技术也是改善环境的重要一步。 潘岳说，中国将很快出台循环经济法，以确保循环经济的发展。 潘岳认为，国家还应该提供法律和政治保障，支持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 环保领域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平的切入点，政府需要设计一套更加开放 透明、更能集中民智、代表民意的环保参与机制。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4年7月16日，记者从安徽省粮食局获悉，国务院七部委近日联合发文，合力清理粮食流通市场。 2．2004年6月3日，在全国粮食局长会议上，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措辞严厉地指出，今年是全面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年，更要加强粮食市场监管，维护正常的粮食市场流通秩序。 3．我国市场粮价字2003年9月份上涨以来，2004年4月涨幅开始减缓，6月开始回落，三种粮食(小麦、玉米、稻谷)市场平均价环比下降0.3%，但同比仍上涨40%。其中小麦下降 0.2%，玉米下降0.3%。 4．2004年2月以来，上海市场的大米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有所上升，个别零售店因此出现了集中购买现象。对此，权威部门表示，上海的粮食供应是充足和稳定的。一方面，上海有足够的地方粮食储备，另一方面，市外采购也在按计划有序进行，良友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天本市粮食批发市场交易正常，从外省市调运粮食的进展也很顺利，几天内就将到货1.8万吨大米。此外，他们近日又采购了3万吨大米，保证市场供应没有问题。对目前个别零售门店因集中购买而出现短时脱销的情况，有关人士表示，这主要是因为配送来不及跟上。各大超市负责人均表示，他们将抽调力量，确保大米配送的各个环节更加顺畅。据物价部门昨天监测到的情况；本市大米零售价已连续几天稳定在每500克1.7～1.8元的水平上，前段时间的上涨势头得到了有效平抑，而批发市场上的价格近日还略有下调。对此番大米价格的上扬，物价部门分析认为，这是一种恢复性上升，是前几年粮食价格持续走低后的反弹，目前的价格水平并未达到历史高点。 5．据广东省城调队价格调查资料显示：2004年春节后粮油批发市场的中低档米价格上涨了，其中稻谷、小麦比节前每吨上涨20～30元，比去年同期上升30%；春节前价位在0.7～0.9元/斤的东北珍珠米、早稻米、杂优米、三级米涨到了1.05～1.20元/斤；东北大米从去年的1. 1元/斤升到1.40元/斤。汕头的市场调查发现，该市粮价再次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其中标一普通大米价格从月初每公斤2.3元左右上升到2.7元左右，升幅高达17.4%，比去年同期上涨40%；丝苗米价格从每公斤3.6元上升到3.8元，升幅达5.6%，比去年同期上涨16%。“涨得太快了”，华南粮食批发中心有关人士称，“在半个月里面，小麦和稻谷每吨批发价上涨了 200元。目前，小麦每吨批发价维持在1700元左右，稻米则是1600元左右”。 6．2004年3月6日，恩施市工商部门透露，该市粮食储运公司、粮油收储公司竟倒卖了 5872吨陈化粮，其中的200多吨陈化粮已加工成糙米和米粮流入市场。经查，2003年9月，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从华中粮食批发中心竞买到恩施市粮油收储公司的陈化粮6004吨，实际出库5872吨。当月26日和30日，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分别与湖北当阳楚田米业有限公司和恩施市三河饲料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销售陈化粮。同时，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还和恩施市部分乡镇收储站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将陈化粮加工成糙米和米糠分别销售。通过倒卖陈化粮，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恩施市粮油收储公司分别获利32.85万元、3.13万元。目前，恩施市工商局已分别对恩施市粮食储运公司、恩施市粮油收储公司处罚10万元和3万元。 7．2003年6月，粮食收购市场开始实行“两放开”政策，即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不再按“保护价”收购余粮，实行随行就市收购；放开粮食购销市场，支持和鼓励包括个体粮商在内的各类经营者参与粮食收购和经营。 8．在期货行业从业多年的林先生告诉记者，粮食企业可以通过反方向操作来固定成本。他举例说明，比如在1月份，国内小麦现货采购成本为1600元每吨左右，粮食企业预测未来小麦价格将保持涨势，决定为准备在6月份采购的10万吨小麦进行买人套期保值，锁定原料成本。为此，集团在3月份以1580～1630元每吨的价格买人了小麦7月和9月的合约共计1万手。进入6月，国内小麦价格涨到1700元每吨左右，期货价格也涨到了1700元以上。这样，粮食企业的盈利抵补了原料采购成本的增加，有效地规避了原料价格上涨的风险。 9．广州有关部门官员认为，国内粮价水平目前仍比国际市场低，前一阶段的上涨属于恢复性上涨，目前还未达到1998年的粮价水平。“一斤靓米价格也只是在1.5元左右，与一瓶小支装的矿泉水价格相当。粮食生产需要农民付出许多劳动，播种、插秧、施肥……从商品属性来说，粮价如此低廉，这确实是不合理的。” 10．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调查，粮价每上涨1分钱，农民能多收获10元钱，且其中还不包括中间商的获利。目前60%～70%的农民仍是从种植业里获得收入，农副产品涨价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扩大消费，对农民收入将产生直接的支持作用，这比其他任何补贴和投资都更为有利。如果农民收入得以实质性提高，农民消费就有可能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因素，这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此外，价格适度上涨，将改善生产和需求偏离的状况，有益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最优配置，而这是行政命令难以实现的调整。 11．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高级经济师祁京梅分析，2003年10月开始的粮价逆转引起人们的紧张心理，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与粮价下跌进行斗争。她认为，这种紧张大可不必，因为价格不波动市场就是一潭死水；价格波动则可以引导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最优化。祁京梅预计，2004年中国粮价总体将会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粮价上涨仍有5%左右的空间，这将有利于粮农提高收入，刺激国内粮食生产。她估计，今年夏粮减产的趋势较为明显，但秋粮的种植面积预计能增加2700万亩，所以10月秋粮收购以后粮价将会有所下落，但幅度不会太大。 12．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00个农产品主产县集贸市场的调查，2004年1月粮食价格走势已经趋稳。统计局2月16日公布的月度形势报告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1月籼稻、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分别上涨16.2%、18.1%、22.8%和29.5%；与2003年12月相比，小麦价格基本持平，玉米上涨0.9%，籼稻、粳稻分别上涨1.3%和2%，大豆价格上涨4%。 13．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分析师李磊认为，引发粮价剧烈波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粮食供应短缺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粮价将保持上涨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国家库存下降、夏粮减产、新作物产量不明朗等不确定因素，也会使得粮价大幅波动成为可能。此外，购销市场放开后，粮食收购、加工、批发等多元化主体将纷纷进入粮食市场，这会导致尚未成熟的市场处于无序状态。而中国粮食市场价格应急机制还不完善，尤其是很多农产晶还未推出期货产品，期货的预警作用无法体现。在这种情况下，粮价波动就会出现自我放大效应：当粮价上涨时，农民反而惜粮，粮食收购企业就会加紧收购，周而复始地促进粮价不断上涨；当粮价下降时，农民则加紧卖粮，粮价会周而复始地下跌。“一买都买，一卖都卖”的心理将导致粮价起伏剧烈。而当粮食价格上涨到一定幅度，将不可避免导致工、农业生产资料等商品价格上涨，一旦消费价格指数大幅提升，通货膨胀将成为可能。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广东是"非典"型肺炎病魔肆虐的重灾区。到2003年4月11日止，共发病例1286例治愈出院1077例，治愈出院率达83.7%。广东取得抗击"非典"型肺炎初步胜利。　　2、2003年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首次接到河源市报告，称发现2名特殊肺炎患者，同时将8名医务人员传染。接着，广州、中山、肇庆等地也分别上报发现了此类病例。在随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10多个城市的数百人被感染，并夺去了多名患者的生命。　　3、"非典"型肺炎是一种全新病毒，是人类共同面对的一个新的世界性难题。我国建立了更科学严密的疫情监控体系，坚决做到发现一例，上报一例，救治一例，建一份档案。各地医疗部门每天都上报当日"非典"型肺炎发病情况，即使没有也要上报，严格实行疫情的"零报告制度"，为研究和征服"非典"型肺炎收集了大量一手珍贵资料。　　4、2003年5月8日下午，中国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公布的全国内地"非典"型肺炎最新疫情通报显示，截至5月8日10时，全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4698例(其中医务人员917例)，累计治愈出院1529例，死亡224例。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2945例。5月7日10时至5月8日10时，全国内地共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146例(其中99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治愈出院43例，死亡5例。新报告的临床诊断病例中，北京 94例(其中57例为疑似病例转为临床诊断病例，37例为新发病例)，治愈出院 11例，死亡2例；5月7日10时至5月8日10时，各地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207例，其中北京80例。5月7日10时至5月8日10时，各地还报告排除疑似病例126例，其中北京51例。　　5、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负责人2003年4月17日向记者透露，内蒙古自治区发现的第一批两名"非典"型肺炎患者已经基本痊愈，近期内有望康复出院。　　6、上海市卫生局2003年4月17日宣布，上海临床诊断了第二例"非典"型肺炎患者。这位患者男性，68岁，是上海出现的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的父亲，属于家庭内传染。　　7、美国纽约市卫生局官员4月17日宣布，一名46岁男子和一名29岁妇女已被初步诊断为非典型肺炎患者，这使纽约市被诊断为感染上"非典"的病人达到10人。　　8、台湾卫生部门2003年4月17日下午公布说，岛内"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再添2例，分别是57岁的男性和一名23岁的美国籍女性。　　9、香港特区卫生署及医院管理局公布，4名病人2003年4月17日去世，香港现时与"非典"型肺炎有关的死亡个案共有65宗。　　10、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面对随时被感染的危险，广大医务人员忠于职守，毫不畏惧地投入救治工作中。他们用"排他法"来查摸这个隐身的病魔。采用电子显微镜、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培养等检测方法进行病原学检查和分析，已排除鼠疫、肺炭疽、钩端螺旋体病、出血热等病因，也排除了病因是禽流感病毒的推测，并对从患者体内查到的衣原体作进一步研究，最后锁定了这是一种不知名的新病毒。　　11、由于对其传染特性认识不足，不少接触过病人的医务人员被感染发病。甚至出现了一个病人感染50多个医务人员的情况。到2003年3月下旬，广东全省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病例1000多例，其中医务人员就占了三成左右。　　12、印度卫生部4月17日证实，印度南部城市果阿发现首起"非典型肺炎"病例，患者为一名刚从新加坡回国的航海工程师，现年32岁。　　13、广东及时将公共场所和学校作为第二线战场，向各地发出《学校、托幼机构"非典"型肺炎预防控制工作指引》和《公共场所"非典"型肺炎预防控制工作指引》，对学生健康状况的检查治疗以及宾馆、饭店、酒吧、茶座、影剧院、歌舞厅、商场、候车(船、机)场等公共场所的通风和消毒，都一一列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操作细节。最近，广东省又将"非典"型肺炎预防知识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在社会上广为发行、派送。　　14、2003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指出：做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党中央、国务院对此十分关心、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做了大量工作，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也要看到，由于"非典"型肺炎是一种新发现的疾病，其防治工作具有相当的艰巨性、复杂性。当前，要继续毫不松懈地加强防治工作，巩固取得的成果，解决存在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贯彻十六大精神的高度，进一步认识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它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会议指出，要本着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总体要求，切实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当务之急是采取果断措施，控制疫病蔓延。关键是要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切断传播途径。要坚持分类指导，全面加强预、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要总结经验，巩固成果，防止反复；新出现疫病的地方，要坚决防止疫病的扩散和传播；没有发生疫病的地方，要保持高度警惕，制订切实可行的预案。要强化救治工作，组织力量攻关，尽快研究有效的治疗方法，增强治疗效果，切实提高治愈率。对攻关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有关部门要给予积极支持。要抓紧建立公共卫生应急处理机制。要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交流预防治疗经验，提高防治效果。　　15、记者在2003年5月8日广东省政府召开的防治"非典"型肺炎科技攻关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不久前成立的广东省防治"非典"科技攻关小组，已经在特异诊断、防疫手段到治疗措施等方面取得进展，其中运用抗体和核酸进行的快速诊断方法将从下周起在广州地区18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陆续应用。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2崎岖的山路上，清一色的老人，步履蹒跚，他们正翻山越岭赶往相邻的村庄去听戏：那儿有“老杨剧团”在演出！这是春节期间F省某山区真实的一幕。“老杨剧团”是由农民老杨牵头自发组建的农民剧团。春节以来，这个剧团已接到5单生意：有本镇的，也有邻镇的，有私人祝寿的，也有村委会邀请的，演出形式涵盖采茶戏、歌舞、器乐表演等多个门类。尽管只是利用农闲季节、晚上和节假日时间演出，但在当地拥有不少“粉丝”。从2014年5月组团到今天，“老杨剧团”的演员人数从4人发展到了20多人，甚至还有“90后”新鲜血液加盟。“老乡们说我们自己编排的戏有乡土味，比县里剧团的演出都好看。”老杨脸上满满都是自豪。“打麻将？谁有那闲工夫！年节是村里人聚得最全的时候，大家一起唱戏、耍社火，都一心指望在全县社火大赛、戏剧大赛里拔头筹呢！”2017年2月18日，L县某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里，66岁的赵大爷司鼓，他62岁的老伴杨大娘扮演旦角，夫妻俩一唱一和，乐在其中。作为该村业余剧团的发起人，赵大爷不但把自家的服装、道具免费提供给剧团使用，还义务培养年轻人学习表演，一心要让传统艺术后继有人。“如今，群众自办文化的热情被点燃，县里13个乡镇全部组建了业余剧团，成员有180多人。许多结合本地特色的文艺表演，让人眼前一亮。”L县文广新局局长说，“现在我们县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群众争着报名上节目，效果很好，以前我们总是花大价钱请些明星来演，人一走，又能留下什么呢？”农民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我们能提供什么？这些都是当前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K市文化体育旅游局汤处长从事基层文化工作多年，走过不少地方。在他看来，农村大多数地区基层文化活动都缺乏新意，总是停留在传统的唱唱跳跳，搞活动就是喊一喊、凑一凑，花灯、小戏、广场舞居多，国家启动了一些文化下乡工程，但内容存在雷同、低质的现象，仔细分析一些农家书屋的书籍，会发现不少都是当地出版企业的库存书。“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放映的也多是上不了院线播映的影片。“配送错位，也是农村基层文化中一个潜在的问题。”汤处长介绍说，现代社会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使得部分农村地区的青壮年已转移到城市，有的举家搬迁到城郊居住，甚至整个村都转移出去。一些农民工大量聚集的社区、城乡接合部的公共文化服务严重不足，成为“真空地带”。在这些地区，资源配置需要重新定位。2016年汤处长他们为农民工送温暖，选择在城乡接合部放电影，没想到此举受到热烈欢迎，一年放了200多场。“外出打工的人没什么娱乐，文化生活非常单调，需要特别关心。”汤处长补充说，“缺人缺钱，仍是部分边远地区文化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尽管硬件配备齐全，但由于人手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导致基层文化服务无法高效开展。”作答要求：假如你是一名农村文化工作者，请针对给定资料2中农村基层文化存在的问题，就如何进一步提升基层文化的精准服务，提出对策和建议。要求：措施具体，针对性强，字数不超过300字。

二、给定资料　　　　　　　　市委书记为庆升官搞"阅兵"　　经中共安徽省委批准，2003年6月1日涉嫌经济犯罪的安徽省宿州市原副市长、原毫州市(县级市)市委书记李兴民及妻子被纪检专案组立案审查。　　李兴民，河南商丘人，安徽农学院农学专业毕业，高级经济师。1950年9月初生，1971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10月到1974年9月，李兴民到亳州大杨公社下放知识青年，任大队长兼民兵营长、革委会副主任。　　1984年4月到1998年10月，任安徽亳县政法委副书记、亳州市纪委副书记；1983年9月到1985年 7月，在中央党校学习；1989年10月到1995年11月，毫州市常务副市长、市委常委、副书记；1995年11月到1996年3月，毫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1996年3月到1996年11月，毫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6年11月到1998年10月，亳州市委书记；1998年10月到1999年5月，安徽宿县地区行署副专员；1999年5月，宿州市副市长。　　王怀忠，早年曾当过生产队记工员，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团委书记。后来担任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并顺利进入县委常委。1993年，他当上了安徽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成为市委书记。三年之后，又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　　王怀忠早在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就大肆卖官，受贿索贿。有一首民谣"只要反腐不放松，早晚抓住王怀忠"在当地流传甚广。据了解，王怀忠因涉嫌违法犯罪于2001年4月被有关部门查处。　　2002年9月29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决定，鉴于王怀忠严重违法违纪的事实，撤销王怀忠的安徽省副省长职务。　　　　　　　　投靠副省长官运一路亨通　　李兴民祖籍毫州大杨区(欺骗组织籍贯改为河南省)，自幼生长在毫州东部的农村，回乡知青，当过大队书记，文革期间公社革委会推荐其上过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在农机站工作，因会投机取巧，谎称与县委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书记李某是叔侄关系，后被提拔为副区长，不久被推荐上了安徽省委党校，之后官运一路亨通，担任过县政法委副书记、纪检委副书记。　　其间投靠因涉嫌重大经济犯罪倒台的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王的关照下，他被提拔为亳州市副市长、常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直到1998年10月底安徽省委决定调李兴民到宿县行署任副专员。　　　　　　　　登上书记宝座 决定搞"阅兵"　　当年李兴民登上了市委书记的宝座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心腹"商定后下决心举行一次亳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阅兵仪式，以庆贺自己荣登市委书记的宝座。　　