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要健全督查问责机制，坚决整肃庸政懒政怠政行为，决不允许占着位子不干事。”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各级政府要依法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自觉接受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李克强表示，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严厉整治各种顶风违纪行为。要以减权限权、创新监管等举措减少寻租空间，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向基层延伸，坚决纠正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李克强说，政府工作人员要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主动作为、善谋勇为。要深入践行“三严三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加强作风和能力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成就，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干出来的。”他强调，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
“上下同欲者胜。”李克强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对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在建设资金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财政沉淀资金统筹使用等方面，加大奖励支持力度。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干事创业，形成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
2．近年来，B市委始终高度重视作风建设，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连续5年开展“作风建设年”系列活动，每年突出一个主题，持续开展作风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纪委紧跟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肃风正纪，推动作风建设自上而下层层推进，由表及里步步深入，以优良的作风促政风、带民风，取得了良好成效。
B市委每年都在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等节日前下发通知，就节日期间的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加强节日期间的监督检查，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实行“零容忍”、不搞“下不为例”，切实加强节日期间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厉行节约有关工作。每年在“两会”、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召开之时，会场不摆放花草绿色植物，不悬挂欢迎横幅，就餐一律为自助餐，不搞宴请、不上酒水，不组织与会议无关的考察、集会活动，不发纪念品、礼品等。针对换届或干部人事调整中容易出现的迎来送往、大吃大喝问题，提出简化迎送工作等纪律要求，提出严禁借换届之机，突击花钱或私分公款公物、滥发奖金、补贴或纪念品，公款吃请等纪律要求，严肃换届纪律。
B市委各常委结合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工作和“联村为民”活动，带头到农村蹲点调研3天3夜，面对面听取基层群众意见。全市上万名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一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形成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服务群众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全市自开展深化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以来，共命名“群众满意基层站所”52个，共接听群众咨询和投诉电话609个，投诉办结率达92％。同时，深化机关效能建设，全市共受理投诉119件，办结率100％。进一步完善效能投诉工作机制，拓宽投诉受理渠道，规范投诉办理程序，及时受理和查处群众投诉的问题。
与此同时，B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进行了“五统一”流程再造(统一窗口受理、统一网上审批、统一流程代办、统一窗口缴费、统一平台监控)，自新流程实施以来，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共办理各类行政审批服务事项13.29万件，提前办结率96％，群众满意率达到98.6％。在全市开展“金牌服务机关”创建活动，明确了“政务公开全面、工作纪律严明、办事效率提速、工作质量提升、廉洁从政严格”等10个方面的“金牌服务机关”创建标准。
为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全部向社会公布了举报投诉电话、举报投诉邮箱，对群众举报逐件登记、逐一核查，及时做出处理。深入开展正风肃纪专项行动，市县两级均成立正风肃纪工作组，突出节假日等敏感时段、酒店会所等重要场所和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等热点问题，开展明察暗访和突击检查，狠刹不良风气。全市纪检部门累计暗访景点、酒店、娱乐场所2450处，暗访学校、企事业单位221处，排查疑似车辆6532辆，发现线索115个，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对48人进行了处理。
开展“作风建设年”以来，B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148个，处理176人，其中给予党政纪处分7 1人，对典型案件公开通报曝光53次，曝光问题90起121人次。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7231件次，初核违纪线索381起，立案447起，处分450人，在全市形成有力震慑。
在狠抓具体问题的同时，B市健全作风建设组织领导机制，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党员干部人人参与、社会各界共同监督的良好局面。针对存在的“重案件查办、轻通报曝光，重执法执纪、轻教育引导”的问题，建立了作风问题重大典型案件通报曝光制度，对典型案例及时通报曝光。
3．近年来，媒体曝光的26地政府“豪华办公楼”中，投入最少的为五百万，最多的超过40亿。其中，有21个政府办公大楼花费超过千万，13个整体投入超过亿元。随着中央禁令的推行，全国多地出现政府新建办公楼“停工闲置”现象。
X县东部新城区的一座小山脚下，在建的建筑群中间一座6层的主体建筑，四角4栋副楼，楼前的广场两侧对称分布着8栋楼房，这些建筑均已封顶，却未见有人后续施工。工地上杂草丛生、建材散落、脚手架锈蚀，楼间猫狗出没，甚至有人在此放羊。H县107国道旁的“创业大厦”，占地127亩，投资1.2亿元。这组高约10层的楼群主体工程已经封顶，但已停建一年多。经了解，停工的“创业大厦”实为借企业之名新建的政府办公楼……
一些地方政府存在侥幸心理，对新大楼“心有不舍”，希望“风头过后再启用”；另一些则因确实存在用房困难，希望有机会“转正”。如X县县政府老办公大楼，建于1978年，仅3层，存在“几个部门挤一间办公室、5个人用4张办公桌”的现象。
那些闲置的豪华办公楼，造成了巨大的公共财政资金积压，深深刺痛了民众的神经。多名干部、群众、专家提出，多地新建办公楼“停工闲置”，但“既没处理楼，也没处理人”，尤其一些明显用途不当的迟迟未处置，使政策未完全落到实处，权威性受质疑。
某市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马国贤认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停工的新建办公楼进行鉴定，合规合理的续建、使用，不合规的改造后转用于其他社会事业，或以出租、拍卖等方式处置，盘活资产、避免浪费。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认为，对违规的新建办公楼，无论是转用途还是拍卖，一定要向社会公布；对违建的决策者，亦要给予处分、降职等处理。“要向社会释放信号，中央是动真格的。让想投机取巧的人知道，违规的楼堂馆所，盖了也白盖!”
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袁柏顺指出，及时处理一些明显违规办公楼和违规人员的同时。要通过制度和问责，避免这些办公楼在“风头过后”重新启用，要让违规者在豪华办公楼内“坐不住”，确保中央政策的落实。
4．文风会风不是小问题，折射的是党风学风，体现的是工作作风与精神状态，是人民群众评价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的晴雨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提出改文风、正学风、转作风的要求，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要求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既是形式上的革新，又是党风政风的转变。
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讲话落实讲话，必然导致文件多、会议多、讲话多。公文规范化是必要的，但流于僵化则不可取，容易滋长疏于思考与创新、依样画葫芦的陋习。久而久之，便会形成只注重程序与行文是否规范、忽视研究和解决问题的风气。有些领导干部脱了稿子便很难表述，讲稿大多由别人代笔，开会就是念稿子；平时既不重视学习，也不重视到基层搞调研，讲话缺乏针对性，空洞拖沓信马由缰，以致听者很难提起精神，会议开完了，能够让人记住的话少之又少。凡此种种，都是务虚不务实，属于搞形式、走过场，有损党和政府形象，虽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但效果甚微，不利于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为害不浅。
Z市C区在文风会风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改进文风、严正会风，让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的新风吹到每一个部门和岗位。各级干部和班子自觉查找文牍主义现象，努力克服陋习，以少发文、简发文作为祛“四风”、树新风的自觉行动，促进文风向清新简洁、通俗易懂转变。区委办、区府办严格执行《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对行文理由、依据、内容、格式等进行审核，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予转发，没有实质性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发。区级政务刊物《C动态》《一周要讯》等以保质减量、重点一个不放为目标进行改版，《C动态》由2页缩减为1页，《一周要讯》由10一16页缩减为4页。
C区委坚持严字当头改进会风，从减少会议数量、严格规范会议纪律、加强会前沟通、会后督办等方面多管齐下，不断提高会议质量和实效。制订《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要求进一步加强会议(活动)管理的五项措施》，明确每周安排全区性会}义(活动)一般不超过2次，以部门名义召开的全区性会议每年不超过1次；全区性大会会议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一般不安排交流发言，确需安排发言的，不超过3位，每位发言时间不超过8分钟。区委办、区府办进一步加强会议审核，严控会议出席范围和规模，尽可能将出席对象大致相同的会议合并召开。
5．据说，因贪腐而落马的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有着超强的“体育才能”，他参加足球比赛，进球总是最多；参加龙舟大赛，总能带队夺冠；学习游泳，仅下水三次就能第一个横渡江河。万庆良真的有这样的本事吗?非也，是因为有人爱拍他的马屁，把各种荣誉都让给他。而他自己也爱吃这一套，对各种虚名照单全收且引以为荣。
如果说贪污受贿、吃拿卡要是一种腐败，同样，接受下属的阿谀奉承、吹吹拍拍，也是一种腐败，其特征是，接受精神贿赂，滥得浮名虚荣，破坏党的传统美德，损害上下级正当关系，助长脱离群众、自以为是、当官做老爷的坏作风，久而久之，免不了成为不接受党的教诲、不接受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万庆良”们最终走上了法律的审判台，其原因不能说不与此有很大关系。
我们党向来强调纯洁的内部关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提出这一具体要求，所防止的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在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谀奉承中破坏党性原则，败坏党的作风，搞坏正当的同志间关系，防止下面的同志变得唯唯诺诺，上面的领导干部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专横跋扈。同时，也是防止党内关系世俗化、庸俗化的重要举措。
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良风气，一方面无疑受到封建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不少关于“溜须”“屁颂”“嗜痂”的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台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的丑剧。现实生活中有人却将其当成处世的圭臬，认为这样做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如上级的宠幸、晋升的关照、生活上给些甜头等。另一方面，就是有的领导干部贪图虚荣，他们把自己当成本单位本部门的土皇帝、山大王，希望身边成天有人恭维着、奉承着，以显示他的高大、威严。“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领导干部有此嗜好，难免就有人顺杆爬。一个组织、一个单位充盈着这样的气氛，正气怎能得以存在？
6．2016年11月18日。河南省新乡市政府发文：今后新乡市国家工作人员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工作人员，相互不称官职，一律称“同志”。这也意味着，以后在新乡，“同志”这个称呼将代替以往的书记、市长、局长、处长、科长等职务。
“同志”之称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体现的是志同道合、精神相通、地位相等、情感相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就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1965年12月，中央专门就党内称呼问题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党的十一届三次全会公报也明确指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党的十八大以后，对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期间中共中央制定的411份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其中，1965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继续有效。
“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习近平同志曾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一声“书记”，叫出的是你高我低、你主我次、你尊我卑的等级之感。有人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称谓变了，思维方式就变了，思维方式变了，党风政风社风就变了，不仅有损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极有可能为个人崇拜之风埋下伏笔。所以，“同志”之称的党内优秀传统不能丢，必须坚定不移地予以继承和发扬，如此，才能构建起清清爽爽的党内同志关系。
虽然1965年中央就有关于规范党内称呼的具体要求，而且历届党中央领导人也多次作过强调。不过，现实中，“书记”“市长”“科长”等带着具体职务的称呼不绝于耳。对大部分人来说，书记称下属为同志，感情上还能接受，不过要是换过来，让下级称上级为同志，习惯“书记”等领导称谓的上级不适应，下级也会觉得不自然、不习惯。甚至，在一些官僚主义思想较为严重的领导干部眼中，直呼姓名加同志，是一种对上不尊的表现，就好像下属没个下属的样子。其实，正是在这种不够纯粹的领导称谓之下，一种夹杂着盲目拍马跟风的不良同事关系油然而生，导致上下级之间不规不矩、不洁不纯。
实际工作中，我们一般都只在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时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互称“同志”，而在处理公务活动上，往往这种“同志”之称就变成了“书记”等领导之称。因此，为了让“同志”关系真正清爽起来，必须从改变称谓开始。新乡市此次专门发文，规定不论是在公文处理还是工作当中，抑或是平日偶遇，都必须以“同志”相称，此举可以说为纯洁党内关系、规范上下级关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打下一个基石。
7．2016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他深刻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历史证明，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事业成败。党风正，人民就会拥护党，就愿意为党的事业付出一切，党就能赢得民心。反之，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的根本因素。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心系群众、服务人民，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无往不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因为党的作风正，能够心系百姓，为民谋利益，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其结果是，人民群众聚集在党的旗帜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风不正，党员干部作风糜烂、脱离群众，人民会远离甚至抛弃这样的政党。人民群众之所以甘愿跟我们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党是通过赢得民心，才最终取得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必须一以贯之地继续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和民心，这样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集起强大的力量。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而且抓作风建设必须从党的高级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抓起。他强调：“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做到不忘初心，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致，万众一心，谱写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
给定资料：
1．大庆油田、长春一汽、鞍山钢铁，这些都曾是“共和国长子”东北的耀眼标签，作为建国初期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东北曾“风光无两”。但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东北计划经济色彩过重、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影响下，东北经济近年来陷入“失速”困境。
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在振兴战略的支持下，2007—2010年，东北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高于东部地区。然而从2013年开始，东北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201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全国31个省份的GDP增速排行中全都居于后10位，其中黑龙江位居倒数第三。2014年东北经济进一步下滑，黑龙江、辽宁、吉林GDP增速分别为5.6％、5.8％和6.5％，分别位列倒数第二、第三、第四。2015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增速分别为3％、5.7％、6.5％，辽宁排在末位。从地级市层面看，2015年全国有14个地级市的GDP为负增长，位于东北地区的有6个。
“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在2015年4月10日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语气沉重地说。
2016年第一季度，东北三省的GDP增速排名依然位列倒数后5位，其中黑龙江、吉林增速分别为5.1％、6.2％，比2015年同期分别加快0.3、0.4个百分点。辽宁经济增速则继续下探，为全国唯一经济增速负增长地区，只有-1.3％，2015年同期则是1.9％。
2．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建设工业化的样板和标兵，东北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不适应。20世纪90年代末，东北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全国3000万下岗职工中有四分之一左右在东北。21世纪初，东北国有企业占到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目前已经降至50％左右，但仍高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这些国企并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东北的经济结构也恶化了，更依赖投资和制造业，2013年投资占到东北GDP的65％，较十年前几乎翻番，全国平均水平为50％。投资虽然能带来经济数据的增长，但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却没那么大。
而能提供最多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在东北举步维艰。某著名杂志曾报道，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发现，这个工业大省的部分部门、官员在招商引资之后，动辄“关门打狗”——以各种理由对民营企业进行罚款。该杂志引用多个开发区官员的话说，不少为辽宁省国企配套的南方中小企业，或撤资回乡，或转战他地。有的配套企业迁到天津或河北，仍与辽宁省国企有业务往来，宁肯多付运费，也不愿再付“制度成本”。
国际经济形势也对东北不利。美国、欧洲、日本长期占全球贸易的60％以上，给中国东部沿海提供了发展机遇，但是距离东北较近的日本、韩国，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都在下滑。尤其是日本，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2014年前三季度，日本在辽宁省的投资同比降低33.5％。韩国投资仅为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降幅更大。
很多东北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东北人还停留在“进大国企、端铁饭碗”的思维，有人把东北人评选为全国“最贪恋体制的动物”。多年来，东北人深受体制影响，讲究面子，这也造就了全中国最讲求人情关系的社会。以大庆油田为例，如果家里不是市政或者油田的，等待年轻人的就只有待业这一条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2010年30～49岁/0～29岁人口之比，全国为1.39，东北为2.09，是全国最高，这意味着2030年50～69岁/20～49岁人口之比，东北在全国最高，老龄化将非常严重。
豆瓣网友@一只耳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辽宁人，考大学时我选择了一个武汉的21l
高校，高中同学大多数在北京、上海、西安这样高校集中的地方，还有五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出国，如今毕业后一部分留在了国外，有几个留在了北京，有几个女生倒是回去了，而我却留在了浙江。”考上外地大学后不愿意回东北，这种现象很普遍。
在一线城市火爆的创业在东北似乎也很难行得通，本身商业文明欠缺的情况下，连招商引资来的民企都能被动辄“关门打狗”，初创且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微企业根本承受不了腐败成本，而且随着人口的流失，东北的商业环境更不容乐观。
3．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每年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占国民收入的9％，这几乎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同。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大为缩减。
生态的恶化，不是个别的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跟国家的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就开始了靠投资驱动实现GDP高速增长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使得资源大量浪费，造成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结构的扭曲。这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资源的耗费和衰竭；另外一个是在污染成本没有被充分分摊的基础上，导致污染物的过量排放。
我们过去主要是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拿出一部分去改善环境，并没有集中主要力量，从源头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破坏是不成比例的。如果增长方式不改变，就很难彻底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转变成绿色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消除污染物过量排放的源头。
旧常态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曾经长期保持着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这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现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面积并且处在停滞落后状况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奇迹。
这种旧的常态，到了21世纪初期，就开始难以为继，走到了尽头。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增长速度就不断回落，特别是最近三年，增长速度已降至7％左右。继续依靠旧模式没有阻止住中国的经济减速，而它引起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贫富的分化加剧，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式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绿色经济转型是一种机遇，更重要的是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挑战。
在推进改革、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比如解决GDP崇拜、“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等，这些都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要克服、改变，就需要用更先进的、前瞻性的观点去引导社会，还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唯有如此，才能推动绿色增长、绿色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环境也才有希望得到改善。
另外，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还要形成环境保护的共识，继而形成全民的共同行动。但是，形成共识又很难，需要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全民包括环境公益机构在内的专业组织，去共同努力来保卫我们的家园。
“之前，我们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更多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如今，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已成为一种现实，因为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走不下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如此分析绿色发展的紧迫现实。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决策层连续强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在“新常态”的基调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思路成为新的发展主线之一。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在传统模式下高速增长，一方面，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甚至达到上限，规模驱动的神话不再。2014年，全国有多个省份经济增长未能达到预期增长目标，传统资源大省经济尤为艰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之一，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中国向全世界作出“中国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承诺。2015年4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化战略。
这意味着，倒逼经济转型绿色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已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势所趋。对此，李佐军认为，此次变革的难点和关键，就在于改革以GDP为利益导向的考核机制。“要真正把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指标考核权重的政策落到实处，将考核的指挥棒扭转过来，才能引导各个主体真正关注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正是对环境领域严峻形势的回应，生态建设被列人中央治国理政的五大布局之一，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式道路已走到尽头，中国发展调整正在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
“绿色发展是应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走出这次经济低谷的需要，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下，绿色发展可以扮演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角色。”李佐军说，“印钞票、发债券、放松信贷、降低利率、政府大规模投资、搞各种大项目都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有的甚至为下一轮 危机带来更大的隐患，只有通过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推进绿色发展，才是出路。”
4．2016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2％，增速处在年初既定目标的合理区间。比增速更可喜的是，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合力增效，增长质量好于预期。浙江经济正朝着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跑”起来。
毗邻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运河支流穿镇而过，始建于南宋时期的古镇仓前如今已是声名远扬的“梦想小镇”，近一年来已吸引了380多个创业项目和4100名创业人才。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行业创新、投资创富的激情故事。
特色小镇是浙江深化改革的一大探索。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和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浙江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协调发力，推动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释放了创业创新活力，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
2015年以来，浙江着力创建承接创业创新、引导工业跃升、传承经典产业的特色小镇，梦想小镇、基金小镇、青瓷小镇等一批富有产业支撑、文化内涵、旅游功能的发展平台正构筑起活力无穷的“小镇经济”，为加快供给侧改革、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抢占了先机。
位于杭州“梦想小镇"的美哒网络是一个生活服务020平台，公司于2015年6月成立，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30万，不久前完成了l亿元的A轮融资。创始人唐永波说：“A轮融资才完成．要投资的都排队到D轮了。‘梦想小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给我们创造了‘筑梦’‘圆梦’机会。”
为了给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腾出广阔发展空间，浙江始终坚持“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浙江有500多个年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涉及175个行业。历史上，它们造就了不少地方经济的辉煌，却也有先天不足：作坊式企业多、产业低端、技术落后，其中一些行业在浙江产能过剩。
对不符合国家、省有关产业政策，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能耗指标等不达标且整改无望或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浙江坚决实行关停淘汰。2016年上半年，浙江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企业约700家，整治“脏乱差”和“低小散”企业(作坊)7500余家，处置“僵尸企业”145家，腾出用能空间70万吨标准煤．盘活存量建设用地4.3万亩。
在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浙江也在继续加强需求侧结构改革，利用外贸红利拉动消费升级，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也成为反哺浙江供给侧改革的动力。
在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出口产品质量也在提升。原浙江国贸集团董事长丁康生说：“原先出口的都是鞋帽等传统产品，赚不了多少钱。2015年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盈利非常好，预计将有几千亿元的市场潜力。”
浙江外贸“飘红”与跨境电商迅猛发展紧密相关。在不久前开园的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临安园区，60多家企业已经入驻。临安市华宇橡握公司总经理马顺荣说：“一卷3美元的生料带通过跨境电商可以卖到25美元，还多了许多自己找上门来的客户，市场潜力巨大。”
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不仅进一步打开了国外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市场这块“沉寂的蛋糕”也正在被进一步激活。目前，浙江全省邮政村级电商服务点已突破1万个，让村民也享受到了家门口的电子商城服务。
转型升级的成效，最终体现在“三大收人”的持续增长上——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充分显现。企业利润水平继续高于全国。2016年1月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55亿元，同比增长7.4％，高出全国2.6个百分点。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016元，同比增长8.4％。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外为1.87，低于2015年全年的2.07。一季度，全省财政总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2583亿元和15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7％和10.4％。
当然，在传统产业占比70％的浙江，转型升级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过程中，全省上下需要强化质量效益意识，保持定力不动摇，转出更广阔的新天地。
5．美国的油城休斯敦是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代表之一，该城因为石油的开采由一个小城镇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以后石油开采业开始下滑时，休斯敦审时度势，依照市场规律，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延伸和拓展产业链，促进石油科研和开发，加快企业的重组与合并，油气资源产业群逐步形成并趋于完善，实现了规模效益递增，与此同时带动了为其服务的机械、水泥、电力、钢铁、造纸、粮食、交通运输和通信等产业的发展，建立了国家宇航中心，带动了为其服务的1300多个高新技术企业，从而使休斯敦成为全美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城市产业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市场机制在休斯敦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实现了规模经济。当地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所做的更多的是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便利，具体的转型措施和过程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企业的自主选择。对于因被迫退出或被并购企业的失业人员，在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条件下，其培训再就业等都由政府着重处理和解决。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提高转型时期的社会福利保障，设立转型时期专项救济基金，以应对必要的紧急救援，使城市在经济转型时期能够比较平稳过渡。
6．德国的鲁尔地区具有丰富的煤炭、铁矿等资源，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为二战后德国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在全球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鲁尔地区的经济陷入了结构性危机，面临着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面对危机，德国政府审时度势，20世纪60年代末展开了鲁尔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工作，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方案。
鲁尔地区协调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共同参与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分级设立地区发展规划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职能部门，专门负责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综合协调，制定振兴的具体规划，发挥政府的投资导向作用，提供资金支持。
鲁尔地区利用原有资源产业形成的产业基础，形成多元产业结构。对于原有的煤炭、钢铁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矿区进行清理整顿，将采煤业集中到盈利多和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对于钢铁业，则重在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尽管由于成本过高，煤炭、钢铁业日渐缺乏竞争力和生存能力，但出于自身能源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战略考虑，德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它们，而是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联邦政府也特别重视创新企业的发展，尤其对生物技术、信息和环保技术以及科技型企业在政策上给予很大支持。优惠的政策加上强有力的扶持措施使得信息软件、生物技术等新型产业在鲁尔地区迅速发展起来。
