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从2014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到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论述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怎么看”和“怎么办”，再到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这表明我国对新常态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推进。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低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新常态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是，中国是在转型背景下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付出了高污染、高耗能以及牺牲居民福利的代价。2017年，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诉求日益迫切，倘若继续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追求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忽视持续健康发展，忽视居民福利乃至生存环境，那么这样的增长模式不仅难以持续，也最终会失去民心。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形态的跳跃。经济增长表面上表现为要素的积累和投入的增
长，但背后是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持续演进的动态调整过程。当前，从生产资源的产业配置来看，一方面，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占用了大量生产资源，集聚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养老、医疗、教育等行业社会力量进入不足、竞争不充分，导致社会资源严重错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效率。以前，我们依靠投资拉动增长，高投资、高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今后，我们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提议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树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发展观。将增长与发展统一起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新概括、新升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增长的目的，增长是发展的手段。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没有发展增长也不可能持续。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片面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一些领导干部盲目崇拜GDP，这种认识迷失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新常态是抛弃狭隘的发展观，真正确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全面的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作出相应调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新常态下处理各种问题必须树立的发展思维。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以及市场失灵缺陷的克服都离不开政府的权威，没有有效的政府保障，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转。而在市场能够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竞争性领域，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不能伸得过长，更不能替代市场作用。只有政府与市场共生互补、各司其职，经济活力才能得到有效释放，多元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才能真正建立。
经济新常态是要改变旧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际，不仅增长的波动成为可能，而且影子银行、产能过剩、债务负担等潜在风险积聚，实现稳增长的任务更加艰巨。所以，在发展战略上，要有长远目光，在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面前沉着冷静、积极应对，忍得住阵痛。同时，也要着眼当前，充分考虑到“三期叠加”阶段特有的阶段性风险，为可能出现的各类困难做好预案，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缓解改革产生的阵痛。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各种矛盾交织。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需要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又要考虑决策灵活度，既不过分强调需求刺激又不盲目抵制扩张政策。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说明，微观主体更活跃、市场活力更旺盛的省市往往也是增长质量更高、发展后劲更足的地区。为此，深化改革、政府转型必须立足于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只有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全面搞活微观经济，才能助推企业顺利度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只有让市场主体成为创新主体、转型升级主体，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面对新的挑战，也面临难得机遇。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不仅需要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新常态，而且需要按照新常态的内在规律积极引领新常态，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经济效率明显提高，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系列经济条件变化导致的，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这些变化，意味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何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答案就在转方式调结构中。
转方式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转方式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调结构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其关键都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点，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研究表明，消除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就可以发掘新的增长源泉、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因此，转方式调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源泉，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和手段。
许多人看到发展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近年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的确在较快提高。但是，单纯提高某个产业的比重，而忽略产业之间的关联，忽略市场信号对结构调整的引导，就不一定能产生生产率提高的预期效果。如果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只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则总体劳动生产率还会降低，与结构调整的初衷南辕北辙。第三产业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制造业萎缩。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较高的服务业比重，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达到的，是更高生产率的表现。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营造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新成长企业大量涌现，是使我国产业体系迈向中高端的必然要求。
目前仍存在各种体制障碍，如一些行业和企业因拥有垄断地位，即使没有竞争力也难以退出，新成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门槛高、融资难、融资贵从而难以进入、发展受限等问题，都妨碍着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大力推进改革和创新，遵循生产率导向原则，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才能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4．目前，不可再生能源面临趋于枯竭的困境，自然环境承载能力日趋脆弱。从我国现实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迫切要求改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做出关停1400家矿山资源类企业和加工摊点的决策前，身为县委书记的S心理压力是巨大的。L县，这个矿产资源大县，80％的GDP、90％的财政收入依靠资源型产业，大规模关停资源类企业，就意味着经济的断崖式下滑。然而，经济新常态下，关停这些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企业又是势在必行。因为依靠资源的粗放式发展老路已经走不下去，不加快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将使“生态优化、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富民强县”的目标沦为空谈。
“新常态下县域之间的竞争已从单纯拼优惠政策发展到靠综合环境的比拼。生态环境是稀缺的资源，更是宝贵的财富。”S说，相比先进地区，L县的产业配套、人才支撑和基础设施不占优势，要想抢占先机，最有可能胜出的只有生态。不出所料，“关停”令经济承受重压，最直接表现就是县级财政收入的直线下滑。
面对财政收入下滑压力，支出该从何处减?S认为：“民生支出不能减！基础设施事关新产业新投资，也不能减!只能减机关运转这块……”于是，鼓励农户种植核桃的补贴继续；对山区小学的教育支出继续；各种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继续。工业园内，宽阔整洁的道路按时完工，5米1棵的道旁树也未打折扣。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的机关经费平均每年削减30％。在位于L县县城中心、已使用近30个年头的县委3层小楼内，墙壁斑驳不堪，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掉墙灰。
“关停”资源类企业的同时，事关环境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各项举措仍在实施。L县百姓感受最直接的是生态新城建设，包括建成4条园林式公路、42公里自行车健身廊道，广泛开展植树造林，2012年至2013年度累计植树23万亩，是前3年总和的4倍多。生态改善的效果是明显的：数据显示，目前L县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38％，年空气二级优良天数接近200天。
“用优良的生态招引大项目”的思路已经显效。截至目前，L县2014年以来已签约3000万元以上项目67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25个，在建60个项目完成投资40亿元。“还得把握好取舍，摒弃‘剜到篮子都是菜’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由‘饥不择食’向‘择优录取’转变，处理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S说，在吸引到众多项目进驻同时，L县2014年以来也先后将41个高能耗企业“拒之门外”。
眼下，令S深感棘手的是人才缺乏：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还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的形势变化，比如招商项目结构显著变化，招商人才亟须培训；另一方面是各类新产业进驻企业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渴求，比如园区内正在筹建的院士工作站，就急需科研人才。“吸引人才，单靠企业提供高薪远远不够，还需要政府部门提供适应人才工作、生活需要的各种辅助设施，比如科技孵化器、产业园、各类生活休闲场所等。”S说，“旧账”只还了一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5．在北京西城一栋写字楼里的“财富说”公司里，十几名创业者正在为新的互联网理财交易平台做推出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创始人李某曾经在银行工作多年，瞄准传统金融产业在服务大众理财方面的短板，他创办了这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2014年以来，政府高层多次喊话以及各种创业优惠实策出台。自全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一元钱就能开公司……多管齐下，创业近乎“零门槛”。
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一项重大社会变革，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新时期的战略理念面世不到一年，却已深人人心，并在持续推进。尽管振奋、掌声与警惕创业失败潮、科技地产泡沫之声并行，但这场变革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是：从国家到地方正围绕创业链部署政策链，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我国创业创新事业正迎来给力的政策“风口”。
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正在掀起“大众创业”热潮，瞄准经济新常态下不断涌现的各种消费、产业需求，新思路、新业态、新公司、新产品层出不穷。工商总局数据显示，从3月到10月份，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56％以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会议同时指出，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徐部长表示，实现稳增长需要稳投资，其中互联互通，指各地之间通过公路网、铁路网连接而派生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电商、信息消费、创意文化产业等，都派生出新的投资机会。
6．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面临着经济换挡、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沿海经济大省江苏，以人才优先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人才优先，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在教育。
南京市H区，是江苏省高等院校最为集中的大学城所在地，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安置房片区所在地，其一度是南京主城的教育薄弱区。近年来，H区针对“三区叠加”的特殊区情，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问题来抓，实施科教兴区战略，为全区80多万常住人口提供良好的优质教育、素质教育和均衡教育，正由以往的南京“教育洼地栉急速向地区背教育高地修转变。
2016年前三季度，江苏省经济在全面转型升级的同时，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二，成为新常态下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江苏省的劳动者素质普遍较高。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H区委、区政府分析认为，地区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教育，当前H区推进基本现代化与新型城市化，人口布局的变化与产业发展变化都给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要坚持教育优先。
从传统来看，教育属公益性投入，不直接产出GDP，被很多地方所漠视，不少地方的政府不愿意投入。然而，H区不这样看。
“以前学校没食堂，孩子们的午饭只能自带或靠送饭，学生不方便，家长不放心。”位于H区最北端长江岛屿的八卦洲中心小学刘校长描述了几年前的情景，“现在不一样了，区里专门拨款为我们高标准配建了食堂，还把整个学校翻修了一遍，现在我们的硬件毫不输给城里学校。”原来，该校获得了700多万财政支持资金，在老校区的一侧新建了总建筑面积达1800平方米的食堂，并增加了10多个多功能教室。
类似大幅改善办学条件的学校，遍及H区各地。这一变化，受益于H区自2011年起开始推进的三年校舍建设工程。
“‘十二五’的前三年，即自2011年至2013年，H区财政预算类教育拨款达15.7亿元，是‘十一五’总和的1.2倍。”H区教育局徐局长介绍说，截至2013年，H区按照省级一类标准新建、改建、扩建学校项目24个，总建筑面积26.23万平方米，已有24个项目交付使用，新增中小学班级240个。
近年来，H区积极引进名校资源，持续放大名校资源效应。南京外国语学校、南京一中、金陵中学、南师附中等四大市属名校和鼓楼区的拉萨路小学、琅琊路小学齐聚H区，合作成立区域教育共同体，为H区百姓提供一流教育资源。目前，H区全区9个街道中的8个已拥有名校资源，H区教育品牌初步形成。徐局长说，以往每年升学时节，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优质中小学校，常常“找遍了人、跑断了腿”，现在，家长不再为此费神。
“素质教育在我国已提出数十年，但很多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方法不够灵、效果不够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素质教育在很多中小学都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普遍存在实践水平偏低、创新能力不强、人文素养不高等问题。”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小学部林校长说。而在这所小学，素质教育理念被坚定地推行着，该校不仅从来不给学生增加课时，还专门腾出时间让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
不仅在金陵中学仙林分校这样的名校，素质教育之花已开遍H区全区。地处远郊的八卦洲中心小学就是其中一个艳丽花朵。
“一江春水将绿绕，举头远眺是二桥。芦蒿马兰随处见，喜鹊斑鸠满地跑。”八卦洲中心小学地处长江第三大岛——八卦洲。在众多教育专家的指引下，八卦洲中心小学自“野”字切入，围绕农俗、田园、桥梁与本地传统文化开展特色素质教育，创建“鹂岛野韵”特色项目，一系列紧贴地气的特色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画韵社团手绘小小农民画；诗韵社团创作乡村田园诗歌；百人腰鼓演绎着百姓丰收的喜悦：太极表演传承着博大的易经文化；野韵、江韵、桥韵三大研究所的老师带学生走出校门，开展研究性教学……多彩的特色课程伴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不仅保留了远郊农村学生的淳朴本色，还开阔了学生视野、张扬了学生个性。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近来，关于“世遗”的话题相当热门：2011年6月底，杭州西湖成功加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意大利威尼斯则在担心“失去灵魂”。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意大利主要古迹保护组织“我们的意大利”警告说，每天多达6万游客的涌入已经超过了威尼斯的承受能力，威尼斯有“失去自己灵魂的危险”。该组织表示，威尼斯公众面临的威胁太严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考虑将威尼斯从世界遗产名单上划去。意大利并不是第一个要求退出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颇有些国家或者城市因为不堪盛名之下的游客压力，为了对文化遗产进行更好的保护而提出“退遗”计划。但在中国，无论是为了保护灵魂，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申遗的话题似乎更加复杂。一方面是浩浩荡荡、踊跃积极的申遗大军；另一方面则是过于现实的目的，即通过申遗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弗朗切斯科.班德林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世遗看中的是真实和保护。两方的理念存在着巨大分歧。杭州西湖的成功入遗也许会弱化这种分歧，毕竟，早在加入世遗之前，西湖已久负盛名，其旅游人数也早已达到饱和。2011年6月24日西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杭州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诺，西湖将继续免费开放，并且“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同时还制定《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将对西湖的保护从地方规章制度上升到地方法规层次上来。相对于一些加入世遗即宣布“一流景区要配备一流价格”的地方而言，杭州的做法令人赞赏。不过，不少专家指出，尽管国内不少地方政府都把世界遗产当成经济开发区，将旅游作为唯一功能来过度开发，但是申遗本身仍然是需要坚决支持的。由于我们过去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不强，许多文物景点存在着维护保养不周的情况。各地为申遗进行了巨大的资金投入，不仅有效落实了保护，而且在环境整治上下大力气，这有利于弥补历史欠账、改善文物保护境况。例如韶关丹霞把建在景区内的七八座宾馆和餐馆全部拆除。“那里曾是景区开发带来的恶果——宾馆临水而建，丝毫不考虑与风景的协调。”当地工作人员表示，“早就要拆了，一直拆不动，终于因为申遗拆掉了。”假使申遗没有成功，也并非坏事一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曾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把申遗看成是金字招牌，根本没有意识到申遗的真正意义在于保护。成功之后，往往就是不择手段开发。但只要一天申遗不成功，就得不断地努力保护下去，这也许是件好事。” 2．西湖申遗成功，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增至41个，位列世界第三，令人兴奋。但是，一片欢呼声中，人们的担忧挥之不去：一些地方的申遗往往被念成了一本“生意经”，最后成了旅游业的添加剂、房地产的膨大剂和地方经济的兴奋剂。在巴黎第三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坦言，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商业化、大量不和谐的建筑出现在缓冲区，是中国许多世界遗产地的通病。不扭转开发在先、保护在后的错误思想，中国的申遗道路将越走越艰难。重商业轻文物，先开发后保护，甚至一边申遗一边仍在破坏，我国有太多的前车之鉴。远的不说，西湖申遗长跑十多年，审查历经艰难，原因就在于西湖很多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发展中被破坏殆尽，提交给世遗评委会的时候，西湖其实已经被城市化侵蚀得相当严重。就在一个多月前，位于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的一处豪宅还因为被怀疑是南宋皇城遗城而停工。还有人预言，西湖申遗将直接导致杭州房价再次飙升，因为申遗很容易成为房地产的膨大剂。杭州曾经是中国的“地王之王”，西湖申遗成功之后，杭州土地更是从黄金级上升为钻石级，在更为巨大的卖地收益面前，如何坚持保护为先、开发为末，如何避免与西湖为伴的居民最后不得不因为房价高企而远离西湖，都是摆在遗产管理者面前的更大难题。 3．早在2005年，“少林功夫”就申报了“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因为时间短、材料不详等问题而落选。后来相关方面改变思路，将整个嵩山各处遗迹打包，名为“嵩山历史建筑群”整体申遗，但在2009年却意外卡壳，直到2010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才获得表决通过。相关专家介绍说，此次随嵩山历史建筑一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少林寺建筑，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初祖庵大殿是河南省现存少有的早期木结构建筑精品，它与宋代的《营造法式》这一建筑名著前后相错25年，是该书的很好注脚；少林寺塔林是我国最大的塔林，包括唐、宋、金、元、明、清历代高僧古塔228座，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保留了历代的仿木结构的斗拱门窗以及各类装饰的砖雕、石雕，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少林寺常住院还保存了大量的北朝、唐宋至明清的碑刻以及千佛殿、白衣殿的彩色壁画。但是建筑的申遗成功，并不代表少林文化的申遗成功。少林寺方面表示，禅宗、功夫共同构成了传承至今的少林文化现象，他们会继续推进将“少林文化”申报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方丈释永信表示，申遗成功是对少林文化的一种肯定，有利于少林寺建筑的保护，有利于少林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他对将“少林文化”申报为世界级非遗也很有信心。然而，少林武僧团的开发也引来争议，似乎与保护形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少林武魂》获得2009年美国戏剧最高奖——托尼奖提名，但另一方面也有美国剧评人批评它为“韵律杂技表演”。舞台上规范化、表演性的武术表演和介于“舞”与“武”之间的少林功夫剧被认为是少林文化申遗中的最大障碍。 4．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里，你能读到的信息，基本就是“保护保护再保护”。对景区是否保护得当也是能否入选的条件。在联合国的公约里，一切以“保护为本”；但在地方，保护和过度开发会形成尖锐矛盾。2007年，在新西兰基督城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有6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分别是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大会要求这6处地方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如解释不得当，就有可能立刻被列入“濒危名录”。世遗大会关注了“三江并流”，并要求在下一年的大会上再次“验收”，如果正在建设水电设施的“三江并流”得不到有效整治，将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而另据当年《南方都市报》调查：丽江在如潮的游人的喧哗下已逐渐失去古城的韵味：纳西古乐被周杰伦的歌声代替，夜色中狂乱的酒吧，连当地著名的民间艺人宣科也因为喧闹搬出古城……面对这一结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缺乏经验，遗产保护需要和世界接轨。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过分追逐商业利益；一些保护、修复原则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招致非议。”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彭华教授指出，申遗的目的在于“要借申遗之实，给地方上一个紧箍咒”。成为世界遗产后，不仅被游客关注，也被媒体和上级政府关注，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同时对保护的要求是与世界接轨的。“其实申遗的过程，就是一个洗脑过程。让地方从只想赚钱变成自觉保护。” 5．2010年11月16日，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副主席黄建银说：“这是对中国作为中医针灸起源国地位的确认，有效防止了中医针灸的异化和去中国化，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据悉，在最初阶段，中医是作为一个整体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介绍，中医历来被视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但是，整体申遗遇到了难题。大中医又有针灸、又有著作、又有技术、又有药，包岁万象，而联合国有关部门对申遗的要求是越具体越好。中医申遗思路面临调整。“单把中医针灸拿出来申遗，也是为了适应申请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说。不过，“中医针灸申遗，不是保护中医针灸的一招一式，保护的是传统中医思想，是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文化的根。”柳长华强调。2010年9月，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透露，中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中医针灸申遗的申请，有望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不断成为被不当侵占的重灾区。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屡屡侵占其他国家的传统医药知识。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如今影响遍及全球。据统计，目前国外的针灸师至少有20万人，服务产值每年100多亿美元。黄建银说：“随着中医针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些国家声称自己是针灸的起源国，这对中医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韩国韩医协会曾在2008年公开表示：“世卫组织没有选择中国和日本的针灸穴位作为标准，而是选择了韩国。”中国专家随后对此进行了驳斥，世卫组织也因此事向中国致歉。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赵京生说，申遗能够持续保证中国针灸在世界针灸界的宗主地位。黄建银说，申遗的成功，从法律地位上，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铺平了道路。柳长华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了传统医药的文化根基，跳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窠臼。我们可以借助这种保护，建立一整套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针灸在中医体系中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中医就是从针灸发展来的。”谈起针灸的历史，89岁的针灸大师程莘农竖起大拇指说。但是，如今针灸的发展，状况堪忧。首先是“灸法”面临失传。针灸由“针”和“灸”构成。可如今针灸诊所却“有针无灸”，中医学界也存在“存针废灸”的声音。人才问题也困扰着中医针灸界。由于针灸在海外收费较高，国内大量针灸人才外流。“经济效益太差”，导致针灸在医院诊疗体系中走向边缘化。赵京生说，如果给医院最不赚钱的科室排个名，针灸绝对可以位列前三甲。如今，针灸进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些人由此认为，有了一张很有分量的“免死牌”。但也有人提出，这张“免死牌”能保护它发扬光大吗?“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医针灸就能自然得到保护，这仅仅是一个契机，”柳长华说，“申遗为发展中医药提出了新要求，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传承、保护和发展好中医。” 6．“中国丹霞”地貌申遗专家组近日“晒出”一张账单：涵括申遗本身、设施建设，及景区综合治理在内的各项费用达十几亿元。其中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湖南良山所在地新宁县为“申遗”共投入4亿多元，银行贷款1．55亿元。一石激起千层浪，而此种一掷千金的“豪举”早已屡见不鲜：广东开平碉楼为“申遗”花费1．36亿元，河南安阳殷墟投入2．3亿元，山西五台山单是景区整治和搬迁就开支8亿元……在国家项目资金、地方财政拨款、银行贷款等的包装下，申遗项目都成了“重金打造”。为维护世界遗产“权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同时建立了监测机制，“世遗”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除名。尽管有严惩措施，但一些地方在商业利益和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仍背离了保护遗产、传承后世的初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遗产蜕变为“产出效益”。这似乎成为“申遗”成功后的普遍现象：一旦某地的项目被列人世界遗产，其品牌效应便迅速放大，成为旅游业的“金字招牌”。“申遗”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以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为例，门票收入从“申遗”成功当年的125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1997年的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而在1997年当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连续多年年均增长10％以上。2009年旅游业收入88．66亿元，同比增长27．49％。旅游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 7．2007年成功申遗的石见银山位于日本岛根县大田市，是日本历史上持续开采400年的著名银矿，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大大小小600余处保持原貌的坑道。通往山上景点的主要通道是山脚下一条约1000米长的古街，至今仍有一些居民居住在这条古街上。石见银山申遗成功后，蜂拥而至的旅客一度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为保护景区，石见银山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严格禁止机动车人内，游客可乘坐的交通工具只有专门的观光巴士。但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频繁往来的巴士同样产生了大量噪音污染，还有一些游客会随意攀折居民种植的树木。一位63岁的居民抱怨道：“以前我们过着门不上锁、夜不闭户的平静生活，但后来我们的生活全乱套了。”申遗成功后如果环境遭受破坏将会被取消世界遗产的认定，这促使当地人更加重视环境保护。2008年，根据当地居民要求，景区停止运营观光巴士，游客只能徒步进入景区。徒步游览石见银山往返需要两个多小时，这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近年来，石见银山的游客因此不断减少。事实上，在日本的十多处世界遗产中，如石见银山、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落一样因过度旅游开发带来负面效应的并不少。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申遗对拉动旅游升温的作用十分有限，通常只在申遗成功后的最初几年有明显效果。东洋大学旅游学教授岛川崇准认为：“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往往很难兼顾。”综观世遗可能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一些日本地方政府认为申遗付出的巨大成本得不到相应回报，因而放弃了原本的申遗计划。山形县的最上川是日本的旅游胜地，包括出羽三山等65处著名旅游景点。山形县此前打算申请最上川为世界遗产，但吉村荣美子在2009年出任山形县知事后立刻宣布放弃申遗。她说：“申遗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这笔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这些钱用在遗产保护上。”根据山形县的保守估计，申遗所需资金达3．88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10)。万元)之巨。对世界遗产领域有相当研究的日本国士馆大学建筑史教授冈田保良说：“申遗的确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可以让人们主动去深度挖掘申报项目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助于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等。但是，申遗这座独木桥实在太难走，中央政府应该替地方政府把好关，给出充分的建议。在地方政府准备申报的初步阶段，中央政府就应该针对申报项目进行一个可行性分析，避免地方政府走弯路。” 8．平遥古城因为世遗的金字招牌而成名。但实际上，古城这几年被人关注，还因为接连出现的城墙遭破坏事件。早在2001年，在号称明清时期“中国的华尔街”一一平遥古城南大街上，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云绵成”因为房屋产权纠纷被周边居民严重破坏。2004年、2005年，平遥古城墙接连发生坍塌。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4年10月，古城南门瓮城外侧东部一段东西长17．3米的城墙突然坍塌，上千块青砖落地。本来县财政就吃紧，城墙坍塌都无资金修缮，而成名后的平遥古城却为名所累，公务接待不堪重负。全县一年公务接待人次超10万人，仅此一项就少收入1200万元。平遥县旅游局副局长刘建昌表示，按照规划，未来几年平遥县游客人数仍将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年接待游客将达到200万人次。但对平遥县文物局纪检书记阴宝宝来说，这并非好消息，他并不希望游客增长这么快。“旅游发展太快，文物保护吃不消。”古城内人口和基础设施服务能力都已过载，而让城内居民到城外安居，关键在于钱。阴宝宝建议，要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古城保护和旅游开发，古城的旅游开发作为一个整体打包上市将有望破解资金缺口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城内居民外迁的补贴力度，或加快在城外集中建设商品房供城内居民居住。“单靠平遥县是不行的，山西省，国家都要重视，平遥古城不仅是平遥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即便财力有限，平遥县在居民外迁中还是做了大量努力。近期，平遥准备投资7亿元，陆续外迁1．5万人。“前两年已经投入1亿元，现在看起来还不够，我们又跟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了6亿元，分3年，用于新城区建设和文物保护。”刘建昌表示。此外，可以对古城内的古建筑进行保护性开发。“目前古城内只能住4000人，每到黄金周，住宿缺口很大。古城内很多老房子，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住起来非常舒服。目前，平遥已建立起全国的古城客栈星级评定标准。接下来我们将力推古城客栈上星级，推出几十家五星级古城客栈，将其打造成平遥的名片。既解决了文物保护问题，又能产生经济效益。”此外，为缓解经费不足，经山西省物价局批准，平遥古城门票中准价将由每人次100元调整为125元，新票价将从明年3月起执行。调价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古城文物保护。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6月7日在巴黎总部就即将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举行媒体吹风会，在会上重申，世界遗产的意义在于保护这些人类自然和文化的精华，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推广和发行部负责人吉娜.道布尔迪说，凡是被列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地点，都需要其所在国依法严加保护，以确保遗产的完整和可持续发展。道布尔迪说，教科文组织一直非常关注各遗产地在入选世界遗产后的管理和发展，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如果遗产地受到战争、灾害等威胁或在遗产保护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将有可能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国际社会将共同关注并努力去拯救它们。道布尔迪同时强调，世界遗产并非是只进不出，根据《世界遗产公约》，如果遗产所在地政府不能保在一定期限内通过采取必要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并使其遗产地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最终失去了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该遗产项目将可能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此前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和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都因此被取消了世界遗产头衔。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4年一季度，山西省六大行业都出现了负增长，各项数据创2008年之后新低，严峻的经济状况影响到了就业情况。在以“能源基地”著称的山西，工业经济中对就业拉动最大的无疑是煤炭行业。而煤炭行业的持续疲软、涉煤行业用工需求下降，令山西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煤炭行业持续低迷，反映在就业市场上，首当其冲的是煤炭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太原理工大学举办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数千名高校毕业生排队入场应聘，直到中午时分仍陆续有学生入场。和往年类似，煤炭、电力、房地产等企业摊位前，照例围满了咨询、应聘的毕业生。 但记者发现，不少煤企早早就招聘完毕。一位现场招聘负责人说，受煤炭经济下滑的影响，企业的用工需求也随之降低，企业招聘只能量力而行。 春节过后，正是企业急需人才、人才面临就业的双向选择时期。专家预测，2014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劳动者技能素质与企业用工需要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短期内难缓解。 “现在一线的普通工人仍然短缺。主要是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者求职信息不能实现及时有效衔接，因而造成了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一些企业劳动时间较长、工作环境和待遇较差，也是企业缺工的一个原因。”中国就业促进会创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占武建议，企业要通过改善用工环境，提高薪酬待遇，提供发展平台和企业凝聚力，使人招的来、留的住。 有盼企业负责人讲，目前韵关键岗位技壬千金难求。而从对全国100伞城市人办资源市场供求分析看，技工、高级技工和技师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这表明一个技工平均有两个以上岗位在等着他”。 