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和关心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重大成就，在提高各族群众文明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与全国文化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贡献。 2．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遍布全国，经济多样，生存环境各异，社会历史阶段和经济发展基础不一，其文化底蕴深厚，特征独具，相互迥异，夺目迷人。少数民族为灿烂多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也是各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他们的身份与独自的民族精神之所在。 由于历史与地理条件等诸多原因，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长期滞后，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在经历新中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始入崭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人民企盼的，也是历史发展和进步之必然。但也要看到，在这巨大的变革中，少数民族的传统与文化面临着濒危与消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当前，在强大的经济一体化浪潮中，面对着来势迅猛的西方化、汉族化、单一化、消费化，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无力应对，只有随着潮流改变自己。很多富起来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已经被“小洋楼”取代，民族服装及服饰及其工艺日渐式微。由于没有相关的保护法规，古董贩子乃至外国人在少数民族地区肆意廉价地搜寻宝贵的文化遗存。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外出打工，远离自己的传统。不少地方听唱史诗的，已经不是年轻人而是旅游者。学校教育很少涉及少数民族文化内容，青年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缺乏必要的知识，缺少必要的感情。民间文化的传人——老艺人、匠人、歌手、乐师、舞者、故事家、民俗传人相继去世，很多经典文化已经无人传承。如今，民族语言在不少村寨已不复使用。一些民族语言(如赫哲语、满语、塔塔尔语、畲语、达让语、阿侬语、仙岛语、苏龙语、普标语等)，会使用的都不超千人。随着最后一个鄂伦春人的迁徙和定居农区，他们的狩猎文化至此终结。这些形成于成百上千年的民族文化板块正在瓦解与松散。 3．“啊朗赫赫呢哪，啊朗赫赫呢哪……乌苏里江(来)长又长……”《乌苏里船歌》优美舒展的“赫尼哪”调，让全世界人了解到，在我国东北三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有一个沿江而居、渔猎为生的民族——赫哲族。 6000多年来，赫哲族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着生活，而且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乌苏里船歌》就是根据当地民歌“嫁令阔”的曲调改编的。“嫁令阔”内容多为表达爱情和歌颂家乡自然环境，男调气息悠长宽广，女腔唱腔明快活泼，当有的人不愿说出心里话时，就选择一个适合的曲调，只用“赫尼哪”这个虚词来反复哼唱，表达心情。 除此之外，赫哲族还有歌唱民族历史的“伊玛堪”、摇篮曲“博布力”等。对于仅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赫哲族而言，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说唱艺术，是他们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生活方式进入了赫哲族，原始纯朴的渔猎文化受到冲击。很多赫哲族年轻人为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需要，放弃本民族语言，使用处于强势的主流语言。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能听会说赫哲话的人已不足百人，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其民族语言正处于一种自然消亡状态。没有了赫哲语，这些民族风俗、文学作品将失去传承的载体。在苍茫辽阔的白山黑水间历遍了岁月的“赫尼哪”，再也不能轻吟款款，传唱千年。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多、语百多、文字多。除汉族外，已确定民族成分的有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50％～60％的土地上。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使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然而，目前已有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处于濒临?肖亡的边缘。其中情况最严重的几种语言如下： 赫哲族语：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相应的文字。在其主要聚居区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乡，能用本族语交流的只有十几位60岁以上的老人。 倒话：一种藏汉混合语，作为母语使用于青藏高原东部、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使用者目前仅有2685人。 仡佬语：属汉藏语系，但语族语支的归属，学术界尚无定论。仡佬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以汉字为共同文字．目前也只有少数老人通仡佬语。 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现在除少数地方外，土家族语言已逐渐消失。土家语除自然消失外，也还有人为因素。如来凤河东村在1940年间，还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中老年人用土家语通话，但当时国民党部队认为说土家语是黑话，对说土家话的人捆绑吊打，使这里的土家人都不敢说土家话了，加速了土家话的消失。 满语：现在只有约100人能够听懂，约50位老人还可以说。 仙岛语：是阿昌族一个支系使用的语言，使用人数仅有100人左右。 木佬语：目前仅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会讲，已是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 很多语言学家早已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得以传播的主要工具，因而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比如爱斯基摩人对于雪和白的认识和其他民族都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透过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与物种的消失相类似，语言的消失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破坏。 4．近年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大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人选世界级和国家级保护名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不断挖掘和认可，保护措施不断得到加强，涉及的文化事象、民族和地域也在不断扩大。 三峡大学的陈廷亮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张磊就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濒危状况及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和消解十分严峻。时代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冲击、传承人的锐减和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财政困难与保护意识的欠缺等因素而导致的保护机制的脆弱，都在加速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与消亡。他们通过深人调查发现，湘西土家族苗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虽然很丰富，但其濒危和消失的速度却十分惊人。民族语言的濒危使湘西少数民族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或绝迹；传承人的不断减少和老龄化使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危机；工业文明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使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飞速消解；学校教育与民族民间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间存在着断层；“重申轻保”、“保护性破坏”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则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对民族音乐的出路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无论是民族器乐还是民族声乐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民族音乐要坚持民族化、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我们的音乐不但要和国际接轨还要和民族传统接轨。 5．广东省56个民族成分齐全．现有少数民族人口308万。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瑶族、壮族、回族、满族和畲族。全省有连南、连山、乳源3个自治县，有7个民族乡和分布在50多个县域的38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省区其他少数民族的迁入，广东少数民族文化更加多元与丰富，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支持民族地区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广东省少数民族文化近年来繁荣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广东省财政加大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其中一次性给3个自治县各安排6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挖掘整理保护工作，打造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族艺术精品，抢救了一批民族文化遗产，取得了较好成效。 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有关民族政策和加强文化建设的有关指示精神，在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功能和作用的基础上，针对广东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较为缺乏、落后的实际，出台一批重要法规和指导性文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帮助民族地区抓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文化设施条件，解决了少数民族群众看书难、看戏难和看电影难的问题。 近年来，广东省实施了“文化艺术上山下乡工程”。省直艺术院(团)每年送戏下乡到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除省直艺术院(团)的演出外，3个自治县相继建设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传承基地，成立民族歌舞团，平均每年为当地演出100场，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广东民族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独特的乡风民俗。近年来，广东省在挖掘整理民族文化资源的同时，着力研究对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和办法，使古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以挖掘研究为基础，以开发利用为目的，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总体思路，从而使民族文化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增大，成为全省民族地区增创发展新优势的重要内容。 为大力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广东立足实际，创新形式，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健康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008年，在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广东省民族宗教委整合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和3个自治县民族歌舞团的力量，按照“特色鲜明、机制灵活、资源共享”的原则，成立了广东民族艺术团，并以该团为依托，组织在广州、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等地巡演。 通过举办广东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民族大团结文艺晚会、“爱我中华——民族团结唱新歌”大型文艺晚会、首届全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及民族团结进步艺术作品展、摄影展等活动，充分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扩大了民族工作的社会影响力，有效地促进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6．桂林山水、阳朔老街、民歌对唱……2012年6月21日晚，来自广西的大型原创音乐剧《桂花雨》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舞台上演出，赢得广泛好评。“《桂花雨》让我们懂得坚守承诺，看到了民族的魂。”演出结束后，观众冯云喜热泪盈眶地说，“它在给我们带来心灵反思的同时，也带来了艺术的享受。”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传统戏剧民族色彩浓厚。近年来，广西像《桂花雨》这样通过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借鉴和吸收多种舞台表现形式、彰显时代气息的剧目越来越多。这种发掘和吸收，赋予了民族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也使广西民族文艺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一五”期间，围绕“打造广西气派的舞台艺术精品”宗旨，广西推出了壮剧《瓦氏夫人》、京剧《霸王别姬》、民族歌舞《漓江诗情》、大型壮族歌剧《壮锦》等一批反映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的舞台艺术精品，在全国性评奖和比赛中屡获大奖；民族音画《八桂大歌》、壮族歌舞剧《妈勒访天边》和桂剧《大儒还乡》等还人选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国际民歌节等品牌节庆的推动下，一批批富有广西民族特色的民族文艺作品纷纷亮相国际舞台。如新版歌舞剧《刘三姐》曾多次赴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演出，以高质量的艺术呈现、浓郁的民族风情、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赢得了掌声，也赢得了票房。 大创作促进大繁荣。近年来，广西对民族文艺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自2011年开始，广西将连续三年每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艺术创作生产。不少文化工作者欣喜地把2011年形容为“艺术创作丰收年”。 2012年，广西民族文艺事业迎来了“重点突破年”。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广西将继续实施“打造广西气派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加强对民族、历史、新农村、生态等题材的创作，计划推出3至5台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大型剧目和一批特色鲜明的小型剧节目。同时，以自治区文化艺术创作人才小高地建设为抓手，培养15名左右的名家大师和领军人物，带动培养一批优秀中青年文化人才，加强高层次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艺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7．“我精彩，我运动，我健康。”2011年4月21日上午，成都市回民小学迎来了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会。运动会上，学生们表演了新疆维吾尔族舞蹈、蒙古摔跤、彝族新歌、傣族泼水舞蹈等十多个节目。学校的老师也加入了进来，表演了舞蹈《贞观长歌》等。据悉，成都市回民小学是成都唯一一所少数民族小学，目前学校拥有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壮族、藏族、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400余人。学校经常开展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教育课程和富有民族特色的课外活动，如“民族故事我来讲”、“民族歌曲我来唱”、“民族舞蹈我来跳”、“民族美景我来画”等，让孩子们增进民族友谊。成都市民宗局红晓副局长表示，这些活动可以从小培养各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8．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方面，国家制定了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继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集中力量完成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调查；扶持少数民族剧种建设；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文化建设，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为了扶植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事业，国家实行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文艺人才培养、对外文化交流、文物保护“四优先”政策。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少数民族艺术团组出国访问大约占全部出国演出团组的30％～40％。为了加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人才培养，中央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院校都开办了少数民族班。为了繁荣少数民族艺术，国家设立了少数民族艺术“孔雀奖”。“孔雀奖”自1985年设立以来，已举办七届，共评出奖项60余项，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艺术发展。万里边疆文化长廊作为一项全国性的重点文化工程，受惠最多的就是各少数民族，这项工程在地域上基本上囊括了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计划成书300卷450册近5亿字，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建设的万里长城”的10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整理、保存和保护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针对西藏自治区的实际需要，近年来又实施了“文化援藏计划”，由文化部统一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西藏，对于藏族地区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9．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政党的精神旗帜。建设和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未来。 2012年6月以来，随着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参演剧目相继登场，精彩的演出博得首都各界观众的好评。透过一台台充满浓郁民族风情和强烈时代气息的剧目，人们在感叹少数民族文化的厚重与多彩的同时，一个共识越发清晰而深刻：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形成了我们党关于文化工作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其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论述，是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探索并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高度概括起来，是“五个坚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创新。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体现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之中。前者提供了一般性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五个坚持”，科学把握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抓住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关键和根本，体现了新形势下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总体要求。既是对我党长期以来领导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新形势下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指导方针。 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各族群众的热切愿望。与此同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现状与各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与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不相适应，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要求不相适应，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做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绘制了宏伟蓝图，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被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牢牢把握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五个坚持”正是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 伟大的事业需要洪钟大吕，奋斗的人民呼唤文化繁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五个坚持”重要方针为指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必将实现新的跨越，创造新的辉煌!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以住房为主的房地产业是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支柱产业，事关国计民生。中央自2010年实施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初步得到抑制。 但房地产领域的一些问题尚未根本解决，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答记者问时再次强调了房地产改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的重要性。他说，对于中央来讲，就是要加强对地方落实房价调控政策的检查力度，真正实行问责制。同时，密切跟踪和分析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形势，进一步研究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对地方来讲，就是要认真落实房地产调控的责任。比如，首先要公布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和房价控制目标。 温家宝总理还强调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就是说从供求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保障性住房除了棚户区改造以外，主要用于公租房和廉租房，这个方向必须明确。对于保障性住房，土地必须单列，做到应保尽保。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建设必须有高标准、高要求，也就是说要确保质量、安全和环保，特别是在环保上，从设计到建设整个过程，都要实行节能。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后的管理和退出机制现在就要着手制定规则，这样就实行了一个从建设到管理，到退出的完整机制，从而使保障性住房质量和效益得到保证，使将来它的管理也得到保证。 2．围绕房地产的矛盾是效率和公平如何兼顾、平衡的问题。过去十余年房地产市场充满着效率导向，其快速发展也有效启动了各地的经济增长，但是房地产本来还应该有的民生导向和公平导向却被忽略了。如何解决住房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问题，是目前房地产业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领域，需要增强“有形之手”干预、调控的力度，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在政府长期追求GDP发展、社会长期商品化渐变的过程中，房地产问题已积累了很多社会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房地产改革迫在眉睫。 自2007年以来各地均加快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应的探索，而目前相对于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而言，中等收人阶层的住房问题是各地住房政策体系中定位最为模糊的部分。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某副局长认为，从社会收入阶层结构来看，约占整个人口60％~80％的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住房消费的绝对主力，而且也是最关注房价、最受房价牵扯、意见最大的群体。对于收入阶层的高低两极，住房问题分别采取市场化和保障化的策略来解决，既易知又易行；但中等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则涉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边界问题。一方面，政府手里有土地储备而没有住房储备，一些符合一定条件的户籍及非户籍中等收入阶层不能享受最基本的住房保障：另一方面目前商品租赁市场混乱，迫使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挤入商品房市场；再加上“90170”普通住宅建设的政策在许多地方已名存实亡，“只为富人盖房子”的谬论和歪风盛行，因此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必须科学、合理地把握调控的“度”，使调控既不能伤及市场效率，又能兼顾公平。 3．虽然自2010年开始中央加强了房地产市场调控，但一些地方经济仍过度依赖房地产，GDP增长主要靠房地产带动，财政收入主要靠土地经营收入，银行收益和资产质量主要靠房地产抵押贷款，房地产业甚至已成为一些城市的经济命脉。据房地产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看，2009年全国土地市场交易异常活跃，排在前20位的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8000多亿元，同比增加160％，许多城市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的行业利润远高于其他行业，各类企业纷纷转向房地产开发。2010年“两会”后尽管房地产调控措施已陆续出台，但仍有央企不断顶风涌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央企地王”一时成为舆论焦点。央企仅仅因其特殊的地位而备受关注，实际上，除央企外，其他各路资金近些年来一直在汹涌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如近年来转行房地产的上市公司显著增多，据统计，2005年至今有近40家上市公司由原来的主业转行房地产，占到目前地产类上市公司总数的35％。而从上市公司的毛利率表现来看，房地产行业表现最为突出，自2005，年以来毛利率连续五年超过30％。大量热钱和投资商涌进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炒作，加剧了房地产市场资产泡沫的形成，同时使本应投向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 4．在房价大幅上涨中，一些城市出现排队抢购、倒卖号子等现象，除了投资投机性需求旺盛外，商品房供应相对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基层干部和普通消费者说，地少人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在沿海部分城市，土地资源已到了匮乏的地步，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在沿海城市出现的这种现象将持续向内地漫延。 土地紧约束最明显的深圳市，目前新增建设用地几近枯竭，近几年商品房用地供应持续紧张，导致商品房开发建设规模出现持续下降。据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市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批准预售面积从2004年到2009年持续回落，分别下降了57％、65％、41％。与此同时，由于住房消费不断升级，商品房需求持续旺盛，深圳新建及二手商品住宅销售总量从2004年到2009年增涨了54％，从而导致住房市场产生较为突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房价上涨快、市场波动大、投资投机增多等问题。2009年深圳商品住房价格从2004年的每平方米5980元上涨到14858元，涨幅达到144％，2009年第四季度深圳房价突破每平方米两万元，高居全国城市榜首。 一方面是土地紧缺，而另一方面“土地财政”的现实利益又消解了地方政府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房地产民间观察人士、深圳香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某总经理说，现在地方政府执行的是“鸵鸟政策”，有些地方明明十年之内就已无地可用，仍不能停止卖地冲动，因为地方GDP增长、政绩考核都依赖于出卖土地、房地产业的短暂繁荣来支撑。 5．随着房价飙升，房产正在迅速加大百姓的贫富差距。原浙江省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某副总经理说，由于房价上涨远远超过银行利率和物价上涨，造成了“马太效应”——越早买房、买得越多、买高价房的人，财富增长越快，而一些群体，如农村到城市打工者、城市贫困人口以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被挤出住房市场，由住房引发的贫富差距和各阶层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房地产业已成为目前百姓怨气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广州市国土和房管局某副局长认为，目前住房问题上出现的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现象，根本上说是公平问题，是住房资源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完全靠个人资产的多寡来决定住房资源的分配，不加以区别对待，必然会造成有人占有资源多、有人占有资源少甚至分不到资源，老百姓是既患寡更患不均的。 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业更需要改革而不只是调控。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回归理性，必须打破导致房地产疯狂的基石，一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须加快改革、扎实推动以求逐步解决。 6．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土资源部在今年将加强和改善房地产用地调控。确保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 为解决保障房分配、退出等难题，今后我国将大量增加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设。这表明住房保障体系逐步由“重购买、轻租赁”，转变为“租售并重”。随着供应结构变化，加之监管和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伴生性矛盾将逐步化解。 为确保房地产的科学发展和住房体系的科学建设，从中央到地方，致力于实现广大群众住有所居的新一轮政策举措和改革探索正逐步展开。 考核问责制度的建立，将使保障房供应成为“硬约束”指标。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 2011年1月28日，房产税改革在上海、重庆试水，这既具有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意义，也对抑制投资投机需求有直接作用。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表示，开征新房产税，长期目标是打造地方税体系中主体税种的框架，为地方政府培植重要而稳定的税源，其税收可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助于矫正“土地财政”制度的偏颇，具有全局意义。 7．城市房屋的基本构成包括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包含多个住房类别，它是提供给符合地方政府所制定标准的居民的一种社会保障形式。保障性住房大致可分为四类：两限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性租赁房。 2010年11月25日，大河网以《新乡经济适用房不摇号，房管局科长认购多套经适房子》为标题报道，在河南新乡购买经济适用房，百姓无法申请按揭贷款，且一次性就要全额付几十万元。认购名单上几乎全是“老总”、“科长”，其中有个“宋经理”一人竟然认购十余套。事实摆明了就是为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设置障碍，从而让这些房子落入某些利益群体之手。此前更有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石家庄廉租房157人浑水摸鱼事件等等…… 在我国南北各大城市，低收入群体因买不起经济适用房而大量弃购的同时，某些经济适用房小区高档私家车频频出没。在这些经济适用房小区中，已售部分批量闲置，呈现出“高出租率”。近的就拿深圳本地来说，像桃源三期这种典型的福利经适房．似已沦为开宝马、奔驰群体的专利，有关政府部门优先解决的仿佛还是内部人员、群带团体的多套住房需求。 住房保障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保障性住房实物供应总量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扩大受益面，惠及更多的住房困难家庭；同时供应结构需要调整优化，增加租赁型住房比例，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二是住房保障法制建设工作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已出台的住房保障政策多属于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不高，需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适时出台地方层面的法规，为推动住房保障工作提供法制保障。三是随着保障性住房陆续竣工交用，后期管理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格动态管理、物业服务和社区管理等各项配套政策和制度，切实抓好居民入住后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四是住房保障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各区县住房保障工作发展还不平衡，需要加快落实管理机构，充实管理队伍；同时在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土地供应、资金保障等方面需要建立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8．从2010年起，北京市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住房保障政策管理体系，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能力，逐步构建起符合本市实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多层次”就是通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等多种保障性住房，解决不同层次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多渠道”就是在供应保障性住房的同时，结合首都功能核心区保护性改造、棚户区改造、农村住宅抗震节能改造、城乡结合部整治等多种渠道建设筹集定向安置住房，加快改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多方式”就是采取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相结合，大力发展租赁型住房，推动住房保障方式从“以售为主”向“租售并举”转变。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2011年7月25日在北京市2011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作报告时表示。下半年将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特别是继续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9月底前力争实现全年项目全部开工、竣工配售6万套，年底前确保竣工交用10万套。公共租赁房确保全年开工建设6万套，力争达到8万套。充分发挥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作用，充实政府资本金，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支持更多社会单位参与建设。强化保障房后续配套管理，完善配租配售、物业服务和退出机制。完善住房租赁市场价格调控政策，防止房租过快上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9．从2009年开始，太原市正式启动了经适房申请、审核、公示工作，全市申请家庭共计20374户。按照《太原市经济适用房申购办法》规定的程序，房管局先后完成了全市56个街道办事处审核、六城区民政及房管部门审核和市房管局核准的“三级审核”以及区市“两级公示”，对公示中群众提出异议的家庭，经复审后，取消了201户不符合申购条件的家庭，最终核定符合条件的申购家庭为20173户。 2010年9月17日，房管局部署摇号前准备工作。申请人的审核必须是严格的、公正的，摇号软件更需要如此。为了能将软件做到万无一失，房管部门经过招投标确定具有双软认证的太原理工天成作为软件制作单位。 之后，安居中心、公证处、电子产品检验所、软件公司先后7次碰头反复商讨，购买全新的电脑，保证主机内无任何使用痕迹。并设有管理员、操作员、总管理员，三重密码，必须全部通过，才能打开数据库，而且库内页面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报送山西省唯一一家具有电子产品检验认证资质的单位进行认证检验。 2010年9月27日，西华苑三、四期经适房公开摇号。 “这么好的房子能公开公平地卖给老百姓?我根本不相信，那是政府作秀哩。”市纪检委的小杨打车去西华苑时，的哥曾有这样疑问。但是在经适房销售22天后，这样的疑问已经被事实封口了，市政协负责监督该项工作的领导曾经在销售现场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民众的满意度超乎想象。 太钢一位王女士说，她的儿子申购了一套经适房，没想到竟然中了，当邻居告诉她被摇中时，她根本不相信。后来儿子上网查看了公示才相信这居然是真的!“咱又没关系，没想到这居然是真的，要不是政府好，这种好事哪能轮上我呀!”王女士特别激动。 从经适房购房意向登记开始，市纪检委排出的监督组就全程介入，随着工作的开展，人大、政协、公正、媒体以及公众都加入到监督队伍中来，整个销售过程全部接受监督，这在其他省、市的经适房销售过程中是不多见的。 “按照外省、市的一些选房办法，一般只摇一次入围号，再摇一次房号即可，这样做，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选房工作。但考虑到困难家庭生活不易、攒钱不易，我市在程序上严谨再严谨，在措施上细致再细致，不仅选择了入围、选房、轮候3轮摇号，确保各类申购家庭被选中的几率均等，而且服务内容反复细化，销售时间几倍拉长，目的是尽可能给困难家庭提供充分的空间，尽量让他们一次性选择到自己满意的住房。”房管局张局长说。 对特殊的申购家庭，比如申购入刑拘、死亡、残疾等特殊情况，工作人员都要上门服务。他们已经为4个被刑拘的申购人办理委托公证，让这些申购者顺利进入选房程序。 10月26日，405号被刑拘者小李的家人，手捧着锦旗，出现在经适房销售现场，老人泣不成声：“家里出了这种事儿，原先都准备放弃了，没想到你们竟然不辞辛苦给我们把失去的权利争取回来，我特别感谢你们。” 经适房选房开始后，共有9个申购者不幸去世，对于这些家庭，工作人员都会上门落实，如果家人符合经适房申购条件，市房管局同意将申购人的名字改作他的家人。 “以公权公用促公信，用公开公正赢民心。”这就是“太原模式”，它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康庄大道，它是太原人民的智慧，它将永不停息。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近来，网民们纷纷吐槽身边的“土豪”现象。比如北京市朝阳区某村村委副主任，国庆期间为儿子连摆三天婚宴，总花费超过160万元，豪车开道、鲜花铺路、明星助唱——网友纷纷感叹：“这才是‘土豪婚宴’!”又比如江苏南通某男子用500万元现金拼成“羊肉卷”作聘礼迎娶新娘，场面让网民“叹为观止”；还有四川绵阳市盐亭县某新郎用价值2000万元的直升机接新娘，参加婚礼的宾客和网民“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一位专门服务“土豪’’级别消费者的旅游机构这样描述自己的顾客：“土豪类喜欢热闹，喜欢赌场和情色表演，喜欢逛街买东西。安排他们人住商业中心的旅馆是最佳选择。如果把他们安排在远离城市的度假村里，他们还无法享受度假村的景致和内涵。”而另一位业内人士也透露，中国的富人游客素质、背景参差不齐，热衷购物炫富，给小费时却非常傲慢。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在中国的国庆长假期间，英国的高端品牌店内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平均每位中国游客在英国购买8000英镑，约合人民币78354元的商品。中国游客的消费集中在手袋、皮鞋、手表等物品上。媒体表示，中国游客大方的开销让许多中东游客都相形见绌。 2．土豪被中国人所熟知，与土改和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有关。那时的土豪，是专政与打击的对象，因为为富不仁、盘剥贫苦农民、破坏革命等是他们的标签。但现状的“土豪”，其含义已经彻底改变。 时间让人感慨。若干年前，中国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认识的“土豪"，到今天变成网民一争着抢着要“做朋友”的对象了。如今，人们对“土豪”是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是“路见禾平一声吼，抱着土豪不放手”“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样的自我嘲弄和相互之间的戏谑。 “土豪”已经成为热度盖过“高富帅”“白富美”“屌丝”等名词的新的群体标签，而且它在这几个名词之外建构了一个新的群体，划分出社会多元化群体的一部分，与“高富帅”“白富美”等在文化形态上形成了对照，构成了粗鄙与精致的二元区隔。与此同时，它与“屑丝”则在粗鄙层面构成对应，在经济基础的坐标体系中，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土豪”已经从政治学意义上的贬义词，转化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的一种直白写照，同时也涉及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品位和价值取向。 在社会学意义上，当下人们眼中的“土豪”，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近十几年来以房产为支撑的新崛起的富裕阶层——在中心城市，一套小房子即意味着一个百万富翁。他们展现给世人的形象，类似于曾经坐享其成的地主与佃户，因为这些人往往不是靠辛苦的商业经营而获得财富的企业家，也不是靠辛勤工作而获得不错收入的白领，他们只是坐等财富随着房价一起疯狂飙升，然后成为世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有了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物质生活，然后以各种物质包装自己，最近的iPhone 5S手机的颜色以“土豪金”为特征，它和暴发户的镶金牙，有着类似的靶子与象征意义，成为非公平状态下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显著标签。“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的背后，表现出的是一种自嘲与社会表达，民众对于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行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服从的认同。 另外，从文化上，中国人一直并非真正的拜金主义者，对于文化、品位与素质的内心的认同还是很高的。正如我们现在在朋友圈内的相互戏谑，也都是以“土豪"相互称谓与冠名，最后大家会发现，“土豪”的说法满天飞，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承认自己是“土豪”。 一般来说，社会在词汇上的区隔与分裂，是社会分化的直白体现。无数的新词的流行，都可谓中国现实的晴雨表与检测器。“土豪”这个革命时代的语言，在21世纪的今天，以反讽式的全新含义崛起，成为一道有着黑色幽默意味的社会裂痕。人们对于现状的不满，通过戏谑与自嘲的姿态，进行了解构与新的建构。 对于舆论关注的“土豪”现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明洁这样解读：“一个词语或概念的兴起，总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原因。”“‘土豪’，是对无脑消费、拜金主义的一种嘲讽，是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价值观的批判。”李明洁认为，这种嘲讽本身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就是敦促国人文明消费，减少对物质的盲目崇拜，提高自身精神文化修养。” “国外的很多富豪都是慈善家，他们懂得回馈社会，因而所谓的‘仇富心理’在国外并不突出，”在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的中国交流生李黎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能够将财富投入到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中。” “土豪”形象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有网民总结了“土豪”这十多年来的转变：“从戴金链子转成戴佛珠，从喝白酒转成喝红酒，从西装领带转成中衫布鞋，从搓麻将转成打德扑，从开奔驰转成跑马拉松，从游山玩水转成山中辟谷，从投资夜总会转成投资拍电影，从狐朋狗友转成EM—BA同学会……” “这个转变总结得很好，表面上看是附庸风雅，实则是‘土豪’群体的缓慢进步。”上海市心理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解读说，“这些预示着国人在温饱完成之后，对精神文化产生强烈需求。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土豪’们正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但从“土豪”到真正的“精神贵族”，还需要适当的方式来引导。孙时进认为：“像目前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大力推进，城市文化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构建越来越多的社区图书馆等，都可以充实国人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寻找精神上的归宿，比物质上的脱贫致富更为艰难。中国‘土豪’们追求精神富足之路或许还很漫长，但应当充满希望。”孙时进说。 3．郭美美炫富门一经爆发，这个20岁的姑娘便被扣上了“爱炫耀”“虚荣心极强”的帽子。其实并非网友主动要去窥探她的私生活，倒是她自己将这些隐私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博取眼球。在她的微博里，小到面膜大到豪宅，还有时不时“无意”上传的各类名牌包和首饰，无不显示自己是个有钱人的身份。大学刚毕业的陈小姐告诉记者，自己看了郭美美的微博后心态有些失衡：“我22岁了，今年刚正式开始工作，原本以为自己4000元的工资并不算低，结果看到人家虽然不是富二代，但20岁就已经开着跑车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心里多少有点不太平衡。” 其实，郭美美只是一个炫富的典型。陈小姐说，自己平日在社交网站里，经常可以看到自己的朋友在相册里上传各类照片，炫耀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去吃高级料理、去商场血拼、和恋人秀甜蜜，还是收到了贵重的礼物，她们都喜欢传到网上和大家分享，而我也忍不住想看，但看过之后心里又觉得怪怪的。” 像陈小姐这样对“郭美美们”的生活状态爱恨交加的人绝不在少数，一方面她们对于其他人的生活格外好奇，另一方面又会对于别人展现出的优质生活产生嫉妒的心理，而这些想法则正中“郭美美们”的意，因为这类网络炫富者在晒生活的同时还有一句潜台词：“快来嫉妒我吧，看我过得有多好。” 心理学家指出，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喜欢网络炫富的人普遍存在寻求自我肯定的心理。“就像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要一样，证明自己很有价值与地位、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但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则取决于炫耀者自己的价值观。”过分地爱慕虚荣正是缺乏自信心和安全感的心理表现，也是一种膨胀、扭曲了的自尊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多数在背后窥探、唾弃“郭美美们”的人，心里可能也藏着和他们一样的虚荣心，控制不好就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同样得不偿失。 一同样是刚踏入职场，在一家外企市场部工作的曾小姐也有着和陈小姐一样的烦恼。“我身边现实版的郭美美太多了，公司里的女白领们每天来办公室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看着她们开着车，优雅地拎着名牌包光鲜亮丽地来上班特别羡慕。我大学刚毕业，根本没能力花这么多钱去置办行头，工作的时候总觉得低人一等。”对于他人的生活羡慕不已却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将这些移植到自己的身上，这是众多职场新人面临的心理困扰。心理学专家分析，长期的自卑感会让人压抑，这也导致了那些暴富的人更加容易在物质上控制不住自己，出现了过分炫富的行为。 相比之下，像希尔顿集团的帕里斯.希尔顿等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似乎“低调”得多。虽频繁暴露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但其本身却并不屑于将自己的奢华生活曝光于众，她们身上具有的气质是“土豪"们所无法练就的。 西方人一直坚信这样一句话：培养一个富翁可能只要十年，但培养一个贵族至少要百年以上。以英国的伊顿公学为例，这座举世闻名的贵族男校奉行的却是严苛的教育和管理制度，从气质和内涵上打造学生，培养出真正有修养、有成就的贵族子弟。里面的孩子并不会表现出无谓的清高或者优越感，相反的是他们几乎都十分谦逊、低调，心理和身体都保持着健康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贵族教育。把从这些贵族学校培养出的孩子和“郭美美们～一比，后者的行为“肤浅”和心理“贫穷”就展露无遗了。所以像此类沉迷于物质生活并乐于炫富的人，并不值得羡慕。 有网友在看到郭美美炫富的照片后表示：“如果她真的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好好去修饰一下自己的内涵。”其实，谁都知道提高学识和修养才是提升人格魅力的途径，但这些人却似乎只满足于表面的物质。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孔令雪认为，奢侈品消费并非完全不可取，如果因为对某个品牌背后的历史、文化等情有独钟，挑选与自己身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产品，无可厚非。但事实上如今大部分在网络上炫富的人都不会考虑这些，物品的金钱价值成为考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一种病态了。 4．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物质的丰富也推动着人们消费观念的不断更新。 而与众多“土豪”不同，虽然拥有上亿元的身家，身为民营企业家的王成军却常常让人觉得寒酸：一身半新不旧的夹克和牛仔裤，一菜一汤的食谱，普通单人间的出差住宿标准，虽然赚的钱足够买许多套住房，可至今仍然仅拥有一套64平方米的小户型。 “个人财富来源于社会，最终也要回归社会。吃多了、穿多了、用多了……个人享受没有改变多少，却浪费了社会资源和财富。”王成军认为，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越富裕越节俭，才算拥有了真正的美德。 许多市民也认为，真正有成就和内涵的人，没必要刻意用外在的东西证明自己。 与王成军相同，胡兵的消费生活也“很枯燥”：他很少买衣服，不使用空调，随身携带垃圾袋，吃饭坚持使厢勺子，乘军或走路时会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 其实，像胡兵一样的绿色消费主义者已经越来越多。他们力图以自己的绿色消费行为，与政府、社会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 某省工商局、消保委在全国率先掀起了一场以“倡导新消费理念，促进消费和谐”为主题，其内容包括崇尚理性消费，反对迷信消费；崇尚责任消费，反对消费炫富；崇尚文明消费，反对消费畸形的“新消费运动”，呼吁全社会推动消费观念变革，倡导理性、责任、文明的“新消费观企”。 5．奢华婚礼、豪华盛宴，“富二代”炫富，“几十辆车迎藏獒”……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孙怀山曾在2010年“两会”时痛陈：“有钱就张扬，富有就奢侈，是暴发户、土财主心态。”他大声疾呼社会停止奢靡浪费行为，倡导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普通市民眼中，2000元一桌的年夜饭已算不便宜，而一桌最低消费2万元、还不打折的超豪华年夜饭在2010年的春节真是“虎虎生威”，让许多普通市民看着都咂舌。这其中虽有商家牟取暴利的因素所在，但更多暴露的正是孙怀山所痛陈的：“有钱就张扬，富有就奢侈，是暴发户、土财主心态。” 正像孙怀山委员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过去比较穷，现在稍微富裕了，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社会上心浮气躁，流行衣求奢、住求华、车求阔，铺张浪费习以为常，甚至见怪不怪，极其不正常，也是很危险的。 纵观人类历史，未有奢靡而能长久者。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终至夏亡；纣为鹿台，大三里，高百尺，人台俱焚；统一天下的秦朝，建造“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的阿房宫，后人有“灭秦者，秦也”的论断；声称以“大同”为理想的太平天国，官员出入坐轿，仪仗队多至千数人，一俟出行，俨然乡村迎神庙会，不免半路夭折的命运。共产党人以艰苦奋斗起家，既然以天下为己任，为万民求福祉，更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永葆艰苦奋斗的本色。尤其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忘记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孙怀山委员表示，非常赞成部分委员的提法——现在的社会，有些人太奢靡、浮华、张扬，不利于国家发展。“穿戴讲究豪华，坐车讲大排量。总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如果让这种风气蔓延，怎么能沉下心来搞调研，怎么能聚精会神搞建设，怎么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他提议，用艰苦奋斗的党风，勤俭勤政的政风，来矫正世风和民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使人民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孙怀山委员痛陈奢侈浪费，剑指炫富之风，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值得反思，令人警醒。奢靡之风，讲究的是排场，脱离的是群众；贪图的是享受，丢弃的是精神；满足的是虚荣心，失掉的是民心。 6．2013年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到天津市，就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抓住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刹住公款送月饼节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抓党风促民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王岐山指出，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不仅党内有，全社会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不良影响。党风正，则民风淳朴。勤俭节约、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艰苦朴素是党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提炼形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本色。我们刚刚解决温饱、过上小康生活，决不能未富先奢、滋长享乐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狠抓党风建设，促进民风转变、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气健康发展。 王岐山强调，中秋节是传统佳节，传承着民族优秀文化和情感。国庆节是举国欢庆的日子。近年来，不正之风浸染了节日文化，月饼、大闸蟹等节礼越送越奢华，与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渐行渐远。公款购买节礼侵蚀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对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清抑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糟粕。“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党员干部要带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全社会共同努力，做民风转变的参与者、实践者，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中秋和国庆佳节。 王岐山指出，不良作风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起来并不容易。纠正“四风”要从点滴做起，由浅人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抓，坚持数年，必见成效。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接受党内和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执纪，坚决查处顶风违纪行为，予以通报、曝光，增强震慑力。 7．中国经济发达了，神州富人雨后春笋般地崛起。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正因为我们对贵族精神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导致我们过去不但不提倡贵族精神，反而极力批判贵族精神。认为贵族精神就是达官贵人气息，与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根本不沾边。中国人十分推崇英雄主义精神，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涌现出不同类型的受人尊敬的英雄人物。人们虽然尊敬和崇拜这些英雄人物，但这些英雄人物似乎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点远，再加上宣传的错位，使这些英雄人物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让人觉得不够亲切，他们对人们生活产生的示范作用，伴随着市场经济作用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小，甚至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精神视野。英雄主义精神影响的逐步缺失，导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人们活得越来越实际。于是经过改革开放，一大批从穷困环境中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觉得自己手中有了钱，开始追求起生活的品位来，想过一种贵族生活。他们心目中的贵族生活无非是把手中的钱气派地花出去，满足一下虚荣的内心而已。这与真正的贵族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英文里的noble，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英国人所指的贵族并不一定是那些非常有钱的人，主要是指那些有着高贵气质，做人很绅士的人，也就是具有贵族精神的人。他们心目中的“贵族精神”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因此，“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那些出身“贵族”的人所垄断，普通的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是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虽然出身皇族家庭，有着高贵的血统，但英国皇室还是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进行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中国，一些“官二代”“富二代”却仗着自己优越的家庭背景，为所欲为，做出了许多为人所不齿的事情来。精神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民素质决定着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达程度。让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充盈一种贵族精神对提升和改善中国人的素质来说实在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好事情。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一)在生活压力下，很多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被平均”、“被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焦虑。 来自安徽农村的王素芬是苏南一家电子装配制造企业的产业工人，这两年，公司连续加薪，月工资从1500多元涨到了2000多元，但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月收入也只有2500多元。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13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6元，苏南经济发达地区还会高一些。 “我不期待每月六七千元的高薪，可是，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是返乡，还是留下来?小王陷入了两难。 不仅产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强势拥有国有资源，其资源控制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话语权(主要是商品定价能力)远高于一般企业，在财富分配格局中明显占优势地位。一些所谓优势行业，比如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甚至更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1。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不仅低于金融业的8.97万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0.51万元、1.03万元。 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一些机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通过权力寻租等非公平因素。拉大收入差距，也加重了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结。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单位一套房。”6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同学王姝进入了一家国有单位，工资比周妍低一些，但王姝一上班，就以低于市场1/3左右的价格，分到了单位“团购”来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几年下来，虽然周妍的月薪还是比王姝高一些，但由于房价上涨，王姝的家庭财富已相当于周妍的两三倍。 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有房子，还是没有房子”、“有一套房，还是几套房”，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差别。 (二)大专毕业后，陈力扬进入山西太原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员。不过，他虽然走的正规招聘途径，最后签合约时，却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5年来，虽然工作稳定，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与正式编制员工的差距。 陈力扬和正式工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白班、夜班倒班上，半个月轮换一次，但他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正式工比他高出1000多元。 陈力扬说，除了收入有差距，他和正式工的保险也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保险是三险一金，而正式工全部是五险一金。“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却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工作中出点啥问题呢?这很让人担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人，主要由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构成，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95%以上派遣员工派遣期限超过1年，有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龄超过5年，个别企业甚至超过10年。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岗位都是长期性岗位，已背离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范围。 郭清在北京一家旅游企业做市场开发。12年前，他从湖北老家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城市站住了脚。他认为，目前的个税政策，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而企业的管理层靠绩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个税政策。 郭清举例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员工，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个税一两百元，公司部门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资，个税也只有几百元。可由于这几年旅游热，市场火，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每年年底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年终奖金，而这都由公司垫付个税，完全是税后收入。像他这样的基层员工，年终奖则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三)面对国人的财富焦虑，专家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应该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要重新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必须坚持鼓励合法致富的原则，这种鼓励的核心在于符合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条件下的合法致富。要让劳动者从一般意义上的“劳有所得”转向“劳有所值”，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些个人或群体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这主要与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相关。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现在收入分配体制的两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更为迫切地需要解决。亟须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还有一些专家建议，可通过采取提高资源税率、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利润进行合理再分配。 (四)2013年2月22～23日，“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年会(2013)”在京召开。会议下设“社会保障综合论坛”、“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和“中国社会保障青年学者交流会”等6个分论坛。来自全国5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50多位社会保障专家学者，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的主题，就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如何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随着我国社会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财富如何合理分配”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调节收入差距可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多个环节入手。经研究数据表明，税收和社会保障是再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最主要的制度安排。”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表示。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开始在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调查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性收入已经占到收入的14.5%，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在很多国家，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甚至超过税收。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社保支出占到GDP的1/5甚至1/3、占财政支出的1/3甚至1/2。”王延中说。 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表示：“在当代世界，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早已不只是充当消灾化险、雪中送炭的工具，还发挥出调节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公正、实现全体国民合理分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的功能。”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存在不同地域、行业和群体之间的差别，比如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社保缴费率和待遇的差距，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的待遇差距，一般性行业与垄断行业的差别，城乡居民之间社保待遇有无和项目多少的差别等。若不消除这些差别，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也将受到影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宋宝安表示。 郑功成认为，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责任分担机制需要重塑、群体利益格局必须调整、监管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尚未到位、地区差距与人口流动性高无法短期内改变等现实挑战，各项社保制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与不足。“要让社会保障成为公正分配社会财富的长久维系机制与根本性制度保证，优化制度安排是其完成自身使命的基本前提。”郑功成说。 此外，在充分重视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同时，专家也呼吁，需科学界定社会保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鉴于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人均收入差距过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太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等现实国情，光靠社会保障不可能真正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表示，如果过度夸大社会保障的调节功能，可能掩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贻误改革良机，并引发债务危机、“社会福利病”等新矛盾。 此次会议发布了“2012年中国社会保障十大事件”评选结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多项重要阐述”位列“榜首”。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丁建定表示，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探索，我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再只被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工具，也不再仅是保障人民生活和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特殊或临时制度，而是保障人民生活和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 “2012年中国社会保障十大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们为城乡居民提供了相对稳定社会保障预期，在社会保障法制化和基本保障制度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并摸清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家底。 “2012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成就，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从长期实验性状态走向定型、稳定发展的新阶段，普惠全民的愿景即将实现。”郑功成表示。 (五)法律是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其收入分配调控的主要手段。以德国为例，在工资集体谈判立法方面，德国的《基本法》、《劳资合同法》、《企业组织法》和《雇员参与决策法》共同构成了劳资自治的法律框架。在这方面，政府的任务只是保证这些法律的执行，切实贯彻劳资自治原则。在工资支付立法方面，日本企业的工资支付行为主要由《劳动基准法》、《确保工资支付法》、《确保工资支付法实施令》和《最低工资法》规范。 这些国家通常在集体谈判的法定内容或劳动基准法律中，都要求企业工资进行定期的调整，但是各年度工资的具体调整幅度或调整内容则主要是微观层面的决策范畴。尽管如此，多数国家仍力图通过非强制手段对微观层面的工资调整决策进行劝导。如有的国家定期举行没有任何强制定论的全国最高级三方联席会议，进行“道德规劝”；有的政府负责或委托其它权威研究机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进行预测分析，影响舆论。一种更直接的劝导形式是工资指导线，即政府每年根据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价上涨指数等等情况，结合上一年度的工资政策对下一年度的工资调整提出指导意见，供劳资双方在谈判时参考。政府在工资增长过程中还发挥着示范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本身作为一个主要的雇主，通过决定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对全社会的工资增长起导向和航标作用。 纵观国外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无论是经济滞涨还是扩张时期，都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政府承担了对贫穷、歧视问题的责任，个人所得税的严密而高效的征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德国基尼系数长年保持在0.3左右，其调节主要手段之一即是税收。在税收调节方面，税收收入是德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直占财政收入的75%以上。其中对国民收入起到直接调节作用的税种主要有：所得税、房地产交易税、房产土地税、遗产税与赠与税、消费税、团结统一附加税等。 作为高福利国家，芬兰是世界上高税收国家之一。在各种税收中，个人所得税涉及范围最广。个人缴纳的所得税不仅是芬兰政府和地方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成为调节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芬兰个人缴纳的所得税包括：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向地方缴纳的地方税和向教会缴纳的教堂税。在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在20世纪90年代，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包括国家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曾达到65%，目前最高税率仍高达60%。就是说，高收入者真正拿到手的收入只有40%。芬兰政府除了通过按累进税率向纳税人征收国家所得税这一手段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外，还通过向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即生活补助和住房补贴，以及向有子女家庭提供不需纳税的儿童补贴等形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些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形成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化。目前，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可谓中间大，两头小，富人和穷人的比例都很小。 社会保障救济体系的健全以及募捐，也是国外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德国为例。德国创造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网络，其主要内容包括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家庭保险费用、供养战争受害者和健康受损情况下的社会福利补偿和社会救济金。在保障救济调节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其高效率得到了国际公认，现在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30%。 