鲁尔地区把各城市的历史题材挖掘出来，把文化保留下来，把不同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公园，把工厂变成艺术馆，作为工业遗产的旅游景点，每年都能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鲁尔地区经济转型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塑了自己的形象。政府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有力措施改善一度被严重污染的环境，比如严格制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广泛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等。
鲁尔地区作为欧盟国家资源型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政策、资金、技术等扶持下，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经从原来的钢铁中心逐渐过渡为一个炼钢等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型产业相结合，多种行业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区。
7．日本地域狭小，人口稠密，矿产资源相对缺乏。日本的资源型城市主要是煤炭资源型城市。二战后，日本为振兴国内经济，采取了倾斜生产方式，把财力物力优先用于发展钢铁和煤炭工业。政府多次制定煤炭政策和相关法律以保证国内煤炭产量维持在一定的规模。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煤炭储量的下降再加上开采成本的提高，日本煤炭产量急剧下降。日本政府开始注意煤炭产业的转型，在减少国内煤炭开采的同时从国外进口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北九州作为当时的产煤大市经历了整个转型过程。
二战中北九州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依托当地的煤炭资源加上政府当时振兴经济的政策，北九州高速发展，成为日本基础原材料的工业基地。20世纪60年代，随着煤炭开采成本的急剧提高，日本开始转变能源政策，从利用煤炭资源转向利用国际市场价格更便宜的石油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北九州大片矿井关闭，煤炭业遭受重创，整个城市经济萧条，数十万工人和家庭面临就业和生存问题。
对此，日本政府首先是对北九州地区失业工人及其子女进行安置，对接收失业人员企业给予补助；然后对失业工人进行免费培训，帮助介绍新工作等。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大批区域外企业迁入北九州地区，为其提供廉价的土地，在该地区兴办起一批现代开发区；促进产业界和学校开展共同研究，减少对国有设施使用的限制，为创设新产业创造有利条件，像环境产业、生物技术、网络通信等都慢慢发展起来。将关闭的煤炭生产矿井改造为旅游景点、科普教育场地，使之继续发挥作用。
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使北九州地区成功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由传统的产煤地区转换成为日本新的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北九州的成功转型，一方面是政府政策的推动，另一方面是自身的积极探索，努力挖掘自身优势，最终走出了一条资源之外的成功发展之路。
给定资料：
1．从2014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到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论述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怎么看”和“怎么办”，再到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这表明我国对新常态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推进。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低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新常态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是，中国是在转型背景下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付出了高污染、高耗能以及牺牲居民福利的代价。2017年，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诉求日益迫切，倘若继续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追求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忽视持续健康发展，忽视居民福利乃至生存环境，那么这样的增长模式不仅难以持续，也最终会失去民心。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形态的跳跃。经济增长表面上表现为要素的积累和投入的增
长，但背后是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持续演进的动态调整过程。当前，从生产资源的产业配置来看，一方面，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占用了大量生产资源，集聚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养老、医疗、教育等行业社会力量进入不足、竞争不充分，导致社会资源严重错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效率。以前，我们依靠投资拉动增长，高投资、高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今后，我们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提议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树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发展观。将增长与发展统一起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新概括、新升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增长的目的，增长是发展的手段。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没有发展增长也不可能持续。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片面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一些领导干部盲目崇拜GDP，这种认识迷失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新常态是抛弃狭隘的发展观，真正确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全面的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作出相应调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新常态下处理各种问题必须树立的发展思维。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以及市场失灵缺陷的克服都离不开政府的权威，没有有效的政府保障，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转。而在市场能够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竞争性领域，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不能伸得过长，更不能替代市场作用。只有政府与市场共生互补、各司其职，经济活力才能得到有效释放，多元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才能真正建立。
经济新常态是要改变旧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际，不仅增长的波动成为可能，而且影子银行、产能过剩、债务负担等潜在风险积聚，实现稳增长的任务更加艰巨。所以，在发展战略上，要有长远目光，在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面前沉着冷静、积极应对，忍得住阵痛。同时，也要着眼当前，充分考虑到“三期叠加”阶段特有的阶段性风险，为可能出现的各类困难做好预案，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缓解改革产生的阵痛。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各种矛盾交织。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需要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又要考虑决策灵活度，既不过分强调需求刺激又不盲目抵制扩张政策。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说明，微观主体更活跃、市场活力更旺盛的省市往往也是增长质量更高、发展后劲更足的地区。为此，深化改革、政府转型必须立足于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只有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全面搞活微观经济，才能助推企业顺利度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只有让市场主体成为创新主体、转型升级主体，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面对新的挑战，也面临难得机遇。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不仅需要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新常态，而且需要按照新常态的内在规律积极引领新常态，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经济效率明显提高，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系列经济条件变化导致的，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这些变化，意味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何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答案就在转方式调结构中。
转方式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转方式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调结构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其关键都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点，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研究表明，消除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就可以发掘新的增长源泉、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因此，转方式调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源泉，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和手段。
许多人看到发展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近年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的确在较快提高。但是，单纯提高某个产业的比重，而忽略产业之间的关联，忽略市场信号对结构调整的引导，就不一定能产生生产率提高的预期效果。如果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只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则总体劳动生产率还会降低，与结构调整的初衷南辕北辙。第三产业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制造业萎缩。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较高的服务业比重，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达到的，是更高生产率的表现。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营造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新成长企业大量涌现，是使我国产业体系迈向中高端的必然要求。
目前仍存在各种体制障碍，如一些行业和企业因拥有垄断地位，即使没有竞争力也难以退出，新成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门槛高、融资难、融资贵从而难以进入、发展受限等问题，都妨碍着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大力推进改革和创新，遵循生产率导向原则，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才能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4．目前，不可再生能源面临趋于枯竭的困境，自然环境承载能力日趋脆弱。从我国现实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迫切要求改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做出关停1400家矿山资源类企业和加工摊点的决策前，身为县委书记的S心理压力是巨大的。L县，这个矿产资源大县，80％的GDP、90％的财政收入依靠资源型产业，大规模关停资源类企业，就意味着经济的断崖式下滑。然而，经济新常态下，关停这些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企业又是势在必行。因为依靠资源的粗放式发展老路已经走不下去，不加快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将使“生态优化、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富民强县”的目标沦为空谈。
“新常态下县域之间的竞争已从单纯拼优惠政策发展到靠综合环境的比拼。生态环境是稀缺的资源，更是宝贵的财富。”S说，相比先进地区，L县的产业配套、人才支撑和基础设施不占优势，要想抢占先机，最有可能胜出的只有生态。不出所料，“关停”令经济承受重压，最直接表现就是县级财政收入的直线下滑。
面对财政收入下滑压力，支出该从何处减?S认为：“民生支出不能减！基础设施事关新产业新投资，也不能减!只能减机关运转这块……”于是，鼓励农户种植核桃的补贴继续；对山区小学的教育支出继续；各种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继续。工业园内，宽阔整洁的道路按时完工，5米1棵的道旁树也未打折扣。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的机关经费平均每年削减30％。在位于L县县城中心、已使用近30个年头的县委3层小楼内，墙壁斑驳不堪，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掉墙灰。
“关停”资源类企业的同时，事关环境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各项举措仍在实施。L县百姓感受最直接的是生态新城建设，包括建成4条园林式公路、42公里自行车健身廊道，广泛开展植树造林，2012年至2013年度累计植树23万亩，是前3年总和的4倍多。生态改善的效果是明显的：数据显示，目前L县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38％，年空气二级优良天数接近200天。
“用优良的生态招引大项目”的思路已经显效。截至目前，L县2014年以来已签约3000万元以上项目67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25个，在建60个项目完成投资40亿元。“还得把握好取舍，摒弃‘剜到篮子都是菜’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由‘饥不择食’向‘择优录取’转变，处理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S说，在吸引到众多项目进驻同时，L县2014年以来也先后将41个高能耗企业“拒之门外”。
眼下，令S深感棘手的是人才缺乏：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还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的形势变化，比如招商项目结构显著变化，招商人才亟须培训；另一方面是各类新产业进驻企业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渴求，比如园区内正在筹建的院士工作站，就急需科研人才。“吸引人才，单靠企业提供高薪远远不够，还需要政府部门提供适应人才工作、生活需要的各种辅助设施，比如科技孵化器、产业园、各类生活休闲场所等。”S说，“旧账”只还了一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5．在北京西城一栋写字楼里的“财富说”公司里，十几名创业者正在为新的互联网理财交易平台做推出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创始人李某曾经在银行工作多年，瞄准传统金融产业在服务大众理财方面的短板，他创办了这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2014年以来，政府高层多次喊话以及各种创业优惠实策出台。自全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一元钱就能开公司……多管齐下，创业近乎“零门槛”。
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一项重大社会变革，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新时期的战略理念面世不到一年，却已深人人心，并在持续推进。尽管振奋、掌声与警惕创业失败潮、科技地产泡沫之声并行，但这场变革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是：从国家到地方正围绕创业链部署政策链，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我国创业创新事业正迎来给力的政策“风口”。
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正在掀起“大众创业”热潮，瞄准经济新常态下不断涌现的各种消费、产业需求，新思路、新业态、新公司、新产品层出不穷。工商总局数据显示，从3月到10月份，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56％以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会议同时指出，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徐部长表示，实现稳增长需要稳投资，其中互联互通，指各地之间通过公路网、铁路网连接而派生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电商、信息消费、创意文化产业等，都派生出新的投资机会。
6．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面临着经济换挡、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沿海经济大省江苏，以人才优先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人才优先，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在教育。
南京市H区，是江苏省高等院校最为集中的大学城所在地，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安置房片区所在地，其一度是南京主城的教育薄弱区。近年来，H区针对“三区叠加”的特殊区情，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问题来抓，实施科教兴区战略，为全区80多万常住人口提供良好的优质教育、素质教育和均衡教育，正由以往的南京“教育洼地栉急速向地区背教育高地修转变。
2016年前三季度，江苏省经济在全面转型升级的同时，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二，成为新常态下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江苏省的劳动者素质普遍较高。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H区委、区政府分析认为，地区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教育，当前H区推进基本现代化与新型城市化，人口布局的变化与产业发展变化都给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要坚持教育优先。
从传统来看，教育属公益性投入，不直接产出GDP，被很多地方所漠视，不少地方的政府不愿意投入。然而，H区不这样看。
“以前学校没食堂，孩子们的午饭只能自带或靠送饭，学生不方便，家长不放心。”位于H区最北端长江岛屿的八卦洲中心小学刘校长描述了几年前的情景，“现在不一样了，区里专门拨款为我们高标准配建了食堂，还把整个学校翻修了一遍，现在我们的硬件毫不输给城里学校。”原来，该校获得了700多万财政支持资金，在老校区的一侧新建了总建筑面积达1800平方米的食堂，并增加了10多个多功能教室。
类似大幅改善办学条件的学校，遍及H区各地。这一变化，受益于H区自2011年起开始推进的三年校舍建设工程。
“‘十二五’的前三年，即自2011年至2013年，H区财政预算类教育拨款达15.7亿元，是‘十一五’总和的1.2倍。”H区教育局徐局长介绍说，截至2013年，H区按照省级一类标准新建、改建、扩建学校项目24个，总建筑面积26.23万平方米，已有24个项目交付使用，新增中小学班级240个。
近年来，H区积极引进名校资源，持续放大名校资源效应。南京外国语学校、南京一中、金陵中学、南师附中等四大市属名校和鼓楼区的拉萨路小学、琅琊路小学齐聚H区，合作成立区域教育共同体，为H区百姓提供一流教育资源。目前，H区全区9个街道中的8个已拥有名校资源，H区教育品牌初步形成。徐局长说，以往每年升学时节，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优质中小学校，常常“找遍了人、跑断了腿”，现在，家长不再为此费神。
“素质教育在我国已提出数十年，但很多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方法不够灵、效果不够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素质教育在很多中小学都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普遍存在实践水平偏低、创新能力不强、人文素养不高等问题。”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小学部林校长说。而在这所小学，素质教育理念被坚定地推行着，该校不仅从来不给学生增加课时，还专门腾出时间让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
不仅在金陵中学仙林分校这样的名校，素质教育之花已开遍H区全区。地处远郊的八卦洲中心小学就是其中一个艳丽花朵。
“一江春水将绿绕，举头远眺是二桥。芦蒿马兰随处见，喜鹊斑鸠满地跑。”八卦洲中心小学地处长江第三大岛——八卦洲。在众多教育专家的指引下，八卦洲中心小学自“野”字切入，围绕农俗、田园、桥梁与本地传统文化开展特色素质教育，创建“鹂岛野韵”特色项目，一系列紧贴地气的特色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画韵社团手绘小小农民画；诗韵社团创作乡村田园诗歌；百人腰鼓演绎着百姓丰收的喜悦：太极表演传承着博大的易经文化；野韵、江韵、桥韵三大研究所的老师带学生走出校门，开展研究性教学……多彩的特色课程伴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不仅保留了远郊农村学生的淳朴本色，还开阔了学生视野、张扬了学生个性。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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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年11月，上海外滩附近的圆明园路一改往日的清净，一栋被包装成草莓蛋糕的大楼爆红网络，萌萌哒的外形吸引了很多路人围观与拍照。
但楼红是非多，一些专家拿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对蛋糕楼进行了质疑，第十六条规定，在历史文化风貌区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和下列规定：不得擅自改变街区空间格局和建筑原有的立面、色彩。
于是，蛋糕楼在亮相2天后连夜“卸妆”，部分网友表示：“不在历史风貌区内怎么就影响了”“偌大的多元文化融合的上海为何连一个蛋糕楼都容不下，更何况，网红蛋糕楼还得到了众多喜爱，民众的喜爱是对创意的最大肯定，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上海为何无法包容这个创意”……众多网友纷纷力挺蛋糕楼，为蛋糕楼“卸妆”感到可惜。
此后，显出真容的上海蛋糕楼更为自己正名，其根本与历史建筑无关，更与改造历史建筑完全不搭边。外滩蛋糕楼是众安保险为庆祝其三周年生日而做的创意，将一栋八层楼高的新楼外观包装成了一个硕大的粉萌蛋糕，只是暂时性的外观装饰，活动结束后便会将大楼恢复原样，可有专家质疑：其影响了周围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整体规划和建筑风格。但外滩蛋糕楼并非历史建筑，而是一栋新建的大楼，并且是按照正规程序获得了灯光办的认可才进行的装饰，这样的“拍砖”也无疑引起了众多争议。
上海外滩蛋糕楼因为“萌萌哒”的外表迅速成为网红，正说明了人们对于创意的认可，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人们愿意接受新事物带来的惊喜，专家们也应该有更多的包容心让上海这座一线城市具备其该有的多元化和创新。
人们在外滩蛋糕楼下驻足拍照，自拍合影，借位拍照，用蛋糕楼的萌衬托自己的萌，蛋糕楼给大家带来的是众多欢乐，而至于专家所谓的“格格不入”，并非是必须卸妆不可的。要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有一些看似格格不入的创意被保留，它们让老旧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正如有些网友说的“在众多旧时古板的建筑群中，蛋糕楼带来的粉萌色彩反而给外滩增添了几分俏皮感”。
上海外滩蛋糕楼虽已卸妆，但联想到之前同样命运的鹿角邮筒，许多民众都希望，上海未来有更多的创意出现，并被包容和留存，让上海更富有层次感和包容性。
审批蛋糕楼的是灯光办，质疑的是专家，喜爱的是广大民众，上海作为多元文化聚集的国际大都会，它的包容心应该是所有人共同想要的结果。上海有高大上、有历史文化、有小资情调、有高逼格，同样，也有接地气的大众文化，大众喜欢粉萌系的事物，因为能够给人带来欢喜和温暖，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上海蛋糕楼无疑能给人们带来许多欢乐的情绪与美好的回忆。上海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展示包容心，本着多元即创新源动力的理念，鼓励上海多些创意，以传递正能量的文化内涵来丰富民众的生活和内心。
2．2016年11月初，成都的大街小巷密集出现来自不同公司的“共享单车”，这些街头出现的新事物，迅速引起成都市民的关注，并开始风靡。仅从街头观察来看，使用者不仅是年轻人，不少年长市民也在尝鲜。而来自其中一家单车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公测三周后成都地区已经有10万注册用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成都也曾推出过两个公共自行车系统，但使用者寥寥。至于原因，有的市民称办理公共自行车骑行的手续太麻烦，有的市民表示固定停放不方便，还有市民吐槽不能即时了解停车位置，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车。
然而，受到追捧的“共享单车”背后，也并非完美无缺。比如，这些随处停放的单车，也引来一些用户和城市管理者的抱怨。因为乱停放，11月24日，华阳街道的上百辆“共享单车”被清理。
11月26日下午，华阳街道城管大队与摩拜单车在内的三家共享单车分别进行了沟通，在查看了单车所有权证明、公司运营手续及其他证明后，允许他们取回被收缴的单车。
对于“共享单车”这种出行方式，成都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成都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把“坚持绿色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作为“十三五”时期成都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市政府很高兴看到市民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单车出行，这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推进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成都将创造有利条件，方便市民更多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该负责人称，成都历来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对新生事物我们会积极关注，引导其健康发展。当前，成都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我们将继续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前不久成都出台的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公布后，广大网友纷纷点赞。称其为最宽容的网约车新政。“共享单车”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欢迎相关企业在蓉探索这种新的出行方式，同时加快推进管理方式更加科学。市政府也将积极关注，引导其规范管理，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不带来违规占道等问题，帮助其有序、健康发展。
3．为深入推进“微笑满渝州”活动，重庆市各区县集中开展了“马上忌口、马上牵手、马上留步”文明劝导活动，引导市民养成良好习惯。
恰逢周末，全市多地下起了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志愿者们的劝导热情，他们头戴小红帽，手拿宣传牌，举着小红旗，在本市各区县的丰要商圈、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背街小巷，精神抖擞地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积极劝导。
“请大家不要高声喧哗，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免得影响别人休息。”存街头；潼南县的志愿者对喧哗的人群说。“他们还不是在吼，为啥子先找我”“大家都从我做起嘛”，通过志愿者的耐心劝说，喧哗的人群降低了音量。
对在公众场合“高声喧哗、乱吐乱说”等不文明行为，各地志愿者深入广场、社区、家庭，跟居民交谈，采取“多赞许、少批评，多鼓励、少责备”的方法开展微笑劝导活动。
为发挥党政机关和窗口单位的示范作用，江北区、大渡口区、南川区、长寿区、武隆县、彭水县等区县开展了“文明接打电话，机关干部先行”活动，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电话文明用语进行了规范，“您好”“请”“谢谢”“再见”在机关干部的电话中使用频率更高了。
在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50个志愿家庭组成近100人的队伍，统一着装，走上街头体验文明劝导。
“嘘!”红灯刚亮，解放碑女人广场红绿灯下，志愿家庭的家长看见红灯亮立即吹口哨，提醒过往市民不要闯红灯。小志愿者们也毫不怯场，挥舞手中的小旗，引导行人过马路。
“哥哥，前面路口有人闯红灯。”“你在这里守着，我去看。”来自渝中区莲花池社区的小志愿者余湖映雪和胡浩宇在外婆的带领下，分工合作，当起公共文明引导员，看到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立马上前阻拦。小志愿者的行为感染了行人，一上午几乎没有人闯红灯。
在江北区五里店转盘，宣传文化系统的近40名志愿者，身着绿色醒目的背心，手执文明劝导牌子，见到行人想闯红灯横穿马路，便立即上前劝阻；见到行动不便的老人过马路，立刻伸出援手，搀扶其过马路；有人上来问路，耐心指引。
万州区、黔江区、九龙坡区、涪陵区、大足区、綦江区等区县也开展了“马上留步”文明劝导活动，对行人不走斑马线、乱穿马路、翻越隔离带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为文明行车的司机点赞。
“他们给让行的司机点赞，我也默默地给文明劝导员点赞”。来自秀山在线的网友说：“感谢志愿者们把他们的休息时间奉献出来，给我们一个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也希望全体市民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过马路不再危险。”
针对市民乱扔垃圾、乱写乱画等生活陋习，开县的志愿者们用行动感染身边的人。他们戴着塑料手套，提着垃圾袋，手拿喷漆罐，对道路两旁垃圾进行捡拾，对一些墙上、路灯柱上的喷绘型非法小广告进行喷漆遮盖，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文明的生活理念融人市民的意识中。
在捡拾途中，偶尔遇到正在乱丢垃圾的居民，劝导员会走上前与之攀谈劝导，并借机宣传一些简单实用的公共卫生知识，以此来改变居民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
在巫溪县，志愿者们深入大街小巷，对群众的生活陋习进行劝导。这支志愿者队伍中有的是网格责任单位职工，有的是自治委员会成员，有的是楼栋长，他们了解基层，贴近群众，他们深入小区楼院，对做得好的居民进行表扬，为文明行为点赞；对做得不好的，提出改进意见，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4．2016年夏至，一年一度的“荔枝狗肉节”也随之来临，Y市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顿时沸腾了起来。“就像过年一样，甚至比过年还热闹。”当地人这般形容。
来到这座没有高铁站没有飞机场的城市，你会发现，这里汇聚了众多来自国内外不同肤色的人群。Y市市内的酒店旅馆一夜之间爆满，价格也猛地抬高。突增的车流量把市内的几条主要干道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出行使用打车软件需要等待的时间更长了，高峰阶段甚至打不到车。
看似喜乐欢庆的节日背后，遭遇更多的却是争议与质疑。爱狗人士依然如期而至，展开抵制行动。而网络上，围绕Y市“荔枝狗肉节”的争论更是甚嚣尘上，部分明星倡议抵制吃狗肉、取消“狗肉节”，遭到Y市当地网民针锋相对的辩驳。
中国社会总体上并不热衷食狗肉，但食狗肉文化在中国主流饮食文化中间穿插，二者大体是和谐相处关系。拒食狗肉最早从西方传人，由于近年来宠物狗在中国城市大量出现而逐渐扩大了共鸣。一方面，拒食狗肉的呼声已在中国社会拥有了影响力，它的道德强势似在逐渐增加。另一方面，食狗肉作为一种“自由”仍大体是完整的，狗肉店在中国很多城市都能看到，尽管它们已很少出现在中心街区，招牌也不做得那么显眼了。
Y市“夏至荔枝狗肉节”在中国一个角落里维系自己四五百年的传统，在这么大的社会里，本应不被打扰。但问题是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Y市也有向外部展示这一传统的愿望，这个狗肉节因此被一下子“盯上”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狗肉节，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文化传统，而成了支持和反对食狗肉两股文化力量的一个对撞机会。
狗肉节可不可以讨论，需不需要关注？当然可以讨论，可以关注。即便承认吃狗肉是一种权利，是一种自由，如何吃，如何吃得文明些，也都是可以讨论的，这是一个有关社会文明的话题。所以，那些爱狗的志愿者，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无论他们的态度在吃狗者看来是多么怪诞，他们都可以对狗肉节“指手画脚”，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出自己的建议。这是他们的言说权利。虽然，他们离Y市的生活可能很远，但他们的声音也有倾听的必要，他们的用意是让社会更文明。
同样，对于那些热衷吃狗者来说，他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喜好，表明自己的观点。虽然吃狗肉在一些人眼中是野蛮的，不可理喻的，但是，作为一种饮食传统，想以一种道德上的喜好完全禁止它，显然也不太可能，而且也显得粗暴了一些。如果说吃狗肉是一种不文明的话，以道德的更高标准要求人们，甚至是强求人们放弃吃狗肉的习惯，也是一种不文明。
当双方认识到狗肉节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公共话题时，最理想的情形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是以各种偏激的方式，来逼迫、胁迫对方。这就要求在讨论时有两个基本的意识。首先，是问题意识。很多时候，人们貌似在讨论一个公共事件，可事实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和争论的激烈，人们通常忘记了到底在讨论什么，到底什么才是讨论中的核心议题。就像Y市狗肉节的讨论一样，人们忘记了完全不吃狗肉是不可能的，完全禁止别人反对吃狗肉也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议题——如何让饮食更文明，却被忽视了。
当然，问题意识产生后，还应以理性的态度使之贯穿讨论的始终。在面对公共问题时，即便内心是气愤的、愤怒的，也应该克制这种愤怒，节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思考和表达纳入理性的轨道。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讨论，才能遵守讨论的边界，尊重权利的边界，避免讨论成为一种冲突和对抗。否则，问题意识便会模糊，人们对问题的关注就会被愤怒的情绪所干扰、替代，忘记了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以及该如何说、如何做。
没有了问题意识和理性态度，在公共讨论中就可能陷入一种情绪化和偏见。这时，人们往往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时甚至固执到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结果，问题的讨论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便转化为群体的对立，转变为暴力的对抗，至于人们为何进行讨论和表达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在讨论中败下阵来。如今，关于Y市狗肉节的讨论就给人这样的印象，显然背离了公共事件讨论的正常轨迹。
5．据Y市政府介绍，在中国农历夏至节气食用荔枝和狗肉，是Y市民间的一种饮食行为，属个人饮食偏好，政府也从来没有支持、组织、举办过所谓的“荔枝狗肉节”。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人道主义”与“传统习俗”的民间对峙依然在上演。你办，或者不办，“狗肉节”就在那里。君不见，八方食客大快朵颐，爱狗人士以“保护动物福利”的名义奔走呼号，指责“狗肉节”不人道，还有不少看客“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
以上景观，如果仅仅是一种平静的对峙，那倒也不失一种协商民主的范儿。所谓“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吃你的狗肉，我爱我的宠物。但事情偏偏起了冲突。“活狗市场商贩持棍棒狗钳对抗爱狗者”“Y市爱狗人士与食客发生冲突食客嘴巴流血”……该类报道屡见不鲜，以“食文化”和“礼仪之邦”闻名世界的中国，再一次令“友邦惊诧”。
从世界范围来看，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对“伴侣型动物”的保护力度日趋加大，不少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都有禁止屠宰、买卖或吃狗肉的相关法规，韩国也于2011年取消了狗肉节。即便如此，对于“荔枝狗肉节”还是有话要说，因为有关讨论折射出太多的现实问题：食文化、公序良俗、法律空白、动物保护、表达权、国际形象……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从沸反盈天的争论走向社会共识。
美国预测专家纳特•西尔弗以科学为例，说明共识是一种“谨慎审议”的过程，包括发表文章、召开会议、验证假说、辩论结果，然后科学发现才会“浮出水面”。围绕“狗肉节”的争论，似乎也可循此方式，从吵吵闹闹、推推搡搡走向理性对话。但是，诚如哈贝马斯所说，“共识的达成要完全依据参与者共同寻找真理的动机，并以‘较佳论证’为凭借标准，摒除任何压迫性力量的系统性扭曲，任何人的言辞行动均是可否证、可批判的。”回首狗肉节的“口水战”，谩骂、恐吓不绝于耳。公平辩论的链条一旦中断，共识就会渐行渐远。
网络时代达成共识，必须走出：“戈德温类比法则”的魔咒。维基百科的律师兼总顾问迈克尔•戈德温于1990年发现，随着在线讨论的帖子不断增多，网友将对方的言行与法西斯或希特勒相提并论的概率就会接近百分之百，也就是说，你一旦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是“希特勒”或“纳粹”，讨论也就戛然而止。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纳特•西尔弗的“共识模式”似乎还少了一环，那就是第三方调停的力量。在Y市“荔枝狗肉节”的争论中，大多数的媒体舆论只是客观地呈现冲突，打几下“太平拳”，两边互不得罪，或者“各打五十大板”，缺少对如何化解冲突、达成共识的深层探讨。如此周而复始，就难以走出“‘狗肉节’年年有、口水天天飞、外媒年年报、形象一再重塑”的怪圈。
6．2016年7月2日上午10点左右，在中绿广场开往合肥南站的11路公交车上，一个老人对着一个独自坐在座位上的小朋友要求他让座。他对小朋友说：你要让着我，我是老年人，边说还边掏出了老年卡。小朋友生病了，感冒难受，一直在咳嗽，没有说话。然后这个老人看小朋友没让座就冲着他咄咄逼人。当时孩子的母亲被这个老人的辱骂气得直抖，然后说要下车！老人听到了就说：你们快滚下车吧，像你们这样不知道尊敬老人的快点滚吧。
小朋友身体有恙没让座，却遭到老人一顿辱骂，且不说孩子心里有多委屈、受伤，就是围观者耳闻目睹此情此景，心里也会感到很不是滋味。即便是孩子身体没啥不舒服的地方，没让座虽然可能显得不怎么懂得敬老、孝老，但有必要如此粗暴相向吗？这种不文明的“逼让座”能够逼出文明风尚吗?
