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大量社会调查显示，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人们越来越富，但焦虑却越来越多，乃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情绪。表面来看，这是种矛盾，其实不难理解。管理学中最基本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总是在低层次需求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高层次发展。当绝大部分人整天都为生计发愁时，他们对爱、对被尊重、对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自然无暇顾及。渴望且能得之，则不成为焦虑；渴望而不可得或者很难得，才会成为焦虑。当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中折射出的实是社会保障的不足。为什么会有就业焦虑?并非我们都处在失业之中，但今天拥有工作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长期拥有工作。如果我们失业，我们能否迅速再就业，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会有财富焦虑?也并不是我们都食不果腹，但面对财富悬殊，那早已解决了温饱的财富却又似乎微不足道…… 2．从心理学上说，适当的焦虑，不但不是坏事，还是一种发展动力。可当焦虑情绪成为普遍性、大范围、多行业的社会化情绪，甚至上升到了社会焦虑症的程度，就应该是一种提醒，“有尊严的发展”缺位了。什么是“有尊严的发展”?温总理对尊严感进行过详细解释：“第一，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进发”。说白了，就是平等的权利、应有的物质和精神保障、良好的发展机会。这些年的发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可在“有尊严的发展”落实方面，仍有不足。比如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引起不满，“我爸是李刚”之类的特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某些人的“赢者通吃”、“霸王情结”的思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公平感和公平信仰。在特权面前，人人都是弱势群体，焦虑就会产生很多。再如，社会保障不足，除了公务员能够享受丰厚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就连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都推向了社会。“看不起病”、“养老钱不够体面”，甚至没有养老钱，仍是很多人的无奈现实。常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想多挣钱，多干活儿，年纪轻轻就不得不为退休的事情考虑，增加焦虑心理。总之，长期以来，虽然注重均衡、注重公平的科学发展观一直是各级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经济建设“一手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过分强化经济行为，政府应该承担的其他职能，如社会管理职能、精神发展等，所能占用的精力和时间就有限，而政府应该坚守的人本职能、服务本位也渐渐被淡化和忽略。 3．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4．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教育一一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让外地人只能羡慕。社保一——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等诸多问题。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包括农民工群体的外来人口，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还是“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等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5．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人。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等等，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6．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意味着以往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换言之，社会的许多群体和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问，一方面迅速崛起了一个暴富的高收人群体和一个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舒适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生活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些人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担忧甚至是恐慌。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进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共同体，其构成因素和变数之复杂，恐怕也是全世界之最。中国经济和社会在未来还会遇到哪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现在很难判定。显然，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丢失了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现阶段许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或心宅往往缺少一种坚守和定力。进一步看，由于心灵或心宅缺少坚守和定力，因而不少社会成员在面对大量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诱惑时，其行为往往缺少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取向和执著的精神，难免随波逐流，飘忽不定，心里很不踏实，进而容易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当中。重要的是，由于心灵缺少坚守和定力，所以，人们的行为一旦受挫，其抗挫折抗打击能力必定十分有限，这就会不断加重人们的失落心理，进而深陷社会焦虑现象的困扰当中而难以自拔。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的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7．社会焦虑现象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会激发社会成员的某种动力，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社会焦虑现象会促成或加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社会焦虑现象会直接催生社会成员发生程度不同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当社会焦虑现象盛行时，人们对于长期行为往往是不感兴趣的，相反却会热衷于短期行为，容易形成从众行为和越轨行为，等等。进一步看，这样一些非理性行为会引致一些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其二，社会焦虑现象会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客观来看，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大多数社会成员目前的“绝对”生活水准已经高出一个数量级。但是，由于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兀暇作出理性的判断，而热衷于同左邻右舍当中更高水准者相比，甚至同全社会当中那些公认的生活水准很高者相比，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准不够满意，并且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其三，社会焦虑现象会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问题的不满情绪。有些社会矛盾问题存在着，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同时再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心理感受，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容易迁怒于他人他事，进而会加重某些社会矛盾问题。 8．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就此而言，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9．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其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也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中国人有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10．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基础性的必要条件。三、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2011年以来，猪肉价格一路攀升，部分水产品在旱情影响下价格大涨，一些蔬菜价格则大幅“跳水”，“菜篮子”产品价格变化令人应接不暇。下半年“菜篮子”怎么保?2011年7月19日、20日，农业部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农业厅局长座谈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将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平稳发展，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当前重点要抓好生猪、水产品、蔬菜的生产。 受养殖成本大幅上涨、前期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去冬仔猪存活率降低、散养退出加快等因素共同影响，今年以来生猪价格延续去年下半年上涨态势，并从4月底开始加速上涨，目前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从生产走势看，能繁母猪存栏连续2个月增长，仔猪存栏连续5个月增长，生猪存栏连续4个月增长，下半年生猪生产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生猪出栏将呈现逐步增加态势，但近期供求仍会偏紧。韩长赋表示，农业部门将抓紧落实中央稳定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已经下达的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区)建设、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等各项扶持政策，会尽快兑现到场到户。同时，将加快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狠抓疫病防控，强化生产监测与信息引导，积极引导广大养殖场户合理补栏，抓紧完善调控预案，防止价格大涨后大跌。 2．几亩卷心菜、一万块钱，对一个负债累累的农村家庭，成了足以致命的数目。济南市唐王镇一名农民听信人家说养殖赚钱，借了一万元买些小羊、盖起棚子、买了饲料，本想赚点钱供孩子上学，小羊却染上瘟疫，一万元赔光。今年他将家里六亩多地全种上卷心菜，偏遭连阴雨，卷心菜价格低至8分钱1斤，这个农民破碎的心再遭重击，最终选择自杀……一段时间以来，菜价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令人纳闷的是，去年以来，从“蒜你狠”到“豆你玩”，再到“姜你军”，市场菜价持续上扬绷紧社会的神经，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呢，突然间怎么田头就出现“烂市”了? 而且，这轮大涨大跌恰恰发生在国家启动新一轮“菜篮子”工程之际。新的“菜篮子”里都装些啥?怎样长期稳定地解决好菜园子、菜摊子、菜篮子的问题?记者专访了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 记者：近期菜价下跌，又出现卖难，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晓华：准确地说，是部分地区部分蔬菜产品出现了滞销卖难。尤其是叶菜类价格下降最为明显，芹菜、大白菜、卷心菜等品种发生不同程度滞销。 这次蔬菜价格下跌是多种因素叠加引发的。一是季节因素，每年4月菜价是总体回落的。二是天气因素，1月份南方连续低温导致蔬菜上市期推迟近一个月，与北方露地菜上市刚好碰头。三是外部因素，日本核泄漏在我国菠菜、莴苣等品种上检出，在部分消费者中引发疑虑。四是受去年价格行情较好的影响，部分地区芹菜、洋白菜等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局部卖难。 记者：这次蔬菜价格波动，会不会影响今后蔬菜的生产和市场供应?个别品种会不会再来一个“菜荒”? 陈晓华：近期蔬菜滞销价跌，部分地区菜农遭受较大损失，可能影响种植积极性，但这不会改变蔬菜生产整体稳步发展的态势。特别是近期受损的多为生产期短的叶菜，如果市场需求转旺，生产会很快恢复扩张，不可能出现“菜荒”。而且，就目前的农情调度看，今后一个时期，蔬菜产业面临的最大压力将是营销和市场开拓。目前蔬菜在田面积9340万亩，同比增长6．7％。预计5月上市蔬菜7330万吨左右，同比增长10％以上。 因此，当前蔬菜生产继续保持发展，市场供应充足，农业投入品监管措施进一步加大，质量安全总体有保障。今后关键是要加强政府对蔬菜平稳运行的公共服务，避免市场供给的大幅度波动。 同时记者也发现，在广大菜农被“菜贱”所伤的时候，城市里的广大市民也纷纷被“菜贵”所烦扰。因为中间流通环节的费用繁多，导致蔬菜到大城市后身价倍增，以至于出现了现在“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局面。 3．国家统计局2011年7月24日发布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价格数据显示，7月11至20日，29种食品中16种的价格较7月上旬上涨。