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料 1．2006年2月5日是北京“大学生村官”报名的第一天，截至昨天17点，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的人数接近200人。工作人员表示，报名的热烈程度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据北京晨报报道，京外高校北京生源毕业生的报名共有4天，北京地区高校的报名者会更多。 据报道，北京“大学生村官”今年招收2000人。昨日的报名对象是京外高校的北京生源应届毕业生。 今年北京市将招聘2000名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村主任助理，对象是2006 届北京生源毕业生和北京地区普高非京生源本科以上毕业生。 从5日起到2月8日，北京市人事局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开始接受京外高校北京生源毕业生报名。 2．在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一提起13名女大学生“村官”，老少皆知。在该镇下属的13个村里，每个村都有一名女大学生担任村干部，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34岁，最小的23岁，既有在本省获得学士学位的本科生，也有从外地大学毕业后回到河南的大学生。 今年28岁的陈晓珂，原来在平顶山市做医药销售工作，收入颇丰。去年3月，听说市委选派大学生“村官”，她抱着刚刚出生6个月的孩子，来到闹店镇周营村担任村主任助理，过上两地分居的生活。 “对农村的贫穷，我印象太深刻了。年轻人对城市生活都很留恋，我也不例外。但一想到农村人才都流向城市，农村会越来越落后，我就觉得应该为农村发展做点事情。”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陈晓珂，一到村里就走家串户，了解村民的想法和实际困难，她从网上下载了科技种植资料，教村民种植食用菌，推广生态养殖，还在村里推广沼气池，解决村民的燃料问题。现在，村民的收入都比一年前有了明显增长。 与其他从小在农村长大的12位女“村官”相比，城市姑娘叶青青来到农村，更需要勇气。这位2003年从湖北荆门职业技术学院电气专业毕业，又专门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一年法律专业的漂亮姑娘告诉记者：“我从小一直没吃过苦，也不知道农村有多苦。我是在父母的鼓励下，决定到农村锻炼的。我想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尽到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对农村情况不熟悉的叶青青，刚到闹店镇刘集村任党支部副书记，就遇上村里为修建香石线高速路要动员部分村民拆迁的事。她知难而进，挨家挨户做解释工作，帮助村民消除顾虑，最终凭着以心换心的真诚赢得村民的信任和理解。 “女‘村官’工作细，善于发现问题，能及时找到问题症结，处理问题快。她们吃住在农村，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平顶山市委书记邓永俭这样评价这些女“村官”。 女“村官”为村民办实事，很快得到村民们的肯定和拥护。13名女大学生“村官”中的李爱玲，5月16日在闹店镇洼李村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以924票 当选为新一届村委会主任，得票率为91.8%，成为平顶山市目前惟一当选村 委会主任的女大学生。她还被团平顶山市委授予“平顶山新长征突击手”荣誉 称号。 其实，像李爱玲、叶青青、陈晓珂一样到农村的大学生，在河南省还有很多。从2002年起，为开辟大学毕业生就业新渠道，优化农村干部队伍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河南省先后在鹤壁市、平顶山市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 的试点工作。 截至目前，平顶山市2003年公开选拔了958名大学生“村官”到农村任 职，2004年又选拔1100名大学生“村官”，将于近日分派入村。在平顶山10个县(市、区)中，目前已有5个县(市、区)实现村村有大学生“村官”。平顶山 市委决定用3年时间使全市2628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都有1名大学生“村官”。 鹤壁市877个行政村，目前已有898名大学生“村官”分别在814个行政村任职，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92.8%。此外，商丘、驻马店等市也在积极实施大学 生“村官”计划。 据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介绍，河南省大学生“村官”的选拔标准，确定为 “年龄在35岁以下，．党政群机关、企事业单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工作人员或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以上毕业生，热爱农村工作，有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热情和信心，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作风务实，吃苦耐劳，乐于奉献。这种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给社会上一批有志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目前，河南省选拔的大学生”村官“中，大约有40%来自市、区、县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在职人员；60%左右是近几年大学毕业或通过自学取得学历后自谋职业 的灵活就业者，下乡当”村官“成为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选择。 3．2006年山东将选调1000名优秀大学生到农村工作! 省教育厅公布了一则让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心动的消息：有关部门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选调10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到省内各地农村工作。 据了解，选拔出的硕士生和本科生将全部到乡镇一级政府工作，担任乡镇长助理。而博士研究生在基层对口部门挂职锻炼一年后，将有机会被安排到市直综合部门工作。 4．石家庄市最近启动了”大学生村官“工程：积极创造工作条件，解除后顾之忧，吸引选拔年纪轻、素质高、能力强的大学生回本村担任村官，在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行动中建功立业。 5．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干部选拔难以走出”乡村“的圈子，村干部多数知识更新不快，缺少创新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后劲不足。针对这种现状，东海县大胆突破村级干部选用的常规模式，打破地域界限，提高学历层次，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从2002年开始，该县面向社会分四批公开选拔70名大中专毕业生到村任职。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1 D村是J县西部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传统村落，秦皇古驿道就从D村东西的两个阁楼穿村而过，自古以来为晋冀交接之通衢，交通便捷。村中现有文化遗产丰富，明清式民居、庙宇、阁楼、桥梁等尤为引人注目，有“三桥四阁七庙”之称。民俗活动多样且丰富，村中已申请到一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D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然而，在传统村落保护的实践过程中，D村实际上遭遇了诸多困境。 走进D村，在一座座深宅大院中穿梭，我们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沧桑，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千年古村的寂静和衰败。D村共有1280人，但事实上常住人口不会超过400人，而且基本上是老人和孩子，很少看到年轻人，孩子也都是学龄前的幼儿，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会被父母带到他们务工的城里或集镇去读书。D村多年前有一所小学连初中的学校，也曾书声琅琅，但现在，初中早已撤了，之后小学生也只剩几十人，2018年小学也被撤了。老人们大都是安静的坐着，村子近乎无声，偶尔电视里传出些声音，更让人觉得寂寞。老人们显然没有能力维护比他们更老的房子，外出的年轻人也没有兴趣回来修缮日益破败的祖居，所以村里经常会看到倾斜的墙壁、塌陷的屋顶和萋萋荒草。 虽然早在2016年就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但迟至2018年10月，成功竞标的承包公司才派出工程队进入D村展开古民居、古庙宇等古建筑的修复，并且被限期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的工程。然而，D村处于太行山区，气温相比平原地带更低，当地民众如果要盖房或修路往往不会选择在天气寒冷的冬季。工程队在这段时间施工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在寒冬来临之前加班加点，用两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三个月的工程量，否则一旦天气寒冷，要想抹墙盖瓦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修复保护过程中，许多古民居、古建筑被轻易拆除，遭到破坏的也不在少数。施工单位使用的材料、建筑修缮理念等采用城镇建设思路，修缮古建筑，几乎是从头到脚拆掉重建，木料构件和瓦当全被拆下随意丢在地上，柱梁一色是新木料，屋顶一律是“仿古”新瓦当和龙凤装饰，与其他各村修复过的古建筑几乎一个模子出来的。D村祠堂门口的几百年的石狮子施工过程中被砸成三块，文昌阁上原有一个栩栩如生、不知年月的魁星，在修复完成后居然不见了，这种不应该发生、无可弥补的损失实在令人痛惜。 在“项目下乡”的过程中，无论是村委还是当地民众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该项目是分离的，毕竟资金的下放并不是出自这里，这就容易导致地方话语权的缺失。无疑，这种话语权的缺失与不同的主体在传统村落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及角色分配有很大的关系。很明显，国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如果没有国家资金的注入，在古建筑的维修费用相对较高的事实面前，“经济理性”的当地民众并没有多大意愿投入大量资金对全村的古建筑进行修复。因此，他们也就任凭项目工程队根据外来设计院的设计标准乃至统一要求进行施工，但这种施工标准有时却容易忽视本地的特色，从而导致“保护性破坏”的意外后果。 另外，D村虽然现存的古建筑仍比较多，但并不连片成区，而是呈点状分布在村落的各个角落，这对于乡村旅游的开发来说自然是大受影响。此外，由于地处山区，受地形地势的影响，村中水资源非常匮乏。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依靠较为先进的机井技术才解决了日常生活用水问题，目前每户拥有一个容量20～50立方米的水窖，村庄在每年的两个时间点集中供水将家户中的水窖存满。因此，乡村旅游的开发受水资源影响特别大。 给定资料2 近年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投了不少钱，许多学校的硬件条件都有改善。但是，一些地方的乡村学校却频频出现教师流失严重、教师短缺等现象。 “在村小教书的这两年，我已经记不清被气哭多少回了。”说这话的，是在W山区一所乡村小学教书的罗燕。2015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后，罗燕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在罗燕的三年级课堂上，有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孩子一直走来走去，一会儿翻翻同学的书本，一会儿鼓捣课桌椅自得其乐，讲台上的罗燕则一脸平静，熟视无睹。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出手制止时，她苦笑着说：“他不吵不闹，已经算好的了。” 在罗燕之前，这个班已经有两位女老师先后被气走。“怎么气走的呢?上课时站在桌子上打闹，扯老师头发……”罗燕说，还有学生上课睡觉或者玩手机，一开始还管一管，后来就放弃了，因为“确实管不了”，只要课堂还能相对稳定些就行了。 “不仅管不了，也不敢管。”在西部一所乡镇中心校任教的范琴告诉记者，平时在管理学生过程中常常遭遇尴尬甚至惹来麻烦。比如有的学生比较沉迷手机，玩到很晚，白天上课基本睡觉，如果老师叫醒他，可能还会吃他一点“起床气”，跟老师顶嘴甚至骂老师都是常有的事。 中西部地区乡村学校学生多为留守儿童。以范琴所在的学校为例，留守儿童比例高达80％，这些家庭往往是爸爸妈妈外出打工，爷爷奶奶在家带孩子。有的老人溺爱孩子比较严重，甚至因此与学校发生冲突。范琴说，之前有个监考老师因为某个学生抄袭邻座的答案，就批评了他几句，哪知第二天他奶奶就来学校门口骂，说老师吓到孩子了之类的。自那以后，老师们都不太敢“多管闲事”了。 “这还不算什么，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家长的不理解、不配合。很多家长只知道让孩子饿不着冻不着，在学习和思想教育上，根本不上心。有孩子因为到亲戚家‘吃酒’不来上学，老师告知了家长，本想让家长了解一下，管一下，谁知家长却说老师多管闲事。隔壁班有个学生作业没做完，老师放学后就留他下来单独教。天快黑了担心他一个人不安全，还骑电动车送他回家。结果第二天他妈妈就来学校找这个老师，说她装模作样，平时上课怎么不好好教……结果这个老师痛哭一场，过完寒假就辞职了。”范琴无奈地说。 罗燕带的是三年级的数学和四年级的语文以及三四年级的其他副科。“我一个星期将近30个课时，还是班主任，每天从早读到放学排队都没法休息。”罗燕说，平时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备课。 “没办法，每年都有老师流失，人少课多，任务就重了。”罗燕所在学校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告诉记者，乡村学校条件差、待遇低，能留得住人就不错了，更别提上课的积极性了。 在乡村学校教了2年书后，“90后”的范琴正在犹豫要不要辞职。与留在城里当老师的大学同学相比，她每月只多了400元的农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由于家在外地，范琴平时住在中心小学的单身教师宿舍。 记者看到，她居住的教师宿舍楼是一栋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筒子楼，宿舍是10平方米不到的单间，屋内有一桌一椅和两张1米宽的硬板床，其中一张床用来摆放衣物和行李。夜里上厕所只能下楼去50米外的公共卫生间。“有次家里人来看我，看到这个条件都抹眼泪了，劝我回家换份工作。” 另外，在农村，购买生活用品、蔬菜等均不方便，水质也较差，没有经过科学的净化，都是直接饮用。大多数教师都是周六到镇上采买好一周的蔬菜和生活用品，周日再带去学校，但这样他们食用的蔬菜便很不新鲜，很不健康。有老师为了避免麻烦和省钱，向老乡们租一块土地或在学校的周围种菜，补贴一下家用。 此外，“读书无用论”在一些乡村盛行，不少人认为“当老师的工资还不如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多”，这让老师在一些高年级学生面前缺少威信，甚至被学生嘲笑。老师在缺少了尊严感的同时，也淡化了责任感。 给定资料3 当前，农村交通安全形势的严峻性，已经成了影响农村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为此，某市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以下是会议发言摘录： 专家A：近年来，我市实施“村村通”工程后，道路增长比较迅速，使交通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原来的泥巴路、砂子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但是，由于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大多数道路依山傍河，险、窄、陡、弯形成了农村公路的特点。而农村公路多数未列入交通部门的养护范畴，新建道路交通标志、防护墙、防护墩几乎是空白，交通标志标线不齐等问题也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道路两侧村庄、学校较多，安全隐患十分突出。 学者B：在农村，因受文化程度的影响，很多驾驶员无法通过严格的驾照考试，所以无证驾驶的情况较多，由于缺乏正规的学习和系统的培训，对交通法规、安全知识及具体的操作技能知之甚少，导致遇到险情时不能正确处置，从而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哪怕是有驾驶执照的人，也很少有机会参加交法知识的学习活动，导致平时守法观念差，开车只顾自己前行，丝毫不顾别人的安全，随意超速行驶、酒后驾驶、人货混装等严重影响安全的现象比比皆是。从农村发生的交通事故来看，我认为绝大多数就是因为违法驾车造成的。 人大代表c：政府的管理理念存在很大的问题，有明显的“重城镇、轻农村”的思想倾向，部署在城区的警力太多，农村交警中队配置根本不够，有的农村每个派出所只有一名民警负责交通安全，他们本来应付治安案件的任务已相当繁重，很难再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帮忙“打理”交通，这就导致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力量仍然十分薄弱，交通执法未能保持长期严管态势。而且总觉得交通管理工作是公安部门的事，缺乏必要的协调，以至于整体防控体系不能有效地形成。凡此种种，导致农村地区道路交通管理工作未能有很大的、明显的改观。 教授D：近几年来，我市农村机动车保有量急剧攀升，而且种类繁杂、质量参差不齐，与交通安全法相配套的法规很难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如对低速载货汽车、摩托车、电动车等车类在安全技术标准、行驶规则、违规处罚方面很难界定，管理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具体的交通安全管理日常执勤执法工作中，难以做到执法规范，在安全监管上也很难取得实效。 交警E：我们中队曾多次打击非客运车载客问题，但效果不容乐观，存在整治时好，过后又反弹的现象。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边远乡村的客运班次太少，甚至不通客车，非客运车辆成了农民唯一的代步工具，这也为非客运车辆提供了市场。有一次，我都准备下班了，发现部分群众还在聚首观望，我说天都快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他们竟然说“你们交警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边远山村的村民，早上搭乘农用车进城办货的，如果走路得走几个小时，必须得搭农用车回去。等我们交警下班了，农用车才敢搭他们。像这种情况，交警又能怎么样呢?在他们的心目中，交警才是真正的“车匪路霸”。 给定资料4 Y县江格镇兰村全村920户388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83户1254人，人均耕地面积1．34亩。Y县扶贫工作队入驻后，在发展二三产业上做文章，鼓励引导有手艺、懂经营的大户稳定创业、就业增收，指导村民改良工艺、提升技能，探索精准扶贫新模式，让农民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走向了脱贫致富的路子。 在兰村“乐家家具厂”生产车间，28岁的坤杜孜正熟练地干着木工活，几分钟后，一个外表光滑的家具构件就完成了。“在这里干活，不但离家近，挣得也挺多，一个月能拿2000多元的工资，我要通过自己的双手早日过上幸福生活。”坤杜孜高兴地说。 在最初的几天，工作队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兰村人均耕地面积有限，很难从农业耕作方面提升收入，引导帮助村民就近就业是快速增加收入的捷径。针对兰村人多地少、贫困人口多的实际，工作队千方百计寻找扶贫产业。经过深思熟虑，把目光投向了村里会制作家具的库迪来提。 兰村临近镇上的集市，交通便利，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商议决定，重点扶持库迪来提成立家具厂，形成规模，优先招用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帮助下，库迪来提成立了“乐家家具厂”，原料采用白杨木，进货渠道从农民手中收购，成本低、效益高。此外，工作队把示范培训班办到了“乐家家具厂”，鼓励和引导本村的有志青年在家门口就业。 “现在家具厂运营良好，生产的家具物美价廉深受附近乡镇百姓的喜爱，每月收入都可以突破2万元，6户贫困户通过打工，既学到了技术又根据计量有提成，每个月有1500～4000元的工资。”库迪来提介绍说。 兰村虽然自然条件较差，但拥有一定的地缘优势。在帮助库迪来提成立家具厂后，工作队又与村“两委”反复研究，决定结合地缘优势，成立一个规模化打馕合作社，培养致富带头人，带动其他贫困户抱团致富。通过反复考察，他们选中了善经营、有诚信，且学过三四年打馕技术的吐鲁洪。 工作队通过上门宣传、手把手算致富账，说服了吐鲁洪，他的“美丽人生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主要以制作和销售疙瘩馕、油馕为主，周围村民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馕王”。 在合作社工作的吐尔逊姑丽，身体残疾，家境困难，到打馕合作社上班后勤学好问，很快学会了打馕技术，现在每个月能拿到4000元的工资。像吐尔逊姑丽一样，在合作社上班的员工还有17人。 如今，已经成为合作社法人代表的吐鲁洪介绍说：“合作社成立以来，工作队主动与周边学校、食堂对接联系帮助找销路，我们每天可销售2500多个馕，每月的销售额在15万～20万元，并带动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今后，合作社还将招收15名贫困户家庭成员来工作，争取让更多的人富起来。” 走进村民吾麦尔的“家乡祖遗制毡”小作坊，院内挂着几张刚刚制好的羊毛毡子，工作间门口堆放着未加工的羊毛，七八名工人正忙得热火朝天。 “在工作队的建议和帮助下，我成立了这间手工制毡小作坊。每月都有2000～5000元的纯收入，既让祖传遗留的传统手艺得到继承，又带领乡亲们一起过上了好日子。”吾麦尔说。 早在驻村之初，工作队在入户走访摸底村民特长和培训就业意愿时发现，吾麦尔是古法制毡的传承人，但因缺场地、少资金、没销路，也只能在家偶尔抽出时间制作一部分。 “羊毛毡作为非遗项目，是少数民族家中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我们要想想办法让吾麦尔的祖遗技艺得到传承和发扬广大，同时，利用好这一传统技艺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得知情况后，工作队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商议，一起寻找合适场地、争取惠民资金、督促动工建设。很快，330平方米的彩钢棚搭起来了，10户家中耕地少、缺技术、需要照顾家庭的村民进入小作坊就业。在工作队的说服下，吾麦尔把祖遗手艺“拿出来”当起了师傅，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训他们学习制毡技术。一个月后，10余名贫困村民成功转型，成为这个小作坊的工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吾麦尔的“家乡祖遗制毡”小作坊每月销售额都在1．5万元左右。 “我现在每月有1500元的收入，对于我来说，已经很可观了。”在这里工作的贫困户托合提 动情地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工作队把我推荐到小作坊当学徒，我一定好好干，争取早点脱贫。” 每一滴汗水都能折射太阳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能照亮梦想的天空。工作队发挥致富带头人的引领作用，教育贫困户“经济上穷，思想上不能穷”，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实现扶贫与扶志共赢。目前，在工作队的引导支持下，兰村的家具厂、打馕店、制毡坊运行良好，形成了兰村自己的特色产业，就近就地解决了贫困户的就业和脱贫难题。

二、资料 1．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在7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胡锦涛指出，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 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 社会成员收人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字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O.45，如今国内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裕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50%。亚洲银行的2004 年报告说，中国必须每年创造1500万到2000万个新工作，以满足新进入市场的劳动力、下岗 职工及1亿50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力的工作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测算，如果按照2003年的低收入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 于882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3，目前还有8517万人口属贫困人口。若按 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 约900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1亿人，超过农村总人口的10%。 3．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和两极分化的出现，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生活拮据和困难的人群，缺乏足够的消费能力，造成社会的消费总量严重不足。产品的大量积 压，使得企业再生产难以为继，并使失业队伍不断扩大，就业更加艰难。农村分离出来的劳动 力无法进入城市并被城市“消化”，则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而富裕人群的消费不是量的 提高而是质的提升，他们对拉动内需的作用并不大。“脱离广大消费者购买力的产品在国内市 场造成越来越多的积压，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外需”。 4．“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整体贫富差距的主要源泉。”、“地区间税收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大于地区间GDP差距拉大的速度”……种种令人惊讶的结 论，从“公共财政改革与中国和谐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传出。 “以前我们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由城乡贫富差距造成的，但在2002年之后，我们发现，由 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以及农村中的富人和穷人涌进城市，城市内部收入差距 已经超过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整体贫富差距的主要源泉。”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张欣院长在“公共财政改革与中国和谐发展国际研讨会——税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圆桌对话”中发表上述言论。 学术界一致认为，有效的税收制度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目前我国税制只注重税收增加财 政收入的功能，忽略了其他功能，致使政府缺少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因此，必须通过改 革，使税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高培勇副所长说。 虽然个人所得税正在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但力度还不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王振中副所长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制订过于粗糙，不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目前个人所 得税法的修改仅仅是提高了征收基数，他建议可借鉴英国个人所得税在扣除项目方面的做法， 如增加抚养扣除、对残疾人的扣除以及捐款扣除等。 5．最新的调查统计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 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人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的家庭拥 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 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 6．城乡差距不仅表现为绝对差距，更表现为速度差距。以往谈到城乡差距，我们关注的往往是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实际上，比绝对差距更令人担忧的是速度差距：1997年以来，我国 农民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3.8%，城市居民为7.8%，前者不到后者的一半。专家估计，按农村 高于城市1个百分点收入增幅计算，需要65·年才可消灭城乡差距。 7．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它讲求效率。然而，市场的残酷竞争导致了贫富分化，何况，由于中国处在转型中，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并不都是市场甄别的结果，还有 些是制度不完善造成的，这就需要政府通过税收和财政杠杆进行调节，实行第二次分配。政府 的第二次分配追求公平。然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同时政府还需要兼顾和平衡各个 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比如过高的所得税将会影响效率，降低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故政 府第二次分配的阻力与难度可想而知，第二次分配远远不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而基 于民间自愿捐赠设置社会基金实现的第三次分配将可能大有作为。 8．今天的中国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不仅穷人觉得不公平，富人也觉得不公平，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像拉丁美洲，虽然穷人觉得不公平，但富人们觉得挺好的，一下子能 搞到那么多的财产。但在中国却恰恰相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过去的25年里，政府在人们怎么致富、致富的程序以及致 富以后财富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上的相关法律和程序都还没有跟上。我们不能说中国所有的 富人都是坏人，但至少国内的老百姓在他们的生活经验中发现，很多快速致富的人都不是正正 当当地按照纸面上的法律和政策致富的，他们往往是靠着特殊的关系、特殊的门路甚至是腐败 和犯罪的方式富起来的。这让那些没有富起来的人觉得非常地不公平，而那些富起来的人也 觉得非常地不牢靠。如果把中国的富人群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过去的25 年里，中国致富最快的人通常是做这样三件事情：一是玩房地产，二是玩金融，三就是玩特殊的 关系。这三个领域恰恰是中国腐败和经济犯罪最集中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发了财的 人心里不踏实。 9．我国经济转轨中社会公平难以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政府转型的滞后。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既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需求，又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贫 富两极分化的重要保证。 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造成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老百姓从GDP增长中获益的份额在降低，1978～2003年全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7%下降到11.4%。此外，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GDP增长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经济连续25年快速增长，而财政投资公共医疗的幅度却没有相 应增加。不适当的医疗市场化使一些低收入者买不起药，看不起病。目前，教育的矛盾也比较 突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2000年时占GDP的2.3%，改革开放25年来，平均是2%。 这些年，各级地方政府在抓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同于建立一 个“经济建设型政府”。这会使政府既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造成政府不 断地与民争利，破坏公平的原则。主要表现在：部门利益化的倾向、趋势在扩展；权钱交易和腐 败的趋势在扩展；进一步形成低效率的国有资产，挤出了一部分有活力的民间投资；市场经济 条件下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缺失。 10．社会财富增长的最大化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化相统一，是实现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要求。而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就是主动调节分配制度，切实提高中等收入阶 层在全社会人口结构中的比重，使收入分配的金字塔形变为橄榄球形。提高中等阶层的经济 利益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提高银行利率调整金融市场的分配机制；建立并完善财富统计制 度，在此基础上正确进行财产征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过程中的杠杆作用等等。 我国社会的发展，需要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 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 11．“贫富差距、分配不公”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最快的地区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贫富差距的拉大，造成社会 的不稳定，目前，全国13亿人口，却有23.6万的人占有的财富超过了9690亿美元。而2003 年中国的GDP是1.4万亿美元。财源控制在少数人手中，国家很难进行宏观调控，集中财力 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是国家金融管理和调控也十分“头疼”的，造成物价飞速上涨，市场起伏 动荡，许多产业因为缺乏资金陷于停滞，给众多的人在生活、生产、生存上带来巨大的危机，诱 发社会的不稳定。 