尊老爱幼是中华传统美德，公交等场所自觉、主动给老弱病残幼让座，是社会倡导的文明素养。但当事人的座位权理应受到尊重，这显然是讨论让座与否的基本前提，让座暴力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现象。
一段时期以来，由让座引发的矛盾、冲突和争议时有发生，破口大骂、大打出手、强坐大腿等现象，委实让人大跌眼镜。有的确实存在当事人姿态小够高的问题，也有的则纯属误会所致，粗暴“求让座’’的老人也几乎郡受到批评甚至谴责，但类似的尴尬情形却依旧在现实中不时上演。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武断甚或戴着有色眼镜去认定“坏人变老了”或者“老人变坏了”，老年群体尤其是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的老人，其座位诉求无疑应该得到正视、尊重和积极回应，但极少数老年人显然也有必要对自己强索让座的行为做出自我检讨，包容不让座者也是应有的文明素养。
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老年人集体倡议，或错开交通高峰期上街，或给年轻人让座，显露出对年轻群体的理解、关爱之心，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虽说我们同样不能强求其成为一种常态，而应充分尊重出行自由权利，但由此释放的正能量无疑启示我们，各方相向而行，相互包容理解，文明才会成为温馨你我的社会时尚。
【材料一】火热的七月，一批干修班学员来到达兴村“早上好”支部书记研学基地考察学习。达兴村党支部周书记激情澎湃的“治村经”引发了学员们的共鸣。“全班五十多名学员全部加了我的微信，都希望跟我有更深入的交流。”老周自豪地说。2017年，在外地做建材生意的老周在市政府“凤凰归巢”行动的号召下，回到老家达兴村，通过竞选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达兴村，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产业基础差，不仅村民对本村的落后现状习以为常，连村干部也都觉得无所谓，召开第一次党员大会，党员干部来了不到一半，这成为摆在老周面前最头疼最迫切的难题。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周听到村里的孩子在背诵课文《早》，从鲁迅先生刻在“三味书屋”课桌上的“早”字，他获得灵感：“早”不正是治理村庄所需要的精气神吗？“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意味着机会、意味着主动，更意味着追求。”从此，老周养成了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逢人便喊“早上好”的习惯。老周认为，“早”，是一种状态，以前达兴村穷，所以发展的路上要起早、赶早、争早；“上”，是一种劲头，就是要干、要冲、要拼，勇赶超、争上游、创新标；“好”，是一种追求，要让村子好起来，村民富起来，做到家家好、人人好、事事好。村庄要发展，首先就要改变党员干部的精气神，“早上好”要求干部无论何时都要当成早上，始终保持朝气和干劲，让“村里上班也有企业上班的样子”。村两委班子干事热情高涨，起早、赶早、争早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干部精神面貌在改变，干群关系在改善，村民们每月召开党小组会，实行党员联户制，拉近干群关系，村民们对村干部越来越信任。“早上好！对村里有什么意见，或者对村干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和我说！”傍晚，达兴村的“议事长廊”里，老周和往常一样，向村民了解村情民意。村两委坚持“村里的事村民做主”的理念，引导村民在村庄发展、村民致富、乡村治理等方面共商共议、献计献策。达兴村有300亩荒了多年的旱地，有村民提议开发种桃树，既可赏花又可卖桃子。“等靠要，永远只能原地踏步，早干早得利，先干起来再说。”老周说。村里立即组织村民清理杂草平整土地，种上桃树。如今盛开的桃花已成为达兴村的一道风景，每年举办的桃花节，游客如潮，还能为村里带来十几万元的收入。“早上好”蕴含的精神，不仅点燃了“老干部”的工作激情，更让年轻人看在眼里，深受感染。小珍17岁就外出打工，在杭州从事电商工作多年，有一份不错的收入。2019年，她回村休产假，看到村里的变化欣喜异常。“村干部都起得这么早，像单位上班一样。”就凭这一点，小珍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达兴村。于是，她决定留在了村里。2021年，小珍通过竞选，当上了村委委员兼妇女主任。在县城做物流生意的小王，同样受到“早上好”精气神的感染，回村参选担任了村委会副主任。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不仅为村两委带来了新鲜血液，也为达兴村增添了朝气和活力。1400多人的达兴村，以前在家的不足400人，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流。周书记感慨道：“年轻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以前他们认为达兴村是‘被遗忘的村庄、回不去的故乡’，现在愿意回村发展，说明达兴村的变化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发现了价值。”达兴村还成立了“早上好”共同富裕促进会，发动党员干部捐服务、乡贤能人捐资金、年轻大学生捐文化，在“一老一小”帮扶、青年人才创业等方面给予支持。怎么让“早上好”精神更加具象化？达兴村老百姓充分发挥智慧，设计出“早上好”徽标，总结提炼了“早上好”精神思维导图，最终落实到35个能执行、可操作的行为“指标”上，让一句口头禅成为有抓手、可操作的“任务书”。在“早上好”精神的激励下，达兴村村民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以“村务大家议、村事大家干、村风大家树、村福大家享”为主要内容的治村新模式。从“早上好”口头禅到“早上好”精神，再到“早上好”治村模式，这一声声充满魔力的“早上好”，承载着村民对改变现状的呼唤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材料二】“同学您好，2023年R市国有企业青年人才优选面试通知如下……温馨提醒：R市青年驿站为外来求职高校毕业生提供最长免费3天住宿……”2023年4月的一天，大四学生小柳收到了来自求职单位的面试通知。这条附带温馨提示的通知，让小柳对即将到来的R市之行，多了一份期待。她根据短信提示，登录了该市共青团微信公众号下方的“青年驿站”小程序，填写信息，提交了入住青年驿站申请。第二天一早，小柳就接到了审核通过的电话通知，当天下午，她来到了R市运动公园附近的一家青年驿站，“我申请的这家青年驿站离我的面试单位不足500米，而且酒店在小区里，门口有保安站岗，刷门禁卡才能乘坐电梯，让人一进来就安心。”推开房门的小柳很惊喜，“面朝大海，环境美得出乎意料！而且很安静，适合备考。”工作人员还专门提醒：“房间里有免费的充电线和矿泉水，如果有需要，可以延长住宿时间。”来之前，小柳特意在网上查过，这家酒店正常入住一天要300元，而附近另一家酒店则要500元左右。如果没有青年驿站免费住宿的政策，她只能选择离面试单位远一点的地方，找个便宜点的酒店。“驿站给我提供了一个舒适的‘避风港’，一下子就对这个城市产生了亲近感。”小柳说。小柳入住的这所青年驿站是R市第一家青年驿站。“一方面我们是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秘书长单位，服务青年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我们希望展示我们的服务，增强青年人才对R市的认同感、融入感、归属感。”驿站负责人说。考虑到求职青年的学习需求，酒店会专门挑选光线好的朝阳房间供他们入住，此外还会免费提供咖啡、饮用水和零食以及资料复印等服务。“对市级青年驿站实际发生的入住，市财政按照每天90元的标准给予补贴，用于青年驿站设施配套、升级改造、安全管理。”共青团R市委书记介绍，R市依托不同类型的驿站资源，重点打造三类青年驿站：“酒店型”青年驿站，依托优质酒店宾馆资源，重点服务短时驻留R市的青年；“公寓型”青年驿站，将符合条件的长租公寓纳入青年驿站范围，青年在免费期满后可享受优惠续租服务，重点服务有后续入住需求的青年；“保障型”青年驿站，推动符合条件的保租房项目开展青年驿站试点，重点服务有后续长租需求的青年。2022年9月，小慧和同学结伴来到R市找工作，从S人才集团微信公众号上看到青年驿站并顺利入住。如今，她已成为该集团的工作人员，为更多和她一样的求职青年提供服务。“刚毕业，我对自己的就业方向不清楚，青年驿站的负责老师会给我们就业指导，讲解面试的注意事项。”小慧说，入住驿站期间，她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后来辞职，驿站的工作人员继续帮她推荐工作机会。机缘巧合之下，她入职了S人才集团，岗位是人才招聘。“青年驿站不仅是我们到这个城市的落脚点”。曾入住海兰公寓并找到工作的小榕，如今成了这里的青年志愿者。海兰公寓不仅为求职、实习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还搭建了近2000平方米的共享空间，配备餐厅、洗衣房、书吧、KTV、青年会客厅、路演厅等，定期举办“剧本杀”“无结果沙龙”等趣味活动，邀请来R市的青年参加。入住时正赶上青年驿站举办演说活动，小榕就去参加了。趣味自我介绍、跟同龄人一起玩游戏、唱歌跳舞，她玩得不亦乐乎，还认识了两个朋友，至今一直保持联系。工作以后，青年驿站周末活动，小榕也会收到邀请。渐渐地她就成了这里的志愿者，为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介绍周边企业情况，提供详细的游玩、美食攻略，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目前，R市正着力将青年驿站升级为“一站式青年人才服务平台”，届时，驿站将为来R市求职的青年人提供择业心理、面试技巧、政策法规、新入职员工注意事项等各类免费就业辅导讲座，提供免费体检、免费公交卡、免费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障性服务。【材料三】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P市地理气候多样，传统农产品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近年来，P市大力推进地理标志产品登记保护工作，现有云峰水蜜桃一年带动全产业链产值近10亿元。具有独特区域特征的地理标志产品，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富农增收提供了不竭动力。在P市地理标志产品建设成果显现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现有已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中，部分存在“申请热，使用冷”的现象，并没有取得与其资源禀赋相称的市场业绩。为此，P市政府成立了联合调研组，围绕P市地理标志产品发展情况开展调研。“以我们这里出产的‘西里花椒’为例，由于缺乏龙头企业带动，一家一户又没有能力推广地理标志。因此，年产值与保护前相比没有多大变化，仅是名称获得保护，实际效益不大。”西里乡花椒种植户小权说，“除云峰水蜜桃等少数品种外，P市已有的地理标志产品中很多还存在知名度不够高、品牌效应不明显等短板，带来的预期经济效益不高，很难成为带动一方农民致富的支柱产业。”“好酒也怕巷子深，货好也得会吆喝。”西山镇农技中心的小蔡向调研组介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西山冀荷生产全过程，不仅不使用农药化肥，且富含硒、花青素、多种黄酮类物质，营养价值高，是真正的绿色有机产品，但因为缺少品牌认证和推广，其知名度并不高。品牌影响力带来的最大后果是，西山冀荷一直被视为低档蔬菜，产品附加值低，实际收入不高，导致农民种植积极性受挫，直接影响了市场拓展。”知名度较高的云峰水蜜桃、海河黄金小玉米也面临不少发展新问题。比如，云峰水蜜桃品牌影响力大，不愁种、不愁卖。但是，水蜜桃每年种植，养护与采摘过程中，还无法实现全部机械化操作，一些环节仍靠村民手工操作，如今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用工缺乏。种植户小吴说：“本地桃农大多是中老年人，对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接受程度与学习能力较低。另外，有部分桃林存在品质退化的现象，桃子的口感差，风味不足，也严重影响水蜜桃的声誉。”“由于云峰水蜜桃名声大，往往还未到上市季节，市场上就出现打着云峰桃旗号的‘李鬼’，去年云峰水蜜桃电商销售份额大约占80%左右，电商平台拓宽了销售渠道，但也有一些不良商家在网上用外地桃或劣质桃冒充云峰水蜜桃，以次充好、恶意低价竞争等问题不断出现。”云峰水蜜桃协会姜理事长说。近年来，为保护云峰水蜜桃品牌，P市制定实施了《云峰水蜜桃地理标志保护方案》等多项政策措施，责成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联合惩治机制，打击假冒伪劣，保护地理标志产品。“海河黄金小玉米具有外形小巧、色泽金黄、口感香糯等特点，是当地种植历史比较悠久的作物。黄金小玉米作为当地传统品种，一直以农户分散的‘家前屋后’种植模式为主，没有规模化，更谈不上品牌化。”市农科院秦院长说。为此，他们组成了专业技术团队，围绕黄金小玉米特色风味、口感和营养品质，挖掘特征品质指标，研发特色品质保持和调优技术，建设全程质量控制体系，同时联合玉米育种团队完善标准化种植规程，每亩综合种植效益较之前提高了3000多元。海河镇通过连续举办“黄金小玉米节”，打造农业节庆，提升品牌声誉，实现优质优价。但在电商推广销售中，由于没有明确的品牌形象，缺乏全程冷链运输保障，仍难以面向全国扩大销售区域。为学习借鉴先进经验，P市联合调研组赴C市学习考察。“云海老醋是C市地理标志产品，秉承传统工艺做法，深受消费者青睐。为推动云海老醋保护发展，我市专门组建了云海老醋地理标志保护管理委员会，拟定和实施云海老醋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管理规划。”C市市场监管局高局长说。相关主管部门在强化对C市产品质量、标志标签、包装和市场管理的同时，建立了统一溯源系统，为地理标志产品开启“标志+标识”双重保护。在源山杨梅种植基地，C市农业农村局王局长介绍：“源山杨梅产业发展初期，也问题重重，品牌提升程度不够，维权力度不足，产业发展受限，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为此，我们出台了《源山杨梅地理标志使用管理规则》，对‘源山杨梅’进行统一标准化管理，像杨梅采摘就只能使用双手采摘，不能借助工具，以此来保证产品的品质质量。我们还充分挖掘源山文化底蕴，开展调查走访、召开圆桌会议、听取专家意见等，在IP形象打造、宣传推广等方面为源山文创产业开发提出建议。”王局长拿着身穿红衣、圆脸爱笑的乖巧“杨妹妹”介绍说：“亲民的文创IP形象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通过表情包、动漫、文学、影视等形式的产品，IP的影响力和受众群还在不断扩大。”“要想使源山杨梅等地理标志产品发挥出真正的经济效益和价值，不能只注重前期申报、注册、认定，还要加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司法保护，加大对假冒地理标志产品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源山司法所长说。正是有了多部门的协同保护，“源山杨梅”不仅在市场上畅销，也成为消费者心中的明星品牌。【材料四】有一样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却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风靡全球，这个小东西就是W市制造的打火机。W市打火机产业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最初以模仿国外打火机品牌的产品起家，经过十几年的迅猛发展，21世纪初发展成为支柱产业。巅峰时期，W市打火机生产企业有3000多家，年产打火机5.5亿只，产值高达65亿元，远销海外，占据国际市场80%的份额。如今，W市打火机企业不足100家，昔日风光不再。由于绝大部分企业都采取贴牌模式，缺乏研发和创新能力，没有自主品牌，更缺乏议价能力，导致同行之间低价竞争严重，逐步陷入“零利润”甚至“负利润”的恶性循环。2008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订单锐减。外商把价格压得越来越低，整个行业进入“微利时代”。同时，由于制作打火机的原料价格上涨，用工成本节节攀升，加之汇率变动等因素，W市大量中小打火机企业不堪重负，破产倒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与重重考验，W市打火机产业并未在研发和品牌打造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从山寨起始并发展壮大，除少数企业有一定的研发创新意识外，绝大部分打火机企业依旧在走贴牌代工的老路子。但是外部环境一直在变化，当原有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后，整个行业走向没落也是一种必然的结局。可谓“成也模仿，败也模仿”。W市打火机产业趋于没落，是否说明这个行业已经不行了呢？事实并非如此。接棒W市打火机产业并且后来居上的，是一个地处N省腹地的小城——Y县。它同样是从小作坊的模仿制造起步，Y县的起点可能还没有W市高，但不同的是，Y县的打火机产业从一开始就具有危机意识，通过加强行业内部监管自律，对出口产品统一定价、统一争取政策扶持等，避免了W市打火机行业低价无序竞争的局面。不仅如此，Y县打火机产业紧跟时代步伐，对生产线进行自动化改造，所有出口高端市场的打火机，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当地政府还建设了智能技术研究院这一公共服务平台，鼓励企业研究创新，努力在开发特色产品和品牌建设上下足功夫。正是通过以上举措，使得Y县成功接棒W市的打火机产业，如今已包揽了世界70%以上的打火机产量，年产值超过百亿元。两相比较，W市打火机产业的没落更让人唏嘘。模仿可以是创新的开始，但也只是个开始。任何行业、任何企业都不能一直靠模仿生存，也不能固守原有的模式一成不变。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只有永葆创新精神，保持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给定资料：
1．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真切。农村“微腐败”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从各地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农村“微腐败”已成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工作重点。
此前，甘肃省酒泉市通报了该市金塔县古城乡旧寺墩村原党总支书记王世海案件。王世海利用职务之便，将县财政局拨付的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补助资金中30407元用于个人搭建温棚使用，并采取虚报的方式，侵吞集体资金1.5万余元。
“近年来，村干部虚报冒领甚至挪用套取补贴补偿款，已经成为农村基层腐败的一种典型模式。从我们查处的案例来看，此类腐败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福建省漳州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类虚报冒领现象多发生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近年来，农村的许多青壮年常年出外务工，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在农村留守。由于受限于知识水平等原因，这些留守人员往往不熟悉国家的相关政策，对村务更是很少关注。村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他们难得知晓；特别是那些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留守人员根本不知就里。“五要”工程等，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摆设；那些张榜公示的村务，其实就是“墙上挂挂”而已，村民很少光顾和注意。所以，“歪嘴和尚念歪经”的事情，便屡屡发生。
“有些村干部认为，替村民做事，顺便给自己谋点福利是小事。”福建省诏安县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对记者说，一些村官潜意识里就认为自己是村民的“父母官”，想怎样就怎样。有了好处要分一杯羹，在一些村干部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
于是乎，本应是老百姓养命钱的补贴款，被一些村官巧取豪夺、“雁过拔毛”，想方设法据为已有，并且根本不当一回事。
2015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纪委通报了13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典型案件。其中，该市扶绥县渠黎镇碧髻村委会原治保主任陆少勤，因在协助开展征地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9户被征地村民”好处费”被开除党籍。
“随着现在惠农、扶贫政策越来越多地出台，从政策最先100米落实到田间地头，到广大农村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最后100米的问题。这些惠农款、扶贫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救命钱、安家钱，但对于一些基层硕鼠来说，它却是唐僧肉。”
近年来，以暂存代管为幌子，克扣侵占“三农”资金的案件不断涌现。在农村，一些村干部一贯信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有的打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些钱不能存入个人账户”的“帽子”对付诘问，有的以农村财务不规范、不完善为借口，将村集体资产储存到个人账户，妄图瞒天过海。
专家表示，一些村干部抵制不住金钱诱惑，企图通过暂存代管等方式，“瞒天过海”侵占资金。“以这种方式侵占村民资产的贪腐，具有更强的隐蔽性。”福建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为民做主”，往往是村干部的一种托词和惯用伎俩。他们以为这些钱存进银行，神不知鬼不觉，村民根本无从知晓，如果上级追问也可以搪塞一阵子。有此“良策”，等于贴上一道“平安符”。一旦东窗事发，遇到媒体追问或纪检监察机关追责，他们就会编出“无可奈何”“财务把关不严”等一套套戏码，把自己伪装成“替人做事还代人受过”的无辜样子，妄图掩饰心中的“小九九”。此类现象更值得注意和警惕。
2．“过去几年里，反腐败工作扎实有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四风’工作持续推进，不敢腐的氛围正在形成。”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A说。
2016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举措、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上面九级风浪，可基层个别地方或纹丝不动或波澜不惊，正风反腐的压力还有待进一步向下传导。”全国政协委员B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B结合自身工作和走访调研，归纳出当前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几种表现形式：部分基层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骗取、截留、挪用涉农款物；部分基层干部在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方面以权谋私、优亲厚友、吃拿卡要；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骗低保、医保、社保的问题。
一位来自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向记者讲述了前些年他们企业那些不得已的苦衷：作为贫困县里为数不多的好企业，经常被一些部门“检查”“调研指导”。来者都是客，标准不低的工作餐得安排吧，临走时得带点小礼物吧。“陪检、陪吃、送礼，逢年过节之前，有的部门还必须去‘拜访’，费时、花钱，关键是牵扯精力。”这位代表说，“八项规定真好，给我们企业减负了，这种现象大大减少了。”他建议，正风反腐要加大力度，动真碰硬，对违纪违法的公开曝光，先把“不敢腐”的氛围在基层营造起来。
“要发动老百姓起来监督，损害自身利益的要举报，不符合党员干部标准、形象的，也要举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人民调解员C告诉记者，前些年，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有的明明不占理还扬言“我家亲戚在市里当干部，你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没人这样说了，为什么，怕群众监督，怕组织查处，不敢了，他也知道这样说就是害他那当干部的亲戚。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管全党、治全党，基层不能例外。”全国政协委员B说，作为纪检监察于部，肩负正风反腐职责，更感到责任重大。她建议，墟实党委主体责任，实践证明，党组织敢抓敢管的地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就少，对那些不正之风长期蔓延、腐败问题严重的地方。要追究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纪委要转变执纪理念和方式，不但要查处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的问题，更要对违纪苗头和“小问题”早处置、早纠正，及时对有反映的干部“咬耳扯袖”，让他们“红脸出汗”。
3．F街道T村村干部小莉，在当地颇有威望。
2014年，绕城公路修过T村时，小莉将自己一家人和兄弟姐妹享受占地补偿的清单，打印出来，贴在村里人员最集中的茶馆门口。当时有人用手机拍了照，专门到街道房管所对照核实。很快，小莉感觉到村民们的变化——更愿意亲近自己了。村民们说：冲着她敢把家里人的情况公开，小莉这个干部，我们信得过。
“如果不是直截了当公开情况，我就是有十张嘴也无法打消村民的疑虑。”小莉深有感触地说。
从2013年开始，F街道实施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十公开”制度，要求村干部必须主动公开自己及直系亲属享受的惠农惠民情况，严防优亲厚友，铲除“苍蝇式腐败”滋生的土壤。广大村干部表示，“十公开”制度，给了群众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个清白，实打实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2016年4月19日，T村村委会公示栏前，四组村民小宁认真地翻阅当年一季度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公示表，“公开好几年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我们老百姓始终还是关心这些，公开总比捂着好。”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前，“捂着”带来的隐患，F街道纪工委的同志深有感触。2009年至2012年，在惠农惠民政策实行中，F街道收到反映村干部以权谋私、优亲厚友、中饱私囊的信访问题，每年平均达20件(次)，有的还是重复上访、多头上访。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存在虚报冒领、中饱私囊，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优亲厚友、分配不公等现象。比如，F街道X村原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就因为在农转非中为家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查处。
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说，仅2010年至2012年，F街道就有惠农惠民补助18项，总金额达3460万元。而随着国家惠农惠民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投人的民生资金越来越多，村两委干部手中可分配的资源增多，为“苍蝇式腐败”留下了寻租空间。
为扎牢制度的笼子，防止“苍蝇式腐败”，2013年5月，F街道党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涉农涉惠政策“十公开”制度的通知》，要求11个村(社区)“五职干部”(支部书记、主任、2名综合服务专干、1名综治专于)及直系亲属，每季度公开其享受低保救助、危房改造、党员定补、种粮直补、土地复垦、计生优惠、农机补贴、退耕还林、家电下乡、扶贫慰问等十项涉农涉惠的情况。其后，具体公开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如取消家电下乡，增加了脱贫资金补助等内容。
在具体操作中，“十公开”制度有四个主要环节，即通过“申报、审核、公开、查究”，严密“封锁”村干部在优亲厚友中的寻租空间。
每季度第一个月的月初，F街道各村的群众已经习惯到村(居)委会门前的公示栏上，查看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情况公示表。
“这项制度实施起来并不复杂，每个村干部每年定期申报自己和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即可。”X村支部书记老徐介绍，主要由村党组织对村干部申报的真实性进行审核监督，自己作为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和纪律监督小组组长签字负责，“这些实际上强化了村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在老徐看来，“十公开”制度最核心的环节是公开。在X村村务公开栏前，有一个醒目的板块，专门以大号字体公示村干部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除了这里，还要在村民小组、村民集中的地方公示，现在，有条件的地方，还通过网站、微博、微信、QQ群、广播等平台进行公开，让村干部广泛接受监督。”老徐说，自己切实感受到了群众对此的关注度，每次更换各种张贴材料时，村干部这份公示表总是最破旧，“因为翻的人太多了。”
“关键是让群众知晓。”T村纪律监督小组组长说，“公开是最大的杀手锏，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举报、会审核。”
而作为上级纪检监察组织，关键是在查究环节，加强监督。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表示，对申报不齐、不实、公开不力的村(社区)，在年度党风廉政综合目标考核中实行扣分处理，并给予其他相应处理；对群众反映村(社区)干部存在违纪情况的，交由街道纪工委核查，经查证属实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理；查证不属实的，将事实真相告诉群众。
这四招是否管用？F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说，2013年前在畜牧业发展的补贴方面，常有村干部弄虚作假、优亲厚友，“现在几乎没有了。”
对于“十公开”制度，村干部们表示欢迎。“只要不存在优亲厚友的想法和做法，这事并没有什么坏处。”Z村支部书记说：“就像一面镜子，时时提醒我们不要以权谋私。”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后的效果，出乎大家的意料。T村地处F街道开发建设区域，征地拆迁工作繁重，矛盾突出，但随着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补贴情况的公开，T村支部书记小张明显感觉到村民私下的猜测和抱怨少了，工作推动顺利多了。
小莉一家在当地是大户，兄弟姐妹多，征地时村民最担心她优亲厚友，而她正是看到了“公开”的好处，才想出在人群集中的茶馆贴“条子”这个办法，主动洗清嫌疑。“要说兄弟姐妹都不算直系亲属，但公开可以消除疑虑，没什么不可以。”
“十公开”制度为村干部的“小微权力”戴上了紧箍咒。Z村的小荣任村综治专干后，主动对不符合条件的弟弟做思想工作，劝其自愿放弃了低保补助。老徐说：“至少村干部在打算以权谋私时，会认真地考虑一下其中的风险。”
据统计，2013年，F街道关于村干部优亲厚友等信访问题减少至5件(次)，到2015年，反映村干部及直系亲属违规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信访为零。
4．2016年12月，L县的农民反映，他们那里的多项惠农政策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农村低保发放混乱，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也拿不到，多数都进了村干部的腰包。
村干部腐败，被不少学者视为“最具离心力”的腐败，因为他们距离农民最近，因此，对村干部腐败必须零容忍。
村干部“位微权重”，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村干部权力虽小，却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权力地盘”，以农村低保为例，国家的农保、低保政策的实施，村干部在办事上有比机关干部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权力看上去不大，却是实实在在地在管事。只要管事或长期管事，权力就容易膨胀，就会被无限放大；有些村干部奉行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私分村级财物，收受红包礼金，贪图吃喝玩乐和钱财，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就损公肥私；更有甚者，刻意去追求权力的私有化，特别是把权力看成个人发财、谋利的工具，某位贪腐村官曾说“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要改变村官和村民的这些观念，应该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提高村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权责意识。