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创下三年来的新高，不少机构预计年内6．4％的CPI涨幅已经见顶，下半年物价有望回落。 “目前无论是生产资料价格还是消费品价格涨幅逐渐趋稳，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国家发改委C司长22日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从历史经验看，本轮物价上涨临近拐点。 但下半年的物价形势难言轻松，坚持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正密集向终端市场传导，包括食用油、熟食、糕点、乳制品等食品价格开始接二连三地上调。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些产品的涨价引起连锁反应，通胀高企还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7月11日至17日，国内小包装大米、小包装面粉零售价格比前一周均上涨了0．4％，涨幅保持平稳。鲜活农产品方面，据农业部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监测，今年第28周(7月11日至7月17日)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95．85，比前一周下降0．46个点。其中畜产品和水产品价格的环比涨幅较6月份均有所下降，蔬菜和水果价格则环比继续下跌。生产资料价格方面，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与前一周相比，7月12日至18日国内监测尿素价格继续上涨，但上涨省区市的数量有所减少；复合肥价格继续稳中有涨；磷铵、氯化钾价格基本平稳。 经济学家A认为，7月份CPI或许还会创新高，但8月份以后应该会出现回落．第四季度将回落得更加明显。短期来看，CPI见顶并出现拐点是确信无疑的。 物价上涨与猪肉价格的上涨有着很强的相关性。据了解，受“非典”和“禽流感”事件的影响，新世纪以来猪价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2003至2004年。第二个高峰期即2007年至2008年的猪价牛市，猪粮比价一度高达10比1以上。去年下半年以来，猪价再次上涨，并于近期突破了2008年的高位。 不过目前来看，猪价的拐点还很难真正到来。市场分析师B认为，因为生猪市场仍有供需缺口，只要饲料价格没有大幅下跌，整体价格跌幅就不会太大，猪价回落后最低价格也会维持在8至8．5元／斤。 除了价格波动的周期，国家发改委C司长认为下半年物价形势比上半年要乐观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比4月份有明显回落，这种影响通过传导之后．在9月份以后对我们国家的输人性影响会有所放缓；国内的货币调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流动性减少会对物价稳定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内重要商品供给有保障，包括夏粮获得丰收，产量增长2．5％，肉、禽、蛋、菜和工业消费品供应充足。 A认为，影响CPI的主要因素在于核心CPI(剔除食品和能源影响)，核心CPI主要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而目前经济处于回落当中，长期来看CPI还是会回落。 虽然下半年物价形势稍显乐观，但农产品新旧涨价因素交织在一起，还是暗藏着很多不确定性。新涨价因素包括前期涨幅较小或者价格下降颇“补涨”，这有可能使得全年物价“前高后不低”。有分析称，到目前为止，今年的高物价是在菜价涨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取得的，而这一状况在三季度很可能会出现转变；从历史数据看，通常三季度环比和同比价格都比二季度要有所上升，就目前的走势看，粮价、肉价等食品价格在三季度将继续上涨。 夏粮实现增产，早稻已经收获过半，占粮食产量70％的秋粮生产成为下半年的关注焦点。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D所长认为，尽管粮食丰收，但由于肉价大幅上涨，玉米等粮食需求增加，加上成本居高不下，价格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由于国家的调控政策，前期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在终端食品上体现得并不明显。随着原料成本的持续增加，食品企业的提价要求愈发强烈。自去年11月份食用油“限价令”实行以来，食用油生产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加大。虽然几家大型企业均表示目前没有提价计划，但终端市场上的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根据商务部的监测数据，自7月1日起，全国豆油和花生油的零售价格连续两周的涨幅明显扩大。 另据报道，多家餐饮企业宣布提价。记者在北京一家餐厅看到某肉制品生产企业贴出告示称，因为原料肉、淀粉等成本价格飙升，企业已经无法消化成本压力，自7月15日起上调产品价格。对于这种价格传导，A认为，食用油等产品在CPI中占的权重不大，关键是这些产品的涨价不要引起连锁反应。如果出现连锁反应，通胀高企还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4．2011年下半年，G省采取逐月向各市分解物价调控目标、继续实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食品类价格月度通报制度、进一步清理流通环节的收费、对物价部门实行责任制等多项措施，力争稳定物价。 今年上半年，G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百分点，在全国位居前列。上半年，G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较大，其中城市上涨6．6％，农村上涨7．6％，总体涨幅居全国第三位。 对于G省居民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该省物价局有关负责人解释：一是翘尾涨价因素，也就是去年价格上涨的滞后影响。在前5个月C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中，翘尾因素影响达到4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影响为2．8个百分点。二是农产品涨价因素。以猪肉价格为例，6月份同比上涨57．1％，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三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也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有关专家指出，上半年G省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上涨，在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中，食品类上涨16．1％，居住类上涨3．7％，其余六项价格上涨幅度均不超过3．5％，上涨幅度不大。由于G省居民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比重较大，造成食品类在CPI计算中的权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上半年消费品价格上涨总体幅度居全国前列。 全省年中工作会议提出，着眼于保持G省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把过快上涨的物价降下来，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要控制在5％左右。这就意味着，下半年新涨价影响必须控制在1．7个百分点以内，平均每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要回落0．4个百分点。在当前通胀预期依然较高、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头不减、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复杂因素面前，这绝非轻而易举，而是需要克难攻坚的事。 “要实现今年控价目标，就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G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丛表示，调控物价关键在增加市场供给，从市场源头抓起，抓好市民“米袋子”和“菜篮子”，为稳定物价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市场先生’有时也会犯错误，这就要求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用政府有形的手，进行临时价格干预，牵住物价‘牛鼻子’，把它引入正轨。”G省自治区物价局副局长程华兴说，全区年中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加强民生价格和收费管理、落实“菜篮子”工程市长负责制、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系列措施，非常有针对性，关键是分解目标，强化责任，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 G省发改委有关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G省降低了城市供水、民用管道天然气、罐装液化气价格以及集贸市场设施租赁费和超市进场费、学前教育收费、公有住房租金等控价措施，近期还将启动对部分重要居民生活必需品实施临时价格干预，干预范围包括猪肉、大米、食用植物油等，G省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对于物价过快上涨，感受最真切是低收人群体。G省党委书记郭声琨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G省贫困人口多，贫困面积大，一部分群众生活还很困难，这始终是各级党委、政府最大的心病。 要使G省低收入群体从容面对物价上涨，就要千方百计增加困难群众的收入。为此，全省年中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抓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确保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770元、增长10％，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元、增长10％，使城乡居民收入明显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家里有粮，口袋有钱，群众面对物价上涨才能心里不慌。 有关专家指出，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当前要针对物价过快上涨对群众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的情况，在抓好物价调控的同时，通过加大财政补贴投放力度，建立救助和保障补贴与物价涨幅联动机制等措施，确保群众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 “从更长远来看，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做大做强做优工业。”蒋升湧说，G省落后主要是工业落后，这已是老生常谈，但这就是G省的省情。经过多年努力，去年G省一、二、三产经济结构调整为17．6：47．5：35，而去年全国一、二、三产经济结构是10．2：46．8：43，G省第一产业占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了7．4个百分点。 “由于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大，农副产品价格一有个风吹草动，就造成G省CPI结构性上涨。”蒋升湧表示，解决G省CPI上蹿下跳的长远之策，就是转方式调结构，做大G省千亿元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工业，提高工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降低农业所占比重，让粮食、猪肉等农产品价格上涨不再对CPI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可以期望，只要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做到“举事当先审民心”，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采取非常措施，做好控价各项工作，G省完全有可能实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预期控制目标。 5．近日，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表示，该国政府已采取各种步骤来减轻物价上涨所带来的负担，从而协助那些受影响的人。这些步骤包括：继续提供RON95、柴油、液化石油气和食品(如STl5％白米、白糖和面粉)的津贴；统一东、西马日常必需品如白米、面粉、白糖和煤气的价格，今年政府批准了2亿令吉作为必需品运送计划的费用；加强统制品的供应和价格控制的执法行动，并修改2010年价格控制和反暴利法令，此法令已在今年4月1日生效；监督必需品的供应，以免因供应不足而影响价格；废除一些食品种类的进口税；拨出9．74亿令吉作为稻米、肥料和稻种的价格津贴，2．3亿令吉作为白米生产和提高生产的奖励，以及1．7亿令吉作为渔获津贴：拨款2．35亿令吉给慕达农业发展区和其他地区，用来提高白米生产、水利灌溉系统和高品质稻种；设立一个马来西亚精明消费人网站；有关食品生产活动的投资者所得税扣税和公司免税措施将延长至2015年；残障人士每月获得援助的收人从原来的750令吉提高到1200令吉，而贫困家庭收入则从原来的400令吉提高到700令吉。 6．中共中央2011年7月21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就继续做好经济工作提出6点意见。一是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要继续稳定物价总水平，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密切观察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的走势，加强市场保障，加大消费减负力度，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三是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力争全年农业再获好收成。