李永海说，“贫富差距是很可怕的，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调整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他建议，要特别重视保护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 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标准。借鉴国外经验，利用高额税收作为杠杆进行调解，这是其一；要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扶持和政策倾斜，鼓动财团大规模投资开发，拉动巨额资金运转，促 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政府应大力弘扬爱我中华的奉献精神，积极引导财团奉献社会、回 报国家，这是其二；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特别是产业的投入和技术帮助，增强造血功能；加 大基础设施的投入，营造投资环境，以便筑巢引凤，这是其三。由政府牵头形成贫富结对帮扶， 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财政、社会保障及素质教育的投入。当然还有许多办法有待于探讨和 实施。 12．河北省统计局分析预测，未来5年，职工工资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从业者的工资水平差距将持续扩大。 统计显示，“十五”期间，全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13.53%。工资水平的 差距正在持续扩大：2004年，省内11个设区市问差距明显扩大，最低与最高相差5086元；不 同行业间工资水平相差悬殊，高低相差18115元。据介绍，“十一五”期间，预计全省工资水平 稳步提高的同时，省内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单位间、不同行业间的工资水平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态势。 13．扩大就业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解决好就业问题，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 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重视大学毕业生就业，进一步维护农民工合法 权益，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 1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实际上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反映。农民从事的是传统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仅能维持生计；城镇居民从事的是现代制造业、信息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高，职工能够得到较高的工资收入。 正确的政策思路有两条：一是把传统产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收 入水平；二是将传统产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现代产业中去，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 水平。现在的问题是，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产业的速度不理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遇到 了一些困难。 15．机会平等被看作是实现社会收入公平的根本途径，这种源于现代福利经济学的观点，把社会成员的经济平等规定为机会平等和结果的公平。机会平等的意思是，所有具有工作能 力的人，其就业、投资、职务升迁、赚钱盈利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作为竞争主体他们都处在同一 条起跑线上。结果的公平指个人的努力与所得的对称。一个人只要有能力，勤奋努力，抓住机 会，就可以从低收入者进入高收入者行列，所以机会平等可以促进结果的收入公平。机会平等 意味着对身份特权的否定、对财产权的有效保护、对未来均等机会的开放。 16．“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实现二零一零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二零零 零年翻一番；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 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耕地减少过多状况得到有效控制；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开放型经济达 到新水平，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城镇就业岗位持续增加，社会保障体 系比较健全，贫困人口继续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普遍提高，价格总水平基本稳 定，居住、交通、教育、文化、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条件有较大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 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建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 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审计工作报告》指出：审计淮河流域安徽、河南、江苏14个灾区县的救灾资金，发现一些地方虚报套取、甚至挪用私分的问题比较严重。有9个县采取重报、多报移民迁建户数等手法，套取灾区群众建房补助资金1.36亿元，占 9县迁建补偿资金总额的19%。安徽省霍邱县降低上级补助标准，克扣1804户灾区群众的建房资金360万元。阜南县3个乡镇的17名干部弄虚作假，骗取并私分国家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20万元，严重侵害农民利益。 2．2003年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淮河流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灾后，党中央、国务院首次在安徽省实施行蓄洪区运用补偿工作。截至2004年2月，中央下达安徽省的各项救灾补助资金已陆续到位。 3．2003年汛期安徽省从沿淮的12处行蓄洪区转移23万人，同年9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按当时实际淹没的耕地面积40万亩向国家申报午季收成损失补偿资金11200万元，其中中央补助70%。截至2004年4月16日，安徽省财政厅按受损面积16.27万亩下拨秋季补偿资金 4556.4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偿3189.49万元。但安徽省财政厅对余下的23.73万亩则不再补偿。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这样表述：“23.73万亩因(安徽)省里采取措施加快排涝，已经种上小麦的耕地不再补偿。尚余6634.58万元(中央财政4650.51万元)补偿资金沉淀在省财政。”审计报告中提出：“为发挥其资金的作用，安徽省人民政府应当向原申报单位作专题报告，妥善处理。”但安徽省并没有对这6000多万元沉淀资金的用途进行说明。 4．霍邱、怀远、阜南经安徽省补偿办同意，将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同时又发包给农民个人承包的非计税耕地列入补偿范围，共上报非计税农作物损失48788.59亩，获取补偿资金 1809.38万元。与此同时，上述三县经安徽省补偿办同意，将13394.74亩意杨、杞柳等非经济林视同经济林损失予以申报，获取补偿资金623.68万元。霍邱；阜南两县根据省补偿办的同意，将不符合补偿条件的水产养殖损失206561.46亩予以申报，获取补偿资金4100.04万元。审计组统计，安徽省补偿办开了政策口子，全省共超范围申报蓄滞洪补偿资金6533.1万元。 5．安徽怀远县常坟镇涧口村有村民称7名村干部在领取蓄滞洪区资金补偿时，虚报147.7亩受灾田亩，领取并截留了5万多元补偿资金。目前，涧口村村支书孙林坤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副书记兼会计则受到了开除处分。 6．安徽省阜南县部分乡镇为了争取蓄滞洪补偿资金，制作了一些以前年度的虚假承包合同，补偿资金到位后，借机收取了部分承包费。张寨镇6个行政村按每亩每年20元从农户手中补收了2001年到2003年三年的非计税耕地承包费79795元，用于各村的经费开支。 7．阜南县张寨镇王新村在蓄滞洪区实际有245.2亩耕地，在蓄滞洪补偿申报过程中，王新村各生产组分别以人均0.4亩至0.8亩统计申报，全村共申报698.2亩水稻损失，虚报了453亩，获取了补偿资金20.3万元。在阜南县，除了这种以集体名义虚报损失获取补偿资金的，有一些干部以个人名义虚报损失获取补助。曹集镇财政所长、补偿办主任张后起虚报杨树损失 250亩，获取国家蓄滞洪补偿款99500元。 8．在阜南县曹集镇任郢村，共有计税土地2209.06亩，2003年，村委会与4个村民签订了 4份土地转包合同书，将该村的1351亩计税耕地转包给他们种植杨树。2003年蓄洪后，任郢村申报计税农作物水毁损失2209.01亩。同时又将1351亩的杨树林申报水毁损失，按豆类农作物损失补偿标准每亩397元标准计算，共获取补偿资金53.63万元。 9．霍邱县将非因蓄滞洪造成的损失也列入申报补偿范围，多申领了补偿资金652.37万元，在审计署南京特派办审计的时候，霍邱县已上缴六安市财政186.35万元。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我国现有农业人口的素质偏低，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问题，导致农村的科技受体承受能力极差，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人口不断增加，但耕地却在不断减少，现人均耕地只有约世界人均水平的1/3，导致人多地少与粮食要求不断提高的矛盾。因此决定了农村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投入，科技兴农成为必然选择。粮食增产由传统的土地依赖型转变为科技依赖型，势必要有一支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作为保证，但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过低，已成为农业发展的障碍。目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占3.4%，受过中等教育的占0.13%，而未经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在农村中15岁～40岁的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占22. 5%，小学文化占45.4%，初中占24.76%，高中和中专占0.73%，大专以上仅占0.08%。从整体看，农民是一个知识贫困群体，而农业则是我国人才资源最为缺乏的产业。现全国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 060.5万人，其中农林专业仅有80.4万人，占2.6%；我国农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1:10 000，而发达国家则是3:1 000～1:250；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而其他行业专业技术人才却占本行业劳动力的17.26%，比农业高出23倍。农村乡镇企业人才也十分缺乏，曾占全国生产总值30%的乡镇企业却只占人才总量的7.3%，人才缺乏成为制约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发达国家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村人口的比例是1:100，而我国则是1:1200，由于农村工作条件艰苦，又缺乏激励和管理机制，致使很多农业学术带头人和项目负责人不能在农村扎根工作。 2．日前，北京市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根据《意见》精神，北京市鼓励城区人才向农村转移辐射，对农村急需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专业人才，组织部、人事部将优先办理人才引进手续。有北京“人才绿卡”之称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相关政策的适用范围，将扩大到农业和农村急需的专业人才。 3．《时代潮》载，按照“党管人才、管好人才、用好人才”的原则，涞水县积极采取措施，扎实推进人才资源的开发和优化配置工作，在农村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该县采取组织部门“主管”，人才所在村党支部“协管”，乡镇党委、涉农各部门“配合”的“三位一体”管理体制。积极发动，精心组织，在人才使用上求实效。建立健全农技推广服务网络。各乡镇选派一名得力的农技干部、2名“双带”村干部和3名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组成“农业科技快车”，深入到田间地头进行科技帮扶，发放宣传资料，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解决疑难问题。鼓励专业技术人才相互之间以技术、资金人股等形式联营，整合资源，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不断扩大规模，增强影响力和辐射力。同时大力宣传农村科技致富典型，营造学科技、用科技的良好氛围，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科技致富的积极性，推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步伐。 4．长兴县与德国富尔达BBZ职业培训中心近日启动了为期10年的合作办学协议，目标是“3年内打造长三角一流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工程也开始实施。这标志着长兴县面向新农村建设人才为主题的“新农村人才配套工程”战略全面启动，这项战略包括针对现代农村实用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开发和人才回乡创业：三大区块的内容，它的实施将为长兴县全面实施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加快了对农村实用人才的系统性开发力度。今年长兴县在以往农民培训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计划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增量10%，其中种养人才递增7%、经营人才递增25%。该县今年又强化了“内育外引”工作机制，重点完善“乡土人才”评价机制，为蕴藏在广大农村的“行家里手”建立一个发挥技能的平台，让这些“本土技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新作用。 建立健全培养基地，实施高技能人才开发计划，是长兴县在壮大县域民营经济，培养大批创新、创业型人才，助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过程中，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人才战略中的又一手抓。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大背景，近年来长兴县对全县职教资源进行整合，由政府和民间资本联办的5所职业学校和8所乡镇成校联动，达到了技能人才在校生存量10000人，其中80%以上来自农村；向“长三角”大中城市输送技能人才10000多人。 出台激励政策和措施，加快吸纳长兴籍大学生回乡工作，为农村人才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实施大学生回乡创业计划成为长兴县为新农村建设输送人才的又一新举措。目前，该县已启动长兴籍大学生到行政村、农村学校工作的选拔工作，通过在人才网设立“大学生回乡创业”专栏，开展主题宣传，并选择长兴籍大学生相对集中的高校，精心组织专场推介、招聘活动。今年该县计划吸纳650名以上大学生到乡镇和农村基层工作，将推出一批乡镇、农口系统专业技术岗位，联系一批相关专业的重点院校，落实一批研究生到乡镇、部门挂职。 5．为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根据市里统一安排，近日，共青团槐荫区委选派了3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到段店镇宋庄、吴家堡西堡村和东堡村担任村团支部副书记，进行为一年的志愿服务，进一步加强了村级团组织建设，为农村发展输送了人力资源。 3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基层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得到了基层群众的广泛欢迎。志愿者们也纷纷表示：在一年的志愿服务中，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基层服务，珍惜机会，锻炼自己，不辜负基层群众的关心和期望! 6．烟台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日前发布实施《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将农村干部、生产能手、经营人才、能工巧匠和农商业者等纳入农村实用人才队伍范畴。根据规划，5午后，全市农村实用人才将达到32万人，占农业人口比例升至9%。 大学生农村创业，户口可留可迁。为鼓励人才到农村创业，烟台市将启动“万名人才下农村”活动。凡到农村创办科技示范基地，承包租赁试验田、山林、乡镇企业，开展科研开发；技术引进和科技成果转化，兴办各类经济实体，在市场准入、立项审批、税费优惠、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等方面，享受按国家有关政策给予的优惠和支持。对到农村创业、就业的大中专(含技校)毕业生，户口可留在原籍或根据本人意愿迁往就业所在地，来去自由，有关机构免费提供人事代理服务。对到县以下农业一线工作的大中专(含技校)毕业生，可提前执行转正定级工资，高定一档工资标准。 城镇技术人员，报职称要看支农。根据《意见》，烟台市将实施“轮换式”智力支农。凡申报农业技术推广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必须在任期内推广一项新技术，联系一个科技示范户；申报农业技术推广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必须在任期内推广两项以上新技术，联系一个科技示范村。城镇中小学教师申报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一般应在农村学校教育支农一年以上。城镇卫生技术人员在农村卫生机构参加卫生支农工作一年以上者，在申报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优先晋升。 基层农技人员，评职称给倾斜政策。烟台市将实施人才培养工程：市级培养1 000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实用人才，县级培养10 000名农村致富带头人，镇、村级培养 100 000名农民企业家、农民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 烟台市还将完善农村实用人才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鉴定制度，定期评鉴选拔人才。在专业技术评聘中，对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申报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在学历等方面给予倾斜政策。 7．竹溪县针对农村实用人才缺乏、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不高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以服务“三农”为立足点，把建设一支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农村乡土人才队伍作为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创新项目抓紧抓实，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截止目前，全县各类人才总量已达到20 025人，其中农村乡土拔尖人才11 971名，其中省管乡土拔尖人才4名，市管乡土拔尖人才42名，县管乡土拔尖人才11 925名。 一是强化思想教育，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各乡镇党委积极组织农村致富能人参加村(社区)党支部活动，先后有1 000余名致富能人参加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听党课以及党内其他活动，让他们直接了解和熟悉党内生活。村党组织对表现优秀的人员，指定一名正式党员进行联系教育，积极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在致富能人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后，实行定期汇报思想制度，进一步提高其政治觉悟，端正入党动机。目前，全县，已有1 120名农村致富能人加入了党组织。 二是狠抓技能培训，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各乡镇以基层党校、农校为培训阵地，按农时需要，分期分批集中举办农村党员短期实用技术培训班；同时依托县委党校、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和县职教中心，选派村骨干党员进行专业培训。目前，全县农村已有7000余名党员掌握了一门以上实用技术，1 000余名党员取得了初级技术职称。县委党校通过与华中农业大学联合举办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专科函授班，重点学习茶叶、魔芋的栽培、管理、加工技术，为全县茶叶、魔芋等支柱产业培养了近100名骨干人才。近年来，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在龙王垭茶场和前进茶场建立了2个人才培训基地，聘请了89名专兼职教师，定期对农村乡土人才进行集中培训。2003年分别在龙王垭茶场和前进茶场举办了2期农业产业化知识培训班，重点进行茶叶生产加工技术培训，培训300余人。在此基础上，投资90多万元，建立了15个乡镇培训基地，累计培训8 000余人次。 三是提高管理水平，把党员致富标兵培养成村干部。全县按每村2名～3名的要求，确定了700余名党性观念强、懂实用技术、有较好经济基础：的党员致富标兵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对象，安排有较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村干部作为培养对象的帮带人，进行定向联系帮助，并积极组织他们参加村上的各种日常活动，让其承担一定的工作，促使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同时，各乡镇对培养成熟的党员致富标兵，根据村班子的需要，按规定程序及时任用。目前，全县已先后选拔了300余名党员致富标兵进入村级班子，其中有179名任村主要干部。 四是发挥示范作用，把村干部培养成致富带头人。县委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村干部通过领办企业、兴办科技示范园、创办服务业等多种形式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并把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的水平和效果与其待遇挂钩，实行目标责任制，定期考核奖惩。全县涌现出了一批群众致富带头人，共兴办村级民营企业100余家，带动了村办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县河镇青年农民柯某，先后学习掌握了生猪养殖和茶叶种植加工技术，是当地有名的农村能人，在2002年村委会换届“海选”中担任新一届村主任后，带领群众走茶叶兴村富民之路，使村集体经济得到跨越式发展，2003．年“七一”，他被十堰市委授予“十佳富民型村干部”称号。 8．上海把新郊区新农村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全市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统筹协调中心城区；郊区、农村的人才资源积累和人才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1)推动人才资源向农村集聚。采取多种手段将城市人才资源引向农村。鼓励各类优秀人才、退休高级专家等专业技术人才积极参与新城、新镇、新农村建设。(2)开发农村专业技术人才。在吸引各类人才向农村集聚的同时，积极重视稳定和开发农村本地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将以发展种源农业、装备农业、数字农业为重点，依托农业研发中心；现代农业园区等，加大农业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集聚，大力推进科技强农；以发展郊区金融业、中介服务业为重点，加大文化、旅游、房产、物流、社区服务等服务业人才培养集聚的力度。同时，围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和农民增收，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大力发展郊区(县)农业科技职业教育和农村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3)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改革郊区、农村基层干部任用机制，将郊区、乡镇级后备干部先放到村级任职。(4)大力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加大乡镇文化馆、图书馆和乡村文化站、文化室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郊区、乡村，组织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 9．目前，浙江省科技创新和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科技推广能力比较弱，不能满足农民对农业适用技术的迫切需求，农村特别需要有一批“土专家”、“土秀才”、“土能人”等乡土人才。据对浙江省松阳县的调查发现，农村乡土人才队伍还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的乡土人才数比例偏低。在松阳县的226名乡土人才中，平原乡镇人数明显多于山区半山区乡镇，8个平原乡镇有128名，占乡土人才总数的56.6%，乡土人才与劳动力比例为1:287；12个山区半山区乡镇只有98名，占乡土人才总数的 43.4%，乡土人才与劳动力比例为1:362。 二是乡土人才文化层次普遍较低。该县226名乡土人才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70.8%，文化程度低，知识面不广，理解能力不强，是其共同特点。 三是乡土人才专业学历人才比例偏低。该县226名乡土人才中，进过职技校、农广校、农函大等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培训学习的人数仅为19名，占总人数的7.8%，其中有几名还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初中毕业生。 10．黑龙江省计划从2004年起，用3年～5年时间，每年选派1 000名左右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该省农村一线从事为期两年的党务或行政工作，同时还要选派一定数量的毕业生到村小学担任副校长，以全面提升该省农村工作水平。 在黑龙江省的三万多村级干部中，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只占5%，初中文化水平的约占 60%。为了更好地为农村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黑龙扛省把“村村大学生行动计划”列为“十项利民行动”的33个重点推进项目之一。为了让这些大中专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回得来，黑龙江省决定，凡参加支持农村建设的志愿者，除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外，另外还享受一些政策待遇。到农村工作的志愿者不开具就业报到证，在农村工作两年期间，给予一定生活补贴，每人每月600元，年交通补助400元，两年志愿服务期满后，根据工作去向开具就业报到证，其中，对志愿扎根农村工作的一次性发给安家费两万元。根据志愿者本人要求保留户口和档案的存放机构，服务期满落实工作单位后，公安机关、人事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对符合保送研究生基本条件的，可优先考虑，并保留学籍，待服务期满后，回学校攻读学位。对服务期满的专科生志愿者可参加当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并给予20分政策照顾。对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有困难的志愿者，学校可为其办理暂缓偿还手续，服务期满志愿扎根农村工作的，可全额免除国家助学贷款。对欠缴学费的特困生志愿者，高校要适当减免学费。服务期满两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可通过考试方式录用为公务员，志愿扎根农村工作的，给予行政副科级职级待遇。 11．5月12日，湘阴县从湖南省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特邀5位高级农业专家下到该县三塘镇、杨林寨乡开展为期两天的“科技下乡、智力支农”活动，深受农民朋友的欢迎。 湘阴既是全国粮食生产销售百强县和全国发展瘦肉型猪基地县，又是全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先进县。全省免征农业税后，农民种粮、种棉、种藠和养猪、养鱼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农民苦于缺乏技术，生产成本大，纯利不高。该县县委、县政府急农民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由人事局牵头，联合农业、科协、移民等部门，为求知若渴的农民“雪中送炭”。他们通过与省市人事部门联系，特邀了省城5位知名农业专家，兵分两路下到该县三塘镇、杨林寨乡讲学授课，传播藠头、棉花、蔬菜种植、栽培及病虫防治等知识，下到田间地头和猪圈手把手教给农民种粮、种棉、种藠和养猪、养鱼的技术。 两天来，省农业专家还给农民朋友免费赠送农业生产技术资料和科技书籍2 100多册，参观了湘阴的藠头、茶叶、生猪和生态优质稻基地，并与县乡领导座谈讨论，为湘阴农业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12．在“大学生村官”的报名现场，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来报名的北京生源、外地院校的大学生，听听他们怎么看待此次“特殊”的招聘。 甲(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我来自平谷区，是城区人，对我来说；到农村去当“村官”是个机会。我今年才21岁，太年轻了，缺的东西很多，到农村去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虽然没在农村呆过，但我觉得应该能适应那里的环境，能来这里报名就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有信心! 乙(华南农业大学)：对农村，我很熟悉，因为我家就在顺义区的农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当“大学生村官”只有3年时间，我去的主要目的是想锻炼一下，多增加一些社会经验，毕竟一直在学校。虽然这次招聘开出的薪金条件并不太高，但我还是愿意去。因为，三年后，我可以在考公务员方面占得一些先机。 丙(齐齐哈尔大学)：我学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化工工程与工艺，一个是工商管理。可能在农村，这两个专业都不大能用得上，但我并不担心，因为自己肯定会在经验和能力上有所增长。当“村官”这个选择，对今后的择业也有好处，对考研、考公务员都有好处。现在本科生太多了，找到如意的工作很困难，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去农村干几年，没准就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了，换句话讲，有利于我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13．专家指出，近日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鼓励大学毕业生当“村官”的政策，将“大学生”和“村官”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是人才培养和锻炼的新模式。人才培养要靠实践来磨练。我们一面强调大学毕业生要下基层锻炼，但却始终拿不出有效举措吸引莘莘学子奔向基层。靠政治动员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与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相去甚远；完全靠市场驱动，农村似乎又缺乏一定的吸引力。北京等地的做法显然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千方面，采用公开报名、自愿选择的方式，通过农村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机遇吸引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当“村官”，冲破传统身份、城乡、地域等人才壁垒，解决了大学毕业生的后顾之忧。在此，市场和政府这两方面的作用相得益彰。 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举措；建设新农村，人才是关键。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成为人才的“洼地”，人才似乎只有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鼓励大学毕业生当“村官”，正是搭建农村人才“高地”、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举措。对大学生来讲，在面临就业压力、人才闲置和浪费的情况下，到广大农村放手一搏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选择。 14．对“大学生村干部计划”本身，25%的人认为会解决困扰我们国家发展的三农问题，50%的人认为是给大学生创造接近农村的机会，解决大学生就业。 15．陈章良说；“选拔大学生‘村官’，是高校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之一。”建设新农村，人才是关键。但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各种农业人才、科技人才、经营人才却异常缺乏。现在我国每7 000亩土地只有1名农技人员，每7 000头牲畜只有1名兽医人员，每万亩森林仅有0.53个林业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1:10 000，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低、掌握一定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16．经过了几天镇上的集中培训，首批大学生村官昨天进村正式开始工作。来到乡间地头，看到塑料大棚，学生们平静而严肃，“要做的事情挺多，我们首先是熟悉情况”。面对新来的大学生，村领导很实在：“你要是扎根来的，我一百一欢迎；你要是来镀金的，我不要!” 三、申论要求