阅兵前一天晚上李像新郎官一样，兴奋无比，为了不误第二天的阅兵，李住在亳州市宾馆――榴花宾馆豪华套间(某中央领导曾住过的套间)，次日清晨立即召集亲信开会，布置一级警卫任务，防止有所谓的"阶级敌人"来行刺他――这位毫州市最高首长。　　毫州市各行各业，只要有统一服装，公检、司法、土地、工商、税务等执法单位一律统一制服，武警要组织方队在前，中小学放假参加阅兵，小学生手拿花环、鲜花、红旗、彩球等迎接李兴民的检阅，场面十分壮观，犹如国庆检阅一样。　　　　　　　　全城戒严演闹剧 3小时花费200万　　李兴民乘上一辆敞篷小汽车，模仿中央首长的姿势呼喊"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受检阅的人员高呼"首长好!""首长辛苦了!"整个阅兵式的闹剧持续了三个小时，全毫州市交通中断、全城戒严，为阅兵操练补助加班费，全市耗费200多万元，全部由李兴民批示报销，财政补贴。晚上，市电视台还播放了阅兵式的全程录像，真是丑态百出，荒诞到了极点。　　日前，一名曾直接参与1997年年2月28日"亳州大阅兵"组织的工作人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看到媒体报道了"亳州市委书记大阅兵"事件，回忆起了当年阅兵前，原市委书记李兴民下达工作指示时的情景。　　这位同志用当时李兴民的口气说："你们要搞个活动，抓紧时间搞，显示一下你们的威风，把公检法司、民政都搞起来，包括武警、消防官兵"。他还说："当时的受检阅方队主要是公检法司和民政局，每家都有很多人，光公安就有几百人"。　　谈及阅兵花费问题，他说："参加单位都是各自去要的，由市财政统一拨付，每家单位的数额不一样，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拨款没有经过我们这一块。"　　至于媒体报道中说李兴民曾喊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亲表叔之事时，他笑着说："这的确是个很可笑的事情。他就是这样称呼王怀忠一段时间的，他是自己主动称呼的，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他也这么喊。他作为党委书记应该按工作关系称呼，但他与各单位负责人常喊'老大、兄弟'"。　　目前，中央纪委决定给予王怀忠开除党籍处分，并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资料1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我国始终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推进城市安全发展、强化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履行“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到组建应急管理部、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一项项强有力的改革举措，彰显了全面加强应急管理工作的决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公共安全体制机制。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建立公共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优化国家应急管理能力体系建设，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将增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能力作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明确提出要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构建多方参与的社会动员响应体系，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制定了任务书和路线图。 资料2自2009年开始，我国将每年的5月12日确定为全国防灾减灾日，目的是要唤起全民防灾减灾意识，不断增强全社会防灾减灾能力。同时要求，各地要针对潜在灾害风险和区域灾害特点，开展应急演练活动。2021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3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筑牢安全发展基础”。近年来，我国地震灾害风险调查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四川、江苏、河南等省的城市活断层探测全面铺开，吉林延吉、海南海口等几十个城市活断层探测进展顺利，福建省开展了陆地与海洋地震风险基础探测，全国完成了一百多项区域性地震安全评价，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启动。不仅是地震，面对“点多面广”的灾害现状，应急管理部门启动了全国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试点工作和综合风险监测预警信息化建设。各地结合实际，推进灾害风险治理。北京市开展大量调研，发布了全国首个应急管理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进一步摸清灾害底数，指导灾害防治工作。贵州省多部门合作开展了低温雨雪凝冻灾害形成机理研究，通过“人防、技防、物防”，提前部署防范措施，以应急“加法”应对气温“减法”。在福建省福州市，市民只需用微信“扫一扫”，即可查询全市3020个避灾点信息，陕西省安康市实施异地搬迁工程，将高山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群众搬迁到安全宜居的浅丘或川道地带，彻底打破了“受灾—重建—再受灾”的怪圈。有专家认为，我们可以把城市比作一个有机生命体，如果城市出现安全问题就好比是生了病。我国传统中医理论强调“治未病”思想，同样，城市的应急管理也应当将重心前移，注重灾害的预防。“防范胜于救灾”，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让原本可能发生的灾害不再发生，将可能发生的大灾害调控为小灾害，或在灾害发生后防止灾害再次发生。“治未病”思想是我国中医的特色和优势，甚至被认为是中医诊疗的最高境界。《黄帝内经》最早明确了“治未病”思想，如“谨和五味”“饮食有节”“形劳而不倦”等反映了通过合理饮食、合理作息调养身体预防疾病的思想。《黄帝内经·灵枢》中的“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黄帝内经·素问》中的“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更是明确了防患于未然的“治未病”思想。“治未病”思想也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如《周易》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尚书》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孙子兵法》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些古语所反映的，与中医“治未病”思想如出一辙。　　　　资料3福建省永安市某村村民小江家门口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上联为“洪水无情人有情”，下联为“乔迁新居谢党恩”。2019年5月16日，小江的家被洪水冲毁。灾害发生后，市、镇政府迅速帮助受灾群众，小江得以住进新居。近年来，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因灾倒损房屋恢复重建工作，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效缓解了受灾群众的“燃眉之急”，确保受灾群众“住有所居”。我国海岸线狭长，沿海地区台风灾害时有发生。灾害来袭，“粮草先行”。如何储好救灾物资并在关键时刻调得出、送得快？浙江省在台风过后，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救灾复盘，利用大数据等技术，研发了应急物资综合管理平台，提高物资调拨效率。黑龙江省通过建立区域保障储备库、与物流公司签订协议的方式，靠前部署、就近保障，物资运达灾区所需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缩短至3小时。山东寿光是著名的“蔬菜之乡”。2018年8月，受台风“温比亚”影响，寿光10万多个蔬菜大棚遭到不同程度损毁，52万人口受灾。灾害发生后，当地迅速开展救灾工作，妥善解决受灾群众吃住等基本生活困难，并在春节前组织开展冬春生活救助。村民老周回忆说，他的老房子被洪水泡坏了，政府帮他在入冬前把新房建好，烧起了煤炉，送去了棉衣棉被，让他度过了一个温暖的春节。　　　　资料42021年4月20日是四川芦山地震八周年纪念日。2019年，芦山县被确定为四川省唯一一个首批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创建试点单位。几年前满目疮痍的小县城，今天利用“村村响”农村应急广播系统，实现了秒级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组建了上百支乡镇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和规范化的志愿者队伍；所有农房建设做到了避开地震断裂带、避开地质灾害点、避开泄洪通道，为防震减灾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全国应急管理系统按照“控制数量、提升质量、动态管理、激励支持”的原则，创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2019年创建首批13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县试点，开辟了提升基层综合减灾能力的新阵地。2020年，全国创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999个，示范效果进一步提升。 资料5今年上半年，江西萍乡连连降雨，洪涝灾害风险明显上升。作为该地某村的一名灾害信息员，小军的职责之一就是查看灾情、及时预警。去年7月，该村遭遇暴雨引发洪灾，正是他发现国道垮塌并及时设置路障，日夜值守，消除了重大安全隐患，避免了人员伤亡和损失。如今全国70余万名“小军”奔波在城乡社区、风雨一线，履行着灾害信息员的职责。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是近年来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一个缩影。2020年，北京市出台《关于加强全市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建立覆盖全市所有城乡社区，能够熟练掌握灾情统计报送和开展灾情核查评估的“市-区-乡-村”四级灾害信息员队伍。每个村（社区）至少有1名灾害信息员，由村“两委”成员或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在各级灾害信息员的共同努力下，近几年全国累计接收灾情信息大幅增加，灾情报送质量有了新的提升，为应急管理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撑。2020年5月6日下午，湖北省英山县某村发生小型岩质滑坡，由于灾害信息员及时告知村委及周边村民并组织村民撤离避让，所以没有发生人员伤亡事故，近年来，类似案例并不鲜见。2019年，四川省发布了15个地质灾害成功避险案例，这些“幸运”其实正是群策群防群治的生动体现。 资料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首次将韧性城市的概念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之中，明确提出建设韧性城市。在工程力学领域，韧性指回到最初状态，按照国际组织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的定义，韧性城市指城市能够凭借自身能力抵制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并合理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在当前学术和社会语境下，灾害可以涵盖自然灾害，社会重大影响事件（如战争）和健康（如疫情）等维度。“韧性指标”是衡量韧性城市建设水平的一大参考，包括城市空间布局是否合理，组织动员是否顺畅，治理方式是否有效，更侧重在事先预防方面，即强化风险意识，让城市拥有充分准备去抵御“非常态状况”的冲击。越是在全球占据突出地位、具备不可替代的角色功能的城市，其建设韧性城市的紧迫性就越强。北京、上海、南京、成都等地均以政府工作报告、城市总体规划等形式，强调了建设韧性城市的重要性。2021年11月，北京市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5年将建成50个韧性社区、韧性街区或韧性项目。到2035年，韧性城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抗御重大灾害能力、适应能力和快速恢复能力显著提升。“当前城市建设的短板主要体现在健康、安全和基层民生保障方面，这也是左右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某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教授说，“唯有细化、优化城市规划，方能在外部环境突然变化时，让城市仍具备强有力的抵御冲击、适应变化及自我修复能力。城市建设仅强调‘抗灾’已难以很好地应对风险，以‘耐灾’为核心的韧性城市治理思路，才能适应全面提升城市的弹性和安全性、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尽管各个城市的规模、发展阶段乃至灾害隐患都有所不同，但建设韧性城市一定是宏观层面的必然选项。”王教授认为，从“十四五”开始，关于城市基础设施、交通通信、食品物资等要素的建设规划，不仅会考虑到城市日常生活的需求供给关系，更要考虑在重大突发事件下各种资源的承载力，以提升城市韧性。此外，打造韧性城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除了周密布局“硬资源”，也要全力构建“软支撑”，从不同维度筑就城市的韧性之躯。 资料7 人类需要通过按时体检，来判断身体的健康状态。对城市发展的健康状况判断也应如此：城市发展如何？规划有没有实现预期目标？2021年6月18日，《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开始实施，所有城市将迎来每年的定期“体检”。有专家表示，我国定期开展城市体检评估，是为了及时发现城市空间品质的短板和风险，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针对性地调整政府政策等，进而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让我们的城市更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规程》明确，按照“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的方式，对城市发展阶段特征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实施效果定期进行分析和评价。最终所形成的全国重点城市体检评估报告也将适时向社会公开发布，保障市民对城市规划实施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据了解，北京自2017年就已开展年度城市体检工作。北京城市体检评估采用自评估与第三方评估结合的模式。自评估工作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与市统计局共同牵头开展，各部门、各区政府根据要求开展自评。促进“主动自检”，着力推动树立“体检是向上反馈问题和诉求通道”的理念，提升各自评主体的积极性。开展自评估的同时，遴选和委托多家第三方技术团队开展专题评估工作。强化公众参与，通过全市居民满意度调查，设计“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社会满意度年度调查”，获取北京市民对总规实施和城市工作的年度评价，并通过数据库长期建设，跟踪记录市民满意度变化。 资料8“我们是2003年奔赴北京小汤山抗击非典的南方医院医疗队队员，17年后的今天，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我们更是责无旁贷！在此，我们积极请战：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20多个签名和红手印，印满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医护人员写的“请战书”，2020年初，这份震撼人心的“请战书”在网上热传。这只是2020年初各地支援湖北省武汉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一个缩影。当时，湖北的疫情一直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全国各地各有关部门纷纷伸出援手，支援武汉抗击疫情。从除夕夜星夜驰援，到元宵节紧急集结，全国各地共派出3.2万余名医务人员奔赴荆楚大地；数十家单位紧密配合、全国各地建设力量迅速汇聚，短时间建好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军队保证医疗物资和人员有效投送，抽调大量医护人员奔赴抗疫前线……“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相信中国采取的措施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由衷赞叹。 资料9社区作为最基层的组织，在应急工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承担着事故发生第一时间组织协调社区居民自救和互救，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效减轻灾难破坏影响的功能。社区应急管理是介于个人、家庭事故应急管理和政府事故应急管理之间的救援活动，是联结政府与家庭个人的纽带，在整个灾难应对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社区的安全工作是提高城市韧性的关键。”某专家表示。在日常生活中，社区面临各类风险。X研究中心“城市与社区治理研究团队”连续三年在全国开展调研，所回收的7266份调查问卷表明，社区面临着各类事故发生却不被重视的风险。在社区生活中，遭遇过电梯事故的居民比例达到46.5%，住处遭遇偷盗的比例达18.4%，遭遇交通事故的占17.6%，遭遇自然灾害的占14.5%，在小区内经历威胁或打架的占11.8%。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现象。例如一些城市因发生危化品仓库爆炸、天然气管道爆炸、地铁施工导致路面塌陷等，导致周围小区住宅受到不同程度损害；还有一些城市小区地下水管爆裂，住宅楼地基长期被积水浸泡，导致楼房坍塌、人员伤亡等等。针对上述调查，J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了一场研讨会，就“社区的应急管理问题”展开讨论。以下是部分会议记录。X研究中心调研人员：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42.11%的社区没有应急管理预案。有的社区尽管制定了应急预案，但只是照抄上级。紧急情况来临时依旧是等待上级政策和指示，不敢、不想也不能马上进入状态。而且J市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住宅小区进入高风险的“保养期”，公共设施老化、房屋内外墙面容易脱落，面临更多的风险，还是要引起重视。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根据以往经验，社区应急演练对风险防控效果明显。参加过社区应急演练的居民中反映对风险防控有效的达到75.2%。不过，参加过关于疾病、灾害等防治演练的居民比例仅有17.4%。某社区干部：我们现在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社区应急工作要求又很高，感觉我们自己也很缺乏应急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现在的居民法律意识都很强，还经常质疑我们的一些举措是否合法呢！我们平时得到的法律支持也不多，工作起来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某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现在我们社区的风险应对工作主要依赖社区干部，社区居民参与意愿不足，“干部干、群众看”的现象比较突出。我们社区其实经常开展一些风险防控的宣传活动，但是参与的居民并不多，有一部分居民对此漠不关心。某物业公司负责人：我看我们社区好像没什么应急储备物资。可能上级部门会有一些吧，但往往注重粮食、帐篷、棉被等，医疗物资储备比较少。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有的地区短时间缺乏消毒液，一些社区口罩、酒精、防护服、护目镜等配给不到位，使得基层社区干部直接暴露于风险之中。这些风险应急压力直接传给了我们物业公司，导致物业管理成本急剧上升。我们物业公司并未被纳入应急资源调配渠道，没有稳定有效的防疫物资调配很难保障一线人员的人身安全和防疫工作效果。 资料10北京市B街道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安全工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始终是街道工作的重中之重。自2017年底正式启动安全社区创建工作以来，B街道坚持“资源整合、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原则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全面开展社区安全诊断，科学确定安全社区建设项目，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了事故伤害，安全环境进一步优化。为了让居民在灾难面前保持积极、坚强的心态，不因恐慌而自乱阵脚，B街道运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加强安全教育，提升防灾意识，宣传、推广应急知识，普及突发情况下的生存技能，并适时举行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疾病传播等方面的救灾演练。据B街道办李主任介绍，2017年以来，街道组织各类相关培训50余场，培训2万余人次，居民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2020年全年街道辖区共发生火情7起，与2019年同期相比，事故总数减少3起，同比下降30%。自2018年起，未发生责任安全事故和亡人安全事故。B街道还根据辖区安全力量情况，以专业队伍为基础，组建了三支队伍：一是综合应急救援队伍，包括街道消防中队、小型消防站、微型消防站、重点企业消防队伍、安全检查队。二是志愿者队伍，充分发挥地区企事业单位、社区、公益团体等社会力量的作用，组建具有专业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志愿者队伍。三是辖区各企事业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本单位职工成立兼职或专职应急队伍，承担突发事件信息报告、预警信息传递，协助地区开展先期处置、专业处置、善后等工作。