而在募捐调节方面，富人如果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不仅可以依法将捐赠款抵扣部分所得税，达到依法避税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改善自己的形象，从捐赠行为中获得合理的回报，同时也可以用自己的善举回报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负担。 英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调节措施，这些法案、措施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起到了有力的作用。而日本社会保障体系中包括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公众卫生、养老金等多种形式。 (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人民网财经频道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各种讨论不由自主地集中在“收入”的分配制度上。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时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尽管分配存量是由分配流量历史形成的，但分配存量却现实地决定了分配流量。分配存量的规模越大，其对分配流量的决定作用就越大。分配存量体现为财产存量，具体而言，即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 以“白菜价”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转移本来属于全民的资产所致。 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并不大，表现在货币收入上的差距相当有限，但现在仅仅住房一项就表现出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城市居民的房产迅速升值，而农村居民房产几乎没有市场价值，因为宅基地不能转让。城市居民房产增值并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政府通过投入大量公共资源改善了城市公共设施和环境，城市发展了，升值了，带来了城市居民房产的升值，但大多数农民却无法获得这种资产增值。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大约是3.3:1，与过去相比，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而若从分配存量来观察，城乡居民贫富差距远大于这个比例。农民收入增长再快，也赶不上城市居民资产增值，而农村居民资产相对贬值所导致的财产差距。如果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农民进城置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也表明农民市民化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反映出贫富差距固化的公共风险也在扩大。 金融资产也是如此，居民手中的大量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升值，有的金融资产如储蓄存款甚至贬值了。在金融抑制和金融垄断的体制环境下，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价值通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在隐性地向金融部门转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高薪高福利，实际上就是把广大居民手中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分配存量做了再分配，使居民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金融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存量，或者说居民手中财产，有的增值了，而有的贬值了，财富再分配会加速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却与现行的各种制度隐性地紧密相连，如果造成分配存量转移和再分配的制度不改革，则我国的财富集中化还会加快，仅仅在分配流量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分配存量的转移和再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那样摆在明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观察，与当前的制度有内在联系。城乡分治导致了财富转移。过去我国是通过农产品剪刀差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而现在是通过户籍、土地来为城镇化提供资金积累。户籍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人口城镇化，农民进城了，提供廉价劳动力，但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并未因农民进城而同步扩大，因为农民没有市民待遇。土地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土地城镇化。城乡贫富差距由此迅速扩大。 公有制下的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其资本化收益也应归全民所有。但公共产权制度存在漏洞，不少自然资源如煤炭、矿山廉价地转移给了私企，等到开采完了，其资源的公共产权也同时消失，地下的国民财富变成了私人的巨额财富，而生态、环境成本却由社会承担。 任何国家都有垄断，有些垄断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如公用事业的国家垄断。但有些垄断不仅妨碍竞争，而且会引致财富再分配。我国金融业的行政垄断导致金融处于抑制状态，导致居民金融资产贬值，财富缩水，实际上是通过金融这个管道为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提供廉价资金，向它们转移财富。在财富极度金融化的社会，扭曲的金融制度往往成为财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由此可见，我国的分配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加剧，根源还是体制性的问题。 (七)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积累，中国经济在把“蛋糕”做大之后，必须关注分“蛋糕”的公平性问题。中国目前的财富分配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绕不开“劫富济贫”这一指向，这不仅关系到不同利益阶层人士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整个社会制度的公平公正以及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如何按照社会期待的公平指向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路径问题本身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分配机制的扭曲，很大程度上还必须靠法治来复原，只有法治才能确保改革不偏离公平性轨道。对于这样一项涉及区域之广、范围之大、阶层之多、利益之复杂的改革，破解各种阻力、调整各种关系、疏通各种机制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因此，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下设计“劫富济贫”的制度性方案，并在法治化的路径上稳步推行。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6年11月，上海外滩附近的圆明园路一改往日的清净，一栋被包装成草莓蛋糕的大楼爆红网络，萌萌哒的外形吸引了很多路人围观与拍照。 但楼红是非多，一些专家拿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对蛋糕楼进行了质疑，第十六条规定，在历史文化风貌区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和下列规定：不得擅自改变街区空间格局和建筑原有的立面、色彩。 于是，蛋糕楼在亮相2天后连夜“卸妆”，部分网友表示：“不在历史风貌区内怎么就影响了”“偌大的多元文化融合的上海为何连一个蛋糕楼都容不下，更何况，网红蛋糕楼还得到了众多喜爱，民众的喜爱是对创意的最大肯定，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上海为何无法包容这个创意”……众多网友纷纷力挺蛋糕楼，为蛋糕楼“卸妆”感到可惜。 此后，显出真容的上海蛋糕楼更为自己正名，其根本与历史建筑无关，更与改造历史建筑完全不搭边。外滩蛋糕楼是众安保险为庆祝其三周年生日而做的创意，将一栋八层楼高的新楼外观包装成了一个硕大的粉萌蛋糕，只是暂时性的外观装饰，活动结束后便会将大楼恢复原样，可有专家质疑：其影响了周围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整体规划和建筑风格。但外滩蛋糕楼并非历史建筑，而是一栋新建的大楼，并且是按照正规程序获得了灯光办的认可才进行的装饰，这样的“拍砖”也无疑引起了众多争议。 上海外滩蛋糕楼因为“萌萌哒”的外表迅速成为网红，正说明了人们对于创意的认可，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人们愿意接受新事物带来的惊喜，专家们也应该有更多的包容心让上海这座一线城市具备其该有的多元化和创新。 人们在外滩蛋糕楼下驻足拍照，自拍合影，借位拍照，用蛋糕楼的萌衬托自己的萌，蛋糕楼给大家带来的是众多欢乐，而至于专家所谓的“格格不入”，并非是必须卸妆不可的。要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有一些看似格格不入的创意被保留，它们让老旧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正如有些网友说的“在众多旧时古板的建筑群中，蛋糕楼带来的粉萌色彩反而给外滩增添了几分俏皮感”。 上海外滩蛋糕楼虽已卸妆，但联想到之前同样命运的鹿角邮筒，许多民众都希望，上海未来有更多的创意出现，并被包容和留存，让上海更富有层次感和包容性。 审批蛋糕楼的是灯光办，质疑的是专家，喜爱的是广大民众，上海作为多元文化聚集的国际大都会，它的包容心应该是所有人共同想要的结果。上海有高大上、有历史文化、有小资情调、有高逼格，同样，也有接地气的大众文化，大众喜欢粉萌系的事物，因为能够给人带来欢喜和温暖，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上海蛋糕楼无疑能给人们带来许多欢乐的情绪与美好的回忆。上海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展示包容心，本着多元即创新源动力的理念，鼓励上海多些创意，以传递正能量的文化内涵来丰富民众的生活和内心。 2．2016年11月初，成都的大街小巷密集出现来自不同公司的“共享单车”，这些街头出现的新事物，迅速引起成都市民的关注，并开始风靡。仅从街头观察来看，使用者不仅是年轻人，不少年长市民也在尝鲜。而来自其中一家单车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公测三周后成都地区已经有10万注册用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成都也曾推出过两个公共自行车系统，但使用者寥寥。至于原因，有的市民称办理公共自行车骑行的手续太麻烦，有的市民表示固定停放不方便，还有市民吐槽不能即时了解停车位置，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车。 然而，受到追捧的“共享单车”背后，也并非完美无缺。比如，这些随处停放的单车，也引来一些用户和城市管理者的抱怨。因为乱停放，11月24日，华阳街道的上百辆“共享单车”被清理。 11月26日下午，华阳街道城管大队与摩拜单车在内的三家共享单车分别进行了沟通，在查看了单车所有权证明、公司运营手续及其他证明后，允许他们取回被收缴的单车。 对于“共享单车”这种出行方式，成都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成都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把“坚持绿色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作为“十三五”时期成都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市政府很高兴看到市民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单车出行，这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推进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成都将创造有利条件，方便市民更多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该负责人称，成都历来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对新生事物我们会积极关注，引导其健康发展。当前，成都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我们将继续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前不久成都出台的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公布后，广大网友纷纷点赞。称其为最宽容的网约车新政。“共享单车”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欢迎相关企业在蓉探索这种新的出行方式，同时加快推进管理方式更加科学。市政府也将积极关注，引导其规范管理，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不带来违规占道等问题，帮助其有序、健康发展。 3．为深入推进“微笑满渝州”活动，重庆市各区县集中开展了“马上忌口、马上牵手、马上留步”文明劝导活动，引导市民养成良好习惯。 恰逢周末，全市多地下起了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志愿者们的劝导热情，他们头戴小红帽，手拿宣传牌，举着小红旗，在本市各区县的丰要商圈、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背街小巷，精神抖擞地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积极劝导。 “请大家不要高声喧哗，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免得影响别人休息。”存街头；潼南县的志愿者对喧哗的人群说。“他们还不是在吼，为啥子先找我”“大家都从我做起嘛”，通过志愿者的耐心劝说，喧哗的人群降低了音量。 对在公众场合“高声喧哗、乱吐乱说”等不文明行为，各地志愿者深入广场、社区、家庭，跟居民交谈，采取“多赞许、少批评，多鼓励、少责备”的方法开展微笑劝导活动。 为发挥党政机关和窗口单位的示范作用，江北区、大渡口区、南川区、长寿区、武隆县、彭水县等区县开展了“文明接打电话，机关干部先行”活动，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电话文明用语进行了规范，“您好”“请”“谢谢”“再见”在机关干部的电话中使用频率更高了。 在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50个志愿家庭组成近100人的队伍，统一着装，走上街头体验文明劝导。 “嘘!”红灯刚亮，解放碑女人广场红绿灯下，志愿家庭的家长看见红灯亮立即吹口哨，提醒过往市民不要闯红灯。小志愿者们也毫不怯场，挥舞手中的小旗，引导行人过马路。 “哥哥，前面路口有人闯红灯。”“你在这里守着，我去看。”来自渝中区莲花池社区的小志愿者余湖映雪和胡浩宇在外婆的带领下，分工合作，当起公共文明引导员，看到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立马上前阻拦。小志愿者的行为感染了行人，一上午几乎没有人闯红灯。 在江北区五里店转盘，宣传文化系统的近40名志愿者，身着绿色醒目的背心，手执文明劝导牌子，见到行人想闯红灯横穿马路，便立即上前劝阻；见到行动不便的老人过马路，立刻伸出援手，搀扶其过马路；有人上来问路，耐心指引。 万州区、黔江区、九龙坡区、涪陵区、大足区、綦江区等区县也开展了“马上留步”文明劝导活动，对行人不走斑马线、乱穿马路、翻越隔离带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为文明行车的司机点赞。 “他们给让行的司机点赞，我也默默地给文明劝导员点赞”。来自秀山在线的网友说：“感谢志愿者们把他们的休息时间奉献出来，给我们一个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也希望全体市民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过马路不再危险。” 针对市民乱扔垃圾、乱写乱画等生活陋习，开县的志愿者们用行动感染身边的人。他们戴着塑料手套，提着垃圾袋，手拿喷漆罐，对道路两旁垃圾进行捡拾，对一些墙上、路灯柱上的喷绘型非法小广告进行喷漆遮盖，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文明的生活理念融人市民的意识中。 在捡拾途中，偶尔遇到正在乱丢垃圾的居民，劝导员会走上前与之攀谈劝导，并借机宣传一些简单实用的公共卫生知识，以此来改变居民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 在巫溪县，志愿者们深入大街小巷，对群众的生活陋习进行劝导。这支志愿者队伍中有的是网格责任单位职工，有的是自治委员会成员，有的是楼栋长，他们了解基层，贴近群众，他们深入小区楼院，对做得好的居民进行表扬，为文明行为点赞；对做得不好的，提出改进意见，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4．2016年夏至，一年一度的“荔枝狗肉节”也随之来临，Y市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顿时沸腾了起来。“就像过年一样，甚至比过年还热闹。”当地人这般形容。 来到这座没有高铁站没有飞机场的城市，你会发现，这里汇聚了众多来自国内外不同肤色的人群。Y市市内的酒店旅馆一夜之间爆满，价格也猛地抬高。突增的车流量把市内的几条主要干道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出行使用打车软件需要等待的时间更长了，高峰阶段甚至打不到车。 看似喜乐欢庆的节日背后，遭遇更多的却是争议与质疑。爱狗人士依然如期而至，展开抵制行动。而网络上，围绕Y市“荔枝狗肉节”的争论更是甚嚣尘上，部分明星倡议抵制吃狗肉、取消“狗肉节”，遭到Y市当地网民针锋相对的辩驳。 中国社会总体上并不热衷食狗肉，但食狗肉文化在中国主流饮食文化中间穿插，二者大体是和谐相处关系。拒食狗肉最早从西方传人，由于近年来宠物狗在中国城市大量出现而逐渐扩大了共鸣。一方面，拒食狗肉的呼声已在中国社会拥有了影响力，它的道德强势似在逐渐增加。另一方面，食狗肉作为一种“自由”仍大体是完整的，狗肉店在中国很多城市都能看到，尽管它们已很少出现在中心街区，招牌也不做得那么显眼了。 Y市“夏至荔枝狗肉节”在中国一个角落里维系自己四五百年的传统，在这么大的社会里，本应不被打扰。但问题是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Y市也有向外部展示这一传统的愿望，这个狗肉节因此被一下子“盯上”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狗肉节，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文化传统，而成了支持和反对食狗肉两股文化力量的一个对撞机会。 狗肉节可不可以讨论，需不需要关注？当然可以讨论，可以关注。即便承认吃狗肉是一种权利，是一种自由，如何吃，如何吃得文明些，也都是可以讨论的，这是一个有关社会文明的话题。所以，那些爱狗的志愿者，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无论他们的态度在吃狗者看来是多么怪诞，他们都可以对狗肉节“指手画脚”，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出自己的建议。这是他们的言说权利。虽然，他们离Y市的生活可能很远，但他们的声音也有倾听的必要，他们的用意是让社会更文明。 同样，对于那些热衷吃狗者来说，他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喜好，表明自己的观点。虽然吃狗肉在一些人眼中是野蛮的，不可理喻的，但是，作为一种饮食传统，想以一种道德上的喜好完全禁止它，显然也不太可能，而且也显得粗暴了一些。如果说吃狗肉是一种不文明的话，以道德的更高标准要求人们，甚至是强求人们放弃吃狗肉的习惯，也是一种不文明。 当双方认识到狗肉节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公共话题时，最理想的情形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是以各种偏激的方式，来逼迫、胁迫对方。这就要求在讨论时有两个基本的意识。首先，是问题意识。很多时候，人们貌似在讨论一个公共事件，可事实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和争论的激烈，人们通常忘记了到底在讨论什么，到底什么才是讨论中的核心议题。就像Y市狗肉节的讨论一样，人们忘记了完全不吃狗肉是不可能的，完全禁止别人反对吃狗肉也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议题——如何让饮食更文明，却被忽视了。 当然，问题意识产生后，还应以理性的态度使之贯穿讨论的始终。在面对公共问题时，即便内心是气愤的、愤怒的，也应该克制这种愤怒，节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思考和表达纳入理性的轨道。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讨论，才能遵守讨论的边界，尊重权利的边界，避免讨论成为一种冲突和对抗。否则，问题意识便会模糊，人们对问题的关注就会被愤怒的情绪所干扰、替代，忘记了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以及该如何说、如何做。 没有了问题意识和理性态度，在公共讨论中就可能陷入一种情绪化和偏见。这时，人们往往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时甚至固执到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结果，问题的讨论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便转化为群体的对立，转变为暴力的对抗，至于人们为何进行讨论和表达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在讨论中败下阵来。如今，关于Y市狗肉节的讨论就给人这样的印象，显然背离了公共事件讨论的正常轨迹。 5．据Y市政府介绍，在中国农历夏至节气食用荔枝和狗肉，是Y市民间的一种饮食行为，属个人饮食偏好，政府也从来没有支持、组织、举办过所谓的“荔枝狗肉节”。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人道主义”与“传统习俗”的民间对峙依然在上演。你办，或者不办，“狗肉节”就在那里。君不见，八方食客大快朵颐，爱狗人士以“保护动物福利”的名义奔走呼号，指责“狗肉节”不人道，还有不少看客“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 以上景观，如果仅仅是一种平静的对峙，那倒也不失一种协商民主的范儿。所谓“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吃你的狗肉，我爱我的宠物。但事情偏偏起了冲突。“活狗市场商贩持棍棒狗钳对抗爱狗者”“Y市爱狗人士与食客发生冲突食客嘴巴流血”……该类报道屡见不鲜，以“食文化”和“礼仪之邦”闻名世界的中国，再一次令“友邦惊诧”。 从世界范围来看，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对“伴侣型动物”的保护力度日趋加大，不少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都有禁止屠宰、买卖或吃狗肉的相关法规，韩国也于2011年取消了狗肉节。即便如此，对于“荔枝狗肉节”还是有话要说，因为有关讨论折射出太多的现实问题：食文化、公序良俗、法律空白、动物保护、表达权、国际形象……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从沸反盈天的争论走向社会共识。 美国预测专家纳特•西尔弗以科学为例，说明共识是一种“谨慎审议”的过程，包括发表文章、召开会议、验证假说、辩论结果，然后科学发现才会“浮出水面”。围绕“狗肉节”的争论，似乎也可循此方式，从吵吵闹闹、推推搡搡走向理性对话。但是，诚如哈贝马斯所说，“共识的达成要完全依据参与者共同寻找真理的动机，并以‘较佳论证’为凭借标准，摒除任何压迫性力量的系统性扭曲，任何人的言辞行动均是可否证、可批判的。”回首狗肉节的“口水战”，谩骂、恐吓不绝于耳。公平辩论的链条一旦中断，共识就会渐行渐远。 网络时代达成共识，必须走出：“戈德温类比法则”的魔咒。维基百科的律师兼总顾问迈克尔•戈德温于1990年发现，随着在线讨论的帖子不断增多，网友将对方的言行与法西斯或希特勒相提并论的概率就会接近百分之百，也就是说，你一旦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是“希特勒”或“纳粹”，讨论也就戛然而止。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纳特•西尔弗的“共识模式”似乎还少了一环，那就是第三方调停的力量。在Y市“荔枝狗肉节”的争论中，大多数的媒体舆论只是客观地呈现冲突，打几下“太平拳”，两边互不得罪，或者“各打五十大板”，缺少对如何化解冲突、达成共识的深层探讨。如此周而复始，就难以走出“‘狗肉节’年年有、口水天天飞、外媒年年报、形象一再重塑”的怪圈。 6．2016年7月2日上午10点左右，在中绿广场开往合肥南站的11路公交车上，一个老人对着一个独自坐在座位上的小朋友要求他让座。他对小朋友说：你要让着我，我是老年人，边说还边掏出了老年卡。小朋友生病了，感冒难受，一直在咳嗽，没有说话。然后这个老人看小朋友没让座就冲着他咄咄逼人。当时孩子的母亲被这个老人的辱骂气得直抖，然后说要下车！老人听到了就说：你们快滚下车吧，像你们这样不知道尊敬老人的快点滚吧。 小朋友身体有恙没让座，却遭到老人一顿辱骂，且不说孩子心里有多委屈、受伤，就是围观者耳闻目睹此情此景，心里也会感到很不是滋味。即便是孩子身体没啥不舒服的地方，没让座虽然可能显得不怎么懂得敬老、孝老，但有必要如此粗暴相向吗？这种不文明的“逼让座”能够逼出文明风尚吗? 尊老爱幼是中华传统美德，公交等场所自觉、主动给老弱病残幼让座，是社会倡导的文明素养。但当事人的座位权理应受到尊重，这显然是讨论让座与否的基本前提，让座暴力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现象。 一段时期以来，由让座引发的矛盾、冲突和争议时有发生，破口大骂、大打出手、强坐大腿等现象，委实让人大跌眼镜。有的确实存在当事人姿态小够高的问题，也有的则纯属误会所致，粗暴“求让座’’的老人也几乎郡受到批评甚至谴责，但类似的尴尬情形却依旧在现实中不时上演。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武断甚或戴着有色眼镜去认定“坏人变老了”或者“老人变坏了”，老年群体尤其是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的老人，其座位诉求无疑应该得到正视、尊重和积极回应，但极少数老年人显然也有必要对自己强索让座的行为做出自我检讨，包容不让座者也是应有的文明素养。 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老年人集体倡议，或错开交通高峰期上街，或给年轻人让座，显露出对年轻群体的理解、关爱之心，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虽说我们同样不能强求其成为一种常态，而应充分尊重出行自由权利，但由此释放的正能量无疑启示我们，各方相向而行，相互包容理解，文明才会成为温馨你我的社会时尚。

申论给定资料 1．“原来一年能赚七八千万元，可今年的价格怎么也上不来。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成本高。以前就一个业务员，现在增加了好几个。”J公司董事长陈某2015年以来一直忧心忡忡，经营的开关厂和洗煤厂正在经历“艰难期”，让他很发愁。 “山西‘一煤独大’，产业结构单一。中小微企业相当一部分是煤炭下游企业，为煤炭企业协作配套。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煤炭行业也不景气。”一位山西煤炭业内人士的分析得到了印证。 “干了这么多年，头一回遇到这么大的压力。2014年七月底的产值是两千万元，2015年同期下降了50％，前五个月一个订单都没拿到。”李某在大同经营一家煤机企业，生产刮板机、组合开关等煤机配件。过去煤炭风光时，他的公司风生水起，一度被当地同行业树为榜样。随着煤炭大势已去，煤机企业渐渐“门庭冷落”，甚至处在关闭或半关闭状态。“现在就是硬撑着，就算倒下也要做到当地同行业最后一个倒下的。”李某的话有一丝悲壮。 C公司总经理郭某有着相似经历。他的企业主要生产矿用支护产品等耗材，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利润可观。由于煤炭形势下滑，利润锐减，2014年产值同比下降50％，仅为2000余万元。为了节约开支，企业发起了节约资源的倡议，并在厂房竖立宣传版面，从内部号召实行节支降耗，并且通过转型扭转局势。“我们2013年开始转做水果脆片等休闲食品，已经投入1000万元，目前正在开发市场，看能不能转过来。”郭某说。 中央提出大力发展“互联网＋”以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模式很火，可对于小企业，怎么把传统行业和‘互联网＋’相结合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位小微企业主如是说。山西红萍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手工刺绣、服饰生产企业，它们将四大名绣与晋城传统手工刺绣、古代丝绸文化相结合，形成“晋绣”，并邀请国内获得金奖的绣娘汇集于此，绣品工艺精美，叹为观止。市场最景气的时候，企业年产值最高达四五千万元，产品不仅畅销三晋，而且远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被授予山西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就是这样一家颇有前景的企业，因市场需求减弱，2014年产值骤降三分之二。因此．欲通过打开网络销售的渠道来拓宽市场，但是缺人、缺钱却成了“拦路虎”。董事长苏红萍坦言：“品牌进驻商场门槛太高，柜台费、人工费等费用提高了一大部分成本。加上目前资金不足，银行贷不到款，海外市场开拓就成了问题。网络销售渠道的拓展也还是空白，公司的刺绣专业人才在全国领先，但网络和销售方面的专业人才十分欠缺，所以不知道怎么建立这块市场。” 为帮助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山西省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扶持政策，但一些政策活水没能流进企业干涸的田间地头。 “我的企业承担着大专院校科研成果落地的任务，但转化效果一直不理想。有的不能直接在生产中使用，转化率也比较低。”山西企友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说。山西新举节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某也表示，他的企业当时申请“新三板”上市，就相关事宜找当地主管部门谈了好几次，几经周折，最后只好辗转至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筹备上市工作。晋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晋某表示，“为了帮助小微企业发展，政府确实给了不少好政策，但是实际能和我们对接上的不是很多。” 2．一有空闲就到新厂房来转一圈，这几乎成为姜方毅每天要做的事。“现在手头订单多、任务紧，巴不得明天就能搬到这里。”随着新厂房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姜方毅愈发显得焦虑与欣喜。 让姜方毅牵肠挂肚的新厂房，位于温州龙湾永兴街道的南园小微园。该小微园于2012年4月份开建，目前主体工程已经竣工，2015年5月份启动招商，共有27家企业签约人驻。姜方毅的企业，就是其中之一。 姜方毅的老厂房，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管委会附近，是他八年前和几位同行共同的厂房，在略显逼仄的空间里，大家将就着生产，度过了艰难的创业时光。 创业至今，姜方毅的企业已经做到了年销售额近两千万元的规模。随着订单越来越多，原有厂房不能满足阀门生产需求，繁忙时，一些大的订单因来不及生产而不得不婉拒。产能限制逼得姜方毅四处找新厂房，跑遍了附近的乡镇，不是场地太小就是地价太高，这成为姜方毅的心结。 而南园小微园的竣工，为他解开了心结。一幢幢厂房宽敞明亮，园区内员工宿舍、食堂、超市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很快，他和另一个同行共同租下了共有5层的一幢厂房，其中1至3层全归他，面积约5000多平方米，比他之前的老厂房足足大了近三分之一。 “承租合同5年一签，1年交一次租金，租金每平方米不超过10块钱，在承受范围之内。”谈起当下的小微企业园，姜方毅举双手赞成。他算了一笔近账：生产生活环境好了，员工也愿意留下来；可以理直气壮地带客人来参观，和他们谈生意更有信心了；邻居也是做阀门行业的，产品可以形成互补，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 “能够入驻园区的企业都是潜力股。”南园小微园管理方一位负责人表示。按照要求，人驻企业要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以及产业环境要求，采用的设备、生产工艺、技术和能源消耗要达到或接近国内同行业水平，具有良好信用记录，近三年亩平均年产值必须在400万元以上(含)、亩平均税收必须在20万元以上。 而姜方毅的潜力在于，除了不断增长的年产值，入园后三楼厂房全部引进先进的数控机床，聘请设计人员，把精加工作为主攻方向，这些举措让管理方看到了这家小微企业的未来。 作为温州市阀门五金生产的一个基地，永兴街道是温州市块状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之一，曾经“低、小、散”问题影响和制约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小微园竣工后，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可以整幢出租、组合出租、分层出租，极大缓解了土地要素制约。 入驻园区后，对本就资金有限的姜方毅而言，压力并不是只有一点点。姜方毅不再是客户眼中低小散的加工户，而是一家正规制造企业。对此姜方毅算了一笔远账：若决心做高端，承接更多的订单，就必须扩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招收更多技术员工，而这一切，只有在入驻小微园区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人驻园区不等于简单的搬迁，这是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一次有益探索。”负责该园区招商引资的工作人员说，为了让人驻小微企业主告别小富即安、原地踏步、低端复制的状态，他们出台了考核细则，倒逼企业在管理制度上升级和产品技术上革新。 亩均产出、规模产值数、主导产业占比等指标，在考核细则中一一列明。如对租赁整幢企业的指标，要求五年内累计完成工业性投资3000万元，税收产值逐年增加10％，筹建股份公司当年或次年完成规下转规上；对于组合租赁的企业指标，要求五年内累计完成工业性投资2000万元，税收产值逐年增加10％，次年完成规下转规上；对于分层租赁的企业指标，要求五年内累计完成工业性投资1000万元，税收产值逐年增10％。 同时，通过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产品的技术水平进行综合打分，以分数高低来决定未来是否续租和享受优惠政策等。 在推进小微企业创业园建设中，各县(市、区)都有自选动作，推出既有立足于本土产业发展的现代小微园，也有面向新兴产业培育的高新创业园。这些小微园在建设模式、配套设施、服务功能、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各具特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努力成为小微企业发展的“乐园”。 3．(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极大地鼓舞了年轻人的创新和创业热情，如何才能实现“创业梦”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热点。3月11日，中国经济网两会报道特别节目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刘月宁，全国政协委员、新大陆科技集团董事长王晶和全国人大代表、江西金海岸实业公司董事长侯玉雯等代表委员就上述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参与讨论的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创业和创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大量的投入和长久的坚持，而创业不仅面临诸多难题更面临巨大风险，作为政府应该尽力避免将这项政策变成一场运动。 俞敏洪委员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键是国家的政策要把控到位，政府只要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氛围就行，而不能直接插手。他说：“不要再去建一个孵化基地，那儿弄一栋楼出来，让他们去支持地方青年创业，这些东西一般来说不经过市场规律的行为，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他举例说：“现在中国的天使基金跟美国相比，差了不知多少倍，中国做天使基金就是四五百人，在美国大概是两三万人，我觉得做天使基金就是支持创业的，比如说年轻人创业的时候没钱，给我们一些计划书，二三百万人民币就打过去了。常常一个月以后他们就把钱花完了也就没了，但是我们还在给，为什么呢?总会有人做成的，只要有几个做成的，我们后续的资金就可以继续打。那这里面国家怎么支持?如果说别的投资基金收益20％要交税的话，天使资金只交10％或5％，那我们这些人就更加愿意把钱放到天使基金，既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又支持了创业项目。另外，其实做项目、找投资的时候，更在乎这件事情做得确实‘小而美’，而不是‘大而广’。”他说，“小而美”的创业项目更容易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王晶表示，个人创业最需要的不是政府“输血”，而是降低创业“门槛”，营造宽松的经营环境。她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已经谈到了，要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社会创业活力的‘乘法’，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实际上政府真的不是要给企业输血，给你多少钱，最重要的是要去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企业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不要受到很多人为的干扰。” 倪邦文说，在鼓励创新和创业方面，学校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他说：“在创业教育阶段，政府、学校、企业这三者要形成互动，政府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让企业来吸纳学生实习实践，企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把学生培养成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他表示，不支持所有的学生都一窝蜂地去创业。高校里要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对于有创业意愿的人，对他们进行一些创业教育。“创业的形式确实是多种多样的，创业的领域也应该多种多样，年轻人创业，千万不要一窝蜂，也千万不要涌到一个领域里头去。”他补充说。 侯玉雯表示，年轻人创新和创业不能有太多的功利思想，如果一开始就朝着赚钱的目标去创业的话最后可能赚不到钱。为此，她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坚持初心不改，不能遇到一点问题就放弃；第二是借助他人力量共同创业，因为“靠个人单打独斗，风险非常大”；第三，创业目的不能是仅仅为了赚钱，而要带着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去创业。 4．2014年9月28日，“赢在广州”第三届大学生创业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广东电视台演播大厅圆满举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国兴，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南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杨秦等省市领导出席活动，并为本次大赛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创业扶持资金。 本年度大赛有省内100多所高校参加，创业项目多达3000多个。决赛中，7支精英团队星光熠熠，华山论剑，同台PK，向一等奖桂冠发起了冲击。经过精彩而又激烈的对决，最终华南农业大学“带着农民去创业——构建可溯源优质粮油电子商务链”、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州技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个创业项目荣获大赛一等奖，其余5支团队荣获大赛二等奖，此外在9月14日，已经决出的8支创业团队获得大赛三等奖。 纵观全场比赛，创业团队高手林立，各具闪光亮点，比赛过程扣人心弦。参赛团队中，来自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技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已进入实体运作的大型团队，深圳大学“橘子排号系统”创业团队最初由4名学生组成，现在发展到8个人，尚在成长之中。既有小型灵活好调头的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烘磨坊个性化定制(DIY)蛋糕坊”创业项目，也有汕头大学“智慧工厂”这样高大上的技术型项目；既有关注在校大学生切实利益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兼职猫”创业项目，也有涉及国家农业发展重大问题的华南农业大学“带着农民去创业”、广东工业大学“榕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 为确保公平公正，比赛采取随机抽签同台PK问答的形式进行．提升了比赛的激烈和精彩程度，7支团队各有一次随机抽取对手“提问”和“回答”的机会．在场评委就团队问和答表现进行评分，并综合上一轮半决赛的基础分，得出最终总分排名。舞台上，创业团队代表们集体亮相，精心准备，各显神通，他们的青春风采，不时展露出的激情自信．不仅传递了创业的正能量，也用精彩表现打动了在场评委和观众，赢得阵阵加油助威声，将比赛气氛带人一个个的高潮。 一直以来，广州市都高度重视大学生创业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千方百计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目前，广州市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全面推行商事登记改革制度，降低开办公司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这些都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带来了难得机遇。