1.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但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中科院测算，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这种浪费型发展模式使煤、电、油、运“荒”声一片。2004年，国家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但资源瓶颈问题依然突出。“宏观调控的基础还不巩固，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极有可能反弹，煤、电、油、运依然紧张。l、2月份，电力增长12％，但是却有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发生拉闸限电现象。” “瓶颈”待破，直面资源供给现状，中国需要彻底转变发展模式，把节约放在首位，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否则可持续发展将成空谈。 2．新华网湖南频道2005年8月23日电(记者陈澎)能源紧缺、能源利用效率低、煤炭工业脆弱、电力安全供应面临难题，湖南省一些行业和部门的专家认为，湖南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都面临能源瓶颈制约。 3．全国人大代表、上海高桥石化公司党委书记何德先指出，2004年我国的石油净进口量超过了1亿吨，对外依存度超过了40％，加紧制定适宜的我国能源战略，愈加凸显其重要性，在制定能源战略中，如何确定我国2020年的能源消费结构，是一个重要环节。 4．中新网2005年7月8日电最新一期《嘹望》周刊刊载文章称，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27日进行的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为“国际能源资源形势和中国能源资源战略。”在这次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胡锦涛表示，能源资源问题是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200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为13亿吨标准煤，按2000年现值计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为1.45吨标准煤，充分考虑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节能降耗等措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按年均3.5-4％降低测算，到2020年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约为0.64-0.71吨标准煤，届时全国共需能源消费22-25亿标准煤，比2000年增加约9-12亿吨标准煤，这个增加量是相当大的。因此，搞好能源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5．当我国已成为煤炭、钢铁、石油、电力消费大国后，主要能源和初级产品的供求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电荒”、”煤荒”、”油荒”接踵而至。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将何去何从? 6．2005年6月30日，国务院批准了我国能源20年战略规划的基本方向。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方针是节能优先，效率为本，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立足国内，开拓国外，统筹城乡，合理布局，依靠科技，创新体制，保护环境，保障安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稳定、经济和清洁的能源保障，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利用，支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今后我们20年能源发展总的方针，所以这次编制能源规划的立足点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是建立在全民节能，建立节能型节约型社会的基础上。如果不能实现科学发展观，不能全面节能，全社会节能，这样一个能源规划是起不了作用的，所以节能优先放在第一位。 7．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 8．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到2020年，要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便是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保障能源供给也有很大的困难。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为了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供给的压力，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9．马凯在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说，当前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水、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形势日益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显得尤为重要、迫切。 马凯说，必须对这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进行根本的变革。循环经济模式以“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互相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 10．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强调，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它为我国经济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可能。他说，西方发达国家用了近200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其资源和环境条件十分优越。但这样的条件对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已不复存在。中国人口多，重要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脆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在此基础上要实现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必须走超常规的发展道路，别无他途。 11．新华网北京2004年3月12日电，犹如小小荷花一样，循环经济在我国已露“尖尖角”。全国政协委员牛文元在日前出版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提出，近年来，我国进行了循环经济的实践探索，并取得显著成效。 12．从29日到30日在天津泰达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国家环保总局推进循环经济试点经验交流会上，传来令人振奋的信息，循环经济这一先进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在我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3．贵阳市地处西部内陆，由于前期发展走的是资源依赖型、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导致贵阳正日益面临着资源逐渐枯竭、资源循环利用率低、污染排放量大、生态环境脆弱的沉重压力。为避免陷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求发展的恶性循环，2002年，贵阳市率先在全国提出以循环经济模式构建生态城市，并将之付诸实践。同年5月，贵阳市被国家环保总局确定为全国循环经济生态城市首家试点单位，同时成为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全球唯一的循环经济试点城市。 14．2004年年9月27日，作为国家环保总局确认的全国第一个“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的贵阳市出台我国首部循环经济领域的法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并于2004年11月1日起施行。另外，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表示，我国将制订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及标准规范，加大执法监督检查的力度，逐步将循环经济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通过健全法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15．与传统的线形发展模式“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不同，循环经济是一种物质可循环利用的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它不仅适合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而且也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根本之策。从1999年开始，国家环保总局就率先从企业、区域、社会3个层面上，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16．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9月23日在于沈阳市举行的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04年学术年会上指出，循环经济发展目前在中国正处于一个由理念倡导转向试验示范并逐步全面推进的转折期。要尽快完成这一重大转折，必须正确理解循环经济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和解决有关循环经济的理论、技术、法规、政策和体制等关键问题。 17．发展循环经济，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为目标，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加以推进。 要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编制“十一五”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编制各类规划。加强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题研究，加快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循环经济发展重点领域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建立科学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提出国家发展循环经济战略目标及分阶段推进计划。 加快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和老工业基地改造，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开发区要按循环经济模式规划开发区要按循环经济模式规划、建设和改造，充分发挥产业集聚和工业生态效应，围绕核心资源发展相关产业，形成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链。 要研究建立完善的循环经济法规体系，当前要抓紧制定《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废旧家电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废旧轮胎回收利用管理条例》、《包装物回收利用管理办法》等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加大执法监督检查的力度，逐步将循环经济发展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同时，通过深化改革，形成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建立自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机制。结合投资体制改革，调整和落实投资政策，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研究并落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价格和收费政策；完善财税政策，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继续深化企业改革，研究制定有利于企业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生态工业网络的经济政策。 要组织开发和示范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延长产业链和相关产业链接技术、“零排放”技术、有毒有害原材料替代技术、回收处理技术、绿色再制造等技术，努力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工业园区和城市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1年3月15日上午，辽宁省教育厅与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沈阳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辽宁省暨沈阳市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就业成就价值，创业成就梦想，人才成就未来”为主题，着眼于构建高校毕业生服务体系，着眼于搭设企业吸纳优秀毕业生的平台，着眼于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渠道。招聘会现场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就业指导、创业扶持、政策宣传等服务，帮助毕业生实现满意就业、高效创业。 在活动现场召开的2011年辽宁省暨沈阳市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座谈会中，来自沈阳机床集团、华晨金杯公司等企业的代表与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等院校的代表和部分大学生代表，就如何更好地开展企业与学校合作、实现大学毕业生“零距离”就业做了深入探讨。 这次现场招聘会活动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参会企业规模大、数量多。有来自沈阳机床集团、华晨金杯、国美电器等在内的130余家国有、民营及外资企业进场招聘。二是岗位信息丰富。提供营销、教师、行政文秘、财会、人力资源管理等3000余个岗位，供毕业生选择。三是活动针对性强。这次招聘会主要针对北部大学城毕业生专业结构特点提供岗位，计划招聘人数近4300人，文科类专业需求占58%，仅教育类专业需求人数就达200人。同时，学历层次覆盖全面，博士、硕士、本科生、高职专科生都有广阔的选择空间。四是参会毕业生多。来自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大学、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沈阳医学院、沈阳工程学院、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北方科技学院、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辽宁金融职业学院、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5000余名毕业生参会求职。 2011年，沈阳市将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全年预计接收高校毕业生11万人，同时承接2010年未就业的毕业生0.9万人，全年将要完成11.9万名毕业生的就业任务，同时还要完成预计900名困难家庭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2.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政策推行以来，大学生人数的增幅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需要的人才增长，大学生就业不难才是怪事，“毕业即失业”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 尽管如此，中国教育部决定继续扩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努力培养更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表面上看，研究生扩招能提高大学生学历层次，可以缓解就业难。但是，如果不清理高等教育积弊，扩招研究生来应对就业难将是饮鸩止渴，使就业矛盾更加突出。 3.为引导和带领大学生通过创业实现就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的通知》。“创业引领计划”活动时间为2010年7月1日至2012年年底，将引领2万名河北籍大学生实现创业。 2010年河北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通过人力资源市场以及街道、社区等基层平台，组织有创业意愿的大学生免费参加创业培训。按照规定，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且符合条件的，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对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的，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对登记失业的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并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积极受理当地符合条件的大学生申请一次性创业补助，补助标准每人3000元。 2010年，河北省人社厅还会同有关部门，整合政府、企业、高校、社会集体等多方资源，发挥小企业创业基地、科学技术企业孵化器等现有园区和孵化基地的优势，建立一批大学生创业园，为创业大学生提供低成本的生产谋划场所和企业孵化服务。 4.“蚁族”，是对“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典型概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有的甚至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一代；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之所以把这个群体形象地称为“蚁族”，是因为该群体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据统计，仅北京一地就有至少10万“蚁族”。上海、广州、西安、重庆等各大城市都有大量“蚁族”，在全国有上百万的规模。 5.周琼从南京一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却又回到一所中专上学，这样的经历完全是被找工作“逼”出来的。周琼在大学时是团支书，还是党员，条件不错，可终归只能在老家的一家销售羽绒的公司当业务助理，其实就是打杂。“周琼”现象到底是个例，还是代表了一种方向?她的“回炉”重造，是否对高校现有专业设置提出纠正声音? 为就业形势所困扰的大学生无数，不满于当前就业状况的大学生中，但选择回中专念书的人恐怕屈指可数，媒体所言“周琼现象”实在有点言过其实。然而即便是作为个例，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之处并不在于她被找工作“逼”到这个份上，而是既然想选择“多学点东西”，为什么不考研而是“低就”念中专? 这个解释并不难，如今考研的压力并不亚于找工作，而念中专不仅门槛低，这种心态有点类似于“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这是其一；其二，如她本人所说，找工作面临的难题是“缺乏工作经历和能力锻炼”，而考研只会在这方面越走越远，中专的技能培养反而显得更加实在，而她本身就有本科生的基础，所以学会这些技能好比如虎添翼。 6.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鲁锐，专项研究大学生就业课题。她说，当前大学生就业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后教育教学与社会需求错位问题。就业难，除大学生就业观念的问题外，社会就业结构不合理也是原因之一。与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另一种现象是很多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这表明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与企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在这里，高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鲁锐分析，目前各大高校都在努力创办“综合性大学”，所谓“综合”很重要的表现就是专业要设得多、开得全，这无形中带来了许多弊端。因为实际上许多学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达不到综合性大学所应有的高度。而过多的“综合性大学”带来的另一恶果就是各类热门专业遍地开花。社会在不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当年一些炙手可热的专业，如今却已是明日黄花，大量过剩。某大学法律系一年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就是全国法律系统缺口人员的三倍，其他热门专业如计算机、新闻等也都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达到相对饱和状态。然而，这些早已饱和的专业仍在持续扩招，这势必加剧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近几年，高校作为大学毕业生的生产者，一直采取措施想办法促就业。目前，黑龙江省内各高校都把促进大学生就业作为高校工作的重点，纷纷架设信息平台，鼓励自主创业，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同时，在专业建设上根据市场实际，结合自身条件不断做调整。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每年都对就业率低于80%的专业做适当调整，缩减招生幅度2%～3%。东北农业大学的改革力度更大。两年前，东北农大经济管理学院对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原本招收100人规模的专业缩减到40～50人。 从黑龙江省就业总体情况来看，就业好的专业，大多是那些应用性、技术性比较强的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的慕处长说：“目前，我国还处于大力发展工业阶段，这方面人才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哈工大工科类毕业生的就业一直很好。”高校，一方面需要做好与社会及市场的对接，另一方面又要肩负起知识与文化传承的责任。高校专业的改革与建设依旧任重而道远。 7.在招聘现场转了一圈后记者发现，在企业提供的岗位中，近七成都要求求职者有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你是应届毕业生?不好意思，我们需要有工作经验的员工。”这是记者在体育中心举行的招聘会上看到的一幕。据记者粗略统计，这场综合性的招聘会上，有近七成招聘单位将工作经验作为招聘条件，将很多应届毕业生挡在门外。 招聘会刚开场半个小时，求职者已经把各招聘单位的工作人员团团围住，或咨询或投递简历，大部分是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记者：“有没有找到什么合适或者满意的工作呢?” 求职人员：“合适的有啊!但是竞争太强烈了。” 记者：“你对这些工作抱有什么样的要求?” 求职人员：“要求?就是希望有些公司给我一些机会，毕竟我们是应届毕业生嘛。” 在招聘现场转了一圈后记者发现，在企业提供的岗位中，近七成都要求求职者有1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不仅技术性较强的岗位要求工作经验，甚至连文秘、出纳等岗位也要求有工作经验。一家广告公司负责招聘的刘小姐告诉记者，一般单位都喜欢招熟手，招来即能马上进入角色；而没有工作经验的新人，公司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进行培训，成本耗费太大。 11月13日，山东省2010年秋冬季高校毕业生综合类就业市场在山东理工大学举行，山东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同时启动，现场约600家企业为近万名大学生提供了就业岗位。 但是，招聘企业普遍反映，大学生“心气高”，第一句话往往问的是“你们月薪是多少?”“你们多长时间提干一次?”“你们招经理吗?”这颇令企业“尴尬”。也有很多“聪明”的毕业生，他们在大二大三实习的时候，就给用人单位留下了“好印象”，在今天的招聘会上，更是水到渠成，顺利就业。 “他张口就问我月薪多少，招经理吗?问的我都懵了。”淄博福鑫瓷器有限公司的陈经理说。 在今天的招聘会上，众多大学毕业生的“言辞表达”让不少招聘单位头疼。还有问的更绝的：“你们什么时候提干一次?我多长时间能提干?”这类让招聘企业“摸不着头脑”的话，却真实地出自大学生们之口。 东营海威格泵业有限公司的王经理介绍，大学生们提出的这类问题，也正显示了他们自信心的不足。如果这类大学毕业生的眼中只盯着好岗位，只盯着“金饭碗”，假如“碗里没有饭”，他们照样不能获得肯定。 据山东理工大学就业处一名张姓负责人介绍，从2010年的招聘情况来看，有就业“回暖”的迹象，往年的大学生眼中总是盯着机关单位等“铁饭碗”，但现在，大学生们已经将目光投向了中小企业，这就是一大进步。另外，大的经济环境的好转，企业扩充人才的需要，都让就业形势有所好转。可以说，2010年的就业形势要好于去年。 另外，对于大学生“心气高，不愿到一线工作”的现实，究其原因，存在独生子女多，家庭期冀大等原因，不愿孩子吃苦等思想观念作祟。对此，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的就业指导，邀请企业家、往届校友等进行实际指导，让他们在踏入社会前，对就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实际上，很多大学毕业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及时调整了工作心态，不再抱着非办公室不可的心态去工作，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该负责人说。 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张凤光表示，希望广大高校毕业生能客观分析就业形势，理性面对就业压力，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进一步提高就业能力，努力适应社会需求，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勇于到基层建功立业。 8.春节期间，在不少地方为农民工节后外出务工伤脑筋之时，劳务输出大县河北省魏县节前返乡的4万农民工，绝大部分已纷纷离村奔赴各自工作岗位，出现“节前返乡探亲、节中外出打工”的现象。河北跨省劳务输出有300万，主要集中在京津和东北地区，其中北京就占了100万。 据了解，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河北省主要为农民工提供培训和提供信息咨询、交通等服务。有的地区把交通车开到村里，专门送农民工返城。 春节后，针对城镇新登记失业人员和就业困难人员的特点和就业需求，河北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组织开展了相应的职业培训、创业服务，落实相应扶持政策。向求职农民工免费发放“春风卡”，介绍用工需求形势、进城务工基本常识、维权注意事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和合法民办职业中介机构联系方式等。 同时，河北省总工会春节后的目标是协助各级政府组织各种招聘会100场，举办各类培训班1000期，完成职业介绍6万人次，实现职业培训8万人次，多渠道安置就业3万人。 “提供信息交通等服务毕竟是辅助措施，效果还主要取决于输入地的劳动力需求和待遇情况。给农民工培训、实现自主创业或者就地转行等见效则更为明显。”刘建民说。 在各地政府的组织下，河北一些没有能力创业的农民工转行发展农副产品加工等业务的积极性也很高。清河的毛纺、霸州的电缆、萍乡的自行车配件等行业培训是比较成功的例子，农民工参与积极性很高。但是，刘建民介绍，农民工的培训工作往往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资金，二是政策。“资金如果直接发给农民工个人，过程复杂，成本较高。集中补贴又担心影响资金使用效率。另外，农民工进城培训可以申请补贴，但是在家乡的农民工培训补贴的资金来源，在政策上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刘建民说。 9.2009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似有减弱，农民工就业难仿佛似有好转，但并不明朗。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调查报告，2008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约7000万农民工返乡。春节后，80%以上再次进城务工，其中4500万已经找到工作，1100万人仍处于寻找工作状态，宁可在城里“混饭吃”，也不愿返乡。 “混饭吃”正在城市里形成一个“隐性农民工”群体。他们没有正式就业，也没有返乡，而是隐藏于这个社会、生活状态不被人知，从事着更为边缘的工作或者无业漂泊。在我们的调查中，这样的“隐性人”，一个村就常常有几十个。 与就业难相伴的是形势同样严峻的招工难，也有两个侧面：首先是行业性的，即特定行业的就业岗位无人问津；其次是企业性的，即特定企业招不到工人。两个层面的招工难，都表现为现存就业岗位的条件与农民工就业需求不相匹配。 企业招工难已不是新鲜事。根据2004年9月劳动保障部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当年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缺工10%左右，其中广东有近200万用工缺口，缺工比率达到10%。这一状况自2004年以来持续5年有余。以用工大户广东东莞市为例，2010年年初，按照东莞市劳动局测算，目前该市企业岗位缺口约为20万个。 农民工就业缘何难?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工自身素质欠缺，包括文化程度低、缺少技术等，仍是就业的最大制约。农民靠一技之长找工作的很少，我们统计仅有23.7%，多数农民工均处于无序就业状态，主要竞争力体现在要求低、肯吃苦、干活无所谓高低贵贱。 对于“技术”的认知程度，父辈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接近，但渴望程度偏低，“没文化、脑子慢、懒得学”是常见的理由，只希望找点事做，多赚点钱，改善一下生活。这种低就业要求不符合产业升级与产业发展要求。我们的调查显示，认为自己需要学习与培训的农民工占69.3%，希望了解政策以促进个人发展并实现自我保护的为64.8%。但能够拥有此类“充电”机会的人寥寥无几。 10.除了忍受超长工时、低廉且经常被借故克扣的工资，农民工的正常休假权利也受限。在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突发时，豆浆机销售行情大好。某豆浆机厂为了赚取更大利益，大大缩短节假日，并在员工宿舍楼门前明文警告：“节日来临之际，本厂形势大好，请员工慎重请假，长时间离职者，将被辞退。”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2009年中国已有67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门，约有670万就业岗位“蒸发”。许多工厂开工不足，工人即使上班也拿不到全额工资，最多领取每月800元左右的最低生活保障。偶有开工，加班也没有加班费，算调休。原来加班时工厂管饭，现在餐费自理。许多农民工没有积蓄甚至人不敷出，没有享受失业待遇的资格，被迫处于“隐性失业”状态，自动离职现象很常见。 事实上，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方面，政府确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好。比如，岗位技能培训、招聘信息发布、失业数据登记、统一社保接续、恶意欠薪惩罚、劳动条件达标、劳动合同检查、劳资争议调解，等等。在这些环节，政府部门不仅要切忌厚企业而薄农民工，还要防止厚市民而轻农民。毕竟，中国解决农民工问题已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阶段，有了更宽的视野、更新的契机。 11.2010年9月8日，河北省11个设区市同步启动“农民工城市公共生活规范培训教育宣传月”活动。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工作人员走上街头、走进工地，向农民工发放《农民工城市公共生活指南》、《农民工维权手册》等材料，讲解城市公共生活规范相关知识，受到农民工欢迎。 “只要有技术，就不会犯愁找不到活干。”2010年以来，河北省成安县利用劳动局、职教中心、农广校等多个平台，免费开办电脑维修应用、电气焊、种养殖等27个培训班，培训返乡农民工9000余人次。西化店村的赵秀英原在青岛打工，回乡后参加实用机械操作培训班，并通过政府组织的人才交流会，被邯郸市安泰纺织有限公司录用。现在，赵秀英每月能挣1000多元，“在政府的帮助下，我学到了技术，找到了新工作。”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到2009年年底，河北全省60多万农民工返乡，高峰时达70万人。出路何在?近1年来，通过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推进，截至目前，河北全省近70万返乡农民工中已有九成重新外出就业，其余人员也在当地找到了“饭碗”。 12.一直以来，河北把农民工作为就业工作三大重点对象之一，省政府出台《农民工权益保障办法》草案，明确政府要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在2009年年初，河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组织10万人，深入企业、社区、村组、家庭，全面摸排就业失业情况，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调查做到“一村一册”。随即，河北在全省大力实施政策扶持：对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企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介绍补贴。对有组织输出农民丁的中介机构，发放劳务输出补贴。同时，把农民工纳入小额担保贷款范围，给予每人不超过5万元的全额贴息贷款。 河北充分利用就业专项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通过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特别是鼓励中职学校面向返乡农民工开展职教培训。各地针对区域经济特点制定就业帮扶计划，按照当地的用工需求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帮助返乡农民工掌握创业知识、创业技能、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省里明确：返乡农民工培训支出不少于年度再就业资金的5%。以2008年河北20亿元的年度再就业资金核算，农民工培训支出将不少于1000万元。 在外闯荡多年的农民工眼界宽、资本足、有技术。他们的回流给当地带来发展机遇。河北将返乡农民工纳入创业培训范围，并给予免缴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优惠，引导鼓励他们就地就近自主创业，有效带动、吸纳就业。成安县长巷乡温村张旭光、张旭海兄弟俩曾在北京、天津闯荡，回村后，两人选定了干机制木炭的路子。