防止村干部腐败，要在选人用人上下功夫，严把村干部人口关。对候选人进行认真筛选，确保候选人条件过关、素质过关，掌握并认真分析每个候选人的基本情况、生活阅历、工作经历，坚决杜绝不合格人员当选。另外，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规范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及选举人竞争行为，对换届选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贿选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并立即取消参选和当选资格。
上级部门也要对农村加强监督，对于逾越制度和法规的问题要加以严惩，形成威慑力。这里要发挥村民的作用，完善农村财务村务公开制度，让村干部接受上级部门和村民的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保障村民的知情权，防止基层腐败。
事实上，基层反腐的成功与否，事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改革的成果能否为全民共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分析说，为什么过去基层会有一些官员能卷走老百姓的血汗钱，就是因为一些制度存在漏洞，改革尚未完善。“改革本身就是要消除旧制度中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部分，同时要消除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带，逐步消灭权力运行当中的真空和漏洞。”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杨伟东看来，基层反腐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既有力度，又有深度和厚度。他认为，与“看得见”的力度相比，深度和厚度更为重要。我们的反腐不只是要处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让官员从内在改变。反腐的举措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基层完善运行的机制，让权力真正为基层群众服务，让百姓和官员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
5．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日前，中纪委通报125起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村(居)委会占七成。
近日，某网站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819名来自农村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农村受访者看来，目前村官腐败的4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44.8％)，玩忽职守、徇私舞弊(42.3％)，吃拿卡要、收受财物(41.6％)，侵占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40.4％)。本次调查的农村受访者中，66.1％的人目前在农村居住，对于接下来的农村反腐工作，80.9％的受访者表示期待。
小李是华北某县一名“包村干部”(上级派驻到村里联系工作的人员)，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和村干部、村民打交道。他说，他所在县的某村村长和村支书，用自己亲戚的名义，造假合同，把村里几块闲置的集体土地弄到了自己名下，之后卖给开发商牟利。有村民表示要举报，就被塞上几千块钱“封口费”了事。小李感叹道：“村官虽然是芝麻官，但有些贪腐行为却很严重。”
“我听一个村的村民说，他所在村的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村长的亲戚。该村村长换届选举时，班子成员每个人负责给几户村民‘做工作’，以求让村长连任。”小李说，选举时，对于选民，这些村干部会亲切地称呼、拉关系，对于老年人，还会“关心”地说“会不会写字？我帮你写选票”，拿过选票自作主张地写上前任村长的名字。“对于这些事，村民大都不会特别在乎，一是缺乏选举权意识，二是怕得罪人。”
调查中，在受访者看来，村官存在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公款吃喝31.9％)，冒领、骗取国家补贴(30.5％)，对各类民生投入资金截留挪用(29.6％)，克扣群众财物(25.5％)，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摊派费用(24.6％)，拖欠群众钱款(22.1％)，违规收缴群众财物或处罚群众(20.6％)，滥用公务用车(16.1％)等。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E认为，中纪委和地方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村官腐败之所以占很大比例，是因为他们处于权力体系的末梢，却掌握很多的土地、财政、人力等资源。在基层，权力更集中，村官是一个村子的一把手，加上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就容易出现腐败问题。“村官同时具备资源、动机、机会这三个腐败的条件。”
“基层腐败存在家族化特点。”E指出，一方面，一些村干部本身是该地方的大姓氏。会利用人数和家族上的优势，获得领导权。另一方面，农村选举中，存在不遵守法律程序的问题，采用“大哥拍板”的方式进行权力运作。
E还指出，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涣散的问题，村干部思想观念落后，能力跟不上。“这与村干部自身素质有关系，也与人口迁徙、人员外出务工、村镇空心化有关系。”
在E看来，村官虽小，贪腐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小官大贪’的案例屡屡曝光，有些村官掌握着大量资源，腐败金额巨大。另一方面，村官等基层干部与群众距离近，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百姓心中政府的形象，影响着上级政策的贯彻执行。”
小李说，自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他感觉村官选举程序比以前正规了，明目张胆贿选的现象有所减少，村里地痞流氓少了，村官涉黑的事情也很少听说了。不过，他同时表示，村干部选举中的拉票行为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得更隐蔽。“比如以前选举前，有的村长会请村里党员到饭店吃饭，现在会注意把时间定在晚上。”
“我一直关注反腐新闻，希望以后农村的风气也能变一变，村官更廉洁一些，让我们这些在村里生活的老百姓心情更舒畅一些。”一位村民说。
【材料一】“我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我想让世界看见我。”纪录片《让世界看见我》讲述的是中国盲人登山第一人张洪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经历。2023年4月23日，在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的阅读权益保障论坛上，导演范立欣带来的这部电影深深打动了观众。普通人很难想象，“让世界看见我”对很多残障人士而言，是一种多么大的幸福。《马拉喀什条约》的生效实施，让这种幸福来得特别强烈。《马拉喀什条约》全称是《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2023年5月5日，是《马拉喀什条约》对中国生效一周年，在电影《长空之王》无障碍公益专场首映礼之后，一位视障观众激动地说，以前从没想过能比普通观众更早看到一部电影，感觉特别满足。视障儿童小禹说，因为有了《马拉喀什条约》，今后她会听到更多精彩的故事，欣赏到更多的有声读物。“这里有盲文书和听书机吗？”“当然，请跟我去视障阅览室吧！”2023年5月21日，第33个全国助残日，来自新疆阿克苏地区的20位盲童走进杭州图书馆。在青年馆员小王的引领下，盲童与机器人无障碍沟通，在视障阅览室开展文化体验和交流活动。《飞天英雄》《女生贾梅全传》《哈利波特》……一进入视障阅览室，小读者们顺利地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书籍，开始了津津有味地阅读。二楼音乐分馆HIFI室内，盲童小读者们双手捧起清茶和桂花干，细嗅杭州的特有味道。“今天我们就随着这沁人心脾的茶香，走进杭州的一年四季吧！”在娓娓讲述的四季古诗词中，盲童小读者们通过文字“游览”杭州。据了解，本次走进杭州图书馆活动作为“启明行动”的第一站，由浙江省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指挥部、中共阿克苏地委教育工委等单位联合主办。“自从《马拉喀什条约》生效以来，各级媒体的报道、相关部门的宣传使得大家对视障者、听障者等阅读障碍者的特殊阅读需求有了更多了解。”作为一名视障人士，清华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小梁有着更深刻的感受。他说，在社会大众关注条约、关注阅读障碍者需求的氛围中，社会的无障碍软硬件发展都得到了更多支持，障碍人群尤其是残障者的社会融合也更多提升。“未来，《马拉喀什条约》一定会为相关障碍群体获得文化产品提供更多便利，这个世上不幸有盲人，但阅读不应该有盲区。”【材料二】长假孩子哪里去？博物馆榜单来参考。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近日，一份“中博热搜榜”出炉，榜单罗列了100家博物馆，几乎每个省份均有上榜，榜单中的排名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陕历博才是我心中的文博老大”，也有网友表示“讲真，山西博物院严重被低估了”，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这只是博物馆热搜榜，和最好博物馆排名是两码事”……不管大家如何争论，都印证了当下大众对文博场馆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事实。文物是凝固的历史，诉说着古老的故事。文博场馆就是一处盛放历史的“容器”，你曾读过的书，你曾听过的故事，在这个“容器”里可以神奇地与一件件具体的文物关联在一起，让你在惊讶中留下抹不去的印痕。到博物馆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阅读的跨界和延伸，与茅台、咖啡跨界组合的爆红“酱香拿铁”不一样，这场起步于阅读的跨界似乎走得更远、影响更大。“哇，这个画家我知道，他是江南四大才子之一！”“这把剑跟书上描绘得一模一样，古人真的了不起！”……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长假，全国各大文博场馆火爆难约。据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数据，黄金周前4天，南京博物院接待10.5万人次，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接待7.7万人次，位居全省文博场馆前列。引人关注的是，南京博物院一口气“上新”五个艺术新展，讲解每天增至8场。中国大运河博物馆每天约有1.8万人次参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小朋友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心跳，感受文化气息。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得益于博物馆自身的苦练内功，另一方面则在于不断贴合受众“另类阅读”需求的创新挖掘，让“深巷酒香”以大众更喜闻乐见的方式飘得更远。今年4月，敦煌研究院和腾讯联合打造的“数字藏经洞”上线，将敦煌藏经洞及室藏6万多卷珍贵文物搬上“云端”，观众只需根据提示点击，就可以沉浸式体验国宝级文物的前世今生。“镇馆之宝”变身有趣的冰箱贴、人人皆可DIY的文物丝巾、造型各异的文创美食……博物馆文创一次次的花样“出圈”，也让文物以更丰富的载体形式走进寻常百姓家。当越多人为了一份榜单展开“唇枪舌剑”之时，就越发印证着，公众对文化滋养的需求有多强烈，阅读的支脉就会延伸得有多远。【材料三】“想要阅读什么书籍，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墙上的二维码，它就会立马‘说话’，真简单！”近日，盐城市龙冈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里的“有声图书馆”格外引人注目，墙面上的“书籍”内容丰富，涵盖世界名著、国学经典、艺术之旅等十个方面，群众可以根据自身兴趣进行个性化选择，无需下载任何软件，扫码即能在线收听。出门借书不方便、视力不好看书费力……“有声图书馆”有效破解了老人的阅读难题，成为村居（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载体。“知识都装在一个个‘二维码’里，过去是‘定时学’‘集中学’，现在是‘便捷学’‘自主学’，只要手机扫一扫就可以学习党的政策，还可以听歌，真是太方便了。”龙冈镇老党员老桂说。扬州市民小倪对阅读的感情更多集中在家门口的城市书房上，一年多以来，小倪每天抽出时间，来城市书房学习一会儿，起初是半小时，不久后是一小时，现在养成了每天两小时的学习习惯。“很方便，一转角就到！城市书房的书籍更新频率高，而且还有志愿者不定期收集我们的需求。这样的好地方能自然拉近人与阅读、学习的关系，持续产出新鲜感和吸引力，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日常。”近年来，城市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全国快速生长。作为一种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城市书房开进了大街小巷、商圈乃至景区，这个“一转角就到的精神充电站”带给许多人舒适的阅读体验。城市书房规模适中、布局灵活，街心闹市、镇角村口、小区校旁皆可安身，可新建，也可在城市微更新中盘活用好各种闲置设施。日前，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一项新法规——《扬州市城市书房条例》，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作为我国首部以城市书房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该条例明确了建设、管理、运行以及服务内容和要求，确立了城市书房的法律地位，是城市书房相关工作进入法治化新时代的一大体现。【材料四】“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与您在万米高空相遇，从宁波飞往首都北京。在旅途中，我们将为您提供数字阅读有声服务，邀您享受美妙阅读时光，愿您开卷有益，前程万里……”2023年10月31日下午，伴随着这段客舱广播，一场特别的数字阅读与读书会，在宁波飞往北京大兴机场的我国东航MU5179航班上进行，这也是全国首趟以数字阅读为主题的有声特色航班。机上137名旅客在云端品味书香，共同开启了一段“阅读引领，精神共富”的精彩旅程。航班进入平飞后，乘务员向旅客提供有声阅读耳机，从当季热门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到小说《人世间》、评书《黑虎传》……旅客们在云端进入高品质的有声阅读世界。“没想到旅途中能以这样的方式参与阅读，非常有意义。”“在飞机上，手机暂时断网，我也从忙碌的社交中静了下来，真正享受到了读书的快乐。”旅客们纷纷为主题航班点赞。随着互联网新技术、新平台的不断推陈出新，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在不断演进，读书也不例外，各具特色的阅读新景观正层出不穷地涌现。在多个听书APP上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有声书目非常丰富，既包括《孙子兵法》《资治通鉴》《红楼梦》等传统经典，也包括《三体》《盗墓笔记》《雪中悍刀行》等当下流行图书。一位90后妈妈说：“听书可以解放双手、双眼，将碎片化时间利用起来，连做家务时都可以听书。在我家，听书还是哄孩子睡觉的神器。每天晚上孩子睡觉前我就用手机给她播放童话故事，我则看自己的书，两不耽误。”酷狗音乐发布的《2023听书生态报告》显示，用户有声书收听时长较去年同比增长27.5%。在听书平台上还出现了一个新职业——播客。播客基于个人化表达，输出某一类价值观点的移动音频内容，也受到了年轻人的喜爱。喜马拉雅数据显示，播客收听用户主要为80后、90后年轻人，占比37.1%。人们通过播客获取新闻热点、高价值话题和信息，让碎片时间变得更有价值。听书才刚刚熟悉，短视频讲书又成为新的热点。记者在抖音平台看到，读书内容创作者“止庵”的“世界文学大师解读”合集累计播放量461万次，“1379号观察员”的“解读《百年孤独》”合集累计播放量已超739万次……北京市民孙女士说：“我喜欢看读书短视频，这样可以对没有读过的书进行初步了解，决定是否再仔细读这本书。对于读过的书则可以听听别人对作品的见解，加深理解。”《BILIBILI读书生态报告》显示，过去一年，B站读书类视频总播放量超58亿次，同比增长118%；约74.3万人每天在B站至少观看一个读书视频，同比增长779%。不知不觉间，“视频化阅读”已然成为一种新浪潮。从电子书、有声书到现在的听书、短视频读书、荐书，阅读的方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丰富多彩的阅读形式极大激发了越来越多人的阅读热情。未来的阅读会变成什么样，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明白。【材料五】阅读推广人，你听说过吗？让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听听这些阅读推广人的心里话。苏州《月月书房》主理人孙月月：我的家乡苏州很有意思，从小我就被苏州文化所浸润。我家在沧浪亭街2号，左边是沧浪亭，五百名贤祠所在的地方；右边是公元1035年范仲淹创办的千年府学。后来我在苏州广电开始做文化类节目，越来越觉得苏州就是一座天然的“图书馆”。《月月书房》从我和女儿的一封家书开始，最初只是“月月姐姐”我一个人写公众号，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群人围炉而坐的读书会。接着，我们又把“指尖的阅读”变成了用脚步去丈量的“走读”。我们和专家学者带领读者一起走进苏州园林街巷、古镇乡村，实地打开苏州悠久浩瀚的文脉，以现场直播、短视频推送、推文分享等丰富形式，向更多读者隔屏传播姑苏书香。我觉得，读书不是为了装点门面、附庸风雅，而是让人成为一个有底气的人、文化自信的人。深圳阅读推广人李黎众：我是从参加图书馆组织的亲子阅读活动开始的，那时类似的活动还不够多，名额“秒抢”都不一定能获得。后来听说报名做义工就可以参加活动，我就从此走上了作为阅读推广践行者的公益之路。我之前从事过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参与阅读推广之后，我广泛学习了心理知识、文学知识和沟通技巧，几乎成了一个“杂学家”。在面向孩子们阅读推广的课堂上，绘画、戏剧、吟诵、创作以及盒子剧场，都是我擅长的。很快我就认识到，阅读是陪伴人一生的，并不只是小的时候才需要阅读。如今，我的推广活动从图书馆、学校课堂，延伸到许多社区。现在基本一年要进行几百场推广活动，在深圳有许多“守阅人”跟我一样，为了打造文化之城、阅读之城，大家在一起努力着。【材料六】“3、2、1，上链接！”网络时代，直播带货风行。眼下，图书与直播间也似乎正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下是几位有过直播间购书经历者的感受。媒体工作者90后女孩珊珊：有一次，在看短视频时无意刷到了直播卖书，点进去发现里面几乎没有名著，仅有的一两本，还是“烂大街”的，那次之后对直播卖书就蛮失望的，没再关注过。对于直播卖书，我一直有个疑惑：真正能沉下心看书的人，会去刷直播吗？IT软件工程师00后女孩奇奇：曾经在抖音直播间买过一本悬疑类图书，那个主播很有气质，声音也好听，在介绍图书时还会朗读，一下子吸引了我。距离买书大约过去半年了吧，不记得放哪里了，还没翻过。实体书店负责人小蔚：直播间我进去过，也买过两本书。我觉得直播间的气质是轻浮的，直播+成功学+低价，是他们的统一模式。图书是特殊的商品，一味低价破坏了商品的正常流通，现在已经出现了专门为直播渠道制作的低价盗版书。国外不少国家的图书价格立法，新书18个月内为受保护期，零售商不可以对书变相打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立法，这恐怕也是直播卖书在我国特别流行的原因吧。在直播卖书动辄几万册销量的同时，这些评价似乎颇为刺眼，但直播间卖书也有好评如潮的时候，知名文化人董先生的直播间被人评价为这领域的一股“清流”。有数据显示，他在抖音平台一个月内卖了约266万单书，其中的热门单品如《苏东坡传》《在岁月中远行》等，继续“火”到了传统图书电商畅销总榜和新书热卖榜前列，荐书语里甚至专门提示“董主播力推”。有网友分析，董主播的成功是把直播间变成了讲台，其丰富的知识结构、深厚的文化素养与图书卖点相互交织，成为当下卖书的有效“话术”。比如在介绍《苏东坡传》时，他讲了近半小时苏轼的故事，讲三次被贬的苏轼仍然洒脱乐观，这个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他说：“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当晚，《苏东坡传》卖掉2万多本。一位网友说：“我在董主播的直播间里买东西，感觉就像上了抖音夜大，自觉交学费然后下单。”阅读推广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贺老师认为，董主播的魅力在于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阅读分享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带货的网红主播。书香江苏形象大使苏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董主播把书推荐给那么多的读者，是好事。他认为，阅读推广人与董主播是不同的，“阅读推广”是“推广”，董主播只是“阅读推销”。是推广还是推销？是高雅还是低俗？真不是一句话说得清楚的事。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高的人气、越来越丰富的图书、丰富多彩的营销形式，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来说似乎也不是坏事。【材料七】最是书香能致远，从来善政不离书。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读书、勤于读书，不仅是丰富自己、提升能力素质的有效途径，也必然会激发干部、党员和群众读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书香社会建设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023年的夏天，国产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火爆出圈，大唐盛世中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伟大诗人一一登上大银幕，不仅带我们感受群星闪耀的大唐风华，也让我们看到大唐诗人们追逐理想、实现人生抱负的恢宏故事。影片一上映便很快成为社会热门话题，影片中的48首诗歌也引发了全社会的古典诗歌热。8月中旬，J省文旅厅紫金图书馆党支部利用这一热点契机，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品诗词之美扬文化自信”主题党日活动。理论学习环节，全体党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和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领会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重要论断的重大意义和内涵要义。诗词品评环节，青年党员代表以演讲、角色表演、PPT展示等方式分享自己钟爱的诗词篇章，并联系图书馆工作实际，诠释自己对诗词的解读与感悟。文献部小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影片中李白的这首《上李邕》通过对大鹏形象的刻画与颂扬，表达了李白的凌云壮志和强烈的用世之心，全诗语气直率，充满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我觉得这首诗讲出了工作中我们年轻人常想说的心里话，我们生逢伟大年代啊，应当学习诗人这种不畏困难、勇于进取的勇气，实际工作中要敢于啃硬骨头，直面困难和挑战，展现青年人的责任和担当。借阅部小吕：“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宋代文学大家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词，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景，表现出一种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脱俗的人生理想。上片着眼于雨中，下片着眼于雨后，全词表现了一位正直文人在坎坷人生中的力求解脱之道，篇幅虽短，但意境深邃，内蕴丰富，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精神追求。这首词我一直很喜欢，对于我们拓展人生境界、正确对待工作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有着很大的启示。“遥望历史风尘中的大唐气象，是无数中国人萦绕心头的文化乡愁。一部《长安三万里》，重现的不仅是昔日的时光，更是奔流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诗情回望……”辅导部小万的激情演讲赢得了一片掌声。“诵读唐诗宋词，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它是日常性的也是仪式性的。今天各位青年同志选取的诗词极富代表性，既有表现青年人伟大抱负的杰作，也有反映人生、仕途变迁感悟的名篇，各位同志不仅能对诗词本身丰富的文化蕴含深入阐发，而且能将古今对接，把个人对传统诗词文化的理解融入真切的现实生活中……”此次活动特邀嘉宾N大学胡教授对各位青年党员代表的表现进行了精彩点评。活动最后，党支部朱书记借《长安三万里》中的台词进行了总结：“‘诗在，长安就在’，我想他实际上说的是——文化在，人在，家国就在。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生生不息，盖源于此。当前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引下，充分彰显文化自信，不断推出精品力作。这对于我们文化服务战线也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唯有不断学习、终生学习，人生道路才能更广，社会贡献才能更大。”朱书记还向大家推荐了《唐诗三百首》《习近平用典》两本书，并要求在下次活动中大家交流读书心得。“这样的活动在我们文旅系统各部门、各单位比比皆是，我厅每年都会组织‘书香支部品质阅读’活动，活动中会评比‘最美阅读案例’，发布‘最受党员干部欢迎的10本书’书单，目前已连续举办了8届。党员干部读书所产生的‘风成于上，俗化于下’的强烈示范效应，已成为引领全民阅读的重要力量。”J省文旅厅机关党委陈书记说。【材料八】时至今日，“全民阅读”已连续10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全民阅读的制度保障更加完善。全国建成58.7万家农家书屋，3300多家公共图书馆全部免费向读者开放，14万多家职工书屋，覆盖职工8000多万人，城市书房、社区书屋等新型阅读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全民阅读基础设施更加充足。全国400多个城市常设读书节、读书月等，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率从2012年的76.3%上升至2022年的81.8%……全民阅读成效更加彰显。新征程上，书香飘溢。在《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自古提倡阅读，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塑造中国人民自信自强的品格。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力倡导和亲自推动下，神州大地读书氛围愈发浓厚，文化自信更加坚定，奋进新征程的精神力量更加磅礴。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材料一】在B县东城街道裕民社区“爱上锅巴饭”的后厨，老曹忙活着给客人制作餐点，门店里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老曹没有休息时间，一年前还在外漂泊的他，如今已经是小店的老板；梅姐是裕民信合花园物业公司的一名员工，曾经在家待业的她如今通过应聘完成了从“家庭主妇”到“职场女性”的转变。“裕民社区是在县城‘南扩北升’基础上建起来的‘年轻’社区，属于易地搬迁社区，去年被评为第五批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实属不易，我们社区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在我们这个社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社区党支部张书记说，“我和这些搬迁群众一样，都是这个小区的新人，这里就业岗位不多，做好原住居民以及搬迁群众稳岗就业工作，就是我到任后要破解的首要难题。”就业岗位不多，那就想办法开拓新的岗位。为了实现就业岗位“开源”，裕民社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力。社区规划办全员出动拉项目、谈项目、筹资金，社区市场监督协管员成了“店小二”，负责协助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在社区内申请创业补贴、办理相关证照。“短短两年，我们社区就促成一个大型超市、一批商户的开业和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收银员、理货员等600余个工作岗位，我们还引进了1个公园、1个景观廊桥项目的建设和4个楼盘的开发，这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建筑类岗位300余个。”社区建设办翁主任说。此外，裕民社区还与辖区企业、商户签订《促进充分就业合作协议书》，双方共享求职招聘信息，鼓励企业、个体工商户为本社区群众优先就业、就近就业创造条件。叶女士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待业在家的她日常喜欢刷短视频。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前参加由社区组织的电商中高级培训班改变了她的生活，让她的日常爱好变成了谋生手段，从此打开了直播带货的大门。裕民社区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加大失业人员的就业砝码，让原本就业“单选题”变为了择业“多选题”。根据失业人员的培训需求，社区主动联系县人社局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去年，我们依托县职业培训学校和电商中心，组织220名搬迁群众参加月嫂、烹饪、电商直播等培训，90%的群众都通过培训开创了自己就业的新路……”张书记信心满满地说，“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我们就是要让搬迁群众头脑灵起来、信心强起来、思想活起来！”夏大姐是裕民社区第四网格的网格长，定期做好片区劳动力的摸排登记和后期跟进服务是她的重要工作之一。无论春夏秋冬，夏大姐得空就去入户走访，平日里群众咨询电话不断，她还要定期发放调查问卷，对社区的家庭劳动力状况、就业情况、搬迁群众的技能水平和培训意愿等情况做摸排，并将摸底情况分门别类建立台账。平日里她都会随身携带自制的“劳动力小册子”，随时翻看补充，还经常“点对点”推荐合适岗位，就业后一个月内还会回访，夏大姐说：“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需要耗费大量的心血。”“政策咨询、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托底安置”，裕民社区办公室的任务栏上赫然写着这些大字。在裕民社区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居民只需要“走进一扇门”，便可办好就业创业相关的事情。此外，针对就业困难人员，裕民社区还实施“一人一档”“一人一策”，重点解决帮扶问题。去年，58岁的老周找到夏大姐，想要找份工作，但他既无年龄优势又无技术特长。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在夏大姐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最终老周在社区里的一家公司当上了保安。“安置一人，稳定一家，和谐一片”，这是夏大姐在工作中的深切感受。如今的裕民社区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目标。“目前，我们社区就业率达到了97%，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到了98%，认定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率达到了100%。”张书记兴奋地介绍说，“在创建充分就业社区的过程中，老百姓找到了好工作，日子更有奔头；企业解决了用工需求，发展更有底气；社区收获了群众的肯定和沉甸甸的荣誉，大家做好工作也更有劲了。”