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政策的通知》(穗人社发[2014]29号)文件，针对大学生创业的实际困难，在创业场地、社会保险、创业培训等方面推出八项优惠补贴，把创业政策惠及范围扩大到所有在穗创业的大学生，继续加大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优化自主创业政策环境。 作为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中国南方人才市场等部门承办的创业大赛，前两届大赛不少获奖项目通过大赛推介顺利落地转化，进人了实际运行操作阶段，已经有20个项目正式注册创办公司，走向市场，有17个项目与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了多种形式合作，有4个项目2014年的销售目标超过1000万元，发展迅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 本届大赛前40强创业团队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资金奖励，获奖的项目还可以进驻市创业(孵化)基地，享受园区提供的创业扶持措施，实现落地孵化。风险投资公司还将对获奖项目作进一步风险评估，锁定“心仪”的项目。符合条件的团队还可以申请自主创业补贴、小额担保贷款、人事档案管理等一系列优惠服务。在大赛后期，评审专家还将与有意在穗创业的优秀团队进行对接，提供必要的创业实战指导，推动项目落地转化。在今后工作中，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一如既往地抓好政策落实，整合创业资源，降低创业门槛，打造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绿色通道”。 5．如果在中国吃到来自阿根廷的一款名牌美味干酪，也许你很难想象它是来自一个仅有50人的微型乳制品公司，其产品销往巴西、韩国和中国。这只是无数家小微企业的代表：它们万涓成海，充满活力，是各国经济的基本细胞，创造就业的主体。许多国家都积极帮扶小微企业发展，不少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阿根廷政府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增强竞争力，设立了“技术援助税收减免优惠制度”。中小企业所有经政府审核通过的技术性投资，都可获得投资额80％的税收减免。法国政府为了鼓励小微企业创新，在2008年改革了“研发抵税机制”，将抵税计算方法简化为按研发投入总量计算抵税额度，并提高抵税比例上限至30％。据统计，2011年法国实现了每免税1欧元可带动小微企业增加1．15欧元的研发收入。小微企业受困于规模小、固定资产少，通常融资能力较弱。2011年，巴西政府出台小额信贷计划，决定拿出2％的银行强制性存款资金，专门用于向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发放小额信贷，且无需它们提供财产抵押或不动产担保。巴西政府后来又设立了“小微企业和经济协作秘书处”，宣布将对小微企业的政府贷款年利率由8％下调到5％，以加大对小微企业发展的规划与扶持力度。 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也大大加速了小微企业发展。2006年底，巴西通过了小微企业法，让小微企业在获得许可和经营期间，尽量少受到官僚机构繁杂手续的影响。新加坡政府为了让小微企业方便享受各项优惠和扶持措施，不仅为审批大开直通车，而且简化了补贴申请手续，多数优惠申请可以直接登录网站填写完成，补贴发放时间不超过两天。 阿根廷政府为了在可再生能源、农牧业科技创新、医疗保健等新兴领域鼓励创业，为小微企业创业者提供最高11万比索(约1．37万美元)的启动资金，由国家财政直接拨付。在过去10年多的时间里，阿根廷中小企业总量已达60．3万家，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 在政府提供大量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的诱惑下，不免有人想从中捞钱。因此，健全法律法规不仅能够保证公平，也为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新加坡政府规定，一旦发现小微企业有欺瞒行为，就将对其处以巨额罚款，企业责任人也会面临牢狱之灾。这意味着，小微企业的违规行为将葬送自己的前途。 根据英国官方数据，微型企业占英国全国企业数量的95％左右，小微企业提供了私营部门将近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企业顾问戴维.杨说：“即使只有一半的微型企业增加雇佣人数的话，英国的失业率都将降为零。”为了扶持小微企业发展，英国政府2011年出台了《经济增长计划》方案，主要包括降低企业监管负担，帮助小微企业融资，降低公共采购准入门槛，鼓励小微企业出口和鼓励小微企业自主创新等。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小微企业在为国民经济贡献产值、吸纳就业、拉动需求、增加出口方面功不可没。未来中国小微企业继续蓬勃发展，遍地开花，必将形成一股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促进整体经济稳定增长和推动民生改善。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诚信”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它已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正常交往的重要道德规范。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我国“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2001年，党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思想，其中的"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诚信危机、构建诚信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保障。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时，社会上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诚信缺失现象犹如毒瘤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我们国家和社会的肌体。 2．2010年3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指出存在多处抄袭，引发一场学术地震。举报者认为，这种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五部中外专著。7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汪丁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等在内的63位国内外学者发表公开信，呼吁对汪晖事件进行调查。 除了论文抄袭、造假。其它学术腐败现象亦不容忽视：走后门获取科研经费，编故事骗取奖项，集体作假应付评估检查……最近，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打工皇帝”唐骏又深陷“学历造假门”。 事情缘起于以打假出名的科普作家方舟子，连日来在微博中以多项证据指出，唐骏的“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和“卡拉OK打分、大头贴照相机”两项专利以及个人创建公司的经历均系造假。唐骏则回应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并出示学位证书表示自己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随后方舟子又指出这是一家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至此“学历门”事件再度升级。记者采访获悉，唐骏确有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但该学位是否被承认，依然是个谜。 唐骏引起的“学历造假门”事件也让各路名人感到压力。据百度百科和互动百科的相关负责人证实，从唐骏的“学历造假门”东窗事发之后，至少上百位(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加中)名人的词条都在近日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更新，其中很多涉及的正是学历、履历信息，而这些名人来自娱乐圈、商界、学术机构等多个领域。 唐骏“学历造假门”被披露后。不仅使中国民众对唐骏本人产生质疑，而且展开对精英人士的职业诚信问题的热议。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发现》杂志主编严锋说：“我们没有怀疑唐骏的能力……但是，光学历造假这一件事，就足以蒙羞。” “挺”唐骏者也不乏其人。红麦聚信(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刘兴亮认为，如果唐骏确实曾经借用过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这个头衔，对于唐骏这样的创业导师来说，至多是多了一个瑕疵，还称不上是污点。只能算是“瑕不掩瑜”。 3．近年来。用于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的助学贷款，却在学生毕业后遭到了“遗忘”，屡屡出现学生因不还贷款而被银行告上法庭的事件。仅2010年上半年，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就收到各相关银行起诉的共540件借款合同纠纷，要求学生立即支付本息。“天之骄子”成为“老赖”．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据杨浦区法院民五庭庭长翟骏介绍，2008年，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助学贷款纠纷案件201件；2009年，共受理助学贷款纠纷案件828件，同比上升312％。被告的毕业生中，欠款大都在5000元至10000元之间。这些借贷不还的情况导致了银行巨大损失。中国银行上海市五角场支行行长江波说：“到今年6月底，不良余额是680万元，不良率为3．91％。? 在银行面临损失的同时，一些学生也被划入信用系统的黑名单一一旦助学贷款没有及时归还，8年内，其在中国所有银行的借贷都将受到限制，“诚信污点”会对个人今后包括办理银行卡、房贷车贷、出国等事项造成严重影响。 尽管大多数贷款学生是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时还清贷款，但是。也不乏一些抱着“不贷白不贷，还了也白还”态度的大学生。数据显示，2008年，在杨浦法院审结的201件案件中，判决的仅有3件；2009年，828件案件中判决的有13件，其他的均为调解撤诉。在为数不多的判决案件中。学生无一例外地都是败诉一方。 为从根源上防范助学贷款纠纷，杨浦区法院针对银行和学校方面在发放贷款、登记毕业生信息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漏洞，于7月12日分别向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和上海市教委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校方进一步强化对助学贷款政策宣传和诚信教育工作，主动提供毕业生就业的第一就业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建议银行将目前规定的“毕业一两年后开始还贷，六年内还清”修改至“八年内还清”等。 4．2001年，张某某从青岛一大学毕业后在平度一司法所当民事调解员，一直到2007年10月。当年10月起到2010年4月底，他分别在淄博3家保险公司做保险业务。2008年5月，张某某申领了信用卡，每月透支几千元。后来，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别人的身份证申领信用卡。2008年8月，张某某利用唐某身份证复印件，伪造了收入证明和房产证等。申领了一张信用卡，开始透支消费。后来，张某某考虑，都是用别人身份证骗领的卡，银行反正不会找到他头上，便不再还款。淄博一银行多次向多名持卡人催款无果，2010年6月1日上午，银行工作人员报案至淄博高新区公安分局。 经侦查。两年左右时间里，张某某利用平时收集的一些客户和应聘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等，从银行骗领信用卡10张，截至2010年6月18日，他使用其骗领的信用卡造成透支欠款达11万余元。 据央行5月19日发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坏账风险有所增加，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88．04亿元，较2009年第四季度增加11．08亿元，增长14．4％：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占期末应偿信贷总额的3．5％，较2009年第四季度上升0．4％。 银行信用卡，的确给人们来了很多的便利和实惠，但持卡人应该增强信用意识，尽到还款义务。如果持卡人只是图个方便和快捷，没有尽到还款的义务，甚至恶意透支，可想而知，这个数字累加起来那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势必会影响到银行的运营。 5．近年来。政府诚信缺失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暗箱操作。还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此类现象如果不及时加以根治，终将影响政府公信力，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最近媒体和网络上流行一个新的名词，叫“被什么、什么”了。“被代表”、“被自杀”、“被协议”、“被就业”、“被捐款”……当“被”字已经异化成一种近似黑色幽默的表达时，相关部门也许会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然而，不得不说的是，频频的“被字门”的背后，实际上是政府公信力一次又一次的被透支。 昆明五华区公安分局，一名叫邢鲲的犯罪嫌疑人在派出所候问室自缢身亡。官方的解释是：昆明派出所身亡疑犯系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自缢。但官方调查结果出来不久，民间已是质疑声一片：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一个盗窃的罪名就能让嫌疑人走上轻生之路。另一方面，他们对警方给出的自杀原因显然无法认同。“纸币开手铐。他真比刘谦还牛”，不少网民调侃道。更是有人气愤道：“这是在侮辱老百姓的智商!”。在官方结果未能解决，来自家属、网民的多重疑惑的情况下，昆明警方发言人姚志宏却表示，警方将不再回应此事。一时间，邢鲲“被自杀”的传言将因”躲猫猫”案而名声大噪的昆明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上。 2009年全国GDP增幅为8．7％，奇怪的是，全国有28个省的增速都高于8．7％；在岗职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都超过10％，可老百姓感觉实际购买能力在下降……GDP数据“打架”让人们再次质疑GDP统计数据的公信力。 GDP增长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让老百姓切身体会到的增长才算数，如果“有房没人住、有人没房住”，老百姓就会觉得，GDP增长跟我有什么关系?来自香港的政协委员刘梦熊表示，与老百姓实惠挂钩了的GDP增长，才是能够持久的增长。“你GDP增长了8．7％，我的收入也应该增长8．7％，如果收入反而下降了8．7％。有什么意义?” 统计数据“被增长”，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不少政协委员都将矛头指向了地方政府，因为GDP增幅已经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考核领导干部的一个硬性指标，地方政府每年都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才能避免被问责。 “现在陷入了‘数字升官、官升数字’的怪圈”刘梦熊说，“为了拉动GDP增长，地方政府总是着眼于以投资为主，大搞政府工程，这些巨额的投资固然将GDP拉上去了。可占人口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农民、农民工，并不能从中受益”。 政协委员刘云生认为，我国从一定程度上夸大了GDP的作用，我国的GDP指标不要定得过高，通过弱化GDP指标，引导地方政府、企业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上来。 刘梦熊建议．为了避免数据造假。应该尽快将各地统计局与地方政府脱钩，纳入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地方为了互相攀比，总会搞出一些颇有水分的数字，因为统计局归属于地方政府。不得不听从地方官的指令行事”。 犯罪嫌疑人“被自杀”、民生统计数据“被增长”、毕业生“被协议”、民众“被代表”，除了越来越多的“被字门”外。在“躲猫猫”、“徐宝宝”、“钓鱼案”等一系列案件中，政府的第一反应竟然惊人一致：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彻底调查，而是尽一切可能掩盖事件真相，为自己脱罪。有两项调查足以说明此做法伤害之大：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上海市因为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成为排行榜上十大“舆情热点事件”中最有损政府公信力的事件。某权威杂志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隐瞒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的现象。 6．2010年6月，由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成的课题组，对上海社会诚信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有44．2％的受访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状况下降了，诚实守信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成为“无用的别名”．甚至有90．2％的受访者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而失信者在很多情况下反而得利。这个调查虽是在上海一地进行，但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并非个案，不容小视。 “诚信者吃亏，失信者得利”。调查结果披露以来，媒体和网友纷纷刨地三尺，试图找到症结。其中，商业诚信的缺失成为众矢之的，从“南京冠生园”，到“毒粉丝”、“齐二药”，再到现在死灰复燃的“毒奶粉”事件，近年来商业领域诚信缺失事件频发，确实难逃其咎。 然而，仅仅是商业诚信缺失，应该不会让人过分纠结，毕竟，政府“有形之手”会对各种不诚信行为进行惩戒。不过，当“躲猫猫”、民生统计数据“被增长”、经济适用房“六连号”等政府失信事件也随之而来。恐怕众人就不会那么淡定了。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他最关心食品、药品的质量管理问题。相关部门服务于民、清正廉洁、管理有效和信息公开，是目前社会诚信建设的决定性内容。管理部门首先必须取信于民，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头等大事。 上海市政协委员游闽键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诚信需要监督，对机关工作人员应建立一套诚信管理体系，并写入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国务院《征信管理条例》中。不少专家也认为，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管理部门要起到主导作用，机关工作人员首先要自律、讲诚信，并且加大监管力度。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看来，当前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制还不健全，诚信体系建设中道德、行政和经济手段运用得还不够是一大原因。 “法制健全是基础。”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冯德康认为，社会诚信体系要有奖惩制度，让不讲诚信的人寸步难行，因此就要建立征信系统来收集个人的诚信信息，信息应互通、公开，并通过法律、道德、经济、行政各种途径来制约。 上海市政协委员游闽键认为，社会上之所以存在大量信用缺失现象，是因为守信者没有得 到应有的收益和鼓励，而失信者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得到了不应得的收益。由于缺少权威的、对社会诚信有效的培植与监督机制，导致失去“诚信”的风险成本很低。 7．李建云是山东沾化县黄升乡吴家村的养猪专业户。2009年，猪肉价格下滑，养猪成本提高。他想自己繁育猪崽，可所需的40万元资金却成了难题。 李建云怀揣着“蓝皮本”，来到信用社，不但及时办理了贷款手续，而且利率还优惠了10％。他手中的蓝皮本是《沾化县文明诚信(工商)户证书》。如今，这巴掌大的“蓝皮本”对李建云来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贷款不难了，坐车省钱了，买东西便宜了，住院床费减免了……”李建云说起被评为“文明诚信户”的好处如数家珍。 山东沾化县开展的文明诚信联动工程规定，凡被评为文明诚信(工商)户的农村居民可享受到企事业单位给予的诸项优惠政策：乘坐县内农村客运班车票价优惠l元：住院治疗免收普通床位费、优惠治疗费……这些优惠政策涵盖了衣食住行，减轻了农民负担，开辟了农村市场，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2009年以来。全县59人因病住院享受了6484．49元的优惠待遇．150个农户凭证拿到了低息贷款860万元，发展种养项目。 “我现在每天早上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对着墙上的《文明诚信(工商)户创评标准》细读一遍，唯恐一天下来，稍有不慎，被取消诚信文明户。”李建云说。 在沾化县，文明诚信(工商)户并非终身受益，而是实行动态管理，够条件的及时命名授证，出现信用缺失或不文明行为，随时取消资格。 沾化县委宣传部长李晓光说：“在倡导‘谁文明诚信谁光荣’的基础上，文明诚信联动工程为‘谁文明诚信谁受益’提供了制度保证，破解了生产发展与乡村文明相脱节的‘两层皮’问题。” 正气抬头，邪气溜走；人人气顺心舒畅，家家文明又幸福，全村一派好景象。通过开展文明诚信联动工程，乡村面貌变美了，农民变精神了，农民收入增加了。2009年，沾化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246元，比上一年增长11．52％。 8．为了避免失信案件的发生，营造“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的社会氛围，2010年3月9日，辽宁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正式颁布了《辽宁省典型失信案件曝光工作规则》，明确规定，今后辽宁省无论个人、企业、政府部门，一旦失信都将通过媒体向公众曝光，进入典型失信案件档案，并将失信记录统一纳入全省信用数据交换平台。 据了解，典型失信案件的范围包括，企业和个人严重侵害外地来辽宁省投资客商、合作者利益，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价格串通，价格垄断，环境污染，坑农害农，侵害职工和劳动者合法权益，侵犯知识产权，非法集资，逃废银行债务，伪造变造金融票据，制售假保单，偷逃骗税等行为。同时，失信案件的范围也包括政府及政府部门政策朝令夕改，不兑现承诺．越权定价、超标准收费等失信行为。 名单中被曝光的单位和个人及失信案件。将通过报纸、电视台、网站等媒体向公众展示，省信用办还将对失信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回访，提出整改意见，并将整改结果予以公布。让失信者引以为戒。 9．诚信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的诚信建设中找到一些可借鉴之处。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孩子在四五岁时是培养价值观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最重要时期。97％的孩子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因此，在德国青少年教育体系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的启蒙教育者。德国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德国家庭里家长也都非常注重为孩子营造一个真诚的氛围。家长们普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家长必须作出榜样。记者曾在德国一个小城的十字路口见到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了孩子请不要闯红灯”。当地居民说，自从立了这块牌子，闯红灯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减少。 美国人重视诚信，美国从幼儿园和小学起就重视对孩子的诚信教育。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设计的基础教材中突出了“诚信”方面的内容。教材建议老师在班上组织讨论，向学生介绍“最大程度的诚实是最好的处世之道”这句谚语，并且要求学生制作“诚信”的标语，在教室里张贴。美国人讲信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因为健全的信用制度的要求。如果不讲信用，一个人在社会上就难以立足。比如，如果某人在经济活动中有过欺骗行为，他不但无法按揭买房、买车、工作不好找、租房也难、连买保险的保费都要比别人高很多。他的经济行为都在计算机里有记录，把他的社会保险号码输入资讯库一查，就对他知根知底了。 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英国政府和有关机构采取的对策是，加强对欺诈事件的调查和曝光．试图以经济和刑事等惩罚方式来改善社会环境。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从2014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到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论述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怎么看”和“怎么办”，再到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这表明我国对新常态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推进。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低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新常态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是，中国是在转型背景下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付出了高污染、高耗能以及牺牲居民福利的代价。2017年，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诉求日益迫切，倘若继续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追求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忽视持续健康发展，忽视居民福利乃至生存环境，那么这样的增长模式不仅难以持续，也最终会失去民心。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形态的跳跃。经济增长表面上表现为要素的积累和投入的增 长，但背后是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持续演进的动态调整过程。当前，从生产资源的产业配置来看，一方面，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占用了大量生产资源，集聚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养老、医疗、教育等行业社会力量进入不足、竞争不充分，导致社会资源严重错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效率。以前，我们依靠投资拉动增长，高投资、高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今后，我们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提议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树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发展观。将增长与发展统一起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新概括、新升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增长的目的，增长是发展的手段。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没有发展增长也不可能持续。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片面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一些领导干部盲目崇拜GDP，这种认识迷失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新常态是抛弃狭隘的发展观，真正确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全面的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作出相应调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新常态下处理各种问题必须树立的发展思维。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以及市场失灵缺陷的克服都离不开政府的权威，没有有效的政府保障，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转。而在市场能够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竞争性领域，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不能伸得过长，更不能替代市场作用。只有政府与市场共生互补、各司其职，经济活力才能得到有效释放，多元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才能真正建立。 经济新常态是要改变旧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际，不仅增长的波动成为可能，而且影子银行、产能过剩、债务负担等潜在风险积聚，实现稳增长的任务更加艰巨。所以，在发展战略上，要有长远目光，在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面前沉着冷静、积极应对，忍得住阵痛。同时，也要着眼当前，充分考虑到“三期叠加”阶段特有的阶段性风险，为可能出现的各类困难做好预案，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缓解改革产生的阵痛。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各种矛盾交织。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需要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又要考虑决策灵活度，既不过分强调需求刺激又不盲目抵制扩张政策。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说明，微观主体更活跃、市场活力更旺盛的省市往往也是增长质量更高、发展后劲更足的地区。为此，深化改革、政府转型必须立足于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只有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全面搞活微观经济，才能助推企业顺利度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只有让市场主体成为创新主体、转型升级主体，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面对新的挑战，也面临难得机遇。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不仅需要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新常态，而且需要按照新常态的内在规律积极引领新常态，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经济效率明显提高，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系列经济条件变化导致的，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这些变化，意味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何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答案就在转方式调结构中。 转方式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转方式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调结构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其关键都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点，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研究表明，消除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就可以发掘新的增长源泉、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因此，转方式调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源泉，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和手段。 许多人看到发展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近年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的确在较快提高。但是，单纯提高某个产业的比重，而忽略产业之间的关联，忽略市场信号对结构调整的引导，就不一定能产生生产率提高的预期效果。如果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只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则总体劳动生产率还会降低，与结构调整的初衷南辕北辙。第三产业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制造业萎缩。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较高的服务业比重，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达到的，是更高生产率的表现。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营造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新成长企业大量涌现，是使我国产业体系迈向中高端的必然要求。 目前仍存在各种体制障碍，如一些行业和企业因拥有垄断地位，即使没有竞争力也难以退出，新成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门槛高、融资难、融资贵从而难以进入、发展受限等问题，都妨碍着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大力推进改革和创新，遵循生产率导向原则，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才能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4．目前，不可再生能源面临趋于枯竭的困境，自然环境承载能力日趋脆弱。从我国现实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迫切要求改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做出关停1400家矿山资源类企业和加工摊点的决策前，身为县委书记的S心理压力是巨大的。L县，这个矿产资源大县，80％的GDP、90％的财政收入依靠资源型产业，大规模关停资源类企业，就意味着经济的断崖式下滑。然而，经济新常态下，关停这些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企业又是势在必行。因为依靠资源的粗放式发展老路已经走不下去，不加快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将使“生态优化、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富民强县”的目标沦为空谈。 “新常态下县域之间的竞争已从单纯拼优惠政策发展到靠综合环境的比拼。生态环境是稀缺的资源，更是宝贵的财富。”S说，相比先进地区，L县的产业配套、人才支撑和基础设施不占优势，要想抢占先机，最有可能胜出的只有生态。不出所料，“关停”令经济承受重压，最直接表现就是县级财政收入的直线下滑。 面对财政收入下滑压力，支出该从何处减?S认为：“民生支出不能减！基础设施事关新产业新投资，也不能减!只能减机关运转这块……”于是，鼓励农户种植核桃的补贴继续；对山区小学的教育支出继续；各种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继续。工业园内，宽阔整洁的道路按时完工，5米1棵的道旁树也未打折扣。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的机关经费平均每年削减30％。在位于L县县城中心、已使用近30个年头的县委3层小楼内，墙壁斑驳不堪，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掉墙灰。 “关停”资源类企业的同时，事关环境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各项举措仍在实施。L县百姓感受最直接的是生态新城建设，包括建成4条园林式公路、42公里自行车健身廊道，广泛开展植树造林，2012年至2013年度累计植树23万亩，是前3年总和的4倍多。生态改善的效果是明显的：数据显示，目前L县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38％，年空气二级优良天数接近200天。 “用优良的生态招引大项目”的思路已经显效。截至目前，L县2014年以来已签约3000万元以上项目67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25个，在建60个项目完成投资40亿元。“还得把握好取舍，摒弃‘剜到篮子都是菜’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由‘饥不择食’向‘择优录取’转变，处理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S说，在吸引到众多项目进驻同时，L县2014年以来也先后将41个高能耗企业“拒之门外”。 眼下，令S深感棘手的是人才缺乏：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还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的形势变化，比如招商项目结构显著变化，招商人才亟须培训；另一方面是各类新产业进驻企业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渴求，比如园区内正在筹建的院士工作站，就急需科研人才。“吸引人才，单靠企业提供高薪远远不够，还需要政府部门提供适应人才工作、生活需要的各种辅助设施，比如科技孵化器、产业园、各类生活休闲场所等。”S说，“旧账”只还了一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5．在北京西城一栋写字楼里的“财富说”公司里，十几名创业者正在为新的互联网理财交易平台做推出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创始人李某曾经在银行工作多年，瞄准传统金融产业在服务大众理财方面的短板，他创办了这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2014年以来，政府高层多次喊话以及各种创业优惠实策出台。自全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一元钱就能开公司……多管齐下，创业近乎“零门槛”。 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一项重大社会变革，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新时期的战略理念面世不到一年，却已深人人心，并在持续推进。尽管振奋、掌声与警惕创业失败潮、科技地产泡沫之声并行，但这场变革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是：从国家到地方正围绕创业链部署政策链，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我国创业创新事业正迎来给力的政策“风口”。 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正在掀起“大众创业”热潮，瞄准经济新常态下不断涌现的各种消费、产业需求，新思路、新业态、新公司、新产品层出不穷。工商总局数据显示，从3月到10月份，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56％以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会议同时指出，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徐部长表示，实现稳增长需要稳投资，其中互联互通，指各地之间通过公路网、铁路网连接而派生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电商、信息消费、创意文化产业等，都派生出新的投资机会。 6．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面临着经济换挡、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沿海经济大省江苏，以人才优先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人才优先，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在教育。 南京市H区，是江苏省高等院校最为集中的大学城所在地，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安置房片区所在地，其一度是南京主城的教育薄弱区。