“开业以来产销两旺，还带动6名返乡农民工就业。”张旭海颇为自豪。现阶段，河北省在政府的帮扶下实现自主创业的农民工已达18.3万人，创办企业13.2万家，吸纳就业100.7万人。 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记者进入南丹大厂下拉甲坡矿区，探求"7?17"事故真相，看到这个矿区的垂直距离仅730米，横向宽70米。该矿仅有一个开采证，由7家个体老板出资组成一个合资公司，因而形成了7家老板同时抢挖开采的无序状态。如此开采，混乱和出事在情理之中。据当地介绍，这是个富矿，矿产有30以上的品种，开出的锡矿比金子还值钱。因此，矿老板们唯利是图，置法规于不顾。据说 2000多名矿工在7个公司的窿洞里日夜分三班开采。　　(2)广西壮族自治区驻大厂矿山整顿小组负责人赵桂华说：他们是18日听说了这件事情的，调查了3天，一无所获。上报情况时说：水位上涨，并未发现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异常情况，对不断到来的外界打探者(多为记者)声称"不清楚"、"不知道"，甚至说"没有这样的事"!在被传媒普遍表示了怀疑后，口径改为"是发生了事故，但没有死人"。　　(3)7月27日，就在当地记者前往调查的同时，河池地区行署、自治区工作组再次派人到现场核查，南丹县公安局也组织了20名民警到有关矿井进行调查，但大队人马出动的结果仍然是：没有伤亡事故。　　(4)7月28日上午当互联网上就矿难一事炒得沸沸扬扬、国内媒体已有报道的时候，河池地委书记莫振汉、行署专员晏支华召开四套班子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传闻情况，会后立即率领有关人员赶往现场调查，也没有发现传闻中说的死了200人的情况。　　(5)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第四次调查是7月31日由自治区经贸委主任带队的调查组进行的，当天得到说法是：透水了，但没有死人。所以自治区经贸委在报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汇报中说：没有发生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情况，矿区局势平稳。　　(6)出事之后，据称可能是广西"首富"的矿主黎东明，拿出了大把钱"消灾"，一是拿钱堵住死者家属的口，数额在2万到上10万元的都有，本地人给得多，外地人给得少。究其原因，是怕本地人在地方上容易闹事。二是上下摆平，出动了其私人拥有的两三百名有枪支武装的"护矿队"，对现场进行了严密封锁，并对有关知情人进行了威胁利诱，严防矿难的消息外泄。　　(7)7月27日，南宁几家传媒的六位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进行了惊险万状的暗访。因为在此前已有记者以公开身份在南丹亮相采访，当地对记者已有了严密防范。一名记者称："那些打手们就像鬼子一样，矿区内设立了多个哨卡，两三百人到处监视着，无处不在。"看见有生人进矿，就盘问、盯梢，一见"陌生人"问东问西，马上强行驱逐出矿区。而所有被记者问到的矿工，口径都是："我是新来的，不清楚这里发生子什么事。"《广西日报》旗下某媒体的一记者，从7月27日到30日，连续在矿区进行了四天的暗访。28日那天，他正在与民工交谈时，突然看见数十名携枪的打手远远扑过来，有几人手中的枪向他举起瞄准，他吓得拔腿就跑，幸亏跑得快，在矿区门口不远处，终于给他侥幸逃脱。29日的下午，这位记者穿得破破烂烂，混进子矿区采访。在一高处观望时，被两名打手发现，并被逼上了几百米高的悬崖，寒光闪烁的两把尖刀，一把顶住他的咽喉，另一把顶在了腹部。一打手喝问：：你是不是记者?来干什么的?"另一人说："要是记者，就杀了你。"该记者拼命否认自己是"要命的"记者，并趁打手不备，把身上的记者证、身份证丢下了悬崖。然后他被粗暴扭出了矿区。一直到目前，他仍然没敢去找回证件。 　　(8)7月27日中午，新华社广西分社负责人接到匿名电话举报：南丹县大厂矿区发生了严重透水事件，有200多人丧生。这个消息引起了分社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打电话向各方求证，得到的消息均是"没有此事"。尽管如此，分社领导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派出由文字、摄影、音像、网络等部门共6人组成的小分队连夜赶往被举报的南丹大厂矿区调查。23时，小分队从分社出发，连夜赶往离分社480公里以外的事故现场。　　(9)广西电视台焦点栏目的几名记者，28日赶到了该矿采访。一直到此时，该矿矿长黎家西还在撒谎，称自5月以来矿井就停产了，一直没开工。后又说，17日那天工人报说井下发生了透水事故，但没工人在井下。他组织了十多台抽水机，连着抽了两天两夜，水才下去两寸，搞不清水从哪里冒出来。记者们拍到了死难者家属焚烧纸钱、铺盖的哭祭镜头。回到南宁，这些镜头被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领导那里审查。区委书记曹伯纯看了这些镜头后，定性说："现在不是再争论是不是发生了事故、死没死人，而是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而当地官员当着曹伯纯和调查组的面观看了电视台拍摄的片子后，竟然还在质疑画面的真实性!然后又当着曹伯纯的面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吵了起来。8月1日，曹伯纯亲自带领调查组和自治区公安厅有关人员，来到了南丹。地方上还是不讲实话，查不清井下有多少名矿工的真实情况。在公安人员分别拘控了相关矿山人员后，才从外围突破，查到真实的矿难情况，证实至少已有78人死亡。据知情人透露：该矿总共约有1500名工人，平时以三班倒的形式作业采矿，出事时有四班工人在井下作业。在下拉甲矿，约70-90人一个班。　　(10)7月17日凌晨3点30分，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龙山矿海拔负150米的巷道里，几十名矿工，瞬间在一场并非偶然的透水事故中丧生。但这一事故被隐瞒了半个多月。　　(11)8月2日，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第一个承认发生事故，并交出了失踪者及赔偿名单、住址。同时，公安人员也成功地找到了失踪人员家属。8月5日，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抵达南丹。此前，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一行6人的中央调查组赴广西南丹县调查矿区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派出的调查组同期抵达。据报道；在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飞抵广西的当日晚上，公安部长贾春旺也赶到了南丹，调查南丹矿难事件。至此，中央五路人马会合，共同调查广西南丹"7，17"重大透水事故。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大厂矿区查看了拉甲坡矿矿窿后，点名要听取三方面的汇报：一是自治区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领导的汇报；二是公安部门侦察取证的汇报；三是新华社记者调查采访的汇报。　　(12)幸存者韦海鸥是死者韦海生的弟弟，他给记者讲述了死里逃生的一幕："我们同在龙山矿(龙山矿毗邻拉甲坡矿，同隶属龙泉矿冶总厂，两矿的矿道在山底相通)打工，同一个班组。7月17日凌晨3点50分，我看到有大量的水涌人，水是从拉甲坡矿方向涌过来的，不到一分钟，第二工作面已经灌满了水，并顺着斜道向第二平台涌上来，我想去救下面平台的亲属，已经来不及了，就和同在第二平台的两位工友拼命往外跑......"　　(13)8月4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广西南丹矿难，全国震惊。8月5日龙泉矿冶总厂总经理黎东明、副总经理韦家农、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龙山矿矿长黎启乐、拉甲坡矿安检科长苏锦等14人被刑事拘留。　　(14)8月5日，记者通过对有关人员和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采访调查，了解到"7?17"事故隐瞒不报一事涉及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并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反映。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原因查清后，原南丹县委书记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原县长被罢免县长职务。　　(15)2001年8月8日初查81人失踪，南丹县委书记、县长等四人因严重失职被免职停职。国务院南丹事故调查组抵达广西，8月21日南丹透水矿井积水抽干，2001年8月30日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遇难矿工尸体搜寻工作结束。调查人员共找到尸体80具，另有一名遇难矿工失踪。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西部地区具体范围包括陕西、甘肃、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青海、新疆、西藏、宁夏、广西和内蒙古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落后问题是西部与其他贫困地区主要的区域发展问题。从总体上讲，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处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低谷”，2004年，西部地区人口36774.91万人，占全国的28.29%，国内生产总值27585.11亿元，占全国的20.21%。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发展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西部地区广大落后区域的面貌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落后”依然是西部地区经济的主要病症，治疗“落后病”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来看，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仍在扩大。从产业发展水平来看，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从城乡发展格局来看，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突出。从民族经济发展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的落后问题更为严重。从城市化进程来看，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全国城市化水平。从投资环境建设来看，西部地区投资硬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软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从生态环境来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东北地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工业基地之一，为全国工业化作出过突出贡献，曾被称为“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但是，随着东北地区主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的老化，以及部分资源型城市矿产资源的衰竭，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东北地区已经面临严重的衰退和萧条问题。东北老工业基地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投资比重以及工业增加值比重看，东北老工业区在全国的相对地位下滑；在产业结构方面，重工业比重大，采掘和原材料工业占很大比例，传统产业丧失比较优势，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在国有经济方面，东北地区国有工业比重大，外资、私营工业比重小，而国有资产质量又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在失业方面，作为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城镇失业率高，失业救济人数多，国有企业职工下岗问题严重。此外，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后备资源不足、城市功能和产业功能混乱、环境压力大等问题。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的土地面积扩张相对增长缓慢，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继续由农村向城市迁移，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特大城市出现了城区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房价高速上涨、就业竞争激烈、公共交通设施略显不足、环境污染的现象。东部沿海地区特大城市的膨胀问题初露端倪。东部地区部分发达城市的膨胀问题集中体现在人口总量膨胀，人口密度过大；工业运营成本偏高，企业运营环境质量下降；房价节节攀升，城市住房紧张；交通体系不堪重负，交通问题亟待解决；生态环境恶化。东部地区部分发达城市膨胀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日益尖锐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二元的城乡管理体制以及历史发展因素等方面。在东部继续领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以及东北振兴的态势下，中部地区的经济地位相对下滑已经成为了学术界、社会和政府的共识。而中部六省如何寻求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也就成为了各界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中部六省是指山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和江西6个省份，涉及102.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0.7%)地域和3.6亿人口(占全国的28.1%)，其在2004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32088.31亿元，占全国的23.5%。中部六省的区域问题主要表现在：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经济总量较大，但人均值低，且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的相对值比较低，并呈现出逐年下滑的态势；二元经济结构比较突出，农业人口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庞大，人口转移压力巨大；中部六省的经济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化水平比较低。在城市化发展方面，城市的规模与结构不合理，城市化率比较低；城市职能结构不尽合理，中心城市与区域间联系的能力不强；中部六省内各类城市的地域分布不均衡，省际城市化率和城市的经济实力差异比较大，一些省份中心城市过于突出，对周围区域的极化能力比较强，这些中心城市存在着膨胀的隐患；中部六省的县域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明显滞后。在工业化发展方面，中部六省的工业化水平较低；中部六省的资金供应能力不足；科教事业发展迅速，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尤其是东部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中部六省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加值与同期全国相比，基本稳定，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处于持续下滑的态势，基础设施投入明显不足。 2．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9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会议指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六省在内的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实施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六省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中部地区也面临着诸多制约长远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过程中，要进一步发挥中部地区比较优势，增强对全国发展的支撑能力。会议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争取到2015年，中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提升、和谐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一重要方针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是未来十几年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基本目标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等原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改善，但区域问发展不协调、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仍未根本改变。同时，区域协调发展也是相对的，不同地区发展条件的差异，有的是可以改变的，有的如自然条件等是难以改变的，要使各区域经济发展总量大体相等是不现实的。所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不能只注重经济总量，还要注重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首先注重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不同区域的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是比较切合实际的要求。这不仅是应该做到的，而且从国家现有的经济实力和财力看也是可以做到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还要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这是在认真分析造成区域发展差距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的。从发达国家经验看，经济总量聚集的地方，也应当是人口相应集中的地方，最终形成经济总量与人口大体协调。而我国情况却与之相反，经济总量大的地区没能吸纳相当比重的人口，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缺少资金、人才，经济发展相对较慢，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也相对较少，经济总量比重比较低，而人口比重却大大高于经济所占的比重。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不断提高，对资金、资源、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相反，人均收入低的地区，在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位置，影响了经济增长，结果人均收入的改善也不快。区域间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差距拉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目前我国每年有1.3亿多农村劳动力，其中主要是中西部农村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其赡养的人口依然留存中西部，外出务工人员创造的税收留在东部，成为东部改善公共服务的重要财源，而吸收外来劳动力的地区却不为这些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流动人口及其赡养人口应享有的公共服务仍然由其户籍所在地提供，而这些地区由于能创造税收的人口已大量流出，财政状况改善慢，能够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有限。以上分析表明，促进人口与生产要素、经济布局的区域上的均衡，可以有效缩小不同区域民众的人均收入水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 3．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从表面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中的问题造成的；但从我国内部看，区域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影响我们应对危机、解除困境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在我国快速发展的三十年中，沿海地区依靠扩大开放，依赖国外市场，大幅度提高了自己的发展水平和竞争能力，但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忽略自身产业结构提升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改造步伐，使得东部地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始终处于产业结构的末端，其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经济发展的环境、资源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虽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土地资源，但由于地区之间缺乏合理的分工，东中西部地区之间良好的互动发展格局没有形成，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加工型的产业不能合理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制约了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对解决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一是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过大。区域差距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加速扩大的势头有所减缓，但区域间人均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过大，而且呈继续扩大的态势。从东中西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来看，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1.86倍、中部地区的1.56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2.39倍和2.05倍。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50.31%、29.06%和20.63%变为59.27%、23.36%和17.37%，东部地区比重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相对下降。居民收入水平的区域差距虽然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也呈扩大趋势。1978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的1.1倍，是中部地区的1.2倍，到2007年，分别扩大到1.5倍和1.46倍。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的幅度大于城镇，表明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是区域收入差距的主要方面。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享受到各种社会福利，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要扩大。因为一方面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品的消费，比如用电、公交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另一方面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第二年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二是特殊类型区域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老少边穷地区贫困问题依然突出。我国592个国家扶贫重点县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经过多年的扶贫开发，容易脱贫的地区基本脱贫，继续扶贫攻坚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自然和历史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生产方式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解决温饱难度大，脱贫任务十分艰巨。由于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财力不足，基本公共服务短缺，上学难、看病难、行路难、喝水难、看电视难、听广播难。这种状况直接影响了社会公平，还可能形成贫困的代际传递。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压力大。近年来，我国三分之二的矿山进入中老年期，四分之一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由于经济严重依赖资源开采和加工，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伴随着资源型产业萎缩和经济增速下滑，职工下岗失业问题十分突出。由于贫困率高和贫困人口的聚集，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上访事件不断出现。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突出。我国落后地区往往也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如青藏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的部分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原因及人为的过度开发，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增加了这类地区发展的难度。这类地区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需要更加关注缩小公共服务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更加强调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三是区域无序开发问题突出。由于财政体制、政绩考核制度等原因，我国一些地区不顾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盲目发展加工业，造成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不合理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十分突出，加剧了资源环境压力和发展方式转型的步伐。 4．必须重视开发落后地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综观世界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不仅全世界有南北差距，而且各国国内，尤其是世界上的大国国内，普遍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其发展过程从区域来说都是有先有后，从不同人群致富的时间来说都是有早有晚的。开发落后地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乃是大国走向强国的必由之路。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其本土的开发过程是先东后西。150年前美国的中西部都是荒漠地区，地贫人稀，经济落后。美国在东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即抓住时机开发西部。从18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用了将近150年时间，首先将西部开发成为美国的“小麦王国”、“棉花王国”及“畜牧王国”，为美国成为世界农业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随后进一步开发西部(包括南部)，使之成为美国宇航工业、空间技术、信息技术、原子能、合成化工等现代高科技中心和基地，成为美国经济新的龙头地区，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保持经济科技优势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5．日本是当今第二经济大国，其本土面积较小，但发展也不平衡。以本州为中心的南部开发较早。130年前，以北海道为标志的北部是少数民族居住的荒漠地区，而且与俄罗斯相邻，经常同俄罗斯发生边界纠纷。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即着手统筹开拓北海道，经过百余年的不断开发，今天的北海道与日本本州相差无几。区域的协调发展，保证了日本本土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日本开拓国际市场、利用世界资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印度的发展速度仅次于中国，经济成果令世界瞩目，但区域失衡、贫富差距相当严重。美国《国际先驱导报》说，印度贫富差距拉大正成为社会的顽疾。目前，印度10.5亿人口中有80%以上生活在“牛车经济”中，连自行车都买不起；另有15%的人生活在“两轮车经济”中；只有2%的人生活在“飞机经济”中，他们独占了印度经济“奇迹”的成果。印度南北差距达到6:1，城乡差距高达60:1，占总人口65%的农民整体上被改革完全忽略。印度政府决心要在20年内消灭贫困，将印度变成一个繁荣、富裕、健康和发达的国家。巴西经济起飞较早，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成就令世人赞叹，被誉为“巴西奇迹”。但是80年代、90年代发展停滞，近几年逐步回升。巴西经济的停滞有多种原因，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原因就是贫富两极分化。巴西东南方发达，北、西部落后的现象存在已久。为改变这一状况，巴西政府先后形成几大战略构想并逐步付诸实践。其中包括在60年代将首都从发达的东部城市里约热内卢，搬迁到西部边远的新建城市巴西利亚。还包括在北部、西部落后地区建设了许多大型的工程，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间的贫富差距。巴西的贫富两极分化更突出地表现在人群的分化方面。巴西城市增长很快，城市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80%，大部分贫苦人口生活在城市，原因是城市失业和半失业人口比例很高，而农村贫困人口还在不断地涌入城市。城市少数富人财富高度集中，而城市的贫困阶层逐步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群体，一些城市的贫民窟成了犯罪分子的“根据地”，警察追捕罪犯，贫民甚至群起与之武装对抗。贫富差距的扩大成为社会不安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制约，是国家持续进步的极大障碍。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在城乡之间差别巨大，成为阻碍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和矛盾。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直接与城市户口联系起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劳保待遇，也以病假、生育、退休、死亡等单项规定的形式逐步完善起来。城市的集体企业，大都参照国营企业的办法实行劳保。城市就业人员除享有劳保待遇外，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市社会福利制度还保证了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可享有多种补贴，在业人口可由其所在单位近乎无偿地提供住房。总之，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可以享受养老、失业、医疗、生育和工伤等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而广大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则不能享受任何相关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只能靠自己出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并采取一系列抑农促工、强城弱乡的财税手段来保障这一战略的实施，造成我国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一是在财税收入上，加大农业和农村剩余向工业和城市转移。1952—1989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国家从农业中获取了9716.75亿元。加上农业税1215.86亿元，共达10932.61亿元。二是在财政支出上，重点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在城市，一切公共设施的建设经费和开支均由国家、政府和全民单位负担。但在农村，农民必须自己出钱办中小学、医疗、文化事业、道路、水电几乎农村中的一切公共设施。这种城乡严重割裂的财税体制，严重制约着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土地的不对称性，使农村无法与城市平等地分享由发展机遇带来的资源收益。一是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的使用权收益和附着物所有权收益很难流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流动。应当尝试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边界进行界定，对征用土地用途进行严格限定，缩小国家强制性征地范围，以使其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缺乏对农村强制征地的严格限制，而且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偏低。现行的补偿标准配合广为施用的征地权利，而且征地后的土地增值收益大都流向了城市，已经导致社会的不满和政府对征地权的滥用。三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虽然为承包农民提供了更大的交易土地的自由，但没有提供以承包权进行抵押的法律基础。四是与城市居民拥有的处分其房屋的权利相比，物权法草案对农民在处理房屋及其房屋下面的宅基地方面的权利限制得过于严格。 6．