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0年5月21日上午，广东省贯彻落实《广东省(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全面部署该办法的实施和领导干部问责制。《实施办法》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采取违法措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对于群体事件处置方法失当或者不作为，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等20种情形将被问责。 《实施办法》规定，该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以及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而且还明确规定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也完全适用此办法。这意味着此次《实施办法》问责对象囊括了党委和行政系统两个领域。与2008年9月广东实行的《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相比，此次问责的对象明显扩大了。 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内部惯例”到“成文规定”，从“弹性问责”到“刚性问责”，从“行政首长问责”到“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实施办法》中说明，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其中，责令公开道歉的问责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与其他问责方式合并适用。 而对于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或不配合问责调查；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对检举人、控告人、投诉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打击、报复、陷害；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办理问责事项的工作人员；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问责情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等情况的将从重问责。 2．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随着这一保证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决策的出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正在走向法制化。基层干部对此反响强烈，心态不一。 心态一：懒官、庸官不好当了 随着问责制的出台，基层干部普遍感到了压力。严格的问责制度很有必要，有利于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有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说，有的领导干部因为到了年龄界限提拔无望，工作热情消退，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出工不出力，整天混日子。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一味当老好人，开展工作以不得罪人为目标，遇到难题就躲、出了问题就推、有了荣誉就抢。还有的干部一心只想当“太平官”，碰到群众反映的复杂问题或者接到上级布置的工作难题，不是想方设法迎难而上、化解矛盾，而是“拖”字当头，只要拖过自己任期就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等把“烫手的山芋”留给下一任。 对上述这样的干部，过去并没有太好的管理办法。问责制的出台提供了对症下药的思路。 心态二：希望问责时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 近年来，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又异地复出，有的甚至得到重用，这引发了社会和媒体的热议。基层一些干部认为，对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官员“处分一次、提拔一次”，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 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要想重新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很难。对这批官员的重新使用应当慎重，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容易失去其严肃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告诉记者，在问责制中有几个问题很关键：多大的事情才叫责任?谁来判断责任?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事实上，一个领导干部被问责，不管是职位、职级还是岗位调整，决定权都在上级。也就是说，问责制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 从制度设计分析，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问责制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比如，一些重大的捂不住的公共事件相关领导易被问责，而日常工作中违规失职造成损失难被问责。还有，一些被媒体曝光的问题常被问责，没有形成舆论热点的则不会被问责。 心态三：“当副”也不轻松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过去干部队伍中流传着“当官要当副、不要当常务”的顺口溜，意思是做官的话当副职轻松，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和压力；在副职中不要当常务，因为常务的工作量大。 随着问责制的推行，基层一些分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访等领域的副职，感到如履薄冰，仿佛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哪天要出事，完全没有了过去“当官要当副”的轻松。 某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名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说，地方为了发展经济，难免会七一些有污染的项目。作为分管领导，理论上权力和责任都是我的，可实际上只有责任，没有权力。试想一下，县里花大力气招商引资进来的项目，我能否决吗?我敢否决吗?可一旦出了问题，板子首先打到我身上。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情况下的问责制如何落到实处?如何体现公平?这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心态四：怕担责尽量“大事化小”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群死群伤、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责任事件难以隐瞒。基层想捂也捂不住，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 有的干部认为，问责制应当进一步细化，便于操作。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还原重大责任事件的本来面貌。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官员才不敢懈怠，进行“技术性造假”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压缩。 心态五：期盼“问责制”科学化 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创新，为官员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证。基层一些干部期盼这项制度能够法制化、科学化。 中部地区某地级市一名副市长说，基层干部期盼问责制内容科学、考评科学、目标合理。他说，如果目标要求过高，甚至脱离地方实际，比如给经济欠发达地区制订过高的财政目标，会给基层干部带来沉重压力，也会导致干部队伍出现抵触情绪。“干部也是人，也属于‘以人为本’的范畴。目标考核管理要让干部跳起来摘得到桃子，这样才能形成正面激励效应。如果干部再怎么努力也完不成目标。这样的管理制度就脱离了实际”。 一些干部认为，问责制是个系统工程，相关配套政策要加紧跟上。近年来“多头管理”模式是造成一些领域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比如，食品安全事故问题不断，工商、卫生、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遇到利益大家都争。碰到问题又互相推诿，出了事又因权责不明而造成追责不力，留下真空地带。这就需要理顺有关管理体制，为问责制的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2009年12月，广州“公费出游”干部罗国华免职两个月后闪电式履任新职。类似事件近一个时期以来频频出现、屡见不鲜，其中不乏职务升迁者，引发广大网民的热议，业内专家们也及时给出了回应。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罗国华被免职两月后迅速复出一事是极不严肃的。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认为：“我国对官员问责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极大。对官员缺乏刚性问责的严重后果是，不但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而且还容易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网民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意见，部分网民认为，“问责干部”神秘复出是“官官相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作祟；也有网民认为，可以理解“问责干部”的复出，只要符合规定、表现良好，民众可以接受，但复出的方式需要探讨，“高调问责、悄悄复出”是对舆论的极大伤害。 对“问责干部”复出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下结论，需要冷静思考、客观分析、全面透视，避免偏激和片面，要对具体人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问责干部”不能“一棒打死”，要给他们改过立功的机会。对“问责干部”复出更不能简单行事，要审慎对待。 首先，“问责干部”复出必须从严对待。“问责干部”可以复出，但是必须有严格的复出程序，不能简单行事。“问责干部”复出要有原则，绝不能不声不响、暗箱操作，更不提倡闪电式复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关键是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问责干部”复出也是选人用人的一部分，复出的全过程必须充分体现民意，切实落实群众选拔任用干部中的四种权利，要严格考核程序、公开推荐人、公示任用理由、透明新任岗位。对于“问责干部”复出后再次发生重大事件或造成恶劣影响的，除了要惩戒责任干部外，还应追究推荐人的责任。 其次，“问责干部”复出必须健全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干部”复出机制应该充分考虑三个因素。其一，“问责干部”的认错态度和悔过表现。对于“问责干部”的事后态度，干部管理部门要谨慎监督、严格考察、积极引导，客观看待其悔过行为。其二，“问责干部”复出任用的时机和时限。一个干部的失职行为表现为偶然性，其根源有内在规律性，不可能瞬间就能改正过失，需要时间、实践和行动。要避免“问责干部”再次变成“问题干部”，必须从根源上提高责任感和大局观。其三，要建立严格的“问责干部”考核机制。我们倡导工作上的平等和不歧视，但在考核问题和监管力度上一定要加强，特别是防患于未然，干部监管部门必须负起责任，一旦“问责干部”再次发生失职行为，一定要追究相关部门监管责任。 最后，“问责干部”复出必须着眼长远。“问责干部”复出要同推进民主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要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要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就事论事，而要就事论理，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要致力于建设一支清正廉洁的、高素质革命化的干部队伍。 4．2009年6月1日，银川市出台的全国首个《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当行为问责办法(试行)》正式实施，公职人员18个方面的100种不当行为被列入问责范围。 自2003年“非典”至今，官员的行政问责日渐深入人心，一旦公共事件或灾难事故发生之后，问责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但问责问的是什么责，应该由谁问责，通过怎样的程序问责，社会上仍有诸多争论。 专家表示，问责需要多些理性，少些情绪，而目前权责不清不仅影响到行政问责的科学性，还增加了行政问责的难度，行政问责亟待从行政化向法治化转变。 2009年6月15日，重庆武隆山体滑坡事件仍在救援中，尽管由多个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还没给出最后的调查结论，但重庆市官员有关山体滑坡“具备典型和突发严重地质灾害特征”的说法，仍遭到当地群众“推卸责任”的质疑。 重大事故的背后需要有人负责，但负的是什么责?专家表示，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是个人责任还是制度责任，是政府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这些问题需要厘定清楚。 仔细看银川市问责的范围，过去人们司空见惯的“文风”“会风”“玩风”开始面临追究责任，比如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购物、玩电脑游戏，或者迟到、早退，会议文件出现重大差错等行为。 而在广东2009年6月上旬曝光的一起问责事件中，因为鱼洞水库大坝浆砌石体施工质量不合格，砌体密度、砂浆饱满度、砂浆强度、砌筑石料大小等指标不满足规范设计要求，从化市水利局局长江某、副局长姚某分别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表示，从各地出台的这些问责规定和事件看，有的类似政治责任，有的类似行政法律责任，责任属性模糊。 薛刚凌解释说，行政法律责任追求的是违法责任，凡违法行政、滥用职权者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行政处分确立的就是行政法律责任，而政治责任强调的是官员就其管理行为和后果直接对百姓负责，比如决策是否明智，应对措施是否及时得当，负责事项是否监管到位，品行是否良好，政治责任不以行政违法为前提。 而责任不清，很容易以一个责任掩盖另一个责任。2009年6月7日，在四川公交事件中，成都公交集团公司总经理、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树光引咎辞职的消息，就让许多人产生疑问，是安抚民心还是管理失职。 责任不清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应该承拟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薛刚凌表示。若行政问责追究的是行政法律责任，则应采取过错责任，官员因客观不能、制度障碍而不是主观意识导致不良后果发生的，不应行政问责。但如果追究的是政治责任，那么否定的是官员的领导和控制能力，只要政府决策失误或者出现负面事件，就可以问责。 各地出台的问责规定中，有的是问责直接责任人。有的上追两级领导责任。对所在部门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问责，还有的规定若问责事项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则除对分管领导问责外，还应对主要负责人问责，标准不一。 在责任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对官员问责，专家更担心的是是否通过追究了个人责任，而掩盖忽视了体制和制度上杜绝决策失误和恶性事件发生。 薛刚凌认为，重大公共事件或事故的背后往往成因复杂，如行政体制的非理性。多头监管，监管手段和监管目标不匹配，法律法规不完善，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素养和法治意识欠缺等，“要求官员为非理性的体制和制度以及行政手段不足而带来的风险埋单，则背离了理性”。 问责问的是个人责任还是制度责任要区分开，是政府责任还是社会责任，也要区分。 “一旦社会上发生恶性事件，就由政府来承担责任，显然也是不理性的。”薛刚凌说，如果恶性事件是由政府行为直接造成的，则第一责任人是政府和官员，如果因监管不力造成，则第一责任人应是企业等单位和个人，政府当然也要承担责任，但更应强化的是社会责任。“一个负责仟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性社会的支撑，问责不能情绪化、运动化，要责罚相当。” 在采访中，专家们认为，开会打瞌睡、公文书写错误也被问责，各地的行政问责在操作中随意性太大，国家需要制定统一的规则。以开会打瞌睡为例，这个会是不是非开不可?属不属于劳民伤财的“文山会海”?如果是，要不要追究“文山会海”制造者的责任? 问责的随意性，归根结底是管理上的权责不清，它不仅影响了行政问责的科学性，也增加了行政问责的难度，因此问责要从行政化向法治化转变，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岗位责任制和绩效评估制度。 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被社会各界高度评价，认为是首部对负有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正式规定。 尽管《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具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问责主体、问责程序等尚未正式公布，但专家表示，至少从领导责任的追究开始，法治化问责迈出了新的一步。 5．在昆明新近出台的《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中，被处以诫勉谈话等6种问责方式之一的领导干部，一年内将不得被提拔；被问责两次即可党内降职、行政降级；3次将免职。面对这一政策，专家学者纷纷表示赞赏，但也提出建议：采取第三方听证，让被问责官员有申诉的机会。 在各种问责形式中，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方式无疑是市民眼中的“重责”。相对而言，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坪先资格、责令书面检查、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等6种问责方式，则是“轻责”。 此次《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的出台，可谓对6种“轻责”追加了力度，强化对领导干部问责结果的监督运用。 按照《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规定的范围，因未覆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以不同方式问责干部。对被问责干部的组织调整处理方式包括：对一年内被处以一次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而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等6种问责方式之一进行问责的领导干部，当年内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一年内不得提拔；对一年内被处以6种问责方式之一两次的干部，可改任相应非领导职务或党内降职、行政降级；对一年内被处以一次以上停职检查且整改效果不佳的干部，给予免职处理。 试刚期内被处以6种问责方式之一的干部，视情况延长试用期。对被问责领导干部的情况及组织处理结果，将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发挥责任追究的警示教育作用，以导向鲜明的奖惩机制，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通过问责制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进退流转的机制。 昆明市社科院院长龙东林：此次《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的出台，可谓昆明问责体系的补充、完善，体现了昆明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打造诚信政府、责任政府的决心。问责制，就是政府把责任心具体化为于部、公务员的行为，落实到具体人的身上。 不止就事论事，还发展到就事论人，昆明对应当承担责任的干部进行追究，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如何发挥出问责的效力，不让干部产生侥幸心理。被处以诫勉谈话等问责的领导干部，一年内将不得被提拔，这马上就提高了干部不尽职不尽责的成本，打消了对“轻责”产生的侥幸心理。 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鞭策干部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进取心。昆明目前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过去一年多，很多领导干部感觉很疲惫、很紧张。工作压力大、工作任务重，也促使工部必须创新思维、寻找工作方式方法。以提高效率适应要求。 不过，科学、严密、严谨的程序才能支撑、保证严厉的问责，这样才能让被问责的干部心服口服，不产生消极抵触情绪。建议采取第三方听证，让被问责干部有申述的机会，甚至可以邀请市民来听证，搞清楚干部到底是实质怠工还是有其他原因，形成公论后再进行问责。
申论二、给定资料 1．在很多父母的眼里，孩子就是家庭生活的全部理由与希望，如果一场变故使这样的理由与希望骤然化为乌有，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面容憔悴、目光呆滞、毫无生气，记者见到她时，着实吓了一跳，脑海中不自觉地跳出“心灰意冷”四个字。“你就叫我‘贤明之子’，这是我儿子的网名。”儿子去世已经一年，她依然无法走出痛苦，往事总是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在脑海里回放。 7月25日，星期一。“贤明之子”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突然接到儿子单位的电话，说他被送进医院了。儿子在杭州一家机关单位上班，每个周末都会回富阳的家，陪陪爸妈。“前一天还看他好好的”。“贤明之子”虽然着急，但没有往更坏的地方想。赶到医院，医生的脸色很沉重，她才感到情况不妙。不幸很快降临，儿子当天就因突发心肌炎，抢救无效去世。 儿子走了，她的心也像被掏空了。每个星期五晚上8时，她都会去自己家附近的514路公交车站，因为以前儿子每到周末就会坐这趟公交车回家，她要等儿子回家。晚上8：30、9：00、9：30……车来车往，却再也无法看到儿子的身影，丈夫要拉她回家，她就对着丈夫又打又骂。原本不会喝酒的她，也开始一大口一大口地往嘴里灌白酒。喝醉了，她便摔杯子、碗筷、桌子。数不清的夜晚，在她和丈夫的抱头痛哭中悄然流逝。每逢节日，很多亲戚朋友会打电话叫他们一起吃饭，“贤明之子”和丈夫却早就关机了。“别人是过节，我们是躲‘劫’。”她说，看着别人高高兴兴地过节，自己心里就更不好受了。 2．刘桂兰今年57岁，2008年，她唯一的儿子小凯突然病倒，仅仅4天便离开了人世。今年，刘桂兰在一家养老机构花4万元购买了一个单人床位。她说失去儿子后，最担心的是养老问题，现在她和老伴身体都还好，可以相互扶持照顾，如果有一天他们两个人中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怎么办，“说得不好听点，住院做个手术，连签字的人都没有”。 刘桂兰说，养老院的床位是给后走的人留的，“如果我不在了，老伴去住；如果老伴不在了，那我就去住”。老两口都是退休职工，工资不高，但维持平常的生活没有问题。两人曾想过一起住进养老院，可是要住进好一些的养老院，他们的退休工资却远远不够。 调查发现，100个“失独家庭"里，不为养老担心的仅占6％，这部分家庭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兄弟姐妹的孩子成为照顾他们的主力军，愿意为他们养老；有94％的“失独家庭”对于未来的生活表示担忧。生病后由谁照顾?老年后由谁赡养?临终后事由谁来处理?这是大部分“失独家庭”都比较关心的。 20年前，北京的林玉芬失去独子，丈夫中途又突然病倒，住院接受了肾摘除手术。“冬天是最遭罪的，排队、挂号、检查、输液……我一个人跑，冻得直哆嗦，跑不过来也得跑”。当年已近60岁的林玉芬特别紧张，虽然不时有侄子、侄女来探视，但“不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好意思支使人家”。丈夫住院10多天，她寸步不离地守了10多天，“生怕他出一点差错。我只有他了”。出院后，她害怕了，夫妇俩坚持每天锻炼1个半小时，“不出毛病，就不用去医院”。 哈尔滨的刘芸，停用手机的一个考虑是“省钱”，“这样，每月300元就够花了”。这位“失独”的老人，每年要打两针血栓通，他说：“医院的要22块钱一支，太贵。我自己在药房花6块钱买一支，在小区诊所加7块钱就打了。” 根据合肥市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一份“失独群体”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合肥市“失独群体”面临的最大困难多为保障问题。半数以上的“失独者”面临经济困难，4％的“失独者”有住房、养老难题，有疾病困扰及医疗问题的占12％。三分之二“失独者”月收入不足千元，大多数“失独者”入不敷出。62．8%的“失独者”收入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基本和完全满足需求的占37．2％。 另据了解，以当前生育率计算，2018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从那时开始社会负担加重，而“失独老人”的年龄会更大，经济来源困难，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面临养老的窘迫。 3．“失独家庭”，顾名思义，即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失去的形式多为独生子女死亡。“失独者"年龄大都在50岁开外，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春天里》的这句歌词唱尽了“失独家庭”的悲痛与凄凉。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能将不得不直面这种悲痛与凄凉。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15—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约为万分之四，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截至2012年的不完全统计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失独家庭’’已超过了100万个，这意味着有近200万老年人成为“失独 者”。而一些人口学家以此推算，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1000万。“失独者”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如何让他们走出阴霾，充满希望地生活下去，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以及每个个体都有所作为。 在2014年5月17日开幕的第三届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年会上，会长戴正清呼吁相关部门、社会团体能够走进“失独家庭”，感知他们的痛苦，关爱“失独人群”的心理问题。 戴正清表示，近年来，涉及“失独家庭”心灵创伤等的咨询逐年递增，“失独”问题从过去不能触及，到近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正是体现了这一社会问题的扩大化。相比起抚慰失去子女之痛，更重要的是将“失独人群”领出黑暗的过去，重建继续生活的信心。如果忽视“失独家庭”的心理问题，缺少健全的心理危机干预、心理疏导以及心理问题预防机制，可能引发危及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问题。他介绍道，美国政府已经将美国公众心理健康服务与躯体疾病治疗一并纳入医疗保险之中，对弱势群体给予优惠照顾。如果能够把心理咨询及治疗纳入医保，就可以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失独人群”，让他们得到专业、系统的心理咨询和治疗。 4. 2014年4月21日，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失独父母”代表进京，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咨询政策、表达诉求。日前，卫计委发布答复意见书，针对“失独者”提出的“给予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国家行政补偿”的要求，答复意见书中称，“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给予国家行政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于法无据，也许是现阶段无法回避的事实，但对那些“失独父母”来说，这答案显得有些冰冷。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因“清退代课教师”的说法被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批评，他随后领悟到，“尽管政策是冰冷的，但传达政策的时候可以是温情的”。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发言技巧，更体现了对这些弱势者的“国家态度”。 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最终成为“失独家庭”，其中有很多因素，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家庭曾经为履行法定的计生义务而作出了“只生一个”的选择。按照计生部门的说法，超生者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所以必须缴纳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相同的逻辑必然推导出一个判断：坚持只生一个的家庭无疑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而今他们面临“失独”之痛，给予必要的补偿、抚慰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和心理慰藉、社会关怀等工作相比，物质救助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一环，同时也是多数“失独家庭”最基础的诉求。事实是，这个诉求并未受到漠视，近年来全国各地几乎每年都会面向“失独老人”发放数额不等的补助金。但在这样一个救助的过程中，有两点尚未尽如人意：一是专门针对“失独家庭”的救助还未上升到国家和制度层面，缺乏法律的支撑；二是救助与现实生活有脱节之嫌，突出表现在救助标准过低，多数地方的标准多年来始终徘徊在200元左右，在专家看来，这点补助“在当今日益高涨的物价面前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失独家庭”牵涉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近年的“两会"都会有众多代表委员对此表示关注，或建言大幅提高补偿标准，或主张设立专项基金，或呼吁在社会抚养费中明确一定的比例用来救助“失独家庭”。而一些地方已经作出了行动，如上海市自2013年起将独生子女死亡父母的特别扶助标准从原来每人每月150元提高到了500元。 只要承认救助“失独家庭’’是一种义务，物质补偿又是最基础的工作，那么无论从哪里列支，像上海这样提高补偿标准无疑是当下最可行的办法。但居于国家层面，从长远看来，一个庞大群体的救助还是需要制度式的保障。 清华大学潘教授的儿子2007年因工作劳累突发疾病意外去世，悲痛的潘教授曾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依靠，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因按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人住需有子女签字，工作了53年的潘教授如今75岁了，却因没人能给他和老伴签字而住不进养老院。 有人建议，政府应重视解决“失独老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及时完善社会化养老和救助机制。一项“社会应该怎么救助‘失独者’?”的网络调查，或许能给人们更多的启发。调查显示，近八成网友认为应推行政府主导的“失独者”家庭社会保障机制，六成网友认为应放宽对“失独者”领养子女的条件限制，近五成网友认为应提高对“失独者”的养老保险投入，近四成网友认为应组织专业人员加强心理救助。 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说，解决“失独老人”养老困境，是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应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需尽快采取措施，给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我国在老年人将达到2亿的情况下，于2012年实现了养老制度全覆盖，人大常委会还于2012年12月下旬修订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写入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扶助内容，专门加了监护人条文，监护人可以是家庭成员，也可以是基层组织，这在制度上向前进了一步，“失独老人”想住养老院，基层组织或帮扶的团体可依据这一条，承担起监护人职责。 另外，民政部部长在2013年“两会”期间表示，“失独老人”可按“三无”老人提供赡养。这是好的起点，但还需进一步细化、完善。他谈到，解决“失独老人”养老问题，迫切需要建立完整的登记制度，要摸清基本状况，才能提供帮助和精神关怀，这需要政府部门做。至于怎样做更符合“失独老人”的特殊需求，可以尝试不同模式。 5．“失独家庭”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福建各地为此相继出台和完善了相关政策。从2007年开始，福建省开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试点工作，2008年起全省全面推行这项制度，并列为当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当年，由政府给予子女死亡夫妻每人每月不低于150元的扶助金。2011年将扶助标准提高到200元，2012年再次提高到400元。 日前，石狮市出台《关于开展对失独家庭帮扶救助的实施意见》，实施多项新政对“失独家庭”开展帮扶救助，从经济帮扶到心理安慰，提高“失独家庭”的生活质量。被认定为“失独家庭”，将一次性获得3万元慰问金。年龄在49岁以上的“失独家庭”夫妇，从目前每人每月补助400元提高到1000元。同时，该市还将组建心理辅导队伍，对“失独家庭”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鼓励“失独家庭”再生育，并为其提供各项技术服务和生育指导；鼓励“失独家庭”养、领养、过继子女，并在办理手续时提供方便。 2013年10月16日，北京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首次将“失独老人”纳入由政府给予的福利保障体系。 《意见》指出，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对城市“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抚养人确无赡养能力)人员和农村五保对象中的老年人实行政府供养，保障其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对低收入、失能、“失独"、高龄和特殊困难老年人，由政府给予相应的福利保障。 日前，由河北省政府出资、社会专业组织进行对口服务，以解决“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为目的的“暖心续航——关爱失独家庭”工程在保定市启动，该市首批107个“失独家庭”将从中受益。 保定市“暖心续航——关爱失独家庭”工程由省政府提供专项资金，由华北电力大学(保定)人文学院教师团队创立的恒爱家园服务中心具体承办，该中心服务团队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组成，从健康辅助、情感支持、社会回归和能力发挥四方面为“失独父母”提供帮助。 据介绍，该工程以关注“失独父母”健康问题为起点，为“失独家庭”提供及时的就医辅助、健康义诊、全面体检、住院陪护等服务。同时，对有独特需求的家庭可提供个性化服务，以满足“失独老人”的情感需求和养老需要。 6．2007年，李铭兰注册成立了“连心家园”，成为武汉市唯一一个正式注册、专门帮扶“失独家庭”的民间公益组织。现在，“连心家园”成员由最初的80户发展到260多户。每个月“连心家园”都会组织大家参加跳舞、跳绳、旅游等活动。在组织帮助下，很多人重拾生活勇气，心灵也有了停靠的港湾。 “家园刚成立时，大家聚在一起就免不了抱头痛哭。”李铭兰说，“现在，欢声笑语多起来了。”“我们都盼着每个月举办活动那一天，大家聚在一块儿心里就宽慰很多。”一位会员这样说。 “妈妈之家”，这个成立于2008年的民间组织是专门为丧子母亲提供心理援助的社会公益组织。“我们把援助分成四个阶段：稳定情绪、消除症状、角色认同、情感支撑和生活秩序重建。”心理咨询师、“妈妈之家”创建者刘猛说，完成每一个步骤都不容易，要花去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心理援助过程中，刘猛和志愿者们还自制了疗伤秘方。 “妈妈之花”——一种纸质玫瑰花。一张普通的彩色美工纸，要经过半个小时、6道工序、200多次手工折叠才能变成一朵绽放的玫瑰。制作过程中，志愿者会有意无意地引导妈妈们交流关于未来的话题，让她们渐渐走出痛苦，关注当下，谋划未来。 “天堂对话”——通过鼓励妈妈们写信、扫墓，和逝去的孩子对话，把家庭变化、苦恼的和高兴的事情都告诉孩子，在倾诉中弥合情感的伤口。 “持久关怀”——“妈妈之家”会经常联系一些朋友，给妈妈们寄一些小礼品和祝愿，让她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仍有人在关心、支持着她们。 7．在上海人的记忆中，始终保留着这么一座桥——外白渡桥，一座庙——城隍庙。它们濒临黄浦江，是旧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古迹之一。如今，又有多少人牵挂它的风雨历史呢?2014年4月16日上午，外白渡桥、城隍庙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南京西路街道20名“失独老人”，他们在志愿者“一对一”地全程照顾陪伴下，来到这里故地重游，让烟雨蒙蒙的外滩、城隍庙又多了一道人文风景。 这是南京西路街道计生协会2014年“夕阳依然红——失独老人关爱服务”项目中的一项重要主题内容，主要行程安排包括：静安区和南西街道计生志愿者陪游(游故地、看上海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医生陪乐(做游戏、活络筋骨)；上海市摄影家协会摄影师陪拍(拍摄留影照片、制作影集)；中外志愿者陪贺(给“失独老人”过生日、吃长寿面)；敬老机构志愿者陪观(参观蝴蝶湾敬老院)；等等。当天上午，天空下着小雨，尽管天公不作美，但依然抵挡不了老人们游览外白渡桥和外滩的热情。通过与“失独老人”聊天互动，零距离陪伴照顾服务，让老人们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舒缓了情绪，放松了心情，生活变得阳光，充满希望。 “失独老人”李根才夫妇对本次活动有着更深的感触。前几天，是他们已去世的独生子的生日，这一段时间老李一直是在“以泪洗面"中度过，淡忘了自己的生日，当志愿者们捧出事先准备好的鲜花，为他唱响生日歌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发出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特别、最不平凡的一个生日”的感言。 活动现场，温馨和谐的氛围吸引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外籍人士的关注，他也主动参与到志愿者团队中，和生日寿星热情拥抱，献上一首英文生日歌。临别时，他的秘书红着眼睛告诉大家：“这位外籍人士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康复养老机构的总裁，他被你们的爱心感动了!” 在这次活动中，部分居民区的新进“90后”年轻社工在老志愿者们的带教下深有感触，道出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失独老人’是最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走近他们，了解其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并在第一时间匹配资源，将志愿服务模式固化下来，长期持续地开展下去，需要有四心——爱心、真心、细心、耐心，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服务他人的同时，自己的灵魂、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过程。在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各种力量以及政府积极有效的推动下，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形成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30年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30年提高了27．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93个百分点。特别是1996-2008年，城市化率从30．5％提高到45．7％，提高了1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7个百分点。 200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6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人中等收人国家行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最终要体现在城乡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上，并将促进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城市和城镇化区域集中。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通过土地批租和土地担保等手段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客观上加快了城市建设，城市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和人口容纳能力。城镇化不仅带来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城镇住宅的投资需求，而且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和生活方式变革还创造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成为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强劲动力。 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大量增加、城市空间迅速扩张、耕地被大量占用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也凸显出来。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中指出，当前中国正经历城市化浪潮。“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一次机遇，又是一个严峻挑战。我国是人口大国，但资源相对稀缺，城市快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体现在资源、环境、交通和教育、医疗等各方面，解决不好，将增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难度，降低居民共享成果的质量。 苏皖川等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少地方都把推进城乡土地统筹作为突破口．通过大规模开展土地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解决小城镇建设“缺钱”、城市发展“缺地”的矛盾。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变昧”成了大拆大建和圈占土地运动，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农民作为产权主体、交易主体和分配主体的地位缺失。 有的地方搞城镇化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解决城市扩张和用地不足，却忽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保障。这种以土地为突破口和取向的城镇化。无疑极易造成对农民利益的侵害。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的现象时查发生。J省C市E镇某村村民陈某告诉记者，2005年村里引入外来资本承包了近千亩土地建茶场，由于租金每亩只有100元，村民们嫌低普遍不愿意出租。尽管如此，村里还是通过强行手段将村民们的地流转给了承包的老板。“当时我住院一个月，村委会趁我不在家，用推土机把我的一亩桑树地推平租给了茶场，对外却说是村民自愿流转”。 采访中，一些专家指出，有的地方政府以低价流转农民的土地，或者通过行政推动用农民节约出来的土地指标到城市置换获取级差收益。