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2010年6月25日，湘潭市岳塘区双马镇建设村建设堤，严家港工程涵闸被冲毁断裂，双马镇1 200余人受到严重威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事后经调查，这是一起由闸门质量而引发的工程重大安全责任事故，已有20人被追究责任，其中湘潭市水务部门达12人。涉案人已移送有关部门作相应处理 2011年4月27日，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负责人表示，该省严格火灾事故责任倒查追究，仅最近三年来就有19名公务员被追究行政责任。 经初步统计，2008年至2010年，浙江全省发生火灾12 655起，追究责任3 327起，重大火灾事故责任追究1起。追究刑事责任火灾数18起，刑事处罚46人，其中构成失火罪和消防责任事故罪的20人；追究行政责任火灾数5起，实施行政处分26人，其中公务员19人；行政处罚火灾数623起，处罚单位440家，处罚个人398人，行政拘留98人。 资料2 2009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依照暂行规定严肃问责，充分发挥问责在党风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一次将党政官员同时纳入被问责范围，它首先肯定了问责面前人人平等，党政领导均可能被问责，一视同仁；其次，强化了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将问责上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资料3 2008年9月份掀起的山西环保风暴，其中心是问责，焦点直指地方政府行政“一把手”。“某些政府领导和政府部门只想增加手中的审批权和管理权，而不对自己的决策行为负责。”民进江苏省主委陈凌孚委员对此提出批评。 陈凌孚说，我国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权责不匹配，除非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官员一般无需为管理的失误、过错担负具体责任，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不良倾向与不正确的政绩观也由此产生。之所以发生政府的“越位”、“缺位”及“不到位”，一方面有利益的驱动，另一方面是缺乏必要的责任追究制度。 陈凌孚委员指出，决策失误问责制度的缺乏，导致的是决策轻率，失误频频发生；投资不讲效益，浪费严重；形成巨额债务，包袱扔给后人。 他举例说，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我国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大约在4 000亿到5 000亿元。不少决策严重脱离现实，如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在某些决策者的思维方式中，认为要使GDP上去，只有增加投资拉动经济，因而热衷于‘上大项目’，只关注支出规模而不是支出效益，在未做严格的、科学的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贸然上马，导致的形象工程仍然不少。GDP上去了，但并没有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据国资委有关资料，全国国有资产1／3属于闲置浪费。” 陈凌孚委员感叹地说，我国十地资源十分紧张，但许多政府办公大楼前都兴建了巨型广场，由于这些广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丰富市民生活，所以偌大的广场往往没有几个人，只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形象和摆设。“许多城市投资上亿元建体育馆，除了开一两次运动会及若干次大型活动外，平时空闲，不仅广大群众无法人内锻炼，而且还背上沉重维护负担，形成极大浪费。” 他痛斥将巨额债务留给后人的行为。据统计，截至2004年年底，我国各地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拖欠的工程款高达700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对政府债务，不少现任领导无法还也不准备还。” 谈到不良资产的核销问题，陈凌孚委员发出质疑之卢：核销损失的目的是为了企业，有关地方政府深化改革，使之轻装上阵。问题在于，对这些庞大的不良资产的核销绝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一了了之，而让造成损大的责任者逍遥法外。 他大声疾呼：“必须实施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严格问责制，必须让责任者为自己的过失与错误付出代价。” 资料4 但我们也看到目前问责体制尚存不足。如土地违法审查之初，有关人士曾指出，有大量被违规侵占的耕地已被高楼和机器厂房所取代而无法恢复，再加上要拆除大量已建违规建筑设施，社会资源、财富浪费巨大。问责之后相关人员虽被惩处了，但沉重的社会成本又该如何弥补? 问责制的意义在于“防患于未然”与“惩前毖后”。惩罚只是手段，预防才是目的。倘若问责制只是事后责任追究，缺乏从源头抓起的事前预防等相关制度与之配合，则不仅不能“防患于未然”，也难以“根治于长远”。 目前，问责制之所以把焦点指向地方行政“一把手”，是因为在一些地方，往往是“一把手”有较大决策权。虽然具体分析，“一把手”与问题的责任关系不尽相同。有的是不作为，有的是纵容包庇，有的是因制度缺失无法有效监管。但这都说明了目前对“一把手”的行为、决策缺乏完备、有效的制度约束，光靠“问责制”并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同样，没有现代化高效率的制度机制作支撑，十分负责的“一把手”也无法杜绝千里之外的煤矿安全事故。 问责制如果只针对失职领导，而放过了体制漏洞，不进行相关的制度建设，那么很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官员一茬一茬地撤换，问题还是一次一次地出现，不可能实现问责制所预期的目的。 相反，如果我们能以问责制为突破口，认真分析问责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难点”和“痛点”，由此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媒体和民众对行政机构的民主监督，则可能成为问责制的重大成果。比如，仅限于行政体制内自查自纠的“同体”问责制，出了问题后由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虽能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免会使被问责对象产生“怕上不怕下”的倾向。而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拓宽问责渠道。除了从上问责以外，还要包括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外部的监督渠道，这样才能形成全社会的问责机制。苛求刚刚实行的问责制一朝趋于完善是不现实的。但我们确实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行，通过深化改革，让始于2004年的问责制更好地成为引导、推动改革的现实动力。 资料5 广州市监察局最近宣布，2009年以来广州有35位党政领导干部被问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并非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而被追究，而是因为日常工作中的作风问题、不作为、乱作为而挨了问责的板子。 在广大公众眼中，近年来轮番上演的“问责风暴”主要都是针对重大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中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似乎犯了大事，才会被追责，而官场中司空见惯的懒官、庸官、“老爷官”、“太平官”，却没几个遭受问责的利剑。 “做官要做副，不要做常务”、“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些“流行”说法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部分基层官员不愿承担责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不良心态。 2009年7月，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了七种需要问责的情形，其中不仅有重大事故和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还包括其他造成恶劣影响的失职、渎职行为，但许多地方和部门却习惯性地对“小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际上，问责制作为改善我国政府管理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就是通过各种形式的责任约束，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和官员行为，最终达到权为民所用的目的。因此，问责制应对所有不尽责、不负责的官员，都应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使各级领导干部普遍感到压力，这样才能真正起到惩戒作用。 对领导干部的问责常规化，还应避免走两个极端。一种是流于形式，将问责制置于高阁，或当成偶尔“作秀”的工具；一种是乱用、滥用，在缺乏规范的情况下个人化、随意性地使用问责制。 问责制在我国还刚刚迈开步伐，如何使其更加规范、科学和可操作，仍需一个不断探索、完善的过程。各地各级政府应对问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进行更为科学细化地规定，严格按照责任问责，严格按照程序问责，使问责真正成为悬在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 资料6 要建立法治国家，光有法律责任没有政治责任，或者仅有政治责任而没有法律责任，都不能形成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二者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问责不能建立在个人意愿上，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在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事件发生后，本应主动引咎辞职，却“脸皮厚”，自己“良心上过得去”，坚持不辞职。在这种情况下，就尤其需要建立政治上的追责途径，比如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人大可以要求罢免其职务，其上级机关等有权机关可以启动问责程序等。 建立政治追责机制首先要把追责条件具体化，比如人大代表多少人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案，罢免案的通过要经一般多数还是绝对多数；要按照事态的严重程度或影响大小来决定应当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的级别，比如，特大事故追责到省一级或者地市一级，重大事故追责到地市一级或县一级，等等。而目前在我国，由民意代表机构进行的政治追责鲜有实例，而到底何种情况应进行政治追责，追究到何种级别，目前也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按照法治的要求，对官员问责和要求官员引咎辞职，应当有制度化的规范，未来应当完善这方面的立法，起码要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标准，比如，出现什么类刑的事件，伤亡多少人，导致多大的经济损失，造成多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应由哪一级(县级、地市级、省级以及中央)官员来承担责任等。 同时要形成制度化的政治问责的惯例。这种惯例是有约束力的，不同于“人治”状况下因人因事而异的处理，而应当是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况，要有同样或类似的处理。否则，只追究一些人而不追究另一些人，或者在政治问责上主要考虑一些不应当考虑的因素，也无法形成对官员的责任压力。 政治责任的存在，就是要让官员，特别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官员知道，掌握权力是有风险的，从政就要“如履薄冰”。只有形成这种压力，才能增加官员的责任感，如果他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压力，就不要接受这项“乌纱帽”。而且，即使承担了政治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法律责任。引咎辞职并不能取代法律责任，领导者没有直接的失职渎职行为，就无须负法律责任，但反之则依然可能要负法律责任。 在三鹿奶粉事例中，石家庄市委书记也被问责，而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同样对临汾市委书记有问责。这显示了问责制度方面的一个进步。 权力要与责任对等，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的责任。 资料7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公职人员问责制已全面启动。这项旨在提升机关服务效能的举措公布之后，引起了该区内外的密切关注。有人叫好，有人对其执行力、执行标准问题有所疑虑，也有人担心实行问责制后可能会挫伤公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随着高明问责制在今年的深入推行，其执行力有何保障?“慢作为”怎样才算慢?问责标准如何界定?会否促使有些公职人员追求“宁可无功，但求无过”?社会舆论力量又如何进一步参与其中?针对在问责制全面铺开后该区可能遇到的这些“犀利问题”，高明区区长潘志文近日接受本报采访时一一做出了回答。 部门职责划清，认定慢作为就不难 记者：问责制要解决的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中，不作为和乱作为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认定，但慢作为如何界定则比较模糊，因此最容易被拿来相互比较讲人情。高明问责制在具体治理慢作为时，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潘志文：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中，慢作为作为高明机关作风中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确实是我们问责制需要针对的重中之重。我认为要对慢作为进行问责，要求我们首先要对各部门的职责分得清。部门职责清晰，是衡量是否存在慢作为的一个基础。如果分不清的话，将来在问责过程中，尺度的把握是很难的。今后我们会在这方面下工夫。 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向下属部署工作时，一定要具体明晰工作任务的时间和空间，不能只讲一两点原则性的东西，使得下级不清楚具体的工作意图。在职责分清、任务具体的基础上，认定慢作为就不会难。从这个层面上讲，问责制的实施，对高明的领导干部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记者：高明有些镇街和部门经常拿缺钱缺人作为办事效率不高的理由。一旦区内公职人员以客观困难为慢作为找借口时，该如何处理? 潘志文：考虑到高明的实际，我们的问责制不仅看结果还要看过程，不是一刀切的。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主要是看公职人员在主观努力上有没有出现“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如果因为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而影响了工作效率和进度导致慢作为，我们不会因此做出不近人情的决定，硬是要去追究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是公职人员没有发挥主观积极性而导致的慢作为，我们一定会对其进行问责。 当然，有时候哪些是主观，哪些是客观比较难以界定，但我们会不断摸索与总结。一个制度不可能在制定初期完全考虑周全，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改进与完善，才能使高明的问责制更富操作性。 问责机构问责不力，也要被问责 记者：问责制出台后，有不少网友担心这个制度到最后会不会“雷声大，雨点小”。 潘志文：执行一个制度比制定一个制度更重要，如果执行不好，制度再好也没用。我们推行问责制就是想打造服务型政府和阳光政府，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是下了决心的，区委、区政府会坚决按照问责制的规定去执行相关规定。 问责制出台后，群众有议论很正常，这也是对我们的鼓励，我们希望在今后的问责制执行过程中，群众对我们的工作多多监督，多提意见和建议。 记者：如果负责执行问责的机构或者公职人员本身执行不力的话，怎么办? 潘志文：从内部运作方式看，我认为在执行过程中，实行问责的机构要相对独立，这样才能公正、公平。但是，问责的执行人员也要接受我们纪检部门和监察部门的监督或考核，他们既是监督的机构，也是被监督的对象。如果他们在问责过程中处理不及时或不公，也会受到相关的处分。 另外，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包括纪检监察和审计。因此，只要我们的机制落实好了，就不会存在对公职人员问责不彻底的现象，关键是我们的这个制度在运作上能够规范运行。另外，区委、区政府出台的问责制，是加强对公职人员监督的手段，我们欢迎群众、社会和舆论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 领导干部受处分后，表现好仍可重用 记者：有些部门群众投诉较多，实施问责制会不会把这些部门列为问责重点?潘志文：高明问责制对所有部门、所有公职人员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会说重点针对哪个部门。不管哪个部门、哪个人员，只要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问责，即使是负责问责执行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 当然，有些部门由于其特定的工作环境和群众接触比较多，或者他们的工作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比较紧，社会及舆论对他们的投诉也会比较多，不可避免地会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位置。但这更会鞭策他们把对群众和企业的服务做得更好，由此达到提升政府服务水平的目的。 记者：公职人员特别是其中的领导干部被问责，会否影响对其在今后的任用?潘志文：问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机关效率的提高，而不是为了打击干部，搞扩大化。通过问责机制使该承担责任的干部得到应有的处分，教育干部，使其他干部引以为戒，避免出现同样的错误，提升我们的工作水平，这才是主要目的。 因此，即使干部在问责后会受到处分，也是按照干部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的，不会搞打击扩大化，对一个干部一棍子打死。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受到一定的处分后，如果表现良好，一样有机会得到提拔或重用。 资料8 近几年来，随着一些“公共突发事件”曝光率增强和公共权力运行透明度提高，“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了相关的行政问责法规，把责任追究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各地由于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上缺乏统一性、规范性和严肃性，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提出：要“积极推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严肃追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这一表述为官员问责范围和标准提供了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是使“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步入法制化的重要步骤。 首先，问责的对象范围或客体是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与以往“问责”基本上是行政系统内部问责的方式不同，《暂行规定》明确地把党委系统也纳入问责体系，把问责的范围覆盖到政府和党委两个系统，消除了以往只在行政系统问责、而同样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党委系统却置身事外的疑虑，使问责更加规范合理。同时，问责的对象是各级各类党政系统“负有决策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而不是承担事务性工作的全体公务员。公务员在执行事务工作过程中违纪违法，按照公务员法及相关法律和纪律处分条例规定执行。例如，某公务员开会睡觉，有纪律处分条例，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与问责无关，不能用问责制代替纪律和法律追究。从国际惯例来看，问责制属于政治层面的制度安排，而不是法律层面的制度安排，那些负有决策及政治责任的官员是问责的主要对象，如果随意扩大问责的范围，就可能造成问责混乱和不严肃的后果。 其次，问责制是对负有决策领导责任的官员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的“不作为、无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的控制和监督。目的是对那些可能“庸、懒、无德行、无政治责任品格”的官员适时监控，使他们在从政过程中不敢懈怠。否则，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要负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行政责任，必须引咎辞职或勒令辞职。至于那些胡作非为而触犯党纪国法的官员，则应该按照相关的纪律处罚和法律法规处理，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例如，报载德国某市规定，乘坐公交车时必须为60岁以上的老人让座，而市长在一次乘车时由于专心看报，没有注意到身边站着一位老妇人而没有让座，结果被一位市民拍照送到电视台曝光，引起市民不满，最后引咎辞职。市民认为这样一位没有爱心、没有道德的人当市长，公众实在不放心，不能指望他照顾好公众利益，更不能成为公众的楷模，他必须为自己身为市长的行为负起“道德责任”，必须辞职。这就是“问责制”的实质，要“权责一致”，领导必须承担更大的政治、道德和行政责任。 再次，负有决策和领导责任的官员被“问责”以后，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生命基本到此为止，复出的可能微乎其微，要重新取得公众的信任很难。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和道德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就起不到法规应有的效力，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一个人敢于蔑视“公共权力”的重大责任，特别是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拿党、国家、社会和人民的重托当儿戏，公权不作为或乱作为，证明这个人基本丧失了为公共利益献身的“公共精神”，也丧失了在任何公共岗位工作的政治和道德素质，不适合再谋“公职”。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和媒体热议被问责官员异地复出问题。有人说某某被问责官员是“学习型”官员或“有能力的人”等，不用浪费人才了，这种观点没有真正理解问责制的实质。问责制的实质不是一个人的“才”，而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的“责”，是对“公共权力”的责任与敬重，是对公共利益的负责精神。从已经发生的重大公共事件的典型案例来看，被问责的官员大多缺乏政治责任心、道德责任心和行政责任心，失去民心和社会公信力，复出会给政府形象造成不良影响。 最后，关于“问责”主体问题，主要有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监督两个方面。体制内监督包括党内监督、政协监督等，体制外监督包括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监督。我们知道，问责制作为一种政治层面的制度设计，主要目的不是要“问责”几个官员或“事后问责”，而是要在负有领导利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中”确立责任和忠诚意识，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勇于负责，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问责制的目的是促进和鼓励领导干部“事前负责”，增强政治、道德和行政责任意识，增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意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除了体制内的教育和监督以外，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一些持有“公权”的领导干部才不敢懈怠，才会心里装着群众，才会积极负责。国外“问责制”的一些实践经验表明，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对有效地推行间责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对增强“问责官员”的责任意识、法治意识、道德意识、公权意识、勤政意识和效能意识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我国实行“领导干部问责”，要注重发挥两个“问责主体”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 “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随着《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和我国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必将对治理“庸官”、“懒官”，改变官场不良风气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只有对党、国家和人民负责的官员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长治久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 资料9 《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 公务员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应当进行而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或者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引发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将进行行政问责。2011年年初，《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送审稿》(以下简称“草案”)在市法制办网站公开征求意见。 重大案件处理结果公开 草案明确，行政问责案件，应当自受理或者决定调查之日起三个月内调查完毕。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对于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行政问责案件的处理决定，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同时，进行行政问责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决定机关作出处理决定前已经退休的，不再给予处理，但依法应当给予降级、撤职、开除处分的，应当按照规定相应降低或者取消其享受的待遇。48种行为将被行政问责 草案规定，行政问责包括行政审批问责、行政征收问责、行政检查问责、行政处罚问责、行政强制问责、行政复议问责、行政诉讼问责、行政赔偿问责。其中，违反规定增加、取消或者停止实施行政审批的；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正当要求的；对行政征收征用款物隐瞒、截留、挪用、私分或者疏于管理的；依法应当予以补偿而未予以补偿或者未按时、按法定标准予以补偿的；征收款项未按照规定上缴国库的；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隐瞒、包庇、袒护、纵容，不予制止和纠正的；不具备行政处罚执法人员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违反规定将行政处罚权委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行使的；下达或者变相下达行政处罚指标的；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的；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的等48种行为被列入行政问责之列。 工作作风懈怠将被问责 草案还特别提出，违反议事规则，个人或者少数人对重大事项作出决定，或者改变集体作出的决定的；应当进行而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或者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弄虚作假，引发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的；不履行层级监督管理职责，对下级工作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不制止、不查处的；对工作中出现重大问题，发生、发现紧急突发事件和重大安全事故，不及时向上级报告、请示的；对涉及其他机关或者部门职权的事项，不与有关机关、部门协商，或者协商不能取得一致，未报告请示上级裁决，擅作决定的；迟报、漏报、瞒报、谎报工作信息的；应当移送、转送有关机关、部门处理的事项，未按照规定移送、转送的；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违反公务员职业道德，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态度恶劣，造成不良影响的，也将进行行政问责。 一年被问责两次从重处理 对被行政问责人员，草案规定，应当根据其行为性质、危害程度等因素确定情节轻重，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行政告诫；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职；免职；直至予以处分；行政问责应当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考核、任用工作相结合，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被问责并追究责任的，取消当年年度考核评优和评选各类先进资格。 如出现拒绝纠正过错的；隐瞒事实真相，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的；对控告人、检举人、投诉人打击报复的；一年内被问责两次以上的行为，将被从重处理。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前些天，北京市宣武区居民张×四岁的儿子发烧，他不想在大医院排长队，抱着孩子来到家门口的社区门诊。谁知医生连听诊都不给听，就连忙说这里看不了，别耽误了。结果他又不得不跑到儿童医院排了两小时队才看上病。 首都社区医院如此，乡镇基层情况怎样?安徽省铜陵县钟鸣镇牧村虽有卫生室，但没有专职医生。这里的负责人汤×说，他和镇中心医院同事们用业余时间无偿、轮流到村卫生室上班，其实连镇中心医院也很少有医学本科生。 人的生命健康高于一切。在基层医院缺乏足够的医疗人才和技术设备的情况下，人们自然涌向大医院。难怪有关部门在医改调研中发现，80％到大医院看病的病人，按理在基层医院可以解决。 要解决“看病难”，就应当合理分流病人。这次医改提出，在城市，由社区医院提供一般常见病、多发病、慢陛病的初级诊疗服务，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在农村，政府重点办好县级医院，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支持村卫生室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葛均波教授是著名心血管专家，在德国行医时一上午看7个病人，但在上海一天要接待100多位病人。他说：“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转诊分流体系，改变专家教授95％的精力看常见病多发病的状况。同时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人，使他们有能力承担起‘守门人’的角色。” 吴再举代表建议，国家要把医疗经费和资源真正向乡镇卫生所和村卫生室倾斜，配齐基本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让农民生病后能在家门口得到及时的、适当的治疗。而不是耽误了、误诊了，然后不得不去城里的医院看病。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模具厂抛光班班长杨梅说，医改要加大对基层医疗机构硬件建设和从业人员的培养。只有把基层看病的平台搭好了，百姓才能放心选择到社区医院看病，从而缓解“看病难”问题。 资料2 很多群众反映在医疗问题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现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有病不敢去医院 身体出现问题应该到医院去看才合理，但是，市民却对到医院看病抱着恐惧心理，导致许多疾病等到严重时才去就医。记者在广州几大医院采访时了解到，大医院很多专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很多疾病在早期如果得到治疗，病人的痛苦减少医疗费用也不高，但是，很多人出现不适就自己挺着不去医院看病。究其原因，多数是因为担心医疗费用过高。 医院比星级宾馆气派 与市民有病不敢去医院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大医院的楼越来越高，病房装修越来越靓。一位医学专家告诉记者，近3年内，广州市的三甲都有大型基建项目完成或者获批，除了少数几家医院能够争取到政府拨款支持建大楼，绝大多数医院的扩建、装修等都来自于医院自己赚的钱和银行贷款，他告诉记者，“银行对医院贷款搞建设的信心很大，不像其他行业那样难以获得批准。” 近年来，医院纷纷比拼硬件，几乎每个医院都有星级病房，便宜的一天几百元，贵则一天上千元，各种设施堪与星级宾馆相媲美。 医生追病人要钱 广州市几个大医院的科室主任都向记者抱怨过，现在医生不仅要负责看病，还要负责盯着病人的口袋，一旦病人没有钱了，就得想办法让病人交钱，甚至找理由赶病人出院。广州某大医院在病人欠费逃走的管理规定上明文写清：病人未交的医药费用，由主管医生负责10％，科室负责40％，并从科室奖金总数中扣除。如果哪个医生主管的病人“走数”，这个医生就成为科室的罪人，因为整个科室每个人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一位医生觉得这种规定让自己的职业荣誉感尽失：“病人生病已经很惨，而自己却开口要病人交钱，感觉自己就像是旧社会的黄世仁一样。” 贵药才被医院爱 据统计，截止2010年底，全国共计有5 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有1万多家，零售企业12万多家，药品处于供大于求的情况，价格应该下降才对，但是，药品却出现价格上升、越贵越好卖的反常情况。球囊是心肌梗死进行介入手术必须用到的器材，某规格的球囊报关价每个496．2元，一级代理商批发给二级代理商的价格达到3 600元，二级代理商卖给医院时达到7 000元，加价13倍多。而在医院，一些常用的便宜药物也不见踪影。一位专家分析说，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实行医院药品加价政策，药品越贵，医院得到的利润就越多。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一些医疗器材必须不断加大利润空间，经手操作者得到的好处才会多。 资料3 卫生部不久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约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应住院而不住院。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分析这一问题成因时说，5方面因素导致了“看病难”问题突出。这些因素包括： (1)医疗资源总体不足。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其中还有不少资源水平不高，公众不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2)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现有医疗资源80％在城市，20％在农村，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没有真正改变，不少人长途跋涉，异地就医，增加了就医困难，也加大了经济负担。 (3)中国的医疗保障覆盖面太小。中国44．8％的城镇人口和79．1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绝大多数居民靠自费看病，承受着生理、心理和经济的三重负担。” (4)医疗费用上涨过快。近八年来，中国人均门诊和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3％和11％，大大高于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公众经济负担沉重。“这里有合理的因素，也有体制、机制以及医疗销售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的影响，必须着力解决。” (5)政府投入不足。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 资料4 2009年12月18日一早，家住辽宁省大东区洮昌小区的张大娘高兴地迎来了她的“保健医”，社区医生又上门服务了。张大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腿脚不利落，社区医生不仅定期来给量血压、测血糖，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每年还会免费请大娘到中心去体检。张大娘说，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看病方便、便宜，更是大家的健康卫士。 和张大娘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沈阳人享受到了社区卫生服务带来的方便和实惠，一个居民步行10分钟～15分钟便能到的社区卫生服务圈基本形成。2009年，沈阳着力在社区卫生服务上做文章，积极探索“收支两条线”、“政府购买服务”等基层医疗机构管理机制，不仅大大减轻了居民医药费用的负担，而且解除了社区医生的后顾之忧，社区卫生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的“六位一体”的综合功能真正凸显。 沈阳200多万农民看病也有保障了。东陵区王滨乡魏家村村民杨振芝2009年1月份生了场大病，最后医药费给报销了3．5万元。记者从沈阳市卫生局了解到，2009年沈阳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238．5万人，参合率达到99．3％，人均筹资标准再次提高，已达到150元；参合农民住院报销补偿比例达到45．42％，报销封顶线4．83万元，达到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 沈阳进一步完善了农村三级医疗网建设。2009年，各级政府总计投入2．18亿元，建设了4个县级医院，35个农村乡镇卫生院，1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装备72所乡镇卫生院。还完成了基层卫生人员培训4 651人。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发生后，沈阳市卫生系统超前部署、周密安排，迅速启动预案和应急机制，有序、有力、有效地开展了各项防控工作，及时妥善处置了群体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有效地延缓了疫情蔓延速度和流行强度。完成了首批22．4万名重点人群甲型H1N1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甲流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资料5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以后，我国广大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部分贫困农村由于基础条件薄弱，医疗水平落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就医难题依然存在。党的十七大代表、重庆市巫溪县尖山镇八寨村乡村医生郑子全认为，增强农村医疗水平、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制，是破解当前贫困农村缺医少药、农民医疗负担过重的关键。目前部分贫困农村的医疗机构仍然不够健全，乡镇卫生院和村级诊所覆盖面小，缺医少药现象仍然严重。作为全国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巫溪县，全县52万人口中医务人员总数仅为1 050人，30多个乡镇只有8个镇级中心医院，且多数存在设备、药品严重缺乏，医务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诊疗能力十分有限。很多乡镇卫生院由于缺少设备和人才，连一个开放性骨折、阑尾炎之类的手术都做不了。一些普通乡镇卫生院条件更加简陋，通常只有听诊器、血压表、体温表等设备，只能为病人开点儿药、打个点滴，一些乡卫生院甚至很多年没有进一个医科院校毕业的大学生。有时农民为了治疗一些常见病，也需要辗转几百上千里路到县城或者邻近区县条件好的医院就诊。 贫困农村地区医疗水平落后的现状，不仅使得农村居民生病后不能及时、方便地得到医疗救治，还影响和制约了国家近年接连出台的完善农村社会医疗保障举措的落实。中央和地方省市应该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医疗机构和设施的建设力度，使医疗资源适当向农村地区倾斜，尽快改善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现象，让农民能够“小病不出村、中病不出乡镇、县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通过“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的方式，为广大农民就医提供了资金保障，有效缓解了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仍然面临着诸多困扰，不能有效惠及贫困农村。补偿机制不全、医院医疗不规范、农合基金增长不稳定，已经成为制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效保障农民医疗的瓶颈。 新型合作医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的难题，但是政策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广大的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贫困农村，更需要常见、多发的小病能得到治疗，现行新农合普遍以大病住院报销为主，容易导致参合农民受益面过低，影响农民参合的积极性。同时合作医疗补偿额度过低，使得部分农民感到受益有限。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农民大病住院报销中，30％的比例和1万元封顶的政策，不足以有效扶持有重病患者的农民家庭。 此外，医疗价格普遍虚高以及一些定点医院治疗用药不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吞蚀了农民通过参加合作医疗享受到的医疗实惠。一些地方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中，出现了合作医疗定点医院滥用目录外药品的现象。有的地方参合农民在乡镇和县级定点医院接受治疗时自费药品的比例达到30％以上。如何做大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基金，是扩大农民受益面，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水平的前提。当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50元的筹资额度偏小，基金来源过窄，基金增长机制不稳定，制约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做大，也导致农民医疗自付成本过高。 改善基层卫生机构条件，增强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是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基础工程，也是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平台。国家应下大力气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医疗条件，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机制，从根本上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题。 资料6 要想使新农合惠及农民，必须突破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瓶颈，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体系怎么建?能力怎么提高?调查的基本结论是，遵循政策要求，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合理调配城乡卫生资源，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使农民方便就医、放心就医、满意就医、优质就医。 优化组合医生资源——实现从“单位人”到“自由人”的转变 这是一组引人深思的数字：抽样调查显示，14％的病人首诊到社区医院，86％到大医院。大医院的门诊病人，60％～70％是小病，不需要挤到大医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不容置疑的问题是，小医院的条件和技术远不如大医院，农村的医疗技术力量远不如城市。针对这个问题，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院士曾呼吁，要把医改突破口放在社区医疗。通过新医改，加强社区医疗的硬件、人才建设，有望实现病人首诊在基层，缓解到大医院的“看病难、看病贵”。 一位基层卫生局干部认为，“应稳步推动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促进医疗机构之间人才的纵向和横向交流，研究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制度。”医生多点执业，实现从“单位人”到“自由人”的转变，一方面可提高医生的收入；另一方面，中小城市甚至是农村地区的患者，有望在居住地附近的医院接受大城市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让大医院带动小医院——公立医院应担当起3个基本职责 调查显示，有不少人对公立医院的“公益性”理解有些狭隘，认为公立医院就是政府多投点钱、医院多让点利、让老百姓少掏点钱。钟南山院士认为，其实公立医院对医改可以作的贡献远不止于此，起码在三个领域可以有所作为：公立医院应该下大力气帮助社区医院培养人才，通过进修培训等方式提高社区医院医生的水平；公立医院应该努力研究一些廉价、方便、安全的适宜技术和药物，在基层医院推广；公立医院专家应该研究挑选适合基层的常见药，不是越便宜越好，关键是疗效好、价格相对合理。 不少专家认为，让社区医生到大医院培训，然后再回到农村为农民看病，这可能是迅速提高农村医疗水平的一条捷径。政府应该借鉴“师范生免费培养模式”，把现在的社区医生和刚毕业的大学生放在大医院培训3年。这笔钱由政府掏，公立医院要积极支持。 山东省枣庄市的做法很有借鉴意义。该市规定城市医院医生在晋升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前，要到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累计服务一年。该市还从二级以上医院选派319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卫生技术人员，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采取坐诊、指导、讲课、免费进修等形式，加强乡镇卫生院人才队伍建设。 资料7 原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因一番“中国看病最不贵最不难”的言论招来了网上网下一片“骂声”。我们不应轻易支持“徐勇们”。这不光因为“看病难看病贵”早已是全社会的共识，更因为与多数人意见相左是件很危险且很可怕的事，除非你有足够的勇气承受责骂。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贵与不贵，难与不难，都是相对的，“徐勇们”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错。所谓“不贵”，看你跟谁比。如果跟一些发达国家比，我国的医疗价格肯定算不上贵。之所以“看不起病”会成为一个严重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硬伤”，说到底既是医疗费用太高所致，也是社会福利太低，医保覆盖面窄，医保报销水平不高，个人负担比重太大所致。 所谓“不难”，也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你一个感冒都要上三甲医院去看，割个阑尾都恨不得一定要主任主刀，或是如徐勇所言“新疆的病人非要跑到北京上海治”，弄得大城市的大医院天天人满为患，那看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上大医院看病——不难才怪。可如果大家都能如卫生部多年前设想的那样“小病进社区”，则不仅能极大缓解大医院看病难的矛盾，而且还能大大降低看病成本，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贵的压力。 但“徐勇们”为解决看病难开出的药方——给看病难下定义、定标准，却令人担心。“标准”确实可使“贵”和“难”不再似是而非，可会不会既解决不了看病难和贵的问题，客观上还把老百姓抱怨的权利也剥夺了?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逐步解决看病难和贵的问题呢?网民在炮轰“徐勇们”的同时也在纷纷建言献策。加大政府投入，坚决把药价降下来，当然是见效最快的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下决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上，把优质医疗资源配置到一线去。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不会把小病拖成大病，更不会动不动就舍近求远去大医院。 要造就这样的医疗格局，当然会有不少具体困难。但只要政府能像吸引海外优秀人才回国一样，既以优厚的经济待遇作激励，又在晋升提职等方面给予充分的倾斜，基层肯定能吸引到优秀医务人员。这比单纯投钱效果要好得多。 资料8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9年国庆新闻中心举行的发布会上回答记者关于中国医改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问题时坦言，中国目前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优质医疗资源过多集中在大城市，不能适应现在的疾病谱的变化，不能适应“预防为主”这样一个卫生方针的贯彻落实。 陈竺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一个世界难题，尤其是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但是，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建设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并把这样的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体人民提供，中国政府下了最大的决心。 陈竺说，我们在医改近期5项重点工作推进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在新农合制度建设方面，参合人数已经从2008年的8．15亿，增加到了2009年的8．33亿，农民参加新农合的参合率稳定在90％以上。新农合在地市级的统筹试点，以及补偿方案都在不断完善当中，而农民的个人医药费用负担也有所下降。 陈竺说，在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方面，最近经过国务院批准，卫生部牵头成立国家基本药物工作委员会，在9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最近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部分的2009年版已经发布。有关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文件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基层部分)》(2009版)已经发布，实际上不少地方已经在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用药的零差率销售，受到群众的欢迎。 第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一方面是硬件建设，2010年将有961个县级医院和3 000多所中心卫生院和1 000多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得到中央专项投资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才培训项目，执业医师招聘计划，以及农村卫生人才的培训任务正在全面地推进当中。 第五，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进展良好。我们收到了很多地方对于公立医院试点城市的申报，另外，我们正在组织制定的改善临床环境工作，主要是为了建立以病人为中心，循症医学和保证安全和质量的治疗规范工作也在积极推进。这样一项工作不仅是为了规范医疗机构的行为，而且必将对我们国家的医保支付制度的改革发挥很大的作用。 陈竺说，当然，我们的确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的医疗资源配置还是很不合理，就是过多地集中在大城市，过多地集中在大型医疗机构。我讲的是优质医疗资源。所以它不能适应现在的疾病谱的变化，不能适应“预防为主”这样一个卫生方针的贯彻落实。 其次是在医疗卫生人力资源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基层的医疗卫生人员以及公共卫生的相关人员队伍的建设亟待加强。 第三，大型医疗机构的改革，特别是如何改变我们国家现在的所谓以药补医的运行机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挑战还是在于一些地方对于卫生事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性重视不够，传统的观念认为卫生就是一种消耗性的社会支出，而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投资之一。所以，改革首先就要转变政府的观念，体现政府的责任，坚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我想我们是需要勇气的，领导人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但是卫生系统作为医改的主力军也必须有勇气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真正地缓解和逐步地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资料9 2010年的初始，很多人带着感冒度过了这个元旦。这次来得迟滞却又异常猛烈的感冒，却再次暴露出了北京市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人少药也缺的医疗资源配置困境。 大医院发烧门诊人满为患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造成了北京各大医院发烧门诊人满为患，医生高负荷工作，病人延误病情，而有些二级医院或社区医院门可罗雀的局面。像北大医院，每天仅急诊就有150多人，而地坛医院，则出现“我们发烧门诊人不多，没出现集中看病的情况”。该医院院长表示。 “我建议患者尽量不要全部挤到大医院就医，应向小医院及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时分流。”北大医院呼吸科主任王广发对记者表示，他认为，在这种感冒高发季节，患者过于集中，反而使各种病毒易发生交叉感染传播，不利于患者恢复及治疗。“就目前患者的情况来看，属于重症感染的不是很多，大都为普通感冒，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完全有能力为这些病患医治好。” 