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2004年3月，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将政府信息公开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公开政府信息成为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温家宝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提出要求。国务院有关会议多次研究部署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7个配套文件，推动《条例》的实施。2012年4月28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办印发了《2012年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明确了今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八个重点领域和四项工作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结合材料分析政府信息公开对我国当前政治生活的积极意义?
问答题1.材料一：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收入分配中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2009年，我国的最低工资是我国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我国最低工资是我国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再分配中的比重分别如图1、图2所示。材料二：最近几年，中央财政民生支出的增长幅度远高于中央财政预算的增长幅度。根据2012年财政部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2011年中央财政实际支出比上年增长16．7％。其中，教育支出增长27．5％，医疗卫生支出增长17．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23．9％，住房保障支出增长52．8％，在2012年的中央财政预算中，中央财政支出增长13．7％，其中，教育支出增长16．4％，医疗卫生支出增长16．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21．9％，住房保障支出增长23．1％。根据上述材料，请回答：
问答题2013年1月16日，陕西神木“房姐”龚爱爱被网民曝光拥有二十余处房产，价值高达10亿元，随后又被曝出同时有4个户口。2013年1月23日，网上又曝出山西运城市纪委干部张彦有两个户口，其公公身为前运城市财政局局长在各地拥有十余处房产，“房媳”出炉。随着众多“房姐”“房叔”“房妹”“房媳”等“房氏”家族成员被发现，多年来户籍管理乱象的冰山一角被揭开了，从而逼迫国民户籍管理的改革。请结合上述材料，从行政管理角度，谈谈对类似“房姐”现象的看法。(篇幅250—300字)
问答题13. 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原定较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这种增长主要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高消耗来实现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我国单位GDP消耗的资源能源数量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我国单位资料的产出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单位产值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是世界上单位产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 而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比较贫乏，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的25％．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人均占有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大多数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50％。 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形势十分严峻，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174万平方公里，9096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问答题【材料一】 在我国，人民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代表，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材料二】 党的十七大报告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为落实党的十七大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审议《选举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首次实现“同票同权”，这将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项重大举措。运用政治上的有关知识分析材料一、二各反映了什么？
问答题13. 根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方案推算，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在2034年超过4亿。欧洲国家用100年时间、发展中国家用60年时间达到的老龄化程度，中国只需20年。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预测，到2050年中国高龄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1亿。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发生在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等背景下，因此又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目前中国家庭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家庭规模平均只有3．1人，来自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其中农村留守老年人口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此外，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步，社会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文明程度、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水平还远没有准备好。