却只拿出一小部分解决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而其他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仍然还是“二元结构”下的水平，这种“统筹城乡”的城镇化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以城吃乡”，是对农民利益的新一轮剥夺。 某实验区村民朱某告诉记者。“搞集中居住、村庄整治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实现了城乡居住环境的同等化，这是农民欢迎的。但城乡统筹不光是让农民住上楼房，如果就业不解决，保障不完善，教育医疗不配套，农民还得挤进城市去打工谋生，仍然要拼命把子女送到城里读书，小城镇的房子修得再漂亮也只是个空壳，建得再美丽也没有生气”。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是连续第七次锁定“三农”问题。文件提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提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同时提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12月27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在回答户籍制度问题时，温家宝说：“最近中央做出的两个决定。一个是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我们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需要。这项改革的具体办法还正在研究，但我可以把思路告诉大家。首先，我们要解决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没有户籍的人们，让他们融人城市，和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第二，由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在大城市我们还要考虑大城市的承载能力，而首要的是要引导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镇安家落户。” 新年伊始，在D市持暂住证已经11年的林先生，即将拿到一份特殊的礼物——G省居住证。林先生告诉我们，十多年来自己一直要面对尴尬的“身份”定位，只有“暂住证”，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子女人学、就业保障等社会福利。虽然在这个熟悉的城市打拼了多年．却始终感到自己是城市的“陌生人”。林先生：“新政策出台之后，我们这些外来工的子女，能否享受和当地人一样的九年义务教育．还要不要交学费。我希望新政策出台以后，我们的工资达不到低保线的话，我们能够享受当地人低保户的待遇。” 从2010年1月1日起，新的《G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实施。新政策的实施，意味着G省全省近3000万流动人口正式告别暂住证迈人居住证时代。流动人员可免费申领居住证，在当地享受参加社保等一系列政策：居住证持证人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7年、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依法纳税并无犯罪记录的，可以申请常住户口。在G省各地级市以上的派出所、公安机关授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都可以办理居住登记和居住证。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在G省将享有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保健服务等七类公共服务，还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出入港澳地区的商务签注手续等四类公共服务。丢掉“暂住证”，迎来“居住证”，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对于G省的3000万流动人口来说。收获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归属感。 对于如何推进城镇化来说．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首先不可避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G省省委全会上提出了要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 而具体的做法包括：推进城乡居民户口统一登记管理；完善大城市落户政策，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科学制定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落户的政策；探索推广采取“积分制”等办法，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此外，还包括：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劳动报酬、子女人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在该省省委全会上，省长就表示要积极推动进城农民有序逐步融人城镇，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 “最近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意见刚刚公布。接下来应该还会在促使农民就地转移为城镇居民方面出台一些具体的办法。”G省发展研究中心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找不到工作、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会走。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因为现在该来的都来了，只是法律上不承认而已!”多名受访专家指出，户籍改革不能再停滞不前了，但单纯放开户籍意义不大，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待遇、生活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权益等功能，降低户籍“含金量”，比放开户籍登记更重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美国的信息化和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纵观近十年来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可以发现城市化一直被予以高度关注。 “十七大”报告中再次要求，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2010年“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3．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早期城市化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为工人也带来了贫困和灾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英国城市环境恶化状况作了深刻的描述：“在伦敦，拥有一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这种环境对成年人是令人堕落的，对儿童则有毁灭的作用，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英国早期城市化使社会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骤然加剧起来，这主要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资本的私人占有形式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冲突对立等。正是这诸多矛盾的冲突和激化使英国在20世纪中期结束了早期自由式城市化模式，而创造了一种用城市规划来合理布局城市的新方式。可以肯定地说，英国自由放任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使工人阶级，此后又包括富人阶层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就是实证。为了补偿自由放任城市化模式带来的损失，英国不得不利用法律法规和推行“福利国家制度”。以弥补这种自由放任城市化模式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发展的断裂。 政府利用法律手段调节城市化。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规，182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自1601年起实行的《济贫法》的修正案，建立了为贫困无助者提供居住和工作的济贫制度。但济贫院的恶劣状况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可怕归宿。1848年和1875年两次通过《公共卫生法》才开始付诸实施。1866年通过了《环境卫生法》。1909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涉及城市规划的法律(Housing‘Fown Planning ete．Act，1909)，标志着城市规划作为一项政府职能的开端。1947年，英国颁布了《城乡规划法》，在同一时期颁布的专项法包括1945年的《工业分布法》，1946年的《新城法》，1949年的《国家公署和乡村通道法》，1952年的《城镇发展法》。据统计，自1909年以来．英国先后颁布了40余部关于城市的法规条例。 政府利用福利国家制度解决城市化产生的社会弊端。福利国家是指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共同承担重要职责，通过总的纲领和服务措施解决公民苦恼的所有各类社会问题。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医疗服务；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提供教育服务：即向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 4．早在19世纪美国就开始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工业化的启动以及国内市场的扩大使城市数量迅速增加，规模逐渐扩大，城市空间结构也由最初的紧凑和密集结构向多中心分散结构发展。交通革命在城镇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世纪40年代形成了世界最发达的运河网，1828年美国开始修筑铁路，到1887年，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城镇已由铁路网连接起来。铁路运输不仅促进了西部开发和城镇发展，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起了关键作用。现在，美国小城镇依据所处的不同区位，分为大都会边缘区的小城镇、郊区小城镇和农业地带小城镇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小城镇都具有不同产业特色和功能，但是都很注重宜居、宜业环境的创造。始终把创造一个比城市更优美舒适的生活居住环境放在首位，十分注重改善小城镇的交通、通讯、公共服务等条件，为私人投资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而处于农业地带的小城镇则把吸引和促进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储运业的发展作为发展小城镇的重点。同时还非常注重科学规划的引领。小城镇规划具有综合性、科学性。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一般是依据联邦和州的有关法律规定的该区位特点及产业特色进行的；注重规划的综合性和长远性，市区建设规划比较强调整体协调和功能分区。另外，美国的这些小城镇注重城镇功能的提升。小城镇的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有预见性，避免多次修建、扩建造成损失。 实际上，美国小城镇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发展变化的，而重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也成为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凸显出小城镇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如今，美国的小城镇基础设施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社会服务周到，向我们昭示着小城镇建设可能达到的光辉前景。还应注意到。中国与美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亦有很大区别。但其小城镇的发展经验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十分宝贵的。 5．河北某镇是1995年国务院十一个有关部委颁发的第一批综合改革试点小城镇，改革试点十多年来，该镇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该镇实现社会总产值208亿元，财政收入4．78亿元，是试点之初的近8倍，人口增长近5万，全镇人口已达15万；目前全镇拥有各类企业5400余家，城镇建成区面积22平方千米。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该镇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规划盲目求大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老城区面貌的变化并不大，而且许多老城区的城中村还是维持在原来的形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没有使这些城中村的居民享受到更多的服务。街道还是老样子，给排水管道还没有全部贯通，公共电视网络还没有覆盖到这些地方。而旁边新建的零落的高楼大厦，主要是出售给企业家和外来有能力购买住房的人，但是至今还没有售出几套，显得孤零冷落。 6．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元旦期间，胡锦涛在河北考察时表示，中央将下发2010年“一号文件”，出台一批新的强农惠农政策。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2010年一号文件，将“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放在了工作的突出位置。其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又是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重要抓手。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当在农外——这句话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推进城镇化发展作为重要的现实任务。 实际上，早在“十一五”规划初期，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大思路即已经初步确立。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在内的“五个统筹”的发展观。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也对记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一条“城市化支持工业化”的道路，导致工业化前进幅度快，而城市化相对滞后。 对于农村，整体政策思路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源提取型、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向当下的资源注入型、城市反哺农村转变。 在全国两会期间，大城市的高房价和就业压力成了讨论得较多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吕振霖前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创新政策，让农民拥有自住房的产权，大力规划发展小城镇，这是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大城市困境的有效途径。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也不是单纯的拆迁改建，而是对传统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要让进城农民真正转变成“城里人”，就要在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户籍限制的同时，更加关注户籍制度背后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提供等配套福利措施，改变原来单纯依靠土地保障的农民保障模式，让“新市民”获得稳定、较好的收入，转变思想观念，激活消费能力。在消除身份差异的同时增加福利，真正让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经济，强化城市认同。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多修“内功”，搞活经济，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时值开春之际，余杭谋定了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村发展蓝图：以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为主线。以城镇化全面带动新农村建设。 目前，余杭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呈现出整体较快的发展态势。2010年，随着“一中心四板块”建设、第二轮“清洁绿化余杭”行动、农村体制机制革新以及力促农村各项社会公共事业均等化发展等6大板块内容的推进，余杭将以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中心，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战略，以城镇化引领大踏步带动新农村建设。当前，城镇化是经济复苏的有力支点，就长期而言，城镇化将使得第二、第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我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内生的动力和活力。未来支撑中国经济10年、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是城镇化。我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这种高速发展将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动力。2010年，城镇化作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方向，将掀起新一轮高潮。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2011年已成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变革之年。面对备受非议的中国慈善，从民间到政府，各方力量都在摸索改变之道。 2011年4月，由一个民间组织发起的慈善行动——“免费午餐”，在短短半年时间就惠及千千万万农村孩子。这项由邓飞等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是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的慈善行动。活动发起半年多来，成功募集了千万元资金，为中西部地区77所小学的万余名小学生提供了免费午餐。该慈善行动因效率高、管理透明、参与广泛、民间与政府合作默契，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免费午餐”发起之初，人们一方面对它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方式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也担心慈善人士“势单力薄”难以持久。虽然也有舆论呼吁政府“接棒”，但让人们普遍感到意外的是，政府的回应速度和政府行动的覆盖范围，都远远超过了公众的预期。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部署相关工作。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奖补。要求加强学生食堂管理，严格食品供应准人，确保食品安全。制定中小学食堂供餐规范，明确数量、质量和操作标准。建立专家工作组，加强学校营养指导。补助资金严格用于为学生提供食品，严禁直接发放给学生和家长，严防虚报冒领。全面公开学校食堂和学生营养经费账目及配餐标准，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2．2012年2月开学不久，国家级贫困县P县教育局副局长T不断接到各乡镇学校校长的电话，问营养补助的资金何时到，很多学校没钱揭不开锅。P县L乡的18个学校不得不四处张罗着赊账，联系供应商提前供货；甚至还有一所学校向每个家长借300元，等经费到位后，多退少补。 T副局长四处打听，得知省财政厅自2011年12月29日，便下发了拨款通知。P县财政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在2012年1月16日收到拨款，资金拨到教育局账户的时间是3月8日。 为什么P县会晚了近两个月?一位财政系统的工作人员说，县级财政国库是一个大盘，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项目拨款，着急使用的项目，就会被立刻拨款，而不着急的项目拨款会先被“挪作他用”。 多位乡村学校老师抱怨，不管是2008年的“一补”，还是如今国家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经费，下发时间都摸不准，影响供餐。很多学校是“吃了这顿愁下顿”。有校长表示，有些补助会在学期末才到，一拖就是五六个月。 在基层，比硬件投入更紧迫的问题是营养知识的匮乏。提到营养指标时，念井小学校长一脸茫然。他反问道：“以什么指标来看营养不良，我也弄不清楚。是没力气吗?还是要看跑步耐力?” 一名网友发帖说，在Q省某县，给孩子们发的全是零食，都是5毛钱4袋的那种，这些零食都在学校小卖部有售，包括火腿肠、萨其马以及饼干。 经调查，在A省、Q省、G省和X省等多地试点县的教育局，的确有不少学校都采用所谓企业供餐形式，给孩子们采购零食。 一份菜牌，一天两个鸡蛋让眼尖的网友看到并说：“鸡蛋胆固醇很高，长期这样对孩子身体有损伤，这算哪门子营养早餐?”这样一个评论折射出来我们对营养吃喝科学的一种缺失，其实除了吃饱也要吃好，目前各级政府、教育机构为解决农村、农民工子女中小学生在校(住校)期间的营养问题，专项拨款，特设专项资金，购买食物，合理搭配，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做好学生“营养餐”，安全营养是头等大事。有调查显示，“营养餐”通常是上午八九点钟做好的，学生十一点半才午休，盒饭送来时里面的饭菜已被热气形成的水珠打湿了，特别是油炸食品，送来时已经软塌塌的了，味道也变了，且饭菜都凉了，这样还有什么营养可言呢? 2012年3月29日，G省B镇中心小学从周一开始为学生发放营养餐，周三就有学生出现不良反应，周四出现86名学生在食用早餐后集体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症状，令人不禁怀疑当地是否克扣学生饭钱并拿劣质食品充当营养餐。4月9日，Y省Z县一小学300余名学生又因食用由学校食堂统一供给的“发臭豌豆”等而出现腹泻、腹痛、发高烧等症状，经统计先后有368名学生人院诊治。孩子说：“不吃不行，要被罚款，老师说不吃，一次要罚10元。”此前还有媒体报道有的地方在蛋糕中发现鸡毛。 贵州大学后勤处处长G认为，企业供应成品食品最省事，但也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风险，因为学校难以监控生产、运输等环节。此外，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不符合营养午餐“零利润”要求，为了补偿运输、市场流通等成本，还可能造成“成本高、营养差”的局面。 部分寄宿制学校几乎没有空房改造食堂，也缺少资金新建食堂。而非寄宿制学校、地处偏远的学校以及50人以下的教学点，大多不具备开伙条件。按要求，没有食堂的教学点可通过向周边农户“托餐”，让学生吃上热饭菜。然而一些基层校长反映，很少有农户愿意接手托餐。L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有农户想帮忙给学生托餐，一旦进行卫生资格准人审查，农户卫生情况一般都难以达标，也就不具备供餐资格。还有的学校食堂工作人员紧缺，只能由几名小学老师兼职采购。一位汤姓老师说，他每天清晨7时去买菜，赶回学校后接着上课，中午要招呼学生吃饭。等自己吃完午餐，下午的教学工作又开始了。还有其它小学食堂存在物资采购把关不严现象，运营商对学校食堂食品、食品原料及食品相关产品未建立索证索票制度，无购进验收记录。 3．2012年4月1日，一篇题为《X省N县部分学校3元营养补助被供货商套利1元》的新闻，被网络广为转载达近9万条次，引起了教育部、X省党委、人民政府和当地市委政府高度重视。X省教育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到N县进行调查核实。据调查组反馈的情况，“3元营养补助被供货商套利1元”的报道“有误读”。 报道称“壮壮原生态水牛奶”在附近城市的批发价是2元／杯，被供应商套利1元”，“光明酸益乳的批发价在每盒1．25元左右，供货商能赚7毛5”。经核查，“壮壮原生态水牛奶”和“光明酸益乳”在N县均由“莎浓羊奶”经销商代理，“壮壮原生态水牛奶”在附近市的批发价为2元／杯，在N县零售价为3．2元／杯，配送到学校的批发价为3元／杯；“光明酸益乳”在上海的批发价为1．25元／盒，在N县零售价为2．2元／盒，配送到学校的批发价为2元／盒。报道称上述两种商品利润分别为1元和0．75元，并未考虑流通、管理、人员经费、税金等成本。 壮壮水牛奶从附近城市发货到N县“莎浓羊奶”经销商处，尚有374公里路程，配送至W镇，还有76公里，从W镇到当地小学还有15公里。从厂家到消费者之间的路程共计465公里。运输过程还需支付因发货商未配备而另行购置的泡沫箱、吸管等运输和饮用工具费用12元／箱；支付运费每箱13元；支付装卸、搬运、仓储等费用，送货到学校运费，支付搬运工一日工酬加上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费用、税金和运输装卸破损等各项支出，整个过程每杯牛奶大致增加0．7～0．8元的成本，经销商利润约0．25元／杯。光明酸益乳从上海进货，物流费用由N县代理商承担，加上上述配送过程有关费用，大致增加0．55元／盒费用，经销商利润约0．2元／盒。上述经营中产生的费用，均未从报道所称的1元和0．75元中减除。经销商认为夸大了他的经营利润。至于在购销供应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该县表示，如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不管涉及到谁，将严肃处理。 调查组反映，企业供餐和购买服务模式的卫生问题令人担忧。为防止食物变质和食物中毒事件发生，调查组建议凡不具备供餐条件的学校，过渡时期暂时采用由企业提供牛奶和面包供餐模式供应早餐，并由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采购或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供应商，以保证食品安全。 X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在此间表示，媒体对X省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存在问题的报道，对于促进我省实施好这一惠民工程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此前，学生因营养问题发端于N县，被媒体广为报道，对推动国家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积极为X省贫困地区捐赠食堂和餐饮设施，有力地帮助了X省更快更好地改善农村学校学生就餐条件；一些媒体还广泛宣传营养知识，为普及营养知识教育建言献策。该发言人称，X省现已筹措10亿元专项资金，专门建设农村学校食堂，X省要求全省学校克服困难，因地制宜，确保小学生的3元、初中生的4元营养餐“全部吃进肚子里”。 4．2012年5月，教育部等15个部门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5个配套文件，用一系列配套文件“打包”的形式强化学生营养餐规范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学生“营养餐”应以肉蛋奶为主要供餐内容，供餐模式应逐步以学校食堂供餐替代校外供餐，为确保食品安全，学校负责人应陪餐，餐费自理。 实施细则规定，供餐食品必须符合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和营养要求，确保食品新鲜安全。供餐食品特别是加餐应以提供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食物为主，不得以保健品、含乳饮料等替代。有条件的学校可适度开展勤工俭学，补充食品原料供应。 目前学校食堂供餐是营养改善计划的主要供餐模式，同时也是现阶段最好的模式，既便于学校管理，又可以相对控制食品安全，有利于让学生吃得“放心”，有助于实现营养补助“全部吃到学生嘴里”。为此，中央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中专门安排食堂建设资金，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改善就餐条件进行补助，并重点向国家试点地区倾斜；同时要求各地应统筹制定学校食堂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和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项目，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 在配套文件中还有一个食品安全保障管理办法。该办法提出，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负责制和学校负责人陪餐制，餐费自理。建立由学生、家长、教师等代表组成的膳食委员会，充分发挥其在确定供餐模式、供餐单位、配餐食谱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其次是实行严格供餐准入和退出机制。企业(单位)供餐、家庭(个人)托餐等校外供餐若出现下列4种情形之一者必须退出：餐饮服务许可证被吊销或注销；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行为。 营养餐事关孩子健康，由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校长坐镇监督，表明了教育部门根治营养餐安全问题的决心。校长也要吃午饭，让校长与学生共同进餐，至少可以保证学生营养餐的安全底线。但现实是，实行校长负责制的项目太多，很多时候校长被上级部门拉着到处开会。如果不能长期坚持，校长陪餐很容易“走过场”，营养餐安全也不会有实质性改变。也有人质疑：以校长陪餐的形式来监督，今后营养餐会不会形成A、B两个计划，校长陪不陪，午餐两个样? 保证学生营养餐的安全，说到底，不是校长是否陪吃的问题，关键是建立完善的制度，真正将安全营养落实到每一餐。以开放心态引入家长、社会等第三方参与学校事务，敢于将自己暴露在别人的监督下，才是现代学校应有的“作派”。 5．“不管在哪儿，只要能上网，打开这个网址，就能看到我们学校食堂人员制作学生营养餐的全过程。”贵州省龙里县摆省乡中心小学校长王应南说，“这是为增加学生营养餐的社会透明度而采取的‘新招’。” 按照王应南提供的网址，打开网页可看到，摆省乡中心小学食堂内炒菜的3口大锅已经清洗干净，地上大盆里的土豆和菜筐里的莴笋清晰可见。两名身穿白色工装的工勤人员正在认真清洗蔬菜。 目前营养餐计划的监管主要由行政力量主导，在选择供应商时，多由行政单方面拍板，而缺乏多方参与决策的机制，若再无到位监管，则极易纵容供应商、食堂的违法行为。 “民间NGO组织在做营养餐时确实比一些政府主导的营养餐计划做得更精细，更透明。”清华大学一名社会管理研究专家表示，“这也显示出政府主导的营养改善计划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地方政府要制定经费管理办法，明确资金使用范围和支出标准，确保如期支付和专款专用。不断加强学校财务管理，依法健全财务机构，加强食堂会计核算，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同时，以县为单位，定期公开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总量、学校名单及受益学生人数等信息，接受家长和社会多方面的监督，并建立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农村学生营养餐安全监督机制，关键是有三项制度。三项制度，一是营养餐资金公示检查制度，拨付资金必须公示、接受检查；二是营养餐食品安全检查制度，从食品购入到食堂加工，食品安检部门要严把食品流通各个环节，学生营养餐不准进行承包和转包；三是营养餐安全暗访制度，要不定期、不通知地对营养餐质量、安全进行暗访、抽查，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目前多数学校处于“有米无锅”(无厨房食堂)的状态，按160亿元投入资金计算，大约还需要增加20％～25％建设厨房和配备工勤人员的配套资金。安徽省金寨县是营养餐试点之一。“县里为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初步预测，每年需配套600万至800万元资金，用于学校添置设备，增加工作人员和运转费用”。金寨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组副主任杜继同说。 根据规划，金寨县计划在现有基础上，力争利用一至两年时间，逐步将学校食堂(伙房)建设覆盖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现已落实108所中小学建设食堂(伙房)，正在进行地质勘探和施工图纸设计。 金寨县梅山中心学校的学生比较幸运，该校的食堂前两年刚刚建成，营养餐以午餐配餐为主。该校总务处主任孙承平告诉记者，企业供餐只是个过渡，真正能让学生享受到营养的还是食堂供餐，“学校有五百多名学生，我们给学生提供的午餐营养都是搭配好的，不仅每周都有肉，一周还保证有一次水果。今天是芦柑和酸奶。” 6．学生营养餐的推广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和知识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充分依靠有关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大力普及营养知识，加强营养餐的系统研究，改进生产工艺与经营管理，有计划、有组织地培训营养人才，开展企业资格认定以及调查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活动。 学生营养餐是一项新生事物，涉及广大儿童青少年科学饮食习惯的培养和亿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实施学生营养餐计划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营养与健康的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正确引导，争取支持。要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种宣传媒介，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组织专家、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大力宣传学生营养餐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过去，美国的学校午餐也曾出现过把番茄酱算作蔬菜，各种零食、饮料大举入侵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政府拨款的大幅下降。因此，要真正落实营养计划，还要靠政府的大力投入和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 学校午餐有利于提高儿童入学率、出勤率、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等教育指标，已经被很多国家或国际组织研究证明。事实上，让学生吃好午餐，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身高、体重、学习成绩，也能让他们体会到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这方面，日本走在了前面。 日本学校午餐的食物选择以营养均衡、种类丰富为原则。普通一份午餐包括米饭、一荤一素两种菜、一碗豆腐酱汤、一小盒牛奶和一份水果，颜色鲜艳、搭配和谐。传统上，日本人喜欢吃清淡的食物，很少有油炸食品。学校午餐很好地保留了这些传统饮食习惯，其理念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应该在幼年形成，并影响人的一生。 日本制定了“食育推进基本计划”，提出了9个必须达到的食育目标，例如“不吃早饭的儿童由4％减少到零”，“具有食品安全基础知识的国民达到60％”。从2005年起，日本所有小学开始配备正式的营养教师，对少食、偏食、肥胖的儿童进行个别指导，提供饮食咨询服务。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农村，让学生加深对农民和渔民的理解，更加珍惜“盘中餐”，不浪费一粒米。 在被誉为“美食之国”的法国，让孩子们吃好午餐是一件大事。在法国学校里，看不到零食和饮料自动贩售机，因为这已经被政府明令禁止。法国儿童打小就知道，如果不在餐桌上吃饱，将很难找到零食充饥。对于政府为学校午餐提供资助，几乎从没有人提出异议，即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法国政府宁可减少公共项目开支和削减公务员队伍，也不敢在学校午餐开支上打主意。政府制定了学校午餐营养指南，规定学校午餐必须健康卫生营养均衡，脂肪应非常少，每餐必须包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很多学校自己聘请营养师，营养师会与家长委员会合作确保午餐健康卫生营养均衡。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真切。农村“微腐败”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从各地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农村“微腐败”已成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工作重点。 此前，甘肃省酒泉市通报了该市金塔县古城乡旧寺墩村原党总支书记王世海案件。王世海利用职务之便，将县财政局拨付的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补助资金中30407元用于个人搭建温棚使用，并采取虚报的方式，侵吞集体资金1.5万余元。 “近年来，村干部虚报冒领甚至挪用套取补贴补偿款，已经成为农村基层腐败的一种典型模式。从我们查处的案例来看，此类腐败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福建省漳州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类虚报冒领现象多发生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近年来，农村的许多青壮年常年出外务工，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在农村留守。由于受限于知识水平等原因，这些留守人员往往不熟悉国家的相关政策，对村务更是很少关注。村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他们难得知晓；特别是那些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留守人员根本不知就里。“五要”工程等，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摆设；那些张榜公示的村务，其实就是“墙上挂挂”而已，村民很少光顾和注意。所以，“歪嘴和尚念歪经”的事情，便屡屡发生。 “有些村干部认为，替村民做事，顺便给自己谋点福利是小事。”福建省诏安县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对记者说，一些村官潜意识里就认为自己是村民的“父母官”，想怎样就怎样。有了好处要分一杯羹，在一些村干部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 于是乎，本应是老百姓养命钱的补贴款，被一些村官巧取豪夺、“雁过拔毛”，想方设法据为己有，并且根本不当一回事。 2015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纪委通报了13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典型案件。其中，该市扶绥县渠黎镇碧髻村委会原治保主任陆少勤，因在协助开展征地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9户被征地村民“好处费”，被开除党籍。 “随着现在惠农、扶贫政策越来越多地出台，从政策最先100米落实到田间地头，到广大农村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最后100米的问题。这些惠农款、扶贫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救命钱、安家钱，但对于一些基层硕鼠来说，它是唐僧肉。” 近年来，以暂存代管为幌子，克扣侵占“三农”资金的案件不断涌现。在农村，一些村干部一贯信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有的打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些钱不能存入个人账户”的“帽子”对付诘问，有的以农村财务不规范、不完善为借口，将村集体资产储存到个人账户，妄图瞒天过海。 专家表示，一些村干部抵制不住金钱诱惑，企图通过暂存代管等方式，“瞒天过海”侵占资金。“以这种方式侵占村民资产的贪腐，具有更强的隐蔽性。”福建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为民做主”，往往是村干部的一种托词和惯用伎俩。他们以为这些钱存进银行，神不知鬼不觉，村民根本无从知晓，如果上级追问也可以搪塞一阵子。有此“良策”，等于贴上一道“平安符”。一旦东窗事发，遇到媒体追问或纪检监察机关追责，他们就会编出“无可奈何”“财务把关不严”等一套套戏码，把自己伪装成“替人做事还代人受过”的无辜样子，妄图掩饰心中的“小九九”。此类现象更值得注意和警惕。 2．“过去几年里，反腐败工作扎实有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四风’工作持续推进，不敢腐的氛围正在形成。”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A说。 2016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举措、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上面九级风浪，可基层个别地方或纹丝不动或波澜不惊，正风反腐的压力还有待进一步向下传导。”全国政协委员B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B结合自身工作和走访调研，归纳出当前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几种表现形式：部分基层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骗取、截留、挪用涉农款物；部分基层干部在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方面以权谋私、优亲厚友、吃拿卡要；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骗低保、医保、社保的问题。 一位来自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向记者讲述了前些年他们企业那些不得已的苦衷：作为贫困县里为数不多的好企业，经常被一些部门“检查”“调研指导”。来者都是客，标准不低的工作餐得安排吧，临走时得带点小礼物吧。“陪检、陪吃、送礼，逢年过节之前，有的部门还必须去‘拜访’，费时、花钱，关键是牵扯精力。”这位代表说，“八项规定真好，给我们企业减负了，这种现象大大减少了。”他建议，正风反腐要加大力度，动真碰硬，对违纪违法的公开曝光，先把“不敢腐”的氛围在基层营造起来。 “要发动老百姓起来监督，损害自身利益的要举报，不符合党员干部标准、形象的，也要举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人民调解员C告诉记者，前些年，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有的明明不占理还扬言“我家亲戚在市里当干部，你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没人这样说了，为什么，怕群众监督，怕组织查处，不敢了，他也知道这样说就是害他那当干部的亲戚。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管全党、治全党，基层不能例外。”全国政协委员B说，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肩负正风反腐职责，更感到责任重大。她建议，压实党委主体责任。实践证明，党组织敢抓敢管的地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就少，对那些不正之风长期蔓延、腐败问题严重的地方，要追究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纪委要转变执纪理念和方式，不但要查处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的问题，更要对违纪苗头和“小问题”早处置、早纠正，及时对有反映的干部“咬耳扯袖”，让他们“红脸出汗”。 3．F街道T村村干部小莉，在当地颇有威望。 2014年，绕城公路修过T村时，小莉将自己一家人和兄弟姐妹享受占地补偿的清单，打印出来，贴在村里人员最集中的茶馆门口。当时有人用手机拍了照，专门到街道房管所对照核实。很快，小莉感觉到村民们的变化——更愿意亲近自己了。村民们说：冲着她敢把家里人的情况公开，小莉这个干部，我们信得过。 “如果不是直截了当公开情况，我就是有十张嘴也无法打消村民的疑虑。”小莉深有感触地说。 从2013年开始，F街道实施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十公开”制度，要求村干部必须主动公开自己及直系亲属享受的惠农惠民情况，严防优亲厚友，铲除“苍蝇式腐败”滋生的土壤。