目前，我国户籍制度对于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城乡有别的各种劳动就业、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制度，这一系列的政策保障大部分都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但实际却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可以享受，农村户口的则不能享受。二是户籍制度中对居民户口身份迁转的严格限制。根据政策规定，只有少数几种特殊情况才有资格申请将农村农业户口转为城市非农业户口并迁入城市享受相应待遇。三是城乡有别的户口管理制度削弱了户籍制度在人口信息统计方面的功能。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是根据居民的城市户口或农村户口身份进行建立的，这样，在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方面，就不能很好地考虑城市的实际居住人口规模，造成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教育、医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不能满足当地居民特别是长期居住在当地而没有当地户口的居民的需要。要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差距，关键在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形成城乡之间不公平的制度因素，从根本上缩小和消除城乡差距。我国城乡分割，时间跨度长，城乡差异巨大，涉及人口政策、财税政策、土地政策等方方面面，很难一时全部解决。尽管为了推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国家已经做出了几十年的努力，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城乡之间分割的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对于我国米说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逐步推进。造成我国城乡分割的原因很多，既有农业农村和工业城市相比自身就处于弱势地位的自然规律，更有我国长期以来城乡有别的体制性原因，特别是城乡有别的各种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财政税收等一系列政策，使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和农村更是雪上加霜，造成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而且城乡差距拉大的幅度也不断加大。因此，推进城乡协调发展，需要统筹考虑当前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种种因素，重点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随着城乡差距的迅速拉大，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出现了不少的缺位、错位现象，使得本来就在经济方面处于弱势的农民在获得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难度很大。农民的医疗、养老只能依靠自己，不能获得政府在这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造成很多农民有病没钱医治，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多。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要坚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深化改革，使城乡居民都能获得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的均等机会。我国城乡分割不仅历史长，涉及面广，而且还通过国家立法机构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城乡有别的相关政策，这样，就通过法律法规固化了城乡有别的体制，这是造成我国城乡之间不能协调发展的根本原因。因此，要通过相关程序，对影响城乡协调发展，有违社会公平的法律法规进行废除、修订或完善。同时，根据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实际需要，从构建城乡统一的发展环境出发，探索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这些法律法规来推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4年将进一步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使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长10%以上，让更多农家子弟有升学机会。 扶持农村教育始终是政府工作的重点。根据报告，2013年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比2012年增长8.5%。2014年将在此基础上再增长10%以上，意味着将有更多农家子弟进入重点高校，这也势必影响高考制度改革的走向。 此外，今年将继续加大教育资源向中西部和农村倾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强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营养状况。同时，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继续增加中央财政教育投入，提高使用效率并强化监督。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发展民办学校，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最终实现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 2．随着我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逐年增加、农村人口出生率持续降低，农村学龄人口不断下降，各地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进行了布局调整和撤并，改善了办学条件，优化了教师队伍配置，提高了办学效益和办学质量。但同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大幅减少，导致部分学生上学路途变远、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学生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并带来农村寄宿制学校不足、一些城镇学校班额过大等问题。 为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县级人民政府要制定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合理确定县域内教学点、村小学、中心小学、初中学校布局，以及寄宿制学校和非寄宿制学校的比例，保障学校布局与村镇建设和学龄人口居住分布相适应，明确学校布局调整的保障措施。确因生源减少需要撤并学校的，县级人民政府必须严格履行撤并方案的制定、论证、公示、报批等程序。要统筹考虑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寄宿生学习生活设施等条件保障，并通过举行听证会等多种有效途径，广泛听取学生家长、学校师生、村民自治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意见，保障群众充分参与，监督决策过程。提高村小学和教学点的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对学生规模不足100人的村小学和教学点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保证其正常运转。 3．2014年6月23—24日，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前接见与会全体代表并讲话，强调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要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不仅要围绕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公共服务要求和扶贫攻坚需要，培养大批怀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而且要让受教育者牢固树立敬业守信、精益求精等职业精神，让千千万万拥有较强动手和服务能力的人才进入劳动大军，使“中国制造”更多走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使中国服务塑造新优势、迈上新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积极推进职业教育发展，支持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办出特点、办出水平，各地区和许多企业进行了积极探索，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是薄弱环节，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 我们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现代化水平，都对我国人力资源的结构和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目前，全国城镇每年需要就业的劳动力约2400万左右，还有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出来。促进社会就业，必须发展职业教育，普遍提高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实行城乡统筹，一方面要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就业，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都需要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除此之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我们说的职业教育是个统称，它既包括技术教育也包括技术培训，既包括职业教育也包括职业培训，既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也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当今世界，教育同产业的结合愈来愈密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振兴经济、增强国力的战略选择。我国要更加有效地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切实提高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不失时机地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发展。 4．农村中小学的衰落、合并，让一些学生不得不为上学而苦恼。 在新乡长垣县前墙村小学，所谓校园就是村里的敬老院，一个教室里俩班学生相背而坐，共同上课。从2003年开始，学生便越来越少，去年报名的一年级学生只有十来个人。 村民小东说，家里条件好的，都送孩子到县城里上学，还有一些父母都到外面打工的，就把孩子带到城市里上学。 涵涵是到县城上学的孩子之一。每天早上，她6点起床、吃早饭，7点钟准时坐着妈妈的电动车，到离村20里外的长垣县城北街小学上学。涵涵的妈妈俊霞说，眼看天冷了，孩子上学肯定遭罪，但为了孩子的未来，还是得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每天接送就得4次，为此，我还辞了工作”。“教育资源的综合必然会导致学生上学远的问题，这就需要完善住校制度。”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系主任、教授王献玲说。 但事实上，很多学校并无完善的寄宿条件。如果每月交300元钱，俊霞也可以把孩子寄养在托服中心，“那里毕竟不是家，他们不可能跟父母一样照顾孩子”。她去过托服中心的宿舍，汗腥味儿大得很!七八岁的孩子自理能力有限，不洗脚、不换衣，不超过三天就变得脏兮兮的。而且，那儿也没取暖设备，孩子都是在凉被窝里睡觉。 在前墙村，像涵涵这种在外边上学的孩子就有20多个。 农村中小学的衰落也让教师们变得不再“安分”，纷纷选择到私立学校教书或者外出办培训班。这种“出逃”进一步造成大量乡村学校校舍荒废，使得教育资源浪费，教学质量下滑。 在偃师大口乡曹寨小学，2012年国家拨款新建的5问实践活动中心夺人眼球。教室是框架结构，抗震等级高，只是教室里摆放的实验器材已布满灰尘。 在安阳滑县姬屯村，2008年，县里把村小学修整一新，教室里摆进新桌椅，操场也铺成了水泥地，“校园修好了，学生却越来越少，几间教室只有二年级一个班，20多个学生。学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个校长兼语文老师，一个数学老师”。 农村中小学也成为很多师范大学生不愿意去的地方。据华中师范大学完成的首届免费师范生就业意向调研报告显示，近九成免费师范生选择在中小城市和大城市就业，选择农村的仅有2%。 有专家认为，如果经济形势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农村人口将更多地流向城市，农村小学的生源将更少。而生源减少，农村人口外流，既是整个农村衰落的表现，也必将导致农村教育的进一步衰减。 5．“现在学生上学不是问题，九年义务教育早就普及了。孩子上小学除了20元保险费之外一分不收，国家为他们每人每年补贴300元。”胡进村村民胡宝庆介绍道，“村里小升初的比例基本在99%左右，没上学的都是因为自己学不进去。” 硬件改善了，是不是意味着农村教育的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 胡芝兰今年8岁，在胡进小学上三年级。经历过一次婚变的父亲平时在安徽做泥工，难得回家一次，小芝兰是典型的留守儿童。 “她是提前上的学。村里没有幼儿园，好多孩子因为没人管，5岁就上学了。”爷爷胡先安老汉解释说。由于三个儿子全都在外打工，抚养四个孙辈的担子便全部落在他和老伴的肩上。而他平时还要下地干活，照料孩子们的责任就靠老太太一人承担了。 我们试着和小芝兰交流，但这个瘦弱的小姑娘始终寡言少语。 “上学期考试怎么样?” 沉默良久，她轻声答：“语文考了78，数学考了51。” “在班里排第几?” “语文第二。” “喜欢上学吗?”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摇摇头：“不喜欢。” 问其原因，小芝兰不答，我们只得作罢。 78分就能排第二，这样的成绩如果放到城市的学校里意味着什么?更让人忧虑的是，小小年纪，就产生了厌学的情绪。 “问题主要还是父母亲不在身边。”胡宝庆说。这些留守儿童基本上生活在隔代家庭里面，由爷爷奶奶抚养，老人们只能勉强从生活上照顾他们，精神上的关心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学习上的辅导更是无从谈起，特别是有些调皮一点的孩子，厌学、逃学，在外面泡网吧，家里的老人根本管不过来，基本上处于“放羊”的状态。胡进村各个年龄段的留守儿童有44人，虽然各家情况有所不同，但亲情和监管的缺失却是共同的。 王琴是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摆龙村一名留守女孩，和两个妹妹一起在高坡乡云顶小学上学。一只三五元钱的闹钟，是家里唯一的家电，也是孩子们到距离村子数公里外的云顶小学上学的时间必需品。在破烂不堪的房屋一角，几张奖状让人眼睛一亮，奖状上的王琴，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不过，像王琴这样学业优秀的留守儿童毕竟是少数。据悉，留守儿童初中教育的在学率及学习成绩普遍低于一般家庭儿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进入初中阶段以后，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率大幅度下降，14周岁留守儿童的在校率仅为88%。 留守儿童中，家庭条件稍好的，会被父母送到城里上学；家庭条件差的只能在农村读书。不少孩子从小就懂得了生活的艰辛，承担起家庭的重担，他们有“好好上学”的愿望，但因为家庭贫困的原因，生活和学习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从此止步校园。民盟中央调研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还有很多：一方面是留守儿童多为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监护，年事已高、文化素质较低的祖辈监护人没有足够能力辅导和监督孩子学习。二是家庭和学校监护不力，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辍学现象。三是农村的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教学理念存在局限与制约，针对留守儿童的需求所提供的特殊有效的教育和关爱不够，学校与家庭之间也缺乏沟通。 6．目前，在农村存在着一些小作坊式的民办幼儿园，这些幼儿园规模小、投入少，办园质量差，且无证经营现象突出，在安全、卫生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隐患。 根据国家规定，幼儿园应设活动室、厕所、盥洗室、保健室、办公用房和厨房等相应的房舍，并具有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户外活动场地，配备必要的游戏和体育活动设施，因很多农村民办幼儿园无法达到要求，所以干脆不办手续私自开办。 为降低成本，这些“无证”幼儿园大多规模小、设施缺乏，通常都是“一室多用”：一间屋子既是孩子玩耍区又是休息区域，由于条件所限，大小儿童通常都在一起学习、游戏，根本分不开班。 对于这些“无证”幼儿园，相关部门也时常进行排查，对不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多次下发整改和取缔通知书，但仍然是取缔不掉，死灰复燃。这恰恰说明了幼儿园在农村有市场，换句话说，农村入园需求大，而目前的教育资源又不能满足，这才导致小作坊式幼儿园在农村越来越多。 专家认为，对无证办园不能简单取缔，应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严格规范民办幼儿园的准入门槛和办园秩序，在“疏”“导”结合上下功夫。 “在农村办幼儿园很容易，有一间房子和一个人照看就行。”采访中，不少村民这样告诉记者。 在办园门槛低、规模小的背后，是农村入园需求大，但公办幼儿园稀缺，民办幼儿园成“主力军”的本质。基层教育部门反映，对于无资质的农村民办幼儿园难取缔，最大阻力恰恰来自家长。如果取缔这些看护点，农村孩子就没地方上幼儿园。 而在这些小作坊式的幼儿园里，由于管理不规范，安全、卫生等方面存在不少潜在隐患。拿游戏设施来说，很多民办幼儿园为降低成本购买廉价玩具，质量堪忧。 与绝大多数公办幼儿园有专门的保安，教室、走廊等重点部位均有监控探头不同，大多数农村民办幼儿园设施简陋，常常是一个人照看三四十个孩子，办园人身兼老师、保育员、厨师等多种职能，一旦发生火灾、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应对能力不足。 虽然有明确规定，幼儿园老师必须具有《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幼儿园教师资格。但调查发现，很多农村民办幼儿园管理者往往没有从教经验，为降低人工成本，往往聘用未经过专业教育的人来充当老师，只要孩子不出事就行，保教质量低下，往往成为虐童等伤害幼儿事件的“重灾区”。 安徽师范大学学前系主任吴玲教授分析说，学前教育对于孩子一生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启蒙作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进厂打工，农村留守儿童日益增多。与日益增长的入园需求相比，农村公办幼儿园及有资质的民办幼儿园过少，导致小作坊式幼儿园得以生存。建议尽快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加大对教育的总体财政投入，提高学前教育投入经费占教育总经费的比重。 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宗树兴同时指出，我国很多省份的民办学前教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需加强对民办幼儿园的引导，提高其准入门槛，规范办园秩序。加快幼师队伍培养，增加农村幼儿园教师编制，适当提高幼师待遇；完善相关办法，解决民办幼师职称晋升问题，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需进一步细化对农村民办幼儿园的准入条件，如开办幼儿园的场所要求，园舍面积和安全程度；休息、游戏、学习空间的合理搭配；对幼儿园承办者的要求，专职保教人员学历达标率等。 7．2014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给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师生回信中指出“消除贫困或难短时兑现，创造公平必须刻不容缓”。推动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实体权利，需要以“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高素质专业化农村教师队伍作为支撑。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边远贫困地区的教师工作任务繁重，条件艰苦，交通、通讯等生活成本较高，生活压力较大，难以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在这些地区任教坚守农村，不仅需要个人情怀，还需要政策导向，来提高农村教师的幸福指数，让他们感到公道、有尊严。 2014年1月15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发展报告《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2》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这份由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课题组完成的报告指出，城市初中教师有“中教高级”职称的占18.77%，县城和乡镇仅占16.98%和10.77%，乡镇初中教师比城市低8个百分点；县城小学教师有“小教高级”职称的占55.94%，而乡镇和村屯仅占47.38%和41.57%，村屯小学教师比县城低14.37个百分点。 尽管村屯学校30岁以下教师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但50岁以上教师依然占到22.75%，“老龄化”问题仍较突出。 乡镇初中的历史、地理、生物、音乐和信息技术5门课程有超过一半的教师任课专业不对口。村屯语文、数学教师较多，而外语、音乐、体育和美术教师不足，村小教师负担较重，平均要教2.38门课程，而县城和乡镇小学教师只教1.14和1.41门课程。 “表面上超编严重，实际上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年龄大、学历低、知识老化，很多学科专任教师不足，结构性缺编严重，成为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临朐县教育局局长杜全平说，“如果等若干年后编制达到上级要求时再补充教师，农村教师年龄、学科等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这对一个地方的教育发展来说，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杜全平介绍，前些年全县中小学在校生高峰期，学生多达20万人，最近六七年稳定在10万人左右。学生少了，教师当然有富余。此外，临朐县山地丘陵多，农村学校数量多、规模小，1995年仅小学就有873处。经过近十年的学校布局调整，目前依然有近200处小学和教学点。据测算，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临朐县生源数量将相对稳定。 2007年，临朐县“大手笔”启动了“千名新教师补充计划”，连续5年每年招考200名左右新教师，目前已补充新教师970名，其中充实到农村中小学的688名，在“超编”的情况下解决了师资短缺的问题。 随着一批批新教师的引进，临朐县教师队伍年龄结构逐步优化，农村小学教师平均年龄已由2007年初的46.28岁降至42.26岁；学历水平明显提高，第一学历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由2007年初的332人猛增到1169人；学科结构明显改善，仅小学英语教师就补充了159名，农村小学都按国家规定开齐了课程。 2011年10月24日，“西部大学生就业扶助惠普计划”捐助仪式暨甘肃省2012年“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培养师资计划”签约仪式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省27个县(区)的教育局负责人、中学校长及200多名申请“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培养师资计划”的2012届应届本科毕业生参加了捐助及签约仪式。 为引导和鼓励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积极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甘肃省高校自2004年以来逐步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培养师资计划”和全省“基层服务项目”和“民生实事项目”。其中，“特岗计划”和“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培养师资计划”已成为鼓励和吸引优秀大学毕业生服务农村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也是创新教师教育培养模式、造就大批高层次高素质骨干教师的重要举措。 8．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积极发展继续教育，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三、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百人挤一室上网 出口见字不见路 下午6时许，记者来到风和村对面新港西路名为华×的网吧，发现这里大小5个房间连通起来，摆放电脑有近500台，整个网吧有大约三四百人正在上网，大多是玩网络游戏或聊天。该店各种证照齐全，警示性标语也很醒目。但仔细一看，消防委托证书却是2001年的，个体工商证是从 2001年7月至2001年12月30日的。记者环视四周，几个房间窗户偶有几个开了算是透气外几乎全闭。室内虽有空调送爽，且头顶上八九个吊扇不停地转动，可仍然酷暑难解。记者边走边看几个房间，容纳几百人的地方，竟然再没看到有其他通道。惟一看上去有个门，且写着防火通道的地方竟被杂物堵塞，消防器具也只看到一套，还是挂在最外面。 走到最里面的一个房间，人出来必须得通过两个房间才能到楼外。且那个容纳几十号人的房间只有两个门，窄得只容一人通过，记者抬头见门上分别贴有醒目的“紧急出口”字样，但却怎么也看不到这里还有另外的门通向外面。且这个紧急出口对面，还是一个容纳70多人的电脑房间。更别说外面还有100多人的房间，而这个紧急出口也是他们的必经之路。 常来此上网的小李对记者说，来这的都是些打工的，学生也很多。人多时，这里还没位子。 两个网吧背靠背 门口上方掉砖头 下午7时，记者来到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的广东某外语大学附近，发现在一个超市后面隐藏着两家网吧。一个名为君×鹏网吧，一个名为一×轩网吧，均有50多台电脑，电脑分为3排摆放，还算比较整齐，中间留出的空档约有1.5米宽。两家网吧只有一墙之隔，记者在两个网吧内均没有发现工商等有关部门的证件。 记者询问君×鹏网吧里的一名服务虽该网吧有没有营业执照，该服务人员称不清楚，得去问老板才知道。记者在网吧等了约10多分钟，也没见老板出来。在君×鹏网吧上网每小时约4元，当时约有20多名青年在这里泡吧。一×轩网吧只有寥寥数人在上网，网吧里的墙壁上有几个消防栓。 这两个网吧均只有一扇门，宽约2米，既是出口也是人口。两个网吧加起来约有100台电脑，出入口相隔又很近。更令人担忧的是，两个网吧在一楼，网吧出人口的上方三楼却在搞装修，有民工用铁锤需将墙打个大洞，于是就不断有大块大块的砖头从天而降，记者进出网吧时，就不断有砖头落在身边。 黑吧深藏小铺中 烟雾缭绕无通道 记者来到广州市海珠区赤岗大塘附近的一间“地下”网吧，这家网吧门口没有任何标志和名称，深藏在小区居民楼的中间。这栋居民楼一层大多数是小商铺，旁边不远处有一家士多店。一般外人很难发现这是一间网吧。它的金属卷帘门关闭得严严实实，只有上面的小门开着，门上挂着帘子。 由于有知情人指点，记者掀开门帘走了进去。这间网吧大约有一二百平方米大小，里面摆放着大约30多台电脑。由于是下午，来这里玩的人并不多。据一名曾经在这里玩过的网友讲，这间网吧有时候是通宵营业的，如果节假日，经常人满为患。网吧靠近里面的墙上分别有3个钢制的窗户，但是并未打开，尽管窗口旁边的换气扇呼呼转着，记者还是明显感到空气不好。转了一圈，记者发现这家网吧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任何防火的设施或专用防火通道。网吧里有三四个男人在抽烟，整个房间里到处都弥漫着浓烟。地上的网线也是横七竖八地铺在地上，也没有任何防火或是警戒的标志。 铁门铁锁铁网吧 头顶吊扇晃悠悠 在广州商学院的旁边，37路公共汽车的赤沙终点站的出口东侧，有一家名叫××翠的饭店。饭店的门外是一个销售便宜图书的摊档，各种图书吸引了周围好几所学校的学生。如果不是有一位学生指点，记者怎么也无法发现，饭店的二楼会有一间比较大的“地下”网吧。这家网吧的人口就在图书摊的后边右侧，如果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饭店的后门。这是一个只有1米宽的大铁门，铁门虚掩着。 一位学生偷偷地对记者说，如果有人来查，或是到了晚上，铁门就会锁上。记者把门拉开，面前是一条有20多个台阶，两边墙上没有一扇窗户的通道。记者伸开双臂试了一下，这个通道只有1.2米左右宽，坡度大约为65度。在二楼楼梯口的地方是一扇红色的木门，从里面可以锁上。 记者推开门进去，二楼的网吧赫然出现在眼前。这间网吧沿着墙约有40台左右的电脑，中间还摆有20余台。网吧门口有一个收费的桌子，一个女孩子正在给两名下线的男青年结账。网吧的墙上没有悬挂营业执照，走进去，在里间的左侧有一个20来平方米的洗手间，记者吃惊地发现整个网吧竟然连一扇窗户都没有。五六台吊扇悬挂在上网的学生的头顶上，日光灯在吊扇的风吹动下晃晃悠悠的，空气仍然十分憋闷。墙上没有悬挂有关防火的警示标志，四下看看，也没有灭火设施存在。记者询问旁边上网玩游戏的学生，这里晚上有没有通宵营业，一个小伙子警惕地看了记者一眼，不过旁边的学生还是说，如果是周末的话，可能会有通宵营业。 黑吧不怕巷子深 窗户铁条钉死死 根据几个学生的推荐，记者在广州市海珠区赤沙七社一带寻找“地下”网吧的踪迹。记者转了好几个来回，仍然没能发现网吧。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孩子看见记者寻找得十分辛苦，热心地给记者指点了道路。原来这家网吧就开在一栋居民楼的一楼，门上的大铁门和周围居民住户的门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标志说明这是一间网吧。这名学生说：“因为这段时间查得很严，一般的网吧都不会大张旗鼓地开门营业，只有熟客、回头客才知道。”推开大门，这是一间并不是特别大的“地下”网吧，里面只有20余台电脑，面积也只有50多平方米。网吧里基本上都是当地的居民，没有学生模样的人，看到记者走进来，一男一女很警惕地站了起来，询问记者是不是要上网。记者问了一下价钱，那个身穿蓝色紧身T恤的30岁左右的女子回答说：“每个小时两元钱。”记者打开一台电脑看了一下，里面装了很多单机版的游戏。在网吧里的七八个人都是一边抽烟一边在玩着游戏，室内烟雾缭绕。整个网吧靠近另一边的墙上有两扇硕大的钢制窗户，一扇开着，一扇没有打开，但是每扇窗户上都用铁条钉得结结实实。室内也没有悬挂营业执照和有关各种标志物。记者四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任何消防器材。出来后，一名男孩子对记者说：“这一带的网吧很多。”他用手指着记者身后的一条小巷子，“那里就有4家网吧。” (摘自 大洋网)三、申论要求

二、资料 1．“公车消费、公费出国、公款吃喝”这三个问题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在某些地方，这种现象还在不断发展、有越演越烈的趋势，是啊，腐败问题的确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不仅有“新的腐败生长点”，而且“老的问题也在不断地生长”。 有些地方的“公车改革”就变成一种“卖掉公车以官职大小发放巨额的车 贴”，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 在某些地方的改革中存在着这样的奇异现象：凡涉及到群众利益的改革， 推进的速度就很快；但是对涉及到某些“领导特权利益”的改革，则“慎之又慎”，不见对涉及群众利益改革的那种“大刀阔斧”和“快刀斩乱麻”的工作作风。为什么这几年一些群众对某些改革有意见呢?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的社会在对“涉及到群众利益的改革”和“涉及到某些领导利益的改革”的态度上“落差”实在太大了。 2．“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还在上升。”目前我国共有1．2亿人口生活困难。而1978年至2003年25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 已增长87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将2003年行 政管理费用同2000年相比，三年内增长192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 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万众瞩目，然而，资金投入不足却常被用来“遮羞”。 由于许多地方的财政供养人口过于庞大，“官民之比”居高不下，使一些地 方财政不堪重负，甚至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文山会海、“餐桌腐败”、“车轮腐败”、公款旅游等，也在大规模地侵吞有限的财政资金。最近，仅四川省就清理出3．7万多。“吃空饷”人员，每年冒领经费达6400多万元。河南也清理出2万多“吃空饷”人员，涉及资金1.53亿元。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甚至管理失控， 很可能诱发官员腐败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3．“票子白花了，工程白搭了”“干部扛锦旗，群众饿肚皮”……基层老百姓用这样的顺口溜，表达了对形形色色“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不满。 20世纪90年代初，安徽某市要扩建一个国际大机场，为此耗资3．2亿 元，后因客源严重不足，在勉强营运1年后，被迫关闭；重庆市忠县年财政收入只有六七十万元的黄金镇，却耗资500万元，建起了“天安门”城楼样式的办公 楼群，而被征地的村民，至今未拿到补偿款…… 如此的“政绩工程”形形色色，不胜枚举，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有的甚至动辄以创“中国第一”和“世界记录”为荣，靠高投入、高负债而突击出“高价政绩”，为搞奢华建筑而滥用资源，掠夺性开发。 4．由于财政、干部管理等制度方面不完善，一些地方吃“空饷”现象较为普遍，不仅增加了财政负担，而且引发分配不公，滋生腐败。 2005年中编办会同中纪委、监察部、中组部、财政部等部委曾对河北等10个省区市的101个乡镇进行了联合督察，发现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对守住“只减 不增”底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地方严控措施落实不到位。另外，乡镇人员“出口”不畅，“进口”压力大，很多乡镇上一轮机构改革分流人员仍依附在乡镇。减人渠道不畅，而增人的名目却很多。 “应当以国家立法的方式‘锁住’上一轮机构改革确定的编制单位和员额”。管住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超编冲动的根本办法只能是法治，只有把编制工作纳入法治轨道，真正做到机关事业单位进人、用钱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治理机构膨胀这个顽疾。 5．检察机关全年共立案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1447人，已侦结提起公诉30205人。 职务犯罪案件起诉率比上年上升了4．4个百分点；已作有罪判决的人数比上年上升了5.6%。 全年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十万元以上和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国 家工作人员8490人。利剑出鞘。最高人民检察院11日的工作报告中的一组数据，充分说明了2005年检察机关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和决心。田凤山、韩桂 芝被严惩……2005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99人，其中厅局级196人、省部级8人。这些大要案的告破，显示出检察机关反腐败的力度。 6．腐败案件涉案人员外逃和犯罪资产流失，是当前中国反腐败工作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腐败犯罪嫌疑人的遣返、移送以及犯罪资产的追回，是在拓宽反腐败国际合作工作中，应当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中国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国际合作措施，但在司法协助、人员引渡、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纪检监察机关发挥的职能作用中，要做好国(境)外缉捕追逃联络协调工作。目前，中国在加强对外逃腐败犯罪分子的缉捕以及追赃方面的国际合作方面，还是基于个案协作，缺乏制度安排，没有形成双边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长效机制。对此，要认真研究，掌握有关国家的批约和适用情况，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框架内，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的空间，逐步建立双边开展反腐败合作的长效机制，探讨在禁止贪官入境、遣返腐败犯罪嫌疑人、追回和返还腐败资产及反洗钱等方面形成具体合作机制与办法。三、申论要求