问答题【材料一】 江苏省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到2015年，将建成省级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校40所、省级创业实践基地和孵化基地30个、大学生创业教育示范基地50个，支持10万名大学生参与创业，扶持100个创业团队。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优秀农民工落户城市政策，提高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材料二】 2012年4月16日，江苏省省政府下发《关于开展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的通知》，明确今年江苏省将以“聚焦中小企业，服务提档升级”为主题，针对创新型、创业型、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开展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通知》明确，今年全省中小企业服务年活动包括：创建300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建设300家小微企业创业基地，培育2000家小微企业进规模，服务10万家以上中小企业，培训20万名中小企业管理人员。 上述材料体现了哪些政治常识？
写作给定资料 1．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随后，办大学之风开始兴盛，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相继诞生。有人认为：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大学是各种社会组织中最具独特魅力的机构之。大学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具有独特魅力，大学精神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优良的大学精神既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强大动力，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大学之“形”，一流名师是大学之“实”，那么优良的大学精神乃是大学之“神”。那么，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诸多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学者都发表了许多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述。费希特说，“大学是人类至为重要的机构”，“是我们永恒人类的有形体现”。洪堡认为，“大学是一个学者的社团，是高等学术机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纽曼说：“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培克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授誉为“奉事圣职的骑士”，等等。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大学校长到执教的教授，从中国“大学”所宣扬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到西方中古以来所形成的天下一家的世界精神，从韦伯、耶士培、蔡元培等坚持的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到纽曼所高标的博雅教育、艾雪培的钻研精神，从怀海德所珍视的想象力与实用经验、佛兰斯纳的知识之探索研究到葛德诺专注于卓越境界的论析，无论这些人的表述有哪些差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其共识的大学理念是：大学具有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和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功能。 2．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其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然而，现今中国的教育却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加以大肆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在我们的教育家翻译过来的现代甚至后现代理论里，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社会良知、思想阵地。大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纽曼的“象牙塔理想”在他们看来迂腐不堪，大学甚至可以连学术研究都不做，完全就是“人力资本”加工厂，与赢利性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连教育本身都可以“产业化”。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80年代的校同风景只是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90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发展速度超英赶美，连基本的现代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直接跑步与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带来丰厚商业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专业，这些专业和这些专业的带头人因此占据大学里的主导地位甚至是领导地位。在以“发展经济至上”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皓首穷经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被理所当然地冷落——不仅遭到学校冷落，也遭到学生冷落，在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张落寞的书桌?市场经济时代的学生超前早熟，从中学起就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庸俗的实用教育观，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更是以“是否好就业”为导向。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了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关我什么事!”