广大村干部表示，“十公开”制度，给了群众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个清白，实打实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2016年4月19日，T村村委会公示栏前，四组村民小宁认真地翻阅当年一季度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公示表，“公开好几年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我们老百姓始终还是关心这些，公开总比捂着好。”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前，“捂着”带来的隐患，F街道纪工委的同志深有感触。2009—2012年，在惠农惠民政策实行中，F街道收到反映村干部以权谋私、优亲厚友、中饱私囊的信访问题，每年平均达20件(次)，有的还是重复上访、多头上访。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存在虚报冒领、中饱私囊，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优亲厚友、分配不公等现象。比如，F街道X村原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就因为在农转非中为家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查处。 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说，仅2010—2012年，F街道就有惠农惠民补助18项，总金额达3460万元。而随着国家惠农惠民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投入的民生资金越来越多，村两委干部手中可分配的资源增多，为“苍蝇式腐败”留下了寻租空间。 为扎牢制度的笼子，防止“苍蝇式腐败”，2013年5月，F街道党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涉农涉惠政策“十公开”制度的通知》，要求11个村(社区)“五职干部”(支部书记、主任、2名综合服务专干、1名综治专干)及直系亲属，每季度公开其享受低保救助、危房改造、党员定补、种粮直补、土地复垦、计生优惠、农机补贴、退耕还林、家电下乡、扶贫慰问十项涉农涉惠的情况。其后，具体公开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如取消家电下乡，增加脱贫资金补助等内容。 在具体操作中，“十公开”制度有四个主要环节，即通过“申报、审核、公开、查究”，严密“封锁”村干部在优亲厚友中的寻租空间。 每季度第一个月的月初，F街道各村的群众已经习惯到村(居)委会门前的公示栏上，查看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情况公示表。 “这项制度实施起来并不复杂，每个村干部每年定期申报自己和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即可。”X村支部书记老徐介绍，主要由村党组织对村干部申报的真实性进行审核监督，自己作为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和纪律监督小组组长签字负责，“这些实际上强化了村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在老徐看来，“十公开”制度最核心的环节是公开。在X村村务公开栏前，有一个醒目的板块，专门以大号字体公示村干部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除了这里，还要在村民小组、村民集中的地方公示。现在，有条件的地方，还通过网站、微博、微信、QQ群、广播等平台进行公开，让村干部广泛接受监督。”老徐说，自己切实感受到了群众对此的关注度，每次更换各种张贴材料时，村干部这份公示表总是最破旧，“因为翻的人太多了。” “关键是让群众知晓。”T村纪律监督小组组长说，“公开是最大的杀手锏，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举报、会审核。” 而作为上级纪检监察组织，关键是在查究环节，加强监督。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表示，对申报不齐、不实、公开不力的村(社区)，在年度党风廉政综合目标考核中实行扣分处理，并给予其他相应处理；对群众反映村(社区)干部存在违纪情况的，交由街道纪工委核查，经查证属实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理；查证不属实的，将事实真相告诉群众。 这四招是否管用?F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说，2013年前在畜牧业发展的补贴方面，常有村干部弄虚作假、优亲厚友，“现在几乎没有了。” 对于“十公开”制度，村干部们表示欢迎。“只要不存在优亲厚友的想法和做法，这事并没有什么坏处。”Z村支部书记说：“就像一面镜子，时时提醒我们不要以权谋私。”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后的效果，出乎大家的意料。T村地处F街道开发建设区域，征地拆迁工作繁重，矛盾突出，但随着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补贴情况的公开，T村支部书记小张明显感觉到村民私下的猜测和抱怨少了，工作推动顺利多了。 小莉一家在当地是大户，兄弟姐妹多，征地时村民最担心她优亲厚友，而她正是看到了“公开”的好处，才想出在人群集中的茶馆贴“条子”这个办法，主动洗清嫌疑。“要说兄弟姐妹都不算直系亲属，但公开可以消除疑虑，没什么不可以。” “十公开”制度为村干部的“小微权力”戴上了紧箍咒。Z村的小荣任村综治专干后，主动对不符合条件的弟弟做思想工作，劝其自愿放弃了低保补助。老徐说：“至少村干部在打算以权谋私时，会认真地考虑一下其中的风险。” 据统计，2013年，F街道关于村干部优亲厚友等信访问题减少至5件(次)。到2015年，反映村干部及直系亲属违规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信访为零。 4．2016年12月，L县的农民反映，他们那里的多项惠农政策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农村低保发放混乱，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也拿不到，多数都进了村干部的腰包。 村干部腐败，被不少学者视为“最具离心力”的腐败，因为他们距离农民最近，因此，对村干部腐败必须零容忍。 村干部“位微权重”，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村干部权力虽小，但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权力地盘”。以农村低保为例，关于国家的农保、低保政策的实施，村干部在办事上有比机关干部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权力看上去不大，但是实实在在地在管事。只要管事或长期管事，权力就容易膨胀，就会被无限放大；有些村干部奉行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私分村级财物，收受红包礼金，贪图吃喝玩乐和钱财，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就损公肥私；更有甚者，刻意去追求权力的私有化，特别是把权力看成个人发财、谋利的工具。某位贪腐村官曾说“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要改变村官和村民的这些观念，应该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提高村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增强其权责意识。 防止村干部腐败，要在选人用人上下功夫，严把村干部入口关。对候选人进行认真筛选，确保候选人条件过关、素质过关，掌握并认真分析每个候选人的基本情况、生活阅历、工作经历，坚决杜绝不合格人员当选。另外，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规范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及选举人竞争行为，对换届选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贿选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并立即取消参选和当选资格。 上级部门也要对农村加强监督，对于逾越制度和法规的问题要加以严惩，形成威慑力。这里要发挥村民的作用，完善农村财务村务公开制度，让村干部接受上级部门和村民的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保障村民的知情权，防止基层腐败。 事实上，基层反腐的成功与否，事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改革的成果能否为全民共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分析说，为什么过去基层会有一些官员能卷走老百姓的血汗钱，就是因为一些制度存在漏洞，改革尚未完善。“改革本身就是要消除旧制度中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部分，同时要消除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带，逐步消灭权力运行当中的真空和漏洞。”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杨伟东看来，基层反腐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既有力度，又有深度和厚度。他认为，与“看得见”的力度相比，深度和厚度更为重要。我们的反腐不只是要处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让官员从内在改变。反腐的举措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基层完善运行的机制，让权力真正为基层群众服务，让百姓和官员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 5．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日前，中纪委通报125起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村(居)委会占七成。 近日，某网站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819名来自农村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农村受访者看来，目前村官腐败的4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44.8%)，玩忽职守、徇私舞弊(42.3%)，吃拿卡要、收受财物(41.6%)，侵占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40.4%)。本次调查的农村受访者中，66.1%的人目前在农村居住。对于接下来的农村反腐工作，80.9%的受访者表示期待。 小李是华北某县一名“包村干部”(上级派驻到村里联系工作的人员)，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和村干部、村民打交道。他说，他所在县的某村村长和村支书，用自己亲戚的名义，造假合同，把村里几块闲置的集体土地弄到了自己名下，之后卖给开发商牟利。有村民表示要举报，就被塞上几千块钱“封口费”了事。小李感叹道：“村官虽然是芝麻官，但有些贪腐行为很严重。” “我听一个村的村民说，他所在村的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村长的亲戚。该村村长换届选举时，班子成员每个人负责给几户村民‘做工作’，以让村长连任。”小李说，选举时，对于选民，这些村干部会亲切地称呼、拉关系。对于老年人，还会“关心”地说“会不会写字?我帮你写选票”，拿过选票并自作主张地写上前任村长的名字。“对于这些事，村民表面上大都不会特别在乎，一是缺乏选举权意识，二是怕得罪人。” 调查中，在受访者看来，村官存在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公款吃喝(31.9%)，冒领、骗取国家补贴(30.5%)，对各类民生投入资金截留挪用(29.6%)，克扣群众财物(25.5%)，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摊派费用(24.6%)，拖欠群众钱款(22.1%)，违规收缴群众财物或处罚群众(20.6%)，滥用公务用车(16.1%)等。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E认为，中纪委和地方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村官腐败之所以占很大比例，是因为他们处于权力体系的末梢，却掌握很多的土地、财政、人力等资源。在基层，权力更集中，村官是一个村子的一把手，加上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就容易出现腐败问题。“村官同时具备资源、动机、机会这三个腐败的条件”。 “基层腐败存在家族化特点。”E指出，一方面，一些村干部本身是该地方的大姓氏，会利用人数和家族上的优势，获得领导权。另一方面，农村选举中，存在不遵守法律程序的问题，采用“大哥拍板”的方式进行权力运作。 E还指出，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涣散的问题，村干部思想观念落后，能力跟不上。“这与村干部自身素质有关系，也与人口迁徙、人员外出务工、村镇空心化有关系”。 在E看来，村官虽小，但贪腐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小官大贪’的案例屡屡曝光，有些村官掌握着大量资源，腐败金额巨大。另一方面，村官等基层干部与群众距离近，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百姓心中政府的形象，影响着上级政策的贯彻执行。” 小李说，自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他感觉村官选举程序比以前正规了，明目张胆贿选的现象有所减少，村里地痞流氓少了，村官涉黑的事情也很少听说了。不过，他同时表示，村干部选举中的拉票行为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得更隐蔽。“比如以前选举前，有的村长会请村里党员到饭店吃饭，现在会注意把时间定在晚上。” “我一直关注反腐新闻，希望以后农村的风气也能变一变，村官更廉洁一些，让我们这些在村里生活的老百姓心情更舒畅一些。”一位村民说。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一)牡丹节、玫瑰节、桃花节、梨花节、苹果节、西瓜节……近年来，各地举办的节庆活动数不胜数，相似之处是均冠以“文化”的名号。开幕式要隆重，剪彩领导的级别要高，文艺表演最好有大明星，之后再搭配一些商贸签约合同……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多请一些媒体记者造势。可以说，很多参加过文化节庆活动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不管如何巧立名目，各地借“文化”旗号打造的节庆活动，内容都是千篇一律，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某地一位曾组织过文化节庆活动的官员透露，说是文化节，其实节庆的内容与文化确实关系不大。“文化只是个‘噱头’，挂上这个名号会比较时髦。”这位官员表示，尽管当地对于活动举办也有争议，但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地并没有取消文化节庆的意思。 如果说文化节庆上的商贸签约与文化不太“沾边”，各地举办的文化论坛可谓煞费苦心。一位业内人士曾说，“论坛”不仅会让文化节看上去显得更加“有文化”，而且背后还有一本经济账——举办论坛成本相对较低。 地方政府热衷举办文化论坛的目的通常有两个，一是通过论坛可以使专家学者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言献策，二是以论坛为由头，可以吸引客商到当地投资。 有专家认为，由于来的学者都是由当地政府邀请的，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会在发言中将真实的想法隐藏，而说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结果是催生了一些到处“走穴”的“学术明星”。 (二)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有利于提升民族创造力，增强国家文化水平，节庆活动恰好为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提供了一个平台。 从运作模式来看，当前各地一些文化节庆活动尚未摆脱“官办”模式的束缚。政府在节庆中唱“独角戏”，一方面，会造成财政的压力和资金的浪费，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节庆活动运作上专业性不足，往往导致节庆效果不够理想。 目前全国各地的节庆活动，主要有三种模式：政府主办，政府主办、企业承办，企业主办。由于节庆活动需要多方面协调，政府主导有一定的合理性。著名经济学家王珏认为，“政府办节、公司经营、社会参与”应当成为今后节庆活动的主要模式。 节庆活动从设计、策划、组织、运作，到人力、物力、财力，都要赢得民间资源特别是民间人才和民间资金的积极投入和聚集。只有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才能提高节庆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有专家指出，在文化办节方面，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积极转变观念，“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工作重心放在对节庆活动提供宏观指导，制定行业标准，加强对安全、环保、秩序、质量等方面的管制上。 (三)文化节最早出现时有个时髦的说法，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本身的地位日益重要，于是，文化搭台、文化唱戏，纯粹展示文化，又成为一些文化节的主旨。时至今日，有些文化节由政府或企业出资，目的就是打造文化名片，展示中外艺术精品，为市民提供精神食粮，公益性占重要位置，不大追求经济效益；有的却是盲目跟从办节风，互相攀比，效仿别人。 在某些地方的领导看来，当地如果没有节庆，似乎就是文化“没底气”，更是经济“没活力”。于是，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乡村、山沟，常常能见到一些不知名的节庆，而且不乏雷同，却要比个高下。 专家指出，正是由于没有或不重视培育节庆底蕴，一些人造文化节庆只能靠各种论坛、博览会、招商会、展销会“充门面”，规模小、档次低，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极大地浪费了各种社会资源。进一步反思，不少文化节庆由于缺少挖掘文化和精神内涵，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已经出现被商业“绑架”的趋势。 专家表示，节庆活动为一个地方整合和优化文化特色资源、发展独具魅力的特色文化产业提供了宽广的舞台。 倘若在办节前多听听民意，增加一些实地考察，加深对本地文化资源的挖掘，文化节庆必将发挥其积极意义。 (四)据统计，云南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由各级政府作为主办单位的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有146个之多，这还不包括各地群众自发的节日。除了中国人共同的节假日外，每周平均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节庆活动在举行。过节是人民富裕、民族和谐、社会繁荣的标志。近年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节日成为一个地方人文风情的集中体现，也成为一个地方旅游资源、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时机。许多节日正在上升为一个地方的“立体营销”行为，为地方的宣传和各项事业的推动打开了一道门。 根据对云南近100个县市区文化产业办的官方调查统计，云南每年文化节庆活动的政府花费都超过2亿元，这些节庆活动直接带动的社会消费超过100亿元，这还不算拉动的潜在投资等，云南大部分的文化节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知名节庆活动策划人岳景明认为，到现在为止，云南文化节庆产业领域的成功代表就是：一瓢水(泼水节)、一把火(火把节)、一场舞(目瑙纵歌节)、一朵花(罗平菜花节)、一捧“泥”(摸你黑狂欢节)。 泼水节和火把节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有很多游客甚至海外游客不远万里而来就为参加这两个节庆活动，这足以说明它们的成功。罗平的油菜花节成功地推动当地菜花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经济、旅游跨越发展也是人所共知，云南人几乎提起菜花就想到罗平，这种标签式的植入让受众记忆几乎无法剥离“罗平”和“菜花”。而景颇族的目瑙纵歌是文化节庆活动中少有的文化遗产，影响力正在逐年扩大。 在1998年云南罗平推出“菜花节”时，文化节庆活动在云南还是新鲜事，后来各地政府逐渐发现文化节庆活动对于展示地方文化、推动地方旅游事业发展是一次综合性的营销活动，文化节庆活动承载着政府公关、市场宣传、招商引资等使命，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乎，各地政府纷纷拿出各自文化法宝，别出心裁地打造出了各类节庆活动。 当“过节”不再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文明传承而成了一个产业，成了一个营销活动的时候，必然有一些节庆活动经不起市场的推敲，迟早会湮灭。 在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几乎每个县都可以提出一两个有差异化的节庆活动，于是云南文化节庆活动仍在不断涌现和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节庆活动都值得办，不是所有的节庆活动都能走向未来，没有正确规划的节庆活动只会是劳民伤财，云南的众多文化节庆活动只有理清思路，方能阔步前行。 在民俗文化基础上创造或者推广起来的文化节庆活动首先是一个营销活动，是一个城市或者地方的营销利器。一个地方，也可以像一个企业那样用心经营。地方营销应当突出特点，发现优势所在，提高竞争力。“地方营销”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比较明显的内涵。地方营销力求将地方视为一个企业，将某地方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方式向购买者兜售。 它包括一个地方内产品、企业、品牌、文化氛围、贸易、环境、投资环境乃至地方形象和人居环境等全方位的营销。它是通过树立地方品牌，提高地方综合竞争力，广泛吸引更多的可用社会资源，推动地方良性发展，满足地方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营销科学。文化节庆活动绝不是一场自娱自乐的作秀。 节庆活动的命题要有宽广的视野，有广泛的受众面，要抓住时代热点，如保山某地正计划推出“黄龙玉文化节”，对于区域性强的文化命题应该易于外来游客参与。 在一个地方区域有影响的节庆，要在整个云南地区做宣传，在整个云南有影响的节庆，要面对全国市场做宣传，在国内有影响的节庆，要面向全球做宣传。办节庆活动如果不宣传就没有价值，宣传经费至少应该占到总费用的30%以上。 节庆活动能带给普通大众什么样的感受是决定节庆活动生存发展的根本，不能将受众当做单纯的观众；应该设置和策划一些容易让大众参与能找到快乐，最好还能有文化寻根的互动活动，增强节庆活动的立体参与性。 文化节庆活动可以常常创新，但至少要有一个经典活动贯穿始终，就像春节过了几千年有些东西是从没改变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举办了200年，喝啤酒大赛从来没有改变过。 只有把地方特色展示出去才是“营销”，没有地方特色的演出是恶俗的文化垃圾，不分主题邀请明星演出甚至成为主要内容是让垃圾更昂贵。 (五)目前，很多地方都在办文博会，虽然各有特色，但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认为，与百姓最亲密接触、最“接地气”的文博会是在合肥。 “我关注了合肥举办的六届文博会，变化很大。前几届的展出内容主要是文化纪念品，现在已经涉及到文化产业各个领域的展览。”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说，尤其是合肥文博会每次展览都有很多可让老百姓购买的产品，这对促进老百姓参与到文博会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法。 王石还透露，安徽省现共有91个节庆活动，省政府有想法从中挑选十个节庆，作为全省重点节庆来推广，“合肥文博会很有希望”。 除了文博会，合肥还有中国龙虾节、摘桃节，并且中国龙虾节已经排到全国节庆前50强。但王石说，这些纯属于经济类型的节庆，可能更看重经济价值，以促进产品的销售为主，好的节庆需要更多地注人文化内容。 在谈到合肥现有节庆的举办状况时，合肥中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石璐认为尚有“短板”。她扳起指头数起来，除了文博会，合肥主要的大型节庆是新春城隍庙庙会、合唱节等极少数的群众活动，而且这些活动与其他地方的比起来并无太大差别。 “合肥办的节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特色，没有好的题材。”石璐列举了西安城墙马拉松赛、鲁班节、四川自贡灯会、宁海县的徐霞客开游节等极具地域特色的地方节庆。她说，合肥的节庆缺少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做支撑，对现有的历史资源挖掘不够。 节庆组织需要反思改革开放后节庆举办中出现的问题。“一个是太多太滥，另外就是铺张浪费。”王石说，全国很多地方现在办节庆喜欢搞效仿，节庆不仅缺少特色，甚至出现严重的雷同，一搞节庆就“砸钱”，一个极具历史韵昧的节庆也要请明星来开演唱会，将节庆当成形象工程。 “更奇怪的是，现在地方办节庆明明是文化内容的，主办政府却每次都要在节庆中搞签约、搞招商引资。”王石说，这种借群众节庆搞经济招商的行为，已经让群众节庆举办方向偏离了文化价值。 王石提到了西安的老子文化节，每到节庆这一天，七八十万的群众来参加，不用政府任何动员，这在当地已成为一个风俗。“一个节庆受老百姓欢迎，不需要政府花钱喊人来，只要节庆的内容好，群众会很自觉地来‘捧场’，有文化的节庆才有生命力。” (六)瑞士文化产业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活动。瑞士节庆活动一年到头几乎不间断，其中既有传统的复古节庆，也有现代音乐游行。这些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和游客参加，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节庆经济”，成为瑞士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瑞士节庆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尽可能广泛地面向民众，吸引瑞士甚至周边国家的大批观众和游客积极参与。瑞士国家虽小，但举办的节庆活动动辄吸引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大大超过举办地人口。 一年一度的“日内瓦节”吸引的游客保持在200万人左右，欧洲规模第二大的电子音乐街头游行——“苏黎世街头音乐游行”参加者达80万，欧洲最大的露天摇滚音乐节之一“尼翁帕里奥摇滚音乐节”观众达到数十万。 瑞士节庆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内容丰富。有四年一度的萨永古镇“中世纪节”、一年一度的日内瓦“登城节”等再现古代生活的复古节庆，有沃韦街头艺术节、日内瓦音乐节等街头表演，还有纳沙泰尔葡萄节游行、夏末奶牛下山、冬季洋葱上市等生产生活节庆。此外，还有阿尔卑斯长号、牛铃、小手风琴、“约德尔”演唱等传统民族音乐、乐器表演比赛节庆。 瑞士节庆文化活动主要由各地政府、旅游局、行会、协会举办，很多都得到了在瑞士的著名国际企业的赞助。 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加上每年上万场的国际会议以及日内瓦汽车展、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钟表展等世界著名会展，引来大批外国游客。瑞士日内瓦、苏黎世、巴塞尔等主要城市的酒店入住率很高，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 由日内瓦市政府和旅游局举办的“日内瓦节”，每年8月举办11天。“日内瓦节”的主要内容是在莱蒙湖西端日内瓦市区的U形湖畔设立“嘉年华”式游乐场，举办露天音乐会、焰火晚会、酒吧招待托盘快走比赛、无机动车日等活动，此外还设置旅游纪念品商亭，并有各国风味小吃。 “日内瓦节”每年能够吸引游客200多万名，为日内瓦旅游服务业赢利超过1亿瑞士法郎。据“日内瓦节”主办方统计，每晚到“嘉年华”游玩的游客达8000人，日内瓦市酒店因而常常爆满。“日内瓦节”期间，日内瓦出售手表、巧克力等商品的商店迎来可以与圣诞节媲美的销售旺季，营业额甚至比平时增加4倍。 日内瓦市负责文化的官员称，举办“日内瓦节”的目的一方面是活跃大众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也就是以文化、节庆拉动经济。 瑞士众多的节庆文化活动，除了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之外，也为瑞士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瑞士各地音乐节演奏者许多是业余爱好者，每年8月在日内瓦普雷尼一尚贝兹镇举行的“阿尔卑斯节”是规模较小的音乐节，游客观众不足千人，但登台演奏的阿尔卑斯长号、瑞士小手风琴、表演的山歌“约德尔”，还有台下响起的牛铃，浓缩了瑞士传统民间音乐的精华。 记者在一次“阿尔卑斯节”上看到，演唱瑞士山歌“约德尔”的都是业余爱好者，他们每周合练一次，经常到各地演唱。 “约德尔”是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一种特殊唱法，山里牧民用长号和喊声呼唤他们的牛羊，也用歌声向山间的亲朋传递情意，千百年来深受瑞士人的喜爱。瑞士联邦“约德尔联盟”已有百年历史。“约德尔节”每3年举办一次。 2009年的“约德尔节”参加者达36万，演唱者1.2万。民众的积极参与是瑞士传统民族音乐世代传承的主要原因。 据当地观众介绍，瑞士传统民间音乐演奏、演唱者都是业余爱好者，国家没有专门的演出团队。在“阿尔卑斯节”现场，瑞士民间音乐协会设置摊位介绍协会工作、招收会员。协会全靠会费运行，每4年举办一次瑞士联邦民间音乐节，定期向会员通报瑞士各地传统民族音乐节庆活动，资助青少年业余爱好者学习传统民族音乐。 瑞士节庆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民众的参与度非常高，许多活动甚至是全民出动。位于阿尔卑斯山谷的古镇萨永保存完好，2011年9月中旬举行了四年一度的萨永“中世纪节”。全镇居民用麻布、芦苇、草席遮盖路牌、水管、门牌等现代标志，尽可能恢复小镇中世纪的原貌。小镇居民与来自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近500名艺术家、群众“演员”身着中世纪服装，再现古镇生活，观众买票进入古镇参观游览。 日内瓦每年12月举行的“登城节”，纪念1602年12月11日抵抗入侵、为捍卫独立而进行的殊死战斗。在3天节日期间，漫步在日内瓦老城，仿佛置身于17世纪初的欧洲古城。身着古装的男女老少，扮成17世纪初社会各阶层的人，有的在老城狭窄的街道上叫卖登城纪念饰条和纪念章，有的摆设摊位供应著名的“登城汤”，还有的组成军鼓队、短笛队、长矛队和火枪队，踩着鼓点围着市政府、教堂等当年的战场行进。热闹的“登城节”呈现给各国游客的是以日内瓦老城为舞台的历史剧，也是给日内瓦市民重上一堂生动的国民教育课，提醒市民珍惜经过同仇敌忾、殊死战斗保住的自由。 除大众化的“狂欢”之外，苏黎世、日内瓦等城市著名的交响乐团在全国各地巡回举办音乐会，每场都能吸引很多热爱高雅艺术的观众。 瑞士城市无论大小，都经常举办音乐会、展览、民俗节庆、大众运动比赛等活动，为人们提供了“足不出城”的休闲活动。 (七)2013年3月13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回应热点问题。 当前，中央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但有群众反映文艺演出追求大场面、大制作，有时一台晚会要花掉上亿元资金。蔡武回应这个问题时强调，“政府不能拿公款请明星演出”。 蔡武表示，过去几年中，一些艺术活动特别是各类形式的晚会中，大制作、追求豪华甚至奢侈浪费，盖过了艺术本体，这是不良习气。文化部曾发文明确指出，各地的晚会要控制成本，且要审批，其中特别不允许地方政府拿着公共预算的资金请大腕明星。 蔡武表示，文化部将从严审批关于节庆活动等各种文化活动。特别是针对政府主办的各类节庆活动，中央中办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管理办法，文化部作为清理整顿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进一步严格控制政府主办财政出资的节庆活动，严格禁止使用财政资金邀请各类名人明星参与活动，严格控制在节庆活动期间举办大型的各种文艺晚会。 蔡武表示，将从源头上遏制大制作和公款请明星的现象。同时，集中力量做好示范，比如中国艺术节、北京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体现勤俭节约，突出艺术本体，反对比拼名人效应，反对铺张浪费。 有网友提出，不少地方挂着文化产业园的牌子，却圈地搞房地产。对此，蔡武表示，目前文化部命名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只有8个，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概有240多个，标准很严格。另外，广电、新闻出版系统过去也命名过一些产业园区，但大体上都有标准。文化部在了解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后进行了调研，提出要建立退出机制，也就是说，不符合条件的文化产业园要摘牌子，目前已经摘了两个。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把文化放到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蔡武表示，担任文化部长5年，有一个深刻感受是，过去文化建设在地方政府日程中，说起来很重要，但实际是被忽略的。因为它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也就是个花钱的单位。但这几年，文化建设开始从边缘地带逐渐向舞台中央靠拢，人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文化，不能腰包鼓起来了，脑袋却空了。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2010年5月7日下午，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受邀参加第六届大连住宅与房地产业高峰论坛。正当他准备开始做主题为《2010房地产发展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现场演讲时，一双破旧的皮鞋从台下砸向了他。 “看来．我的礼遇比得上总统了。”和布什一样躲过了“鞋袭”的任志强当场自我调侃。然而，现场气氛却因此陷入一片尴尬。 其实，在这一轮“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之下，开发商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而向来作为国内房地产业“风向标”的北京楼市，在“五一”期间，成交量仅7套。 面对房价的肆意疯涨，十年罕见的大力度楼市政策调控大幕在2010年的4月拉开，从中央到地方。新政相继出台。从信贷政策调整到供应结构调整，从规范拿地到规范期房销售，从增加供应到限制需求等等，政策的触角延伸到各个层面。 4月1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4月17日，中国政府网刊登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或“国十条”)。 此后。一系列配套措施相继密集出台。 “尽管近几年中央一再声明要抑制房价增长过快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像今年这样高密集、大力度的政策还前所未见。”经济学者孙飞分析，中央之所以在今年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住宅已经沦为了一种投资品。” “住宅是商品，但也不仅是商品，还是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目前中国的保障房体系还没有健全，商品房又供不应求，住房是严重稀缺的产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资源垄断下的资源稀缺导致的市场失灵，商品房稀缺、保障房更稀缺、土地被政府垄断了也是稀缺的，然后卖给开发商又被开发商垄断了。”孙飞说，特别是在住房沦为投资品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已经非理性，并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十条”来势汹汹，但作为一项面向全国的《通知》，“国十条”并未在细节方面作出太多的硬性规定。而在这一轮调控中。最让市场“尖叫”的。就是4月30日北京推出的地产新政——“京十二条”。 4月30日，作为“国十条”的地方配套细则，《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以下简称“京十二条”)出台。在“国十条”为地方政府留出的具体操作空间中，北京市全部执行了最严厉的上限，细则比中央政府的《通知》更加严厉。因此，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如此评价：北京地产新政是对住房市场“最严厉的政策”。 2．尽管北京地产新政颇受争议，但目前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新政出台究竟对北京房地产有何影响? 根据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信息显示。新政出台后，在25个新取证项目中．有14个项目至今处于零成交或近零成交的状态。此外，北京住宅土地市场也遇冷。在5月7日北京集中招标出让四块住宅项目用地中，顺义区马坡镇新城9号地西侧地块意外流标，现场参与投标的几家开发商给出的价格均低于16．5亿的招标底价，有的开发商甚至只给出了7．6亿元报价。 “目前北京楼市正处于胶着状态。”5月11日，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由于各方都在观察北京楼市的不确定性，政府的相关动作将起关键作用。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建设部房地产估价与房地产经纪专家委员会委员郭松海也深表赞同。“事实上，回顾国家历年对于房价问题的调控措施，几年过去了，关于70％保障性住房的问题还是一直没有得到落实。”郭松海说。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在政府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下，房地产行业成为直接受益者，借着大量信贷的进入、刚性需求的爆发等“东风”，中国房地产业如过山车般直接从“炎冬”进入“盛夏”，直到此轮调控政策的出台。 “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不在市场，而在土地改革。房价现在会高。主要是因为土地供给不足。政府如果不在供给这方面切人，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刘慧勇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老鼠不缺房子，因为没有限剑老鼠扛洞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梁季阳也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他指出，过高的房价和房地产的暴利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公平，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过高的比重，挤压了其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的资源分配、金融支持和发展空间，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梁季阳委员对规范完善房地产市场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从财税体制改革人手。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第二，禁止房产投机，遏制住宅投资，遏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行为，例如，对住宅空置者征收闲置税，也可以借鉴韩国的一户一宅、多宅重税的政策。第三，以土地管理变革带动房地产业改革，逐步建立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的健康发展模式，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 3．继北京出台楼市新政细则之后，5月17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包括18条实施细则。近年来，上海投资者在浙江购房不少，在上海细则尚未出台之际，浙版细则的出台备受各方关注。 浙江细则提出．要全面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首套房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要求贷款首付不低于30％，二套房首付不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对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应大幅度提高，具体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确定。 如果个人把购买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将全额征收营业税——这是浙江省政府为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严格限制炒房而出台的差异化政策中的一项。 与这项政策相对应的是。个人把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而把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个人，则免征营业税。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浙江省规定：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转让其他住房，未提供完整、准确的房屋原值凭证，不能计算房屋原值和应纳税额的，各地可在国家规定的1％一5％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范围内，临时性适当提高征收标准。 浙江省还要求各级税务部门强化对二手房转让环节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及时做好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申报资料的审核工作。税务部门可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采取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办法强化土地增值税的清算管理。 此外，江省除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外，在公积金贷款使用方面明确规定：家庭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给予优先保障；家庭购买第二套或第二套以上住房的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将从紧控制。 据悉，浙江还将开展房地产市场的清理和检查，对所有在建商品住房项目进行一次调查摸底。全面清理已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准确掌握已预售、正在预售和尚未预售的商品住房数量情况，对已取得预售许可尚未公开销售的。要责成限期公开销售。浙江细则中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大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的曝光和处罚力度，性质恶劣的依法取消房地产市场经营资格。 4．关于房子的话题总能获得舆论的普遍关注。 Y专家：房地产调控新政已经满月．尽管调控导致房产成交锐减。但房价仍然“高企”。那么，如何打破这一僵持状态?在我看来，减少个人在住房购买时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如个人按揭贷款)，或言“去杠杆化”或“去金融化”，实际上就是房贷紧缩，对本次房地产调控的成功与否尤为关键。因为。推动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根本动力或根源之一，就是所谓的“金融产品创新”——已被广泛接受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无穷魅力，是因为银行普遍将个人住房按揭视为优质资产。个人则可以通过按揭贷款将自己未来的收入超前用于住房消费，由此也无限放大了个人的即时消费能力。 F会长：企业有红帽子、黄帽子和绿帽子，而面对房地产新政，房地产企业只有戴“绿帽子”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家一定要面向未来。制订绿色战略规划。我认为。做绿色建筑是房地产企业应对未来挑战的法宝。 T学者：我认为2010年浙江省各城市的房价不可能继续非理性的上涨。今年房地产市场形势既不可能延续2009年火爆的态势，也不会迅速出现2008年的奋进，总体会呈现出平稳过渡的态势。随着市场供给的逐步增加，房价将不存在继续上涨的压力，但是2009年高起的地价也缩紧了2010年房价下调的空间。 首先。随着国家对投资投机需求遏制力度的加大，以及房价短期快速上涨的销售，市场的投资投机需求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特别是当实体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以后，之前流人楼市的流动性资金将部分返回到实体经济，减少投资性和投机性的需求。其次，在市场需求回落的同时。浙江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有望进一步增加，受2009年市场行情的影响，众多开发商都在下半年增加了项目的开工量、提高了开发节奏，在供求关系逆转的情况下，今年浙江省各城市的房价不可能继续非理性的上涨。 5．房子问题已经不是谁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全国的问题，可就在这样一个国家性问题上，各地房价仍在不断上涨。新房涨，转手房也跟着涨。有媒体报道杭州转手房涨幅高达11．7％，部分转手房涨幅更是达到了30％。 其实，房价上涨的原因，不用政府多解释，老百姓也知道是什么。商业地产成了所有行业中暴利最大的行业，个中原因，并不像某些政府部门或者房产商解释的“外地人口多，需求量大等”那样简单。 