各队伍按照专业特点、分布区域，分别承担消防安全、家庭安全、应急事件、交通安全等任务，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此外，B街道还根据辖区“各类企业多、流动人口多、文物古建多、狭窄胡同多、建筑施工多”等特点，结合各部门日常工作经验，采取走访调研、群众座谈、企业献策等办法，分析隐患类别与突出问题，收集居民意见建议，突出消防安全、居家安全、环境治理、文物古建保护等重点安全问题，提出干预目标和计划。经过两次研究和调整，并征集群众意见，街道最终确定8个领域24个安全促进项目，解决了一批重难点安全问题。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4月底，经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对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某进行“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理。在李某诸多违纪违规事件中，重迷信、讲风水、摆道场等事项令人侧目震惊。 “花千万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安排道士做法驱邪”，在重迷信、讲风水等方面，李某绝不是第一个，或许也不是最后一个。在中国官场，官员间迷信算命看相秘术，迷信风水改运改命的人数不在少数；不少问题官员还在“边贪腐、边烧香”中寻求心理慰藉，乞求消灾解难…… 曾制定三个“2000万元”贪污计划、被网友戏称为“最有理想贪官”的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某，在职期间就是一个“算卦迷”，案发前一晚，他还在找“大师”问卦。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叶某曾偷偷跑到五台山，找道士算“官运前途”。在越“迷”越深的后期，叶某无论公事私事，甚至包括送礼、受贿都要请“大师”算上一卦。在担任韶关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局里曾办理一起命案，叶某还特意请了一位道士到现场算一算凶手逃跑的去向。 与叶某类似，不少问题官员也在“形似神不似”的“信佛道”中期望获得心理安慰：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某，曾拜一位“女大仙”为师，家中设有佛堂、道台；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某在家中香火不断地供奉瓷佛、金佛；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某花40万元巨款为“争”烧大年初一的头炷香；被称为“草原巨贪”的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某每收一笔赃款都要先放在“佛龛”下面，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甚至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这些“虔诚”‘信佛道”的官员们，后来发现都有严重的贪腐问题。 “谈理想支支吾吾，吹算命唾沫四溅”“台上讲科学发展，台下搞烧香拜佛”，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献华说，信佛、信道、信阴阳、信风水、信星座、信血型，这些官员迷信鬼神的目的大多都是为了升官发财，痴迷权力是官员们心里的鬼，这是他们迷信鬼神的根本动力，但鬼神最终都没有保佑得了他们，痴迷权力也最终葬送了他们的前途。 有专家认为，跟僧道活佛关系密切的官员们，说到底，其实什么都不信。他们信的，就是让宗教业者通过某种操作，给他们带来他们想要的“福祉”。不管是佛道还是风水，他们无非是想找一点彼岸世界的助力，帮他们升官发财。期望通过“贿赂”神佛，有神佛相助，犯了事，也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官场“腐拜”是对现行体制的嘲讽，也潜藏着很多危害。要是官员觉得自己的升迁都由风水决定，他们必然不会再奉行对百姓负责的理念。如果任由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风气在官场肆意蔓延，我们的公共治理将走向何方? 当越来越多的官员失去执政为民的精神信仰，甚至试图通过“腐拜”来掩饰自己的腐败，显然就意味着这股歪风已到了不得不治的地步。当前，中共高层推出了一系列反腐举措，对于违建奢华楼堂馆所的乱象也推出了整治禁令，但是，那些显性的腐败容易叫停、整顿，可隐藏在官员办公楼里、扎根在官员心里的官场风水迷信，却往往会被忽略。官场“腐拜”肆虐，是时候好好反一反了。 2．河北高邑县委大院门口飞机堵路事件，江苏宿迁“骆马湖”更名事件，长春某法院辟邪宝剑事件，山东泰安“岱湖桥”事件……这些荒诞的迷信事件无不折射出我国贪官的种种丑态，反映了个别领导干部放松思想修养，精神空虚，信仰缺失，更重要的是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成为腐败的精神温床。 回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文化史，精华与糟粕共存，理性与迷信同在。例如，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周易》，没有多少人能够说得清它那玄妙的预测、占卜与算卦、抽签有怎样的区别抑或联系，而占星、占梦、风水、求签、看相、测字、择吉、符咒……这些术语和相关活动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世俗生活和人们心理中沉淀，影响深刻。 而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员过分注重GDP增长，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正常文化现象的出现或复苏。比如各地纷纷以文化搭台，带动旅游，发展经济。在这一思路引导下，挖掘文化资源，把菩萨、神仙甚至鬼魅都请出来，塑造地方“特色”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在发展经济的大旗下，被大规模地重新发掘、包装。在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同时。难免沉渣泛起，在不同程度上不恰当地宣传了迷信。 部分官员迷信与信仰缺失有直接关系。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部分人被权力、金钱所诱惑和腐蚀，信仰“金钱至上”。放弃了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对高尚道德的坚守，导致出现信仰危机。精神空虚，走向堕落。 另外，由于职责要求，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既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老百姓负责，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都很大。有心理学家指出，他们属于典型的高心理压力群体。在这一群体中，面对工作中无法回避的矛盾与压力，有时难以解脱，精神上找不到出路，有些人就转而相信鬼神，试图为自己寻找一种释放的方式。 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受到压抑，一些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干得好，不如吹得好”，“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等官场潜规则忽明忽暗地起作用。在这些不正之风的暗示下，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 无论是一般公务员，还是各级领导干部，职责带给他们相应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要维护和保障这些合理合法的既得利益，本来不必有太多的顾虑，但部分官员却时时感到风险的威胁。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们希望有神灵佑护自己不受或少受损害。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来说，由于党纪国法的约束和国家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安全就成了他们在获得非法物质利益同时的另一个主要需求。贪污腐败之后能否确保不被捉住，是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臆想，因此，贪污腐败官员也就有很强的迷信动机，希望那些神秘力量能为自己所用，使自己逃脱惩处。 3．2010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比例为3.27%。这个数字虽然较过去有了提高，但仍大大落后于日本、美国和欧盟等一些国家。 据调查，我国某省有一半以上的公务员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周公解梦等。赵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某市政府部门工作，一直有升官的想法。可他不在品德上修行和能力上下功夫，而是四处求神算命，每逢出差或游玩，烧香拜佛成了重要任务之一。结果，他非但未求来官运，而且还因迷信丢了“乌纱帽”。 当前，我国科普面临众多问题。专家称，这与一些地方政府重视不够有直接关系。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但不管怎么说，轻视科普工作后果会很严重。因为，公民的科学素质决定国家的进步和前途，必须要把科普工作提升到更高的位置来认识。 其实，成为科普专业人才的要求很高，既要有科学背景，又要能写作，更要有积极性和创造性。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有科普人员180.84万人。也就是说，全国每万人口中，仅拥有科普人员13.55人。这样一种现实状况，自然元法满足广大公众对科普的需求。 现在做科普最大的困难是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据统计，2001年至2010年，全国年均登记在册的科技成果有3万多项。但目前科技资源科普化率较低，大量科技信息和数据，基本处于分散、搁置、甚至流失状态。 当然，科普还有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科学素质再高也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变现赚钱。更有人认为，科学素质没有用，因为它不能消除农药残留，更不能遏制地沟油。 因此，从事科普的人积极性不高，献身科普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据调查，D市每年有数十名科研人员退休，但接下来却没有多少人愿意接班从事科普工作。记者在几家科研单位随访了几位年轻科技工作者，他们都认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没出息”，搞不了科研的人才搞科普。 有位大学教授的话，同样也须引起关注——他说：“写科普作品无名，科普既不能当研究成果，又不能为提职增加砝码，科普创作的效益还不佳。无名无利，作者很少有搞科普创作的动力。” 中国科协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着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到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比例力争从目前的3.27%提高到5%。同时，争取在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至少建有一座科技馆。还有，到2020年全国科普人才的数量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总量达到400万人左右，科普人才质量得到较大提高，结构进一步改善。 无疑，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虽然长期以来全国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科普组织体系和科普人才网络，但是，科普人才选拔、培养、使用的体制和机制不够完善，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瓶颈。 某高校王教授认为，政府重视科普不仅要舍得投入，而且也要舍得花力气，让全民科普真正深入人心。“现在我们的科技人才评价大都以发论文、做研究为业绩考核的标尺，这就直接导致大家没有参加科普工作的动力。” 他抱怨说，我国政府的文化宣传部门组织科普宣传，新闻媒体重视科普报道，科技协会摇旗呐喊，可学校和科研院所也就是组织人员“打打酱油”，“一个部门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民众参加科普活动成了走过场，大家对科普的重要性自然认识不足。 科普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人的科学素质提高的问题，而是一个长远的增加民族自信心和国力的大问题。我国科研机构缺少专业的科技传播普及部门，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有些单位和部门，总说科普中发了多少书，举办了多少讲座，搞了多少活动。其实，科普工作更应当注重宣传科学精神，以及取得的实效，而不是搞什么形式主义。 王教授表示，多年来，我国科普活动除了带小孩做实验，就是给大人开讲座，手段老旧。当前部分地区法制宣传常有创新举措，个别地方还拍摄“微电影”，科普工作同样需要通过现代化的手段、潜移默化的宣传，由浅入深，激发公众兴趣，更好地吸收科普知识，让科学占领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 4．有“风水大师”之称的江西省兴国县三僚村村民曾某说，自己的生意来源大都是官员，“主要是规划设计，包括办公室摆设、大门位置、风水器具购置等，每次收入少则上百元，多则上万元”。 湖南省长沙一处风水预测室负责人也透露，主要客户一般是商人和官员，自己依靠算命、看风水，每年有四五十万元收入。安徽省砀山县有一位负责帮干部答疑解惑的“女神人”，据知情人透露，常有来自北京、上海的官员前来看风水，当地干部也不例外：“有时群众到政府办事找不到人，一问是去拜‘神人’了。”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研究员程萍表示，此前一项对900多名县处级公务员的科学素养调查发现，只有47.6%的县处级公务员不迷信。部分官员对迷信活动的相信程度甚至高于一般公众。 程萍说，一些官员相信风水能改变运道，是从一种实用主义的心态出发，持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不少官员凡谋官、改任、办事、动土、迁居等，总要先问问风水先生的意见，不然心里不踏实。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呜分析，中国社会的信仰崩溃，是官员们“风水情结”的根本原因。他说：“官员们其实不信马列(主义)，但他们也不信宗教，而是信仰近似巫术的风水。一般宗教信仰对教徒有一定的行为规范，但官员其实只是希望通过巫术来改变命运，改善自己的地位。” 据了解，“升官”和“避祸”是官员信风水的两大动机。江西南部一名县地税局负责人九年来都未获提拔，在风水师的建议下不惜四次迁徙祖坟，以求得升官的好风水。湖南一位风水师还透露，许多官员都上门要求画符作法，在办公桌或本人身上贴上“护身符”，以保佑自己平安无事，缓解内心巨大的精神压力。 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指出，中国社会和官场存在的高风险，让官员们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性，但由于无法诉诸信仰，他们只好转而相信风水，希望能借此来解决问题。程萍也认为，这些迷信是中国的千年传统与工作压力相结合的结果：升职不是靠努力工作，而是通过拉关系实现的。 对于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来说，迷信风水很容易从个人行为扩大到动用行政力量，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程萍表示，很多按风水行事的官员都奸诈到了无耻的地步，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必对公众负任何责任。她说：“找一个腐败的官员看看，可能都有些迷信。” 因受贿罪被判死缓的中国原铁道部部长刘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称，刘某在大型工程开工之前都会请风水先生选定破土动工的黄道吉日。饱受质疑的“气功大师”王林也自称和刘某交情不浅，还说要帮其办公室弄一块靠山石，“保你一辈子不倒”。刘某的落马，无疑打了“大师”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5．“大师”王林倒下之后，牵出了刘某、胡某、宋某等一长串高官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大师”的粉丝。江西省原副省长胡某曾挥笔给王林题字“气贯长虹，功大无边”。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某提拔任用干部都要征询“大师”意见。因王林会算命等“把戏”，还与宜春市原市委常委、袁州区委书记龚某等官员交往甚密。报道称，“有的贪官不仅送他别墅，还拿重大工程让他做。” 令人称奇的是，以上所列官员后来都成了贪官，受到了国法惩处。据此，有网友戏称：当前官员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科学素养却非常贫乏，每个成功的“大师”背后，都站着几个问题官员。不难看到，当前封建迷信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正在回潮、滋生和蔓延。对此，决不能等闲视之。 反腐败研究人士认为，官员迷信，看似属于个人信仰问题，实则暗藏腐败的因素。商业利益已经日渐成为官员和风水师之间的利益集合。从现有案例来看，部分官员不仅迷信，甚至动用手中的公共财政来为自己的迷信买单。 据了解，聘请一名专职风水师，保守估算每年也得10万元至20万元不等，有些风水师的身价甚至超过100万元，而每一次看风水以及算命运的价钱则在几千元至几万元不等。“相关的酬劳，往往是与官员有往来的商人们支付的。”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很显然，如果迷信造成权力滥用、决策失衡和社会财富的损耗，极有可能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据报道，重庆某区因为办公楼的风水被阻，要强行拆掉对方的建筑；又如某地政府办公楼的建设，事先请来风水师予以测算，甚至有领导班子人员的搭配，也要请神汉巫师来进行性格预测。 “这些现象说明，在某些官员那里，公权力已经异化，他们不是对老百姓负责，而是借助于神灵信仰，使他们手中的权力神圣化。”一位反腐专家表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教授分析说，“人们往往在遇到不确定性决策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或预测结果的风险性，就会产生诉诸迷信办法来预测未来的动机。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只有1个候选人去竞争一个副局长职位，他就不需要问鬼神了。但如果有5个候选人，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5，这似乎是一个风险决策。由于时下干部能否被提拔的影响因素很不确定，于是，有人去求助于八卦、鬼神的动机就很大了”。 “从这些年来买官卖官腐败日益严重的态势来看，影响官员职业发展的因素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诱发干部的迷信动机。”任建明认为，遏制官员迷信要加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力度。“对没有政治信仰，不信人民信鬼神的领导干部，要从制度上清除。在选拔党员领导干部时，政治品德放在首位，没有政治信仰者决不能任用。” 6．2014年3月5日，全国两会上，部分代表委员在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风水官员”的行为与报告中提出的“以人民利益至上”“当好人民公仆”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应该践行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政府公信力。 两会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总工会原主席陈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据媒体报道，陈某任萍乡市委书记期间，与声名狼藉的所谓“气功大师…”“风水大师”王林关系密切，不但是“王府”的常客，还经常在当地设宴招待王林。 “信仰缺失，风水盛行，官员信风水就是一种堕落。”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地痛斥此类现象。 事实上，从一些落马官员的身上，都能发现迷信“风水”的影子。 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刘慕仁认为，“风水官员”将升迁的希望寄托在“风水大师”身上，是缺乏科学素质和文明素养的表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提到‘文明’，文明即科学、大众、民主的文化，是价值观中最根本的东西。遵循科学规律，不盲从迷信，是党员干部的基本信仰。” “风水”在我国本是一种民俗，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全国人大代表、作家樊一平举例说，过去，农耕生产、修建房屋时都讲究光照与通风，“风水”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某些官员妄图通过迷信‘风水’改变仕途，不仅与官员的身份不符，更亵渎了‘风水’。”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长贾康认为，官员希望通过良好的风水让自己升官发财，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修建筑、拜财神、求佛像等，这些经费从哪里出?往往是挪用公款，构成了隐性腐败。湖南省双峰县国土局曾花重金购买“转运风水球”，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被称为“花公家的钱，请自家的神”。 “一些公共预算中的‘规划费’‘咨询费’，实际上是被一些官员用来请‘风水大师’到办公室里做占卜，求‘官运’、保‘平安’，权力腐败之下，满足的都是‘风水官员’们的私心。”葛剑雄说。因为迷信风水，“风水官员”的一纸令下，对地方建筑盲拆重建，大搞风水工程，不仅劳民伤财，还损伤了政府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 脱离群众，是“风水官员”的病根。将身家性命寄托于风水大师，其深层次原因是为官者与老百姓的严重脱节。不问苍生问“鬼神”，“风水官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究竟在哪里? 201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公职人员中不廉不勤现象仍然存在”，要求“所有公务员都要以人民利益至上，廉洁奉公，勤勉尽责，真正当好人民公仆”。 “对‘风水大师’的一句话‘格外紧张’，对老百姓的需求和疾苦，却置若罔闻，‘风水官员’与百姓严重脱节，与中央的要求背道而驰。”刘慕仁说。 钱学明委员也认为：“不勤政为民，以为‘干得好不如烧香烧得好’，官员迷信风水严重破坏了官场生态。令老百姓反感。” 对此他提出，党员干部首先要破除迷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服务人民群众，这是扫除官场风水情结的基础；其次，要建立透明有效的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作用；最后，对违规行为要依法严厉惩处。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l3年2月9日晚，央视播出“先看病，后付费”今年将全面推广的新闻。20日，卫生部就称该模式仍在试点，今年不可能全面推广。峰回路转中，“先看病，后付费”这一惠民举措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中，“先看病后付费”都是通行的惯例，因为人的生命总是高于一切，在疾病和意外伤害给生命带来的巨大危害面前，首先谈的应该是救死扶伤，然后才能去谈钱。公立性医院更该如此，因为其存在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其肩负的公益性，它本身就不应该是赚钱牟利的。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所言“医院的公益性不在于医院姓公还是姓民，而要看其是不是把医学宗旨当作医院的灵魂”，如果医院真正将医学宗旨当作医院的灵魂，“先看病，后付费”理应是一种常态。然而，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医院见死不救、没钱不看病、有多少钱用多少药之类的事件比比皆是，为此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没有使用最佳治疗方案，甚至直接让患者失去生命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在这样的背景下，卫生部早在2010年就发布了《关于改进公立医院服务管理的若十意见》，提出“逐步实现患者先诊疗后结算”。随后，很多地方都开展了此类试点。 2．针对这一政策，新华网于2013年2月20日推出调查“先看病，后付费”，你期待吗?”。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月21日l3时，共有5550名网友参与了此次调查。其中，有90．9%的网友(共计5045票)认为“先看病，后付费”制度是巨大的利好消息，非常期待。有4．88%的网友(共计27l票)对于新政策有些担心，觉得有利有弊。有4．22%的网友(共计234票)持观望态度。大多数网友对“先看病，后付费”的制度赞不绝口，在得知是一场“误会”后，仍然坚持认为这是央视“最美误读”。网友MonikaChou在微博中说，“希望‘先看病，后付款’的医疗体制改革试点后能推广普及，国家可以出台相配套的政策给予支撑，降低甚至避免医患，而社会群体也需自觉遵守征信体系，这样人人看得起病，人人医疗有保障。民富则国强，国强则民福!”。网友“追寻藏羚羊”也表示“2013年卫生部倡导在有条件地区开展‘先看病，后付费’试点工作，这是一项利民制度，值得称赞”。网友吕经纬微博说“国家试行‘先看病，后付费’新医规，好，好，好!一百个好!这就拯救了暂时付不起大笔医疗费的群体，不致于耽误在手术台上。”部分网友对新政策也有所“担心”：“这不仅对医院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我们社会和个人征信体系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在大城市行得通吗?”“假如该病人连自己应该付的那部分也支付不了，那么应该怎么办?”“不知是否能真正实行呢?”“先看病，后付费”制度其实面临诸多现实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多直面民众的疑问和期待，多设身处地地感受民众的看病苦楚，要循序，更要渐进。“先看病，后付费”无疑是一种有利于民生的惠民举措，越早实施就越能发挥其惠民效用。“先看病，后付费的尝试，让更多人对诚信体系的建设充满信心。期待着能早日有个时间表，当然，还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努力。”网友1ululu说。网友爱吃果果也表示，虽然不是全面推行，但这至少代表医改的一个重要方向。 3．在卫生部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行“先看病，后付费”试点后，武汉、河南、内蒙古等地的一些医院也都相继表示正在试行这一制度，但看似进行得“风生水起”的试点工作，背后的尴尬也在不断凸显。“如果我是省级医院院长，也不愿意推行这项政策。”虽然率先在全省吃“螃蟹”，但河南省金水区总医院院长周围平如此认为。他说，在他们医院享受“先看病，后付费”的，只限郑州市地区的。“我们医院，95%的患者都是郑州的，甚至大部分都是金水区的，所以我不怕你跑，跑到哪，我起码能找到你的家。”但大医院患者人员构成太杂，很难避免恶意欠费。20世纪70年代，周国平曾在一家省级大医院进修。他说，那时大家没把经济利益看那么重，没钱继续治疗的现象很普遍。有一年，医院曾派出l0个分队去各地要账，结果最后连路费、吃饭的钱都没了。在信用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这种担心尤为强烈。 4．20l3年2月25日，法治周末记者致电北京市卫生局，询问近期是否会在一些医院开展“先看病，后付费”试点工作，宣传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尚未推行计划。而北京的三级医院也明显对这项制度“底气不足”。提起在山东等省份推行的”先看病，后付费“制度，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刘光(化名)医生挠了挠头，“那确实是利民之举，但要在我们这样的三级医院推行，的确很有难度”。在刘光看来，医院最担心的还是患者的逃费问题。此外，当前医保异地结算的问题。也给医院实行这种模式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患者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外来人口，这其中还有一半人没有在北京上医保。”刘光指出，目前我国存在新农合、城镇职工、城镇居民三类医保，统筹层次、筹资水平、报销政策都不同，而各地医保机构目前尚未实现全国联网，因此无法实现医保异地结算。现在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持外地医保或新农合的患者，就相当于自费患者，需要全额交费，之后由患者自行与当地的医保经办机构进行报销。刘光坦言，对于这类人群如果不收取住院押金，一旦出现欠费逃费，将难以管控。由于各地区间存在报销办法、报销水平等差异，因此当前异地报销比例也较低，山西的张阿姨对此深有体会。“我在老家是新农合，在当地看病能报75%，但是在北京住院回去只给报40%，而且要将住院材料盖好章后全部邮寄回老家，等了半年多才报销回来。很麻烦。”刘光认为，除了要逐步实现医保全国联网，也应进一步提高异地医保报销比例，这不仅能减轻患者的压力，也会让大医院对试行这项制度更有信心。“如果能借‘先看病，后付费’制度的探索来不断改善医保报销比例不合理等医疗改革问题，绝对是一件好事。”“其实‘先看病，后付费’就是医院要先垫钱为病人看病，而大医院患者多、费用高，因此垫付金额多，如果医保报销迟迟不能到账，医院的资金压力会很大。”北京朝阳医院医生Z觉得这也是目前难以在大医院推行的难点之一。对此，山东兖州中医院院长孔庆民指出，政府和医保等部门应给予医院信心。据他介绍，为了减轻医院替患者垫付医药费的压力，政府部门要求医保单位及时报销结算，2011年济宁市出台文件实行医保资金预拨付制度，即医保、新农合基金要在每年年初按照上年度住院患者医保总支出额的15%预拨至医疗机构。“如果医保结算能够及时，有一些补偿政策，我想很多医院都是愿意实行这一制度的。”Z笑着说。 5．作为一项被民众寄予厚望的惠民政策，“先看病，后付费”也成了2013年“两会”上一些代表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在“两会”上再次强调，虽然“先看病，后付费”有些试点的反响很好，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但由于异地报销信息化和城乡医保统一等前提未解决，暂时还不能在全国铺开。医疗机构固然有“先诊疗”的义务，但“先诊疗”却不能缺少必要的前提与保障。例如，“先诊疗”的成本由谁支付?如何结算?怎样兑现?正是这样的前提所在。可见，要让“先诊疗”成为医疗机构自然而然的选择，显然不能缺乏必要的财务支撑和制度保证。以上述“先诊疗，后结算”试点为例，“后交钱”如何落实，其实才是“先诊疗”能否兑现的关键。当然，“先看病，后付费”绝不意味着免费午餐，而需要相应信用社会的建构，在国外，拖欠医院医疗费不仅会被逼到破产，更将连累个人信用。国内的“先看病，后付费”试点，当然也需相应的信用机制。例如对就诊患者纳人信息化管理，对能够按时结清住院费用的患者，下次就诊可给予手续简化、费用减免等一系列优惠措施；对恶意拖欠住院费用的患者，纳入到“黑名单”管理，将不再享受此优惠政策，问题严重的，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这样的规则同样不可或缺。毕竟，假如是因为个人信用问题所导致的对医疗服务的欠款，当然没有理由下次再任其吃霸王餐。但是，这样一套游戏规则，其实仍然存在漏洞。例如，即便是顶多只能吃一次“霸王餐”，但这顿霸王餐最终由谁来埋单，仍然需要明确，假如这顿医疗“霸王餐”由医院自己承担费用，甚至从医护人员的奖金里扣的话，这样一套“先看病，后付费”的规则，其实仍然难以执行。不仅如此，欠费究竟是恶意，还是真的有经济上的困难，其实也并不容易鉴别，假如因为经济原因而上了“黑名单”，下次便无缘医疗救助，这是否就可以不算“见死不救”，也同样值得商榷。 6．山东济宁兖州市中医院自20l0年12月起首推“先看病，后付费”的诊疗模式。所谓“先看病，后付费”，就是取消城镇医保、新农合以及濒危、危重和其他病情危急需要紧急救治住院病人的预付费用。换句话说，就是符合上述情况的患者住院不用先交押金，等出院结账时再付款，且只须支付医保和新农合报销后个人承担的部分。“济宁的做法是让患者先住院看上病，医院根据患者加入的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保险法，确保制度能规范运行。一是建立住院费用“一日清单”制度。医疗卫生机构每天向患者提供前一天的治疗措施及费用清单，对费用较大患者及时提醒、告知费用情况；二是提高拨付费用比例。将城镇医保、新农合周转金拨付比例由10%提高到15%，减轻医疗机构垫资压力；三是加大对困难患者的帮扶力度，制定“按揭式”分期付款政策。对住院费用报销后仍交不起个人负担费用的困难者，签订协议在两年内分期或一次性付清费用；对到期仍还不起的特困患者，医院根据情况给予减免；四是能够按时结清费用的患者下次就诊可享受手续简化等鼓励政策。对恶意欠费、社会诚信等级过低的患者，以后在全市任何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时不再享受“先看病，后付费”政策，并将其列入社会诚信不良记录。马平昌说，试点工作实行以来，没有发现一起恶意逃费情况，“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老百姓是很讲诫信的。”与此同时，济宁市正在积极完善患者个人就诊诚信系统。济宁市卫牛局利用已建成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专门开发没计了个人就诊诚信系统模块，目前已安装调试完毕，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各级医疗机构通过及时准确录入信息数据，最大限度地堵塞恶意欠费、逃费的现象。实行“先看病，后付费”需要哪些基础条件?是否适合在其他地区推广?马平昌认为，推行“先看病，后付费”模式，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二是要有较高的报销比例。资料显示，近年来，济宁市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参保率一直保持在97%以上，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9．68%。城镇医保的报销比例超过80%，新农合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也在70%以上。马平昌说，“先看病，后付费”模式在兖州中医院实行了一段时间后，医院统计，患者平均住院费用为3600元左右，除去报销部分，个人负担为1000元。“先看病，后付费”让群众得到真正实惠。老白姓得了病，无沦经济条件怎样，都能得到及时治疗。与此同时，医疗机构效益也得到提高。实施这一改革以来，全市乡镇医疗机构新农合住院患者增长了17．1%。“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济宁，医患关系日趋和谐，改革凸显了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促使医疗机构真正把治病救人作为第一目标，增进了医患之问的信任理解。”马平昌说。 7．人们所期待的医疗保健机制是温润可亲的有机体，人们所渴望的急患诊治模式，是人性化的“绿色”通道和标准化的一站式服务。“先医后费”其实是对医院医病救人公益本色的最好回归，保障所有民众能够公平地享受基本医疗服务，而不受其支付能力的限制，符合我国新医改的要求。前不久，广饶县大王镇农民李芳珍身患重病，住进了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她没有交一分钱押金，和医院签好《住院治疗费用结算协议书》后，就直接入院治疗。患者家属告诉记者，“先看病，后付费”这项政策很好，很得民心。而在过去，患者住院往往要先交几千甚至上万元押金，不少经济困难的患者因此耽误了治疗；出院也不能及时报销，需要患者上医保处再跑个两趟三趟。记者了解到，现在病患只要凭新农合证和身份证做好登记，和医院签汀一份结算协议书就可以了。出院时，患者只需要支付个人医保报销以外的部分，其余的由医保部门冉接支付给医院。如今的老百姓来到医院，“入院时放心，住院时舒心，出院时安心”，不再纠缠于费用问题而耽误救治，患重大疾病时“因病致贫、闲病返贫”的情况得到有效解决。东营市第二人民医院剐院长丁春辉告诉记者，工作人员不用催病患家属交押金，也省去了部分工作量，对医院工作人员来讲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8．英国是第一个实行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英国国家医疗保险亦称政府医疗保险，或者叫免费医疗保险。政府通过税收筹措医疗保险基金，以预算拨款形式发放给国立医疗机构。医生及有关人员均接受闭家统一规定的工资待遇，国民看病不需交费。全民医疗保险以雄厚的国家则力作后盾，通过全额预算下拨给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具有国家垄断性，其覆盖面一般是本国全体公民。为了体现医疗服务的公平分配与福利性，政府向公民直接提供免费或低收费的服务，医疗服务具有高度汁划性，市场机制对卫生资源配置、医务价格制定基本不起调节作用，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医疗总费用，较好地体现了社会公平原则。加拿大的全民免费医疗保健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医保体制之一，加人医疗保险后的公民持“健康卡”，看病、诊疗、化验、透视、手术、住院都可享受免费服务。根据加拿大联邦政府1984年颁布的“加拿大卫生法案”，联邦政府主要负责医疗保健的立法、政策制汀和监督以及提供宏观性指导，医疗保健的日常服务则由各省自行负责，费用则由联邦和各肯分担，联邦政府每年从国家税收中直接向各省划拔部分经费，主要用于医院的基本支出。法案制了全民医疗的5大指导性原则，除了全民享有，方便享有原则之外，还包括服务广泛的原则。即涵盖常规医疗服务、急救、公共卫生、怀孕等。不分界域的原则，即继康卡可在加拿人全国使用；公家管理原则，即联邦政府负责拨款，监督各地方的服务。务求保证全国有统一的标准。无论哪一个省，若违反以上15项原则中的任何一条，都将受到联邦政府削减拨款的惩罚一在受保范围、受保人资格和手续等疗面，加拿大各省医疗保险的范围略有差异。有些省加入医疗健康计划完全免费，有些则要交一定的保费，费用多少视申请人(家庭)的经济情况而定，经济困难可申请保费补助。尽管具体规定略有差别，但各省医疗保健制度保障每个公民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保险，包括看医生、住院、化验检查等服务。此外，为解决老年人、困难家庭、申领救济金者等的用药问题，各省还专门设立了各自的“药物保险计划”。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足社会医疗保险、私营医疗保险和管理型医疗保险的结合体。整体而言医疗侏险的覆盖率是较高的，约占全民的85%。其中社会医疗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前者为65：岁以上老年和残障人士提供医疗照顾，后者主要救助经济困难的群体。社会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包括大部分的门诊及住院医疗费，受益人群约占美国人口的17%。但是，真正在美国医疗保险中承担重要角色的是私营医疗保险，美国约50%的医疗费用来自私营医疗保险计划，包括非盈利性医疗保险(以蓝盾、篮十字等组织为代表)与盈利性的商业医疗保险两种。美国私营医疗保险的一大特点是雇主为雇员支付保险金，这种情况约占90%。而作为美国第三种医疗保险，管理型医疗保险的目标是全面负责管理病人所需要的各种医疗服务，并将这些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目的是通过合理有效地利用医疗服务来降低医疗费用。这种医疗保险种类复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健康维持组织、优先服务提供者组织和点服务计划。由于其在节省医疗费用和提高医疗质量方面的成效，已成为美国重要的医疗保险形式之一。 9．众所同知，医患矛盾的关键在于“看病难，看病贵”。对诸多患者而言，“看不起病”是最大的现实。据p生部之前的统计显示，群众个人卫生支出的绝对数仍在上升，2008年为5098．7亿元，2009年为6570．8亿元。对院方而言，由于市场化运作，财政补贴寥寥无几，“以药养医”便成为发展的“稻草”。而“先看病，后付费”制度，直白一点即是医院不再那么“唯利是图”，患者能够在“埋单”的时间上缓一缓，并未触碰到“看病难且贵”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先看病，后付费”制度难以实施，问题不存于制度的推行层面，堵如“如何保障医院的切身利益”的顾虑，也不在于一些关乎“恶意欠费、逃费”的担忧。深圳第四人民医院低渊试水“先诊疗，后结算”，实施20天以来，共8000多名患行享受到这项服务，也有47名患者不辞而别，经院方提醒后有26人回来交费。逃费比例显然也在我们容忍的范围之内。关键在于，如果不进一步深化医改，不肃清“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不彻底扭转“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先看病，后付费”的价值意义，难免止于一碗心灵鸡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我们期待关于改有进一步、更进一步的实质性举措。

二、给定资料 1．陕西农民牟某，在广东打工其间，因为没有携带身份钲，被当地收容所收容，在转运途中，由于中巴起火，牟某和同车的其他24名被收容者被活活烧死。 2．据民政部消息，近一两年在全国700多个收容遣送站，每年有一百多万人被遣返回原籍。其中几十万人的收容地是广东，其次是北京、上海。在不少地方政府看来，收容遣送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社会治安手段。 3．2000年2月14日，这一天在东莞厚街打工的四川民工赵某在大街上被当地治安队送去收容所，两天后老乡花200元钱把他领出。 4．在大城市拥有常住户口的人们，想像不到他们的生活状态，没有违法的人走在大街上却会被“抓走”，关到条件极差的收容遣送站，依据各地制定的有关管理办法被收容，“留站待遣时间”最长竟可达6个月，甚至无限期被迫关进收容站的人还要支付自己被收容遣送的食宿费、路费。 5．凌晨一点，一位打工者在自己租住的房屋里，被突然闯进来的穿制服的人带到了当地派出所，原因是他没有暂住证。直到早上八点，许多和他一起被抓进来的人被亲朋好友用钱保了出去。这位打工者因没人保而被送到遣送站，后又被遣送回原籍。南方几个省的被统一送到浙江金华，在金华每人出50元可以自保，别人保100元，没钱保的继续关。 6．在武汉打工的四川农民杨某按规定办了暂住证，9月24日晚因为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暂住证被当地治安人员带走，当晚被送到遣送站。第二天，其子杨小军带着其父的暂住证去领人，被告知必须交100元钱，后来拿到的发票上写着：收容遣送费85元，查询费12元，医疗费3元。按当地物价局的收费标准，收容遣送费每天每人最多只能收17元，而杨天利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为什么要交85元呢?武汉市民政局后来的解释是工作人员“忙中出错”，按5天收取了费用。至于有暂住证为何还要收费，民政局的说法是因为杨小军当时没有出示暂住证。 7．目前《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草案)》已提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规定取消一切收容费用，并对收容遣送中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国家民政部门对此表示支持。 8．收容遣送是民政、公安部门对符合条件的人员予以收容并遣送回原户，所在地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我国从1951年开始实施收容遣送制度，其目的是改造、转化、安置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社会无业游民等。60年代的主要任务是救济灾民，80年代开始，流动人口剧增，1982年国务院发布《城帝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工作重点转为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1991年国务院48号文件将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而执行中，三无往往变成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缺一不可。更有甚者查证时当场撕了暂住证，把人抓去收容。 9．民政部有关人士认为，问题出在大量超范围收容上，据估计真正属于救助对象的不到 15%，大部分是外地打工者，某些人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打工农民少一个证，就收容，结果收容站变成第二看守所。 10．专家指出：收容遣送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违反了宪法的基本精神。同时也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力国际公约》，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该公约，其中第9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11．2001年9月14日《燕赵都市报》报道：去年12月北京警方解救了十余名被强迫卖淫的“小姐”，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小姐”多是未成年人，其中最小的仅13岁。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未成年人居然都是被人从外地某收容遣送站“采购”来的。据了解，强迫未成年人卖淫的主犯苗长顺从该收容遣送站领到8名女遣送人员，工作人员李某、周某两次分别得到200元和400元的好处费。另外，有的不法分子靠从该遣送站绑架人质勒索赎金迅速“脱贫致富”。 12．青年农民郑某在沪务工期间，因无暂住证、务工证被收容遣送，但在遣送时无端失踪。为寻子下落，讨回一个公道，年迈的父亲四处奔走，几番诉讼，终于换来上海遣送站的寥寥歉语及10万元赔偿金私了。三、申论要求