和“学这个有什么用!”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口头禅，甚至连渎闲书都已经成为奢侈，除了眼前利益和娱乐新闻，很少人再向自己已近荒漠的精神世界投去哪怕茫然的一瞥。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说，“驯顺冷漠”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普遍的精神症状。 3．可以说现今没有哪一位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同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于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仪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蔡元培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已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蔡元培所坚持的三项原则是互为奥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几乎摧毁了大学这样一种体制。从此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职位变动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它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以及在系科设置等方面又开始向大学回归。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和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这就是说，与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 4．在以前的“教授治校时代”，学术水准是衡量教授地位的唯一标准，有学问的教授在大学里的地位也是相当之高的，“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并且“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的反应……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行政机构与教学机构完全分开，从大学校长到院系领导都是政治直接选派，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真学问，并不是决定因素，反而真正有学问的学科带头人要仰这些人的鼻息。本来应该是“学人社会”的大学成为“官僚社会”，教授要办什么事情，必须经过行政机构繁杂的行政审批；而行政官僚做什么决定，可以完全不顾教授的感受。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甚至连学术水准都以官衔大小来衡量，官做得越大，学问自然就越多，出书就越容易，什么硕导、博导之类的高级职称就评得越快，房子车子也就买得越快。日复一日，不仅是老一辈认真治学的真教授越来越少，新一代准备“学而优则仕”的伪教授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思想探索的兴趣，而仪仪是评职称、申请住房、争取晋级的售价筹码。对比新旧大学世风、学风的变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不无感慨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冉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而事实上，今日的教授不仅不会“面红耳赤”，反而以自己会钻营、能变通为荣，甚至为了节约“效率成本”，连学术著作都可以剽窃。 5．D—22是一个超现代化的酒吧，这里每个早期天都有北京最好的爵十乐表演，其余时间则有摇滚和朋克音乐会，同时还放映电影。它就在北大和清华附近，原以为这里会挤满追求时尚新潮的大学生，但来这咀的学乍其实很少，用酒吧老板的话说，因为学生个个忙于紧张的学业，根本无暇光颐这个近在咫尺的音乐酒吧。北大和清华是中国两所精英学府，考上这里的学生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天赋。但在中国，“能力和天赋”即意味着勤奋、死记硬背和吃苦耐劳，考试要证明的也是这些。但是正如D—22酒吧所宣传的那样，年轻人的生活并不只是学习。学习也也不是安排生活的唯一道路。有一些东西是中国和周边亚洲国家所缺少的，传统的实践和竞争精神的缺失令这些地方的学生成了欧洲人眼中的怪人。而这些东西正是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推动人格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学校并不培养学生的批判和独立精神，对于大部分老师来说，敢于在课堂上质疑老师的学生是差生和不守纪律的学生，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学生问题少说明教学成功、课堂纪律良好。陈先生将自已的女儿送去上海一所现代学校上学，因为这里能够培养她独立思考的精神。她的数学老师建议让孩子以后去美国或欧洲上大学，刚为如果在中国大学读上4年，她身上的独直思考精神就会消磨殆尽。 作答要求：
写作给定资料 1．近来，关于“世遗”的话题相当热门：2011年6月底，杭州西湖成功加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意大利威尼斯则在担心“失去灵魂”。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意大利主要古迹保护组织“我们的意大利”警告说，每天多达6万游客的涌入已经超过了威尼斯的承受能力，威尼斯有“失去自己灵魂的危险”。该组织表示，威尼斯公众面临的威胁太严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考虑将威尼斯从世界遗产名单上划去。意大利并不是第一个要求退出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颇有些国家或者城市因为不堪盛名之下的游客压力，为了对文化遗产进行更好的保护而提出“退遗”计划。但在中国，无论是为了保护灵魂，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申遗的话题似乎更加复杂。一方面是浩浩荡荡、踊跃积极的申遗大军；另一方面则是过于现实的目的，即通过申遗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弗朗切斯科.班德林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世遗看中的是真实和保护。两方的理念存在着巨大分歧。杭州西湖的成功入遗也许会弱化这种分歧，毕竟，早在加人世遗之前，西湖已久负盛名，其旅游人数早已达到饱和。6月24日西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杭州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诺，西湖将继续免费开放，并且“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同时还制定《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将对西湖的保护从地方规章制度上升到地方法规层次上来。