随着杭州各条地铁线的建成，地铁沿线的房价也即将飙升，形成全城房价一片红的“大好局面”。4号线、6号线和“遥遥可待”的12号线将杭州全城来了个“大满贯”——这对经过区域的房价带来了极大利好消息。 杭州某商业地产经理就解释说，新政也遏制不了大兴(地铁5号线经过部分区域)房价的上涨趋势，只是放缓增长速度而已。同时，他还预测说明年大兴地铁沿线转手房的房价将稳定于每平方米1．1万元左右。大兴区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则显示，转手房价格为5058．1元／平方米；在商品房中，普通住宅和高档住宅的同比,~i-t‘价格分别为5915．2元／平方米和’7979．2元／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7．1％和28．1％。 在一个新房逐渐退居二线．转手房上升为主角的时间段里，更多的老百姓愿意购置转手房，但是。这一趋势却也让商家和代理公司看好，转手房价急剧上升，成为老百姓心头的又一块沉重的石头。 而在社科院公布的全国白领工资标准中，杭州的是5000元。若是要以这个经济能力买房，不要说购买新房会成为房奴，购买转手房也照样会成为房奴。而能够月挣5000的人又有多少? 杭州统计局2005年发布的数据可以佐证。杭州城镇居民平均工资32808元(平均月薪为2734元)，其中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32808元及以上的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为35．9％，没有达到职工平均工资的人数占64．1％。也就是说，中低收入者在工薪阶层中仍占大部分。 转手房买不起，那就买政府的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吧。可是，也先别乐观。经济适用房仍然是层层限制，价格蹭蹭上涨，一个房号都可能卖到十几万，房子买下来能便宜吗? 与此情况相反的是，杭州的房屋入住率却不高。有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0月底，全市待售期房住宅有66804套，可售面积948．2万平方米，套均面积达到142平方米，实际空置面积为893．9万平方米。 一边是老百姓买房难，住房不起，一边却是房屋人住率低，真不知道在转手房也不断上涨的现在。咱老百姓还能住哪? 6．为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炒作．美国政府运用利率和税收等方式调控房地产市场。 比如，当政府预感到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迹象时，就会通过提高利率来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由于美国大多数购房者都是用房屋抵押贷款买房的，利率上调意味着购房者的购房成本上涨．这就有助于抑制房地产市场降温。美国的税收政策也是旨在阻止人们短期炒房。按照美国现行税法，如果购买房屋不到两年就出售的，所赚取的利润(即买卖差价)就要交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5％到39％不等。美国房地产开发商虽希望房地产市场繁荣，但却不愿意看到投机者在房地产市场上过度炒作。因此往往会在售房合同中写明“业主买房后最少要等一年后才能出售”．有的甚至还加入“反投机条款”，该条款要求购房者提供证据，证明他们买房的目的是自己居住．如果新房在一年内被转手，购房者将受到处罚。另外，在美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中，联邦政府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使用联邦住房支出的资金时，联邦政府会按照各种项目以及税收减免方案，将资金和税收减免额度拨给州政府；州政府在此基础上继续投入资金，进一步分配给辖内地方政府；县和市政府在使用这些资金的同时，也会配套一些投入。根据相关资料，美国联邦政府在住房方面的支出约是州和地方政府的20倍。 德国人买房需要缴纳两种税收：一种是房地产所得税，另一种是地产税。德国推行的是以“收入和支付能力为导向的税收政策”，而不是以不动产或固定资产的多少为依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保障了国家的税收来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调节社会分配，避免少数人在短时间内成为暴发户。以“收入和支付能力为导向的税收政策”，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稳妥。也就是说，收入越高，消费越多，对国家的贡献也就越大。德国实行的是累进制的税收政策，利息、分红或股票收益也不例外。当个人的收入，包括利息、分红或股票收益，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税率也就相应提高。德国也有买房用于投资的，但这基本上都属于公司或法人的行为。国家的税收政策是让个人发不了大财，个人得到的回报仅仅是社会的平均利润。至于投资房地产，然后用于倒卖投机的，在德国这种投机的社会空间极小，偶尔成功了。得到的利润也要向国家缴纳7％的税收。作为个人，如果在两年之内有3次买卖房屋的记录。那就必须登记，上升为法人或公司行为，公司的行为就要征收营业税，否则就属非法经营。 7．1月21日，浙江省城市住房工作会议于在杭州召开。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住房保障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于当日正式出台。 《意见》对百姓最关注的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建设，不符合保障房条件又无力购买商品房的“夹心层”群体，及抑制房价过快增长都给予了重点阐述。 会议明确了2010年的工作重点是“1313”保障性安居工程，即新增廉租住房保障家庭1万户以上，新开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300万平方米以上，改造城市旧住宅区、危旧房100万平方米以上，新开工建设其他政策性支持住房300万平方米以上。 至2009年底，全省累计有5．4万户家庭享受了廉租住房保障，但只占城市家庭总数的1．1％；经济适用住房累计保障约30万户，也只占城市家庭总数的6％，两项合计只有7％。按“131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进度，到2012年，就可以实现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逐步覆盖到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的目标。 照浙江省副省长陈加元的说法，我省对保障性住房是“不差地也不差钱”。先说地。据省国土资源厅统计，去年全省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1429．1公顷，占比为27．1％。按1：1．2的容积率计算，可建设保障性房源1715万平方米，远高于去年实际开工的332万平方米。用地不成问题。 再看钱。到去年底，全省累计归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37．95亿元。累计支出17．18亿元，还有20．77亿元资金没有使用。甚至还有两个设区市去年财政预算没有安排一分钱于廉租住房建设。去年全省土地出让金入库数1960亿元，按规定可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39．2亿元，实际仅提取4亿元，也有两个设区市没提取一分钱的土地出让金收益用于廉租住房建设。 副省长陈加元说，保障房建设不差地不差钱，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心。 接下来省政府将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落实情况报告检查制度，对未按规定落实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市县政府进行问责，并采取相应的制约措施。同时对保障性住房用地不落实、擅自挪用土地指标的县市政府也要采取相应的制约措施。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会议上指出，当前我省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不是供求矛盾，更突出的是结构性问题。 因此，今后将着力调整优化住房供应结构，加快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和供给。金融机构要加大对这类住宅建设的信贷支持。普通商品住房供不应求、房价涨幅较大 的城市，要着重增加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的用地供应，加大闲置土地清理力度，盘活和利用存量土地。 吕省长说，要加强房地产市场全过程监管。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和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严格规划设计、施工许可管理，依法查处恶意炒作、炒卖房号、捂盘惜售等违法违规行为。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2017年全国两会上。有关“提振文化自信”“传统文化复兴”的话题，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他们纷纷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自信有着深厚底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A以《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例，阐述了中华文脉绵延相传、牢牢扎根在民间的观点。在他看来，“诗词大会现象”再次印证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何止是《中国诗词大会》，近期，《朗读者》《大秦帝国之崛起》等一大批影视作品相继热播，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收获大批粉丝，《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火热进行，语文教材中加大融人传统文化教育比例……都让人触摸到传统文化的“热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B认为，传统文化从“冷”到“热”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崛起的中国极大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发扬光大传统文化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自觉意识。
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小组讨论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传统文化”的话题更引起众多艺术家热议。全国政协委员P说，树立文化自信要充分认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热”起来，还要“传”下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引发了各界学习讨论的热潮。如何坚定文化自信、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Z说．真正的文化传承应体现出文化自觉，要进行创新性的文化传承。“创新性的文化传承，就是以文明进步为旨归的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不断有新的价值意义被发现、被阐释，并在阐释中被增值。”
全国人大代表M以昆曲创新传承方式为例，说明传统文化应当走进大众尤其走进青少年。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名家Y也表示，“京剧进校园”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们并不需要把孩子都培养成京剧演员，而是让孩子们通过欣赏，通过尝试唱、念、做、打，来接触美好的艺术。京剧的内容，会让孩子们懂得怎么爱国、敬老、做人。”他认为，除了京剧之外，我国还有许多传统文化艺术种类，也应该为青少年提供了解的渠道。
如何以“互联网+”为文化传承插上翅膀，是许多代表委员思考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L举例表示，北京故宫微信公众号推出的“雍正萌萌哒”动态图片，以及南京博物馆采用扫二维码听“博物馆故事”的尝试，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在网上转发，这种新的传播方式让人印象深刻。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W则正在进行文化保护数字化、艺术展览数字化的尝试。他们用将近4年时间完成了西藏布达拉宫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工作，并逐步通过图书、网页等形式让这些文物走进大众生活。“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2016年的1000多个展览，我们也把它们变成了数字化展览。即使在1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这些展览资源，它们将永不落幕。”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H说，我们要筑牢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他建议，中国可以建一个以中国文化历史为底蕴的主题乐园，设一个中国发起和主办的世界文学奖评选。“国外有米老鼠，我们也有自己的孙悟空。”
“中国文化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更好地走出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N说，打通语言关很重要。“一方面，应该大力培养各种小语种人才，为文化走出去扫除语言障碍；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译介很重要，现阶段我们应该加大与其他国家翻译界、文学界的合作，将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地道的、更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外文版本，使之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全国政协委员J则提议有关部门启动“中国文化大辞海”编纂工作，并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使其成为传承、传导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百科型大型工具书，助推中国文化全球推广。“里面不仅要有包括传统意义上‘高大上’的文化内容．也要有海内外民众最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形式和内容，比如美食、民俗、成语故事等最‘接地气’的内容。”
2．2016年，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舆论关注，同名纪录片也在网络走红，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同时，故宫文创产品一年内的营业额就突破十亿元，皇帝表情包、朝珠耳机、“朕甚想你”字样的折扇等文创产品纷纷走进人们的生活。600岁的故宫如今变得越来越年轻、时尚，并且成功吸引到众多年轻人的关注。
利用新型传播载体有效宣扬传统文化，故宫的成功为诸多老字号、传统工艺、传统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忧商业化道路会使故宫文创产业发展逐步偏离传承文化的初衷。故宫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文创产品开发应把握怎样的尺度?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植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围绕这些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表达了不少观点看法。
魏鹏举指出，故宫本身的文化底蕴，它的强大的魅力，是文创产品能够爆红的基础。之所以之前我们的文化消费没有这么集中地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供给侧的问题：没有特别好的产品来激发人们的消费潜力。故宫这个现象说明，有品质、有内涵的文化产品，再加上合适的营销方式，中国的文化消费潜力是非常大的。
除了文创产品，故宫还上线了紫禁城祥瑞、韩熙载夜宴图、清代皇帝服饰等多个APP，把手机变成了与故宫文化全面连接的入口。
故宫的实践说明了传统文化是有新生命的．我们要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通过电影、网络等载体接触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喜欢上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说明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是有认知的，是抱有很强的认同感和积极的热情的，这是血脉的关联。
但是，我们也要明确，故宫在文化传播和转化上的成功不可完全复制，不具有普适性。首先是因为故宫的象征价值要远远大于文化领域的其他机构，它所代表的文化很独特，代表着我国的皇家文化，集聚了最精华的文物、最优秀的古建筑等文化资源，它的文化品牌和知名度是不可逾越的。这种自身的独特性也是故宫成功的独特依据。因此，文化领域其他机构要效仿故宫模式的话，还需量体裁衣，因地制宜。其次，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活化要充分结合时代特点，把新媒体、新技术、新的传播渠道、新的创业手段紧密结合，才可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使其拥有更蓬勃的当代生命力。
最近，有一家手机厂商联合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售价19999元的天价手机，引发舆论争议。魏鹏举认为，这有损故宫的文化形象和名誉。尽管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是国家战略，而且文化也可以为相关行业及其商品提升价值。但是一定要注意文创产品品相的对称性，并把握适度原则。如果把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的附加值充分利用，结合故宫的名片和影响力进行推广，这符合品相上的协调性和适度原则，无可厚非。但是把作为工业制造品的手机炒作到两万元，确实欠妥。
故宫应该爱惜、呵护自己的品牌形象，有公信力和普遍象征意义的机构一定要把品牌形象作为其发展的基础，不可随意挥霍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过度透支文化品牌影响力，这很不明智。我们要用文化影响力做和它的形象相匹配的事情，比如非遗文化精品就特别需要通过像故宫一样的文化品牌来提升推广，这也有助于缓解其价值一直被低估的现状。
在开发文创产品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勿忘初心。利用现代传播等手段推出文创产品，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广被低估的和一度被忽略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为了赚钱。天价手机的推出是让文化做了手机的陪衬，目的很明显是营利，而不是传播文化，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这其实也是文化传播、文化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误区。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中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噱头大于实质”的问题。我们不可以离传承传统文化的初衷越来越远，应该要追本溯源，回到“文化之为文化”的根本，即特定人群生活在一起，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套价值观、自主模式和生活方式。
我们往往仅把文化看成一种外在物质性、形象性的载体，其实文化更根本的东西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即使是喝着可乐，也能够对家长和长辈遵从孝道、心存尊敬，这就是真正的传承。相反，如果穿着汉服，却对长辈不仁不孝，那才是对传统文化传承最大的悖逆和逆反。这就是我们要注重文化价值培养的原因。当然，如果能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就更好了，但还是要更注重价值和内容，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我们要更好地去坚持“内容为王”。具体体现在对于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积淀的坚守，对在全世界都有积极影响的文化价值观的恢复和弘扬。我们要支持和鼓励这样的内容的出现和创造。形式可尽可能灵活，但是内容一定要符合中国伦理价值体系。总结起来，就是首先要从内容出发，形式可多元多变。
3．G20杭州峰会上，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让全世界看到了杭州。
2017年3月9日晚，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以一场名为《最忆是杭州》的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让1600多名京城乐迷大饱耳福，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2017年巡演之旅的精彩大幕。
《渔舟凯歌》拉开音乐会序幕，锣鼓喧天的火热节奏奠定了音乐会的喜庆基调。此曲源于浙江民间乐种“舟山锣鼓”，20世纪50年代初流行于舟山、宁波等地，后经集体创作发展为经典民乐作品《渔舟凯歌》，螺号、云锣等乐器的特色音效共同营造出惊涛拍岸中的渔家风情。海螺声中。排鼓奏出似渔船开动的声音，鼓声铿锵有力、充满朝气，国乐团热情豪放的表演，响彻整个音乐厅，一幅渔民扬帆出海、撒网捕鱼的热情劳动情景在眼前浮现，迷倒了台下观众。
随后出场的《古槐寻根》，引领听众梦回故里。引子仿佛一座穿越时空的桥梁，下行半音模进的小七和弦如梦如幻，各组拉弦乐器对节奏、力度、音色的控制高度统一，听得出每处细节都经过了精益求精的打磨，才将这个主题咏唱得如此深情。中段主题源自作曲家赵季平在平遥古城听到的民间社班演奏，他别出心裁地将吹打乐快板与两端的慢板叠置进出，造成两个梦境交错的幻觉。
整场音乐会既有《渔舟凯歌》《西湖梦寻》《雪意断桥》等富有浙江本土人文特色的乐曲，又不乏《古槐寻根》《悲歌(江河水)》《延河随想》这类基于北方音乐的经典名作，还有《丝绸之路》、《今夕》这两部由青年艺术家近年谱就的新作。著名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乐团常任指挥吴强领衔，携手著名笛子演奏家杜如松，著名二胡演奏家许奕，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金奖得主、古筝青年教师刘乐等，联袂献上了这一场听觉盛筵。
此次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以“最忆是杭州”为主题，用民族管弦乐恢宏、大气的音乐语言来彰显中国国乐艺术厚重的历史和悠远的底蕴，体现出了时代化、多元化和民族化的思想内涵，旨在弘扬国乐艺术的创新精神，唤起社会力量对国乐艺术的关注。
在曲目选择上，国乐团精心遴选当代著名作曲家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力作，曲目既有传统风格又融合现代审美，独具江南意韵，充分展现了演奏者对中国民族音乐的高尚情怀。在音乐呈现上，国乐团坚持运用室内乐训练方法培训每个乐手，通过各个声部的单独练习，校正音乐的节奏、音准，力求达到演出效果收放自如、细腻有加、层次分明、粗狂到位，散发出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的独特魅力。
乐团负责人杜如松介绍，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专场音乐会既全面展示了浙江音乐学院一年来的教学成果，又让社会领略了浙江民族音乐的源远流长。音乐中，观众们感受到那些或圆润、或低沉、或高亢、或悠扬的音色、音质，也可以感受到对祖国秀美山河的赞美，对哺育儿女的故乡深深的思念，对美好中国梦的无限追逐．在感受国乐文化带来的具有“江南风味”的经典雅韵的同时，唤醒积淀在中华人民血液中独特的中国情怀。
4．在上海，通过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课外、进网络、进队伍建设、进评价体系”，传统文化教育早已不是简单地背诵古诗词，而是用创新方式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每逢周五放学后，经常会有复旦附中、行知中学、曹杨二中等学校的学生风尘仆仆来到市北中学，聆听“水云间词社”的讲座。“讲座其实也就一个半小时，但这些学生都兴致勃勃，一直会到天黑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负责人杜亚群老师介绍，虽然只是一个小社团，但校方却邀请了很多名家、教授、硕士、博士来给词社做分享，而这些学者也以高度的认真回报学生对古典文化的满腔热忱。时间久了，周边学校热爱古典文学的学生们也慕名前来，最初只是文学社里一苛分学生成立的词社，如今却成了小有名气的高中生古文爱好者小圈子。
学生们还印制了自己的诗集《水云间短长亭》交流分享。老师起了“桃天杏闹”的头，大家各自发挥，续上“古道残垣梨雪傲”“翠蝶翩翩垂髻笑”“沙暖鸳鸯莺啼叫”……还研习古人名作，加上自己的评注。不少学生考入大学后仍和学弟学妹们一起作诗和韵。不少原先理科班的尖子生后来在考大学时都填报了文科专业。“是词社的浸润，让我们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但其实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仅是唐诗宋词，沪上许多中小学多年来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学生从小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比如五爱高级中学每年坚持利用寒假组织高一学生编制一份以“国学文化”为主题的手工小报，宋词在学生们的笔下，化身成半遮面的吹笛少女，含蓄淡雅又意蕴悠远；青花瓷的介绍配上青花瓷的图案，古韵绵长；毛笔书写的“国学”二字，精气神十足，暗藏的双鱼图案，将太极八卦的道家精髓蕴含其中……通过“国学小报”的制作、评选，助燃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火焰，学生在小报创作中进发的不仅是创作激情，更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悟。
黄浦外国语小学的老师们会专门带孩子体验上海传统美食，买来上海的特色小吃话梅糖、梨膏糖、五香豆和炒米花，学生们尝得津津有味、听得认认真真，还自己用橡皮泥动手进行制作大饼、油条、豆浆和粢饭“四大金刚”，发挥奇思妙想改良制作春卷……学生们通过品尝、交流，了解上海小吃的历史发展、主要特点以及上海小吃特有的美食文化。
据悉，早在10多年前，上海市教委德育处与市教委教研室就编印了“上海市中小学实施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教学指导意见”，并建立了一批语文、历史、思想品德、地理等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在文化认同中将语言文字、革命传统、人文历史等融入不同学科，让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不仅如此，从区级层面上，各区也以多种形式助推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的浸润滋养。
新开学，闵行区的中小学师生们就欣喜地收到了一份“2017闵行区传统文化教育菜单”，3月沪语大赛、4月戏曲鉴赏展演系列活动、5月优秀童谣传唱和古诗词吟诵活动、6月学校少年宫传统文化教育特色课程展示活动、7—8月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项目展示活动、7—9月传统文化知识竞答和探访活动、10月“传统体育进校园”系列活动、11月小学生和中学生现场书法活动、12月传统文化教育系列活动成果展示和表彰……每个月学校都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唐女士的孩子在闵行区实验小学就读，她高兴地说，孩子现在不仅能诵读不少经典诗文，更对许多传统文化典故如数家珍，“看到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内心深处的兴趣和热爱，很欣慰”。
杨浦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古诗词和传统文化教育上不遗余力。多年来，一方面将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纳人教师培训课程，开设“经典诵读试点校骨干教师培训课程”和“教师诵读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提高班”；另一方面，通过“诵经典、写经典、讲诵典”系列活动，组织书法名家进校园、书法课堂教学设计比赛、小学识字教学和古诗词教学研讨、中学写字与古诗文教学研讨等系列活动，讲述文化经典，宣传汉字之美，开启儿童智慧，传承中华文明。每年一度的“班班有书声”的经典诗文朗诵比赛开展得有声有色，迄今六届的“汉字节”，让汉字的音韵意蕴美深入人心。区域层面，结合创智课堂的建设，逐步形成特色学校探索文言教学的系列研究。以特色课程带动学校特色，成为古诗文教学和学校发展的新亮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吕志峰表示，在对学生的培养上最忌“一阵风”，而上海中小学多年来坚持以丰富多彩的课程建设、实践活动，为孩子们搭起了通往传统文化精髓的心灵之桥，孩子们不仅在课堂上接触传统文化，更有机会在社会实践等多个领域开阔视野，领悟传统文化中广博精深的内容，而优秀师资和上海招考改革更重视综合素质，也为孩子们能真正有时间、有机会亲近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保障。
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时指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指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把文化自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对文化自信有了新的更高要求。
“与信人者，必先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来源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化自信越发重要，也更为根本。只有文化自信了，才能更有理性、更加自觉、更加从容和更有定力地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淡水资源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水利设施薄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制约之一。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目前，全国年平均缺水约400亿立方米，三分之二的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六分之一的城市严重缺水，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水功能区达标率仅42％。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全社会科学用水、合理用水、节约用水。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工作不断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以水功能区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35提高到0．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953立方米降低到127立方米。但总体上看，我国水资源管理仍较为粗放，主要表现为“一低、一高、两重”，即农业灌溉用水效率较低，仍比先进国家低0．2～0．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高，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河湖水污染和地下水超采仍较严重，一些地区“有河皆污，有水皆脏”，一半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像重视国家粮食安全一样重视水资源安全，像严格土地管理一样严格水资源管理，像抓好节能减排一样抓好节水工作。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必须建立“三项制度”、确立“三条红线”。要从水量、用水效率和水质三个方面，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项制度”，确立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着力改变当前水资源过度开发、用水浪费、水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使水资源要素在我国经济布局、产业发展、结构调整中成为重要的约束性、控制性、先导性指标。 2．近年来，山东省政府把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战略举措，坚持统筹治水、科学用水、依法管水，统筹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灾害威胁、水生态脆弱“三大”水问题，促进了水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水利保障。 据了解，山东水资源严重匮乏且时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1／6，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没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怎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为此，山东省政府制定实施了《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将控制区域用水总量作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核心。确定了各市县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指标。严格实行区域用水限批制度，对超过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取水许可，引导各地“眼睛向内”挖潜，初步形成了“以供定需”和“一控双促”(控制用水总量，促进用水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 山东省还将严格定额管理作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关键，去年以来相继颁布了9大重点工业行业产品用水定额、主要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饮用水企业产水率等地方标准．严格按照定额，对取用水户实行计划管理，有力地推动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目前，全省万元GDP取水量下降到72立方米，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取水量下降到15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实现了增产增效不增水的目标。 将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前提，山东省强化了对地表水、地下水、空中水和外调水等各类水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建立起水资源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统一取水许可、统一监测计量、统一征收水资源费“五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有2个区市和89个县(市、区)实行了城乡涉水事务一体化管理。 严格监督考核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保障，山东省健全完善了水资源管理法规体系，依法强化了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对违规审批、非法取水行为进行了严格查处。去年全省组织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活动，查处了1500多起非法取用水案件。实施了最严格的水生态管理制度，取消了行业排污特权，流域水质总体上恢复到1985年以前的水平。把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作为约束性指标，纳人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地方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和发展实绩的重要依据，对突破用水控制指标的严格“问责”。 3．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湖南省区域性、季节性缺水问题日趋严重。与此同时，水资源管理方式粗放，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据统计，2009年湖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173立方米，是全国103立方米的1．67倍。2010年，全省用水总量达到323亿立方米，接近全省控制用水总量336亿立方米。特别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已逼近控制红线指标。此外，河湖水域侵占严重，河道乱采、乱挖、乱弃现象比较严重。严重影响水域和河道的防洪、排涝等功能正常发挥。同时，湖南省仍有2100万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安全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该省水利厅提出，在今后5到10年，将基本建立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全面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将全省年用水总量控制在336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50％。大力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强水资源保护，全省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75％以上，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率不低于98％。通过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对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主要指标的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推进以湘江为试点的流域管理体制改革，在湘江率先实行流域管理，并适时推动资水、沅水、澧水和其他重要流域的管理工作。推进区域水务管理一体化，2012年长株潭城市群全面完成水务一体化改革。以长株潭城市群为重点，率先建立城市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制度，建立工业、服务业用水定额、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4．著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2011年8月10日在京发布了《六城市居民水资源意识及用水行为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近半数市民已认识到城市水资源紧缺问题严重，近七成市民觉得所在城市浪费水现象严重，近六成市民对城市水源安全表示担忧。 本次调查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郑州、杭州、武汉。从调查结果看，有46．8％的人认为所在城市水资源紧缺。其中北京市民认为北京市缺水情况最严重，达到比较紧缺的程度，其次是上海和郑州。市民已经认识到水质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是困扰各城市水资源的主要问题．分别有49．3％和45．5％的人提及上述两点。 有67．2％的人觉得所在城市浪费水的现象严重，其中14％的人认为非常严重，53．2％的人觉得比较严重。相对来说，北京市民认为城市浪费水的现象最严重，分别有45.3％和28．1％的家庭洗衣服、洗澡用水量最大。调查中，有47．3％的人自我感觉没有浪费水；50．5％的人认为家里有一点浪费水，2．2％的人认为家里存在严重浪费水的现象。调查发现，目前六城市仅7．2％的被访者家里安装了中水，95．4％的家庭有自来水，11．7％的家庭管道中有纯净水。其中，12．2％的北京家庭表示安装了中水管道，比例最高，而北京市民对中水推广的必要性认同程度也是最高的。 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56．2％的市民认为工业是城市用水量最大的行业，23．2％的人认为居民生活用水量最大，10．4％的人认为园林等公共用水量最大。“自然之友”理事长杨东平表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工业基本搬迁完毕，居民生活用水已超过1／3，上升为城市最大用水大户。但正如本次调查的结果，很多市民都认为工业是城市用水主体。这个认识上的误差很可能是居民没有大力节水的原因所在。他建议各地政府应像公布城市空气污染指数那样公开城市的水资源状况，通过及时、准确地公开城市水情，强化全社会的水危机和节水意识。 5．为确保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进一步完善农村饮用水管理，安徽省法制办对外公布了《安徽省农村安全水工程管理办法(草案)》，征求各方意见。为此草案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保护区，在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要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一直以来，包括合肥三县在内的全省范围内的农民，在饮水上主要是通过自家打井取水。这样的取水方式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随着乡村开发进程的加快，农村水资源受到污染的威胁加大。必须要采取新的措施，保证村民饮水安全。 一是办水厂准入条件严格。尽管个人和单位都可以参与供水工程，但相应的条件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所有的个人和单位都可以无条件进入。草案指出，供水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依法取得取水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直接从事供水管水的从业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健康检查，持证上岗：建立出厂水、管网水、管网末梢水水质检测、化验制度等。日供水1000立方米或者供水人口1万人以上的集中供水工程，供水单位应当设立水质检验室，配备仪器设备和专业检验人员，负责供水水质的日常检验工作。 二是供水定价应保本微利。在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广大村民最关心的问题是水价会不会太高，如果价格高了，村民们是不乐意接受的。对此，草案指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实行有偿使用、分类定价和计量收费制度。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确定，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确定。从目前来看，有偿使用是必然的趋势，这对于水源的节约保护也有很大作用，规定微利的原则，可以保证农村供水的持续性。 草案同时又充分照顾到了部分居民的实际生活条件，进一步采取分类定价的制度：而且政府可以选择为其提供一定的补助，或对于部分困难家庭采取免费政策。保证村民们花最少的钱，实现安全用水。 三是水源区设明显标志。安全用水的根本在于水质保护。为此草案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保护区，在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要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草案同时规定，禁止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从事下列活动：以地表水为水源的，在取水点周围100米水域内，从事捕捞、养殖、停靠船只等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在取水点上游1000米至下游100米水域内，排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或者在沿岸倾倒废渣、生活垃圾等。如违反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6．2011年8月12日，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毕小刚、北京市水务局排水处副处长熊建新做客新华网，就北京市如何做好“水”文章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主持人】有网友问：地球不缺水资源，缺的是对水资源有效管理的制度。水务改革发展工作大会专门提到了北京市将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控制居住规模的制度。是这样吗? 【毕小刚】好的用水制度确实对用水能力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前不久召开了水务改革发展大会，刘淇同志提出了要采取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主要是用水总量、用水质量和用水保护方面，实行以量定需，节约保护，建立“三条红线”。