【材料二】早年间，C县石桥乡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种植、加工、销售一体的乡村经济体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既要保护好绿水青山，又要搞好乡村产业，这是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做到两全很难。”石桥乡陈乡长说。为守护绿水青山蓝天、推进高质量发展，石桥乡积极谋求乡村产业转型。菱河沿岸，乡化肥厂果断关停，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采石场也悉数关闭。乡党委政府组织力量，深入调研各地的具体情况，调整发展方向，找寻新突破点，推动产业转型，增加农民收入。伴随着乡村产业的全面转型，石桥乡的柿子产业蓬勃发展。石桥乡的柿子产业带，满目葱茏，“金果子”销往40多个城市，还出口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柿子漂洋过海送到消费者手中刚好能吃，可以实现吗？“乡里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发推广中心，我们也正在做相关试验，希望消费者收到柿子的时候，软度和甜度刚好可以直接吃。”果业公司的经理说。石桥乡立志把柿子打造成本地的地理标志品牌，既组织从业者走出去，在各地调研，又把农业专家请进来，教农民机械化、数字化种植，提高“金果子”含金量。种植环节，改品种、改树形；仓储环节，气调贮藏、智能控温；配送环节，轻量包装、冷链物流……处处洋溢着时代新风。如今，石桥乡柿子全年综合产值突破亿元，带动近两万人就业。“统一出售，更容易掌握市场定价主动权。去年和今年，我都种了三万斤的红枣，但今年收入比去年多了两万元。村里的红枣卖得越来越好，我们村民也越种越有信心。”红枣种植户老林欣喜地竖起大拇指说。组建“红枣团购群”，直播带货……石桥乡陈乡长和村委干部们为拓展新的销售渠道忙得不亦乐乎。“小小红枣，全身是宝。”陈乡长说，“红枣可以鲜吃，也可以制干，还可以做成果汁、果酱、药材，围绕红枣我们正在不断延伸产业链，争取集成效益。”石桥乡的红枣干、红枣蜜等农产品正通过线上线下走向全国。今年，石桥乡还打造红枣园微度假产业基地，引入亲子采摘、乡村美食、研学参观等项目。“过去，群众在小农经济下单打独斗，自己种植红枣，自己挑到集市上就卖了，现在的产业链延伸，是大市场经济思维，我们要大胆尝试新的经营思路。”陈乡长说道。有思路就有出路，在乡党委的大力支持下，石桥乡红枣专业合作社对接专业品牌运营团队，对红枣进行宣传推介。“我们红枣的品牌已经注册，美誉度、知名度都显著提升。”陈乡长说，“品牌化有利于扩大市场占有率，也倒逼自身提升品质。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省的知名品牌。”在石桥乡的主导产业表单上，食品加工业排在首位，其中果醋酿造更是拉动当地发展的重头戏。为满足果醋公司扩产能的需求，经乡政府协调，将石桥乡化肥厂关停后闲置的70多亩工业用地划给果醋公司，300多名原化肥厂职工到果醋公司再就业。去年，果醋公司的酿造师老胡领了个稀奇差事——配合技术工程师，将传统酿造手艺转化成数据。计算机精准记录下胡师傅家几代相传的手艺，将其变成精密参数。如今，新建的智能化酿造车间里，工人只需轻点按钮，便可指挥一车间的智能设备忙起来。通过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型，果醋公司的产能显著提升，实现了每年500吨的产量。“包装材料园正在建设中。”果醋公司张董事长说，过去包材企业散落在外地，吸引来本地后，果醋产业链延长开来，产值不断增加，“我们的果醋是绿色健康饮品，符合当今消费潮流。我们有信心围绕果醋，打造出现代化的食品产业集群。”“只要找准新路径，就能让乡村产业发展进入新赛道。通过深挖再造，我们完成了从种植、加工、销售到产业链延长的乡村经济体系全面转型。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持续发力，做大做精，实现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石桥乡陈乡长深有感触地说。 【材料三】近年来，A县充分发挥养老机构资源优势和医疗机构医疗康复技术优势，坚持“医中有养、养中有医、居家有约、失能有保”，积极探索“医养一体、两院融合”农村养老新路径。以下是上级有关部门就这项工作进行调研座谈时，部分干部群众的发言摘要：某乡镇中心卫生院周院长：我们卫生院有60张床位，过去长期使用率不足60%。三年前，一位老人看病后由于家中无人照料，提出继续住院接受护理的意愿。我们一摸底，发现全镇约有140名失能、半失能老人，但以前卫生院没有养老服务功能，附近的养老机构、幸福院里也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无法满足这些老人的入住需求。正好赶上县里出台“医养一体、两院融合”政策，我们就把50张床位申请用于医养结合。随着老人入住，现在床位使用率升至100%。增加医养结合床位，可谓“一举多得”。市卫健委老龄健康与医养结合科费科长：目前，老年人大多数都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形成了“9073”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对于居家养老群众，我们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体检、健康管理服务。其中，对居家行动不便的农村老人实行“一键呼叫”服务，即在老人手机上设置快捷键，可一键拨通家庭医生电话；对部分慢性病老年人实行家庭病床服务，并把部分服务费用列入医保报销范围，目前有400多人次享受了这项服务。同时，我们还定期为居家老人提供血压检查、心电图监测等上门服务，极大缓解了居家养老的就医负担。某医养服务公司护理员老赵：昨天我们跟着签约医生一起去了86岁的张奶奶家。8年前，张奶奶因脑卒中导致瘫痪在床。她家孩子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只有老伴陪伴。我们公司根据她的实际情况，由专业康复师和医生量身制定护理计划。目前，老人处于康复阶段，我们每两天就上门一次给她做康复护理。像她这种情况，平均每天需要90元护理费，但长护险可以报销54元，个人仅负担36元，这个费用大家基本都能负担得起。县卫健局白局长：长期以来，医不能养、养不能医是基层的共性难题，养老、看病两头跑，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无形中束缚了大家的手脚。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以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为导向，不断充实完善医养结合、长期照护、安宁疗护及老年健康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体系，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推动形成了规模适度、功能完善、覆盖城乡的医养结合服务框架，探索出一条医养结合的新路径。现在，全县3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全部开设了老年医学科，7家乡镇卫生院增加了养老服务职能，鼓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乡村养老机构提供服务。同时，大力推进“两个机构、一门服务”养老机构建设，在乡村养老机构、幸福院中增设卫生室和护理站，派驻医护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基本健康需求。某村养老院刘院长：村里原来的养老院地方小、条件差，没有医疗条件，距离村卫生室也不近。前年，按照县里明确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群众自愿、市场运作原则，我们把村养老院和卫生室重建在一起。按照县里《“医养一体、两院融合”机构养老试行办法》，我们拿到了每张床位1500元的建设补贴，以后还可以按入住人数拿到每人每年600元的运营补贴。现在，村卫生室的5名医护人员不但负责给全村百姓看病，还负责对养老院的老人进行专业护理、医疗保健。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医养技能培训。同时，我们还与县医院建立医联体，定期聘请专家来给老年人会诊。入住的老年人突发疾病或大病时也可第一时间得到医院专业救治。现如今，在养老院看病，能用新农合报销，村里很多老人都申请搬进来！村民老张：过去因为父母都瘫痪在床，我只能辞去工作照顾老人。村干部知道我家的情况后，帮助我们申请了长期护理险鉴定，还帮忙联系让二老住进了县医院“长护险”医护专区。在这里，一天三顿有人把饭菜端到跟前，护理人员定时给擦脸洗手、打扫卫生，照料起来比我们做儿女的还细心周到，两位老人身体状况好了很多。我母亲原来还患有两块褥疮，经过两个多月的专业看护，她的褥疮没了。一旦老人病情有变化，随时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处理。现在国家的政策好，我们的医疗专护费用能报销65%，每人每月支付1200元左右就行，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我也能安心出去工作了。市医保中心史主任：市里已连续3年把“长护险全覆盖”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由各县具体抓落实。它综合考虑个人、医保基金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建立“全民缴费+财政补贴+医保统筹基金+福彩公益金补助+社会捐助”五方共担的资金筹措机制，确保资金筹集稳定，有效降低了群众负担。例如城乡居民护理险个人、财政、福彩基金和医保基金统筹额度分别为3元、3元、4元和40元。 【材料四】兴旺区是K市最早向城市化过渡的地区之一，辖区内老旧小区很多，老旧小区改造一直是区里的重点项目。违章现象整治、道路修复铺装、水电管网改造……改造后的小区居住环境明显提升，但仍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难题。东瑞园小区是兴旺区首批完成改造升级的小区之一，但家住该小区的王阿姨却被管道漏水问题困扰了数月。“这是共用管道，应该由物业来维修。可是我跟物业反映了两个月，至今还没有安排人来修。”王阿姨说，“每次他们都说知道了，但就是没见人来修过。”对于物业公司的不作为，同一小区的住户老赵表示已经司空见惯了。据他介绍，虽然小区门口设有升降杆，但平时并不启用。一些外来车辆进入小区，挤占了小区的车位，使得小区内部车辆经常“无处落脚”。还有一些业主为了自己停车方便，使用各种方法占车位：有用电动车、自行车或三轮车占位的，还有安装地锁的。他多次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个小区以前是没有物业的，去年小区改造后我们才进驻，但物业费收取却非常费力。有些业主认为物业就是看个门、扫扫地，还有些业主认为只要不收费用，怎么管理都无所谓。”东瑞园小区物业公司张经理无奈地说，“老旧小区本来就因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容易出问题，平时需要维修花钱的地方有很多，即使全额收齐物业费也不一定能保持运转，更别提盈利了，这样‘入不敷出’，也挫伤了我们提高服务品质的积极性。”“大部分老旧住宅小区未归集房屋维修基金，这样就没有后期公共维护保养的钱了。按照规定，维修基金降至总量的30%就应该续筹，但许多业主认为，买房时已交了钱，后续不愿再交。一些房屋经多次转手后，新业主也不愿意交费。”社区工作人员小刘说，“《物业管理条例》只对新开发楼盘进行规定，没有涉及既有住宅和改造后的老旧小区。我们希望市里可以针对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出台一些政策，填补公共维修资金缺口。”迎泽公寓小区有20多年了，去年年底刚刚完成改造，但大部分居民对拆除防护网一事意见很大。“我不同意拆防护网，太不安全了。”住户陈女士说，有的住户担心拆了防护网之后孩子不安全，就把窗户钉死了，有的住户防护网上面还有雨棚，拆了后雨就飘到屋里；而她当时装的防护网质量比较好，花了七八千元，好好的拆掉很可惜。“当时我们业主代表到居委会，讲了防护网拆除后的安全隐患。提出如果一定要拆，要统一替换成隐形防护网。但是最终没有让我们如愿，拆是拆了，却没有再装。”陈女士指着楼上的几户窗户说，“你看，楼上几户有小孩的，又都重新装上了，这外观不是又破坏了吗？”社区工作人员小刘介绍，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住建局是业主单位，小区是受益对象，社区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和监督，但力度有限，面对居民意见只能做“传声筒”，这也导致一些施工项目在实际操作环节与居民期待存在差距，为后续治理埋下隐患。兴旺区旧改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一年能争取到的专项资金约1.2亿元，但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项目超过140个，平均到每个小区只有80万元，每栋楼不足10万元，旧改项目的利润对施工单位来说是“聊胜于无”。由于资金来源单一、投入缺少机制保障，不少地方只能将资金主要用于老旧小区水电气热、楼梯楼体等满足居民基本生活和安全的基础类改造。物业管理、绿化停车、托老托幼等完善类、提升类改造则难以兼顾，整体居住品质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不少老旧小区地处城市核心地段、文化底蕴厚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可挖掘闲置房屋再利用、有偿服务等‘造血点’，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改造资金的机制。”兴旺区住建局干部小王介绍，“去年我们把建融家园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成高品质长租公寓后，很快被抢租一空；正街社区挖掘街区历史底蕴，打造‘超级1号街’怀旧主题文创园，促进了文旅产业发展。”小王还介绍，停车场、临街门面和住房是旧改的重要“造血点”，但常常存在产权不一的问题，导致后期收益归属不清。“还需要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健全‘造血’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运营。”“浪头会不断起伏，但浪潮永远向前。”兴旺区住建局李局长自信地说，“改造后的老旧小区虽然目前仍面临‘管不好’‘管理乱’‘管理难’等许多难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一颗为民初心，找准切入点，经过政府、居民和社会力量的不懈努力，老旧小区居住品质一定会得到根本改善，居住环境一定会明显提升。”
注意事项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给定资料材料一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总的看为上升趋势。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据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预测，未来50～100年人类将完全进入一个变暖的世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21世纪温室气体和硫化物气溶胶的浓度增加很快，使未来100年全球、东亚地区和我国的温度迅速上升，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将上升1.4℃～5.8℃。到2050年，我国平均气温将上升2.2℃。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浓缩的生态环境兴衰史，也是人类文明随着生态环境的兴衰而兴衰的历史。如果按照传统的发展趋势而不发生改变，则在100年内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将达到增长的极限。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温室气体排放。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CO2等多种温室气体。据国外气象学家考证，近1万年以来，地球年平均气温的变化尚未超过20℃，但在最近的200年内，大气中的CO2含量增加了40%，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1.50℃。众所周知，在生态系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吃与被吃的关系，食物链就是这种各种生物之间由于食物关系而形成的一种联系。食物链是不能根据愿望来改变的，如果改变不当，则会对生物产生极大的影响。有一种候鸟，每年从澳大利亚飞到我国东北过夏天，但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使我国东北气温升高，夏天延长，这种鸟离开东北的时间相应变迟，再次回到东北的时间也相应延后。结果导致这种候鸟所吃的一种害虫泛滥成灾，毁坏了大片森林，这个地区的生物链与食物链都受到极大地破坏。材料二2013年1月，热带气旋“奥斯瓦德”肆虐澳大利亚东部，所到之处，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当地时间1月28日，昆士兰州因强降水爆发了洪水。2013年2月21日，日本东北地区连日遭遇暴雪袭击，使得青森县青森市的积雪已经5米多高。据日本气象厅称，青森市酸汤地区的积雪已经达到了515厘米，创下了该地区近年来的最高纪录。2013年7月以来，美国死亡谷国家公园持续高温，最高气温一度飙升至128华氏度(约53.3摄氏度)，接近100年前这里的最高气温记录134华氏度(约56.7摄氏度)。据台州市气象局分析预计，2014年台汛期(7～9月)预计总降水量550～710毫米，接近常年略偏多。其中7月份接近常年，8月、9月降水量较常年偏多。期间，强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多?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适应室副主任周波涛表示：这与全球变暖有关。他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后，大气中能量分布会发生变化，比如蒸发加大、水循环速率加快等，从而造成极端事件偏多。材料三过去的百年海平面上升了14.4cm，我国上升了11.5cm。海平面升高的原因，主要是海水热膨胀，当海洋变暖时，海平面则升高。全球升温会引起地球南北两极的冰山(川)融化，这是造成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英国官方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泰晤士河的水位随全球变暖而升高，当地政府机构不得不先后88次加高防洪堤坝。如果极地冰冠融化，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会被海水吞没，马尔代夫、塞舌尔等低洼岛国将从地面上消失，上海、威尼斯、香港、里约热内卢、东京、曼谷、纽约等海滨大城市以及孟加拉、荷兰、埃及等国也将难逃厄运。研究表明，气温每上升1℃，粮食产量将减少10%。高温条件下作物生育期缩短，生长量减少，可能会抵消全年生长期延长的效果。气温每升高1℃，我国水稻生育期将平均缩短7～8天，冬小麦生育期将平均缩短17天。由于生育期缩短，减少了作物通过光合作用积累干物质的时间，质量也会下降。在现有的种植制度、种植品种和生产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到2030年，我国种植业生产潜力可能会下降5%～10%，其中灌溉和雨养春小麦的产量将分别减少17.7%和31.4%；2071～2100年，我国冬小麦生产潜力将下降10%～30%，水稻生产潜力将下降10%～20%，玉米生产潜力将下降5%～10%。材料四纽约锡拉丘兹大学的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科学家杂志》中指出，早前他们发现一种植物病毒TOMV，由于该病毒在大气中广泛扩散，推断在北极冰层也有其踪迹。于是研究员从格陵兰抽取4块年龄由500至14万年的冰块，结果在冰层中发现TOMV病毒。研究员指该病毒表层被坚固的蛋白质包围，因此可在逆境生存。这项新发现令研究员相信，一系列远古的流行性感冒、小儿麻痹症和天花、脑炎、狂犬病、登革热、黄热病等疫症病毒可能藏在冰块深处，目前人类对这些原始病毒没有抵抗能力，当冰层溶化时，这些埋藏在冰层千年或更长的病毒便可能会复活，形成疫症。科学家表示，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些病毒的生存希望，或者其再次适应地面环境的机会，但肯定不能抹煞病毒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部门负责人ShigeruOmi博士表示，每年由于疟疾、痢疾、营养失衡等问题死亡的人数至少有15万余人。西尼罗病毒、疟疾、黄热病等热带传染病自1987年以来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密西西比、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等地相继爆发。ShigeruOmi博士指出，携带疟疾病菌的蚊虫开始出现在以前从未发生疟疾的地区，这些蚊虫已经从热带地区扩散至气候较冷地域。他表示，对于登革热而言，携带此种病菌的蚊虫数量上升的原因有很多，但可以确定的是，气候变化是其中之一。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至少有10万人。WHO估计，全球每年的登革热感染病例约为5000万起，其中约有50万患者需要住院治疗，12500起病例可能致命。材料五在乌鲁木齐去吐鲁番的途中，沿路南行，在通往丝路重镇达坂城的道路两旁，上百台风力发电机擎天而立、迎风飞旋，与蓝天、白云相衬，在博格达峰清奇峻秀的背景下，在广袤的旷野之上，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风车大世界，这里就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风能基地——新疆达坂城风力发电厂。昔日丝路重镇、以一曲《达坂城的姑娘》名扬海内外的达坂城地区，是目前新疆九大风区中开发建设条件最好的地区。这片位于中天山和东天山之间的谷地，西北起于乌鲁木齐南郊，东南至达坂城山口，是南北疆的气流通道，可安装风力发电机的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一年内12个月均可开机发电。达坂城风力发电厂年风能蕴藏量为250亿千瓦每小时，可利用总电能为75亿千瓦每小时，可装机容量为2500兆瓦。目前，这里的总装机容量为12.5万千瓦，单机1200千瓦。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一个装机容量为500MW的火电厂，如果年利用小时数为6000h，则该火电厂年发电量为30亿kW·h。取电厂效率为38%，煤炭热值为21.2MJ/kg，厂用电率为6%，则该火电厂年耗煤量约为142.6万t，煤耗率约为0.475kg/(kW·h)。再由上述分析所得到的相关结果，可以得出该火电厂每年排放SO2为1786.49t，NOX为11408t，CO2为246.84万t，CO为370.76t，TSP(总悬浮微粒物)为570.4t，灰尘为156860t，废渣为42780t。相同装机容量的风力发电场，如果年有效运行时间为2200h，机组运行效率取90%，则该风力发电场的年发电量为9.9亿kW·h。根据火电厂单位发电量煤耗推算，该风力发电场每年可以节省燃煤47.025万t；根据火电厂各主要排放物指标推算，500MW装机的风电场每年SO2减排量为589.13t，NOX减排量为3762t，CO2减排量为81.3989万t，CO减排量为122.265t，TSP减排量为188.1t，灰尘减排量为51727.5t，废渣减排量为14107.5t。材料六2012年，由国电山西兴能有限公司建设的山西省首个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在清徐开工。分散式风力发电是指风力发电机组位于用电客户附近，所产生的电能就近接入电网，并在当地消化的发电形式。由于分散式风电在配电网中实行接入，从而减少了传输过程带来的电能损耗和对电网的冲击。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的牟工程师表示，“一般而言，分散式风电规模都比较小，同时又接近负荷中心，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风电的消纳问题，也没有大型发电设施过于集中的风险，从而为风电开发企业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风力发电是依靠自然风力资源发电，属于可再生能源，不消耗常规能源，只需将风能转换成机械能，再由机械能转换成电能。根据成本费用理论，它的总成本费用只有风力发电机本身的机械损耗；运行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管理费用及设备的故障维护、检修费用以及财务费用等，与传统的火力发电相比，无燃料等的成本消耗，同时风能设施日趋进步，建设费用也在逐渐降低。煤、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开采除了在沙漠地区外，通常要毁坏森林、良田和原有的各种植被，对陆地的破坏高。风能设施多为立体化设施，只在适当地点使用适当机器。一个大型风力发电厂可能包括几百个独立的风力涡轮机，并覆盖数百平方公里的扩展区域，但在涡轮机之间的土地仍然可用于农业或其他用途。材料七一走进东平县旧县乡山沃村，竖立在山顶上的几个风车格外惹人注目。风力发电属清洁能源，应该是好事，不过，对于这个村的村民来说，他们却多了许多烦恼。“晚上不能再叫它转，弄得人家都睡不着觉，很难受啊，白天怎么出去干活去。”让村民不胜其扰的风电机组，是2014年1月起，大唐东平风电场建设的，在山沃村紧邻的山顶上有4台风力发电机组，这些风电机组距离村民居住的村子100米左右。“风大了越响的大，我们算是没法了，都没法生活了。我又有病，晚上我连3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要是还有办法的话我就不在这住了，我就搬出去。”艾草松鸡是北美洲最大的松鸡。它们生长在美国西部和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和沙士吉万省南部长有三齿蒿的地方。美国堪萨斯州在风车出现之后，松鸡已渐渐消失。有调查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大的“风车场”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东部的阿尔塔蒙特山口，207.2平方千米的区域内有7000多台风力涡轮机，这些涡轮每年约杀死1766至4271只鸟。乌鲁木齐附近的柴窝堡湖风力发电场，上千个风车位于鸟类穿越天山峡谷的迁徙通道上。这些风车对于鸟类特别是对于那些夜间迁移的鸟类，却存在着威胁。材料八人们一谈起低碳，讲工业的多，讲农业的少，讲城市的多，讲乡村的少。实际上发展低碳农业已是刻不容缓，并且潜力巨大，大有可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追求品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现代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正是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可以预见，低碳农业的发展将在今后农业生产发展中将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低碳农业是一种比广义的生态农业概念还更广泛的概念，不仅要像生态农业那样提倡少用化肥农药、进行高效的农业生产，而且在农业能源消耗越来越多，种植、运输、加工等过程中，电力、石油和煤气等能源的使用都在增加的情况下，还要更注重整体农业能耗和排放的降低。上面是挂满“绿宝石”的丝瓜架，中间是绿盈盈的甜脆玉米、最下面长着翠绿的大葱，一块地里一茬同时种植3种蔬菜，这是麒麟区三宝镇雅户村现代蔬菜基地里的场景。雅户村是三宝镇有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村，该村已有上百年蔬菜种植历史，然而近些年来，人多地少，土地压力十分巨大。多年的种菜经验，雅户村群众逐渐总结出了立体种植的模式。在这片面积近千亩的蔬菜基地里，地墒的四周种植丝瓜和瓠瓜，瓜架下有辣椒、茄子、芥蓝、豆腐菜、空心菜、大葱、包谷等20余种蔬菜，由于瓜架较高，并不影响其他蔬菜生长，同一块地能同时种植2～3种蔬菜。在村民王留书家地里，他正在给丝瓜搭架子，黄色的花朵开得很鲜艳，黑绿的丝瓜在架子上“晃悠”，大的已经有30多公分长，可以上市了，丝瓜架下面是蓝绿色的芥蓝，也已经可以上市。由于距三宝集镇和曲靖城都较近，村民将蔬菜收获后，一部分挑到三宝集镇上零售，另一部分用三轮车拉到城里菜市场批发。王留书算了一笔帐，仅这一茬，丝瓜每亩产量在1500公斤左右，按每公斤2元计算，可收入3000元，芥蓝每亩产量800公斤，可收入2000元，他家的3亩蔬菜地年收入近3万元。材料九临泽县板桥镇红沟村的贾登珊格外高兴，他家的2个大棚的鲜食葡萄全被提前预定了。在贾登珊的带动下，红沟村的农户们建造温室大棚移栽鲜食葡萄的热情高涨。近年来，板桥镇红沟村不断发展温室反季节葡萄种植，通过加强引导、完善机制、聘请技术员到村里办讲座、到田间地头传授经验、组织农户到银先示范园区参观学习等方式，不断提高农户种植鲜食葡萄的水平，全村反季节葡萄种植规模扩大，产量增加，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城角村三组村民马海峰的家里，院子不大，却很整洁。院子后的猪圈里养着一头肥猪，马海峰的父亲马大爷说：“原来养了三头，刚卖了两头，正准备再买几头猪仔。”这个猪圈用水泥砌筑，地面也是水泥铺就，留有一个圆形小洞，猪粪从这小洞流入旁边的沼气池，猪圈里看不到粪便。猪圈旁边的厕所，也是水泥砌护，同样和沼气池连接。“养猪不垫圈，粪便看不见”、“做饭扭开关，燃气用不完”，这农家小院的景象还真令人耳目一新。从沼气池里，一根黄色的输气管道顺着地面穿墙入户，进入院前的厨房，经过悬挂在墙上的白色的“家用沼气调控净化器”和专用沼气灶具相连。马大爷热情地作出示范，他熟练地扭动开关，“看，比城里人用的煤气还足。”“用不完的煤气罐，不花钱的肥料汤，填不满的垃圾箱。”村民们的说法形象地展示了沼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所具有的可持续、无污染、可循环再利用的特点。材料十虽然已是深秋时节，但浙江湖州市安吉县报福镇大溪村村民翁建英的“中山饭馆”每天仍会迎来不少客人。“原本为了生计开个小饭馆，没想到做成了老板。2013年的收入突破了100万元。”翁建英爽朗地笑道。翁建英所在的大溪村有460余户人家，经营“农家乐”的有168家，全村70%的农民从事与农家休闲旅游相关的工作。2013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农家乐”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主渠道。在浙江，如今借助农家风情和自家种养的农产品开办“农家乐”的农户越来越多。在丽水、衢州等山区，有依托良好生态和森林资源的“林家乐”；在嘉兴、湖州等平原地区，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庭院式“农家乐”；在舟山、宁波等地，则有面向大海、观海景品海味的“渔家乐”；在湖州德清等地，还有风味独特、外国人经营的“洋家乐”。经过几年的发展，浙江的生态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带动农民增收、乡村繁荣。浙江省农办副主任严杰说：“七山一水两分田本是浙江农业发展的天然制约，但反过来看，它却是发展农家观光休闲的条件。”材料十一2012年5月，北京地铁公司对万寿路站、公主坟站、西直门等多个站点进行照明改造工程，共计需更换不同规格型号LED灯具7000余支，预计改造后每年可节电约100万度左右，节电率40%以上。这些LED节能灯主要集中在站厅和站台层的公共区域内。“改造之后，乘客乘坐地铁时感觉并不明显。”北京地铁机电公司负责人表示，“更换的节能灯具照度不会变化，完全符合照明规范，但由于是新设备，有时候乘客会感觉站里更透亮。”除了地铁车站内采用低耗能灯具，2015年前，“绿色灯具”还将登上地铁列车，并在一些车辆段内推广使用。目前，试点已经在1号线开展。这些安装在车厢上的LED照明灯单价为300元左右，相当于普通荧光灯的50倍，预计一列车改造总费用高达5万元。但由于用电减少、维修成本降低，三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一只11W节能灯的照明效果，顶得上60W的白炽灯。如果全国使用12亿支节能灯，节约的电量相当于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随着智能手机、电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迷上了这些高科技“玩具”。这对他们的视力也带来了不良影响。现在的手机、电脑的电子屏幕都是直接光源，对于人们的视觉刺激过于强烈，尤其是孩子都盯着屏幕看，逐渐变成“近视”和“固定视”，会一定程度损害孩子视力。汕头锦泰小学体卫组组长吴老师说，目前该校4年级以上的班级几乎每个班都有10多名学生佩戴眼镜，不乏近视超过400度的，部分一年级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近视”现象。眼科医生提醒大家：“屏幕亮度不要太大，屏幕亮度越大，电磁辐射越强。”电子产品的屏幕调暗一点，既能省电又保护视力。只要调低显示器亮度，每台电脑每年就可以节电30度，这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千克。我国目前有3亿台电视，仅调暗亮度每年就可以省电50亿度。材料十二2013年6月18日上午9点20分，海宁市用电最高负荷在2013年首次突破100万千瓦，相比2012年，2013年该市用电最高负荷提前迈入100万千瓦大关。在这100万千瓦的电量中，除了“看得到”的使用家用电器消耗的电量外，还有“看不到”的因家电使用后市民图省力不拔插头所产生的电量。4台冰箱，24小时开启；2台空调，一台闲置，另一台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7点；5台电风扇，每天运转11个小时；4盏日光灯和一台台式电脑每天工作13个小时；一台消毒柜，每天使用两次……这是南苑四里附近一家小饭店的每天用电情况。“不拔插头的话，每个月应该要多缴50多元钱。”饭店老板说，根据去年物价局公布的阶梯式电价的规定，他的饭店用电量在第一档电量(年用电量2760度以内)，电价是每度电0.538元，不拔插头，一个月要多出100多度电，也就是50多元，反之，就省下了50多元。市民张先生是一位物理老师，平时很关注自己家的用电情况，他算了一笔账：常规家用电器包括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电脑等，这些电器在使用完后，如果都不拔插头，每月至少多浪费3度电，一年下来就要浪费30多度电。张先生说：“这种不良的用电习惯，不但浪费电，还存在用电隐患，在打雷下雨的时候，不关闭电源，电器或会受到雷击损坏。空调和饮水机长期不拔插头，会有火灾发生的隐患。”有统计显示，如果人人都能拔掉插头，全国每年可省电180亿度。据中国太阳能产业学会的专家介绍，近十年以来，中国年均热水器伤人事故1000起以上，引发的投诉约5900起。在调查中发现，经检验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电热水器(包括装有防电墙)也会发生人员伤亡事故，主要原因是部分家庭使用环境通风不良或存在无接地线、接地不良等环境漏电隐患。同时，电热水器耗电耗能大，是家庭用电大户。每个家庭安装2平方米的太阳能热水器，就可以满足全年70%的生活热水需要。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按我国3亿多家庭计，如果全国1/5的家庭改用太阳能热水器，全国每年节约的费用约在800亿元左右，可节省1600多亿千瓦时电，相当于三峡水电站一期工程发电量的6倍，且可大大减少因燃煤产生的大量有害物质。材料十三早晨匆忙起床，赶着去单位打卡，路上堵车令人心急，可到了单位，如果电梯旁排满了人，那心情更是焦急万分。28岁的张先生是一名律师，在一栋高层写字楼7层办公。由于该写字楼是新建的，还有许多房间没有租出去，于是物业每天只开一部电梯供大家使用。张先生说，这部电梯的承重量比较小，一次只能载七八个人。而早晨等电梯的人有四五十人，有时候大家为了赶上乘坐电梯，只能提前一小时到单位，但等上半个小时是平常事，最长的一次竟然有人等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上班不迟到，与张先生一起在低层办公的白领们主动选择走楼梯。他在7层上班，走一趟楼梯大概要4分钟，夏天时每次走得衬衫都湿透了。走了一个多月后，张先生已经走习惯了，每天走楼梯就当是锻炼身体了。目前全国电梯年耗电量约300亿度。通过较低楼层改走楼梯，多台电梯在非繁忙时间只部分开启等行动，大约可减少10%的电梯用电。师惠新苑居民高大姐是一位家庭主妇，是小区里有名的“节约达人”。上午10点半，几位邻居来到高大姐家中做客。中国人的待客之道，进门要先递上茶水。高女士也是如此，不同的是，茶水是用玻璃杯装的，不是大多数市民喜欢用的一次性杯子。“大家伙放心喝，我把杯子洗好后再用开水消毒，没有卫生问题。”高大姐说。说起居家过日子，高大姐可是个能手，在她的带动下，全家人出门旅行从不用一次性碗筷，而是随身带上筷子、勺子、饭碗。闲谈间，她向大家分享了她的节约心得：提前淘米并浸泡10分钟，然后再用电饭锅煮，可大大缩短米熟的时间，节电约10%。“别看只有这短短10分钟，每户每年可因此省电4.5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3千克。姐妹们，如果全国1.8亿户城镇家庭都这么做，那么每年可省电8亿度，减排二氧化碳78万吨。”高大姐笑着解释说。