材料一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追梦，我们收获满满；追梦，我们希望满满。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改革开放40多年，就是一个追梦之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以非凡的胆略、坚定的自信设计了分三步走战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40多年的追梦路上，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风雨无阻朝着这个伟大目标前进。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奋斗的力量，也是梦想的力量。　　梦想是拼出来的，奇迹是干出来的。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背后，是40多年的不懈努力。未来中国梦的实现，同样需要汗水的浇灌。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梦想是激发活力的源泉。只要有梦想，就会有力量；只要有梦想，则时光不弃，未来可期。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作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发出了实现中国梦的最强音。材料二　　只因看了一眼岩山，从此就与岩山结缘。她就是D市驻岩山村帮扶工作组组长、驻村第一书记小孙。几年前，小孙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来到D市商务局工作。有一次，市委、市政府组织“机关干部下基层”社会实践活动，她随着实践小组来到了岩山。　　“太美了！”小孙被岩山美丽的风景深深吸引，花红柳绿，山清水秀，真是如诗如画。当地淳朴的民风，热情好客的村民更令她印象深刻。不过，令她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岩山的贫困。岩山村共有1345户、4130口人，其中贫困户占60%，人均耕地不足0.8亩，村民收入主要依靠传统农业和外出务工，脱贫是这里的村民一代又一代的梦想。“如果能帮助岩山村这样的地方摆脱贫困，人生该是多么有价值啊！”小孙的心里涌起一个强烈的念头。　　此时，D市正深入开展脱贫攻坚行动。巧合的是，岩山村正是商务局的对口扶贫村。小孙主动请缨，担任驻岩山村帮扶工作组组长。　　从驻村工作开始的第一天起，帮助岩山这个贫困村脱贫致富的责任，便落在了小孙的肩上。刚入村时，小孙就听到了这样的风凉话，“咋还派个女干部？一个城里女娃能干啥？”　　为了开个好头，尽快熟悉情况进入工作，小孙和工作组同事，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入村不到三个月，他们就完成了对全村所有贫困户的走访，对村里的“大事小 、家长里短”心里有了数。　　随后，小孙与工作组同事率先在村里办了手工编织和家政服务两个培训班。与此同时，她们筹集资金，开工建设引水入村工程，彻底改变了村里几十年来缺水的落后状况。去年春节前，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年猪卖不出去，这可愁坏了养殖的贫困户，工作组积极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帮助销售，终于为贫困户换来了80多万元沉甸甸的“过年钱”……村民们被小孙这位“女干部”的实干精神深深打动了，原来那些风凉话也销声匿迹了。　　“农村富不富，关键在支部。”小孙对此深有感触。她和工作组同事带着村里的党员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提升党员的先锋模范意识。为了提高党员干部代表引领产业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小孙多次带领他们到县内外先进地区学习考察。“明显感觉到岩山的民心齐了，村干部的干劲足了、水平高了”，小孙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更强了。　　小孙得知外省一家大型现代纺织企业的董事长宋先生是岩山人，有回乡投资的想法。小孙感到这个纺织项目非常适合岩山村，便第一时间与他取得联系，积极沟通招商想法，安排投资对接和项目考察。针对宋先生提出的十几条落实投资的要求，工作组到市、县、乡各项目主管部门咨询政策、寻求支持。仅仅5个多月的时间，工作组就协助该企业完成了项目选址、手续办理、厂房建设、员工培训等一系列工作。目前，一个依托“村集体+公司+农户”模式建起的纺织产业园区，已在岩山渐渐成型。不久的将来，这里的村民不仅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而且可以实现既拿薪资又领股金还得到租金的长效增收，岩山村的脱贫梦正在变成现实。“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北方最大的坯布集散地。”一个更大的梦想在小孙心中一点点描绘。“作为一个80后，我的梦想也在一点点实现。”　　“咱们岩山再也不是那个靠天吃饭的穷地方了,现在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村民喜滋滋地指着驻村工作组的办公室说，“变化就是从孙书记和她的工作组到咱村来的那一天开始的。”材料三　　出于各种考虑，在省城工作的赵先生今年春节没回农村老家过年。但为了看望家中父母，他特意在春节前回去了一趟。“回去一趟，几千块钱就没了。”赵先生说，“有两个晚辈赶在春节前结婚，每人随了2000元。”　　20世纪80年代，农村碰到重要的红白喜事，一般都是送点日常用品或者鸡蛋、罐头等，邻里一起出出力帮帮忙，那时候很少有人随钱，而且随多随少也没有固定标准。但如今，农村人情交往中赠送礼物的现象几乎消失了，结婚的、生孩子的、盖新房的、升学的、给老人祝寿的，都要办酒席，而且都要随礼，礼金标准也在不断攀升。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村的人际关系和交往范围逐渐扩大，随礼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赵先生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的人情往来一般在亲属、邻居和朋友之间。后来逐渐增加了工友、同事、合作伙伴等，农村人情消费支出大幅度增加。”　　五花八门的酒席、巧立名目的宴请、节节攀升的礼金……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这种不好的风气。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甚至出现随礼致穷现象。相关调查显示，当下部分地区农民消费的第一支出为食品，第二支出就是人情礼金，甚至超过了医疗支出。随着礼金范畴的泛化，人情礼金已经不再有人情味，反而变成了人情债，农村邻里关系因此也变了味。邻里和谐，才会实现老乡们的幸福梦，但人情异变却成了农民实现小康梦路上的绊脚石。　　不少农民对这些问题反映强烈，但碍于面子，不愿意从自己开始改变现状。赵先生曾要求父亲，有些宴请可以选择参加，但父亲认为“不去不行”，因为“随礼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别人都随，咱家不随，人家一定会怪罪咱们。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实在抹不开面子。”　　对此，赵先生也有自己的思考。中国农村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主要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农村熟人社会，人情礼金这样约定俗成的交往准则其实更像是一把双刃剑。材料四　　L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过去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整体比较落后。L县一中是该县的重点中学，高考成绩却不是很理想。“其实我们的孩子都很想学，也很勤奋，但总体成绩就是不如大城市的孩子。”L县一中吴校长说，“每当在电视、网络上看到大城市优越的教学条件，孩子们都梦想着能接受和大城市同龄人一样的教育，进行公平的竞争。”　　随着国家对教育公平的重视和教育信息化大潮的推动，同时得益于近几年脱贫攻坚进程的加快，L县一中的软硬件条件如今都得到了较大提升。L县教育局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决定在L县一中设立网络直播班，选定一家资质较好的网络教育公司，同步直播省城重点中学七中老师的课堂教学，学生跟着省城七中的同学同步上课、同步作业、同步练习。在网络直播课程中，每门课都有线上线下两位老师，线上的是省城七中的老师，负责课堂授课，授课内容和进度也都以省城七中为准。线下的是L县一中的老师，他们除了课前准备、课间讲授，还需要在课后和没有跟上的同学一起查漏补缺。　　罗同学是L县一中的高三学生，他对自己刚接触网络直播课程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刚开始接触直播教学，那边的教学特点就是密度大，知识面覆盖广。有些不适应，感觉差距还是比较大。”罗同学说，“这种教学模式就像是6门学科有了12名指导老师，他们那边问什么我们就回答什么，一开始觉得有点儿怪，慢慢发现你答的跟那边也差不多，你会发现已经跟上那个课堂了，当时还是有点兴奋，自信心也上来了。”　　网络直播班班主任杨老师认为，新的教学模式除了带来成绩上的提高，更多的是给了学生参照和动力。“他们会觉得在追梦的路上自己和省城七中的同学享有了均等的机会，剩下的就看自己的奋斗了。”　　从三年前最初引入一个班试点，逐渐发展到现在15个网络直播班700多名学生上课，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了网络直播教堂中。对网络直播班的教学效果，L县教育局王局长介绍说，“今年高考成绩发布后，网络直播班本科上线率达到了93%，一本上线率达到了59%。虽然这个功劳并不能只归功于网络直播课程，但毫无疑问，网络直播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积极改变。”　　对网络直播课程的效果，何同学有另外的感受。她也是L县一中网络直播班的学生，去年毕业考入了一所名牌大学。回忆在网络直播班学习的经历，她说，“要说高考增加多少分，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从省城七中师生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有了清晰的目标，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想去什么样的地方。这好像是一道光，它照亮了我的梦想，让梦想变得明亮清晰。”　　网络直播授课的模式是互联网+教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和学校之间的资源壁垒，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跨时空整合、配置和流转。吴校长认为这对教师来说也是锻炼和学习的机会，“我们的教师逐年分批地进入这种教学模式里锻炼，并且把省城七中的资源本土化，让它更适合我们自己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师的教学水平也得到了提升。”但吴校长还认为，“技术和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关键还在于教师。L县一中网络直播课程为什么效果好，是因为对课堂教学没跟上的学生，本地教师课后会再进行教学辅导。这些教师非常累，他们上直播班的工作量，是上普通班工作量的三倍，很多教师还要连续加班带晚自习。这对教师的责任心是一个考验，也对教师队伍的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了挑战。”　　对于网络直播教学模式能否大规模推广，惠及更多学生，王局长坦言，“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网络直播教学的资源总量还是很有限，主要集中在语文、数学和英语课上，还有很多课程没有实现资源共享。即便如此，一个网络直播班的费用平均一年也要七万元左右。如果覆盖到乡村，还要铺设网络、增添设备，支出就更大了。不过，只要能切切实实帮助到孩子们，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做。”材料五　　BD药业是一家在全球肿瘤药物领域拥有多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公司。说起BD药业的故事和梦想，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先生有很多感慨。　　2002年，借着国家政策鼓励留学生回国创新创业的东风，留洋十年的丁先生与几位合伙人一道回国创业。2003年，BD药业成立。开始追逐“做创新药”的大梦想，有人说，丁先生身上有不少光环，比知国外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执业医师等，回国创业就意味着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高额的薪水。从头开始，这个抉择很有勇气。而在丁先生看来，这个选择顺理成章。“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有故土情结的，梦想着科技兴国。”除了游子的思乡情结，还有一点对丁先生来说非常重要――“国家鼓励海归创新创业，在国内可以做到很多在国外做不到的事”。　　与很多企业选择做仿制药不同，BD药业一开始就立志做新药，要在全球药业竞争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虽然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无休止试药及资金链断裂等“生死劫”，但有志者，事竟成，BD药业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了。他们研制的抗癌药获得国家颁布新药证书，成为我国首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癌新药。该药还被列入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新药研发年度报告，成为获得国际机构认可的中国创制新药。　　2016年1月8日对于丁先生来说很特别，也很难忘。这一天他作为BD药业相关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在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捧起了光荣的奖杯。“这个奖杯是对奋斗者坚持梦想的最好褒奖，这个奖杯上不仅有我的名字，有我们团队的名字，其实还应该有国家的名字。”在北京深冬的暖阳中，丁先生郑重地一手拿着大红证书，一手举起奖杯，站在人民大会堂前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国家对BD药业创新能力的巨大肯定。　　如今，BD药业又种下了一颗新的梦想种子――以自家企业为基础，打造一座“医药梦工场”，搭建更大的创新平台，为全国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打造新引擎。丁先生说，这是一个为科学家、创业者造梦圆梦的项目，未来，这里将集聚一批医药领域的创业者。作为过来人，丁先生还想说的是，创业者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与胸襟，也要有坐住板凳的定力和意志。

二、给定材料 安徽出现“红顶商人” (1)在安徽一些地方，企业重要职务由政府官员来兼职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企而优则仕”也在当地 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既是企业老总又是政府官员的“红顶商人”的大量出现，意味着权力进入了市场。 (2)2003年8月26曰，身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特约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中国社 科院社会学研究员邵道生教授表示：“安徽‘红顶商人’引起了中央的充分重视!” 尽管出于自身职位的原因，邵教授表示“不便于对此事多谈”，但记者在安徽采访时还是了解到，中纪委 有关领导对安徽“红顶商人”高度重视。“中纪委对具有代表性的‘红顶商人’已经作过调查，结果还没有正 式公布。”8月27日，安徽省政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这样告诉记者。 (3)“在芜湖，政商关系极为密切。”一位人土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只要你的企业为芜湖的发展作出了 不小贡献，你就可能成为市政府‘发展’的对象，从而走向仕途。” (4)今年6月，记者多次打算采访在芜湖奇瑞汽车公司任董事长的安徽省芜湖市市委书记，均遭到拒绝。该 市市委办公室的负责人说，“这个话题太敏感”，“而且既然现象很多，说起来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5)记者在芜湖采访时，有知情人士透露，刚刚以2 100万元买下芜湖锅炉厂的私营企业老板、芜湖金鼎集 团董事长“可能将被聘为市委常委”、“锅炉厂有可能被贱卖了。”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位人士的说法，记者试 图进行采访，但未果。 据了解，芜湖锅炉厂始建于1958年，是以设计制造锅炉和冶金设备、化工压力容器为主导产品的国有企 业。经过4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全国机械行业的重点骨干企业，产品销往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伊 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 安徽原来有四家大型锅炉厂，现在其他三家都已经倒闭了，只有芜湖锅炉厂在市场竞争中很好地存活下 来。“按说，现在卖了实在有些可惜。”知情人士说。不过，芜湖锅炉厂原厂长却对记者表示，在整体转让锅 炉厂之前，曾对该厂进行资产评估，评估后的净资产是4 659万元。“我们也试图与其他的一些企业联系，但 后来都失败了。” (6)“企而优则仕”成为较普遍现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安徽一些地方，重要职务由政府官员来兼职 的“红顶企业”随处可见，而不仅仅在芜湖，一些县市领导向记者坦言，“企而优则仕”在当地已成为较普遍 的规矩：当企业上缴的利税达到一定数字时，企业的法人代表就有资格到县委、县政府任职或“挂个头衔”。 没有在党委、政府工作过一天的企业家竟担任起县委副书记。 (7)安徽省“官”“商”交叉兼职、个人拥有双重角色的典型事例有：涡阳县双轮酒业集团董事长兼职县委 副书记，该集团党委书记兼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玉美集团董事长兼职县人大副主任；界首市民营企业天安 集团董事长兼职市政协主席；市长兼职沙河酒厂厂长；分管工业经济的副市长兼职碧泉集团董事长；临泉县化 肥厂厂长兼职县委常委；古井集团董事长兼职毫州市委常委…… 这些“红顶商人”有双重身份，既是政府的官员，又是企业的“老总”，他们有两套办公机构，两套可供 调用的下属。 (8)“红顶企业”让权力进入了市场。“只要红灯一亮，两旁停的基本上都是奇瑞轿车。”芜湖市的一位出 租车司机，向记者抱怨说，芜湖有60万人口，但在市内跑的奇瑞出租车就达到2 860辆，其密集度在国内也是 罕见的，“而且，这是一个人均收入并不很高的地方，坐出租车的人并不多”。 知情人士透露，2002年5月15日在芜湖举行中国茶叶博览会期间，“听说还要再向市里投放600辆奇瑞出租 车，出租车司机曾举行过罢工，后来只投放了30辆。但这样就够这些司机受的了。”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在 芜湖，非奇瑞制造的轿车如跑出租，根本人不了户。“这明显是在搞地方保护主义。” (9)临泉县文王酒厂有关人士透露，正因为该厂厂长兼任县委常委，所以县委前年无偿从酒厂拿去 100万元 装修房屋，政府经常无偿或低价从企业拿酒，企业根本无法拒绝。潜山县民营企业全力集团董事长兼职副县 长，2002年该集团新上马一个蚕茧缫丝项目，年加工量相当于全县的产茧量，为了保证全力集团的资源供应， 县里规定所有农民蚕茧不准卖出县境，言下之意只能卖给全力集团等企业。该县逆水乡农技站一位农户抱怨 道：“谁愿把蚕茧卖给全力集团,他们不仅服务质量差，而且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 界首市市长在不同场合坦言，该市的沙河酒厂从昔日年创利税1亿多元下滑到1 000多万元，市财政受到严 重影响。为了挽救经营上的颓势并解决酒厂内部的不稳定状况，市委决定市长兼任厂长，他在酒厂上班的时间 比到市政府要多，“市政府的工作，几个副市长只好多承担点”。 (10)中纪委介入调查。“我们市委书记兼职奇瑞汽车公司董事长的事被报道后，中纪委就来人做过调查 了。”8月28日下午，安徽芜湖市政府有关官员非常明确地向记者表示。“不过并没有查处什么，”该官员表 示，“因为我们市委书记既没有从奇瑞公司拿工资，也没有从公司里报销过任何发票。” (11)中纪委调查“红顶商人”是否以权谋私。据披露；曾兼任安徽界首市沙河酒厂厂长、现任界首市市长 也受到了中纪委的调查。据他本人向外界透露，前些天，中纪委的同志曾来找过他，“到市财政局查账，到沙 河酒厂查账，还询问了包括界首市委以及沙河酒厂现任厂长在内的不少人。”而且，中纪委的调查重点是王显 义在兼职期间有没有腐败行为，主要包括是否从市政府和沙河酒厂领取双份工资，以及是否在酒厂报销一些不 该报销的费用。 据了解，中纪委此次直奔安徽，还先后调查了其他一些“红顶商人”。知情人士透露，中纪委调查的重点 是：这些具有“双重身份”的党政干部是否违反了《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以及参 与其他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是否以权谋私并制造不公平竞争等。 (12)安徽省此前的调查不了了之。记者还了解到，去年，安徽省有关部门也觉察到了在该省大量存在着的 “红顶商人”现象，该省的一位省委副书记还专门作出批示：“这种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请组织部调查并提 出解决方案。”随后，安徽省委组织部开始着手调查“红顶商人”。 不过，此次调查后，“红顶商人”现象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调查也是不了了之。安徽省委组 织部办公监督处的一位人士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 “中纪委的这次调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知情人士表示。 (13)“红顶商人”何去何从。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这些“红顶商人”有没有让权力进入市场，以及被 中纪委调查后他们到底会选择哪一个职位。 一位业内专家分析，安徽省的“官商”分多种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国有企业或私营企业老板做得比较 好，政府为了奖励给企业老板所谓的“政治待遇”，让他们在政府兼职；二是政府领导人兼任大中型国有企业 领导人。一般来说，大中型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的财政支柱，还关系到成千上万工人的就业。当国有企业遇到 无法解决的难题或陷入困境中时，由当地政府领导人亲自出马，希望“挽救一下局面”。 (14)古井集团董事长市委常委一职弃留未定。兼职毫州市市委常委，同时又是我国白酒界巨头的古井集团 创始人就属于前者。想当初，该集团创始人带领古井集团的前身——古井酒厂一路拚杀，终于把古井集团打造 成一个在白酒界颇有名气的大型企业集团。据了解，在古井集团最辉煌的时候，该集团上缴给当地政府的税收 几乎占到该市税收的30%。而在古井集团的业绩达到巅峰的时刻，该董事长便被推到“市委常委”的位置。 现在，由于白酒市场竞争相当残酷，古井集团业绩也出现了一定的滑坡。特别是前两年，古井集团更是举 步维艰，毫州市的税收也随之发生较大的波动。“在一些例会上，市里部分领导经常这样说‘希望广大党员干 部能自觉行动起来，多买古井贡酒’。” 不过，也有熟悉该董事长的毫州市政府官员告诉记者，该同志当上市委常委后，“并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力 来干预市场”。他告诉记者，目前，古井集团业绩下滑除了市场竞争过于激烈的原因外，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 “亳州市的酒厂太多，大大小小十几家”。 “该同志现在考虑的大多是怎样把古井的业绩再拉上来。”毫州市的这位官员感叹，所以，他并不着急自 己的常委一职是留还是弃。 (15)界首市市长辞去酒厂厂长职务。2002年2月，该同志以界首市市长的身份兼任该市濒临破产的沙河酒厂 厂长。现在，沙河酒厂终于稍有起色。但他最大的感叹不在于此，而是在他的市长职位让那些政府职能部门企 业“吃、拿、卡、要”的行为明显收敛了很多，因为“和税务局、审计局、物价局的头脑经常有机会见面，相 处就容易了很多。”不过现在，出于某种考虑，他还是辞去了厂长职位。 (16)芜湖市市委书记可能会选择当董事长。他的“红顶商人”的背景与前两位则又有所区别。据了解，他 1995年离开安徽省政府担任芜湖市市长助理，同一年奇瑞汽车(原名为安徽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作为芜湖市 “一号工程”启动。从那时起他就是项目负责人之一。或者说，是奇瑞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应该说，市委书记对奇瑞还是蛮有感情的，奇瑞现在的发展少不了他的功劳。”奇瑞汽车公司的一位中 层干部表示，“他对奇瑞很有感情。当面临市委书记和董事长的单一选择时，他可能会选择后者。” 尽管芜湖市有关部门并未证实此说法，但该市新闻办公室的一位人士表示：“今年我们市委书记肯定会作 出取舍，也就是说要辞去其中的一个职务，以后要看‘上面’是怎么安排的了。”