医院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在为数不少的患者眼中，大医院在医疗设备、医资配备等很多方面，都要优于小医院和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所以即使再小的感冒，患者首先考虑的都是大医院。 社区医院药品断档 有些率先考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民，却在此次就医中吃了个不小的“闭门羹”，节日期间，刘先生因感冒发烧来到了家附近的椿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就在医生给开药时却被告之很多常用药缺货。“治疗感冒最基础的消炎药都没有了。”对此，刘先生表示很无奈。 不仅仅是椿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记者调查中发现，很多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药情况，很多退烧、降压的常规药都断货或根本不能开。其实这些情况早在北京市2 6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始降价销售312种常用药首日就出现了，很多医疗机构表示，因为实行零差价销售刚开始，部分社区卫生站还在调整之中，会尽快把药送到社区卫生站，而市卫生局对此的解释是，部分品种无法配送到位的原因，是一些招标厂家因利润低而弃标；另一些则是因为过去已停产，目前正在恢复生产，生产周期和药品检验过后就会很快配送到位。 陶然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的264种“零差价”药品也只收到了202种，该医院办公室高主任曾表示，虽然有一些医院尚有存药，但因存药不属于“零差价”范围，医院也不敢贸然以原价卖给患者。 不管何种原因，这种全国首创的“零差价”社区药品供应销售，作为这次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改革的新举措，在实施时遭遇了尴尬。国务院已经出台有关办法，大力发展社区医院，并把它看做是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缓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举措和方向。但如果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各项配套措施跟不上，真正靠社区医院解决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均的路还很长。从一场感冒看医改2010年初感冒高发，好像一颗问路的石子，在溅起不小水花的同时，也给现行的医改提出了新的问题与启示。在这次大规模突发感冒的应对上，我们还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政府并没有一个应对普通公共卫生问题的预警机制，上到大医院，下到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都在面对大规模卫生问题时，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大医院在面对大幅增加的患者上的人手不足，社区医疗机构药品的缺货、断货，无疑都在告诉人们，在医改当前，无论是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还是在其他配套措施上，我们并没有做到位。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双汇集团是以肉类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集团，目前总资产约60多亿元，员工4万多人，在全国十多个省、市建有二十多家现代化的肉类加工基地，年屠宰生猪能力1 500万头、年销售冷鲜肉及肉制品200多万吨，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是一家上市企业。2011年3月被曝收购含有“瘦肉精”的猪肉，并被停牌调查。该公司股票也一路暴跌。2011年4月12日，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肯定河南瘦肉精案的查处工作，通报称，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6名，收缴瘦肉精400余公斤，捣毁生产窝点1个，摧毁销售网络2个，查获一大批生产设备及销售票据。 2011年4月7日，平凉市崆峒区发生牛奶中毒事件，39名中毒患者被送往当地两家医院救治，患者以14岁以下儿童居多。其中，3名婴幼儿死亡，均不到2岁，最小的不到两个月。最终该事件确认为亚硝酸盐特大投毒案件。 作为防腐剂而应用在肉质食品里的亚硝酸盐一直被认为是致癌物，一般腌制品、发酵的食物、咸鱼、腊肉、熏肉、酸菜等中会存在亚硝酸盐，牛奶中添加亚硝酸盐是头一次，误食亚硝酸盐后可造成心脏呼吸衰竭，心肌受到创伤，形成心肌炎；亚硝酸盐还可引起食管癌、胃癌、肝癌和大肠癌等。 2011年3月，在安徽查获一种名为“牛肉膏”的添加剂，经过腌制，可让猪肉在90分钟内迅速变身成“牛肉”，猪肉冒充牛肉，可以节省大量成本，而食用者在外观上也几乎分辨不出来，业内人士透露，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冷冻食品以及烧烤类食品中，这种牛肉膏早就是造假的手段之一，据悉，牛肉膏中含有的各种氨基酸、I+G、味精、水解蛋白等。其实是复合添加剂，是食用香精的一种，用量应有限制，吃多了则可能致癌。 福尔马林是甲醛的水溶液，外观无色透明，具有防腐、消毒和漂白的功能。不同领域有不同作用。 2011年4月，青岛检查了一批使用福尔马林和工业烧碱浸泡小银鱼，浸泡过的小银鱼更好看，体积增大，有弹性，不容易腐烂。但是食用这种小银鱼后会造成消化道灼伤，严重的可以导致消化道穿孔，甚至休克。特别是长期接触甲醛会导致植物神经紊乱，生殖能力缺失，甚至是白血病。 2011年4月11日，央视“消费主张”曝光上海华联等超市多年销售“染色馒头”，其生产日期随便改，防腐剂、甜蜜素齐上阵，采访中，一生产馒头的工人称“这些馒头打死我都不会吃”，不禁令消费者咋舌。2011年4月13日，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吊销了生产“染色”馒头的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公司法人代表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部门依法刑事拘留。 资料2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牛“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温总理曾透过与网民交流互动向开发商“喊话”：你们身上也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这是要求开发商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一味地朝钱看，只顾自己的利益，甚至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而见利忘义、蒙骗欺诈、巧取豪夺，丧失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温总理的这一席话，“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赢得众人的一片掌声，也令“道德血液”成为热门词汇。 资料3 近几年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如下。 (1)2010年7月，三聚氰胺超标奶粉事件“卷土重来”：在青海省一家乳制品厂，检测出三聚氰胺超标达500余倍的问题奶粉，而原料来自河北等地。事件发生后，有关部门要求严肃查处，杜绝问题奶粉流入市场，彻底查清其来源与销路，坚决予以销毁，并依法追究当事人责任。 (2)2010年7月5日报道，有调查发现，美国的麦乐鸡竟然含有橡胶化学成分“聚二甲基硅氧烷”。美国麦当劳发言人称，在麦乐鸡中加入聚二甲基硅氧烷，是基于安全理由，用以防止炸鸡块的食油起泡。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动物测验显示，这种物质对人体无害。 (3)2010年5月23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曝光：售价上千元、用于养生保健的“天然紫砂煲”竟然是由普通泥土与化学物质混合制作而成。然而，历经近一月的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紫砂门”事件，权威部门终于做出结论：专家认定紫砂安全无毒。 (4)2010年3月19日，调查负责人武汉工业学院教授何东平召开新闻发布会，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加紧规范废弃油脂收集工作，再次引起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据报道，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至300万吨。医学研究称地沟油中的黄曲霉素强烈致癌，毒过砒霜100倍。 (5)2009年11月，农夫山泉和统一企业被海口市工商局推向消费者的关注中——两家公司生产的部分批次果汁饮品近日被该工商局检测出“含砒霜”。不过耐人寻味的是，海南省工商局最后宣称，确认检测机构初检结果有误，海口市工商局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程序不当的地方。 (6)2009年11月7日，男子马赛在北京西单大悦城豆捞坊餐厅喝了一罐雪碧，口吐大量汞珠。警方调查发现，马赛情人刘晓静与保安员高星原合谋，多次向马赛投毒，试图将其杀害，而马赛在明知被人投毒后，仍向可口可乐公司索赔，此事件被称为“雪碧汞毒门”。 (7)2009年5月11日，卫生部就之前杭州市民状告“王老吉”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该饮料中含有的夏枯草不在卫生部公布的允许食用的87种中药材名单中，这意味着流传了170多年的凉茶涉嫌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造成了该产品销量的下降。 (8)2009年2月27日，“咯咯哒”问题鸡蛋所用饲料厂的法人代表获刑，该厂于2008年9月两次向饲料中加入三聚氰胺。在2008年10月，在香港对从内地进口的鸡蛋中检测出三聚氰胺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所以问题饲料被查出，但鸡蛋价格出现下跌。 (9)2009年1月22日，三鹿“三聚氰胺奶粉”案终审宣判。自2008年7月始，全国各地陆续收治婴儿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多达1 000余人，2008年9月11日，卫生部调查证实这是由于三鹿集团生产婴幼儿配方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所致。 (10)2008年10月，四川广元柑橘生产中蛆虫疫情爆发。这次柑橘疫情导致柑橘价格的大幅下跌，并且出现严重的滞销状况。政府出资收购柑橘，并进行深埋、消毒处理，以控制疫情的发展。 (11)2008年10月19日，卫生部通报了暂停山西太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茵栀黄注射液销售和使用。该药物引起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医院的4名新生儿产生不良反应，其中1名死亡。 (12)2008年10月6日，云南省红河州6名患者使用了标示为黑龙江省完达山制药厂生产的两批刺五加注射液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其中有3例死亡。10月7日，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出紧急通知，暂停销售使用该厂生产的刺五加注射液。 (13)2008年8月，人造“新鲜红枣”流入乌鲁木齐市场。主要经过两道工序，铁锅里放进酱油，使青枣变成红色，并保持光泽。再次放进加入大量糖精钠和甜蜜素的水池中浸泡，使其口感泛甜。过量食用会造成血小板减少，酿成急性大出血等直接身体危害。 (14)2008年6月1日，江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报，在5月22日至28日之间，先后有6名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的患者，在使用江西博雅生物制药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后死亡。 (15)2007年8月14日，总数为7．26吨台湾味全的较大婴儿奶粉在从香港入境时，被深圳检验检疫局检验出阪岐肠杆菌超标，检疫局依法对该批不合格婴儿奶粉作出监督销毁的处理。 (16)2007年4月12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销售的“思念”“龙凤”品牌云吞及水饺被检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一检测结果的公布之后，商家采取措施，对购买到问题批次产品的消费者提供退货服务。 资料4 2011年4月29日到5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天津进行考察。胡锦涛非常关注食品安全问题，他叮嘱，食品安全是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要加大监管力度，严把食品安全关，确保广大群众都能吃上放心的食品。而在这之前，中国最大的冷鲜肉集团双汇因为卷入“瘦肉精”事件，再一次造成了食品安全机构的公信力危机。 在双汇瘦肉精事件爆发以后，全国媒体似乎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投以极大的关注，不过这样的关注非但没有缓解国内民众的恐慌情绪，反而增加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进一步担忧。 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分析起来并不难，不外乎是食品的生产供应商和国家的食品安全执法部门两个方面。 对于前一个方面，在对于双汇事件的关注中，人们发现很多养殖户在添加瘦肉精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添加的是瘦肉精，只是一种神奇的“白色粉末”。但是为什么会添加这种东西呢，显然这种东西有一样好处，就是可以让猪长的更好看，瘦肉更多，虽然一些养殖户也意识到，这种神奇粉末可能就是瘦肉精，但是考虑到自己所养殖的猪的竞争力，为了生存，也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把生存作为第一要义的并不仅仅是养殖户，还有一些为数不少的饲料公司。很多饲料公司的老板也知道这样不对，这样做饲料会影响消费者的人身安全，但是如果不这样，企业的饲料就很难卖出去。 对于后一个方面，也就是国家的食品监督部门，他们是否履行了自己应有的责任?这也是一个很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全国各地公路边上，分布密集的检疫站，证明了国家的食品监督部门在食品检疫上曾经投入很大，但是双汇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检疫证明可以拿钱买到，而不是靠诚实的经营获得。 资料5 近几年来，“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地沟油”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事件的受害者，同时也导致了很多食品生产企业、尤其是食品出口企业陷人质量安全信任危机；食品安全引起全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我国食品安全工作已面临严峻考验。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热点，2011年“两会”期间代表们提交了几十份关于食品安全的提案。 目前，政府频频出手，开展了一系列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整治活动，近年来出台实施了《食品安全法》，今年又出台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充分体现了政府强化食品安全监管的决心。但是，由于食品安全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众多产品、行业、技术等综合因素，监管难度确实很大，但无论何种困难，政府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是职责所在、责无旁贷。前一阵子在深圳市相继发现了“一滴香”、“化学火锅”等食品安全问题，如果仅仅把这些问题归结于“法律漏洞”，那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应该承认，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还有很多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地方。 资料6 近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使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持续好转，人民群众消费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继续提高我国食品安全水平。 一、突出抓好农村食品安全 (一)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监管，突出抓好分散在广大农村的各类食品批发市场、集贸市场、个体商贩、小作坊、小商店、小食店、小餐馆和学校食堂等的整治，有效遏制农村市场的假冒伪劣食品。 (二)进一步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流通网、监管责任网和群众监督网建设。推进“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立农村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队伍．填补监管空白。 二、狠抓农产品污染源头治理 (三)深入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行动，制定或修订农业行业标准300项。在14个省、直辖市开展良好农业规范(GAP)和认证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启动首批100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县(场)建设。力争达到认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5 000个。 (四)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继续开展种植业产品农药残留、畜产品“瘦肉精”和水产品“氯霉素”等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监测范围逐步覆盖全国大中城市的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等。促进农产品污染源头追溯工作，并定期向社会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信息。开展水产品中“孔雀石绿”检测和液态奶中复原乳相关检测。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专项监测与认证的抽查工作。 (五)深入开展对农业生产环境、投入品、生产过程的治理。继续推行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的相关计划，推广使用高效低残农药、兽药。强化农资产品质量监管，扩大放心农资下乡进村试点，推进农资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对农民的服务指导，提高农民科学选购和使用农资水平。 三、强化食品生产加工监管 (六)严格对食品的质量安全进行监管。要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厂点进行普查，健全企业档案，严格证后监管，严查无证生产。认真组织开展强制检验和专项监督抽查，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严格出厂检验。加快实施食品包装材料、食品添加剂等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许可、强制检验等市场准入制度及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备案制度。进一步完善区域监管责任制，实现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早发现、早控制、早处理。 (七)深入开展食品执法打假工作。大力整顿食品小作坊的安全卫生。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查要覆盖60种以上食品，全国重点监督抽查的食品不少于6类。规范食品标签标志，加强对非食品用原料的风险监测，严厉打击使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违法行为。继续实施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程。推动食品标准建设，提高企业标准化意识。 四、进一步整治和规范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 (八)严格食品经营主体市场准入。要严把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准入关，始终坚持先证后照，坚决依法取缔无照经营。对涉及食品生产、销售的企业和个体商户的经营资格进行全面清理。主要内容包括证照是否齐全有效、经营事项与登记事项是否一致、年检和验照是否通过等。 (九)加强市场食品质量监管。建立健全食品质量准入体系，逐步扩大对食品的日常监测和快速检测的覆盖面，配备食品快速检测设备，完善食品安全监测数据直报点制度；加强食品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开展重点区域、经营者自律承诺和节日食品市场等专项执法检查，依法查办食品违法案件。加强对食品退市的监管。 (十)继续推进“三绿”工程，确保上市销售食品的渠道正、品质好、手续全。加强对生猪屠宰行为的监管，对全国屠宰企业进行清理整顿，严厉打击私屠滥宰和制售注水肉、病害肉等不法行为。开展酒类市场专项整治。 五、加强食品卫生许可和监督 (十一)继续推进“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贯彻实施《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严格食品生产经营和餐饮单位卫生许可方面的规范和要求，加大食品卫生监督抽检力度，加强对儿童食品、保健食品和餐饮业的卫生监督检查。 (十二)开展卫生许可专项整治。严格卫生许可证的发放审核和监督。在2006年8月底前，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瓶(桶)装水、膨化食品、食用植物油等生产企业和学生营养餐配送单位的卫生许可情况开展专项整治，对不符合要求的企业依法予以查处。 (十三)开展农村食品卫生专项整治。强化对农村集贸市场和餐饮单位的食品卫生监督检查，严厉查处无卫生许可证生产、经营食品和餐饮服务的违法行为。 六、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十四)加强食品安全信息工作。启动国家、省、市、县4级食品安全信息网络和重点企业的食品安全信息监测网络建设。继续开展乳品、猪肉、香精香料、甜味剂、化妆品等五个颇信息收集和分析工作。结合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中的重点品种和环节，选择重大危害因素开展食品安全调查与评价工作。 (十五)健全食品安全事故应急体系。全面落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食品安全事故报告系统，完善事故处理机制。相关部门要确定各级事故应急责任人，严格执行应急预案规定的各项措施，对延误事故处理时机、行政不作为等行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积极组织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建立和完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回访督查制度。 (十六)加强对食品安全隐患和危害因素的监督检查。选择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品种，总结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规律，建立健全危害因素监控操作规范，提高预防控制能力，对食品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加大监察力度。加大查办食品违法案件力度，尤其要抓好对大案要案的督办和查处，建立健全重大食品违法案件逐级报告制度和案件协查与协作机制。 七、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十七)全面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和责权一致、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落实到位的原则，将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具体任务和工作目标逐级分解落实，逐级考核，确保抓实、抓细、抓出成效。 (十八)加快长效机制建设。积极配合推进《食品卫生法》、《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修订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立法工作。继续做好食品安全信用体系试点工作，不断巩固和扩大试点成果。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综合评价标准体系，推动各地深入开展食品安全综合评价工作。在北京、上海、广州开展试点，探索综合监督与信用体系建设相结合、销地与产地全链条监管、中心城市与生产基地共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新路子。 (十九)加强宣传报道，正确引导消费。制定食品安全知识普及五年纲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提高公众食品安全意识，增强辨别能力。注重宣传各类放心食品，正确引导消费。建立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新闻发布制度，及时发布食品安全信息。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2009年中国城市住宅发展报告》提出，我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未来较长时间内，城镇人口持续增长对住宅的刚性需求仍然强烈。 报告指出，权威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底，中国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不到28平方米，而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原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公布的《2020年中国居民居住目标预测研究报告》中提到“2020年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预计35平方米”。因此，未来较长时间内，每年都需要新增大量住宅。 报告认为，从我国住宅产业发展的实际看，这些需要新建的住宅在数量上能够实现，但在结构上应有较大调整。新增城镇人口主要是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人口，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工资收入低，购买力不强。因此，在新建住宅中应保证有相当比例的保障性住房，尤其要扩大廉租房的建设力度和速度，以满足城镇化迅速推进的迫切需求。 据介绍，《2009年中国城市住宅发展报告》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邓卫、张杰、庄惟敏任主编，多位博士后和博士生参与。从2008年底，编写组成员开始广泛收集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国家统计局、国家信息中心等机构公布的权威统计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以供政策制定者、科研人员和普通民众查阅。 报告主要对2008年中国城市住宅开发建设、配置流通等各领域的实况与动态进行了全面客观的介绍和分析。报告今后将按年度编写和出版，力图全面反映上一年度中国城市住宅的发展状况。 资料2 2003年至2010年，我国房地产业处于高速发展的状态。虽然有关部门进行过多次宏观调控，但是各大中型城市房价仍然居高不下。房地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快30年后，全国70％的人却买不起住房，北京60％的人实际收入只在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能力范围内，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实在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而在类似北京这样的城市当中，目前正以每两天制造一个亿万富翁的速度，疯狂地拉大着贫富差距。 资料3 经济适用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商品住宅，具有经济性和适用性的特点。经济性是指住宅价格相对于市场价格而言，是适中的、能够适应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适用性是指在住房设计、单套面积设定及其建筑标准上强调住房的实用效果。 在杭州，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具有市区常住城镇居民户口(含符合杭州市安置条件的军队人员)；(二)已婚(含未满35周岁离异(或丧偶)带小孩)或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上的单身无房户；(三)申请家庭(2人及以上)现有(或已有过)住房建筑面积小于48平方米(含48平方米)；(四)属中低收入家庭(家庭中低收入，指按市统计局每年向社会公布的上年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家庭人口数以下者)。 然而高档房的比例却不适当地增多，脱离了大众的需求，相反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却供应不足。据对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武汉、杭州等城市房屋销售情况调查，2006年销售的商品住宅中，一百二十平方米／套以上的住房都在40％以上，最高的超过60％，中小套型住宅比例偏低。 资料4 原建设部部长汪光焘表示：中国将人人享有适当住房。住房问题牵涉每一个百姓的切身利益，汪光焘表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是关键，中国正努力走具有中国特色的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出发，合理规划、科学建设、适度消费，发展节能省地环保型建筑。 汪光焘说，中国已进入多数家庭通过市场购买和租赁来解决住房问题的发展阶段，制定和实施住房建设规划，要充分考虑中低收入家庭的居住生活成本。在交通便利、设施完善的地区优先发展普通住房。房地产业要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住房。要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精心设计和产业化生产，提供“面积不大功能全，造价不高品质优，占地不多环境美”的住宅，要更加注重健全市场体系，完善住房价格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住房价格水平，新旧兼顾逐步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目标。 汪光焘还认为，政府要特别关心和帮助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住房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住房发展要从过去过分追求经济增长和平均住房面积增加，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解决民生问题，让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在实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应保尽保”的基础上，逐步把廉租住房保障对象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规范建设标准，明晰产权关系，强化其保障性，使各项优惠政策真正落实到低收入家庭。城市危旧房小区主要居住的是中低收入家庭，房屋质量和居住环境较差。 汪光焘建议，可以通过政府补助一点、原有产权单位支持一点、居民家庭自付一点等方式，重点实施结构加固和节能改造，完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使用条件和居住环境，研究中低收入跨地区流动的专门人员和进城农民工住房问题。 资料5 2009年，北京本加快实施列入20项民心工程的住房保障工程，积极改善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条件，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市新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788万平方米、11．3万套，累计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1 648万平方米、24．16万套；全市新增廉租住房配租家庭848户，累计有5 895户经审核取得配租资格，新增租房补贴家庭3．75万户，累计为6．7万户家庭发放补贴2．78亿元，圆满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 资料6 深圳市考虑到经济的增长，在第二次发布的《关于受理保障性住房申请的通告》中，收入线和总资产线较第一次均有放宽，申请家庭总资产线由28万元放宽至32万元，申请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线由连续两年低于23 252元放宽至26 529元。 申请人收入线和总资产线放宽，拓宽了覆盖范围，增加了受惠人群，体现出良政的善意。但根据以往的经验，越是良政，越有可能在执行层面变形走样，这一点在保障住房的配置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保障住房与商品房存在很大的价格落差，不排除有人见利忘义采取骗购手段。过去，很多地方就出现过富人“鸠占鹊巢”的现象，在一些经适房小区里，经常见到开着豪车、牵着名犬的业主。在深圳第一批保障性住房申请中，也发现过拥有数百万股股票、6辆私家车的家庭。 此外，一些手执配置权的部门工作人员，也有可能借机寻租。近两年，各地保障性住房配置中的腐败现象多发，从湖北武汉6连号、老河口14连号，到河南郑州经适房用地建别墅，再到河南南阳经适房按商品房出售，都充分说明在保障性住房配置过程中，有必要加强监管力度，给保障性住房公平分配，再加一层保障。 如何监管?一是事前堵漏。比如完善调查核算方法，对申请者的家庭存款账户、股市账户、纳税记录、房产拥有等各种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多方整合信息资源；二是提高违法成本。目前对骗购者的处罚，多以取消申请资格、补足差价为主，不伤筋也不动骨，而在香港、新加坡等城市，骗购者大多要付出刑事处罚的代价，香港一名前高等法院大法官，因骗取近10万港元的综合援助申请一套公屋，就被判处11个月徒刑。严厉的处罚，能起到警示效果。当然，更重要的是要主动配合社会监督，尤其是舆论监督。事实证明，在保障住房的配置中，信息越公开透明，暗箱操作和寻租的空间就越小，百姓才越放心。 资料7 当前住房保障已经被提高到民生根本、和谐社会基础的政治高度，各级政府都给予了空前的重视。但直到目前来说，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仍然以经济适用房为中心。 自经济适用房从诞生以来，就一直争议不断，最近社会各界关于经济适用房的争论又有激烈的升温。茅于轼和张曙光等学者纷纷提出经济适用房不公平，容易滋生腐败，提出应该取消。2009年“两会”期间多位政协委员提议停建经济适用房，而转为推行廉租房制度。深圳和宁波、武汉等地前不久爆发的经济适用房被官员私下分配或即使公开发售也在抽签中作弊的种种丑闻引起社会轩然大波，更给了这些批评十足的证据。有很多学者指出即使把分配问题解决好了，经济适用房在生产、使用和消费环节上都存在着“没有帮助最需要的人群”、“投资性超过居住性”、“没有退出机制，不可动态持续”、“居住性差”、“贫困聚居”等多种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国内很多省市已经宣布停止建设经适房。 资料8 2010年，北京市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不少于2 500公顷，比去年增加一倍多。这些土地可建成房屋的规划建筑面积在3 000万平方米以上，保障性住房面积占到50％以上，商品房供应中将提高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这是北京市国土局副局长曾赞荣在北京市2010年土地储备开发和土地市场供应情况通报会上披露的。 北京市国土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本市共推出经营性用地147宗，土地面积1 457公顷，其中住宅用地87宗、1 072公顷。 曾赞荣介绍，从供应时序上，2010年将继续调整供地节奏，力争前两个季度各完成供应1 000公顷，主要集中在朝阳、房山、大兴等区县，下半年根据市场情况适当调整供应节奏。这一原则与2009年的实际情况相似。 在交易方式上，2010年土地市场供应将加大不设评标委员会的“价高者得”式招标方式的使用，引导开发企业有序竞争。 市国土局明年还将依据国家有关政策，通过合理分割并控制地块规模，加大地价款付款力度等措施抑制地价上涨过快，同时加强“已批未用”土地的管理，对从土地市场拿地但未按时签订合同、未按期交纳地价款及未按出让合同约定开发建设的企业，将建立限制这些企业参加后续土地竞买的制度。此外，在2009年超额完成一千亿元土地储备计划后，北京市2010年将继续执行新一轮“千亿元土地储备开发”。按照北京市市国土局公布的数字，截至2009年年底，该市2009年基本完成储备开发面积约4 300公顷，超额完成年初3 600公顷的计划指标。明年还将有至少5 000公顷土地完成一级开发，投资不低于1 000亿元。新增项目将向南城、新城范围、轨道交通沿线、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倾斜。结合今明两年土地储备开发情况，明年土地市场可供应的土地将不低于6 000公顷，其中住宅不低于4 500公顷，相当于本市近3年来的实际供地量。 “这些土地是未来几年北京房地产市场的‘口粮’，不会在一年之内爆发性供应。”曾赞荣强调说，充足的土地储备会增强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能力。 资料9 “十二五”期问住房保障应更多引入社会力量参与 ①社会力量进入住房保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十二五”期间社会力量大规模进入住房保障领域是必要的。首先，“十二五”期间我国住房保障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需要的资金量也必然迅速增加，全部资金都由政府部门来出是不现实的，本次9 000亿元的投资并非长效机制，而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拓宽了住房保障建设的资金渠道；其次，企业化运作的社会主体有助于提高政府财政补贴资金的运转效率，能够有效规避政府部门直接运营社会事务所产生的各种弊端，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住房保障的服务质量。 社会力量的引入也是可行的。对企业来说，虽然利润率不如商品住宅高，但一方面保障房的需求具有较高的刚性，另一方面保障房投资的收益比较稳定，很多企业都看重这种“公用事业”稳定的潜在收益，近年来外商对我国市政公用企业的股权收购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政府部门来说，完全没有必要自己拥有大量保障性住房的产权(例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只要其补贴资金到位、相关的政策设计合理、行业的监管运行完善，企业等社会主体完全可以更好地操作住房保障。 ②社会力量是许多发达国家住房保障的参与主体 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比较完善，只要政府相关保障措施和补贴政策到位，企业等社会主体看到盈利空间，就会愿意承担起住房保障的职责。例如，英国大部分住房保障政策都是南“住房协会”等非营利机构来具体实施，而其著名的共有产权制度，也大多由非营利机构同保障对象共同持有房屋产权。在美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领域，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收购了上百万套公共租赁住房的产权。 ③我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首先，我国的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就是引入社会力量的成功案例。2002年，被称为我国改革最后堡垒的市政公用事业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多元化投资主体的改革。经过改革，我国市政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市政企业的运行效率也明显提升。因此，在引入社会力量后，我们对住房保障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应当充满信心。 其次，我国在住房制度改革和完善过程中，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例如，从1998年开始，大量的经济适用住房是由开发商进行开发建设的；江苏省淮安等几个城市进行了“共有产权”经济适用住房的试点，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2009年6月天津市成立了首只保障性住房投资基金。 ④执行思路上应不拘一格在“十二五”期间，我们应当结合已有的基础，参考国外先进经验，在住房保障领域引入社会力量。在具体操作上，也可以有多种灵活的方式。例如“共有产权”可以扩展到限价房，并由企业与受保障家庭共同拥有产权，住房可以是专门建设的，也可以是收购的存量住房。REITS完全可以应用于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设，而即将进入房地产业的保险资金和有条件来操作的社保基金都可以成为保障资金的来源。严格监管下的次级债抵押贷款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资料10 在2009年湖北省住房保障情况新闻发布会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占世良表示，目前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在抓紧研究制定相关政策，相信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会得到遏制。会上，武汉某报记者提问：“今年以来，我省各地房价呈现出较快上涨势头。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给。明年我省将采取哪些措施来落实中央这一精神?” “不仅大家关心，我也非常关心这一问题。”占世良说，我省将通过“两手抓”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即一手抓住房保障，一手抓“市场”。其中，住房保障即通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等措施，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 在抓“市场”方面，我省将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宅的供应。“这一点必须从土地出让环节抓起，要跟房地产开发商提条件，必须保证一定的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的开发比例。” 同时，我省将加强对房地产相关方面各种收费的清理。“相关收费过多，也是助推房价上涨过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占世良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管，特别是对开发商取得售房许可证后有房不卖、恶意炒作等不规范行为开展整治，遏制投机性、投资性的“炒房”行为。 总结 26．46万户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得到解决 今年全省廉租住房保障面积由低收入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内提高到13平方米以内。截至12月27日，全省廉租住房累计保障264 602户，已超额完成省政府确定的“新开工建设廉租住房200万平方米，通过实物配租和租赁补贴解决10万户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十件实事之一的工作目标。 计划 两年内解决1 755万户居民住房难问题 按规划，到2011年底，将有1 755万户城镇居民的住房困难问题得到解决，其中，廉租住房保障对象747万户，经济适用住房保障对象390万户，其他棚户区住房困难家庭618万户。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基础上，再用1年时间，基本完成剩余棚户区改造任务。此外，到2011年底，基本解决43．9万户现有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 资料11 不断上涨的房价增加了众多购房者的压力。为了改善民生，各地在实行积极的供地政策的同时，也在不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根据北京市国土局的规划，2010年全市住宅供地的50％以上将用于建设居民自住型、改善型等各类政策性住房，这意味着2010年保障房供应面积将超过1 250公顷。在这些政策性住房中，包括廉租房4 000套，公共租赁住房8 000套，经济适用房3．2万套，限价商品房3万套以及定向安置用房6万套。上海市也在去年将每年开建的保障房建设总量提高到600万平方米。 “2009年各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大增，相应增加了保障房的开发资金。”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坦言，保障性住房供应增加，可以降低部分商品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但是，目前保障房建设缓慢仍是全国性的问题，各地应该加强保障房项目建设用地的提前储备，使保障房项目能够顺利实施。 资料12 2009年最后一天，青岛市宣布出台《关于支持居民购买住房的意见》，除“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外，其他政策顺延至2010年12月31日。消息一出，激起阵阵涟漪。各网站在转载这一消息时，大多在标题上盖上了“中央调控或被地方化解”的印记。舆情的倾向性一目了然。 青岛的房地产政策是否在化解中央的调控，我们先不去探究。这件看似孤立的新闻起码可以带出一个共性的问题：整治房地产市场，政府究竟如何作为?2009年12月27日，温总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如何使房地产建设能走入一个健康的轨道，首先还需要弄清楚政府要做什么，市场要做什么。”这句话中的“还需要”三个字说明，至今我们一些地方官员“仍”没弄清楚要做什么。 政府应该做什么?要探寻答案，需要借助逻辑倒推的办法，从住房的属性入手追根溯源。从理论上讲，住房既有商品属性，也有公共属性。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与其有关联的产业达到50多个，其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小视。同时，住房也是民生之要，“居者有其屋”是社会合理公平的一大标志。所以，调控房地产市场既要从经济角度着手，也要从社会范畴考量，二者必须统筹兼顾。 从行政角度看，住房政策既是经济政策，也是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多年来，住房政策之所以屡遭诟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只片面强调住房的一种属性，按照单一思路设计政策。 住房制度改革前，我们只强调住房的公共属性，住房全由国家和集体大包大揽，造成住房建设资金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极低水平的需求，形成了极大的住房欠账和分配不公。住房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政府在保障住房方面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国情决定了这种责任不能等同于大包大揽。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实行了高水平的公共住房政策，像新加坡就建立了面向全体国民的公共住房制度。实事求是地讲，目前甚至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只能借鉴而不是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因为我们还照搬不起。 住房制度改革后，我们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看到住房的商品属性，而无视或忽视了住房的公共属性。在完全市场化模式下，政府既想借助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又希望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住房问题。然而，在房地产商利益和地方利益两股力量合围下，美好的愿望只能结出恶果。一方面，住房价格和住房空置率节节攀高，一些城市的空置率远超10％的国际警戒线，达到50％的惊人数字；另一方面，85％的居民表示买不起房。在房地产市场，供求规律已无力调节。面对市场的严重“失灵”，政府应该担当义不容辞的调控责任。然而，地方政府在调控时也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任凭房价上涨，难以平息民怨；如果出重拳扼制房价，不仅会影响地方财政，GDP也将面临下滑危险。比如，2008年底房市猛刮降价潮后，地方政府不得不推出了一系列救市措施。有人讲，房地产商已经绑架了地方政府。这一说法虽言过其实，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实践证明，片面强调住房的商品属性或公共属性，都是不可取的。住房的双重属性及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两条腿走路，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简单地说，政府应该统筹兼顾，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房地产市场长远规划，形成切合实际的发展模式，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即由市场主导的商品房市场和由政府主导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二者缺一不可。 目前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强调住房的公共属性。温总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明确提出了政府应该做的4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快棚户区的改造”，并要求“在资金、土地以及税收上，都要给予优惠和保障”。目标已经明确，关键在于落实。有关方面应该按照这一要求，制定适合国情的房地产业发展方案和长远规则。在加大保障性住房方面，国家应该明确地方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向地方提出严格的刚性要求，比如，建立住房保障考核机制，量化土地供应、财政投入比例等。否则，一些地方又会剑走偏锋、“揣着明白装糊涂”。 资料13 遏制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作为房地产业主管部门的住房城乡建设部，将采取哪些新举措呢?记者从2010年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在加快保障房建设进度的同时，扩大经济适用房的供应范围是其中一个新举措。 扩大经济适用房供应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说：“在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加快保障房建设进度的同时，可以扩大经济适用住房的供应范围，由低收入家庭向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逐步扩大。”房价上涨过快，有庞大市场需求支撑的因素，背后是中低收入群众的基本居住需求得不到满足。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使中低收入群众有房可买、可租，才能平衡供求关系，削弱房价上涨的基础。 为此，住房城乡建设部提出，2010年要通过棚户区改造和新建、改扩建(购置)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等方式，进一步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其开工建设的套(户)数比2009年增加三分之一，以加快解决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另外，安排建设的限价房、公共租赁住房和安置住房规模将比2009年增加一倍，以逐步解决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另外，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力增加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和供应。 姜伟新说：“房价上涨过快、住房和住房建设用地有效供应不足的城市，要增加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及其土地供应数量和比例。”为此，住房城乡建设部要求，各地要对以上五类住房抓紧编制今后三年建设规划，年度计划要落实到地块。各地规划主管部门要加快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和商品住房项目的规划审批工作。 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 2009年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投资投机性购房是重要因素。姜伟新明确表示，在继续支持居民自住住房消费的同时，要更加严格二套住房信贷等管理，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他说：“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各城市政府都要继续加强对房地产市场形势的分析研判，特别是要加大对房价上涨过快的热点城市的跟踪调研，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提出应对措施。”据了解，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立了部分城市的房地产信息监控系统。虽然这些数据很少对外公布，但却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分析研究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依据。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2008年四季度以来，部分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地区性房地产政策，如减免或减缓土地出让金等。 2009年12月17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等部门发出通知，明确提出除国务院有明确规定以外，任何地区和部门均不得减免缓缴或者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 整治捂盘惜售在此次部门工作会议上，住房城乡建设部首次邀请了部分城市负责人，姜伟新明确表示：“要对去年以来新山台的不符合调控要求的地方性房地产政策及时进行清理和调整，采取针对性措施，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与一些要求购房者交纳“诚意金”、哄抬房价、制造恐慌气氛等扰乱楼市正常交易秩序的行为不无关系。因此，加强市场监管，给百姓一个稳定的市场预期显得尤为重要。 姜伟新明确表示：“要继续加强房地产市场监管，整治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虚报售量、制造紧缺假象和假按揭、假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查处和曝光力度。”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还将完善商品住房预售制度，研究促进中长期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政策。三、作答要求