相对于…些加入世遗即宣布“一流景区要配备一流价格”的地方而言，杭州的做法令人赞赏。不过，不少专家指出，尽管国内不少地方政府都把世界遗产当成经济开发区，将旅游作为唯一功能来过度开发，但是申遗本身仍然是需要坚决支持的。由于我们过去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不强，许多文物景点存在着维护保养不周的情况。各地为申遗进行了巨大的资金投入，不仅有效落实了保护，而且在环境整治上下大力气，这有利于弥补历史欠账、改善文物保护境况。例如韶关坩霞把建在景区内的七八鹰宾馆和餐馆令部拆除。“那里曾是景区开发带来的恶果——宾馆临水而建，丝毫不考虑与风景的协调。”当地工作人员表示，“早就要拆了，一直拆不动，终于因为申遗拆掉了。”假使申遗没有成功，也并非坏事一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曾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把申遗看成是金字招牌，根本没有意识到申遗的真正意义在于保护。成功之后，往往就是不择手段开发。但只要一天申遗不成功，就得不断地努力保护下去，这也许是件好事。” 2．西湖申遗成功，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增至41个，位列世界第三，令人兴奋。但是，一片欢呼声中，人们的担忧挥之不去：一些地方的申遗往往被念成了一本“生意经”，最后成了旅游业的添加剂、房地产的膨大剂和地方经济的兴奋刹。在巴黎第35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坦言，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商业化、大量不和谐的建筑出现在缓冲区，是中国许多世界遗产地的通病。不扭转开发在先、保护在后的错误思想，中国的申遗道路将越走越艰难。重商业轻文物，先开发后保护，甚至一边申遗一边仍在破坏，我国有太多的前车之鉴。远的不说，西湖申遗长跑十多年，审查历经艰难，原因就在于西湖很多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发展中被破坏殆尽，提交给世遗评委会的时候，西湖其实已经被城市化侵蚀得相当严重。就在一个多月前，位于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的一处豪宅还因为被怀疑是南宋皇城遗城而停工。还有人预言，西湖申遗将直接导致杭州房价冉次飙升，因为申遗很容易成为房地产的膨大剂。杭州曾经是中国的“地王之王”，西湖申遗成功之后，杭州土地更是从黄金级上升为钻石级，在更为巨大的卖地收益面前，如何坚持保护为先、开发为末，如何避免与西湖为伴的居民最后不得不因为房价高企而远离西湖，都是摆在遗产管理者面前的更大难题。 3．早在2005年，“少林功夫”就申报了“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因为时间短、材料不详等问题而落选。后来相关方面改变思路，将整个嵩山各处遗迹打包。名为“嵩山历史建筑群”整体申遗，但在2009年却意外卡壳，直到2010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才获得表决通过。相关专家介绍说，此次随嵩山历史建筑一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少林寺建筑，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初祖庵大殿是河南省现存少有的早期木结构建筑精品，它与宋代的《营造法式》这一建筑名著前后相错25年，是该书的很好注脚；少林寺塔林是我国最大的塔林，包括唐、宋、金、元、明、清历代高僧古塔228座，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保留了历代的仿木结构的斗拱门窗以及各类装饰的砖雕、石雕，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少林寺常住院还保存了大量的北朝、唐宋至明清的碑刻以及千佛殿、白衣殿的彩色壁画。但是建筑的申遗成功，并不代表少林文化的申遗成功。少林寺方面表示。禅宗、功夫共同构成了传承至今的少林文化现象，他们会继续推进将“少林文化”申报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方丈释永信表示，申遗成功是对少林文化的一种肯定，有利于少林寺建筑的保护，有利于少林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他对将“少林文化”申报为世界级非遗也很有信心。然而，少林武僧团的开发也引来争议，似乎与保护形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少林武魂》获得2009年美国戏剧最高奖——托尼奖提名，但另一方面也有美国剧评人批评它为“韵律杂技表演”。舞台上规范化、表演性的武术表演和介于“舞”与“武”之间的少林功夫剧被认为是少林文化申遗中的最大障碍。 4．在联合围世界遗产公约里，你能读到的信息，基本就是“保护保护再保护”。对景区是否保护得当也是能否入选的条件。在联合国的公约里，一切以“保护为本”；但在地方，保护和过度开发会形成尖锐矛盾。2007年，在新西兰基督城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有6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分别是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大会要求这6处地方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如解释不得当，就有可能立刻被列入“濒危名录”。世遗大会关注了“三江并流”，并要求在下一年的大会上再次“验收”，如果正在建设水电设施的“三江并流”得不到有效整治，将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而另据当年《南方都市报》调查：丽江在如潮的游人的喧哗下已逐渐失去古城的韵味：纳西古乐被周杰伦的歌声代替，夜色中狂乱的酒吧，连当地著名的民间艺人宣科也因为喧闹搬出古城……面对这一结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缺乏经验，遗产保护需要和世界接轨。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过分追逐商业利益；一些保护、修复原则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招致非议。”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彭华教授指出，申遗的目的在于“要借申遗之实，给地方上一个紧箍咒”。成为世界遗产后，不仅被游客关注，也被媒体和上级政府关注，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同时对保护的要求是与世界接轨的。“其实申遗的过程，就是一个洗脑过程。让地方从只想赚钱变成自觉保护。” 5．平遥古城因为世遗的金字招牌而成名。但实际上，古城这几年被人关注，还因为接连出现的城墙遭破坏事件。早在2001年，在号称明清时期“中国的华尔街”——平遥古城南大街上。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云锦成”因为房屋产权纠纷被周边居民严重破坏。