目前的中基层人才就业模式依然停留在老乡间介绍或职业中介推荐，黑中介、虚假用工单位等非正规渠道的横行导致中基层人才就业市场整体信用状况不佳，用工信息的不通畅也导致人才与用工单位无法有效对接。每年春节过后，“用工荒”与“求职难"的局面并存，就是供需对接不顺畅的集中写照。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根据教育部统计的数字，2013年是699万人，2014年将达到727万人。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远低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部分高校专业设置、培养模式与企业需求脱节。另外，还有一个就业观念问题。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了目前部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继2013年“最难就业季”后，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的2014年，被舆论界冠以“更难就业季”称号。“史上最难求职季”倒逼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反思，然而，出国留学是否就是解决教育和就业问题的终南捷径?一个信息是，以往作为人才输出国的中国，开始对外国人才产生“输入”的吸引力，“中漂”的外籍人士也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当毕业生、海归、外国人一起涌向中国的就业岗位时，谁能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成为胜者? 2．历时两年，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多次，如此重视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是直接参加《教育规划纲要》制定的专家学者中的一位，他研究时间最长、最深入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体制改革。这部分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独立成章，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近日，《小康》记者对王烽进行了专访。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观念有何特点?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以及教育本身存在的不适应提出来的。全面发展，不是培养完人，而是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人人成才，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为人才的可能，需要教育重视所有学生而不是只重视尖子生的培养；多样化人才观，是指人才标准多样化，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不同人才的需要；终身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空间限制，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终身要学的事情；系统培养，是指人才应该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培养的，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统筹考虑的，教育需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不仅仅是培训和传授知识技能，还是一种人的养成。教育贯穿于人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奠定人才成长、个人发展的基础。教育的收益，即接受教育后的“产出”是贯穿人的一生的。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工作了，教育的效应可以用工资来考量。但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如一个人接受教育以后，更懂得环保节能、理性消费、遵守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和谐，等等。教育还具有代际效应，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对下一代是有良好影响的，所以教育的效应是全面的，有的可以衡量，有的无法衡量，而且教育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效的，伴人一生的。 记者：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牛，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烽：就业率倒挂是就业市场趋于理性的表现。以前用人单位是按照重点大学优先、研究生优先的原则选拔人才，现在更看重实际工作技能和工作适应能力，这种变化客观上对高等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记者：钱学森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高校急需解决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吗? 王烽：我们国家需要像钱学森一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没有这些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按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标准去办学，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还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广泛适应性的人才、多样化的人才，关键是我们国家需要有一批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而且各级学校都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通路。 记者：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有哪些阻碍? 王烽：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映。仅就人才培养环节来讲，我们都有一些共同感受，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些课程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尤其是大学前两年的一些基础课程，高校在人才培养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低效率的问题。 再比如内容陈旧，有些基础课的教材甚至几十年都不变，体现不出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新进展；教学方法不合理。例如，仍然以传统的课堂灌输为主，大班教学更是加重了这一弊端。 比较突出的还有实践环节特别薄弱，一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参加实习，也无非是动动钳子、弄弄扳手，接触一点皮毛，不能真正深入了解现代生产的实际，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体制和政策上的支撑。 3．近日有媒体报道，某高校新闻系学生赵辰毕业后进入一家杂志社工作，赵辰告诉记者，那家杂志社是她的父亲为她“攻’’下的。不少大学生都认为，通过家庭关系找工作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对此，学生家长、教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主持人：子女就业，父母代办，这是今天人们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看到的现实情况，几位嘉宾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郑苏淮(大学毕业生家长)：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理想单位顺利就业，而靠孩子自己显然是办不到的。我的一位公务员朋友告诉我，他的侄子今年大学毕业，一大家子人都在操心。因为他和爱人在公务员系统，所以就负责张罗侄儿报考公务员的事情，从买资料，上补习班，复习备考，到面试过关等，都要考虑到，很累，还要到处求人情。我自己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他虽然表示希望考研究生，暂时还不需要考虑就业，但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几年之后能够帮助他找一个好工作。 王欣涛(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作为一名高校就业工作者，我确实目睹了很多学生家长在子女求职时奔波忙碌，很多招聘会现场总有一些学生家长不放心，陪同子女前往，甚至比学生还来得早，围在招聘展位前仔细询问岗位情况、工作待遇等。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为了子女就业问题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物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说是如临大敌、竭尽所能。 主持人：对这一现象，几位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解决办法? 王欣涛：大学生就业的关键还在于提升自身能力。前面提到的就业中，大学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有限，要改善和解决这一现象，首先大学生在校期间要提高自己人力资本存量，这才是就业竞争和未来发展的“硬通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买方市场格局下，社会资本在求职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生扩大自己的人际网络往往存在一定困难。这就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比如学校就业中心开展的活动，通过学校活动结识的人脉资源可以进一步拓宽学生广泛的网络。当然，这里也想奉劝各位家长不要对子女就业大包大揽，家长可以帮助子女找到工作，但只凭借人际关系达到完善职业生涯的目的是不现实的。 郑苏淮：我认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就业的公平与读书的公平同等重要，都是机会的公平。为了保证就业的公平，国家应该出台促进公平就业的法律，明确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体、责任、经费、路径、待业和相关人员回避等，避免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不同毕业学校歧视等一系列歧视，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竞争。 王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对这一现象，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但社会有自己的调节机制。在两种流动模式之间，在家庭代际传递的个体欲望与社会良好运作发展进步之间会存在着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一阶段会偏向家庭，但在某一阶段，会偏向社会良好的运作。而当过于偏向某一端时，社会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修正。但是总体而言，以能力为基础、以社会发展为进步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也是必然的。 4．从世界范围看，高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都负有不可推卸、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法国在2007一1199号法律《大学自由与责任》中明确规定：“大学应公布学生就业统计数据”(第1章第2节第L．612—1条)，“大学应成立帮助就业办公室，为学生提供与学校教学相关的实习与就业信息，协助学生寻找实习和初次就业机会”(第L．611—5条)。日本在《职业安定法》中也提出了高校的职责_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2002年明确指出，“应将职业生涯教育、就业教育、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等整合到高等教育体系”，要求加强学校就业指导服务部门与各学院的内在联系和工作配合，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从学校层面讲，英美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特色鲜明，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有有效的实践基础，英国剑桥大学早在1884年就成立了就业指导协会，为本校学生到中小学和大学任教提供咨询服务；美国哈佛大学在1911年就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如今，就业指导和服务已成为英美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就业中心已遍及英美每一所高校甚至院系，成为学生就业的必经之地。如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为例，2006—2007学年，访问该校就业中心的人数达15万多人次，平均每个学生3次，每个毕业生超过10次；该中心就业网站2006—2007学年的点击率高达290万次，访问人数超过89万人，平均每天访问人数2437人。 从数据看，美国98．8％的高校有自己专门的就业网站，95 9／6以上的高校提供就业信息查询、就业咨询指导等在线服务，90％以上的高校提供招聘会、校园面试、安排实习等服务，2006—2007年度，美国高校生均就业指导经费从0—300美元不等，平均为10．53美元。美国高校的就业指导并非全免费，如俄亥俄州立大学，一次性收费25美元，交费的学生在4年内都可享受其提供的所有就业指导和服务。英美高校一般在3月、5月、10月举办3次大型招聘会，其他小型或单个企业的招聘活动长年不断，深受学生欢迎。 从效果看，澳大利亚受到过就业指导的毕业生数超过50％，英国超过60％，印度多数工科院校通过学校就业指导和校园招聘解决就业问题的学生一般在70%左右，美国有40％一70%的学生通过学校、老师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岗位。 当然，也不是每个国家的每所大学都设有学生就业中心，如德国只有70余所高校成立了就业中心，而且不少高校的就业中心只是“一人”中心，仅有1位工作人员。用德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心联盟(CSND)主席Claudia Fink的话说，“德国高校就业中心的发展需要高校更多的支持，要达到美国和英国的水平还要走很长的路”。 5．2012年年初，24岁的新西兰留学生刘俐俐在节目上说自己喜欢莎士比亚的“英雄双行体”，主持人张绍刚在没有听懂这一陌生名词的情况下，对刘俐俐之后的现场表现不满，随即出众多难题，张绍刚甚至将刘俐俐的笑定义为“狂浪”。 节目播出几天后，李开复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发起投票，建议网友抵制《非你莫属》。“这个活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用数字点醒节目组：以收视率为目的，以求职为包装，以羞辱人为手段，歪曲事实的变形娱乐节目是不可取的。我会继续抵制该节目，直到道歉整改。”截至6月6日，参与抵制的新浪和腾讯微博的总人数为41．04万人，占参与投票人数的比例为94．4％。 继天津电视台《非你莫属》求职类互动节目在网络上陷入舆论危机之后，东南卫视类似的一档节目《步步为赢》也曝出了争议。据媒体的报道，先后有两位求职者王先生、郭先生在分别向七匹狼、小米公司求职的时候，现场达成了“录用”意向，但是都没有真正达成录用关系，这两件事情将电视类求职节目再次推向舆论漩涡。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铭提出，电视台既然提供招聘、求职这个平台，就有义务书面告知求职者，其参加节目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如招聘公司在节目中表示录用，只是公司初步意向，还要经过其他考试，或者公司一旦在节目中承诺录用，就要立即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形成劳动关系。 “如果电视台不提供这些说明，为了追求收视率，招聘公司的承诺不构成法律关系，那么，求职者必须要自己核实情况，否则一切损失，只能自负。”刘铭认为，相关部门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审核电视招聘节目，以免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招聘类电视节目如今越来越多，这种节目到底相当于公开面试，还只是简单追求娱乐性、收视率?刘铭认为，节目定性不准确，很容易坑了求职者。刘铭进一步解释说，劳动关系一般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为基础，简单的口头允诺，不构成劳动关系。 6．2014年3月26日14时58分，李克强总理比预定开会时间早两分钟进入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是，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审议并通过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草案)》。 李克强指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也是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的重大举措。他说，过去我们的许多产品“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好用、也不耐用，这些都与职业人才素质关系密切。他说，职业人才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一种职业理念。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市场需求已经开始更加看重产品的质量。职业人才的培养既符合市场需求，也有助于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李克强强调：“要发展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培养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人才，形成‘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钊教授曾撰文论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他指出，目前一个与之相关且广为讨论的政策议题是“异地高考”改革。这项改革目标之一就是让外来人口能够更好地分享大城市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然而，这一政策取向对于未来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恐怕并非最为有效。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的推行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特大城市面临极大阻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与职校技校生短缺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高校扩招后的人才供给已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产生了结构性的脱节。 中国职业教育水平总体落后这一事实被广为认可，而职业教育中也存在一些被人们所认识到又具有明显政策含义的方面，面对这些内容，我们该如何做?陈钊教授在文章中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在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向之后，我们可以从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原则出发，分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路及具体建议。 第一，优化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取消职业教育人学等各个环节存在的户籍等门槛限制，具体包括：中等、高等类别的职业教育学校入学资格均与考生户籍身份完全脱钩，实行全国范围内统一招生；职业教育学校入学后学生各项待遇与户籍身份完全脱钩；职业教育报考资格同时也向历届生、在职人员开放；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部分经费支持，转为直接补贴职业教育接受者，以便充分发挥学生对职业教育提供者的市场选择机制。 第二，优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聘用劳动者时，只看能力不论学历出身，相应的措施包括：原则上，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主管部门不作学历上的硬性要求，由用人单位视岗位要求按能力自主聘用；在获得户籍资格(如户籍积分管理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与大学本科学历完全同等对待。 第三，优化各种办学资源之间的市场化配置。就这要求在政策上提供充分的空间，允许各种办学力量按市场规律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具体包括：在职业教育领域，加大向国外优质办学机构的开放力度；鼓励国内民间资本与国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合资、合作办学。 附录1： 习近平同志2013年在天津考察时，他勉励当代大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转变择业观念，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去，善于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同时要求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支持力度，对就业困难毕业生进行帮扶，增强学生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 附录2： 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 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应届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实现就业。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发展民办学校。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1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节选)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地强调抵制“三俗”之风。 “庸俗”主要指平庸鄙陋，不高尚。“低俗”即低级且平庸。与高雅相对。“媚俗”原意之一是指俗气的艺术。日常意义的“媚俗”显然是一个贬义词。通常用来批评那种有意迎合、巴结庸众、低级趣味的艺术行为。 “反三俗”并不是新有的提法。早在2006年2月，就有一些相声表演艺术家首先倡议要抵制相声表演中的“三俗”现象。2010年7月，某相声演员的弟子与某电视台记者发生冲突。8月1日，该相声演员却在演出时爆出“粗口”，称“记者还不如妓女”、“跟中国人不能讲理”等，引起众议。央视不点名批评其庸俗、低俗、媚俗：“在这个行业的精华与糟粕之间，他留下了糟粕；在这个行业的正气与江湖气之间，他选择了江湖气；在个人的私愤和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之间，他习惯性地倒向私愤。”而目前的问题是，“三俗”并不仅仅存在于相声界。由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引发了种种争议。其中，黛玉裸死的镜头尤其“震撼”观众。《人民日报》评论说：“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如果靠情色成分来抓住观众的眼球，只能说明导演不理解艺术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真正奥秘。” 芙蓉姐姐曾经红火一时。之后，网上以言辞出位、哗众取宠走红者无数，近期莫如“凤姐”。“凤姐”本名罗玉凤，其貌不扬，狂言雷人：“以我的智商和我的能力，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之内不会有第二个人超过我。”她曾在电视上公布极为苛刻的征婚条件，非清华北大硕士不嫁。2010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称“凤姐这种低俗文化应该坚决叫停”。凤姐回应称：“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低俗，而是社会。” 数年前，一本名叫《有了快感你就喊》的小说书名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若干专家对书名的低俗煽情口诛笔伐。没想到，尘埃尚未落定，《拯救乳房》等又跟风而至。现如今，《情劫》、《野床》、《畸恋》之类的书名已满目皆是。同时，许多网站在标题制作上大胆“创新”、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或耸人听闻，或奇闻怪谈，有的标题甚至根本与文章内容无关，读者往往是点击标题后才发现大呼“上当”。有的网站，则在标题制作上故意突出“香艳”、“情色”、“绝恋”、“暴力”。令家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们胆战心惊。 “轻轻松松三分钟，意外怀孕去无踪”、“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位名叫“现代新昆明人”的网友在彩龙论坛上总结出的“2009年度昆明最恶俗”的公交车广告帖子。“前几年，昆明公交车站牌后面都有一幅昆明旅游地图，得到很多外地游客的赞许，现在大部分却变成了医疗广告。”昆明市民李先生认为，虽然现在社会很开放，但公交车毕竟是公共场所，男女老少一起乘车时，车上都是轮番播放“人流”、“丰胸”广告，实在让人“很难受”，而且也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 2．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里，有“拜金女”扬言“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引起社会广泛热议，节目中屡屡出现的出位语言，如对一位年长的男士直接发话：“如果知道你来。我就让我妈代替我来了!”……在营造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反感。 本来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荧屏为何却要“贩卖”这些低俗价值观呢?M教授认为，这其中的原因颇多。但关键因素和决定因素却是“唯收视率论”以及其背后隐藏的广告收入和经济利益。收视率作为一个相对科学、客观的量化指标，能够反映一档节目、一个频道，乃至一家电视台的收视表现。如果运用适度，它会使电视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观众；但是，我们在强调收视率的同时绝对不能丢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我们看待、分析与运用收视率的一个基础。应当承认．某些低俗化的东西可能会带来高收视率，但对电视人来说，如果一味迎合，放弃对核心价值观的坚持，这就是“媚俗”。电视行业“唯收视率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有了收视率，电视台广告量就会激增。所以在“唯收视率论”的推动下，一些电视台甚至采用演员来冒充嘉宾，使电视相亲节目变身“情景连续剧”．雇佣的演员在荧屏上不断炮制出雷人言论，以混淆视听，赢取收视率。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事实真相和行业基本职业道德规范。如果任由电视行业低俗之风大行其道，电视行业的未来实在令人堪忧。2010年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整治“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还荧屏以净土。2010年5月。山东阳谷县、临清县与安徽黄山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阳谷县将建设“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复原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地点，临清县提出打造“西门庆旅游项目”。重修王婆茶馆、武大郎炊饼铺等，而黄山则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在传统文学名著中，西门庆一向是“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形象，如何转身成各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在这场争夺混战中，无非是为一个“利”字。然而，臭名昭著的西门庆怎么也能被追捧?当地的作为颇有勇气。2010年7月，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严禁对于恶俗的名人故里命名炒作。 3．提到“三俗”之风的出现和流行，人们往往会指责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的“无良”和“唯利”，就此，河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众有所好即投之，术有所能即行之。 戴副部长表示，这大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一些行业为谋利而做出的本能选择。“三俗”文化产品也不例外。目前，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生产传播“三俗”文艺作品，比如“黛玉裸死”式的恶搞经典，炒作“凤姐”、“伪娘”、“拜金女”等，都属于利益驱使下的“术有所能即行之”．这说明部分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出了问题，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三俗”文艺作品往往能迅速流行甚至大行其道的事实，说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出现了混乱，部分社会公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还有待提高。从这个角度讲，“三俗”之风的出现和流行，是“众有所好即投之”的结果。抵制“三俗”之风，必须充分看到这一点。当前，我国各省正在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步伐，从经验来看，转企改制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也有可能让一些文化单位淡化社会责任意识。就此，河北省社科院邓研中心主任、研究员王彦坤表示，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在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把抵制“三俗”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着力做好“挤”和“管”这两大重点工作。所谓“挤”。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事业和文体产业比翼齐飞，在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步伐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特别是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多生产精品力作，最大限度地占领文化市场，挤压“三俗”的生存空间。所谓“管”，就是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和引导。比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健全文化市场监管体制机制等。目前的重点是必须防止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把“转企改制”视为“放手不管”、二是“运动式”、“应急式”的工作思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管、全力管，长期抓、持续抓。戴副部长则指出，目前必须突出一个“打”字。只有通过不断地“打”，才能清晰有力地向全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不管什么样的文化产品，都不能挑战主流价值观，都不能破坏社会文化和道德环境。同时，从根本上看，抵制“三俗”之风，必须清除其产生和生存的道德土壤。这当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引导文化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固守道德底线，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在众声喧哗中清醒自律，在世相百态中激浊扬清，肩负起弘扬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道德、示范精神文明的责任；二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教育，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文化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也就是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既要重视用先进文化承载高尚道德，更要重视用高尚道德催生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创造传播接受先进文化光荣、创造传播接受落后文化耻辱的社会环境，让“三俗”文艺作品失去产生的土壤和传播的市场。否则，如果仅限于监管和打击，不 但会因为“慢半拍”而效果不佳，甚至可能陷入“割韭菜”的困境。 4．以下是2010年8月19日上午中央外宣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节选：中央电视台记者：文化体制改革涉及的领域广泛、情况复杂，我们今天取得的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和成果，其背后有哪些情况或者经验值得梳理和总结?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文化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又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实际工作中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定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必须注重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要求，由政府投资提供有关服务。经营性文化产业主要以市场为主导。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方面的需求，以此推动文化体制改革针对不同情况加以实施和改进。二是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在市场发育比较成熟、有一定市场经济条件基础的单位先行试点，而市场发育程度相对不够成熟、底子比较薄弱的单位，允许它有一个过程，进而保证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好的效果。三是以人为本、政策保障，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有关政策措施，基本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过渡法。这些政策措施确保了改革的平稳推进。香港文汇报记者：我们注意到前一个时期在内地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有一些声音说这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出现是由于文化体制改革造成的，请问各位部长有何评论和看法?谢谢!孙志军：确实社会各方面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文化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出文化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进而使文化能够真正发挥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绝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有损社会效益。在改革的发展实践中，总体情况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但确实有个别企业，包括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出现了庸俗、低俗、媚俗的现象。其原因，我们感觉：一是为经济利益的驱动，二是法制不够健全，三是管理不够到位，四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对此，我们在改革过程当中需要予以重视和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孙志军强调，所有的文化单位，无论是事业还是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应该成为先进文化宣传的阵地，自觉地、坚决地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现象，绝不给腐蚀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的文化垃圾提供传播渠道。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将进一步认真研究，采取相应措施，切实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文化企业。他呼吁社会各界，包括新闻媒体自觉抵制“三俗”，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5．中央政府的“反三俗”举措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新时代中国什么都在进步，唯有一些恶俗的“文化毒瘤”在拉后腿，中国的大众文化需要完成一个自我的超越。香港《明报》刊文说，许多迹象表明，内地正发起一次新的“道德运动”，低俗化已被视为文化体制改革新课题。针对香港《明报》的“道德运动”这一提法，W教授并不表示赞同，他认为，非理性的情绪对抗很难带来社会的实质性进步，媒体也不应对此推波助澜。谢丽尔?吉布斯在《新闻采写教程》一书中提出“公共新闻学”的观点，认为媒体不应只报道极端对立的双方观点，而是应着重于更为温和的中间意见。将目光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这也被誉为“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争取谋求社会的共识，让官民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学会相互宽容、尊重、协商和妥协，而不是单纯作为“大众意见的开放平台”。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媒体的责任所在。M专家指出。就多数公共事务而言，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重在讲究程序正义。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让政府的一切作为都在法律框架内，“反三俗”运动也应如此。但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行政部门在干劲十足地摇旗呐喊，立法和司法力量缺失，这就使得部分民众对这一运动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立法势在必行。M专家还表示，任何法规要得到切实的执行，都离不开民众的尊重和肯定，否则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寻求社会道德的“最大公约数”，同样离不开民众的充分讨论和参与。应该看到，“低俗”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低俗”源于个人的需求，是人性的一部分，没必要也不可能将其一竿子打死。法律应明确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对于公共领域的低俗现象，可通过作品分级制度限制其传播范围。对于私人领域公民的个人选择则不应干涉。凤凰网曾作过一期关于“反低俗”活动的民意调查，有57．6％的人主张采用法律规范的方法，支持政府管制和媒体自律的分别为16％和24．3％。在研讨会上，也有学者认为对待不同层面的低俗信息应当有不同的治理手段，不宜笼统一刀切。其实，通过立法来谋求共识，通过司法来减少误判，行政部门依法而行，让民间成为“反低俗”的主力军，“反低俗”才能不被低俗化。 6．辽文化艺术学校创作、排演的舞蹈作品《一条大河》，在2010年7月27日落幕的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校园舞蹈大赛艺术院校专业组决赛中荣获银奖第一。谈起获奖的感受，校长李铁刚认为，培养青少年的文化意识对于树立整个社会文化氛围至关重要。李铁刚认为，文化是一种精神，精神危机很可怕。只有把文化放在更高的地方，才能让人们把精神寄托在文化上，而这种寄托最终会转变成追求。“基层有关部门还需大力支持，把好的作品、先进的观念、尤其是影响青少年的优秀作品传递给普通市民，让他们对文化的精华有深度的了解，而不是一闪而过的模糊概念。”谈到获奖舞蹈《一条大河》，李铁刚表示：“现在的孩子对传统了解的太少了，生活条件的优越让他们体会不到艰辛。舞蹈讲述的是一个孩子在梦中回到了红军时期，亲眼看到红军当年艰苦的生活与战争的场面。”“以德为首，以艺为本”是李铁刚始终坚持的办学原则。除了国家规定的德育课程外，他把从四书五经中摘出的部分内容组成一本书，作为学校德育必读教材。他说：“我要培养出的不光是业务骨干，而是德艺双馨的艺术栋梁。道德不仅是做人的根本，更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品质，没有德哪来的艺?” 2010年8月3日晚，由国家京剧院精心复排推出的经典大戏《满江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揭开了2010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的序幕。此次展演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国家大剧院承办，历时一个月。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董伟告诉记者：这是近十年来国家艺术院团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集中展示，旨在充分发挥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打造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品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党中央、目务院高度重视国家艺术院团建设，对国家艺术院团的改革和发展寄予厚望。近年来。文化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积极推动国家艺术院团的体制机制改革、艺术生产和人才培养。各院团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奋力拼搏，呈现出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良好态势。展演活动将充分展示新时期国家艺术院团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繁荣文艺创作的最新成果，充分展示新时期国家艺术院团崭新的精神面貌，充分展示新时期国家艺术院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艺术风采。一系列行动显示出政府在“启动民族优秀文化”上的努力。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一)新华社官方微博“中国独家报道“2013年4月15日晚11点47分报道称，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黄某被同寝室室友林某投毒，目前生命垂危，医院正全力救治被害人。警方现已控制嫌疑人林某，投毒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中国独家报道”称，生于1985年的黄某不久前刚获得直升博士生机会。 “同学间没有人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复旦大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投毒者与被害者两人成绩都很好，他们在两家医院不同科室研究不同方向，不存在竞争关系，“13号晚，警方带着蒙面的嫌疑人离开。” 在复旦大学发布通告后，有自称受害者好友的网友爆料称：“下毒人是好友的室友，放了10倍剂量的实验用药在饮水机里，导致好友几天内迅速肝衰竭、肺气肿，继而脑死亡。” 随着嫌疑人林某被捕，他所交代的杀人动机为“与死者黄某因生活琐事引起不和，心存不满”。动机一经曝出，引发公众惊愕，很多网友都在评论中表示怀疑，“不理解”和“不相信”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会仅仅因为生活琐事心理扭曲至此，做出毒杀舍友的事。 黄某被投毒，并非校园个案。同一天晚上，南京航空大学金城学院两名学生发生口角，一名学生被刺伤，抢救无效后死亡。据了解，两名学生平时关系正常，素无积怨，因琐事纠纷，引发冲突。被刺死学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让家人同学都很悲痛。 这些案件让人们翻出了清华大学学子朱令铊中毒的陈年旧事，虽然过去19年了，案情却依旧没有进展。此外，北京大学化学系1994级男生王晓龙向同学江某投下铊盐剧毒，理由是“过去江某与自己关系那么好，现在却不理自己了”；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常宇庆因3名同学经常一起玩耍而不理睬自己，向3人茶杯注入硝酸铊，导致3人中毒。 (二)社会压力已积聚到了临界边缘，几乎每个领域都发生了精神变异事件，影视剧近几年频频涉足心理问题，大学生自杀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反映，心理危机波及普通大众，已无可避免地成了社会热门话题。继破产者、下岗工人、明星等自杀高危群体之后，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群体。 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曾对大学生自杀状况展开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的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 《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 目前，中国高校在校生中约有20%是贫困生，而这其中的5%～7%是特困生。调查表明，70%以上的贫困生认为自己承受着巨大的学习、生活压力，这些压力对他们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困扰，而他们并不懂得该如何去化解。 (三)在浏览了许多校园网站和采访部分学生后，记者发现，无论是面对社会热点事件，还是周遭境遇，抓狂、焦虑、抑郁、崩溃等均是学生表达情绪的高频词。 在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某的微博中，有这样一篇博文，概括了许多当下学生的思想焦虑：“不孝有三：学医，读研，单身。被父母催婚的年纪，浮躁的环境，急功近利的心态，本该有的年轻人的意气风发，逐渐被逐步靠近的现实瓦解，剩下的只有越来越不自信的内心与不坚定的信念……” 记者曾经接触过一个自称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他时常会用拳头捶打墙壁，直到血肉模糊。有时候，他会彻夜难眠，只是坐在那里发呆、抽烟，静静地听着电脑发出的沙沙声……该名大学生说，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烦恼，解决不了却又逃避不了，这时候就常常会有想要打人的冲动。而当道德与理智“占上风”时，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宣泄内心的痛苦。 上海海洋大学学生康思培认为，部分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不容乐观，来自学业、家庭和情感的压力，常常让大家感觉身心俱疲。“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亟需提高，高智商低情商，绝非好事。”康思培说，“我们更应该看到背后的问题，为什么在校学生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让一个学生来承受所有的期望和指责，太沉重了。”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殷啸虎认为，少数学生对生命的漠视程度令人担忧，这包括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初高中的教育，要教会孩子们对法律的认识和遵守；而到了高校里，更要学会对他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追求成功，往往会在一时的挫折或打击下，导致心理扭曲，行为失常，乃至出现疯狂的举动。” 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郭田生表示，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老人宠着，剥夺了孩子心理发育机会，容易导致孩子心理发育有缺陷，抗挫折能力差，社会适应能力也差。专家建议，日常生活中，家长要学会观察自己的孩子，多与孩子交流。当孩子遇到挫折时，要从旁正确指引，对其进行心理调适，让孩子学会吸取经验教训。建议从小学起开设心理课程，帮助孩子塑造健全的性格，培养抗压能力。 (四)“极端个案并不具代表性。在这类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简单地给当事人贴上‘大学生’的标签，而忽略了具体情况。”在对复旦投毒案表示痛心之余，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张继明否定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恶化”的说法。“这样的极端案例在社会各阶层人群中都时有发生，只是媒体较少关注，才显得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更为突出。” 南开大学学生心理指导中心主任袁辛也认为，大学生群体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要优于一般社会群体。不过袁辛坦言，“类似的伤害性事件虽然是小概率的，但所反映的大学生攻击性倾向必须引起警觉。” 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有着季节性特点，就业、考试等特殊时段往往是高发期。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李慧生表示，临近毕业时，预约心理咨询的学生数量往往出现井喷。由于当代大学生所成长的环境复杂，市场经济中的激烈竞争在促进社会各方面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女性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远远超过了男性，处于边缘的女大学生需要面对不堪重负的就业压力、不容忽视的经济原因、难以理清的情感因素等问题。 “严重型心理问题无法靠患者自身努力康复，需要专业帮助；而发展型心理问题是阶段性的，通常能随着成长走出来。”袁辛表示，除了表现出自杀、伤人等严重倾向，一般的心理问题就如同情绪的感冒，很正常，但国人在心理问题上相对保守，以致得不到及时、专业的帮助。 在张继明看来，这些学生“困守心魔”有几种原因：一是不知道心理咨询中心这类机构的存在；二是对他人包括咨询师缺乏信任感；三是对心理问题有一种“病耻感”，认为自己不正常，害怕被人知道。 经过接触许多心理问题的大学生，张继明认为问题并不完全出自大学，“病根”从中学甚至童年时期就已种下。现有教育模式不够科学，学生过早地承载了沉重的学习压力，中学只负责应试，心理健康教育被忽视了，价值观培养的任务都交给大学。“比如，不少学生已将好成绩当作人生价值的唯一体现，甚至是获取父母关爱的手段，到了大学，一旦在学业上遇到挫折，自我价值感丧失了，就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袁辛说：“伤害性事件背后，可能有妒忌、自私、残忍等人性中恶的因素。”当前社会与家庭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不够，很多人不知如何树立正确健康的心态，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匮乏，仅凭自身的能力难以解决心理困扰，同时不少存在心理困扰甚至心理疾病的家长又直接影响到孩子。 (五)名校的符号，让公众对悲剧的发生更感痛惜和震惊，这些“天之骄子”为何走入歧途?袁辛认为，一些优秀学生存在“一山难容二虎”的认识困境。“现代大学生很多成长于全保护环境，相对比较自我，竞争心很强，对挫折和困难的理解认识不成熟，爱的能力相对缺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夏学銮教授认为，不断发生的自杀行为反映出我们社会关系的整合程度比较低。加之这一代人多是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理上的失衡就容易导致对身体的伤害，甚至是对生命的放弃。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蔺桂瑞教授说：“有的学生上了名牌大学后对自我的期望值比较高，他会想自己是全中国最棒的学校的学生，不能失败，要比同龄人出众，压力就会更大。” 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迫使许多高校都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加强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都有比较完备的心理咨询中心，但多数情况下，这些中心只是学校的摆设，很少有学生能真正走进这些地方倾诉自己的内心秘密。这既是传统思维问题，认为进咨询中心的人都是神经病，又是现实经费问题，完善的心理干预和治疗机制并没有在高校完全建立。 相对于中学，大学环境比较自由宽松，任课老师和班级辅导员很难做到“定点关注，对症下药”。清华大学的研一学生小李，是一个大四毕业班的辅导员，他觉得在疏导学生心理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辅导员一个人要带三四个班级，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都深度关注，只能选几个‘重点对象’。更何况，同学们即使心理存在问题，基本上也不会主动跟辅导员说，问他可能也不愿意讲。”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热衷于把网络当成排遣的对象。但这种虚拟的排泄方式也带来了包括情绪低落、思维迟钝、自我评价降低等种种副症状，医学诊断称之为“网络性心理障碍”。面对似乎无所不在的网络王国，大学生真的难逃此劫吗? 西北师范大学BBS论坛校方管理员吕欣认为，网络作为新兴媒介，已成为新一代大学生越来越推崇的一种沟通和排遣方式。但由于网络信息广泛且鱼龙混杂，以及其特有的隐秘性和虚拟性，某些时候网络也会成为诱发心理问题的“恶之花”。 吕欣通过对学校论坛的监管发现，不少大学生会表现出现实生活中难以察觉的心理问题，比如崇尚暴力、色情，宣扬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比如，学校曾有一位同学因现实生活不如意，就在网络里为自己重造性格与身份，最后患上了“网络依赖症”，整天沉湎于自我想象的虚幻世界中，一会儿不上网就坐立不安，甚至出现了幻觉。 (六)一出现校园恶性案件，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就会成为关注热点。但从数据上看，一次次的关注并没有显著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和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研究中心在2002年的一次大规模调查中的数据表明，有16.51%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据《2010—2011年度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分别有27%、6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经常或偶尔有心理方面的困扰，近九成学生心理出现困扰。 大学生心理问题确实是持续和普遍存在的。为应对这些学生的心理问题。各高校都配备了心理咨询室，可力度显然过于单薄。美国大学的架构或可学习：从内容上看，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有学生心理健康咨询、生活指导、生涯辅导等；而从实施途径上看，包括学生自我心理保健教育、校园生活的渗透作用、进行社会服务、设立健康图书馆等。密歇根州综合的学校健康教育模式是一个很有益的探索。该模式首先由州政府创设，继而得到州教育部门、社区健康中心、警察部门、家庭组织，以及二百多个专业机构和志愿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密歇根模式为未成年人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传授知识和基于知识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应对技能。这个模式实施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加该项目的孩子抵御不良诱惑的能力增强，问题行为减少。 国外的心理健康研究重视手段的现代化，特别是对于特殊个体和人群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他们往往会采用精密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设备，如脑电记录仪等。例如，在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由于具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他们最近在神经科学、分子遗传学、脑成像结合认知研究和信息技术方面有了许多新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心理健康研究逐渐从重视对心理异常个体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转变到对全体人群心理健康的促进和提高上。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协会(NASP)的结论，每1000名学生需要配备1名学校心理学家，而且人行的门槛不低。在美国，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专业人员必须得到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并通过所在州的资格考试。欧洲国家对这方面学生的培训也十分严格。在英国，临床心理学博士生必须在心理学或相关领域从事1～2年的工作才有资格申请参加临床心理学博士的毕业考试，笔试后，还要进行考察申请者人格特征的面试，以判断其是否适合做心理治疗工作。在德国、丹麦、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爱尔兰、以色列等国家，学校心理教育工作者一般要经过7～12年的培训，他们首先要获得教育学学位，再进入大学学习心理学的特定理论与技术，获得心理学文凭，然后才能从事实际服务工作。 (七)高等学校开展心理辅导或咨询工作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时尚”，但不可否认的是，多数校园心理咨询站并没有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起到预期的效果。 甘肃省发展心理学研究专家彭德华认为，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咨询，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上。心理辅导或咨询工作要通过个别咨询、团体辅导活动、心理行为训练、书信咨询、热线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多种方式结合进行，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供方便、经常、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 每年新学期，天津师范大学会根据《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对所有人校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4%左右的新生会接到一个小小的蓝色信封——约谈邀请信。经过测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老师们发现很多学生的心理问题来自青少年时期，比如不会与人相处、适应环境困难等，只有极少数属于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从而可对其进行特殊指导与教育。 “很多人认为心理问题找心理医生开导就行了，对疾病认识不够。”省脑科医院心理学博士周旭辉副主任医师介绍，抑郁症不像分裂症一样疯癫，它比较隐蔽，很难发现，再加上大学生在青春期情绪不稳定，需要家庭和学校多些关心。 近日，河南师范大学部分学生家长都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师范大学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一封书信，希望家长能够与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真诚合作，多关心孩子的学习、生活，当了解到孩子遇到心理困惑时，能够与心理教育中心的心理咨询师一起，拨正孩子心理的航向，使其健康快乐地成长。河南师大举办的心理健康宣传月，通过心灵旅途——大型广场心理教育活动、“家校携手助力成长”——万名家长同读一封信、宿舍心理港湾建设活动等，引导大学生心怀感恩、自信乐观，敢于面对挫折，善解成长难题，更好实现自己的身心健康梦、人际和谐梦、家庭美满梦、青春精彩梦和生活幸福梦。全体师生同做象征着“感恩自信成长圆梦”的心理手语，并大声读出心理宣言。在“让气球拥抱蓝天，让心情飞向阳光”环节中，随着气球脱离束缚、翱翔蓝天，同学们的心情也随之振奋愉悦，现场传来热烈的欢呼声。 按教育部规定，每所高校都应设置“心理委员”。“北师大的心理委员叫‘雪绒花使者’，每个班级有一男一女两名，帮助疏导学生情绪，提前发现严重心理问题，并向中心老师预警。”张继明说，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和一些特色选修课，让学生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我们设立了‘成长营’这样准专业性质的学生心理辅导团队，进行辅导”。 2013年5月3日，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规划(2013—2017年)》的通知。《规划》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辅导员在岗培训证书制度，规范培训记录；加强培训与任(聘)用的有机衔接；把培训情况和学习成效作为辅导员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 华东交通大学充分利用教育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有利于学生心理素质提高的心理健康教育全员参与模式。5年来，学校对心理辅导员先后进行了大学生常见心理障碍的特征及识别等7个系列专题8次培训。学生工作处也积极鼓励辅导员提高心理咨询技能和专业水平。学校每年有计划地选送心理辅导员参加国内专业机构举办的培训；积极邀请国内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来校进行学术讲座。学校曾邀请国内著名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的专家来学校开班，90%以上参与培训的心理辅导员顺利拿到了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八)①不少大学生常常感到很难被承认和理解，常常面临消极和谴责性评价，由此导致情绪频繁的波动，心境难以持久地处在轻松愉快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学业压力大、就业难、生存成本上升、个人情感等问题，不少学生感到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②以前，很多事情是父母“包办”的，上了大学要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独立生活，很多人开始不适应。另外，人际交往、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是大学生最突出的“心病”。例如，医学院学生压力比较大，比较容易患上强迫症。 ③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大学生中，高达25.4%的人有焦虑不安、神经衰弱、强迫症状和抑郁情绪等心理障碍；40%的大学新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 ④我国13亿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这些未成年人多为在校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健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要振兴，要发展，首先要有高素质的人才，而心理健康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基础。 ⑤复旦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以及江苏沙洲职业工学院连发多起血案、命案。本应是和谐宁静的校园，忽然间变得“刀光剑影”，让人扼腕。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国内，数年来，美国等地发生的多起伤亡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也曾轰动世界。 ⑥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学校要回归教育本位，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当然，这除了学校教育高度重视外，还应该发挥学生自治的力量——比如，成立学生社团，普及心理卫生知识，进行自我教育和救助。而家庭教育和社会力量也应该介入。 ⑦北师大大四学生晓蕾(化名)，从高中开始就被强迫症纠缠，必须随身携带抗强迫和抑郁的药物。在心理辅导室，面对专业辅导老师的耐心引导，她平生第一次痛快地流泪倾诉，第一次感觉到被接纳、被理解、被关注、被支持。经过近3个学期的心理辅导，在大三第二学期，她再也不需要药物，心理测试结果显示强迫一项的分数接近正常值。 ⑧南开大学在大一就开设《大学生活导航》公共选修课，挑选有相当资质的授课老师，帮助学生正确规划大学生活；《大学男生》和《大学女生》选修课，从心理学视野进行性别教育。 ⑨中国在12年的中小学教育中一直设有道德伦理课程，而全球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做到了这点。然而，这些课程中的道德理念实属泛泛而谈，而且多被政治奴化。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就蓬勃发展，社会道德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教材却一成不变，少有实际的积极引导作用。 ⑩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推行一种所谓的“素质教育”。但事实上，由于人口众多加上教育资源的匮乏，在学校看来，怎样让学生考出高分才是他们的重中之重。这时候，学生的情感和心理健康往往就被忽略掉了。 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普惠金融”第一次正式写入党的决议，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概念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正式提出来的。但其核心理念可追溯到15世纪罗马教会设立的当铺；到了20世纪7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逐渐形成，尤其是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成功试验，掀起了小额信贷的全球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小额信贷又开始过渡到微型金融；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推广，一个更具平等、开放、便利、草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逐步形成。 与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整体“改革”的主旋律一样，中国的金融体系从未放慢过改革的步伐，反而是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突然加速，成为彼时以来中国改革浪潮的最大特色。按照学者谢平同志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共发生了四轮有代表性的金融改革，当然，还有更多的学者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更多轮次的金融改革也必将接踵而至。但接下来的改革之路到底怎么走，则需要更加全面清醒地认识和研判多年改革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现状，更为重要的是，要站在国际视角对比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高下，反思问题、求索路径，才有可能理顺未来金融改革施力的重点。 2．日前，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租摊经商的商户吴璐璐在浙江义乌联合村镇银行微型金融部办理了一笔10万元的续贷，原来这笔去年贷的款帮助吴璐璐夫妻经营的小店渡过了资金难关，如今小店已逐步好转并走向正常。52岁的藏族妇女卓玛措和家里六口人一起住在青海省贵德县常牧镇却加村，在小额信贷的帮助下，她购买了母羊并通过精心的喂养和照料发展到100多只。她通过宜农贷获得贷款20000元，希望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村镇银行、P2P网络借贷、小贷公司等正在提供的金融服务，都可以用一个概念概括，即普惠金融。如果在金融体系中标出普惠金融的位置，可以发现普惠金融正处于金融体系金字塔的底层，有专家指出，在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中，普惠金融能够为处于社会金字塔结构下层的群体和小微企业提供精细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使他们能够抓住市场机遇积累资产和增加财富，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而不是被甩在金字塔之外。而在普惠金融出现之前，金融对于农村基层群众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而已。金融服务对象的范围之狭窄一度阻碍了群众期望改善生活的简单梦想。此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极高，堪比“高利贷”，甚至有观点认为其是给高利贷穿上了合法的“外衣”。 3．2013年互联网在金融领域冲出了一道光芒，先是余额宝的业绩增长速度不断冲击人们的视线，刷新了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后有下半年，百度百发、新浪微支付、网易、腾讯等推出了自己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在信贷垂直搜索领域，则有好贷网等另立山头，精耕贷款业务的互联网化，改变了传统贷款只能找银行，还要看脸色、门难进等困境，好贷网把互联网的体验经济灵活改造至信贷搜索领域，创造性地使用了贷款美女小秘书等贴心服务，深受用户喜爱。 “互联网金融是使用互联网技术来实现资金融通的行为总和，它不仅指金融服务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同时也指互联网思维对传统金融服务行业形态的融合和渗透。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迅速发展，数据显示，目前余额宝客户数已超过1亿人，规模超过5742亿元。”由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信息科技发展趋势与领先实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表了上述报告。报告概括出了互联网金融的几大鲜明特征：高度重视客户体验，可随时随地享用互联网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获取更加便捷高效；面向个人和小微企业客户，具有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的特点；可利用大数据进行征信和风险控制。依据德勤对国内外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调研，报告将互联网金融所依托的主要平台形态分为传统金融互联网应用平台、互联网支付平台、互联网融资平台、互联网信息搜索引擎平台以及金融产品销售平台。 报告认为，互联网金融依托其强大的创新能力，优越的客户体验，通过大数据应用所带来的低成本、批量化的处理能力和对零碎的金融资源整合，以迅猛发展的态势，形成了对传统金融服务业的冲击。伴随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平民化网络理财平台的出现，普惠金融概念在群众中传播得愈来愈广。2005年，联合国提出了包容性金融(即普惠金融)，并将其定义为“一个能够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该理念一出，美国、新加坡诸多国家纷纷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调整，给很多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也与我国“支农支小、扶贫扶弱”的普惠金融本质趋同。 4．为深入推进浙江省金华市本级的普惠金融，农行婺城支行选取处于农村但金融资源丰富的汤溪镇作为普惠金融重点推广区域，开展了一系列以“银村牵手、银企共建”为主题的普惠金融活动，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向汤溪镇农户投放农村个人经营性贷款300多万元，安装“惠农通”机具19台，发放惠农卡近200张。 农行金华分行“三农”业务有关负责人表示，以前一提到普惠金融，很多人都认为是集镇网点的事，普惠金融就是农户贷款。为破除这两个误区，在2014年5月召开的城区网点普惠金融工作会议上，该行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城区普惠金融，让城市社区、城郊区域群众也能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为深入了解村民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农行婺城支行组织网点负责人及客户经理定期走访汤溪镇的上徐、下伊、高畈等15个行政村，为各行政村建立村级档案，目前已建立15个行政村的档案，详细记录村民户数及人口数、耕地面积、经济特色及收入规模、村级经济存款情况、村民贷款户数及余额等内容，一村一表，单独管理，便于跟踪回访。 在汤溪镇寺平、东祝等村，该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务员还与村干部、村民坐在一起，详细了解村级经济现状、村民生产经营和金融需求情况，向村民宣传农行农户小额贷款、惠农通、智付通等业务，宣讲“金融自治村”有关政策，鼓励村民通过“农村金融自治”这一模式，实现致富梦想。 据金华开发区市场监管分局汤溪中心介绍，农行经常派业务骨干前来对接，详细了解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的融资需求。当了解到部分农户因自身抵押品不足，造成融资成本高、融资难，制约了其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链的延伸时，该行即通过“农村金融自治村”和“合作社＋农户联保”等模式，为农户提供贷款方案，及时解决了农户资金困难。 温州市银行业举行“美丽乡村.深化三农金融服务”推进会，会上省农信联社温州办事处主任陈少云向瑞安农商银行客户现场发放全市第30万张丰收小额创业贷款卡。正是通过“丰收创业卡”和“小额贷款卡”等载体，温州农信实现对三农和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持。 能否享受到高效、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务，成为乡村是否“宜居、宜业、宜游”的一项重要判断依据。温州农信扎根农村，现辖7家农商银行、4家农信联社、506个营业网点，是温州营业网点最多、服务覆盖最广、客户数量最多、存贷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截至2014年7月7日，各项存款余额156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150亿元，贷款户41．04万户。6月末，五级不良占比1．48％，远低于全市银行业平均水平。贷款增量从2012年开始连续三年位居全市银行业首位，三年贷款总增量达376亿元。 为使农户享受普惠金融便利，温州农信全面推广费用“五免”的丰收借记卡940万张，年让利超3亿元；免费代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医疗保险(放心保)、社保市民卡、种粮直补等40多种涉农惠民业务，城乡养老保险等业务老年客户已超75万；联手财政部门和扶贫办推出低收入扶贫创业低息贷款，减轻农民利息负担，贷款2．3亿元帮助5586名低收入农户创业致富，大力度的普惠金融支持，为农村稳定提供支撑。 5．“发展普惠金融，意在服务和补充中国金融长期缺失部分，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让老百姓享受更多金融服务，发展为草根阶层服务的金融，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2014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为了探究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携手《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宜信公司等机构共同撰写了《2014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 该报告指出，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未被传统金融服务体系有效覆盖，属于需要普惠金融服务的范畴。作为这一报告的牵头人之一，互联网金融的领军者、宜信公司CEO唐宁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和技术上进行创新。 报告显示，在新技术、政府放松管制、金融机构创新活力增强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近年来中国的普惠金融机构和业务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P2P借贷平台等新型普惠金融业态得到长足发展，涌现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 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普惠金融的概念也伴随其机构和业务的快速扩张，迅速在国内流行开来，成为实业界和学术圈关注的热门词汇，形成新的产业浪潮。但深入观察普惠金融这几年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可以发现，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在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获得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金融体系的普惠程度仍不够。具体表现包括：农村金融基础薄弱、网点少、成本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小型社区类金融机构发展亟待加快；新技术革命冲击下的部分金融创新业务有待进一步规范；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大等。 报告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实现“普惠金融”概念所要求的普惠大众的基本目标，这是巨大的挑战，亦是未来的机遇。 据报告案例研究表明，一些有代表性的普惠金融从业机构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发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普惠金融产品和商业模式，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内涵已远远超过了小额信贷的范畴，支付、汇款、保险、典当等各类金融服务均包含其中。特别是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中国综合性普惠金融服务呈现网络化、移动化趋势，第三方支付、网络P2P信贷、网络保险、移动支付等新兴普惠金融业态蓬勃发展。 但同时，延续数十年的以经营模式单一的传统大型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仍未根本改变，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依然有限。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市场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竞争仍停留在较低层次上，普惠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和创新能力亟待实现新的突破。 金融服务的良性发展必然要求对风险有很好的管理和防范。作为面向新群体的一种新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服务具有与传统的金融服务截然不同的风险特征，如果套用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和监管方式，必然不能适应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需求。 报告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全方位的风险管理的方式和手段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很多技术的支撑，普惠金融的新模式发展迅速，所有的创新都必须遵守“利国利民、合法合规”的基本原则，一方面需要通过行业自律加强内部规范，另一方面需要通过适度的监管来加强外部监督，既鼓励创新又能够防范风险。 对于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而言，互联网技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的低成本金融创新和应用，各类金融组织不断采用新技术来改善服务渠道、降低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居民和小企业的金融诉求得到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让信息更加开放，客户信息安全面临新的挑战，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威胁。 在监管未明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有可能引发市场风险失控或投资者保护缺失。因此，报告认为，在金融监管创新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积极面对新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在全球互联网金融模式都尚未定型之时，如何加强监督和监管，如何提供合适的金融基础设施都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由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将掀开全新的一页。 6．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连续11年超过0．4的安全警戒线：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超过3，远高于发达国家1．5左右的平均水平。发展普惠金融，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的机会，逐步缩小贫富、区域和城乡等一系列现实差距，让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和弱势人群能平等地享受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国约有4万个乡镇、约6．4亿农村人1：3，还有数量庞大的城市社区，蕴含的金融需求约以百万亿元计，但金融机构空白或仅有一个的乡镇数量仍有近万个。小微企业数量已突破5000万，假设资金匮乏者占比70％，其中80％有融资需求且户均保守需求量为50万元，则小微信贷市场容量超过14万亿元。此外，上述主体对支付结算、财富管理、保险等其他方面的金融需求也十分迫切。 伴随目前国际经济发展的跌宕起伏和我国经济发展空心化、泡沫化、单一化、片面化等特点，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引起国家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实体经济在我国的推广最大的阻力在于企业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这也正应了很多人的论断：“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处在历史断层上”，鼓励和推动一大批有事业精神的企业家成为当前比较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此有学者提出，发展实业除了企业家的自我良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金融也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7．自2008年成立以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结合自身优势．将“金融雨露”洒向了广大的“三农”、小微企业客户及个体工商户等，在巴渝大地描绘出了一幅壮美的“普惠金融”蓝图。特别是近年来，该行持续科技创新，积极创新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模式，不断丰富优化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等电子渠道功能，让广大客户畅享便捷、安全及实惠的现代金融服务，客户满意度不断提升。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重庆农商行顺应互联网金融发展大潮，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产品种类，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自2009年以来，重庆农商行先后推出手机银行、企业网银、银企直联、个人网银、移动金融、电子商务、短信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等电子渠道业务，初步形成江鱼儿网络银行、银行商城、020社区金融服务生态圈、P2P平台资金结算、大数据运用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并打通超级网银、同城支付、网关支付、第三方支付在内的多种支付结算渠道，加上短信银行、电话银行和ATM机、POS机、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等自助设备，已基本完成了立体化电子银行平台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客户实际需求，持续加强产品开发创新，优化业务功能，实现了包括转账、缴费、理财、基金、彩票、代收付、集团资金管理、网上支付、近场支付等种类齐全、功能丰富的电子银行业务产品体系。 同时，该行还通过提供后台账户管理和结算服务支撑，积极推动和支撑P2P互联网投融资平台，现已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联保通”、重庆农畜产品交易所“惠融通”、重庆三峡担保公司“金宝保”等多家投融资平台互联，成为西部首家银行直接参与上线运行的互联网投融资平台，现已上线超400余支融资产品，成交金额超过9．5亿元。 农村地区居民居住分散，部分地区存贷款规模较小，农村金融网点的服务成本较高，由此产生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区”。为了消除这些“盲区”，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作为重庆本土最大的金融机构，重庆农商行一直在努力。 早在2010年，重庆农商行就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消费需求特点做了全面调研，并结合对乡镇营业网点业务交易类型的统计分析，总结出了农户金融消费需求的五大特点：爱用存折，挂失率高，账目易混淆，小额取款多，电话费、电费仍习惯于到柜台缴纳。另外，对于ATM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便捷的金融服务渠道，部分农户却认为用起来有些困难。 在调研的基础上，重庆农商行于2011年在西部地区率先推出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采用网点＋居委会(村委会)的合作模式，由重庆农商行提供服务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布放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由网点和村委会共同指定专人协管，依托百货、超市门市等固定场所，建成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为农民办理支农惠农补贴支取、小额现金调剂、用户余额和交易明细查询、自助缴费、口头挂失、存折补登等金融业务。目前，已设立近700个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覆盖32个区县边远乡镇，让400万名农村居民“足不出村”便可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 另外，为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支付环境，重庆农商行在重庆银监局的指导支持下，积极探索通过电子银行手段，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给力“村村通”：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卡采取贴膜技术，因不择机型、不需上网、菜单便捷、成本低廉，可实现查询、转账、缴费、定活互转等基础金融服务，深受广大农户欢迎。为了促进试点工作取得实效，还制作了通俗易懂的手机银行操作手册分发到营业网点，并通过广泛地开展“够爱你就来”、“你交易我有礼”、手机银行业务培训等宣传推广活动。 目前，重庆农商行已建成立体化的融资渠道，在1772个传统网点办理贷款业务的基础上，2013年开通了微信贷款和电话贷款功能，客户可在线申请消费贷款、信用贷款、汽车按揭贷款等个人贷款产品，最快1天就能完成放款，最高可贷1000万元。目前，重庆农商行已收到微信贷款申请和电话银行贷款申请业务量持续增长，放款金额超过2．75亿元。同时为了进一步方便“三农”、小微客户进行贷款，2014年，重庆农商行创新试点推出小额贷款自动审批业务——“云微贷”，并通过大数据分析运用，利用数据模型自动进行信贷额度授信，在手机银行等多个电子渠道实现小贷的快速申请、审批、发放、还款等业务，进一步减少了客户办理信贷业务的成本支出，包括时间成本。 在科技创新的同时，重庆农商行始终站在客户的角度为客户着想，致力普惠于民。据了解，使用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服务的客户享受针对跨行转账提供的补贴。早在2009年，重庆农商行在全国范围内首推农民工专属银行卡——江渝乡情卡，实施免年费、免小额账户管理费、免短信账单服务费、免开卡工本费、免短信提示费等优惠，并捐赠1000万元设立“江渝乡情慈善基金”，专项用于补贴农民工的异地汇款手续费，2014年又追加了1000万元。截至2014年末，江渝乡情卡发卡超过800万张，累计报销异地汇款手续费超过1200万元。 8．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普惠金融成为这次顶层设计的11项具体行动之一。意见提出，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相信乘着政策的东风，普惠金融必将能够在自身的理想之路上，以更好的服务和更快的速度不断向前迈进!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真切。农村“微腐败”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从各地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农村“微腐败”已成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工作重点。