近年来，H区针对“三区叠加”的特殊区情，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问题来抓，实施科教兴区战略，为全区80多万常住人口提供良好的优质教育、素质教育和均衡教育，正由以往的南京“教育洼地栉急速向地区背教育高地修转变。 2016年前三季度，江苏省经济在全面转型升级的同时，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二，成为新常态下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江苏省的劳动者素质普遍较高。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H区委、区政府分析认为，地区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教育，当前H区推进基本现代化与新型城市化，人口布局的变化与产业发展变化都给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要坚持教育优先。 从传统来看，教育属公益性投入，不直接产出GDP，被很多地方所漠视，不少地方的政府不愿意投入。然而，H区不这样看。 “以前学校没食堂，孩子们的午饭只能自带或靠送饭，学生不方便，家长不放心。”位于H区最北端长江岛屿的八卦洲中心小学刘校长描述了几年前的情景，“现在不一样了，区里专门拨款为我们高标准配建了食堂，还把整个学校翻修了一遍，现在我们的硬件毫不输给城里学校。”原来，该校获得了700多万财政支持资金，在老校区的一侧新建了总建筑面积达1800平方米的食堂，并增加了10多个多功能教室。 类似大幅改善办学条件的学校，遍及H区各地。这一变化，受益于H区自2011年起开始推进的三年校舍建设工程。 “‘十二五’的前三年，即自2011年至2013年，H区财政预算类教育拨款达15.7亿元，是‘十一五’总和的1.2倍。”H区教育局徐局长介绍说，截至2013年，H区按照省级一类标准新建、改建、扩建学校项目24个，总建筑面积26.23万平方米，已有24个项目交付使用，新增中小学班级240个。 近年来，H区积极引进名校资源，持续放大名校资源效应。南京外国语学校、南京一中、金陵中学、南师附中等四大市属名校和鼓楼区的拉萨路小学、琅琊路小学齐聚H区，合作成立区域教育共同体，为H区百姓提供一流教育资源。目前，H区全区9个街道中的8个已拥有名校资源，H区教育品牌初步形成。徐局长说，以往每年升学时节，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优质中小学校，常常“找遍了人、跑断了腿”，现在，家长不再为此费神。 “素质教育在我国已提出数十年，但很多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方法不够灵、效果不够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素质教育在很多中小学都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普遍存在实践水平偏低、创新能力不强、人文素养不高等问题。”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小学部林校长说。而在这所小学，素质教育理念被坚定地推行着，该校不仅从来不给学生增加课时，还专门腾出时间让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 不仅在金陵中学仙林分校这样的名校，素质教育之花已开遍H区全区。地处远郊的八卦洲中心小学就是其中一个艳丽花朵。 “一江春水将绿绕，举头远眺是二桥。芦蒿马兰随处见，喜鹊斑鸠满地跑。”八卦洲中心小学地处长江第三大岛——八卦洲。在众多教育专家的指引下，八卦洲中心小学自“野”字切入，围绕农俗、田园、桥梁与本地传统文化开展特色素质教育，创建“鹂岛野韵”特色项目，一系列紧贴地气的特色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画韵社团手绘小小农民画；诗韵社团创作乡村田园诗歌；百人腰鼓演绎着百姓丰收的喜悦：太极表演传承着博大的易经文化；野韵、江韵、桥韵三大研究所的老师带学生走出校门，开展研究性教学……多彩的特色课程伴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不仅保留了远郊农村学生的淳朴本色，还开阔了学生视野、张扬了学生个性。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持续的雾霾天气笼罩着全国10余个省份，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专家指出，随着工业的不断兴起、不断强大，工业对废弃物的排放不断增多，工厂不断排放有毒物质、烟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加，汽车尾气排放产生的颗粒物占据大气颗粒浓度的70％一80％，私家车辆的不断增多导致尾气排放渐渐变多，汽车尾气已成为国内气溶胶污染物的主要“贡献者”。经济发展带来的工业污染源也占较大比重。除产生的一次性污染物外，霾还附着有气态污染物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物。 雾霾天气，空中浮游大量尘粒和烟粒等有害物质，会对人体的呼吸道造成伤害，空气中飘浮大量的颗粒、粉尘、污染物病毒等，一旦被人体吸人，就会刺激并破坏呼吸道黏膜，使鼻腔变得干燥，破坏呼吸道黏膜防御能力，进而造成上呼吸道感染。 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加之一些地方和部门爱护河湖意识淡薄，违法取用水资源、违法设置排污口等现象仍呈高发频发态势。自2004年至今的10年中，发生的47起影响较大的水污染事件中，有29起水污染事件是因化工厂泄漏污染而引起的，占发生污染事件的六成。一些河流，特别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河沟、河岔的污染问题也十分严重。“上善若水”，水给世界带来生命和活力；然而，在水污染面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实行排污许可制度。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禁止企业事业单位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该法还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禁止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4年5月20日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显示，截至2014年3月底，我国设市城市、县(简称城镇)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3622座；一季度，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累计处理污水109．9亿立方米，污水处理量相当于1067个西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指出，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的，有权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 3．2014年4月18日，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2005～2013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结果显示，我国工业企业用地中有高于30％的土壤受到污染。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和城市废水大量排放，工业废渣、生活垃圾大量堆存或填埋，污水灌溉等人为活动，导致我国土壤污染日趋严重，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2014年5月24日，中国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土地整治蓝 皮书》显示，中国土地盐碱化、沙化面积达20．25亿亩，水土流失面积达53．4亿亩。在自然生态环境退化的同时，矿山开发、生产建设每年造成大量土地损毁和废弃。中国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的面积约5000万亩，很多地区土壤污染严重，特别是大城市周边、交通主干线及江河沿岸的耕地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造成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不均匀性、难可逆性。与大气和水体相比，污染物更难在土壤中迁移、扩散和稀释。因此，污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由于土壤性质差异较大，而且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慢，导致土壤中污染物分布不均匀，空间变异性较大。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另外，土壤中的许多有机污染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 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很难恢复。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不可完全逆转，和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 滞后性。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一般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察觉，而土壤污染从产生到发现危害通常时间较长。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甚至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因此，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与大气污染和水环境污染相比，我国土壤污染的环境管理严重滞后，至今仍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污染场地环境标准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还处于刚刚起步的初始研究阶段。此外，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风险评估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土壤修复技术体系等。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促进农业环境保护新技术的使用，加强对农业污染源的监测预警，统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防治土壤污染和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石漠化、地面沉降以及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化、水源枯竭、种源灭绝等生态失调现象，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野生动植物经常被开发成为食品和药品，过度采挖和捕猎已成为动植物物种的第二大直接威胁。冬虫夏草可谓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物种，而世界冬虫夏草98％的采挖量来自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每到虫草采收的季节，当地人都会组成一支庞大的“挖草军团”，奔赴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上采挖珍贵的虫草。 有关资料显示，仅三江源保护区1年就有12万人参加。虫草的采挖，带来的是令人喜忧参半的景象。近两年，青海、西藏的牧民在每年夏天50天虫草采挖期的收入，约占全年收入的1／3甚至更多。“虫草经济”已成为当地很多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在青海省境内，虫草的滥挖现象触目惊心。据保守估计，每年进入整个三江源保护区内的“挖草大军”最少在10万人，而果洛州全州常住人口才10多万。尽管政府禁挖限挖，但仍阻挡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 虫草滥挖的直接后果，除了使青海省境内部分地区的虫草资源产量降低质量下降外，更冲击着高原生态环境。“其直接后果是不但造成虫草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下降，而且虫草采挖区本来就稀疏的植被被破坏后，裸露的泥土极易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甚至沙化。”有关专家表示，除植被破坏外，成千上万人挖掘留下的空洞，也大大加快了雨季中水土流失的速度。俗称“沙漠人参”的寄生药材肉苁蓉，以前广泛分布在新疆昌吉市、吉木萨尔等地。但由于遭到人为的乱采滥挖，现在成片的肉苁蓉很少见了。同时，采挖一株肉苁蓉就要破坏3平方米的沙漠植被，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加速了沙漠化扩展。 中药材的无序开采，带来的不仅仅是药用植物本身濒临灭绝，更会引发“蝴蝶效应”，导致相关物种也迈向消失的境地。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的中华虎凤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由于中华虎凤蝶的生存依赖于一种叫杜蘅的植物，杜蘅的花期很短，而且成长较难，因此虎凤蝶的分布便被限制在有杜蘅分布的很狭小区域内。2011年，中国环境科学院生态所在秦岭调研时，发现中华虎凤蝶的寄主植物杜蘅被大面积采挖后，中华虎凤蝶也开始大量锐减。中华虎凤蝶的寄主植物杜蘅又叫“白细辛”，是中药材和调料，随着市场价格的走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过度挖采，在太白山数量已经下降了90％，相应的中华虎凤蝶也下降了90％。 5．2014年广州、深圳获批成为我国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后，各种形式的跨境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跨境电商的发展引发了入境旅客、邮件的高速增长，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各旅邮检口岸的检出率也屡创新高。然而，中国目前却成为了世界上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广东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也是我国生物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2014年一季度，广东检验检疫局从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中截获有害生物1159种、26182次，截获次数同比增长46．3％。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86种2342次，次数同比增长34．7％。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检疫监管处副处长黄法余介绍：“今年查获的来自韩国的多肉植物、德国蜘蛛宠物等，就是通过邮寄和快件入境，却以衣服、礼品等名称申报，来故意逃避动植物检疫。这些行为都会造成生物入侵的风险。”携带入侵物种进境易引发生物入侵，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对于不构成犯罪的携带行为，处罚力度仅为罚款50元，导致民众的侥幸心理无法得到遏制。 目前，中国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体制是一种中央直管、地方协调的机制，无论是立法还是机构建设，地方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但地方又是外来人侵物种损害最直接的承受者。 环保部2008年一2010年组织的第2次全国外来人侵物种调查结果显示，180种外来物种入侵江苏，数量列全国第五。“这都是老数据了，外来人侵物种的数据变化很快的，现在的数字可能更大。”参与该调查的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室主任丁晖表示。 2010年下半年，江苏苏州、连云港等地首次发生美国白蛾疫情，那一年江苏全省受害树木7．69万株，面积近8万亩，涉及法桐、榆树、杨树等30余种植物，2013年该疫情江苏全省发生面积已达到65．1万亩。 2014年1月，东莞检验检疫局从莫桑比克进口的原木中截获一头“无斑玛瑙螺”，该蜗牛为非洲大蜗牛的近似种，为全国首次截获。玛瑙螺为杂食性有害生物，侵害对象包括农作物、林木、果树、蔬菜、花卉等植物，饥饿时也取食纸张和同伴尸体，甚至能啃食和消化水泥，可危害500多种作物。 6．红豆杉又名紫杉，是一种红豆杉属的植物，它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的历史。1994年红豆杉被我国定为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同时被全世界42个有红豆杉的国家称为“国宝”，联合国也明令禁止采伐，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大熊猫”。 红豆杉在中国南北各地均适宜种植，具有喜阴、耐旱、抗寒的特点，广泛分布在广东乐昌，陕西、湖北、安徽西部以至四川：贵州铜仁市梵净山和佛顶_山地区：重庆西南大部分地区以及酉一阳大板营原始森林、甘肃南部等地。但由于在自然条件下红豆杉生长速度缓慢，再生能力差，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红豆杉原料林基地。 红豆杉的根、茎、叶都可以入药，它的药用价值主要在于它的提取物——紫杉醇，是治疗转移性卵巢癌和乳腺癌的最好药物之一，同时对肺癌、食道癌也有显著疗效。2000年，国际市场上优质紫杉醇的售价已高达每千克18万美元。红豆杉的心材橘红色，边材淡黄褐色，纹理直，结构细，坚实耐用，干后少开裂，可供建筑、车辆、家具、器具、农具及文具等用材。因为红豆杉的树皮有抗癌物质，所以有许多人进入林中来剥树皮，使得红豆杉的数量急剧下降。 2014年5月，江西婺源一棵千年红豆杉，挺过雷劈，挺过岁月变迁，如今却可能挺不过游客之手!网曝视频中，个别游客对江西婺源景区那棵被称作“树坚强”的千年红豆杉，又是扯枝，又是剥皮……如今，这棵千年红豆杉偌大的树体，被彻底剥空，只靠一层薄树皮撑着。 专家指出，红豆杉本身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是个白天晚上都可以用的天然的氧吧，可以预防呼吸道疾病，保持空气的清洁度和安全度。 千年红豆杉引得某些人手痒难耐，非要扯根枝条、剥块树皮才觉得“不枉到此一游”，有些自律和自控能力差的游客，的确存在一种可悲的“逆反心理”，你越说某棵古树珍稀难得，他就越会寻思着“留点纪念”。 为了保护红豆杉，2003年6月，国务院批准梁野山红豆杉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红豆杉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一个以南方红豆杉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9年，经国务院审定，穆棱东北红豆杉自然保护区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16万余株东北红豆杉进一步得到有效保护。 7．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国家法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1 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 “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污染公共事件，在最近几年高强度频繁发生，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修订后的环保法第47条对此专门作了规定，增加了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的机制。”环保部法规司副司长别涛说。新修订的环保法对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作出了更多有针对性的规定，如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国家促进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等。 “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说到底也是为了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享有适合安全健康生活的环境权_、不受环境公害侵犯权。”全国犬常委会委员冯淑萍萍说。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英民说：“区域联防联控，是目前我们应对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非常重要的措施。正在紧锣密鼓推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雾霾天给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为此，法律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 新修订的环保法明确规定“保护优先"的原则。环境保护由20世纪70年代的末端治理，到80年代的防治结合，到90年代的过程控制，再到现在的保护优先，应该说，环保理念一次又一次升华。“这是第一次将环境保护置于优先位置，是环保理念上的一次突破。"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 为确保“保护优先”原则落到实处，法律作了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和创新，如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在制定经济、技术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这实际上为政策环评打开了大门。”骆建华说，“新法还要求重点区域、流域应当制定限期达标规划，并采取措施按期达标。这为全国总体环境质量改善提出了制度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具体要求。再如，对重点敏感生态地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都体现了保护优先的原则。”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增强公民环保意识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人人参与环保，是本次修法的亮点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说，环境问题和其他问题不一样，不管我们对环境、对污染有多么不满，我们自己都是贡献污染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每个人不从自己做起，是没有出路的，当然企业是主体，政府要负责。 “环境保护离不开公众参与，纵观发达国家的环保历程，政府、企业和公众，始终是环境保护的三大支柱。"骆建华说，“公众参与的基础是确保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环境信息公开。新修订的环保法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作了明确具体规定。” 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新修订的环保法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扩大到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相关社会组织。“社会高度关注公益诉讼，这次在诉讼主体上又有新的突破，为强化环境保护的社会监管制度创造了条件。”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说。 新修订的环保法引人注目的规定是“生态保护红线”的设定。新修订的环保法第三章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 红线范围包括：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区、冰川、火山、温泉等自然遗迹，以及人文遗迹、古树名木等。 “新修订的环保法讲到了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这是非常需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献中说，“国家应加大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涉及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生态保护的补偿资金，确保其用于生态保护补偿。” 8．辽宁铁岭，位于东北的这座小城，碧水环绕，河、湖、山、城和谐统一。走进铁岭新城，只见凡河、天水河、如意湖、莲花湖“两河两湖”水域贯穿并遍布整个城市之中。铁岭曾经在上海世博会主题馆城市地球馆内，作为全国第一个地级市成功举办了主题日活动，生态水城的秀美风姿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是什么让铁岭如此美丽?早在2006年，铁岭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了“生态立市”的战略，把“生态”作为铁岭新城的立市之本，将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城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铁岭新城的“生态之美”来自于山水。铁岭新城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莲花湖湿地，而且建设了经过潜流层、表流层对城市污水进行生态处理的人工湿地。经过几年的建设，莲花湖湿地面积由230多公顷增加至600多公顷，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生态系统完整性得到加强。 与莲花湖湿地相连的是人工山凤冠山，在建设中实施了鸟岛绿化工程，不仅提高了新城绿化率，也满足了部分候鸟对森林的需求，促进了生物多样性。如今，铁岭新城的绿化面积达到720万平方米，绿化率达到38％，人均公共绿地超过12平方米，均已达到或超过国家级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在铁岭新城，没有一根烟囱冒烟。“我们实施了热电联产工程，城市供热使用辽宁华电公司的热源，实现了冬季城市供热最低环境影响。”铁岭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永安说。 坚持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用生态拉动经济增长。要实现绿色发展，工业必须“绿”起来。目前，在沈铁工业走廊经济隆起带上，以专用车、换热设备和起重机械产业集群为代表的12个重点产业集群正在逐步扩大，成为铁岭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在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的同时，也整合了铁岭的资源优势，使资源有效利用达到最大化。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铁岭新城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李永安说：“发展经济是我们的目标，打造青山绿水同样重要，我们要建设经济区绿色生态基地，让铁岭山青、水碧、天蓝、地绿、民富、市强。” 要实现绿色发展，农业也必须生态化。铁岭是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农业地位十分重要。推进生态铁岭建设，农业是基础。铁岭以规模养殖小区和骨干龙头企业为依托，增强畜牧产品生产加工能力；以东北寿光果蔬贸易城等农产品专业市场为龙头，推进保护地蔬菜产业化，打造东北蔬菜集散地；以全国最大的榛子生产基地为基础，着力培育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条，提高榛子产业的附加值。铁岭积极构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既让农民富裕起来，也让绿色、健康的农产品走进更多百姓的生活。 服务业作为能耗低、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的绿色产业，同样是铁岭新城经济的增长点。铁岭市市长吴野松指出，今后铁岭新城要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文化体育服务、商务服务、商业、城市生态五个方面完善功能。“以企业发展扩大就业，以就业吸引新的人口进入，这是我们一直积极鼓励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培育文化、旅游、社会服务等新兴潜力产业，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来新城工作、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铁岭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铁岭盛产绿色农产品，也盛产欢乐。铁岭新城规划建设以来，一直把生态旅游作为完善城市功能、聚集新城人气的重点。今年，以莲花湖湿地为代表推出了43个重点旅游项目，精心策划了20余次旅游节会活动。随着旅游项目的增加，铁岭新城将逐步形成一条旅游产业链。游客到了这里，就可以体验东北特色的吃、住、赏、乐“一条龙”休闲方式，感受“生态之城”的独特魅力。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2010年1月12日，谷歌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在谷歌官方博客上发表计划退出中国的声明，该声明称谷歌因不想再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加之Gmai]服务器遭受到攻击，谷歌考虑关闭谷歌中国以及中国办事处。之后几天谷歌态度不断出现微妙松动与变化。1月15日，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表示不排除谷歌继续留在中国的可能。 这如同一枚重磅炸弹激起中国互联网上一片沸腾，网民一时间分为持“谷歌价值观至上论”的支持者和持“谷歌阴谋论”的反对者两大阵营，壁垒分明。各成一派。各路评论家或者挽留，或表遗憾，还有直指其愚蠢或幼稚的批评声音。 对谷歌事件，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做出回应，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欢迎国际互联网企业在中国依法开展业务。1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二次表态，称外企在华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尊重公众利益和文化传统，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谷歌也不例外。 2．(新华网北京2010年2月28日电)记者近日从全国政协通气会上了解到，针对去年有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加快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工信部在给政协提案委员会的答复中称．争取尽快使信息安全条例进入立法程序，早日出台，完善中国信息安全法制环境。 去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交“加快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提案．建议制定网络信息安全条例，通过立法避免侵犯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 2009年，中国互联网成了热点新闻最密集的领域：绿坝软件、谷歌之争、打击色情网站、管制手机“黄段子”……众多热点中，中国政府的监管备受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将加强依法管理互联网。以维护社会稳定。 据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负责人介绍，截至2月10日。中国已关闭淫秽色情和低俗网站1．6万多个，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企业关闭未备案网站13．6万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全国55家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共清查域名总量1350多万个，暂停1．2万个涉黄域名的解析。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指出，l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是全面的、多方位的．打击色情网站和黄色信息只是其中一部分。“从更高的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而会更加重视对互联网的管理。” 3．在加强管理的背后，是互联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据统计，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38400万人，比美国总人口还多。中国网站数量达到368万个，即时通讯工具QQ的活跃账户数达到2．92亿个。 在给众多网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互联网的虚拟性与扁平性也使得网络成为各种虚假信息的“高效”传播渠道，助长不法行为滋生，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带来威胁。 2009年发生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境内外不法分子通过QQ群、短信等通信工具大肆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民族仇恨，进而指挥不法分子上街闹事。 近年来中国因网上发帖造谣、诽谤而受到公安机关查处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2008年汶川地震后，河北、辽宁、安徽等11个省市的公安机关，查处了17名涉嫌借地震在网上造谣的犯罪嫌疑人。2009年10月21日，河北容城县公安局在北京将涉嫌发帖编造容城“艾滋女”事件的嫌疑人杨某抓获，并以涉嫌诽谤罪将其刑事拘留。2010年1月，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公安局查处2起网上恶意散播恐怖信息案件。 “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在这一方面。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掌握并利用互联网的规律是中国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戴焰军说。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郭国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网络、手机等手段传播虚假、“有色”信息，混淆视听，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国家对网络的适当管理是合法的、合理的、必要的。 非法网络信息传播的危害已引起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在1月1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合法有序，是维护网络安全的关键环节。他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网络传播秩序的依法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网络传播行为。 4．近年来，几起极具影响力的人肉搜索事件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使其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肉搜索的威力既令人折服，也使它成为众矢之的，有关的争议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间断。人肉搜索是什么?它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人肉搜索是如何演变成网络暴力的? 从表面上看。人肉搜索是一种人工参与的网络信息搜索方式，但如果剥去网络的外衣，我们会发现人肉搜索其实是一群在网上漫游的无组织、无纪律、不受约束的人因某些突发事件临时聚集在一起．通过互相提供信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群体行为，也即社会学里所指的集合行为。 毋庸讳言。集合行为还具有非理性和破坏性，鉴于此，人肉搜索会演变成为网络暴力便不足为奇。所谓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其表现形式是：在网上发表失实言论，造成当事人的名誉损害；在网上公开当事人的隐私，侵犯其隐私权；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正常生活进行侵扰。损害其人身权利等。 尽管人肉搜索展示出了破坏性的一面，却也不必禁而止之，适当的规范引导可以收敛它的戾气，使广大搜客回归理性，使人肉搜索真正成为舆论监督及弘扬社会正气的一把利剑。 5．(千龙网北京2010年3月13日讯)近期，网络上各类“门”事件频频爆出，从“兽兽门”到“北影门”、从“工行女”到“献身门”，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针对互联网上这股淫秽色情文字、图片、视频疯传的逆流，成立不久的“妈妈评审团”的成员们可坐不住了。昨天下午，“妈妈评审团”召开第二次工作会。呼吁有关部门尽快介入调查，依法制裁违法人员，同时对网络监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与会妈妈们指出，从陈冠希“艳照门”事件至今，两年间网上流传的各种“门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以“兽兽门”为例，肇事者先后上传四段视频，传播近一个月仍热度不减，说明目前开展的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依然任重道远。 对此。妈妈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应尽快介入调查及相关司法程序，只有将制作者、上传者追查出来并依法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才能防止更多违法视频信息进一步流传，有效地震慑违法犯罪分子。进一步巩固目前整治专项行动的成果和力度。 6．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安全已上升为一个事关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全、经济有序运行的全局性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徐龙建议尽快实施“云安全”网络计划，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通过政府推动、企业联动，全民互动的方式，构建起一个全民共建、全民共享、无处不在的“云安全”网络防护体系，打造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 徐龙分析说，在云计算时代，云信息浩瀚无际，传统的安全体系已无法胜任“云时代”的信息安全要求，必须因时制宜建立“云安全”网络防护体系。他具体介绍说，在由政府，企业和全体公民共同构建的“云安全”网络防护体系中，网络安全问题不再仅仅依靠某个单位或个人，而是依靠无处不在的、庞大细密的网络服务，实时对网络安全问题进行采集、分析和处理。“云安全”网络参与者越多，整个网络就会更安全，每个参与者也就越安全。 7．全国人大代表吕新萍是来自宁夏基层的中学教师，对于网络淫秽色情信息肆意传播给青少年带来的危害，她深感担忧。“现在不少中小学生躲在被窝里用手机上网浏览黄色页面，白天上课就打瞌睡。依靠学校和家庭来控制未成年人不看黄色网页难以实现，必须加强网络监管。从源头上切除‘毒瘤’。” 事实上，网络上远不止淫秽色情信息这个“毒瘤”需要切除。虚假信息、黑客攻击、网络暴力……层出不穷的难题，都是对中国正处于探索阶段的网络监管的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郭国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网络、手机等手段传播虚假、“有色”信息，混淆视听，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国家对网络的适当管理是合法的、合理的、必要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郭国庆说，有观点认为，政府对网络的监管是一种对自由的干涉。但即便是在欧美国家，也同样存在对网络的监管，并不是各种网络信息都可以放任自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说，依法管理互联网是国际通行做法，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网络自由的边显是法律，网络空间的任何活动，都要受制于法律的约束。”“中国对互联网监管手段的探索还处于初级阶段，监管的手段和对象，都是必须首先要考虑清楚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管理的目的不是将中国封闭起来，因而在监管手段上必须符合现代信息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规律，必须与现代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 事实上，中国政府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窒网络局副局长、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刘正荣说。政府在监管过程中注意不断创新和汲取他国成功经验，近年来更是发挥了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的重要作用。 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指出，网络监管要拿捏好监管的尺度，让网络成为理性而负责任的言论表达平台。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目前的网络监管措施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郭国庆指出，政府现有的管理方式存在不足，应该发动社会力量，在监管方面形成合力；同时建立激励机制，比如鼓励网民为网站打分，按照网民对网站的评价高低对网站进行奖励或者惩罚，形成互动，才能遏制住网络不良之风。 “只是政府单方面的行动，很难有效制止网络低俗之风和不法行为。”郭国庆说。 8．(《检察日报》2010年3月7日)“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比较活跃，一些事件经互联网的放大，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从而影响社会；如果引导不善，负面的网络舆情将对社会公共安全形成较大威胁。”