四是要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做好就业工作，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和部分困难群众就业工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对低收人群众的帮扶力度，抓好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工作，安置好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五是要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对小企业的支持和服务，加大对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六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温家宝在通报时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也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不少。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还很脆弱、很不平衡，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同时，必须根据形势变化，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要继续做好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到实处、确保见到实效，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巩固发展的好势头，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中新网2月2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日与海内外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使社会更加发展进步，使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一步得到改善，使人民生活感到安全，对未来充满信心。网友“无限憧憬”向温家宝总理提问说，“未来五年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要有幸福感。幸福的标准是什么?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政府有哪些考虑?”“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标准可能人们都有不同，我也曾经讲过关于如何使人有尊严和幸福，我不想再重复过去的话，我只是说如何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温家宝总理说。温家宝总理指出，如果说结合“十二五”规划，那么我就想强调一点，就是民生问题，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什么是民生?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民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温家宝总理说，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特别强调民生，把它作为整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对今后五年的最主要的考虑。 2．民生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改善民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必须有物质基础，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然而仅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有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公平的分配关系。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分配公正是保障民生、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分配不公的状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社会进入转型期，我国贫富差距出现了拉大的趋势。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那么大多数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满情绪就会蔓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应该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以及“十二五”规划建议，加大工资收入分配改革力度，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在经济工作中，如何加快发展提高经济总量、集聚社会财富，常被比喻成“做大蛋糕”；在收入分配中，如何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常被称作“切好蛋糕”。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块“蛋糕”不算小了。但是，“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和“人均排名世界百位”的落差提醒我们，从国富走向民富，还有好长的路要走。继续“做大蛋糕”的压力仍在，仍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全民共同做好高质量高水平的财富“大蛋糕”。同时，要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切分好“蛋糕”，让民众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还要正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诚如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交流时所说，如果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3．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网上出现了一个“反对高考加分联盟”。除教育部统一出台的高考加分政策外，各省级普通高校招生委员会制定的加分规定也五花八门。据媒体报道，有的省高考加分多达17项，得到加分照顾的考生占考生总数的16％。高中毕业班分成了两派一一“锦衣派”和“无衣派”。那些在高考前就已获5—20分加分的学生，仿佛“锦衣”在身；而不带加分“裸考”的学生，被称为“无衣派”。此前，重庆、浙江台州等地加分造假曾被曝光，受益者大多是当地官员的子女。网民担心，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延续30多年的社会公平举措，别被加分政策逐步侵蚀。新浪北京网友认为：高考加分政策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各地政策不尽相同”上；教育部应当规范这个政策，并制定出打假措施，保证大致的公平。网友“沙洲野绿”觉得：加分项目基本上是城市孩子的长项，这个政策加剧了农村与城市的不公。《人民日报》李泓冰的“人民时评”担心：名校招生从“裸考”生中录取的比例越来越低，无疑加剧了农村生源在高校中逐年下降的趋势。四川绵阳网友一针见血地说：加分绝大多数是父母努力的结果，会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错误的引导。父母无权势的其他孩子又该怎样判断这个社会?网友“开心”恳求：目前国情下，必须防止权力、金钱向加分渗透，留给草根一个仅有的公平竞争机会1 4．在停止福利分房10余年后的今天，一些部委、央企甚至高校，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政策通道，进行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和建房；一些地方城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低价房，也被质疑为向特定人群输送利益。作为“典型案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7月11日《财经国家周刊》)在房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这一消息注定要刺激公众的神经。到底是商品化住房的“有益补充”，还是某些权力部门开历史倒车“自肥”的变通手段?对于旨在“居者有其屋”的时代，到底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受益起来的馅饼，还是注定要成为一个拔不出来的泥沼陷阱?一些支持“馅饼说”的人振振有词——既然国家满足不了民众住房的巨大缺口，让一些单位自己建带有福利性质的房子，低价卖给大家有什么不好呢?最近多个地区的保障房建设，不就是这么鼓励的吗?这或许是“福利房回潮”合法化最有力的论据。可问题在于，这事儿是需要区分对待的。对于自负盈亏的纯粹市场化企业，愿意出资费力集资建房，降低成本解决职工居住问题，从社会角度似乎应该鼓励，这算是企业溢出社会效应的组成部分。可现实却是：当前大量福利性质的分房建房，都集中在依赖财政拨款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与公共财政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垄断国企，财务上很难说清，靠什么兑换很难说清，牺牲了多少纳税人权益很难说清，这些通常是遮遮掩掩的糊涂账。而如此福利分房获益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低收人群体，甚至是这个社会最该有能力购买房子的人。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有能力的单位、越有权力的个人，就越能得到超低价格的好房子，房子甚至成为见不得阳光的输送利益通道。这样的局面如果不加以制止，只能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陷越深，鼓励企业分担住房责任的政策，率先被接近权力的单位变相利用。尤其是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超国民待遇”的补贴福利这些年一直饱受诟病，更有甚者住着政府提供的免费房，拿着高额的住房补贴，却屡屡爆出超低价格团购商品房的丑闻。在如此语境下，再默许他们依靠手头政策等资源便利，率先回潮获取“差价”利益，只会撕裂民众的不满情绪——会哭的鸟儿有食吃，绝不等于掌权的鸟儿有食吃，这是基本的权力伦理。 5．社会保障在消除老年贫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广泛的覆盖率和合理的工资替代率是大多数国家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特征。人们相信国家组织和实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缩小市场分配导致的贫富差距，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帮助社会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老年保障制度的实施更趋向于作为一个社会力量，通过重新分配国家和社会资源，强化已有的社会阶层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受益范围狭小和分布不平等的现象。在收入方面，现行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在城市老人和乡村老人之间、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之间以及不同行业退休者之间制造了显著的不公平。首先，城乡老年人在社会保障收入方面存在差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显示，在当代，老年人口养老保险受益分布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城市，57．5％的老年人口享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在乡镇，这个比例是24．8％；在农村，这个比例为4．6％。虽然政府有计划地推动农村养老保险和养老金计划，但是，目前还有54％的农村老人依靠家庭和子女的帮助生活，其中38％的老人需要继续参与生产劳动为自己挣得一份收入。其次，老年人在社会保障收入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当代中国老年人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排除在政府的社会保险项目之外。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老年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城市老年人口中，87％的男性老人有稳定的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收入，而在女性老人中，这个比例只有55％。同样的情况还反映在社会医疗保险受益方面，城市男性老人中享受医疗保险的比例为73％，而女性中这个比例为50％。统计调查还显示，12％的男性老人平均月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而女性老人中同类比例为40％。最后，现有养老保障计划不仅把劳动市场中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排除在外，还在保障计划覆盖范围内根据职业将退休者的收入分成不同的等级，而且等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在那些有退休金或养老保险收入的老人中，因退休前受雇于不同的部门而造成退休收入不同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企业雇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政府机关、公共事业部门雇员的退休金制度并存。这两种制度在制度模式、管理结构、筹资机制、收益计算和调整、受益资格条件以及支付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企业退休的人员获得的养老金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特定比例，而且这种养老金没有制度调整机制。而支付给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退休者的退休金则是以在职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为标准，且随着在职工作人员工资的增长而增加。 6．一名年轻女子在宝马车上吸毒后毒性发作，将车歪斜地停在马路当中。在派出所，面对警察的询问，女子则称“我爸爸是村长”。近日，一则“吸毒女秀宝马，我爸是村长”的视频在各大网站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专家认为，这次“我爸是村长”的雷人之语可以套用当今社会的流行词“拼爹”来解释。