申论申论 *一、注意事项* 本试卷全部为主观题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农业现代 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2011年，中 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 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 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为此，应坚持走中国特色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 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和支撑，必 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要把 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人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 镇化道路。” 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批评道，过去的城镇化是被GDP主义捆绑的城镇化，使城 镇化成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是一味以 西方城镇为参照系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中国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镇化；是 在错误城镇化理论误导下，使城镇化成为不计成本地盲目追求大城市扩张的非理性 城镇化。简单地说，目前的城市化异化成了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造城运 动，它一方面把农民赶上楼，剥夺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另一方面，又 驱使农民进入城市，干又脏又累的活，但却长期只拿大体相当于城镇同等人群一半 的报酬，给农民造成双重伤害。 中国要实现下一个阶段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做出变革，应该通过一个更为可持续的发 展模式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平衡。中国经济仍保持快速发展，但是基于高 能耗的旧模式已不再适合中国，这种旧模式也不受发达国家欢迎。全球人口接近70 亿，落后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够为地球人提供体面的生活环境。 2．“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修鞋的、卖菜的和房地产老板都应该在城市得到自 己的发展空间。”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刘道兴说。 55岁的何老汉是M省东榆镇槐树村人。“过去，我们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泥巴水。 环境太差，养老太难。”何老汉说，3年前他本打算卖掉家业，离开槐树村去投奔在 海南三亚的两个女儿。不过老何还没动身，槐树村就已变了样。 如今的槐树村，土坯房没了，一座座漂亮的楼房拔地而起；水泥通村路直达农家小 院，宽阔的村民活动广场美观大气，还配套有公共体育设施；蔬菜大棚、乡村旅游 等产业蓬勃发展……精明的何老汉在家里一楼开了个小型超市，其余楼层开发做农家 乐，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现在，何老汉不光自己不愿去三亚，还把小女儿和女 婿从三亚叫回来照看生意。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用地迅速扩张，而这些地区仅仅是 在土地上或是景观上实现了城镇化，还缺乏相应的产业和人口支撑。而新型城镇化 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结合、 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人口有效转移相协调，实现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促进 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推进。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这一数据是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进城 务工人员纳入城镇人口统计范围，但这些人员仅仅在城镇中就业和居住，还没有充 分享受到同城镇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按照享 受城镇公共服务的人口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5%～36%。新型城镇化强调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使居住城镇化同社会保障城镇化相协调。 3．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要始终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既在推动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又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健康需求、环境需求和发展需求。 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2008年降至48.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 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8年时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 下降尤为明显，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8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点35.3%。目前 我国的消费率比较低，这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不完善和某些方面的严重缺失是 直接相关联的。 相关调查显示，现在的农民工会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入寄回老家用于盖房， 这也表明，他们虽然住在城市，但房子却在农村。这种“半城市化”当然也能促进经 济，但带来的驱动力有限。农民工们很少在城市消费，同时，他们在劳动报酬、子 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也使其消费能力 偏低，没有真正带来内需的增长。 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危险不只在经济方面，城市的治安、管理和社会矛盾问题，农村 的空心化、留守儿童以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都与此有关。可以说，数亿农民工 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3.3:1，若把社会福利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差 距将高达5～6倍，这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权重 达到了30%～40%。要有效防止我国在快速城镇化中出现“拉美陷阱”，重要的战略措 施之一就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结构调整的关 键，这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分不开的。 4．从上世纪40年代起，墨西哥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1950年 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为42.6%，在1970年这个数字就增长到66.3%。欧洲城市人口比重 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5年，而墨西哥用了20年。在2008 年墨西哥城市化率进一步增长到77.2%，超过德国等发达国家。 尽管墨西哥的城市化率超过了发达国家，但经济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统计 数据显示，墨西哥1.3亿人口中，有5000万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住房、交通、教育 等需求，其中近2000万人吃不饱饭。在联合国对126个国家财富分配调查排名中， 墨西哥排在第103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墨西哥城号称全球最大“堵城”。上午7点到10点和晚上5点到10点是墨西哥城最堵车 的时候。平时十分钟的路程，堵车时至少要开一个小时。记者的朋友玛莉亚住在墨 城郊区，每天上下班路上要花4个多小时。当问她为什么不把家搬得近一些，她无 奈地说，城里的房子买不起，生活费用又高，住在郊区也是别无选择。 人口膨胀还带来了就业难，名牌大学学生要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也不容易。在墨西 哥城经常能遇到有硕士学位的出租车司机、保安或售货员。有工作的人生活压力也 不轻，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物价，不少人都有两份工作。 在墨西哥城看病就医也是让老百姓发愁的事，公立医院里总是挤满了人。在一所公 立医院，来看头痛的安赫拉告诉记者，医生安排她8周后作检查，但她不可能等那 么久，只好去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看。 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墨西哥城每天有七八百万辆汽车在道路上行 驶，空气中充满刺鼻的气味，行人不得不捂着鼻子走。在旱季墨西哥城常被大雾笼 罩，在雨季几乎天天黑云压顶。 墨西哥城的治安问题突出，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被帮派团伙招募从事抢劫绑架活 动。光天化日持枪入室抢劫，在墨城算不上新闻。好心的当地人会提醒外国游客不 要炫富，夜晚避免单独出行，哪些地段尽量避开。 为了遏制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墨西哥城市政府采取了建设“卫星城”和实施“城乡均 等化”措施。自1980年至今，墨西哥城四周已建成30多个卫星城，居住人口超过 1500万。为了吸引市民到周边小城市安家，市政府将卫星城打造成环境优美、设施 齐全、交通便利、住宅舒适的宜居城市。一些著名高校和中学还在卫星城开办分 校，以吸引人们前去居住。据统计，1980年到2000年间，整个墨西哥城中人口增长 最多的地区已不再是主城区，而是特拉瓦科、夸希马尔帕和特拉尔潘三个卫星城。 为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留在农村，避免贫困人口盲目进入城市，近年来墨西哥政府致 力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墨西哥城政府在农村地区向儿童和60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发放牛奶。针对穷人的大众医疗保险计划惠及所有农村居民，一人参 保全家免费享受医疗服务。墨西哥城政府还为70岁以上老人建立账户，每月发放25 美元补贴。为鼓励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降低失学率，政府还向所有农村地区的小学 和初中生提供奖学金。 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后，墨西哥城的外来移民数量很快出现下降。墨西哥国家统 计局的数字显示，1999年至2009年，农村人口向墨西哥城移民的数量已出现负增长。 5．欧洲是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先行者。欧盟在制定城镇化相关政策时，对具体的目 标和结果作出统一规划，对于选择什么方式落实，给成员国政府留出相当大的政策 空间，因为成员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欧盟可以启动配套金融政策支持相关 城镇化政策的落实。 当然，欧盟要保证在多层级的体系中贯彻共同政策困难也不小。无论是从城市功能 性还是美学角度来看，欧盟在城镇化建设上做得较好，是因为保持了城市的特点和 传统。这需要一个民主的、负责任的城市治理机制。而欧洲有根深蒂固的市民自豪 感、地方自治、自我管理传统。城市规划体系总是让市民和所有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有效地参与其中。比如，《奥胡斯公约》就规定了市民有权参与城市规划全过程，包 括相关知情权，对涉及环境问题的政策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 欧盟积极支持各成员国及其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已经 有4350个欧洲的地区、城市及其他下级地方政府接受《市长公约》，承诺会提前完成 欧盟2020年减排20%目标，为此要节约能源，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 位于波兰西部的小镇别尔斯克—比亚瓦就是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波兰 的一个汽车工业基地。波兰汲取西欧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训，防止盲目发展城 镇化后出现失地农民无业可做的局面，实行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战略。该市 凭借着毗邻德国、捷克的地理优势，二战前就有的一定的工业基础，劳动力成本比 西欧国家低20%～30%的优势，在很短时间内吸引了大批的跨国公司在此设厂，现代 工业得到较好的发展。 别尔斯克—比亚瓦市理事会主席理夏德·巴迪茨基在介绍该市城镇化发展时表示，该 市主要依靠位置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波兰的 汽车工业基地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从1951年的5.5万发展到今天的 17.6万，城市面积也不断扩大。多年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7%～4.8%之间。 波兰的城镇建设非常重视城市规划。波兰的小城镇建设首先需要国家或者地方政府 授予建设城镇的权力。要想获得城市建设权，就必须有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机 构。同时，鲁什尼亚克认为，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无论其规模大小，好不好在规 划，成不成在管理。离开了规划，城市会无序发展，离开了管理，城市会出现混乱。 为了让进城农民进城后愿意留，并能留下来，波兰政府对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大致 相同的社会保障。解除农民失地后的后顾之忧，使得农民能安心在城市生活。 失地农民进城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所。尽管政府征地是有偿的，但失去了 生活来源的农民最担心的就是进城后如何安居。波兰政府出台政策，多渠道解决住 房问题，如实行合作社制度，由政府、单位以及居民个人共同出资解决住房问题， 这一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政府对失地农民除了征地现金补偿外，还要考虑这些人将来的生计问题。首先是对 他们进行培训。政府成立了许多职业学校，希望经过培训取得一定的技能，使这些 人可以在企业工作。无法在企业工作的，政府在税收方面以及信贷方面给予扶持， 鼓励个体经营或者创办家庭经济。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对8个市县因保护工作不力，致 使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名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情 况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要求将整改情况于2013年8月31日前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与国家文物局将视整改情况，决定是否请示国务院将其列入濒危名单。这一通知 被视为有关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地方发出的第一次“黄牌警告”。 在上一阶段经济发展唱主角的改革中，我们在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留下 了诸多遗憾：文化历史建筑屡遭拆除；诸多民间艺术濒临失传；传统戏曲艺术观众 稀少；文物保护力不能逮；城市媚俗化倾向严重，城市千人一面……可悲的是，当城 市面貌在简单政绩观的冲刷下变得啼笑皆非之后，一些农民的迁居房也同样被生硬 地“粉刷”，成为集体宿舍式的建筑群落，丧失了居住的温度和生活的趣味。 失去人文精神、无视文化前提的改革，很容易走进问题越变越多的怪圈，结果往往 是失去的和得到的一样多，有些甚至会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隐痛。城镇化，也可理 解为是进一步的改革，应该是对过去粗线条发展的细致化和梳理，而不是简单地叠 加“手术”。 农村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它是“最中国”的部分所在，承载着最具 中国特色的地方和民族文化。触动农村，就是在触动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根本。 文化部部长蔡武说：“只有物质经济的现代化，没有文化的现代化，那就不是全面 的现代化。”2013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F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必 须要走的一个道路，但不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文化“化”掉了。城镇化和留 住我们的传统不是对立的，应该是一致的。希望不要再造成历史的悲剧，导致660 个城市千城一面。把两者看成是“矛盾”的观念是没有文化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针对有些地方以保护文物的名义复建“文物”的现象，他表示，复建“文物”，是因为 此前都拆完了，拆完后又开始做假的了。20年前就担心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情况出 现了。之前，为了GDP把古迹打碎了，现在开始重建，还是为了GDP，还有一种情况 是为了他们的文化政绩。 北京市回龙观文化居住区，作为规划面积800万平方米、居住人口超20万的超大社 区，有成片的住宅，却少有影剧院、室内运动休闲场所，综合性书店、图书馆等文 化场馆更是难觅踪影。名为“文化居住区”，文化设施却凤毛麟角，难怪人们批评 说：文化居住区没“文化”，整个社区是个“睡城”。更遗憾的是，现在，尽管人们对 文化服务有刚性需求，但随着居民的增多，想增加文化设施又苦于没有空间了。 过去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快速发展，而像“文化社 区无文化”这样的遗憾和尴尬在此浪潮中也不再是个案。“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 引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委员说道。他深知城镇化浪潮必将到来，因为 “城镇化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希望，更是千百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理想。”但是他注意 到，“现在的倾向是城镇化中似乎只关注房地产、水泥、新型建材、机械设备和大 众消费品这‘五朵金花’，而文化被边缘化了”。 素有贵州“苗疆”之称的黔东南苗族地区，被划为经济开发区后，短短几年时间，经 济收入增加了，农民融入到城镇生活中，但这个地方的苗族文化却陷入危机：苗乡 侗寨被拆迁，苗族村落逐渐消失、苗族民间艺人越来越少…… 危机还在城镇化中蔓延：方言萎缩、地方戏后继乏人、民间音乐濒临失传…… “消失的不仅仅是物件，而且是一种传统、一种民族符号。”F说，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脉，“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 乡土文化断裂，如果城镇化浪潮让人们都进入城市一元文化，那么这是对文化多样 性的致命打击。所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未雨绸缪，防止本已脆弱的传统文化生 态再遭灭顶之灾”。 7．城镇化浪潮不可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否就一定“拖后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 院研究员张廷皓委员认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城镇化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关键是 怎样认识理解，怎样去实施。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把“以人为本”和“以文为基”结合起来，把新的文化设施的 建设和城镇的规划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城镇化真的不是一块土地上的全新建筑， 而是坐落于原有聚落形态文化特征的新型生活方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 馆长范迪安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认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和 传统文化的断裂，从硬件到软件都应该有“文化城镇化”的意识，在城镇化的规划阶 段就要为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规划出市民文化生活的场地，注意保护传统建筑 文化的地域特色。 “目前，我们对乡土文化的认识还没有跟上，要么觉得乡土文化太土，要么觉得其 很零散不知道如何保存，尤其不知道如何将乡土文化资源变成现代文化内容。”范 迪安建议，应专门进行对中国乡土文化的综合研究，尤其是研究不同地域的文化特 色如何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变成活的文化基因，变成这个城镇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 8．“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留下的文化，是艺术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用各个领域中能力和才华的结晶。“保护是为了什么? 绝不是进入博物馆，也不是让农村生活再倒退，而是要把这些传统文化积淀变成我 们未来文化创造的源泉。”张廷皓委员如是说。 在具体做法上，张廷皓委员认为，要用综合的方法去保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 的文化遗产需要抢救，必须原汁原昧地保留；有的民间艺术应回归民间，把传统生 活方式重新创造后再回到现代生活，进行“活态”的保护。 胶东半岛东端的东楮岛村有一种被称为“海草房”的传统民居，极具沿海地域特色。 全村现有海草房650间，其中最古老的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虽然古村落作为一种 传统文化载体走向整体衰败，但山东省工艺美术学院制定“废弃村落”保护计划，引 入旅游文化企业，将古村落中的不可再生资源与当地旅游、演艺等产业相结合，以 “活态”保护的方式激活文化遗产，使其获得新生。 城镇化会将原来乡村的传统不断打破，建立起一种新的习惯、新的艺术。农民也从 农村进入城镇。也要有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经济来源。这种新生活与传统文化有何 关联? “原来农村用来装水的木桶，可能要被淘汰掉了。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摆在城市人 的客厅里养鱼，反而别有一番情趣。”用这样一个例子，山东省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潘鲁生委员生动地表明，“民族的、传统的一样可以很时尚，只是这其中需要有设 计的智慧，进行一种功能的转换。” 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芯”，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不错选择。中国国 家画院一级美术师李延声委员曾采访过100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在充分发挥本地传统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建立手艺专业组 织，服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的文 化可以形成新的产业亮点，变为新兴城镇的产业支撑。”潘鲁生委员经过多年的田 野调查，尝试着将风筝、中国结、年画、剪纸等典型的民间艺术，利用现代技术手 段和艺术理念，开发成现代艺术品，引入现代生活。事实证明，此举既传承了民族 文化符号、保存了文化认同，也为变成居民后的农民带来了收入——生活稳定了，幸 福指数也提高了。 9．城镇化是2013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及国际经验比较来看，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现代 化建设进程中的大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王牌”动力。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 防范通货膨胀，控制潜在风险，同时不断改善民生。也就是说要着力提高城乡居 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 *三、申论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资料2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资料3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资料4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资料5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资料6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资料7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资料8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资料9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资料10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l2012年5月13日母亲节当天，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称“中山一院”)进行的器官捐献移植手术中，小田干留下的器官和眼角膜使5人得到了及时救治。袁德珍捐亡儿器官救5人的义举感动了无数人，但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了我国目前器官捐献所面临的尴尬和困境。长期以来，我国器官捐献的发展一直举步维艰。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我国目前约有150万患者急需器官移植，但受捐赠器官少的制约，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l万余例。我国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负责此次小田干器官捐献移植手术的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说，我国每年死亡人数900多万，其中比较适合器官捐献的如因交通意外、中毒、脑出血等死亡的潜在捐献者占近四成，也就是说理论上有300多万人是可以进行器官捐献的，然而实际上我国每年捐献器官很少。中山大学眼科中心陈家祺教授也表现出同样的无奈。现年73岁的他从医50余年。自他从事眼科工作的那一天起，就知道国内眼科专业存在着一个难题—角膜材料稀缺。他说，从技术上讲，我国角膜移植手术已经很成熟，但是如果没有角膜材料，再好的技术也派不上用场。很多患者在黑暗中焦急地等待着。另一方面，在器官供求紧张的背景下，却存在着部分器官的浪费。目前世界上已能成功进行的器官移植包括心脏、肾脏、肝脏、胰、肺、小肠以及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由于我国医疗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问的差距，“现在不是每一种器官都可以移植。”何晓顺说。资料22007年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在此原则上，如何区别于器官买卖，这是对经济困难器官捐献者家属进行救助过程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器官捐献可以减免捐赠者一些医疗费用和丧葬费，这是国际惯例，没有争议。现在的社会救助是需要向民政部门申请的，民政部门根据申请家庭的实际情况，决定给不给救助，给多少。”何晓顺说。以小田干的器官捐献为例。深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说，小田干之前的手术费用总计大概是五六十万元，扣除交通事故保险赔偿金，还有近6万元的欠费。对此，红十字会会通过自身的专项救助资金和社会募捐帮忙筹集。“我们要做到既不是‘人去财空’也不是‘人去财来”’，负责此次小田干器官捐献的深圳市红十字会协调员高敏说，“对器官捐献者家属的人道救助更应该是一种长远关怀”。高敏说，2011年深圳市首例多器官捐献者张章的亲属患鼻咽癌住院，因家庭困难，深圳市红十字会主动帮助其申请医疗救助。同时，深圳市红十字会在征得家属同意后，还为深圳市400多名器官及遗体捐献者建立了网上墓园，以示纪念。赵丽珍也表示，今年将提议申请在深圳市中心公园建立器官捐献纪念园和纪念碑，缅怀捐献者的义举和爱心。据李劲东介绍，广东省早在2008年就在广州等城市建立了广东省器官捐献纪念园。资料32010年，卫生部公布了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名单及其相应的人体器官移植项目，全国31个省份的163家医院名列其中。然而，据深圳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介绍，许多潜在的捐献者其实都来自“非移植医院”，即163家具有移植资质医院之外的医院。何晓顺表示，我国器官捐献者大部分初访单位是在基层医疗机构。“遭遇车祸、脑外伤等意外后，许多人由于病情严重，不可能全都送到大医院，而往往会就近到基层医疗机构救治，而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和环境相对较差，对器官捐献知之不详，对供体的维护也缺乏必要的经验。”何晓顺说。为此，赵丽珍提议卫生行政部门应该将这些“非移植”医院纳入到捐赠医疗管理体系当中，进行评估考核。“若不进行进一步的制度完善，许多医院就会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积极性不高。有时候专家组到一些医院评估潜在捐献者的条件，他们甚至会认为这是在干扰他们正常的医疗秩序而不予配合。”广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主任李劲东说，“非移植”医院首要责任是抢救生命，在当今医患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其对器官捐献的不配合可以理解。“这就需要卫生部和红十字会制定更严谨的器官捐献流程，将器官捐献纳入到对这些医院的评级考核中。”据李劲东介绍，在国外的一些医院，主治医生在通知病人家属患者病危、没有生还希望时，还须告知家属器官捐献事项，由家属决定捐献与否。“主治医生要是没有尽到告知义务，就会受到处罚，严重的会被取消处方权。”资料4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每年约有150万的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是每年仅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器官缺乏是主要原因。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委员会副主任、省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高翔说，美国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之间的比例为5：1，英国为3：1，而我国高达150：1，差异悬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表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主要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尸体器官来源的国家。长期以来，超过90％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刑。器官移植多来源于活体器官和尸体器官。截至2009年年底，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黄洁夫说，2007年，死刑纳入最高院核准，“这几年，每年死刑都是成倍下降”。黄洁夫在其一篇论文中表示，如果继续依靠死囚器官，而不努力地去建立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移植体系，我国的器官移植发展就将面临无源之水的困境。“取消死囚器官捐献这一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黄洁夫同时表示，死囚器官的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很高，这也是导致我国器官移植长期存活率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主要原因。其实，我国对死囚器官捐献采取自愿原则。1984年10月9日，两高四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明确，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经家属同意利用的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但国际社会却对此存在担忧。他们担忧在被囚禁的环境下，死囚很难保证真正自愿选择的自由。资料5在器官资源短缺，供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公正、公平地分配到真正有需要的人身上，而不完全由医院、医生决定甚至被非法器官中介用来牟利，成为有意捐献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广州市社情民意研究中心今年5月份的一项调查显示，l000多名受访者中，逾八成担心捐献的器官有可能被拿去买卖。小田干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一些网友也表示很关心“小朋友的器官捐献给了谁，究竟是谁在受益?”为保证患者公平地得到器官供体，2011年，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在全国163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试点“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卫生部要求公民捐献的器官通过此系统进行统一分配。何晓顺说，本次小田干器官捐献的5个受体的筛选也都是通过此系统完成的。按照区域优先的原则，在输入血型、身高、体重等数据后，系统通过电脑自动筛选排序产生受体名单，整个过程公开透明。据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全国器官捐献试点总结会上披露的数字，自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卫生部正式启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开始，截至2012年3月，我国共完成器官捐献207例，捐献大器官546个，挽救了500余个垂危的生命。但是，正如有关专家所说的那样，我国的器官捐献目前还“仅仅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资料6我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1万例左右。为改变器官供求比悬殊局面，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总会与卫生部启动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应运而生。协调员主要是红十字会或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具备一定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目前，我国有专职和兼职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近600人，由红十字会统一负责组织开展工作。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医务部床位协调办公室工作的刘红是一名兼职协调员。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以肾脏移植专科在全国闻名，每年会接收大量等待肾脏和其他器官移植的患者，是山东省13家设有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试点单位之一。从医20多年的刘红，之前在胸外科和重症监护室做过护士长，对治疗方面“不陌生”，但对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个职业，她是在2010年7月参加全国第一期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培训班后才有所了解。作为兼职器官捐献协调员，刘红除了宣传工作，最重要的是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即器官功能状态良好而生存无望的患者。一早，刘红要在医院的查询系统检索当天医院下达病危通知的病人名单和基本信息。器官捐献的要求比较严格，年龄限制一般在5岁至60岁，还得评估器官情况。刘红首先要对病人进行筛选，然后向主治医师咨询病人具体情况。这是一份困难的工作。美国临床数据显示，通常只有1％的死亡病例适合捐献器官，4％～5％的病例适合捐献组织如眼角膜。此外，在中国这样一个”完尸”观念占上风的社会，即使发现潜在器官捐献者也未必能实现最终捐献。每次与家属谈器官捐献这个问题，刘红都感觉很难。每一例都有无法言说的痛苦，看见那些悲痛的家属，她感同身受。刘红说，有些家属担心，一旦同意器官捐献，医院就会放弃治疗。因此，她一般在家属已签好拒绝治疗同意书之后才去与他们接触。“状态很好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多数是突发病变，家属没有思想准备，心理状态极其悲痛，甚至不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跟他们讲器官捐献，不合时宜。”刘红说。从事这项工作以来，刘红接触了多个具备潜在捐献条件的器官捐献者，但一个都没成功。据了解，实行人体捐献试点工作以来，山东省只有9例捐献。山东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负责人杨广宁说，潜在捐赠者亲属拒绝的理由五花八门，但主要是因为传统观念。“中国传统观念要完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传统观念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人体器官捐献。”杨广宁说。．刘红说，有一位23岁女孩，因急症生命垂危，是很好的潜在器官捐献者。经与家属反复交流，女孩母亲表示同意，但由于孩子病危后家属给女儿结了一门阴亲，男方家表示“身上不能有刀口”，最后只能作罢。此外，很多医生还没形成器官捐献概念，或因担心引发医院与患者间矛盾，不能及时上报潜在捐献者信息，使得发现渠道不顺畅，降低捐献概率。资料7通过一位卧底网友，杭州非法肾源供养基地事件进入大众视野，当地公安机关介入，捣毁窝点，30多人被救出。卖一颗肾3．5万元，买一颗肾20万至50万元，卖肾者多为90后，有的为还债，有的希望给女友买个手机，有的希望拿到钱以后去开店，去参加选秀比赛，从接头到体检、配型，过程细节令人震惊。合法器官移植之外，器官买卖呈现的是一幅巨大而特殊的图景。这些年，人体器官买卖案时有发生，网络上，求购、出售肾源的各种信息刺激眼球。它们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之外，但对于参与其中的人，混杂着生存、利益、伤害等各种问题。人体器官移植供需不平衡是全球性的，中国的缺口尤其大，这是器官买卖活动滋生的总体背景。因此，器官买卖案件发生时，有很多声音呼吁器官买卖要合法化，理由主要是两条：双方自愿即可；不允许器官买卖，绝大多数病人将会因为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去。也就是说，如果器官买卖市场化，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我们认为，器官买卖必须禁止。器官买卖，本质上是把人体当作商品，这是对人格尊严的亵渎。而且在目前供需格局下，放开器官买卖将不可避免地释放出人性之恶，导致疯狂、暴力乃至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正因为此，一些国际公约，我国的刑法，乃至许多国家都出台了禁止器官买卖的严之又严的规定。在买卖关系的供需模式下，有钱人可以购买器官而获得延续生命的机会，而贫穷的人不得不在困顿的条件下出售自己的器官，买卖双方的身份是被固定的。而且，在交易状态下，提供器官的一方受到诸多限制，很难说这是真正的自由。血液也不是可以买卖的商品，哪怕有一些地方面临血荒，但政府建立免费捐赠、安全存储的资源库，完善捐献和分配网络体系，加强管理，人类生命对血液的需求并没有出现致命性的危机。器官移植只能建立在自愿无偿的捐献基础上，一切方式都要放在这一前提下来检视。器官买卖根本不是一个合不合法化的问题，而是很多应该管住的问题并没有管住，暴露出社会管理的诸多漏洞。人体器官地下黑市交易活跃，网络上的信息那么多，这样呈现组织特征的非法行为难道没有被有关方面注意到，而需要靠网友卧底或记者暗访才能发现和揭露?器官来源审查也是问题。器官买卖之后必定要走上手术台，跟医院发生联系。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医院进行器官移植需登记审查。如果审查严格，一些问题不难在医院这个环节被发现。器官问题有伦理的、法律的以及社会观念等诸多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器官非法交易行为的存在乃至猖獗，事实上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检验着社会管理的成效，社会管理的相关系统是否在正常发挥作用。．资料8器官移植被称为“21世纪人类医学之巅”，其诞生与发展，给众多身患器质性病变的患者带来了福音。然而，器官移植在极大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众多负面问题。人体器官买卖就是其中最棘手的一个。与近年来的器官移植技术发展必然相伴的是，医疗临床上对供体器官的需求越发强烈。人体器官买卖已成为困扰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健康发展的最重大隐患，如何应对人体器官买卖带来的挑战，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从伦理上说，器官移植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利益为代价，来拯救另一个个体的生命。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建立在器官无偿捐赠基础之上的利他性。正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者雷尼?福克斯(ReneeCFox)指出的，“人体器官从一开始就不是偶尔为之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体器官的移植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念之上，即人体和无偿捐赠器官都是难能可贵的，不能商品化……尽管器官移植有时可能触犯禁忌，但以无偿捐赠为基础的移植，仍不失为一种道德而富有意义的做法。这种移植的合法性及其意义会促进利他、团结和社群的价值观的发展。”而人体器官买卖，则使器官移植沾上了铜臭和血腥的味道，根本上冲击了器官移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建立在器官买卖之上的器官移植衍生为一种不道德的做法。实际上．供体器官来源短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人体器官买卖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人体器官来源严重不足的灵丹妙药，其出现只会加剧人们在生死面前的不平等。在人体器官买卖的器官供需模式下，有钱人可以购买器官而获得再生的机会，而贫穷的人却只能在困顿的条件下绝望地出售自己的器官，并且要承受出卖器官后的一系列生理及生活方面的问题。人体器官买卖只能解决有钱人进行器官移植所面临的器官来源困境问题，却必然剥夺贫穷者进行器官移植的机会。而且，人体器官商品化可能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为攫取和贩卖器官而残害他人生命健康的暴力集团，使社会安全面临更多挑战。因此，国际社会早在1985年就签署了《制止人体器官交易宣言》，号召全球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止人体器官的商业化利用，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也都颁布了规范人体器官移植的法律，明确将人体器官买卖作为犯罪来加以处罚。我国2011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也明确增设了“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并为之规定了严格的刑事责任。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医疗临床上对供体器官的过热需求，加之受传统观念影响所导致的国民捐献器官热情的严重不足，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供体器官来源的严重缺乏，人体器官在我国依旧存在着一个由买方市场必然发展而来的卖方市场，客观上极大刺激了人体器官交易黑市。针对人体器官买卖现象，我国政府有必要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其一是要在防范和打击人体器官买卖方面做好文章，构筑防范人体器官买卖的坚固大堤；其二则应致力于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当前，尽管我国刑法已增设了有关人体器官买卖方面的罪名，但相对于现实需要而言，现有立法措施还远远不够。人体器官买卖涉及多重环节，其表现形式亦复杂多样，如发布或刊登人体器官买卖的信息，签订人体器官买卖协议，介绍他人买卖、出卖、购买等。“组织出卖”仅是众多人体器官买卖行为中的一种。就此而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打击面有必要进一步拓宽。从根源上说，人体器官供应不足的现状只要得不到解决，人体器官买卖就必将长期存在。为此，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努力推动人们伦理观念的转变，增加身后器官捐献。例如，应做好相关公益宣传，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身后捐献遗体或器官的意义，从而乐于身后捐献器官；应倡导和鼓励党员干部捐献遗体器官，为公众身后捐献器官做好表率；应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在血液捐献问题上的成功经验，修改现行立法中有关遗体器官捐献的规定，在遗体捐献方面采取必要的激励措施等。人们转变生命伦理观念，才能根本上缓解医学临床上供体器官来源严重匮乏的问题，铲除人体器官买卖的“土壤”。当代器官移植的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瓶颈，已然不是技术问题，而完全是社会伦理观念方面的障碍。必须明确，在目前人类社会文明还没发展到每个人都能形成自觉、自愿捐献自己遗体器官之观念的情况下，对很多人而言，器官移植仅是生命救助中一根救命稻草，而仅靠一根稻草不可能完全解决人类所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所有生命问题，尤其是在器官移植的成本远非一般家庭所能够承受的情况下!就此而言，直面并坦然乃至欣然地接受死亡，而不是一味地、有时甚至是无原则地求生，或许更应成为我们当代人努力学习的一种生命态度。资料9作为西班牙器官移植地区协调员的卡洛斯?费尔南德斯?雷内多，对去年12月23日至25日三天里发生的事情终生难忘。在72小时里，在39名器官捐献者的无私奉献和42家医院的大力协助下，西班牙破纪录地完成了94例器官移植手术。“这72小时对整个西班牙来说都非常‘令人动容’。”雷内多激动地说。这94例器官移植手术共调动l『西班牙全国10个机场的12架次航班，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爱心接力”。西班牙是全世界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2011年器官捐献者达l667名，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根据西班牙国家移植协会(0NT)的数据，目前全球每100名器官捐献者中，至少有7名是西班牙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捐献者的无私奉献，2011年有4218例器官移植手术成功完成，445名患者通过器官移植得到了救治。西班牙器官捐献领域的年龄歧视早已消除。在20世纪80年代还很难想象使用60岁以上捐献者的器官，而今器官捐献已经打破了年龄的界限。服务于ONT的医生爱德华多?马丁内斯指出：“一个健康的器官即便岁数再大也仍能够发挥作用。”只不过这样的器官通常都会移植到较为年长的患者体内，因为“器官也有生命，如果将一个65岁的肾脏移植到一名25岁的患者体内，就意味着未来他还可能需要换肾”。此外，西班牙早在1979年就通过了《器官捐献法》，对器官捐献进行了全面的规范。其中规定，在西班牙，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其本人“生前表达过反对的意见”。这一政策随后被推广至瑞士、法国、意大利和葡萄牙，英国首相卡梅伦也曾表示希望将其引进至英国，那里每年有8000多名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而且，西班牙医疗体系中已经发展出了一张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网络，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地方范围内，这些协调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大医院的急诊病房里寻找到那些脑死亡的潜在器官捐献者，并与他们的家人协商沟通，询问死者生前是否表达过拒绝捐献遗体的想法。他们也会尽量争取获得死者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家人实在不愿合作，也不会勉强。也正是在这些协调员的努力下，捐献者家人的反对意见才从20世纪90年代的30％降低至去年的15．3％。再有，器官捐献在西班牙如此深入人心，和西班牙20年来的广泛宣传是分不开的。截至2012年，西班牙第五电视集团已经连续12年坚持不懈地开展一项名为“12个月，12个理由”的器官捐献宣传活动。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你对别人来说是完美的”，第五电视台旗下的7个频道从今年2月开始推广这项活动，旨在让电视观众们更深入地了解成为一名器官捐献者对那些亟待救助的病患的重要性。资料10为了发现潜在捐献源，小黄和同事们开始“跑医院”。他们把捐献宣传材料送进医院，把名片留在医务科。“如果发现了潜在捐献者，我们希望医生问一问患者家属，是否愿意捐器官，如果同意，可以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给他。”“这绝对不是要医生去劝捐。”小黄强调，医生只需要告知家属有这样的捐献渠道。如果家属不同意，医生不要再做任何说服工作，整个捐献程序到此为止。小黄担心，他们的工作会被误解有利益存在。但现实情况是，在已捐献器官的207例．中，成功捐献者90％家庭都涉及申请困难救助问题。小黄发现，他所见证的器官捐献者，多为贫困者和打工者，“富人很少”。针对目前捐献者人群构成，黄洁夫强调，这一捐献人群分布不代表器官捐献以后的规律，“器官捐献是一个公平公正的事业，决不能出现权力寻租，变成穷人捐器官，富人救生命，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说，就目前情况看，如何给予贫困捐献者合理的人道救助，是绕不开的话题。郝林娜说，无论是从人道精神出发，还是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以及从国际通行规则来看，这样的人道救助是应当的、必要的，与器官买卖截然不同。但救助背后，又会引来是否存在器官买卖的争论。“一定要保证捐献在前，救助在后。”器官捐献系统一内部人士说，因为救助才捐献，就可能被怀疑涉及器官买卖，所以捐献与救助要分开。他说，救助要依据家庭贫困状况确定，而且不能与捐献数量挂钩，“不能是捐一个肾救助多少钱，捐一个肝救助多少钱。这一定要与器官买卖分开。”目前，有的试点省市已经制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而全国也急需统一政策。在3月22日举行的总结会上，一项重要议题是讨论全国性的《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管理办法》。器官捐献所遇诸多难题背后，凸显机制与法律瓶颈。其中，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器官捐献工作缺少专门管理机构，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中的职责和地位缺少法律依据。这一观点在红十字会内部已基本达成共识。对于器官捐献能否在全国推开，多名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人员一致认为，有待《器官移植条例》修订，对红十字会进行职责明确，并且红十字总会获批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后，才能稳步推进。根据《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方案》的要求，2010年9月，国家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其中，“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设在红十字总会。但截至目前。国家层面还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器官捐献只是红十字会总会一个处的一项工作。”2010年9月，红十字总会和卫生部共向中编办申请，推动成立国家层面的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郝林娜透露，“目前，正在积极协调中。”与新设机构相比，《器官移植条例》修订已纳入计划。3月22日，参与《器官移植条例》修订的专家透露，修订后，红十字会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将获得合法名分。2007年3月国务院通过的《器官移植条例》对不规范的移植加强了监管，为中国开展器官移植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国务院2012年的立法计划中，“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等已被列入《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内容。郝林娜透露，在条例修订稿中，进一步明确红十字会的职责，即“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宣传推动、报名登记、捐献见证、器官分配、缅怀纪念、人道救助等工作”，还或将增加“国家鼓励公民逝世后捐献器官”等条款。参与条例修订工作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申卫星透露，修订后的条例，最快在年内即可实施。让郝林娜欣慰的是，在试点评估过程巾，红十字会在12个试点省份发放了1000份调查问卷．凋查对象涉及18～60岁的各个阶层人员。72．4％的受访者填写了身后愿意捐献器官，只有6．8％明确表示不愿意捐献器官。“有这么高的器官捐献支持率是出乎我们意料的。”郝林娜说，表示支持的器官捐献人群中约70％是年轻人。在试点地区，累计登记的自愿捐献者就有1．5万多人。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7月23日上午9时许，家住浦东新区金桥酒店公寓的一名82岁的独居老太被发现死在家中，据推算，死亡已有多日。据邻居介绍，老太平时每天都会出现在小区，和保安聊聊《山海经》，和居委会干部唠唠家常。这几天，老太突然不见踪影。后来他们打听到，老太在10天前曾提起，最近身体不好，要去医院看病，邻居因此以为她住院了或去了亲戚家。但持续多日不出现，且敲门和电话均无人应声，仍显得反常，引起人们担心。昨天上午9时许，在社区民警、居委干部等组织下，锁匠打开她家房门，只见老太已死在浴室中。目前，“空巢”老人越来越多，这类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民政部统计表明，城乡“空巢家庭”已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老人独居率达到70％，比例之高，令人吃惊。中央文明办的有关数据证实：我国独居高龄老人中，50％常年患病，30％有心理问题甚至抑郁症。