给定资料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切实加强“三农”工作，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粮食连年较大幅度增产，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形势，对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必须看到，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脆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切实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2．2008年1月，财政部在山东、河南和四川三省启动家电下乡试点，财政部经济建设司有关负责人就这一政策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将由中央财政负担80%，地方财政负担20%。 家电下乡试点将实施到2008年5月底之前。家电下乡补贴产品是否能够保证真实销售、企业是否能够提供优质售后服务，需要地方政府加强监管，而核定和发放补贴资金的具体工作也在地方，因此有必要中央、地方联动，责任共担，共同推进。 当前我国的家电出口退税率为13%，因此家电下乡比照出口退税率，对农民购买试点家电产品给予13%的补贴，把对出口家电产品的优惠政策直接补给广大农民。家电下乡补贴资金将采取年初预拨、下年清算的方式，在年初预先将中央财政应负担补贴资金的80%拨付到省级财政部门，省级财政部门落实地方应负担部分并预拨到县。在实施过程中，实际补贴资金如果超过预算，要求由省级财政部门先行垫付。这样既能避免超拨造成资金结余，影响财政资金发挥效益，也能保证政策及时到位。 同时，农民购买试点产品后应及时到财政部门申报补贴，每户每类补贴产品购买数量不得超过 2台(件)。农民应事先了解家电下乡的政策，了解试点产品型号、最高限价和销售网点名单，持本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在指定的销售网点购买试点产品，索要正规发票。开箱时要注意验证及保存产品标识卡，并以此作为申领补贴的重要凭证。 3．近年来，农民收入虽然逐年增多，但城乡居民收入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民增收渠道不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依然是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最为突出的矛盾。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反映，从 1997年至今，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连续7年在5%以内，呈现出明显的步伐缓慢态势。不仅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农村居民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2003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3.3:1，然而这仅为名义上的差距。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享受着各种福利和补贴，每年人均约3 000多元，而这些对农村居民来说却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 自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由于财政普遍的投入不足，农田水利改建扩建、生态环境治理、农业综合开发等项目难以有效开展，大部分农业基础设施普遍存在设施老化，新建和更新改造投资严重不足的情况，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抗风险能力薄弱，还未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因此，现有的农业基础设施不能有效支撑我国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近10年来，农村面貌发生较大变化，极大优化了居住和生活环境。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规划指导，绝大部分农村建设杂乱无章，村道或窄小难行，或东堵西塞。村容“脏、乱、差”、房屋破旧以及农村交通不便、饮水困难的落后状况亟待解决。由于没有规划指引，农村建设显得十分无序，如农民随意选用宅基地，任意扩大宅基地面积等，诱发了不少问题和矛盾，甚至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 农村水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有的河流水不仅不能饮用，甚至不能满足养殖、灌溉的要求。大多数河流已被污染，特别是有机污染超标率高。在广大农村，诸如“垃圾往水里倒，牲畜死了往水里扔”等陋习十分普遍，造成农村河道水质严重恶化。 有关农业专家认为，农村务农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不仅成为农民增收的制约“瓶颈”，还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我国有2亿多中小学生，80%在农村，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保证农村适龄青少年上得起学、念得起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失学、不辍学。2006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学生学杂费全免的政策，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课本、补助寄宿生生活费。2007年，这一政策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 随着农村的不断发展，各项改革也在不断深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打破，土地、资金等影响农村发展的因素未能得到有效、合理地配置，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农村综合改革和其他各项改革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但是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现状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一是创新意识不强。多数农村党员、干部沿袭于传统工作思路，习惯于行政命令式的工作方法，思想僵化、工作被动、疲于应付。二是带领群众致富本领不高。目前，一些党员干部科技文化素质偏低，对新时期农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束手无策，发展农村经济的能力不强，发展的路子不宽，工作方法不多，在群众“盼富”面前力不从心。三是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不能成为领导农村发展的核心；个别村甚至连正常办公地点都没有，成为“无办公用房、无办公设施、无活动场所”的“三无”支部。 4．“三农”是农业、农村、农民的统称。所谓农业问题包括；①同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投资周期长，资金周转缓慢，比较效益低，投资于农业的生产要素一般难以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和平均劳动报酬，农业部门的盈利水平长期处于偏低状态；②农业受气候条件和其他自然力因素的影响极大，生产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农业生产效益的脆弱性、易损性要求有外部力量的扶持甚至救助。所谓农村问题包括：①农民还需要承担修路、办学、住房、养老等一系列公共福利性支出；②农村公共服务的缺乏限制了农村发展的活力，也是导致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③农民看病难，吃药难，受教育难，上学难，社会保障难，文化享受难，这些都反映了农村公共服务缺乏。所谓农民问题包括以下三点。①生产经营权。自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约束力。农业长期实行统购包销制度，产品价格背离市场供求关系，农民没有生产自主权。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虽然农业生产开始面向市场，但粮食生产依然是一项硬性任务，农村支援城市的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制度设计虽然有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长期实施却影响了农村发展与农民增收，造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②生活迁徙权。以城乡分治、户口管制为特征的行政性分割制度使亿万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无法自由流动。③农民自身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低，整体素质不高，思维方式较为保守和僵化。 导致出现以上“三农”问题的原因多而复杂，但主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缺乏制度基础。目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约1.4亩，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劳动力人均占有耕地是耕地面积较大国家的1%。如此的生产规模，即使搞成“绣花农业”，也无法实现整体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存在诸多制度约束。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农民工的实际劳动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城市职工的1/4。按国际通行惯例，一个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大约相当于本地区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这种局面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依法有序转让和形成规模经营。二是农村发展长期存在金融服务的制度性缺失。从有关部门抽样调查的6个省12个乡镇看，近几年银行贷款几乎为“零”，信用社贷款平均每乡只有100万元左右。全国大部分乡级信用社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基本上失去了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三是农村发展缺乏公共财政的制度性保证。其一，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短缺。长期的投入不足，使得乡村公路、小型农田水利、通讯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普遍落后。农村公共卫生建设欠账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刚刚起步，支农资金严重分散。其二，免征农业税后，农民其他负担依然较为沉重。除了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过快以外，主要是教育、医疗负担重，农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的问题比较突出。 5．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要求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可以说，新农村建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内容丰富，含义深刻，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则被确定为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方向。 6．55岁的老知青杜援朝和他19名知青同学所从事的农业开发扶贫工作，正面临资金殆尽、难以为继的危险。 1968年12月，在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的前一天，他与18名伙伴到山西省夏县曹家庄公社架桑村插队。杜援朝现在“荣归第二故乡”，这一原班人马又在曾经挥洒青春的地方进行着第二次“新农村建设”。杜援朝现在是山西夏县北京知青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村里比我们那会儿还穷，连张信纸都没有。”1996年，杜援朝的同学李清友回到架桑村后感叹说。“后来村里老乡开始来北京找我们，凑钱买个拖拉机什么的，但救急不救穷，不治本。” 为了加大扶贫力度，杜援朝们各自从家庭的储蓄中拿来现金汇集成扶贫款。先后共计约40万元，就连早已移居美国的3位同学也电告家人，把扶贫款及时送到位。这些钱首先用到培育新树种和植树造林工作；建立了三个柿树经济林基地，栽种柿树10 000余株。 后来，为了从国务院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拿到项目资金，他们在当地工商局正式注册了以开发扶贫为宗旨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山西夏县北京知青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并在当地民政局正式注册登记了夏县泗交镇北京知青扶贫基金会。 为了筹措资金，他们向国务院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报送了《中条山绿色工程及小浪底流域农林综合开发项目申请书》，积极争取国家的资金支持。 而问题恰恰出在资金上。从1998年初扶贫起至今已整整8年了，现金投资总额只有166.5万余元，与他们的期望相差甚远。 “以上完成的主要项目连一半都没有，若与2003年我们同该村所搞的《架桑村十年规划(草案)》和2000年我们报国务院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的《项目申请书》中的项目相对照，我们应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杜援朝说。 2000年，国务院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因所报的项目而批拨的计划外资金1 700万元，“但经有关部门层层把关，真正到我们手中的资金实在少得可怜，仅有71.5万元。” “拨付给我们用于自身创造造血机能的有偿资金被扣掉了。2000年11月份，山西省运城市将款拨付夏县时为155万元，其中有偿资金和无偿资金各占50%，即均为77.5万元。” “我们应得到的77.5万元无偿资金，按国家规定只能作为土地治理的专项资金，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等。我们不能、也不敢将此款用于农村多种经营。” “可夏县的主要领导就敢。其于2002年初，趁我们知青回北京过春节未回到夏县的时候，竟指使该县农开办的主任将我们这笔款项中的10万元偷偷划走，用到其政绩工程——泗交镇旅游开发建设上。从2002年下半年，我们知道此事后就向其追讨，至今已历时3年半，仅仅追回4万元，尚差我们6万元。此事现在被束之高阁。” 7．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1978年到2005年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粮食产量由6 095亿斤增加到 9 680亿斤；肉类产量由856万吨增加到1700万吨；农业增加值由1018亿元增加到22 718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3 255元；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5.5%；农村贫困人口由2.49亿人减少到2 365万人。但总的来看，农村面貌依然落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落后是历史形成的，而且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300多万个自然村，各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状况差别很大，彻底改变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全国目前仍有近4万个村不通公路；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没有达到卫生安全标准；6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用上卫生厕所；2%的村庄还没有通电；农村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目前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2.4%，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2%，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7.3%。正如许多农民兄弟自己说的那样，“盼致富，无思路；想致富，无技术；求致富，无门路。”古人说“食为政先”，“农为邦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农业的安全、粮食的安全至关重要。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只有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才能实现全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8．应该说，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是十分清晰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它既包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又包含了农民收入、生活质量的提高；既包含了农村整体面貌、环境的变化，又包含了农民素质的提升，还包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等，是一个全面而完整的系统工程。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修建一幢大厦，经济就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大厦就无从建起。如果经济不发展，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 ——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只有农民收入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只有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是全面的、完整的。 ——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脏乱差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这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体现。 ——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只有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做主，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可见，新农村建设决不是简简单单的“新村庄建设”，而是彼此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五个方面构成的一个系统工程。 