第一是“用水总量红线”，一个区域、一个乡镇、一个村委会将来用水都有总量控制，不是说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要根据你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给你核定一个用水总量，然后逐级分解，层层控制。第二是“用水效率红线”，各行各业都有用水定位指标。发改委发布了用水定位名录，将来我们要和行业的主管部门签订协议，允许这个行业用多少水，总量是多少，用水效率是多高。我们北京现在是29，就是每万元耗水量是29方，在全国来说是属于比较领先的。在这样的水平上，“十二五”期间我们还是要让它每年有一个下降的幅度，每年大致下降5％左右。这样的话，到了2015年的时候，万元GDP要到25，每万元产值耗水不要超过25方，这就是一个衡量。将来我们可以用这些指标和主管行业签定协议，来考核行业用水是否超标。第三是“纳污能力”的考核。 【熊建新】我们大家最通俗的就是知道河道和航渠都有自己的纳污能力，如果超过了能力我们就能够闻到臭味，如果上游的污染通过这种红线来控制，也要对污染源进行控制，签订责任书。 【主持人】这条河可能会涉及的企业会不会很多? 【毕小刚】企业首先要达到排放标准，环保部门负责监控每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达排放。比如说区域农药、化肥也是污染水的因素，我们要尽可能地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用农家肥替代。另外生活垃圾也会污染河道。 7．日本是一个降雨充沛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水资源稀缺的国家。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73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970毫米)的1．8倍，是我国多年平均值(660毫米)的2．6倍。因人口密度大，人均年降雨量仅为5300立方米，比我国的人均年降雨量5907立方米少，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5。但日本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比我国高得多。据水利部2005年统计，中国年平均淡水利用量达5600亿立方米，日本年平均淡水利用量为900多亿立方米，不到中国的1／6，而日本GDP总量是中国的8倍。日本的万元GDP用水量仅为我国的1／30～1／48。日本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有一整套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日本一向注重对水资源的利用和长远的统一规划。早期的规划着重于河川水量的分配、调度。后来的规划着重于确保水质，明确整治的方向，实施可持续的开发。全国水资源总体规划由国土厅负责，与建设省、环境厅等部门和相关都、道、府、县的行政长官共同协商，拿出规划方案，经内阁讨论通过，最后由内阁总理大臣决定是否批准。规划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但由于水量、水质的不确定性较大，规划不可能一步准确到位，须依据新情况修订完善，20多年来日本水资源综合规划的重大修订就有3次。最近一次是2000年，以2010—2015年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全国综合水资源计划》，简称“21世纪水计划”，重点是构筑可持续的用水体系，适应循环型社会的需要。 日本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属于“多龙治水，协同管理”模式，分别由国土厅、建设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厚生省、环境厅(2000年升格为环境省)、科学技术省等部门，按照中央政府赋予的职能各负其责，衔接配合。几个部门依据法律办事，既分工又合作又制衡。在官方机构之外，还有许多半官方、半民间和民间组织。如水资源开发公团，是一个对日本7大水系进行统一筹划和开发治理的半民间组织，受内阁大臣的监督。 日本的水价较高，这是节制用水量的有力的经济杠杆，也是供水公司持续运转并得以发展的保证。不同用途的水有不同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每月20立方米市政生活用水的价格，是伦敦的1．36倍，巴黎的1．17倍，纽约的3．25倍。几乎所有的供水公司都归市政当局所有，公司独立核算，但无权像一般企业那样按照供给、需求的市场法则来定价，水价的涨落一律由当地的市政议会负责决定。决定水价的基本原则是：减轻使用量较少的消费者的负担，对超过平均使用量的消费者采用累进制收费。收费标准按水表口径的大小来制定，水表的口径分为小、中、大、特大4种，每一种口径再细分为几个等级，口径越大者收费标准越高。不同的口径即使用水量相同，大口径也比小口径的水费多。这样就有效地节制了大户的用水，同时以较低费用保障了最基本的生活用水。 8．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着力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一项重点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工作不断加强，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和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依然是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突出水情，长期以来形成的水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污染严重、生态恶化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水资源问题仍然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还要看到，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水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发展与水资源的矛盾更为突出。为此，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一要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在确定产业发展、生产力布局、城镇建设规划时，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因水制宜、以供定需，做到量水而行。二要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大力倡导、全面强化节约用水，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做到节水优先。三要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到强化保护。 为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真正落到实处，还要加快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切实加强监督考核，全力实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坚决守住三条红线，以确保水资源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高效利用。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任何道德都是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都是某种程度的公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引导群众更好地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更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具有了明确的方向。但与之相背离的是，父子反目、夫妻相斗的事件并不少见；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 2011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2．早晨一离开家门，家住西安街的魏学光就开始头疼，两部电梯中的一部被搬家的占用，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就紧逼大门出口。小区里有人把车停在行人通道上，堵住了路，管理员就急忙对着门禁喊叫车牌号。 正值上班高峰期，小区大门口喇叭声一声接一声，门前停满了车。路上的车子挤成螃蟹状，各不相让，谁也走不动。 好不容易开出了小区，一路上，看见开在前面的司机摇下窗户，然后把痰吐在原本干干净净的马路上，旁边的一辆车又从窗口扔出一张用过的纸巾。 路过一个公交站，明明已经排好队等着上车的老人，愣是挤不过一个从旁边插过来的小伙子。 眼神掠过公交站旁边的电线杆，贴满了“办证”和“高价收购药”的小广告。 斑马线前，人们驻足静候飞驰的汽车驶过。见有空当，老人刚要抬脚，滴滴的喇叭声又响起来，老人只好把脚再放下去。 办事排队、过马路看红绿灯、碰了人说声“对不起”、上完厕所冲马桶，这些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灌输的道德思想，也是基本的社会规范。可是现在，诚实、处处守规矩的人却被看成是不知变通、守死理儿、假惺惺。 现实生活中，只要稍许留心，人们不难发现一些不良行为。比如，设置在街头的磁卡电话。遭毁坏的情形就比比皆是；绿地，本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但许多绿地里却有人在其中嬉戏、下棋、酗酒、谈情说爱；城市中的雕塑，被涂抹和砍砸得面目全非的事也屡有发生；漫步商业步行街，随地乱扔果皮纸屑甚至于随地吐痰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在犄角旮旯里，常有个别男士侧身而立撒起小便；在公用厕所里，不随手冲刷便池者更是大有人在，等等。这些与我们的社会公德、城市环境极不相称的现象，实在令人担忧。 3．公交车上让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只有一个座位，到底应该让给抱孩子的妇女还是老人，恐怕我们谁也无法作出判断。2011年“五一”期间，汤女士接待几位广‘州朋友在武汉玩，一行7人上了588路公交车，准备到江汉路。车上，她给朋友11岁的孩子做工作，希望孩子把座位让给一位抱幼儿的妇女，不料却遭到身后没有得到座位的60多岁老大爷责骂，老人竞用武汉话骂了她两站地，而得到座位的妇女却转头向车外一声不吭。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在全国都要设立一个让座日，号召大家文明礼让。”“让座要礼貌，接受让座也要礼貌。”网上呼吁设立“全国让座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百度贴吧，有网友率先发帖号召全国网民行动起来，文明让座并礼貌接受让座。 4．从2008年2月22日开始，每月的22日都将是北京的“让座日”。该项公益活动由市交通委、市运输局联合发起。2008年2月21日，由市交通委等单位推出的“让座爱心卡”同时问世。在公交车上让座的乘客，将通过司售人员获得卡片。到年底时，获得卡片较多的乘客，将获得物质奖励。 随后，有多个城市相继设置了“让座日”。2011年5月14日，200多名身穿印有“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白色T恤的志愿者，聚集在香洲客运总站，参加了“排队日、让座日和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的启动仪式。 在公交车上给老、幼、病、残、孕等乘客让座是人人都应遵循的社会公德，可如今在公交车上，让座却成了稀缺现象。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些乘客素质低下，把公德意识抛到九霄云外等。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让座者的举动未得到充分肯定甚至是受到冷遇也是一重要因素。 媒体曾报道，有人在公交车上让座后，对方连声谢也没有，便坐了上去；还有老人不服老，对年轻人让座不仅不感谢，还很不高兴；还有女士身材较为丰满，被人误以为是孕妇而让座，结果是大发雷霆。这都会令让座者觉得心里委屈，或许以后就不会再让座了。 有关方面设置“让座日”，这样的举措让人拍手叫好!但“让座日”毕竟一年才一回，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将“让座日”扎根心中，乘客们要树立公德意识，给弱势群体积极让座，与此同时，接受座位者也要心怀感恩，道声谢，即便你不需要这个座位，也要在致谢后再将座位转让给有需求者。若是这样，让座者能从中品味到助人的快乐，爱就能生出更多的爱，天天都会是“让座日”。 5．助人为乐是一种社会公德，是应当受到社会尊崇的高尚行为。然而眼下，“不敢当好人”却是不少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遭遇了“好人难当”的信任危机。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下公交车时见徐寿兰老太太摔倒在地，就将老人扶至旁边，并且在其亲属来到以后一起送老人到医院，还垫付了200元医疗费。但后来徐老太太则称是在等车时被彭宇撞倒。2007年1月4日，徐老太太将彭宇告上法庭，判决的结果是彭字应赔偿40％的损失费计45876．36元。依据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推理，彭宇送徐老太太上医院的行为纯属“做贼心虚”。 无独有偶，“南京彭宇案”又现“郑州版”。2008年8月21日，郑州小伙儿李凯强骑电动车时被骑自行车的宋老太太追尾。李凯强见宋老太太倒地后就上前扶起她，宋老太太却说自己的腰被撞伤，要求李凯强赔偿医药费，并将李凯强告上法庭。2009年12月28日，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作出判决，由于无法查证是由李凯强还是宋老太太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根据公平原则，宋老太太的损失合理部分由双方各承担50％。因此，李凯强应支付宋老太太1万元精神抚慰金及其他费用7．9万余元。 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为何这么难?文明为何这般奢侈?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6．进入高温时节，游泳是众多市民消热避暑的一种较佳选择。然而，部分市民却肆意在市内各饮用水水库游泳，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2011年7月8日下午，慈溪市政府组织水利、环保、公安、建设等部门开展水库禁泳联合执法检查，督促各镇有关单位做好水库禁泳工作。 下午3点半，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梅湖水库。保安人员正冒酷暑坚守在第一线，时刻监视着水库四周的动静，水库现场并未发现入库游泳者。在上林湖水库，管理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从高温开始后，到水库游泳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选在早晨六七点钟或下午五六点钟来，像赶集一样。 经劝阻，大部分人都会及时离开，但有些人会玩“猫捉老鼠”游戏，趁人不注意又会到水库游泳。下午4点半，检查组一行来到杜湖水库时发现，七八名未成年儿童正聚在一起戏水；还有两名男子躺在救生圈上，划水转圈，悠然自得。检查人员当场劝他们离开。 检查组指出，梅湖、上林湖、杜湖等水库都是慈溪市饮用水源地，每年都要向水厂提供数千万方的饮用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饮用水源水库是市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禁止在水库内游泳和从事其他可能污染生活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严禁为游泳者提供与库区游泳相关的服务；对在饮用水源水库内游泳的，环境保护部门将依据《浙江省实施办法》予以处罚；在饮用水源水库内游泳，且妨碍正常管理造成后果的，公安部门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7．自包头市开通无人售票公交线路以来，部分素质低的乘客在投币时，向投币箱中投入了各种假币、残币、代币。据不完全统计，公交集团每年因此损失20多万元。 据了解，市公交集团点钞中心每天清理出来的假币、残币可谓五花八门。假币多为颜色与钱币相近的花纸，还有大量娱乐场所的游戏币，其中不乏韩币、日币等。据公交集团统计，每天公交车上清点出的残、假、代币大概有700多元，包头市公交行业每年都要因此损失20多万元。 对此，公交集团只能提醒司机严加防范，但有时因上车的乘客较多，司机往往无暇顾及，假币、残币、代币防不胜防。为此，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希望通过本报呼吁市民：遵守社会公德，别再用假币、残币、代币乘车。 8．相关调查显示，许多群众自发地、积极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所遇到的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但是当被问及“看到有人正在做出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时，您会怎样”时，回答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有25．4％的市民表示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出面制止；若要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则仅有5％的市民会出面制止；另外，26．6％的人表示会随大流，有人出面时也出面，没人出面就不出头；33％的人因为怕打击报复所以敢怒不敢言；10％的人认为制止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是有关部门的事，与自己不相干。 南此可知，大多数人还是属于“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光说不做。按照调查项目，可以将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在保证自身利益情况下会出面制止：第二类是能够为了维护社会公德，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第三类是不顾个人利益，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作斗争。 9．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时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调查结果显示，57．1％的人将之归因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54．8％的人归因于个人修养差，36．8％的人归因于管理措施执行不力，29．7％的人选择了“道理明白，行动跟不上”，28．6％的人认为整个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上的变化是导致公德缺失的原因之一，24．4％的人认为违反社会公德的人对社会有怨气，16．1％的人认为公共场所的舆论压力不够，14．7％的人认为有些公共设施或管理规则没有从方便市民的角度来考虑，另外，还分别有8．7％和8．6％的人将矛头指向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因采用的是多选形式，故累计百分比超过100％)。 10．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在街头得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热心帮助的经历，而这种热心的帮助并不会给美国公民带来任何“被倒打一耙”的危险，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一项《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其核心就是鼓励人们在紧急时刻伸出援手，并且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免除无偿施救的后顾之忧。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法官也往往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倾向于无偿施救者，例如坚持“原告证据不足，被告即无民事责任”原则，并且在紧急状态下，做好事的人在无偿救助他人时，如果救助行为对被救助者造成伤害，可以免除负担法律责任。由此可见，“道德风险”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救助者是肇事者，出庭费还要被救助者自己来拿。 11．2011年7月11日，为期四天的温州市第二届公民道德教育公益论坛在掌声与温情中落下帷幕。四天时间、十二场报告，来自机关、企业、媒体等领域的200名市民以及外地学员，经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四天里，一次次因为感动而流泪”，参加论坛的市民田敏说，这次论坛是一次心灵的沉淀，听后能为自己找到立命的根与道。 台上，是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统道德践行者：王希海，26年如一日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父亲；田秀英，山东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用孱弱的双肩抚养严重烧伤的残疾儿子成才；刘苏，从2001年开始每月一次捐献血小板，被誉为全国“无偿献血女状元”……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先进模范事迹使台下听众为之动容动情、为之潸然泪下，不时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本次论坛是由市慈善总会、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研究会主办，温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温州技丁学校承办，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的纯公益性活动。围绕“弘扬中华文化，做有道德的人”主题，论坛邀请了全国道德模范田秀英、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栏目总导演吕明晰等十多位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成就斐然的志愿者作专题报告。他们围绕伦理、感恩、礼仪、诚信、和谐、荣辱、养生、孝道等时代热点问题，以独特的视角展开阐述。 12．2010年12月20日。兰溪市云山街道天福山社区启动以“崇尚文明，从我做起”为主题的“天福山在行动”活动，以驻“点”、治“线”、扩“面”为载体，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目前，全市其他社区也以“四城同创”为动力，以提高居民素质为立足点，整合资源，虚实结合，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社区在行动”活动。 2011年3月31日上午，兰溪市委书记宋志恒，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成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庆松先后前往星辰路、丹溪大道，参加兰江街道青松社区公民道德教育“社区在行动”共建活动。 青松社区以提高居民素质为立足点，以社区活动为纽带，从居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从“四城同创”大处着眼，从改变人们陈规陋习入手，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开展文明在我环境中、文明在我先进中、文明在我话语中、文明在我微笑中、文明在我感恩中等五项专项行动，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激发居民关心、支持社区建设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为美化家同、建设兰溪出力。 宋志恒说，公民道德教育活动要持之以恒。道德的力量应是公民发白内心的力量，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最终日的是使公民成为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从他律到自律，从外部影响到自我约束。“四城同创”的最终目标是为市民创造更舒适、更优美的生活环境，市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每一个市民都要参与，从自身做起，循序渐进，从而成为自觉的行动。公民道德教育还要培养与管理相结合，要将提升道德素质作为主要目标，继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公民道德建设活动，加强教育和管理，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 2011年是云山街道永进社区的公民道德教育年。兰溪市政协主席郑遗清参加了该社区的共建活动。郑遗清一行详细了解了社区的环境卫生情况，并与社区志愿者一起走进居民区，向社区居民分发“道德教育，崇尚文明”倡议书，倡导居民人人重视公民道德教育，人人争做文明市民，人人劝导不文明行为。
申论给定资料 (一)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简政放权”正在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执政亮点。中国国务院接连召开会议大范围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的审批以提振经济增长。民调显示，中国民众期盼政府能够进一步深化涉及户籍、教育、住房、生育等民生领域的行政审批改革。 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政府在第一批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基础上，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这次主要侧重于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领域，目的是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 (二)近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83.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在户籍、教育、住房、社保、生育等民生领域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在这些领域中，政府的行政审批程序依然繁琐。 “两个多月没法好好工作，随时都要请假外出办手续。”谈起最近买二手房过户时繁琐的手续，江西南昌市民刘莉莉深感无奈。她需要一次次向单位请假，跟原户主到行政审批中心办理。除了与房屋有关的手续，还需要提供未婚证明，而仅这一项，她就在民政局和审批部门间奔波了数次。据南昌市公安局负责户籍办理的工作人员介绍，南昌市外人员若要办理户口迁移，“户口本、身份证、入户申请书、准迁证、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证明，一样都不能少”。在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定。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未来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需要更多的向民生领域倾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说。受访民众纷纷反映，在基层办理行政审批手续时托关系、送礼已经成为“潜规则”，某些审批项目也成为审批部门权力寻租的“温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认为，户籍、住房等行政审批项目其实是许多问题的末端，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首先需要制定完善的行政审批制度。 上述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应该加大放权力度，对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范围内事项不设审批项目。沈荣华说，一些政府行政审批项目的缩减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公开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如此才能真正减轻企业和百姓的负担，使改革更加有的放矢。 “目前民意反映比较强烈的这些领域，政府应该予以重视，在无法取消的情况下，力求通过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态度来满足老百姓的诉求。”王伟说。他同时提醒，行政审批手续并不是越快越好。譬如户口一项，由于涉及面广，需要相关部门按程序严格审批，防止假户口等违法行为出现，侵犯更多公民的权益。 (三)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已先后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都落在简政放权上，这突出了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魄力。这种魄力根植于对国情的清晰认识上，对人民和市场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简政放权，就是腾出手来抓大事。当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头等大事。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出口导向到内需拉动，事关民生利益。形势倒逼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着手，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就是要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让改革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活力，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这是拉动内需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四)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职能转变的第一项就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可见放权在此轮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利用审批牟取私利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大力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任务。”迟福林说。 此次机构改革前，国务院进行过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第一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重点是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项目，这也极为契合社会的广泛期待。目前，发展改革委等国务院部门对于投资项目管理，按照投资主体、投资范围、限额不同等情况，实施审批、核准和备案。改革后，一些投资项目将取消审批，一些审批将下放地方，即使对于仍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审批的项目，也将简化程序、限时办结。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一批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后，“跑部前进”现象将有望消失，国务院各部门将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减少微观事务管理，重心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也存在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从而阻碍地方因地制宜主动开展工作。这次改革提出推进向地方放权，既要下放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也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在此之前，行政审批权下放已进行过成功实践。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暂时停止了20项行政审批的实施。 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当年年底，广东省取消约170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审批事项，有效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创业门槛，充分释放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放权让地方受益的同时，中央部门可以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上，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说，放权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加大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估量分析及科学预测，制定相应的方针、目标、政策和制度，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我做食品行业近30年，碰到的审批麻烦太多了。”2013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一个食品企业，至少要花三四个月去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有些小企业审批时间更长。” 这次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正是对企业现实呼声的有效回应，也是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有效举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政府强化行政审批本身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放权正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突破口。高小平则指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将激发起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中央编办负责人表示，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将有利于改变政府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现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当然，这还只是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提出，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五)美国对经济的管制大约自19世纪末开始，先是在铁路领域，后来还逐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州的经济事务和国际贸易进行各种各样的审批和监督。但是过多的管制和审批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要求国内取消管制和审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福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赢得国民对政府的信赖，开始采用行政手段对管制和审批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取消对经济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比如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的管制，加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果。 美国的经验表明，过多的政府管制，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不利于经济发展。适当的政府管制，简单有效的行政审批手续，可以解放生产力，同时也可以约束经济领域的许多不法行为，比如攫取垄断收益、不正当竞争、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是公共利益来牟取私利等行为。美国政府行政改革主要围绕着放松管制展开的，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90年为止美国因此而获得了400亿美元的收益。放松管制取得成就的原因是由此而引入竞争，减少了政府干预的成本。 (六)日本对经济的管制大约是20世纪初开始的，先是在海运领域，后来也是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天皇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依照国家法律建立，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外海运和捕捞事务进行审批和监控。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更是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这样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机构就越来越多。行政审批权的范围也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曾先后进行过七次，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度减少，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在许多管制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这一系列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日本经验表明，过多的经济管制，复杂的审批手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在发展道路上得不到优良的政府服务。根据周志忍教授的《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一书中关于日本行政改革的论述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改革方向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市场化倾向，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的作用，限制对民间部门的干预；二是民营化倾向，减少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职能分工，当公用事业、公共物品和服务由民间机构提供更有效时，就应该转移到民间机构去；三是自由化的倾向，政府放权于社会，政府的管制活动尽量减少，以使市场和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其功效。在这种行政改革思想指导下，日本进行了管制缓和改革，在细川内阁时期，日本推行了管制改革。对经济性管制按照“原则自由，例外管制”的原则实行大幅度缓和改革，就社会性管制，最小限度地保留，并进行了彻底调整。对需要新增加的管制和审批，要严格审定将其控制在最小限度。因而日本在管制和审批中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通过中央政府作用来建立自立、自主、以民为主的社会经济体系，试图依托并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自由主义方式的改革。从日本管制和审批设置的过程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审批权几乎完全让给了市场和社会，政府留下的审批权是微不足道的。 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从制度上减少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如政府在工程管理方面，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和提高经营效益，普遍实行业主责任制，一般不直接参与融资与管理。 (七)2012年，广东被确定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省。要做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先做改革的排头兵。在此次改革试点中，广东要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使命，破除束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累经验?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党的十八大代表、省长朱小丹。 南方日报：朱省长，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请您亲自给我们解读最近几年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在省人代会上，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目前，这项改革在全省的推进情况如何? 朱小丹：一直以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广东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着力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果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审批上，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必然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同时，权力越是过分集中，留给权力“寻租”空间就越大。所以，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012年以来，广东省扎实部署开展了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以往保留、近年新增的审批事项和日常管理中具有审批性质的事项共1120项进行全面清理，目前已经公布了两批改革事项目录共383项，其中取消197项，下放和委托130项，向社会组织转移56项，国务院批准我省先行先试调整100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停止实施66项，下放34项。虽然这次调整的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近一半，但并不表明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对那些尚不具备调整条件的审批事项，我们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调整。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从实际出发，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南方日报：此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哪些重点领域? 朱小丹：根据中央的部署，结合本省实际，这次我们着力在三大领域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投资领域。汪洋副总理多次强调，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攻坚性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与投资审批相关的企业登记注册，目前前置审批项目多、环节多，容易压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因此，这次改革在取消、下放相当一部分投资审批权限的基础上，我们还率先在深圳、珠海、东莞、顺德等地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佛山、惠州、肇庆、揭阳、清远等地进行企业登记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是社会管理领域。政府同时承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应当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但现在以审批代替服务的现象、政府大包大揽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社会管理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在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下决心减少或下放审批权限；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逐步把部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给成熟的社会组织。 三是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临时性行政许可有效期只有1年，超过1年仍需实施的，必须上升到法规，如果1年之内没有上升到法规，就自动取消。