此前，甘肃省酒泉市通报了该市金塔县古城乡旧寺墩村原党总支书记王世海案件。王世海利用职务之便，将县财政局拨付的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补助资金中30407元用于个人搭建温棚使用，并采取虚报的方式，侵吞集体资金1.5万余元。
“近年来，村干部虚报冒领甚至挪用套取补贴补偿款，已经成为农村基层腐败的一种典型模式。从我们查处的案例来看，此类腐败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福建省漳州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类虚报冒领现象多发生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近年来，农村的许多青壮年常年出外务工，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在农村留守。由于受限于知识水平等原因，这些留守人员往往不熟悉国家的相关政策，对村务更是很少关注。村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他们难得知晓；特别是那些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留守人员根本不知就里。“五要”工程等，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摆设；那些张榜公示的村务，其实就是“墙上挂挂”而已，村民很少光顾和注意。所以，“歪嘴和尚念歪经”的事情，便屡屡发生。
“有些村干部认为，替村民做事，顺便给自己谋点福利是小事。”福建省诏安县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对记者说，一些村官潜意识里就认为自己是村民的“父母官”，想怎样就怎样。有了好处要分一杯羹，在一些村干部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
于是乎，本应是老百姓养命钱的补贴款，被一些村官巧取豪夺、“雁过拔毛”，想方设法据为已有，并且根本不当一回事。
2015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纪委通报了13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典型案件。其中，该市扶绥县渠黎镇碧髻村委会原治保主任陆少勤，因在协助开展征地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9户被征地村民”好处费”被开除党籍。
“随着现在惠农、扶贫政策越来越多地出台，从政策最先100米落实到田间地头，到广大农村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最后100米的问题。这些惠农款、扶贫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救命钱、安家钱，但对于一些基层硕鼠来说，它却是唐僧肉。”
近年来，以暂存代管为幌子，克扣侵占“三农”资金的案件不断涌现。在农村，一些村干部一贯信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有的打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些钱不能存入个人账户”的“帽子”对付诘问，有的以农村财务不规范、不完善为借口，将村集体资产储存到个人账户，妄图瞒天过海。
专家表示，一些村干部抵制不住金钱诱惑，企图通过暂存代管等方式，“瞒天过海”侵占资金。“以这种方式侵占村民资产的贪腐，具有更强的隐蔽性。”福建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为民做主”，往往是村干部的一种托词和惯用伎俩。他们以为这些钱存进银行，神不知鬼不觉，村民根本无从知晓，如果上级追问也可以搪塞一阵子。有此“良策”，等于贴上一道“平安符”。一旦东窗事发，遇到媒体追问或纪检监察机关追责，他们就会编出“无可奈何”“财务把关不严”等一套套戏码，把自己伪装成“替人做事还代人受过”的无辜样子，妄图掩饰心中的“小九九”。此类现象更值得注意和警惕。
2．“过去几年里，反腐败工作扎实有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四风’工作持续推进，不敢腐的氛围正在形成。”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A说。
2016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举措、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上面九级风浪，可基层个别地方或纹丝不动或波澜不惊，正风反腐的压力还有待进一步向下传导。”全国政协委员B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B结合自身工作和走访调研，归纳出当前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几种表现形式：部分基层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骗取、截留、挪用涉农款物；部分基层干部在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方面以权谋私、优亲厚友、吃拿卡要；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骗低保、医保、社保的问题。
一位来自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向记者讲述了前些年他们企业那些不得已的苦衷：作为贫困县里为数不多的好企业，经常被一些部门“检查”“调研指导”。来者都是客，标准不低的工作餐得安排吧，临走时得带点小礼物吧。“陪检、陪吃、送礼，逢年过节之前，有的部门还必须去‘拜访’，费时、花钱，关键是牵扯精力。”这位代表说，“八项规定真好，给我们企业减负了，这种现象大大减少了。”他建议，正风反腐要加大力度，动真碰硬，对违纪违法的公开曝光，先把“不敢腐”的氛围在基层营造起来。
“要发动老百姓起来监督，损害自身利益的要举报，不符合党员干部标准、形象的，也要举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人民调解员C告诉记者，前些年，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有的明明不占理还扬言“我家亲戚在市里当干部，你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没人这样说了，为什么，怕群众监督，怕组织查处，不敢了，他也知道这样说就是害他那当干部的亲戚。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管全党、治全党，基层不能例外。”全国政协委员B说，作为纪检监察于部，肩负正风反腐职责，更感到责任重大。她建议，墟实党委主体责任，实践证明，党组织敢抓敢管的地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就少，对那些不正之风长期蔓延、腐败问题严重的地方。要追究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纪委要转变执纪理念和方式，不但要查处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的问题，更要对违纪苗头和“小问题”早处置、早纠正，及时对有反映的干部“咬耳扯袖”，让他们“红脸出汗”。
3．F街道T村村干部小莉，在当地颇有威望。
2014年，绕城公路修过T村时，小莉将自己一家人和兄弟姐妹享受占地补偿的清单，打印出来，贴在村里人员最集中的茶馆门口。当时有人用手机拍了照，专门到街道房管所对照核实。很快，小莉感觉到村民们的变化——更愿意亲近自己了。村民们说：冲着她敢把家里人的情况公开，小莉这个干部，我们信得过。
“如果不是直截了当公开情况，我就是有十张嘴也无法打消村民的疑虑。”小莉深有感触地说。
从2013年开始，F街道实施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十公开”制度，要求村干部必须主动公开自己及直系亲属享受的惠农惠民情况，严防优亲厚友，铲除“苍蝇式腐败”滋生的土壤。广大村干部表示，“十公开”制度，给了群众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个清白，实打实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2016年4月19日，T村村委会公示栏前，四组村民小宁认真地翻阅当年一季度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公示表，“公开好几年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我们老百姓始终还是关心这些，公开总比捂着好。”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前，“捂着”带来的隐患，F街道纪工委的同志深有感触。2009年至2012年，在惠农惠民政策实行中，F街道收到反映村干部以权谋私、优亲厚友、中饱私囊的信访问题，每年平均达20件(次)，有的还是重复上访、多头上访。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存在虚报冒领、中饱私囊，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优亲厚友、分配不公等现象。比如，F街道X村原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就因为在农转非中为家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查处。
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说，仅2010年至2012年，F街道就有惠农惠民补助18项，总金额达3460万元。而随着国家惠农惠民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投人的民生资金越来越多，村两委干部手中可分配的资源增多，为“苍蝇式腐败”留下了寻租空间。
为扎牢制度的笼子，防止“苍蝇式腐败”，2013年5月，F街道党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涉农涉惠政策“十公开”制度的通知》，要求11个村(社区)“五职干部”(支部书记、主任、2名综合服务专干、1名综治专于)及直系亲属，每季度公开其享受低保救助、危房改造、党员定补、种粮直补、土地复垦、计生优惠、农机补贴、退耕还林、家电下乡、扶贫慰问等十项涉农涉惠的情况。其后，具体公开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如取消家电下乡，增加了脱贫资金补助等内容。
在具体操作中，“十公开”制度有四个主要环节，即通过“申报、审核、公开、查究”，严密“封锁”村干部在优亲厚友中的寻租空间。
每季度第一个月的月初，F街道各村的群众已经习惯到村(居)委会门前的公示栏上，查看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情况公示表。
“这项制度实施起来并不复杂，每个村干部每年定期申报自己和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即可。”X村支部书记老徐介绍，主要由村党组织对村干部申报的真实性进行审核监督，自己作为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和纪律监督小组组长签字负责，“这些实际上强化了村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在老徐看来，“十公开”制度最核心的环节是公开。在X村村务公开栏前，有一个醒目的板块，专门以大号字体公示村干部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除了这里，还要在村民小组、村民集中的地方公示，现在，有条件的地方，还通过网站、微博、微信、QQ群、广播等平台进行公开，让村干部广泛接受监督。”老徐说，自己切实感受到了群众对此的关注度，每次更换各种张贴材料时，村干部这份公示表总是最破旧，“因为翻的人太多了。”
“关键是让群众知晓。”T村纪律监督小组组长说，“公开是最大的杀手锏，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举报、会审核。”
而作为上级纪检监察组织，关键是在查究环节，加强监督。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表示，对申报不齐、不实、公开不力的村(社区)，在年度党风廉政综合目标考核中实行扣分处理，并给予其他相应处理；对群众反映村(社区)干部存在违纪情况的，交由街道纪工委核查，经查证属实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理；查证不属实的，将事实真相告诉群众。
这四招是否管用？F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说，2013年前在畜牧业发展的补贴方面，常有村干部弄虚作假、优亲厚友，“现在几乎没有了。”
对于“十公开”制度，村干部们表示欢迎。“只要不存在优亲厚友的想法和做法，这事并没有什么坏处。”Z村支部书记说：“就像一面镜子，时时提醒我们不要以权谋私。”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后的效果，出乎大家的意料。T村地处F街道开发建设区域，征地拆迁工作繁重，矛盾突出，但随着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补贴情况的公开，T村支部书记小张明显感觉到村民私下的猜测和抱怨少了，工作推动顺利多了。
小莉一家在当地是大户，兄弟姐妹多，征地时村民最担心她优亲厚友，而她正是看到了“公开”的好处，才想出在人群集中的茶馆贴“条子”这个办法，主动洗清嫌疑。“要说兄弟姐妹都不算直系亲属，但公开可以消除疑虑，没什么不可以。”
“十公开”制度为村干部的“小微权力”戴上了紧箍咒。Z村的小荣任村综治专干后，主动对不符合条件的弟弟做思想工作，劝其自愿放弃了低保补助。老徐说：“至少村干部在打算以权谋私时，会认真地考虑一下其中的风险。”
据统计，2013年，F街道关于村干部优亲厚友等信访问题减少至5件(次)，到2015年，反映村干部及直系亲属违规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信访为零。
4．2016年12月，L县的农民反映，他们那里的多项惠农政策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农村低保发放混乱，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也拿不到，多数都进了村干部的腰包。
村干部腐败，被不少学者视为“最具离心力”的腐败，因为他们距离农民最近，因此，对村干部腐败必须零容忍。
村干部“位微权重”，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村干部权力虽小，却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权力地盘”，以农村低保为例，国家的农保、低保政策的实施，村干部在办事上有比机关干部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权力看上去不大，却是实实在在地在管事。只要管事或长期管事，权力就容易膨胀，就会被无限放大；有些村干部奉行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私分村级财物，收受红包礼金，贪图吃喝玩乐和钱财，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就损公肥私；更有甚者，刻意去追求权力的私有化，特别是把权力看成个人发财、谋利的工具，某位贪腐村官曾说“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要改变村官和村民的这些观念，应该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提高村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权责意识。
防止村干部腐败，要在选人用人上下功夫，严把村干部人口关。对候选人进行认真筛选，确保候选人条件过关、素质过关，掌握并认真分析每个候选人的基本情况、生活阅历、工作经历，坚决杜绝不合格人员当选。另外，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规范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及选举人竞争行为，对换届选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贿选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并立即取消参选和当选资格。
上级部门也要对农村加强监督，对于逾越制度和法规的问题要加以严惩，形成威慑力。这里要发挥村民的作用，完善农村财务村务公开制度，让村干部接受上级部门和村民的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保障村民的知情权，防止基层腐败。
事实上，基层反腐的成功与否，事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改革的成果能否为全民共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分析说，为什么过去基层会有一些官员能卷走老百姓的血汗钱，就是因为一些制度存在漏洞，改革尚未完善。“改革本身就是要消除旧制度中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部分，同时要消除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带，逐步消灭权力运行当中的真空和漏洞。”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杨伟东看来，基层反腐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既有力度，又有深度和厚度。他认为，与“看得见”的力度相比，深度和厚度更为重要。我们的反腐不只是要处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让官员从内在改变。反腐的举措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基层完善运行的机制，让权力真正为基层群众服务，让百姓和官员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
5．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日前，中纪委通报125起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村(居)委会占七成。
近日，某网站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819名来自农村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农村受访者看来，目前村官腐败的4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44.8％)，玩忽职守、徇私舞弊(42.3％)，吃拿卡要、收受财物(41.6％)，侵占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40.4％)。本次调查的农村受访者中，66.1％的人目前在农村居住，对于接下来的农村反腐工作，80.9％的受访者表示期待。
小李是华北某县一名“包村干部”(上级派驻到村里联系工作的人员)，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和村干部、村民打交道。他说，他所在县的某村村长和村支书，用自己亲戚的名义，造假合同，把村里几块闲置的集体土地弄到了自己名下，之后卖给开发商牟利。有村民表示要举报，就被塞上几千块钱“封口费”了事。小李感叹道：“村官虽然是芝麻官，但有些贪腐行为却很严重。”
“我听一个村的村民说，他所在村的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村长的亲戚。该村村长换届选举时，班子成员每个人负责给几户村民‘做工作’，以求让村长连任。”小李说，选举时，对于选民，这些村干部会亲切地称呼、拉关系，对于老年人，还会“关心”地说“会不会写字？我帮你写选票”，拿过选票自作主张地写上前任村长的名字。“对于这些事，村民大都不会特别在乎，一是缺乏选举权意识，二是怕得罪人。”
调查中，在受访者看来，村官存在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公款吃喝31.9％)，冒领、骗取国家补贴(30.5％)，对各类民生投入资金截留挪用(29.6％)，克扣群众财物(25.5％)，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摊派费用(24.6％)，拖欠群众钱款(22.1％)，违规收缴群众财物或处罚群众(20.6％)，滥用公务用车(16.1％)等。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E认为，中纪委和地方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村官腐败之所以占很大比例，是因为他们处于权力体系的末梢，却掌握很多的土地、财政、人力等资源。在基层，权力更集中，村官是一个村子的一把手，加上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就容易出现腐败问题。“村官同时具备资源、动机、机会这三个腐败的条件。”
“基层腐败存在家族化特点。”E指出，一方面，一些村干部本身是该地方的大姓氏。会利用人数和家族上的优势，获得领导权。另一方面，农村选举中，存在不遵守法律程序的问题，采用“大哥拍板”的方式进行权力运作。
E还指出，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涣散的问题，村干部思想观念落后，能力跟不上。“这与村干部自身素质有关系，也与人口迁徙、人员外出务工、村镇空心化有关系。”
在E看来，村官虽小，贪腐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小官大贪’的案例屡屡曝光，有些村官掌握着大量资源，腐败金额巨大。另一方面，村官等基层干部与群众距离近，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百姓心中政府的形象，影响着上级政策的贯彻执行。”
小李说，自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他感觉村官选举程序比以前正规了，明目张胆贿选的现象有所减少，村里地痞流氓少了，村官涉黑的事情也很少听说了。不过，他同时表示，村干部选举中的拉票行为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得更隐蔽。“比如以前选举前，有的村长会请村里党员到饭店吃饭，现在会注意把时间定在晚上。”
“我一直关注反腐新闻，希望以后农村的风气也能变一变，村官更廉洁一些，让我们这些在村里生活的老百姓心情更舒畅一些。”一位村民说。
申论一、给定资料 1．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短短的200多年间，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所形成的陆地化石资源，人类有能力在数百年内开发并消耗殆尽。这种爆炸式的开发与能源使用。释放出巨量温室气体，使得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和气候危机。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中国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国家之一。冰川融化、土壤沙漠化、地表温度的变化和海平面的升高正给中国带来洪灾、干旱、农作物减产、家畜饲养不稳定、海岸线破坏和森林退化等一系列灾害。这些灾害又将导致食物和水资源匮乏、疾病多发和传播以及移民等问题。比如，亚太地区的台风北移将导致相关省份(如福建省)面临更强、更频繁的台风。 科学家们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多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而在促使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最大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其“生命力”很顽强，一旦排放到大气中。少则50年，最长约200年都不会消失。因此，推行低碳经济被认为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保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低碳经济为“生病”的地球开出工一剂“退烧”。 2009年12月．来自世界上192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有关拯救地球、二氧化碳减排等问题的大会。“低碳经济”成为会议上的热点词汇。中国在大会上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 英国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时。科学界以及公众都比较信服的一个结论，就是目前大气中浓度过高的温室气体对正在上演的全球气候变暖有直接作用，并且证实这些浓度过高的温室气体是人类经济活动、生产生活的结果。 将碳排放量作为一种限定，其含义是“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全球气候系统受到威胁的水平上”，无论人类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发展速度、发展规模都必须考虑碳排放量这个约束。“低碳经济”旨在围绕整个经济活动，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全面考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体现在对能源生产和消费作出更加有效率的选择，以求达到最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尽管“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各国还处在初级的起步阶段，也没有形成规模，在世界各国经济领域所占比重也不大，但其发展前景和重要意义却不可估量。“低碳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既可减少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缓解能源储藏日益匮乏的压力，又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能耗的“低碳经济”既节省了生产和生活消耗能源的成本。同时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今后治理环境的投入也会相应减少，_举两得；“低碳经济”是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加快工业化进程和改善环境，重视和发展“低碳经济”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发展“低碳经济”与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上看，发展“低碳经济”与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与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截然不同，不仅对气候环境的影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截然相反。 2．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这对中国，是压力，更是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峰会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在2009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他进一步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进展。”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的中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全面小康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怎样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高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对环境的威胁，不可忽视。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资料显示，1993—2005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约70％。采掘、钢铁、建材、水泥、电力等高耗能工业行业，2005年能源消费量占了工业能源消费的64．4％。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据估计，以2006年的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样一个巨额投入，显然是尚不富裕的发展中中国的沉重负担。 无论是从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假说起步，还是2007年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低碳社会”构想开始，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的“碳排放”，以及相关产业政策和思想轨迹的议论，就从来没有低调过。其中。最猛烈的攻击就是声称中国的碳排放已居世界第一，而中国的高耗能产业还在高速增长，因此，今后的中国将成为灭绝北极冰川的“环境恶棍”。调门较低的则是怀疑论，如美国媒体如此评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铅都是中国生产的，由于市场担心大批铅冶炼厂被关闭，铅价将大幅上涨；中国无数小型铅冶炼厂令中央政府难以管理。许多冶炼厂为地方政府创造了可观的收人，不管它们是否达到安全标准，继续让它们运营符合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中国政府过去通过执行已有环保法规整顿该行业的举措大多未能获得成功，因此也没有什么理由相信当前的行动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当然，还有比较温和的期待论，如英国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还需要在生态环境方面创造环保奇迹，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发展奇迹。 3．身处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中国´刚刚踏上低碳经济之路，便陷入了“国际压力陡然增大”和”国内经济发展现实”的矛盾之中。迫切需要找到平衡点。 “是不是要用西方的话语(绝对减排)，来界定中国的低碳经济(相对减排)?中国的低碳经济是走西方道路还是自主发展?这些基本问题都存在争议。”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政策与研究总监喻捷说。 在喻捷看来，低碳经济与承诺更大减排目标既有关联，又有区分。不管从能源安全还是产业升级来讲，低碳经济都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而要实现减排指标，必然要通过技术和市场的手段，但是，涉及清洁能源核心技术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的诸多问题，仍需通过气候谈判来解决。 国内不少人士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对发展低碳经济定位过高，将导致“要求中国承诺更多减排目标”的国际压力也随之增长。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陈迎3月2日表示，从国内来看。对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外延等的理论研究都还“很浅、不成熟”。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姜克隽给出的定义是，“低碳经济是指社会经济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能够实现低碳排放。”但在陈迎看来，“低碳经济的衡量、指标、评价体系等认识都较为模糊。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民间，都容易产生歧义。” 部分人往往会对低碳经济做出“绝对化”理解。认为已经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可以走低碳道路，而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尚不能大步走向低碳，这可能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陈迎表示，“我们可以用相对的概念来理解低碳经济。中国虽然与西方在发展程度上有差距，但完全可以向低碳迈进，通过降低能耗、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煤等道路节能减排。” 喻捷则表示，发展低碳经济尤其需理顺产业链上的利益关系、深化改革。“低碳产业的发展环境与其他产业相同，都存在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标准化落后、地方保护主义。”以风电产业为例，就要理顺地方政府、风电设备制造商、风电项目企业和电网公司等的利益格局。在我国风电产业“大跃进”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推动一端，仅仅依靠政绩考核，没有监督和惩罚机制，将阻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发改委一份报告表示，我国将采取四大措施，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和相关发展目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中，制定促进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的财 税、金融、价格等激励政策。 研究制定中的扶植政策包括：《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发展低碳经济指导意见》和《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业发展的意见》等。 4．受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制约，全球气候变暖对日本的影响远大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面对气候变暖可能给本国农业、渔业、环境和国民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日本各届政府一直在宣传推广节能减排计划，主导建设低碳社会。 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近十年来，日本政府多次修改《节约能源法》。特别是2008年6月份。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对策“福田蓝图”，设定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即到2050年使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一80％。同年7月份，日本政府又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阐述了未来3至5年内将家庭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等多项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内容，并吸收了“福田蓝图”的部分内容。在对企业执行国家节能环保标准的监督管理方面，日本有一套完整的“四级管理”模式。以首相为首的国家节能领导机构负责宏观节能政策的制定；经济产业省及其下属的资源能源厅和各县的经济产业局为节能的指挥机关，具体负责节能和新能源开发等工作，起草、制定涉及节能的详细法规方案。受政府委托的近30家节能中心，负责对企业的节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提出整改建议，并负责能源管理员资格考试等工作。 《节约能源法》规定，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办公楼必须设能源管理员岗位，负责监督企业节能和按时向政府节能管理部门上报企业的能源使用计划和节能措施，能源管理员要通过节能中心组织的全国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目前日本有数万名能源管理员。 在政府的引导下，日本企业纷纷将节能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表现，重视节能技术的开发。日本节能中心每半年公布一次节能产品排行榜。目前，日本节能电器产品发展迅速，绝大部分空调的耗电量已降到10年前的30％到50％。日本政府还通过改革税制，鼓励企业节约能源，大力开发和使用节能新产品。如果企业达到节能标准，或采用节能产品，可以享受一定的减免税负的优惠。新修改的节能法还加大了对没有达标企业或产品的处罚力度，如果企业没有达到节能标准。可被处以100万日元(1美元约合95日元)以下的罚款。 在使民用产品达到节能标准的同时，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通过电视、网络、发行刊物、举办讲座等形式向消费者普及节能知识，进行节能宣传教育。如今，节能措施已细化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环境省从2005年起提出民众夏天穿便装，秋冬两季加穿毛衣的倡议；夏天要求男士不打领带，将空调温度由原先的26摄氏度调到28摄氏度，秋冬可调到20摄氏度。据统计，仅夏天空调温度调高2摄氏度一项，即可节能17％；如果换算成石油，日本全国每年可节约原油155万桶。 在饮食方面．日本人总结了一整套从购买、保存到烹饪等各个环节详尽的节能窍门。在购买食物环节，提倡消费者购买应季蔬菜和水果，因为生产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往往耗费更多能源：尽量选择产地较近的产品，从而鼓励商家从邻近地区进货，以缩短运程节省能源。 在出行方面。目前多数日本家庭的轿车只在外出游玩时使用，平时上下班多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开车时，不急起步、不猛加速，提倡保持“经济速度”等。 在政府的倡导下，建设“低碳社会”已深入人心。一项调查显示，有90．1％的日本人认为应该实现“低碳社会”。 5．无疑，二氧化碳是引发地球变暖的核心因素之一，但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建筑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几乎占到了50％．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运输和工业领域。 房地产行业其实是能耗大户。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约释放出0．8吨碳。在房地产的开发过程中建筑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等方面的能源都参与其中，碳排放量很大。此外，我国当前的大量建筑，还存在着因结构不合理、材料使用失当而引发的高耗能、高排放。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建筑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30％左右，研究者的保守预计是到2010年。我国的碳排放量将比2000年增加6亿吨。 郑州清华园小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采用节能、节水、节电、节材的“四节一环保”技术，得到了国家建设部的肯定和鼓励，清华园小区也被评为首批“国家康居示范工程”；最近几年面世的橡树玫瑰城、怡丰森林湖等楼盘均采用了新型环保节能的热泵技术，利用地下水的热量取暖和制冷，尽量做到减少能耗，减少碳排放。 建设绿色低碳住宅项目，实现节能技术创新，建立建筑低碳排放体系，注重建设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以有效控制和降低建筑的碳排放，并形成可循环持续发展的模式，最终，使建筑物有效地节能减排并达到相应的标准，是中国房地产业走上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开发商义不容辞的责任。 低碳建筑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资金的一次性投入与节能回报的持续性回收，这两方面的主体并不一致——资金是由开发商投入的。回收却由业主享受。这是制约当前低碳建筑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份测算表明。如果采用节能标准化流程，增加的建筑投入在总成本的5％左右，就能取得30％~40％的减排效果。从“建筑经济”角度来讲，毕竟建筑有30~50年的平均寿命，这5％的投人一般在5~6年内可以收回。 6．2010年3月2日，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向“两会”提交的一份名为《关于积极推广绿色低碳技术、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提案》明确建议：政府应在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方面对绿色低碳建筑进行改革和倾斜，包括以减碳指标来进行金融和土地等资源配置，设置不同的税费征收标准，改变以单纯的“价高者得”的土地出让办法，以平抑地价和房价。 在这份提案中，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房地产不能拉中国经济转型的后腿，要转向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解决产能过剩．唯一的出路是走上绿色低碳型地产的发展之路。” 提案建议，政府应出台有利．于节能低碳型房地产发展的激励政策，引导房地产产业结构调整，以便摆脱当前进退两难的困境，并提出“将推广绿色低碳技术与建筑纳入‘十二五’规划之中”。 所谓绿色低碳建筑是一个系统化的概念，是贯穿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消费全过程始终的概念。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认为。政府管理部门不仅要在减碳方面有政策与财政的支持，还要在节水、节材、节地和环境保护方面有所部署。 “比如，在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方面进行改革和倾斜，鼓励绿色低碳建筑顺利开展。”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指出，其中，政策上可以用减碳指标来进行金融和土地等资源配置，设置不同的税费征收标准，改变以单纯的“价高者得”的土地出让办法，有利于平抑地价和房价。“这样一来，房地产企业也必将更加重视项目的品质，主动应用绿色低碳技术，对于房地产行业本身将是一次革命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四十不惑，不是说这个年龄就活得很明白了，而是觉得时不我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不创业我们就老了。