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建议，为减少摩擦、缓和矛盾、降低执政风险，当务之急需建立并完善社会舆情管理机制。 “网络和现实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前认为网络只是个虚拟世界，离现实社会很远，现在看来，两者密不可分。”以今年年初出现在山西的地震谣言为例，施杰说，“起初，只是有人在互联网上发了一个谣言帖，经过网络传播后，事件迅速升格，导致太原、晋城几个城市出现恐慌，严重影响到了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 施杰还注意到，当前对于网络的监管是“政出多门”，公安、出版、工信等部门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涉及网络监管，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统领网络管理。“一旦有网络舆论危机事件出现，到底归谁管，该怎么管理，现在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定。”施杰说。 为了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和应对，施杰建议，应当建立专门的政府舆情汇集机构，通过在政府内部设置专门的舆情汇集机构，来负责社会舆情的汇集工作，并制定精细的工作规范，明确权责。一般情况下，舆情的汇集都由这个专门部门负责汇总，独立运作，在遇到大型或者疑难社会事件，需要多部门统筹协调时，由相应部门提供协助。 施杰认为：“建立健全舆情管理机制。有利于国家管理者及时引导和调节公众认识，使舆情朝着有利于大局、有利于和谐的方向发展。” 9．互联网不加管理的话，必然产生大量不良信息。但互联网又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行业，如何在监管和创新中取得平衡? “一些互联网的创新与现有监管模式的矛盾在全国解决起来不容易，但深圳作为特区，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 2010年3月28日，新浪网创始人、现任点击科技CEO的王志东在2010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上语出惊人。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丁健更是大胆建议．尝试将深圳作为互联网监管特区，比如在深圳完全放开监管，看看在更加自由的环境里，互联网如何发展，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互联网的监管方式。 在峰会上百度CEO李彦宏和腾讯CEO马化腾的对话环节中，两位CEO虽然对有关部门加大互联网管理力度表示理解，但同时也委婉地表示，要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李彦宏坦言：“过去发展得不错是因为政府干预较少。”马化腾则称，“在某些领域，比如网络游戏行业，各部门的 职责就没有讲得太清楚，我们也很困惑，监管更加明确的话会更好一些。互联网不加管理的话会有很多不良信息，但是监管的方法有很多，需要找到平衡点。”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对互联网监管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富源集团董事长缪寿良建议，应当把互联网管理监督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制定一部《互联网监督管理法》，从法律上规范网络设立、经营、管理、监督各方面的责任。 “腾讯支持渐进的、可持续的监管方式，不是就事论事只讲利弊这么简单。”马化腾透露。一直跟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看是否能够把跟互联网有关的各部委职能抽调出来，专门统一成立一个协调局或者协调部门，这样能提高管理的效率。 10．互联网上的信息发布往往不像传统媒体那样程序严格、内容严谨，有些违反法律、有伤风化的信息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危及国家安全。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管理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法律，以控制违法内容和不道德内容在网络上的传播，由此便形成了网络审查制度。 网络审查，即网络内容审查，指对互联网承载和传播的内容进行审查，对部分内容进行监控、过滤、删除、屏蔽或关闭。目前世界上约有20多个国家实行了互联网审查制度，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考虑启用网络审查制度。 一些国家主要就危害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恐怖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儿童保护和网络色情等民众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作为互联网内容审查的切入点。比如，美国于“9?11”事件后颁布的《爱国法》以及布什总统签署的《国土安全法》都包含有监控互联网的相关条款，并授权政府或执法机构监控和屏蔽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内容。 德国政府机构对网络信息进行24小时跟踪、监控和分析。并成立了“网上巡警”调查机构。德国法律也明确规定网吧过滤包含极端言行、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种族歧视、暴力以及色情，尤其是儿童色情等内容的非法网页。 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依据其网络安全计划打造了一个网络过滤器，黑名单包含“不适合儿童”和“违法内容”两种信息。为的是屏蔽一切澳政府认为有争议的或有损国家安全的网页。 新加坡的《互联网运行准则》具体界定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不得传播的“违禁内容”，这些被禁止的内容包括违反公众利益、社会道德、公共秩序、社会安全、国家安定，或其他被新加坡适用法律禁止的内容。 鉴于互联网传播有害信息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甚至成为各国互相渗透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网络审查的行列中，积极寻求对策改善或解决这些令互联网备受指责的焦点问题。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一切何必当真的观念，一切干一下得了的想法，一切得过且过的心态，都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百害而无一利的，都是万万要不得的!总书记引用“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要求各级干部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努力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2．临近春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年味浓浓，腊月二十七，村民徐学海家的炕桌上，一个个刚炸好的金黄色年糕还冒着热气，53岁的徐学海指着盘子里的年糕招呼着上门的记者：“尝一个吗?这可是总书记在咱家炸的年糕!” 就在一个多小时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学海家的厨房里与一家人一起炸年糕。“当时屋子里油烟味呛得很，总书记也不在意，他这么忙还惦记着我们啊!”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徐学海激动不已。 中午时分，徐海成家的小院里格外热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习近平总书记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一笔一笔计算收支账、规划建设美丽乡村的事儿。 徐海成的妻子裴秀苹跟一群乡亲围在一起，仔细地看德胜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图。“刚刚总书记在俺家座谈的时候就看了这个图，以后咱们村可要大变样了。”裴秀苹骄傲地说。 徐海成家是总书记在德胜村的最后一站。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用来招待客人的江米条和炸麻花，屋外的阳光透过鲜艳的窗花在雪白的墙壁上投射出斑斓的剪影，红红的中国结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充满了节日的喜庆。 就在这个局促的小客厅里，习近平总书记和徐海成一家四口，还有几位村代表、基层干部，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总书记给我家算账啊，一笔一笔，算的可清楚了。”徐海成告诉记者，总书记拿着他家的收支单，算完收入算支出，还问他们日常开支怎么没有列入其中，问得特别细。 “家里有多少亩地，种些什么，收成怎么样”“马铃薯原种育种这一项有希望做大吗”“孩子上大学有没有领取助学金”……唠的是家常，问的是小事，心里想的却是扶贫攻坚一项项细致的工作、具体的任务。 座谈会上，总书记详细地询问了当地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当得知当地村民很多在种马铃薯原种时，他对原种和成品的价格十分关心，并鼓励大家要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总书记说，要让乡亲们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有他这句话，咱农民还有啥不踏实的。今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徐海成笑着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这句话让在座的干部感到“压力不小，但是干劲儿更足”。 总书记强调，脱贫是全国小康的底线工作，各级干部特别是作为脱贫攻坚责任人的“第一书记”，要扑下身子真扶贫，成为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心骨! 3．黄石市老鹳庙社区一年就创造出了2.3亿元的社会总产值，远近闻名。刘伦堂生前长期担任老鹳庙社区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很多人会以为，刘书记家里的经济条件肯定也不会差。可是74岁的老支书去世时，他的儿子在他的银行卡上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刘伦堂的大儿子刘文兵告诉记者：“这两张卡是父亲交给我的，一张是他的工资卡，我后来到银行查了一下，剩下3600块钱，另一张只剩下9毛6了。” 刘文兵说，前些年，老爸补交了5万多元的养老保险。这次得病又花了3万多元，这些他大概知道，可忙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最后一共就剩下这点钱，多少还是让他有些吃惊。不过儿媳江四兰对公公的穷就没那么意外，因为类似的体验十多年前她就有过。当时婆婆刚去世不久，刘伦堂提出和两个儿子分家，别人分家都是分家产，可刚过门一年的江四兰万万没想到，这个村支书公公分给他们的，却是5000元的债务。 在刘伦堂的卧室，记者看到了一张桌子，常用的地方油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听说还是当年他亲手做的，刘文兵说，大概从他记事的时候，这个桌子他就在用了。 上世纪80年代，人均耕地不到3分的老鹳庙村还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头脑活泛的刘伦堂带头创办了当时市里的第一个村属企业——老鹳庙水泥厂，每年能为村里带来10多万元收入。作为改革能人，刘伦堂后来被调到乡里的重点企业担任总经理。没想到几年后，村里的水泥厂因为管理不善停了产，还负债累累，刘伦堂又被紧急调回村里“救火”，担任村支书。被大伙儿寄予厚望的刘伦堂还真不含糊，他带头筹钱，回来13天后，水泥厂就又重新点起了火，而为了跑销路，这个新支书更是亲自上阵。 凭着自己的头脑和一股子干劲儿，刘伦堂第二年就让水泥厂起死回生，随后，他又办起了建材厂、碎石厂等企业，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了可以领工资的工人。进入新世纪，老鹳庙由村改为社区。原来的企业污染环境，发展遇到新瓶颈，刘伦堂带头关停了“五小”企业，并引进了一批生态友好型企业，2013年年末，老鹳庙社区实现社会总产值2.3亿元，在所在的下陆区考核中位居全区27个社区之首，刘伦堂的能人形象在大伙儿心里也越发深刻。 不过，这个老支书还有个“不能”也让人印象深刻。近十年来，村里大大小小的工程有不少，可要是社区干部或他自己的亲戚朋友想走后门揽工程，刘伦堂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能”。 刘伦堂的大哥刘伦华生活一直挺困难，搞建筑的他曾找过弟弟，希望能安排点工程给他，却全被拒绝了。曾经打工供弟弟读书的刘伦华气得骂他是白眼狼，十年没有理他，刘伦华说：“当时我恨他，这还叫兄弟吗?我叫他铁包公。” 老鹳庙人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提起今天的日子，乡亲们都忘不了老支书，老鹳庙社区居民江文胜告诉记者：“我承包荒山到现在发展到这个规模，不管是遇到什么困难，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书记，都是他经常到我这里来，问我有什么困难，或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他主动帮我解决掉。” 刘伦堂给老鹳庙、给老百姓干了二十年，如果不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还想继续干下去。即使不当领导，只做普通的义工，他也愿意，因为他离不开老百姓、放不开他开创的事业。他的心，老鹳庙的百姓最了解，所以老百姓会在心里记住他、念着他。 4．现在在大多数地方大家办个事、交个费，都很方便。可是在某些偏远地区却不成。比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方圆800里分布着3000多个山头，不少农民从村里到县里，坐车得走六七个小时。“办事难”简直就是山里人的“心头怕”。 向永浩是巴东县沿渡河镇界河村村民，过去他帮同乡张志国办户口迁移，一说起那次办事的过程，向永浩就用“跑断腿”来形容。 向永浩说，从村里到县城以前没通车的时候全靠腿走，早上7点出发，傍晚5点多才能到，后来通车了，单程也要三五个小时。向永浩第一次进县城，就被告知需返回村里重新准备资料，因为政策规定户口迁移可以随父母，但是不能随兄弟。一个月以后向永浩第二次进县城，这次材料准备对了，但是张志国的人名被迁出地派出所打错了一个字。一字之差，向永浩又白跑了140公里的冤枉路。向永浩第三次进县城，这一次他依然是无功而返。但这次无功而返的理由，向永浩感到很无奈，因为州庆放假。 向永浩第四次进县城，要找房管局开证明。到处找不到房管局，等他找到的时候，才发现房管局没有了，因机构改革和职能合并，已经更名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好不容易搞清楚了状况，但办事人员已经下班了。坐在县城的高楼大厦间，向永浩看着手中的材料有苦说不出。于是三个多月后，向永浩不得不第五次进县城。这次总算是把事办成了，但好几个部门的字签下来，又赶上下班时间了，批文当天取不了。 向永浩5次进县城，2次夜宿旅馆，往返700多公里山路，花费500多块钱。一个户口迁移从开始办到办结，历时8个月零28天。像向永浩这样办个事、跑断腿的经历，很多山区老百姓都遇到过。很多简单事儿，在大山里却成了村民生活中的“拦路虎”。交个电费要跑几十公里山路；领55块钱的养老金要花60块钱的路费；手机充个值，要求爷爷告奶奶地请人代办。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向永浩的嫂子去世，需办理死亡注销和领取新农保发放的安葬费，哥哥找到他帮助办理，以往这一套手续要村里、镇里、县里来来回回跑若干趟，不跑个几百公里是不可能办成的。然而，县里在129个村进行试点，建立“农民办事不出村”大厅。向永浩所在村的办事大厅就离他家不到200米，于是向永浩决定试一下，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好了。 山里人除了办证盖章以外，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事急需就近办理。比如说新农保支取、手机充值等，现在这些以前办起来不简单的小事，都可以不出村就能办了。 在“农民办事不出村”的事项目录中，记者看到老百姓最经常需要办证盖章的事宜都在其中，共有57项。 村民动嘴，数据跑腿。村民只要动动嘴，签个字，事情申办表、所需的证件等就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传送到镇、县等相关审批部门。审批下来，村干部代取。 农民办事不出村让山里人办事不跑路了，不花钱了，不受气了，不受累了，也让干部办事不敢乱来了，过去干部为群众办事，能不能办干部一人说了算，群众看不到也监督不到，现在通过网上办理、痕迹管理，能不能办、什么时候办好、办得是否合乎规范，一目了然。纪委等专门的监督部门，随时监看所有的办件时间节点和每一步的操作。这有效防止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和“吃拿卡要”等现象。 5．江西余干县城区居住人口18万，其中近3万人聚居生活在连片危旧房、“城中村”的棚户区里，余干三中、实验小学也在其中，巷道逼仄狭小的老街区，污水横流、安全隐患突出，居民苦不堪言。 有人说，改造棚户区，在余干就是个“火药桶”，不可能成功平稳拆迁。怎么办?是让大家住在棚户区的危旧房里“奔小康”，还是顶着压力干可能“费力不讨好”的事? 余干县委、县政府决定：还是要干，但不能蛮干。 让群众自己去看“棚改好不好”，让群众来做群众的工作。百闻不如一见，余干先后组织了300多名棚户区的群众代表到南昌市参观学习，让他们亲身去体验棚改带来的好处。县里制作了专题电视宣传片和新规划展示，在电视台和城区广场滚动播放，让群众直观感受棚改带来的新变化。通过看棚改，群众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代表们还像种子一样，说服、鼓动身边更多的人支持棚改。 组织两支调研工作组，深入到片区进行调研，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走遍片区内居民家，听取他们关于棚改的议论和心声，有95%以上的群众强烈要求政府推进棚改，为县委、县政府下决心实施棚改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群众是棚改中的主体，棚改房屋怎样拆，拆后群众怎样安置、怎样规划建设等问题，都要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把民意民智纳入方案中，始终让群众“唱主角”。 棚改房屋征迁工作的核心，是利益分配的调整，影响群众棚改利益的环节较多，其中评估机构的选定是较为重要的一环。为了尽可能减少评估对群众利益的影响，余干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严格筛选出资质过硬、口碑较好的4家评估公司入围，最后交由片区内的群众投票选择，既打消了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疑虑，又增进了群众对棚改工作的信任和支持。 棚改征迁补偿工作方案是“牛鼻子”，方案合不合理，群众能不能接受，关系到整个棚改工作的成败。 棚改到底怎么弄，好不好，群众算一算就知道。引导群众算好经济账、家庭账、健康账、子孙账这“四本账”，政府让利于民，群众的利益不仅不会受损，还可依法获得更多资产增值及收益；可以改善居住条件，远离恶劣的居住环境，更好地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群众把账算清了，心中的担忧和疑虑自然会逐渐消除。 话好说，事难做。任何一户棚改家庭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余干挑选400余名长期在基层工作、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组成54个群众工作组，深入到棚户区做群众工作。 “韧劲、拼劲和钻劲必不可少”，康山乡民政所所长袁义胜深有感触。群众工作组不怕磨破嘴，一遍又一遍地宣传解释；不怕跑断腿，一趟又一趟地来回折返；不怕吃闭门羹，一次又一次地周旋蹲守；不怕丢面子，一回又一回地忍气吞声。平均每户登门20次以上，多者近百次，仍执着坚持，从不松劲，毫不气馁。 余干县把棚改过程当做社会矛盾大排查大化解的过程，依法、依规、依俗妥善化解处置了1000多个矛盾纠纷，为房屋征迁铺平了道路。 6．刚开春，农民们正在为春耕生产进行准备，这其中就包括了农田水利建设。“水利兴，农业丰”，国家为完善农田水利投下了不少钱，农民为兴修水利出了不少力。可是清河县的一些水利设施，建成三年却用不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记者查询了清河县有关“小农水”的地方新闻以及水务局官方网站。该县通过竞标申报，成功列入国家小农水项目建设重点县，此后三年，国家相继投入专项资金5750万元用于小农水工程建设，是一项切切实实的惠民工程。 记者走访了该县两个乡镇的五六个村子，村民都表示这小农水工程不能使用或者用不上。为什么一项深受群众欢迎的惠民工程，却在长达三年多时间里用不上呢? 通常农民在整理土地的时候，都会有意识地把土地顺着田垄整理成一头高一头低，高处叫地头，这样只要在地头放水，水往低处流，就可以把一垅地浇完。可现在不少出水口都设在低洼处，也就是地尾，即便放出水，也不可能流到几十米外的高处去。 村民说，当初在修这个工程具体布局的时候，并没有征询村民的意见。走在田间，记者看到有不少出水口的水泥墩子出现了倾斜，或者干脆倒伏在地里，这使得阀门的手柄无法安装，另外出水口歪了以后这个水管也不可能再流出水来。 如果仅仅是这些原因导致工程不能使用，还可以凭借修缮来恢复使用，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却是难以修复的。村民向记者展示，地下埋的管子很脆，用手就能掰断。 这样的管道能否承受来自水的压力，地下管道质量是否达标，不好断言。可是这地下管路不通，原因却是多方面的。村民说，这沟渠里的水是引来的河水，过去有2米多深，上游来水，沟渠蓄水量很足，可以满足灌溉，而现在沟渠里都是淤泥，存不住水，就算小农水工程能使用，也无水可用；而且这小农水的抽水管道都直接伸在沟渠里，一抽水，把淤泥也抽入管道，自然会出现堵塞，而地下管道一旦堵塞，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疏通，所以修这样的工程，清淤是前提。 该修的地方没修，不该修的地方，却修了不少。出水口要设计在地头，才能发挥作用，可是一些出水口，既不在地头，也不在地尾，偏偏设计在路边。村民们表示，这是应付领导检查。 村民们说，这些泵房刚建成的时候，本来是青砖水泥，这三年来一直不能使用，去年却被刷上了崭新的黄颜色，以更漂亮的姿态，矗立在田间地头。走在两个乡镇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粉刷一新的小农水工程，这里面有多少可以使用，有多少至今都没有用过，我们不了解具体的数字，但记者走访了6个村，村民们都表示没有用过。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体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家庭数目急剧增加，家庭规模日趋缩小，离婚率普遍上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的家庭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家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需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 1989年12月，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联合国有关机构确定以屋顶盖心的图案作为“国际家庭年”的标志，昭示人们用生命和爱心去建立温暖的家庭。 1993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宣布，从1994年起将每年的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目的是提高各国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对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的健康发展。 2014年5月15日是第21个国际家庭日。联合国将今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确定为“家庭事关发展目标的实现；国际家庭年20周年”。中国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人人健康，家家幸福”。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4年国际家庭日致辞中指出，家庭为成员提供经济和情感依托，将成员培养成有生产能力和爱心并致力于公益的公民。不论何种形式的家庭，只要关系稳固、运作良好，都有助于减少贫穷，增进母亲健康，促进性别平等，维护人权。 2．外媒称，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描写了当时的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庞大、多代、团结。但在现代中国，这个形象正迅速成为古董。 2014年5月1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首个《申歌庭发展报告》，对中国家庭60多年来变迁的特点和趋势作出系统分析。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5月20日报道，《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是官方首次公开发布的中国家庭结构研究报告，其中描绘的画面可能会让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感到担忧。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每个家庭户有5．3人以上。但报告显示，这个数字到1 990年缩减到3．96人，到201 2年缩减到3．02人。自2000年以来，出生率下降不再是家庭规模缩小的主要推动力，人口流动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起着更大作用。近年来，由夫妇二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比重大幅提高，占全国家庭的比例提高了2倍。这主要是由于中老年夫妇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同住，以及更多的年轻夫妇选择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等原因。 现在，中国1．6亿个家庭户即全国总数的40％只有一两个人。报告称，在2000年到2010年城镇化突飞猛进的十年间，单亲家庭户数量增加了一倍，由两个人组成的家庭增加了68％。单人家庭数量增长主要是由于30岁以上大龄未婚人口增长、离婚率提高和丧偶独居老人数增长。2010年30岁以上未婚人口中有43．2%是独居，这个比例在城市中为45．4%。大龄未婚独居家庭增多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自我实现需求的发展以及职业竞争的加剧，使得一些人不得不推迟结婚年龄；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人没有找到结婚对象；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生活方式、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主动选择了单身生活。此外，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中有四成以上是单人家庭为主。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共有家庭4．3亿户左右。目前，中国有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已超过8800万户，占全国家庭户的比重超过20％。根据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201 3年全国失能老年人数达3750万，预计201 5年失能老年人数将超过4000万。报道称，几千年来，中国老年人与子女和孙辈同住，但这个习俗也迅速改变，因为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追寻教育或就业机会。报告称，中国90%的老年人住在家里而不是养老院。但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往往选择与他们分开住，或无法与他们同住。农村地区的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劳动力进了工厂和建筑工地，而农村社会保障和医疗资源相对较稀缺，致使许多老年人独自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报告援引另一份研究结果称，2013年，中国有3750万老年人的生活不能自理，约四分之一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卫计委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中国80％的家庭户表示，他们为赡养老年亲属感到发愁。 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和高龄老年人数量的增长，尤其是当老年人丧偶或失能之后，对家庭照料的需求迅速增长；紧张的工作节奏使青年父母无暇照顾幼子。于是，本来各自独立的两个家庭合二为一，住在一个屋檐下。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直系家庭在家庭类型排序上长期处于第二位。直系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重，在200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几乎没有变化。但是，2000年之后，这种稳定局面开始被打破。2010年直系家庭总数为9240万户，比2000年增加了25%，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从21％提高到23％。未来一个时期，直系家庭的数量和比重都将出现更为显著的增长。 此外，从研究结果来看，一对夫妻加上孩子的核心家庭数量锐减，而丁克家庭的数量上升，但报告没有给出具体数字。 3．家庭幸福是衡量国民幸福的重要指标，家庭需求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为了解中国家庭发展状况，家庭成员的情绪和需求取向，2011年6月一11月，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人口网和中国生殖健康网进行首次“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网络调查”。 调查显示，影响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按相对作用大小依次排列为：身心健康、与父母的关系、与邻居的关系和家庭经济状况。 身心健康的人幸福感高。按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分不同选项，有49．8％的受访者选择“健康状况良好”；按“过去一周心理状态”的不同选项，受访者选择“非常开心”“比较开心”和“一般”的为89．3％，选择“不太开心”和“很不开心”的占10．7％。调查同时显示，身心健康与受访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呈同向上升趋势，身心健康状况越好，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高。 中等收入者的幸福感高。按幸福感自评分由0一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中等收入者对幸福感的自评分最高，平均7．5分；其次是高收入者，平均7．1分；低收入者平均6．3分。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低于中等收入人群，表明幸福感并非随收入增加而升高，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收入继续增加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趋于弱化，追求更高收入意味着要承受更大压力和挑战。从与父母的关系看，按幸福感自评分0～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与父母关系“很和谐”的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7．9分；“比较和谐”的平均7．3分；“关系一般”的平均5．4分；“不和谐”和“很不和谐”的平均4．5分。与父母关系“很和谐”和“比较和谐”的占受访者总数的85．1％。 从与子女的关系看，按幸福感自评分0一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与子女关系“非常好”的，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7．5分；“比较好”的平均7．1分；“关系一般”和“不好”的平均5．2分。受访者的幸福感和与子女交流的时间有高度关联性。每天和孩子交流时间超过2小时的，幸福感平均7．6分；交流时间1—2小时的，平均7．1分；交流时间半小时的，平均6．6分；几乎没有交流的，平均5．8分。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在部分城市开展的《青少年健康人格状况调查》表明，有超过60％的初中生与父母吵过架；有75％的高中生与父母交流有障碍。 从与邻居关系看，按幸福感自评分0—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与邻居相处“非常融洽”的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7．8分；“比较融洽”的，平均7．4分；“很少来往”的，平均6．3分；“从不来往”的，平均5．8分。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您的家庭需要哪些帮助”的回答，按需求量大小依次为：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咨询，占受访者总数的52．2％；婚姻与家庭关系指导，占43．4％；婴幼儿托管服务，占28．3％；文化生活，占25．8％；住房问题，占25．1%；老人的赡养和护理，占23．5％；社区医疗，占20．4％；心理咨询，占18．3 %；就业问题，占17．8%；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占7．7％；其他，占7．5％。从认为不幸福的受访者主观感受分析，急需获得的前三项帮助是：如何缓解婆媳翁婿关系、如何改善夫妻沟通、如何缓解工作压力。 调查表明，受访者的家庭需求呈现出由基本生存和物质的需要，向归属感、安全感、心理健康等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转变的趋势。渴望拥有健康的身心，与父母、配偶、子女和邻居建立融洽关系，缓解工作和生活压力，成为我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过程中，众多家庭成员的主要诉求。 4．国家卫计委家庭发展司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于国际家庭日发布的《中国家庭幸福发展二期研究报告》印证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排在前列的家庭幸福因素均为“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儿女懂事”“长辈通情达理”“生活有保障”以及“家人团聚的时间多”。此课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于2014年2月至3月开展。课题组在全国东中西部随机抽取了10个城市，共访问了10299个家庭的29882名成员。 调查显示，在19个备选项里，近五成家庭把“夫妻和睦”选作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一位因素，另有近二成家庭把“夫妻和睦”列在第二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发展学院Z院长指出，在我国现阶段，家庭关系软环境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在众多家庭关系中，最受重视的是夫妻关系，其次是与子女的关系。被调查家庭对“夫妻和睦”的重视程度是其他各选项无法匹敌的。 在排名前五的家庭幸福感影响因素中，“家人身体健康”是占比最高的一项。家人健康不仅是自古以来国人最平凡、最持久的夙愿，也是当今家庭幸福的刚性需求。 调查显示，在我国4亿多家庭中，家庭主要成员里有残疾人、家族遗传病或重大疾病患者的占3．8％，这些家庭的幸福感低于一般家庭。 Z院长说，在快节奏、高风险、大压力的现代社会，健康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难得。“看病贵”“看病难”“因病致贫”等现实问题，也使得“家人身体健康”成为家庭生活较为富足、有所保障的重要条件。 调查中涉及家庭生活经济方面的选项，包括“有房”“有车”“收入高”“生活有保障”“家里有权势”等。其中，“生活有保障”被选人前五位重要因素的比例最高。有12．9％的家庭将“生活有保障”列为第五，有10．7％的家庭将其列为第四，9．6％的家庭列为第三。 Z院长说，家庭日常生活稳定有保障的确对家庭幸福有较大影响，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并非影响家庭幸福的首要因素。家庭幸福还需要富足的精神生活、和谐的家庭关系等。 在19个备选项里，“孩子有出息”“有知心朋友”“邻里关系好”“有房有车”“人脉广泛”等因素均未挤人前三选项，而“家人团聚时间多”却跻身第五位因素，获得10．6％的支持率。 Z院长说，现代社会“人在他乡”成为常态。能有更多机会同家人共享其乐融融、温暖朴素的家庭氛围，已成为不能忽视的家庭幸福诉求。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分离问题亟待解决，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化、市民化迫在眉睫。 中国正加速进人老龄化时代，养老保障成为城乡共同困扰。调查显示，无论城乡，对养老问题感到担忧的家庭占80％以上。其中，农村家庭高达81．25％。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对养老保障不满意。 Z院长说，老有所养是家庭幸福的基本条件。必须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体制，加强养老机构建设，扩大养老保障举措覆盖范围，强化养老服务体系支撑能力。 5．“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我们分析成功人士的经验之道——自立、拼搏、刻苦、仁义、助人、涵养等，常常可以从他们的家庭环境中寻求到基本来源、基本点。一方面，任何一个人都在一个具体的家庭里成长和成熟，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与他所处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凡事要有“风”和“规”，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正确的良好的风气和规矩，如果长幼无序，吊儿郎当，任意随便，既不守国法，又不重道德，甚至人际关系很紧张，怄气打架，家庭暴力，不一而足，那么，也就谈不上家庭关系的和谐与正常维持。 家风，又指门风，是一家或一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南宋词人辛弃疾在诗词写道：“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而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也曾经这样写道：“我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家庭教给人生第一课，树立好家风，代代都受益。 央视新春走基层特别节目“家风是什么”在马年春节期间引发热议，带给我们一些人生的思考。以下为节目中采访对象的观点摘录： 成都火锅店顾客：我们家有一个传统，这一碗饭，吃着只要剩一粒米，不行，这是不可以的。面摊老板：朴实一点，厚道一点，做人要实在一些，天上不会掉馅饼砸到我头上的。 南京旅客：我奶奶是精神病患者，有时候发病，还拽我妈头发什么的。但是我妈对我奶奶从来都没有放弃。现在我奶奶精神病好了。脑袋里对家认识很深刻的人，你才能走得远，能走得远才能干出大事儿，这是我妈对我的教导。 重庆老大爷：不准喝酒，不准回家太晚，不准在外头熬夜，还有一个不能欺负妻子，不能打小孩，我们每一天都在记录，开支用了多少，有一个本本都记了很厚了。“火巴耳朵”，重庆男人都是“火巴耳朵”，就是说不能在外头乱来，工资卡全部交给老婆，我们就是，这种也是家规噻。 “富二代”创业青年：从小就听他们的故事，现在也懂得一个道理，总结起来，可能家风也就这么几个字——不啃老，不坑爹。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家风是什么”这个节目海采采了很多年轻人，他们讲，爸爸说不能坑人、不能骗人，宁愿自己吃一点亏，说明传统文化的根还在百姓心里。关键是怎么把传统文化在人们血液里的正能量发挥出来，由家庭带到社会，由社会变成一个美好的东西再回到家庭。 台湾企业家黄梅邺：家里人都很喜欢穿马褂，女士都爱穿旗袍，这是我们传统的服装。父亲崇信儒家思想，正式场合往往被要求正装，这样的 着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都被接受为正装。父母常说一句话，我们不做我们不要孩子做的事。家风是无形的。 开国元勋任弼时次女任远征：我1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10岁时第一次见他。我跟着一个姓陈的叔叔到仓库里去，看到了一个本，觉得真漂亮，那叔叔看我喜欢就送给我了。我爸让我立刻送了回去。回来之后，父亲教育我说，你不能特殊，不能因为你爸是谁你就特殊，这句话我记一辈子，后来我也就没特殊过。 作家莫言：过去给儿子找媳妇，给女儿找婆家的时候，都会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家风，家风好代表这个家庭出生的人人品好，受的教育好。我想，我们中国大多数的家庭实际上是受中国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也就是勤俭、节约、好学、上进……这些构成了家风的基本内容，家风也是在与时俱进，更加开放、自由、健康、向上。我们家的家风和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家风差不多，我们家最主要的就是重视学习，重视文化，就是说勤学上进，与人为善。 6．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治家的内容，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提倡家庭要“积善”。明代曾经有《朱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虽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许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家风"讨论仍然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例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朱子治家格言》还涉及了家与国的关系：“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今天的时代当然远非明代所能够比拟，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许多“老规矩’’也必然地被历史所淘汰了，比如“父母在不远游”“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都应当被抛弃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不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去认真借鉴“好东西”。