央视记者在北京采访一位71岁的老人和他从天津来探望的80岁姐姐时，问现在最在乎什么?那位看起来很硬朗的80岁老奶奶称，年龄大了，不希望活着。记者沉默了一阵，问原因，这位老奶奶说现在的孩子不像从前的孩子，从他们身上感觉不到温暖。老奶奶停顿了一会儿，对记者说，你们也是年轻人，所以希望你们多回家看看。记者说，我们也不常回家。老奶奶长叹一口气，说：“恨不得快死!死倒不怕。”老奶奶接着又说：“现在有话没地儿说去!”据老奶奶介绍，她有三个女儿都住在天津。当记者问希望女儿们为她做点什么，她回答：“什么也甭做，就回家看看，多交流交流。嗨……现在有话没地儿说去!”最后，老奶奶向记者提出了她的“希望”，“希望你们还年轻，常回家看看爹妈，不要求别的，什么钱不钱的，给他们点儿温暖……老了，没地儿说话去。”近日，A校国际教育学院图片摄影专业07级学生小Y的一组关注空巢老人的衣食住用行的照片，在校园里引起轰动。让人们跟随镜头，一起走进了空巢老人，走进他们的生活。在A校龙湖校区东边不远有个叫C村的小村庄，村子里有着这么两位胡姓孤寡老人，兄弟俩一起生活。然而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两位老人的生活却让人触目惊心。他们依然住着土坯房，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他们是村里的低保户，每个月有几十块钱的补贴却从来不舍得买菜；他们用捡来的塑料垃圾和柴火烧火在院子里做饭，使用的是自制的铁皮炉子；他们的做饭从来不会去考虑营养，只为填饱肚子；年事已高的他们最开心的事就是守着自己那片希望的田野，他们卖力地干繁重的农活儿；最现代化的用具只是不知道多久以前的一台黑白电视机、一个收音机和昏黄的灯泡。5月28日，记者跟随小Y来到老汉家，简陋的房屋和屋内破旧的摆设让人心酸，屋门那么矮，一不小心，头就会撞在低矮的屋门上，屋门一侧放着他们平时捡来的饮料瓶子。胡老汉说哥俩最怕的事就是生病，因为诊所离自己家很远很不方便，最重要的是他们也没有承担医药费的能力，很多时候他们都是把小病拖到自然好。老人的邻居王大姐说：“俩老人的生活真是让人同情，他们的吃穿住用行都很困难，作为邻居我偶尔会接济接济他们，你们要让更多人知道这些困难的老人，帮助他们。”资料2近年，L市民营养老机构发展迅速，目前正在运营的63家养老机构中，绝大多数是民营的。然而，民营养老机构规模普遍较小，资金不足是困扰其发展的主要原因。郭某在L市经营一家老年公寓，至今已有6年，改善硬件设施、扩大经营规模一直是她的心愿。“不过这几年护理员的工资、场地的租金逐年升高，公寓维持正常运营都比较难，更别说扩大经营规模了。”她无奈地说。经营养老院13年的杨某，今年她又筹措了近200万元资金，在五股路附近购买了一栋三层小楼，增加了100张养老床位。“社区养老是未来养老业发展的一种主要模式，我们也很想进驻社区开办养老机构，为老人提供便利。”杨某说，但眼下大部分小区都缺少用于开办养老服务中心的场地，因此暂无法进驻。郭某说，针对民营养老机构，今年L市出台了多项优惠措施，如城市区新建(自建房和租用房)的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床位在50张以上，自建房的每张床位补贴2000元，租用房且租用期5年以上的每张床位补贴1500元；市属县(市)新建社会办养老服务机构的补贴按自建房1500元、租用房1000元的标准执行。L市出台的优惠措施让郭某很受鼓舞，她希望还能扩大覆盖面，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养老行业中来。一些业内人士建议，今后在居住小区、经济适用房的建造和旧城区改造过程中，应把养老服务设施作为与幼儿园等社区配套设施同等重要的项目来建设，新建小区的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要与住宅建设项目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交付使用。L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L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已正式出台，L市养老体系规划建设进度将加快，目前政府正在探索“公办+民营”模式，解决民办养老机构数量不足的问题。未来，由政府出资完成养老机构的基础建设后，再采取承包、租赁、股份制等形式，把经营权、管理权、服务权交由企业、社会组织等非政府部门或个人，吸收民间资本，转变经营机制。目前，已有不少养老机构开始尝试“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与一些医院、疗养院合作，整合资源，实现了医疗服务、护理服务、安养的有机结合。资料3有的老人认为“进老年公寓就是被子女遗弃”，子女也担心被人指为“不孝”。即便大家愿意去养老院，养老院的床位也满足不了这一需求。然而这个时代的老人和子女都要求有自己的“自由空间”，传统上的三代人甚至四代人同居的家庭模式已经越来越少。相当一部分官员认为，孤寡老人的养老是政府责任，有子女的老人养老则是子女责任，老人独居基本上少有政府介入和关注。近年来，国内一线城市的养老需求不断升温，越来越多的高龄、失能、空巢、独居老人希望入住养老院颐养天年。近日，有记者走访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多家养老院发现，原本接收三无老人、五保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公办养老院，因“物美价廉”成为“特权”老人争相享用的“蛋糕”。目前，各地城市养老“床位”竞争激烈是不争的事实。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有各类养老机构38060个，拥有床位266．2万张，收养各类人员210．9万人。但全国养老床位总数仅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9％，不仅低于发达国家5％至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至3％的水平。也有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平均1000名老人仅拥有17张床位。在整体养老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一些“特权”老人竞相入住养老院现象当然会令人侧目。然而，从理性和客观的角度分析，对于利用种种关系和资源提前拥有了“养老权”的特权老人应该抨击，但对于之所以造成这些“特权者”人住的原因更应关注。养老资源不足毋庸置疑，但真正造成这一养老特权现象的根本原因却是养老资源分配机制不完善、不合理和不科学所致。眼下，找关系、打招呼“插队”入住“火爆”的公办养老院，已是行业内部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该“潜规则”的产生，正是因为分配机制的不透明、不公开，以及一个城市公共养老资源存在“暗箱操作”所致。按照民政部相关规定，受财政投入限制，公办养老院可以选择“适度自营”，面向社会开放部分床位，接收自费入住的老人。但在自营过程中，随着自费床位的逐渐增多，公办养老院的“托底”作用正在慢慢变味儿，大部分公办养老院的自费床位已占到一半以上。如广州市老人院接收自费老人约为一半；上海市杨浦区社会福利院接收自费老人多达三分之二。这是政策的漏洞和分配机制上的问题。公办养老院可以随意设置市场化床位，这本身就为一些特权者创造了条件。也就是说，一方面养老“蛋糕”分量不足，产生激烈竞争让部分人群有“插队”“耍特权”的冲动；另一方面，却是“分配机制”本身的漏洞，导致“切蛋糕”过程和程序的随意。要解决这一已经显现不公和令人诟病的“特权”老人养老现象，也只有从根本上完善一个公平公正的分配机制，才能真正堵住漏洞。资料4家住w市的退休干部王某今年70岁，他和老伴属于典型的空巢老人。王某说，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只有过年才回家，其他时间只能自娱自乐。在单位时王某就是单位的文艺骨干，特别喜欢唱歌。退休后，天天和老伴待在一起，但他总感觉缺点啥。“我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生活上的问题大家一般都能克服，关键是精神上没有依托很难熬。”一位老人说，为打发时间，他参加了社区艺术团，负责乐器伴奏。“一周几次活动是我感觉最充实的时候，希望政府能多建社区老年人活动场所，多组织老年人开展文娱活动。”他说，别小看这些活动，“它能给人宽心啊!”记者在Y市Q社区看到，这里的楼房十分破旧，小区里几乎找不到开阔的活动场所，健身器材更是没有几处。生活在这里的空巢老人康进民喜欢唱秦腔，可由于社区没有秦腔自乐团体，他只有去附近民办秦腔剧场听戏，听一次花10元钱。他说，“听戏只能过过干瘾”，社区一些喜欢秦腔的老年人更希望能组成自乐团体参与其中。Q社区居委会主任欧某说，在社区6000多人中，老年人接近800人。很早之前’，就有老年人要求政府提供活动场所，可以打扑克、下象棋、唱秦腔。然而由于场地经费有限，老年人只能在居委会一间5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中活动，社区举办联欢会只能到附近租场地。“也想过扩大面积，但按照现在的房价，至少得5000元／平方米，按照政府提出的300平方米以上建设规模，至少得150万元，加上装修得两百多万元。这么大的投入单靠社区肯定负担不起。”欧某说。在C市Y社区办公楼的二楼，记者看到了前不久针对空巢老人设立的“日间照料站”和动室。社区书记高某说，虽然活动室面积不大，但空巢老人热情很高，每天都有三四十位老人前去活动。让她苦恼的是，社区900多名老年人中大部分都有精神文化需要，随着来的人越来越多，场地变得越来越拥挤。资料5前不久，由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二十四孝”的新标准备受大家的关注，其中的一条“常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看看”引发热议。6月26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备受人们关注，其中一条是新闻草案，家庭人员应该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探望或问候老人，这一规定也被大家通俗地理解为常回家看看。刚刚过去的重阳节原本是敬老爱老的节日，但H市老年公寓的矛奶奶却很不开心。不是因为这一天，没人来看望矛奶奶，而是因为来看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一天，养老院里一共来了四拨献爱心的人士。于是，这一天，矛奶奶的头被梳了2次，被剪了2次指甲，被洗了2次脚，被掏了2次耳朵。甚至，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养老院的另外一名老人被洗了7次脚。专家A：其实老年人，他一共只有三个需求，一个是日常照料，一个是医疗护理，就是失能老人需要护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精神慰藉。常回家看看其实是让老年人有精神慰藉。专家B：现在空巢老人比较多，如果不常回家看看，就会造成老年人心理上的孤独感，所以常回家看看就成为了一个孝道、一个基本义务。我们古人说近亲悦亲，常回家看看就成为近亲悦亲的基本前提。专家c：我也接触过一些社区养老服务的机构，他们最初的时候也提供日间照料站，老年人可以到那一块聊天，但是相关的政策等等不匹配，所以后来这个机构就转去做刚性需求的失能老人的医疗护理，因为这个政府可以购买，还好算补贴，之前陪你聊聊天，给你安慰，做一些心理疏导，上个老年大学什么的，这从政府购买的角度来说，很难具体算补贴。资料6B区M镇上，有一个由10名居委会支部党员组成的“爱老会”，他们与M镇一村、二村里的56位独居老人结对，定期上门陪老人聊天、解难。党员志愿者和老人们的真心交往，逾越了血缘亲情，为这些老人的晚年增添了一份温暖。说起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徐小桃，小区的独居老人和其他居民都翘起了拇指把她夸。J省针对200多万农村老人养老难题，2008年起在N市利用一些闲置校舍搞了9个“居家养老大院”试点。从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出发，提供就餐、就医、生活料理等各种形式的免费或廉价人性化服务，基本可以实现老年人“困有所助、需有所帮”的要求。之后，省里将此做法推广，要求各市、州整合村屯旧部、校舍，利用农村文化大院、体育大院、文化书屋等各类场所，整合资源建立了1422个养老大院，效果非常不错。同时，J省依托“居家养老大院”，鼓励组建老年人协会，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其中，Z市还以立法形式明确养老基地的收益分配，全州老年生产基地的山地、林地、水面通过经济作物和旅游接待，年总收入达2900万元，90％以上的老年协会组织活动经费实现了完全自给。在c市绿园区，一种“代理儿女”的办法赢得了很多空巢老人的赞赏。“代理儿女”就是让政府工作人员、志愿者等与空巢老人一对一结对子。老人生病了、想聊天了或者想外出活动时，都直接打电话给“代理儿女”。这个办法实施一年多来，已经让1000多名空巢老人受益。经营养老服务机构近20年的C市民李某深有体会地说，让老人安度晚年不能单靠政府，如果子女的养老责任意识不强，单靠政府帮扶或者外在约束机制，不一定有效。有专家建议，“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程中，应将“孝”纳入公民教育之中，甚至可以在中小学教材里增加更多的尊老爱老内容，这才是事半功倍的长远之计。资料7每个人都会有进入高龄或最后失能的阶段。从中央对养老服务的重点要求看，“为失能老人提供良好的照顾和服务，政府必须承担更多责任”。为此，专家建议，我国应建立失能老人特别是失能空巢老人机构养老重点保障机制，探索失能老人长期护理保险和养老机构意外伤害保险制度，确保失能老人老有所养。G市N区78岁居民李某，一年半前检查出肠癌，半年前开始卧床。李某只有一个养女，女婿已过世，女儿得边打工边照顾13岁的外孙，无法长时间照顾卧床的父亲，只得让71岁的老母亲贾某照顾。贾某告诉记者，自己这么大年纪，还有高血压和风湿病，血压高时晕得什么都不知道，让自己照顾丈夫真有点力不从心。记者注意到，在李某的床尾放着～大包成人尿不湿。贾某解释说，用尿不湿虽然贵点，但自己也没力气给丈夫换洗了。“这是自己该受的罪，能照顾也得照顾，照顾不了也得照顾。”贾某无奈地说，丈夫大小便失禁，加之长期起不了床，脾气也大，很难照顾。自己千万不能再生病，自己要病了，丈夫就更没办法了。除卧床的失能老人外，一些高龄空巢老人虽然没有卧床，但已没法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实际上已半失能，更加需要社区、邻居的帮助。F市Y区居民王某今年77岁，她的老伴得帕金森症瘫痪在床多年。“老伴病成这样，自己一个人根本照顾不过来，幸好有政府免费提供的每月30个小时居家养老服务，能减轻点压力，但更多还是得靠我照顾。”王某说。尽管家庭护理难，然而当失能老人想进养老机构却往往遭到“婉言拒绝”。一些养老机构负责人表示，照顾失能老人工作量大，特别是容易出现意外，养老机构往往不愿接收人住前已失能的老人。C市华宇老年公寓负责人张某表示，养老院会“酌情选择”入住老人，对于那些“可留可留”的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一般不会接收。养老院本来护理人员就少，工作量大，照顾失能老人根本就忙不过来。现在老年公寓住着的40多名老人基本都是能自理或半自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z说，失能老人养护收费相对要高，这原本是不错的商机，然而养老机构普遍不愿接手这“烫手的山芋”，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危险性太大。失能老人一旦发生意外，家属一闹事，赔偿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对民办养老机构来说，也许几年的辛苦就白费了，且会对养老机构的声誉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人住率，养老机构得不偿失。资料8按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2015年，我国将基本建立制度完善、组织健全、规模适度、运营良好、服务优良、监管到位、可持续发展，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从基本国情出发，统筹发挥政府和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作用，通过推进公建(办)民营、实施民办公助、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等，积极推动建立适应老年人服务需求、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同时，大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能力建设，为所有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安全援助和社会参与等多方面服务。“我国养老机构和床位数分别从2002年的3．76万个、114．9万张增加到2011年的4．09万个、351万张。争取到2015年，实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数30张、床位总数新增340万张、达到660多万张的目标。”民政部副部长D说。目前，我国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由于我国社会养老服务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化发展格局，必须做到城乡统筹，更加重视农村养老服务；居家、社区、机构均衡发展，更加重视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公办、民办协调推进，更加重视扶持民办机构；非营利性、营利性机构和服务共同发展，更加重视以需求为导向。”民政部部长G说。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近年来，问题奶粉事件频频出现，很多家长在给宝宝挑选奶粉时都是格外细心和注意。据报道，渭南市民崔女士在宝宝喝的美赞臣婴儿配方奶粉中，竟然发现一条活虫。 记者：“现在看到的这段视频，就是崔女士当时用手机拍摄的，虫子长约一厘米、乳白色，从一团白色裹满奶粉颗粒的絮状物里爬出。” 渭南市民崔女士：“给宝宝冲完奶粉之后没事干就用勺子挖了一下发现的。因为奶粉是乳白色的，发现的那个东西有一点点肉色是个块，我就把它挑出来放到盖上，拿勺子动它，然后就从里面爬出来一条虫子，我就赶紧拿手机拍下来了。” 崔女士告诉记者，她家宝宝现在两个多月，出生以来一直喝美赞臣婴儿奶粉，奶粉都是渭南代理商直接送上门的。发现奶粉出现虫子以后，崔女士第一时间联系了美赞臣渭南代理商，然而代理商的态度让她不能理解。 渭南市民崔女士：“他当时就是让我重新拿一罐打开，说如果打开的这一罐要是有虫卵或者虫子的话，他才承认是他们奶粉有问题。” 随后，崔女士拨通了奶粉外包装的厂家投诉电话。 美赞臣厂家：“你说虫子是活的，但在我们奶粉生产的过程中里面就要抽真空，然后充入一些气体来保鲜，里面不可能有虫子存活，至于奶粉开封之后的情况我们是难以推测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奈之下崔女士只好向渭南市临渭区食品稽查大队投诉。随后，稽查大队工作人员对美赞臣渭南总代理的奶粉储存仓库进行了突击检查，发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2罐，一罐美赞臣婴儿配方奶粉罐体上竟然标有“内有虫”几个字样，同时发现该代理商没有健全索证制度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目前临渭区食品药品稽查大队要求美赞臣厂家出面解释，如果厂家无法解释，他们将把问题奶粉送到北京检测。 渭南市临渭区食品药品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陈江涛：“现在还不能认定责任，随后我们会对同一批次的问题奶粉进行抽查，然后检查代理商的相关资质、索证资料和货品源的相关资质是否合格。” 2．因篡改过期牛奶生产日期，蒙牛驻义乌经理王某和同伙赵某已被捕。警钟为谁而鸣?不仅是对那些泯灭良心的制假售假者，对于中国乳业巨头蒙牛来说，警钟同样为它而鸣——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公司丑闻，不仅体现了这一企业的良心问题，更是暴露了蒙牛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巨大漏洞。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蒙牛两次登上企业的黑榜。一是蒙牛驻义乌销售经理低价购买过期蒙牛奶制品，篡改生产日期后重新投放市场。二是福建市民张女士早餐饮用蒙牛牛奶时，吃到几十条活虫。加上之前“牛奶致癌物超标”、“雪糕黑作坊”等事件，蒙牛可谓曝光率最高的中国企业，可惜的是，新闻无一不是负面的，民众对于蒙牛的申辩也表现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在蒙牛官方微博的评论中，许多网友留言“珍爱生命，远离蒙牛”、“我能说脏话吗”、“怎么还不倒闭”等来表达对蒙牛的失望和愤怒。蒙牛在发布“关于制裁篡改生产日期员工的声明”后，更是有网友排队转发该微博骂“呸”。由此可见，蒙牛正在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无论它说什么做什么，公众统统选择“用脚投票”。反映到市场层面，蒙牛更是受累于此，不仅上半年利润下跌18.4%，股价也是一路向下。 蒙牛一次又一次地栽倒在同一问题上，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种种食品安全问题和蒙牛经理被捕的公司丑闻，暴露出蒙牛在企业经营方式和内部管理层面存在巨大漏洞。其根源在于蒙牛的销售为先战略及“轻资产发展模式”，这导致奶源的建设滞后，质量问题频发，诸如之前的三聚氰胺以及蒙牛致癌物超标等问题均由此而生。虽然现在蒙牛和整个乳制品行业都开始重视自有奶源的建设，但是自有奶源的建设投入很大，对现在的蒙牛来说并不是易事。 此外，对代工厂监管环节的疏漏，管理团队中存在腐败，也是蒙牛在扩张规模时不能绕过的问题。当公司核心层的权力半径太短时，如何让公司每一层级运作流畅、有序，保证全公司上下有统一的理念、统一的目标，而不是形成各分公司、各部门割据的小诸侯国?此次蒙牛地区经理篡改生产日期，无疑暴露出某些分公司已相对自治，对于集团章程置若罔闻。 虽然蒙牛在诸多问题面前表现依然坚挺，其乳业巨头地位轻易不会动摇。但俗话说，千里堤坝，溃于蚁穴。产品问题就如那一只只小蚂蚁，如若不加重视，积少成多随时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企业的败亡。 中粮的接任曾令蒙牛重燃希望，但事实证明，蒙牛这三年来依然在食品安全、企业管理方面存在很多漏洞，中粮掌门人宁高宁也公开表示不满意蒙牛的表现。虽然中粮大手笔引进丹麦国际乳业巨头，希望将其从农田到消费者整个产业链条的供应链知识和实践经验引入中国，但这毕竟只是外因，而从蒙牛内部深挖问题才是“关键”。 当前，蒙牛公司运作的重点应该从向外转为向内，不再是抢占市场、打败对手，而是要不断优化自己、战胜自我。其中，保证产品的质量是最重要的，企业管理要更加严格，以此来保障产品的质量和销售环节的安全。暂且不谈中粮与蒙牛的企业文化是否有冲突，这些在时间的磨合中都会被改变，更需要关注的是蒙牛真正的奶源保障，蒙牛经理被捕提醒蒙牛对每一个销售地区的管理强度还不够。只有为消费者带来安全放心的奶，蒙牛才有重新崛起的可能。不然，中国乳制品企业只能停留在“大而不强”的阶段，任由国外品牌趁机瓜分市场份额，最终导致中国乳业的衰落。 3．有专家发表观点，中国食品安全的危险指数正在攀升，涉及的面越来越广，情况比较严峻，比如说乳品行业，就常出问题。对此，在“党组织建设与新形势新任务”记者发布会上，记者向十八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书记廷·巴特尔提出了问题。 记者：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广播网的记者，我想请问巴特尔代表。我看到您当过乳品厂的厂长，内蒙古是中国重要的乳业源头，您如何看待中国的乳业安全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从三鹿到最近的蒙牛都出现了很多问题。谢谢! 廷·巴特尔：现在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出现一些问题，刚才提到我们内蒙古的蒙牛、伊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我可以告诉大家，内蒙古的蒙牛、伊利没有任何的毛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源头!所以现在我们牧区搞和谐生态建设，搞环保型绿色食品。为了全国人民更安全地吃奶吃肉，国家领导也好、内蒙古的领导也好，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了更好地把牧民引导到环保型的路子上来，我们也在改进这些方法，从源头来治理。 4．“目前国产乳制品，特别是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状况是历史最好时期，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在2012年5月27日发布的质量报告中提及的上述内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各方质疑声不绝于耳。 几年前，中国乳制品行业遭遇三聚氰胺重创，几大乳业巨头均告亏损。时至今日，虽然阴影渐渐远去，但国内乳品质量安全事件仍频频见诸报端，消费者对于国产乳品的信心仍然不足，针对“历史最好时期”引发的争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表示，这种结论的得出，是近三年来中国乳业进一步整顿改造所取得的成功。 自从三聚氰胺事件以后，国内乳制品的质量问题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然而关注并没能杜绝事故的发生，有关乳制品质量问题的报道屡见不鲜，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呢?宋昆冈认为，主要还是职业道德问题。 宋昆冈首先介绍了奶粉的生产工艺，他说：“虽然在中国它的历史比较短，但它是一个传统的食品。虽然奶粉就是把牛奶水分蒸发完，变成粉状的。但是加工的过程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以前大家想奶粉营养比较差，蒸发嘛，把水分蒸发干就成了粉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的蒸发是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的，然后再进行干燥。实际是对它进行温和的杀菌，温和的蒸发，我们叫它传统的加工工艺。如果是技术问题，一般不会出大问题。比如说有时候，特别是在加工奶粉的时候，掌握不太准，水分高了，潮了，我们叫潮粉。潮粉溶解度差一点，杂质度高一点，这一般是属于技术性的问题。如果是大的问题，那就是职业道德问题，比如三聚氰胺，这是属于职业道德问题。” 宋昆冈认为，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倡导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保障企业的诚信操作，这方面的工作是非常有益处的。 5．在美国，人均年消费液态奶品约178磅。美国人日常生活中，牛奶及其制品举足轻重，因此牛奶和奶制品的质量和卫生安全，在美国是受到严格监管的。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是美国奶品质量安全的主管部门。早在1924年，美国就制定了《奶品条例》。经过多次修订，该《条例》已成为规范和监管奶牛生产、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操作指南。 根据这一条例，从农场牛奶收购、运输容器、工厂加工、批发零售，最后到消费餐桌等各环节都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以保障奶品的卫生与纯净，成为安全放心的食品。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授权地方有关机构承担奶品质量的日常监管，而这种监管首先是从农场奶牛开始。农场饲养的奶牛，有定期的兽医体检，病牛会被迅速隔离治疗。其次，挤奶的程序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与卫生化。所有的农场都配备自动的挤奶器并会自动消毒杀菌。挤出的牛奶被直接储存在低温的不锈钢容器里以保持新鲜。最后，每批从农场运出的原料奶都会经过一系列的卫生与质量检测。而承担抽样和监测的工作人员和实验室均经过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认证，且每两年对这些抽样人员和实验室进行一次评估。 阿根廷对牛奶的生产和质量监控十分重视。从生产环节的第一步——养殖，奶牛的质量就开始有严格的监管。在阿根廷有1.5万多个奶牛农场，奶牛数量超过150万头。由于阿根廷地广人稀，有足够的空间放养奶牛，所以饲养方式是散养，而且在牛圈中保持通风和清洁。每两个月，奶牛要接受一次全面的体检，一旦发现病牛，马上将其隔离。现在阿根廷大部分农场的挤奶过程已经自动化，牛奶不用经过人手而是直接输到奶罐中。因为鲜奶挤出后的温度是37摄氏度，极易滋生细菌，所以挤出的牛奶会被迅速冷却至4摄氏度，并且被灌装在大桶中密封冷藏，当天被装载运到牛奶加工厂。而挤完奶后，所有使用的器具都要在7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中消毒，这样才算是完成了原奶的生产过程。 阿根廷全国奶制品质量监督委员会在各地的办事处会定期检查各个农场的卫生情况，给予评级，凡是使用这一等级原奶的牛奶商可以在盒子上印上一个特殊的标志，让消费者放心。当原奶进入工厂后，将利用过滤、匀质、杀菌、除膻味、高温蒸馏等方法进行处理，然后灌装成盒或者加工成其他奶制品。 在牛奶质量监督方面，阿根廷的特点是“政府弱，民间强”。阿根廷有四大农业团体和各类农业加工的行会组织，他们一般都会制定严格的质量监督制度来保障阿根廷牛奶的品质。一旦出现问题，将由行业协会进行处理，受处理的企业和农场会因此失去多年在这一领域累积下的传统地位，所以，为了在行业中立足，原奶生产者和牛奶加工者都会严把质量关。 瑞士的牛奶和奶制品一直都是以纯天然、高品质闻名于世，其奶酪、奶油、酸奶等乳制品从中世纪时便开始远销欧洲各国。瑞士优质的奶制品源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更得益于其严格的质量检测系统。 从奶源上讲，瑞士60%以上的牧场都属于天然草场，而且是阿尔卑斯山区的山地草场，那里环境清新、水草丰美，牛也长得格外壮实。瑞士政府对于牛圈的范围、面积以及牲畜头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在瑞士，牧民无法随意扩建自己的牧场，随意增加自己的牲畜，由于有政府补贴，牧民不用太担心自己的生计，他们需要做的只是努力提高牲畜的品质。 实际上，瑞士有很多能够展现牧民才华的舞台，大到全国范围，小到每个村镇，每年会有无数个各个级别的奶牛展会、奶牛“选美”。所谓“选美”，就是专家评委根据牛的毛色、肌肉、奶袋、骨骼和蹄子进行打分。检测机构每月至少检查一次原奶质量，每年还要对养牛场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各种检查合格后瑞士政府才能给牧场颁发合格证。类似的严格检查在瑞士奶制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比比皆是。 除了由瑞士联邦兽医办公室负责的原奶质量检测外，在奶制品的制造、销售等环节，还要由州一级的卫生监督机构和联邦卫生办公室进行多道检测程序。在这样一个体系下，瑞士奶制品的质量无疑是很有保障的。 6．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委2013年6月20日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实现婴幼儿配方乳粉从源头到消费全过程监管、提高质量安全水平，提振国产奶粉的消费信心。这是我国目前出台的最严格婴幼儿配方奶粉制度。 根据《意见》要求，婴幼儿配方乳粉参照药品管理办法严格管理，严格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许可条件，并且采取药品企业GMP认证模式完善审核制度，建立原辅料备案制度，并且试行在药店专柜销售。严格婴幼儿配方乳粉新建和扩建项目的核准。 《意见》还指出，突出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首负责任。任何企业不得以委托、贴牌、分装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不得用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不得使用牛、羊乳(粉)以外的原料乳(粉)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国家食药总局副局长滕佳材介绍说，截至2012年年底，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127家，已淘汰了475家生产条件差、质量安全保障能力低的乳制品企业。 “尽管质量安全指标和营养指标显示，国产与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没有明显差异，但由于我国乳制品产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从业者道德诚信和法律意识不强，监管能力也还不强，影响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问题的隐患仍然存在，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滕佳材指出，《意见》对提升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水平，促进我国乳制品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巡视员高伏透露，按照《意见》的精神，“十二五”期间不再审批新建婴幼儿配方乳粉企业项目，2013年主要展开清理审核。“美国婴幼儿配方乳粉消费量比我国大，只有四家企业生产，可我国却有127家企业。”他说，未来工信部的重点是鼓励这127家企业兼并重组，但在此过程中进行的改建、扩建项目一律不核准。 “乳制品企业特别是婴幼儿乳粉企业，不能一味追求产能和规模而放弃质量。”光明乳业副总经理李柯认为，国家的政策对于行业发展是好事，企业要有长远的眼光，首先踏踏实实把产品和市场做好，有合适的机会再进行兼并重组，这样才符合消费者的利益。 近年来，“洋奶粉”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各类品牌数量达到100多个，其中也不乏在国外贴牌生产的“假洋鬼子”，存在不符合中国国家标准等问题。对此，《意见》加大了对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监管力度，进口商必须保证其进口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对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实施‘批批’检验。”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林伟告诉记者，对向我国出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境外生产企业进行严格的注册管理，2014年5月1日前完成注册工作，只有获得注册的企业生产的乳品方允许进口。“对经检验不合格的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采取退运或销毁措施，列入‘黑名单’禁止其进口。” 对于海外贴牌的“洋奶粉”能否在国内销售，国家食药总局食监一司副司长马纯良表示，《意见》中提出的不得以委托、贴牌、分装方式生产奶粉，是针对国内的企业，对于进口奶粉则要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的相关规定，只有经过注册的品牌才能向中国销售。 “国产婴幼儿奶粉在质量安全指标和营养指标上与进口乳粉没有明显差异，是完全可以吃的。”中国食品安全评估中心专家陈君石说，尽管这样，但与国外知名乳品企业相比，我国乳品企业在内部质量管理的投入和管理水平上有较大差距。一是由于认识不足，缺乏长远规划；二是怕增加成本，竞争失利。 很多人担心参照药品管理办法监管婴幼儿配方乳粉，可能提高奶粉成本、增加消费者负担。对此，马纯良指出，“大家没有必要担心价格问题，因为严格管理维护了市场秩序，而价格会由市场进行调控”。“这些措施不会增加企业成本，也不会导致产品价格上涨。”蒙牛乳业副总裁丁圣表示。 7．2012年2月，李克强同志主持召开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把解决影响人民群众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同构建长效机制更好地结合起来，把综合整治攻坚战持久战引向深入。 回良玉同志指出，要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治理整顿行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制度建设和基层基础工作。王岐山同志表示，要深刻把握食品安全工作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抓住主要矛盾，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会议强调，做好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一是依法深入开展综合治理。治乱需用重典，要坚持严字当头，针对重点品种、重点场所和薄弱环节，加大综合治理力度，保持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高压态势。二是着力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要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标准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切实增加投入，完善政策措施，狠抓基础工作和规范建设。三是进一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诚信体系建设，强化社会监督，推动企业改进食品安全管理。四是全面加强政府监管。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机制，促进各部门、各环节监管措施有效衔接，形成监管合力，堵塞监管漏洞，增强食品安全工作的系统性，提高综合监管水平。三、申论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是“稳增长”。《2011年中国企业节能减排状况报告》指出，各地方促进增长的方式还是有可能继续上马见效较快的高耗能项目，节能减排还可能出现2011年的局面。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保增长”成为一些地方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更应该考虑节能减排的因素，而不能因为“保增长”而放松节能减排的力度。2012年7月8日上午，温家宝在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同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五省负责人一起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研究如何做好下一步的经济工作。温家宝说，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平稳的。内需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经济增速保持在年初确定的预期目标区间内。2012年4月我们及时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了预调微调力度。当前，这些措施正在见到成效，经济运行呈现缓中趋稳态势。温家宝强调，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已经出台的促进消费的政策，以巩固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促进出口稳定增长。当前，稳定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要因势利导，更加注重“转方式、调结构”，把稳定投资与实施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与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与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结合起来，努力实现速度、结构和效益的统一，为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资料2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2010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将从财税金融等方面出台一揽子政策，扶持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自此之后，从沿海到内地，无不把它作为当地发展的“牛鼻子”。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把光伏产业列为优先扶持发展的新兴产业；600个城市中，有300个发展光伏太阳能产业，100多个建设了光伏产业基地。据统计，2010年国内多晶硅产量是4．5万吨，2011年翻了一番，达到9万吨，而同期需求仅增长了25％。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说：“其实早在前几年，全球太阳能组件需求一直以近乎100％的速度猛增。有的城市根本就不具备基础，没有条件，没有产业配套，有的官员单纯为增加GDP考虑，为了获取城市经济发展的政治资本，就从头开始做起，完全不顾实际情况了。”其实早在2009年，多晶硅就被定位为十大产能过剩行业之一。但由于当时的暴利和行业的红火，大量投资者疯狂进入，最终导致产能进一步过剩。在2010年后全国仍有100多家中小企业上马，这些企业目前多数亏损严重。而2011年以来欧洲需求急剧降低，光伏组件价格跌幅超50％，风光一时的光伏产业迅速进入寒冬。“从以往的拥硅为王，到现在的光伏大战，如何安全过冬，是行业面临的首要问题。”阿斯特集团总裁瞿晓铧分析，“以往光伏企业发展靠规模，靠产能，今后必须靠科技进步，降低成本，让太阳能光伏产业迅速平民化、家庭化。”光伏产业面临的问题，从长远看，对行业发展转型升级，对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都是好事。在这个过程中，逼迫着企业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资料3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中，新能源产业目前进展较快而且已进入规模化。到2010年我国计风电装机总量已达到4182．7万千瓦，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国光伏电池产量达到8000兆瓦，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居世界首位。然而到2011年年底，非化石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是8．3％，但除去水能和核能，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只占1％左右。虽然我国的光伏电池产量全球第一，但90％以上出口到了国外。从世界范围内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历几十年的技术积累。比如生物技术，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2000年之后进入成长阶段，可能要到2035年前后，才会进入成熟期。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发达国家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都在加快布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美国在最新版的《国家创新战略》中提出，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纳米技术等6个新兴产业。欧盟在2009年出台了《2020智慧可持续包容增长战略》，也明确了类似的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日本在其《2020迈向光辉日本新增长战略》中，也提出类似的产业发展重点和技术目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两大软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指出：拿规模最大的新能源来说，风电技术正处在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过渡期，太阳能发电基本上是靠引进技术和设备。此外，企业实力弱也是一个瓶颈，我国整个医药产业的研发投入加起来，还不敌美国的辉瑞公司。“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我国应对国际挑战、抢占技术经济制高点的需要，更是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冯飞说，传统产业往哪儿转?经济结构调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什么?“解决好这些问题，都离不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资料4深圳，7月的阳光，多少有些毒辣。工厂，大门紧锁，约20名工人散坐在树荫下。“我们就是普通工人，在这里等工资。”其中一人说道。2012年7月4日上午，记者抵达深圳龙华区清湖路上的深圳愿景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愿景光电子)。正如传言一般，愿景光电子倒闭了，公司大股东邢毅不知所终。目前，愿景光电子的工资欠款达2万多元，工程欠款38万多元，对杭州银行的欠款则可能达到上千万元。“这肯定不是最后一家，以后还会有更多企业面临倒闭。”曾在愿景光电子就职的彭贵深表示，他2010年离开公司时，愿景光电子在市场的发展并没有出现太大问题。国内LED行业资深人士施伟力称，LED显示屏行业，三角债的问题非常严重，融不到资金，大部分企业都很痛苦。目前LED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进入门槛过低，许多企业即便不懂技术，也可以靠组装LED部件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企业自然会有很多进出，造成了产业链低端产能过剩，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目前LED行业的毛利率仅在20％左右，而净利润不到5％。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广东中小企业就经历了大面积倒闭潮。2011年，经济乍暖还寒时，长三角、珠三角企业倒闭潮又一起掀起。虽然，中小企业“倒闭潮”最终被中国银监会组成的调查组所否认，但大多数的中小企业在微利经营、减产，却是一个不可争的事实。这其中，劳动力密集型、粗放型、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首当其冲。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服装业在奉化市15个主要产业中所占比例最大。然而，这两年服装产业的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和前两年相比，生产规模在不断缩小。”宁波联合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裘亚斌道出目前针织企业惨淡经营的现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艾盛服饰的外贸产值所占比重正逐年下降。两年前，艾盛服饰开始对外贸客户进行筛选，淘汰一批中间商，留下中高端客户和大型零售商，以此来减少运营成本。浙江奉化岳林街道工贸办主任蒋雨龙说：“这样一来，50名员工以下的企业停工的很多，因为原先是大工厂接单后做不完外包给小工厂，现在大工厂自己都‘吃不饱’。2010年春节前，棉纱价格在2．3万元／吨，可是春节刚过，棉纱直线上涨到近4万元／吨。在服装行业，面料占成品总成本的70％。成本的上涨还不仅限于原材料。“人工成本逐年提高，企业利润空间不断压缩，以外贸为主的发展模式越走越窄。”艾盛服饰总经理王华祖说：一面是人工成本的提高，一面却是企业招不到工，面临“用工荒”。“穷则思变”，外部环境的改变，使中小企业开始思索未来发展的道路。奉化市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杨邦君的一席话意味深长：“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是宏观经济形势发展的需求，除了盼望政府能落实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外，中小企业自身也需苦练内功，把产业做大做强，向高科技、高附加值方向转变。”资料5近期，北京、上海、重庆、广东、辽宁等多省市紧锣密鼓地进行“阶梯电价”听证会，电价调整已“箭在弦上”。按照国家发改委此前公布的实施方案，除了第一档电价价格维持不变之外，第二、三档电价都要上涨。面对阶梯电价，社会各界议论纷纷。F市市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家三口人平时每月电费大约80元左右，冬夏开空调会超出第一档180度的用电量，但算下来估计一年要多花几十元钱，所谓电价改革就是变相涨价。”H代表认为：“阶梯电价改革目的是补贴电力企业。阶梯电价成为发电企业哭穷、电网企业增收的手段。而且，在北、上、广等大城市，还存在多人合租的情况，这样一套房的用电量明显会比一般家庭用电更多，这些租房的居民一般收入较低，本来在城市中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却要他们支付更高的人均电费，这是不公平的。”在广东省居民用电试行阶梯电价听证会上，J代表指出：“广东电网员工月平均工资为7418元，而今年一季度广东城镇单位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3980元。他们一边享受着垄断带来的高利润、高福利，一边说电价太低增加发电企业的负担，阶梯电价就是明显的补贴电力行业。”对此，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接受《国企》记者采访的M专家则认为，“补贴电企”一说有失偏颇。只要统筹得当，阶梯电价是个多赢的举措。D主任：由于我国主要依靠火力发电，而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资源的紧缺不断加剧，电价上涨是必然趋势。随着煤炭价格持续攀升，环境压力逐渐加大，调整居民电价是能源改革市场化的必由之路。B研究员：阶梯电价机制在欧美大多数国家已实施，对于促进电力价格合理化以及节约用电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如果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得以顺利推进，那么困扰发电企业多年的“煤电顶牛”有望得到解决，困扰公众的输配电价也有望厘清。z专家：以北京市公布的第一档每月230度用电量为例，在春秋季(非用电高峰季节)对一般三口之家应该是够用的。但居住人口多的家庭，用电量可能会超过基本档。而拥有多套住宅的居民，如果其居住时间分散到各个住房中，将会比只有一套房的居民用电“划算”。s所长助理：制度设计难以兼顾这种特殊情况，阶梯电价如果按个人计算，操作成本可能很高。阶梯电价强调多用电者付高价，也就是用电量越多，电价就越高，试图通过价格杠杆促进节能减排。这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是合理的，虽然阶梯电价能够使销售电价逐步合理化和科学化，电力价格机制改革仅靠阶梯电价显然不够。资料6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能源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主要能源资源中，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即使是相对丰富的煤炭，人均储量也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约8％，其中电力消费年均增长约12％，天然气约20％，石油约7％。如果不发现可大范围推广的新能源，按照目前的消耗速度推算，我国剩余的石油可采年限不到15年，天然气39年，煤炭108年。与此同时，能源大量消耗所引发的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如火电排放的二氧化硫占总排放量的42．5％，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50％，环境污染问题非常突出。2011年，是中国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的开局之年。但2011年的节能减排成果并不理想。据相关数据显示，第一个季度单位GDP能耗只降低了0．8％，到前三个季度达到1．6％，距离当年要完成3％～3．5％的任务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河北安平县是著名的中国丝网之乡，这里有全国最大的丝网专卖市场——安平丝网大世界。2010年8月底，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用电量控制指标，确保完成全县当年和“十一五”的节能目标，安平县想出了全县拉闸限电的“妙招”，一些企事业单位、公共设施乃至普通百姓，每过3天不得不面对一次长达22小时的停电煎熬。当地的一些医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停电导致cT、彩超、心电图等一些必须依靠电力才能工作的医疗设备无法正常运转。与医院一样，一些中小学校也成了“受害者”，隔三差五被迫“停电”。而在此之前，为突击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河北、浙江、山西等地也轮番上演“拉闸限电”，对此，国家发改委曾下发紧急通知，强调节能减排不能靠短期的“突击行动”。2011年，工信部已将在工业行业中淘汰落后产能目标的任务分解下达各地，其中钢铁行业当年淘汰炼铁2653万吨，炼钢2627万吨。但由于钢材价格上涨，一些被淘汰产能死灰复燃。一些小钢厂相对分散、监督起来比较困难；另一些企业还借淘汰落后产能之名重组、兴建新项目，出现越淘汰越多的怪圈。对于企业而言，许多中小企业虽然节能减排的空间较大，但因技术上投入不足，或无力投入，管理上也较落后，最终造成2011年的节能减排进展乏力。2012年7月11日，被誉为我国“十二五”时期节能减排领域纲领性文件的《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获得通过。《规划》提出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要推动提高能效水平、要强化主要污染物减排、要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资料7日本能源资源匮乏，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高度重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减排工作，其做法主要可归结为“五个更加”：更加依靠技术进步，更加重视交通、家庭生活等领域节能，更加注重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更加注重发展循环经济。近年来，随着日本节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其节能减排工作又有长足进展。日本工业污染治理的高峰是在20世纪70年代，它通过政府财政直接补贴和政策性优惠贷款促使其顺利渡过了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高峰期。同时，日本在节能方面也颁布了多项法律，如《合理用能法》《合理用能及再生资源利用法》以及《节能法》等。在《节能法》中对重点用能企业的责任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年消耗燃料300万升标油或1200万千瓦时以上电力的为一类重点用能单位，年消耗150万升标油或600万千瓦时以上电力的为二类重点用能单位。要求重点用能企业必须配备专职能源管理人员，每年向通产省及相关部门报告能耗状况。如不能按期完成节能目标，又提不出合理的改进计划，主管部门有权向社会公布，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处以一定的罚金。韩国是一个资源贫国，其所需能源约97％依赖进口。能源短缺和油价上涨制约着韩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韩国政府和民问认识到充分利用和节约能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节能已经融入韩国人的生活，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近年来，韩国政府在节能方面下了很多工夫，先后在全国推广“绿色能源家庭”“绿色照明”“绿色发动机”“绿色创意”等活动，通过签订节能约定等形式让企业、团体和公众自动参与节能。最近，在韩国各地商铺里，节电产品琳琅满目，由于其价格相对合理，颇受消费者青睐，新的节能型电脑、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电销量大增。在工业节能方面，德国政府努力推动能源公司实施“供热供电结合”，鼓励能源公司将发电的余热尽可能用于供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不断开发出新的矿物能源发电技术，如高压煤尘焚烧技术、煤炭汽化技术等，从而使矿物能源发电效率不断提高。美国的做法则是大力发展节能产品，广泛推广高效节能设备。反观国内，我国能源利用上存在诸多问题：对节能的重要性缺乏足够认识，节能优先的方针没有落实到实处，在发展思路上存在重开发，轻节约，重速度，轻效益的倾向，把节能作为缓解能源供需矛盾的权宜之计。虽然我国于1998年颁布施行的《节约能源法》，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严重。目前我国引进了一批节能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但总体上投入不足，创新能力较弱。先进适用的节能技术、特别是一些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共性和关键性技术不够。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为此，应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和支撑，必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明确指出：“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批评道，过去的城镇化是被GDP主义捆绑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费、高污染的病态城镇化；是一味以西方城镇为参照系的城镇化，使城镇化成为中国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镇化；是在错误城镇化理论误导下，使城镇化成为不计成本地盲目追求大城市扩张的非理性城镇化。