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子女的贫富意识也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子女比拼各自的父母，例如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这些人认为自己学得好，有能力，不如有个“成功”的老爸。没有人愿意贫穷，但经过努力依然摆脱不了贫穷，才是不正常而令人悲哀的。相对于富二代来说，穷二代是指没能致富的工人或农民的子女，他们如今依然无从改变贫穷的命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辛勤打拼，却始终无从到达理想的彼岸。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远没有营造出一个不同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机制，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远没有形成。官二代、富二代可以“拼爹”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穷二代却只能感慨命运不济，这无疑是不正常的。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社会已经形成了既有制度框架下的运行规则和利益群体。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既有政策的受惠者中有一些人由于担心失去已有利益，转而反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希望按照既有的制度、政策继续维护自己不断扩大的利益，导致改革动力缺失。而许多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则因为难以占有资源和政策优势而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能力。这个意义上的阶层固化在本质上是大多数群体难以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获得公平的机会和公共服务的结果，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政策制定和落实更多还是按照工人、农民的阶级身份或者区域划分来安排的，较少专门针对某个阶层。这固然有利于维护公平，但是在利益分化加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粗线条的政策过程难免存在缺陷。位于上层的利益既得者在权力和财产权上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后代承袭着权力和财富。“官者”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多的就业机会，“富者”可以通过财富的传递，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希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活力、充满希望。而现在，底层民众的希望几乎破灭，路是越走越窄，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如果社会阶层继续固化就会带来两大恶果，一是整个社会流动陷入僵化，长久下去这个社会将失去生机和活力甚至出现断裂。二是对立情绪日益激化，如果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关系随时可能擦出火花。“阶层固化”的社会是一潭死水，当底层民众失去改变命运的希望，当富裕被垄断，贫困被世袭，社会情绪的对立与仇视就难以调和，社会的稳定便难以维持。 7．30多年来，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回过头来看，“效率优先”，我们成绩十分出色，而另一个目标一一公平，却越来越远离了我们。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势在必行。收入差距源归何处?差距之一分配比重两个比重偏低，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前者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了2007年的41．4％，后者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了2007年的57．5％。差距之二分配关系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我国收入最低行业与收入最高行业相差15倍，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相差2．68倍；少数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上百倍。差距之三分配秩序一些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不少用人单位同工不同酬，津贴补贴名目繁杂、渠道混乱，据财政部门调查显示，单位之间最高福利与最低福利竟然相差300倍；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等等。《香港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酝酿多年，但老百姓总感觉“雷声大，雨点小”，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各个垄断领域行业的利益，阻力重重。 8．全国30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无疑是2010年值得记录的一笔。自2010年2月1日江苏率先启动后，各地纷纷上调，幅度平均超过20％。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上海市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北京市11元。尽管如此，不断攀高的物价依然引发普通居民对提高收入的强烈诉求，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普遍呼声。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此前，收入分配改革工作一直在推进，但改革的总体方案却迟迟未能出台。可喜的是，2011年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一“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列为2011年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明确表示，“十二五”期间已经到了工资收入分配改革“必须破题”的关键时期。他强调，要“深化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在过去的5年中，我国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工资分配关系逐步理顺：建立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稳步推进，最低工资、工资指导线和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得到落实；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激励和约束机制初步建立。基本解决了国有企业工资历史拖欠问题，全国共清偿665．4亿元，惠及职工1670多万人；2010年，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平均为870元，比2005年的平均484元提高了80％…… 9．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事关全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十分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随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应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不小成绩，从1978年到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约45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46．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约35倍，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很突出，呈现出多年采取措施却长期未得到解决的态势……在不久前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誓言要大力改革的对象。收入分配不公是中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但分配改革方案尚未正式出台，就遭到国内舆论质疑。也许是当前贫富差距太刺激社会心灵，也许是收入分配制度存在太多的不公平，也许是那个该死的基尼系数“洋光”折射出了中国本土贫困中的富饶，此次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生活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应乃至震荡。其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无不对此次改革寄予莫大的期望。从各种媒体反映出的社会情绪来看，人们的热望大大超出了本次改革能够给予的。似乎改革以来积累的种种有关收入分配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得到解决，似乎此次改革可以给每个社会成员、每个经济阶层都能派发出大礼包。这不是一个好征兆，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心理。我们必须呼吁每位社会成员都应理性对待此番收入分配改革。当然，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径正确，它不失为一次值得人们有限期待的制改。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来往走动，互赠礼物，互祝安康，也是美好情谊的表达。特别是在结婚这样的喜事上更是讲究礼尚往来。操办婚礼无可厚非，但是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几百几千的份子钱，亲朋好友连吃多天的婚宴酒席等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在一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人情消费”持续攀升，“面子工程”随处可见。 “我和对象谈了两年多，打算过两个月结婚，可没有想到结婚太烧钱了，家里实在凑不够那么多钱，我不得不准备贷款结婚。”在H市打工的小伙L说。前不久，双方父母见面商议婚事，没想到仅彩礼一项就要15万元，还有看亲、定亲、喝甜酒等各种陈规旧俗，一场婚礼办下来没有30万元搞不定。 L说，他的家乡是贫困县，但是村里婚丧嫁娶攀比之风盛行。2015年“彩礼”一般为10万元到12万元，2016年“涨”到15万元左右。结婚要大宴三天，小孩满月、老人过寿、子女升学、乔迁新居等都要设宴吃请，令很多农民不堪重负。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人情往来都很正常，甚至把大操大办当作孝敬老人、关爱子女的一种表现，而且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导致竞相效仿，形成“人人喊打、人人参与”的不良局面。 还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的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光宗耀祖，显摆身份和价值。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替别人办了很多事情，积累了不少人情，认为借婚丧嫁娶收点礼金、礼品理所当然。 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关于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规定，但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到位，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变着花样操办以逃避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纪检部门主管单位，由于碍于情面，又不愿得罪人，存在监管和查处失之于软的问题。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严重超出群众经济承受能力，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发展，更与崇尚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背道而驰，亟待破解。 2．F省Q市一名干部刚刚结完婚，她在婚前执行报批制度，认真填写了《N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举办婚礼报告表》，向组织说明婚礼操办时间、地点、邀请人数等情况，婚礼现场也是仪式从简，人员从少。这是Q市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大家都非常看重传统习俗，尽管婚丧喜庆事宜铺张浪费严重，但没有人愿意拉下面子简办。如今，随着党员干部带头，逐渐形成新的风气，老百姓反映轻松多了，压力也小了，纷纷拍手叫好。”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陋习旧俗腐蚀的不仅是社会风气，还有Q市的文化根基。为此，Q市专门制定《深化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党员干部发挥“五带头”作用，即带头节俭办理婚丧嫁娶事宜、带头革除陈规陋习、带头树立文明风尚、带头落实生态安葬、带头宣传移风易俗。紧接着，该市又出台《Q市厉行节约文明举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提倡“非亲不请、非亲不去”，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以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同时，Q市还注重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作用，由村干部带头，以村(居)民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为切入点，召开村民代表委员会，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内容融入其中，提倡“全民参与、自我约束”，兴起破除陋习的新风。 