当然，“新村庄建设”是新农村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但村容村貌建设能搞到什么水平、什么程度，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决定的。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把重点放在整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节约使用资源、改善公共服务、方便农民生产生活上。要防止盲目照抄照搬城镇小区建设模式，谨防搞不切实际的大拆大建，谨防搞脱离实际、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 9．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各方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观点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实现，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作为我们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是我们党联系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根本组织保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就是要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村的经济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落后于农村改革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如年龄结构老化，组织结构松散，整体素质不高，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较弱，作风不正，威信不高，活动经费来源不足等等。对此，专家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三条基本思路和建议。第一，努力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领导班子好、党员干部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小康建设业绩好、农民群众反映好”的基层战斗堡垒，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自身造血功能。第二，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领农民脱贫致富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三，大力鼓励机制和制度创新，在符合党章规定和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基础上，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建工作的新方法与新路径。 观点二：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也是农村的主人，农民素质的高低是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只有把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守法规、讲文明、敢创新的新型农民，才能加快新农村目标的实现。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从培养新型农民抓起。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强对农民政策的知识培训。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被农民群众亲切地称为致富的“金钥匙”。各级政府一定要把党的一系列富民政策及时宣传到家，送到农户手中，让农民学政策、懂政策。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强对农民科技知识培训。现代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科技水平的提高上。作为新型农民，就必须掌握更多的科技知识，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要针对不同对象，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对农民的科技教育和培训工作，不断增加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份额。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强对农民法律知识培训。我国已加入WTO，农产品面临的来自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这就要求广大农民群众必须学习和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正当的经济利益。各级政府要采取普法教育、典型案例剖析等形式向农民群众开展农业法、产品质量法、仲裁法、合同法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培训，并同时了解相关的世贸规则和涉外法律、法规，不断增强法制观念和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意识，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培育新型农民，要加强劳务输出培训。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步伐大大加快，农业生产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这就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闲置，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他们走出农业和农村，从事农村二、三产业，增加他们的劳务收入已经成为建设新农村的迫切要求。因此，各级政府要把做大做强劳务经济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科学严密、行之有效的培训计划，从政策、资金、人力上予以保障。尽快使劳动者由一技之长转变为多才多艺，实现劳务输出由劳力型向技能型的转变。要开展农民技校、职业技能教育、网上教育等多种形式的劳务培训，丰富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下大力气向农民群众传授各项专业技术，千方百计增加他们的劳务收入。 观点三：历史上，我们常见到强大的国家因文化上的保守而走向没落，却很少看到掌握了先进文化的民族长久处于贫困之中。因此，经济落后并不可怕，文化的停滞不前才是致命的。如果把新农村建设仅仅视为物质化的盖别墅、修马路，那未免贬低了中央这项决策的战略意义。能否在农村地区造成一种新的文化，能否让广大农民成为具有自主意识和民主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这才是衡量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指标。 观点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教程中，“乡村治理”已经进入政府话语系统，直接成为政策语言。但谈乡村治理，不能只想到如何“治”乡村，而是要先想到如何“治”政府。好的政府治理，是好的乡村治理的基本条件。从农村发展的角度看，“治理”得如何，首先是要审视政府的作为。近些年来，中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匮乏，已经受到普遍承认并引起广泛重视。如果要探究这种匮乏的原因，则首先可以归于政府治理不善，或者说要从政府治理自身寻找原因。

给定资料 1.2012年9月，甘肃小伙刘文波在河南洛阳救出两名溺水女孩，自己则不幸溺亡。然而河南见义勇为基金会洛阳分会却明确表示，下河救人不属于当地见义勇为条例的适用范围。此消息一出，立刻遭到广泛质疑。 以传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刘文波舍己救人、英勇献身，其行为当属典型的见义勇为。而按照河南见义勇为基金会洛阳分会的意思，根据1998年出台的《河南省维护社会治安见义勇为人员保护奖励办法》的规定，“见义勇为的目的必须是维护社会治安，构成的要素必须包括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与重大的治安灾害作斗争”，刘文波的救人行为并不具备“与犯罪分子和重大治安灾害作斗争”的条件，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很显然，这种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理解与认定有失偏颇，大大缩小了见义勇为的范畴，过于机械。 与河南相邻的河北省，有关见义勇为的法规文件出台于2004年，但连标题都与河南不一样了：《河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其中对“见义勇为”的界定是这样的：“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个人非因法定职责，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的行为。” 要是刘文波是在河北省救人，其行为就完全符合“见义勇为”的定义。现在的情况是：舍身救人的刘文波，显然是在“错误的地方”碰上了“错误的官员”。 2.2012年11月4日9点40分，M市公交车驾驶员张师傅开着他的8路车从起点站出发了。途中他发现车上有两个惯偷，于是他格外留心。当行驶到一站点附近时，张师傅透过后视镜发现，一小偷正在用镊子夹一名男性乘客的钱包。这时恰好有乘客下车，张师傅把车停住，走上前让两小偷下车。事件的发展出乎了张师傅的预料，小偷不但不害怕，反而敢在众目睽睽之下伤人。趁车门开着，两小偷把张师傅往车外拖，还扬言，要“弄死他”。搏斗中张师傅中了三刀，脾脏破裂，被送入医院抢救。 事件发生后，行凶的两个人被带到派出所，可他们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冤枉的。而被偷的乘客当时就悄悄地离开了现场，既没有出手相救，甚至也没有协助报警。车上的20多名乘客，一度也没人站出来为他作证。因为取证困难，张师傅见义勇为的认定久久没了下文，这样一来一些质疑的声音，也就慢慢地传开了。 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10天之后，终于有人站出来说话了。站出来为张师傅作证的小伙子彭某，H省人，事发当天他是从外地到M市出差的，当他后来又返回M市的时候，听说了让他感到不解的传言，于是就站出来为张师傅作证了。这个小伙子看起来是个瘦弱的书生，他当时是在车上帮着张师傅和歹徒搏斗的唯一的乘客，而他将其中的一个盗窃嫌疑人交给警方之后，自己悄悄地离开了现场。他说：“确实是司机阻止小偷偷窃，然后赶小偷下车，小偷动手打司机，然后我帮助了他”。这样的证言，对于公安机关对此案的定性提供了有力的帮助，两个行凶的歹徒也终于承认事发当天，由于张师傅揭发了他们的盗窃行为，他们才拔刀行凶。 而据央视2013年6月一套节目的报道，事情已经过去半年多了，张师傅的工伤认定及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仍然在程序当中，现在还没有结论。 3.2011年10月18日，云南省大理市政府见义勇为基金会决定颁发一个荣誉。这个荣誉来得似乎晚了些：距离义举，已经过去了10年。 2001年10月13日晚10时40分许，李春云骑摩托车带着朋友途经下关苍山路时，看到一劫匪正在抢拉一女子的挎包。在追赶劫匪的过程中，李春云不幸受伤，并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民警找不到被抢女子。目击者说，当晚她捡起地上的包就匆匆离开。侦察人员做了大量调查后，决定将李春云的行为上报为见义勇为。但“由于受害人未报案，通过我局登报和上电视等多种渠道多方查找，均未找到被抢的女受害人，所以李春云的见义勇为未被批准。”警方表示。 此后10年间，其父刘兴福数十次到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得不到解决。有邻居惋惜道：“你儿子干错了，管他抢不抢，现在人没了，喊天天不应啊!”听到这些，刘老汉夫妇心酸至极。他说自己整晚整晚睡不着，和老伴一起淌眼泪。记者采访时，他在电话中问记者：“你说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记者无言以对。 “有个主任跟我说，政府不会让你家又流血又流泪，等案子破了会给你一个交代。可是公安也尽力了，案子什么时候能破啊?”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想不通，有和儿子一起追贼的和勇宏作证，有旁边卖水果和烧烤的人作证，还不够么?为什么一定要找到受害女子和抢劫的人才能证明“见义勇为”? 转机发生在2011年，刘兴福老汉在电视上看到省外多个类似案例，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他决定再为儿子一搏，来到昆明，找到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李春光律师。接待老汉的李春光、陈春娅两位律师决定为刘老汉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律师认为，根据《云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公民条例》的规定，是否应认定为见义勇为， 应重点把握的是李春云的行为是否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分子斗争。大理警方经过大量侦察工作，得出“李春云为制止抢劫犯罪，与犯罪嫌疑人勇敢搏斗，被其砍伤，献出宝贵生命”的基本事实已完全符合上述规定精神，应予认定为见义勇为。有关方面仅以“无受害人报案”为由拒不认定于法无据。无受害人报案仅表明该受害人放弃追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并不能据此否定李春云见义勇为的事实和性质。 两位律师同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最终在舆论引导下，大理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于10月18 日同意认定李春云为见义勇为。10月21日，刘兴福收到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及3万元奖金。 4.2012年8月，广东佛山16岁女孩李舒舒为救1岁女童雯雯，自己腿部不幸被车碾压。在事故责任认定中，当地交警确定李舒舒实施了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对自己的受伤，也应承担25%的责任。对此很多人表示不理解，为什么见义勇为者还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若如此，是不是会对群众见危相助的热情起到消极影响? 针对公众关切，广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已作出回应，责令当地交警部门启动事故认定复核程序。这一事件之所以让人们不能释怀，就在于面对李舒舒的见义勇为行为，目前只看到交警这一环节对李舒舒的责任确定，而没有后续环节“国家买单”制度的及时跟进，难免让人产生“好人没有好报”的疑虑。 不久前，民政部、公安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对见义勇为者从生计、医疗、教育、住房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政策。这一“国家买单”制度，即是在为见义勇为者进行全面托底，消除其后顾之忧。前一段时间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道德冷漠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让人们产生“做好事有风险”之感。也因此，只有实施“国家买单”制度，才能更好地扭转社会风气，使道德风尚进入良性循环。 实施“国家买单”制度，与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责任确认并不冲突。事实上，见义勇为者在救助过程中常会出现种种过失，那种危急时刻实施完美救助而无一点伤害的情形，在现实中很少出现。更多情况是，可能给自己或第三方带来伤害。比如，司机为了送病患紧急赴医违章而造成第三方重大伤亡；再如，不习水性，却救落水之人，施救者自陷险境。显然，对无辜的第三方受害者和对自己的受伤害，见义勇为者应担部分责任。如果因为有善意的目的而淡化应承担的责任，可能会给“不负责”的鲁莽行为大开绿灯。 以李舒舒救人案为例，救人当属见义勇为行为，但不能因此就让肇事车主承担本不该他承担的那部分过失；见义勇为者或许该为救人过程中产生的失误担责，但国家理应为见义勇为者 “撑腰”——不仅需要对他们的高尚品德以物质奖励和精神弘扬，同样需要对他们救人过程中产生的伤害、造成的损失给予托底买单。 5.路遇飞车抢夺，毅然驾车尾随追击。没想到发生碰撞，致劫匪重伤不治，并造成无辜路人受伤及财产损失。湛江吴川市男子凌华坤的行为最终被认定见义勇为，但因殃及第三方所面临的高额赔偿却是他始料未及的——获奖5万多元，但自家损失及赔偿别人已支出9万多元。 凌华坤不仅没能享受政府奖励和社会赞扬所带来的愉悦，相反却因见义勇为伤及第三方让自己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陷于困顿，多重压力已让凌华坤难以承受，为此他恳求政府出手相助。 从感情上讲，我们都希望有关政府能够及时给予帮助，尽快消除见义勇为者的现实困境，至少让凌华坤恢复到见义勇为之前的“原状态”。当然，这只是最低要求。如从情理上讲，除了让凌华坤的生活回到从前之外，还应当体现出政府和社会对他见义勇为行为的褒扬。尤其在见义勇为行为日益成为社会稀缺资源之际，政府和社会及时有效地为他们消除后顾之忧和眼前之困，不让见义勇为者得不偿失、“流血又流泪”，就显得更为重要。 按照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凌华坤的见义勇为行为不仅不需要对犯罪嫌疑人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也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公安等相关机关的拖延回避都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对凌华坤的精神折磨，也是对社会正气的打击。同时，公安机关也应及时对事故进行定性，这样既可以明确责任，防止受害人的无理纠缠，避免在索赔上的狮子大开口，使问题陷于被动。即使依法该由凌华坤承担赔偿责任也不必回避，毕竟见义勇为也不是无条件的“免责牌”，而且也只有明确了责任，政府和社会才能及时启动和采取救助或捐助等措施来帮助凌华坤履行赔偿义务，从而给爱心付出以充分的补偿，避免让爱心受到误伤。 国家和社会鼓励和褒扬见义勇为的根本目的，一是避免公共利益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二是弘扬社会正气，维护正义。但前者是核心和基础，因为如果不能有效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见义勇为就失去了依据，弘扬社会正气也失去了依托。那么，能不能在维护部分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完全不顾其他人的合法权益，放任见义勇为行为对其他无辜公民的侵害呢?根据我国刑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刑法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都规定了“限度”，行政法也明确规定了比例原则，即使警察打击犯罪也不能无视无辜公民的合法权益。再说，以给其他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或巨大损害为代价的见义勇为行为，本身也背离见义勇为的目的和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凌华坤驾车追击到“来往车辆和行人较多”路段后仍紧追不舍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也有违背法律要求之嫌。 6.当事人送来锦旗感谢民警秉公执法，这本来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可2013年8月27日交警新城大队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的一条微博却希望“这样的锦旗越少越好”，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一个多月前的7月1 2日，交警新城大队辖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当天中午，一名60岁左右的老太太报警称，她被一辆716路公交车在金花路十字南侧挂倒受伤。老太太还将肇事的公交车车牌号提供给了民警。 事故科民警当天下午将当事双方约到了事故科。“就是他开车撞倒的我。”面对老太太的指认，716路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却感到很诧异。 老太太说当天中午，她骑自行车回家路过金花路十字南侧时，一辆同向行驶的716路公交车将她挂倒，造成右手指骨折，肇事后司机没有停车就直接开走了。而716路公交车的售票员却说，老太太是被一辆逆向行驶的三轮车挂倒的，当时出于好心，她还下车扶起了老太太。 是做好事反被诬告呢?还是肇事拒不承认呢?民警通过车辆痕迹和现场勘察走访判断情况为前者。但无论民警怎么解释，老太太仍一口咬定是公交车肇事。民警只好找来老太太的家属做工作，经过民警和家属耐心的询问劝导，老太太终于说出了实情。当时撞倒她的就是那辆三轮车，后来她担心三轮车主没钱给自己看病，所以就一口咬定是公交车。 事情很快就水落石出了，受伤的老太太也在民警的安排下到红会医院接受了治疗。 “这样的事，我们真的真的真的是不想再看到了。”面对无辜者送来的这面锦旗，8月27日交警新城大队官方微博上，民警写下了这样的感慨，“这些年经常见一些扶危济困反遭其诬告的新闻，如果英雄总是流血又流泪，还有谁敢仗义执言、挺身而出、见义勇为。人之初、性本善，存善心、行善事，这是文明社会应该有的，虽然上述的个案让人们心头蒙上阴影，但这并不代表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人与人之间需要信任，需要帮扶，我们呼唤更多的凡人善举，以后因这种事送来的锦旗，真的希望越少越好。” 7.法律对道德人心的改变或重建，往往生发于判罚个案、法治修改的细枝末节。如果说 “救人反被诬”的案例败坏了道德水源，那么让万千良善之人心冷齿寒的“小悦悦”事件，或许就是水源败坏酿造的苦果。 人们不得不承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处于矛盾的两面，一方面，社会公民教育鼓励我们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另一方面却是，农夫与蛇的悲情故事一再上演，助人为乐者反被诬为肇事者，被推上法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就这么被人砍了一刀，血还没冷，心已经死了。