2004年、2005年，平遥古城墙接连发生坍塌。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4年10月，古城南门瓮城外侧东部一段东西长17．3米的城墙突然坍塌，卜千块青砖落地。本来县财政就吃紧，城墙坍塌都无资金修缮，而成名后的平遥古城却为名所累，公务接待不堪重负。全县一年公务接待人次超10万人，仅此一项就少收入1200万元。平遥县旅游局副局长刘建昌表示，按照规划，未来几年平遥县游客人数仍将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年接待游客将达到200万人次。但对平遥县文物局纪检书记阴宝宝来说，这并非好消息，他并不希望游客增长这么快。“旅游发展太快。文物保护吃不消。”古城内人口和基础设施服务能力都已过载，而让城内居民到城外安居，关键在于钱。阴宝宝建议，要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古城保护和旅游开发，古城的旅游开发作为一个整体打包上市将有望破解资金缺口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城内居民外迁的补贴力度，或加快在城外集中建设商品房供城内居民居住。“单靠平遥县是不行的。山西省，国家都要重视，平遥古城不仅是平遥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即便财力有限，平遥县在居民外迁中还是做了大量努力。近期，平遥准备投资7亿元，陆续外辽1．5万人。“前两年已经投入1亿元，现在看起来还不够，我们又跟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了6亿元，分3年，用于新城区建设和文物保护。”刘建昌表示。此外，可以对古城内的古建筑进行保护性开发。“目前古城内只能住4000人，每到黄金周，住宿缺口很大。古城内很多老房子，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住起来非常舒服。目前，平遥已建立起全国的古城客栈星级评定标准。接下来我们将力推古城客栈上星级，惟出几十家五星级古城客栈，将其打造成平遥的名片。既解决了文物保护问题，又能产生经济效益。”此外，为缓解经费不足，经山西省物价局批准，平遥古城门票中准价将由每人次100元调整为125元，新票价将从明年3月起执行。调价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古城文物保护。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6月7日在巴黎总部就即将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举行媒体吹风会，在会上重申，世界遗产的意义在于保护这些人类自然和文化的精华，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推广和发行部负责人吉娜.道布尔迪说，凡是被列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地点，都需要其所在国依法严加保护，以确保遗产的完整和可持续发展。道布尔迪说，教科文组织一直非常关注各遗产地在入选世界遗产后的管理和发展，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如果遗产地受到战争、灾害等威胁或在遗产保护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将有可能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国际社会将共同关注并努力去拯救它们。道布尔迪同时强调，世界遗产并非是只进不出，根据《世界遗产公约》，如果遗产所在地政府不能保证在一定期限内通过采取必要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并使其遗产地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最终失去了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该遗产项目将可能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此前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和安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都因此被取消了世界遗产头衔。 作答要求：
写作给定资料 1、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核泄漏事故。从3月16日开始，受“吃盐可以防辐射”以及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很可能污染海水导致海盐无法食用传闻影响，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食盐抢购、食盐脱销和哄抬食盐价格的现象。事实上，在抢购食盐的民众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出于盲从，他们并不懂得碘盐是否防辐射，也不懂得海盐是否会受到污染，甚至不知道国产食盐大部分属于矿盐。然而不论有意无意，盲从行为似乎直接导致了“盐荒”。此次抢购风潮中，一句“买盐了吗？”问候语迅速流传，似乎暗示食盐告罄。然而事实表明，我国碘盐供应十分充足，全国每年的食盐产能达到8000多万吨，日常的库存量能够保证3个月的正常供应。在“抢购”风潮中，食盐价格被肆意哄抬，吉林、浙江、河北等地商家甚至将售价抬升10倍。为稳定物价，保证食盐正常供应，3月17日，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要求立即开展检查，严厉打击造谣惑众、恶意囤积、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等不法行为。3月20日，商务部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日，各部门、各地区密切配合，采取积极措施，抢购食盐现象已经平息，市场秩序恢复正常。截至3月19日17时，除个别省份的少数城市的小杂货店或小超市，因运输配送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短时缺货现象外，其他地区都已恢复正常运行。针对部分地区的抢盐行为，中国盐业总公司副总经理D承认，一些地区的食盐供应紧张，是短时间内非理性大量抢购所致。消费者的理性比我们的努力更重要。但类似的抢购现象近年来并非个案——非典时期板蓝根曾经脱销，甲流时大蒜也曾遭抢购……这其中究竟折射出什么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2、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事实上，对于日本发生的核泄漏事故，我国公众充满了担忧，至于如何防护核辐射，大家又十分无知。无知带来恐惧，恐惧导致人心惶惶；正因为人心惶惶，传言才有了市场。针对碘盐是否能够防辐射这一问题，卫生部门已给出明确解释：食用碘盐预防辐射并不科学。而就在不久前，一些市场却是“一盐难求”，甚至连酱油、海带等也被卷入抢购潮。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H认为，公众对自身安全状况的忧虑以及相关核知识的匮乏是造成这次非理性抢购的原因所在。从碘盐可以防辐射的谣言到抢盐的过程中，公众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一哄而上，储备所谓的“安全盐”。