简单地说，目前的城市化异化成了在政府主导下的一种非理性的造城运动，它一方面把农民赶上楼，剥夺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权；另一方面，又驱使农民进入城市，干又脏又累的活，但却长期只拿大体相当于城镇同等人群一半的报酬，给农民造成双重伤害。 中国要实现下一个阶段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做出变革，应该通过一个更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平衡。中国经济仍保持快速发展，但是基于高能耗的旧模式已不再适合中国，这种旧模式也不受发达国家欢迎。全球人口接近70亿，落后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够为地球人提供体面的生活环境。 2．“新型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修鞋的、卖菜的和房地产老板都应该在城市得到自己的发展空间。”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刘道兴说。 55岁的何老汉是M省东榆镇槐树村人。“过去，我们住的是土坯房，喝的是泥巴水，环境太差，养老太难。”何老汉说，3年前他本打算卖掉家业，离开槐树村去投奔在海南三亚的两个女儿。不过老何还没动身，槐树村就已变了样。 如今的槐树村，土坯房没了，一座座漂亮的楼房拔地而起；水泥通村路直达农家小院，宽阔的村民活动广场美观大气，还配套有公共体育设施；蔬菜大棚、乡村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精明的何老汉在家里一楼开了个小型超市，其余楼层开发做农家乐，提供餐饮、住宿等服务。现在，何老汉不光自己不愿去三亚，还把小女儿和女婿从三亚叫回来照看生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用地迅速扩张，而这些地区仅仅是在土地上或是景观上实现了城镇化，还缺乏相应的产业和人口支撑。而新型城镇化强调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将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结合、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人口有效转移相协调，实现城乡土地要素平等交换，促进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协调推进。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这一数据是将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纳入城镇人口统计范围，但这些人员仅仅在城镇中就业和居住，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同城镇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按照享受城镇公共服务的人口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5%～36%。新型城镇化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使居住城镇化同社会保障城镇化相协调。 3．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就要始终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既在推动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又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文化需求、健康需求、环境需求和发展需求。 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为62.1%，2008年降至48.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8年时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08年下降到历史最低点35.3%。目前我国的消费率比较低，这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不完善和某些方面的严重缺失是直接相关联的。 相关调查显示，现在的农民工会把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入寄回老家用于盖房，这也表明，他们虽然住在城市，但房子却在农村。这种“半城市化”当然也能促进经济，但带来的驱动力有限。农民工们很少在城市消费，同时，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都不能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也使其消费能力偏低，没有真正带来内需的增长。 农民工半城市化的危险不只在经济方面，城市的治安、管理和社会矛盾问题，农村的空心化、留守儿童以及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都与此有关。可以说，数亿农民工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 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3.3:1，若把社会福利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高达5～6倍，这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所占的权重达到了30%～40%。要有效防止我国在快速城镇化中出现“拉美陷阱”，重要的战略措施之一就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结构调整的关键，这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分不开的。 4．从20世纪40年代起，墨西哥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1950年墨西哥的城市化率为42.6%，在1970年这个数字就增长到66.3%。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拉美国家平均用了25年，而墨西哥用了20年。在2008年墨西哥城市化率进一步增长到77.2%，超过德国等发达国家。 尽管墨西哥的城市化率超过了发达国家，但经济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这些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墨西哥1.3亿人口中，有5000万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住房、交通、教育等需求，其中近2000万人吃不饱饭。在联合国对126个国家财富分配调查排名中，墨西哥排在第103位，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墨西哥城号称全球最大“堵城”。上午7点到10点和晚上5点到10点是墨西哥城最堵车的时候。平时十分钟的路程，堵车时至少要开一个小时。记者的朋友玛莉亚住在墨城郊区，每天上下班路上要花4个多小时。当问她为什么不把家搬得近一些，她无奈地说，城里的房子买不起，生活费用又高，住在郊区也是别无选择。 人口膨胀还带来了就业难，名牌大学学生要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也不容易。在墨西哥城经常能遇到有硕士学位的出租车司机、保安或售货员。有工作的人生活压力也不轻，为了应对日益高涨的物价，不少人都有两份工作。 在墨西哥城看病就医也是让老百姓发愁的事，公立医院里总是挤满了人。在一所公立医院，来看头痛的安赫拉告诉记者，医生安排她8周后作检查，但她不可能等那么久，只好去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看。 过度城市化还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墨西哥城每天有七八百万辆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空气中充满刺鼻的气味，行人不得不捂着鼻子走。在旱季墨西哥城常被大雾笼罩，在雨季几乎天天黑云压顶。 墨西哥城的治安问题突出，找不到工作的青年人被帮派团伙招募从事抢劫绑架活动。光天化日持枪入室抢劫，在墨城算不上新闻。好心的当地人会提醒外国游客不要炫富，夜晚避免单独出行，哪些地段尽量避开。 为了遏制城市人口恶性膨胀，墨西哥城市政府采取了建设“卫星城”和实施“城乡均等化”措施。自1980年至今，墨哥城四周已建成30多个卫星城，居住人15超过1500万。为了吸引市民到周边小城市安家，市政府将卫星城打造成环境优美、设施齐全、交通便利、住宅舒适的宜居城市。一些著名高校和中学还在卫星城开办分校，以吸引人们前去居住。据统计，1980年到2000年间，整个墨西哥城中人口增长最多的地区已不再是主城区，而是特拉瓦科、夸希马尔帕和特拉尔潘三个卫星城。 为把农村富余劳动力留在农村，避免贫困人口盲目进入城市，近年来墨西哥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墨西哥城政府在农村地区向儿童和60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发放牛奶。针对穷人的大众医疗保险计划惠及所有农村居民，一人参保全家免费享受医疗服务。墨西哥城政府还为70岁以上老人建立账户，每月发放25美元补贴。为鼓励贫困家庭子女上学、降低失学率，政府还向所有农村地区的小学和初中生提供奖学金。 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后，墨西哥城的外来移民数量很快出现下降。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99年至2009年，农村人口向墨西哥城移民的数量已出现负增长。 5．欧洲是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先行者。欧盟在制定城镇化相关政策时，对具体的目标和结果作出统一规划，对于选择什么方式落实，给成员国政府留出相当大的政策空间，因为成员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欧盟可以启动配套金融政策支持相关城镇化政策的落实。 当然，欧盟要保证在多层级的体系中贯彻共同政策困难也不小。无论是从城市功能性还是美学角度来看，欧盟在城镇化建设上做得较好，是因为保持了城市的特点和传统。这需要一个民主的、负责任的城市治理机制。而欧洲有根深蒂固的市民自豪感、地方自治、自我管理传统。城市规划体系总是让市民和所有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有效地参与其中。比如，《奥胡斯公约》就规定了市民有权参与城市规划全过程，包括相关知情权，对涉及环境问题的政策必须有公众的广泛参与。 欧盟积极支持各成员国及其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现在已经有4350个欧洲的地区、城市及其他下级地方政府接受《市长公约》，承诺会提前完成欧盟2020年减排20%目标，为此要节约能源，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 位于波兰西部的小镇别尔斯克一比亚瓦就是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波兰的一个汽车工业基地。波兰汲取西欧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训，防止盲目发展城镇化后出现失地农民无业可做的局面，实行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战略。该市凭借着毗邻德国、捷克的地理优势，二战前就有的一定的工业基础，劳动力成本比西欧国家低20%～30%的优势，在很短时间内吸引了大批的跨国公司在此设厂，现代工业得到较好的发展。 别尔斯克一比亚瓦市理事会主席理夏德·巴迪茨基在介绍该市城镇化发展时表示，该市主要依靠位置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波兰的汽车工业基地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人口从1951年的5.5万发展到今天的17.6万，城市面积也不断扩大。多年来失业率一直保持在3.7%～4.8%之间。 波兰的城镇建设非常重视城市规划。波兰的小城镇建设首先需要国家或者地方政府授予建设城镇的权力。要想获得城市建设权，就必须有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机构。同时，鲁什尼亚克认为，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无论其规模大小，好不好在规划，成不成在管理。离开了规划，城市会无序发展，离开了管理，城市会出现混乱。 为了让进城农民进城后愿意留，并能留下来，波兰政府对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大致相同的社会保障。解除农民失地后的后顾之忧，使得农民能安心在城市生活。 失地农民进城后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所。尽管政府征地是有偿的，但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农民最担心的就是进城后如何安居。波兰政府出台政策，多渠道解决住房问题，如实行合作社制度，由政府、单位以及居民个人共同出资解决住房问题，这一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政府对失地农民除了征地现金补偿外，还要考虑这些人将来的生计问题。首先是对他们进行培训。政府成立了许多职业学校，希望经过培训取得一定的技能，使这些人可以在企业工作。无法在企业工作的，政府在税收方面以及信贷方面给予扶持，鼓励个体经营或者创办家庭经济。 6．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对8个市县因保护工作不力，致使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名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进行了通报批评，并要求将整改情况于2013年8月31日前上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将视整改情况，决定是否请示国务院将其列入濒危名单。这一通知被视为有关部门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不力的地方发出的第一次“黄牌警告”。 在上一阶段经济发展唱主角的改革中，我们在文化建设、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留下了诸多遗憾：文化历史建筑屡遭拆除；诸多民间艺术濒临失传；传统戏曲艺术观众稀少；文物保护力不能逮；城市媚俗化倾向严重，城市千人一面……可悲的是，当城市面貌在简单政绩观的冲刷下变得啼笑皆非之后，一些农民的迁居房也同样被生硬地“粉刷”，成为集体宿舍式的建筑群落，丧失了居住的温度和生活的趣味。 失去人文精神、无视文化前提的改革，很容易走进问题越变越多的怪圈，结果往往是失去的和得到的一样多，有些甚至会成为永远无法弥补的隐痛。城镇化，也可理解为是进一步的改革，应该是对过去粗线条发展的细致化和梳理，而不是简单地叠加“手术”。 农村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它是“最中国”的部分所在，承载着最具中国特色的地方和民族文化。触动农村，就是在触动着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根本。 文化部部长蔡武说“只有物质经济的现代化，没有文化的现代化，那就不是全面的现代化。”2013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F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城镇化是必须要走的一个道路，但不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文化“化”掉了。城镇化和留住我们的传统不是对立的，应该是一致的。希望不要再造成历史的悲剧，导致660个城市千城一面。把两者看成是“矛盾”的观念是没有文化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针对有些地方以保护文物的名义复建“文物”的现象，他表示，复建“文物”，是因为此前都拆完了，拆完后又开始做假的了。20年前就担心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情况出现了。之前，为了GDP把古迹打碎了，现在开始重建，还是为了GDP，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了他们的文化政绩。 北京市回龙观文化居住区，作为规划面积800万平方米、居住人口超20万的超大社区，有成片的住宅，却少有影剧院、室内运动休闲场所，综合性书店、图书馆等文化场馆更是难觅踪影。名为“文化居住区”，文化设施却凤毛麟角，难怪人们批评说：文化居住区没“文化”。整个社区是个“睡城”。更遗憾的是，现在，尽管人们对文化服务有刚性需求，但随着居民的增多，想增加文化设施又苦于没有空间了。 过去1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1.3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快速发展，而像“文化社区无文化”这样的遗憾和尴尬在此浪潮中也不再是个案。“城镇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引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委员说道。他深知城镇化浪潮必将到来，因为“城镇化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希望，更是千百万农民幸福生活的理想。”但是他注意到，“现在的倾向是城镇化中似乎只关注房地产、水泥、新型建材、机械设备和大众消费品这‘五朵金花’，而文化被边缘化了。” 素有贵州“苗疆”之称的黔东南苗族地区，被划为经济开发区后，短短几年时间，经济收入增加了，农民融入到城镇生活中，但这个地方的苗族文化却陷入危机：苗乡侗寨被拆迁，苗族村落逐渐消失、苗族民间艺人越来越少…… 危机还在城镇化中蔓延：方言萎缩、地方戏后继乏人、民间音乐濒临失传…… “消失的不仅仅是物件，而且是一种传统、一种民族符号。”F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每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乡土文化断裂，如果城镇化浪潮让人们都进入城市一元文化，那么这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致命打击。所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要未雨绸缪，防止本已脆弱的传统文化生态再遭灭顶之灾。” 7．城镇化浪潮不可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是否就一定“拖后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廷皓委员认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与城镇化并不是针锋相对的，关键是怎样认识理解，怎样去实施。 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把“以人为本”和“以文为基”结合起来，把新的文化设施的建设和城镇的规划更有机地结合起来。“城镇化真的不是一块土地上的全新建筑，而是坐落于原有聚落形态文化特征的新型生活方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认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和传统文化的断裂，从硬件到软件都应该有“文化城镇化”的意识，在城镇化的规划阶段就要为文化预留出发展的空间，规划出市民文化生活的场地，注意保护传统建筑文化的地域特色。 “目前，我们对乡土文化的认识还没有跟上，要么觉得乡土文化太土，要么觉得其很零散不知道如何保存，尤其不知道如何将乡土文化资源变成现代文化内容。”范迪安建议，应专门进行对中国乡土文化的综合研究，尤其是研究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如何能在城镇化过程中变成活的文化基因，变成这个城镇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 8．“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留下的文化，是艺术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是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用各个领域中能力和才华的结晶。“保护是为了什么?绝不是进入博物馆，也不是让农村生活再倒退，而是要把这些传统文化积淀变成我们未来文化创造的源泉。”张廷皓委员如是说。 在具体做法上，张廷皓委员认为，要用综合的方法去保护，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文化遗产需要抢救，必须原汁原味地保留；有的民间艺术应回归民间，把传统生活方式重新创造后再回到现代生活，进行“活态”的保护。 胶东半岛东端的东楮岛村有一种被称为“海草房”的传统民居，极具沿海地域特色。全村现有海草房650间，其中最古老的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虽然古村落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载体走向整体衰败，但山东省工艺美术学院制定“废弃村落”保护计划，引入旅游文化企业，将占村落中的不可再生资源与当地旅游、演艺等产业相结合，以“活态”保护的方式激活文化遗产，使其获得新生。 城镇化会将原来乡村的传统不断打破，建立起一种新的习惯、新的艺术。农民也从农村进入城镇，也要有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经济来源。这种新生活与传统文化有何关联? “原来农村用来装水的木桶，可能要被淘汰掉了。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摆在城市人的客厅里养鱼，反而别有一番情趣。”用这样一个例子，山东省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委员生动地表明，“民族的、传统的一样可以很时尚，只是这其中需要有设计的智慧，进行一种功能的转换。” 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芯”，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不错选择。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李延声委员曾采访过100多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充分发挥本地传统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建立手艺专业组织，服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动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根植于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可以形成新的产业亮点，变为新兴城镇的产业支撑。”潘鲁生委员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尝试着将风筝、中国结、年画、剪纸等典型的民间艺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和艺术理念，开发成现代艺术品，引入现代生活。事实证明，此举既传承了民族文化符号、保存了文化认同，也为变成居民后的农民带来了收入——生活稳定了，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9．城镇化是2013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从历史发展和现实国情及国际经验比较来看，未来十年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大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王牌”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未来中国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防范通货膨胀，控制潜在风险，同时不断改善民生。也就是说要着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续地扩大中等收入的群体。三、申论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2009年12月7日至18日，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由于气候问题已成为全球所有国家都必须应对的挑战，气候变化也已经成为所有全球重要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气候谈判表面层次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更深层次则涉及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经济发展空间。实际上，以“碳排放额”为核心的博弈背后是政治和经济利益。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办公室发言人尼克·纳托尔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至关重要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夕宣布量化减排目标，显示了中国继续加大力度、减少经济发展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坚定决心。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表示，中国政府确定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负责的，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言必信、行必果”，无论会议达成什么成果，都将坚定不移地为实现甚至超过这个目标而努力。 资料2 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会议还决定，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等行动，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通过植树造林和加强森林管理，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 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这是中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 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把法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中国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1990至2005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46％。 资料3 据有关领导和专家介绍，我国大、中城市浅层地下水不同程度的遭受到了污染，约一半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较为严重，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城镇周围区，以及排污河道两侧、引污灌溉区污染尤为严重。 全国不少地区符合标准的饮用水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据调查，全国113个环保重点城市的222个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平均水质达标率只有72％。当大城市中心地带和周围的水源出现大面积污染，城市还将如何维系?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事实上，我国本来就干旱缺水，人均淡水资源只有2 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的600多个城市中，一半以上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11个，全国城市缺水总量为60亿立方米，每年因缺水影响的工业产值就达到2 000多亿元。 在淡水资源本来就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水污染可谓雪上加霜。而且，地下水一旦污染，无论从资金投入的角度还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得到治理的可能性都近乎于零。日本经济虽然非常发达，但对于治理地下水污染所需要耗费的高达10兆日元以上的投入，也只能扼腕叹息，无可奈何。 除了污染，还有对水的无节制开发和浪费。仅黄河流域就有16个大中城市实施“拦河造湖”、“挖湖引水”计划。其中郑州、洛阳、西安、咸阳、宝鸡、石嘴山、太原已形成或计划形成的人工景观水面达56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杭州西湖。仅郑州、西安、咸阳，计划投人的相关“圈水资金”就达40多亿元。在黄河一些河段出现断流的情况下，这种“圈水运动”无疑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 经过几年的发展，城市已经高度现代化，但是，缺水和水污染，将成为制约大城市发展乃至生存的瓶颈，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继续默认水污染和浪费情况的发生，水可能成为城市的终结者，楼兰古城的悲剧或将重演。 资料4 当前，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但应引起关注的是，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地下水的污染和缺失，已严重影响到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据调查，农村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不到3％，有的地区粪便不经处理便直接排入江河，严重污染了水源和环境。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未能统一有效管理，农户的生活垃圾和污水随便倾倒，流向田头沟渠、池塘、路边，大量有害有毒废弃物如废旧电池等严重污染着土地、水源、庄稼，破坏了农村生态平衡。 与此同时，城市垃圾场地一般都设在城镇郊区，农村承受了农村和城镇共同产生的生活垃圾。中国有8亿左右农村人口，如果以每人每年产生0．3吨计算，全国每年合计将增加生活垃圾24 000万吨。在垃圾堆放过程中，有机物分解，产生了多种酸性的代谢产物及水分，在雨水的淋滤作用下，垃圾中的重金属被溶解并流到地表或渗入地下，垃圾中的病源微生物也可渗入滤液中，构成了有机物、重金属和病源微生物三位一体的污染源。 乡镇企业由于企业生存的经济环境、基础条件及管理水平的限制，主要集中在造纸、印染、电镀、化工、建材等少数产业和土法炼磺、炼焦等落后技术上，大多数设备相对落后，产品技术层次不高，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因而环境污染严重。农村工业污染已使全国16．7万平方公里的耕地遭到严重破坏，占全国耕地总量的17．5％。值得注意的是高能耗的实心黏土砖厂仍在严重污染农村环境。据调查统计，每建造1万平方米多层住宅需用200万块黏土砖，生产这些黏土砖将耗用土地3．3亩，烧制这些黏土砖耗用标准煤18万吨，同时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及二氧化硫气体。 目前，农民在土地上投入的有机肥料大幅度减少，化学肥料的施用快速增长且氮磷钾使用比例不平衡，导致土壤板结、耕作质量差，肥料利用率低，土壤和肥料养分易流失，造成对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湖泊富营养化。据统计农业生产中氮肥的利用率为30～35％，氮肥的地下渗漏损失为10％，农田排水和暴雨径流损失为15％：磷肥利用率为10％～25％，全国缺钾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56％，20％～30％的耕地氮养分过量。大量的氮和磷营养元素随农田排水或雨水而进入到江河湖泊，导致水体的富营养化，水质恶化。同时，过量施洒农药、化肥，农业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垃圾未能妥善处理，农用地膜、农药空瓶、化肥包装袋随意丢弃，难以在短时期内降解，严重污染了耕地，造成一部分农作物减产。 近年来，中国畜禽养殖业得到迅速发展，各地在城镇郊区附近建立了一大批养殖场，由原来农村的分散养殖变成了集中养殖，由此带来畜禽粪便废弃物的排放处理和污染问题。粪尿中大量氮磷渗入地下，使地下水中硝态氮、硬度和细菌总数超标。水产养殖业也对一些湖泊、水库造成污染，这种污染的来源主要包括鱼类粪便、饵料沉淀，以及为使水生植物生长而洒播的各种肥料。 部分企业公共意识淡薄，对矿产资源重开发、轻恢复，开采矿山时直接剥离地表，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地面下陷、山体滑坡，一些煤矿、磷矿等企业的废水直接排放到田间。地头、沟渠河流，被部分农户用来作为灌溉水源，破坏了生态，也污染了农作物。 资料5 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联合推出名为“011年网民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大型网络调查。本次调查共设计18个关键词，包括司法公正、反腐倡廉、医疗改革、房价调控、物价调控、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教育改革、民主法制建设、依法拆迁、户籍改革、交通治理等热点问题。 根据活动方统计，“环境污染”以7 583票居于第五。这是“环境污染”首次作为备选热词，并首度入选十大热点话题。 而在针对“环境污染”的网络民意调查中，3 207名参与者里有93％认为“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75％认为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效益牺牲环境”，11％认为是“监管不到位”。在被调查者中，39％表示要通过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11％呼吁媒体、公众人物要在树立公民的环保意识中有更多作为。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开局之年，指明未来五年发展方向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将成为“两会”期间的讨论重点。与环境污染问题密切相关的减排指标等细节信息有望逐步明确，各具体领域专项规划有望陆续出台。另一方面，根据代表、委员们的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也于近日指出，将《环境保护法》有关条款修改列为法律清理的后续工作，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11年立法工作计划。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物质财富日益增加，人们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越来越关注生存环境质量。我国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另一方面也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巨大伤害。身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两会委员、代表以防控污染、保护环境为根本出发点，制定不同提案，助力我国可持续发展。 资料6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本是老百姓最朴素、最根本的需求。但曾几何时，餐桌却成了最不安全的地方，毒大米、毒蔬菜的惊呼不绝于耳。随着全国土壤现状调查及污染防治项目的正式启动，土壤污染成为继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后，受到社会关注最多的污染问题之一。土壤污染被称作“看不见的污染”。 2006年1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土壤污染管理经验研讨会上，中美两国专家对我国土壤资源面临的生态问题进行了交流。我国建设用地和污染场地土壤环境安全问题，引起了与会中美两国专家的关注。随着我国城市的发展，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建设用地来自于工业、农业或其他特殊用地(如危险品生产、贮运、处置等)。这些场地的土壤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各样的污染，由此引发的环境污染和人体健康伤害事件时有发生，已经成为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中引发纠纷的主要因素。其他类型的土壤污染问题，如污水灌溉区、重污染企业周围地区、废弃工业用地和加油站等场地的土壤污染，对农产品、地下水和人体健康的影响，也已经成为突出的土壤环境安全问题。 资料7 有位学者提出，由于人类对自然一味索取、盲目征服与急功近利，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大气“温室效应”加剧、大气臭氧层受破坏、酸雨成为“空中死神”、有毒化学品进入环境循环，垃圾泛滥成灾等等，给人类和自然界造成不可复原的生态浩劫。仅就大气污染来说，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材料显示，在全球大气中总悬浮物、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等完全污染物含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中国占据8位。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338个城市中，只有33．1％的城市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剩余的66．9％都超过二级标准，其中有137个城市超过三级标准。在我国中小城市的空气污染重于大城市，北方重于南方，产业区重于非产业区，冬季重于夏季，早晚重于中午。据了解，我国北方城市大气中降尘和颗粒物浓度100％超标，南方城市50％～60％超标。冬季污染尤为严重。由于环境污染，不仅产生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而且还严重威胁着人民的身心健康，由此而造成的各种“公害病”，新旧传染病接踵而至。 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位，但人均占有量只有2 3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量的1／4，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我国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华北、西北的一些地区缺水严重。一方面长江、淮河水灾频发，另一方面黄河断流严重，从而造成许多生态问题。同时，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其中辽河、海河污染严重，淮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主要淡水湖泊富营养化严重，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污染。由于农业灌溉技术落后、水利设施不配套、城市管网水漏失，我国水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在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调节气候、抗御自然灾害、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国的森林总面积为1．34亿公顷，占世界3．9％，位居世界第5位；森林覆盖率仅为12．29％，排在世界第131位；人均占有森林面积更可怜，只有0．115公顷，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7．2％。如此稀缺的资源，却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我国森林区已出现严重“赤字”，天然森林每年平均消失40万公顷。由于对草地的掠夺式开发，乱开滥垦和长期超载放牧，导致草地面积逐年缩小，质量逐年下降。目前，我国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我国目前水土流失总面积达367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8．2％，而且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1万平方千米。 我国是世界上12个高度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之一，但同样面临着森林砍伐、湿地开发、野生动物生存空间急剧缩小的严重威胁。我国动植物种类中已有总物数的16％～20％受到威胁，高于世界水平。近50年来，我国约有200种植物灭绝；脊椎动物受威胁的有433种，灭绝和可能灭绝的有10余种，还有20余种珍稀动物面临灭绝的危险。目前，我国34个省区市均发现了外来入侵生物种类，几乎涉及了所有的生态系统，物种类型包括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从高等植物到低等植物。如草本植物豚草、紫茎泽兰、空心莲子草、凤眼莲、大米草等；动物类麝鼠、食蚊鱼、非洲大蜗牛等；外来病害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等。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中这两句千古绝唱，引发了后人多少遐想。然而，今天鄱阳湖的面积只有100年前的1／5，1000年前的1／50。之所以如此，除了气候影响、地壳板块变迁的因素外，更多的是人为造成的。这导致了什么呢?水域污染，水产动植物种类减少，长江排洪能力减弱，而生活在它周围的人们不得不考虑重新退田还湖。 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生态安全的危机已悄然而至，甚至危及生命。一个12岁的女孩因为吃了被农药污染的蔬菜而命丧黄泉；健康的孕妇却产下了畸形儿子；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癌症患者大幅攀升；黄河断流，长江泛滥，淮河污染；森林减少，湿地萎缩，森林区入不敷出，出现严重“赤字”；耕地锐减，荒漠化土地扩大，沙进人退；赤潮频发，酸雨增多，红树林逐渐消失…… 近50年来，中国因为自然灾害付出了2 500亿元人民币的代价，洪涝、干旱、地震、生物等各种灾害，侵袭着中国约三分之一的国土。中国每年因为水质污染、人气污染、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高达2 830亿元人民币。凡此种种，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生态安全的忧虑和警觉。生态安全已经向我们敲起了警钟。 资料8 2011年3月下旬以来，山东省莘县环保局例行监测时发现，徒骇河入山东境内的毕屯断面水质持续恶化。为严防污染扩大或发生次生灾害，山东省在境内滑营桥处筑坝截污，将上游入境污水全部拦截在莘县境内。为稳定受污染地区的群众情绪，莘县积极采取措施调水，为群众春灌提供条件，努力减轻污染造成的损失。 山东省在发现水质变化后也及时向河南省有关方面进行了通报，河南省环保厅配合环境保护部前方工作组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置工作。经过排查、取证、分析、判断，认定河南省濮阳研光鹏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闫建军饲料添加剂厂两家企业是造成此次事件的主要污染源。濮阳市政府成立了徒骇河水污染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通过导流等措施，借助压力管道，将下泄到山东境内的污水回抽至南乐县，采用多种措施进行处理。两省还对徒骇河流域沿线地表水、地下水水质开展联合监测，目前受污染河段两岸地下水未受到影响。目前，河南省对事故责任人濮阳研光鹏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进行了严厉处罚，关闭拆除了闫建军饲料添加剂厂，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正在进行中。 资料9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中国城市环境问题日益复杂。 随着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全国城市环境建设水平持续提升，环境管理能力不断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城市总体环境质量恶化趋势得到控制，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有所好转。 预计未来15年，全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每年新增城镇人口1 500万人，城镇化率将达到50％～60％，城市人口、资源与能源消耗将持续增长。传统的城市环境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许多新的环境问题和挑战还将不断显现，城市环境问题仍然制约着城市可持续发展。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城市环境主要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城市化加速与人口快速增长给城市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城市水资源短缺，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加，生活污水、垃圾等废弃物产生量大幅攀升，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化速度。近10年来，我国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也以每年5％～8％的速度增加，但全国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不足60％，全国虽有近80％的城市对生活垃圾进行了无害化处理，但许多城市处理能力不足，垃圾处理处置设施运行效率低下。 三是“退二进三”战略增加了城市周边地区的环境风险。在中心城市环境压力减轻，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的同时，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的环境问题将有加剧趋势，加之当前工业污染防治相对薄弱，一旦监管缺失，工业污染问题将对城市周边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四是城市用地过快增长，导致多种环境问题。2008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3．63万平方公里，20年间增加近两倍。城市用地面积的成倍增加，破坏了原有生态系统，降低了城市环境承载力。 除上述共性问题外，全国各地区间城市环境质量、环境建设及环境管理水平具有较大差异。在环境质量方面，东部地区城市普遍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在工业污染防治水平、城市环境管理水平和环保能力建设等方面，也呈现出上述特点，与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基本吻合；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东部地区普遍好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则好于中部地区。 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的工业污染防治、环境管理和环保能力建设是今后的工作重点，中部地区环境质量还需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步伐需进一步加快。 资料10 国家环境保护部一位负责人介绍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各国都在倡导“绿色新政”，把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作为增长的引擎。下一步，环保部门将重点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力推进节能减排和严格环境准入。二是切实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三是人力发展环保产业。四是积极倡导低碳经济。 对于如何加快发展低碳经济，首先要明确低碳经济发展的量化目标，制定好碳排放强度约束性指标的落实措施，并参照污染物减排与节能降耗指标分配方案，从制度安排入手，将完成情况纳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强化目标责任和监督管理。其次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监测、统计和监察力量，建立健全我国温室气体的监测、统计与考核体系，开展不同区域和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指标研究，制定重点行业的碳排放强度标准，实施协同控制措施，建立温室气体与污染物从源头控制、过程削减到末端治理的全过程联动协调管理机制。三是通过健全多元化绿色低碳投融资机制、开征环境税、开展低碳产品认证等手段，完善相关环境经济政策，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四是通过加强环境宣教工作，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引导建立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氛围，构建可持续的低碳生产和消费模式。 资料11 作为中国多目标区域地球调查发现的最严重的镉污染区一一湖南省株洲市，其镉污染超标5倍以上的土地面积高达160平方公里以上。其中，核心污染区土地面积3 441公顷，可大致划分为四个片区：清水塘片(石峰区)、新马、响塘片(天元区)、曲尺枫溪片(芦淞区)；其中，耕地1 204．46公顷，林地1 066．84公顷，牧草地7．61公顷，园地16．24公顷。 由于长期受有色金属冶炼厂和化工厂的污染影响，在株洲市新霞湾排污口下游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高浓度镉的污染带。国土资源部的调研数据显示，底泥含镉量最高值达359．8 g／kg，是《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级标准限定值的1 800倍。 目前当地正试图用400多亿元资金，在最严重的清水塘污染区打造治污样本。 资料12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曾说，要积极防范和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强化保障措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环境应急管理体系。记者从“2009年度全国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暨国家环境应急专家组成立大会”上获悉，当前我国环境应急管理法制不完善、体制不顺畅、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依然突出，应急预案不科学、保障措施不落实的情况相当普遍，应急管理工作基础薄弱，防范和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能力欠缺，与加强环境管理的需要严重不适应，已经成为推进环保历史性转变的短板和瓶颈。 张力军要求，各级环保部门要转变思想观念，推动工作转型。要从事后处置为主向预防为主、预防与处置相结合的全过程管理转变，把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做好事先预防和应急准备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 张力军说，2010年环境应急管理重点工作为：一是对涉及饮用水污染、重金属污染以及由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要快速反应、科学处置，最大限度地减轻事件造成的危害。二是扎实做好环境风险防控工作。从2010年开始，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开展环境风险源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分级分类动态管理制度。三是要采取综合措施防控重金属污染事件，毫不松懈地抓好饮用水环境安全保障工作，加强大气污染应急工作，确保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成功举办。 资料13 北京市密云水库是首都重要的饮用水源基地，如何保护好这一盆净水成为密云工作生活的重中之重。近年来密云县通过加强环境综合治理，加大水库周边水源保护和执法力度等措施，水库周边环境进一步得到优化。 一场严寒使得密云水库的水上温度降至零下十多度，但是这里依然是万千水鸟栖息的乐园。天鹅、灰鹤、鸳鸯等野生鸟类成群地散落在水面远处，静静地游弋觅食，任何轻微的声响都会使这些警觉的水鸟振翅惊飞。 大量鸟类选择在密云水库栖息越冬，得益于水库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按照“发展是第一要务，保水是第一责任，生态是第一资源”的生态涵养发展工作方略，密云县在原有严密的保护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在水库上游村民家中进行统一卫厕改造，并建设了相关的村一级生活污水处理点，也减少了污水排放对环境的污染。 据了解，除了近50处村一级的污水处理点外，这里还有规模更大的镇一级的污水处理厂，当地太师屯镇污水处理厂采用世界先进的膜处理技术，每天为方圆5公里的居民和企事业单位进行污水处理。 为了保证乡镇以及村级污水处理厂排放都能达标，密云县制定了新的补贴措施，按照污水处理能力的不同，每年给予企业5万元到20万元不等的补贴。除了污水处理严格把关，密云县还加强了农村垃圾处理体系，建立了“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的一条线模式，并在全县所有行政村普遍建立卫生保洁制度，每80户设立一名保洁员，负责街道清扫和垃圾收集，1 834名卫生保洁员的辛勤工作，让密云街道，村镇的街乡角落更加整洁干净。在对水库附近水泥厂、化工厂、小铁矿采矿点坚决关闭的同时，密云为进一步净化水库上游补给区的环境，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开始推广天然气、生物质能源等清洁能源，使水库大气环境得到有效改善。通过一系列有力的举措，才使得密云水库呈现出天青水碧鸟翱翔的美丽景象。 资料14 山东省胶南市近年来抓住青岛市经济重心向西海岸挺进的有利契机，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在积极承接资源节约型、环保型项目的同时，筑牢项目准入“堤”，防止引进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和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集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凡资必引”带来环境隐忧 胶南市位于青岛西海岸，海岸线长达156公里，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近年来，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良好的投资环境和“融人大青岛”的发展理念，招商部门“凡资必引”、“装进篮子都是菜”，一系列“借船出海”、“借鸡下蛋”的招商政策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投资者蜂拥而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胶南市经济社会的快速繁荣。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环境危机。随着大量客商的涌入，生态保护面临严重压力，资源快速消耗，环境承载力也急剧下降，逐渐影响和制约了胶南市的可持续发展。 招商看重“绿色GDP” 在经过一轮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后，随着青岛市“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的实施，胶南市充分认识到，城市的优势在环境，发展靠环境，未来系于环境。“如果连群众喝上干净水、呼吸上清新空气都保证不了，这样的发展还有什么意义?”面对群众的呼声，在胶南市召开的招商引资工作会议上，要“黑色GDP”还是“绿色GDP”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会议提出，要彻底改变被动招商的局面，摈弃“装到篮子都是菜”的片面思想，真正做到善于取舍，勇于忍痛割爱，要从提高“绿色GDP”的角度和高度，对所有污染项目坚持“一票否决”，对高能耗项目进行严格控制，实现从“招商引资”到“挑商选资”的转变。 胶南市要求，招商部门面对项目要有所招，有所不招，要围绕绿色产业招商，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含量高的产业招商；环保部门要提高项目准入门槛，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和“三同时”制度，建立起有力的源头防控体系，做到“增产不增污”。对投资大、效益高、污染物排放低的项目，各有关部门要给予重点支持。 