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有关人员介绍，在多数城市房屋拆迁行政案件中，拆迁大都冠有“旧城改造”、“城市绿化”、“公益事业”等名义，然而真正因公共利益拆迁的却在少数，开发商与一些政府部门一起，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拆迁之实。 2．济南市槐荫区拆迁户胡振举说：“我并不反对自家的房子在必要时为城市建设让路，但不能让一部分人打着公共拆迁的幌子进行商业操作。”2003年胡振举家的房屋被拆迁，但原址并没有像当初“规划”那样用于公路拓宽，相反却盖起了6间对外出租的营业门市房。说起这个经历，胡振举很激动，对记者说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3．在温岭市松门镇松西村的破庙里，出现了一幕幕令人心酸的情景，在这个并不大的破庙里，有20户人家共50余人在此吃住。多处地方筑起简易炊炉，一下雨，这些庙顶上就漏水，连饭都做不了。房子拆掉一年半多了，拆迁户和村书记、主任才发现自己本村已拆除的房子现在土地被征用为国有土地性质。自从2002年12月份以来村民们的房子被拆掉后，他们就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房子下面土地被征用为国有土地。所以，政府叫他们付级差费，是他们一直矛盾的主要原因。 2002年4月份，温岭市国土资源局以温岭市2002年土地整理拆抵指标第四批次的名义向有关部门进行送报。 2002年6月份，得到了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审批。在此期间，老百姓与村干部一概未知。该村的主任都明确地说不知道该村的这块土地已转为国有土地的性质。 2002年6月，该村土地被不明征用后，镇里就一直在操办这块土地的出让和拆迁补偿等事宜。2003年1月，镇政府与每个拆迁户都签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镇政府在协议中承诺给各拆迁户多少拆迁补偿费，还给各拆迁户多少土地。然后在协议的第五条设定了“乙方涉及到拆迁有关经费的结算按照松门镇人民政府松政(2002)150号文件关于《关于松门镇迎宾中路(含堵头)拆迁工程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的补充办法》的第一款、第二款规定执行。”据记者调查，这个文件一直到村民拆光房子他们都没有看到过，也不知道其中规定了什么?其实当初在签订协议时村民只知道拆迁改造，他们认为这是个“既能得到补偿又有安排地基而又能美化家园的好事”。 2003年7月，镇政府发出通知，要求对各拆迁户分到地基的村民交费，交费是按照位置好坏，从3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个规定就是拆迁户与该镇政府签订的那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第五条的规定。这份协议的第五条是该政府的2002(150)号文件，可这份文件村民从未看到过，也真不知规定了什么。直到接到交款通知，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 4．新华网北京3月22日电，记者采访发现，在由城市拆迁引起的纠纷中，普遍存在商业拆迁盗用“公共利益”之名的现象，使被拆迁人遭受经济损失，引发社会矛盾，同时严重损害政府形象。 5．十来年时间，在一片田野和荒地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繁华都市，无疑是一件引以为傲的成绩。但与一栋栋拔地而起的高档建筑群相对，成片低矮的周转房，已成了高新区另一观。这些房屋不仅位处偏远，往来通行不便，而且质量低劣，大多有严重安全隐患。周转房长期渗漏滴水，外面下雨，屋里洪涝，而且没有公厕和道路破烂，曾经有一位76岁的老人到山坡处的公共厕所解手时摔得半身不遂，半年后不治辞世。很多拆迁户已经在这样的周转房里面住了整整6年。而事实上，居民很早前就向居委会反映过这些问题，但无人过问。 会溪5组村民黄芳英，原与丈夫叶兴华承包鱼塘，栽种果树，家境富裕。1996年高新区征地，夫妻二人各人拿了8000元的一次性土地补偿费，以及一万多元青苗费，从此告别赖以为生的土地。颠沛流离的生活接踵而至。叶家老少五口人，所有收入均靠叶兴华贩水果。2003年6月的一次请愿活动中，黄芳英被抓，性格内向的叶兴华受了些惊吓，情绪一直不好。加上后来贩水果被城管追赶，生意不顺，对生活完全绝望的他，在7月的一天中午，用一根尼龙绳把自己挂在了屋梁上。周转了6年的黄芳英目前已分到一套安置房，但由于没有8000元“补差费”，领不到新房钥匙，目前还和15岁的女儿、老父老母住在破漏的周转房里。一些已搬进安置房的居民，生活压力更大。“每个月水电气都要100多元，有时候紧张得洗衣粉都买不起。”21岁的唐勇紧蹙着眉头。一家三口人，只有妈妈扫大街300来元的收入，还要照顾爷爷奶奶，生活十分拮据。街道办5月的“低保”统计表显示，整个高新区人口12万余人，享受低保政策的2295户共计4924人，其中3949人属失地农民，占80％以上。 6．山东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于向阳认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城市拆迁本不可避免，但违法拆迁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普通百姓的家庭命脉，房子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很多拆迁户并没有因为拆迁而改善居住条件，相反却越拆越穷。拆迁使富裕起来的居民再次沦为城市贫困户的现象值得关注。 7．据了解，当前城市房屋拆迁中假借“公共利益”进行商业拆迁的现象比较突出，有些开发商利用拆迁主管部门的权力，大搞商业开发，谋取高额利润，政府部门也从中捞取“好处”，结果开发商和政府部门受益，被拆迁户受损。 据了解，假借“公共利益”进行商业拆迁主要有两种名义：一是假借城市广场、道路、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二是假借旧城改造之名。在“公共利益”拆迁的政策筐里，“旧城改造’’是一个无底洞。在一些地方，它成为拆迁户的噩梦。有的不许拆迁户回迁，大多数居民被安置到城市郊区，生存成本大增，除了购买住房和家庭用品以外，谋生的手段往往也要从头再来，交通、购物、子女入学都成为棘手的问题。有的超出当地经济发展实力，建设高标准住宅或者豪华别墅，虽然允许拆迁户回迁，但由于补偿标准低，新住宅售价太高，拆迁户承担不起回迁的住房差价。 我国东部一个海滨城市进行旧城改造，虽然建设的是生活住宅，但却规定不准回迁，把被拆迁人安置到距市中心近lO公里的郊区，给生活、工作等都带来很大不便，被拆迁人怨声载道。当初，为了让路于城建需要，许多普通群众举家搬迁。但当他们发现受到愚弄以后，愤怒地发问：“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真相，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对我们进行补偿?”所谓社会公益性是来源于公众的利益，应直接造福于民众，而不是首先造福于商人，千方百计“绕道”公共利益谋取商业利益无异于犯罪。 8．新华网北京3月22日电(记者王志、张晓晶)在由城市拆迁引起的群众信访和诉讼案件中，拆迁补偿标准一直是争议的焦点。各级政府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行政，避免曾经有过的拆迁补偿标准政府“一言堂”情况的出现。有关专家指出，拆迁补偿应当更多倾听拆迁户的声音。 9．国家信访局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3年8月31日，投诉拆迁的信件数量为11641件，同比上升 50.34％；因拆迁纠纷上访人数共1437批次、5360人次，同比分别上升了14.1％和47.19％。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表示，动迁是当前群众上访比较多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媒体不断披露的拆迁纠纷事件无疑为刘部长的言论作了最好的注解。南京和安徽的两起个人抗争的极端事件，使此类纠纷达到了极致。上海滩大亨周正毅事件引起了上海地产和金融业的大地震，而此案爆发的导火索就是大批上海市民状告有关部门违法拆迁，周正毅是涉案的房地产商。有人说，这位中国巨富是被普通市民搬倒在拆迁的陷阱中。有专家警言：拆迁问题已与三农问题同样严重。 土地是现实中最大的金矿，中国最早的几批富豪，不少是因这座宝藏而塑成的金身。房地产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在中国经济的转型中曾经也必将继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对其他产业和地方经济的带动作用至今还没有其他产业可以代替。但是，在房地产业和城市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的情况下，相关的法律法规却没有跟上队，拆迁纠纷的背后，更是暴露出了严重的制度漏洞。在这些漏洞中，地方“土政策”和随意性的“优惠政策”，无疑是侵害性最强的白蚁。 在拆迁矛盾中，借“公共利益”进行“商业拆迁”是一个关键的诱因。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借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之名；二是借“旧城(村)改造”之名。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权利不对等造成利益争议。其一、被拆迁人的权利被漠视，政府未经原住地居民的同意就将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其二，无对等的谈判机制，为什么要拆?什么时候拆?补多少钱?安置到什么地方?作为个体的被拆迁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其三、补偿标准偏低，补偿款让大多数中低阶层的居民无法在原地买到同等面积和保持同等生活质量的房屋；其四、司法救济实际操作中很难做到。于是，在法律缺位的情况下，以行政权力名义进行的暴力拆迁便屡屡出现。 10．据了解，尽管国务院颁布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以“土政策”作为城市拆迁“法律”的并非一地，很多地方都“因地制宜”地制订了本地拆迁工作的“条例”、“办法”等。游戏规则的纷繁复杂，造成问题频出，纠纷不断。2002年，全国约有90％的土地没有进入市场交易，而在2001年，国务院就出台了经营性用地必须进行招标的文件。2002年，全国立案查处各类土地违法案件11.14万件，涉及28410.08公顷土地。 11．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强调，要加大全国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力度，着力解决好农民失业失地和城镇居民住房拆迁中的突出问题。要把维护拆迁群众的利益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大事来抓。规范拆迁主体行为，坚决杜绝各种野蛮拆迁，改善住房供应，妥善安置拆迁居民，进一步研究完善房屋拆迁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 12．部分法律专家认为，要根本解决拆迁引起的诉讼纠纷最终还要靠完善的法律法规。目前，对城市拆迁户依法进行补偿已经列入刚刚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相关法律必然要进行相应修改。他们反映，《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规定，被拆迁房屋的评估办法及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费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或规定，但至今没有具体见到评估办法，安置补偿标准也不统一，难以操作。 13．山东大学法学院教师任杰认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作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应该平等协商，没有强买强卖的道理。政府部门更不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充当开发商的代言人。政府对城市房屋拆迁制定补偿标准，影响了城市房屋拆迁的市场化进程。政府必须转换角色，把拆迁补偿推向市场。政府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对中介机构进行监管，但不能剥夺中介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越俎代庖。 三、申论要求

1.一位到太原打工的农民2004年5月某日在街上突然被坠落的广告牌砸伤住进医院，几个部门互相推诿责任。在太原市法律援助中心援助下，2004年7月24日，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判决太原青春美容培训学校和太原职业教育培训中心赔偿这位农民4.5万余元。据统计，山西省法律援助中心成立4年来，为2万余名像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秋菊”一样的农民讨回了“说法”。 2．2004年4月份的一天上午，一位80岁的老太太于金霞，到正定县法律援助中心寻求法律帮助。中心律师张彦玲接待了她。经了解，于金霞无儿无女，63岁再婚嫁给邵洪江，由于同邵的儿子关系不好，于1998年住进敬老院，由老伴邵洪江支付生活费，今年初老伴去世，邵洪江之子将其父生前和于金霞积攒的4万多元存款支走，现在于生活无着落，特请求法律帮助。 张彦玲律师经过详细询问和调查了解后，决定为于金霞老人提供法律援助，并指派两名律师接办此案。通过律师的努力，使于金霞的民事维权案当天起诉，当天立案，并主动几次和法院办案人联系，催促办案人及时向银行查询，但由于法院办案人员未查到存款下落，此案进入实体审理已无意义，法院劝于撤回了起诉。但是，两名律师并没有因于撤诉而终结法律援助，又主动和于金霞所在敬老院联系，同镇政府一起为于金霞老人办理了干部遗孀生活补助等事宜，这样既解决了于金霞老人的生活问题，又消除了其后顾之忧，依法维护了孤寡老人的合法权益。 3．2004年4月22日，家住苏州市南环新村28幢的退休干部张老先生来到吴中区法律援助中心陈述：其长女张某与宋雪亮于1989年11月离婚。儿子宋宙由其母负责抚育。当时宋雪亮一次性给付儿子抚育费人民币5000元(已履行)。1997年8月，宋宙曾因要求适当增加抚育费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自1997年起到宋宙18周岁宋雪亮每月给付抚育费人民币30元)。十多年来，由于其女儿因与宋雪亮离婚受到精神刺激，患上精神疾病，成了三级精神残疾人。宋宙母子的生活起居基本上由张老先生夫妻照料。2001年9月，宋宙开始读初中，相关的生活、学习费用也有所增加。张先生曾代外孙与宋雪亮交涉，要求增加宋宙之抚育费遭到拒绝。没奈何，欲代其外孙申请法律援助诉讼追讨。 吴中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后，指派擅长办理此类案件的吴中益律师事务所王俭律师代理此案。法庭上，被告开始时坚持以现在家庭负担重且对宋宙的抚育费给付上已履行了义务为由抗辩。原告代理律师在详尽做好有关庭前调查的基础上，当庭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最终使对方同意在确定增加费用数额上接受法院调解。调解初始，被告方一再声称：最多再每月增加20元，我家还有老婆、女儿，不可能要我为抚育与前妻的儿子，就不顾现在的家庭……使调解一度进人僵局。 “宋宙，1988年5月28日出生”，面临为难间，审判官无意间拿起诉状，忽然一个意外的发现：今天正好是原告的生日。于是法庭调解出现了戏剧性变化，法官、律师、委托代理人等乘机开导，法、情、理并用，终使被告愧疚地低下了头，他当即从口袋中掏出100元，交张老先生转交其儿子，作为父亲给他的生日贺礼。并同意自2002年6月起至儿子18周岁每月负担抚育费150元，由其委托其所在单位在本人工资中扣划付给宋宙。双方当事人当庭达成了协议。 4．根据有关材料显示，在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10年中，全国已有近100万人受益，但中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仍将不断提高社会知晓率，为公民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援助，以此来丰富和完善中国人权保障内容，使法律援助发挥更大作用。 目前，全国有超过8000人从事专职法律援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96年以来，全国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32.8万件，接待咨询298万余件。一大批经济困难的妇女、儿童、残障者、老年人、下岗职工因为得到及时的法律援助而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据统计，通过法律援助判决的民事诉讼案胜诉率平均在80％-90％。还有数据表明，法律援助已成功地介人到行政诉讼中，胜诉率也达到87％。 5．法律援助经费严重短缺，目前国家每年拨付的法律援助经费平均每人每年不足6分钱，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突出，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过70万件，法律援助事项逐渐呈现应接不暇之势。 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国的法律援助资金仅为实际需求的四分之一左右。困难群众申请法律援助难的状况一时还没有得到改变。 记者从司法部了解到，我国从1994年开始建设法律援助制度，目前共建立法律援助机构2600多个，有10万余名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每年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近20万件，有80多万群众通过法律援助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几年来各级政府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逐年增加，对法律援助公益事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但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法律援助的社会需求不断上升，这些措施仍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6．近年来海南省法律援助事业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政府年拨款40余万，2003年年底至今年年初，该省有关部门发起了“法律援助在海南”大型公益活动，得到省直机关、社会各界捐款250多万元，和早些年杯水车薪的状况相比，有了进一步提高。然而这仍远远不能满足该省弱势群体的需求。而在有些市县，法律援助工作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中有8个市县政府从未进行法援拨款，一些援助律师不得不面临免费、贴钱给援助对象办案的困境。因此法律援助事业仍在呼唤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7．《光明日报》12月18日报道：日前，对法律援助事业曾给予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6000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由司法部、国家广电总局共同主办，中央电视台、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承办的“中国法律援助建制十周年”大型公益晚会。截止到晚会开演前，参与2004年“法律援助大家帮扶系列活动”的社会各界，共为法律援助捐赠资金3016万元，为法律援助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2014年一季度，山西省六大行业都出现了负增长，各项数据创2008年之后新低，严峻的经济状况影响到了就业情况。在以“能源基地”著称的山西，工业经济中对就业拉动最大的无疑是煤炭行业。而煤炭行业的持续疲软、涉煤行业用工需求下降，令山西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煤炭行业持续低迷，反映在就业市场上，首当其冲的是煤炭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太原理工大学举办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数千名高校毕业生排队入场应聘，直到中午时分仍陆续有学生入场。和往年类似，煤炭、电力、房地产等企业摊位前，照例围满了咨询、应聘的毕业生。 但记者发现，不少煤企早早就招聘完毕。一位现场招聘负责人说，受煤炭经济下滑的影响，企业的用工需求也随之降低，企业招聘只能量力而行。 春节过后，正是企业急需人才、人才面临就业的双向选择时期。专家预测，2014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劳动者技能素质与企业用工需要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短期内难以缓解。 “现在一线的普通工人仍然短缺。主要是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者求职信息不能实现及时有效衔接，因而造成了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一些企业劳动时间较长、工作环境和待遇较差，也是企业缺工的一个原因。”中国就业促进会创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占武建议，企业要通过改善用工环境、提高薪酬待遇、提供发展平台和企业凝聚力，使人招得来、留得住。 有的企业负责人讲，目前的关键岗位技工千金难求。而对全国100个城市的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来看，技工、高级技工和技师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这表明一个技工平均有两个以上岗位在等着他”。 目前的中基层人才就业模式依然停留在老乡间介绍或职业中介推荐，黑中介、虚假用工单位等非正规渠道的横行导致中基层人才就业市场整体信用状况不佳，用工信息的不通畅也导致人才与用工单位无法有效对接。每年春节过后，“用工荒”与“求职难”的局面并存，就是供需对接不顺畅的集中写照。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根据教育部统计的数字，2013年是699万人，2014年将达到727万人。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远低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部分高校专业设置、培养模式与企业需求脱节。另外，还有一个就业观念问题。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了目前部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继2013年“最难就业季”后，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的2014年，被舆论界冠以“更难就业季”称号。“史上最难求职季”倒逼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反思，然而出国留学是否就是解决教育和就业问题的终南捷径?一个信息是，以往作为人才输出国的中国，开始对外国人才产生“输入”的吸引力，“中漂”的外籍人士也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当毕业生、海归、外国人一起涌向中国的就业岗位时，谁能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 2．历时两年，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多次，受到如此重视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是直接参加《教育规划纲要》制定的专家学者中的一位，他研究时间最长、最深入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体制改革。这部分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独立成章，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近日，《小康》杂志社的记者对王烽进行了专访。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观念有何特点?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以及教育本身存在的不适应提出来的。全面发展，不是培养完人，而是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人人成才，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为人才的可能，需要教育重视所有学生而不是只重视尖子生的培养；多样化人才观，是指人才标准多样化，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不同人才的需要；终身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间空间限制，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终身要学的事情；系统培养，是指人才应该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培养的，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统筹考虑的，教育需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不仅仅是培训和传授知识技能，还是一种人的养成。教育贯穿于人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奠定人才成长、个人发展的基础。教育的收益，即接受教育后的“产出”是贯穿人的一生的。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工作了，教育的效应可以用工资来考量。但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如一个人接受教育以后，更懂得环保节能、理性消费、遵守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和谐，等等。教育还具有代际效应，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对下一代是有良好影响的，所以教育的效应是全面的，有的可以衡量，有的无法衡量，而且教育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效的、伴人一生的。 记者：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烽：就业率倒挂是就业市场趋于理性的表现。以前用人单位是按照重点大学优先、研究生优先的原则选拔人才，现在更看重实际工作技能和工作适应能力，这种变化客观上对高等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记者：钱学森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高校急需解决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吗? 王烽：我们国家需要像钱学森一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没有这些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按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标准去办学，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还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广泛适应性的人才、多样化的人才，关键是我们国家需要有一批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而且各级学校都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通路。 记者：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有哪些阻碍? 王烽：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映。仅就人才培养环节来讲，我们都有一些共同感受，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些课程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尤其是大学前两年的一些基础课程，高校在人才培养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低效率的问题。 再比如内容陈旧，有些基础课的教材甚至几十年都不变，体现不出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新进展；教学方法不合理。例如，仍然以传统的课堂灌输为主，大班教学更是加重了这一弊端。 比较突出的还有实践环节特别薄弱，一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参加实习，也无非是动动钳子、弄弄扳手，接触一点皮毛，不能真正深入了解现代生产的实际，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体制和政策上的支撑。 3．近日有媒体报道，某高校新闻系学生赵辰毕业后进入一家杂志社工作，赵辰告诉记者那家杂志社是她的父亲为她“攻”下的。不少大学生都认为，通过家庭关系找工作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对此学生家长、教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主持人：子女就业，父母代办，这是今天人们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看到的现实情况，几位嘉宾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郑苏淮(大学毕业生家长)：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理想单位顺利就业，而靠孩子自己显然是办不到的。我的一位公务员朋友告诉我，他的侄子今年大学毕业，一大家子人都在操心。因为他和爱人在公务员系统，所以就负责张罗侄儿报考公务员的事情，从买资料、上补习班、复习备考，到面试过关等，都要考虑到，很累，还要到处求人说情。我自己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他虽然表示希望考研究生，暂时还不需要考虑就业，但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几年之后能够帮助他找一个好工作。 王欣涛(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作为一名高校就业工作者，我确实目睹了很多学生家长在子女求职时奔波忙碌，很多招聘会现场总有一些学生家长不放心，陪同子女前往，甚至比学生来得还早，围在招聘展位前仔细询问岗位情况、工作待遇等。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为了子女就业问题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物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说是如临大敌、竭尽所能。 主持人：对这一现象，几位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解决办法? 王欣涛：大学生就业的关键还在于提升自身能力。前面提到的就业中，大学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有限，要改善和解决这一现象，首先大学生在校期间要提高自己人力资本存量，这才是就业竞争和未来发展的“硬通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买方市场格局下，社会资本在求职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生扩大自己的人际网络往往存在一定困难。这就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比如学校就业中心开展的活动，通过学校活动结识的人脉资源可以进一步拓宽学生广泛的网络。当然，这里也想奉劝各位家长不要对子女就业大包大揽，家长可以帮助子女找到工作，但只凭借人际关系达到完善职业生涯的目的是不现实的。 郑苏淮：我认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就业的公平与读书的公平同等重要，都是机会的公平。为了保证就业的公平，国家应该出台促进公平就业的法律，明确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体、责任、经费、路径、待业和相关人员回避等，避免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不同毕业学校歧视等一系列歧视，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竞争。 王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对这一现象，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但社会有自己的调节机制。在两种流动模式之间，在家庭代际传递的个体欲望与社会良好运作发展进步之间会存在着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一阶段会偏向家庭，但在某一阶段，会偏向社会良好的运作。而当过于偏向某一端时，社会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修正。但是总体而言，以能力为基础、以社会发展为进步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也是必然的。 4．从世界范围看，高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都负有不可推卸、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法国在2007—1199号法律《大学自由与责任》中明确规定：“大学应公布学生就业统计数据”(第1章第2节第L.612-1条)，“大学应成立帮助就业办公室，为学生提供与学校教学相关的实习与就业信息，协助学生寻找实习和初次就业机会”(第L.611-5条)。日本在《职业安定法》中也提出了高校的职责。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2002年明确指出，“应将职业生涯教育、就业教育、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等整合到高等教育体系”，要求加强学校就业指导服务部门与各学院的内在联系和工作配合，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从学校层面讲，英美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特色鲜明，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有有效的实践基础，英国剑桥大学早在1884年就成立了就业指导协会，为本校学生到中小学和大学任教提供咨询服务；美国哈佛大学在1911年就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如今就业指导和服务已成为英美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就业中心已遍及英美每一所高校甚至院系，成为学生就业的必经之地。