对匍匐在地的老人视而不见，对忍痛呻吟的儿童见死不救，不得不说，不少救助者被诬的故事，或也是让人们高高挂起的根源。 面对不同程度的道德问题，法律应该有所作为。在此之前，有媒体捕捉到见死不救的个案之后，社会上曾有一股强烈的用法律强制见义勇为的声音，试图以法律强力捆绑的方式去重建道德。但很显然，这种强制既不符合法治理性，也不符合道德重建自身的逻辑规律。我们更应将法治思维从捆绑、强制见义勇为转变成激励，从强迫制裁见死不救的行为，转变为替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兜底，防止诬告陷害去伤害社会道德人心，这其实也符合人们重建道德的期待。 在法律责任追究上，被救助人提出任何主张都应该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没有证据证明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依法由被救助人承担不利后果，实施见义勇为行为的救助者不需要自证无过错。但当前现实中已发生的诬告案中却往往是在救助人自证无过错后才得以摆脱被诬陷的。2013年7月初，广州军区某测绘大队下士小刘将一位晕倒在路边的老人送到医院，可老人亲属赶来后，却坚称小刘是肇事者。后来，经过小刘所在大队的走访调查，寻找目击证人，证实了小刘确属见义勇为。2013年8月底，在江苏如皋，一位称自己是见义勇为扶起了被撞倒的老人的巴士司机，被老人称是撞倒自己的肇事者。幸运的是，巴士上装载的摄像头记录了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这才为司机证明了清白。但不是所有见义勇为者都能如此幸运地找到证据自证无过错。见义勇为者“好人没好报”的结局寒了多少人的心，又冷却了多少人的热血。 “见义勇为，原本就是针对突发事件的一个突发性行为。即使见义勇为者有这个证据收集的法律意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在行为过程中收集证据。”南开大学法学专家向波说道。 避免被救助人随意诬告见义勇为者，防止见义勇为者陷人道德乃至法律困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英雄不该流血又流泪，走出道德滑坡的困境，重建道德，我们需要的就是能化解见义勇为风险的法治环境。 8.据媒体报道，近日，佳木斯市一名17岁的女孩儿出于好心，在路边遇到一名自称不舒服的孕妇后送其回家，谁知反而落入孕妇和其老公布置好的陷阱而被杀害。此事一出，网上热议者众，大多数人声讨犯罪嫌疑人之残忍无德；不少人为女孩儿如花生命的消逝愤愤不平、扼腕叹息；也有人重提当今社会“好人难做”。我们不得不反思，在鼓励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倡导良好社会风气的同时，如何确保自身的人身安全?这就需要加强安全教育，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 良好的安全教育，并不是让我们在别人的危难关头选择明哲保身，它应该是一种智慧，一种力量，能最大限度地帮助别人，并使得自身不受到伤害。反之，脱离了安全教育，盲目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势必会使我们不愿意看见的悲剧发生。关于“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给孩子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仅应该表达对见义勇为精神的赞美，更应该将渗透其中的安全教育知识传递给孩子。实际上，在暑假这个未成年人意外事故高发的时期，我们既能听到少年为救同伴而丧生的新闻，身边又有现实版的“司马光砸缸”正在上演，比如，有稚龄的孩童用竹竿、树枝等工具，迅速地搭救了落水的小伙伴。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见义勇为?答案不言而喻。 无疑，褒扬善良、热心、勇敢等美好品质，有助于社会正气的弘扬，那么又如何不让邪恶分子有机可乘呢?没有人身安全常识，缺乏自我防范意识，显然是不行的。在那名天使女孩被害之后，就有网友提出，假如女孩儿是送孕妇去医院而不是回家；假如女孩儿能送到门口不进家门；假如女孩儿不喝孕妇夫妇给的酸奶……许多个假如，如果成立，那么我们不愿看见的悲剧也许便能避免。 幸运的是，这一恶性事件已经引起一些人的思考，有网友支招说，比如遇到迷路的小孩，抱着垂危宠物求救的主人，看似不舒服的孕妇，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报警+联络家人+在足够热闹的地方等待+求医。”有社会学家建议，未成年人遇到无法辨清其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求助，千万要谨慎。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拨打120、110，借助警方和医院的力量来实行救助，这样既安全又能解决问题。 9.2013年5月11日上午，广东惠州市博罗县罗阳一中8名同班男同学相约在东江岸边烧烤，并下江玩水。据警方介绍，其间，一名男同学不小心滑入深水区，还在旁边玩水的3名同学见状赶紧手拉手去搭救，不料很快被冲入江中。随后另一名会水的同学下水救这4名同学，也被水吞没。 一名孩子溺水，3名不会游泳的同伴因为救人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名会游泳的同学因为救4名同学也被江水无情地吞没。在母亲节的前一天，5个妈妈都失去了家中唯一的儿子，如此悲剧令人心痛。然而在悲痛之余，我们是否也该反思：别再鼓励孩子们不顾危险，冒死救人了! 毫无疑问，在同伴落入江中面临生命危险的紧急时刻，果断伸出援手去施救，这样的精神值得肯定。但肯定归肯定，回到事件本身，救人的4个孩子中，有3个孩子连游泳都不会，以为手拉手救人就会增强安全性，却浑然不知这样做会造成更多人落水。对于这样的冒死救人行为，社会不应予以大力鼓励和提倡，更不能当做见义勇为的英雄来宣传、塑造典型。 社会需要正能量，但没必要拿孩子的生命作为代价，褒扬未成年人冒死救人的“见义勇为”，本身也是一种不尊重生命的行为。让孩子安全成长，让他们知道“手拉手救人更危险”，这比什么都重要。 10.2013年8月2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辽宁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草案)。条例删除了“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规定，称这一规定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相符，同时增加“鼓励采取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进行见义勇为”。 所谓见义勇为，就是人们对他人的突发性、紧急性遭遇有着敏感的反应能力，当他人需要正义行动的时候，人们能够挺身而出。由于见义勇为的收益是公共秩序和社会文明，因此，倡导见义勇为，就是在追求一种公共的价值理性。虽然见义勇为适用于全体社会成员，但不同的年龄结构、不同的社会化水平，必然导致人们对见义勇为的不同解读。对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社会化程度不高的未成年人来说，不分场合、不计后果、没有量力而行的见义勇为，往往会带给人们“悔之晚矣”的伤痛与遗憾。 见义勇为作为一种法律义务之外的社会责任担当行为，见义勇为不仅要求当事人具有美好的道德品质、充分的勇气，还要求当事人具备充足的体力、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素养。这一切，恰是未成年人所缺乏的。 因此，条例删除了“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是为了追求公共的价值理性；条例增加了 “鼓励采取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进行见义勇为”，是有区分性、差异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年龄区分”。毕竟，一个成熟的社会，要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避免过早地让孩子们去承担他们并不胜任的事情，尤其是避免他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传统观念里，见义勇为总是被置放在“道德高地”里。然而，控制见义勇为的安全风险， 压缩利他行为的成本，教会孩子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现代文明应有的尺度。救人的前提是学会“自救自护”，见义勇为的前提是当事人要有足够的行为能力，能够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再去帮助别人，这既是对价值理性的坚守，也是对未成年人的呵护。

二、给定材料　　　　西安70名民工讨不到工钱砸门窗，民警称"过激"认为做法不妥快过年了，民工们正在为连夜加班终于完成工程而欢呼，可"拿不到工钱"的消息却犹如晴天霹雳击碎了他们的喜悦。2002年2月10日，在西安一住宅小区，70多名民工因为拿不到工钱持械毁坏新楼。　　记者闻讯赶到现场，只见这幢新盖的住宅楼1～8层的窗玻璃均被砸坏，8楼以上的窗玻璃也有不少被砸碎。走进楼道，记者发现每个防盗门上都留下了被狠狠敲击后的痕迹，配电箱盖也被撬了。这些民工为何如此冲动?　　据了解，来自四川的包工头贾某承揽了该小区两幢楼的工程，同对方定下协议春节前交工一幢楼，并将另一幢楼2层封顶，完工后合同方即向贾某付施工费。经几天几夜连续施工，2楼终于封顶。可当贾某向建筑公司的负责人索要施工费时却被告知只能支付一部分，在交涉中双方发生冲突，贾某被打伤，对方最终只付给贾某2000元作为民工的生活费。当贾某带着伤回来后，愤怒的民工就采取了这一行动。　　事后，派出所先后出动两批民警才将正在砸窗的民工阻止住。民警说，民工们苦干一年却拿不到工钱，他们对此也很同情，但采取这种过激的方法并不利于解决问题。　　　　　　　　　　　　　还我工钱，我要回家　　2002年1月8日在深圳引起轰动的"塔吊讨薪事件"，是一起由单个暴力行为演化为群体非理智行为的事件。　　1月8日上午，来自四川的民工尹某等人开始爬上建筑工地的塔吊，讨要被老板拒绝支付的工资。尹某说，老板欠了他们100多万元的工资。在40米高的塔吊上，尹某等人在塔吊的长臂上，寻找一个支撑点，固定自己。他们在上面坚持了7个小时。尹某说，塔吊上风很大，很冷。警察赶来了，劳动部门也赶到现场，人们担心发生意外，劝说他们下来。　　晚上，回到借居的地方，老婆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他说："有事。"1月9日，尹某的老婆从报纸上知道了丈夫爬上塔吊要工钱，抱着尹某哭了："为什么这样做?"尹某说着就哭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他说他只希望"这样能够引起重视"。　　四川民工刘某是这群劳工的"头"，非理性事件后，他代表劳工和资方谈判，与政府劳动部门交涉。　　"能有别的办法，谁这样干啊?打官司我们根本耗不起时间，也没有钱。"他说。　　刘对非理智的讨债行为也表示"不妥"，他认为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他希望政府能够约束商人和出资方的行为。　　1月9日，"爬塔吊讨薪"事件落幕，在政府机构的干涉下，劳工拿到了工钱。　　与他们不同，深圳另外一家工厂的劳工企图"引起重视"的手段是阻塞国道。在广州市花都区劳工却割腕相逼。　　"劳工损失的是几个千万、几个亿的工资，但欠薪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顾问、权益保障部科长张友泉说。　　　　　　　　　　　　　　　粤北一老板拖欠民工工资引发2死1伤　　粤北韶关市浈江区一私营老板因拖欠民工工资而引发一宗惨案，造成二人死亡，一人重伤。　　案情显示，疑凶雷某，男，22岁，广西平乐县人。雷某于1999年开始在韶关市浈江区某私营斗车加工厂打工。2001年，老板杨某无故拖欠雷某工资人民币1300余元。　　2002年春节前夕，雷某因家人遭遇车祸急需用钱，多次向老板杨某追讨欠资，均被杨某以生意难做手头无钱为由而拒绝。为此，雷某曾写―下字条给杨某，声称如收不齐欠资就杀死老板全家。　　3月11日晚上十时许，雷某身藏尖刀闯入杨某家，再次哀求老板支付欠资，但杨某依然置之不理。气急了的雷某失去理智，突然拔出尖刀向杨某捅去，杨某当即倒在血泊中。其17岁的女儿见状欲电话报警，也被雷某刺中了心脏。杨妻从洗手间出来见状惊恐万分，本能地冲出门外逃命，也被雷某追上在背部刺了一刀。杨某及女儿当场死亡，而杨妻幸好未伤及要害，带伤跑到公安派出所报案，后被送到医院救治，得以保住性命。　　警方接报后出动了100多名警员围捕疑凶。雷某自知罪责难逃，在当晚11时10分左右，跑到案发现场附近的京广铁路线卧轨自杀。　　　　　　　　　　　　　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维权太难　　1997年就来京打工的王某为了节省车费，已经5年没有回家过春节，她就像把自己卖给这个城市了，逢年过节只要有钱就往家里寄，供两个弟弟上学。她住在三元大厦以北的太阳宫乡，那里像她这般年龄的外来妹还有很多。记者问老板是不是寻找各种借口克扣打工者的工资，她说那还有假?她就被扣过两次，算比较幸运的了，她表哥才惨呢，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包工头老是不给钱。"那他还干?""不干就永远没有钱，干了包工头还会给你点儿。再说，事儿也不好找，能管吃管住凑合一时吧。"　　王某说起她第一次讨要工钱的经历。"按你们的话说，是维权。"记者在她脸上几乎看到了嘲笑的表情。"我们的合同都不完整，他们(指厂方)让我们签合同时，我们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另一方是空白的。就这样，我们都不知告谁。就算当时知道空白合同不能签，也顾不上太多――当时我都三个月没找到工作了。"面对这种生存问题，法律的局限性可见一斑。　　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2004年6月5日上午，湖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了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精神，并传达了国务院同意湖南省对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建设中违法违规有关责任人所作出的严肃处理意见。　　2．2004年6月4日，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此前由建设部牵头对嘉禾拆迁事件所做的调查结论和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湖南省委常委会经研究决定，责成有关方面按规定程序撤销周余武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撤销李世栋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并依法撤销其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给予李水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引咎辞去中共嘉禾县委副书记、嘉禾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职务；给予中共嘉禾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贤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雷知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嘉禾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城关镇党委书记职务。对涉嫌触犯刑律人员的刑事责任，由司法机关调查后做出决定。对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的问题，将由有关部门继续调查处理。　　3．2004年6月4日当晚，获悉国务院处理决定后的拆迁户们心情十分激动，拆迁户李勇和其他人买来花炮庆祝。第二天，兴奋之情难以平抑的拆迁户们又每户集资 100元在县城里摆宴贺喜。“这再一次证明，党中央、国务院是和人民心连心的!”拆迁户李土亮说。　　4．2004年4月21日，嘉禾县政府对李会明房屋实施强制拆迁，县人民法院出动 200多人参与强拆行动。当天，李会明、李爱珍夫妇站在房顶上抵制拆迁，被警方拘留。 5月14日，县检察院向李湘柱下达“逮捕证”，称其父母李会明、李爱珍已被依法逮捕，罪名是“妨害公务”。此前，因未完成“四包”责任，李会明的儿子李湘柱被免除公职。5月25日上午，湖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派人赶到嘉禾，就3名拆迁户被逮捕一事展开调查。此后不久，纠正了当地错误拘留并逮捕拆迁户的做法。　　5．2004年4月26日，拆迁户陆贵生的父亲陆水德因“妨碍公务、暴力抗法”被拘留。“我父亲不过是代表老百姓反映拆迁中的问题，何罪之有?更何况商贸城拆迁本来就是不合法的，哪里来的妨碍公务、暴力抗法?”陆贵生说，“如果不是媒体曝光和调查组的介入，也许我父亲至今还在看守所”。　　6．据已披露的消息，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占地12万平方米，其所在位置是嘉禾县一类用地，商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每平方米为900元。但项目每平方米土地仅以808元成交，如此计算这片土地总价格为4808.576万元。而嘉禾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夏社民证实，真正上缴给县级财政仅63万元，相当于4800万元的1.3%。嘉禾县财政局一位官员透露，根据局里新近计算的一笔账：按之前的政策办，其中国土转让至少造成4000多万元流失；因珠泉商贸城项目的税收也是一笔固定数包年，至少造成上千万元税收流失。两者加起来已超过6000万元。　　7．嘉禾县珠泉商贸城是一个以商业营业用房为主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现已查明，嘉禾县在未进行规划项目定点的情况下，为开发商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先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再补办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续；在开发商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在缺乏拆迁计划、拆迁方案和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足额到位证明等要件的情况下，为拆迁人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在没有按规定程序举行听证的情况下，对11户被拆迁人下达强制拆迁执行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县委、县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进房屋拆迁，2003年12月份以来，先后对11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降职、调离原工作岗位到边远乡镇工作等错误处理，并错误拘捕李会明等3人。　　8．嘉禾拆迁中的问题经上访群众反映后，上级有关领导和部门曾多次责令纠正。但嘉禾县委、县政府对上报告已经进行了自查自纠，实际却继续加大行政介入力度。更为严重的是，在媒体对拆迁事件曝光后，嘉禾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知错不改，不能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提出“三不怕”，并以妨碍公务为由将先拘押的三名拒迁群众转捕，使矛盾激化，这严重地损害了群众利益，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9．李静原本是嘉禾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的一名护士。因为父母的房子建在开发商划定的拆迁范围内，2003年9月29日，她收到了嘉禾县人事局下发的珠泉商贸城拆迁户“四包”责任工作通知书。因未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10月份，她被停薪停职。湖南省政府、建设部联合调查组介入事件调查后，她于5月22日恢复原职。　　10．嘉禾县县委副书记童成功提到，整个项目从规划立项到实施拆迁的过程中，县里大大小小的会议总是“定性”的会议多，研究的会议少。往往是会议一开始就先将项目认定为“程序合法、手续到位、补偿合理”，剩下的就是要求下面“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坚决推进”。在嘉禾县党政领导的心目中，只要自己没有搞权钱交易、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底气就应当很足，腰板就应当很硬”。　　11．原嘉禾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公室副主任，在“拆迁事件”后受到处分的雷知先告诉记者，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竟合不合法。“连怀疑都不敢。”雷知先说，“我所想到的就是如何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如何做到政令畅通。谁知道最后的调查结果是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违法违规，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12．在整个商贸城项目的立项、规划、拆迁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严重违法违纪的行为，但整个嘉禾县党政领导班子中几乎听不到一丝“杂音”。正是在这种一片“叫好”声中，嘉禾县挂出了“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文革式”标语，推出了“四包两停”的拆迁“株连政策”。商贸城拆迁就像一列全速行驶的火车，刹不住车。　　13．“本指望政府搞商贸城项目能把周边地区的人气带旺，没想到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商贸城旁做小生意的周庆云本是商贸城二期工程的拆迁户。受市场兴旺的影响，周庆云家在原来市场旁边的11间门面，以前每间门面的月租金至少有500元，但现在守着一堆残砖剩瓦的半拉子拆迁工地，每个月100元都没人要了。周庆云说：“门面租金是我们全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让我怎么办?”　　14．拆了一半的商贸城也成了嘉禾县领导的一块心病。建设部和湖南省联合调查组的意见指出，“鉴于(珠泉商贸城)一期工程大部分房屋已经拆迁，为避免重大损失，保证被拆迁人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建议在完善现有规划方案，依法依规完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实施。”　　15．2004年7月24日，备受关注的湖南省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建设工程，已经重新启动。 三、申论要求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