《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还保留了一些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这次改革，要大幅减少这类审批事项，同时明确，在国务院规定的范围之外，不再增加新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南方日报：中央政府主动“削权”，发布了第六批行政审批改革项目，而且还批准广东先行先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深意耐人寻味。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已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释放市场主体包括民间活力、推动科学发展的持久动力。您对此怎么看? 朱小丹：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两者必须协调配合、互促共进。汪洋副总理多次指出，改革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广东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于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在全国形成领先的制度优势。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广东依然存在。由于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而既得利益格局又制约着改革的深化。这样，广东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我们之所以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是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与科学发展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权力配置格局和政府部门利益格局。政府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以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引领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行政权力科学化、公开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加快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据我了解，佛山市顺德区商事登记改革走在全省前列，2012年5月实施以来到10月底新登记注册企业比2011年同期增加24.8%，这说明，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就是给全社会创造活力松绑。 南方日报：当前一些政府部门重审批，轻监管，往往把审批作为监管的唯一方式，认为取消审批就无法监管了。也有人担心，取消审批或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会出现管理“真空”，会扰乱市场和社会秩序。 朱小丹：事实上，“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在政府部门仍然比较常见，以批代管在一些部门甚至有固化的倾向。这是政府职能错位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表现。这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或者说，政府管理方式要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 取消、下放或转移行政审批事项，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但不等于可以削弱政府监管，相反要更加重视监管，加快创新和强化政府监管机制。省政府已经出台了审批事项调整后加强监管的意见，要求各部门针对每一项取消、下放、转移的事项，紧密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逐一制定相应的具体监管办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着力构建行政管理、社会自治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过程中，我们突出强调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分类分步实施，确保相关事项“转得出、接得稳”。我们要更加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能力评估办法，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规范运作、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平竞争、奖励惩戒、自律保障机制。 (八)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且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政府之手”不可或缺，但“政府之手”又不可太长，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成为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要务。 的确，这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如果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难以理顺，市场的动力就难以有效释放。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各种政府管制、审批等限制性政策措施让企业难以自由、自主地从事经营和投资活动。 这是本届政府加快改革决心的体现。“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这对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等都是一剂良药”，李克强总理清晰的界定着“政府的角色”。市场期待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顺各级政府间的关系”实现政府角色的回归。 当然，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免出现三个倾向；一是需要警惕“权力的变相收回”，二是需要防止将政府的部分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承接，三是需要防止“二政府”的出现。政府要“放得开、管得住”——放得开，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市场能管的政府不要管；管得住，就是要管住那应该管的，必须管的，还要依法管。事实上，只有把该放的放了，才能腾出手，把该管的管好。 当我们的政府部门在下放审批权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放掉该放的权，另一方面又认真负责地管好该管的事，我们就能够切实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做到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齐推进、相协调，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 (九)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我们相信，随着政府转变职能的成效不断显现，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使改革红利惠及最广大的百姓。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明确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一声声温暖的问候、一句句耐心的解答、一次次无私的奉献……今天的中国，从抢险救灾到国际赛事，从保护环境到防治艾滋病，从服务西部到服务社区，哪里有需要，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志愿者。 志愿服务是志愿者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自愿贡献时间、能力和财富，为社会和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我国现代志愿服务活动既受到西方志愿精神的影响，也是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延续与复苏。20世纪60年代，学雷锋活动为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志愿服务活动方兴未艾，继而蓬勃发展。在2001年“国际志愿者年”和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要事件的影响下，“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的概念已经逐渐被社会认同，志愿服务不断发展，成为一项具有广泛公众基础的社会事业。据统计，我国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6000万，其中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服务人员突破3000万。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文明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党中央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党的十八大对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围绕扶贫济困、应急救援、大型活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意见》对志愿服务的强调，彰显了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也为开展志愿服务话动提供了广阔空间，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为推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健康开展，2014年，中央文明委制定下发了《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这是继中央文明委《关于深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之后，又一个指导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文件，为推进志愿服务经常化制度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准则。 2．不久前，武汉长江工商学院团委书记吴艳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陌生男子的电话。对方表示他77岁的老母亲孤身居住在该校附近，目前身体状况不佳，请求该校学生陪同老人到附近的医院看病。经过核实后，连续6天，该校的志愿者们轮流到老人家中陪护老人，接送她到医院看病打针，直到老人痊愈，该校的志愿者们用自己的行动传递了爱心和善心。事后，长江工商学院借此机会完善了志愿服务支持政策和主要措施，该校师生也就大学生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以下是部分讨论内容。 志愿服务达人杨洋：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针对性，服务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需要志愿者们更加关注社会，并且开展相关的社会调研活动，使志愿服务更加贴近社会热点和需求。此外，活动缺少延续性、缺乏系统培训、缺乏必要的激励等也是当前各高校志愿服务团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觉得高校可以建立一套系统的培训、管理、激励机制。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柯兰：开展公益活动，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很重要，仅凭一腔热血往前冲是不行的。高校志愿服务组织要建立工作总结和讨论机制，定期对开展的各类活动进行总结，寻找问题和不足。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杨方雨：开展公益活动不能被动地接受和响应，而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经常思考“我还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怎样做，这个活动的效果会更好?”更重要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们要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团委书记吴艳：高校应该对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正确、有效的指导。不能为了开展活动而开展活动，而是要将志愿活动作为人才培养的硬指标，固化下来，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使之常态化。 3．在广西柳州，有一种遍布社区街道的特殊“超市”，人们走进去看到的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墙上贴着的各类志愿服务项目。只要社区居民提出需求，志愿者便会上门提供各类专业化的志愿服务，这便是被当地人称为“雷锋超市”的志愿服务站。 宝莲社区主任董红云还记得，2012年“雷锋超市”刚挂牌开张时，曾在社区引起不小的“轰动”。每逢居民来打听这家超市是卖什么的，她都会笑着回答：“‘雷锋超市’不是卖商品的，而是为大家提供志愿服务的。” 董红云觉得社区有很多日常工作都可以归到志愿服务的范畴内，而过去有些集中活动式的志愿服务则过于注重形式。当共青团柳州市市委提出设立“雷锋超市”志愿者服务站的设想后，她立刻表示赞成。在她看来，用固定模式把志愿服务在社区普及开来，使居民都来参与，既可以帮社工分担工作量，又可以增进邻里互助的氛围。向“雷锋超市”寻求帮助的过程并不复杂，而且服务快。只要群众提出的申请被受理后，工作人员便会安排有相应特长的志愿者提供服务。也就是说，“雷锋超市”的志愿服务模式，不是简单的单向输出式，而是根据群众需求进行针对式的志愿服务，力求落实服务效果。服务结束时，社区工作人员还会向受助人征询服务质量的意见，在记录表上进行登记。 每逢周一下午，柳州市龙擎苑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张丽萍和袁小霞都会如约来到宝莲新都小区王友中家，给他做健康检查，鼓励和帮助他做康复训练。2012年3月，王友中因工伤致残后一直瘫痪在床，“雷锋超市”的志愿者了解了他的困难后，便长期对他进行结对帮扶。据悉，宝莲社区“雷锋超市”现有1000名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张丽萍和袁小霞就是其中两名。 在主友中看来，“雷锋超市”这种开在社区门口的志愿服务站不仅方便，而且服务的延续性较好，有时张丽萍、袁小霞有事不能来，会有别的医务志愿者代替。健康义诊、学业辅导、家电维修、法律援助等都是宝莲社区“雷锋超市”日常提供的志愿服务项目。宝莲社区团支部书记何琳告诉记者，除了这些常规项目，他们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新的服务内容，像今年春节，“雷锋超市”还为社区不懂网络的外来打工者提供了网上订火车票服务，让他们在一年的忙碌后可以安心返乡。 “以前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找人是最头疼的。”柳南区福鑫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陆杨柳说，他们通过一张小小的星火积分卡把众多志愿者凝聚在了“雷锋超市”周围。 志愿者黎长清是一家燃气公司的技术人员，3月21日，记者跟他来到民鑫小区一户残疾人家检修煤气。黎长清熟练地将肥皂水抹在燃气管道连接处，查看是否有漏气的现象。在仔细检查完燃气灶、热水器后，他又叮嘱户主洗澡时注意打开排气扇通风。确认每一个用气环节都安全后，他才放心地离开。这次服务被福鑫社区团支部书记刘仲卿登记在一张蓝色的星火积分卡上。除了服务时间、地点、服务内容和积分外，登记人还会签字确认，确保服务积分有凭有据、真实可靠。 按照福鑫社区星火积分卡制度管理办法，志愿者每参加一次社区志愿服务积10分，累计积分达40分，社区将为其发放“星级志愿者VIP卡”。 拥有积分的志愿者在本人需要帮助时，可优先得到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同时，志愿者可以将积分转赠给家人、朋友，或者社区困难群体。2014年，福鑫社区还推出一项新的优惠活动，他们发展了一大批“志愿服务联盟单位”，志愿者拿着“星级志愿者VIP卡”就可以在社区周边的饭店、卖场和燃气站等单位享受多种折扣优惠。 陆杨柳表示，社区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参与志愿服务的社区居民获得社会的认可，也让社会组织通过让利方式回报社会，在群众和社会组织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不断壮大“雷锋超市”的志愿者队伍。 共青团柳州市市委书记赵涛涛介绍说，为推动“雷锋超市”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柳州市制定了《“雷锋超市”志愿服务站建设方案》《“雷锋超市”志愿服务站建设、管理和考评办法(试行)》“雷锋超市”志愿服务站考核评分表》等方案和制度，各个社区在大框架下还可以推出各具特色的激励管理办法，从而实现“雷锋超市"经费有保障、建设有标准、队伍有组织、服务有水准、考评有依据。 为进一步扩大“雷锋超市”的覆盖面和影响力，2014年共青团柳州市市委还计划推出“掌上志愿服务认领APP系统”，集纳全市56家“雷锋超市”登记的志愿服务需求。系统开发后，市民可以注册加入该系统，志愿认领服务项目，还可以以个人和单位名义，发布集结队伍信息，组织志愿者一起开展爱心志愿活动。 4．常住人口只有150余万人的珠海，注册志愿者人数已有20万人，随着“让志愿成为时尚，让爱心得到褒扬”“来了就是珠海人，来了就当志愿者"等服务口号和理念的深人人心，志愿服务已经成为珠海城市生活的新方式。 很多到政府部门办事的市民都有过这样的苦恼：上班时间自己出不来，休息时间服务窗口又不接待。随着珠海市公安、税务、房地产登记中心等多家政府服务窗口启动了党员志愿岗，如今，前来办事的市民觉得方便了很多。 李嘉辉是珠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一名民警，每到周三中午，他和同事就准时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服务大厅的工作岗位上，咨询、派号、接待、收费，一个中午下来，他们能为近百名市民提供办证等服务。“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但在市民有需求的时候伸把手，感觉很值得。” 专门选在周三中午来办理港澳通行证签注的市民何小姐告诉本报记者：“党员志愿服务窗口太方便了，中午也能来办事，不用特地去请假。” 为了鼓励更多党员干部参与志愿服务，2013年6月，珠海市市委组织部发起并成立了珠海党员志愿服务促进中心，该中心由市志愿者联合会管理，采取社会化的运作方式制订章程和管理办法，并在全市范围内招募党员志愿者。在经费保障和管理方面，依托“党建带团建”，市委组织部特别下拨20万元作为中心的运作经费。目前，全市已有近800名党员注册成为志愿者，开展“便民利民、环境保护、扶贫帮困、就业创业、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很多人认为珠海是一座适合养老的城市。然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测算，珠海市常住156万的人口中，青少年约为124．9万人，约占全市常住人口的80％。 共青团珠海市市委一直以当下最时尚、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方式推广和开展志愿服务。2013年6月，共青团珠海市市委举办“2013全城志愿服务缤纷show”，向广大市民和爱心企业集中展示和宣传公益服务。一方面，通过“展会式”比拼，有效增强了各大志愿服务组织的竞争意识，促使他们提高服务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买卖式"资助，让有意做公益活动的企业和市民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淘”志愿服务项目，使志愿服务的针对性更强。在活动当天，就有近10个项目和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在志愿者的招募方面，珠海通过开通志愿服务官方微博、微信、威客，发布珠海市“志愿服务地图”，让珠海青少年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想玩就玩”参加志愿服务。此外，还借助“全民偶像”郎朗、才旦卓玛、汪涵、劳丽诗、霍启刚在市民中的号召力，邀请他们以留言、录制视频等形式向全体市民发出加入志愿者的热情邀请，吸引了大批“粉丝”加入志愿者组织。 为了促进全市的志愿服务活动、保障志愿者组织的合法权益，2012年底，《珠海经济特区志愿服务条例》经人大立法并正式施行，该《条例》规定，建立珠海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系统，为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提供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均可根据需要成立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服务达到一定时数的可授予奖励，可优先享受社区照顾、社区养老、社区互助等公共服务和自助服务，外来人口可以按规定享受积分人户，其子女享受积分入学等奖励政策。 在共青团珠海市市委书记王小彬看来，这个条例的出台让全市志愿服务工作一下子步人快速、规范的发展轨道，有利于全市志愿服务在良好的法律环境中健康发展。 随后，珠海又启动了“志愿时”志愿者综合管理系统平台，实现了志愿服务在登记注册、招募录用、管理监督、考核激励、资源整合和信息化建设等各个环节的规范化运作，这使得全市志愿服务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服务保障机制得到明显完善。 截至目前，珠海“志愿时”系统注册人数已突破13．7万，注册团队达430个，辐射范围包括学校、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各志愿服务组织；个人服务时数最高达2732小时；共发布志愿服务项目780个、平均每天有9个新申请的项目在“志愿时”发布和招募。 5．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然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4509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9％的人感觉与10年前相比，当下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40．6％的人不熟悉邻居，其中12．7%的人根本不认识邻居。如果生活遇到困难，仅18．5%的人会首先向邻居求助。 曾几何时，邻里关系确实比亲戚还亲：一群小孩儿在胡同里跑着玩，邻居谁家饭做好了，就去谁家吃饭；家长不在家，孩子也会托付给邻居；夫妻吵架了，经常有邻居主动过来劝架、调解；有人生病了，邻居会边打电话叫救护车，边七手八脚地把病人往外面抬……可如今，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森林”中，邻里间已难觅这些温馨场面，邻居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人只会“猫眼看邻居”，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样：“城里人，门对门，见面不相认……” 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应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从大处说，和谐邻里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邻里不和谐，社区、社会难以真正和谐，如今因邻里纠纷而导致的故意伤害案还少吗?从小处说，新时代的人们，并非不再需要融洽的邻里关系，相反，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功能弱化，客观上使我们更需要邻里互助。而邻里互助，当然要建立在融洽的邻里关系之上。“远亲不如近邻”是个亘古不变的真理，谁家不会遇到困难?当困难来临时，能及时伸出援手的，往往就是邻居。如果邻里间经常走动，一些独居老人死在家中的悲剧，或可避免。 因此，传统的“邻里守望”精神不能丢。邻里之间多了解、多沟通、互相照应，应成为“邻里自觉”，从而建立一种“互信互助不互扰”的新型睦邻关系。很多人在问，敲开邻居门，咋就那么难?也在感叹，比邻而居，心却遥远。可是，又有几人扪心自问，自己为改善邻里关系，又做了些什么? 6．最近，一部名为《我们都是好邻居》的微电影在天津市河西区火了起来。记者来到电影的拍摄地——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气象南里社区，一探究竟。 在天塔街，社区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张丽娜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是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站长。原来，该社区被作为试点率先引入了“河西区志愿者注册管理系统”，将自发形成的、分散的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整合，成立了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广泛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社区里互助友爱的氛围十分浓厚。 以居民真实经历为剧本，《我们都是好邻居》反映了一个个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传递关爱的小故事，电影中的主角全是天塔街的居民，所有镜头也都是在社区志愿服务站和居民家中取景拍摄的。 在气象南里社区，若干志愿服务队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党员志愿者始终起引领带动作用。拥有45位社区志愿者的“搭把手”邻里互助服务队，队长左恩华就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左恩华对记者说，社区志愿者就近就便，提供为高龄老人代购物、为外出邻居代管钥匙、为双职工家庭代接送上学子女、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代找保姆的“四代"服务，以及家电维修、下水道疏通、理发等便民服务。 “知道年轻人都爱玩儿微信，我们就把‘阵地’也建了进去。”左恩华老人特意提到，社区在去年年底专门开通了微信服务平台，每当居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通过微信进行求助，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将求助信息反馈给“搭把手”邻里互助队，由此开启了志愿服务的“微时代”。 记者发现，不仅是天塔街道，近年来，河西区精心策划实施了“邻居节”“互助节”“志愿服务大家庭"等一批长期志愿服务优势创新项目，形成了“一街一品牌、一居一特色”的志愿服务事业格局。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河西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芸向记者介绍，作为天津市的中心城区之一，河西区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19．3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4．3％，早已达到并超过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为了破解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难题，河西区以社区志愿服务为重点，以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为依托，大力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成效十分明显。以一个好邻居和一名志愿者共同帮扶一位空巢老人为核心打造的“1+1+1”助老志愿服务活动，受到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充分肯定，已成为全国“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中的一个品牌。 记者在最早发起开展“1+1+1”助老志愿服务活动的河西区友谊路街谊景村社区了解到，作为其中一个“1”的志愿者，纷纷同需要帮助的老人签订帮扶协议，做到随叫随到；作为另一个“1”的好邻居，每天需要问候一次老人或同老人见一次面。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1+1+1”助老志愿服务活动逐渐形成了以“助困送温暖，助医送健康，助乐送文娱，助聊送抚慰，助学送知识，助急送救援，助难送法律”为主要内容的“七助七送”服务模式，其机制和形式得到进一步固化。 邻里守望成机制，志愿服务建品牌。目前，天津市河西区参与“1+1+1”助老志愿服务的好邻居、志愿者已达1．8万余人，帮扶老人近6000人。“邻里守望，互帮互助’’已成为群众的一种文化自觉。 7．对于志愿者和志愿精神，广大网友在网上展开了热议： 网友“寻找慧根”说：郭明义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献200毫升血、捐款给希望工程、帮助困难工友……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也是很多人够得着，做得到的。但郭明义又比一般人走得更远。20多年来，他累计献血共6万毫升，发出了140张汇款单资助180个学生……聚沙成塔，久久为功，郭明义创造了一个普通人的爱心奇迹，也给普通人带来了启迪。 云南省楚雄州网友说：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兴旺、社会的和谐都离不开这种精神，爱心是一把火，它可以照亮和温暖人们的心灵。 网友“凌燕晨飞”说：公益应该从你、我、他做起，从娃娃抓起。因为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我”组成的，而娃娃正是在模仿自己的亲人过程中长大的。 网友“感动”说：让人们感动的是一种精神，就是关心他人、无私奉献、真诚感恩、服务社会的志愿精神! 网友“尊敬志愿者”说：我为千千万万个志愿者而感动。他们是无名英雄，不怕困难，无私奉献，努力践行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他们犹如寒冬的一团火，融化人们冰凉的心；他们犹如黑夜的一盏灯，照亮别人前行的路；他们犹如春天里的一抹绿，点亮整个大地——他们是令人尊敬的英雄! 有一位网友还做了一首小诗：“你的志愿让我们明白／我们身边的人有关爱／你的大爱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世界充满真爱／你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爱。” 8．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文委《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河北省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深化拓展“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进一步壮大志愿者队伍，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河北特点的志愿服务制度，河北省文明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措施》指出，要培育志愿服务文化自觉，通过理论指导、新闻引导、文艺倡导等方式，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强对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群体先进事迹的宣传，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使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结合时代条件深入挖掘和阐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志愿服务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找准情感的共鸣点，大力倡导善行文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的道德准则。弘扬“赶考”精神，引导志愿者用实际行动做有爱心、有善心、有诚心的“赶考人”，鼓励人们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措施》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志愿服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融人城乡社区治理。各级文明委、志愿委要加强对志愿服务活动的总体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指导，文明办和志愿办要发挥好牵头作用。志愿委各成员单位要多设计接地气、聚人气的项目，多开展顺民意、得民心的活动，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好事。鼓励动员社会资源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有效弥补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的不足，为百姓分忧，为政府助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按照“落细、落小、落实”的要求，抓紧制定具体管用、简便易行的实施办法。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是21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的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旅游休闲、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是极具特色的现代农业庄园和理想的现代乡村居所的有机结合体。田园综合体作为一种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新业态，在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下能够得到政策鼓励和呵护，是因为它顺应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它能够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新常态条件下，满足城乡居民对高端生活、旅游和消费的各种新型需要，创新性提供宜居、宜养、宜旅的高品质农业产品和服务供给。 文件为田园综合体的依托主体和创建内容指明了方向，旨在通过田园综合体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盘活农村的多种资源，融合区域的多种产业，激活城乡的多种要素，实现农村宜居、宜业，城市居民乐意来、喜欢住。 田园综合体模式的开发，综合了生态、文化、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形成了一幅山清水秀、文化丰富、经济繁荣的美好画面，满足当今生活在快节奏下人们对回归乡土的诉求，回归人们内心最初的美好向往，望山、见水、记得住乡愁。 2．田园综合体是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也是一个打造诗意栖居理想地的时代课题。 乡村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潮流，田园综合体顺应这股大潮而生。看似匮乏实则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需要匠心独运的开发。一段溪流、一座断桥、一棵古树、一处老宅、一块残碑都有诉说不尽的故事。瑞士有被称为无烟工业(手表、军刀)、无本买卖(金融业)、元中生有(旅游业)的“三无经济”。旅游本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产业，瑞士在这方面开发得风生水起，值得借鉴。 一个完善的田园综合体应是一个包含了农、林、牧、渔、加工、制造、餐饮、酒店、仓储、保鲜、金融、工商、旅游及房地产等行业的三产融合体和城乡复合体。对农民来说，远走他乡和抛家别亲的进城务工牺牲太大，在本区域内多元发展，从多个产业融合发展中获取收益的模式更为可行。没有一个比较高的生活水准，人心必背，没有产业支撑的田园综合体也只能是一副空皮囊。各级各类现代农业科技园、产业园、创业园，应适当向田园综合体布局。 文化就是“人化”与“化人”的过程。田园综合体要把当地世代形成的风土民情、乡规民约、民俗演艺等发掘出来，让人们可以体验农耕活动和乡村生活的苦乐与礼仪，以此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生产与消费、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从而产生符合自然规律的自警、自醒行为，在陶冶性情中自娱自乐、化身其中。缺乏文化内涵的综合体是不可持续的。 各种基础设施是启动田园综合体的先决条件，而及时地提供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又会对后续的发展产生持续的正向外部性。一个地方缺乏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物流、人流、信息流，就无法实现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沟通，乡村偏僻的地理位置被阻隔世外，就无法与外部更广阔的地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向外开放的经济空间。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农业和乡村与国家和社会的落后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乡村年轻人大量流出的过程和老龄化的过程、放弃耕作的过程和农业衰退的过程，以及乡村社会功能退化的过程。田园综合体是乡与城的结合、农与工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生产与生活的结合，以乡村复兴和再造为目标，通过吸引各种资源与凝聚人心，给那些日渐萧条的乡村注入新的活力，重新激活价值、信仰、灵感和认同的归属。 3．2017年8月左右，多个省份陆续公布了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情况。继特色小镇之后，田园综合体成为新一轮县域投资热点。总体看，各地试点进展顺利，取得了初步成果。不过，一些地方田园综合体建设出现了脱农情况，以延伸农业产业链之名拿地，却行房地产之实；一些企业建设田园综合体，虽做的是农村产业融合，却忽视农民利益，甚至试图把农民赶走。 田园综合体是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新概念，不同于一般的农业园区建设，也不是传统的乡村旅游，更多的是从农村发展角度对乡村资源进行的合理开发，涉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其本质上是三产融合体和乡村复合体，通过资源聚合、功能整合和要素融合，使得城与乡、工与农元素在田园综合体中相得益彰。田园综合体的核心是“为农”，特色是“田园”，关键在“综合”。 田园综合体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以空间创新带动产业优化、链条延伸，构建农业发展新动能，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田园综合体要展现农民生活、农村风情和农业特色，核心产业是农业，并不是“农村+地产”或“农村+旅游”，绝不能将综合体建设搞成变相的房地产开发，也不能搞成大兴土木、改头换面的旅游度假区，确保田园综合体建设定位不走偏。 城镇化发展的巨轮并不一定要碾压田园的诗意。建设田园综合体，以田园特色为基底，留住乡愁，保护好青山绿水，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在壮大农村产业的同时，为农民探索多元化的聚居模式，既保持田园特色，又实现现代居住功能；在保持田园肌理的基础上强调城乡互动，既服务“原来的人”，又服务“新来的人”。 建设田园综合体，关键在“综合性”，不是搞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离土上楼，而是要建设宜居、宜业的新农村，实现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由于其建设涉及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建设用地保障等诸多领域，因此建设田园综合体，不是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等领域单一地试点探索，而是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全局性变革，是引领“三农”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创新。 在实践中，田园综合体投资大、周期长，不可避免地引入较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农村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但也要避免社会资本对农村资源的过度侵占、对农民权益的挤出效应。要保护好农民的就业创业、产业发展、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权益，使农民全程参与田园综合体建设过程，完善企业、合作社和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从中广泛受益。 作为新事物，田园综合体没有统一的模式，也不应有固定的设计，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注重保护和发扬地方文化，而非移植复制和同质化竞争。田园综合体建设不可大干快上、遍地开花。当前，尤其要警惕一些乡、村举债搞建设或大拆大建、盲目铺摊子的情况。 4．“田园综合体”综合化发展产业，跨越化利用农村资产，是当前乡村发展的创新突破。产业融合是打造田园综合体的必由之路。某地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却问题频频，以下是当地某部门调查报告的相关内容： 我区基础设施薄弱，不少地区为山区、半山区，土地细碎，交通落后，有些地方没有机耕道，无法使用机械化设备。有些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建设了厂房、购买了设备，但水、电、气、网等配套设施不到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乡镇和村政府借款、农户筹资，财政拨款占绝对主体地位，2017年仅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缺口率就达40%。同时，金融信贷支持不足。农业基础设施产权不够清晰、承贷主体不明确，以政府及其相应职能部门作为贷款承贷主体，又不符合国家信贷管理规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获得资金补充，只能错失发展良机。 农村产业融合是多元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税费优惠和财政补贴均以农民合作社和农户为主。部分工商企业带着丰厚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参与农村产业融合，难以享受同等的优惠待遇，而且项目申报难，设定的申报条件过于苛刻、申报程序过于繁琐，不少经营主体达不到要求，有时最需要支持的企业因为条件限制反而争取不到支持。如此一来，既降低了部分企业的积极性，也削减了部分已有项目的竞争力。 虽然我区农村产业融合的参与主体在形成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上作出了有益探索，但部分项目的利益联结机制仍不健全，缺乏对农户的辐射带动力。有些企业参与农村产业融合项目，与农户有竞争、无合作，在农民合作社中“一股独大”，甚至取得优惠政策后从事非农的高收益产业。这就不难理解，有些农村产业融合项目，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核心原因就是收益不能与时俱进。调研中，看到有鼓励农户以土地入股方式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让农民分享土地资产增值收益的情形，这是有益探索，但也直观感受到，普通农户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 我区农业加工企业，都是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和初、粗加工企业，农产品附加值低，其中5家蔬菜生产企业，是直接供应市场生鲜蔬菜，2家企业冷藏保鲜蔬菜，1家企业从事食用菌深加工，缺乏精深加工企业。当前，我区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程度低、层次浅，突出体现在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合作方式简单，没有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和利润分配机制；有些企业在一产向二产的延伸中，精深加工投入少，产品附加值低，农民没有分享到产业融合中的“红利”。 5．“誓把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安徽省合肥地区流传着这一说法，其背后有两个语境：一是合肥地处江淮分水岭，干旱缺水是江淮分水岭的常态；二是由于干旱缺水，这一地带不适宜种植传统大田作物，发展相对落后。 如何跳出地理上的困境，实现脱贫致富?四年前，素有“中国苗木之乡”之称的肥西县，遵循江淮分水岭的地理特点，开始在这一带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观光、旅游综合体，即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的“田园综合体”。