如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为例，2006—2007学年，访问该校就业中心的人数达15万多人次，平均每个学生3次，每个毕业生超过10次；该中心就业网站2006—2007学年的点击率高达290万次，访问人数超过89万人，平均每天访问人数2437人。 从数据看，美国98.8%的高校有自己专门的就业网站，95%以上的高校提供就业信息查询、就业咨询指导等在线服务，90%以上的高校提供招聘会、校园面试、安排实习等服务，2006—2007年度，美国高校生均就业指导经费从0—300美元不等，平均为10.53美元。美国高校的就业指导并非全免费，如俄亥俄州立大学，一次性收费25美元，交费的学生在4年内都可享受其提供的所有就业指导和服务。英美高校一般在3月、5月、10月举办3次大型招聘会，其他小型或单个企业的招聘活动长年不断，深受学生欢迎。 从效果看，澳大利亚受到过就业指导的毕业生人数超过50%，英国超过60%，印度多数工科院校通过学校就业指导和校园招聘解决就业问题的学生一般在70%左右，美国有40%—70%的学生通过学校、老师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岗位。 当然也不是每个国家的每所大学都设有学生就业中心，如德国只有70余所高校成立了就业中心，而且不少高校的就业中心只是“一人”中心，仅有1位工作人员。用德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心联盟(CSND)主席Claudia Fink的话说，“德国高校就业中心的发展需要高校更多的支持，要达到美国和英国的水平还要走很长的路”。 5．2012年年初，24岁的新西兰留学生刘俐俐在节目上说自己喜欢莎士比亚的“英雄双行体”，主持人张绍刚在没有听懂这一陌生名词的情况下，对刘俐俐之后的现场表现不满，随即出众多难题，张绍刚甚至将刘俐俐的笑定义为“狂浪”。 节目播出几天后，李开复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发起投票，建议网友抵制《非你莫属》。“这个活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用数字点醒节目组：以收视率为目的，以求职为包装，以羞辱人为手段，歪曲事实的变形娱乐节目是不可取的。我会继续抵制该节目，直到道歉整改。”截至6月6日，参与抵制的新浪和腾讯微博的总人数为41.04万人，占参与投票人数的94.4%。 继天津市电视台《非你莫属》求职类互动节目在网络上陷入舆论危机之后，东南卫视类似的一档节目《步步为赢》也曝出了争议。据媒体的报道，先后有两位求职者王先生、郭先生在分别向七匹狼、小米公司求职的时候，现场达成了“录用”意向，但是都没有真正达成录用关系，这两件事情将电视类求职节目再次推向舆论漩涡。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铭提出，电视台既然提供招聘、求职这个平台，就有义务书面告知求职者，其参加节目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如招聘公司在节目中表示录用，只是公司初步意向，还要经过其他考试，或者公司一旦在节目中承诺录用，就要立即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形成劳动关系。 “如果电视台不提供这些说明，为了追求收视率，招聘公司的承诺不构成法律关系，那么求职者必须要自己核实情况，否则一切损失只能自负。”刘铭认为，相关部门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审核电视招聘节目，以免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招聘类电视节目如今越来越多，这种节目到底相当于公开面试，还只是简单追求娱乐性、收视率?刘铭认为，节目定性不准确，很容易坑了求职者。刘铭进一步解释说，劳动关系一般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为基础，简单的口头允诺，不构成劳动关系。 6．2014年3月26日14时58分，李克强总理比预定开会时间早两分钟进入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是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审议并通过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草案)》。 李克强指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也是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的重大举措。他说过去我们的许多产品“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好用、也不耐用，这些都与职业人才素质关系密切。他说职业人才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一种职业理念。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市场需求已经开始更加看重产品的质量。职业人才的培养既符合市场需求，也有助于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李克强强调：“要发展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培养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人才，形成‘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钊教授曾撰文论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他指出，目前一个与之相关且广为讨论的政策议题是“异地高考”改革。这项改革目标之一就是让外来人口能够更好地分享大城市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然而这一政策取向对于未来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恐怕并非最为有效。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的推行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特大城市面临极大阻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与职校技校生短缺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高校扩招后的人才供给已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产生了结构性的脱节。 中国职业教育水平总体落后这一事实被广为认可，而职业教育中也存在一些被人们所认识到又具有明显政策含义的方面，面对这些内容，我们该如何做?陈钊教授在文章中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在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向之后，我们可以从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原则出发，分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路及具体建议。 第一，优化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取消职业教育入学等各个环节存在的户籍等门槛限制，具体包括：中等、高等类别的职业教育学校入学资格均与考生户籍身份完全脱钩，实行全国范围内统一招生；职业教育学校入学后学生各项待遇与户籍身份完全脱钩；职业教育报考资格同时也向历届生、在职人员开放；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部分经费支持，转为直接补贴职业教育接受者，以便充分发挥学生对职业教育提供者的市场选择机制。 第二，优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聘用劳动者时，只看能力不论学历出身，相应的措施包括：原则上，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主管部门不作学历上的硬性要求，由用人单位视岗位要求按能力自主聘用；在获得户籍资格(如户籍积分管理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与大学本科学历完全同等对待。 第三，优化各种办学资源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要求在政策上提供充分的空间，允许各种办学力量按市场规律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具体包括：在职业教育领域，加大向国外优质办学机构的开放力度；鼓励国内民间资本与国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合资、合作办学。作答要求

资料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菜篮子”污染情况日 益突出。 (1)据有关部门统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全国因污染蔬菜中毒的人数 大幅上升。南方某大城市卫生防疫部门在一次上市蔬菜抽检中，发现农药污染率 达到59.2％。长期食用被农药污染的蔬菜，可引起慢性中毒诱发各种疾病。另 外，化肥对人们健康的危害也不可忽视，如过量施氮肥，可引发高铁红蛋白症。 (2)2003年，对食品消费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豆奶、龙井茶、肉松、火 腿、咸鱼、卤制品、鱼翅……一个个难逃厄运。消费者怀疑今后还有什么食品可 以放心地吃，经营者抱怨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在我们打造放心食品、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的过程中，竟然有这么多的“有毒食品”进入我们的菜篮子、进入 我们的口腹之中，真是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海城豆奶案连累学生奶　 3月19日，辽宁省海城市兴海管理区所属8所小学292人因食用鞍山宝润乳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高乳营养学生豆奶”发生食物中毒。临床表现为恶心、腹 痛、头晕，少数人呕吐、低烧、腹泻。因食物中毒人数众多而震惊全国。 龙井茶铅含量再次超标 　12月，卫生部公布了今年全国茶叶卫生质量监督抽检结果——被抽检的124 个样品中，有11份茶叶项目指标不合格，1份茶叶滴滴涕项目超标。这12份 “不合格”的茶叶中，9份来自杭州。其生产单位6家公司均是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批准使用龙井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专用权的企业，生产龙井茶的“主 力部队”几乎被“一网打尽”了——原因全是“铅项目指标不合格”! 毒鱼翅让高档滋补品蒙羞　　 12月，广东省一些海鲜加工厂使用双氧水浸泡鱼翅事件被媒体曝光，引起 广东海鲜市场的强烈震憾。双氧水是一种消毒剂，在非典肆虐的时期，双氧水供 不应求。工业用双氧水本身还含有不少有毒物质，比如重金属铅、汞、镉等等， 这些物质会在人体内长期滞留，引发慢性中毒，甚至引发癌症。 含氧化物狗肉令人不寒而栗 　　从7月上旬开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浙江省卫生监督部门查获了从嘉 兴等地流出的48t含有剧毒氰化物的“毒狗肉”，成功化解了一场不堪设想的 灾难。 咸鱼难以翻身 　7月上旬，绍兴的18户鱼鲞经销户，从渔民手中买回大批鱼产品后，为了 防止遭苍蝇叮蛀虫咬，居然在腌制过程中添加剧毒农药敌百虫，生产了大批“毒 鱼鲞”投放市场。 千年火腿倒牌子 　　11月媒体曝光：有千年历史的中国名牌产品金华火腿竟然使用了敌敌畏。 金华市的三家火腿生产企业在生产“反季节腿”时，为了避免蚊虫叮咬和生蛆， 别出心裁地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了剧毒农药敌敌畏，生产的大批“毒火腿”连苍蝇 也不敢碰。 乡吧佬染色弄巧成拙 　　12月14日，媒体披露苍南县一批企业在生产“乡吧佬”等卤制食品时，竟 然添加有毒化工原料——工业橙。 漂亮的海带竟带毒　　 12月，杭州市工商局发现，市场上畅销的一种碧绿鲜嫩的海带，居然是用 印染化工染料浸泡出来的“毒海带”。不法经营者采用“连二亚硫酸钠”和“碱 性品绿”等化工原料对海带进行泡、染加工。 　(3)天津市农业环境监测部门对9个品种、117个蔬菜样品中销酸盐含量进 行检测，结果表明，有58％的测试样品中硝酸盐含量达到四级污染水平(达到 四级污染水平的蔬菜，生熟均不允许食用)。其中，芹菜、菠菜、莴笋四级累积 率为100％，水萝卜为83％，小白菜为75％，大白菜为46％，黄瓜、大葱、大 蒜硝酸盐累积率较低。江苏省对两个大型农贸市场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进行检测， 发现2／3的蔬菜硝酸盐含量超标。湖北省先后对武汉市和35个县市的76个集贸 市场、32个生产基地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蔬菜中硝酸盐污染严重，其中叶菜类 亚硝酸盐总体超标率达18．3 9，6。 (4)国家环保局收集整理的专家意见认为，我国“菜篮子”污染问题已十分 突出，且呈蔓延和上升之势，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同时，“不符合环 保标准的农产品不准买卖”作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已成为通用的关税壁垒。 随着我国加入WTO，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安全性问题已经成为市场准入的重 要限制性因素。 申论要求

二、给定资料 1．每年3月，对于中国第一煤炭大省山西来说，应该是个喜庆的月份，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全国煤炭需求紧张，大量的需求极大地拉动了山西煤炭生产。一吨吨“黑金”运出去，换回的是数以亿计的人民币。但是频发的矿难和死亡的阴影不时地笼罩在这个产煤大省的上空。2010年3月28日14时30分左右，中煤集团一建公司63处碟子沟项目部施工的华晋公司王家岭矿(为中煤集团与山西焦煤集团合作组建的华晋煤业公司所属)北翼盘区10l回风顺槽发生透水事故，初步判断为小窑老空水。事故发生后，有153人被困井下。至4月26日上午最后一名被困工人遗体被找到，事故抢险救援工作宣告结束。至此，此次事故共造成38名工人遇难。煤矿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同时，煤炭开采也是我国的高危行业之一，近年来矿难频繁发生。据统计，2007年全国煤矿共发生事故2420起，死亡3786人，同比分别下降17.8%和20.2%。其中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8.2%和23.0%。2008年我国共组织查处煤矿事故1901起，全国煤矿共发生重特大事故38起，死亡707人，同比起数增加10起、上升35.7%，死亡人数增加134人、上升23.4%。当年小煤矿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35%，而事故死亡人数高达73%；小煤矿共发生26起特重大事故，占全国煤矿重特大事故总起数的68%。2009年，我国已发生的4起特别重大煤矿事故：山西屯兰矿难、重庆同华矿难、河南新华矿难、黑龙江新兴矿难中，3起发生在国有大型煤矿，国有大型煤矿事故呈现多发态势，形势严峻。矿难的频繁发生已成为当前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政策不断出台、许多学者在不断研究、公众对诸多问题也在不断思索。 2．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GDP增长呈逐年加速势头，其中，2003—2007年，每年的年GDP增速均在10%以上，2007年甚至达到了13.0%，2008年和2009年，虽然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我国GDP增速仍保持了9%和8.7%的较快增长。经济快速增长带动了能源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8.5亿吨标准煤，与2001年相比，增长近一倍，2002—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超过10%。据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8年底，我国原油、天然气、煤炭的储产比分别为11.1、32.3以及41。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带来的是煤价的持续上涨，煤炭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增强。数据显示，有国内煤炭市场风向标之称的秦皇岛煤价从2003年开始快速走高，几年之内，煤价翻了一番以上。与煤价上涨相对应的是，2003年以来，煤炭行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长70%以上。旺盛的市场需求，利润的驱使，煤炭企业开疆拓土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匆忙之下大量新建项目上马。煤炭行业超设计能力生产与频繁“扩能改造”现象成风，许多煤矿纷纷挑战生产能力的“极限”。据统计，在全国27个产煤省区中，有20个省区超产，其中19个省区超产10%以上，有些甚至达到了50%。如隶属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海能源有限公司的骆驼山煤矿年设计开采焦煤300万吨，年设计人洗原煤300万吨。超能力生产另一个突出表现是严重的超通风能力生产。据某煤业集团提供的资料，该集团目前所属的四个矿井都存在超通风能力生产情祝，超产范围在20%—32%。由于我国煤炭赋存和开采条件差，95%以上都是井下开采，高瓦斯和瓦斯突出矿井将近一半，因此煤矿通风能力是安全生产的前提。目前，我国1/4的矿井通风压力偏大或通风困难，只有60%的国有煤矿建有集中监测监控系统，国有煤矿高瓦斯矿井只有60%建立了瓦斯抽放系统，而且主要是原国有重点煤矿。l/3的煤矿存在防尘设施不足、老化的问题，部分国有煤矿机电设备超期服役。根据对某省四大矿业集团的调查，其主要设备超期服役率高达40%，其中上世纪50年代的设备占30%，机电固定设备新度系数仅为O.5。各地煤矿的防灾减灾能力很难令人满意。 3．“勇争第一”是王家岭煤矿承建者中煤一建公司的企业理念。近年来中煤一建在矿山施工中曾14次打破全国纪录，立井快速施工保持国内领先地位。目前，中煤一建仍保持着立井基岩段最高月成井220.6米、全井平均月成井141.52米2项全国纪录。但是，在2010年3月28日14时30分左右，王家岭矿北翼盘区101回风顺槽发生了透水事故。事故造成153人被困。经全力抢险，115人获救，另有38名矿工遇难。“王家岭矿难坏就坏在这个‘勇争第一’上。”“对于煤矿企业，首先应该注重安全和质量”。在3月31日的救灾指挥现场，矿难抢险总指挥、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怒斥中煤一建公司违背工程建设规律，盲目赶超工期。记者了解到，中煤一建63处碟子沟项目部2010年的奋斗目标是产值6亿元，利润3000万元，成巷进尺需达39000米。在这个目标下，公司对于各个施工单位实行“进尺考核制”，公司将井下各个工程掘进段分包给各工程队，并给他们下达了每日进尺任务。多名矿建工人告诉记者，矿里最看重的是进度。此前，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于3月5日曾召开王家岭煤矿项目按期投运推进大会，要求“加快王家岭煤矿项目建设，确保2010年10月投运”。“项目建设必须雷打不动地坚持10月1日投产的目标。”这与国家发改委批复生产的期限整整提前了5个月时间。同时，3月30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向全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单位发出的通报中指出，事故发生在王家岭煤矿20101工作面回风巷掘进头，初步分析是掘进过程中导通老空区而引发透水事故，该矿施工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章行为，未严格执行《煤矿防治水规定》，掘进工作面探放水措施不落实。 4．我国《安全生产法》第三条规定，安全生产管理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而且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坚持安全发展，并提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安全第一”，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把安全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上，切实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预防为主”，就是把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口前移，超前防范，建立预教、预测、预想、预报、预警、预防的递进式、立体化事故隐患预防体系，改善安全状况，预防安全事故。然而，在王家岭矿难事故现场中，中煤一建27队的一位张姓工人向记者透露，在事发前一天，他和工友发现巷道内有雾，两边的煤板脱落。按照《煤矿操作规程》，采掘工作面或其他地点发现有挂红、挂汗、空气变冷、出现雾气、水叫、顶板淋水加大、顶板来压、底板鼓起或产生裂隙出现渗水、水色发浑、有臭味等突水预兆时，必须停止作业，采取措施，立即报告矿调度室，发出警报，撤出所有透水威胁地点的人员。但是，这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巷道出现水雾不是什么大的情况，凡是有经验的老矿工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先前未因此出现事故，而这次恰恰酿成了大祸。监管人员经验主义严重，没有及时指挥人员撤离。”张姓工人说。 5．2010年3月15日20时30分，河南省新密市东兴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火灾，造成25名矿工遇难。3月16日中午，记者在新密市矿难现场找到了新密市安监局局长王瑞林，问了他10多个关于矿难的问题，他大都表示“不知道”，他不知道救援人员几点接到事故报告，不知道救援人员什么时候出发，不知道救援队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不知道遇险者何时升井，不知道出事煤矿违法生产和“六证”不全等情况，对许多问题都采取一问三不知的态度。河南渑池矿难发生前，巨源煤矿多年一直进行非法开采活动，有关部门听之任之，从未查处过；矿难发生后，矿方管理层更是不闻不问，不是尽快想办法营救被困矿工，而是偷偷转移遇难矿工尸体，刻意隐瞒死亡人数甚至干脆溜之大吉；渑池县政府派驻的监管干部一直在现场，却始终一言不发，事后竟以“没人问我”来搪塞。这些恰恰说明矿难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工作疏漏和失职造成的恶果。王家岭矿“3·28”特别重大透水事故发生后，调查小组迅速成立，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骆琳任调查组组长。他要求，调查组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地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依法严肃追究事故责任。要认真履行好五项职责：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及直接经济损失；严肃认真、科学负责地认定事故的性质和事故责任；对事故责任者提出处理建议，包括党政纪处分、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深刻总结事故教训，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以及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的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治本之策；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按程序报国务院审批。河北省省长胡春华强调，安全生产既是一项重要工作，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当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在努力完成保增长这个首要任务的同时，一定要把保安全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以保安全为前提，促进增长目标的实现。我们始终要对安全生产有寝食难安、如坐针毡的忧患意识，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重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抓好安全生产，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胡春华指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关键是严格落实责任。一要增强责任心。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守土有责”的意识，时刻绷紧安全责任这根弦，以对党和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毫不松懈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一方平安。二要严格执行责任制。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坚持业务工作与安全生产两手抓，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定期研究安全生产，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述职制度，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三要强化责任追究。认真贯彻安全生产领域违法违纪行为党纪政纪处分的有关规定，严格依法追究责任，对发生的事故，要按照“谁检查、谁负责”的原则，追究执法人员的连带责任。 6．黑龙江省龙煤集团鹤岗分公司新兴煤矿按照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要求，制定了“11.21”爆炸事故遇难矿工两套赔偿方案。最新消息称，已有48位遇难矿工家属与矿方签署了赔偿协议书。根据协议，每位遇难矿工家属都可以获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金共计10.26万元。此外，遇难矿工家属可选择一次性和供养两种赔偿方案，一次性赔偿金额20万元，如选择供养可每月领取531元、708元不等的抚恤金。我们不妨算一笔账：把10万元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和丧葬金与20万元的一次性赔偿金额相加，不过30万出头。有的矿工，才20岁上下。在网上我们可以查找矿工招聘广告，有些煤矿许诺的月薪在3000—5000元之间。也就是说，矿工一年大致收入在5万元左右。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劳动力供应的减少，估计未来十年劳动力价格会有较大增长。30万元的补偿，按每年5万元的收入算，不过是6年的劳动收入。如果把工资上涨的因素考虑进去，恐怕还不到5年的收入。当一个矿主致使一个20岁的矿工丧生时，仅赔人家5年的工钱，而人家的工作寿命至少还有30年，这如何说得过去？据美国公布的2010年4月矿难赔偿数额显示，美国矿难家属一般能得到的补偿是3百万美金一次性赔偿+5年年薪(约35万美金)+家属子女的医保费用+所有子女的四年大学学费，并且接受此赔偿方案并不影响家属提出额外的法律诉讼。而且，出事的煤炭公司还表示，希望使遇难者家属此生能不再为金钱烦恼。在最近出版的《怎样做大国》和《仇富》中，中国民间意见领袖薛涌强调，目前贫富分化的加剧，早晚会阻碍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而这种贫富分化，绝非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而是老百姓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写照。权利的缺乏，导致人的贬值。人的贬值，则娇惯企业只依靠压低劳动力成本来竞争，能省技术就省技术。最后造就了低薪、低技术的经济。 7．为长期保持安全生产的良好态势，山东丰源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北徐楼煤矿工会历时近三个月的安全事故案例采访、调查总结，自揭“伤疤”，勇亮“家丑”，该工会把建矿以来所发生的安全事故案例编制成册，印刷2600余份发到职工手中。此外，该矿工会还组织人员深入工亡、残疾职工家庭进行安全工作事前事后采访。采访其事前安全工作时的家庭经济、生活情况，以及安全事故发生后给家庭、亲人所带来的痛苦和危害。在摄像机的镜头下，一户户因“三违”造成的家不像家的主人翁、当事者痛不欲绝的心情，都化为哭声和泪水一涌而出，向记者述说着埋在心底撕心裂肺的痛苦，记者也被眼前的情景湿润了双眼。采访结束后，工会把录像带转刻成VCD光盘，发到了各生产工区及班组，充分利用班前班后放映给职工观看。2010年7月19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要求针对当前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做好企业安全工作，全面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随后，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滨湖煤矿立即进行了学习贯彻。通过内部网站转发国务院23号文，利用广播、电视、黑板报等，进行宣传贯彻。组织矿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区队长、班组长、安监员参加培训班，集中重点学习贯彻国务院23号文件。各区队分班组、分层次自下而上，组织深度会谈、大讨论等活动，谈体会、讲心得，学习讨论活动，最后员工撰写心得体会。该矿还对国务院23号文逐条逐项地落实了责任人并抓好组织实施。按照要求，推进了技术保障体系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强化了现场紧急撤人避险制度，赋予生产现场带班人员、班组长和调度人员在遇到险情第一时间下达停产撤人命令的直接决策权和指挥权。实施了更加有效的安全生产工作政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结合实际，制定了相互配套、有机衔接、推动落实的工作机制。 8．针对矿难的频发，我们不能说政府无所作为。在中国，每年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几次声势浩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以及对不合格的煤矿“坚决取缔”和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的郑重宣告。尤其近几年来，这种领导权威的力量被使用到了极点，一系列的重拳出击和三令五申早令老百姓司空见惯。近两年，为了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山西省各市建立健全了监管模式，形成“人盯人，不漏网”的严管格局。记者在朔州市平鲁区煤炭工业局了解到，煤炭工业局和安监局两个部门全部在编人员117人，他们为全区67个煤矿共75个矿井派出了70个驻矿安监员。平鲁区安监局还作出了严格规定，驻矿安监员每月驻矿时间不低于22天，入坑次数不低于15次，不准弄虚作假、私通人情、包庇纵容。平鲁区还制定了《驻矿安监员工作职责》《驻矿安监员十二条权利》《驻矿安监员十项工作纪律》三项制度。驻矿安监员被赋予监察煤矿安全生产方方面面的权力，并可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和违规违章操作的行为依法采取检查、制止、责令停产和罚款等手段。但驻细水煤矿的安全监察员在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事发被拘后称，2005年2月份仅仅下过2次井，3月份1次也没下。从平鲁区安监局提供的2005年2月份安监员考评情况看，70多名驻矿安监员平均驻矿时间只有15天，最少的只有6天；而下井平均次数只有7次，最少的当月没有下过1次井。可以说，遏制矿难发生的有效措施早已规定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至少从制度上已经不存在太大的缺陷。面对中央的三令五申，甚至以撤职处分为警惩，各级政府官员也不能说不重视。但在一次次残酷的灾难面前，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下，无论是行政化权威，还是安全监察制度，都被消解得无影无踪。 9．日本也曾经矿难频发。二次世界大战后，煤炭作为日本的唯一能源，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当时，日本有100多个煤矿，40万煤矿工人，年产量5500万吨以上。由于产量增加，人员增多，安全投入及安全管理跟不上，矿井特大事故接连不断发生。如1965年山野煤矿瓦斯爆炸，273名矿工死亡；1969年三池煤矿井下火灾，83名矿工死亡；1970年南大夕张煤矿瓦斯爆炸，62名矿工死亡；尤其是1963年11月9日，三井三池煤矿发生的煤尘爆炸事故，造成458名矿工死亡。重大灾害频发，引起社会极大震动，也给煤炭行业敲响了警钟：必须强化煤矿安全管理，减少灾害。对此，日本提出了煤矿“零灾害”的目标以及煤矿“安全第一，生产第二”的口号。日本1949年就有了《矿山安全法》，后来不断地修改完善。他们多实行突击检查，严格按国家有关法律，进行相关的安全业务、设施状况检查，如发现问题，保证彻底落实解决。而且，相关法律规定，检查人员不得接受被查方的餐饮、交通及其他任何服务。同时，他们注重煤矿安全的超前管理、过程管理，而不是等出了事故后去追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就根据地质条件和安全基础状况对企业作出不同的处理：对效益不好、安全状况差的煤矿，采取整顿、收购等方式，坚决予以关闭；对一些规模大、效益稳定、安全状况好的煤矿，给予大力扶助；对一些涉及安全的项目，如专用设备、瓦斯抽放、密闭、注浆、防治水、防火等，提供安全辅助金，并由企业负责实施，提高煤矿综合防灾抗灾能力。日本的采矿设备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采掘实现了机械化，运煤实现了皮带化，机电运输的许多方面都实现了自动化。而且，日本的矿工人员均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班组长一级的管理人员即可组织生产，并具备处理生产过程中易发生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国家。工伤保险的首要任务就是事故预防，其次是医疗康复，再次是赔偿。同业公会每年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提出大约15%的资金用于事故预防工作。德国的工伤保险费率在不同行业之间相差很大，平均费率最低的是造纸与印刷业，为O.71%，平均费率最高的是建筑业、矿业，为8%。每一个同业公会都确定了各自的企业风险等级表，以区别对待。即使处于同一风险等级的企业，彼此之间缴费相差幅度也可达到25%。为了促进企业建立内部安全保证体系，德国的《劳动保护法》对雇主的安全责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雇主有保证员工安全与健康的责任和义务。雇主在组织生产时，首先要考虑提供先进、安全可靠的技术措施来保护劳动者的安全与健康；要对各岗位的危险性进行安全评估，分析可能产生的事故隐患，并制定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而且，“预防为主”的思路在德国得到了充分体现。从政府的监察、同业公会的行业管理到企业的自我管理，都将预防事故列为头等大事，并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10．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对生命尊严的重视，矿难频发，生命在“人祸”中逝去，则与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矿难向我们揭示的，不仅是技术性问题和经济性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的价值理性问题。如汶川大地震后，一场“举全国之力”的生命大营救，使人充分感受到了生命的宝贵。而矿难这样的安全事故，却完全可以通过努力予以防范。那么，对于如何治理矿难，则需要一个整体性反思，不能简单地发生一起矿难就治理一起矿难。三、申论要求