中国疾控中心去年曾发布《核事故防护知识要点》，对核污染的防护常识作了详细阐释，但熟知“要点”的人很有限，了解相关内容的人更少。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Z对记者说，当前科学知识的宣传缺乏动力，通俗性科普宣传明显不足，一些百姓容易被误导，这两年出现的刘太医、张悟本等所谓的“神医”让人趋之若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听信谣言折射出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科学判断力的欠缺。”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Y表示，“这种欠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突出，却容易成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和放大器。‘抢盐’风潮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还有有识人士指出，危险本身就是机遇，政府应当及时抓住这一机会，大力普及相关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唯有如此，当再次遇到此类事情时，大家才能冷静面对，采取恰当措施。 3、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伪科学时有泛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话题有：“引渤入疆”让新疆变江南；湖北野人考察研究会公开募集千万元在神农架寻找野人；张悟本称吃绿豆、茄子能治百病；“神仙”李一“神功盖世”，创造2小时22分的水下闭气纪录，称呼吸到脚后跟可以延寿；灾害频发，媒体炒作“世界末日”论；地球遭遇“千年极寒”等。一些伪科学通过媒体炒作，不仅被用来混淆视听、误导甚至坑害消费者、牟取名利，有些未曾经过严谨的论证，还成为决策层作出决断的依据。与此同时，官方和学界打击伪科学的力度随之加大，民间科学打假不仅引起广泛关注，还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和参与，举国上下对提高公民基本科学素养重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空前提高。科学随民主之后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领域。科学素质是人们对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等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作为国民综合素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科学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而公民科学素质不高，往往给诸多科技骗局开了方便之门，如接二连三出现的伪养生闹剧，就折射出民众科学素质低的事实。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比2005年1.6％的水平翻了一番。但也仅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中国科协第七届书记处书记Q谈到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时忧心忡忡，“这个数字意味着，每百人中，仅有3人具备基本公民科学素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科普工作的艰巨性。”从对公众科学素养有关调查的结果看，我国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也十分明显，劳动适龄人口科学素质不高；大多数公民对于基本科学知识了解程度较低，在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等方面更为欠缺。“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并没有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而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科协前第一书记D公开表示。 4、5月30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落幕。回顾此次大会，“科普”成为热词。如何更有效地开展科普工作，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科普需求？“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Z表示。“科学界若不能及时有效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理性引导公众，一方面很容易造成谣言四布、恐慌蔓延的恶性后果，也会造成科学家公信力的丧失，”Z介绍。《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显示，科普工作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科普人才的发展现状仍不能满足科普事业发展和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需求。科技部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科普人员180.84万人，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13.55人。相关专家认为，除了科普人才匮乏，制约科普能力建设的还包括科普投入不足等因素。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C院士就在会上呼吁：“科普也是要花钱的！”“中国科协要努力实现‘十二五’期间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所占比例达到5％的目标，”中国科协主席H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从“3.27％”到“5％”，数字的变化需要各方面的支撑。“拿科普的重要场所科技馆来说，建馆容易，但馆里要有科技含量。”C院士担心科技馆建成后，仅仅是一个“空房子”，“是否要先从软件着手，比如从科普教材的编写等问题入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的科技类博物馆由约250座增至580座，每年建成开放的数量约为33座。从新建馆的绝对数来看并不低，但场馆利用率不足。中国科协的资料显示，广大科技人员本是科普工作的依靠力量，是科普作品的源头，但在科普工作中的作用远没有发挥出来。比如，在一些突发的公共事件中，当公众急切想要了解相应的科技知识、消除不必要恐慌的时候，科学家的声音却十分微弱和迟缓。