给定资料：
1．据报道，一家名为“北京龙门尚学”的培训机构公开招生，称凡参加其委托班的学生，均有机会提前获得与北京四中国际部的直接签约机会，连中考成绩都可以免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这样在招考、选拔、录取等环节上“占坑”，挑战社会常识的嚣啸之词，置教育公平于何地？但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学校及时出面否认，但家长们依然追捧不断。
在“依法治校”观念日渐普及的今天，国家明令严禁有碍教育公平的不法行径，对招考、选拔、录取等环节中有损学生核心利益的做法更是三令五申。2016年9月，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中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并细化了在招考各环节中的操作原则，切实要求各地将“教育公平”落到实处。
但是，培训机构不管这些，“占坑班”实际是培训机构利用广大家长向往优质教育资源，担心孩子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培训渠道与正规路径的“PK”中错失机会的心理。现代行为心理学早已指出，绝大多数人都自诩“理性”，但事实上，愚昧与谬误常常以“理性”的姿态横行于世。在貌似唾手可及的利益面前，很多人情愿放弃常识、枉顾法律，做出情绪化的选择。
人们对“占坑班”趋之若鹜的原因，还有两点：一是培训地点正在北京四中隔壁，二是培训机构的场地租用方，前身为货真价实的北京四中培训中心。此外，培训方对名校的熟悉程度等，也具有极大的蛊惑力。正是有了各种营销伎俩所组成的“证据链”，越来越多的家长才甘愿“宁信其有”，大掏腰包。不难想象，坐地起价的培训机构，势必将教育市场引向混乱、膨胀、暴利的危险境地，公立学校的公信度、教育法规的制约力，都将在一场对现实公平的过度消费和肆意践踏中遭遇危机。
当然，处于事件旋涡中心的北京四中及时发声，从校长到招办、官方微信等，分别予以澄清，但一些家长似乎更相信培训机构。这就要求学校表态之外，还需要做后续的跟进，在社会舆论慢慢抬头之时，即应当及早发布通告，以正视听；在做重大决策时，或是敏感时段，须与社会、家长、老师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比如，向社会公布学校近几年已实行的招生方案，用100％的政策透明度，站稳事实，谣言便不攻自破；或是利用权威媒体、“校园开放日”等途径，向社会澄清与前培训中心业务脱离关系，避免公众不必要的猜想。
“占坑班”到底坑了谁?可以是社会，也可以是家长，更可能是学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由于学校，尤其是名校，集中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更易成为是非之所，只有依法治校，凡事“走一步．看三步”，堵住种种利益窥伺者的不良侵入，才能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
2．2016年4月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2016年升学压力较小的省(市)进一步增加面向部分中西部省(区)的生源计划。本次要求调剂共16万生源计划，其中A省调出最多，达4万；B省其次，达3.8万。这一通知引发了A省、B省考生家长的抗议。
5月10日，大量考生家长聚集在A省教育厅门前反对减招。该厅发出公告回应称，今年A省省属高校编制4万名计划支持中西部10个省(区)，并不含A省部委属高校。省教育厅正在积极协商部委属高校，在完成国家规定任务的同时，向A省多投放招生计划。
5月11日上午8点20分左右，大批家长聚集于B省教育厅门前。8点30分左右，家长手持条幅与宣传标语堵住教育厅大门，上书“十二年苦读，学子期待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反对减招”等字样，部分学生家长情绪激动，场面一度接近失控。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相关部门紧急派出应急人员进行现场秩序维护。当日，B省教育厅也发布《关于2016年B省高等学校跨省招生计划的说明》。该文件透露，B省将调出3.8万个招生计划安排到中西部省份，但不会影响本省学生的高招录取，且还会协调高校在B省扩招；其中关于38000人的调出计划为指导性计划，既可安排本科，也可安排专科。
一场风波渐渐缓和下来，可这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高考录取制度的质疑，大家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计划招生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教育公平问题，是对优质高等教育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
3．针对日前社会关注的A、B两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安排问题，记者采访了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记者：每年的高校招生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教育部：每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量，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教育部研究提出初步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确定的。之后，教育部主要根据各省高考报名人数、高校办学条件等因素，综合测算提出各省的招生计划安排建议，与国家发改委研究后确定。
记者：为什么要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教育部：由于历史形成的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平衡，部分省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各省高考录取率存在差距。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做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决策部署。2008年，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启动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每年专门安排增量计划，由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录取率较高省份的高校承担，面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录取率较低的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招生。通过多年努力，省际高考录取率差距明显缩小，2015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0年的15.3个百分点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
记者：协作计划的实施是否会对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造成影响？
教育部：安排协作计划，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各支援省份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提高。如2013—2015年，B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5.8％提高到88.8％，A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0.4％提高到87％。据测箅，预计两省2016年的高考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都将比2015年有所提高。关于两省2016年的计划安排问题，两省教育厅已与教育部进行了沟通，并向社会做了说明。
记者：对于做好2016年的招生计划安排，教育部还有哪些考虑？
教育部：下一步，教育部将指导各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精心编制招生计划，确保各省2016年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稳中有升。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放心，全心投入备考，争取好的成绩。
4．2016年2月15日，人民网两会调查上线，就公众关注的18个热点问题展开网上调查。这已经是人民网连续第15年推出两会调查。截至2月底，“教育公平”暂居关注度排行榜第5位。
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类教育不公问题当中，城乡差别(39.93％)导致的教育不公依然是网友心中教育不公的突出表现。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和城镇学生的生均经费存在差别，农村学生总体低于城镇学生。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首次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面部署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有35.94％的网友认为，目前高考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地区间招生人数差异及录取分数差异导致的不公”。25.22％的网友选择了“自主招生领域腐败频发”。此外，选择“高考加分造假”和“高考移民现象愈演愈烈”的网友分别占19.84％和15.78％。
在2015年人民网的两会调查中，该项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心中高考最严重的问题同样是“地区间招生人数差异及录取分数差异导致的不公”(30.53％)。此外，去年有26.99％的网民选择“自主招生领域腐败频发”，23.89％的网民选择“高考加分造假”，14.81％的网民选择“高考移民现象愈演愈烈”。对比两年投票结果，网友对相关问题严重程度的排序一致。网友“小红”在留言中表示：“相比京津地区，河北省高考录取分数线特别高，现在京津冀一体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网友“与你同行”认为，不能让好的教育资源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网友“夏天”说：“希望均衡教育资源不再是句口号、空话，真正实现就近入学、人好学！”
在“你认为以下哪个阶段教育不公最突出”的凋查中，选择“中学阶段”的网友数量最多，占31.54％。其他选项中，选择“小学”和“幼儿园”的网友数量相当，分别占24.99％和24.06％，此外，19.39％的网友选择了“大学”。
网友“小松”留言称：在自主招生中，一些高校在招生标准设定、自主选拔环节，特别是面试环节，不尽合理，制度规范不严密，存在某些漏洞。要将招生工作置于监督之下，形成包括行政权力、公众、相关当事人等在内的监督网络。网友“无奈”留言表示：“本地区中学太少，重点中学分数高，且招生量少，导致孩子上学难！”网友“喵喵”指出：“家长择校焦虑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的事实。政府要推进地方教育均衡，缩小学校之间的办学差异。”网友“康康”表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大家对所谓的名校趋之若鹜。孩子上幼儿园已经十分费劲，小学和中学可怎么办呢？”
在针对公共教育资源开放程度的调查中，网友的投票结果旱现较明显的两极化特征。42.77％的网友表示，自己所在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免费对外开放”；与此相对应的是，29.24％的网友表示自己所在区域“根本没有”公共教育资源可开放。此外，选择所在区域的公共教育资源“付费才能进入”“限定特殊人群”和“不给予进入”的网友分别占14.62％、7.44％和5.91％。
在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之外，也有不少网友在留言中表达对教育改革的其他期待。这些呼吁涉及改进应试教育、取消教育市场化、减轻学生负担等。不少网友表示，教育始终是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希望教育部门出台贴近民生的政策，使改革更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
5．高考之后，各地中考大幕也渐次落下。考场之外，另一件事牵动着家长们的神经：中考加分。
不同于考场上实打实的较量，获得加分意味着孩子能在考试枪鸣响前出发，与起跑线前的其他考生拉开差距。而在1分之差就能掀起排名变动的中考面前，加分项目所带来的5分、10分甚至20分的差距，显然无法令家长们毫不在意。
2016年，上海迎来7.51万名中考考生。其中有约2000人享受加分照顾或同分优待，占总考生的2.66％；在4.7万名南京中考考生中，加分考生占总人数比例为2.6％；济南共有64290名中考考生，加分考生人数为1412名，约占2.2％；在4.3万名太原中考考生中，加分人数为1089人，所占比例为2.5％；即便是在有10万余名考生的广州，7377名加分考生占中考总考生人数比例也有6.98％；而在昆明，有11229名考生获得中考加分，占71311名中考总人数的15.74％。
而在上述地方的加分考生中，少数民族考生和农村户口独生子女考生是加分榜单中的大多数。据统计，在南京，1200名加分考生中，有937名为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占78％；而在济南，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达1230名，占比接近九成；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郑州，1307名因少数民族而加分的考生占了l528名加分考生的85.54％；在太原，1089名加分考生中，有253名为少数民族考生，676名为农村户口独生子女，两者占总人数的85％。
“既然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中考为何又要给农村独生子女加分？”这是许多家长的疑问。
“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加分属于过去政策的延续，既然现在国家政策有变化，教育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某表示。在少数民族考生加分上，“对于生活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等的少数民族考生来说，这项加分有必要，但如果考生一直生活在汉族聚居地，那加分可能反而有失公平。”
由于我国普通高中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考试招生大多在省级领导下，由地市或县区具体组织实施。因此，各地加分政策大相径庭。目前，各地中考加分大致可分为两类：政策类与鼓励类。其中，政策类加分政策大多为全国性的加分项目，如烈士子女，军人子女，见义勇为子女，华侨、归侨及台胞子女等。而鼓励类加分政策则多为地方性，主要包括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特长生及赛事获奖者，或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等荣誉称号获得者等。
从全面评价学牛、调整社会公平正义角度，中考加分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一良好初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一方面，加分项目泛滥，加分政策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向里面装，甚至在一些地方的中考加分项目中，连招商引资也成为加分的理由与项目，加分的项目与受惠人群不断扩大，受惠人数与比例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这些加分项目在资格认定上，多数不是教育部门负责，而是类似民委、科协、体育局、公安户籍等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把关不严，也缺乏有效监督，在一一些地区与项目上，集中出现了舞弊现象。这些加分乱象，触及社会公平正义，引起社会的强烈批判与反弹。
对此，有些专家表示，无论足中考还是高考，都是选拔性的考试。为了实现公平公正，应取消一切考试加分。
6．2016年高考刚结束，全国不少地方教育局的资助管理中心就开始各就各位，接待学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办理助学贷款等有关事宜。
若不是2015年8月申请到1.6万元助学贷款，村民老张的两个女儿或许就要因贫失学了。对此，老张激动地说：“感谢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我的两个女儿才能有机会上大学，不然我们家真的没有办法。”
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与老张家一样直接受惠于国家资助政策的经济困难家庭越来越多。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教育、普通高中、高等教育等各教育阶段学生(幼儿)达4.1亿人次(不包括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营养膳食补助项目)，年均资助8201.26万人次，较2009年增长25.8％。
“我国学生资助政策的价值取向，资助组织机构建设的职能特征，充分彰显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和优越性。”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副理事长曲某认为，过去5年，我国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和资助管理体系两个具有中国特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进展迅速。
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
6年前，教育规划纲要就“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作出全面部署，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纳入重大教育改革发展项目，并提出“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工作目标。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丁某认为，截至目前，教育规划纲要“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的工作部署已基本完成——建立了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资助制度，填补了这两个学段的资助政策“空白”，国家资助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资助政策体系不仅实现了教育阶段的全覆盖．而且涵盖公办和民办学校，实现了对不同性质学校的全覆盖。
在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方面，包括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的政策，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勤工助学等为辅的政策，解决生活费问题。
曲某认为，党的十八大和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不仅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和校五级学生“资助管理体系”，而且形成了从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一各级学校的纵向管理机构，为顺利开展学生资助工作．奠定了组织机构体系的有力保障。
“学生资助政策确保了每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区域性学生资助的差别和距离正在降低，受助人生均费用标准在提高，学生资助政策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曲某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生资助水平进一步提高，资助力度在进一步加大，资助政策的覆盖面在逐年扩大，资助金额、资助人数都在逐年增加。
对过去5年国家资助政策取得的明显成效，曲某用“两增两减”进行概括——从全国学生资助成效来看，经费增长和学生资助人数总量增长最为明显：全国学生资助经费总量保持持续增长，自2010年以来，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教育、普通高中、高等教育等，年均总量增长率约为12.6％。从缩小学生差异性方面来看，党的十八大和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学生资助的水平差异呈现减小趋势；各类学校学生资助的差异性正在缩小，主要体现在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短板”得以补充，不同学段学生资助的个性化需求也正不断受到重视，一些细节问题将有望在改革的“下半场”得到破解。
7．以下是某报刊登的一篇评论员文章：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因此，教育公平一直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我们对教育公平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教育公平主要是指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学习发展的机会，包括入学机会的公平、公正，享受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使每个学习者都能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将来获得事业的成功。
文艺复兴时启蒙学者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曾提出人生来是平等的，这是指的人的权利的平等。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上都写得很明确。但事实上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有的儿童出生并生活在发达的城市，有的儿童出生和生活在荒僻的农村，他们的生活条件是不平等的。由于生活环境的差距，加上长期以来社会的不公平，造成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不公平。因此，要实现社会公平，就要对长期得不到公平的弱势群体实行政策性倾斜。社会发展是如此，教育更是如此。例如，我国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不利的环境中，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比较落后，如果不给予大力扶植，实行倾斜政策，他们将永远跟不上主流社会发展的步伐，那又谈何社会公平?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长期为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长期得不到充足的教育资源，这公平吗？今天，我们的教育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倾斜，是对过去重视不足的补偿，也可以说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一种反哺。这才是实施真正的教育公平。同时，只有提高当地教育水平，才能提高当地民众的生存能力，才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全国各地经济社会相对均衡发展以后，我国才能真正进人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因此，教育公平绝不是平均主义，只有采取不同政策使弱势群体得到政策的优惠，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公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总目标是“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使人人可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提出的7项目标和3项措施，主要是关注消除性别差异，确保残疾人、原住民和弱势群体接受平等的教育和培训。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教育公平，也必须向弱势群体倾斜。20世纪末，我曾在巴黎访问了一个“教育优先发展区”。我开始不理解什么叫“教育优先发展区”，区督学向我解释，因为这个区大多是非洲移民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儿童的学习成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国家把这个区域定为“教育优先发展区”，在经费、教师编制上都比普通地区宽裕。这就是向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的例子。我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优先政策。