给定资料 1．Y县的风林村有13个村民小组，曾是一个有名的贫困村。全村总体地貌为高山峡谷，森林覆盖率高，动植物资源丰富。 过去，靠山吃山、砍树卖钱，是当地人视为天经地义的生活逻辑。由于地处山区，这里旱地多、坡地多，气候寒凉，适宜种植的经济作物种类较少，农民收入较低。“以前大家没钱了就上山去砍树卖，钱用完了又去砍，你砍、我砍、大家砍，对森林的破坏很大。”风林村村民赵春桥说。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让风林村的生态环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小时候河水大到能推动水磨，后来山泉水少了，村里吃水都困难!”风林村党支部书记周云光说，山上的树越砍越少，河里的鱼渐渐消失，不仅当地的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村民的生存发展也渐成问题。“可是，吃饭需要钱，盖房子需要钱，娃娃读书需要钱，不砍树，大家的生计怎么办呢?”赵春桥说。 怎么把村民力量发动起来，既让大家吃饱穿暖，又能保护好生态?为了解决生态保护和村民生存的矛盾，2016年，当地党委和政府在风林村引入“村寨银行”项目作为新的探索：村民以小组为单位，每家自愿拿出1000元入股，和其他社会扶持资金合起来，每年发放给小组内1／3的村民用于生产生活，借贷的村民1年后连本带息还款，下一批村民继续借贷，以此方式滚动实施。村民可以自由支配这笔钱，发展种植养殖业、供孩子上学、盖房、看病等，但要签订环保协议，承诺不再砍树，不再从事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活动，违背协议者将被罚没入股资金。 一开始，村民并不认可和接受。当村民听说要建“村寨银行”，以为又是扶贫项目来了，都反响热烈，但后来听说项目还需要自己出资，便开始犹豫起来。“以前我们都是各过各的，谁也不管谁，现在要集资建银行，我们哪里懂哦!”“大家的钱怎么管?往哪个方向奔?要争取哪些利益?这些事情我们可几十年都没想过。靠我们自己，能行吗?”在一个个夜晚，村民围着火塘挤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村民不断提出疑问、发表意见，并最终讨论出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管理制度，比如：谁砍树了，除入股本金被扣除外，全村人都不参加他家的红白喜事；谁家不还贷款，他家的林权证、政府发放的农资补贴等，就要被扣留…… 村民自己立规矩，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村里因地制宜制定村规民约，村民之间也更和睦了。大家一起商量垃圾怎么回收、怎么处理，“一事一议”落到了实处。几年下来，风林村环境好了，村民的心也拢在了一起。周云光干了近20年村干部，他说现在风林村“制度最管用、自治最省心”。 全村13个村民小组，都划定了自然保护地，并在村民讨论的基础上，制定了管理条例，明确了自然保护地的范围、保护措施、奖惩措施，全体村民都有权利监督条例的执行情况。 借贷来的资金，村民们有的用于养猪、养羊等养殖业，有的用于中药材种植，也有的用于看病就医、子女就学等方面。“村寨银行”既满足了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各种资金需求，又激发了村民保护生态的内生动力，让保护自然环境成了一种自觉。 新房组李国坤家，家门口已搭起了五六个蜂箱，地里种上了野生菌。“全组都参加了这个项目，10户获得了首批贷款，有的种上了药材，有的买了猪羊。”李国坤介绍，全村已经没人上山砍树了。“现在，护林员不用满山跑，轻轻松松坐在家里或者干干农活儿，就能把山看管得好好的。因为，全村人的眼睛都在盯着呢!”李国坤笑着说。 不能砍树，那就种树。几年下来，风林村转变了发展方式，种植了核桃、梅子等果树，开辟了中药材生产基地，共3400多亩。村民在山上养蜂，在田里种豆，通过专业合作社把农产品销往全国，大家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随着生态越来越好，山上的金丝猴、小熊猫等珍稀动物又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风林村，村民们建客栈、开餐馆、跑运输、做向导，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风林村因地制宜，遵循自然规律，从坐吃山空到山绿人富，走上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有环境治理专家评论道，“‘村寨银行’与生态环保联动，通过对人们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自然的改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和发展。” 2．“曹团长今天下午又要来教戏了。”消息一大早就在新民县刘村传开了，刘桂英放下碗筷，稍作收拾，来到村头大舞台，争分夺秒练习，等待老师前来指点。 40多岁的刘桂英，从小跟着家人听戏，一不留神，从“粉丝”变成了“戏痴”。在过去，刘桂英跑遍十里八村去看戏；如今，不出村就能在家门口欣赏名家唱段了。最让她开心的是，这些名角不仅到村里唱戏，还教村民唱戏。 “过去演几场就走了，群众‘不解渴’。如今剧团开展‘结对子、育骨干’活动，在乡村打造一批不走的农民剧团。”新民县花鼓戏团团长曹文君说。 刘桂英不出村就能得到名师指点，得益于新民县实施的文化惠民工程。虽然仅新民县花鼓戏团每年就到乡下演出100多场，但要让戏曲在乡村扎下根，最好的办法是让群众“自娱自乐”。因此，除了政府出钱、群众看戏之外，新民县还鼓励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与乡村戏曲团队开展“结对子、育骨干”活动，通过“搭台子、指路子、给梯子”等方式，鼓励民间文艺团体发展，对乡村文艺人才进行传帮带，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和表演能力。 农民演、农民看。人称“戏窝”的刘村已经这么唱了4年，现在唱上了瘾。刘村农民花鼓戏团的演员也逐年增加，从3人到5人，最后发展到30人。 “戏曲是在民间产生的，又在民俗活动的氛围中逐步发展起来。要在乡村推广普及戏曲艺术，就要借助民间的生活礼仪，培育戏曲在乡村生存发展的文化土壤。”曹文君说，新民县花鼓戏团充分把握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重要民俗节庆，结合民间风俗和节庆文化开展戏曲演出，老百姓非常喜欢。 怎样确保唱的戏是受乡村群众欢迎的?一份《乡村演出节目单》，一份《乡村演出调查问卷》．是新民县探索让“戏”对味和受欢迎的举措。“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和院团沟通，制订《乡村演出节目单》下发到村里，村民从中选出最喜欢的5个，我们汇总需求后反馈给院团，他们以此安排接下来的演出。”新民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学敏拿着一份调查“菜单”说，“去年县里做了3次调查，下发3000多份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是乡村的青年观众更喜欢现代戏，而中老年观众更喜欢传统戏曲，尤其是贴近乡村生活的戏。” “目前乡村的戏曲观众仍以老年人为主，要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有必要对戏曲剧目进行现代化创新。”于是，针对不同年龄段观众的不同需求，新民县花鼓戏团在乡村演出的不仅有经典的花鼓戏，还有现代戏。“我们以现代戏吸引年轻观众来现场，再演几出有趣的花鼓小戏，很快，一些人就被花鼓戏‘圈粉’了。”曹文君说，“戏曲院团也应根据乡村演出市场的规律安排自己的演出计划。既然观众需求不一样，我们就不能一成不变，所以大家花心思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我们以进乡村为契机，采集了许多贴近乡村生活的民间故事，创排了《五朵村花》《鹅匠》等现代戏曲作品，不仅老年人喜欢，年轻人也看得津津有味。只有把戏唱在群众心坎上，才能吸引乡村观众，让戏曲在乡村真正留得下。” 每次演出前，花鼓戏团的演员都会给观众介绍一下剧目的内容、作者、创作背景等，一点一滴地为他们普及戏曲知识。对此，曹文君解释道：“除了要为乡村观众唱好戏，我们还要培养乡村观众，让他们了解戏曲、认识戏曲、喜欢戏曲。” 盛夏的一天，花鼓戏排练厅的温度接近40摄氏度，15岁的婷婷和20多个同龄的孩子，还在这里集中训练。他们是花鼓戏团与新民县职业高级中学联合创办的戏曲表演班的第一期学生。经过近一年的学习，婷婷的一招一式已经颇有味道。听说要经常下农村演出，很辛苦，她不假思索地说：“我们本来就都是农村里的孩子，所以去农村演出就是回家，并不会觉得辛苦。”“从乡村挖掘有潜力的孩子加以培养，以后再反哺乡村，乡村的戏曲才能得以持续。”曹文君说道。 “我们不仅仅是为乡村群众唱几场戏，更重要的是要‘种戏’。”张学敏说，“戏曲生长在民间、活跃在民间、变革在民间。戏曲的生存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只有回归民间，回归群众，才能在乡村留得住、传得开、唱得响。” 3．冬日，石板街道清河社区，66岁的姚叔在亲水平台上的茶座里招待客人。 清河社区就在清河岸边，是H市最古老的街区之一。姚叔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和小伙伴一块在清河岸边玩耍。那时候的清河，河水清澈，两三米深的地方依旧清可见底。后来随着沿岸工厂和小作坊越来越多，清河也慢慢地变成了黑臭河。 转变发生在2014年。那一年，姚叔刚好退休，也听到了许多新名词：“五水共治”“截污纳管”“污水零直排2．0模式”……与此同时，姚叔发现，身边的清河水一天天变清了。他不知道的是，这几年来，清河社区已陆续关停50余家清河沿岸的“散乱污”小作坊。 清河水变清了，社区里清河直街的改造也在居民的关注下完成。去年夏天，姚叔想在家门口的亲水平台上开个茶座。“这个平台曾是我家老码头，后来变成堆杂物的地方，改造一下也是改善环境。”本来，由于平台性质的问题，他以为营业执照的审批特别麻烦，没想到社区认为是好事就帮他沟通，执照很快就顺利办了下来。 清河直街的长征桥头，有一家开了20年的无名面馆，如今有了“老桥头面馆”的大门匾，也成为石板街道的吃货热捧之地。改造后的清河直街，留下了这碗做了20年的面，也留下了老城的记忆。如今直街已改造到第三期，但有一点理念始终没变：清河应该是有历史积淀的。人们走到这儿，就会被勾起旧时的记忆。 这样清幽的清河直街，吸引了一家家艺术气息浓厚的非遗文创工作室、传统家居生活馆、手工艺术馆……也让清河社区有了浓浓的文化气息。 沿着清河河畔一路向西，转过勤丰桥，两幢黄色的小楼分外显眼。这就是清河社区去年10月开张的“阳光老人家园”。中午，穿过塑胶铺就的大院子，步人大门，映入眼帘的是满满的文艺范：温暖的橙黄色，大大的落地窗，带落地镜的舞蹈教室……到处都洒满了阳光。 “清河社区是一个老社区，4000多常住人口中，60岁以上的退休老人有800多人，所以老人是我们的重点服务对象。”清河社区居委会主任孙鸣说，“但服务老人，不仅要满足他们的需求，更要引领他们的生活方式，让老人消除与时代的隔阂感，找到归属感、共鸣点。今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阳光老人家园”没有麻将桌，但有各种兴趣小组，可以三五个好友聚在一起吹拉弹唱，也可以老伙伴们在乒乓球桌前来一场较量。让老人像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兴趣班，这是清河“阳光老人家园”设计的重点。为此，这里设有活动室、多功能厅、书画教室、化妆间、社会组织办公室等功能区，还排有相关课程，由专业老师来定期教学。 社区卫生站也搬到了“阳光老人家园”旁边。挂号配药、简单诊治等服务全部涵盖，医保卡功能也全部开通，成了百姓家门口的医院。 幸福街是清河社区的一条商业街，水果摊主李海明，正把门口的泡沫箱扛起来，放回店内，又拎起拖把，把地面认真拖了一遍。 很难想象，李海明以前是个“一点就爆”的“火药桶”。他时常把水果堆到人行道上，一有城管来批评他，他就扯着喉咙开吵。 李海明的转变，得从“城市眼”的引入说起。 去年10月，清河社区试着引入“城市眼”管理模式。该模式通过接人高清探头，对重点区域进行全天候监控。这只“城市眼”不但看得见，更能看得懂。通过后台对比识别，探头可对出店经营、垃圾堆放、沿街晾晒、游商经营等违规行为和不文明现象进行识别，并将相关信息实时发送至后台。 以前靠人工采集，一个月仅能发现100多起违规行为，而最初装上“城市眼”的那个月，就发现了500多起，如此大的信息量怎样处理?孙鸣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展示了清河社区的管理工作群，相关商家、社工、城管工作人员都在群里。当“城市眼”后台将违规行为信息发送至相关社工手机上时，社工第一时间发到微信群，并让商家整改。社区进行监督，城管最后兜底。为让商家更主动，社区还成立自治管理委员会，李海明就是成员之一。 “也奇怪，成为自治管理委员会成员后，他就通情达理了很多。”孙鸣笑着说，“几乎不用我们督促，自己就能管好。” “以前一上来就说我这不对那不对，当然要吵。”李海明说，被选人自治管理委员会后，他常去社区开会，“他们说店里太乱容易引发火灾，环境变差最终影响的还是店里客流，我听了以后觉得是这么回事，回来就改了”。 社区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反而更容易推进和实现，这是清河社区摸索出来的一个道理。 今年年初，清河社区年代久远的安置房小区——广明新村将迎来一场“微更新”，工程启动在即，孙鸣却说：“我们先听听居民意见。” 在广明新村10幢，62岁的居民沈祖岩向“80后”社工方颖颖细细道来：“最好是拆迁。不行的话，装电梯、换雨棚、换下水道也是好的。小区停车太难，女儿开车过来吃个饭，一不小心就会被贴罚单，最好腾挪出点车位。”方颖颖拿着个小本本记了下来。出门时，她握着沈祖岩的手说：“大伯您放心好了，我都记下了，改造时我们一定会参考的。” 清河这个老社区，伴随着静静流淌的河水，在不动声色中蜕变，滋长出绵长的生命力。居民们都说：“社区越来越美了。”“只要我们用心给这片土地最大的温暖，慢慢地，它就会越来越美。这，就是清河故事所折射出的治理之道。”石板街道负责人说。 4．Z市晚报策划了“城市出行”专题系列报道，本期聚焦“人行道”问题。以下是记者的调查报道： ·下午5时许，盲人郑志涛手拿着一根盲杖，不停地左右敲打前方路面，沿正七街行走在机动车道上。 机动车道上车流汹涌，郑志涛为什么不走入行道?他有自己的理由。 郑志涛说，去年10月的一天，他在西开发区崇武街人行道上行走，他认为自己是走在盲道上，走的速度就很快，没料到，竞一头撞在了一棵大树上。从此以后，凡是外出，郑志涛再也不愿走入行道了，“还不如走机动车道，顺着马路牙子走，不会撞到树”。 记者进行了调查，发现正六街、丰产路、南七路、南九路等路段的人行道，有些地方被大树挡道，而且树木根系发达，裸露在外，行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南七路人行道两侧的杨树最碍事，人行道只有两米多宽，大树就占了一半。”市民李先生说。 除了树木挤占，人行道上窨井盖凸出或凹陷，电表箱随意设置等，也影响行人通行。记者走访时，发现一些人行道边上的电表箱离地面不足1．5米，有些电表箱的门还是敞开的，行人走路经过时，稍不留意就会被碰到。“这些问题涉及多个部门，我们与相关单位也协商过，但收效甚微。”Z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负责人说。 ·记者行至泉水路时，发现眼前的道路突然“断头”了，整个人行道都被工地围挡圈上封锁，周围也没有交通警示和疏导。在施工现场东侧入口前的人行道上，长约百余米的路面堆满了施工用的建筑材料。不仅如此，还有几位工人蹲在人行道上对建筑材料进行焊接，俨然把道路当成了施工现场。“这个建筑工地向北不足200米就是一所小学，这条道路就是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必经之路，现在人行道被占用，我们只能绕到机动车道上，加上又有很多大型运输车辆途经此处，真是太危险了!”市民刘先生说。一位急着送孩子去上学的家长也抱怨道：“去学校只有这一条路，现在人行道都被挡死了，一点空间都不留，这不逼着我们往马路上走吗?” 记者调查发现，占道施工阻碍行人通行的现象在不少路段都存在。西中街人行道正在改造施工，两侧路面已被挖开，裸露在外的是干燥的尘土路面。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路面，顿时扬起一阵尘土，并迅速扩散到方圆十来米，行人路过不禁皱着眉头，捂住口鼻。市民李女士说：“这个施工已经快半年了，怎么还没结束?有时候看他们根本没在施工，这样磨洋工，什么时候能结束呀?”另一位市民王先生则说：“人行道改造施工是好事，但为什么要两边同时开挖呢?我们都不知道路在哪里了。” ·常六路的一栋商务楼门前，不少自行车和电动车杂乱无章地停放在人行道上。“这边的人行道本来就窄，被自行车和电动车占用后，行人通过非常困难，有些人索性走到了非机动车道上，很不安全。”市民杜先生说。“这里没有明显的禁停标志，周围也没有其他可以停放电动车的地方，为图方便，我就将车停在这儿了。”市民韩先生说。记者发现，商场、写字楼、地铁出人口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附近的人行道被非机动车占用的情况普遍存在。 记者前往多个路段探访，发现除了非机动车占道外，很多维修摊点也把生意做到了人行道上。在体育大街的人行道上，有配钥匙的，也有修自行车的，很是热闹。维修摊点地面上堆放着轮胎、马扎、砖头、木箱子，狼藉一片。 记者又来到金水路、中原路等路段，发现这些路段没有非机动车道，不少非机动车都开上了人行道。人车混行的现象较为严重，也导致不少事故发生。 “电动车速度太快了，走在路上胆战心惊的。”习惯步行上班的徐女士说，她走路时总是尽量靠右，但有一次还是被电动车挂了一下，差点受伤。 报道结语：人行道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只有不断更新和提升对城市运行规律的认识，真正从人行道的本质功能出发，统筹做好建设和管理，才能保障行人的通行权益，让行人在人行道上惬意行走。 作答要求

新技术有没有可能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这是某大学社会学系G教授关心的问题。她比较关注社会当中的普通人怎样生活，怎样面对新技术、新媒体，新技术是不是促成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2014年某研讨会上，G称自己一直比较关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比如新生代农民工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当时她和她的团队曾经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新技术可能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融入社会。 “按照常识，如果大家是在同一个社会时空中生存，拥有同样的硬件条件或者数据终端，按道理来说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资源、各种各样的机会。从理论上说，非常有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社会鸿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正。”她说。 但经过实际研究，她发现，现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新技术的使用中，城乡之间显现出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来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常常被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 事实证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或者相当程度上填平了——比如普通人和彻底掌控信息的垄断者之间的某种鸿沟。但从现在看来，新技术能否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还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观察。 不过，G还是认可了信息技术为农民工带来的一些改变，G大体上从三个方面观察农民工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包括新媒体和自媒体。 首先，从他们日常生活的使用情况来看，信息技术确实给他们的生活、交往，特别是给他们就业求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作用非常大。超过2．6亿的农民工“流散”在全国各地，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缺失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生活内容，是靠信息勾连起的“孤独个体”。他们通过手机、互联网等，获得娱乐、消费甚至精神的寄托和心理抚慰。这些人背井离乡，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是分散的，甚至一年见不上一面，基本上是靠通信来维系家庭和亲属关系。更不用说在他们求职、经营自己的小买卖等工作机会方面，信息技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讲，技术对他们生活有很大帮助和改变。 第二个方面，从表达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农民工群体平时没什么表达渠道，在原来的状态下，他们的声音基本上是不会被外界听到的，但是有了新媒体技术以后，他们不仅拓展了视野，转变了意识，而且有了表达的渠道，G把这种方式视作一种主体性的表达。 第三个方面更为重要，从信息技术和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信息技术真的非常了不起，比如他们可以即时调用各种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以及各种经验。他们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在没有领头人的情况下，用QQ群建立维权组织；同时他们通过信息技术更容易获取外界的声援和帮助。有的农民工说，如果没有自媒体技术，他们自身的权益就不可能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 G认为，也不可因此过度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因为线上和线下一定要结合起来才会有作用。农民工在互联网上虚拟的团结需要和他们已有的传统人际网络、社会关系产生联系，需要和他们所在工厂、企业的组织管理机构有直接关联。 更重要的是，当农民工从互联网这类新技术中获益的同时，那些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的人们却有能力从新技术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从长远来看，两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实际上拉大了。而后者所增益的部分，大概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农民工身上获得的。 新技术的使用能否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根据给定资料，谈谈你的看法。 要求： (1)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2)论述全面，语言简明； (3)不超过250字。

二、资料 1．随着江苏省高校教师高级职务聘任制首批试点方案在南京工业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实施，两所高校的162位通过聘任制上岗的教授和副教授日前正式站到大学讲坛上，至2005 年9月完成首批聘任。 南师大目前采用的是“缺岗聘任”形式。对各个院系提出的缺岗申报，学校经过严格的程 序，从申报正高的77人中聘任36名教授，从竞争副高的100多人中选聘59名副教授，教授和 副教授的聘期均为4年。与此同时，两所学校也推进了激励机制改革，聘任上岗的教授们将可 以享受新的岗位薪酬。 有关人士均认为，以往终身制下的教授是一种身份和资格的象征，一旦拥有各种待遇，直 到退休都不会失去。而聘任上岗的教授则“没有资格证书，只有聘书”，强调岗位意识，消除了 以往“当上教授课不上了，科研放慢了，心思也不在学校”的弊端，激励他们搞好教学和科研工 作。因此，聘任制将是今后江苏省地方高校高级职务教师上岗的方向，省教育厅将扩大试点范 围，待时机成熟时在全省高校推开。 2．广东已率先在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今年准备加大力度，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免费教育，准备对1000多万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在免收学杂费的基础上再免收课本费。按 照初中人平均180元、小学生人平均100元的标准免收课本费。 3．据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义务教育杂费有望全免，这是2007年1月24日上午北京市教委召开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透露的消息。 会议透露，继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免杂费政策出台后，今年北京市将力争在城区也实行义务 教育免杂费政策，以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杂费全免。目前相关政策正在讨论制订中。 按照中国1986年7月1日起施行的《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对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 免收学费。之后，国务院出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中允许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收取杂费， 即在校学生学习生活所必需的部分公共性杂项费用，主要用于学生饮水、照明、取暖以及课桌 维修等项费用支出。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免费后，现阶段学生所交的这项公共性杂项费用 将相应取消。 4．李先生的孩子考上京源学校的初中部，京源学校以“到学校去读书必须要先交纳15000元钱，否则不给入学通知书”为威胁手段，对学生家长公然进行勒索。别说李先生的“孩子本就是石景山户口”，就是户口不在石景山，按照“一费制”的收费精神，京源学校也无权要求学生家 长“自愿放血”1.5万元。 虽然制止教育乱收费的规定不断出台，但有些学校、学区仍在不断花样翻新，巧立名目乱 收费，这就给了我们这样一种警示：没有惩治的标本示范作用，上面出台再多贴近民心的政策， 在下面也得不到贯彻实施。我不明白以职务行为进行大面积的公然勒索，和单个的犯罪分子 搞敲诈勒索，在危害公民权益方面有哪些本质的区别。当公权披上堂皇的外衣，干着勒索的勾 当时，危害其实远甚于单打独斗的勒索者，因为它不仅损害了公权机构的形象，还损害一大片 人的利益。 惩治的结果却大相径庭：犯罪分子敲诈勒索，东窗事发后会被绳之以法，投进监狱；以职务行 为巧立名目勒索公众却通常毫发无损，连乌纱都未必会被摘去，更别说是承担法律责任。因此， 乱收费屡禁不止，也就不足为奇。本质相同，处罚方式却天壤之别，这不但根治不了乱收费，还会 动摇了中央的权威，让一纸又一纸的规定，到了基层或被大打折扣，或变作了一张废纸。 5．当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参加结业典礼时，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化名)却永远地离开了人间。在她留给父母的遗书里，“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等字 眼，深深地刺痛着人们的心。 目前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愈演愈烈，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学校四处伸手，千方百计 挖取优秀生源，借“升学率”提高知名度，以知名度吸引低分生，以低分生获取高收益。择校费 也已经达到数千元、几万元甚至数十万元。 在公办学校择校热的同时，各地兴起的“名校办民校”也助推了择校之风。银川市虽然严 禁公办学校间高价择校，但近几年，为了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当地采取依托有名的高中来办民 办初中的“名校办民校”的做法，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取择校费。 甘肃省社科院社会学家毕可生说，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凸显：在小学 阶段，学生之间已经开始以成绩论英雄，让学生产生“学习成绩不好即差生”“上不了好的初中 学校即失败”的心理。同时，有钱有权人家的孩子却可以通过掏高额费用和各种关系来上好的 初中，教育公平严重缺失。 6．安徽铜陵，一个仅有70万人口的小城，却是中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人间天堂”。原来，在这个城市，“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只有远近之别”；在这个城市，盛行于整个中国的“择校 风”已然风平浪静。不久前，国家有关领导曾就“铜陵推行教育均衡、消除择校风”作出批示，对 “铜陵奇迹”给予充分肯定，要求认真调研总结经验。 逆势而动的铜陵，积十年之功，创造了一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范例。那么，创造“铜陵奇 迹”的成功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对此，“铜陵奇迹”的见证人和推动者，当地分管普教长达12年 的教委前副主任汪其惠给出了答案：“我们只不过是根据义务教育法和教育部、安徽省有关文 件精神照做了而已”。 原来，创造“铜陵奇迹”的最大成功经验，竟然就是“遵规守法”。这是怎样的令人哭笑不得 却又发人深省的“经验之谈”呀。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择校风”盛行的整个中国绝大多数地 区，我们的义务教育法以及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可见，“铜陵奇 迹”是中国义务教育的一个暗喻，它隐藏的意义就是：中国义务教育之所以不能均衡发展，就是 因为法规制度已经出现整体失灵。 7．2005年12月因未按时交学费，兰州理工大学的20余名学生被通知办理停学手续，丧失了考试、注册的机会，等待他们的将是把已学过的课程在下一年重新复读。该校宣传部工作人员称，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要他们外出打工，尽快将所欠学费补交。 记者在该校就“没有在规定期限内交学费的，不让参加考试和勒令停学”一说进行采访，很 多同学表示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因迟交学费被停学的学生文徽称，学校收缴学费的最后期 限定在11月23日晚6时整，错过该时间未交学费的，学校将勒令学生停学，否则将按照学校 条例给予“警告处分”。该校教务处于12月14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给各学院秘书处，下发通 知要各学院严格执行。 腾部长表示，经济实在有困难的学生可申请助学贷款，2006年该校有1900万的助学贷款 金，但只贷出900余万。同样被停学的学生王某表示，助学贷款有许多条条框框，其中一年级 的不贷，学习差的不贷，后来该贷款只能作为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费。 8．在2002年到2003年之间，吉林大学有5位博士生多次要求更换博导，理由是他们将毕业论文交给博导，但被拒收，给予他们的答复是：“现在没有时间看。”在几个来回之后，论文终 于被收下。可没几天，论文又被退回，这次给出的理由是：“论文不符合条件。”张文显说：“当一 些博导开始忙于社会兼职时，其原有的价值观就发生了改变。” 吴强(化名)，刑法学专家，去深圳讲学后，便在当地开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每年有几百万 元的收入，之后，索性在深圳居住了。他所带的博士生平时只能通过传真与他联系。但碍于博 导终身制，法学院始终无法解聘吴振兴的博导资格。 黄文艺是这次改革最直接的受益者。他36岁，是200多名新博导中最年轻的之一。他是 湖南人，5年之内做了5个项目，科研经费总共累计有近60万元。以前吉大有不成文的规定， 一般当上教授2年后才有资格参与博导的选聘。“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改变，以目前的我来说， 不敢奢望成为博导。”黄文艺说，“以前有这样一种说法，聘为博导之日也就是他的学术生命终 结之时。现在这个制度似乎在做出改变这种现象的努力。” 9．“只有10%的大学生符合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该论断来源于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与麦肯锡中国分公司共同的报告一一《应对中国隐现的人才短缺》。2005年12月10日，在由北京 市青少年学习节组委会、中国人民大学学工部和大学生杂志社联合举办的“中国毕业生就业现 状论坛——过剩与稀缺”上，麦肯锡公司全球董事吴海表示，这个数字来源于对83位跨国公司 招聘本土大学毕业生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士访谈的结果。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未来3年，大中型 跨国公司在中国大约需要人才70万～80万人，如果算上所有外资企业和优秀的中国公司，大 约需要200万～300万人，而未来3年，中国大约有1100万～1200万名大学生毕业。 该报告显示，跨国公司发现大学毕业生当中极少有人具备从事服务业的必备技能，“10% 的中国求职者适合在外国企业中担当我们所研究的9种职位：工程师、财务人员、会计、定量分 析员、通用类人才、生命科学研究人员、医生、护士和辅助人员”。以工程师为例，中国拥有160 万名年轻的专业人士，然而，被访的人力资源主管都认为，此类职位的求职者存在的主要缺点 是教育体系偏重理论，和欧洲或北美的工程类大学毕业生相比，中国学生缺乏参与项目或团队 协作的实际经验。另外，英语差是跨国公司拒绝录用中国求职者的主要原因。 一名法律系的研究生说：“学校教育就是学习知识，而公司招聘却看能力，什么是能力?感 觉很虚。而且，我们就是想实习也没什么机会，一些跨国公司并没有实习生制度，个别有的名 额也很少。”他认为，培训适合自己的人才，是企业应该担当的责任。 麦肯锡选择大学生，主要看“你能否很好地融入这个团队”和“是否有能力把相关行业的知 识学会”，“很多职位和大学里学的知识并没有联系”。他说，课外时间做什么可能是判断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标准。 10．就业形势的严峻，也可从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遭遇中窥见一斑。这其中，大花本钱，刻意包装，像豪华简历、手机等都成了必备品。更有甚者，在一些就业市场还闹出一个班有“5个班长，7 个学生会主席”的笑话。为了能在求职的过程中增添更重的砝码，造假竟成了“必需手段”。 而来自上海媒体的报道，该市很多大学生因难以承受找工作屡战屡败的压力，自信心很受 打击；也有的一边考研，一边找工作，过于劳累紧张，心理承受不住了，纷纷走进心理中心咨询。 一学生已经悉数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所有招聘会，投出了上百份简历，参加过许多公司的面试， 均以失败告终。现在她已经心灰意懒，表示不打算继续找工作了。 11．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有增多趋势，这与我国以及全球自杀率增加是有相关联系的。整个社会的环境是竞争压力不断升级，人与人之间隔阂加大，生活节奏加快，用于交流沟通的 时间大大缩短。从教育和社会文化来看，国内外青少年都开始抵制灌输式教育，尤其是东方国 家，如日本和我国(包括港台)，这造成他们的思想的迷失。应试教育的存在把这些问题忽视或 压制，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价值错位问题。世界观、价值观的偏差往往造成人对社会的不适应， 他们会夸大所受到的挫折和压力，更多地忽视事物的好的方面而仅仅是看到那些不好的方面， 笼罩于灰色心境，特别是苦难感中，一些心理承受力较差的人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就可能产 生自杀冲动。 12．因为没有签署就业协议，中国矿业大学的部分MBA毕业生无法拿到毕业证和学位证，尽管他们的学业早已顺利完成。为了拿回本该就属于自己的一纸证书，一些学生只得无奈 地找到一家外地单位挂靠，签署一个“莫须有”的就业协议。学生们怀疑，学校此举是为了维护 就业率。 据称，2005年该校的研究生就业率达到99.3%，而按照要求，2006年的就业率要超过 2005年。6月30日，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MBA应届毕业生赵××，前往校MBA管理中心 办公室领取毕业证。但这一次，他又扑了个空。因为没能找到单位签署三方就业协议，校方不 肯向赵××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而在6月28日，赵已经接到了离校通知书，宿舍的钥匙已 经上缴。在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因为没能就业而拿不到毕业证的毕业生，不止赵××一 人。有毕业生猜测，校方此举，与维护学校及专业的就业率有关。 三、申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