在肥西县官亭镇，景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官亭林海。 2017年5月5日，时值江淮初夏。为了打破城乡文化的藩篱，肥西县在官亭镇游客接待中心开设了咖啡店，游客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欣赏着美景，耳畔不时飘来轻柔的音乐。 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乡村旅游人数已占全国游客总量的1/3，而近年来主要城市周边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年均增长率更是高于20%。在这种迅猛的发展形势下，简单的“吃农家饭、住农家房”型乡村旅游已难以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旅游、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的新要求，全面升级势在必行。集农业、文化旅游甚至地产于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趋势。 “持续推进城乡大建设，等高对接合肥中心城区，全面建成九纵八横、深度融合合肥的交通路网，有序推进老城区综合改造，全力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实现由近郊县向主城区的历史性转变。推动城乡联动发展，着力构建以烟雨水乡、湖光山色、岭上风光为特色的美丽乡村，建成省级中心村38个、美丽乡村示范带6条。”肥西县委副书记李某介绍，官亭林海就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不是官亭林海的全部。”李某希望通过生产、生活、生态的改变，实现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有机结合与关联共生，涵盖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田园居住等复合功能，将新型产业与农村发展进行有机结合，在规划时，就按照多功能、多业态的综合运营去规划设计。 产业是田园综合体的核心。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支持有条件的乡村”，所谓的“有条件”，在业内看来，是指当地有特色的产业、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以及生态资源，总归是有特点在其中。 官亭林海生态区，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农业、文化旅游、农事体验和园区社区化管理服务，由公司化主体运营。城乡融合，先是城乡互动，实现生活、社交、信息的流动，从而实现文明的融合。对村民来说，田园综合体是接触外界、打开眼界的窗口，不同文化在此交融互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肥西在规划时进行了全面统筹。 在人的层面，不把农民丢到一边。田园综合体是一套综合产业体系，需要集中要素资源对乡村进行整体规划、开发和运营。在此过程中，肥西利用好农民合作社这一载体，通过土地流转，对土地经营进行中长期产业规划，发展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园区，以此作为建设田园综合体的基础。而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既可以在其中就业，还可以通过股权、租金等方式获得收益，实现充分参与和受益。如此一来，既培育了新型经营主体，也充分保护了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防止集体资产被外来资本控制。 在产业层面，田园综合体的核心产业是农业。当然，为了改善乡村旅游硬件和提升服务水平，生态区对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改造甚至重建，但本身仍是乡村，并且特别保留了乡村的原生态，同时尊重和发扬农耕文明，融合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创新形式，真正展现农民生活、农村风情和农业特色。 考虑到农村人向往都市，都市人又想回归田园，当一个城里人和一个农村人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很难互融，尽管都有迫切的互动需要，但是却没有很成功的模式可以一揽子解决好这些问题。在官亭林海的周边，肥西县正在对农村进行改造，以官亭林海为中心，逐步向外围拓展。改造的思路是，让城市和乡村实现文明融合。 “我们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三次产业比逐步优化，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超九成。”李某说。 6．“基于我们多年的探索实践，李家庄无论是基础设施条件、‘田园综合体’要素，还是发展潜力方面，都与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相契合。”2017年，榆中县被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确定为全国8个“田园综合体”示范试点之一，打造甘肃首个“田园综合体”。当前，被榆中作为“田园综合体”试点核心园区建设的李家庄，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抢抓中央提出建设“田园综合体”这一乡村创新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刀阔斧展开新的探索。 一栋栋日光温室整齐排列的设施蔬菜种植及观光采摘区，宽敞明亮的连栋温室区，依势而建的仿古小亭……走进李家庄村，置身村里近几年全力打造的“榆兴农庄”，这些映入眼帘的设施和建筑，在向每一个造访者展示着一个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的勃勃生机。 李家庄村党总支书记张建文说，为促农增收，村里起步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建起了55座日光温室，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水电等配套设施始终不完善，生产条件较差，导致后来许多农户逐渐放弃日光温室蔬菜种植。为此，已离开家乡做生意多年的张建文，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决心返乡发展，带动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他请来了榆兴农业公司的专家考察设计，对29座已经撂荒的日光温室进行改造升级。公司引入智慧农业理念和物联网技术，专门聘请第三方公司共同开发相关软件，提升日光温室的自动化水平，人们通过手机APP就可以进行浇水施肥、卷帘等操作，还可以实时收集温室内的温度、湿度等生产数据。 “做农业，除了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还要突破新鲜果蔬冷链运输等难题和瓶颈，所以，为了给村里拓宽发展路径，我们提出了‘整村推进’的发展思路。”张建文说，首先是进行劳动力整合，村里从2014年年底开始对全村劳动力资源进行梳理，鼓励一部分有思想、有能力的年轻人借助乡村旅游积极创业，鼓励其他村民参与到农业生产、原始加工作坊、特色手工艺品和风味小吃制作及三产服务中去。其次，对全村的宅基地统一整合，建设村民集中居住的小区，并利用国家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调整出新的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建设全村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最后是土地整合，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利用。 “思路必须付诸实践。但自我到村里任职后，感觉村里村外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很多村民获取信息不够，有的甚至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张建文说，为了畅通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村里大力推进智慧乡村建设，推动无线网络信号全覆盖、智能手机普及和电信、电视“三网合一”入户。2015年，李家庄村被评为“全省第一智慧乡村示范点”。 在帮助村民转变思想观念的同时，李家庄村“两委”也积极调整思路，提出了新的构想，即将李家庄村打造成集智慧农业、农事体验、科普教育、生态观光、主题娱乐、时尚运动、康体养生养老、农耕文化体验、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成为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乡村旅游区。基于这一思路，李家庄村制定了全新的发展规划，力求实现“以一产为核心带动三产发展，再通过一三产的发展带动二产的快速提升”。 如今的李家庄，处处是变革发展的景象，“田园综合体”正从规划、图纸上一点一点变成现实。偌大的“水上餐厅”项目已启动建设，乡村大舞台、李家庄老茶馆、森林王国、盆景园、乡村动物园、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广场、作坊一条街等体现当地民俗和特色的项目也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事业单位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4月初，中央已经确定了一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时间表，共涉及超过126万个机构，4000余万人。该表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到2020年，中国将形成新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算起，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走过了19年历程。其间，相关的人事聘用、机构编制、管理体制、绩效工资、养老保险等改革和试点细水长流般地延宕至今。其间，各种试探、揣测、观望，甚至抱怨的社会心态，不断推高各界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期盼热度。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关键要从体制机制人手，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调整和规范政事关系。201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 2．由于体制遗留原因，科技部掌管着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众多部委下属的科研型事业单位的工资费用。这一权力，由前国家科委承袭而来。每年，科技部都要对几乎全部部委所属的科研事业单位的支出费用统一匡算，然后上报财政部拨款。 科技部人士称，最近几年来的局面是，国务院部委设置瘦身，但是相应事业单位却在逐年扩编。仅以科技部为例，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科技部下属事业单位只有两三家，但现在已经发展至近10家。目前，每年科技部匡算出来的国务院部委相关事业单位的工资等费用支出已经近500亿。而十年前，才不过几十亿的规模。 科技部人士说，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应该推进，否则都吃财政，只会让财政包袱越来越重。对于那些盈利能力强，能挣钱的事业单位应该剥离出去，推向市场。但他也表示，一步到位推向市场根本做不到。 3．目前，国务院共有社科院中科院等直属事业单位14个，有国资委、科技部等相关部委29个，税务总局、工商局等直属机构18个，以及部委管理的国际局10个。在这些机构下面，基本上都有数目不等的相关事业单位。这些种类繁多、人员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成为此次改革的难点。 事实上，中科院和社科院在2008年就被选为进行工资改革的试点。但时至2011年，这两个“先行先试”的事业单位推进的工资改革依然困难重重。 社科院人士说，院里工资改革基本已经停止，没办法再推进了。停止的原因在于社科院向人保部争取的“一级以上研究员岗位比例达到60％以上”这一要求至今没有得到批复。他称，定岗定薪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最上面的人员级别定不下来，下面都不好做。即便是在中科院，推进的工资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定岗定薪的层面，而对于绩效究竟该如何考核，相关的薪津补贴参考标准如何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说法。 4．2008年底，广东起草了《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拟为以后的养老制度改革铺路。然而，此方案刚一开始征求意见，“就引起混乱和不稳定，一些人直接写信给省委领导，大批人申请提前退休或买断工龄。”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分类改革本身就困难重重。 尽管从单位性质上看，要进行分类划分并不困难，但由于所有事业单位都与政府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平衡和照顾各方利益，要进行公平有效的划分争议极大。 按照此征求意见稿，广东拟将全省所有事业单位分为三类：行政类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及公益类事业单位。后者是养老制度改革对象。第一类事业单位要与国家机关合并，他们对改革双手赞成；第二类拟通过改制成为企业，这类单位绝大部分自成立之日起就按企业模式纳人养老保险序列，在养老保险改革方面争议不大，但对自己要被直接改成企业的做法，反应激烈。很多列入转制计划的事业单位人员，纷纷打报告要求回到公务员系统工作。 5．华南农业大学一位已退休的教师说，当时有教师测算过，按老办法退休，退休金在3500元／月以上；若不申请提前退休，退休金则可能只有1600元／月左右。 按照广东省的征求意见稿，在2008年12月31日前，凡工作年限满30年的或个别工作年限满20年，因身体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经报同级政府人事部门批准亦可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对这部分职工，可按“老人老办法”实行退休养老待遇。 2008年12月20日前后，各大高校的人事处办公室门前，前来询问退休政策的教职工川流不息，“不少符合条件的高校教授打算先退休，然后等着学校返聘自己”。 广东省社保系统一位官员称：“当时提出要退休的大概有上千人，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教学秩序，还有一些老师公开抨击改革方案，认为公务员不改，只改事业单位，不公平。” 6．如此庞大的公益类事业单位人群一下子进入社保，财政必须按其工龄为其补缴工资额28％的养老保险费。“当时劳动、人事及财政部门坐在一起测算了一下，就算每个职工平均补缴十年，那至少也要几十亿元，更何况平均工龄可能不止十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员说。 如果再算上按工资额的16％缴纳职业年金，“那更是不得了，没人敢提”。2009年广东省财政对社保养老基金补助3．3亿元，压力原本已相当巨大。“各部门一看情况这么复杂，改革对象都闹得这么厉害，全都像得了心肌梗塞，谁都不敢动了。”这位官员说。就这样，广东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了了之，养老制度改革方案也随之搁浅。 作为最早启动改革的省份，广东的经历被其他省(市)视为教训。目前上海、重庆及浙江均未出台相关改革方案；山西正在进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前期工作，目前已撤并事业单位74个，核减事业编制2827名，其中全额352名，差额1046名，收回政法专项编制72名，核减处级领导职数182名。但是，山西的改革能进行到何种程度，业界并不看好。 7．“目前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自2011年6月2日已经一年。但改革的动力渐渐出现不足，专家学者所提建议不多，制定相应对策性的政策也不够。横向上看‘两头热、中间冷’，纵向上看是‘上下热、中间冷’的局面。” 从纵向上看“上头热”，中央编办研究中心主任洪都解释说，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编委、中央编办以及相关部门等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都非常积极，经历了十年颁发中央五号文件，还有十一个配套文件同时印发，涉及十一个部门。可以说，从中央到相关部门都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下头热”，广大民众总寄希望于事业单位改革，能给全国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五号文件也同样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百姓寄望改革能让“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得以解决。 “中间冷”，指相关部门、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事业单位自身不积极。 洪都分析指出，横向上也是“两头热、中间冷。”横向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这三大方面的改革都迫使事业单位必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近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把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之所以不能转变到位的原因，归结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到位。 此外，从计划经济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让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事业单位依存于计划经济，当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事业单位依存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其生存的空间和活力就受到极大冲击，也迫使事业单位进行改革。 再者，目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也正在进行全面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标志着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也促使事业单位必须要进行改革。 由此来看，经济社会的各种改革对事业单位改革都形成了一个合围趋势。毫无疑问，事业单位改革肯定会产生震动，但是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地方领导，绝对不会允许因事业单位改革而引发不稳定。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有天然的利益关系，如果事业单位要改革，原有的利益格局就要打破。所以，事业单位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8．事业单位如何才能成功改革?通过分析观察一年来的全国改革，中央编办研究中心主任洪都认为，应防止出现三种倾向。 首先，十年来，片面化改革非常突出，绝大多数地方和主管单位都把精简事业单位的机构和人员、减轻财政负担作为改革的目标，将改革的核心问题完全忽略。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防止价值和目标取向上的片面性。 “以前，县乡的大量事业单位并的并、撤的撤、卖的卖，尤其是乡镇的农村中小学被大量撤减。校车事件仅是一个表象，背后的是过多撤并中小学产生的问题。原来村里的小学撤掉了，方圆数公里就设一个中心小学，有很多农村的孩子都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如果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就近入学，他们还用得着去坐那破破烂烂的校车吗?” 洪都认为，不少地方把医院、文艺院团、文化宫等单位或者转企、或者解散，这种做法客观上就造成了农村地区的“看病难”、“上学难”，文化生活贫乏等一系列问题。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事业单位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其次，要防止消极改革倾向。动力不足渐显，大多事业单位在改革过程中都很消极。 最后，要防止碎片化改革倾向。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印发的十一个配套文件就是十一个领域。要防止改革利益的碎片化，一方面，不能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基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来考量。其造成的危害是，陷入改革与部门利益的私利当中，完全按照部门的利益来思考事业单位改革。另一方面，还要防止改革内容的碎片化。改革涉及十一个配套文件，十一个方面是有机联系，只有先后，而不存在可干可不干的问题，十一个方面应该有序地推进。 “要尽快在全社会形成事业单位改革的共识，各个部门、各个阶层，从上到下，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积极地支持、拥护，共同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洪都说。 9．新华社2012年4月16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的《关于事业单位分类的意见》，按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中财政有关政策的意见》提出了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 《指导意见》给出了明确规定：清理规范现有事业单位。对未按规定设立或原承担特定任务已完成的，予以撤销。对布局结构不合理、设置过于分散、工作任务严重不足或职责相同相近的，予以整合。《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提出“坚持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工作方针”。 4月17日，就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有关问题，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如何理解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重大意义? 答：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完善我国改革开放总体布局的必然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 通过改革，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微观事务交给事业单位，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到公益事业发展上，加强对公益事业的政策引导、总体规划和有效监管，同时明确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强化公益属性，更好地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 问：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答：现阶段，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公益服务需求。改革不是简单地减人、减机构、甩包袱，更不是把事业单位搞小变弱。 检验这项改革成败的标准，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调动事业单位各类专门人才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公益事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有利于事业单位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和社会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问：如何推进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的改革? 答：这类单位的改革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后，只有这类单位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改革的核心要求是创新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其公益属性，激发生机活力，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益服务。 创新行政主管部门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强化制定政策法规、行业规划、标准规范和监督指导等职责，减少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进一步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 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对不宜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事业单位，继续完善现行管理模式。 以转换用人机制和搞活用人制度为核心，以健全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同时，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分类人事管理。 以完善工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为核心，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的工作人员收人分配制度。 完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政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 建立事业单位绩效考评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全面加强事业单位党的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事业单位的贯彻执行。 同时，大力发展公益服务，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也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公益服务新格局。 10．浙江是全国最早发起事业单位改革的省份。而绍兴则是浙江强力推行这项改革的两个试点县市之一。另外一个试点市是湖州。但比较起来，绍兴的事业单位改革更为成功和彻底。 “事业单位类型繁多，性质各异，采取一种改革模式很难符合实际。”参与了绍兴市多家事业单位改革的绍兴市体改办产业体制处处长王辉说：“对不同的事业单位，要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不能搞‘一刀切’。”这就是发轫于绍兴的“分类改革”。1999年，绍兴有选择地圈定了包括“绍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内的几家市本级事业单位作为改制试点。 “改制是脱胎换骨的一场自身革命，可以说是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大分化和大重组。”浙江华汇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汇公司”)董事长袁建华表示。华汇公司就是绍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改制后的“变身”。袁建华在绍兴市事业单位改制前是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目前，该公司已经拥有十三家参股、控股企业。 王辉表示，华汇公司的改制结果说明，只要改制方案设置合理，事业单位改革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2001年2月7日，绍兴市下发了《关于深化市直事业单位改革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按照社会职能、经费来源的不同，对该市的事业单位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一是生产经营型事业单位，要全部转为企业，使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最大化地从这些事业单位退出，使职工的劳动关系得到最大限度的置换。其他事业单位附属的生产经营等“三产”单位，要彻底剥离，并进行改制。二是社会中介型事业单位，在人、财、物等方面要与政府主管部门彻底挂钩，实现政事分开，并按照《公司法》规定，采取发起人制度，改制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独立的社会法人主体，国有资产要从这些单位退出。三是技术服务型事业单位，要放开搞活，加快社会化和企业化运作进程，推进非经营性资产向经营性资产转变，并大胆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走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之路。四是行政执法型事业单位，如各执法大队，要进行全面梳理，对应当由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要坚决收回，对企业职能要进行分离。在单位数量和规模上要严格控制，该撤并的坚决撤并。同时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切实加强对经费收支的监督检查，防止把法律和政府赋予的执法行为变成为本部门谋私利、搞福利的权力。五是公益型事业单位的改革。这类改革最为棘手，但绍兴仍然迈开了大步。2002年4月7日，绍兴市第五人民医院被绍兴民营企业绍兴咸亨集团以3320万元成功公开拍走，而拍卖前，该医院评估后的净资产为2100万元。绍兴市第五人民医院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公开拍卖的公立医院。 王辉介绍，尽管最近两年绍兴并没有再出台针对事业单位改制的指导性文件，但“由于从改制之初考虑得就比较周全，现在没留下任何后遗症”。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一)2013年11月17日起至2014年1月10日，兰州中心城区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与此同时，北京、西安、济南、太原、唐山等多个城市均宣布将在重污染天时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 然而，专家表示，治理城市交通拥堵“顽疾”，仅采取机动车限行、提高停车费、摇号中签等“打针吃药”的措施是不够的，还要从调整城市规划、控制机动车总量等宏观层面“动手术”。才能走出越治越堵的“死胡同”。 北京市民孙先生家住朝阳区东四环外，孩子在二环内东城区的小学上学，每天上班和接送孩子，他都要开车在市区来回穿行好几趟，饱受堵车之苦。孙先生无奈地说：“我也不愿这么折腾，但好学校都在市中心，有什么办法呢?” 专家指出，北京城市发展的重心一直围绕旧城中心地区以“摊大饼”的方式展开，各类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资源，投放过度集中，导致中心城区“不堪重负”。 “科学的城市规划能有效降低人们的交通出行需求。”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蒋伶表示，从国外经验看，一个城市多个中心能有效降低交通出行总量。大城市应构建城市级、地区级、社区级等多中心体系，分级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实现交通减量化。 另有业内人士认为，交通拥堵的源头是机动车总量快速增长，拥堵现象从一线城市向中小城市蔓延。据测算，目前兰州市道路交通密度高达每公里628辆，是香港、深圳的两倍以上。 “修路的数量跟不上车辆增加的数量，政府部门还有很多欠账要补。”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继孚认为，即便北京实施了汽车限购措施，但每年新增汽车达10万～20万辆，这意味着每年有5%左右的增长率。相比之下，全市道路里程每年增加不足1%。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快速进入汽车社会，但道路建设、停车设施却严重滞后，道路微循环系统严重不畅，都使交通状况雪上加霜。 “小区门口的道路本来是三条车道，但道路两侧都停满了车，只剩下道路中间一条车道，会车时经常会堵死。”家住北京石景山区的岳女士无奈地说。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分析说，北京市城市道路网络还不完善，单位大院和大型居住区对道路系统造成割裂和阻断，南北向路网连接不畅，次干路和支路通行能力不足。此外，各类公共交通之间换乘设施不足、换乘不便、换乘距离长等问题都需要改进。 “城市交通是否顺畅，不取决于主干道有多宽，主要看道路交叉口的通畅度以及整个路网的匹配度。”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刘攀表示，在国内，很多城市把街区规划得很大，好处是地块完整，便于开放，缺点是主干道占比过大，与次干道难以形成良性交通循环，导致主路虽然很宽，但交叉口往往特别拥堵。 (二)2014年北京摇号政策将怎样变化成为各界关注的民生热点话题。摇号限购等治堵治污的行政化手段难以长久。治堵治污最有效、最长效的手段应该是市场之手而不是政策之手。摇号限购貌似公平。但是丧失了市场经济中的要素——效率。而政府部门面对上百万急于中签的个体，根本没有能力、办法和资格从中高效率地区分出谁购车的理由更迫切、谁购车的需求更优先。 有关专家学者认为，“治堵新政”不但很难改善北京目前的拥堵状况，可能对全国其他大城市产生示范作用，而且在“摇号上牌”过程中也可能滋生腐败问题。 安邦财经研究部主管贺军认为，新公布的方案还将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对于北京汽车产业和就业环境的杀伤力都较大，摇号将会产生不透明的寻租空间和牌照黑市。 而一些普通市民，尤其是一些“北漂”族，感到很不公平。外地人来到北京工作、生活，地点往往都多位于远离市区的五六环；而现在北京的公共交通系统又没有完善到四通八达的地步，很多地方还是需要有车才能方便出行，“将每年60万到80万的购车需求缩水到24万，实在有些不合理，而且按照新政的规定，没有五年完税证明的外地人连参加‘摇号’的资格都没有，对于来北京工作的外地人的生活造成一定不便。” 当然，在北京公交、地铁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各种行政治堵手段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应当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长远看必须过渡到使用市场化手段治堵。让市场效率、市场选择逐步替代一刀切的限行、限购政策。 至于未来，“限购、限行”这样的短时间临时政策如何被更好的法律、经济手段替代，更是值得国内各级研究机构重点关注的战略课题，因为这不光关系到北京一个城市，对其他正在拥堵困扰的大城市同样是急需的。 (三)交通拥堵日渐成为不少大中城市的“不可承受之重”。在过去的一年里，宁波市开展交通拥堵、城市主干道综合整治，打通“断头路”三年行动计划顺利完成，交通网络建设成效明显，已获批国家公交都市创建示范城市。 迈入2014，“治堵”仍然是宁波城市建设的关键词之一。作为中国汽车社会爆炸式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并发症”，交通拥堵没有“一贴灵”可医，而需要从城市功能再规划、社会管理创新、交通文明培育、公交优先建设等多个方面对症下药。对此，两位公共交通方面的专家，开出了“一动一静”的治堵药方。 2013年11月底。宁波创建第二批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获正式批复。“公交都市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势而为，建议开展公交优先实施情况专项审计。”长期从事宁波城市交通研究的杨仁法委员指出，像公交优先这种涉及部门多、实施难度大、民生关注度高的问题，开展专项审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杨仁法委员认为，在目前以轨道交通大容量快速公交和有轨电车、BRT等中运量公交为骨架，常规公交为主体，出租车为补充，公共自行车为延伸的公共交通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出租车可替代私家车出行，缓解交通拥堵，但前提是能够比较便捷地打到车。 “在马路边的小型餐饮店、便利店、加油站设立待调点，不仅方便司机停车‘补给’，又变‘路抛寻客’为‘候客调度’。”在杨仁法委员看来，设立遍布全市的标准化的候召服务点可谓“一石二鸟”，能够为已经建立的出租车智能电召平台提供地理硬件支撑。 除了让公交和出租“动起来”，作为静态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停车场够不够，直接关系到停车难不难。“有限的公共停车设施存在被擅自改变用途、出租等现象，‘公共’变成了‘专属’。”吴宗良代表此前参与的停车难专项审计调查报告，将“停车场变身”问题置于聚光灯下。 据吴宗良代表介绍，富茂停车场地下一层131个公共停车位，摇身一变成了娱乐和餐饮场所；东方瑞士小学地下停车库98个停车位，有67个被改成仓库用于出租；波特曼大酒店将地下二层的50个停车位改为仓库或堆放杂物。 针对这种公共资源悄悄变身的问题，市城管部门已于2013年底完成了对老三区停车场基础数据的普查工作。“摸清家底之后，怎样实现科学管理、促进规范使用很重要。”吴宗良代表表示，吸引并鼓励社会资本、社会资源参与停车场的建设，利用价格杠杆，加强交通需求管理，逐步减少小汽车的使用频率，推进停车场建设的产业化发展，是城市停车领域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我市停车产业化政策的出台以及停车信息化建设，吴宗良代表将继续密切关注。 (四)如何建设一座没有拥堵的城市?新加坡城市交通国际总裁罗兆广于2013年9月18日在“中国——世行知识共享：城市发展领域的交付科学实践”研讨会上，介绍了新加坡城市交通统筹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据他介绍，新加坡95%以上的高速公路和主干道在高峰期没有交通拥堵。而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就，政府统筹管理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新加坡国土面积有限，没办法修建很多公路，只能通过优化公共交通来解决拥堵问题。”罗兆广说，很多地方的公共交通都是碎片化管理，导致公共交通效率不高。 1994年，新加坡将原有的四个陆路交通机构合并，统一由新加坡陆路交通局负责管理所有交通方式和方方面面的问题，统筹制定交通政策和战略，规划道路、公交和轨道交通网络。 道路交通建设中，土地使用规划也十分重要。据了解，新加坡每10年就会进行一次土地的概念性规划，制定未来40～50年的土地战略规划，每5年进行一次实施性较强的土地发展总体规划。通过科学的土地规划保证未来交通发展形势变化的需要。 “有些城市政府花费了很大投资进行轨道交通建设，但整合工作没有做好，对地铁的利用没有达到最优。这是非常可惜的。”罗兆广说。 据他介绍，新加坡于2009年开始进行了公交、轨道交通线网综合规划，促进公交路线直接衔接地铁站。 罗兆广认为，一体化的城市建设和交通规划，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很多交通拥堵问题。 新加坡政府着力建设无缝整合的交通枢纽。住宅楼盘、商业购物与轻轨、地铁、公交、出租车相互临近，实现交通方式一体化、设施一体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出行距离和时间大幅缩短。 在新加坡，政府还建设了大量有遮挡的通道，以实现最后一公里的无缝衔接。“比如我下班碰巧赶上下雨了，从办公室去坐地铁，然后再坐巴士，即使没带伞也不会被淋到，因为一路上都有这种有遮挡的走道。”罗兆广说。 罗兆广介绍说，在交通需求管理方面，新加坡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策略，在控制机动车保有量的同时，通过收取道路拥堵费来限制车辆上路。 从1990年开始，新加坡引入机动车配额系统，每两个月拍卖购置新车的拥车证。拥车证有效期10年，大多数不可转让。这一举措将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幅控制在了较好的水平。 此外，新加坡还对机动车收取基于里程的道路拥堵费，以此疏导交通需求。 罗兆广说，实施拥堵费政策后，很多人都会提早出门，避免拥堵收费。还有人开车送家人到地铁站去上班。总体来看，拥堵费给市民带来的好处多于不便，确保了交通的顺畅无阻。 (五)连日来，一些城市收取机动车“拥堵费”的呼声再起，特别是北京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的消息，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 对于即将到来的“拥堵费”政策，各方意见不一。支持者认为这符合市场化治堵原则，谁占用道路资源就需要付出成本。 分析人士指出，“收费治堵”在不少国家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政策能否“洋为中用”?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公车和公交问题。 但反对者认为，该开车的人还得开车，收费并不能有效减少汽车使用，只会增加消费者负担。 近年来，公车数量增加给城市交通带来了很大冲击。据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估算，中国全口径公车总数可能超过400万辆，“即使一个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小县城，公车可能也有几百辆，如此膨胀的速度，再多的道路资源也不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某央企的一辆公车，一年时间跑了近10万公里。“有时候一天跑三四百公里，比出租车都多，反正都是公家报销，使用者也不心疼钱，进进出出都用车，公事私事分不清。”驾驶员告诉记者。 北京交通大学季文玉教授的看法是，运用经济手段肯定会有一定效果，但有些人根本不怕罚款，最终为政策埋单的还是拥有私家车的工薪阶层。数据表明，北京市公务用车数量已经突破6万辆，“征收再高的费用也不会影响这些公务用车的出行。” 据分析，公车改革如果不推进，大量公车依然消耗公路、畅行无阻，收取“拥堵费”的抑制作用很有限，不仅影响了私家车同行的公平性，也会减少治堵措施的效果。 “现在油价涨、停车费涨，如果再加上一笔拥堵费，谁还开得起车?恐怕就剩下那些不怕收费的公车和富豪了。”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王先生有自己的私家车，他认为，采用收费的方式治理拥堵有点让人大跌眼镜。“每次政策出台好像都是要老百姓掏钱，肯定会激起大家的不满情绪。” 不少没车的人也不赞成通过收费来治堵。“一遇到什么状况就会加收费用，那还要‘相关部门’干嘛?收的费用谁能保证会用于改善拥堵?别又给腐败提供了空间。”广东东莞一名打工者在民意中国网留言。 “拥堵费不能想收就收。”律师刘家辉说，“收来的钱是否用于治堵，还是借治堵进行收费敛财?” (六)2014年，北京市将制定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调整完善方案，并从2015年起正式实施。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秘书长王丽梅表示，需要收交通拥堵费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身局部区域污染指数非常高，比如人口密集区及工业排放较高的区域。另一种是限定排放标准的区域，比如学校、医院、公园、老人院等，这些区域就要限制车辆的进入。 “最大的障碍可能是大家出行成本会增加。”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提到，对于居住在收取交通拥堵费区域的市民收费影响可能最大。 对此，交通专家王江燕表示，可以对收费区域的市民发放通行证，并且给予一定优惠，但不建议全免。因为交通拥堵区域内应该减少车辆出行，选择生活在该区域居住，就必须承担出行成本增加的结果。 王江燕建议分不同时段收费，引导车辆在低峰时段进入。她认为，开始收费后，收费区周边交通压力不一定会加大。 长安大学教授段里仁介绍，目前北京已按不同地区实行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但区域划分还不够精细。扩大差别化停车收费区域范围，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细化区域，即在地区差别政策的前提下，将停车收费与市场需求、地区开发建设程度联系起来，制定更为细致的停车收费政策，这也符合北京城市交通的需求。 (七)“北京、上海正在研究征收拥堵费”的消息再次甚嚣尘上，不仅引起了两座“大堵城”市民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全国其他城市群众的“效仿”担忧。 对于拥堵，我们确实需要下大力气治理了，而治理拥堵，没有一招鲜的好办法，需要综合治理，多管齐下。 征收拥堵费不能为了收费而收费，不能成为一些单位或个人的敛财手段。拥堵费的征收和支出都必须公开透明，遵循严格程序，充分接受社会监督。拥堵费必须取之于拥堵，用之于缓解治理拥堵。 征收拥堵费也需要其他缓堵措施相配合，有关部门还应该从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的覆盖率、便捷度和舒适度)、减少公车数量、科学管制车辆、优化城市交通管理、合理谋划停车区域等方面多下功夫。 治理城市拥堵必须有着长期的整体规划，从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配置，科学管理城市道路，科学规划居住区域，全面提升驾驶人素质和交管人员的执法水平等方面着手，才能下好这盘大棋。 城市拥堵需要从治理车辆管理汽车行路上下功夫，比如可以采取交通单双号限行，道路分开行驶，强化城市主副干道通行疏通引导，加强交通信号现代化建设以及增加交通交警指挥等途径实现车辆的合理科学快捷通畅。通过合理的交通管制以及分派一定量的人力导引办法促进车辆有序行驶，快速流通不拥堵。另外解决城市拥堵还需要做好车辆停靠管制，设置一定数量的停车场停车泊位，减少道路车辆行路压力。 (八)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国内多数大中城市的“城市病”，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在2013年3月21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解决城市拥堵确实是个难题，交通部门致力于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最主要的手段，来推进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 何建中表示，世界各国都有解决交通拥堵的经验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和过程。