同时，胶南市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规定，要按照“管住污染排放总量、严控废物增量、扩大环境容量、用好资源存量”的原则，将排污总量指标作为新建项目审批把关的“控制阀”，从项目准入上做到“四个不批”，即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法律法规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对超出总量指标控制和不符合城市规划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地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群众反映强烈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对建成区供热范围内的新上燃煤锅炉一律不批。敢于“拒商”优化投资环境 “绝不让污染项目进入”是胶南市在坚持环境优先上达成的共识。据了解，2009年前9个月，胶南市环保部门先后将印染、化工、屯镀、酿造等30余个污染项目拒之门外，其中不乏单项投资达数千万元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0亿多元。对于一个县级城市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而对于高效益、低污染、低消耗项目，市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及对拉动内需的重大项目，胶南市环保部门做到主动服务、提前介入、登门指导，建立实施“一个项目、一套档案、一个服务小组、一站式服务”的跟踪服务机制，科学合理压缩审批时限，环评审批时间比规定时间提速68％，同时实施项目管理、监察、监测集中验收，促进了项目的早开工、快建没和早投产。 事实上，“高门槛”非但没有挡住“客似云来”，反而坚定了众多投资者的投资决心。“挑商选资”不是挑三拣四，也不是故意怠慢客商，而是坚持项目引进之前优选客商，项目落实之后亲商安商。尽管提高了准入门槛，中铝集团、中石化集团、大唐风力发电、丹麦维斯塔斯风力发电、新加坡海水淡化项目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和优势项目还是纷纷落户胶南市。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l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5年发表的《世界科技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的差距，人才和劳动者素质的差距。”据第8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这个数字意味着，每百人中，仅有3人具备基本的公民科学素养。2012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并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201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新途径供给，根本途径在科技。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必须紧紧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学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文件强调要“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到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面向产业需求，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解决科技和经济脱节问题。”从2004年提出“改革农业科技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预算内农业科技投入”；2005年“抓紧建立同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2006年“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2007年“强化建设现代农业的科技支撑”；2008年“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2009年“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2012年“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2011年“强化水文气象和水利科技支撑”；到2012年将“农业科技创新”写入标题，并以半数以上篇幅重点阐述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中央已经连续9年将农业科技问题写入当年的1号文件。资料2农业部有关官员在解读2012年中央1号文件时说，与建设现代农业的新要求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科技突出表现为“三个不足”。一是创新成果供给不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不高，跟踪式、模仿式，甚至低水平重复式研究还比较多。我国50％以上的生猪、蛋肉鸡、奶牛良种以及90％以上的高端蔬菜、花卉品种依赖进口。二是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不足。推广能力落后于生产和农民需要，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相对滞后，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发展要求。三是农业人才总量不足。农业科研缺乏领军人才，基层农技人员年龄老化问题突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已经成为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对于2012年中央1号文件突出强调农业科技创新，该官员认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农业科技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但是，从当前和未来发展看，耕地、淡水等资源的刚性约束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已经难以为继。农业劳动力的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用工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空间开始逐渐缩小。资料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业科技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由“一五”时期不足20％，提高到“十一五”末期的52％，科技进步已经成为农业发展最重大、最关键、最根本的出路和措施，农业推广成为其中关键一环。种了50多年地的河北农民赵老汉，听到上大学的女儿告诉他2012年中央1号文件对农业科技问题非常重视时还很迷惑，没有文化的他不知道这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正在琢磨的是电视里播的小麦新品种为啥长得那么好，产量也比自家高。他打断女儿的话问道：“那明年俺想种电视里那个大麦穗的品种，能解决不?”横在赵老汉和他日思夜想的“大麦穗”之间的那道坎儿，就是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农业新科技推广，是推动农业科技进步、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但是目前在我国农村这还是个很薄弱的环节。”农业部某副部长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工作是一个短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5％左右。目前，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大量农业科技成果不能应用于生产，只能停留在研究阶段的实验室成果阶段。”据2011年河北省有关部门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河北省每年有许多农业科技成果，其中，受农户欢迎并得到积极应用的所谓“热烈成果”约占科技成果总量的10％，加上一定配套服务才能接受所谓“温型成果”约占总量的40％；另外，40％的成果属于农户不感兴趣、不愿接受甚至拒绝接受的“冷型成果”。资料4杨某是河北省涉县某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他对记者说，“我们主要是对农业进行推广和服务。话虽简单，可真要做好这项工作，却没有那么容易。就拿优良种子的推广来说，原来是县里交给乡里，乡里先交给村干部试验种些，那还得好说歹说，因为谁都不希望在自家地里搞实验。”农民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业技术的推广，但当农民认识到农业科技的重要性后，反倒让杨某觉得无奈了。据他介绍，当地农民经常为一些农业上的问题找他，一些简单的农作物管理，如施肥、病虫害防治等，他靠着经验还能进行指导，但面对一些复杂的技术难题，他无能为力，“主要是二十多年来，我的农技知识始终没有更新，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杨某表示，农技员普遍知识陈旧，不能及时掌握新的技术，“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随着近年来农村土壤、环境的变化，一些新的病虫害防治问题让杨某也束手无策，令杨某更加尴尬的是，直到去年，技术站也没有增加相关技术设备对土壤墒情、作物病虫害等进行检测。杨某的农技推广站只有4名工作人员，负责全镇19个村、8000多户、3万多亩耕地的技术服务。由于涉县地处山区，乡镇区域跨度大，农村服务范围相比平原地区更广，这些年来，杨某一直希望自己的队伍能够壮大。“1990年技术站刚发展的时候有一批人，199B年又从大专院校分配来一批人，可1997年以后就没有新面孔了。”杨某感叹道，“一直是这几个快成老头的人负责工作。”让杨某感到力不从心的是，“镇里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多，养老、信访、包村、救济、粮食直补等工作都要参与，根本没有太多时间来做本职工作。”据悉，自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断奶、断粮”和“下放”等政策后，全国44％的县级农业推广机构和43％的乡镇农业推广机构被削弱和停拨事业经费，近1／3的技术人员离开岗位，导致农机推广体系受到破坏，尤其是造成了乡、村两级农业推广人员严重缺乏，即便是在岗的农技推广人员，往往也得花去70％左右的时间去做政府指派的“中心工作”，或者身兼一些“经营性任务”。在采访中，很多农民对农业技术推广站都表示“不熟悉”、“不清楚”、“没主动找过”，即使有找过的也常常无功而返。资料5广东省翁源县菜镇农技站站长陈某已经在乡镇农机推广20多年了，在他看来，没’有农技站和基层农机推广人员，再好的农业科技也难以到达农民的手中。他认为，镇一级农技站是一座上联专家、下联农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农民科技需求有效对接的桥梁，具有很强的公益性。但是没有自有办公用房、没有试验示范基地、也没必要交通T具的“三无”现象，严重制约了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作为一个从事基层推广20多年的人，我只能靠对农村和农民的深厚感情来维持工作。”陈某说，该镇是翁山县的县城所在地，也是一个农业大镇，但“我们站4个人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借别人的办公桌。”作为镇农技站的站长，他的工资有2000元左右，但是却基本没有工作经费，也没有配置必要的交通工作。“到田间地头都要开自己的摩托车，油费还要自己掏腰包，如果不是对农民有感情，我早就不干了。”“以前我们把杂交稻送到农民手中，农民也不要。”陈某说，很多农民你给他们讲农业科技，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去尝试新的技术。必须有基层农技推广人员深入乡村，和农民交朋友，让农民信任你，再通过示范带动，推动新品种、新技术的普及。现在镇上98％的粮农都种植了杂交水稻，大部分农户都使用甘蔗地膜、水稻抛秧技术，这都是我们农技站工作人员深入基层的结果。“但是全镇有农业人口6万多，农机推广者只有4个，要把新技术都普及到农民手中，根本就是不可能，只能做一点算一点。”说到这里，陈某有点无奈。他已经53岁了，但是却是该镇农技站最年轻的工作人员。翁源县农业局张局长告诉记者，翁源是广东的农业大县，事实上，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翁源已经发展成全省重要的水果、蔬菜和花卉上产基地，翁源还建有粤北最大的蔬菜批改市场。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却出现萎缩。“1997年以后，全县的农技推广体系一直没有进过新人，部分地区中专及以下学历农技人员超过了40％。县、镇两级农技站一年的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这点经费分配到农技站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最后，张局长强调说，不能片面强调市场化，只有政府转变观念，才能推动解决农技推广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瓶颈。近日，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官员在解读2012年中央l号文件时，强调了文件中“一个衔接，两个覆盖”的提法是一大亮点。即在岗农技推广人员工资收入要与基层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收入水平相衔接，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基本覆盖农业县(市、区、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条件建设项目覆盖全部乡镇。他抓住了基层科技人员多年期盼的关键问题，这对于长期工作在基层、奋战在一线、为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做出贡献的70万农业科技人员，无疑是相当大的鼓励。资料6菜农韩进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想赚点钱供孩子上学。他听村里人说养羊赚钱，就借了l万块钱买了一些羊，盖了棚子买了饲料，不料这些羊染上了瘟疫，1万元打了水漂；2010年冬天因为天气寒冷，城里菜价纷纷上扬，韩进听说种菜能赚钱。于是家里6亩多地全部种上了卷心菜．但当卷心菜上市，正赶上蔬菜价格下跌，卷心菜8分钱1斤(注：1斤一500克)，韩进连成本都收不回来，不堪生活重压的他陷入了绝望。从“蒜你狠”、“豆你玩”到“菜贱伤农”，一幕幕“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事实告诉我们，尽管如今在农村，农民有了电视、电脑、手机，但是各种各样的信息化设施和产品却并没有给农民的生产带来切实的便利。农民并没有及时掌握所需要的第一手市场信息，比如蔬菜的生产状况、未来价格的趋势图、生产风险预警等。菜价涨了，农民没得到什么好处，菜价跌了，农民只能望洋兴叹。很显然，供求信息脱节，农民不知道该从何处获得与乍产有关的市场行情来知道自已的劳作，“菜贱伤农”事件的不断发生，进一步折射出中国农村信息化技术的“软肋”。有学者指出，同样的蔬菜，在农村那么贱，到城里却那么贵，显然是流通环节出了问题。公路运输、批改市场、卖菜商贩一三类经营者血管里没有流淌“道德血液”，赚得太狠。有关方面统计，中国的流通成本占到了商品价格的50％～70％，流通环节的改革势在必行。也有关专业人士认为，农产品种植有着先天缺陷，主要是都有一定的生产周期，到底种多少，如何才能赚钱，农民只能依靠有限的信息或凭个人感觉。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多了价低，价低少产，少产价高，价高多产”的恶性循环，几乎是农民长期难以摆脱的魔咒，这是造成“菜贱伤农”的根本原凶。资料7与“韩进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东禹城市的农民。这里的农民在进行种植作业时不但能享受全国一流的专家全程指导，而且足不出户就能把握市场信息的瞬间波动，凭借信息技术真正实现了“智慧农业”。作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信息化试点项目以及“四节一网两增”(节能、节水、节肥、节药；农业信息服务网；增产、增收)现代农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9年起，中科院、禹城市政府、中国移动山东分公司三方合作，建设了覆盖个涉农部门，上联部、省、市，下联县、乡、村各级信息服务店以及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基层农户的农村信息化服务网络，通过整合农业种植、生产资料采购、农产品流通等权威信息资源，以无线农业信息机、嵌入式致富宝农业信息手机、电脑等为载体，依托强大的中国移动网络，第一时间将信息送达基层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2010年到中科院禹城试验站考察时指出，“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唯独山东禹城市扎根在农户，扎根在农村，解决了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根本问题。”经营麦子和玉米生意的禹城市毛庄村村民袁俊春喜欢用致富宝移动农信手机查询各地粮食价格信息，由于这种手机收录了农业新闻资讯、供求商情、市场行情、农业百科和用户信息等5大类26个项目的信息，袁俊春坐在家里就能了解全国各地的市场行情。“以前都是在家附近卖粮食，收购点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现在有了农信手机，能随时了解市场行情，一年算下来多收入好几万块钱呢!”资料8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一个重大结构转变，就是农民的非农化，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较强技能的农民大都流向城市，留在农村的以老弱妇幼居多。2011年，根据央视《新闻1+1》专栏节目调查统计：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达4700万，留守儿童5000多万，留守老人4000万，农村留守人员总数逾1．3亿。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资源中，文盲占6．8％；小学文化程度占32．7％；初中文化程度占49．5％；高中文化程度站9．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2％。湖北省公安县梦溪镇的张家玉老人这几天刚刚把3亩中稻收上来，“稻子是请机耕手收的，每亩地120元，请机耕手的钱是女儿给的。”张家玉快70岁了，显然已经没有力气自己下地干活，他的两个女儿嫁到城里，儿子带着老婆孩子进城打工，老伴跟着去照料孙子，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家玉独自在家打理几亩承包地，因为“机耕地越来越方便了，一个人也能对付”。在河南许昌天和现代农业园区，一边是绿油油正待采摘的菜苗，一边是平展展的刚刚开垦出来的菜地，几十个妇女正在低头抢栽菜苗，负责人说，园区需要大量的蔬菜种植工人，但本地仅能找到很少一部分，因为熟练的蔬菜工越来越难找了，只能从省外大量招聘妇女。在我国农村地区，这样的情景越来越普遍。从西南的广西、四川，到中部的湖南、湖北、江西，再到北方的河北、辽宁、吉林等地，一面是现代农业耕作技术和手段逐步推广，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劳作强度；一面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离开土地，以老人和妇女为主的“留守人员”成为务农主力。农村劳动力的减少由来已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离开土地，沿海外资企业以及随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农民工的主力。据当时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乡镇企业每年吸纳约1．5亿农民工，进入2l世纪，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业户籍人口限制条件进一步放松，外出务工劳动力不断增加，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在外务工、户籍转移等渠道不断拓宽的同时，升学、创业等也成为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渠道。湖北省天门市是“高考大县”，每年有超过万名孩子通过高考离开农村，当地教育局领导认为，“这些孩子再回农村几乎不可能”。地处山西省梁山区的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农业主产玉米、高粱等。全县57万人口中农业人口达到50多万，农村劳动力30．1万。据调查，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9．15％，小学文化程度占44．49％，初中文化程度占34．99％，高中以上占11．37％。由于受教育年限短，文化程度低，许多农民对农业技术，特别是新技术的接受能力普遍较弱。“现在农村的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了，留下种地的群众被称为‘38—61—99’，即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这些人文化水平低，接受能力差，农业技术推广起来自然就有难度。”河北省柏乡国家粮食储备库尚主任道出了农技推广难的一大症结。他的说法也得到了河南省农科院小麦研究中心徐主任的认可：“在各个行业中，农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应该说是最低的。”资料9地处青海省海东地区的民和县多年来一直处于“十年九旱、靠天吃饭”的困境，3年前该县大胆尝试全膜双垄播种技术，从此为农民创出一条脱贫增收的新路。民和县是典型的浅山地区，全县耕地面积64万亩，干旱山区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90％，如果遇到大旱年景，农民甚至颗粒无收。从2008年起，青海省农牧厅开始在民和县试种了4650亩全膜技术农作物，主要种植玉米和马铃薯。这项技术的核心就是通过给庄稼覆盖全膜达到集雨锁水的效果。为此，国家对每亩耕地补贴150元，青海省每年拿出70万元财政拨款用于购置农用设备，并组织专业农艺技术指导队伍为农民服务。万事开头难，专门负责技术指导的农艺师王国兰回忆道：“刚开始推广这项技术时，农民根本不相信，他们怀疑，几片片塑料膜怎能让庄稼增产?我们技术指导员就挨家挨户去做工作，还向农民承诺，如果达不到800斤的产量，就给他们赔偿损失，大家这才慢慢接受。”结果，示范播种大获成功，当年玉米亩产1300斤，比小麦种植亩均增收660元；全膜马铃薯与传统种植相比，亩增收290元，人均增收500元。全膜技术农作物的试种成功，彻底打破了民和县旱地农业发展的“瓶颈”，为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资料102012年中央1号文件还明确提出要“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首先要不断健全农技推广服务体系，一方面要提升公益性农机推广能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技社会化服务，通过政府订购、定向委托、招投标等方式，引导和扶持科研机构、教学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业。种植大户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农技推广服务，加快形成‘一主多元’的基层农技推广服务网络”。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注意事项 1．本次考试包括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总时间为150分钟，建议阅读资料为40分钟，作答时间为110分钟，总分100分。 2．请在答题卡上指定的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填涂准考证号。考生应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作答，未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该立即停止作答，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12日讯：前不久，浙江省工商局在杭州市郊区的垃圾处理中心烧毁了300多双皮鞋，其中包括其乐、HUGOBOSS、D＆G、佐治等10多个世界品牌。据工商部门介绍，这些被烧毁的进口名鞋都是从浙江省大型商场等正规销售渠道查获的。对浙江省进口鞋的监测结果显示，被抽样的46个批次国际知名品牌皮鞋、旅游鞋合格率仅为23．91％。 这次烧鞋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注，因为这是我国第一次销毁国际知名品牌鞋子。这批来自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名牌皮鞋价格一般每双在1500元至4000元之间。 一位官员表示，近几年，洋品牌质量问题不断发生，目前我们不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法律制度的空缺和对洋品牌的监管“一好百好”的习惯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跨国公司的违法行为。 资料2 洋品牌对中国消费者和国外消费者实行区别对待似乎不是什么新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日发生的丰田“召回门”。(2009年8月24日，丰田在华两家合资企业一广汽丰田、一汽丰田宣布，由于零部件出现缺陷，自8月25日开始。召回部分凯美瑞、雅力士、威驰及卡罗拉轿车，涉及车辆总计688314辆。)这是我国2004年实施汽车召回制度以来，数量最大的一项召回。丰田在美国召回600多万辆汽车，在欧洲召回270万辆，而在中国仅召回7．5万辆。而且丰田在美国提供的是“上门召回”服务，并在汽车维修期间为消费者提供代步车，而中国消费者要想维修汽车，只能自驾至4S店，还有部分消费者可能因零件缺货而多次往返。 更有洋品牌连中国的规章制度也不遵守。近日有媒体报道，索尼、东芝、三星、飞利浦等公司，对液晶电视屏幕的保修期只有两年，不符合中国的“三包”规定，同时还有维修费过高的问题。 据了解，饱受惠普电脑质量问题困扰的消费者们已吹响了“集结号”，走上集体维权之路，加入由北京一法律网站牵头的“惠普电脑集体维权事件”的联合行动。据了解，目前加入到诉讼队伍中的受害消费者已达1700多人。 资料3 央视2010年“3.15”晚会上，惠普DV2000、V3000系列笔记本的质量问题再次被曝光。有惠普公司客户体验管理专员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出现故障与消费者使用环境脏乱差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谁都解决不了的，是中国学生宿舍的蟑螂，那是非常恐怖的。”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人们很难想象，一家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的电脑厂商面对消费者的疑问，竟然给出了这么儿戏的答案。随后，中国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起来，展开了新一轮维权行动。迫于压力，惠普表示将对符合三包规定中免费维修条件的予以免费维修，对符合三包规定中换机或退机条件的予以换机或退机。但姗姗来迟的补偿方案并不能让消费者满意，他们连串追问：为什么不把问题笔记本直接召回?为什么不公布哪几款笔记本有问题?为什么所谓的“关怀计划”只针对中国以外销售的笔记本? 从惠普应对质量危机的过程来看，他们一直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求得消费者的谅解，而是采取了推诿拖延、避重就轻、一边试探一边后退的策略，这激起了消费者越来越大的不满。事实上，这种洋品牌的傲慢不独在惠普身上存在，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资料4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有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感，平日里顶礼膜拜，即使出了质量问题，也相信厂商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合理的，这就造成了洋品牌的白大狂妄和对中国消费者的藐视，遇到问题时不能尊重消费者的权益，总想蒙混过关。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完善，维权的成本太高，收益却不够大。丰田车出现质量问题后，美国消费者在40个州发起了80多宗集体诉讼案，丰田面临着超过20亿美元索赔的诉讼，而中国消费者批评丰田的声音响彻云天，现实中向丰田提出索赔要求的人却寥寥无几。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国内汽车消费者维权时面临着举证难、责任鉴定难、获得赔偿难等三大难题，而根据美国《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企业有可能为因其诈骗造成的损害担负三倍于损害的赔偿责任，目前丰田在美国正处在国会质询、处罚和民间索赔的“合围”当中。这也就难怪，丰田章男在向美国消费者致歉时神色紧张，甚至哽咽，而在向中国消费者致歉时却神色自如，底气十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痛批丰田公司对中国用户存在“同声不同步”“同病不同治”“同损不同赔”“同命不同权”的歧视。这样的陈词尖锐而沉痛，改变现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洋品牌所有的毛病都是惯出来的。所以，我们给洋品牌的那么多“超国民待遇”该打住了，而在洋品牌出现问题后，我们也一定要争取足够的赔偿。要想打掉洋品牌的傲慢，一是消费者要不断维权，让对方不能心存侥幸，二是要完善消法、标准法、产品质量法，确保消费者“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资料5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下日益发展的“技术壁垒”“绿色壁垒”“贸易壁垒”，一些人对洋品牌却大打“放心牌”，使一些有问题的洋品牌蒙混过关。长期以来，一些执法监管部门对洋品牌常常“高抬贵手”，为其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和处罚力度不到位，从而让相当一部分所谓国际大牌企业有机可乘。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的商品进入另一个国家和地区都要接受当地的有效监管，这是真正的国际通行规则。一些洋品牌动辄声称执行国际通行标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在我国享有特别的优待。一些部门对洋品牌仍持仰视的态度，监管、处罚宽松，造成了不平等待遇。例如在上海的淮海路曾发生过强迫国内品牌为洋品牌让位的情况，这虽然与质量监管无关，却反映出了相关部门的心态。 从一些媒体的报道来看，包括宝洁、飞利浦、奔驰等在内的一批洋品牌无不“触雷”。这些洋品牌危机事件一次又一次打破了国内一些消费者对洋品牌的痴迷。国内消费者花了大把银子买回来的所谓大名牌，却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今年6月，在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2009年4月份106批次进境不合格食品、化妆品名单中，不少批次的进口食品被检出添加剂违规使用的情况。其中，有近20个批次的进口乳制品因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产品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国门外。 由此可见，退下“质量神坛”的洋品牌对我国消费者称其产品优于中国本土品牌产品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事实上，不管什么洋货，也不管是由哪个厂商生产，产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可挑剔。 在一些洋品牌不断被爆出各种质量问题之后，人们开始发现，洋品牌并非永远是“中国制造”的楷模。近年来，素以“优质”著称的洋品牌在我国市场上危机频现，从化妆品、奶粉到皮鞋、服装，从手机、数码相机到电脑、汽车，涉及的行业之众、国际知名企业之多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前的中国，是国际品牌竞争的一个大舞台，世界上所有知名的大品牌都在我国这个大市场上竞争。一些洋品牌的质量问题频繁曝光，不断消除着一些国人对洋品牌的迷信。对洋品牌来说，在国际市场树品牌不易，保品牌更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路径的选择权在洋品牌生产企业自身。但若在市场竞争中丢掉了最基本的品质管理和企业诚信，洋品牌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其选择权在消费者手中。 资料6 自2008年起，天府可乐集团开始向百事可乐公司索回品牌，年过七旬的李培全到处奔走呼吁、曾主持研发的老专家从台湾带回保存几十年的资料证据、月收入仅300元的几百名困难职工的支持……据悉，天府可乐集团还将就商标返还和合同无效继续向百事公司提起诉讼。然而，天府可乐仍面临着继续索回各项权利和重新生产的现实难题。天府可乐由兴盛到衰亡，再到艰难“索回”的历程，对于民族品牌而言无疑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这是我们的家丑，但就是要外扬，因为我们想重振天府可乐这个品牌，也为后来者提供教训。”钱黄说。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民族品牌与跨国公司合作增多，一方面是碧浪、汰渍、奥妙等外资品牌在国内声名日响，另一方面是高富力、熊猫等“老品牌”逐渐为人所淡忘。随后，一场内资品牌的复兴运动也开始兴起。熊猫洗衣粉合资7年以后，从当初年产量6万吨下降到4000吨左右，“娘家”北京日化二厂与宝洁达成协议，提前终止熊猫的使用合同。与天府可乐同期与外资合作的上海美加净在发现外方减少品牌产量时，花大价钱将美加净买回。 娃哈哈与达能纷纷扰扰的“离婚大战”至今还没结束。就在娃哈哈与达能对外宣布和解之时，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作出裁决，认定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等严重违反了相关合同，使达能因不正当竞争蒙受了重大损失。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今年“两会”开幕前高调向媒体公布了他将提交的《关于加强对外投资管理，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的建议》，矛头直指部分企业的盲目行动。他透露，仅在2008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损失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 宗庆后坦言，多数并购失败是因为中方企业不了解当地法律法规且在经营理念上与当地存在差异。他在建议中分析说，有些企业本身国际化经营水平低，尚未具有充分利用国内外资金、技术和市场的能力与实力，因而陷入并购泥潭并不令人感到意外。2008年，可口可乐与汇源并购引发巨大争议。国内某门户网站的投票调查显示，接近三万人、高达82．44％的比例，反对可口可乐对汇源的收购。其中83．55％的人认为，这样的收购涉嫌外资消亡民族支柱企业。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被迫中止。 李培全说，汇源果汁占市场份额的60％，一旦被可口可乐控制，其他同类民族品牌的生存空间和条件将十分艰难，包括上游原产品价格可能都要受控。“民族品牌必须要自立自强，要警惕外资并购中的风险。”这是李培全和宗庆后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资料7 中国的“索尼”在哪?中国可能是世界上IT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有60％技术出口都是来自于国外公司。根据经济协作发展组织(Orgam’zationof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缩写为OECD)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较之美国，以压倒性的优势出口了总价值约1800亿的IT产品，出口产品从手持设备到LcD显示器再到笔记本电脑，但它们都只能称之为中国式的品牌。 二十年前，最让美国感到恐慌的，都是一些来自于日本的品牌，如东芝(Toshiba)、日立(Hitachi)、松下(Panasonic)、夏普(Sharp)等。 而在今天，美国人除了联想以外很难再说出其他品牌的名字，然而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这些中国品牌总的进展都不是太好，甚至是在国内的市场。“MadeinChina”更多地代表了廉价、假冒以及不可信赖，以致毁了中国品牌在国外的名声。“中国非常善于组建一个公司”中国品牌顾问部总监Frankc1en说道：“但他们并不善于打造一个品牌。” 至少有两家公司证明了FrankChen所说的是错误的。爱国者(Aigo)是一家基于北京华旗消费电子公司的品牌。多普达(【)opod)上海的一家高端智能手机品牌。他们都非常地看重品牌打造，取消了各自的0EM业务以在国内进行品牌竞争。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除了联想和海尔—中国的通用(GE)，一部分的中国手机制造商今年来也上演了一部大逆转。在2003年，波导和TCL曾一度与诺基亚(Nokia)占领中国市场的头三甲，然而一度的烧钱，长跑式的竞争，在新品不断推出的同时(波导曾一年推出20款新品)并没有在质量上做出相应的改善，就在过去的两年，受到复苏的国外品牌—Nokia，摩托罗拉(Motorola)和三星(Samsung)以及国内其他品牌的压价竞争，他们被迫只能降低市场层次，参与到价格竞争的大潮中去—一个品牌打造的反面例子。 资料8 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为了扶植国有品牌而对外国品牌强硬。《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未能建立自有品牌。除青岛啤酒和海尔家电外，中国品牌在西方市场默默无闻。西方品牌统治中国市场的现象让中国经济决策者头疼不已，这可能促使政府采取这类行动。美国“商务圈内人”网站17日的文章甚至称，中国对外资企业的态度开始转向“闭关”和“保护主义”。 周宁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众多中国人对洋品牌表示质疑，并且逐渐对国际名牌和国内品牌用一样的目光看待，表明中国对洋品牌崇拜潮开始消退，不过这仅仅刚开始。实际上，许多人仍沉浸在对洋品牌的“迷信”中。对洋品牌的质量门事件，有网民称，“出质量问题是中国的冒牌货吧”；有人还说，“即使真是国际名牌产品，也是在中国加工的，中国就是这样的环境……” 路透社日前也报道称，“什么危机?调查显示世界名牌在中国仍然风行。”文章援引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调查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希望购买外国名牌产品。摩根斯坦利的分析师克莱尔•肯特在一篇报告中称，在西方，人们购买外国名牌十分谨慎；而在中国，人们对名牌趋之若鹜，到处炫耀，好像在说，“看，我是多么富有!” 在中国，不仅新富阶层、演艺明星通过购买昂贵的“西方大品牌”来彰显其“成功魅力”，国内青年和白领加入到“洋品牌崇拜”中，像耐克鞋、LV提包、CD化妆品等洋品牌甚至成为城市年轻一代购物选择的“起码标准”，有些白领为此不惜成为“月光族”“啃老族”。一些国内产品也想方设法变身成“洋品牌”。在法国巴黎有些仅一间办公室的代理公司，专门为国内产品代理当地注册，往往国内数百个“洋品牌”使用同一个地址和电话。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家庭购置电视、冰箱等家电时，“洋品牌”成了首选目标。这些洋品牌大量进入中国，催醒了国内消费者的品牌意识，也提供给了他们更丰富、更现代的消费选择。在当时普遍商品供应短缺的时代，一些洋品牌商品质量远高于中国品牌，人们追逐洋品牌也很自然。但现在，中国制造在许多方面完全能够与洋品牌相当，许多人仍片面追求洋品牌，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这完全就是一种“崇洋”的心态。“洋品牌”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一直享受的“超国民待遇”也扭曲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在中国，为了吸引外资，一些部门为洋品牌开辟“绿色通道”，对其质量的检验、监管很多地方不到位。据报道，在华东一个城市中心商业街升级改造过程中，民族品牌因“血统不正”纷纷被挤走，取而代之的是“海外品牌”。最近国际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丰田召回事件中，美国从地方到联邦，从政府到国会，召开听证会、展开调查、提起诉讼，丰田在美欧几乎召回了全车系各种车型，而在中国仅召回一种，许多中国网友感叹，“中国针对丰田召回事件发出的声音太过弱小。” 资料9 国内乳品行业近年来可谓经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事之秋”，尤其是婴幼儿配方奶粉更成“高危区”，从“二噁英”事件到“三聚氰胺”事件，再到最近的奶粉疑致婴儿“性早熟”事件，引致不少消费者对奶粉行业、尤其是本土品牌产生信任危机，甚至市场恐慌。 而今年6月1日起实施、由国家卫生部发布的66项乳品安全国家标准(简称“乳品新国标”)，近来又成行业内外关注焦点。有乳业专家对乳品新国标中规定的生鲜乳蛋白质含量、菌落总数等指标提出质疑，认为标准设定比1986年颁布的旧国标还要低。一些媒体甚至用了“乳品新国标一夜倒退25年”的说法。 乳品新国标究竟是否真的在“倒退”? 近日，杭州市婴童行业协会会长、贝因美董事局主席谢宏表示，乳品新国标对婴幼儿配方奶粉的规定恰恰是非常严谨、严密、严格的，在配方要求、卫生安全指标等方面，甚至大大高于欧、美、日等同家的同类标准。他认为，通过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乳品行业进步、提升婴幼儿配方奶粉生产企业整体水平，更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破除婴幼儿配方奶粉消费的“洋品牌崇拜”，扶持壮大本土品牌，为“中国制造”正名。“好的配方奶粉关键是看配方设计的科学性以及执行标准的先进性，经得起严格的品质验证，而不是简单的外资或内资，国内生产还是原装进口之类非专业偏见式的认定。”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食品卫生专业本科毕业生、也是婴童行业资深人士，谢宏从专业角度解析婴儿配方奶粉新国标之“严”。如新国标中没有明确列出哪些物质不允许添加，而是采用“不应使用危害婴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这一无边界的规定，看似宽泛，实则无比严格，最大程度保证安全标准不被“钻空子”。还有像婴幼儿配方奶粉微生物指标，严格程度比老国标增加了30倍，新国标的菌落总数指标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最严格的。在对配方的要求上，新国标不仅划定了各主要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比例范围，更对特定营养物质在营养素中的占比作了明确规定。像新国标中规定，婴幼儿配方奶粉“乳糖占碳水化合物总量应≥90％”。也就是说，今后生产企业将更多地在原料中使用成本较高的乳糖，而不是成本低的蔗糖。像贝因美等企业，已率先执行新国标，在新的贝因美奶粉产品包装标识上，可以发现已100％使用乳糖。不少业内人士坦承，新国标中类似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将大大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排除一些企业乘势涨价。但从长远来看，将淘汰一些生产工艺、技术设备落后的乳品企业，也将促使更多企业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改进技术工艺、严格质量关控。乳品新国标的实施，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粉行业进入门槛，“汰劣存优”，完成市场“洗牌”，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素质。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宋昆冈日前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上表示，国内乳制品行业要重塑形象，获得消费者信任，应始终坚持产品质量安全第一、消费者利益至上、诚信经营等理念，加快调整发展思路和转变发展模式，推动行业升级改造，全面提升行业素质，唯有此才能使乳制品行业走上健康、持续、良性的发展道路。 资料10 洋品牌“质量门”事件被频频揭露，只是中国对洋品牌从“超国民待遇”变成“普通国民待遇”。这也表明中国人看待西方更理性。从19世纪的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人一直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但现在，随着中国自己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中国自身也可以是现代化的代表。随着中国白有品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自信心也逐渐强大了起来。洋品牌如果确实存在优势，选择购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中国自创品牌更加完善、中国民族自信心更加强大的时候，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公平，这种思想自然会更加理性。 对于越来越多中国人洋品牌崇拜开始退潮，有外媒指责中国人傲慢和强硬，实际上这是一些同家对中国开始“直腰说话”的不适应和失落。之前，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处于劣势，甚至有的方面是被剥削的，是弯着腰的。但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开始寻求一种平等．我们直起腰来了，能够大声说话了。而面对这些变化，一些圉家就不适应了，就开始指责我们。我希望它们可以换位思考，要公平地对待这个问题。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洋品牌由于在中国扎根多年，加上产品本身目前仍有优势，中国人因“质量门”对洋品牌的崇拜就此退潮短时间内不太可能。他说，中国人对洋品牌的真正退潮，可能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要用平视目光来看西方和洋品牌；更重要的是，中国自己的产品要真正成长起来。比如像电视机，国外品牌不再是中国消费者的优选对象；而像奶粉，以前国内品牌在消费人数上还占上风，但接二连三的恶性事件逼得国人只能咬牙追求昂贵的洋奶粉，甚至屡屡被披着洋外套的“山寨洋奶粉”所蒙蔽。 在市场的成熟、消费者品牌鉴识能力和购买力的提升，以及更多竞争者的加入，甚至，还有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情形下，国外注册，国内运营，标榜自己“外国血统”，实际上毫无国际影响力的“假洋品牌”，似乎陷入“节节败退”的困境中。种种迹象显示，国内曾盛行的假冒“国外血统”迎合国内“崇洋”商业环境的运营模式正在降温。 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当今中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不少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显著增强，这为我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打下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长期努力，尤其需要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资料2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事务和社会问题。例如，在城镇化过程中，外来人口管理、城市社区建设和管理、城郊结合部管理等问题。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征地拆迁、环境和资源保护、安全生产与劳动保护等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就业与失业、企业改革、劳动权益保护、收入分配、市场监管和服务，以及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多种社会事务。在信息化过程中，出现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管理、食品药品安全管理等社会事务。由于社会结构变动，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和升级，出现了农民工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精神文化甚至生理需求问题，出现了独生子女问题和老龄化问题，出现了国际交流与合作、信仰多元化、文化传播与文化安全等问题。这些新的社会事务使得社会管理工作量大大增加，社会管理难度加大。这就需要进行全新的各类社会管理制度的科学设计和制度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应注重连贯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资料3制度是要靠执行来落实的。制度名声再响、力度再大，执行力或可操作性不强，不能形成常态、真抓实干，就会形同虚设，或者流于形式。2011年有两部新修订的法规开始在全国正式施行。虽然两部法规与所有民众关系都十分密切，但两部法规的执行力度和引发的关注度却是“一热一冷”。201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我国对醉酒驾车违法行为的处罚从行政处罚上升到更加严厉的刑事处罚。在过去，由于法律法规对酒后驾车的处罚力度不够，再加上一些酒后驾车人员法制意识淡薄、安全意识不强、存在侥幸心理，视交通法规于不顾等原因，导致酒后驾车屡禁不止。酒后驾车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近年来，由于“酒后驾驶”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案件屡屡危害公共安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2009年6月30日，张明宝在南京江宁区醉酒驾车，沿途撞倒9名路人、撞坏6辆轿车，酿成5死4重伤的惨剧，死者中还有一名孕妇。经检测，肇事司机体内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381毫克。同年8月5日晚，黑龙江鸡西市的张喜军酒后驾驶路虎越野车冲进夜市人群，连撞20多人，造成2人死亡、26人受伤。这次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后，2011年5月1日凌晨，北京、南京、广州、深圳、重庆、杭州、哈尔滨等地交警部门纷纷设岗，查获多名涉嫌醉酒驾驶者，他们不但被吊销驾驶证，而且被以“危险驾驶罪”起诉，受到刑事处罚。“醉驾入刑”这一新名词开始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在北京被查获的内蒙古司机李俊杰、哈尔滨司机于洪浩等全国各地因“醉驾入刑”的“第一人”被诸多媒体曝光。“醉驾入刑”提高了司机的违法成本，对涉酒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对危险驾驶人员起到了很强的震慑和警示作用。同时，电视、广播、报刊等社会力量广泛宣传酒后驾车的危害性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办专项整治宣传节目，引导文明的饮酒文化，并对典型个案进行曝光。再加上公安交警部门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执法力度和刚度极强，效果才如此显著。“醉驾人刑”已经成为约束酒后驾驶的“杀手锏”，所以很多人不敢去触犯酒驾的“高压线”。资料42011年5月1日，新修订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称《实施细则》)正式生效，规定28类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明确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并作为单独条款出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表明了中国积极履约、控烟的决心和对国民健康的重视，但是仔细查看《实施细则》就会发现，这里并没有涉及不执行禁烟规定的公共场所将受到何种处罚，以及处罚额度和执法主体，不少人认为这是政策的软肋。《实施细则》里规定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应当开展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并配备专职或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等。禁烟本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规定却将责任转移到了公共场所经营者的身上，而他们只是普通市民，根本就没有行政执法权，怎能担当起禁烟的重任?另外，由于缺乏必要的处罚措施，会有多少人将新《实施细则》放在眼里?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将导致禁烟效果不佳。如某市曾在2010年实行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餐厅、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馆、咖啡厅，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条例制定之初，某市就确立了由一个机构综合组织协调，包括市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在内的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但是多头管理却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声势浩大的立法宣传之后，市民既没见到有谁去制止违法吸烟，更没听说有谁因违规而被处罚。有人调侃道，“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资料5由于近年来我国各地房价上涨过快，中央出台了包括限购在内的住房调控政策。2011年3月18日，我国南方某市住建局发布《关于贯彻国务院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8月份，再次下发《关于加强销售资料审核严格执行我市住房限购政策的通知》。而在10月11日上午，该市住建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公告称：“10月12日起放宽限购条件，已办理房地产权证超过5年(含)的住房产权转移，不纳入限购范围；允许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增购一套7500元．／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但不到12个小时后，该局又在网站上通告称：“为进一步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并综合评估政策影响”，暂缓执行该政策。限购松绑昙花一现，该市上演的这一出“房产新政闹剧”掀起了轩然大波。出于环保考虑，国务院办公厅曾发出通知，自2008年6月1日起，在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限塑令”实施几年来，有顾客说，“我记得以前去超市买东西，那塑料袋子是免费给你的，但是前两年非要搞什么地球环保，禁止使用塑料袋，结果现在塑料袋非但没有禁下来，反倒开始收费了，去超市购物，两三毛的袋子算不得什么，选择购买塑料袋的人很多。”有关调查发现，超市里虽然塑料袋用量少了，但是连卷袋使用量剧增，而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和路边摊，“限塑令”形同虚设，推广效果甚微。日前，在一个农贸市场的早市，一卖菜的商贩说，一开始查得很严，后来慢慢地就不怎么管了。我国南方某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全省倒数1～3名的位置。2008年，新一届领导班子走马上任，为了建立政绩，完成好上级政府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甩掉计划生育落后的“帽子”，采取了一项新的政治措施，即对计划生育实行高额罚款，具体的罚款标准是：超生第二胎罚款为2000元，超生第三胎罚款5000元，超生第四胎或更多罚款为1000()元。县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措施的实施有效地控制县里的生育数量。同时为了解决基层计划生育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有效地调动计划生育人员的工作热情，该政策还作出了罚款提成的相关规定，即罚款所得，村、镇两级各提成30％。该项政策实施两年多后，县政府调查后发现，根本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超生问题仍然很严重。许多人宁愿交纳高额罚款也要生育第二胎和第三胎，有些没钱的家庭甚至举债生育也在所不惜。似乎有很多人觉得，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了计划生育指标，就具有了合理合法的权利，不少人甚至在未生育之前就预先把罚金交了上去。资料6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是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食品三要素中，安全是消费者选择食品的首要标准。