当然，实施倾斜政策重点应在增量上下功夫。要增加对西部地区、包括不太发达的中部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资水平。在高校招生政策上也要根据人口的变化，在保持存量、提高增量的基础上，上调名额。同时减少不合理、不必要的加分，使得政策倾斜能够真正落实，同时又保障总体公平。总之，在促进教育公平时需要考虑全国大局，结合我国国情，照顾到民众心理。大众也要从大局出发，理性地理解教育公平，维护教育公正。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材料一我叫李凡，正如我的名字一样，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务工作者中平凡的一员。每每说起服务于民，谈到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我就会想起金元社区“蝶变记”……2018年刚任职时，社区工作说起来就让人发愁。社区班子老龄化，组织观念弱；社区有3525户10969人，人员结构较为复杂；邻里不熟，配套匮乏，居民对社区情况更是不关心、不在乎……众人拾柴火焰高，我深知只有调动起社区“亲人”的力量，小社区才能迸发出大能量。每天一上班我就去找居民“唠家常”，听真话、收意见、提想法，定期召集工作人员对问题需求进行分类。经过全面收集和系统研究，我牵头制定了社区居民所想所盼的“三项清单”。同时，明确目标责任，把辖区内各家单位动员起来，启动“红色领航”工程，选派党建指导员定期参与基层工作，并发动辖区单位成立贵阳市首家“共治委员会”，社区治理迎来新篇章。社区搞健康培训，辖区卫健单位主动请缨接受任务；辖区有条道路破损了，建筑企业立即开动机器，连夜修补……“共治委员会”逐渐成为群策群力的平台，更是重要纽带，将成员单位凝聚一起，形成政治理论“共学”、党组织“共建”、社会事务“共治”、文化教育“共享”、扶贫解困“共帮”的良好氛围。打造上下贯通的服务体系，让这个社区“活”起来，才能让邻里间“亲”起来。于是，我带领社区从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入手，全力打造“金元社区党群服务站”，搭建党建网、民生网、平安网，形成“三网融合”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一位老大爷感动地说：“有了服务站，大家有歇脚的地方了，有倾诉的地方了，心就走到一起了。”就这一句发自肺腑、平凡而真挚的话语，使我瞬间顿悟，社区工作如此平凡，但在群众心里却是如此重要。有时候碰到难心事烦心事，难免憋屈，但回想起老大爷的那一番话，一股强有力的暖流就会注入心中，整个人立马满血复活、干劲十足。2021年2月4日这天，我们也迎来了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元社区视察。总书记在法治广场上殷殷嘱托：“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这句话就是我们工作的灯塔和指引，牢牢刻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这是我们基层党务工作者需要为之努力的目标。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3年多来，“心怀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是我始终坚守的初心和使命，无论前方是荆棘密布还是千难万险，我都将铭记初心使命，并以之作为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位“亲人”！材料二我叫李若曼，在失业和工伤保险经办窗口默默奉献了21年。我时刻把参保企业、职工和群众的冷暖挂在心间，认真负责、严谨细致、任劳任怨，积极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业务能力过硬，任劳任怨”“上班来得早，下班走得晚”……这是领导和同事眼中的我。这些年来，我牢牢抓住每一次学习的机会，主动学习做笔记、结合窗口做实事，桌上的政策书籍已经翻得不成样，笔记心得已然成为工作宝典。从新兵到熟手，从外行到专家，我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出色完成了每一项工作，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放弃节假日，坚守岗位，冲锋在前，及时配合处领导开发稳岗返还网上经办系统，开通工伤保险待遇绿色通道，以“不见面”经办方式，确保社保服务“不打烊”。那段时间，稳岗返还审核工作量大，我跟同事咬牙坚持，仅用3天时间完成了全省5600余户企业的信息核查比对工作，为全省各级经办机构及时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奠定了坚实基础。“耐心、细致”“政策讲得透彻”……这是群众眼中的我。我总是站在办事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以“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把椅子、一杯热茶”对待群众，切实解决办事群众的实际困难。有一次，西部矿业集团社保经办人员到窗口办理业务时已临近下班，且所带资料不齐全。得知情况后，我主动加班，帮助收集资料，完成信息录入。还有一次，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一名职工在野外工作途中发生事故，被鉴定为二级伤残，符合享受工伤保险配置辅助器具待遇条件。得知他本人腰部以下瘫痪行动不便后，我立即向局领导汇报情况，对接协调定点机构为其量身定做轮椅及相关辅助器具，与安装人员一同前往职工家中进行安装、配置。21年来，我深深热爱着我的工作。局领导曾询问：“你是局里的老同志，在窗口时间长、压力大，要不要调岗？”虽然心中有一丝波澜，但我还是婉言拒绝了。虽然窗口经办工作比较辛苦，有时还要受一些委屈，但每每看到群众满意的笑脸，我总感到无比踏实和自豪。平时，总会有一些我接待过的群众来看我，有时还会带一些小礼物，我也总是婉言谢绝：“解决大家工伤和失业保险上的困难，是每一位社保经办人员应该做的，你们的满意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这些事情同样感动和激励着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渐渐汇聚起一股“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强大精神力量。材料三我叫刘晓妮，生长于皖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2011年大学毕业后被聘为安徽省第四批大学生村官。聘用期满，我放弃已考取的银行工作，通过省考成为一名普通的乡镇公务员，在蒙洼蓄洪区最下游的郜台乡坚守了近七年，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在深度贫困地区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虽然从小在农村长大，但第一次走进庄台时，我还是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昏暗拥挤的房屋，污水横流的地面，“一线天”的通道，四处堆放的垃圾、柴草垛，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但想起工作的初心，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善家乡人民的生活面貌。“下村带着我啊”是我跟每个站所都打过的招呼。我总是主动要求到村里去，很快每个庄台的路都摸得清清楚楚，全乡各个村的工作也越来越熟悉。2016年3月，我被推选为乡党委委员。在进班子的第二天就主动申请包保全乡唯一一个深度贫困村宁台村。起初，村里的干部群众对我不信任，以为这个瘦弱的“小丫头”就是来装装样子，我决定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大家的看法。两年来，我用耐心把村里的“难缠户”变成了调解员，以身作则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把柳编产业引到村里的车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鼓励因残致贫的潘光俊发展蛋鸡养殖产业，帮助他顺利渡过2020年的疫情、汛情……宁台村也从落后村变成了乡里的工作先进村，村里人对我的称呼也变成了“妹子”“侄女”“孙女”。在我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郜台乡高标准完成年度脱贫目标任务，顺利实现了四个贫困村出列，一个挂牌督战村摘牌，2554户7454人脱贫。我也荣获阜阳市脱贫攻坚“最美帮扶人”称号，作为典型代表在全市表彰大会上交流发言。2020年7月，汛期进入关键阶段，淮河上游雨大水急，水位节节攀升。7月19日晚上8点接到上级命令，要求7个小时内把蓄洪区内所有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我负责的曹台村仅3处单堤段就长达2公里，需要转移安置的农户有26户60人，时间紧任务重。我拎着喇叭反复排查、宣传、督促，穿着胶鞋在坝底来回穿梭。经过紧张的7个小时，完成自己责任段工作的同时，还协助其他同事把全乡289户807人全部按时转移到安全庄台。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在郜台乡工作期间，作为班子里最年轻的同志，每当有重大挑战时我都主动靠前担当。身边的同事都说，我这充满能量的干劲儿深深感染了他们，他们也越干越有劲。很多群众喜欢喊我“小妮儿”。在我们这里，“小妮儿”是对女孩的昵称，这个亲昵的称呼代表着群众对我的疼爱和认可。站在群众的立场说群众的话，说话不说空话，说的话从来不落空，这是赢得群众信任的最大法宝。2021年5月，因工作需要，我转任阜南县龙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新的环境，新的岗位，新的角色，工作变得更加繁忙，然而永远不变的是那颗做老百姓的“贴心小妮儿”的赤诚之心。材料四2022年9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材料五“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句中医术语，也适合用来形容当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当前，世纪疫情叠加贸易摩擦、地区冲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早已深深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浙江，痛感明显。为了畅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浙江迅速迭代更新畅链组合拳。针对人流不畅问题尤其是出国洽谈受阻，浙江在全国首批组织了商务包机和定期航班，支持浙江企业飞出去、见客户、谈合作、签订单。浙江已先后开通商务定期航线3条41个班次，组织商务包机13个班次，累计服务1100多人，签订订单超过10亿美元。针对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卡点，浙江积极组织“十链百场万企”对接活动。今年7月以来，全省累计举办对接活动136场，参加企业超过1.7万家，对接订单862亿元，融资2137亿元。针对全球供应链运输不畅、海外运输时间较长的问题，浙江大力推动企业建设海外仓，打造布局全球、内外联动的外贸跨境服务体系。截至目前，浙江已在全球160个城市建设海外仓791个，为海外供应链的顺畅提供了有效保障。材料六从2022年5月起，温州围绕传统支柱产业和新兴主导产业等两大万亿产业集群，共任命20名市领导担任链长、副链长，加上县级特色产业链，全市共74条产业链均设链长，有针对性地协调指导本产业链重大发展问题，帮助产业链补链、延链、固链、强链，推动传统行业的产业链现代化转型。截至11月底，温州在常规展会之外，链长带队新增开展对接活动77场次，对接订单近393亿元，对接项目221个，先后服务企业8357家，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成。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链长、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牵头，一面主动引荐多家整车制造企业资源来温，一面根据此前排摸的链上重点企业名录，邀请相匹配的企业参与整零配套对接。今年7月，桐乡市的H新能源汽车公司受邀走进温州，开展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整零配套对接专场活动。“一次对接，预计能为我们带来每年近1亿元的新增产值，这让我们信心大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戴某说。经过几个月的协调，温州现已有8家企业成为H公司的供货商并拿下新订单，20余家温企与其达成合作意向。前不久，泵阀产业链链办与市贸促会组织一批温州泵阀企业赴北京推介。在随后举行的首届中国（温州）国际泵阀展上，十余个国家的20多位驻华使节参与展会，进企考察，并带动约200名国际买家现场采购，3天内达成意向订单6亿元。此外，包括汽车零部件、电气、生命健康等产业链的链长牵头先后组织5批企业外出对接，达成合作意向9.5亿元。材料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材料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近日，习总书记在林州红旗渠视察时寄语广大青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我们正逢其时、不可辜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20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极端困难条件，以大无畏的气概引漳入林，历时近10年在太行山上建成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彻底解决了严重缺水的历史难题。红旗渠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而且留下了红旗渠精神代代相传。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是对“社会主义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拿命换来的”生动注解。红旗渠并不仅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石砌水渠，而是一座写满了初心使命、承载着价值追求、凝结着勇气智慧、蕴含着创新创造、流淌着奋斗气质的精神丰碑。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久弥新、永不过时。广大党员干部要让初心使命在内心深处真正扎根，把忠诚于党和人民落到行动上，继承弘扬红旗渠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用实干诠释初心，以奋斗成就未来，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阔步前行。材料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任务。一百多年来，党始终把发展科技摆在重要位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创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取得了令世人振奋、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绘就了科技强国的百余年恢弘画卷。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历史，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他们身上充满了对科研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赤诚。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诠释的是科研报国的赤子之心；钱三强坚持原子核三分裂机制理论，彰显的是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林俊德弥留之际仍在病床上整理电脑里的重要资料，展现的是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于敏隐姓埋名三十年，体现的是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陈景润对数学研究有着“走火入魔”般的痴迷，展示的是忘我工作的为学境界……可以说，我国科学家的奋斗历史就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有着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材料三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如期完成、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正式交付、“中国天眼”发现首例持续活跃重复快速射电暴、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月球新矿物并命名为“嫦娥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2022年我国科技创新结出累累硕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示，中国从2012年的第三十四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十一位，我国既是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展望未来，更多更好的社会民生科技创新成果将为人民健康福祉提供有力保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回望过去，新中国科技事业几乎从零起步，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科技整体能力大幅上升，主要科技领域和方向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一些领域开始从跟跑进入并跑、领跑阶段。我国在基础科学、工程技术上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在一张白纸上绘就绚丽多彩的科技画卷，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历程，关键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重要法宝。过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依靠这个法宝造出了“两弹一星”，有力保障了国家安全、提高了国际地位，今后也一定能够依靠这个法宝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材料四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广度显著加大、深度显著加深、速度显著加快、精度显著加强，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而我国科技领域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地基不牢，即重要领域底层技术对外依赖度高，基础理论、材料、工艺、设备和器件等持续积累不够；二是前沿颠覆，即重要新兴领域颠覆性创新可能完全改变现有技术轨道和产业形态，使我们丧失已有技术轨道和产业格局优势；三是体系对抗，即新兴技术领域大国博弈中，出现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技术体系与科技阵营；四是人才竞争，即各国对人才争夺空前激烈，全球人才流动发生新的变化。科技自立自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为此要深刻理解科技自立自强的丰富内涵，坚定不移走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围绕科技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扩大人才队伍规模，通过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培育一大批涵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技人才。提高人才队伍素质，认识和把握人才成长规律，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汇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高端人才和领军人物。完善人才队伍结构，既用好眼前人才力量，又储备培养后继之师，打造一支现在站得出来、将来顶得上去的能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战略队伍。保障人才队伍使用，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让科技人员聚焦本职领域、专注科学研究，把大量时间和主要精力花在搞科技创新的工作上。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体制是重要保障，只有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才能激发科技自立自强的效能活力。要深化科技创新生成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动员、配置和利用好各方面的资源力量；深化科技创新评价体制改革，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建立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项目评价制度和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基础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深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既做必要的“加法”，也善做“减法”，推动科技管理职能、作风和效率转变，改革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深化科技创新保护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深化科技创新应用体制改革，打通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科技成果快速转移扩散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文化是先导元素，科技创新的文化蔚然成风，科技自立自强的事业才能更好发展。要培育鼓励大胆创新的文化，营造不断冲破现有知识体系限制枷锁、突破竞争对手围追堵截的良好氛围，增强积极探索、敢为人先的胆气；培育鼓励勇于创新的文化，营造争做科技创新排头兵、科学高峰攀登者的良好氛围，增强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勇气；培育鼓励包容创新的文化，营造既重视成功、更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增强允许失败、容许失误的大气；培育鼓励科学创新的文化，营造求真务实、严谨求是的良好氛围，增强遵循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规范的正气，让人才在大胆假设、奋勇争先、不断试错、认真求证中创造探究真理、发现新知路上的一个又一个成就，把科技创新这一“最大变量”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增量”。
给定资料：
1．2017年全国两会上。有关“提振文化自信”“传统文化复兴”的话题，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他们纷纷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自信有着深厚底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A以《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例，阐述了中华文脉绵延相传、牢牢扎根在民间的观点。在他看来，“诗词大会现象”再次印证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何止是《中国诗词大会》，近期，《朗读者》《大秦帝国之崛起》等一大批影视作品相继热播，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收获大批粉丝，《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火热进行，语文教材中加大融人传统文化教育比例……都让人触摸到传统文化的“热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B认为，传统文化从“冷”到“热”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崛起的中国极大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发扬光大传统文化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自觉意识。
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小组讨论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传统文化”的话题更引起众多艺术家热议。全国政协委员P说，树立文化自信要充分认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热”起来，还要“传”下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引发了各界学习讨论的热潮。如何坚定文化自信、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Z说．真正的文化传承应体现出文化自觉，要进行创新性的文化传承。“创新性的文化传承，就是以文明进步为旨归的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不断有新的价值意义被发现、被阐释，并在阐释中被增值。”
全国人大代表M以昆曲创新传承方式为例，说明传统文化应当走进大众尤其走进青少年。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名家Y也表示，“京剧进校园”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们并不需要把孩子都培养成京剧演员，而是让孩子们通过欣赏，通过尝试唱、念、做、打，来接触美好的艺术。京剧的内容，会让孩子们懂得怎么爱国、敬老、做人。”他认为，除了京剧之外，我国还有许多传统文化艺术种类，也应该为青少年提供了解的渠道。
如何以“互联网+”为文化传承插上翅膀，是许多代表委员思考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L举例表示，北京故宫微信公众号推出的“雍正萌萌哒”动态图片，以及南京博物馆采用扫二维码听“博物馆故事”的尝试，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在网上转发，这种新的传播方式让人印象深刻。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W则正在进行文化保护数字化、艺术展览数字化的尝试。他们用将近4年时间完成了西藏布达拉宫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工作，并逐步通过图书、网页等形式让这些文物走进大众生活。“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2016年的1000多个展览，我们也把它们变成了数字化展览。即使在1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这些展览资源，它们将永不落幕。”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H说，我们要筑牢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他建议，中国可以建一个以中国文化历史为底蕴的主题乐园，设一个中国发起和主办的世界文学奖评选。“国外有米老鼠，我们也有自己的孙悟空。”
“中国文化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更好地走出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N说，打通语言关很重要。“一方面，应该大力培养各种小语种人才，为文化走出去扫除语言障碍；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译介很重要，现阶段我们应该加大与其他国家翻译界、文学界的合作，将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地道的、更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外文版本，使之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全国政协委员J则提议有关部门启动“中国文化大辞海”编纂工作，并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使其成为传承、传导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百科型大型工具书，助推中国文化全球推广。“里面不仅要有包括传统意义上‘高大上’的文化内容．也要有海内外民众最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形式和内容，比如美食、民俗、成语故事等最‘接地气’的内容。”
2．2016年，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舆论关注，同名纪录片也在网络走红，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同时，故宫文创产品一年内的营业额就突破十亿元，皇帝表情包、朝珠耳机、“朕甚想你”字样的折扇等文创产品纷纷走进人们的生活。600岁的故宫如今变得越来越年轻、时尚，并且成功吸引到众多年轻人的关注。
利用新型传播载体有效宣扬传统文化，故宫的成功为诸多老字号、传统工艺、传统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忧商业化道路会使故宫文创产业发展逐步偏离传承文化的初衷。故宫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文创产品开发应把握怎样的尺度?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植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围绕这些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表达了不少观点看法。
魏鹏举指出，故宫本身的文化底蕴，它的强大的魅力，是文创产品能够爆红的基础。之所以之前我们的文化消费没有这么集中地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供给侧的问题：没有特别好的产品来激发人们的消费潜力。故宫这个现象说明，有品质、有内涵的文化产品，再加上合适的营销方式，中国的文化消费潜力是非常大的。
除了文创产品，故宫还上线了紫禁城祥瑞、韩熙载夜宴图、清代皇帝服饰等多个APP，把手机变成了与故宫文化全面连接的入口。
故宫的实践说明了传统文化是有新生命的．我们要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通过电影、网络等载体接触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喜欢上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说明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是有认知的，是抱有很强的认同感和积极的热情的，这是血脉的关联。
但是，我们也要明确，故宫在文化传播和转化上的成功不可完全复制，不具有普适性。首先是因为故宫的象征价值要远远大于文化领域的其他机构，它所代表的文化很独特，代表着我国的皇家文化，集聚了最精华的文物、最优秀的古建筑等文化资源，它的文化品牌和知名度是不可逾越的。这种自身的独特性也是故宫成功的独特依据。因此，文化领域其他机构要效仿故宫模式的话，还需量体裁衣，因地制宜。其次，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活化要充分结合时代特点，把新媒体、新技术、新的传播渠道、新的创业手段紧密结合，才可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使其拥有更蓬勃的当代生命力。
最近，有一家手机厂商联合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售价19999元的天价手机，引发舆论争议。魏鹏举认为，这有损故宫的文化形象和名誉。尽管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是国家战略，而且文化也可以为相关行业及其商品提升价值。但是一定要注意文创产品品相的对称性，并把握适度原则。如果把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的附加值充分利用，结合故宫的名片和影响力进行推广，这符合品相上的协调性和适度原则，无可厚非。但是把作为工业制造品的手机炒作到两万元，确实欠妥。
故宫应该爱惜、呵护自己的品牌形象，有公信力和普遍象征意义的机构一定要把品牌形象作为其发展的基础，不可随意挥霍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过度透支文化品牌影响力，这很不明智。我们要用文化影响力做和它的形象相匹配的事情，比如非遗文化精品就特别需要通过像故宫一样的文化品牌来提升推广，这也有助于缓解其价值一直被低估的现状。
在开发文创产品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勿忘初心。利用现代传播等手段推出文创产品，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广被低估的和一度被忽略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为了赚钱。天价手机的推出是让文化做了手机的陪衬，目的很明显是营利，而不是传播文化，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这其实也是文化传播、文化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误区。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中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噱头大于实质”的问题。我们不可以离传承传统文化的初衷越来越远，应该要追本溯源，回到“文化之为文化”的根本，即特定人群生活在一起，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套价值观、自主模式和生活方式。
我们往往仅把文化看成一种外在物质性、形象性的载体，其实文化更根本的东西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即使是喝着可乐，也能够对家长和长辈遵从孝道、心存尊敬，这就是真正的传承。相反，如果穿着汉服，却对长辈不仁不孝，那才是对传统文化传承最大的悖逆和逆反。这就是我们要注重文化价值培养的原因。当然，如果能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就更好了，但还是要更注重价值和内容，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我们要更好地去坚持“内容为王”。具体体现在对于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积淀的坚守，对在全世界都有积极影响的文化价值观的恢复和弘扬。我们要支持和鼓励这样的内容的出现和创造。形式可尽可能灵活，但是内容一定要符合中国伦理价值体系。总结起来，就是首先要从内容出发，形式可多元多变。
3．G20杭州峰会上，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让全世界看到了杭州。
2017年3月9日晚，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以一场名为《最忆是杭州》的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让1600多名京城乐迷大饱耳福，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2017年巡演之旅的精彩大幕。
《渔舟凯歌》拉开音乐会序幕，锣鼓喧天的火热节奏奠定了音乐会的喜庆基调。此曲源于浙江民间乐种“舟山锣鼓”，20世纪50年代初流行于舟山、宁波等地，后经集体创作发展为经典民乐作品《渔舟凯歌》，螺号、云锣等乐器的特色音效共同营造出惊涛拍岸中的渔家风情。海螺声中。排鼓奏出似渔船开动的声音，鼓声铿锵有力、充满朝气，国乐团热情豪放的表演，响彻整个音乐厅，一幅渔民扬帆出海、撒网捕鱼的热情劳动情景在眼前浮现，迷倒了台下观众。
随后出场的《古槐寻根》，引领听众梦回故里。引子仿佛一座穿越时空的桥梁，下行半音模进的小七和弦如梦如幻，各组拉弦乐器对节奏、力度、音色的控制高度统一，听得出每处细节都经过了精益求精的打磨，才将这个主题咏唱得如此深情。中段主题源自作曲家赵季平在平遥古城听到的民间社班演奏，他别出心裁地将吹打乐快板与两端的慢板叠置进出，造成两个梦境交错的幻觉。
整场音乐会既有《渔舟凯歌》《西湖梦寻》《雪意断桥》等富有浙江本土人文特色的乐曲，又不乏《古槐寻根》《悲歌(江河水)》《延河随想》这类基于北方音乐的经典名作，还有《丝绸之路》、《今夕》这两部由青年艺术家近年谱就的新作。著名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乐团常任指挥吴强领衔，携手著名笛子演奏家杜如松，著名二胡演奏家许奕，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金奖得主、古筝青年教师刘乐等，联袂献上了这一场听觉盛筵。
此次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以“最忆是杭州”为主题，用民族管弦乐恢宏、大气的音乐语言来彰显中国国乐艺术厚重的历史和悠远的底蕴，体现出了时代化、多元化和民族化的思想内涵，旨在弘扬国乐艺术的创新精神，唤起社会力量对国乐艺术的关注。