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发展，许多新东西出来了，比如“官二代”“富二代”，近年又出来“拆二代”。从家庭关系这个视角看问题，所谓“官二代”“富二代”“拆二代”，相当程度上都不是年轻人自己人生努力的结果，而是对祖宗、父母的“天然继承”。正因为“财富和幸福来得太过容易”，这些年轻人最容易堕入骄奢淫逸，无所作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最容易失去道德荣誉感和奋斗精神，如果加上有的家庭的“家风”“家规”本来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年轻人们就很可能成为类似旧时代的“纨绔子弟”和“恶少”类人物。 家庭连着地方、社会和国家，所谓“家门不幸出孽子”，必然祸害社会，成为家庭、地方、社会的破坏因素。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家风”“家规”的现实和长久意义之一。好的“家风”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养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润物细无声”。对于青少年来讲，要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自我修炼。从这个意义上讲，上一代、老一辈，就应当起到一个正面影响的、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 7．日前，在“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和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联合召开“庆祝国际家庭年20周年座谈会”。如何在当下这样一个风险社会制定出合宜的家庭公共政策，引发与会者的热议。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X指出，虽然当前各级政府已采取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困难家庭医疗保险(放心保)、廉租房、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大多数是针对低收人家庭的应急救济。X认为，风险社会呼唤政府和社会改变既有的家庭政策设计理念：未来应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全面支持，应依据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的需求进行早期干预和支持、保护，帮助家庭提升能力以有效地履行责任；家庭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而应以支持和满足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为出发点，不仅要提供应急救济，更要重视预防性和支持性的帮助。 附：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行走在持续数月未下雨的西南大地上，植被干枯，石头裸露，不见初春时节的春意盎然；成片发黄干枯的庄稼让人愁眉不展；一个山间地下水出水口，成排空水桶在等候，几公里、十几公里，再远的路，村民想方设法人挑马驮把水弄回家。水库龟裂、河水断流、农田板结、水井干涸……2009年入秋以来，我国西南等部分地区降水较少，气温偏高，出现持续干旱。近期，旱情仍呈发展态势，包括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截至今年3月18日统计，上述五个省区市，受旱耕地面积达8368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86％。记者近日深入贵州、重庆、广西、云南等受灾一线调研采访，了解到水利工程在此次大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次旱情也暴露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长年存在的问题。广西百色市田阳县惠洞灌区是一个中型灌区．设计灌溉能力1万亩，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干渠长42公里。由于年久失修，渠道破损、淤积、渗漏严重。“水头渠道还是满的，到水尾基本上都没水了。”广西田阳县水利局副局长赵传贵说，由于渠道失修，目前的灌溉能力只有3000亩左右。要恢复到设计的灌溉能力，需要投入3400万元。目前，由于无法灌溉，水稻尚能勉强种植，种植秋冬菜就没有办法了。赵传贵告诉记者，若灌溉能力好，种植秋冬菜每年每亩至少增加3000元收人。田阳县那音灌区也是类似的情况，设计灌溉能力3．9万亩的这个灌区，正常年份只能灌溉不到2万亩。在重庆武陵山区采访时．武隆县中鱼村村支书杨德昌对记者说，该村在上世纪90年代还有2000多亩水田，占耕地面积的1／3左右。在喀斯特地貌区，水田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水利设施的灌溉。中鱼村民曾在1972年引乌江支流老盘河水建成“洪江大堰”，使村里几千亩土地得以灌溉。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洪江大堰”供水渠道堵塞，无人管护，也没钱维修，最终被荒弃，2000多亩在旱时可以作为饮用水源的水田也成了旱地。失去了功效。在云南，受访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农村多为山区、半山区，很多地方居民分散居住，管网建设工程的成本相对内地或部分西部地区都要高。而云南省正常年份的降水很充沛．一般依靠坝塘、水窖就能解决生产生活用水，因此非干旱年份人们对云南水利设施的短板普遍重视不足：同时，云南山区绝大多数水利工程都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已年久失修，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这些工程的功能和蓄水量已无法满足需求，很多老化失修的水利设施不堪重负，大型灌区工程设施、中小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也严重偏低。许多泵站的灌排水能力达不到设计标准。 2．2月23日，当江苏盐城水污染案宣布告破的新闻报出，人们在真相大白的欢喜后更多的是一声叹息。原来，引起一个城市数十万居民断水的污染源，竟然是30吨工业废水，肇事者竟然是当地一家标兵企业——盐城市标新化工厂。十八年历史，年年受市县奖励表彰，连续多年被评为盐城市十大标兵企业，看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的履历，很难把它和造成一个城市水污染的肇事者相关联。而据媒体披露，这家明星企业生产设备简陋，偷排污水并非一两天的事，并且和当地居民积怨已久，附近居民长期不敢用河里的水，甚至连河边地里长的庄稼都不敢吃。而最近七八年，工厂附近的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 2月17日和18日，就是在这家工厂，厂长主使员工将30吨高浓度含酚钾盐废水排入厂区外河沟。由此引发让盐城人民深受其害的自来水污染事件。 20日上午6点20分，盐城市区部分区域自来水出现了意外，经检测是挥发性分类物质超标．随即有关部门关闭了受污染的两处水厂，防止受污染水继续进入管网。到21日上午1l点。经卫生部门检测，盐城市区供应的自来水已经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的标准。目前，盐城全市供水主要由剩余一座没有受到污染的水厂供应，整个市区供水压力不足，高楼层住户用水还有影响。 22日上午8点，盐城市被污染的城西水厂的取水口水质已经检测达标，水厂开始进入试生产状态。 23日经查明。该企业生产厂长丁胜主使员工将30吨危险液体废物——高浓度含酚钾盐废水排入厂区外的河沟。造成盐城市自来水污染事件。如今。盐城市的自来水危机已经解除，盐城市标新化工厂将被强制拆除，但是，由此引发的各种追问却纷至沓来。盐城市标新化工厂此前难道没有引起过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吗?为何它能够获得众多殊荣?有媒体提出质疑。难道是因为这家人员常年只有二三十人的小企业年创利税超百万元?事实上．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的环保记录劣迹斑斑，2007年3月就被政府列入限期搬迁黑名单，而在事故发生的盐城市盐都区，2008年5月就出台了饮用水源整治方案，其中要求关闭搬迁的化工企业就包括标新化工厂。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方案一直停留在纸上。七个月后，标新公司偷排污水，导致盐城水污染事件．数十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人们担心的是，标新化工厂只是一枚被引爆了的定时炸弹，而盐城乃至全国类似这样的化工厂还有很多，对此，盐城水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3．今年3月22日——第18个“世界水日”，因西南地区目前的严重干旱而显得有些特别。近日，A省的治水部门省水利厅组织座谈会，相关领导向媒体表示：“为了保证每个村民喝上水要不惜任何代价。”《21世纪》：A省水利设施在本次抗旱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水利厅长：首先是水资源管理亟需强化。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低，用水浪费严重，一些地区不顾水资源条件，过度开发、粗放发展，重建设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重利用轻节约。 2008年．A省万元国民生产总值用水为269立方米，农业灌溉亩均用水505立方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低下。此外，全省水功能区水质总体达标率仅为 54．8％，符合地表水1到3类的水质标准的河长仅仅占评价总河长的74．4％。九大高原湖泊中滇池与阳宗湖、异龙湖等4个湖的污染为重度污染。其次是抗旱防洪减灾体系还不完善。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平均受旱面积比80年代增加了163％．成灾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次大旱受灾农作物3217万亩，780万人、486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干旱已经造成15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暴露出我省抗旱防洪经济设施薄弱，安全保证程度不高．应对极端气候变化引起的水旱突发事件能力还不强。全省以滇中调水工程、掌鸠河引水、清水海引水、牛栏山、滇池补水工程为主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尚未形成，滇中城市群资源型缺水、水质型缺水仍将存在，调控能力差。水利厅副厅长：这次旱情暴露了我们抗旱体系的薄弱，水利开发的缺乏，以及功能性缺水的弱点。现在形成共识，要大干水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旱情，为了加快发展．我们先是搞好未来5年水利建设的规划。现在就是先把今明两年的水利工作赶紧安排出来．省委省政府正在研究月底开水利工程动员大会，要搞双百工程。 4．以色列工贸部全国水计划项目主任奥德?迪斯特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在治污、节水、水净化、滴灌等水处理技术全球领先的以色列。预计2010年水处理相关产品和技术出口将达20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水技术出口大国；未来几年，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城市，将成为水技术出口和转让的最重要市场。以色列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27l立方米．沙漠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7％，年蒸发量达2500毫米。但是由于他们发展了先进的节水用水技术，“不毛之地”变成了“粮果之乡”。该国在水资源利用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呢?以色列重要的水源地是位于约旦河上游叙以边境的太巴列湖，该湖面积166平方公里，蓄水42．4亿立方米。为了充分发挥其效能，以色列从50年代开始投资数亿美元，修建了长达440多公里的引水管道工程。他们把太巴列湖水抽高到360米。然后通过直径2．7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道，依靠北高南低的地形把水送到中部和南部，形成覆盖国土60％的“国家引水渠”地下网络。该工程每年总引水量9．9亿立方米，由于使用管道引水减少了渗漏和蒸发，线路损耗很少。它的建成使以色列核心区域的沙龙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粮果基地，使内格夫沙漠地区出现了 5．7万公顷的绿洲，同时也缓解了耶路撒冷的用水紧张状况。 微咸水、生活污水和暴雨洪水被称作边缘水，是人类未来的新水源。以色列很早就重视边缘水的利用，他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微咸水的国家之一。该国通过先进技术把地下咸水淡化为CI-低于400毫克／升的微咸水，并探索出一套成功使用微咸水灌溉的路子。他们采用先进的喷灌、滴灌和夜间灌水措施，让棉花、小麦与苜蓿这些对土壤盐分有不同要求的作物轮作，建设排水系统。利用雨季降水洗盐，使土壤盐分保持了周年平衡，防止了次生盐碱化。为了利用暴雨洪水，防止弃水，该国在北部年降水量200～400毫米的丘陵区的每个可集水的小峡谷都兴建了小型水库，用于局部灌溉。在年降水量200毫米以下的干旱农作区，采用地面喷洒化学物质阻止水分下渗，增加小雨的地表径流，使有限的降水集中流人农田。在大田，他们还实行作物残茬留田集水，增加了土壤的水分含量。以色列在利用微咸水的同时，还在内格夫沙漠南部兴建了海水淡化厂，采用闪蒸法获取淡水，同时，又在对海水蒸发处理时发电，一举两得。以色列的电脑微灌技术给农业灌溉赋予了新概念，为世界干旱地区农业发展树立了榜样。该国的微灌设备由控制枢纽、管材部件和灌水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农业专家根据气象条件、土壤含水量、农作物需水量等参数编好程序，由太阳能驱动的计算机控制，利用塑料管道灌水系统密封输水。适时适量缓慢均匀地把含有肥、药的水送到植物根系或喷洒在茎叶上。应用该技术比大畦灌水节水90％，节能50％，平均增产30％。以色列的农业用水较前大为减少，可腾出更多的水用于工业和环保。以色列重视“开源”更重视“节流”，对水资源管理非常严格，明确规定了各部门用水的定额：每年居民用水占20％，农田环保用水占40％，工业用水占40％，任何部门不得突破。国民节水意识也很强．对生活污水都要集中处理后再用于农田灌溉，工业废水也大多实现了循环利用。以色列可以说是世界上淡水利用率最高的国家。开源节流。技术用水，使以色列95％的粮食靠自己生产，每年生产的蔬菜、瓜果、花卉大量向欧洲出口．为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十二国之列发挥了重要作用。 5．在湖北．“梁子湖”大闸蟹是人们大快朵颐的首选。这不仅因为蟹肥肉美，更因为人们知道，“梁子湖”大闸蟹是清水里长的，纯“绿色”，无污染。2009年6月，对水质格外挑剔的“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在梁子湖大面积出现，印证了梁子湖水质的优良。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上世纪90年代，由于过度围网养殖鱼蟹，水体出现了富营养化趋势。2003年监测数据显示，占有湖泊l／3面积的鄂州水域水质为4类。保护梁子湖迫在眉睫。但是。梁子湖沿岸有武汉、黄石、咸宁、鄂州4个市，跨区域、多部门治水，向来是个“老大难”。2004年4月，武汉、黄石、成宁、鄂州共同签署《保护梁子湖协议》，创新机制，联手治湖。拆除围网，是首要任务。2006年3月至今年年初，湖北省政府先后对梁子湖展开4次大“拆围”，共拆围网4万多亩，整个湖泊的围网将于今年拆除完毕。此外。沿湖各市还痛下决心，关停了20余家污染企业，整顿关停了40家滥采滥挖的非金属矿山。鄂州独峰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利用非金属矿膨润土进行深加工的企业，税收占到鄂州市梁子湖区税收总额的60％以上。2005年以前，这家公司每年约有100万吨废水排入湖中，曾导致污水入湖通道——谢埠港整条河里鱼虾绝迹。“对梁子湖区这个农业区来说，独峰公司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企业，但为了保护梁子湖。我们还是坚决关停了。”鄂州市环保局局长刘军说。湖北省环保厅表示，湖北治水就要做到“舍得”：舍得牺牲非绿色发展速度、舍得牺牲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针对面源污染，2007年，湖北省财政安排经费4900万元，实现洪湖拆除围网13万亩。原定3年拆完的围网提前一年拆完；武汉市发布湖泊珍珠养殖“禁养令”，清除14287亩水面的珍珠养殖。针对点源污染，近3年来，全省关闭“九小”(小造纸、小水泥、小火电、小炼铁、小炼钢、小酒精、小味精、小柠檬酸、小印染)企业数百家，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降幅连续2年居中部前列。地区的产业结构，正向着清洁化、低碳化的方向迈进。江河湖泊，污染容易治理难。这也是世界湖泊大会上各国官员和专家的共同感受。治水，必须依靠科学。梁子湖治理，是湖北湖泊治理的一个成功范例。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于丹，自1992年起，就扎根梁子岛，带领学生一起栽植水草，利用某些水草对污水的净化能力探索生态治污的路子。17年间，他们硬是在湖底种下了20万亩水草，形成覆盖湖底八成区域的“水下草原和森林”．使梁子湖重现清澈秀美。 2008年以来，武汉市在湖泊治理中，也开始引入“微生物修复水体污染”技术，即投放菌剂到被污染的湖水中，让细菌“吃掉”水体中的富营养物质。试验证明，投放治污菌剂4个月后，武汉北湖、菱角湖、莲花湖、紫阳湖等湖泊中的氮、磷等富营养物质的指标即有所降低。此外，武汉市还因地制宜采取了水生植物定植、湖滨人工湿地、藻类控制等技术手段，加快湖泊生态恢复。体制机制的创新同样重要。为防患于未然，从源头控制污染工程上马，湖北制定出台了《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限批规定》，对湖泊实施保护性区域限批。通过行政区域限批、流域限批、企业集团限批等措施，对污染严重的地区和单位实施惩罚性限批，同时，对湖泊一些重要生态敏感区实施保护性区域限批。湖北省将梁子湖流域定位于限制开发区，拟对梁子湖流域19个乡镇，实行建设项目保护性区域限批；武汉市对汤逊湖区域涉水项目进行限批。政府直接投资之外．湖北还积极探索利用“经济杠杆”保护水环境。湖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排污费征收改革，按照核征分离、过程公开、使用核查的原则，委托地税部门征收排污费，将过去“排污费由环保部门负责核定和征收”改为“环保部门负责核定、地税部门负责征收”，将“环保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模式改为“环保核定、地税征收、银行人库、财政监管”，形成环保、税务、财政三部门联动的排污费核定、征收及使用机制。湖北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工作还被纳人国家试点。2008年3月，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挂牌成立，正式推开了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目前已成交主要污染物排污权2000余吨，总成交金额近万元。 6．水资源保障能力是指一定时间内水资源所能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其需求的程度。是水资源量与质的保障统一体。水资源量的保障包括水资源总量和供给过程的保证率，水资源质的保障包括经常性水质要求和应对突发性水质事件能力，具体可细分为工程保障能力、经济保障能力、生活保障能力、环境保障能力与可持续保障能力，并可用人均可供水量、径流调蓄能力、亩均灌溉用水量、饮水安全比例人口、生态环境用水保障程度、节水灌溉面积等16个指标来衡量。 3月31日，云南省水利建设工作会议在宣威市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省要紧紧围绕提高水保障能力这个重点，把解决水的问题作为富民强滇的头等大事，坚定信心、排除万难、鼓足干劲、全力以赴，吹响大干水利的号角，全面掀起新一轮兴水利促发展的热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指出，百年不遇的旱灾给我们的重要警示之一，就是必须尽快解决我省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水平低、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等突出问题。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水利建设的成绩和经验，以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农田水利建设、城镇用水供给为重点，按照应急与长远相结合、大中小并举、地表水和地下水相统筹的原则，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科学规划，真抓实干，奋发有为，全面掀起水利建设新高潮，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省长秦光荣指出，长期以来，我省一直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水利建设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建成了一大批重要水利设施，但是，云南省水利建设仍然不适应全省发展的需要。工程性缺水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业水利化程度很低，现有水利设施老化等问题依旧存在。富民强滇，必先兴水，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省要紧紧围绕提高水保障能力这个重点，大干水利，全面掀起新一轮兴水利促发展的热潮，改善城乡水资源配置，扭转我省供水保障水平低的被动局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从今年到“十二五”末，全省累计投入1000亿元左右。开工建设100件以上骨干水源工程和100万件以上“五小水利”工程。完成541件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新增库容30亿立方米，总库容达到138亿立方米。供水能力达到188亿立方米。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近年来，“瘦肉精”、“苏丹红”、“三鹿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如何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为百姓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说，食品安全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定。于2009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推行“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全程控制，形成以一个监管部门为主、其他部门履行相关职责并相互配合的监管模式。该法为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食品安全法》自去年6月1日颁布实施，至今已经一年多时间。从“卫生”上升到“安全”高度，新的法律从生产、销售、监管等相关环节为食品安全加上了多重保险。无论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还是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显现出了一些困惑。 《食品安全法》实施一年多来，各部门在具体执法中也确实遇到过困难，主要还是来自监管分工上存在的一些“模糊”。“比如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许可和监管问题，因为《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对这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卫生问题做出规定，所以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自然也就办不了营业执照，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到底谁来执法?”一位工商执法人员表示，尽管目前小作坊的监管大多归于工商部门，但是实际的细则分工上确实还存在些许“问题”。很多实际情况各部门确实应该都参与其中，而不是互相推诿。 “《食品安全法》看似把各个环节职责划分了，但只是一个概念性划分，具体量化的监管职责并没有规定。这就要求各部门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协调机制并且量化监管环节、细化监管职责，应该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管制度。”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兴运说，“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就可以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另外，王兴运说，各部门在实际执法中遇到“小作坊问题”之类的困惑也经常向法学专家请教，这其中还存在一个“司法解释有待完善”的过程。“虽然《食品安全法》颁布后，也相继出台了相关实施条例和配套法规，但司法解释是一个庞大的后续工作，目前做得还确实不到位。”王兴运表示，例如在酒吧消费的坚果拼盘，实际是经过酒吧加工的，那么这到底应该算销售还是生产?“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给实际的执法确实造成了困难。”王兴运说，执法要用法律语言来解释，用非法律用语来解决法律问题是不对的。 除此之外，相关部门一些执法人员也坦言，之前《食品卫生法》执行了28年，如今《食品安全法》的很多立法精神和制度都要重新学习，这也需要政府部门、经营者、消费者三方共同来配合。“食品种类很多，标准规范也多，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装备建设、检测水平都需要跟得上。”一位工商执法人员表示。 “尽管国家对许多食品实行了一些保证质量和消费安全的措施，但我们购买这些食品时仍心有余悸。”在一家商场的食品区，一小伙子说，包装类食品的标签上标着的东西肯定是对人体没有危害的。但谁知道生产商会不会在其中添加一些别的东西鱼目混珠?“三鹿奶粉的包装上不是也没标三聚氰胺吗?” 在水果蔬菜区，一名女士说，蔬菜、水果是每天必吃的食物，但这些东西是否施用了有毒的化肥、农药，施用的农药残留是否超标，消费者怎么知道?她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对这些蔬菜进行检验。并标明农药残留的含量，以使消费者吃着放心。 2．“一赔十”的规定来自2009年6月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该法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获赔的要件是：一、食品本身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二、销售者明知故犯。 从过去退一赔一，到现在退一赔十。“十倍索赔”能否畅通执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消费者要实现“一赔十”的索赔在现实中存在一定困难，其中最难取证的就是如何证明商家在销售问题食品的过程中是否“明知”。《食品安全法》正式实行后，某市市民便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009年6月18日傍晚，市民林先生在一家超市购买了两个粽子。次日早上，他发现粽子已经馊了。林先生发现粽子的生产日期为2009年6月15日，保质期为2009年7月15日。林先生认为超市应该按照6月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明知商品变质而进行销售所需承担的“十倍赔偿”责任，给予他应得的赔偿。 但超市却拒绝了林先生的赔偿要求。超市方面认为，林先生所买的粽子是真空包装的，在销售时他们并不知道粽子变质了，并不是“有意”，因此不应按照《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十倍赔偿”责任，最多只能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给林先生“退一赔一”。对此，林先生认为难以接受。 对于林先生购买的真空包装的粽子变质问题，市工商局有关人士分析说，就真空包装的食品而言，如果没有超过保质期，超市方面确实无法从外表上直观分析其是否变质，因此难以判断商家是否在“明知”粽子有问题的情况下还进行销售。因此林先生“十倍赔偿”的要求难以得到实现。 由于《食品安全法》实施时间较短，又缺乏实践案例，目前相关部门没有对《食品安全法》的条款做出细则解释，因此，消费者想获得“十倍赔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些消费者表示， 要取得商家“明知”食品变质而销售的证据，这样的举证是有难度的。而且，在维权过程中，消费者必须先独立承担取证所需费用。拿林先生的案例来说，一个粽子两块钱，即便获得十倍赔偿也不过是20多元．而在取证过程中所花的费用和时间成本可能会很大。 对于《食品安全法》中关于十倍赔偿的规定，市消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估计会有更多的消费者就这方面提出维权诉求，这将是今后消费维权中的一个热点。 尽管大家非常重视食品消费安全，但如何科学安全消费?尤其是积极参与监督食品安全消费的意识比较薄弱。记者在调查时采访过的几名消费者，大多数不知道如果购买了质量不合格的食品应当采取什么方法处理。 3．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价模型包括三个方面：(1)风险评估。(2)风险管理。(3)风险沟通。 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中信息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食品行业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全球化、寡头企业)，让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包装、新配料等使用更为广泛，影响的范围更大，也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食品安全风险，因此风险沟通就更为重要。 寡头企业握有巨大的资源(财力、物力)，对政府行政有着重大影响力，企业与监管机构(人员)容易形成裙带关系，政府有意或无意会替企业掩盖不利消息。尤其在法律不健全社会，寡头企业会更加有恃无恐，这种情形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各行各业比比皆是。 石头、剪子、布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打破食品安全管理中政府与企业的裙带关系，需要增加消费者对政府的监督。某些政府官员利用“和谐社会”做借口，屏蔽食品安全信息，到头来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机，这次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 在对于三鹿事件的总结中，被提及最多的是信息公开。从2008年3月至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质检总局、卫生部、石家庄市政府、三鹿公司任何一方将此危及婴幼儿健康的信息披露，都将避免更多伤害，然而，这一信息却被一再隐瞒，直到局面无法控制才不得不披露。 2009年3月。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说，“我们现在汲取三鹿奶粉事件的教训，争取用一种先发制人的办法。对违法的行为，我们尽量早得到消息、早采取措施，早一点制止，不再发生三鹿这样的事件。”2009年4月，据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本情况》，也以处置“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国办“扎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予以处置，防止事故扩大。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对食品安全事故隐瞒、谎报、缓报，不得毁灭有关证据。第七十二条第四项则明确规定，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工作，依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情况进行发布，并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加以解释、说明。此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所有这些法律法规条款。都明白无误地说明，行政部门应该及时向整个社会有效地传递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信息，而不是仅仅通过发行量有限的刊物“内部公布”。三鹿事件带来的巨大教训犹在眼前。三鹿事件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指出。2008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反映出一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事实再次证明，尽管出现了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仍有一些部门监管不力，仍有一些厂家不吸取教训，仍有一些官员“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4．“麦乐鸡事件”还未平息，“东垣问题乳粉事件”一波又起。食品安全领域再度拉响警报，又一次刺痛了消费者“脆弱”的神经。将食品安全监管效力问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美国媒体报道，麦当劳麦乐鸡含有两种化学成分。麦当劳中国公司发函回应称，这两种物质含量均符合现行国家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北京食品办则表示，两种物质确属国家允许使用的合法食品添加剂。 然而，对于消费者更关心的食品添加剂含量是否超标问题，有关部门至今没有确切回应。而类似事件频繁发生也引起人们更深的思索：为什么有关部门的应对模式如此相似?为何每一轮“行政风暴”过后．新一轮“毒产品”闹剧又会上演? 近年来，“洋品牌”屡陷“安全门”，如2005年的“苏丹红一号事件”，2007年的“滤油门”等。纵观几次风波，我国对“洋快餐”的食品安全监管都有着固定的模式，即“国外或媒体曝光产品质量问题——民众质疑产品安全性——国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被动”监管模式。 而往往在权威部门发布报告称产品“符合中国标准”后，公众仍对相关食品的安全性缺乏信任。对国家标准的可靠性心存疑虑。食品安全事件总能迅速形成舆论热潮，其根源并非有的专家所说“公众的无知”和过于敏感，而在于从制定标准到落实监管，机制的缺失与疏漏为此类事件一次次重演埋下伏笔。 与“麦乐鸡事件”发生在同一周的“东垣问题乳粉事件”不言自明。甘肃、青海、吉林等省再现三聚氰胺超标奶粉。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在“潜伏”一段时间后又一次死灰复燃。这已不是“毒奶粉”首次回流。2009年以来，上海熊猫炼乳、陕西金桥乳粉、山东“绿赛尔”纯牛奶……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时有发生。 河北“三聚氰胺事件”后，有关部门的监管重拳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力：从立即开展流通市场整顿工作到迅速通过食品安全法，再到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解决监管“九龙治水”瓶颈。但“毒奶粉”仍能杀个回马枪，屡屡“重出江湖”。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究其原因，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制度的空缺，使国内的调查总慢半拍。在国外，要求收集信息必须准确，并在研究单位、政府机构、粮食生产与食品加工企业及消费者之间进行有效交流，以便增加透明度，促进食品安全。同时收集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开展交流。譬如，日本建立了及时有效的从国际组织及海外各国收集信息的机制。而在国内，不仅内部食品信息交流网络尚未构建。与国外的信息交流更少得可怜。 信息披露环节过多，也使信息很难做到及时公开。在国外，一些有资质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收集到可靠信息后就可以发布相关警告或指令。而在国内，却必须层层上报主管部门，上级部门再进行审批，经过重重环节后才可能发布信息，导致安全警告总是姗姗来迟。 检测标准严重滞后，更使监管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国1996年出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禁止将“苏丹红一号”用作食品添加剂。但10年后发生“苏丹红”事件后，国家仍没有出台统一的有关“苏丹红一号”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再以麦乐鸡所含的化学物质为例，由于我们对这种物质没有统一易行的检测标准和手段。只能任企业自说自话。 食品安全正日益上升到全民重视的高度。无论是国内生产的食品，还是国外的舶来品，都应该有一整套具有可操作的检测、监控程序。特别是当某个食品出现问题时，职能部门更应该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以科学公正的态度，拿出令人信服的检测结果和评估报告，尤其是要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严格执法标准，在国产食品与洋食品上一视同仁，确保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除了严格规定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外，还要求卫生部门对食品添加剂进行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同时，要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时对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的标准进行修订。 长期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经受多次食品安全事件的考验之后，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取得了重要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 此次“麦乐鸡事件”中，根据北京市卫生监督所事后反应来看，监管部门对麦乐鸡中所含两种化学物质的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是了解的，只是并未列入日常监测项目。王忠武说：“如果在日常检测中包括这两种物质，显然有助于堵住食品安全漏洞，保障消费者的健康。”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监管机制之后，食品安全监管依然“乏力”，这种尴尬现状提醒我们，继续满足于处理单一事件的“雷厉风行”远远不够，必须从提高并及时完善国家标准、明确行政执法主体、更深层次地完善检测和监管体系入手。尽快让食品安全监管从“被动”走向“主动”，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才能真正给老百姓营造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 5．德国是世界上食用面包最多的国家之一，年消费量为692万吨．人均84公斤。早在1957年，德国就制定了面包国家标准。各个面包厂都驻有食品评定机构派出的技术人员，他们对面包的整个制作过程跟踪检查。首先，严把原料关，认真检查工厂使用的麦子，看是否有农药等有害物质。对面粉的要求也很高，必须未经漂白，不含防腐剂。不掺油脂，蛋白质的含量只能在9％至15％。在生产过程中，只许用盐和酵母进行发酵和烘焙。对烤制好的面包也有统一的规定．无论小面包还是大面包，都要外皮松脆，内里醇香。其中小面包为50克，热量不得超过140千卡；大面包重1公斤，有将近20个品种。 在德国，《食品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tACCP方案》和《指导性政策》构建起食品安全监管的四大法律支柱。其中《食品法》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涵盖了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销售等每一环节。根据《食品法》，无论是国产或进口食品，其包装标签都要注明商标、食品成分、有效期和质量认可的显著标志。除此，德国还设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检验检测机构和体系，大体上分为企业自我检测、中介检测机构、政府检验检测三个层次，而中介检测机构独立于企业和监管部门之外，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保证检验结果的真实、准确和公正。 在石荷州，一家土耳其烤肉店用大量没有产地证明的变质肉为原料制作烤肉。这种违法行为被曝光后，店主被临时拘留。在此之前，2004年10月，有消费者向德国亨特格尔奶制品公司投诉，反映一些婴儿在食用该公司的豆粉后健康出了问题。在德国“食品召回委员会”的监督下，亨特格尔公司组织科技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公司生产的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粉中有“坂歧氏肠杆菌”。这种细菌可以导致任何年龄层的人群患病，其中对婴儿(一岁以内)的威胁最大。随后，该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了针对这些有问题产品的“召回令”。此事件发生后，亨特格尔公司的所有商品几乎全部从柜台上撤下，损失多达1000万欧元，另外还向消费者支付1000万欧元的赔偿金。 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是最直接、最终端的手段，要用法律筑起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德国人循规蹈矩，办事踏实，遵守纪律。及时应对和公开信息，是他们处理食品安全危机的不二法门。他们的食品安全意识建立在对标准和法律充满敬畏的基础上。 此外，德国人之所以在确保食品质量方面卓有成效，可贵之处在于狠抓细节，从而保证了各项标准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在超市里，蔬菜洗得干干净净，包装得整整齐齐，大都和水果摆在一起。人们到收银台付钱时，收银员会用购物袋将蔬菜装起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透明薄膜购物袋，它上面印有表格，详细地列举了市场上出售的各类水果和蔬菜内所含的营养成分，顾客看后一目了然，可从本人的身体状况、摄入需求等，有针对性地加以选择。 