据统计，Q市下辖的J市共有392个村居通过公订公示、共信共行等方式，把群众简办红白喜事的意愿转化为村规民约，简办红白喜事从开始的躲躲闪闪变成了现在的理直气壮。在沿海地区大力倡导简办红白喜事的同时，山区也悄然兴起破除陋俗的新风。 “以前年景不好的时候，还得向亲戚借钱办喜宴，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为此事犯愁了。”Q市贫困户林先生开心地说。原来，林先生所在地在2016年年底联合邻村制订《村规民约》，取消了每年春节期间举办“佛生日”宴的老规矩，减轻了群众负担。据统计，全县已有100多个村修改了村规民约，“约”定简办红白喜事。 此外，村干部带头，积极引导村民简办红白喜事，杜绝铺张浪费，省下的资金，拿出一部分进行爱心捐助，定期对困难户、老年人进行慰问，形成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乡风，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各级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率先垂范，倡导文化引领、破旧立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带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3．斑马线是行人的安全“生命线”，斑马线上的文明，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数。虽然我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但很多人的驾驶习惯还停留在自行车时代，以方便自己为中心，甚至无视交通法规，导致抢行斑马线的驾驶陋习成为顽疾。 观察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交通文明是很直观的窗口。行人遇红灯时，能否主动等候、不抢行；汽车通过斑马线时，驾驶员是踩一脚刹车给行人一个善意礼让的手势，还是加一脚油门鸣着喇叭抢行，都体现着汽车社会的文明程度。然而，由于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无视斑马线的存在，为了自己的便利快捷，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时争道，使得“生命线”屡成“夺命线”。数据显示：2015—2017年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全国共有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总量的90%。 “斑马线礼让行人”，不仅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更是机动车驾驶者的文明体现。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但是，一些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的行为比较普遍，在斑马线前争道抢行的问题突出，未将“礼让行人”真正变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出行习惯，从而出现持续不断“抢线大战”。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有相应的罚则：“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3分。”然而，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针对“不礼让斑马线”的执法在很多地方并未真正落地。 为了敦促驾驶员礼让行人，一些地方尝试了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路口，安排专门义工手拿竖大拇指的牌子过街，对礼让的司机表达敬意；设立奖励政策，对主动礼让的司机给予油卡、现金奖励。不过，“大拇指”的新鲜劲儿过去后，礼让效果很快就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渐渐不了了之。奖励“礼让斑马线”的做法，也带来了谬奖的质疑。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执法部门不能本末倒置，要用严格执法来旗帜鲜明地宣示，“礼让斑马线”是一项法定义务，驾驶员必须无条件遵守。 当然，我们不能不正视源于“行人”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个别行人对“闯红灯”“抢黄灯”毫不在意。在斑马线上慢吞吞过马路的，不只是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更有为数不少的“低头族”，这也是交通事故隐患的潜在因素。 行人与机动车看似矛盾，实际上他们是交通参与的统一体。行人可能是司机，司机也可能是行人，他们在生活中总是互换，机动车给行人创造一个好的出行的环境，也是为自己作为行人创造安全的过马路生态；行人不闯红灯，既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家庭负责，也是为社会负责，为自己作为司机时创造良好的行车环境。只有礼让斑马线的车多了，乱穿马路的人少了，“斑马线惨案”“路怒”等发生的概率才会下降。人们出行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汽车社会也会因礼让而更加和谐通畅。 4．写春联、放鞭炮、办晚会……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上，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过年的幸福与快乐，也让人们体会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精神内涵。 当下很多人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过年越来越没意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生活充裕后，人们的选择变多了，胃口变挑剔了，再加上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对年失去了以往的那种虔诚与重视。其实，春节不只是聚在一起吃饱喝足，也不是物质的过度消费，而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贯穿其中。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都不该让传统文化、过年习俗走远。我们应当看到，老百姓对春节有很强的心理认同感，贴春联、吃饺子是文化，放鞭炮也是文化，而穿新衣、发压岁钱，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置于“互联网+”时代，发微信、短信等新年习俗，同样蕴含着文化禀赋。而这些，恰恰被人们所忽略。所以说，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并将其融入过年的每一个细节中，那么春节才会透出浓郁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并富有更强的生命力。 春节的意义在于传承过年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文化元素，并对历史的、传统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时代创新激活传统的“文化基因”，以更好的创意赢得人们的认同，汲取向上向善的力量。 让“有文化的春节”成为新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看一场大戏，或是听一段音乐，还是读一本好书，这个时候，只有政府精心搭好台，百姓才能尽兴唱好戏。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文化场馆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广泛开展送演出、送电影、送书画、送展览、送春联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主力，多创设活动载体，多搭建草根舞台，多营造体验空间，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节日中更多的现场感，让群众在自编自演中自娱自乐，在浓郁的文化熏陶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年味其实就是“文化味”，把春节文化挖掘、保护好了，年味也就保住了，就能找寻到过年的那些仪式感。于此而言，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文明交融互补，把春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彰显出来，使其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探索。 5．千百年来，无论是春节等节日还是婚丧嫁娶等家庭大事，燃放烟花爆竹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中。但是，因燃放烟花爆竹而使人受伤、导致火灾以及对空气污染的报道也占据了不少报纸的版面。禁放烟花爆竹，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心声。 据环保部通报，2017年除夕夜，上海、南京、杭州、太原等实施禁放限放措施的城市，PM2.5浓度均未出现明显上升，和本地未禁放限放的年度相比大幅下降。上海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日益突出的空气污染让公众对禁放限放政策越来越支持。自实行“禁放”令后，在规定区域不放鞭炮，在其他区域少放鞭炮成了市民们的“约定俗成”。 2017年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减少某种程度上是人们环保意识增强的一个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愿意以实际行动投入环保之中。所以，应抓住这一难得的“共识”，推动包括治霾在内的环保全民行动 “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就通过悬挂横幅、电子屏幕滚动播出、‘小喇叭’宣传提示、微信朋友圈宣传等多种形式，发动党员带头示范，动员、倡导社区居民禁燃烟花爆竹。”2017年2月3日，Z省C县某社区居委会主任X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打扫小区卫生，她说：“从小区卫生情况来看，燃放烟花爆竹的现象少了很多。” 6．在新加坡，闯红灯、吐口痰、乱扔垃圾是很丢人的事。大街上，看不到随便丢垃圾的，也听不到一个按汽车喇叭的；过斑马线，汽车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新加坡人的文明素质如此之高，不是与生俱来的。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 新加坡把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同时推出了“垃圾虫劳改法令”。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应该说，对于不文明行为，除了道德谴责，还依法治理，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升华、公序艮俗健康的法宝与秘籍。 从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的“大扫除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礼貌运动”“取缔乱抛垃圾运动”“清洁公厕运动”等，几乎每月都有重要的运动或专门的活动周或活动日。这些社会运动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让维护公共文明成为全民共识，为依法治理奠定了良好社会和文化基础。 同时，新加坡从幼儿开始就将文明道德规范课纳入教学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编写不同的教材；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编写不同语言的宣传材料，进行环境卫生、文明道德的宣传教育，让市民从小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和行为习惯。 德国，在历史上，曾经分布着300多个小公国，每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小公国不复存在，但小规模“管理单元”的模式保存了下来，演变为如今德国社会各种各样协会型的管理组织。这些管理组织对社会公德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区居民自管会。在较大的居民楼内，住户通常会投票选出一名楼长和几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会”，所有居民都是会员。物业公司与自管会成员定期开会，就一些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沟通。 目前，德国有大约59万个登记协会，超过50%的德国人至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种类繁多，如妇女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社区自管会等，大部分协会都是为某项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并敦促会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了不该做什么，而协会就好比身边的“父亲”，提醒你应该做什么。有了这些积极活跃的协会，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正是促进社会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重要因素。 韩国，人口约5125万，汽车保有量达2000多万辆，而到过韩国的外国人，普遍对韩国的交通秩序有着较好的印象，人车不争，鲜有“路怒”，礼让，有序。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3879名首尔市民组成举报委员会，走上交通混杂的街头，“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启蒙运动正式开始。1999年，面对韩国私家车暴增、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伤亡剧增的局面，政府开始实施细致管控。 在韩国，任何涉及汽车和摩托车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车都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失。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05%以上为酒驾，酒精含量不同将被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最多可处300万韩元罚金(约合1.79万元人民币)。