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如英国的“疯牛病”和“口蹄疫”事件；国内的“苏丹红”“毒米”“毒油”“孑L雀石绿”“瘦肉精”“三聚氰胺”等事件；2011年又爆发“过期染色馒头”“过期面包”以及面馆用“牛肉膏添加剂”；90分钟让猪肉、鸡肉变牛肉；为保鲜防腐，不良商贩将水银注入刀鱼体内等丑闻，每一条都让人触目惊心，以致有人惊呼，别告诉我什么有问题、什么不能吃，请告诉我还有什么没有问题，我还能吃什么。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009年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称《食品安全法》)为保障公众食品安全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食品安全法》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对全国每个地区所特有的食品安全问题作出详细规定，如《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可以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应当参照执行本法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度的规定，并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目前有些地方和部门立法有两个非常典型的特征：一是对于不能扩大部门利益和权力，却要增其责任的立法，有关部门往往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将其长期搁置；二是对于能够有效扩张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有关部门往往会积极推动立法，而且在立法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部门本位”“部门中心”倾向，以部门意志和部门利益来支配立法，将立法视为强化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有效工具，在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部门利益置于全民利益和公共利益之上。资料7造成我国当前食品领域乱象丛生，安全问题突出的原因还在于：企业违法生产、加工食品现象不容忽视，少数不法企业违法使用食品添加剂和非食品原料生产加工食品，掺假制假，影响恶劣。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秩序不规范，有些企业在食品收购、储藏和运输过程中，过量使用防腐剂、保鲜剂；部分经营者销售假冒伪劣食品、变质食品。还有的在农村市场、城乡结合部及校园周边兜售无厂名厂址、无出厂合格证、无保质期的“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严重危害城乡居民和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滞后，我国有国家、行业、地方、企业等不同的食品标准，数量超过千项，但我国的食品标准无论与食品安全形势的实际要求还是与食品安全基本标准相比，都还有较大差距，相关职能部门日常检查不到位，目前一些食品的安全事件很少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而多是媒体报道的结果。如染色馒头是央视暗访的结果，“水银刀鱼”是有网友微博直播过程后，媒体跟进调查的。也就是说，食品安全问题患上了严重的媒体依赖症。人们难以从食品监管部门那里获取信息，而媒体扮演着曝光的主要责任，这意味着正常监管制度的失灵。检测水平低，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我国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机构分布在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等多个政府部门，各部门从事同一种行为的管理，切入点和管理手段基本相仿，使本来稀缺的资源更加捉襟见肘，影响了食品安全的监督力度和震慑威力。食品安全保障队伍素质有待提高，食品生产、经营与管理机构中懂得食品安全专业知识、能为消费者把好食品安全卫生类的技术人员也同样极其匮乏。资料8最近，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惩治制售假劣食品的“黑作坊”、制售假劣生产生活资料的“黑工厂”、收赃销赃的“黑市场”和涉黄涉赌涉毒的“黑窝点”。公安部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把开展“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作为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次具体实践，进一步强化基础源头管理和基础安全防范，提高辖区违法犯罪活动的防范、发现、控制和打击能力。同时要与农业、质检、工商、食品监督、卫生、商务、文化、新闻出版、安监、城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健全合作机制，以达到早发现、早检测、早查处和关口前移，减少危害的目的。要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坚持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打击违法，努力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资料9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制度是制约人们行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的一些社会公认的规则，对社会管理来说，制度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的特征。现代政府主要通过制度的科学设计和有效执行对社会进行管理。政府对各类社会管理制度的科学设计要求征求各方面意见，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尤其是面对利益分化，阶层多样化等复杂的社会现状，只有公众参与制定公共政策，政策合大多数公众的民意和利益，制度执行过程才能较为顺畅。资料10燃放烟花爆竹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节日与喜庆的重要内容，但烟花爆竹引起的火灾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无数伤痛。然而所有人都承认，包括现在主张禁放烟花爆竹的人士也承认，在重大节日，如除夕夜、元宵节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大地上非常流行的一种习俗。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不能单纯地禁止或者开放，如北京市政府1993年12月1日起，率先实行“禁放令”，规定在城市中心的八个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违者要处以100元到2000元的罚款。此后，全国有280多个城市相继实行了类似的“禁放令”，但效果不理想，总有一些不甘心的市民偷偷地点花放炮，各地政府部门为了抓这些抗令不遵的人，没少劳神费力。在2005年的除夕夜，北京市一共出动了13万人上街查禁放，真可谓兴师动众。“禁放令”实行以来，全国各地反对的声音也一直没断过，许多人认为，这是传统民俗，不该禁。眼看着为烟花爆竹开禁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不少当初实行了“禁放令”的城市开始逐步解禁。在规定了时间、地点和可以放的爆竹种类之后，把放炮仗庆新年的乐趣还给了市民。2005年底，北京市在听取市民意见后，修改了规定，以“限放令”取代了“禁放令”，五环路以内地区可在规定时间内燃放，由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逐步完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增加执法力量，延长检查时间，对重点地点和禁放区域加大巡查监督力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资料ll北京市朝阳区“一网”“两库”“三关”社会维稳风险治理经验值得学习。该体系基本覆盖了基层维稳涉及的范围和环节，从本质上来说属于风险管理机制的范畴。通过配备机构、配备人员、提升能力三方面来实施。其中关键是机制的创新和手段优化。“一网”指情报信息网络，对应的是信息管理。它由三个层面组成。第一层面是区级。由区维稳办牵头，把控全区情报信息的交流、交换工作。实现情报信息在区级层面上的综合利用和共享。实现全区情报信息资源的纵向统筹。第二层面是区属职能部门与街乡。建立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街乡之间，街乡与街乡之间的沟通机制，实现全区情报信息资源的横向沟通。第三层面是基础层面。建立覆盖全区各社区、村最基层社会和社会单位的维稳情报信息员对接，全面掌握各类维稳信息。“两库”是基本情况库和应急决策支持库。基本情况库涵盖各类维稳资料及相关知识，为决策者提供资料支持。基本情况库包括重点人情况资料库、重点矛盾纠纷库和公共安全基本情况库三个子库。实现对重点人、重点矛盾纠纷及全区水电气热、交通运输、食品供应、卫生医疗等公共安全相关情况的全面收集、合理分类。应急决策支持库以规范化的案例收集和标准化的应急处置为主要内容，为决策者提供辅助依据，应急决策支持库以群体事件支持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决策支持系统和媒体应对决策支持系统等3个子系统为基础，将各种突发事件分门别类。此库采集事件诱发原因、事件主体、事件发生过程、事件发现途径、信息传播方式、事件处理办法、执行过程细节；收集事后调查反馈，记录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思考可以改进的地方；总结经验，补充漏洞，完善突发事件处理方法和处理流程。事件处理方法收集的不单是政府措施，还吸收群众应急经验，征询专家点评和意见，并借鉴其他省市的处理方法，将各典型事件详细整理，完善入库。如今信息化时代，媒体是社会生活最敏锐的观察者，往往充当了公众了解社会事态的眼睛。有益的一面是能及时觉察事件，提出预警，争取最佳解决时间。同时，有害的一面是事件反映的社会问题，以及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积极或消极效果，媒体会迅速发布出去，有时以点概面，夸大效果，对社会心态和政府公信力有较大影响，需加以控制和节制，引导其向着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因此突发事件发生时，对媒体的应对措施也系统化收人库中，作为参考和借鉴。通过应急决策支持库，规范典型应急事件处理流程，实现类似突发事件的及时、高效处理。“两库”的建立：一是建设区、街乡两级软件平台。区级平台重在管理，设有信息采集、风险研判、监测预警、辅助决策。街乡平台注重操作，设有基层信息员采集、报送现场信息移动终端和在线研判与基础资料数据管理系统。平台应用地理信息系统和3G技术，构建了维稳风险地图，实现了各类风险的直观反映；利用搜索引擎技术，实现了信息的收集。二是坚持整合各方资源，实现统筹共享。一方面整合全区各职能部门、街乡的资源，形成了全区统筹调度、部门归口报送、一源多路、信息共享的信息工作体系。另一方面整合现有的技术手段，将区视频监控系统、视频会议系统与43个街乡监控中心进行有效连通，实现了资源共享，降低了建设成本。三是健全完善机制，‘确保体系规范运行。完善了监测预警等工作机制，加强了信息搜集的广度和深度。规范了资料、案例的收集对象、种类、程序等工作内容；完善了案例库和基础台账，确保了对基础资料完全掌控。政府在汇总辖区人、地、事、物、组织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编制辖区基本情况数据库，实现了地区动态管理的数字化和预警反应的自动化。“两库”的建立提高了维稳工作规范化水平和预警发现能力。“三关”：即研判预警关、科学决策关、督查考核关。按照“三关”工作要求，做到矛盾调处工作“五到位”和“五统一”，即工作人员到位、责任分工到位、各项工作到位、运转机制到位、后勤保障到位和统一受理、统一分解、统一协调、统一监督、统一归档，提高矛盾调处工作的效率和质量。研判预警关，实现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与工作绩效挂钩，提高工作人员的防范意识和责任心。科学决策关严格设置突发事件处置时限，工作标准。督查考核关，实现实绩与政绩挂钩、责任与后果明确、奖励与处罚分明，建立一整套贯彻维稳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的督查机制。一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因决策失误、指挥失当、措施不到位、人员不到位等原因造成严重后果的，分门别类明确处罚标准，二是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制定科学完善的绩效考核办法，定期对各部门、各街乡的工作成效进行考核，确保客观公正。事件情况：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是北京市在2002年建成使用的市政工程，占地600亩，周边涉及居民近10万人，设计垃圾处理能力为1000吨／日，实际达3400～3700吨／日，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2008年入夏以来，由于填埋垃圾的时间周期和多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填埋的垃圾异味问题较以往更为严重，周边居民反映强烈。2008年8月25日，时值北京奥运会刚刚落幕，在填埋场附近某小区的业主论坛上，有人发帖号召业主于8月30日上午到小区附近路口集会游行，并组织“万人签名”活动。30日上午，有120余名小区居民在路口聚集，100余人围观。聚集事件发生以后，部分业主在网上炒作，扬言要继续以此方式表示抗议。网络发帖愈演愈烈，每天相关帖子达数百条，在舆论上形成了很大声势。朝阳区迅速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和现场处置指挥部，依托“一网、两库、三关”体系开展处置工作。资料12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三、申论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前两年，有一部灾难片《2012》在国内热映，天崩地裂、地动山摇、火山喷发、洪水肆虐、城市毁灭……这些惊心动魄的场面让无数观众深深震撼。虽然这只是影片虚构的2012年出现“世界末日”的景象，却形象地揭示了破坏环境必将受到大自然惩罚的道理。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在加强环境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部分流域区域污染治理取得初步成效，部分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工业产品污染排放强度有所下降。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又在不断产生。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出现。一些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我国经济总量虽位列世界第二，但产业水平总体上较低，污染排放多，对环境破坏大。据统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增加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废水排放量要高出4倍，一些单位产品污染物排放量要高出10倍以上。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若不改变，环境污染就难以得到根本遏制。一些地方在推动发展中，重经济轻环保，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只顾当前，不计长远，考虑局部利益多，着眼全局利益少，有的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资料2刺鼻的空气，巨大的垃圾山，周围灌木和树上零星点缀着的脏塑料袋，在风中不停地打着旋儿……随着这样的情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中国城市的“垃圾之困”也愈发地凸显出来。垃圾是城市的附属物，城市的运转每年将产生上亿吨的垃圾。而今，当人们陶醉在繁华的都市生活中，这支垃圾“大军”也正一步一步地包围着他们，并随着城市的增大而增大。随着城市化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城市垃圾问题已变得越来越突出。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垃圾年均增长速度为8．42％，而中国垃圾增长率达到10％以上，后者已成为世界上垃圾包围城市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世界每年产生4．9亿吨垃圾，而仅中国每年就产生近1．5亿吨城市垃圾。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已达70亿吨，占地约80多万亩，近年来又以平均每年4．8％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600多座城市，除县城外，已有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与此相对应的，是仅为50％左右的城市垃圾处理率。一些早早兴建的垃圾处理设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胀中，也迅速陷入超负荷运转的窘境。在上海，两座垃圾焚烧电厂规划之初周围都是农田，而高歌猛进的城市化不到十年内就把城区和居民住宅推到了它们的眼前。2005年，上海市市容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平均日产生活垃圾1.5万吨左右，其中有36．6％的垃圾因处置能力不足，只能简单填埋。2002年，全市共有220处简易堆放点，其中10亩以上的“垃圾山”就有9座。而这种直接堆放的简易处理方式，不仅使得堆放区域气味难闻，垃圾渗漏液流入周围水体和土壤后，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给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威胁。资料320世纪90年代末，为解决生活垃圾问题，不少城市开始推行分类、收费等新措施。但这些国际通行的“好办法”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分类流于形式，收费进展缓慢，个别地方甚至越收越少。2000年，北京、上海、杭州等8个城市开始垃圾分类收集试点。然而，媒体在随后的采访中发现，这种做法在大部分城市都形同虚设。直到现在．绝大多数市民仍然不清楚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虽然在一些城市，如北京、青岛等地的垃圾分类率已经达到了10％，但因为普遍实行袋装化收集，效果也“大打折扣”，有些即使实现了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过程中也大都混为一“潭”。而更为重要的是．处理垃圾的代价颇大。调查显示，北京市日产生活垃圾总量达近2万吨。每运一吨垃圾，从垃圾中转站到垃圾堆放场至少得花一百多元人民币。一年光运这些垃圾就得耗去6亿多元的市财政收入，其中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每吨100元左右)。建造垃圾填埋场的费用则更为高昂。据估算，建造一个日处理垃圾200吨的卫生填埋场，需要的资金是2亿元。而一个日处理垃圾500吨的垃圾焚烧场则需要5亿至6亿元的资金。而一些城市投入环保方面的资金比例本身就不高，再从环保资金里面分到垃圾处理后，就更少了。一直以来，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都由政府包干，采取非盈利性收费的形式，政府投资、政府经营。连年攀高的垃圾处理费用使得许多地方政府不堪重荷，也着实令这些城市的市长们感到头疼不已。目前，卫生填埋、堆肥和焚烧是国际上通用的三种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其中，卫生填埋是垃圾经过焚烧或者堆肥处理工艺、实现垃圾利用最大价值后，剩余残留物的最终处理方法。到了填埋处理这一环节，垃圾的填埋量已经很少，大概只有垃圾原有量的10％左右。而由于环境意识、政策法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资金投入、技术装备、设施配套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沿用的依然是露天堆存、简单填埋等陈旧落后的方式，即人们所称的“搬家式”垃圾转移。这期间，尽管也有一些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先后建设了一批生活垃圾处理厂，有些城市还花巨资从国外引进了技术和设备，但就总体而言，垃圾处理依然在低水平上徘徊。除此之外，大量存在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也对一些城市的环境安全构成隐患。北京市地勘局地调研究院公布的《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选址地质环境调查》显示：北京市平原区现有生活垃圾处理场地近500处。其中正在运营的非正规垃圾处理场及转运站共有360多处，占正在运营的垃圾处理场地总数的95％。资料4阿月是一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姑娘，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某村，刚上大一的她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说：“我能来北京上学，是很幸运的。”云南个旧被称作“锡都”，占地1587平方公里，人口45．33万，锡的保有储量为90多万吨，占全国锡储量的1／3，全球锡储量的1／6。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与锡紧密相关。阿月的爷爷曾在锡矿工作30多年，阿月的爸爸是当地小有名气的锡艺丁匠，阿月的哥哥在做锡工艺品进出口生意，阿月抚摸着陪伴她18年的小锡镯，它已经紧紧卡在阿月瘦削的手腕上。锡，让这片土地变得热闹异常，随处可挖的锡矿让附近村民迅速富裕起来，出嫁的女儿身上，都会缀满沉甸甸的锡饰。当地人认为，锡是神灵赐予他们的珍宝。但与锡相生相伴的，是砷，其化合物是砒霜的主要成分。根据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的公开论文资料显示，在我国，砷作为锡的伴生矿由于利用价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截至2008年，我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遗留在环境中，这就相当于百万吨的砒霜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于是，这片因锡而富裕的土地也因砷而痛苦。阿月的爷爷死于砷中毒引发的肺癌。阿月的三个伯伯也是老矿工，因同样的病症已先后去世，阿月的爸爸后来离开了锡矿，可是已经染上了严重的砷中毒，连劈柴的力气都没有，好在后来学了点手艺活，以维持生计。从此，阿月的家乡被称为“癌症村”。这里的癌症病发率一度高达2％，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100倍，平均寿命不足50岁。20世纪90年代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面开展了整顿和治理工作，所有锡矿工人都要戴上防毒面具下井。但是，已经被污染的土地和地下水难以修复，沉重的历史并没有过去，受害的也不只是父辈。阿月的哥哥视力很差，太阳下山了就看不清东西；阿月的姐姐身上有淡淡的毒斑，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瘦弱无力，经常生病……阿月的家里原来有12亩地，种烟叶和柿子树，每年能有上万元的收入。“烟叶早就没了，谁敢抽‘砒霜烟’啊?柿子树上结的柿子都黄澄澄的，剥开了核儿都是黑的。妈妈原来最爱吃柿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吃柿子了。”这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已经无法耕作，农民们没了生路，水和菜都要到几百里外的镇上买，入不敷出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背井离乡。除了云南、广西，还有湖南、四川、贵州等重金属主产区，很多矿区周围都已经形成了日渐扩散的重金属污染土地。资料5“PM2．5”(粒径小于2．5微米的细颗粒物，也称“可入肺颗粒物”)——这个大家原来很陌生的专业词语，因为民众对空气质量的忧虑，从2011年10月份以来迅速成为社会热词。2012年3月，我国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发布。与原有标准相比，新标准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收紧了PMl0等污染物的浓度限值。“PlM2．5治理需要漫长的过程，各地要做的，应该是一_边监测，一边认识治理规律，拿出治理方案与行动，到了‘关门’时间，才能得到缓解和控制。”长期从事大气污染研究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表示。的确，监测只是第一步，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要求在2016年全面实施，绝不是等到2016年才需要治理。“可以说，以人体健康保护为目标的环境标准的达标，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且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柴发合介绍，从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来看，以区域为单位的控制方式，强化地方治理责任，联防联控的机制都是PM2．5减排的重要保障。同时，在发达国家的治理进程中，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非常关键。因为PM2．5的削减，不仅仅要控制一次性颗粒物，也要控制细颗粒物的前体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挥发性有机物、氨、持续性有机污染物等。柴发合说，PM2．5治理，国外已经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我们面临的空气问题比西方更为复杂：欧美等地区已经过了大规模工业发展的阶段，而且没有大面积的燃煤采暖，同时，烟尘排放较多的水泥行业已经基本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另外，在欧美，机动车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由于欧美普遍采用较高的汽车及燃油排放标准，机动车排放得到了有效控制。与之相对照，在我国，各种标准还相对滞后，很多污染源没有纳入管理范围，这都给PM2．5减排带来了困难。柴发合表示：“南方水运的柴油机动船舶，航空业的排放，以及建筑扬尘、道路扬尘和风蚀扬尘，一些细颗粒物的前体物，比如挥发性有机物还没有列为总量控制指标，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削减强度还远远不够。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PM2．5减排必然会经历漫长的过程。”资料6治理PM2．5，最紧迫的是什么?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赵英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当务之急是要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搞清楚一个地区PM2．5的成分、来源、空气质量变化规律等，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措施。对此，柴发合表示，对PM2．5等污染物的治理需要一整套大气污染控制技术体系、大气管理技术体系，要把区域和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打造成科学工程，就必须弄清来源，有针对性地提出战略对策、机制、管理方法、技术路径，使治理更科学。柴发合透露，像水污染领域有重大科技专项支撑一样，有关方面正在申请设立“大气专项”科技研究，希望以此获得更多大气污染治理技术与管理的突破。对一些城市已经形成的细颗粒物治理方案，柴发合表示了认同，但他强调，严格执法非常必要。“控制污染，要提倡尽量减少对社会的干扰，但是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对待。尤其在重污染期，有必要对机动车尤其是高排放的柴油车进行严格限制。”柴发合认为，在2011年秋冬连续雾霾天出现的时候，如果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污染程度可能就不会达到那么严重。“重污染天气下，每个人的行为都与污染水平相关，所以应该让公众树立这样的意识，自觉地为空气质量改善做出贡献。”他认为，这些特殊措施应该包括与周边地区的协同控制，共同采取应急措施。治理好PM2．5要花多少钱，各方说法不一。柴发合认为，这也将是大气污染控制科技专项的研究内容之一，但是算账为时过早。“治理成本与关键技术的国产化水平与制造业的成熟度紧密相关，相信同脱硫一样，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会逐步降低。”但他表示，PM2．5减排因为涉及一次性污染物和前体污染物，比脱硫要复杂得多，各地一定要做好方案，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赢得减排的最大效益。资料7走进M市旧寨社区，街道干净整洁，绿树鲜花点缀路旁，根本看不到垃圾成堆、污水横流的现象。旧寨是M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同时也是乡村旅游重点村，干净整洁已是常态。旧寨村民小组长李迎笑告诉记者，以前不是这样。推进新农村建设以前，村里没有垃圾池，垃圾都是随意地乱堆在田问地头，每年组织清理一次。新农村建设后，村里建了垃圾池、修缮了公厕，有两个保洁人员负责每天打扫村里公共区域的卫生，村民也都自觉地把垃圾扔进垃圾池。村里还将垃圾进行分类处理，能焚烧的就自行焚烧，不能焚烧的就送到垃圾清理厂。现在的旧寨干净整洁，再也看不到以前那种垃圾随意乱堆的现象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M市乐白道办事处仁者村委会主任李永华说：“仁者村委会管辖内范围内有12个自然村，每个村都建了垃圾池和公厕，垃圾都是统一清运。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村民的环保意识也逐步加强，都会把垃圾扔进垃圾池。有的村子还有专门的保洁人员负责打扫村里公共区域的卫生。”但是，在M市的一些较为偏远的山区，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在灵泉办事处白打村，记者看到了随村民随意堆放着的生活垃圾。据村民反映，该村村民在劳作时将生活垃圾带出扔弃在树脚，等积累成堆后再焚烧。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在M市很多村庄都没有垃圾池，垃圾都是被随意扔弃，有的村子采用焚烧、填埋等处理方法，有的则随意堆弃。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资金不足、村民环保意识差等原因是农村垃圾处理现存的主要问题。目前，农村对垃圾的处理方法最常见的是堆弃，就是通过自然清除法，包括自然的分解与流水搬运，这样做治标不治本，存在二次污染，并且堆放时间长、清运效率低、易加重污染等。其次是焚烧，焚烧的好处是可以把垃圾用作肥料，但在焚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则是典型的二次污染。灵泉办事处绿差冲村村民小组组长吴家旺说，绿差冲村位置偏远，垃圾清运需要一笔资金，村里没有多余的钱支付，焚烧是常用的垃圾处理方法。家住大庄乡桃树村委会的李春城说：“村里的垃圾都是随意丢弃在路边，时间长了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引来很多苍蝇、蚊子，不仅影响环境，还会影响身体健康。”他表示，垃圾应该分类，有的进行填埋，有的进行焚烧，但是目前村子里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同时村民的环境保护观念意识还很落后，对垃圾危害了解不足，因此在处理生产生活垃圾上显得很随意。农村垃圾处理问题早就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十一五”期间，M市在所有自然村建起卫生公厕，目前，全市新建乡村卫生公厕623座，其中，集镇新建17座，自然村新建606座，确保全市所有农村都有分布合理的卫生公厕，一次性解决M市农民群众“人厕难、难入厕”的问题。在“十二五”规划中，M市将实行城乡环卫清扫保洁工作基本覆盖，明显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消除农村垃圾成堆、污染环境的现象；完善环卫设施，每个镇建一座垃圾处理场，每个村建有数量足够的垃圾桶点及收集点，按需要配置垃圾清运、清扫保洁器具；乡镇所在地建有足量的二类以上公厕；行政村、自然村建盖足量的三类公厕；完善环卫投入机制，保障城乡生活垃圾处理经费。到2015年，除偏远山村外，完成全市乡(镇)、行政村的垃圾收集点、建设及环卫保障队伍的组建工作。乡镇所在地应配备垃圾、粪便清运车辆，街道有果皮箱、垃圾收集容器等环卫设施，乡镇所在地公厕达到二类标准，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发展，全面推动新农村建设。资料8环境是人的生存之本、发展之基。让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关乎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大事。现阶段，环境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发展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污染行为往往是短期的，但带来的危害是长期的，其解决必然付出高昂代价。国内外发展实践告诉我们，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与我们所处的地球环境息息相关，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和谐相处，能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家园更美丽。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高校自主招生是目前统一高考制度的重要补充。一些高水平大学进行自主招生联考，是对自主招生形式的新探索。教育部要求试点高校根据自身特色及专业要求，着重对学生综合能力、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进行考查，积极探索学校考核与高考、高中学业成绩及个人成长记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选拔方式。 据介绍，高校自主招生从2003年开始试点，试点高校主要是“985”和“211”高校，到2010年共有80所高校参加。几年来，共有3．9万名学生获得自主选拔录取公示资格，实际录取1．6万名，录取人数占相关高校招生计划总数的4．3％。 资料2 进入2010年11月，在全国各大城市的街头巷尾，那些穿着中学校服的孩子们口中的高频词汇多了两个——“北约”“华约”。这时，如果你以为他们谈论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或是华沙公约组织，那么你就错了。 他们谈论的是攸关自己身家前途的高考话题——北京大学为首的高校自主招生联考同盟被人们戏称为“北约”，而“华约”自然是指清华大学所在的七所盟校。 自1952年中国首次统一高考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部分高校联合招生考试。最为惹眼的是，中国最顶端的高校将结束“混战”，而是以集团作战的态势进行招生竞争。11月25日，“高校战争”再次升级。同济大学、东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八所以工科见长的高校在各自网站上同时发布八校将合作自主招生的消息，并签署《卓越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至此，“北约”与“华约”的竞争升级为“三国鼎立”。 资料3 2009年5月1日，地处沈阳的东北育才中学迎来60年校庆。一批不为人熟知但却对招生方式有着直接影响的重量级宾客也齐聚在这里，而他们的决议将酝酿一场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事件。他们就是全国各地名牌大学的招生办主任。在这次校庆活动上，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盂芊向三四家招办主任第一次提出了由专业的第三方设计考题，多所高校联合自主招生笔试的思路，得到了一致赞成和响应。2003年起，教育部开始试点高校自主招生，7年来已有近80所学校获得自主招生资格，同时自主招生规模也在逐年扩大。以2009年为例，北京大学在全国招生2 650名，其中获得自主选拔录取资格考生有1 181名；清华大学当年计划招生3 330名，通过自主选拔获得录取的有1 075名。 然而随着自主招生规模的扩大、报名考生的急剧增加，“牛校”们的招生工作者也感到苦恼日益增加。招考工作的经济成本日渐成为高校的一笔重负，而各地考生前往不同高校笔试、面试成本增加也逐渐成为争议话题。于是，当顶级高校清华大学的招办主任孟芊向同行们提出“联考”时，几个招办主任一拍即合。尽管如此，这些长年从事高考招生工作的主任们明白，高考在中国的国情下是特殊而敏感的议题，他们只能小范围试点。很快，2009年10月，清华大学与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安交大协议结成“五校联考”，并且在2010年1月16日进行了自主招生选拔联合笔试。 尽管孟芊一再强调选择合作方的三项原则——水平相近、理念相通和技术准备充分，他也承认，这五校的“联盟”有一定偶然性。“有的是因为那次活动没去，那次去了的学校，又不一定适合这些条件。”但很多人一望便知其中的微妙之处，“联盟”一开始就使得高校招生的竞争更增几分紧张的味道。清华的“老对手”北大并没有人盟，而是继续“校长实名推荐”制度，同时与香港大学和北航联合自主招生考试。据知情人士透露，清华联盟曾数次以不同渠道向北大试探发出邀请，以求建立“强强联合”的超级联考同盟，但北大迟迟没有做出回应。直到2010年11月22日，北大联合复旦等六所学校同时在招生网上发布公告，七校将举行自主选拔联合考试，以联考成绩作为录取参考标准，并表示“之前确有动议，研究是否‘985’高校联合举行自主选拔测试工作”，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想法。 此前，2010年10月23日和11月20日，浙江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加入清华五校同盟。至此，“北约”“华约”对峙格局正式形成。 在两大集团竞争事态形成后，有公众发问北大一方“为什么不和清华同盟组成更大规模的联考”，北大做出的答复是：“如果‘985’高校的自主选拔都统一成一个模式，将会对高考制度的权威性和稳定性造成极大影响。” 高校们的“拉帮打群架”让全国舆论哗然，质疑声集中在对“结盟”目的上。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场争夺生源的“掐尖”大战。“神仙打仗，凡人遭殃，”重庆一位要求匿名的重点中学老师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就是北大清华争着把优秀学生捞一遍，弄两个帮派。” 东南大学招办主任池业曾在公开场合表示，“抢生源是必然的，这是无法回避的。但是不同的学校也有不同的思路，包括学校通过培养理念的不同选择有不同优势的学生。”北京理工大学文科学部主任委员杨东平说：“优秀的研究型大学的招生本来就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选拔性考试，全国统一高考不也是在‘掐尖’吗?”依据往年经验，北大和清华的自主招生考试笔试通常安排在同一天进行。也就是说，两所高校指挥这些优秀考生提前“站队”——要么北大，要么清华。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北大和清华继续主导选择同天考试，那将意味着考生必须在中国最顶尖的20所顶尖综合性大学里“选边站”。2010年11月26日，“华约”联盟率先公布了自主选拔初试时间为2011年2月19日，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北大。2010年11月27日，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人们惊喜地发现，两大同盟在考试时间上妥协了。北大招生办在凌晨透露，北大等13所高校2011年自主招生联考时间定于2月20日。 资料4 2010年11月底，教育部直属约90所高校在广西南宁召开关于招生工作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自主选拔的工作办法》的初稿。其间，招生办主任们在舆论压力下也讨论了不同联盟的自主招生考试是否应当错开时间，但并未就此形成决议。 有两位匿名表态的“盟内”高校招生办主任，他们对联考制度作出了大量的负面评价，诸如“(联考出发点)就是为了垄断生源，其他都是说辞”“我们压力太大了，现在骑虎难下”，等等。 “联盟里面的关系很微妙，我们也不能细琢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前北大附中校长康健说，“谁决定人哪个联盟，可能也有很多偶然性，比如跟校领导的喜好有关，也可能就根据时下的风潮来决定。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过两年很快加入、退出，甚至‘跳槽’都完全有可能。”但无论如何，随着第三联盟的出现，自主招生联考几乎囊括了中国最优秀的三十余所高校。 “集团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被默认为一种发展趋势，很多其他教育部直属高校也在纠结于是否入盟，或是干脆另结联盟。 另一方面，关于自主招生考试的利弊讨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最大的争议之一在于，目前取得自主招生考试资格的学生大多来自大城市的重点中学。有人电话采访了福建、四川、安徽等地的欠发达地区中学，他们听说了“北约”“华约”大战，但都表示不是很关心。福建省宁德市民族中学的高三教师陈驹说：“好像对我们农村和县城的孩子越来越不利，这种考试，我们更加比不过城里文化氛围好的富裕孩子。” 针对这样的声音，除了对困难地区的困难考生提供面试补贴，清华大学联盟今年已经推出了IPV6远程面试，距离学校1 000公里以上的地区考生通常不再需要到北京来。同时，清华大学今年还专门推出“B计划”，专门针对长期生活在欠发达地区，各方面素质又很优秀的考生进行自主招生优惠。 “这些孩子‘给点阳光就灿烂’，当你把教育资源补齐的时候他的表现会非常好，”孟芊说，“这种叫好又叫座的事情为什么不干?” 在高校联考的争论声中，也有学者一直在呼吁不要过分关注招生，而忽略了教育改革本身。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说，“那就是只顾收获，不顾耕作。希望中国社会不会变成‘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 资料5 有人预计，2011年，是中国高校选择站队的一年，也将是招生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多位高校招生办公室主任在谈到本轮结盟时，都提到2010年11月召开的教育部与国内主要高校招办负责人的研讨会。“希望联考的学校坐在一起商讨考试的流程、形式和考试时间。”今年加盟“北约”的复旦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丁光宏教授说，“而且是北大、清华分别组织会议。” 也有不少高校的招生负责人现场向三大联盟提出了加盟要求。但领衔的清华、北大和同济考虑到联盟内高校的匹配度和操作性，没有答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会人士形容说：“教育部的会议成了自主招生的交易市场。” 高校希望通过结盟来进行自主招生，主要因为，单独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正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 单打独斗式的自主招生考试，每年都要耗费上百万元考试经费，漫长繁冗的自主招考过程也让考生、家长甚至中学校长苦不堪言。更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单独命题的考试，无论结果的公信力还是命题的科学性，都频频受到质疑。 2010年7月，《新华视点》曾长篇报道高校自主招过程中的乱象，揭露自主招生过程因操作程序不公开、不透明，权力寻租及少数内部人徇私舞弊的现象普遍存在。 而且，这种制度并未脱离以考分评价学生的桎梏，高考成绩和近乎僵化的“分数线”在决定一个考生命运时仍承担主要作用，因此，在自主招生制度诞生不久，便有教育界人士指出，自主招生不过是“戴着镣铐舞蹈”的“伪自主招生”。 北京大学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度，本来使人为之振奋，那些被现行高考制度埋没了的偏才、怪才有可能借助这一制度脱颖而出。因为如果没有破格录取，就没有钱钟书、华罗庚、季羡林、闻一多、吴晗、曹禺、臧克家这些大师，他们都是被慧眼识才破格录取入学的，北大的试点无疑将再造这样的奇迹。 但这项推荐制度刚实行两年，便屡遭诟病，获得中学校长推荐的，仍是那些在各项考试中名列前茅的“尖子生”，却忽视了“偏才”“怪才”等具有特殊潜力的人才。 一位见证自主招生发展历程的高校招生人士坦言，虽然近十年来自主招生未出现重大的“事故”，但越是下游的高校，自主招生的程序就越受质疑。自主招生联盟形成的动力，正是各高校要改变这种无序而繁琐的局面的强大希冀。“联考的最大意义，是实现统一考试成绩的多元化使用，也使考生获得更多的机会。对于不同高校，分数不同的甲乙两名学生，有的高校会选甲，有的会选乙。”曾参与设计联考制度的清华大学招生办原主任孟芊说。“联考所做的是把考试内容的共性和高校选拔标准的个性结合到一起。” 多年关注自主招生的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教授郑若玲认为，“由政府或专业考试机构主持的统一考试，或者由若干同类院校共同主持的自主招生联合考试，无论从命题的信度、效度还是从严密性、权威性、效率方面等，都将高于各校主持的单独招考。” 在她看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加入自主招生联盟这一事实本身，也证明联合确实有其优势。 实际上，2010年清华首次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四所高校进行联考，笔试人数逾3万，北大紧随其后，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香港大学展开自主招生考试，应考学生也达1．2万。两大名校的自主招生“战绩”都足够出色：清华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了200人，占当年录取计划3 360人的6％；北大则招收了280人，占录取总数2 780人的约10％。 正是在这个颇为光辉的成果下，各大高校都看到了自主招生联考的效益，因此纷纷加盟，使得自主招生演变成“三国鼎立”的局面，甚至香港大学也加入进来。 资料6 从2011年2月12日至26日，各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密集开考。与此同时，高校自主招生的公平性问题再次引发关注，不少人认为目前的自主招生对农村学生不利。 自主招生的初衷是给一些有特才和综合素质高的优秀考生，提供一条上大学的“绿色通道”，消弭“一考定终身”的痼疾，但现今似乎变成了城市学生的“小高考”。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客观原因。比如，某大学公布的2011年自主招生考试报名资格第5条就把参加夏令营活动包含在内，这明显是偏向城里学生的一条规定。获得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资格的学生，大多来自城市重点中学，有些尖子生可以获得多次考试机会，而农村学生获得的机会相对较少。很多高校更加偏爱城市学生，在报考名额分配上向城市重点中学倾斜。除此之外，对于城市学生，保送、破格也是常有的事。在国外的招生惯例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如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也都主动把资源投入到最穷、最弱势的阶层和地区，向身处社会底层的寒门学子伸出橄榄枝。我们期待教育界形成一种新的“潜规则”：在教学资源稀少的落后地方就读的学生，越容易获得高考加分，越有希望被选拔进大学。 资料7 在2011年“两会”召开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质疑高校自主招生变成了“小高考”，加重了对考生的不公平，同时产生一些副作用，建议取消自主招生。 顾也力介绍，2003年起，教育部开始试点高校自主招生，初衷是将一些有特殊才能的而又没办法通过高考独木桥的学生，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需要，将这些学生录取进来。 “三五年之后开始变味了”，顾也力说，随着自主招生规模的扩大，自主招生的选拔标准发生变化，还是建立在综合成绩拔尖的基础上，违背了原来的初衷。“自主招生就变成了提前的高考，给学生带来了提前的痛苦，同时也提前带来了社会成本。”顾也力说，针对这些考试，甚至会产生出“提前高考辅导班”。 “现在部分高校联合起来，形成自主招生联盟，实际上是一种垄断游戏”，顾也力说，这对其他高校是不公平的，对有些学生也是一种打击，对教育均衡化发展也是不合适的。比如全是在重点学校，农村的学生没资格参加。“不但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同时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资料8 2011年复旦大学计划在全国共招收2 840名本科生，比去年减少100人，在上海预计招生近900人，较去年减少50人。这近900人中，有近800人是通过自主招生等方式确定的，上海考生完全通过高考进入复旦的名额，只有约100人。在上海市的招生计划中，此前复旦已经确定今年自主选拔改革试验的预录取学生709人，保送生11人，另外，艺术、体育特长生、博雅杯入围考生为53名。在上海地区，留给单单通过高考(即高考“裸考”)报考复旦考生的招生计划仅100人，其中50名为提前批计划人数，50名为第一批高考计划录取人数。相比2010年的200多个“裸考”名额，2011年的名额又有所减少。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温家宝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搞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防止一哄而起。温家宝表示，政府将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使广大农村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资料2 近几年，福建省“三农”工作力度加大，农村经济稳步发展。继续实施有效支农政策，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2008年，该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4．6％。粮食总产量715．18万吨，水产品总产量605万吨，造林更新总面积207．3万亩。农村各项改革继续推进。福建省安排25．29亿元支持农村税费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继续深化，制定实施林权证抵押贷款、森林资源流转等配套措施，福建省11 602个村明晰了产权，占应改革面的99．5％。福建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正式成立。农业产业化加快推进，130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26．65亿元，增长28．8％。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年万里”农村路网工程建成6 500公里。水利“六千”工程完成年度投资计划的103％。实施土地整理19．49万亩，新造耕地2．5万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农业科研与技术推广步伐加快。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和动植物检疫体系初步建成。加强培训指导，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40万人。 资料3 北京市密云县河南寨镇“两种类型、六种模式”推进新农村建设。“两种类型”，即移民村环境整治型，对15个移民村进行环境治理；老村整体改造型，对13个老村庄因村制官进行整体改造。“六种模式”，即基本整治模式，基础设施较完善、环境建设较好、主导产业突出的村，进行基本整治；综合整治模式，环境、设施基础较差的村，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农业产业模式，在京承高速绿色走廊南部村庄，大力发展蔬菜、花卉、芦笋等产业；工商产业模式，在密顺路两侧村庄，发展商贸、运输、服务业；休闲产业模式，在东山一带和京承高速绿色走廊中部村庄，发展餐饮、观光、采摘等产业；城市社区模式，在京承高速绿色走廊北部9个村，发展建材、房地产业。 资料4 为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教育部采取了多项措施，继续组织实施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建设遍布乡村学校的远程教育网络，改造中西部地区薄弱初中，建立和完善城镇教师到农村任教服务制度，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目前，已经全部免除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并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农村义务教育被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大幅度提高农村中小学经费保障水平，确保所有农村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 教育部要求以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为中心，组织各方面资源，形成覆盖全国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实施“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工程”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工程”，大范围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大幅度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要加强县级职业教育中心建设，每个县都要重点办好一所职业教育中心。 要加快教育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进一步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 资料5 “治病花钱太多，医院像是吃钱的机器，但是有病又不能不治。”来自山东禹城市的农民周国香为治病已花费5万多元；“家里困难，有上学的孩子，平时吃一点青菜，偶尔改善一回生活，可是医生说，要好好补养，没有办法，只能东借西借，家里已无存款。”来自山东金乡县的张香云已花了10多万元……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是造成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之一。据统计，目前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其中三分之二又在大医院，社区基层卫生服务和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 资料6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摸黑走夜路。”这是原来靛水村貌的真实写照。 在贵州省务川建安公司工作的黄德州和何事业，在外务工20多年，赚了钱可没忘记家乡。他们在靛水乡场镇投资新建一条街道，帮助乡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请重庆大学规划设计院的专家对靛水村新街——创业街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目前，整个街道初具雏形，1 000米长1 2米宽的街道已硬化，两旁栽下桂花、金弹子、深山含笑等名贵树种作为街道绿化树，整个工程已投资700多万元。创业街两旁的地理位置抢手了，目前已有不少个体户在街道旁边买了房，村民也正打着街道两边的“主意”。“新街”工程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引起了县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将出钱征收街道所占土地，并实现“新街”水、电、光缆三通。 资料7 近几年，我国逐步提高对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的补助标准，同时还将扩大补助的范围。 从2008年开始，各级财政对参加医疗合作的农民相关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80元，比2007年度补助标准翻一番。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补助标准提高到40元，对东部地区的补助标准同步提高。 同时，中央财政补助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在50％以下的市辖区和计划单列市全部纳入补助范围。另外，为减少补助资金在途环节，使资金到位时间进一步提前，中央财政从2008年开始对新农合补助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试点。 2003年至2007年，各级财政直接用于补助参合农民的资金达541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69亿元。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新农合管理经办和医疗服务能力建设的资金达46亿元，用于补助农村医疗救助资金达36亿元。 