“这与我国科技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的重科技、轻科普的现象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科协提供的评析资料认为，“目前政府管理部门对科技人员的评价考核体系中缺乏对科技人员做科普的认可激励机制，制约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5、在人们的记忆中，能说得上来的科普书，似乎只有1961年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以及1993年出版的由霍金创作的《时间简史》。“现在科普读物很难跻身畅销书行列，”不少书店的工作人员都有此感觉。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咨询部经理杨伟介绍，根据开卷监测数据显示，科普图书类别品种不少，不过畅销书很少。开卷公司将科普图书分为少儿科普和成人科普两个部分，其中成人科普市场中，霍金的《时间简史》“一家独大”，其余图书与之相比不在一个等量级上。究其原因，杨伟认为，成人科普图书市场化不高，也缺乏作者和畅销书的类别。而少儿科普市场中，由于“求知”是少儿书最广泛的主题，出版社很愿意将力气放在这类图书的出版上，也造成了目前少儿科普繁荣的景象。少年儿童需要科学知识，同样，成年人也需要通俗易懂的科普读物。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成人科普的发展滞后呢？“找不到科普作者”是不少出版社遇到的共同问题，科普创作队伍存在人才断层、后劲不足的尴尬。写科普读物没被纳入科学考评体系，科研人员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创作科普作品。“科普读物要深入浅出，不是很有文学功底的科学家很难写到位。像《时间简史》就出自英国物理学家霍金之手，1993年开始在中国发行，至今已经卖了100多万册，还保持着不错的销售状况”，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J分析说。他介绍，国外不少科学家都热衷于写科普书，而我国很多科学家把写科普书当做“小儿科”，名家、“大家”不愿写，其他作家又很难驾驭科普图书写作。 6、“过去说科普，我们总是在说发了多少书，做了多少讲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秘书长L在科协八大分团讨论时说，“但科普工作更应当注重宣传科学精神，而这正是目前社会比较缺失的。”“温家宝总理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学精神的实质。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有希望的民族。无论是科技工作者，还是社会公众，这种精神都必不可少。”中国科协前第一书记D公开表示，由于缺乏科学精神，一些不科学的观念和行为普遍存在。不少富裕起来的人们热衷于愚昧迷信活动，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成了伪科学甚至邪教的俘虏，这些都说明公民科学素质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动提高，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并不就代表有基本的科学素质。 作答要求：
写作给定资料： 1．最近一段时间，某些高校学术不端和学风失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浙江大学查出贺海波及其所在研究室相关人员涉嫌学术道德问题的论文20篇，其中贺海波涉及论文9篇。除作为合作作者的1篇论文外，贺海波作为第一作者的8篇论文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剽窃、抄袭原博导实验数据，以及一稿两投、部分图表数据张冠李戴、重复发表、擅署他人名字、擅自标注基金资助、捏造知名专家帮助修改英语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 学校已于2008年11月撤销其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合同。“贺海波论文事件”发生后，学校多次明确表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在查清事实基础上依法依纪严肃处理，查清一个人，处理一个人。浙江大学认为，虽然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涉及贺海波8篇有学术造假内容的论文中李连达院士的署名，是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贺海波擅署的，没有证据说明李连达参与了论文造假、剽窃和抄袭等，但李连达作为院长、学术带头人和合作导师，对贺海波事件负有疏于管理、教育不力、监管不严的责任，现其院长任期届满，学校不再续聘。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在公布该校对“贺海波事件”处理决定时，严正表态。他说：“‘贺海波论文事件’给浙江大学声誉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也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一刻也不能放松学术道德建设。”浙江大学已向所有研究生导师发出了“五不准”通告：不准代通讯作者投稿；不准擅入通讯作者的期刊账户和电邮；不准设立公共投稿账户；不准代签版权转让页；不准泄露投稿联络信息。 2．近日清华大学在校园网上发布了一篇对校长顾秉林院士的采访回答。在接受清华大学新闻中心工作人员采访时，顾秉林主动曝光了清华大学自2004年以来的三起学术不端事件。 学术不端是学术界的一大顽疾，尤其是近年来，有关学术不端的消息时有所闻。人们在痛恨学术不端行为的同时，也对某些当事人所在单位表示失望，因为在学术不端被人们知晓、批判时，当事人单位很少主动站出来承认错误、致歉谢罪，相反，还有可能百般抵赖，袒护当事人，或者就是赶紧和当事人划清界线，以示与己无关，自证清白。 有些单位对学术不端之所以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豁达”态度，根本原因在于信奉“家丑不可外扬”的理念，担心“外扬家丑”有损单位声誉，影响单位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左右下，当事人单位对待学术不端通常采取“捂”“赖”“避”这样一些令人失望的态度。然而殊不知，这样的处事态度一定程度上成了催生新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孵化器——由于有单位“遮风挡雨”，学术不端者有可能胆子更大，腰杆更直，进行学术不端活动更加肆无忌惮。 相比某些单位在对待学术不端方面遮遮捂捂的态度，清华校长顾秉林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不仅对发生在本校的学术不端行为不护短，而且在“外人”未曾知晓的情况下自揭家丑。这样的做法真该令那些抱定“家丑不外扬”的人士汗颜。而自揭家丑之后，有人也许会因清华也有学术不端而表现出某些失望，但人们更会对清华敢于直面错误的勇气和魄力表示赞赏。更为重要的是，勇气和魄力的背后是打击学术不端行为的坚定决心。 3．有网友报料称，在中国知网(国内专门收集公开发表论文的网站)上，广东商学院副教授廖丽霞发表的10多篇论文均能查到，其中有两篇论文惊人地相似，分别在不同时间发表在不同学术刊物上。分别是：《论通感的表达功能》《论艺术通感的表达功能》；《钱钟书(诗可以怨)解读》《尖锐的解结与批判——(诗可以怨)解读》。廖丽霞涉嫌抄袭重庆长江师范学院本科生魏巍论文事件，引起不小的反应。廖丽霞与魏巍的论文在网上公布后，近80％的网友认为两篇论文非常雷同，可以认定为抄袭。