交通运输部致力于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作为最主要的手段，来推进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目前来看，真正把公共交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还有差距，需要多方努力。 ——从优先理念上要加强。首先要意识到城市交通引领城市的发展，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就应该在财政投入上优先，在路产路权上优先，在公交发展政策上优先。 ——要完善公共交通的基础设施网络。要想别人乘坐公交车或者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应便捷、通畅、能够通达、零换乘，首先要在基础设施网络上能做得到。 ——要加强法规标准体系的建设。交通部门正在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大力推进《城市公共交通条例》的制定工作，把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原则和政策，用行政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真正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公共交通发展的问题。 ——优化公交营运管理。特别是在服务质量、安全、应急保障和营运线路、网络的合理化和可行性方面，要进行优化，真正让出行者比较便捷地去选择公共交通工具。 ——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只有少开车或少开私家车，才能有效地减少城市的拥堵。比如春节期间北京的交通比较畅通，就是因为车少。大力推进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把地下、地面和地上立体交通网络完善起来，另外，把其他运输方式和城市公共交通有效衔接起来，出行当中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就会更多一些，开私家车出行的频率就会减少一些，城市的拥堵问题就会得到大幅度的缓解。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从“六五”时期直到“十一五”时期，我国把结构调整问题放在愈来愈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原有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状况已有很大改善，但一些深层净矛盾和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全年能源消费总量同比增长6．3％，单位GDP能耗下降2．2％，“十一五”前四年累计下降14．38％；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工业能源消耗占全国总能耗的71．2％，同比增长3．65％，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6．62％。 从数据上看，工业仍然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是能源消耗和污染的大户，重工业增长11．5％，轻工业增长9．7％，重工业增长速度仍快于轻工业增长速度。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短时期内工业的主体地位将不会改变，但长期积累的诸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产业集中度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2．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方式带来巨大冲击，对我国以出口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带来了影响。粗放的增长方式、依赖规模效益的企业发展模式，既影响工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也加剧了能源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的压力。目前，我国粗钢、造船、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的生产能力分别占全球的39％、36％、43％、50％和50％，“两高”行业的发展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与外贸依赖型的经济结构有直接关系。另据有关研究机构测算，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的30％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是由直接或间接出口产生的。 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以“国发【2009】38号”出台了对包括水泥工业等在内的《关于抑 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明确指出各级投资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产能过剩行业项目审批管理，原则上不再批准扩大产能的项目，不得下放审批权限，严禁化整为零、违规审批。 以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博士做客《首席观点》的部分采访摘要。 记者：对于国发【2009】38号，您有何看法? 何德旭：我国的产业结构，无论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还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结构，还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都存在着极为不合理的状况。特别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更加凸显。具体表现就是许多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甚至于有的新兴产业也不例外。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已经有18个省提出建设新能源基地，甚至有的把新能源当做支柱产业来发展。“一窝蜂”发展不仅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会为未来整个产业的有序发展设置障碍。 记者：造成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原因是什么? 何德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因素，比如。当地方政府或企业看到未来的市场需求较好而进行投资时，从某一个地方政府或企业的角度看是理性的，但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间或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就有可能造成所有地方政府或企业投资生产能力的总和超过未来市场的需求；也有地方政府过分追求当地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地方政府一般都具有很强的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冲动，因为只要上投资项目，地方政府就能够实现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能够获得税收的增长，这样就难免出现拼资源、抢资金的现象。甚至不惜牺牲生态环境；当然也还与我国的土地市场、资源市场、资本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定价机制不合理有关，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或企业投资过热。 3．2010年4月6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我国近期将在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焦炭、造纸、制革、印染等行业淘汰落后产能。 根据《通知》，2010年底前，我国电力行业将淘汰小火电机组5000万千瓦以上；煤炭行业将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不符合产业政策、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煤矿8000处，淘汰产能2亿吨；焦炭行业淘汰炭化室高度4-3米以下的小机焦(3．2米及以上捣固焦炉除外)等。此外，2010年底前，我国铁合金行业将淘汰6300千伏安以下矿热炉；电石行业将淘汰6300千伏安以下矿热炉。钢铁行业在2011年底前淘汰400立方米及以下炼铁高炉，淘汰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电炉。《通知》还分别明确了有色金属行业、轻工业、纺织行业2011年底前和建材行业2012年底前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 国务院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能源局提出分行业的淘汰落后产能年度目标任务和实施方案，并将年度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为完成上述目标，国家将采取严格市场准人、强化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大执法处罚力度等措施，并将成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发展改革委、监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近20个政府部门参加的淘汰落后产能工作部际协调小组，统筹协调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通知》还要求加强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做好相关企业职工安置工作，支持有关企业的升级改造，加强舆论和社会监督，加强监督检查，实行问责制，对瞒报、谎报淘汰落后产能进展情况或整改不到位的地区．依法依纪追究该地区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总体来看．国务院这次的淘汰目标比较清晰，是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但要防止‘一刀切”’，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表示。他举例称，一些地区煤炭资源比较贫乏，小煤窑的产量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本来已经足够，但如果强行关闭，从外地运输煤炭，经济上不一定划算．生产的污染也不一定比原来要少。再比如，一些国内的小电厂虽然小，但其设备并不旧，这对当地的经济恰恰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如果强行关停，不但造成经济损失，社会成本可能也大。相反，如果给的时间长一点，这些机器设备可卖到东南亚国家，不至于强行拆毁。所以，“做好上下沟通，因地制宜，是淘汰落后产能必须注意的方面”。林伯强强调称，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市场化进行淘汰，虽然时间可能慢些，但效果可能比“一刀切”的行政性淘汰要好。 4．第二产业在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东莞的产业结构中多年占据主导地位。目前，这种产业结构模式正悄然发生改变。2010年第一季度东莞对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是第二产业的两倍多。早在2009年，东莞第三产业所占经济比重为51．9％，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由于外来人口众多。东莞的服务业一度繁荣。各类休闲业．如洗脚、桑拿等非常发达。当地各级行政单位纷纷成立了“出租屋管理办公室”。服务业隶属于第三产业范畴，但这样的服务业，并非东莞的未来愿景。东莞市副市长江凌说，未来将对第三产业中的金融服务业、科技信息服务业等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快优化东莞现代产业结构。 在目前的中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被看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而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是发展第三产业．即现代服务业。 金融危机使东莞的制造业萎缩，第二产业比重下降。“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江凌说。东莞市描绘了一幅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图景：用10年左右时间，打造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并转”、高新技术产业和适度重化工业“两翼齐飞”、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事实上，东莞早在4年前就提出了“经济社会双转型”的战略思维。此后，“双转型”便一直在质疑声中前行，探索着产业结构调整之路，这也是东莞今天出现产业结构转变的主要推动力。 5．眼下，迁移还是留守这个选择题成为了沿海制造企业的新命题。目前．除了富士康，更多的企业也在积极走访内地，其中既包括民营企业，也包含已在东部投资的外企，北移西迁寻求落地的机会。 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这种现象叫做产业转移。而产业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为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结构的提升；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 据一些内迁企业显示，皖江城市带、重庆“两江新区”等中西部地区获批的规划区域备受青睐。对于企业的迁移行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就区域发展而言。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是紧密关联的两个过程，有效地推进这两个过程可以使我国产业结构完成升级的同时仍能保持劳动密集型的竞争优势，这有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他进一步分析说，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后，东部沿海地区就能有更多的空间、更大的动力去完成产业升级，发展一些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为中西部地区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东部地区则重点完成产业升级任务，相互分工实现区域间的重构。” 科技部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赵刚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国家进行产业升级转移，不仅是企业搬迁这么简单。转移过程中也需要升级。实际上在整个中国的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东部和中西部主要是分工和布局的问题，东部的一些产业和企业会向内地转移．但这不是在给落后的产能寻找庇护所。 对于发展和开发。东部的基本格局是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应该说这是适应当初的经济现实水平的，但西部不合适这个格局。通过最近3年的研究，我们得出的阶段性结论是，西部地区发展的优先次序应该是服务业、农业、制造业。 6．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焦作市因势利导，紧紧抓住发达国家和我国沿海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把金融危机作为加快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加快资源型产业主导向多元化现代产业体系转变。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发展新兴产业。对于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义重大。通过政策引导、延伸产业链条、扶持重点企业、建设特色工业园的途径，加快主导产业发展，沿太行山继续发展壮大焦作市的国家铝工业、国家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中部煤盐联合化工产业、装备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生物产业等六大战略支撑产业基地。立足焦作市现有高技术产业基础，突出特色，加快焦作市市风电装备、光伏、光电、新材料等四大新兴产业发展。 加大项目谋划储备工作 紧紧抓住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制定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机遇，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和投资重点、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链延伸、特色资源等八个方面，谋划了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项目总数达到465个。 以自主创新为手段。加快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产业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竞争．科技竞争的核心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加快企业研发平台建设，焦作市发改委组织39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进行评价，并做好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工作。力争新增省级研发中心10家以上。重视技术标准工作，支持企业、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提高企业在本行业的话语权。 以集聚区为载体。积极推动产业集约发展 焦作市大力培育产业集群，加快产业集聚区建设。目前，全市重点规划了9个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达137.52平方公里。据统计，2010年95％以上的新开工项目都集中在产业集聚区内。 7．2010年伊始，新能源产业便呈现出风起云涌之势。专家认为，2010年，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新能源产业充满机遇，将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行业。 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指煤、石油、天然气以及大中型水电等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按类别分为：太阳能、风力发电、生物质能、生物柴油、燃料乙醇、新能源汽车、燃料电池、氢能、垃圾发电、建筑节能、地热能、二甲醚可燃冰等。新能源刚开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普遍具有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指出，很多国家都把发展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抢占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一个制高点，中国也在研究后金融危机时期怎么培育新型产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重点产业调整转型升级”课题组测算数据显示，未来3年新能源产业产值可望达到4000亿元。 国家能源局规划司司长江冰透露，“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现在已经比较完善和成熟。目前，正在按照有关程序准备上报国务院审批。规划期为2011一2020年，规划期内累计将直接增加投资5万亿元。 8．1挂入21世纪，全球环保产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逐渐成为支撑产业经济效益增长的重要力量，并正在成为许多国家革新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目标和关键。美国、日本和欧盟的环保产业成为全球环保市场的主要力量。 环保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而进行的技术产品开发、商业流通、资源利用、信息服务、工程承包等活动的总称。它在美国称为“环境产业”，在日本称为“生态产业”或“生态商务”，在欧盟称为“绿色产业”。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盟委员会公告称，欧盟委员会已制定了一项发展“环保型经济”的中期规划。其主要内容是，欧盟将筹措总金额为1050亿欧元的款项，在2009年至2013年的5年时间中。全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和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并以此作为欧盟产业调整及刺激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点，以便实现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两大目标．为欧盟在环保经济领域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奠定基础。欧盟打算用5年的时间，初步形成“绿色能源”、“绿色电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城市”(包括废品回收和垃圾处理)等产业的系统化和集约化，为欧盟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 9．“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上世纪70年代后产业转型的经历或许可以为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提供借鉴。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加上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带来的成本压力，日本之前赖以生存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生存空间愈发狭窄。针对日本传统行业产业能耗大、产能过剩、产品附加值低的局面，日本政府彼时推出一系列强制性的政策措施，加快企业低效产能的清除，通过产业国际转移和企业国内合并重组来提高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首先，加速处理过剩设备。日本政府先后制定《稳定特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和《改善特定产业结构临时措施法》，严格规定了从1978年到1983年问，主要的重化学工业废弃和转让处理过剩设备的规划。实际到‘1983年，炼铝业生产能力从164万吨／年，下降至74．1万吨／年；钢铁业平电炉生产能力由2079万吨／年，下降至1807万吨，年。 其次，加速企业的合并重组。在石油危机前的高速增长阶段，传统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引致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日本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战略，传统产业纷纷实行“减量经营”。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加快了传统制造业中低水平产品的跨国产业转移。两次石油危机过后，日本开始大幅度地将结构性萧条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雁型模式”在东南亚地区逐步推展开来。通过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日本不仅有效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国内生产困境，而且躲避了日元升值带来的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 在对传统重化工业实施严厉的指导性政策，加速传统制造业技术和产品升级的同时。日本政府对新兴制造业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政策环境，有效引导制造业重心的转移。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鼓励加快技术引进和改造创新。通过结合日本经济的实际情况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实行国产化方针，然后对引进的技术和产品的分解、研制，创造出具有日本特点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在经历了70年代经济转型之后，日本经济产业活力的恢复使得日本重新步入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实现了80年代日本的经济繁荣。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二、给定资料 1．近期以来，全国多地出现公共场所暴力伤人事件，性质十分恶劣，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3月1日昆明火车站持刀伤人事件 2014年3月1日晚上9时20分，一伙手持刀具、统一着装的歹徒冲进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见人就砍，造成29人死亡、140余人受伤。 4月30日新疆火车南站暴力恐怖事件 2014年4月30日晚，新疆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发生暴力恐怖袭击案件，暴徒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出站口接人处持刀砍杀群众，同时引爆爆炸装置，造成3人死亡，79人受伤。 5月6日广州火车站广场砍人事件 2014年5月6日中午，广州火车站广场发生一起砍人事件，一男子持刀伤害现场旅客，导致6名群众受伤。 2014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指出：“要建立健全反恐工作格局，完善反恐工作体系，加强反恐力量建设。要坚持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群防群治活动，筑起铜墙铁壁，使暴力恐怖分子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自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以来，首次集中探讨反恐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表示：“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中国的反恐工作呈现出全面升级的态势。”反恐怖斗争事关国家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必须做好标本兼治 各项工作。 2．2014年5月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播出《反恐升级，我们如何升级》。以下为文字实录节选： 主持人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昨天呢，几乎是前后脚同样在夜色之中，公安部的一位正部长和两位副部长出现在长沙、北京和上海的火车站以及多处公共场所。反恐专家李伟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从昨天开始，中国的反恐已经全面升级。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去关注，既然从昨天开始反恐升级了，如何在面对现实给予我们的挑战的时候，让我们的安全也能因此升级。 美国《枪击事件生存指南》视频： 你的计划能决定你是否可以活下来，计划不用很复杂，你可以做三件事来应付：逃离、躲藏、反击。 解说：这段长约6分钟的视频，是美国在面对“9.11”事件及近年频频发生的枪击案后，为普通民众制作的一部《枪击事件生存指南》，里面用逃跑、躲避、反击三个关键词，通俗易懂地教导民众，如何应对突发的恐怖事件。 这段视频之所以在昆明火车站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后被很多媒体报道，是因为在3月1日的那个晚上，面对8名有组织、有预谋的凶残歹徒，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这样的惨痛的代价也让人们开始思考，当暴力恐怖事件发生时，我们该如何保护自己? 就在昨天当广州火车站发生砍人事件时，正是因为两名普通群众所采取的反击举动，为避免伤亡扩大及最终抓捕歹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一位是长期在广州火车站外拉运行李的王先生，一位是来自黑龙江的打工者单连波。 单连波：当时一出站口，我就听见有人喊，我就回头一看，一个人带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拿着砍刀乱砍人，然后我就跟着人流跑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砍到了两个人，有一个男人砍到手臂，有一个女人当时就砍到了脖子上，马上就倒在地上了，我跑到人流的外面去，距离那个歹徒最近，他拿着刀冲我过来砍我，我一看不行就拿起袋子挡了一下，挡了一下，他看砍不到我，他又去砍其他人。 解说：其实单连波是此次事件中最后一个被砍的人，因为当他看见歹徒准备去砍下一个人后，就随手捡起了一根木棍，开始了与歹徒的对峙。 单连波：他一看我举起木棒，他到我前面有三四米远，他就站住，然后他又举起刀，拿着对我晃了一晃，他就没敢砍，就往侧面跑，我怕他跑到人群里面去，我就顺着他的侧面跨步，也是相对跟他往侧面挪。 解说：这一过程持续了数十秒后，两名警察持枪赶到，并向这名歹徒连开两枪。 单连波：警察都喊不许动，把刀放下，然后他还不放下刀，还要往前走两步，这时候警察马上开了枪，开了枪他退了一步，然后又往上冲，警察又开了一枪，然后就是这个时候，我看到那个拉货车的奔着歹徒跑过来，到他后面打了一下，他从后面抱着他的脖子，抱着脖子以后，那个歹徒的刀往背后砍了一下，但没砍到。 解说：这个拖着货车的人就是王先生，他在事后没有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记者向当时在现场的人了解到了王先生的举动。 最终这名歹徒被制服，所幸单连波和王先生均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主持人白岩松：这也绝对是“特别man”的一个人，用现在流行的青年人来说，绝对的男子汉。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关注，如何用常态化的行为，让反恐升级的过程中我们的安全进一步升级。 目击者：大概刀有这么长左右，警察就上去制止他们，制止不了，他拿刀砍警察，砍不了，警察就开了两枪。 解说：昨天中午11时22分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民警，在广州火车站西广场执勤巡逻时，发现一男子正在持刀伤害过往旅客，民警当即拔枪喝止，经口头警告无效后，果断开枪击中持刀男性犯罪嫌疑人。 发生在广州火车站的这一幕仅仅持续了一分钟，犯罪嫌疑人即被巡逻民警开枪制服。 事实上从5月1日起，广州就已经全面实施立体化社会治安巡逻反恐工作机制，一万多名民警佩带枪支，开展治安巡逻工作。除了人手一枪，巡警还标配了对讲机、手铐、强光电筒、急救包、水壶、伸缩警棍、发光指挥棒、辣椒水喷射器等八大件。 广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处长陈森盛：将警力的投放，跟我们警情的检测结合在一起，把我们有限的警力投入到一些高发案的区域或时段。 解说：昨天在广州火车站的砍人歹徒没有造成更大伤害，而3月1日晚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暴恐袭击，却造成了29人遇难，143人受伤的重大伤亡。8名歹徒从昆明火车站售票厅到火车站站前广场，再到站前马路，整整持续了12分钟的杀路。根据现场的目击者称，最先到场的警察大多没有佩枪，只有警棍、盾牌和防暴叉，而在行动过程中，昆明北京路派出所还有4名警人受伤。而受伤最重的民警当时已打完手枪里的全部子弹。 4月29日，昆明市警方表示，警察佩枪巡逻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并且这项工作将持续下去。民警佩枪，上街巡逻，这也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从4月20日开始，上海警方就已经开始尝试，如今全国各地的很多地方都将警察佩枪巡逻纳入到一项常态化的工作。 主持人白岩松：其实从3月1日昆明火车站的暴恐事件发生之后，硬件的升级，包括持枪巡逻已经越来越多地开始在一些城市里成为常规的行为，但是在反恐升级之后，除去硬件升级，我们还要升什么级?继续连线反恐专家李伟，李伟先生你好。 专家李伟：主持人你好。 主持人白岩松：其实刚才这个问题就含在其中了，除了硬件升级之外，比如说软件涉及了我们思路的改变，包括心理的改变，您的建议是什么，还要升级什么? 专家李伟：硬件升级在反恐方面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思想观念，就是说要深刻地认识到恐怖活动特点规律，我们在包括一些反恐的先期的情报，包括预警，也包括我们处置的方式方法，我们演练的方式方法都可能要随着硬件的升级，我们这些软件方面更要升级，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专业化的反恐力量建设应该说是迫在眉睫，就是说我们能够迅速地处置反应或者迅速地识别一些恐怖分子，这样对我们升级反恐工作至关重要，否则我们的硬件升级依然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主持人白岩松：如果一句话的建议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普通人? 专家李伟：反恐，我们也借用一些其他国家的经验，民众的反恐安全意识的提高，在整个的反恐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白岩松：好，时间的原因，就先说到这。其实是安全意识的提高。从很多的层面我们都需要软件升级，比如说如果从严峻的考验的角度来说，像昨天在长沙火车站，可能打他的脚就不一定合适，如果打腿可能更能制止这样的一种伤害的事件，当然，都需要进步。 3．面对暴恐案件，舆论容易陷入恐慌或群情激奋，媒体应如何报道、官方应如何发布信息，才能塑造正向、稳定的舆论环境?众多网友在微博、微信上谏言，为暴力恐怖事件中的信息发布和新闻报道提供了参考。 对于媒体新闻报道，有网友说——用刀实施的是暴力，用文字和图片呢?铺天盖地的血与泪，还原了事实和现场，同时也加强了恐惧与仇恨。 @陈锐：恐怖主义是利用暴力手段表达政治诉求，而且主要是通过事端使公众心理恐慌传染扩散至最大化。新闻报道如果紧盯血腥现场并追寻暴恐动力，就正好遂了恐怖分子的心愿，这正是他们要的效果。为此，建议媒体同行以官方处置缉拿罪犯为报道主线，以不涉细节的无辜伤亡及民众的同仇敌忾为内容，让暴恐者的诉求石沉大海，让恐怖主义者感受有头无尾的无力感，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放弃这种徒劳无功的方式。 @笑里藏砖i：几乎所有的恐怖袭击与反恐之间真正的战场都在媒体上。“9.11”之后，有传播和心理学学者提出报道恐怖袭击新闻的六大原则：明确告诉市民，国家正在做什么及市民应该做什么，以减少无助感；少报道血腥的细节和画面，以减少恐惧感；告诉大家一些好消息；多讲述幸存者的故事；表现出勇气；危险解除时应及时告知。这些原则不一定都适合国内，但基本的原则是：媒介应致力于减少恐怖主义带给民众的恐惧而不是相反。同时，在当下自媒体影响力渐强的环境下，一些舆论领袖要谨防自己不负责任的言论成为恐怖分子射向社会的子弹。 @张志安：不转发过于血腥的细节、图片及镜头，以免给公众尤其儿童造成伤害；公开发布受害人信息及图片时须知情同意，尊重其权利；不信谣、不传谣，不轻易转发未确认的消息；共同谴责暴力，关注并期待真柑；深度反思并理性探讨冒家与恐怖主义的问题。对于官方信息发布，有网友说——现在还在不停地点蜡烛，仅仅是愿死者安息，只是说“和昆明在一起”的官方微博都没有尽到职责。现在要报道的是案件的处置进展，以及百姓如何防护! @陈锐：暴恐事件发生后，军警等部门应与媒体通力合作，大规模高密度发布官方动作，应报道各职能部门，诸如人大、政协、国安委、安全部、反恐中心、武警军委的密集发声，应报道国际各方的支持声援，画面上应看到铺天盖地的各处军警处置画面，他们行动迅速、装备精良，甚至可以渲染武装直升机和军方作战车执勤、巡逻、设卡，表现天罗地网已经铺就，暴恐者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舆论上都插翅难逃，让在逃的暴恐者及其同党、支持者承受巨大心理压力，让恐怖主义者感受到恐怖和绝望，这样普通民众才能感受到安全和希望。 @武大沈阳：现场随手拍有丰富细节，常规信息公开和适度隐匿是必然选择；微博发言要考虑民众感受，深度思考需押后且视环境而发，悲剧面前以救难和关怀优先；微信、微博间有事件转换机制，公共事件的关心者此刻已回到微博；反恐专家应尽快开设微博，进行舆论沟通；舆论伦理引关注，安全警醒很重要。 4．2014年5月8日下午，广州市政法委、市综治办及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派员慰问在广州火车站广场砍人事件中见义勇为的王凤武，向其颁发“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证书及奖励慰问金5000元。 王风武见义勇为受到奖励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网友们一边点赞，一边建议提升对老王的物质嘉奖，因为他是“用生命在见义勇为”。 网友“微博新鲜事”：勇士在用生命见义勇为，建议提升奖励! 网友“上帝在倾听”：对于一般的见义勇为奖励5000元够了，对于反抗暴力袭击无辜群众的，给予十倍奖励才对。 网友“暖阳”：确实应该重奖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 网友“renfeng”：见义勇为者应该至少奖励100万+广州市中心100平方米以上房产一套+广州市户口+安排工作。除了对见义勇为者重奖外，包括反恐事件中见义勇为牺牲者、因公殉职者以及提供线索者，都应该重奖。反恐应该是全民参与的行动，所以，必须重奖，物质刺激，发动全民反恐。 网友“冷月孤星.剑”：应该加大奖励，逐渐形成风气。 网友“七杀星”：见义勇为首先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正气，岂能尽以金钱衡量? 5．“昆明火车站恐怖案”发生后，“砍人"谣言便屡屡在中国各地上演。 2014年3月14日下午，有网友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称，成都某商场附近发生“暴力砍人事件”，门店服务员都锁好了门待在店里不敢出门，提醒大家暂时不要前往春熙路。另有网友称，“暴力砍人事件”发生后，当时还听到警察的鸣枪声。还有网友甚至传言“有商场出现炸弹”…… 16点45分，记者赶到春熙路伊势丹广％发现现场秩序正常，现场一位民警告诉记者：“今天下午他一直在广场值班，春熙路并没有发生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 成都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成都刚刚发布#警方辟谣#刚才有人通过网络发布不实信息。经核实，春熙路及周边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也没有任何人员伤亡。 在事件中，除了大商场以外，许多小门面选择了直接关门。下午5点左右，记者在春熙路南口附近看到，超过一半门店卷帘门被放下，玻璃门被锁上，部分顾客在门后焦急等待。 位于春熙路中山广场附近的一家连锁服装店关上了店门，店长李女士说：“就这么关两个小时，加上人流量减少，损失至少都是上万!” 四川大学心理学教授格桑泽仁表示，这种行为属于集体无意识恐慌蔓延，用一个新的词语概括，可称“咕咚”效应。 何为“咕咚”效应?格桑泽仁解释，这事件和很久以前的一个“咕咚”的故事一样。在公共场合，如果出现集体跑动、尖叫等现象，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跑，“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群体无意识蔓延，此时大家的负面性情绪很多，内心恐慌、担忧，这种感觉已经超过了人心理能承受的最小阈值”，格桑泽仁介绍，心理学上常用阈限值说明人的感觉能力。人体接受刺激是有一定限度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人，会因此产生一种惯性条件反射，在这种情况下这类人不能对信源有一个理性的判断”。 “恐慌、从众的现象在这个事件里被无限制放大，就造成了集体无意识恐慌蔓延。”格桑泽仁说，在公共场合营造群众意识是很重要的，“当人们看到警察、身体强壮者或在危机时刻有人能说，‘别怕，大家跟着我’，那么多数人本能的就会有一种安全感”。同时，格桑泽仁提醒市民，在公共场合遇到类似情况，可选择站在安全的位置，仔细观察、理性判断，“不要盲目从众，听信谣言”。 6．自昆明火车站“3.1”暴恐案发生以来，全国32个省区市相继强化了安保措施或提升了安保级别，有的地方还进行了反恐实战演练。 北京南站北广场。标有“特警”“武警”“公安”字样的巡逻车值守在车站北进出站口。乘客进入闸机前，不仅要通过机器安检，还要经过安检仪扫描全身。 据北京市公安局透露，从2014年5月12日9时起，由150辆专职化武装巡逻车组成的专职武装巡逻力量投入运行。这百余辆巡逻车按照重点大街全覆盖、单车巡段不超过3公里、接警到场时间不超过3分钟的原则，专门处置街头暴力恐怖事件等。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北京长安街沿线，以前的白色护栏全部换成了金黄色的新护栏。据了解，金色护栏经过了汽车撞击实验，其抗撞击度更强。 广州火车站广场。有民警站岗，广场周边也不断有警车巡逻；检票员的工作台上配备警棍；安保人员头戴钢盔、身边摆放着防爆叉等安保工具；在候车厅和站台前，安保人员配备短枪巡视周围情况。“前些天车站发生了砍人事件，虽然有点顾虑，但看到车站这么多警察巡逻，心里还是有安全感的。”从广州出差前往武汉的田先生说。 新型安保器材也加速了研发。2014年5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九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览会上，一种新的安检设备太赫兹安检产品与世人见面，它具有一双“慧眼”，能快速识别威胁，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发现人体携带的陶瓷、粉末、液体、胶体等危险物品。 专家认为，除了常规的安检和巡逻外，反恐要从多个方面人手，在重点区域进行重点布控。安保硬件措施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物理性的防范作用。 除了安保硬件的升级之外，反恐人才培养和警察抚恤优待方面也新招迭出。 近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表示，新增设了公安情报学反恐怖专业，将于2014年在全国招收80名学生，培养从事预防、打击、处置恐怖主义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2014年4月30日，民政部等制定下发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规定，人民警察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执行反恐怖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中牺牲的，将评定为烈士。 7．2014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时，“意外脱稿”提及云南昆明“3.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受到代表委员和网友“点赞”。李克强在报告2014年重点工作时，提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坚决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形成良好社会秩序。之后又说：“今天大会开始时，我们对3月1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表示了强烈谴责，对不幸遇难群众表示了沉痛哀悼，对遇难家属和受伤群众表示了深切慰问。我们要坚决打击一切亵渎国家法律尊严，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确保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共同建设平安中国。” “我还是首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列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朱建民说，“我们在场的代表和委员都发现，总理讲的这一段并没有出现在发给大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在现场听报告的全国人大代表夏涛说，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新增关于云南“暴恐案件”的部分是对全国人民心声的回应。 “在场的代表委员对总理的这段报告给予了热烈掌声。”朱建民说，总理说出了所有代表委员的心里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新增一段讲话，是政府对人民的交代；同时也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和郑重表态：打击恐怖主义决不手软。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2014年4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对城镇化中的文化传承提出了明确要求，彰显地区特色、防止千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