四十岁也不是‘外面的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年龄了，而是我要担负起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年龄。” “自恃八斗经纶才，囿三尺壅蔽讲台。空有一具自由身，落樊笼经年复数载……” “人生并非漫长无边，无非求一顺心意、开心颜，我于年近不惑请辞，仅与个人心性志趣有关，同时也源于不想久事笔砚文牍之间而无所用事。” 继“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之后，各种版本的诗意辞职信也不断涌现。对此，网友“南海樵人2013”认为：“世界那么大，哪儿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只要是适合自己而又于人无碍，这就是最好的。欣赏这样的才情，理解这样的情怀。’ 花样翻新的辞职信虽然个性张扬，夺人眼球，但在另一些网友和职工看来并不合适。曾有过一次辞职经历的职工胡先生认为，就算决定辞职也应该站好“最后一班岗”，而辞职信代表着一份对单位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的总结，因而并不适合在形式上随意发挥。 胡先生说：“我是在老公司工作了近五年时间后决定辞职的。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先是口头跟部门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提出，初步沟通后确定一个月后正式离职，这才交了辞职信。辞职信上除了致谢和辞职原因这些必要的内容外，我还另外附了一份材料——因为担心我之前负责的工作由于临时交接而遇到问题，我就写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在他看来，以对工作最为有利和妥善的方式辞职，是一个职工职业素养的体现。 “辞职是辞去一份曾经带给你收获的工作，带着这些经历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新阶段。不管有怎样的不满，我觉得都不应该把辞职信当成发泄口。所谓‘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太意气用事的言辞就算再有文采，也不适合出现在辞职信中。”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工文女士这样认为。 留下一封个性十足的辞职信，然后“潇洒地转身，留给职场一个华丽的背影”，这样文艺范儿的辞职方式，让不少职场人心生向往。然而，任性的辞职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职场人。上海知名HR屈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富于个性的辞职信可以让企业增进对员工的了解，但个性的展现要适可而止，辞职过程中更可贵的是职场人的专业态度和责任意识，而非过于追求辞职形式的与众不同。 屈辉认为：一般来说，传统意义上的辞职信写作比较模版化，职工也不容易在里面表达自己的确切想法，比如提到原因时往往会比较笼统地讲“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而个性化的辞职信往往能让企业了解员工的个性和真实想法，从而更好地了解职工需求。但是，如果刻意用形式博取眼球，难免有附庸风雅之嫌，严重者还会对职工后期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对此，她建议职工：“在离职时尽量按照企业规定，认真走完离职程序，同时做好交接工作。就算曲终人散，也应该有始有终地对待工作，这是我们每一个职场人都应该具备的专业态度和责任意识。” 2．“其实我原来公司的待遇在业内来说算是挺不错的，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跳槽频率是社会衡量一个人是否敬业的常用标准之一，谈到跳槽，小王如是说。小王两年前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进了北京一家挺大的广告公司做HR，刚开始感觉还算不错，毕竟是个挺大的公司。“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的经理根本就不是很重视我，对我的一些工作也是不理不睬，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的工作完成得怎样。其实我的经理能力还是很强的，可能也是太强的缘故，他经常不把公司的很多人和事或规章制度放在眼里(尽管有些制度还是他亲自制定的)，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受他的影响，我也变得和他一样。公司里基本上只有他能管我。如果他不管，别人也不好说我什么。”小王对上司很不满，他也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上司底下做事很难学到什么东西。“刚开始也想过要走，但是有在这样大的公司的工作经历对于当时刚毕业的我来说还是不容易，所以我混了两年才离开。” 对于员工来说，管理者本身就是企业制度和文化的最直接代表。管理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对员工产生很大的影响，正所谓“上行下效”。 对于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员工来说，薪酬福利毫无疑问是决定员工敬业度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 但是，我们不难看到，目前中国企业的总体薪酬水平比较低，与大部分外资企业相比更是差距不小。并且，很多中国企业的薪酬制度不是很科学。相当一部分企业还残留着“大锅饭”的思想，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劳不仅不多得，有时候还可能因做得不是很好而受责怪。对于有责任心的员工来说，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会介意，但时间长了难免会不满意。当员工的能力及所产生的绩效得不到相对公平的薪酬回报时，不敬业在所难免，更有甚者“另攀高枝”。 一份对大型制造业和服务型企业中268个部门的经理和员工的调查表明，超过80%的绩效评估体系是无效的。 企业的绩效考核，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员工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的总结，考核的结果直接反映了企业对该员工工作的认可程度。如果考核的结果不公正合理，将会极大地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长此以往，员工出现消极怠工等情况就显得很正常了。 员工是否敬业，还依赖于是否能在能力和个人发展方面得到不断的提升。据了解，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并没有真正帮助员工进行系统、科学、动态的职业生涯规划，企业并不了解员工的个人需求和职业发展愿望，只知道给员工加薪或升职。其实，并不是所有员工的工作目的都是“钱”或“官”。 一般来说，人们应聘到企业工作，最初的动机是获得较满意的薪金，在工作稳定后，就会考虑个人的发展机会和前途问题。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自己的职业发展计划。作为企业员工，其职业发展的途径，通常是从低级的岗位或职务向高级的岗位或职务升迁，从简单工作向复杂工作过渡，或从不喜爱的工作岗位到喜爱的岗位等。如果员工发现在企业无法实现其职业计划目标，他就不会敬业。 魏芳在大学里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后应聘到一家企业做了销售员。每天，她都需要联系很多客户。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做销售。因为她的性格比较直，与客户交往时不够“圆滑”，并且她也很排斥去学习一些与客户交往的技巧，所以，后来她经常找借口推脱或不见客户，能躲就躲，能推就推。 3．“从公司成立之初到现在，他一直坚守在一线，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他本着爱岗敬业的精神，在近乎十年的磨砺之中，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工作态度，已经将自己的智慧完美地融入产品的质量和效率。我为我们车间拥有这样的员工而感到骄傲。”金工车间主任陈伯君自豪地说。 棘轮张力补偿装置主要用于铁路接触网系统中承力索和接触线补偿下锚处，以补偿张力。当接触网发生断线故障时，棘轮随时制动，以便缩小故障范围。这个装置是铁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部件，必须做到无任何质量问题。当初在准备生产棘轮时，唐凯兴的面前只有一张棘轮零件图纸，如何调试、编程，如何选刀、加工，这些问题都需要精心设计，认真研究、细心摸索、反复验证。 “我面对着这样一空二白的局面，当时心中有些苦恼，沉吟了良久，但是没有放弃。那段时间公司正好在宣传‘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铁道兵精神。当我重新建立自信后，模糊的思绪逐渐变得明朗起来，于是我开始着手干起来。”唐凯兴说。 制造棘轮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没有其他团队辅助的情况下，尤为困难。唐凯兴需要单独构思出一幅幅清晰的工序图，选择好最佳的刀具直径和进刀路线，编辑好完整可行的加工程序，然后调机、对刀、加工、检查等。每设计完一步，他必须要仔细检查，确保万元一失。在遇到棘轮加工面轮廓有毛刺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倒角刀进行处理，唐凯兴认真思考设计，将自己设计的倒角刀草图交由刀具厂制作完成后加工，加工出来的产品完美地解决了轮廓毛刺问题，仅此一项技术改进就为公司创造价值500万元。 尽管设计程序井井有条，但实际操作中难免会出现纰漏，从设计到编程再到加工，必须做多次试验，在实践中总结失误，设计方案也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改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次改进后，他终于成功了，为公司总结了一套高效优质的棘轮加工方法，并运用于实际生产。通过对加工工序的反复总结与改进，棘轮加工时间从最初的20分钟缩减至12分钟，加工时间缩减了40%。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持续稳定，唐凯兴亲自进行棘轮加工生产，边生产边改进，不放过任何细节，在无数个日夜里他总共加工了棘轮13286件，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9.98%。 “工装夹具设计是在零件的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制订之后，按照某一工序的具体要求进行的。设计工装时质量的高低是以能否稳定地保证工件的加工质量好、生产效率高、成本低廉、定位准确、操作安全、维护容易等为衡量指标的。”副总工程师李东升解释道。 “他主动提出从加工精度、生产效率、工艺性能、产品质量这几个方面考虑，可以将部分产品的制作工装进行改进，并向我保证改进后会大幅度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缩短生产周期。有了棘轮加工制作的先例，我也相信他能有所创新。”车间主任介绍说。 对于自己的意见被采纳，他非常兴奋，于是积极地投入改进工装的战斗。 这也是一个漫长艰巨的任务，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要了解数控机床的技术参数、性能、规格、精度以及与夹具连接部分结构的联系尺寸等，其次还要考虑夹具的排屑畅通性能、定位元件的互换性能、夹具的整体敞开性能等。经验的积累很重要，实际应用和理论设计有时会有很大的出入，尤其是像“工装改进”这种较为复杂的设计，需要根据不同的产品有针对性地设计专业工装夹具。在他的带动下，先后对定位线夹本体、接触线中心锚结线夹本体、C型承力索电连接线夹本体等多个产品的制作工装进行了改进升级，改进方案的优良性能在实际生产中得到了有力的验证。改进后各产品加工产量平均提高了10%，产品合格率也从最初的96%提高到99.8%，为公司创造价值200余万元。 回忆此次工装改进，唐凯兴说：“当时是自己主动请缨，所以压力很大，就怕说到做不到，瞎耽误功夫。可是公司、主任都给予了支持，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更是为了证明自己，我和队友们热火朝天地开始干起来。在多次试验后终于成功验证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种成就感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让人精神一振。” “唐凯兴对于产品质量要求的苛刻程度令人难以捉摸，我们一开始一直不理解，他老是和我们强调要慎思笃志、端正态度，哪怕一个操作姿势不到位，他都要联系到产品质量问题上。不过正是因为他长时间给我们灌输这种理念，我们现在只要走上工作岗位，也会如他一样认认真真做事，保证质量。”一名班组成员说。 追求质量永无止境。唐凯兴是一名高铁产品生产一线的“工匠”，也是一名心怀激情的青年，是行业中一位名副其实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出类拔萃者。 情系铁建，放飞梦想。不断充实着敬业精神的唐凯兴继续在这块热土上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他说：“身为一名中国铁建人，我的梦想永远在路上!” 4．“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更好地落实这一价值理念，从2014年起，K市每年都会开展“敬业”主题文化教育活动。 在“敬业”活动中，通过征文深度挖掘、演讲者生动讲述、声像片实况展播等形式，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敬业先进人物涌现出来。为进一步发挥这些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和激励带动作用，激发广大职工群众“比、学、赶、帮、超”的干劲和斗志，形成“人人崇尚敬业，争当敬业榜样”的良好局面，2015年K市开展了十大“敬业标兵”和百名“敬业好员工”评选活动。以向一线普通员工倾斜为原则，由各企业公会推选候选人，再结合市民投票、专家评选等方式，最终选出10人授予“敬业标兵”称号，100人授予“敬业好员工”称号。发布活动现场宣读了表彰决定，播放了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短片，展示并诵读了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楹联和诗词。主持人对“敬业标兵”代表进行了采访，并由市领导向“敬业好员工”颁发了荣誉证书。K市政府官网还开辟专栏，记载“敬业标兵”的事迹，以供市民学习。 K市要求各单位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人物为榜样，继续大力营造浓厚“敬业”氛围，充分发挥“敬业”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导向作用，不断激发市民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为全市改革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近年来，P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瞄准打造“敬业P市”目标，以“全力干好八小时、用心做好手上事”为主题，以“培育敬业理念、落实敬业标准、开展敬业培训、搞好敬业评价、打造敬业品牌”为主要内容，于2014年8月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全民敬业行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体化、日常化、生活化，在全社会形成了敬业、乐业、精业、兴业的浓厚氛围。 如今的P市，以全民敬业行动为引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成为激发全市上下坚定信心、昂扬斗志、拉升标杆、奋力前进，推动P市科学发展、赶超发展的强大引擎。2016年4月，P市再次被河南省政府评为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先进省辖市。2016年上半年，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大的形势下，P市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市生产总值完成646.72亿元，同比增长8.4%；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00.71亿元，同比增长15.5%；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36.31亿元，同比增长9%；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3.24亿元，同比增长11.9%；城镇新增就业2.69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1万人，全市整体经济社会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 截至目前，P市开展的全民敬业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制约，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中国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等不同思想之间不断交锋和影响，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样，一些领域、一些行业、一些人出现了敬业精神淡化的倾向。受教育程度不同、工作态度不端正、事业心不强、责任心缺乏、专业技能不足、个人兴趣与职业选择不匹配等的影响，在全民敬业行动工作中，个别党员干部和从业者把敬业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人为割裂开来，没有充分认识到敬业精神彰显着爱国、体现着诚信、反映着友善，没有认识到敬业是公民个人价值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一，是国家价值层面和社会价值层面的基础理念。 在培育敬业理念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够科学不够符合实际的情况。如过于侧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形式上也比较单一；在敬业培训方面，理论培训多，实践培训少，以“师带徒”形式的培训难以落实；在敬业评价方面，个别地方流于形式，评价结果运用不及时。 当前，P市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和“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处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增长动力转换压力较大、各类潜在风险较多等各种挑战。新的形势、新的挑战要求我们用更加科学、更加严谨、更加务实的态度，奋发进取，扎实工作，用敬业的精神、敬业的理念、敬业的标准持续深化全民敬业行动，努力实现全民敬业“城市品牌”向“品牌城市”的转身，打造“敬业P市”，为“保持态势、创新优势、转型升级、赶超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全民敬业行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全市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我们打造“敬业P市”，就要既加强战略谋划、搞好顶层设计，又紧密结合实际、务实重干。各县(区)、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亲自抓全民敬业行动，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要定期研究，区分不同层次和对象，分类组织实施，分阶段协调，争取实现全民敬业行动均衡开展。各级领导干部在全民敬业行动中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召群众、引领风尚。要采取理论阐释、舆论引导、文艺宣传、文明创建等措施，大力宣传敬业理念，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热爱工作的职业情感、精益求精的工作追求，促进全社会形成爱岗敬业的浓厚氛围。 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了我们今天各行各业都应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的五项基本规范，即“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其中，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最基本、最起码、最普通的要求，是职业道德的核心和基础，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的表现。爱岗，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敬业，就是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工作。敬业的核心要求是严肃认真，一心一意，精益求精，尽职尽责。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敬业是最基本、最具体、最直观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准则，是其他三个准则的直接体现。敬业是爱国的具体体现。爱国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一个人不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何谈爱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靠每一个人的辛勤工作、艰苦努力，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敬业是诚信的内在要求。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都要宣读誓词，其中就有“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内容。公务员在新进时也要宣誓：“严守职业道德，恪尽职守”“以务实的作风、优质的服务、良好的形象，创造突出业绩”等。员工在进入企事业单位时要签订合同，承诺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如果不敬业，就是违背誓言、不履行合同，是言行不一致、说话不算数，是不诚信。敬业还是友善的表现。在一个团队中，一个人不敬业，工作懈怠，就会给其他成员增加工作量。如果工作不认真细致、马虎大意，就可能给团队带来麻烦，事实上没有做到与人为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敬业是公民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集中体现。 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我国人口老龄化危机即将全面爆发。1980年，我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14亿，占人口总数的12．5％。2011年，我国社会养老金缺口超过1．3万亿元。2012年，我国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总劳动力减少预警国力衰退。2016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2020年，适婚年龄的“剩男”将达到近四千万，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将愈加严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可能被推迟到65岁。2030年，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大国空巢，我国将面临严重经济危机。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38亿，80岁以上完全丧失劳动力的人口将达到一亿，每2．7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缺口数额可能达百万亿元量级。 如今，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诞下的第二代独生子女们已经长到了可以去打酱油的年龄，而哄着他们长大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爷爷奶奶们不同，第二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只有唯一的子女可以依靠。4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将成为常态。而再过二十年，第二代独生子女成家立业之后，将不得不承担起已经老了的中国。“养儿防老”这一乡土中国的伦理基石，将在时代变迁中无奈地做出改变。 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7％，那么这个国家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一些专家的计算，中国在1999年就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恐怕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早。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与中国不同的是，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3万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一万美元的占36％，一万至三千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人均GNP只有980多美元时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经济尚处孱弱，却已迈入了老年的中国，步履将更加蹒跚。 2．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 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就在盘算是不是要把母亲接来。母亲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也为赡养老人发愁：把父母接到北京住哪里?在高涨的房价和不断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赡养老人会不会压垮中产阶级?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还不是难事，但等孩子过两年上小学时就困难了。而且丈夫张斌的父母早晚也要来北京吧?燕郊的房价每平米早就过了万元，在她看来，适合父母居住的只有“远郊”。另一种方法是换房。林家的房子卖2万元／平米，换成120多平米需要多贷款80万。 林晓虹的上司王大国的赡养需求更为急迫些。42岁的王大国夫妇月收入2万元上下，两家父母都年逾七十，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而且他们夫妇现在就需要给自己攒养老钱，“多少钱才够，我们也不知道。” “我发现，现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种恐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S说。缺乏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普遍感觉。对于正在步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人大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在现阶段，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全国政协委员F认为，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而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他说：“这是人伦的缺陷，直接关系到家庭养老体制的崩溃。”此外，独生子女精神人格的下滑也是家庭伦理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家庭成员减少对父母的最直接影响是：在他们的晚年无法得到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 S则认为，造成目前养老困境的不仅是独生子女问题，中国于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开始显现：是工业化大潮动摇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在工业社会，老人的优势似乎不存在了。在广大农村，孩子们到大城市打工，老人们留守在家里，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即使对于那些和父母身处同一城市的子女来讲，如何照看家长的生活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Y说，“五保户、荣誉军人、特别贫困的残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国家承担赡养责任的。而现在的社会化养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 3．种种数据表明，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必将面临先天不足且问题多多的老龄化现实，那么我们通过后天补救而形成的社会养老体系，是否足以应付未来的麻烦呢? 2012年7月1日，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这一不争事实，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再次建议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以减缓劳动力总量减少速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H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Z表示，老龄化意味着人口老年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也同时意味着劳动投入的减少。Z介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其中减少的拐点将发生在2015年，届时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分析室主任L表示，预计到205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203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H发言时谈到，国外老龄化国家多是采取利用外部机制引导劳动者自觉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应对老龄化。他建议我国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L也建议适时提高退休年龄。他表示，这一目的并不是在于促进增长，而是缓解劳动力总量减少的速度，减弱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预期。但他指出，退休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决策方面需要慎重。 4．我国现行退休政策源于20世纪50年代。1951年政务院颁发的《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周岁。195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中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周岁。从此，退休年龄便有了“女职工”和“女干部”之分。后来，又对某些特殊情况做了规定：连续工龄满10年可以退休，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少数高级专家可延长5～10年退休。个别行业或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可延长退休年龄，因此退休年龄各不相同。半个世纪过去了，经济、社会已得到飞跃发展，人口的老龄化也日益凸现严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0岁～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老少比、年龄中位数这四项分别为8．51％、20．34％、41．84％、35．4％，均符合步入老年型国家的国际标准，但退休制度的改革却迟迟未迈出脚步。 我国现行退休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55／50周岁。50多年来，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从50年代的50岁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70岁。偏低的法定退休年龄和提高的人口预期寿命之间就存在较大反差。目前的养老保险测算假定的领取年限仅为10年，而超过10年部分的养老金从何而来?女性的平均寿命一般都超过男性，1990年平均寿命男66．84．岁、女70．47岁，2000年平均寿命男69．63岁、女73．33岁。女性的平均寿命至少高于男性3岁。男性相对女性的高退休年龄和其相对于女性的低预期寿命，会影响到女性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低于男性，造成新的男女不平等，有违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的原则。 我国有一种怪现象：提前退休的人很多，提前退休后参加工作的人也很多。一些未满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提早进入退休行列。表面上看，可以为青年人提供就业岗位，减轻了企业改革的负担，实际上，这对新增就业没起太大作用，更多的是受到稳定退休金的诱惑。企业将负担转移给社会的行为是极不负责的表现。据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近年提前退休人数占离退休人数的比例已超过1／3。退休人数的增长已快于从业人员的增长，势必会使职工负担率上升。与此同时，大量老年人在劳动，尤其是提前退休者隐性就业。据三普、四普、五普的统计资料，60岁以上老人就业人数分别为2430万、2768万和1280万，占全部老年人比例为31．71％、28．55％和9．85％。这无疑会加剧新失业群体的失业问题。 我国退休年龄的规定搞“一刀切”，没考虑到劳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本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青年人处于体力最佳期，易接收新技术、新工艺、新知识，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而老年人体力、耐力、承受力弱化，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新知识的能力减弱，但经验丰富。大批老年人技术熟练，专业基础扎实，在单位能做到独挡一面。这些恰恰是青年人无法达到而企业却急需的。 我国各地区的退休年龄规定是统一的，均为男60周岁、女55／50周岁。步入人口老龄化和老龄化严重程度存在明显的自西向东“阶梯式”分布格局：西部边远省区步人老龄化时间较晚，达到的程度较低；中部次之；东南沿海率先进入，20年代左右即可达到严重阶段。如：2003年65岁以上人口居首位的地区为江苏．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为11．34％，居末位的地区为西藏，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为6．07％；老年人口抚养比第一位是上海，为21．88％，最后一位是新疆，为7．78％，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平均为11．96％。 5．在人社部公开表态推迟退休年龄成为“必然趋势”之后，一场关于养老问题的大讨论便在各个言论空间生发开来。在中国加速奔人“老龄化”的背景之下，关于养老的焦虑从未断绝。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80年代以来，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Y分析说。然而，根据国新办2012年6月11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到2015年，我国城镇职工和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将达3．57亿人，而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建议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国有股划拨，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等措施以缓解压力。有专家指出，在短期内我国养老金收支压力主要来源于转轨成本：而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将逐渐成为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已有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不仅如此，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1980年至20lO年期间，平均每五年上升约1岁，如果退休年龄政策不变，则意味着老年人口退休后的余寿不断增加，给养老金支付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部委对“延迟退休”以缓解养老金压力的想法由来已久。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K表示，提高退休年龄，延长了缴费年限，按照待遇计算的办法，也提高了参保人的待遇，因此，要提高退休年龄，是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不应当是为了减少国家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适度稳步提高退休年龄，确保参保人得到可持续的充分保障，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C也指出，从理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看，我国退休年龄逐渐延长，是适应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 如若延迟退休的政策在几年内成型，将为养老金支付规模带来明显改变。根据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W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但前述《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中也指出，通过养老金收支模型，尽管退休年龄的提高能使养老金缺口明显缩小，但仅仅实行退休年龄改革还不足以克服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养老金体系带来的压力。退休年龄提高后，至2050年，养老金收支缺口需要的财政补贴仍然占全国财政支出的9．9％，因此必须辅以其他改革。 6．有专家指出，要充分认识养老金问题，积极缓解其将要带来的巨大压力。一般而言，开源节流措施包括延长退休年限、延长缴费年限、扩大覆盖面、增加基金收益率等，在制度外解决方式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国有股划转等。 而国内一所高校的研究团体也对此做了研究。通过在完善对缴费人口和退休人口的预测的基础上，测算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和向社保划拨上市国企股份的若干不同方案，第一次提出了将退休年龄逐步于2020年至2050年间提高7岁，并在五年内启动将80％的国有企业股份逐步划拨给社保体系的改革建议。 具体来说，延迟退休年龄一项，可以使我国工作群体(相对基准)增加25％，也使得我国退休群体的数量(相对基准)减少28％。另一方面，目前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持有市值约为13．7万亿元的上市国有公司的股份(已经剔除在两地同时挂牌企业的重复计算)。假定今后划拨的力度将会加大，并且要求社保体系只使用这些国有股每年分派的红利(股息)，而不变现这些股票本身，从2013年起，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加上退休年龄的提高，将能使我国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30年；到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解决养老金困局的重点，在于先实现制度统一，再实现标准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也是养老保险“绑架”财政的重要因素。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Q表示，在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由退休金的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渡过程中产生的转制成本要妥善解决，在改革之前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未退休的“中人”，他们的个人账户上并没有累积基金，这部分资金就构成了转制成本，需要由政府“兜底”。对此，K指出，国家财政承担基本养老的补贴与兜底责任，是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也是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但鉴于养老保险与财政的天然联系，也有部分学者建议厘清财政与保险制度之间的边界，明确政府责任边界，切断缴费型保险制度裹挟财政的潜在可能性，在养老保险与财政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不管你今天多么年轻，明天人人都会老。”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所以，养老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从根本上说，建立养老危机意识，缓解当下突出矛盾并继续实干，同时作长远谋划，是破解当前困局最理性、最妥当的做法。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6年10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1.0％，比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表示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增速比上半年加快了0.1个百分点，9月消费同比增长10.7％，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达到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普涨之外，前三季度数据还继续反映出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1.0％，通讯和居住类商品增长较快，通讯器材增长12.7％，家具增长13.9％，建筑及装潢材料增长15.4％。前三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7950亿元人民币，增长25.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1.7％。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张一平分析指出，前三季度汽车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而商品房销售维持较高增速也有助于家用电器等商品消费保持稳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持续扩张。
当下，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增长阶段的变化，核心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更需要拓展新思维，激发新动力。而在稳增长的动力中，消费需求规模最大、和民生关系最直接，日益成为拉动需求的关键力量。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在稳定和扩大消费方面仍有多重因素制约，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消费供给等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消费“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2．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表明．近20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51.1％下降到2013年的44.7％．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同时，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向少部分高收入群体集中，导致个人财富的“马太效应”被放大，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造成消费总需求的不足。