在曲目选择上，国乐团精心遴选当代著名作曲家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力作，曲目既有传统风格又融合现代审美，独具江南意韵，充分展现了演奏者对中国民族音乐的高尚情怀。在音乐呈现上，国乐团坚持运用室内乐训练方法培训每个乐手，通过各个声部的单独练习，校正音乐的节奏、音准，力求达到演出效果收放自如、细腻有加、层次分明、粗狂到位，散发出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的独特魅力。
乐团负责人杜如松介绍，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专场音乐会既全面展示了浙江音乐学院一年来的教学成果，又让社会领略了浙江民族音乐的源远流长。音乐中，观众们感受到那些或圆润、或低沉、或高亢、或悠扬的音色、音质，也可以感受到对祖国秀美山河的赞美，对哺育儿女的故乡深深的思念，对美好中国梦的无限追逐．在感受国乐文化带来的具有“江南风味”的经典雅韵的同时，唤醒积淀在中华人民血液中独特的中国情怀。
4．在上海，通过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课外、进网络、进队伍建设、进评价体系”，传统文化教育早已不是简单地背诵古诗词，而是用创新方式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每逢周五放学后，经常会有复旦附中、行知中学、曹杨二中等学校的学生风尘仆仆来到市北中学，聆听“水云间词社”的讲座。“讲座其实也就一个半小时，但这些学生都兴致勃勃，一直会到天黑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负责人杜亚群老师介绍，虽然只是一个小社团，但校方却邀请了很多名家、教授、硕士、博士来给词社做分享，而这些学者也以高度的认真回报学生对古典文化的满腔热忱。时间久了，周边学校热爱古典文学的学生们也慕名前来，最初只是文学社里一苛分学生成立的词社，如今却成了小有名气的高中生古文爱好者小圈子。
学生们还印制了自己的诗集《水云间短长亭》交流分享。老师起了“桃天杏闹”的头，大家各自发挥，续上“古道残垣梨雪傲”“翠蝶翩翩垂髻笑”“沙暖鸳鸯莺啼叫”……还研习古人名作，加上自己的评注。不少学生考入大学后仍和学弟学妹们一起作诗和韵。不少原先理科班的尖子生后来在考大学时都填报了文科专业。“是词社的浸润，让我们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但其实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仅是唐诗宋词，沪上许多中小学多年来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学生从小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比如五爱高级中学每年坚持利用寒假组织高一学生编制一份以“国学文化”为主题的手工小报，宋词在学生们的笔下，化身成半遮面的吹笛少女，含蓄淡雅又意蕴悠远；青花瓷的介绍配上青花瓷的图案，古韵绵长；毛笔书写的“国学”二字，精气神十足，暗藏的双鱼图案，将太极八卦的道家精髓蕴含其中……通过“国学小报”的制作、评选，助燃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火焰，学生在小报创作中进发的不仅是创作激情，更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悟。
黄浦外国语小学的老师们会专门带孩子体验上海传统美食，买来上海的特色小吃话梅糖、梨膏糖、五香豆和炒米花，学生们尝得津津有味、听得认认真真，还自己用橡皮泥动手进行制作大饼、油条、豆浆和粢饭“四大金刚”，发挥奇思妙想改良制作春卷……学生们通过品尝、交流，了解上海小吃的历史发展、主要特点以及上海小吃特有的美食文化。
据悉，早在10多年前，上海市教委德育处与市教委教研室就编印了“上海市中小学实施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教学指导意见”，并建立了一批语文、历史、思想品德、地理等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在文化认同中将语言文字、革命传统、人文历史等融入不同学科，让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不仅如此，从区级层面上，各区也以多种形式助推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的浸润滋养。
新开学，闵行区的中小学师生们就欣喜地收到了一份“2017闵行区传统文化教育菜单”，3月沪语大赛、4月戏曲鉴赏展演系列活动、5月优秀童谣传唱和古诗词吟诵活动、6月学校少年宫传统文化教育特色课程展示活动、7—8月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项目展示活动、7—9月传统文化知识竞答和探访活动、10月“传统体育进校园”系列活动、11月小学生和中学生现场书法活动、12月传统文化教育系列活动成果展示和表彰……每个月学校都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唐女士的孩子在闵行区实验小学就读，她高兴地说，孩子现在不仅能诵读不少经典诗文，更对许多传统文化典故如数家珍，“看到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内心深处的兴趣和热爱，很欣慰”。
杨浦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古诗词和传统文化教育上不遗余力。多年来，一方面将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纳人教师培训课程，开设“经典诵读试点校骨干教师培训课程”和“教师诵读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提高班”；另一方面，通过“诵经典、写经典、讲诵典”系列活动，组织书法名家进校园、书法课堂教学设计比赛、小学识字教学和古诗词教学研讨、中学写字与古诗文教学研讨等系列活动，讲述文化经典，宣传汉字之美，开启儿童智慧，传承中华文明。每年一度的“班班有书声”的经典诗文朗诵比赛开展得有声有色，迄今六届的“汉字节”，让汉字的音韵意蕴美深入人心。区域层面，结合创智课堂的建设，逐步形成特色学校探索文言教学的系列研究。以特色课程带动学校特色，成为古诗文教学和学校发展的新亮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吕志峰表示，在对学生的培养上最忌“一阵风”，而上海中小学多年来坚持以丰富多彩的课程建设、实践活动，为孩子们搭起了通往传统文化精髓的心灵之桥，孩子们不仅在课堂上接触传统文化，更有机会在社会实践等多个领域开阔视野，领悟传统文化中广博精深的内容，而优秀师资和上海招考改革更重视综合素质，也为孩子们能真正有时间、有机会亲近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保障。
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时指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指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把文化自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对文化自信有了新的更高要求。
“与信人者，必先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来源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化自信越发重要，也更为根本。只有文化自信了，才能更有理性、更加自觉、更加从容和更有定力地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给定资料：
1．2016年10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1.0％，比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表示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增速比上半年加快了0.1个百分点，9月消费同比增长10.7％，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达到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普涨之外，前三季度数据还继续反映出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1.0％，通讯和居住类商品增长较快，通讯器材增长12.7％，家具增长13.9％，建筑及装潢材料增长15.4％。前三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7950亿元人民币，增长25.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1.7％。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张一平分析指出，前三季度汽车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而商品房销售维持较高增速也有助于家用电器等商品消费保持稳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持续扩张。
当下，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增长阶段的变化，核心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更需要拓展新思维，激发新动力。而在稳增长的动力中，消费需求规模最大、和民生关系最直接，日益成为拉动需求的关键力量。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在稳定和扩大消费方面仍有多重因素制约，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消费供给等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消费“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2．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表明．近20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51.1％下降到2013年的44.7％．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同时，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向少部分高收入群体集中，导致个人财富的“马太效应”被放大，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造成消费总需求的不足。
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离预期还有较远距离，使得广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形式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新增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人群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在就业保障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使得“没钱消费”与“不敢消费”状况并存。
3．近年来，在我国消费市场上频繁出现的“烂果门”、地沟油、毒馒头、镉大米、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的弊端。企业信用评估不规范、评估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信用管理呈现多头管理、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还十分突出。而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恶意骗取贷款或多头开立账户等事件加剧了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风险，使其“惜贷”或“不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
日前，京东商城因为“刷单”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国外一家投资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京东销售额存在虚报，也就是传说中的“刷单”。恐怕不止京东一家，伴随网购的火爆，有关电商平台“刷单”的报道屡见报端。“618”“双11”……随着人造购物节的不断涌现，消费者网购参照的商品销量、好评、排名等数据，如果不停“注水”的话，“剁手族”还有可能会成为“剁头族”。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销售榜单、购买评价等，自然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造成错误的选择。”艾媒咨询CEO张毅说，“刷单”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商业规则，而且在企业之间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不利于电商业务的发展。
4．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消费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比如，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信息服务、家政服务业等领域，尽管新一届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相关产业的政策措施，但客观地讲，民营资本在进入一些服务领域和选择投资项目时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实行针对某些商品的市场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市场主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利于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
H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意见，要求政府在招标采购时，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采购省内产品。
H省并不是出台类似措施最早的地区，在此之前，各地已经纷纷出台了类似措施。比如Z市在国内率先派发消费券，但其中规定，“为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在指定直销点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4类本地产品可按面值享受18％的优惠，其中由财政补贴企业13％”。
地方保护主义最终将给市场埋下重大隐患。很简单的道理：地方企业的需求市场是当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预的力量创造的，企业的效率不是靠竞争和优化取得的，而是靠行政垄断的力量促成的。从长远来看，这将给企业的更快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将导致更严重的不公平，消费者只能在当地品牌中去挑选。尽管政府鼓励消费者消费，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当地产品间接取得价格优势，但消费者失去的却是选择更好质量产品的权利。
5．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北京王府井百货的门店，从2015年夏天开始进行快速改装，将变成销售打折商品的奥特莱斯。王府井百货决定对4家门店实施业态转型，并将关闭店铺，加快整改步伐。
因股价下跌和房地产下滑，作为百货店主力的高档商品销售状况急剧恶化。不过，百货店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在于此，还在于未能适应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止迅速变化的消费行为。
“工资不涨，又要还房贷等债务，再不尽量节约是不行的。”2014年刚刚结婚的大连市公司职员王佳觉得很难安排家庭开支。一日三餐尽量自己动手做，化妆品和服装也从重视品牌变成了注重性价比。她说：“比起过奢侈的生活，还是一边攒钱，偶尔和老公一起去旅行更愉快。”
在中国的消费者当中，以王佳这样的"80后”为主体的“量入为出消费一代”，正在切实增加着影响力。他们不喜欢攀比式购买高档商品，倾向于采取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消费行为。但是，“80后”一代并非不消费。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的统计数据，2014年餐饮市场比2013年增长9.7％，达到2.786万亿元，但高档餐厅市场却下跌6％。带动餐饮市场增长的是，既有时尚的店内装潢，又能提供价廉和快速服务的快餐类餐厅。它们多人驻购物中心，会招徕很多“80后”和"90后”年轻人。
以价格低廉和商品丰富为强项的网络销售，更是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人。2015年1月至8月其销售额达到2.24万亿元，超过了零售市场一成的比例。如果能正确把握消费行为的变化，提供货真价实的产品，那也是能打开年轻群体的钱包的正确方式。
而百货门店等现有零售店，失去的不光是年轻消费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国际旅行收支逆差比上年增加四成，达到1979亿美元。中国人在海外住宿、就餐、购物的花费，远远多于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消费。比如，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热衷于购买电饭煲和带温水冲洗功能的坐便盖，富裕阶层的钱就这样流向了海外市场。如果能开发出灵活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喜好的产品，建立以最适合流通渠道送达货物的机制，中国国内的消费应该会有所增长。
6．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201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培育壮大消费热点，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重点推进六大领域消费。
在信息消费上，积极推进电信运营企业基础网络建设工程，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LTE FDD牌照，并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人市场；三大运营商均出台了提速降费方案；组织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在云南、四川的40个县开展了“宽带乡村”试点。
在促进绿色消费上，继续对购买1.6升及以下节能环保汽车的消费者给予财政补贴，发布了3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在住房消费上，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为了满足消费升级需求，44个城市调整或取消住房限购政策，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和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房的首付比例，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免征年限。
在旅游休闲消费上，为提升旅游品质，我国启动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重点旅游景区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工程，发布实施全国沿海邮轮港口布局规划方案，并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和11个城市过境72小时免签政策。2016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和13.72％。
在提升教育文化体育消费上，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每年安排资金8.5亿元补贴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放开除世界杯足球赛、奥运会、亚运会以外的体育赛事转播，让体育爱好者有了更多选择。
在培育养老健康家政消费上，积极推进实施养老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彩票公益金支持养老机构建设。同时，出台规范养老服务收费、用地管理、减免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措施。
7．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其经济逐步转入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变。在长期的经济实践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针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结构不优等问题采取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美国具有发达的经济水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信用体系等诸多有利因素，使美国超前消费的观念不断得到强化，成为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从整体上看，“负债消费、低储蓄率”是美国居民消费模式的主要特征。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储蓄率有所上升，但是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l 3年美国国民储蓄率仅为4.9％，远低于中国5l％的水平。美国政府刺激消费的主要政策有：一是实行一揽子减税政策。2008年后，美国的一揽子减税措施惠及美国3500万户低收入家庭，对提振消费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实行消费补贴政策。美国政府通过向消费者发放食品券等形式，为扩大消费人群与培育消费需求提供收入保障。三是实行鼓励信贷消费政策。美国政府通过降低短期利率等办法，鼓励居民进行信贷消费。当然：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也是酿成次贷危机的根源所在。
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之后，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让位于美国，其依靠殖民扩张和殖民贸易来拉动国内需求的路子逐步走到尽头，而通过消费驱动经济增长成为其主要的发展模式。英国培育消费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一是政府大规模增加社会保障支出。1945年英国率先建成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低收入阶层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力地提高了英国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二是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性减税。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增值税率从原来的17.5％下调到15％的欧盟最低水平，并针对社会保障税、消费税等税种进行了相应调整，有力地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效地达到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目的。三是政府积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20世纪30年代，英国、美国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夺取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英国政府吸取了这些教训，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消费领域的监管，逐步改善居民消费环境。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尽管总体消费水平接近美国和欧洲，但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和资源贫乏的国情制约，其消费模式表现为“较高储蓄率、较低借贷消费率”的消费特征。日本政府针对这一消费特征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一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9月，池田内阁发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增加日本居民收入，推动消费总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二是大力推动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之后，日本政府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这些金融公司向工薪阶层提供的消费信贷无需提供担保且手续简便，还可通过无人自动协议机操作，深受工薪阶层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三是大力支持消费产品的升级换代。二战之后，日本政府通过支持松下、索尼、本田等企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日本消费产品的质量和结构进行升级换代，推动消费层次从基本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促进日本居民消费一波又一波地增长。
8．近年来．随着国内游客出境旅游的增长，中国消费者购买能力也在不断升级。“某些‘扫货团’出手阔绰，一般至少几十万元。”一位游客这样描述境外游的亲身经历：“那简直是人山人海，巴黎每个名牌柜台前都大排长龙，99％的顾客是中国人。”
据贝恩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2012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称，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购买了全球约25％的奢侈品。另据毕马威发布的年度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海外旅游消费者人数由2008年占受访者的53％升至2012年的71％。同时，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知度继续上升，69％的受访者表示会支付溢价购买知名度高及流行的奢侈品牌。
市场人士指出，境外商家凭借较为完善的消费市场机制，市场信誉度高，服务也很到位，同时拥有众多知名的奢侈品品牌，并不时推出打折促销等活动，引爆了中国中高端消费者巨大的购物热情。
“出境购物者基本是中国的中高收入人群，如果不考虑消费环境的因素，境外价格低才是主要原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周立表示，对于同一种品牌的消费品而言，在内地和境外的价格不同，是造成购物者境外花钱的主要原因。
周立认为，在国内生产成本占优势的前提下，价格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物流成本，二是税收成本，也即贸易成本。“正是这两方面加总的成本不同，造成了异地异域的价格不同。”此外，不断扩大的中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劲，追求世界名牌、消费奢侈品的愿望日益强烈。
市场人士分析，人民币升值、购买力提高是重要因素，此外，境外品牌效应也是国人将奢侈品消费贡献给海外的重要原因。国外知名奢侈品品牌范围广泛，从服装鞋帽到化妆品、手表、手提包等不一而足，反观中国内地的奢侈品则颇为“寒碜”，本来就不多的国产奢侈品鲜有人问津。据了解，中国本土奢侈品牌海鸥表，一款价格为168万元的手表白2010年推出后，应者寥寥。
“目前消费外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长此以往，不利于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周立认为，需要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加强品牌建设，鼓励引导这一群体把钱花在国内。一直以来，我们对奢侈品消费不鼓励、不提倡的做法迟滞了消费的增长。应当努力使高收入者手中的钱花在国内，为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作用。
9．“周黑鸭”是孝感市民非常喜爱的零食，也是在全国名声响当当的品牌。然而，有的商家却干起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2016年4月，孝感市工商执法人员在应城市西大街检查中发现，有一家店铺挂着“周黑鸭”的招牌，招牌上还写着“现场制作真空包装”的字样。这引起了执法人员的警觉。经询问，店主彭女士表示店内的卤制食品是在云梦县的“汉味鸭脖店”购进的散货，并没有经过“周黑鸭”的授权。随即，工商部门展开立案调查，并发出处罚决定书，给予行政处罚5000元。
2016年，孝感市工商局集中组织开展以打坑农保秋播、打侵权保名优、打假劣保民生、打欺诈保权益、打垄断保公平、打无照保秩序等“六打六保”为主要内容的红盾消费维权雷霆行动。该局全面检查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商品，为秋播保驾护航；以商圈、商城、精品商业街等场所为重点，严厉打击擅自使用知名商标特有名称、包装等假冒仿冒侵权经营行为，加大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的保护力度；以儿童用品、装饰装修建筑材料和汽车配件等商品为重点，以商品质量抽检为手段，加强对商品质量的监管。截至目前，全市共查处各类消费侵权案件2972件，开展“靶向式”商品质量抽检880批次，震慑了违法者，保护了消费者，提振了消费信心。
一面绣有“消费者保护神”字样的锦旗挂在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谢荣调解(维权)工作室里，分外醒目。谢荣清楚地记得：2015年3月5日，双峰山旅游区刘某购买280元的烟花和爆竹后，商家未提示安全燃放注意事项。当晚，刘某在燃放烟花时，被炸伤左眼，造成左眼球摘除。2015年3月8日，刘某向市工商局123 15指挥中心投诉，中心当即指定开发区分局谢荣调解(维权)工作室进行调解处置。经谢荣多次调解，最终商家一次性支付刘某医药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共计10.5万元。
“既然挂了我的名字，我就要对得起消费者喊我的一声‘老朱’。”在应城市老朱维权工作室，调解员朱幼军如是说。朱幼军是应城市工商局城中工商所消费维权服务站站长，从事消费维权工作已有十余年。经他调处的消费维权纠纷有瑚多件，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0多万元，没有发生一起复议上诉案件，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老朱维权工作室”“谢荣维权工作室”“马勇维权工作室”“杨波维护工作室”……全市许多消费维权能手如今都有了自己的冠名调解室，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进一步强化了工商干部的责任心，增强了荣誉感。截至目前，这些工作室共调解纠纷250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已成为孝感消费维权的新名片。
2016年11月10日，在“双11”大幕拉开之际，孝感市近百家网商企业齐聚一堂，共同作出“双11”诚信经营服务公开承诺，并在“诚信签名墙”上庄重签名。
时代呼唤诚信，经营者需要诚信。孝感市工商局不断创新工作理念，通过开展“3•15”商家诚信承诺活动等，让经营者从不敢违法经营到不能违法经营再到主动守法经营。2016年10月，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以“商品无假、服务无诈、投诉无忧”为主要内容的评选活动，创建放心消费示范商户1000户、示范街区10个、示范县市2个，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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