醉驾3次以上或者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者，可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1000万韩元。 交通管控设备系统的完善，也对韩国交通文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警察厅表示，电子监控装置主要分为车辆监控和防范用途，目前全国共安装了约14万个监控装置。韩国街头很少看到交警，交通信号控制和道路电子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和普遍化。发挥了“天网恢恢”的关键作用。有了明确的法规和严格的追责，韩国交通的井然秩序和礼让风尚才最终形成。 “文化世界杯，观光韩国”是韩国政府当年的口号。为了展现韩国魅力，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转变姿态，亲切服务，培养先进旅游观光文化”活动。为使市民讲文明、懂礼貌，韩国电视每天播放一分钟的公益广告，并号召家庭成员共同收看。另外，政府还在细微之处下功夫，鼓励国民在电梯中相遇首先打招呼，每天让行十次，培养交通文明，对别人的礼让以微笑作为答谢，还有倾听他人讲话、拒绝脏话等礼仪规范。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一)2013年6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等介绍了《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有关情况。戴东昌称，从长远来看，收费公路占整个里程的比例大概是3%左右；97%左右的公路，绝大部分都是非收费公路体系。 “未来将有97%左右的公路不再收费”类似的表达，公众不是第一次听到。比如在2011年3月23日。彼时的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曾介绍，未来“非收费公路体系”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96%以上，主要解决通达的问题，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从96%提升到97%，公众看到的是数字的变化，但却无从得知97%的公路走向免费到底有多远。 戴东昌说，近年来，我国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了运输紧张状况，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公路网络规模结构不断变化，既有国家干线路网仍有一些不适应情况。 一是覆盖范围不足。全国还有900多个县没有国道连接，18个新增城镇人口在20万以上城市和29个地级行政中心未与国家高速公路相连接。二是运输能力不足。部分国家高速公路通道运能紧张、拥堵严重。三是网络效率不高。 (二)数据显示，全国收费公路债务总余额为2.32万亿元，总体资产负债率为64%。交通部一位多年从事收费公路研究的负责人称，国家也想取消全部收费站，如果不收费，就要由财政出资归还，但财政拿不出2万多亿元。 取消全部公路收费站不易，这一回应的确有一定道理。一方面，目前全国收费公路债务总额过于庞大；另一方面，除了要归还欠债外，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正处于网络形成的攻坚期，还有35%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尚未建成，每年仍需投入资金超过1万亿元。既有巨额债务，又有必须支出，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的确难度极大。但具体而言，虽然对于公路欠债不能一下子完全由政府负担，但科学划分一个时间段，一年拿出若干亿元资金，逐步解决公路债务问题，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那么，取消收费公路的真正障碍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地方财政对收费公路的依赖。一些地方热衷“公路经济”，公路收费占财政收入比例过高，在无更好财政来源的情况下，“靠路吃路”已成弥补财政不足的不二法门。一些地方在“收费经济”的主导下，明明收费已经到期、甚至收费超过成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依然不想取消收费，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并不是没钱取消不了，而是舍不得丢掉收费公路这份油水。 高速公路免费还有两大显而易见的疑问待解。免费的初衷是惠民利民，但是在某些热门路段，则可能因为免费而出现拥堵，反而造成不便。几乎可以断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高速路上的车辆数量必然陡增，至少会让热门路段出现“井喷”。车流量增加必然会带来道路维护成本的上升，于是，路桥公司更有理由不愿执行免费通行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对路桥公司等待各自省份的细则措施，我们也很难苛责。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也难免不高。 除此之外，近些年，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大量民营资本涉足高速公路领域。民营资本投资的高速公路，很难通过“红头文件”强行要求节日免费。此次高速公路免费新政，欢呼声最高的是京沪广深和东部经济发达区域。而在中西部地区，高速公路的客流量很多地方并不大，免费通行实施与否，都不会出现大面积拥堵的情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刀切”式要求所有路桥公司都执行该政策并不合理。这个时候，对于民营资本投资的高速公路，就应该有自行决定收费政策的权利。 (三)2013年5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实施免费政策给经营管理者合法收益造成影响的，可通过适当延长收费年限等方式予以补偿”的规定一出，立刻引发公众热议。 一些业内人士和网民纷纷表示，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费用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让公众分担过多。 20世纪80年代初，为筹措公路建设资金，国家出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打破单一的政府投资体制限制，吸纳社会资金建设公路，用收取的通行费作为对投资方的投资回报。近10年来，我国公路总里程由176.52万公里增长到410.6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2.51万公里猛增至8.49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 “国内多条高速公路早就收够了本、赚足了钱、超了收费年限，现在还继续收费，是不是已经不属于‘合法收益’范围了”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王毅武表示，一些超过收费年限的公路可能借新规变相“合理”延长收费年限，损害公众利益。 不少网民指出，新规中很多条款的规定和表述过于模糊，给政策执行和监督带来较大的“迂回空间”。“民众在堤内得到的优惠又会在堤外补上，甚至要补得更多。到头来一算账，收费公路运营方没受影响，只是民众得到了空头实惠，甚至要吃亏。”网友蜗牛称。 新浪微博用户“希望的羽翼”说，修改的内容不仅稀释免费通行政策福利，其中“还贷、经营期满后，除由公共财政承担养护费用的以外，高速公路可按满足基本养护管理支出需求的原则收取通行费”一条，更为今后高速路继续收费留下“可乘之机”。 “高速公路的管理政策总是追着问题跑，而新出台的政策又不溯及以往，矛盾焦点一直没有解决。”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孝民说，一些公路收费早已超过了投资，再加上增加收费期限，这些都是违背相关法规原则的。因此，“节假日免费后延长收费年限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四)2013年1月1日零时开始，四川省政府还贷二级公路12563公里、独立桥隧41285延米、255个收费项目、213个收费站点集体取消收费。在这些公路收费取消后，除高速公路外，四川还有16个收费公路项目，包括9个一级公路项目、5个经营性二级公路项目和2个年票项目。 取消这些公路收费后，四川将逐步还清约277.6亿元债务，“绝不会让债务悬空”。至于公路的养护管路工作，将由政府部门落实负责，省政府也将做资金补助安排。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鲜雄透露，省级财政将每年划拨款项，帮助市州政府建立养护机制，保证取消收费后，路况不下降、服务水平不下降。鲜雄表示，四川的二级公路收费过去规模大、站点多、效益差，收费站点设置不尽合理。他认为，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是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按照2011年的统计数据，这批取消的收费公路项目当年收取的通行费为10多个亿。 本次全省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需要进行相应的人员安置。涉及的7000多人中，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有2500多人，劳动合同制职工5000多人。对于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原则上转岗安置到交通运输系统所属事业单位，也可由地方政府统筹安置到其他系统所属的事业单位；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制的这部分职工，将按劳动合同法规定，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本次人员安置工作，将力争在3年内完成。 某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之前我国包括黑龙江、辽宁、湖北在内的12省共撤消站点1263个，涉及公路收费人员七万多人，安排转岗人员大都针对新增问题：一是普通国省干线的超限、超载压力越来越大，许多车取消收费以后，大部分都转到了国省干线，管理人员需求量增加。二是近年来，新增高速公路不断出现，收费站缺乏相关工作人员。三是当前很多超载车辆转战农村公路，农村公路管养工作的压力陡然增大。“当然，也有些工作人员不愿再从事收费管理工作了，那么我们就会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五)当前我国高速公路“乱收费”的情况已经饱受民怨，为此某省召开座谈会议，诚邀社会各界共同商讨。 某网友对当前高速公路财务情况提出疑问：“现在高速公路收支账目和还贷情况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而且现在没有规范收费及账目公开方法，毕竟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不是政府部门，如果没有严格的操作方法，很难实现公开。而且当前很多高速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前，贷款就还清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能否适当履行监督义务呢” 企业白领刘先生则提出：“技术等级和里程规模不符合要求的收费公路为什么还有收费站肆无忌惮地站在那里呢违法设立的收费站和相关当事人似乎没事一样，国家怎么不去管管呢”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贾某说：“收费并不是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不好，在中国的发展经验里。这个收费机制是发挥了正面效应的，在基础设施升级换代而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赶超过程中，应该肯定它有利的方面，但它的弊端现在越来越明显，大家都在表达不满，我们要充分重视这种不满。 当前政府决策重视科学化、民主化，只有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听取民意以后，有关部门协调才能形成一个方案。总体来说，这个方案是又体现民众的短期利益，又要考虑短期利益跟中长期利益的有机结合，而追求长远发展后劲的合理方案。绝不是断然地说，某一条路还本附息一结束，马上就可以不再收费，未必是这样。如果清晰、合理地交待出，这个钱收来以后做什么，那么就可以继续再起一段时间的作用。” 省政协委员高先生提出：“我建议还是要规范，现在公路收费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规范。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公路收费的标准，各个地方随意性很大，所以规范很重要。将所有的收费站。所有收费区间的标准能够调下来，调到一个我们国家甚至某个省的收费标准以内，不能非得要‘一刀切’的全面取消公路收费，关键是目前阶段的任务还是治乱，因为确实太乱，像番禺大桥跟华南快速的捆绑也是一个典型，我们说土华站是终点站，结果通过和番禺大桥捆绑之后，就多了两块钱，区间收费最关键不是按照里程，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某学者则对当前收费制度提出质疑：“清晰透明是最重要的，要把每一条公路是通过什么方式建起来的，收费标准是怎么定的目前为止收了多少年还剩多少年把这本账公开。比如首都机场高速公路降了5块，虽然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大家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降了5块，为什么不是降了4块57要把这本账清清楚楚的摆在大家面前，算清楚。” (六)2013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6位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发言时痛批政府收费乱象，引起现场委员们的强烈共鸣，他的题为《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发言共赢得9次掌声，成为会议上“最受关注”的大会发言。“目前，全国有多少收费项目收费总额是多少收费主体是谁收费用途是什么没人能够说清楚。”周汉民列举了不同领域存在的乱收费现象，比如，全国一年仅公路罚款就达3000亿元，很大一部分是不合理收费。至于像房地产这样的行业，收费项目更是多达数十项。 周汉民指出，国家一直在整顿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并未根本改观。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有授权、无监督。“行政收费的设定权应该在人大，但我国常常采用‘授权’形式赋予行政收费权，而这种授权一旦作出，由于缺失后续监督，纠错乃至取消授权极为少见。”周汉民指出，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在“不收白不收”的心态下挖空心思编织收费理由进行收费。一些高速公路、桥梁设施，在超过收费期限后，依然收费不止。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路桥收费期限临近时，无视群众期盼，采取出售转包的办法，一次性收取巨额转包资金后，让接盘者继续收费。 