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离预期还有较远距离，使得广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形式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新增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人群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在就业保障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使得“没钱消费”与“不敢消费”状况并存。
3．近年来，在我国消费市场上频繁出现的“烂果门”、地沟油、毒馒头、镉大米、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的弊端。企业信用评估不规范、评估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信用管理呈现多头管理、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还十分突出。而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恶意骗取贷款或多头开立账户等事件加剧了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风险，使其“惜贷”或“不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
日前，京东商城因为“刷单”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国外一家投资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京东销售额存在虚报，也就是传说中的“刷单”。恐怕不止京东一家，伴随网购的火爆，有关电商平台“刷单”的报道屡见报端。“618”“双11”……随着人造购物节的不断涌现，消费者网购参照的商品销量、好评、排名等数据，如果不停“注水”的话，“剁手族”还有可能会成为“剁头族”。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销售榜单、购买评价等，自然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造成错误的选择。”艾媒咨询CEO张毅说，“刷单”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商业规则，而且在企业之间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不利于电商业务的发展。
4．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消费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比如，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信息服务、家政服务业等领域，尽管新一届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相关产业的政策措施，但客观地讲，民营资本在进入一些服务领域和选择投资项目时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实行针对某些商品的市场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市场主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利于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
H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意见，要求政府在招标采购时，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采购省内产品。
H省并不是出台类似措施最早的地区，在此之前，各地已经纷纷出台了类似措施。比如Z市在国内率先派发消费券，但其中规定，“为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在指定直销点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4类本地产品可按面值享受18％的优惠，其中由财政补贴企业13％”。
地方保护主义最终将给市场埋下重大隐患。很简单的道理：地方企业的需求市场是当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预的力量创造的，企业的效率不是靠竞争和优化取得的，而是靠行政垄断的力量促成的。从长远来看，这将给企业的更快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将导致更严重的不公平，消费者只能在当地品牌中去挑选。尽管政府鼓励消费者消费，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当地产品间接取得价格优势，但消费者失去的却是选择更好质量产品的权利。
5．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北京王府井百货的门店，从2015年夏天开始进行快速改装，将变成销售打折商品的奥特莱斯。王府井百货决定对4家门店实施业态转型，并将关闭店铺，加快整改步伐。
因股价下跌和房地产下滑，作为百货店主力的高档商品销售状况急剧恶化。不过，百货店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在于此，还在于未能适应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止迅速变化的消费行为。
“工资不涨，又要还房贷等债务，再不尽量节约是不行的。”2014年刚刚结婚的大连市公司职员王佳觉得很难安排家庭开支。一日三餐尽量自己动手做，化妆品和服装也从重视品牌变成了注重性价比。她说：“比起过奢侈的生活，还是一边攒钱，偶尔和老公一起去旅行更愉快。”
在中国的消费者当中，以王佳这样的"80后”为主体的“量入为出消费一代”，正在切实增加着影响力。他们不喜欢攀比式购买高档商品，倾向于采取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消费行为。但是，“80后”一代并非不消费。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的统计数据，2014年餐饮市场比2013年增长9.7％，达到2.786万亿元，但高档餐厅市场却下跌6％。带动餐饮市场增长的是，既有时尚的店内装潢，又能提供价廉和快速服务的快餐类餐厅。它们多人驻购物中心，会招徕很多“80后”和"90后”年轻人。
以价格低廉和商品丰富为强项的网络销售，更是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人。2015年1月至8月其销售额达到2.24万亿元，超过了零售市场一成的比例。如果能正确把握消费行为的变化，提供货真价实的产品，那也是能打开年轻群体的钱包的正确方式。
而百货门店等现有零售店，失去的不光是年轻消费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国际旅行收支逆差比上年增加四成，达到1979亿美元。中国人在海外住宿、就餐、购物的花费，远远多于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消费。比如，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热衷于购买电饭煲和带温水冲洗功能的坐便盖，富裕阶层的钱就这样流向了海外市场。如果能开发出灵活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喜好的产品，建立以最适合流通渠道送达货物的机制，中国国内的消费应该会有所增长。
6．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201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培育壮大消费热点，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重点推进六大领域消费。
在信息消费上，积极推进电信运营企业基础网络建设工程，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LTE FDD牌照，并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人市场；三大运营商均出台了提速降费方案；组织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在云南、四川的40个县开展了“宽带乡村”试点。
在促进绿色消费上，继续对购买1.6升及以下节能环保汽车的消费者给予财政补贴，发布了3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在住房消费上，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为了满足消费升级需求，44个城市调整或取消住房限购政策，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和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房的首付比例，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免征年限。
在旅游休闲消费上，为提升旅游品质，我国启动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重点旅游景区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工程，发布实施全国沿海邮轮港口布局规划方案，并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和11个城市过境72小时免签政策。2016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和13.72％。
在提升教育文化体育消费上，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每年安排资金8.5亿元补贴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放开除世界杯足球赛、奥运会、亚运会以外的体育赛事转播，让体育爱好者有了更多选择。
在培育养老健康家政消费上，积极推进实施养老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彩票公益金支持养老机构建设。同时，出台规范养老服务收费、用地管理、减免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措施。
7．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其经济逐步转入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变。在长期的经济实践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针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结构不优等问题采取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美国具有发达的经济水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信用体系等诸多有利因素，使美国超前消费的观念不断得到强化，成为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从整体上看，“负债消费、低储蓄率”是美国居民消费模式的主要特征。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储蓄率有所上升，但是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l 3年美国国民储蓄率仅为4.9％，远低于中国5l％的水平。美国政府刺激消费的主要政策有：一是实行一揽子减税政策。2008年后，美国的一揽子减税措施惠及美国3500万户低收入家庭，对提振消费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实行消费补贴政策。美国政府通过向消费者发放食品券等形式，为扩大消费人群与培育消费需求提供收入保障。三是实行鼓励信贷消费政策。美国政府通过降低短期利率等办法，鼓励居民进行信贷消费。当然：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也是酿成次贷危机的根源所在。
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之后，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让位于美国，其依靠殖民扩张和殖民贸易来拉动国内需求的路子逐步走到尽头，而通过消费驱动经济增长成为其主要的发展模式。英国培育消费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一是政府大规模增加社会保障支出。1945年英国率先建成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低收入阶层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力地提高了英国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二是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性减税。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增值税率从原来的17.5％下调到15％的欧盟最低水平，并针对社会保障税、消费税等税种进行了相应调整，有力地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效地达到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目的。三是政府积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20世纪30年代，英国、美国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夺取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英国政府吸取了这些教训，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消费领域的监管，逐步改善居民消费环境。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尽管总体消费水平接近美国和欧洲，但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和资源贫乏的国情制约，其消费模式表现为“较高储蓄率、较低借贷消费率”的消费特征。日本政府针对这一消费特征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一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9月，池田内阁发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增加日本居民收入，推动消费总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二是大力推动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之后，日本政府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这些金融公司向工薪阶层提供的消费信贷无需提供担保且手续简便，还可通过无人自动协议机操作，深受工薪阶层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三是大力支持消费产品的升级换代。二战之后，日本政府通过支持松下、索尼、本田等企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日本消费产品的质量和结构进行升级换代，推动消费层次从基本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促进日本居民消费一波又一波地增长。
8．近年来．随着国内游客出境旅游的增长，中国消费者购买能力也在不断升级。“某些‘扫货团’出手阔绰，一般至少几十万元。”一位游客这样描述境外游的亲身经历：“那简直是人山人海，巴黎每个名牌柜台前都大排长龙，99％的顾客是中国人。”
据贝恩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2012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称，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购买了全球约25％的奢侈品。另据毕马威发布的年度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海外旅游消费者人数由2008年占受访者的53％升至2012年的71％。同时，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知度继续上升，69％的受访者表示会支付溢价购买知名度高及流行的奢侈品牌。
市场人士指出，境外商家凭借较为完善的消费市场机制，市场信誉度高，服务也很到位，同时拥有众多知名的奢侈品品牌，并不时推出打折促销等活动，引爆了中国中高端消费者巨大的购物热情。
“出境购物者基本是中国的中高收入人群，如果不考虑消费环境的因素，境外价格低才是主要原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周立表示，对于同一种品牌的消费品而言，在内地和境外的价格不同，是造成购物者境外花钱的主要原因。
周立认为，在国内生产成本占优势的前提下，价格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物流成本，二是税收成本，也即贸易成本。“正是这两方面加总的成本不同，造成了异地异域的价格不同。”此外，不断扩大的中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劲，追求世界名牌、消费奢侈品的愿望日益强烈。
市场人士分析，人民币升值、购买力提高是重要因素，此外，境外品牌效应也是国人将奢侈品消费贡献给海外的重要原因。国外知名奢侈品品牌范围广泛，从服装鞋帽到化妆品、手表、手提包等不一而足，反观中国内地的奢侈品则颇为“寒碜”，本来就不多的国产奢侈品鲜有人问津。据了解，中国本土奢侈品牌海鸥表，一款价格为168万元的手表白2010年推出后，应者寥寥。
“目前消费外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长此以往，不利于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周立认为，需要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加强品牌建设，鼓励引导这一群体把钱花在国内。一直以来，我们对奢侈品消费不鼓励、不提倡的做法迟滞了消费的增长。应当努力使高收入者手中的钱花在国内，为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作用。
9．“周黑鸭”是孝感市民非常喜爱的零食，也是在全国名声响当当的品牌。然而，有的商家却干起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2016年4月，孝感市工商执法人员在应城市西大街检查中发现，有一家店铺挂着“周黑鸭”的招牌，招牌上还写着“现场制作真空包装”的字样。这引起了执法人员的警觉。经询问，店主彭女士表示店内的卤制食品是在云梦县的“汉味鸭脖店”购进的散货，并没有经过“周黑鸭”的授权。随即，工商部门展开立案调查，并发出处罚决定书，给予行政处罚5000元。
2016年，孝感市工商局集中组织开展以打坑农保秋播、打侵权保名优、打假劣保民生、打欺诈保权益、打垄断保公平、打无照保秩序等“六打六保”为主要内容的红盾消费维权雷霆行动。该局全面检查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商品，为秋播保驾护航；以商圈、商城、精品商业街等场所为重点，严厉打击擅自使用知名商标特有名称、包装等假冒仿冒侵权经营行为，加大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的保护力度；以儿童用品、装饰装修建筑材料和汽车配件等商品为重点，以商品质量抽检为手段，加强对商品质量的监管。截至目前，全市共查处各类消费侵权案件2972件，开展“靶向式”商品质量抽检880批次，震慑了违法者，保护了消费者，提振了消费信心。
一面绣有“消费者保护神”字样的锦旗挂在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谢荣调解(维权)工作室里，分外醒目。谢荣清楚地记得：2015年3月5日，双峰山旅游区刘某购买280元的烟花和爆竹后，商家未提示安全燃放注意事项。当晚，刘某在燃放烟花时，被炸伤左眼，造成左眼球摘除。2015年3月8日，刘某向市工商局123 15指挥中心投诉，中心当即指定开发区分局谢荣调解(维权)工作室进行调解处置。经谢荣多次调解，最终商家一次性支付刘某医药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共计10.5万元。
“既然挂了我的名字，我就要对得起消费者喊我的一声‘老朱’。”在应城市老朱维权工作室，调解员朱幼军如是说。朱幼军是应城市工商局城中工商所消费维权服务站站长，从事消费维权工作已有十余年。经他调处的消费维权纠纷有瑚多件，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0多万元，没有发生一起复议上诉案件，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老朱维权工作室”“谢荣维权工作室”“马勇维权工作室”“杨波维护工作室”……全市许多消费维权能手如今都有了自己的冠名调解室，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进一步强化了工商干部的责任心，增强了荣誉感。截至目前，这些工作室共调解纠纷250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已成为孝感消费维权的新名片。
2016年11月10日，在“双11”大幕拉开之际，孝感市近百家网商企业齐聚一堂，共同作出“双11”诚信经营服务公开承诺，并在“诚信签名墙”上庄重签名。
时代呼唤诚信，经营者需要诚信。孝感市工商局不断创新工作理念，通过开展“3•15”商家诚信承诺活动等，让经营者从不敢违法经营到不能违法经营再到主动守法经营。2016年10月，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以“商品无假、服务无诈、投诉无忧”为主要内容的评选活动，创建放心消费示范商户1000户、示范街区10个、示范县市2个，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一)丹江口水库横跨湖北、河南，素有亚洲水塔之称，这里既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国家一级水源保护区，更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2014年秋季，随着中线一期工程建成完工，丹江口水库将开始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省市20多个城市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然而据调查，丹江口水库正遭受多方面的污染威胁。 2013年6月17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栏目报道了丹江口水库河南南阳辖区内的污染情况。 调查发现，就在水库引水渠附近，水上饭庄直接排污；旅游项目偷梁换柱、改头换面以后，大摇大摆地开门营业；对水质产生严重威胁的钒矿冶炼、开采持续多年，监管部门却无能为力。 根据水利部2011年颁布的《关于公布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的通知》，丹江口水库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要饮用水水源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对于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然而，记者在当地转了半天，始终没能见到任何界标和标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而且无论哪级保护区范围内，都对养殖和旅游有着严格的要求，然而，这些法规在这都变成了一纸空文。 记者随后采访到了淅川县环保局的丁局长，他告诉记者，丹江口水库边的水上饭庄并没有经过环保部门的批复，2013年6月份以后，随着库区清理工作开始，这些向丹江口水库直排污水的船上饭店将会被取缔。谈到监管，丁局长告诉记者，由于人员数量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日常监管存在漏洞。 随后，《经济半小时》赶赴丹江口水库涉及的湖北、陕西两地，继续展开调查。 然而，调查结果依然触目惊心。在丹江口水库的上游腹地——湖北十堰市，污水处理厂偷排污水，每年有5千万吨劣五类水(我国的地表水按功能高低分为五类，五类水意味着只能用于农业用水和景观用水，而劣五类则意味着连农业灌溉与景观用水都不达标)直排丹江口。而在陕西紫阳县境内汉江段，生活污水直排汉江，南水北调水源竟成天然化粪池。 (二)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正式通水，丹江口水将流入北京等地千万户家庭的厨房、餐桌，如何才能保证一汪清水北上? 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认为，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因为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可能会逐渐变坏，而且就目前我们国家的环保管理程度来说，只可能越来越恶化，不可能好转。有大量的突发性污染事故表明，我们的环境保护管理非常不到位。更糟糕的是，在地方上，非法排污企业和管理人员互相勾结的现象也相当严重。 作为南水北调重要的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水质的好坏，可以说直接关系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成败。公开数据显示，丹江口水库部分功能区的污染物人河量已超过水体纳污能力。 赵章元说，在调水之前规划的时候想得很好，想调来一些一类水体，供北方缓和缺水之急。然而，如果等到建成以后，因为管理不当调来的竟是污水，将来只会成为一个祸患，把污水调来就等同于惹火烧身。 有专家表示，丹江口水库保护现状既出乎意料，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回顾引滦入津工程现状，我们已经发现，引滦人津工程运行将近三十年，却至今没能划定保护区，可以说，跨流域、跨区域调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全国共有2200多个水源地，其中已经划分保护区的水源地只占七成，划定保护区难，划定跨区域保护区更难，如何协调处理好调水所涉及区域责权利划分，如何确定利益补偿机制，这些今后都将是水资源管理中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以南水北调工程来说，国家相关部门2010年就着手制定南水北调供用水管理条例，但至今还没有正式颁布，人们期待能早日见到条例，但同时也会问，在条例没有出台之前，这水就管不好么? 专家对此表示，事实上，近些年我国关于水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已经基本完善，就拿水上饭庄、旅游项目来说，水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 即使是保护区还没明确划定，但紧临着水库，甚至就建在水面上，这些威胁水质安全的项目可以说完全应该无条件取缔，至于为什么取缔难，核心问题还在于利益，更准确地说，地方利益。 那么，破解这一难题的答案也很简单，就是破除利益纠葛，责任倒推，严肃执法环境，否则，再多再完善的法律也守护不住一汪清水，南水北调通水之日，就是污水进京之时。 (三)当前我国水源地污染普遍堪忧。2013年3月初，一则“上海水域现死猪，捞出死猪已超千头”的新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位于松江的黄浦江二级水源保护区内出现死猪等污染物。后根据官方公开数据统计，打捞死猪数量已达9460具。经调查这些污染物主要来自上游水域及当地的非法养猪场，这是水污染问题的鲜明写照。 “现在的千岛湖早不是以前的千岛湖了!”一位在千岛湖淳安地界居住了几十年的老大爷这样告诉记者，“十年前，这里的湖水清澈如镜，鱼虾成群，现在人们都不敢在千岛湖洗菜和洗衣，更别提直接取来喝!”“在整个淳安，没有一个污水处理站，淳安所有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垃圾基本百分百地排入千岛湖!” 引滦入津的饮水线路结束了天津群众喝咸水的历史，一直是天津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而如今，城市水源地正受到尾矿扬尘、挖山取石、网箱养鱼三大污染源困扰，水源地和沿线地区的周边生态环境堪忧，导致水体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到下游上千万群众的饮水安全。 (四)水源地关乎我们自身的健康和安全，为何会屡遭污染而难以解决?让中国老百姓不再为喝水而担忧，我们将从哪里抓起?某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和特约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W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S教授、著名财经评论员Z先生共同评论。 Z先生：很多城市的水源地因为被污染已经更换了。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喝的水准确的水源地是哪里。比如说北京的人以为有一些来自官厅水库，上海的人以为来自苏州河或者黄浦江，西安的人以为来自渭河，其实都不是，这些水源地都已经换了，因为它已经被污染了，所以现在很多大城市都在寻找新的水源地。 S教授：用不完的饲料严重污染着我们的水源地。城市居民可能关心水源地的质量，而大部分水源地是农民生活生产的地方。 这几年整个水产行业发展很快，农民因为在市场没有任何定价权，所以他基本上就要追求数量的一个最大化。为了让产量更高一点，会放很多鱼根本吃不了的鱼饲料进入水体，进入水源地。 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在国家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处理好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不同利益需求的问题。 有些国家在这方面要求很高，像荷兰，他们规定所有的化肥、农药不能够直接施人土壤，必须要包衣，比如说一种作物的整个成长周期需要多少农药，需要多少化肥，那么须在包衣中刚好用完，这样来说就没有过量的营养进入水和土壤了。目前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制度，但农民知道的是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所以为了使产量获得提高，就施了很多的肥料，用不完的话基本上就变成污染，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W教授：既要经济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这在水源地的保护上是一个两难的困境。这可能涉及到利益立足点的问题。农村跟城市里面的观念不一样，现在讲究市场经济，讲究经济发展，同时你又要叫他很好地来保护生态环境，这在水源地的保护上其实是有一定困难的。 所以说，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到底要哪个，这实际上涉及到的是一个双方妥协、共同发展的问题。 在流域这个层面如何既能保证经济发展，又能做好环境保护，有一些相对比较好的例子。 比如说北京民营水库的例子，民营水库的水源地保护算做得比较好的，在保护的过程当中，承德市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当然北京市也给予了一定的补助，这其实就是一个流域共同治理、共同保护的成功例子。 Z先生：最大的处理难点是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环境保护的关系。拿引滦入津工程水源地受污染为例，天津人不能容忍，但是河北的部分人是可以容忍的，因为我做了好事不留名也就罢了，但是你不能还要求我付出我的利益。 还有一个是管理机制上的问题，水利部下面有一个引滦工程的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现在也有难处，比如说它在水库旁边只有方圆一公里能够管理，再远了它就没法管理，不属于它。如果有人开了一个非法的矿砂，你抓他就涉及到异地抓捕的问题，所以这不光是你给多少钱的问题，是整个机制的问题。 再有，天津和河北前两年达成了协议，天津每年给河北两千万用于治理好滦河沿岸。但太少了，后来增加到三千万。但是一个铁砂矿就说投资了600万，加上这些靠水吃水的人，已经有6万箱的网箱在那个地方，他们就靠这个生存，而且又大力发展旅游业，就是农家乐、星级酒店。这些都是成本。还有一个，我们经济学上叫机会成本，就是这些农民本来一年挣这么多钱，你要给它清理了以后，他本来应该挣的这些钱，或者地方经济本来可能获得的这些收益都需要补偿，所以这笔账我个人是算不清楚，但是我相信他们如果讨价还价的话是能算清楚的，最大的难点就是地方经济发展和地方环境保护的关系。 S教授：实际上，包括我们国家的很多上游的水源地都是农耕地，那么怎么才能够让利给农民，让他们既能够把水源保存好，收入又不至于太低?所以实际上应该在国家层面有一个平衡。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探讨，比如上下游之间究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合理机制，让我们能够双赢?这样一个机制就是一个不断博弈、不断妥协的过程，但是现在很遗憾的是，水源地的人没有谈判力，而这些下游的人一般都是经济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所以矛盾在于如何让利，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W教授：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值得借鉴。现在国家正在推广新安江补偿的例子，财政部出钱与浙江省、安徽省共同建立了一个基金，希望为新安江水库所在区域的双方创建一个共赢的局面。其实微观的例子有不少，比如说泉州市的晋江，就是上下游之间有一个政府出面共同成立基金，由下游政府出钱，主要用于上游的环境保护工作。再比如垃圾的收集、处理，以及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浙江省还有一些微观层面的例子，乡与乡政府之间因为范围比较小，所以比较好商量，不像省与省之间，比如长江、黄河，就有可能涉及到十个省，这个层面的协商就比较困难。 Z先生：水源地正在消失使我们不得不跨区域地引来引去。其实现在我们面临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必须得有一个标本。 第一要建立一个机制；第二，这么多的跨区域调水工程，我们需要意识到水源地面临的危机。 (五)“经过60年的建设，目前我市已形成以地表水为主、地下水为辅，以黑河引水系统为主，城区水源体系为辅，相对完善的城市饮用水源体系。”西安水务局水源地管理办公室主任文洪毅介绍说，“主城区80%以上的供水都来自秦岭，加之全线采用密闭渠道，水源水质特别好。” 目前，西安市有9个地表水源，9个地下水源。这18个水源形成的网络体系可以随时调节，地表水为主、地下水为辅，通过调峰补缺，西安供水模式呈现科学、先进、合理的优势特点。日实际供水能力155万吨，高出2012年高峰用水136万吨近20万吨，目前地表水水源充足。 西安市共有6家水厂，其中最大的曲江水厂和南郊水厂主要对来自黑河引水系统的地表水进行处理。 “自来水不是自来的，而是有严格的处理程序和检测标准的”，西安市水务集团安全保卫部副部长邸尚志说，“合格的自来水至少需要经过6道程序，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才能进入供水管网，而且层层把关非常严格。” “为确保水质和用水安全万无一失，我们对进、出厂水的监测，除了在线仪表实时监测外，还有鱼缸里的红鲤鱼作为生物监测，一旦发现异常，我们都会积极应对。”“监控中心可对厂区每个角落进行实时监测，任何可能危及水质安全的行为，都逃不出工作人员的眼睛。” 针对可能出现的水污染、供电系统故障等突发事件，水厂还制定有各类应急预案，全力保障市民用水安全。 “为防止合格的出厂水进入密闭经渠道流通产生二次污染，我们将国家规定的1个NTU(浊度单位)的浊度指标严格控制在0.7个NTU之内。”曲江水厂厂长牛西平说，余氯指标不低于0.3主要是拟制水在流通过程中细菌滋生。同时，水厂还要接受卫生部门的监督。 “我们主要负责自来水进入供水管网后，进行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学校供水等‘最后一公里’的水质监测。”西安市卫生监督所饮用水科科长鹿建军介绍说，密闭的供水渠道加压运转，即便遇到水管爆裂，通常水都是往外喷射，很少会出现二次污染现象。 据了解，公安黑河分局负责水源地周边的治安、防控及有毒有害运输对金盆水库的威胁；市环保局设立环保总站对水源地水质进行监测；市水务局下设有水源地管理办公室；市政府还成立了秦岭办，市人大已颁布了《西安市黑河引水系统保护条例》、《西安市城市饮用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等。无论从机构设置和立法上，市委、市政府对水源地保护都非常重视。 (六)为保证6500多万人口的日常用水安全，法国政府根据水文分布将全国划分为12个流域，每个流域设有专门的委员会进行相对独立的管理。 其中，设立采水点保护区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1992年1月3日颁布实施的《水法》明确规定，自来水采水点附近必须设立保护区。在距采水点较近的区域内，一切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水质的设施、工程、活动或项目等都被禁止或管制。 法国是欧洲第一农业大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农业迅速发展，但由于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各大河流和地下水均受到了严重污染。 法国政府陆续颁布实施了多项法令和决议，制定了多个行动计划，旨在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改善自来水水源地的水质。 同时，政府采取了向农民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其储存化肥等一系列措施，这样就可以在最适宜的农时施肥，使农作物能够最大程度地吸收氮肥，减少氮流失。此外，农业经营者如果承诺从事更环保的农业活动，还可以获取政府额外的经济支持。 管理部门对采水点水质的监测也是非常规范和严格的。法国首都巴黎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自来水生产与输送服务由法兰西岛水工会负责。 该工会水质和风险管理工程师茜尔维·蒂贝尔表示，大区卫生局本身独立于自来水生产与输送机构，水样分析又由大区卫生局委托给卫生部认可的实验室进行，因此检测结果可信度相当高。 在法国，水质信息对公众是完全公开的，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公布：一是市政府定期张贴水质检测分析结果；二是由负责自来水生产和输送的机构每年一次发布上一年水质综合分析情况。 当然，公众还可以在卫生部网站上直接查询全国各市镇的最新水质信息。公开的信息包括采水时间和地点，总体评价，肠球菌、大肠埃希菌等细菌学指标，铝、铵、铁、外观、颜色、气味、浊度和酸碱度等物化指标……具体公布情况根据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水资源并不丰富，目前生活用水一部分依靠从马来西亚进口淡水，另一部分依靠雨水收集。 新加坡保护水源的首要举措，就是实现污水管网和饮用水系统的严格分离。 在新加坡，很少见到空调排水乱滴的情形，这些污水都要经由专门安置的细管导入公共污水管网。按照规定，洗衣机、洗碗机、马桶等排出的生活污水，甚至晾晒衣服产生的积水，也都必须导入污水管网。为此，新加坡的水务管理部门专门颁布了一些建筑标准，要求开发商在建造房屋时必须遵循。 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三达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蓝伟光介绍说，新加坡处理废水污染的原则不是“谁污染，谁治理”，而是“谁污染，谁付费”。 “谁污染，谁付费”的前提，是制定出严格的法律。例如，依照《污水排水法》第294章、《污水排水(工业废水)条例》等，排入公共下水道的工业废水必须不超过45摄氏度、pH值必须不低于6并且不高于9。这些法律还对工业废水中特殊物质的含量、金属的含量进行了细致规定。 制定出法律法规之后，新加坡的执法也是强有力的，以确保违法的成本高昂。而众所周知的是，新加坡的严格执法举世闻名。 公共事业局就是监管者之一，它不参与环保治理相关业务，只负责监管企业排出的污水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不达标的企业将被高额罚款甚至关停。同时，该局也在不断利用新技术对公共污水管网进行监测。 2012年11月起，公共事业局耗资250万新元(约合1250万元人民币)，安装了新的远程监控系统。如果工业设施排出的污水超标，监控系统会自动向公共事业局发送警报，并实时跟踪有害物质的浓度。 公共事业局还安装了一套由1000个传感器组成的系统，用于监控排污管网的运行情况。如果污水流量高于正常值，传感器就会发送警报，公共事业局就能及时调查处理问题，保证公共污水管网的荷载不会过重。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M镇一对夫妇，在睡梦中被多名陌生人撬门掳走，并被带到墓地控制近4个小时。待夫妻俩回家后发现，四层小楼已经连夜被拆成废墟。据了解，当地把难拆的这一户委托给村组进行拆迁，结果导致这起野蛮拆迁事件。
针对目前一些政府为规避行政违法的责任，将拆迁工作委托给一些组织或企业这类现象，有关专家指出：“在为了公共利益的拆迁过程中，政府是拆迁主体，不能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进行拆迁，村组不属于一级政府，委托他们是不合法的。”
专家认为，遇到所谓的“钉子户”，首先应该看他有没有合法权益。如果是违法建筑，那应该通过法院来判决，而不是强拆；政府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决不能“以权代法”，并完全由公务人员实施，决不能让企业或任何第三者介入。
2．2014年7月12日上午，陈某骑两轮摩托车在东门桥头，遭便装执法人员“钓鱼执法”，他的车被扣押。当天下午，陈某写了两份“申冤书”，一份留在家中，另一份带在身上，然后走进了交通局运管所。
陈某的“申冤书”中写道，当天他送老伴和孙女去汽车站后，在回家路上，他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在东门口桥头停下，车被县运管所人员强行抢走。他无力赔还摩托车，不想在世为人，“我死后请我的亲人和有关部门为我申冤”。
据目击者说，陈某当时骑着摩托车在东门口桥头停留，一名男子过去问他可否载他去福镇，陈某起初没有同意，在该名男子央求下陈某才同意，并发动摩托车。随后，该男子将其车钥匙拔下，并用手机打电话，随即来了一辆黑色轿车，下来三名便装男子，双方发生争执。其后，又来了一辆面包车，下来四五名身着制服的执法者。多名目击者称，执法人员到场后，陈某不停辩解自己没有载客，并下跪磕头。而一位执法人员说：“只要你开摩托车，我就要整死你，还要把你关起来。”随后他们将摩托车开走。摩托车被扣押后，一位熟人将陈某载回家。路上，陈某将事发经过叙述了一番。而其邻居则表示，陈某到家睡了一会儿，然后出去就没再回来。7月14日一早，L县运管所工作人员在三楼一间正装修的办公室中发现陈某上吊死亡。在办公室墙壁上，还留下了5个歪歪斜斜的大字：“请为我申冤”。
当地“摩的”司机称，自己也曾被“钓鱼执法”。46岁的程先生说，2014年5月30日和6月19日，他分别被执法人员收缴了两辆摩托车，并分别交了1000元和2000元的罚款后才把车要了回来。程先生说，执法人员想尽办法，有时开着私家车跟踪，有时遮挡车牌在路口等。还有的执法人员扮演成乘客，做“笼子”。他说，5月30日那次，也是有一个人过来问他是否搭客，而到了地方，执法人员就在那里等着，上来就拔了他的钥匙。
有关专家对此评论：“‘钓鱼执法’不仅反映出执法部门法律意识淡漠、依法行政观念不强的问题，还暴露出一线执法人员大胆越界随意行政的执法恣意，似乎为了达到处罚的目的，
可以任意创造执法方式，用奖励的方式将国家法律赋予的执法权让渡给牟利的个人(钩子和
钓头)。”
3．为了拆迁多得房，母子结婚、亲家成亲；为了享受城市医保，父女也领“结婚证”。此前，为了规避房产“限购”，多地出现“离婚潮”，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排队”离婚、为早日离婚请办事员吃饭、递红包等怪现象。频频上演的“闹剧”挑战社会公众的伦理底线，也影响百姓的“幸福指数”。
更令人担心的是，目前一些地区的社会氛围对于利用政策“后门”谋利，报以默认、鼓励、欣赏甚至羡慕的态度，认为“谁不占便宜谁傻”。据调查，除了买房、拆迁，学区就读以及躲避债务都是导致异常结(离)婚的因素。
“这些利用政策‘后门’钻空子的，既有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难题，也与社会诚信建设有关。”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目前婚姻登记信息系统与公安户籍管理系统未能联网，不能实现信息共享。婚姻登记员无法了解前来办理婚姻登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加上我国个人的诚信系统尚未建立，守信激励措施不足，失信成本偏低，造成社会信用缺失状况屡现。
不少专家坦言，目前一些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偏重政策本身的实用性以及技术性，对政策的具体条文、规定、措施中所包含的价值导向、道德影响普遍重视不够。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某认为，制定任何公共政策都要考虑其可能对社会结构与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
4．2016年11月10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肖某诉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请求撤销搬迁协议一案，时任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区长夏林茂出庭应诉。近年来，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在北京已不是新鲜事。据统计，截至目前，北京市16个区中很多区长或副区长都曾在行政诉讼案件中代表政府出庭应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利益格局调整，群众诉求多样，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医患纠纷及社会保障等领域因行政行为造成的官民纠纷不可避免。事实证明，无论对政府还是百姓来说，行政诉讼无疑是寻求双方利益“最大公约数”最高效的方式。让老百姓和政府官员在法庭上通过控辩平等对话解决纠纷，有助于防止矛盾激化升级。