在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许多标准和法律早巳颁布实施，遗憾的是缺乏巨大的威慑力，也就是说违法所付出的“成本”(如罚款或判刑)不足以让违法者止步。因此，我们当中的一些企业和个人依然把食品安全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屡罚屡犯。近年来，劣质奶粉、毛发酱油、“苏丹红”辣酱、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等“问题食品”接二连三。尤其是不久前爆发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更是骇人听闻。德国在食品安全上的做法值得借鉴。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1年6月23日傍晚时分，十年来最大一场雨“空袭”京城。雨一直下，越下越大，陶然亭地铁站变成了“水帘洞”，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桥下变成了“游泳池”，南二环主路右安门路段断路，在大望路、安华桥这些地方，那些底盘高的SUV(运动型越野车)或许还能涉水缓慢前进，而不少小型汽车几乎变成了“潜水艇”。北京的交通开始逐渐瘫痪，从立交桥桥底到二环路，从立交桥桥面和地铁线再到机场航班，这场暴雨让北京俨然变成了水城，“城市内涝”也旧话重提。每次一出现城市内涝的消息，各大门户网站基本都会将其顶至首页。而在某个城市“看海”，也成为网民们这个夏天最热衷讨论的话题。类似“到武汉大学去看海”和“到北京地铁观瀑布”的各种调侃层出不穷，在这些调侃背后，却是这些昔日外表光鲜的城市，缘何在暴雨突袭下显得如此狼狈不堪?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昼如暗夜，75岁的刘维新已在北京生活近60年，他从未见过北京有这么大、这么急的雨。这场大暴雨，不仅让北京多个路段因严重积水陷入瘫痪、部分地铁线路被迫关闭，还有两名青年也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人污水井中瞬间丧命。“这样的天气实在罕见，也难怪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刘维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尽管在城市经济的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但他仍然无法理解，为何一向干旱缺水的北京会突然遭遇如此强烈的大暴雨。 2．2011年1—5月，长江中下游多省市遭遇干旱，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但从6月起，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突现强降水，接连数轮降水过程的降水量创下近60年历史同期的最高值，使得不少旱区转眼间成为涝区。连日来，中国多个城市遭遇强降雨天气，武汉、杭州、南昌、北京、长沙、成都等地先后发生严重内涝，纷纷化身“东方威尼斯”，多个城市的防汛部门也因此进入高度紧张状态。2011年6月以来，整个杭州城似乎都和水“杠”上了。水污染的阴霾未散，连绵不绝的大雨再次让杭州陷入一阵忙乱。雨声、叫声、喇叭声，被积水围困的人们满腹抱怨。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轻易地被这场大雨打乱了节奏。截至6月15日下午3点，杭州市区共发现积水面积100平方米以上、积水深度20厘米以上的积水点45处。这些积水点主要分布在江干区和拱墅区。而其中一些路段，诸如天城路文晖大桥东、德胜路上塘路口，每逢大雨几乎都会积水。2011年6月18日，武汉市一辆公交车因水浸熄火，消防官兵救援被困在车顶上的乘客。当日，从凌晨开始的大暴雨袭击武汉，武汉中心城区道路积水严重，俨然一座水城，全城路面交通几近瘫痪。2011年7月3日下午，成都暴雨倾城，引发严重内涝，交通大瘫痪。晚上10点，在成都街头见到，不少地方仍大量积水，暴雨造成的大范围交通拥堵现象还没有缓解。在成都南二环路附近，汽车排成几公里的长龙。这场暴雨，让成都成为泽国，城区内上百处低洼之处，积水至人膝部和半米之深，到处可见有汽车泡在水里无法走动。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很多大城市的通病。 3．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在接受专访时称，城市普遍内涝，关键在于城市原有的排水设计没跟上城市发展的速度。面对这种突发性暴雨，任何城市都可能受涝。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较差，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历史原因。事实上，不论是北京还是国内的其他城市，除极少数城市的排水管网建于解放以前，大多数城市的排水系统均为1949年以后修建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政府都面临技术低下、资金短缺等困难，加之当时城市规模仍相对较小、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等现实因素，政府相关部门对包括下水道在内的许多基础市政工程，原本的设计标准和建设标准都比较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规划所所长谢映霞表示，以北京为例，老北京城1949年的排水设计标准往往只能应付一年一遇的强降水标准，在某些地段甚至只有0．3年一遇。“也就是说，一年淹两三次也是正常的。”尽管此后北京市也曾多次对排水管网进行改造，但随着城市扩张，北京的排水设施仍然比较落后。“这里面涉及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周玉文对此表示无奈。“最直观的就是城市化进程太快，但老城区还用老管网，原有的设施已无法承担起现在的责任。”“作为首都，有着众多外来人口的北京也许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特例。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轨迹都极其类似：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周玉文表示，城市化过程，不仅对原来地表径流的条件施以改变，也使得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城市聚集。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城市集中的人口和财富越多，抗灾能力反而越弱。周玉文表示，“以前下雨可能把自行车一扛就过去了，但现在汽车泡水就会损失很大。遗憾的是，许多城市当时在设计排水系统时，根本未考虑若干年后的今天，马路上会有这么多汽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城市内涝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城市的‘富贵病’。” 4．然而，在众多城市规划设计师的眼中，城市内涝则更加凸显了中国城市排水系统规划不足的问题。2010年7月4日，一场暴雨让成都也陷入瘫痪状态。成都水利专家陈渭忠表示，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地面硬化，柏油路、水泥路无法渗水，是内涝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懿更公开表示：“强降雨带来的严重内涝，不仅显示城市排水应急系统的脆弱，还揭示了城市建设规划中‘重地上、轻地下’的弊病。”对于这一点，城市规划师、《城市中国》杂志总监杨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国内很多城市建设都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现象，重面子工程，忽略地下设施。杨偲认为，地上设施越多，地下设施的建设成本越高，所以投入越晚，财政越紧张，如此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对于城市排涝规划建设问题，浙江省建设厅规划处处长姚昭晖认为：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滞后是掣肘城市排涝功能的主因。“与近年来快马加鞭式的城市地面建设相比，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却跟不上步伐。面对倾盆大雨，城市排水系统‘小马拉大车’，显得力不从心。”而江西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李日龙则认为：城市排涝规划建设存在限量，应当允许特大暴雨有一定的排水时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城市扩张、人口规模扩大，排水系统的管网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很多城市历史欠账严重。 5．住建部2010年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过一次城市调研，了解各地是否存在内涝的现象。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都曾发生过内涝事件。在一些发达国家，防止城市内涝的问题早已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譬如美国，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制度对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规定得相当详尽。其中，佛罗里达州就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在日本，甚至还有《下水道法》，对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和各项技术指标都有严格规定。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也有一部《防洪法》，但在防城市内涝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是一片空白。同时，由于相关部门对于城市排水管网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够，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也已逐渐暴露出来，并且日趋严重。以前不少大学都曾在本科设有给排水专业，但由于近年环保事业蒸蒸日上，许多原来读给排水专业的人都转行去做污水处理，还有大批人才流失国外。许多高校甚至还取消了给排水的本科专业设置，以致目前全国真正能培养排水管网专业人才的学校已寥寥无几。一到出了问题，才发现能解决问题的人太少了。排水管网专业领域曾被人形象地喻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似乎真的像城市脚下的下水道，很有些寂寞清冷的味道。 6．2010年3月至今，包括重庆在内，广东、湖南和江西等地已连续遭受暴雨袭击，许多地方甚至成为“泡”城。记者连线中国科学院院士、气候专家秦大河，请他分析其背后成因。来自中央气象台的调查发现——2010年5月，全国各地的气温明显低于历史同期水平。广东、重庆等地连续发生极端气候事件。“应该说，这种气候状况与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对此，秦大河在电话中给出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介绍，有关统计已表明，包括广东、重庆等地在内，南方地区3月以来出现的异常天气都与其有关。秦大河分析，2009年6月至今，赤道太平洋地区维持厄尔尼诺状态。“这对全球大气运动、气候变化造成明显影响。”此外，2010年还是厄尔尼诺现象次年。他举例说，我国1998年发生的夏季长江流域特大暴雨洪涝，就与前一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此外，他还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也是造成特大暴雨事件增多的原因之一。“这个大的气候背景会长期存在。” 7．巴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统。这个处在城市地面以下50米的世界，从1850年开始修建，前后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工。1851年，工程师欧仁尼?贝尔格兰为巴黎下水道系统的发展、清除和维修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他发明了清除下水道垃圾和沉沙的机械，利用流水的冲刷效应将垃圾集中到定点以便清除；在小下水道中，他还设计了蓄水池，以增强冲刷力，避免下水道堵塞。到了1878年，巴黎已经拥有长达600公里的下水道网。一战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对城市的“消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于是，巴黎的工程师们又开始新一轮扩容改造工程：修建4条直径为4米、总长为34公里的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站对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流入塞纳河；另一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洗刷城市街面。二战结束后，巴黎市政府又进一步扩建了这一系统，使每家每户的厕所都直接与其相连。到1999年，巴黎完成了对城市废水和雨水的100%完全处理。经过不断完善，今天的巴黎下水道总长2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清淤系统配备了电脑控制，还有专门针对雨季塞纳河水的“涨水站”以及安全阀，以及用于下大雨时保证排水效果的路边下水道等。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过这条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区。有意思的是，巴黎下水道还是一处观光旅游点，1867年巴黎承办世博会期间就开始向游客开放，陆续有外国元首来这座地下迷宫取经。位于塞纳河阿尔玛桥畔的巴黎下水道博物馆，如今每年客流量超过10万人。巴黎有1300多名专业工人来维护下水道，包括清扫坑道、修理管道，寻找、抢救掉进或迷失在下水道中的人，用水淹的方式灭鼠，监管净化站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各类遗失物品，包括犯罪凶器和人们不小心掉落在排水道里的贵重物品。据说，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接到大约3000个这类求助电话，而寻找到失物的几率高达80％。这样的市政工程，虽然初期投资巨大，后期使用过程中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百年工程，惠及今日。在多雨季节，巴黎人畅行无阻，地铁通道上不会挂“瀑布”，车子也不会变成“潜水艇”。 8．1964年4月，日本成立了“下水道协会”，主旨是对下水道系统作全面评估，统一下水道建设以及排污标准，将老化的管道更新换代。1970年，日本召开“公害国会”，会上政府大幅修改了《下水道法》，明确规定了下水道建设目的，并决定每年投入大量国家预算用作污水收集和处理的建设及运营。日本首都东京的地下排水标准是“五至十年一遇”，最大的下水道直径在12米左右。东京的雨水有两种渠道可以疏通：靠近河渠地域的雨水一般会通过各种建筑的排水管，以及路边的排水口直接流入雨水蓄积排放管道，最终通过大支流排人大海；其余地域的雨水，会随着每栋建筑的排水系统进入公共排雨管，再随下水道系统的净水排放管道流入公共水域。东京下水道的每一个检查井都有一个8位数编号，知道编号就能便于维修人员迅速定位。为了保证排水道的畅通，东京下水道局规定，一些不溶于水的洗手间垃圾不允许直接排到下水道，而要先通过垃圾分类系统进行处理。此外，烹饪产生的油污也不允许直接导入下水道中，因为油污除了会造成邻近的下水道口恶臭外，还会腐蚀排水管道。下水道局甚至配备了专门介绍健康料理的网页和教室，向市民介绍少油、健康的食谱。 9．美国在城市防涝方面采取立法与工程举措并重的手段。美国早已有强制性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其多个州均立法规定，城市新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并制定了详尽的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以及问责手段。如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别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这些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以芝加哥为代表，美国鼓励兴建地下隧道蓄水系统，以解决城市防洪和雨水利用问题。其他很多城市还建立了屋顶蓄水和由入渗池、井、草地、透水地面组成的地表回灌系统。荷兰鹿特丹市位于海平面以下，经常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同时城区洼地众多，排涝压力颇大。为有效应对这种情况，鹿特丹开创了其独有的“水广场”防涝及雨水利用系统。水广场顺地势而建，由形状、大小和高度各不相同的水池组成，水池问有渠相连。平时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广场；暴雨来临，就变成一个防涝系统。由于雨水流向地势更低洼的水广场，街道上就不会有积水。所有水池布成一张循环网络，雨量大时，从大水池中分流到沟渠，雨量小时，水又回流人大水池。雨水不仅可在水池间循环流动，还能被抽取储存为淡水资源。荷兰气候环境保护署专家阿瑙德.莫伦纳称，为有效疏解剧增的地表水，鹿特丹结合都市空间开发大量空旷广场、人行道与停车场空间，这些地方平时为公用设施，大雨到来时就变成储水空间。这就是其独特的“水广场”概念的由来。除上述国家以外，英国、丹麦、新加坡以及印度等国家在城市防涝方面也都以注重雨水的有效收集和利用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目标。 10．前几年广东、广西等国内城市出现强降雨导致主城区被淹后，很多人提及了另一个城市青岛，尽管也是雨水频袭，却几乎没有内涝。而它的地下排水系统，是100多年前德国人占领青岛时修建的，共铺设雨水管道29．97公里，污水管道41．07公里，雨污合流管道9．28公里，总长度约为80公里。青岛的德建排水管道从横断面来看，高约80厘米，上半部分呈半圆形，直径较大，简单地以水泥抹面，能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确保过水面积。下半部分呈“V”字形，约1／2高度的部分贴了白色瓷瓦，确保了污水在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流速，光滑的瓷瓦能确保污物垃圾不会被毛刺挂住，减少了堵塞冒溢的可能。上大下小的蛋形结构，还可以让管道拥有尽可能大的承压能力。德国人从1899年开始在青岛铺设的地下管网，至1905年青岛市欧人居住区排水管道铺设已具规模，并最早实现雨污分流。排水管道中的雨水斗带有反水阀，这样一来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管道堵塞一一管道堵塞越少，排水井冒溢就越少——脏物也便于清理。德式管网不仅设计细致，管材质量也好。雨、污水井盖不仅有符号表明，还有大小之分。直到今天，黑色的管道井盖依然铮亮，没一点锈迹。而地处章、贡两江交汇之处的赣州在辖区内降水近百毫米时，市区却没有出现明显内涝。这是因为赣州有一套先进而科学的城市排水系统。而这一套先进的城市排水系统却是建造于几百年之前的北宋人刘彝之手。赣州的这套排水系统沿用古名叫“福寿沟”，全长12．6公里，直到今天，福寿沟仍承载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福寿沟呈砖拱结构，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据测量，现存排水孔最大处宽1米、深1．6米；最小处宽、深各0．6米，与志书上记载基本一致。福寿沟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逢雨季，江水上涨超过出水口，也会出现江水倒灌入城的情况。于是，刘彝又根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同时，还将福寿沟与城内的水塘相连，起到发挥调蓄的作用。水塘增加了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11．曾有学者呼吁政府和公众应重视排水管网事业，“现在总有人说巴黎模式好，说德国人在青岛修的排水系统好，那是因为人家城市设计建设的理念就是百年大计”，“如果说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那么我们现在经济发达，技术也不落后，我们有必要给百年以后的城市留点什么”。应对城市内涝，除了运用工程的一只手，还要把生态的一只手加上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州市规划院前总规划师袁奇峰说：“现在的异常天气越来越多，所以城市的应对方案应该更加高明。”所谓生态的手，是目前国际城市的普遍做法，即在城市中融人生态基础设施，用来应对突变和突发的情况，弹性非常好，原理类似于管理水库。以往，农田、绿地有滞水和蓄水的功能，雨水落地后通过土壤的吸收、蒸发或通过地下水进入河流。但随着城市硬质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绿地、湿地、水塘消失了，雨水难以自行排除，90％的雨水要靠排水管网排走。而生态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雨水自排的过程。袁奇峰举例，比如在蓄水池的旁边配上一个备用的排水站，没有必要把管子修得很粗，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解决问题，投资比管网改造要少得多。或者是在设计城市景观的时候，加入这些生态基础设施的考虑，增加公园等绿地的滞水蓄水功能。“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一整套生态基础设施的研究及建设，为城市配备一套防灾减灾的防护体系。”袁奇峰说，相比对排水管网的大修大调，这才是高明的做法。鉴于此前教训，广州已经在生态基础设施方面有所行动。近日，华南理工大学一位给排水专家透露，广州将很快出台《广州雨水规划(2008—2020年)》，将“增加绿地，减少雨水径流”写入规划，未来在人行道、广场等地区要采用透水砖，屋面人工湿地使雨水回用，例如选择滞洪区、低洼地做蓄水景观。同时，广州的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也有待完善，并争取提到五年一遇的标准。 12．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或城市，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一场大雨足矣。她说，“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了却不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雨果曾经说过，“下水道工程是良心工程”，在150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同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面对城市泄洪这个古老课题，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不差技术也不差钱，差的是一颗为城市深谋远虑的责任心。一场特大暴雨给我们上了难得一课，雨过天晴后我们就要努力走出这样的困境。要走出逢雨必淹的尴尬，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者，必须怀着一颗对城市发展负责任的心，彻底转变思维，重新审视城市建设和发展。三、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了出来。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紧跟党中央，积极推进学习型政府建设。如今，一个学习的热潮正在广大政府工作人员中兴起，建设一个不断改善知识和信息管理方法，不断创造全新的管理体制，不断提高组织学习能力的学习型政府成为新形势下人民政府建设的一大亮点。 建设学习型政府，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学以明理。人民政府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主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正确掌握这一理论，只能靠学习。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正是因为不断加强学习，才与时俱进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家才有了今天这样科学发展的大好局面。如今，我们的事业还在进行中，摆在人民政府面前的困难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决纠正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克服只注意忙于具体事务的浮躁心态，沉下心来，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有这样，才能掌握理论，明白怎样运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推进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 学以养德。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靠的是以德服人。养成崇高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是学习。中国古代先贤十分推崇读书、修身、立德，认为学习是怡心养性、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党和政府在加强公职人员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始终强调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新中国首任政府总理周恩来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学习，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提高道德素养，锤炼道德操守，远离腐败和各种不道德行为，也才能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学以开智。管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伟大国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非凡的智慧。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领导的社会转折，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怎样才能具备领导这项全新事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呢?只有学习。这些年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每年都举行多次集体学习，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形式多样的中心组学习，党和政府多次开展包括“讲学习”在内的大型学习教育活动。这一切，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和广大政府工作人员的学习，较好地解决了“知识恐慌”的问题，保证了政府工作的正确性、有效性。在新形势下，必须一如既往地加强学习，从学习中获取更多的知识、更大的智慧，才能解决好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 学以增勇。打仗需要勇气，和平时期的政府管理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勇气。30年前，如果没有勇气，就杀不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今天，如果缺乏勇气，就不能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为此，必须加强学习。只有学习，才能认识和掌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有勇气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只有学习，才能掌握更多的新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只有学习，才能深明大义，克服私心杂念，勇敢地摆脱思想僵化、畏难情绪、自满心态和懒惰作风的束缚，使行政管理工作“更上一层楼”。 2．2009年5月，某县13名干部因学习笔记存在请人代笔或用往年笔记充数等问题，不仅受到诫勉谈话，责令写出书面检查的惩诫，而且在全县予以通报批评。这“作假”之事被处理后，成为当地干部群众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有人说是小题大做；有人翘指称赞，转变干部作风就应先从学风抓起…… 这事确实反映了当地对“干部学习”的高度重视。据悉，针对理论学习一向被视为“软任务”的情况，该县制定了严格的“硬指标”，还设计了“理论学习笔记本”，要求结合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由县领导带队，采取进村人户“蹲点”、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查阅资料等形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然后写成“学习笔记”。更“认真”的还在于，县委书记用10个晚上，浏览了副科级以上干部全年的学习笔记，从中发现5个单位的13名干部存在作假问题。 “学习笔记作假”并不是孤立的现象。现在大家提起“干部学习”，似乎谁也不会说不重视。在各级的文件中，各种领导讲话中，尤其是每每组织开展重要活动时，首先就是强调“加强学习”。有详细的学习计划，具体的实施方案，但是“学习效果”如何?不少同志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有一种现象人们常见，无论“正面的总结材料”，还是“反面的检查报告”，都有熟悉的字眼：“学习不够”。还有些同志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就渐渐会与学习远离，成了开会、应酬的忙人，很少静下心来认真“亲自学习”，即使要交什么诸如“学习笔记”之类的材料，“网上一调，选择粘贴”，恐怕也是“习惯动作”了；或者请“秀才”代笔，一交了事。问题还在于，又有多少主事人能像那位县委书记那样，认真阅读干部的“学习笔记”呢? 3．广东省委办公厅日前下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处级以上干部集中读书每年不少于5天，其他干部不少于3天。贯彻落实党的决定、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上级对下级的基本要求，但是如何贯彻、如何执行却有另一番景象。单从新闻报道来看，该省的建设学习型政党只是读书，而且每年读5天书就可以达到目标了!学习5天就成了学习型干部，学习5天就建成了学习型政党，这不又成了大跃进吗? 关于学习的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从领导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强调的是学习，而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活动，而是涵盖了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等一系列问题的复杂活动。 读书学习不是制度要求，而是自身需求。官员读书的需求是什么呢?为人民服务也好、提高执政能力也罢，这些都是面子上的话，触及不到官员的痛处。官员真正的痛处在于升迁去留，在于给不给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如果规定不学习不能当官、学不好不能当官，看有几个不学习?实践中，把学习能力、理论素养作为干部任用的依据只是一句虚话，很少有见落到实处的。如果不把学习作为一种硬性规定，涉及到官员的官帽，只怕是像读书学习这样务虚的活动，最终也只是以务虚的形式收场! 4．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坚持以打造学习型政府为目标，依托“四个结合”(学习与讨论相结合、学习与说做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学中做与做中学相结合)，采取“四型”学习(领导带动型、自主推动型、借智拉动型、实践促动型)模式，切实做到理论知识、业务知识、科学知识一起学，辅导、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并举，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构建了激励学习、创新、创业、服务的政府学习长效机制。 领导带动型。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安居区充分发挥车头带动作用，由领导带头组织广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际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一是建立区长办公例会制。充分利用每周星期一区长办公例会，由区长组织各位副区长、区政府办正副主任学习上级指示、会议精神，总结上周政府工作和谋划安排本周工作，很好地指导了政府工作全面展开。二是建立常务会学法制。充分利用政府常务会，让职能部门负责人主讲，正副区长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学习道路交通、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知识，有效拓宽领导干部的知识面，增强了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工作执行力。三是建立中心组学习制。充分利用中心组学习会，完善《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和《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进一步明确学习重点、丰富学习载体、严格学习要求，带动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开展知识大讨论，以巩固和扩大中心组的学习效果，激发政府领导干部创新思维。逐步建立完善中心组学习考勤制、学习档案制，使中心组学习做到有制度、有计划、有责任、有档案、有主题、有中心发言、有纪要。 自主推动型。学习在于坚持，知识在于积累。安居区在学习的平常性、长期性上狠下功夫，采取“四个一”学习模式(让每位机关干部每月读一本书，每人写一篇心得体会，每月组织召开一次经验学习交流会，每月选定一名干部主讲学习感悟)，着力营造“能者上、庸者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竞争环境，积极引导机关干部分科室、分小组、自主学习。广大机关干部采取向领导学、向同事学、向下属学，学理论、学政策、学经济、学管理、学业务，学习了《论语》、《文秘写作》、《六项房地产新政细则》等书籍，实现了机关干部从要我学到我要学、学会到会学、学习到创新的三大转变，工作效率与服务水平得到提高，干部办文、办会、办事实现了“零误差”的目标。 借智拉动型。安居区积极推崇拜师学艺，采取主动走出去、热情请进来的方式，向他人学习先进经验，拓宽思路，开阔眼界，切实做到了通晓上情、了解外情、熟悉下情，使学习者处于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之中，营造了一个人人皆学、时时皆学、处处皆学的良好氛围。主动走出去：一是组织外出考察培训。安居区积极推荐相关业务骨干分别到汶川、茂县等重灾区考察学习，为“1．31”磨溪灾后重建提供了丰富的先进借鉴经验。2011年5月期间，分3批派出12名文秘人员到省委党校培训写作领导讲话稿与调研报告，以提升机关干部的写作水平。二是以省市对口部门为培养人才的摇篮，采取“2+2”学习模式(分批次派出2名机关干部到对口部门学习2个月)，学习对口部门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以提升政府自身的管理水平。同时，分批次下派干部到相关部门、乡镇，多岗锻炼学习。通过这种借智借力发挥，正确运用其他地区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经验，有力助推了安居区政府各项工作的高效运转。热情请进来：邀请省城乡规划设计院、中国柑桔研究所等专家来安居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灾后重建品位得到明显提升。邀请市发改委主任谢代银博士来安居开设“投资与规划”相关知识讲座，为安居“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邀请市级领导给区府办工作人员讲解“如何做好文秘工作”、邀请市委党校教授传授文明礼仪相关知识，机关干部素质得到整体提升。 实践促动型。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安居区按照抓深化、抓内化、抓转化的思路，采取学中做与做中学相结合的方式，以学习牵引调研，以课题深化学习，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切实做到了“四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做到了学习、工作两不误、双促进。一是建立调研、参考制。组成专项课题研究小组，围绕化解危机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问题，深入基层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活动，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工作举措。同时，实行分组负责制，分期编写《学习参阅》、《领导参阅》，为领导、同事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学习参考资料，通过学习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学习，较好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突出问题。二是建立考评、激励机制。切实加强对于部职工学习进展情况的督察和考核，同奖惩、升降挂钩，建立“评学、奖学”的学习考评、激励机制，以完善的机制助推了学习型政府的打造和政府各项工作的高效运转。 5．为打造学习型政府，广州市清城区隆重举办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广东：形势与对策”宣讲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了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庆教授讲课，该区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全区副科以上干部、街镇主要领导等共四百多人参加了学习。 会上，王教授从社会经济背景、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主题、广东的形势分析到基本思路与措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以专业角度来解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的有关精神。报告中提到的“三大压力、四大经验教训、八大成就、三大转型”等概念给干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清城区下一步抓好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开了一个好头。 6．2011年6月，梁平县政府办公室举行“读《致加西亚的信》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助推和带领全县学习型政府机关建设，在全县营造“人人学习”的良好氛围。 《致加西亚的信》是美国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的经典著作，书中所推崇的关于敬业、忠诚、勤奋的思想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梁平县委副书记、县长蒋宜茂曾在“全县人才工作会议”上作出指示，要求广大干部职工阅读这本小册子，从而推动全县学习型政府建设。 读《致加西亚的信》，旨在促进大家养成“勤学习、善思考、重实践、敢创新、常修身”的良好习惯，努力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能，从而强化办公室工作的执行力和落实力，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精益求精地做好。学风好了，学习习惯好了，精气神就足了，工作效率自然也高了。 据了解，该县政府办每周五下午将集中学习《致加西亚的信》一小时。同时，还将开展读书心得体会评比、“我为梁平发展献计策”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 7．自2010年4月以来，田家乡在打造学习型政府中，充分利用网络社区这个新生的学习平台，激发了广大机关干部自主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学习取得显著效果。 一是拓展了学习途径。自建立田家乡政府网络社区以来，乡干部自觉加入了该社区，学习内容由乡宣传委员主办与审定，每周更新一次，通过发送群邮件的方式发到每个乡干部邮箱里。这种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学习方式，使整个学习过程变得灵活多样，干部在闲暇空余时间，只要打开电脑随时都可上网学习。 二是丰富了学习内容。学习内容包括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党的方针、政策、格言警句、励志箴言等，通过丰富的学习内容让广大干部自觉树立践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是促进了综合素质提高。乡干部通过网上学习方式，把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理论系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的理解和把握，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利用电脑上网络社区学习、相互交流等方式，对一些年龄较大的干部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通过一段时间的运用，他们计算机操作水平提高了，文字功底也得到了加强，受到大家的好评。 8．温家宝总理指出：“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读书、学习是个人提升社会适应力、竞争力的基本手段，是党和政府永葆先进性的必备品质，是国家与民族繁荣进步的重要途径。选择学习就是选择发展，坚持学习就是坚持进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若想使我们的国家走在世界前列，则必须不断学习，积极进取，打造学习型政府。建设学习型政府是促进公务员更新学习理念、提高工作能力、培养创新精神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整个政府应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根本途径。通过不断学习，更新已有知识，汲取新的思想，方能与时俱进。一个政府只有保证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符合，才能领导、驾驭好这个社会。 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