周汉民在发言中为整治乱收费提出“限量、限责、限权、限用、限时”等多项建议，要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现场委员们用掌声投票，每当他提出一条建议，台下就报以一阵掌声，以示支持。 周汉民提出，在当前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暂停一切收费项目授权。还要把行政收费总量占比纳入常规统计公布的信息范围，在收费授权同时规定收费必须履行的责任，对不愿公开收费目的、用途的申请不予授权。 就中长期而言，周汉民呼吁制定《行政收费法》，在收费审批期间，必须进行公开、广泛的听证。把行政收费的数量、使用情况等，作为政务公开的常规事项。 此外，他还呼吁完善企业和公民申诉制度，要赋予企业和公民对不当收费申诉胜诉后获得赔偿和补偿的权利。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财政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胡方俊认为，面对公众对高速公路应该免费通行一边倒的呼声，应该客观看待，全面分析。 如果地方政府财力充足，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的情况下，仍有余力，推行高速公路完全免费并非不可能。 从长远看，应当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公路投融资体制，分类调整公路的融资结构，普通公路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来融资建设，高速公路应该提高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比重，避免对信贷资金的过度依赖，并规范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要清理收费公路和避免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首先要停止高速公路建设大跃进。 赵坚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密度已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但近几年建成的高速公路，有相当一部分客货流量严重不足，只能“晒太阳”。 而有些地方政府，还在不断修建公路，都是为了拉动经济发展，提高政绩，然而，修路花掉的钱已然成为巨大的债务负担。 而正是因为高速公路建设大跃进，“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建设模式，造成了部分公路超期收费。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高速公路超期收费、高收费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他建议，“十二五”时期每年新增的高速公路里程不能超过1000公里，最多不能超过2000公里，而不是目前交通运输部规划的每年6000公里。公路交通建设要进行结构调整，量力而行。即使这样，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等大部分收费公路完成还本付息后，逐渐免费才有可能。 “高速公路从改革的趋势来看，还是应该完全取消收费。公路收入的问题必须纳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挂钩解决。比如加大养路费收入的转移支付等。公路的运行成本可以通过加大养路费对这一块儿的支持比例来覆盖，此前大部分养路费用在新建公路上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表示。 (七)德国拥有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自1932年德国波恩至科隆高速公路建成以来，高速公路开始在全世界广泛发展。而如今，德国也是欧洲少数几个对轿车不收取高速公路费用的国家之一。截至2009年，德国高速公路运量达2254亿辆公里，占联邦公路和高速公路总运量32.3%。德高速公路平均每天通车数量为48800辆，其中重型卡车占13.9%。 德国有1.1万公里高速公路，并一直对任何车辆都不收费，成为欧洲各运输公司穿越欧洲的首选路段。东欧10国加入欧盟后，德境内卡车剧增。2004年，每个工作日平均有160万辆卡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常造成交通堵塞。 按照德国于2002年通过的《高速公路养路费法》，从2005年1月开始，德国开始对12吨以上的卡车收费，费率根据其轴载和排气量，分为0.1欧元每公里至0.17欧元每公里6个等级，污染环境大的卡车多交费。2005年，德国高速公路收费总额为28.6亿欧元，2009年增加到43.25亿欧元。 德国的高速公路网络是全欧洲最大的也是最贵的：不仅采用了安全保障、救援、电子显示与监视、人工监督、导航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系统，还有厚实的路面，先进的易排水结构，使得德国的高速公路几乎没有裂缝和坑洞。德国高速公路的事故发生率不但在欧洲属于最低，而且还低于美国。 至今，绝大部分的道路维修保养费用都是由政府从税收中支付。2001年至2009年间，德政府累计投资111亿欧元，新建了1100多公里高速公路，并投入58亿欧元，将570公里高速公路拓宽至6车道以上。表面看来，德国的小型客车并不需单独缴纳高速公路费，但从税费角度看，在汽油和柴油价格中，以能源税、增值税等形式交给联邦政府，用于公路维护、环境保护等。 美国，是世界上高速公路总里程最长的国家，总长为88105公里。由于在美国，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其维护资金来源基本上是联邦政府的税收，因而州政府仅通过对一些年久失修的“老字辈”高速公路收费以用于维护和保养。所以，除了90%左右的免费高速公路之外，全美各地仅有少部分公路象征性收费。部分路段平均1000公里才会出现两个收费站，费用从2美元到20美元不等。 这样的“优惠条件”是从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资助公路法案》开始的。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公路收费，势必会给行车带来诸多不便，这违背了高速公路的意义。 然而，在签署《联邦资助公路法案》的同时，美国政府还特别成立了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该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就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机动车燃油税，也就是说，谁用的油多，使用的道路多，谁缴的税就多。除此之外，美国对机动车的销售税和使用税等税收也包括在了高速公路建设费用当中。也就是说，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已经通过税收，先期“预付”了公路的建设费用。 根据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2003年公布的“高速公路收入及用户收入分配”数据显示，大约百分之五十六的建造与维护成本由使用者支付，其中最大宗是由州政府及联邦政府征收的燃料税。 在美国东部，在1956年之前修筑或计划的州际公路有一些是以收费公路的方式营运，其他的成本则由联邦预算支出。 法国的高速公路承担了全国主要的路网流量，并通过实行免费和收费两种模式来分流缓解车辆拥堵。收费的高速公路通过特许经营方式由企业运营维护，国家负责监督企业的合同履行情况。 在法国，有四分之三的高速公路为特许经营公路，即收取通行费的高速公路。而特许经营的公司多达15家，经营着8474公里的公路。同一条高速公路则因各个路段的经营公司不一样而过路费各不相同。 收费标准要由公司和法国可持续发展部下属的交通部基础设施局进行协商，法国可持续发展部每年也要对高速公路网的收费进行检查，杜绝特许经营公司随意上涨，并且规定过路费一年只能涨一次。理论上，法律规定，涨幅不得高于上一年通货膨胀率。 收费高速公路通常安装有先进、实用的收费管理系统，收费系统实行无人值守的人口发放一次性磁卡通行券，最后在出口读卡收费。出口收费方式则分四种：人工收现金、信用卡结算、不停车收费、自动投币收费。在法国，从未听说收费高速路在节假日免费的情况。 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当地时间2014年2月23日晚，为期17天的第22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索契闭幕。索契冬奥会是中国参加的第10次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共有66名运动员参加了4个大项、49个小项的比赛。我国此次参赛共获得3金4银2铜，排名奖牌榜第12位，稳固了在冬奥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张虹获得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冬奥会基础大项金牌“零的突破”，圆了中国几代冰雪人的梦想。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肖天表示，这是“异常宝贵、极具价值的一枚金牌”。 尽管中国队的整体成绩不错，但冰上项目不硬、雪上项目不强的局面仍未改变。作为冬奥会最受欢迎的第一大运动——冰球，中国男女冰球队已经沦落到没有资格参加的地步。而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女队还曾夺得过第四名。糟糕成绩的背后，是专业人才的短缺。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内的男子冰球队，七拼八凑就只有4支球队，加起来也就100人。而女子冰球队的状况则更加“惨不忍睹”，国家队就是哈尔滨队，姑娘们曾自嘲：“我们比熊猫还珍贵。” 面对这些基础大项的困局，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指出，外国现在涌现出一批好手，中国队却出现“青黄不接”的境况，新人难以形成集团优势，这是真实的现状。 2．眼下正是很多高校进行学生体质测试的时节，最让学生叫苦的当属800米和1000米跑，对于一些跑步“困难户”来说，找人“代跑”成了顺利过关的捷径。 很多学生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在不少高校的网站贴吧里，寻求“代跑者”的学生毫不隐讳地公布自己参加长跑测试的日期、对“代跑者”有怎样的成绩要求以及可以支付的报酬金额，并留—下手机号和QQ号等联系方式：也有提供“代跑”服务的学生扛出招揽客户的广告。原本旨在督促大学生加强身体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的长跑测试，在部分学生眼里，竟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花上50元或100元，就能找到一个‘代跑者’。”浙江某高校大二学生小杨告诉记者，“寻找‘代跑者’并不困难，大多数情况下，在网上发帖后两天内就能搞定。” “我们也知道，长跑测试是为了督促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但大多数学生害怕长跑也是事实。”小杨希望学校能了解学生的难处，“每次长跑测试结束后，田径场边上到处是学生的呕吐物，有的学生瘫坐在地上半个小时都缓不过劲儿来。还有的学生，身体素质确实很差，无论怎样锻炼都很难在长跑测试中及格，而体测不及格的话，又会影响评优、评奖甚至是毕业。这些学生似乎除了找人‘代跑’企图蒙混过关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说，她最关注中国学生体能体质问题，然而调研的情况让她十分担忧，“有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体质连续25年下降，力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身体素质全面下滑。现在近视眼、肥胖孩子的数量每年还在不断递增。2012年北京市高中生体质检查中，只有一成学生合格”。 武汉市斫口区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齐小田接诊时发现，一岁多的宝宝爬行不会双腿90度的跪立交替前进，居然一条腿爬，一条腿在后面拖，甚至是匍匐前进。家长居然回答小孩运动量大，流汗多易引起感冒。 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绍伟认为，学生身体素质指标下降，不仅和学生没有重视体育锻炼有关，也与家长过分爱护有关。“现在只要学生在学校出了事，家长就会无限制地闹，有些学校单杠双杠都不敢教了，甚至干脆就把这些设备拆了。这些都和家长的观念有关系。” 青岛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齐光辉则表示，近年来的“征兵难"其实是体质下降的明显反映，每年征兵时，因体质不合格的淘汰率在逐年增加，医院的近视手术则异常火爆。 3．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参加了一场冰球友谊赛。他一人攻入六球，贡献五次助攻，以21比4大胜对手。这场比赛在索契冬奥会冰球馆举行，对阵双方都是40岁以上的冰球爱好者和退役运动员。与普京同队的还有俄罗斯国防部长和莫斯科州长等高官。 普京赛后表示，他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有助于俄罗斯民众投身体育运动，推动国家群众体育发展。“看看这些40多岁的人，他们都在业余时间从事体育运动。”普京说。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俄罗斯早在几年前就倡导中小学生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了配合这一教育方式，俄罗斯的学校将中小学校体育课时间由原来的每周两小时增加到每天1个小时，而且周六和周日学校基本不布置家庭作业，以便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俄罗斯体育课程可以称得上包罗万象，其中包括身体发展、运动技能、卫生、饮食、休息、意志与道德品质的发展、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理的身体调节和自我调节方法等多项内容。学校相应实行了5种体育教学大纲，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法国教育部的有关文件中明确规定，高中生考大学，体育是其中的一门主科，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升人大学。在高考的200分总分中，体育成绩以20分计入总分，占了10％。法国中学生的体育成绩以高中最后一个学年的平时成绩为主要依据，包括体育课的成绩、竞赛的成绩和上体育课的出勤率等。学校特别强调以认真的态度上好体育课，因此，那些即使在运动竞赛中冒尖但平时锻炼不积极的学生，体育课的成绩也有可能不及格。 日本的学生往往将体育运动当成一项最基本的必修课，就像中国学生对待“语数外”的态度一样。日本年轻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很注重介绍自己的“趣味”(爱好)。日本公司在招募新人时对学生的“趣味”也非常重视。例如，如果一名应聘者在棒球或橄榄球项目上取得过很好的成绩，往往会被招聘者认为“干劲足”“年富力强"，在资历上有很大的加分。 在韩国，学生体育课球类活动较多，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参与。