资料8 在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方面，调整农业结构，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服务方面，要公开各级资金的补贴和使用；在征用土地和土地补偿费使用方面，要接受村民监督；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方面，要把国家和省级各种支农惠农政策交给农民；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方面，无论是教育、卫生、救济、扶贫等，都要公开并接受村民监督，防止暗箱操作、贪污挪用；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无论是编制村庄规划和村容村貌整治方案，还是制定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都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农民群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判断和选择。 资料9 目前四川省遂宁市农村基础设施总体水平较为落后，生产生活设施差，农村群众行路难、饮水难、看病难、环境脏乱差、公共事业设施落后等现象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 耕地资源少，质量差，承载压力大，农业生产后劲不强。全市现有耕地228万亩，人均0．59亩，其中中低产田土比重达44．1％，比全省高13个百分点。 水利设施较少，抗灾害能力弱。遂宁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25立方米，只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10，全省人均水平的1／13，常年仍有70万人饮用水无稳定达标的优质水源，占全市农村人口的26．9％，6．04万人饮水困难，基本上还靠天吃饭。目前，全市没有大型蓄水工程，仅有7座中型水库和一批小型水库，防洪标准低，蓄水能力弱，渠系配套差，有效灌面少。全市耕地灌溉率仅为46．5％，农业灌溉用水渠系利用率为45％，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尤其提灌引水设施绝大部分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建，很多塘、库、堰、渠系、提灌站多年未淘淤、更新和养护，一些设施形同虚设。在2009年遭遇特大旱灾的情况下，遂宁市大部分旱地作物没有浇灌条件，仅有一半面积的水稻能保证灌溉，难以有效发挥抗旱作用。 农村道路体系不完善，道路状况与通车效果较差，农民出行仍较困难。“十五”期间，全市投入6．17亿元，主要是对县乡道路进行改造，通乡率达到了100％。但由于乡以下村级道路建设资金缺口大，已建成的村级道路标准低，质量差，而且，全市仍有34％的村和75％的村民小组不通公路，有30％左右的村和15％左右的村小组虽有公路但无法通车。不少乡村道路缺乏养护和管理，毁损严重，通车效果差，有的晴通雨不通。 农村生活及公共服务设施落后，农村水源污染严重。农村沼气建设发展不足，综合利用效益不高。目前，全市农村建户用沼气池15．05万口，仅占农户总数的18．2％，未建沼气池农户比重达81．8％。尤其是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大户的沼气建设推广滞后，有95％以上养殖大户未建沼气池。小城镇建设水平低，环境保护和治理设施基本上处于空白，化肥、农药、地膜等不合理使用现象普遍，农村大量生活垃圾、生产残留物、废弃物未进行无害化处理而直接排入河塘沟渠。农村教育、医疗、卫生、防疫设施不足，应急反应能力较差。农村用电不稳定，拉闸限电现象严重，对农民生产生活影响大。广播电视使用率不高，全市有线电视实际通村率仅为64％，还有600个村未通固定电话。特别是计算机网络仅通达部分 乡镇和少数村，形成了大量的“信息孤岛和数字鸿沟”。相当部分群众仍听不到广播，看不到电视，导致农村文化信息闭塞，农民生活质量不高。 资料10 农村基础设施单靠农民个体和家庭力量是无力提供的，应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才能实现。对经济发达地区有愿望、有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的，可以采用政策引导(如供水水质要求、技术要求等)，由当地政府自筹资金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当地政府和用户承担所有的建设和运行费用。对大部分经济条件不高的农村地区，可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一次性建设投入，用户负责设施日常运行。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地区，如果用户无力承担设施日常运行和维护费用，建议由政府负责所有建设和运行投资。 据四川省统计局信息中心最近对1 000户农村住户的调查，最关注的、最需要解决的是：医疗卫生、子女上学、基础设施和增加收入。76．5％的受访者希望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70．4％的受访者认为因医疗费用高，怕生病、怕看病；44．4％的受访者认为教育负担重、子女上学难。可见，农民关注的问题，也是当前农村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 资料11 我国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当落后，大部分地区没有专门的环境基础设施。生活垃圾、人畜粪便、养殖废物、农业废弃物和生活污水任意排放，使我国大部分农村“脏乱差”现象严重，环境卫生状况差。 我国有8亿农民，每个农民每年平均产生约220公斤生活垃圾、500公斤粪尿和1．3吨生活污水。在传统农业经济条件下，农村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大多为有机物，可通过直接还田等途径几乎实现全量循环。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垃圾的组成因工业制成品消费的增加日趋复杂，无机物增加；农村生活垃圾传统的循环途径也日渐萎缩。 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是洗涤、沐浴和部分卫生洁具排水。农村生活污水排量少、有机物浓度偏高、日变化系数大、间歇排放，控制困难。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没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随意排放，孳生蚊蝇，传染疾病，是影响农村环境卫生的重要因素。 资料12 交通、水利和环境等农村基础建设问题一直困扰着农民，有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还有近5万个村不通公路，但没有资料显示全国还有多少个村内没有修成道路。在农村调查中，依然有许多村内没有像样的道路可走，雨雪后泥泞满地，干旱天尘土飞扬。所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要致富，先通路”，农村到处可见的标语，也反映了亿万农民对解决交通问题的共同心声。交通部已经提出，今后将重点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到“十一五”末，使全国具备条件的所有乡镇和建制村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交通保障。不仅如此，农村交通运输及县乡公路安全保障工程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还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资料13 重庆市潼南县由于农民居住分散，不但限制了村民之间的交往，而且限制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从而形成了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特别是一些偏远地区，“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是农村文化现状的真实写照。很多地方的农村文化相对贫乏，很难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相适应。现在许多乡镇文化站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大多数乡镇只有文化站这个名，而无人无场所；个别有活动场所的，也因没有活动经费，而无法组织活动，农村很多地方图书室基本上是空白，这些现象令人担忧。由于农村文化生活的贫乏，使封建迷信、赌博等乘虚而人，污染了社会风气，也影响了农村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村文化建设不仅仅是跳跳唱唱的自娱自乐，也不仅仅是电影电视的单一消遣。农村文化建设的本质应当是改善农民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大众的科学文化水平，使其成为现代化的一代新农民。 资料14 政府投入不足，农村办学条件亟待改善。大部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比较缓慢。城乡学校之间的校舍校容、课桌椅凳、教学设施、实验仪器、图书阅览等都存在实质性的差距。不少农村中小学校舍结构不够规范合理。有的除了教室外，没有必要的教学辅助用房；有的操场窄小，学生做操须分批轮流进行；有的学校宿舍不足，学生住宿很是拥挤；有的缺少餐厅，学生用餐无固定场所。大多农村中小学虽然配置了电脑等现代化教学设备，但由于经费紧张，不仅电脑数量不足，而且电脑的升级、更新远远跟不上现代科技的要求。使得这些设备形同虚设。同时不少农村中小学校公用经费捉襟见肘，无法保障学校日常开支。如一所镇属中学的学期收支情况：学生总人数为320多人，每人收取杂费130元，一学期的总收入为41 000元左右，而开支(包括电费、水费、通讯费、差旅费、教师培训费、报纸教学杂志费、维修办公设备费等)需约7万多元，相差近一半。市镇虽有适当的公用经费补助，但仍难以满足，影响着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行。正如农村学校所呼吁的那样：教育经费投入，不要在城区学校锦上添花，而要为农村学校雪中送炭。很多地方不但没有按比例配足应投入的教育资金，而且还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移作他用。 资料15 北京市政协日前通过的一项建议案提出，新农村建设应避免一味追求迁村并点、大拆大建和强制农民“上楼”。 北京市政协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提出了《关于推进本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建议案》。建议案提出，应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科学规划和布局以及对村庄规划的指导。村镇建设和居住规划不仅要本着节约土地的原则，也要体现农村地域和人文特色的景观，有计划地保留具有文化历史价值和北方民居特色的村庄。 为建议案做的一份调研报告中说，北京市政府从本市村庄数量多，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平原和山区、深山区和半山区各具不同特点的实际状况出发，将新农村建设分为3种类型11种模式，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据了解，北京市各区县在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以农民为主体建设新农村参与机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村庄的规划制订和村庄建设项目的选择上，发动广大农民参与，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 北京市房山区围绕新农村建设，对336个村庄和9 987名农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大兴区对全区10．9万户农民进行了全面问卷调查，并填写农民需求表，根据农民的需求安排新农村建设项目。 资料16 “三农”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坚持实施“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连续多年出台指导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系列惠农政策落到实处，一桩桩重农举措初见成效。粮食连续几年保持稳定增产，农民人均纯收入逐年快速增加，增长幅度摆脱了多年低速徘徊的局面，破解“三农”难题可谓渐入佳境。 先期启动的农村税费改革为减轻农民负担提供了制度保障，老百姓欢欣鼓舞。随之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又把一次重大机遇推到了8亿农民面前。专家们指出，新农村建设标志着中国的投资重点转向农村，这将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战略新提升”。 站在全局高度加以审视，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则是我们在这一时期要实现的宏伟目标。我国的现实国情是，13亿人口中8亿是农民。可以说，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实行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村支持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工业，侧重城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009年我国GDP超过了33万亿元，人均GDP已突破3 000美元，二、三产业在CDP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到6．8万亿元。 胡锦涛总书记曾深刻地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从总体上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既是一个有利于“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一个容易忽略“三农”问题、导致社会各类矛盾凸显的社会敏感期。很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这一关键时期，要防止出现贫富悬殊、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问题，否则将导致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 专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是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方针一以贯之的，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也是遏制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途径。 资料17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入实施阶段，中央相继出台了多项支持举措和配套措施。这些扎实、具体的行动不仅给农民兄弟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更送来了千载难逢、改换命运的历史机遇。 “减”、“免”、“补”政策，将给农民带来1 000多亿元的直接好处。特别是那些种粮大户，看到了“增产又增收”的希望。有人形象地说，这是国家直接给粮农发“工资”。 从2006年1月1日起，我国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延续了2 600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减免”的范围和幅度是史无前例的，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国家加大了对农民直接“补贴”的力度。目前，补贴种类由粮食、良种和农机具补贴，扩展到柴油、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规模空前，农民不仅可以享受到更为安全、便利的水、气、路、电、信，还可以从这些建设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据了解，“十一五”期间我国国债和中央预算内投资中，用于农业农村方面的投资将达到39％左右。有人算了一笔账，“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至少为3万亿元。根据“投资乘数”原理，这将带来5万亿～6万亿元的商机。 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投入将大幅度增加，广大农民呼声强烈的“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农民的生活质量将得到显著提高。 “两免一补”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解决农民面临的这些棘手问题提供了出路。按照国家的安排，我国将从西部地区开始，力争到2010年在全国农村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各地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民的培训力度，更多的职业技能将为农民带来更多致富机会。 目前，我国农民中接受过系统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第二产业的1／8。新农村建设对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提出了迫切要求。国家至少设立了三大“培训工程”：一是“阳光工程”，仅2006年就拿出6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培训350万农民工。二是农业部的“百万中专生计划”，计划用10年时间为农村培养100万名中专人才。三是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在“十一五”扶贫开发中，要确保每个贫困农户有一个劳动力接受培训。这几大工程为农民提高职业技能、找到更多就业岗位提供了新的契机。 国家专门就农民工问题作出规定，着力解决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子女上学、社会保障等问题，为农民外出打工创造更好的社会条件。 我国每年外出务工农民有1．2亿人，他们起着“出外打工一人，脱贫致富一户”的作用。被誉为“春风文件”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公布，对农民工工资、就业、培训、子女教育、劳保、社保、户籍、土地承包等各个方面作出了规定。这一全面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性文件，核心内容是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和改善就业环境。 由此，长期困扰农民工的工资拖欠、缺乏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困难等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 国家对农村的巨额投入，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孕育着巨大商机。据统计，我国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已从1985年的不足500元增长到2009年的5 000元，农民消费需求增长。为让农民买上放心的商品，2005年商务部启动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已有一批捷足先登的连锁超市在农村赚得了“第一桶金”。 资料18 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我们有两种选择：珍惜它，抓住它，中国农业就会乘势而上，“三农”难题就会逐步破解；而无视它，放纵它，我们就会错失良机，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如何抓住历史赋予的伟大机遇?中央给出了明确的原则，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面对这样的标准和要求，我们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关新农民疾苦、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进农民福祉”应成为我们的不二选择。 抓住机遇，就必须激发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让他们的主体意识充分觉醒。当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推行，关键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地方，他们对自己家乡的建设最有发言权。农村有农村的特色，农民有农民的需求，那些不搞调查、千村一面、好大喜功、强力推行的做法，最让农民讨厌，最让农民伤心。尊重农民意愿，就要让农民真正参与到新农村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切实保障他们的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避免出现“干部动而农民不动”的尴尬局面。 抓住机遇，就必须培育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的素质。培养造就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这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至关重要。只有提高农民的素质，农民增收才有最坚实的基础。农民素质的提高，自然会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参与发展决策能力、对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表达能力和争取相对有利的政策环境的能力。新型农民的诞生必将给农村带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新，进而推动新农村建设目标顺利实现。 抓住机遇，必须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得到实惠。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建设新农村的主体是亿万农民，只有当亿万农民意识到新农村建设同他们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紧密相连时，他们才会自觉自愿地投入其中。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同时，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最迫切的实际问题，如饮水安全、乡村道路、农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为农民群众多办好事、实事。 抓住机遇，必须深化农村改革。建设新农村不改革不行，要进一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农村乡镇机构、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要继续加强农村改革的鼓动力，花更大的精力来研究和推进农村改革。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其中“少取”是基础；“多予”正在进行，今后还要加大；“放活”是根本，因为机制体制创新最重要。简言之，农村工作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内容有二：一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要完善农村政治制度。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事物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抓机遇，不仅需要高涨的热情，更需要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把握。时下，有些地方热心于建新房，粉刷墙，写标语，办橱窗，比美观；有的地方不顾实际，搞大拆大建，乱批乱建，为农民盖起了别墅，建起了高楼；有的地方无视财力物力的局限，盲目攀比，一味“大干快上”，甚至不惜负债上项目。这些做法既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也不对农民的胃口，是对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的误读和误导。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乎8亿农民的前程命运，关乎13亿人的现代文明，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快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对扩大内需、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资料1 据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09年我国农村14周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超过5 000万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劳动力结构变化，更多的儿童将被留在家中。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儿童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至22％。“留守儿童”的教育、生活等问题成为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民盟中央妇委会曾经对在京务工的留守儿童父母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并就“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召集了来自河北、山东、四川、重庆等农民工输出大省的部分农民工进行了座谈。从问卷调查中反映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对留在家乡孩子的担心与无奈，和隐含着的一些社会问题。 在这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问卷调查中显示： 农民工对孩子最担心的是：有6．3％的被调查者担心监护人不良嗜好可能会传给孩子；13．3％的人担心无法照顾好孩子的生活；5．5％的人担心无法保证孩子的安全；22．89％的人担心无法辅导孩子的学习；14．9％的人担心监护人太溺爱孩子；16．5％的人担心管不住孩子；11％的人担心不能和孩子很好地交流沟通；3．9％的人担心孩子生病不能及时就诊。 农民工对孩子尽父母之责的方式是：80％的被调查者回答每周与“留守儿童”通电话一次，12％的被调查者是用发手机短信的方式与孩子联络，8％的被调查者大约一个月给孩子写一封信。当问及如果孩子出现问题，如生病或逃学等监护人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您会如何处理?有41．2％的人回答说自己马上回去；20．6％的人说打电话找孩子的老师；15．59％的人回答打电话找其他亲戚；另有15．59％的人回复打电话找自己的朋友；打电话找村委帮忙的仅占6．3％。 农民工的最大愿望是：9．5％的人希望农村多办、办好寄宿学校；6．9％的人希望老师最好能代管孩子；14．9％的人希望老师和学校要经常与监护人联系，交流情况；14．3％的人要求加强对网吧和游戏厅的管理；12．7％的人希望老师加强孩子的心理辅导工作。 农民工的最大期盼是：有91％的农民工想带孩子一起来城市生活。但受限于经济条件、生活环境，以及工作太艰辛等原因而不能实现。因此，在问卷中农民工提出希望工作所在地的政府、学校、群众团体，能够帮助解决如下问题：解决收费问题，取消借读费用，与城市学生同等待遇；解决寄宿问题，政府出面多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多建农民工经济适用房。 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在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召开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座谈会。10名来自河北、山东、四川、重庆等地的农民工说出了心中的期待：对农民工孩子实行“双学籍”。即在北京和户口所在地都有学籍，孩子初中前与父母在京上学，既可以督促孩子学习，又不致感情疏远，高中后孩子基本自立，回家乡读书；在京农民工子弟学校由政府承办，做到收费合理，利用北京有利的教师资源，提高教学质量，给农民工子弟创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 民盟中央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建议由以下几点。 加强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充分发挥社会和政府力量。通过广泛的宣传，引导社会各方共同参与，营造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环境。建议成立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协调机构，并吸纳规范有关社会组织，整合资源，彼此之间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调整、制定相关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及时调整人口管理体制，通过相关政策的制定，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与城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适当鼓励、帮助农民工将子女带到城市上学和生活，充分发挥家庭难以取代的教育功能。 建立“留守儿童”心理咨询疏导体系。心理健康是留守孩子面临的最大难题。通过建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员资格认证制度，着手培养一批有一定水准的心理教育咨询队伍，为解决学生心理问题提供人力资源。 推进寄宿制学校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建设。寄宿制学校可以兼顾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更有利于学生的安全，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困难留守儿童给予适当补助，以保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资料2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工怀着梦想走进了城市，靠努力拼搏，城市确实给他们带来了无限财富和机会。但是农民工大量进城，也使广大农村失去了昔日的活力，产生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这样的群体。“留守老人”带着小孩生活，带着小孩劳作，带着小孩走进学堂，老人已经尝不到每天被儿女服侍和与儿女交流私语的生活；“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 如何解决农村“留守老小”的安全、生活、教育等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想方设法留住农村的青壮年劳力。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是老人和孩子的“保护神”，是供养老人和孩子生活的“源泉”。怎样才能留住农村的青壮年劳力呢?如果自己的家乡有适合创业或打工挣钱的门路，收入有保障，青壮年劳力就不会抛下老人和孩子舍近求远去挣钱。解决这些问题，当地政府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资料3 不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父母，之所以忍心抛下孩子，最重要的动机是：为了孩子。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目前的辛苦，多赚些钱，为孩子的生活尤其是现在和将来的教育积累一些费用。虽然一些年龄尚小的孩子曾经埋怨过父母把自己抛下，但很快他们就明白父母是为了他们。所以不少留守儿童觉得自己一定要为了对得起父母好好学习，自己不能为父母做什么，好好学习是自己唯一可做的，唯有如此才能对得起父母的辛苦。 在调查中，有65％留守儿童明白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是为了家庭、为了自己，他们最担心自己成绩不理想让父母失望。“报答父母”成为他们学习的强大动力。 河南新县列宁小学的朱娇是本年级学习成绩的佼佼者，多次荣获校“学习优秀奖”。她对我们讲，她知道父母辛辛苦苦在外面打工，就是为了供她和12岁的哥哥继续读书求学。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即使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也不会影响学习，反而会激励自己学习更加努力。小黄翔是在那天我们采访的几个孩子中学习成绩一般的一个孩子，但是自从父亲去世以后，黄翔变得更懂事了，2008年获得了“学习进步奖”。 新县宏桥小学的王隆在给外出打工的父亲的信中说：“爸爸，您在那边挣钱供我上学，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等我长大以后就不让您那么累了，让您在家，我孝敬您和妈妈。” 宏桥小学的章亚萍在自己的作文里写道：“妈妈常常对我和弟弟说：‘爸爸出去，拼命打工赚钱还不是为了你们上学，长大有出息，你们一定要以好成绩报答他……长大了的我，学会了用心学习，再也不像小时候那样贪玩和懒惰了。’” 新县一中初二(1)班的马志良的愿望可以说是不少留守儿童的代表。他在一次暑假期间看到了爸爸打工的辛苦，非常感动，并想到“父亲平时最关心我的学习，我一定要以最好的学习成绩来报答他。”他还说：“努力读书，把自己的成绩提升上去，用优异的成绩报答父母，我想这不仅是我也是大多数留守儿童最大的心愿。”孩子能够体会父母的辛苦，并能将对父母的感恩之心化为学习的动力，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作为父母也应当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一门科学，有它自己的规律性，一定要讲科学的学习方法，并且学习也是一个需要不断付出努力和毅力的过程。孩子只有掌握学习的规律、讲究科学的方法、具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才能真正把学习提升上去，才能把自己提高学习成绩的愿望变成现实。但是，由于不少留守儿童的父母在观念上没注意到这一点，同时，加之鞭长莫及，使一些留守儿童没能在入学初期时养成一些好的学习习惯，学习一些好的学习方法，造成了学习困难。 同时，关于学习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应当引起父母的重视，即当一些孩子不能取得好的成绩的时候，就会产生深深的负罪感，觉得自己像个罪人一样，对不起父母为自己的付出。孩子的负罪感首先会造成他心理压力过大。一定的压力会成为学习的动力，但当心理压力过大时，孩子反而会因为沉重的思想包袱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负罪感也说明孩子觉得自己是在为父母学习。虽然“为了父母”可以成为学习的一种动力，但毕竟学习是自己的事情，父母一定要多注意调动孩子内心的追求和动力，让孩子的学习成为他生活的需要。 其实不管生活还是学习，对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面临最大的无奈还是父母不在身边，他们常常充满了对亲情的渴望。 江西全南县一所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女孩在父母出去打工后，从小与奶奶相依为命，性格孤僻、敏感多疑，她曾跟同学说她就是课文里那个可怜的“小凡卡”。最近奶奶又弃她而去，她又被寄养在婶婶家。这个女孩觉得“大家都不要她了”，在一个夜晚喝下了早已准备好的农药自杀，幸好被人及时发现才得以幸免。 上面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不过却能充分地说明亲情缺失给孩子造成的危害。《知心姐姐》杂志记者在河南新县列宁小学调查采访时，当问到被采访的留守儿童，最让你们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说是关于自己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六年级的吴元顺对我们讲了一件他8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爸爸在过年前几天回家来看他，那时家附近的小池塘已经结冰，他和父亲一起在结了冰的小池塘上嬉戏玩耍。吴元顺对我们说，他觉得包括自己那次给爸爸买啤酒把酒瓶摔了，被爸爸打了一顿的情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十分珍贵的回忆。 孩子在津津有味地回忆着和父母在一起的情景：爸爸妈妈回家过年了，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打电话回家了，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把自己接到打工的城市游玩……点点滴滴，都成了孩子弥足珍贵的记忆。 那么，身处异地的父母平时是如何和自己的孩子沟通和交流呢?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多数留守儿童一般是通过电话与父母联系，通常是父母打给他们，约占被调查人数的83％。父母可能觉得打个电话叮嘱几句，问声平安就够了，其实孩子还渴望和父母有更多的交流，在我们调查采访中，不少孩子觉得电话远远不能满足自己和父母的沟通，他们有的还说：“有些话好像在电话里也说不出来，有时拿起电话该说的又给忘了。而且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说，还要考虑到电话费呢!” 资料4 在农村，大多数留守学生平时只能通过电话、视频与父母通话交流，有的父母一年半载才回家一次，有的父母甚至三五年才回家看孩子一眼。在大多数留守学生的眼中，父母成了最亲的陌生人。 三年没见到爸爸 “我有3年没看到爸爸了!”日前，在四川省巴州区花溪乡大坝村，记者见到了王琳琳(化名)，王琳琳说出的第一句话便是想见爸爸的渴望。王琳琳就读花溪中心校，她的爷爷已70多岁，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王琳琳的奶奶年近70岁，母亲在生她妹妹之后不久因病去世。自从王琳琳的母亲去世后，她的爸爸王明德(化名)就一直在外务工。“叔叔，可不可以借你的手机，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请求爸爸今年过年一定要回来。据王琳琳的老师胡旭东介绍，王琳琳的成绩一直很好，在班上名列前茅，上学期考试，语文93分，数学98分，英语89分。 “以前她爸爸过年还会回来。大前年和前年，她爸爸想趁过春节多挣一点钱，就没有回来。去年想回来，可又没买到车票……”王琳琳的奶奶苟仕秀说，“连续两个春节，孩子都没吃好饭，我专门给她两姊妹买了鞭炮，她们也没放。大年三十晚上10点多钟，她爸爸下班后，才打来电话，一接到电话，王琳琳的眼泪就吧嗒吧嗒往下掉……” 狗是最好的伙伴记者见到平昌县高升小学学生王平均(化名)时，他正和一条狗在院坝里嬉戏。他说：“大伯家这条狗，是我最好的伙伴。每次放学回家，它都会跑到半路上‘等’我……”据王平均的老师苟仕平介绍，王平均13岁，家住兵山村，其母亲陈秀珍在外务工，四五年都没回来过。王平均从小就在他大伯父家生活。他的大伯父家本就有4个小孩，又供养年近70岁的母亲，一大家人的生活全靠大伯父一个人外出打工的收入来维持。王平均平时不爱多说话，也不爱交朋友，写日记是他倾诉的唯一方式。他在日记中写道：“很小时候，我爸爸就因病死亡。爸爸死后，妈妈就出去打工了，我不知道什么是父爱母爱，就连他们的样子我都记不清了……”当记者问“你妈妈有多少年没回来”时，王平均很久都没回答我，把头埋得低低的。 虽然王平均话语不多，可在采访中，记者却看到这个沉默的孩子心里却有很多想法和期待。他告诉记者，上学期自己考试考得很差，这学期他不想考那么差了，要尽量少和同学们玩…… “我恨我的妈妈!” 在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花溪乡大坝村小学苟老师在班上开展班队主题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夸夸自己的妈妈。一个个孩子都踊跃地站起来，骄傲地讲述着母亲的伟大。轮到一个叫胡春琳(化名)的孩子讲述自己妈妈的故事时，他站起来沉默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恨我的妈妈”!全班同学都愣住了。迎着老师和同学吃惊的眼光，胡春琳低下头，眼泪一滴滴从脸上滑下来：“爸爸死后，妈妈就长年在外打工，不在我身边。她没有照顾我，也不关心我的学习，我对她只有恨!”苟老师告诉记者，小春琳父亲胡建在外打工时，拼命挣钱，身体有病后，又舍不得花钱看病，后因治疗无效而死亡，欠下七万多元医药费。为了还债，两年后小春琳的母亲也外出务工，小春琳与68岁的爷爷相依为命。平时，除了他妈妈打工寄点钱回来接济外，爷爷务农的收入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尽管家长在外打工挣钱能为孩子在吃饭、穿衣、上学等方面带来一定保障，但由于长时间同孩子缺乏沟通交流，留守学生实际上也失去了最为宝贵的父爱母爱。”苟老师说，留守孩子在漫长的期盼与等待中，对爸爸妈妈的印象逐渐淡去，而与留守学生共同生活的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精力又不足，重养轻教，使留守学生亲情缺失，对父母产生怨恨也在情理之中。 留守学生需要爱的呵护 从事关注留守学生工作的团市委副书记张良和告诉记者，留守学生的生活环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隔代监护型，即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上代监护型，即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亲朋好友，如叔婶、姑舅或要好的朋友；监护缺位型，即由于没有上面两种条件，或其他原因，孩子无人监护。留守学生长期缺乏亲情的抚慰与关怀，是成长中最严重也是最现实的问题。没有父母的呵护，没有亲情的沟通，留守学生的心灵很容易受伤，造成孩子没有安全感，对社会缺乏信任感，久而久之，对他人、对社会的认知就会发生偏差，其行为就很容易走向极端。 巴州区清江镇三皇村一位鲜姓老人告诉记者，他正在读初中的孙子，曾经多次悄悄从家里拿钱。有一次他放了两张50元，结果被拿走一张。老人问孙子是否拿了钱，孙子承认了，并从书包里把钱拿了出来，他就没再说什么。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监护人要么是管教孩子力不从心，要么怕管教严了会出乱子，不好给孩子的父母交代。所以只要不犯大错，对孩子的错误行为一般都采取放任态度。 巴州区兴文镇石笋塘村熊进(化名)夫妻俩长年在郑州打工，儿子小东在家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熊进偶尔返家也是丢下几个钱就走，无暇过问小东的生活和学习，小东便慢慢沾染上了打网络游戏的恶习，上课无精打采，学业近乎荒废。开学不久一个双休日，小东竟在网吧内玩了两天两夜未归，气得爷爷奶奶瘫软在地。 对于留守学生缺乏管教的问题，青年志愿者胡英认为，一些留守学生的家长只注重给孩子创造好的生活、学习条件，却忽略了对孩子爱的呵护，与孩子缺乏沟通、交流。她建议在外务工的父母尽可能把孩子接到身边。若一时无法把孩子接到身边，也要从关心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寻找好监护人。同时，要拿出更多的时间，采取书信、电话等方式与孩子多交流沟通，了解孩子心里想些什么，对孩子的全面发展和精神需求给予更多关注，用更多的关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资料5 2009年11月29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播出《广西鞭炮黑作坊童工调查：留守儿童一天只挣一元钱》，通过广西贺州的一起爆炸案，揭开了父母外出打工的约5 800万农村留守儿童生活现状的冰山一角。 2009年11月12日上午8点左右，广西贺州市平桂管理区公会镇杨会村一组杨万文家因非法加工鞭炮而发生爆炸事故，致当场死亡1人，受伤13人。在14名受害者中，除1名伤者为61岁老人外，其余13名全部是植杨小学在读的留守儿童，其中11名为女生，2名为男生，最小的7岁，最大的14岁。这些留守儿童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廉价收入，只是为了购买零食和学习用品。 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迅速以非法危险物品肇事罪和雇用童工罪立案，犯罪嫌疑人杨万文、谢庆岁先后自首归案。公会镇植杨小学校长陈小洁告诉记者，杨会村人多地少，经济收入微薄，成年人大多在外打工，出事的这些学生都是自己学校的，常年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为了贴补家用，有的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去“鞭炮黑作坊”里打工。 另据新华社报道，2009年8月，杨会村村委会已经发现部分村民在家里进行爆竹加工。村党支部书记杨佑记告诉记者，目前全村70％的青壮年都在广东等地打工，小孩留在村上由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照顾。由于老人身体状况和精力欠佳等原因，这些留守儿童大都缺乏应有的家庭管理和教育。 资料6 浙江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表示，应该在地方性法规中增加专门条款，加强对农村留守的、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等群体的保护。 2009年12月28日，浙江省政府提请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审议《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草案)》。 农村留守的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的未成年子女以及离异家庭的未成年人，往往是未成年人中的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权益保护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的薄弱环节。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规模已达到5 000万人左右，而且这个数字还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呈较大规模的上升趋势。 浙江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审议报告时表示，草案虽然规定了一系列公共服务的措施，但针对性还不够明显，建议在适当地方增加专门条款，加强对农村留守的未成年人等群体的保护。 据了解，目前浙江省11个设区的市和86个县已经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 资料7 2009年11月16日清晨7时，江西省高安市东方大市场内某商店业主李某的店铺被盗，共丢失香烟、糖果以及零钞总价值400余元，李某急忙向公安机关报案。这是当地公安机关在1个月内接到的第八起类似案件。刑警对被盗现场进行仔细勘查后，初步认定这是一伙未成年人作案。 在外围调查的民警也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在城区某商店被盗的当天，几名十二三岁的小孩在商店附近转悠了半天，过后不久，停放在商店门前的一辆电动车也被盗了，有人看见几个小孩推着一辆电动车向西而去。 2009年12月9日凌晨3时，民警在高安城区桥南路巡逻时，抓获两名形迹可疑的少年。这时，另一路民警在高安城区筠泉路也抓获了两名年仅12岁的可疑儿童，并从两人手提的塑料袋里缴获七八十包不同品牌的香烟。经审讯，两名儿童分别为汪某和宋某某，之前在朝阳门被民警抓获的两名14岁少年是他们的同伙。当晚，他们在高安城区某商店盗窃香烟后，分头从案发现场返回租住的小旅店，没想到全部被巡逻民警抓获。 经查，这个未成年人盗窃团伙成员多达9名，年龄最大的14岁，最小的只有12岁。这些人大多数是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平时无人管教，整天沉迷于上网、玩游戏机，没有钱花时，就打起了盗窃的主意，逐渐形成了以汪某、宋某某为首，刘某、王某、廖某、谢某某等人为成员的未成年盗窃团伙。团伙老大汪某是一名留守儿童，只有12岁，年纪虽小却胆大心细，多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将多辆电动车盗走，人称“贼王”。 2009年10月份以来，该团伙成员时分时合，采取提拉卷闸门钻入店内、踹门入室的方式，在高安城区、荷岭镇等地盗窃商店20余家，盗得大量香烟、零钞、衣服，价值6 000余元。该团伙还在高安城南某网吧和东方大市场内盗得电动车4辆、自行车20余辆，价值7 000余元。所盗车辆以电动车150～200元，自行车5元～10元的价格低价销赃，所得款项全部用于吃喝玩乐。 12月11日～21日，该团伙另3名成员陆续被警方抓获。由于汪某等人未满14岁，均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已让其监护人领回，并责令严加管教，其他涉案人员的追捕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之中。 资料8 郑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一名67岁老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说，这位老人有三个儿子在国外，患重病被送医院后，一直无家人看望，其朋友也无法说清老人的详细信息。医院多次尝试与其亲人联系，但线索一次又一次中断。至今，老人死在医院里无人认领，院方无法处理其遗体。 近年来，劳动力转移的步伐逐年加快，青壮年到发达城市甚至国外去打工的人数不断增多，留在家中独居的老人不断增多。这位六旬老翁的悲凉处境，只是“留守老人”生活的一个剪影。还有许许多多的“留守老人”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他们面临的生活困境和情感孤独，很值得我们去关注。 我们难以想象，这位六旬老人生前是怎样度过那些孤寂和无助的日子。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子女很少与他联系。不知他的子女在异国他乡生活得如何，也许过得不错，也许日夜疲于奔命，被生活琐事搞得焦头烂额，以至逐渐淡忘了家乡日渐老去的父亲。我们没有弄清他们的生活状况，因此也无权去过多指责。但是，此事给在外打工者以及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对于“留守老人”，我们该做些什么? 子女应“常回家看看”。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它现在不但成了对打工者的提醒，就连在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也用于提醒即将踏人社会的年轻人：金钱诚可贵，亲情价更高!一方面，要与老人多联系，关心 “留守老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尽量减少老人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子女的精神慰藉是老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许多子女却都忽视了对父母的精神慰藉和关怀。作为子女，应关注老人的情绪和思想变化，努力增加老人的娱乐活动，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消除老人的孤独感。 同时，国家应加强对“留守老人”的关注。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组织，促进社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强化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实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农村“留守老人”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让他们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文化活动，这些都是有效的措施。 除此以外，还要大力弘扬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努力为“留守老人”营造一个良好的互助互爱的养老氛围。可以组织义工利用节假日为“留守老人”提供多种服务，切实解决“留守老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也可以成立邻里互助服务队，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鼓励开展邻里间的无偿互助活动，提高邻里问的互助意识和互助水平，大家共同关爱“留守老人”。 随着改革开放和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留守老人”问题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沉重话题。让我们给那些老人更多关注，让他们能够老有所依，安度晚年。 资料9 一间潮湿昏暗的土坯房，顶上长草，地上生苔，一口锅，三把椅子和一张旧床。这是76岁的杨月华老人的全部家当。像无数农村留守老人一样，杨月华一年到头见不到儿女。村里每年会发救济款，每个月25元。 据了解，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近2 000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组织的“中国农村留守老人研究”课题组，自2006年11月开始，历时两年，到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五省，对留守老人及相关群体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查。 调查显示，80．9％的留守老人依靠劳动自养，但往往仅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甚至根本不足以自养。一般人推测，子女外出务工会明显改善老人生活水平。然而，有关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76％的农村留守老人全年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少于500元，另外还有18％没有获得任何经济供养。参与调查的杨月华老人的情况中等，四个孩子合计每年供养给她100斤粮食和200块钱。 据了解，在农村老人中，像杨月华那样获得村集体帮助的就算非常幸运了。这个比例在留守老人中仅有1．3％；能够得到农村养老保险支持的比例更低，不到1％。农村养老机构少之又少，而且不是限制身份(比如敬老院接收“五保户”)就是价格太高。理论上，可为留守老人提供照料支持的主体除家庭和政府外，也可以包括社会团体及个人。然而在历时两年的调查中，竟然一个类似的组织、团体和个人也没遇到。调查还发现，留守老人支持子女外出的比率高达94％。在家庭生计需求和亲情分离之间，老人选择的是自我牺牲，自觉成为孤独守望者。他们对于女的体恤和宽容溢于言表：“自己还能劳动，不向他们要，他们也很困难”。在河南省固始县，一名叫张长德的老人对调查人员说。“现在是好的社会，但对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好的日子”“不怪国家，只怪自己能力不够”。负责调查的人回忆，当时听到这些话，心里很难受。“迄今为止，留守老人问题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更缺乏相应的社会关爱措施。”叶敬忠指出，由于子女外出务工引发的一些问题严重影响留守老人的健康和福祉，关系到我国能否成功应对老龄化问题、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资料10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工”的大量进城，“留守老小”问题日显突出，如何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统筹解决这一关乎农村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关注的难点和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而产生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一群体。现在的“留守老人”当初为了祖国建设和发展，“牺牲和奉献”了近两代人，创造出了大量物质财富。今天，当我们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时，“留守老人”的生存状况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 农村留守老人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的晚年幸福，也影响到孙辈的教育，更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政府和民政、教育部门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对“留守老小”及其监护人的教育和指导，向他们的家庭普及安全知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要想更多的办法管理、教育、照顾、关心，有条件的集体经济可以考虑建立“留守老小”服务机构。家长和亲属也要从保护好、培养好下一代的实际问题出发，切实承担起监护好孩子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和社会各界要高度重视“空巢”农村家庭的“留守儿童”的问题，不再让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不管儿童”。三、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