实践证明，官员习惯出庭应诉，不但不会让政府部门尊严受损，反而有助于树立政府威信，维护法律权威。
有的行政负责人出庭后感叹“普法千遍，不如出庭一次”。出庭应诉、与群众同庭辩论，对为官者而言，既有助于从法律视角审视行政行为，以推动依法行政，也是一个能静下心来聆听民意的好机会。对百姓而言，通过行政诉讼维护切身利益，输赢都于法有据。
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做出了更为刚性的规定，也是顺应这一要求，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行政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固然可喜，但同时也应防止“走过场”。官员既然出庭应诉，就要当好被告，应当提前认真研究案情，从准备应诉材料到庭审答辩都应尽量准备充分，才能充分发挥并放大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积极效果。
5．2015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的干部习惯于拍脑袋发号施令，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全国人大代表、H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说，依法治国，政府首先要依法行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只有将权力法治化、规范化、监督化，政府才能有执行力、公信力。
“‘有权不可任性’，总理说到这句话时，大会堂里掌声如潮。让权力受到法律约束，防止权力滥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全国政协委员、H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史小红说。
史小红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宪法是根本的活动准则，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不得法外设权。法治之关键，在于政府依法行政，政府应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不仅能够保障重大决策和重要措施的合法性，而且能为政府化解复杂社会矛盾提供法律参考。
全国人大代表、H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这为司法公开工作指明了方向，司法机关必须树立“司法公开是一种自信，是一种力量”的认识，把司法公开作为自觉的行动。
“司法的公开透明，是人民群众的呼声，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H省高院在司法公开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全面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强化庭审公开；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办理，不少举措在全国法院系统推广。”张立勇说，“2015年，将重点推进庭审公开，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构建外部干预和内部说情登记公开机制，进一步落实公开宣判制度，全方位公开减刑假释案件信息，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让公众在每一个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全国政协委员、H省工商联副主席宋丰强说，“现在，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问题，只有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地开展工作，不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才能让群众在司法过程中感到公平正义。”
全国政协委员、Z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专兴说，“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不仅要求人们以法律为行为准则，任何行为都恪守法律，而且要求全社会对法治敬仰和推崇。
“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大力宣传宪法和其他法律，真正使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朱专兴说。
“我认真做了标注，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接涉及与法有关的词有49处，‘依法治国’也是高频词，中国走向法治国家的脚步越来越清晰，进程也必将加快。”全国政协委员、H省某大学法学院院长邸瑛琪说。
邸瑛琪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推进依法治国的每一步，又都是艰难而充满希望的行程，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将法治作为信仰与追求，变为一种自觉与习惯。下一步，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让法治成为全体公民的信仰。”
6．“镇政府起诉县政府”，一件全国少见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2014年8月，地处洞庭湖畔的湖南省南县三仙湖镇政府起诉县国土资源局、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诉讼案，在南县人民法院开庭。作为原告和被告的镇、县两级政府人士均表示，诉诸法律比行政调解更加规范公正，有利于基层问题和纠纷的解决。
案件缘于一起当地渔场村民和隶属镇政府的渔场承包公司之间的土地所有权纠纷。据了解，2005年，南县国土资源局向三仙湖镇渔场颁发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渔场村民集体。而承包公司和三仙湖镇人民政府认为渔场一直是镇政府的资产，要求县国土局重新确定土地为镇集体所有并颁发新证。
作为原告的南县三仙湖镇纪委书记龙某表示．南县国土资源局对三仙湖渔场历史事实调查和认定不清，应对其土地所有权证予以撤销。渔场开发的收益要兼顾全镇人民，这并不是“与民争利”。“我们可以说是穷尽了各种调解方式无果才决定走法律途径。”龙某表示，不管法院判决如何，镇政府一定会对后续的渔民生计等问题负责到底。
过去基层政府在处理类似土地纠纷时，采取的行政手段往往引发诸多冲突。“此前已有上百名渔民多次到县里上访，我们和渔民、公司也进行了多次调解，均没有取得效果。”作为被告之一的南县国土局耕保股股长李某说，案件实际上不是镇县两级的矛盾，关键在于界定渔场是镇政府还是村集体所有。李某强调，国土局也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下级政府起诉上级政府是标志性事件，体现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进步。”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认为，镇政府和县政府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但在具体问题上如果存在分歧，就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
查阅公开报道可以发现，近年来，“民告官”的案例较为普遍，但“下级告上级”的情况非常少见。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和官员偏好使用行政权力包办一切，认为“权力包办”成本低、见效快。有的地方屡屡出现“以权压法”“权力抹稀泥”等现象。最终，往往陷入维稳压力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层治理困境．走入社会治理和官民关系的“死胡同”。
依法治国，就要倡导各方依据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这不仅针对普通大众，也应针对政府权力部门。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能够把权力很好地关进笼子里，形成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可以对百姓信法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建设法治社会是我们的目标，知法、懂法、用法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和普及之后，可以说，如今，我们的法治社会氛围已经初步形成。比如民众之间的纠纷，诉诸法律以求解决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甚至“民告官”案件也已经屡见不鲜。如今，下级政府把上级政府告上了法庭，无论具体事情为何，将来的判决结果如何，这样的诉讼本身，无疑都已经是法律的进步、法治社会的进步。
镇政府状告县政府，除去法律的标本意义之外，对于解决具体事情显然也是有好处的。镇政府毕竟是下级单位，如果用双方进行行政协商等办法解决土地纠纷，难免不占优势，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通过法院第三方依据法律和证据，来进行调解或判决，无疑将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更加公正与公平。镇政府争取的是相关土地权益，而土地权益又是集体所有。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镇政府事实上也并不是原告，而原告应该是全镇的居民。镇政府是全镇居民的代理人。这种基层政府愿意为了民众利益、集体利益，与上级政府公然对簿公堂的意识，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在一个法律体系完善的社会中，事实上多数法律都是用于解决问题、矛盾和冲突的规则设计；而原告和被告也肯定不是好人与坏人的别称，更不是有理者与无理者的代表。依法公平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而以原告和被告身份，到法庭去辩论，然后由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判决，这无疑是处理一些双方无法协商解决的问题和矛盾的最好办法。
7．2016年10月30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编写、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指出，2016年地方层面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进步的幅度加大。但是，全国范围内，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平均水平仅略高于及格线，且呈现出较明显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东部城市好于中西部，部分西部城市仍处于落后状态。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并就全面依法治国在这个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从这个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他特别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即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在持续深人思考这个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党的十八大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和部署的过程中，认识到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认识到改革和法治是一“破”一“立”，在治国理政中有着不同的作用；认识到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而确定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议题。在起草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特别认识到法治与从严治党的关系。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联系党在治国理政全局中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至此，我们对党如何更好地治国理政有了一整套系统认识，形成和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申论一、给定资料 1．城市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特色是城市自然发展的伴生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墨子日：“食必常饱，然后必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城市建设基本满足实用和物质的功能之后，良好的外部景观、和谐的生存环境、独特的文化空间。就成为城市建设管理者的自然追求。 城市特色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崭新追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的形成，它才逐渐成为人们有意识的、自觉的追求。一大批风景名胜、故都名城、外贸商埠、交通要隘、文化胜地、名人故里和特色物产城镇经过历史的淘漉和沉淀。成为我们今天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特别关照的历史文化名城。罗马是在维护和保存古迹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巴黎的城市建筑一直秉承着法兰西文化的传统；纽约代表了现代文明的崛起；曼谷体现着印支文化与南洋风情的结合；伊斯坦布尔则显示了欧亚文明的交汇……我国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城市建筑与大自然、与民俗、与吏制、与经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中华民族雍容恢弘、宽博兼容的文化特色熔铸出风格多样的城市典范：西安的古朴、苏杭的灵秀、桂林的奇逸、拉萨的神秘等等，令人流连忘返。特别是故都北京，城市格局符合礼制，宫殿群落气势恢弘，显示出君临天下的权威，特殊的城市性质造就出巍峨壮观的故宫。形成了皇城内外浩然的帝王风范；上海建城史虽然不长，但自开埠之初，就一直站在中国开放的最前沿，融汇成现代气息浓郁、具有“海”派风格的城市特色。 追求特色是城市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要求就越高。对城市个性化的认知程度和精神需求就越高。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现代城市建筑不是城市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它应涵盖完善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城市布局和载体、高度发达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综合服务功能、高质量的生态环境。还要有深厚的人文土壤和精神环境。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经历了三四百年时间才完成的现代城市格局。目前，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了6．3亿，城市化水平达到45％。城市化体现了国家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带来了住房、交通、环境、社会问题等城市发展难题。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决定性地改变了众多历史性城市的原有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千城一面，功能趋同，城市历史记忆消失。城市精神缺失，城市文化特色出现危机。 在不少城市，被文物界视为“珍宝”的历史文化古城景区，正面临开发过度危机。依托古城的品牌优势，房地产开发不断升温，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遭到商业化侵袭，一些核心景区外的古建筑遭到强拆。整体风貌受到破坏。 N省H市洪江古商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活化石”，近10万平方米、380余栋明清古窨子屋建筑，静卧在湘西大山深处。当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开到古建筑旁边时，这座被文物学者认为完整记录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全过程的古城，行将走向消亡。 在这股浪潮中，一些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成为牺牲品，有的倒在推土机下，有的被迫“减肥瘦身”。 在洪江古商城可以看到，核心区外的许多精美建筑已被夷为平地，在瓦砾堆上新建的楼盘和酒店与古城风貌格格不入。一段风景优美的沿河风光带被建成商业步行街，门面价格达每平方米1．6万多元。高出当地均价数倍。 无独有偶。凤凰古城从被文物专家发现，到地方政府引入开发商进行旅游商业开发，也经历了一个“狂飙突进”的阶段。 站在古城南华山上，数栋钢筋水泥楼房居高临下，俯视着一大片深褐色的飞檐翘角的古建筑群．而一些看上去古香古色的“老房子”。也只是现代“仿古建筑”。最能体现凤凰风情的吊脚楼。有一部分已被改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民居，只在回龙潭附近尚留有10多栋老屋。 县建设局负责人说，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凤凰人将祖传的老屋拆掉，重修成两三层的“家庭旅馆”；或随意洞开门面，加层盖房，越来越多的新式房屋穿插于古巷之间。 沈从文墓地前方，原本是一段宁静的江堤，现在却被当地居民圈占，建起一栋体量巨大的宾馆．将墓地原本幽雅的环境完全破坏。 这些曾经被视为“欠发达地区”的古城古镇，在享受旅游开发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面对一场“生死”考验。 据文物部门初步普查结果显示，N省具有保护价值的古城古镇古村408处，保存的古民居文物建筑9146栋。总建筑面积1200多万平方米。H市拥有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形态组合最丰富的古城古镇古树群落。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坐落着以洪江古商城、芷江受降城、黔阳古城、龙溪古镇、高椅古民居、通道古侗寨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集中连片的古城古镇古村群落。 文物专家和学者们日前在H市把脉文化古城旅游开发时指出，古城保护需“形神兼备”，科学规划,勿让“利”字毁掉文脉。 “地方政府应切实担负起保护中华文化遗产的使命，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推动历史文化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L专家发出警告。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C教授认为，古建筑虽然经历风雨，外表沧桑，但是只要在文物专家的指导下稍加修缮和维护，完全可以焕发出迷人魅力。现在不少地方对古建筑只注重开发，不注重科学保养。其生命周期将大大缩短。 3．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全面提升了不同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城市的文化特色和精神个性迅速消亡，在空间与功能上日益趋同。“无地方性”城市空间大量增加，“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一座座历史性城市的文化特色正在消失，布局雷同、风格相仿、个性皆无、过目即忘的城市街区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应该说。当前城市面貌趋同、城市空间“异化”的问题并非孤立现象，这是我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一部分。 在城市规划上缺少对文化特色的维护。不少城市不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的需要．进行富有特色和个性的城市规划设计，而是不假思索地学习经济发达国家和城市的建设模式．人为地过度开发建设，大肆铺张和奢靡浪费。“文化趋同性”取代了“文化多样性”。城市建筑在不断向高、向大发展，然而，在大量建筑相继落成之后，却鲜见既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又不乏现代气息的、形神兼备的“中而新”的建筑。而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许多建筑设计不分地理位置与环境关系、不分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不分城市性质、规模、布局的种种差异，而是采取简单的模仿、盲目的复制，以及立足于推平头式拆迁后再重新建设的方式。这种快餐式的建筑设计既缺乏自身文化特色，又在一步步地破坏着城市原有的文化特色。 城市建设忽视对文化肌理的尊重。有些历史性名城，在建设和改造中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文化氛围却日益淡化，看上去似乎是一派新气象，其实缺乏文化品质。“建筑性破坏”造成城市记忆缺失。开发商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十分轻率地斩断城市文化余脉，摧毁城市文化肌理，使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逐渐沦落为缺乏历史景观和文化特色的新兴商业城市。正如一位美国政要所说“要把纽约变成北京，1000年也做不到，而要把北京变成纽约，用不了100年就可以了。” 注重使用功能而忽视精神追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重视各项功能的发挥，关注城市物质性需求。然而，对于城市精神性需求，具有文化内涵与价值的方面，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一些城市建设漠视传统。缺乏个性。 4．《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32条明确指出，要“加强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完成全国文化遗产普查。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大遗址、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 党的十七大把文化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思想。保护和利用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传承历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城市与城市中的人都正在迈向现代化，而越是现代化。人们对于城市历史文化方面的追求就会越来越突出，文化遗产在城市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重要。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就会同时代精神一起，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城市品位优劣的重要标准。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是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大多数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历史性城市通过实施区域规划，可以缓解在城市性质、规模、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通过整合资源、提升质量，在继续加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新城和旧城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对于历史性城市来说，重新确定城市总体布局结构。明确新的城市发展方向，就成为城市规划首先面临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历史性城市保护的首要问题。城市发展实践证明，“跳出旧城，发展新区”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保护与建设互不干扰，相得益彰。因此，必须将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贯彻到城市规划之中，避免文化遗产保护与其他工程建设的割裂。城市规划要树立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财富、资本和动力的观念，将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城市设计之中。 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趋同，要重视城市文化的历史渊源，重视区域文化的差异，重视文化多元的保护。保护与城市血脉相连的传统历史文化，保留先人们留给我们的街道、房子、礼仪、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乃至饮食起居，保留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留住这个城市的精神世界。 在城市化加快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的软环境格外重要，主要包括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保护理念、社区及公民的保护意识。在软环境诸要素中，法律制度因具有强制性而最为刚性。在国家法律制定之后，单项法规成为国家法律的外延或执行细则，是对具体的文化遗产最直接的法律支持。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项简单的、短期性的建设行为，而是一项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必须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对文化遗产的维修要坚持可读性、可识别性和可逆性原则。 近年来。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继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纳入保护范畴之后；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文化遗产廊道、文化空间等新视点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应当加强对这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新成员的研究，把更多的反映人类社会进程的各类文化遗产列入保护之列，这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最新潮流。 另外，要通过宣传普及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让更多人分享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价值，增强民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爱护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氛围。要使全社会关心并支持文化遗产事业，就要充分发挥民众监督作用。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置于全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之下。 5．S市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号称“东方威尼斯”。以前，它同全国其它历史文化城市一样，也存在大量的危房陋房，基础设施匮乏，人口密度大，整体环境质量日趋恶化，严重影响古城风貌的维护和文物古迹的保护。S市古城中大多数居民尚无基本的卫生设施，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加重了环境污染，原有的街道，古巷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使城市交通拥挤不堪。到过s市的人都为此深感遗憾。同时也使古城的居民缺乏信心，低下的生活环境使人们渐渐地离开它。当地政府于是大量引进外资，甚至决心重建一个S市新城，但是，新城即使行政归属S市，但也不是真正的“S市”，它已丧失了小桥流水、风景园林的S市特色了。 近十年来，S市为了更好地完成历史文脉的传承工作，在古城保护与旧城翻新上，循序渐进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主要是对古城街坊进行保护性更新。对古典住宅单体进行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更新改造(增加基础设施，比如厨房卫生间等)，并完善了街区的建设和公共设施。同时加大财政投入，修复大批文物古迹。 S市因水而具有灵气，因水而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然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步伐加快，水污染影响了S市的妩媚。S市推出的“水上旅游”，因水面污染戛然而止。 要解决水污染，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排污系统，从源头上截住从千家万户和大小店铺里淌出来的浊流。这起码要修建450公里的管道，花费20亿元，且排设管道要穿越古老的街道、陈旧的河道、脆弱的民居。经过反复规划，采取“化整为零、上下结合”的方案，市里管主线，街道管支线，共同推进。而今，排污管道在地下逐日延伸，河水逐日变清，一个四通八达的排污体系正在形成。这项巨大工程使S市枕河住户就此告别了近20万只马桶。 S市人把老城中纵横交错的河道比作毛细血管，把宽宽的护城河称作大动脉，环绕全城的护城河全长15．3公里，贯通了全城四个区。由于岁月的流逝，环城河有的区段淤塞，有的区段填埋。最宽处300多米，最窄处才20多米。 经过治河大军两年鏖战，一幅美丽的东方水城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河道开阔，河水清澈，河中舟楫航行，河上大桥飞架，河边城墙遗址与盘门三景交相辉映，中外游人赞不绝口。 保护古城，要继承和保护文脉，必须减负。搬迁工厂，分流人口是减负的首要内容，也是极为艰难的任务。S市小心谨慎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进这项工作。一片片工厂迁走了；污染的、没有污染的企业迁走了；居民一户户搬走了。经过数年努力，S市老城先后迁出工厂160余家，居民10多万。古城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然，减负自然也要减少交通流量。S市的街巷一般都很窄，有的不足3米，且多弯道、岔口，还有上下桥梁，仅适合步行或者自行车通行。近年来，机动车大量增加，不少路段车水马龙，人车混杂，十分拥挤。如果任其膨胀下去，古城的格局和氛围将被破坏殆尽。S市果断决策，除了适当拓宽几条干线外，一般不准拓展道路。为缓解交通拥挤状况，加强管理，努力疏导，高峰时限制小汽车进城，鼓励市民公交出行。同时，打通环城公路，让车辆在城外循环。 限制建筑高度也是减负的一大内容。S市规定：建筑高度控制在24米；一般的民居限高7层。最近更是进一步提出限高3层，商厦也不得超过8层的规定。对于建筑色彩，也有明确规定：鉴于S市城里以前的建筑都是粉墙黛瓦，城市的总体色彩依然保持黑、白、灰三种基调，以使城市显得素雅宁静。对于建筑的风格，要求具有民族特色、S市特点，以使建筑的时代色彩、历史信息与古城的风貌协调吻合。 这样，在保护了古城文化的同时，既保持了古城河——路关系，保护了沿河景观，也保持了S市特色，尽管S市古城内新建了许多建筑，却使古城的风貌犹存，整体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人们也能安居乐业。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二、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节日过后，随着子女们陆续离开父母身边，一个令人难以忽视的问题浮现在人们视野之中：空巢老人。所谓空巢，即“空寂的巢穴”，比喻小鸟离巢后的情景，现在被引申为子女离开后家庭空虚、寂寞的状态。空巢老人即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年人。据201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老年空巢家庭已达到49．7％，农村老年空巢家庭也达到了38．3％，而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中，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2／3，数字十分惊人。N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Y说：“‘空巢老人’的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老龄化问题。与西方相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太快，而现在的情况还没有让我们有足够的体会，等到2020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就会感受到老龄化给我们带来的真正压力。也就是说，等到解放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们步入老年时，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各种问题，就会暴露无遗。”“我们对‘空巢老人’的体会，要比西方明显得多，这跟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但是目前社会的变化非常迅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空巢现象就已经发生了。”Y教授表示。近年来，农村空巢现象要比城市空巢问题更为突出。Y教授介绍道，现在中国存在2亿农民工，直接造成农村“生孩子越多，老龄化现象越严重”的情况。“现在中国农村是‘四化’并存，指的是年轻化、老龄化、女性化和残疾化。特别是其中的空巢留守老人，目前全国农村大概有4000多万，占到全体农村老人的37％，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空巢老人”的现象如此严重，是否是一个必然的现象?Y教授认为，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寿命延长，而同时人口的流动性和竞争压力也在增强，年轻人自发地选择离开家庭来应对竞争，从前那种“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如果给年轻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对众多独生子女家庭而言也相当不现实，很多年轻人对于“空巢老人”的问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当农村的年轻人到城市打工，留在身后的是被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的老少妇孺。2011年4月初记者在安徽省宿州市、阜阳市，浙江等地农村采访发现，以前，农村外出务工主要以中青年男性为主，老人、妇女和孩子看家守地。现在，打工族携妻带子外出渐成趋势，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他们生活上缺乏照料，成为“空巢老人”。前不久，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星村杨永波的老伴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在阜阳市动了一次手术。老杨在医院陪了20天，心里一直没着没落的，一会儿担心老伴、一会儿担心家里。“现在农村就这样，年轻人都出去了，家里就剩老人，一旦有个人生病了，有人陪护，就没有人看门。”71岁的杨永波有两女一子，成家后便远赴杭州打工。十几年里，子女们过年回家团圆、年关扛包出门，长的呆上一周、短的呆个三天。老杨心疼却很能理解：“都是为了生活，不容易。”守着家、守着田、守着孙子，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田里、集市上溜达，中午跟人聊聊天、打打牌，晚上看会电视，8点半睡觉，生活很“规律”。老杨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颍州区三星村、胡庙等地采访时，记者很少碰到年轻人，像老杨这样的“空巢老人”却很多。“但凡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几乎全部出去了。”胡庙居委会的刘书记坦言：“我们村27个村民组，5380多人，外出务工者占了一半多。留下的都是老人，他们现在不得不自己操持农活，料理家务。下田干活的，几乎也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了。”而阜阳市外出务工人员数量达到了260万人。几天的采访中，记者接触的所有采访对象，虽然大多年事已高，但都忙碌在田地中、集市里。“只要干得动，就会一直干下去，为自己也是为了子孙。”宿州市灵璧县杨疃镇大余村村民刘贺军说。记者从安徽省老龄办了解到，相关部门曾做过预测，到2020年，安徽省老年人口将达到1177．5万，全省“空巢老人”预计将达到942万人。“届时，农村‘空巢老人’将占到不小的比例。”安徽省老龄办专职副主任侯世标说，过去在农村经常能看见四世同堂的温情，如今越来越少，“空巢老人”的孤独感与失落感，正在从城市向农村蔓延，农村“空巢老人”因为传统的分家观念、对于土地的眷恋等，很少对子女提出太多要求。 3．李老伯今年69岁，虽然已是儿孙满堂，但是满堂儿女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儿子不会种田，也吃不得苦，所以总在城里“打游击”，每年挣的那点钱只够养活他们一家四口，两个孩子上大学还是助学贷款；小儿子倒是种了几亩地，一年的收入也高不到哪儿去，何况小儿媳还有慢性病，需要经常吃药治疗；几个姑娘也指望不上，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出嫁的女儿没有赡养娘家父母的义务。她们能带点礼物回家看看，帮忙做点家务和农活就算很有孝心了。儿女们的小日子不太宽裕，自然就无法给李老伯提供晚年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李老伯一生是个好强的人，老伴过世后，他不愿意成为儿女们的累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后，他选了半间破厢房作为自己独居的住所。决定以后自力更生养活自己，整天拉着一辆板车走街串巷收购破烂废品维持生计。由于多数老人不是村里的“五保户”，也不是民政救济的对象，如果儿女不尽赡养义务，造成很多有家、有儿女的老人没人管，生活状况反而不如无儿无女的老人。仅2010年，某乡镇法庭就收到59名农民控告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诉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父母并不愿意与不孝子女对簿公堂。毕竟他们心疼孩子也怕丢面子。有些官司打赢了，可老人与子女的亲情却随着判决书的到来而荡然无存。 4．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规定，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的处境愈发困窘。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人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 5．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一定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但老年人作为疾病的高发群体，特别是罹患大病、重病、急病时，不在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内的高额医药费支出成为了他们的沉重负担。家住哈尔滨市的“空巢老人”刘超文今年8l岁，在做了直肠癌改道手术之后，常年需要人贴身照顾。他的身上总是挂着一个塑料袋，方便随时接收身体的排泄物。老人的病一直依赖药物维持，而他83岁的妻子王玉环也由于患有高血压需要经常服用降压药物。两个儿子都已下岗，和老人分开生活已整整20年。“一个月的药费就需要600多元，这些不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药费支出成了家里的沉重负担。”王玉环告诉记者，每个月一拿到退休金就先买药，再买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剩下的钱才是这个月的生活费。哈尔滨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居民医疗保险科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哈尔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参保居民在定点医院住院所发生的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可按比例给予支付。除此之外，进行恶性肿瘤放化疗、重度尿毒症的血液(腹膜)透析治疗等需要门诊治疗的，可在定点医院门诊治疗，所发生的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按比例给予支付。而记者了解到，不少老人非住院期间的药费支出并不在此报销范围内。据哈尔滨市香坊区六顺街道办事处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办事处现有居民21660户，其中“空巢老人”家庭799户。在“空巢老人”家庭中，低保家庭、低收入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共有96户。还有一些“空巢老人”家庭尽管不在这一范围内，但由于退休金等收入有限，加上医药费、生活费过高，实际生活也很艰难。这样的“空巢老人”家庭占到全部“空巢老人”家庭的50％。 6．2010年，我国进行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工作，《老年法》此次修正草案增加了“精神慰藉”等内容，并将子女“常回家看看”写了进去。此消息一传出，随即在网络、在民间引发了一场亲情回归的讨论。对此，Y媒体邀请x大学社会学系G教授对此进行了讨论，下面是节选的访谈记录：主持人：“近日，新老年法草案向社会公布，新修订的老年法强调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关怀，重点突出了‘社会照料’等内容，新修订的老年法如何来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G教授您好!”G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主持人：“随着‘空巢老人’的增多，这次新老年法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引起了许多人的热议，我们来了解一下。”(播放短片)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法院予以立案审理。这条规定列入法律之后，可以说引起了民众广泛热议，人民网调查数据显示，有65．4％的人表示“赞成”，20．6％的人表示“没必要”，14．0％的人表示“无所谓”。市民：“我认为列入法律挺好的，对于‘空巢老人’来讲，心灵上是一个安慰。对于不孝敬父母的子女来讲，则起到一个督促作用。”市民：“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关于敬老、养老的专门史料记载则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然而在当今社会，物质基础的丰厚与孝道文化的缺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人们在追求自身物质享受的同时，却越来越忽视了对父母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年轻一代在激烈竞争之下，一些人自私、突出自我，只求向父母索取，不言感恩；只求继承父母的财产，不愿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将‘常回家看看’入法，对于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孝道文化显得尤为重要。”网友“陌上尘”：“我们都不得不为了生计蜗居在外。我们拿什么常回家看看?”网友“西雅水滴”：“后悔嫁的远了!我家没车，从车站转车回一次娘家就得5个小时，再带着4岁的孩子，孩子也受不了呀!一边是孩子，一边是爸妈，我心疼呀!”主持人：“敬老爱老，常回家看看，其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传统。现在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对此您怎么看?”G教授：“用立法的形式本身规定让子女经常回家看看父母是否妥当，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关键是通过这么一项拟修订的草案，能够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空巢老人，的家庭问题，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重视，那么相应的社会配套措施和具体的政策就会出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同时我还想说明，由于法律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涉及亲情领域中的问题的时候。