另外，韩国开展的体育项目也很全面，跳“山羊"、单双杠都为运动项目，特别是跑步与俯卧撑，这两项是所有学生经常训练的内容。从小学到大学，每年的体育课都会有一部分时间找专门的教师教学生跆拳道，中学体育课程则会教学生射箭。几乎所有的韩国家长都认为，在运动中孩子们磕碰、受点伤是难免的。只要学校尽到了防范的责任，家长就不会找学校的麻烦，而且学生都有保险，受伤后钱都由保险公司来出，学校的压力不会很大。 4．欧美、日韩的学校体育开展得如火如荼，绝大部分学生在学校体育中获益匪浅，学校同时成为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土壤。而我国的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严重脱节，各项目的高水平竞技人才很少来自学校。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专职副主席、教育部学生体协副秘书长薛彦青认为，观念和体制的差异是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 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很多，薛彦青说：“首要的是应试教育为主导的教育方式，学生的课外时间被挤占，体育课最容易被其他科目挤占时间。”不少大学老师在公共体育课教学上最大的困扰是大学生不会运动也不想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升人大学前的中学生活中缺乏体育锻炼的机会，没有形成锻炼的习惯。其次是学校的体育设施不足，很多中小学校连标准操场都没有，缺乏必要的体育设施会让学生的体育锻炼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大学体育设施严重不足且很多并没有完全开放，就连体育场馆设施丰富的北京体育大学，游泳馆和室内设施公休日都不对学生开放。 “受限于经费，学校最先砍的就是体育教师的编制，导致体育教师的比例远远达不到比例。很多学校培训语文、数学老师来兼职，由他们带学生上体育课。还有就是因为怕学生受伤，很多学校把单双杠、鞍马这样的‘危险设施’都拆掉。一旦学生受伤，国外是由先期购买的保险来承担责任，而在国内，学校需要负无限责任，这样的责任没人敢担负。”薛彦青继续说，“另外，随着业余生活的丰富，电子产品、网络游戏很吸引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拿着电脑、远离运动场，这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在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二中校长孙先亮看来，青少年体质健康连年下降，从表面上看是学生缺少锻炼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教育没有真正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转型、学生深陷繁重的课业负担等引起的。孙先亮说，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正常的睡眠时间不能得到保证，自由活动的时间和兴趣发展的时间就不可能得到保障，长此以往，伤害的不仅是学生的体质健康，还有学生的心理健康。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校长潘永兴则指出，虽然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但青少年的体质下降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这表明，一些政策和措施未得到很好落实。他建议应在尽快完善学校体育立法、听取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的同时，着重修改和完善体育法中有关学校体育的内容，设立学校体育执法监督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也表示，应该不遗余力地通过举办赛事带动老百姓对体育的热爱，让青少年对每一个体育项目都有一定的认识。 现如今，雾霾已然成为青少年体质健康道路上的“拦路虎”。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玉斌指出“如何使体育课更好地应对雾霾天气”，“能否在雾霾天气下将体育课‘搬’到室内”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且非常重要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应该尽可能保证学生们从小学到大学每天都有健身的时间，这点很关键。 5．一个月加班时间190个小时，中餐和晚饭时间平均不超过15分钟。在连续一年的持续 高强度加班后，年仅33岁的冲模设计工程师刘先军猝死在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出租屋内。 超时加班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存在普遍性。东莞市德创实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 文涛说，很多公司都面临订单压力和用工紧缺的问题，超时加班不是一家公司的“特色”。长安 镇3000余家内外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存在超时加班现象，员工每月加班超过四五十个小 时的企业并不鲜见。 一些法律和人力资源专家认为，“加班文化”盛行侵害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损害了其身 心健康，并对劳动者家庭和谐造成破坏，社会应对“加班文化”说不，劳动部门应对违法企业依 法严惩。 根据2013年一项国际知名机构调查结果，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中国内地上 班族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 “这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过劳死即过度劳累导致的死亡，而过度劳累往往是指连续 不断地工作，长时间不动，持续熬夜。”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立教授看来，久坐加熬夜正是危害上班族健康的最大杀手。 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系统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发起“上班族远离亚健康"的微话题，引 发网友热议。 北京地坛医院官方微博刊出：“一要心理健康，给自己一个快乐心态；二要创造计划锻炼身体。—大家总说没时间，可有些时间是偷的。比如，上班开车改公交，乘电梯改步行，饭后做家务等，都是锻炼身心远离亚健康的方式。” 微博网友谈道：“WHO(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但健康却远不止16个字这么简单。快走、跳健身操、拖地都是很好的活动方式。设个健身钟，开工后抽空在走廊里走一走，午餐八分饱后到附近转一圈，给大脑放松一下，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 6．2013年8月5日，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了“2013年20—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抽测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一年龄段的国民总体身体机能、素质水平与以往调查基本持平，不过，城乡各年龄组人群的体重、腰围、臀围等形态指标平均数也均有所增长。 国家体育总局于2013年5月中旬在北京、山东、广东等10省(区、市)，对城乡居民的体育健身及体质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这次调查涵盖日常体育健身行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28个指标，获取的有效样本43629例。 调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数据比较，国民总体体重平均增长了1．12千克，其中，20—3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体重增长达1．92千克，其他年龄段人群无明显变化。城乡各年龄组人群的腰围、臀围都有所增加，增加范围分别为0．22～3．30厘米和0．34—3．06厘米，城镇青年男性与中青年女性增加尤为明显。体重超重、肥胖的人数比例也分别达到34．4％和12．7％，比2010年的调查有所增加。 本次调查显示，无论是“经常锻炼”“偶尔锻炼”还是“不锻炼”的人群，都认为“工作忙、家务忙无时间”是影响其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 调查还显示，群众对于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的需求依然较大。有6．7％的人提出“缺乏场地设施”是影响其健身活动的障碍，该部分人群会选择在公共体育场所进行体育健身活动，同时，不少人表示，目前参加的体育健身项目与自己想参加的体育项目不一致，他们想参加的项目表现出对场地设施要求高、运动技术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田野表示，这就要求我们在场地设施建设中，在满足群众一般性健身需求的基础上，要向着体现专业的体育竞技的方向发展。 7．早在1952年，毛泽东同志就发表题词，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全民健身工作。邓小平同志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江泽民同志指出：“体育是关系到1 3亿人民的大事，一定要抓好。”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 995年，国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我国全民健身事业乃至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5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对到2010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对策措旖等作了全面统筹安排。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2009年，国务院公布施行《全民健身条例》，对与人民群众参与健身活动密切相关的体育设施、健身指导、安全规范等作出规定，并将每年8月8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 201 3年8月31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沈阳会见了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和任务。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体育工作，把体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8．“30分钟体育生活圈”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依然是一项新兴的健身概念，从时间特性上来说，它指的是市民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日常体育生活时间；而按照空间特性来说则指的是让市民们出门只需要30分钟就能抵达运动场所。推行“30分钟体育生活圈”的概念无疑是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们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活动。据悉，自从2013年3月上海市体育局在7个区进行试点工作之后，为了优化完善这一全新的健身概念，全市共建成了72条百姓健身步道、27个百姓健身房、5个区级体质监测中心，以及9个百姓游泳池，超额完成了市政府实施项目目标任务。 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由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办，中体经纪管理公司、华南师范大学协办，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的“2014嘉康利全民健身万里行”首站活动，于2014年4月19日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拉开帷幕。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冠军雷声、雅典奥运会女子跆拳道67公斤级冠军罗微出席活动，并与3000余名广州市民一同兴致勃勃地完成了4公里长跑，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雷声说：“不管是竞技体育还是全民健身，强身健体才是体育能给百姓带来的最大恩惠。”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2014年4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对城镇化中的文化传承提出了明确要求，彰显地区特色、防止千城一面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的综合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2014年6月23日，保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述能力的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
给定资料 1．当下，外出旅游已是人们度假的首选。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2014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说，刚刚过去的2013年，我国旅游业实现持续健康较快发展，预计全年旅游总收入可达2.9万亿元
给定资料 1．中央历来重视道德建设，始终把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不断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应试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的综合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的综合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应试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原来一年能赚七八千万元，可今年的价格怎么也上不来。不仅融资难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的综合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