因此，我们在通过修订新法案的时候还要关注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呼声和声音，既要照顾我们的传统，同时也要关注这个法案一旦通过以后它所能够产生的实际效果。”主持人：“不经常回家看老人，要得到法律的制裁，要追究你的责任，那怎么界定这个时间界限?”G教授：“这个问题是目前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那些经常不回家的人士，他们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法律，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明确规定子女一年必须回家看几次，这样才有实践性。没有这个，就没有办法具体操作。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又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个人认为，每年规定一到两次比较合适，比如中秋、春节，这是个比较符合实情的状况。还有一个问题也十分重要，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有两方面的家庭需要照顾，所以在时间界定上，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主持人：“这次新老年法草案中提到了要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您认为目前咱们居家养老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完善?”G教授：“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层面，强调社会照料要进家门，养老机构、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上门为老年人服务。”主持人：“我们在短片中也看到居家养老的‘空巢老人’除了在精神上需要慰藉之外，生活上更是需要有人来照顾，儿女不在身边，社区关爱显得尤为重要，您认为社区养老目前存在哪些问题?”G教授：“居家养老要靠社区养老来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社区要有适合老年人养老的场所。”主持人：“现在志愿者基本上成为社区养老服务的主力，但是，在目前志愿者又比较短缺、服务方面也不够专业的情况下，如何将社区养老更好地开展，您有何建议?”G教授：“以社区养老为依托，自治组织、养老机构要在社区里搞一些社区医疗服务、社区护理、文化活动设施，短期托养、日间照料等要在社区里开展起来。”主持人：“老年法草案中提出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目前我国养老机构都有哪几种?”G教授：“养老机构目前有三类：一类是国家办的，就是福利院、敬老院，解决一些贫困老年人的问题，国家履行救助的职能。还有一些民间办的非营利的养老机构。最后一类是经营性的养老机构，主要针对一些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老人，子女花钱将赡养的义务转移到机构里，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主持人：“许多老人不愿去敬老院养老，他们认为有儿女，生活不习惯，不愿离开自己居住了半辈子的地方，总之不太愿意去敬老院，对于老人的这些想法您怎么看?”G教授：“这是老人本身的观念问题。他们排斥进养老院，主要就是面子问题，其实也不是大问题。解决的方法是，首先要不断完善养老院的服务功能。我们缺乏足够数量的养老院，而且，社会在宣传养老院的时候，也没有完整的体系来宣传养老院。这让大家认为，进入养老院的都是孤独的、没有亲人的老人。解决的方法是，首先我们要把现有的养老院办好，同时不断完善它们的功能。要给孩子增加老龄化社会的教育课。要他们了解社会是如何关爱老人的。” 7．和去年一样，民生再次成为2011年“两会”的热词。在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当中，可以看到不少是和养老有关的，有的提出加快发展社会养老体系建设，有的建议统一养老金标准，有的呼吁建立专门机构解决“空巢老人”问题。代表委员们如此关注“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因为已经来到眼前的严峻现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甚至用“来势凶猛”来形容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当我们还处在发展阶段、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时候，就要面临着和其他发达国家同样的老龄化问题，多位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结构未富先老问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根据预计，到2030年前后，也就是20年后，中国就将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20年，听起来似乎还有点遥远，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地区、城乡之间存在鸿沟，中国的老年保障体系同样面临复杂局面。如何建立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养老保障制度；如何在制度设计层面上更加体现社会公平；在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吸引社会投资发展养老事业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都还在完善当中或者是刚刚开始建立，要填补诸多“空白”，时间其实很紧迫。和数字、理论相比，个人的切身感受和忧虑也许更为直观，最近几年的调查显示，社保、养老一直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进入10月以后。北京、天津、哈尔滨等中国的大中型城市，相继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为何集中供暖季尚未真正开始，雾霾就变得如此严重?国际节能环保协会节能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沈龙海接受访谈时表示，雾霾天气实际上跟能源的消耗关系非常密切。 “实际上这个雾霾天气早就有，不是说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跟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关系。”沈龙海说。“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虽然也强调要环境保护，但实际上走了一条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方式的发展。” 沈龙海说：“由于我们国家主要的能源是煤炭，占了百分之六七十，所以燃煤造成的污染非常严重。为什么现在大家感觉到很严重呢?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刚开始污染少，慢慢开始变大，它是有一定积累的，再加上其他的气候因素，就造成现在雾霾天气越来越多。” 沈龙海还指出，其实我国很早就提出要转变这种发展方式，也就是要降低能源的消耗、污染的排放，要提高能源的利用效能。特别是我们国家从“十一五”开始提出的约束性指标，“十二五”又再次提出。他认为国家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问题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如何统筹?这非常重要，不能偏废一个，不能只要经济发展，不管环境保护。 2．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在谈到当前公众关注的雾霾等污染问题时表示，大气污染问题，既要考虑人类活动影响因素，还要综合考虑中国自然条件等客观背景问题。因此，雾和霾的存在与治理，需要人们理性看待。 郑国光表示，导致霾天气出现的干气溶胶粒子一部分源自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能源燃烧，还有一部分来自大自然，“例如森林火灾、沙尘天气、火山爆发、作物花粉、海浪抛起的盐粒子等，这些都提供了形成霾的干气溶胶粒子。” 污染物排放与天气气候条件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两个重要条件，前者被称为“元凶”，后者则被称为“帮凶”。在积极应对大气污染防治中，中国气象局利用自身业务优势，大力开展了对雾和霾的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努力提升环境气象业务能力和水平，着力解决“帮凶”这个问题。 郑国光认为，应加强对公众和社会的积极引导，科学解读大气成分观测数据，让公众能够理性和正确地认知大气污染形成原因与防治方法，积极参与到大气污染防治中去。 3．新年伊始，我国再度遭遇大范围雾霾的侵袭，中央气象台数次发布黄色预警，许多城市发生重度污染，雾锁京城，霾压华北。飘浮在空气中的大气颗粒物，不仅遮住了冬去春来时应有的明媚日光，更让民众被忧虑健康的阴云所笼罩。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聚焦雾霾话题，反思雾霾为什么会在2014年爆发、为什么会集中在中东部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环保研究所所长赵立欣说。雾霾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中东部地区，说明能源消耗和工业生产等城市发展造成的污染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已不可承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指出，雾霾成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水汽和污染源的存在；二是静稳的大气条件。污染物质主要是人为所致，但2014年以来我国具有全球陆地最有利于形成雾霾天气的自然条件，地表风速呈现减小趋势，更加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不管何种原因，燃煤、汽车尾气等被认为是人为污染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煤炭消费34.25亿吨，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68.8%。而全世界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到30%。 有专家指出，短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想要摆脱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尚不现实，发展主要依靠煤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 “已经到了协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不能再走‘先发展，再治理’的路子，要痛下决心解决问题，这是个重大考验。”赵立欣表示。 同样的天空，同样的雾霾。在这场空气保卫战中，没有人能够幸免。从最初要求公开PM2.5，到近期公民要求环保部门公开污染信息，有代表指出，要仔细聆听并认真回应关切公众生存的环境诉求，保障公民知情权，让公民积极地参与公共决策，才能同呼吸共命运。 4．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工业化完成以后，PM2.5高排放的产业、产品需求强度会持续下降，消费的绝对量也会降低，PM2.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将会进入到下降期。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的强化，不仅单位经济产出的PM2.5排放强度会大大减小，而且PM2.5排放的绝对量也会大大减少，雾霾天气发生率就会不断下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全国各地汽车消费快速增长，各种载重汽车和前几年购买的汽车排放标准都不够高，尾气排放对PM2.5的贡献持续增长，也是导致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从国家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来说，我国从2005年在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阶段就开始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远比发达国家更早。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四化”同时推进的立体发展模式，这与发达国家在时间上分阶段线性推进模式截然不同。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对物质消耗的强度非常高，即使我国由于不断引进和自主开发大量先进生产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单位产出消耗资源的强度和污染物排放的强度也远比发达国家处于近似阶段低得多，但我国单位国土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蓄积资源的强度和排放的污染物强度却比发达国家高得多。 5．雾霾污染也曾经困扰伦敦，根据《生命时报》驻伦敦记者的报道，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治理雾霾污染的一条出路。“雾都”、“阴霾”、“昏暗”等词在19世纪的英国名著中常常出现。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的开篇就细致描述了伦敦的雾，“那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进入20世纪中期，英国人为摘掉“雾都”的帽子，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治理空气污染。 据史料记载，仅在1952年12月5日到8日这4天里，伦敦市死亡人数就高达4000。大雾持续到12月10日才渐渐散去。此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并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1968年以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减少了烟尘和颗粒物。到了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则进一步降到5天。80年代后，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交通污染。1995年起，英国又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早在2003年，伦敦市政府开始对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费”，并将此笔收入用来改善公交系统发展。此外，20世纪80年代，伦敦市在城市外围建有大型环形绿地面积达4434平方公里。目前监测结果称这些区域的微粒已经下降了14%。英国民众也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每日空气质量的发布情况。 6．如何防治空气污染?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表示，从大的方面说，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是必由之路。PM2.5等污染物的治理，难就难在需要综合手段，实现多项污染物协同减排。污染治理是一个多环节密切咬合的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掉链子，PM2.5减排就会受影响。同时，大气污染呈现区域性特征，必须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来应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PM2.5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如果措施到位，在‘十二五’末会有所降低，但是要明显改善空气质量，还有很大难度，需要很长时间。”王金南说。 从技术经济学角度分析，要彻底扭转严重雾霾天气大范围频发的趋势，必须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强环境管理规制，制度安排上，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激励企业研究与开发运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建设新的生产能力，在经济总量和资源消耗总量仍然处于增长阶段情况下，力争尽快把包括PM2.5在内的污染排放绝对量较快地降下来。二是加快创新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高效安全地循环利用资源，大幅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对原始资源的开采。三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产品和产业结构创新，大幅度地降低高消耗高污染排放产业和产品的需求，加大导致PM2.5的污染物的脱除和回收利用力度。 7．近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遭受的雾霾天气，真可谓“千里朦胧、万里尘飘”。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给中国“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警钟，“生态赤字”倒逼经济战略转型已刻不容缓。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享受物质财富急速膨胀的同时，越来越频繁地陷入生态与环境危机。数据显示，近百年全球能源消耗以年均3%的速度递增，由于大量碳基能源的消耗而引发的温室效应、环境恶化和全球生态系统持续性退化，正使全球遭受更加严重的“生态赤字”。一国的生态赤字表明该国的人口负荷超过其生态容量，要满足现有生活水平下的消费需求，要么从外部进口欠缺的资源以平衡生态足迹，要么通过消耗自然资本来弥补收入供给流量的不足，而成为生态负债国。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全球生态足迹报告》表明，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工业化过程日益增长的资源能源需求，导致中国已经消耗的资源超过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两倍以上，中国正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生态赤字”。 严重的“生态赤字”直观上就是污染，据相关监测数据显示，北京PM2.5的污染源中，机动车排放污染占22%，煤炭污染占16.7%，工业喷涂污染占16.3%，城市扬尘污染占16%。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生态足迹恰恰是造成污染的源头，而控制环境和生态污染必须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毕竟，“蓝天碧水”只能由我们亲手创造。 由雾霾引发的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心脏病；由雾霾引发的学生停课；由雾霾引发的迷失了的户外运动；甚至由雾霾引发的生命与自然的较量，1952年的伦敦雾霾让近万人在几周内死亡……雾霾已经在顺其自然中潜移默化成心霾，而且愈加浓郁，愈加难驱。 相比雾霾，更可怕的是心霾，我们不能过着“昨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日前人破坏后人遭殃”的日子。雾霾是病，得治；心霾是伤，更得治!只是，雾霾可暂时随风而去，心霾短期内却无药可医! 雾霾冷风可收复，心霾何时见青天?在为随风而来的蓝天欣喜之余，我们更多的是否应该是思考?2012年还在热议诟病雾都北京“厚德载雾，自强不吸”，没想到2013年雾霾便全国扩散。寒冷的哈尔滨、秀丽的南方都逃不过雾霾的笼罩。一时间北京却成了诟病的过去式，也让人有些担心，因为没人知道下一个地方是哪?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个礼拜的雾霾有多严重，谁该为此负责呢?显然是政府，该思考与反思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尽快给出解决措施，加强低碳生活宣传，政府社会应当抱成一团，尽快治愈人们心头由雾霾带来的伤痛。 8．2013年，不少人谈霾色变。2014年的苏州两会上，多位政协委员就治理雾霾问题，纷纷建言献策。来自中国民建苏州市委员会的宋青就开出了一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西医结合的“大方子”，提出推进生态园林建设，来修复自然生态系统，以此缓解雾霾。宋青说，治理雾霾需要“中西医结合”：阻断粗放排放是“西医手术”，修复生态系统就是“中医调养”。 粗放式排放和自然生态被破坏是导致雾霾的两大元凶。“正如人体内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同时存在，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原始的自我修复能力。治理雾霾需要一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西医结合的‘大方子’，阻断粗放式排放类似‘西医’手术治疗，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类似‘中医’调养，通过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得以真正恢复健康。可见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非常重要，‘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标本兼治是关键，推进生态园林建设修复自然生态系统是治理雾霾的‘一剂良药’。” 园林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唯一具有自净功能的部分。植物特有的减尘、滞尘、降尘、阻尘和固碳释氧作用对去除空气污染，吸附并捕获PM2.5、PM10等大气污染源，改善大气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须在城市绿化建设中引入生态效益评价体系，积极拓展城市绿化空间利用率，为城市运行管理导入“绿色银行”理念。 9．专注研究环境和气候政策近30年、曾获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潘家华对中国在加快发展经济过程中大范围出现的雾霾天气深感焦虑。在潘家华看来，标本兼治更要治“本”，包括要让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措施。政府从中做好监管和服务功能，而不是参与市场行为的运动员，“治本就是要釜底抽薪”。 记者：您怎么看近两年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我们国家大范围集中出现的雾霾天气? 潘家华：首先，雾霾是工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政府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强制性的政策和管制，那么雾霾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因为历史上无论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英国，还是美国、日本，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雾霾的产生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时大家并不一定注意，一旦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雾霾天气了，大家就感觉到“狼来了”。其实“狼”早就在那了，只是没有引起注意，或者大家的关注点还不在那里。但是，由于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城市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家的要求也提高了，关注的焦点有所转变——从有没有水喝到要喝干净、健康的水了。 记者：当大家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到雾霾带来的恶果时，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各种治理措施，但是效果还是不太令人满意。在雾霾产生和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潘家华：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区别很大，治理雾霾的方式就应当有所不同。首先，中国城镇化进程是前无古人的。城镇化发展的规模大，每年超过1600万人口进入城市，要生活、工作，进而带来交通等问题。显然，其他发达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 记者：在您看来，怎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雾霾产生? 潘家华：我觉得应该标本兼治。目前的措施都是在治“标”，所以有点本末倒置。比如北京实施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制度，在限号的情况下，有钱的人会再买另外一个号进行补充。这样导致北京市的车更多了，占地面积更大了。地面交通拥堵，北京又发展庞大的地下交通体系。但是，高峰时段的地铁同样挤不上去。因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么多人在这里，交通再发达，路修得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像是“水多了掺面，面多了掺水”，这就是治“标”的恶果。 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合理配置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比如，我们需要澳大利亚的钢铁，就可以在澳大利亚或者巴西把铁矿石炼成钢铁再运回来，这样既增加对方的就业又帮助他们经济发展，然后我们又利用了优质资源。所以，该转移到国外的就转移到国外，该从国外进口的从国外进口。 记者：这几个方面实施起来都需要时间、都有难度，您觉得哪个最难、可能遇到的阻力更大? 潘家华：最难的就是政府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政府不能认为自己是万能的，要正确处理好空间、资源的配置问题。政府摆正自己的位置后，很多国家治理雾霾的成功经验，我们都可以借鉴。 10．虽然有专家学者认为，居民烹饪、汽车尾气是京津冀雾霾的重要成因。不过，由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英国利兹大学研究团队做出的报告却认为，过度依赖煤炭的能源供应结构对京津冀地区的PM2.5污染影响巨大。据报道，河北省2012年能源消费总量高达3.02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2.71亿吨，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9.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报告数据显示，燃煤对雾霾的贡献，占一次PM2.5颗粒物排放的25%。以行业来看，煤电厂和钢铁厂、水泥厂等工业排放源则是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污染源。 显然，对工业生产有着主导和监管责任的政府应当承担起首要的责任。然而，从2011年京津冀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雾霾现象以来，其治霾措施大多指向市民的具体生活。诚然，也有北京将居民供暖能源由煤炭逐步转换为天然气，然而在源源不断的工业排放下，雾霾已渐成全国性的环境事件，北京的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治理雾霾的问题上，相关的政府部门“不打老虎，只抓苍蝇”。整天盯着市民的灶台做文章，却对烟囱里排放出的五颜六色的污染物视而不见，偏偏还有媒体无限地夸大“苍蝇”该承担的责任。在治理雾霾面前，政府有政府的责任，民众有民众的责任，何为“主菜”，何为“配菜”，政府部门必须掂量清楚。如果“主菜”仅仅是多出动几辆洒水车洒洒水，或者“全民洗城”这样的举措，而丝毫看不见遏制工业污染等治本之策，那么想让“配菜”上主桌，又怎么可能? 都说雾霾是一场“公地悲剧”，是长期粗放的经济发展的后果。享受着GDP盛宴的地方政府、只求利润不求环境的企业、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的环保部门，以及享受现代汽车文明的你和我，人人都是雾霾的贡献者，人人也都是雾霾的受害者。 每个人都期待一个绿色的中国，不同的主体需要承担应有的责任，共同治理雾霾。但是如果把呼吁治理雾霾的民众称作是“无知”，恰恰是在撕裂这种共同治理的基础，是在逃避政府本应该承担的治霾责任。 治理雾霾，考验的是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其中一定需要公民参与、社会协作。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一方的吐槽与情绪发泄在所难免，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政府部门，它一定会大度地将公民的吐槽和情绪发泄当作治霾的动力。绿色生活人人都向往，只不过单靠民众个体“绿色生活”，还远远驱不走阴沉沉的雾霾。 问题：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两任村官，六载离家，总是和农民面对面，肩并肩。他走得匆忙，放不下村里道路工厂和农田，对不住家中娇妻幼女高堂。那一年，村民按下红手印，改变乡村的命运；如今，他们再次伸出手指，鲜红手印，颗颗都是他的碑文。”——这是200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组委会授予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的颁奖词。2009年11月6日凌晨，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一名普通的村干部悄然离世。得知这位名叫沈浩的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因积劳成疾而不幸去世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批示中，对沈浩的去世表示沉痛悼念。2010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沈浩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而根据沈浩同志的事迹改编拍摄的电影《第一书记》，作为建党89周年的献礼影片，也已经在全国上映。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把组织观看该影片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沈浩同志学习。 2．“一朝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有人用这句话形容小岗村。还有人用“偏、穷、乱、散”四个字描述小岗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村集体欠债几万元；村里到处是柴垛、垃圾，环境差；缺乏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村里有人甚至还对外派干部来小岗村有抵触情绪，提出“岗人治岗”。面对这种情况，沈浩在日记中写道，“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融入小岗，了解民意，踏踏实实干几件事，让村民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修路——沈浩干了来小岗的第一件大事。村里友谊大道东边二里多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大伙都巴望着改成水泥路。沈浩跑上跑下争取支持，终于得到帮扶资金50万元。修路的日子，沈浩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撒石子、扛水泥、拌砂浆。一天傍晚，沈浩和村干部来到工地。看到刚刚运来的水泥浆卸在地上，找不到铁锹，沈浩就用双手把水泥浆捧到路基里，完全不顾全身都是泥，手还被灼伤。村里人叹服：这个沈书记人实在，不是来图虚名的。沈浩常说，“跟老百姓面对面，不如和大家肩并肩。”3个多月后，路修好了。一算账，整整省了20万元，还加修了两条水泥岔道。全村劳动力每人挣了1000多元工钱。保护村集体财产——沈浩干了来小岗的又一件大事。属于村集体的20多间房屋多年来被村里几户人家强占，无人敢过问。不收回，邪气滋长，正气难树。敢不敢收?村里几百双眼睛瞅着新来的书记。以前有开警车来小岗村挂职的干部，也没敢咋样。沈浩不怕难，敢碰硬，苦口婆心劝说不通，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钉子户终于被拔掉了，村民们对沈浩刮目相看。 3．静夜孤星、青灯黄卷，沈浩苦苦求索，村西头那间小屋中，“三农”问题的书堆满了书架、案头；他还带着“大包干”带头人、村干部、村民代表一起赴华西村、耿庄、大寨、西沟村、南街村等名村取经。从书本中找思路，从实践中学范例。沈浩的心中渐渐明朗：开发现代农业，发展旅游业，招商引资发展村级工业。要迈开步子，先要解放脑子。遇到重大决策，沈浩都要和“大包干”带头人一起“拉拉呱”。优质养殖示范区办起来了，种植双孢菇的创业大学生引进来了，小岗钢构厂等企业也开始生产了，“大包干”纪念馆建起来了……村民们的农家乐旅游服务启动了。小岗村当年的茅草屋、“大包干”纪念馆、文化广场等成了一个个旅游景点，“小岗人家”“大包干餐馆”“金昌食府”等餐馆红火起来。沈浩还争取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开通了直达合肥的长途汽车线路，创安徽全省由一个村往省城发车的先例。2006年春节前，26户住房比较困难的农民都住进了16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 4．沈浩要重新激发小岗村改革创新的活力。“过去分田搞‘大包干’是改革，现在搞土地流转也是改革。”为此，他提出流转村民一部分土地进行整理，田成块、路成网、水灌通，增加可利用土地的数量，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了做通村民关于土地流转的思想工作，沈浩挨家拜访，挨户说服，还成立了村民土地流转理事会，以此规范流转程序，发挥村民自身的作用。沈浩带领村“两委”班子，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拟订了小岗村新农村建设规划。按照这个规划，小岗村将形成“一环两轴一点九区”的规划结构，对现有村庄进行整治，包括建筑外立面、村容村貌整治，进而将小岗建设成现代农业的示范村、制度创新的实验村、城乡统筹的先行村、文明和谐的新农村。 5．沈浩到小岗村的第一天就开始下农户家了解村民的基本生活。“我要一家一户吃顿饭。你陪我去关友林家。”沈浩说。一听说要去关友林家，小岗村妇女主任韩巧兰犯了难：“沈书记，他家老婆孩子精神都有问题，吃的像猪食，卫生条件可差。苍蝇嗡嗡叫，床上、锅台上都是，多得像牛毛。我就不去了。”韩巧兰心直口快。“村上人不去他家，我更要去看看到底有多难。”关友林家这顿饭，沈浩吃了。不久，工匠粉刷了关家的三间平房，地面打了水泥，还给他全家办了低保和特困户手续。一个多月，沈浩把全村108户跑了两遍，摸清了小岗村每户村民的家底。“大包干”带头人关廷珠的遗孀、86岁的邱世兰老人，至今还拄着沈浩送给她的拐杖。“沈浩看原来那根拐棍要断了，怕我摔着，说要给买根新的。我以为他随便一说，没想到他专门买了新的给我送过来。这拐棍拄着踏实。”五保户韩庆江有天突然发病，沈浩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送他去抢救。后来又安排他去当门卫，如今一月能挣500多元；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刚出世，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沈浩掏出1000元钱送去；关友林全家6口人，4人有残疾，沈浩逢年过节都要送去慰问金和年货。沈浩住的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床头满满的都是村民的联系电话。“他家大门从不上锁，谁都能推门而入。村里的大事小情、百姓疾苦他都知道。”房东说。 6．沈浩是出了名的孝子。90岁的老娘，他特别牵挂。“娘，儿子要到风阳小岗工作了，不能照顾您老人家了，请您到我哥那里过一段时间，等我任职期满再去接您。”到小岗上任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沈浩把老母亲送到四哥家。老娘深明大义：“乖乖，在人家那儿把人家搞好，把老百姓搞好。我的乖乖要听党的话。”沈浩听了，鼻子直发酸。临上车，他“扑通”一下跪倒，给老娘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已是泪流满面。女儿沈王一属狗，沈浩亲昵地叫她“汪汪”。2004年，10岁的“汪汪”舍不得爸爸走，送了他一个嵌着自己照片的相框，在背面留了一串歪歪扭扭的字：“我爱你爸爸。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别做贪官!”第一次决定留任后，因为自己不在孩子身边，妻子工作又忙，沈浩就把女儿送到了老家萧县读寄宿中学，却也开始了绵长的思念和无尽的愧疚。每年3月7日，沈浩总会抽空到萧县的学校为女儿过生日。2009年的那天，沈浩忙完工作后急忙赶往萧县，紧赶慢赶还是到晚了。远远地看见女儿在宿舍的阳台上张望。在操场上，沈浩想逗女儿开心，连翻几个跟斗，就不停地喘。女儿看着爸爸卖力地逗自己开心，眼圈一下红了，扑到沈浩怀里嚎啕大哭，“爸，我想你啊，就是想你。”沈浩抱着女儿，泪水和着汗水一起淌。妻子王晓勤在银行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买粮食、搬东西很吃力，沈浩只好说：“花点钱，请个人帮忙吧。”王晓勤盼望着夫妻早日团聚，不同意沈浩留任。沈浩耐心劝慰：“让我再干3年吧，第一个三年是搞基础建设，第二个三年才能把村里经济建设搞上去，让大家富起来。” 7．2008年除夕，沈浩和兄弟几家在一起吃团圆饭。饭桌上，沈浩三哥的儿子问他：“小叔，听说明年你们小岗要上不少大项目，能不能介绍点工程给我做做，总比我在外面给别人打工强。”沈浩听了，把筷子一放，严肃地说：“这可不行。组织上把我选派到小岗任职，是让我把小岗经济发展上去，带领小岗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而不是给自己家人谋取私利。这个忙我不能帮。”一番话，说得全家无言以对，气氛有点尴尬。三哥、三嫂对此也很有意见，吃完年夜饭，便不欢而散。除夕守夜时，沈浩和哥哥沈明儒聊天说：“四哥啊，不是我不想帮家里，是我不能帮啊!这个口一开，小岗的乡亲会怎么看我，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小岗这几年不容易啊，都是大伙拼出来、累出来的呀。你看，虽然你比我大5岁，可你的头发还乌黑，我的头发基本全白了。”四哥不信。沈浩笑笑说：“四哥啊，我现在的头发，那是染黑的呀!”说完，他用手扒开头发，“看，头发根全白了吧。”四哥心疼得不得了，便劝他如果太累了，等干完这一任就回厅里吧。沈浩沉默了一会，说：“小岗的发展已迈上了快车道，干完这一任，如果组织上要我留下，我愿意再干个四五年，把小岗村建设成全国的经济强村。如果组织上决定让我回去，我也要当一个小岗村的名誉村主任或是顾问。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小岗村啊!”在沈浩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活在世上，官是当不到头的，钱也是难以挣尽的。更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活得有价值。自己在小岗村，虽然吃苦、受累，但能让这里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8．沈浩一直租住在村民家中。房东马家献说道：“沈书记穿得连我们农民都不如，衬衣磨破了领子或者打了补丁，他还接着穿。他刚来时，穿了一件羊毛衫，袖子都掉了半截。我都不愿意洗，怕晒出去丢人，小岗村都没人穿这么破的衣服了。我让他扔掉，他不肯，说穿着暖和。洗了两次后，我把它给扔了。沈书记还心疼，四处去找。他从农贸市场地摊上花百块钱买一双棉鞋，居然穿了好几个冬天。”大学生村官汪静静同忆说：“一天，我和同事在办公室里打印资料，随手把打印坏的资料揉了揉扔进垃圾篓里。这时沈浩走进来了’，弯腰捡起垃圾篓里的纸团，一边把纸团解开，放在桌上摊平，一边严厉地批评：‘小年轻的不知道节约，反面不是还能用吗?我们小时候用过的作业本，都舍不得扔，用橡皮擦擦还可以接着用，有的时候还在地上用小树枝画着打草稿呢，你们把废纸装订成一本一本的，留着打草稿不就是二次利用么?’有一次我见沈书记办公室的抹布烂了，要买新的，他却说：‘不用买，我那有几条用旧了的毛巾，可以拿来当抹布，这样办公经费不就省下来了么?’我想，沈书记也太抠门了!可是，他对群众却大方得很。一点也不抠门。有一次，一个村民到办公室复印东西，因为页数比较多，我们就没给他复印，结果又挨了沈书记一顿批评：‘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复印?为群众办事能叫浪费吗?你们以后注意了，凡是群众要办的事，马上就要办，还要尽量办好!，”在日记的扉页上，沈浩这样写道：“谦——谦逊为本；淡一平淡是真；俭…一俭以养德；自一一自强自立；礼一…以礼待人；正为人正派；志一以志立身；时一瞄时如金；勤——一天道酬勤。” 9．2004年2月，沈浩被安徽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担任村党委第一书记。从省城合肥到小岗农村，从省直机关到基层一线，沈浩的内心不能说没有反差。但来了就要有贡献，这是沈浩的朴素想法。熟悉沈浩的人说，他从“城里人”到“村里人”的角色转变很快：冬天，穿上村里5块钱买的老棉鞋；谁家的剩茶端起来就喝，谁家的剩饭端起来就吃；抽2块钱一包的香烟；遇见财政厅的老同事说话，也从“我们财政厅”变成了“我们小岗村”；手上长了老茧，整个人黑了，瘦了……沈浩成了全天候“村官”。他习惯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村民平起平坐商量事儿，从不坐老板椅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坐沙发，和大家交流‘零距离’，这样老百姓才会亲近你。”2008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考察。当得知沈浩是省委组织部和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任职，由村民自发按手印留下来连任的村干部时，总书记热情地鼓励沈浩说：“群众拥护你，这是对你最大的褒奖!”“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记得曾在一次会上问：“沈浩，你给我们说个实话，到年底，你还愿意留下来吗?”“只要大家欢迎我，我愿意一辈子留在小岗!”这是沈浩坚定而有力的回答，他更以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这一承诺。 10．媒体、同事、网友的评价、感言：《人民日报》2010年1月4日刊发关于沈浩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农民群众的贴心人》，新华社连续推出《沈浩日记摘编》《红手印背后的深情——“大包干”带头人眼中的沈浩》等多篇新华社通稿。《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10多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重点网站连续集中报道沈浩先进事迹，弘扬沈浩精神和高尚品德。安徽省财政厅干部朱长才：选定沈浩去小岗村挂职锻炼，是因为大家公认沈浩组织观念强、事业心强、适应能力强；他能够吃苦，来自农村，熟悉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肯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国品：沈浩在小岗工作6年，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心为民、办事公道。群众有难事找他，他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不以个人的好恶对待群众和干部。学习沈浩精神，贵在三慎!一是慎微，即“于细微处见精神”，从小事小节、一点一滴、细致人微处陶冶磨炼，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二是慎隐，即“人暗室而不欺”，在无人知晓、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不做亏心事，不取不义财，依靠自身的信念和毅力，自觉地洁心地、正身形，择善而从。三是慎恒，即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反复雕琢，始终如一地保持高远的志向、艰苦的锻造。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生死攸关的惊险，也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有的就是与村民们家长里短、嘘寒问暖，有的就是同村民们修路、建桥、筹款，有的就是与村民们田问沟边交流、规划。都是一个村干部做的平常事，但他做出了不平凡，做到了小岗村有口皆碑，做到了村民们要为其塑雕，要让他永远留在小岗村。沈浩，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真本色：为理想，心甘情愿艰苦奋斗至死不渝；为人民，默默无闻实事求是无私奉献；为组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楷模示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沈浩在小岗村奋斗岁月的写照。六年艰辛跋涉的脚印，换来群众真诚信赖的手印，这是小岗村民众最庄严、最深沉、最质朴的情感表达，是对沈浩最高的褒奖，更是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最热切的期盼。但愿沈浩精神在神州大地激荡起更热烈的为民情怀，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让我们走得更好更快更稳。三、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