但让人意外的是，一些人并没有对剽窃、造假事件表现出特别的痛恨，超过四成网友认为“天下文章一大抄”再正常不过，有的人在留言中还对廖的行为表示同情：“本科生的论文一般是不上网的，这次意外被发现了，真是有点儿背。” 4．2009年3月15日，教育部召开加强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座谈会，教育部部长周济提出：对学术不端行为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倪维斗院士坦言：“当前不良学术风气及行为的产生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科技评价体制的导向和急功近利的思想是其主要原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在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迎来了市场经济大潮，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之风盛行。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科研队伍难免受其影响。”倪维斗说，由于受到许多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硬性考核指标的制约，如为了评教授、当博导而着急发论文、出成果，使得能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做研究的人越来越少，急功近利搞实惠的人越来越多。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说：“伴随学术研究职业化而产生的一个严重的负面效应就是对‘学术精神’和‘学术传统’解构。时至今日，‘学术’不仅可以换取荣誉和金钱，谋取官位，还可以为学术机构带来荣誉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成绩就和学术机构、学者的个人利益形成了复杂、紧密的联系，从而构成了形形色色的‘学术失范’行为温床。” 5．有学者认为，严惩学术不端行为，既是对“闯红线”者也是对有可能“闯红线”者最好的警示，告诫他们不要拿一辈子的声誉和学术生命做赌注。但是，惩处不是一劳永逸的良方，对不同程度的学术不端行为和不同群体身上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对成名学者的学术行为，要严格要求；对青年教师学术不端行为，要坚持惩处和教育并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对学生中的学术不端行为，要坚持教育、引导和指导为主，不能简单处分了事。 要坚持用制度规范学术行为。学术规范，制度建设是根本。任何一起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各种量化评估制度无形中催生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当前，多数单位对科研人员的考核都是一年一次，而且规定了严格的量化指标，完不成工作量将会受到晋升或经济上的制约和损失，甚至有可能失去工作岗位，而科研成果多的科研人员无疑会分到更多的实惠。很多科研人员在利益诱导下拼命去追求力所不能及的东西，甚至铤而走险，靠抄袭、剽窃、一稿多投甚至伪造的方式“制造”尽可能多的成果。为避免制度催生造假，要一手抓学术繁荣，一手抓制度建设。一是要制定学术规范和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准则，让学者不愿造假、不能造假、不敢造假；二是要充分依靠学术委员会，给学术委员会更大的发言权，更多的决策权；三是改革现行评价标准，提高学术评价的科学化程度，逐步从成果数量的考核转向成果质量的考核，从期刊等级的考核转向成果内容的考核。 大学和科研单位要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宽容科研失败。若不能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那么到处堵漏洞也没用。学术部门和单位要努力营造出宽松的学术环境，让学者们卸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包袱。要充分尊重学者的劳动、创造，宽容科研失败。越是原创性科研，越是要允许其失败。只有允许科研失败，才能迎接科研创新高潮的到来。高校应当营造一种让教师和学者能够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环境，不要为评职称所累，不要为工作量所累，不要为各种评奖所累，而潜心于自己的专业，潜心于学术，潜心于创新。 作答要求：近年来，一些学术剽窃、造假事件屡屡曝光。本来，对学术不端行为应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零容忍”，但让人意外的是，一些人并没有对剽窃、造假事件表现出特别的痛恨，反倒认为现在查出来的“算是‘走背字’”。请你结合以上资料，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反驳“‘天下文章一大抄’很正常”的观点。___
写作给定资料 1、6月23日傍晚时分，十年来最大一场雨“空袭”京城。雨一直下，越下越大，陶然亭地铁站变成了“水帘洞”，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桥下变成了“游泳池”，南二环主路右安门路段断路，在大望路、安华桥这些地方，那些底盘高的SUV或许还能涉水缓慢前进，而不少小型汽车几乎变成了“潜水艇”。北京的交通开始逐渐瘫痪，从立交桥桥底到二环路，从立交桥桥面和地铁线再到机场航班，这场暴雨让北京俨然变成了水城，“城市内涝”也再次旧话重提。每次一出现城市内涝的消息，各大门户网站基本都会将其顶至首页。而在某个城市“看海”，也成为网民们这个夏天最热衷讨论的话题。类似“到武汉大学去看海”和“到北京地铁观瀑布”的各种调侃层出不穷，在这些调侃背后，却是这些昔日外表光鲜的城市，缘何在暴雨突袭下显得如此狼狈不堪？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昼如暗夜，75岁的刘维新已在北京生活近60年，他从未见过北京有这么大、这么急的雨。这场大暴雨，不仅让北京多个路段因严重积水陷入瘫痪、部分地铁线路被迫关闭，还有两名青年也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入污水井中瞬间丧命。“这样的天气实在罕见，也难怪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刘维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尽管在城市经济的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但他仍然无法理解，为何一向干旱缺水的北京会突然遭遇如此强烈的大暴雨。 2、2011年1—5月，长江中下游多省市遭遇干旱，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但从6月起，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突现强降水，接连数轮降水过程的降水量创下近60年历史同期的最高值，使得不少旱区转眼间成为涝区。连日来，中国多个城市遭遇强降雨天气，武汉、杭州、南昌、北京、长沙、成都等地先后发生严重内涝，纷纷化身“东方威尼斯”，多个城市的防汛部门也因此进入高度紧张状态。2011年6月以来，整个杭州城似乎都和水“杠”上了。水污染的阴霾未散，连绵不绝的大雨再次让杭州陷入一阵忙乱。雨声、叫声、喇叭声，被积水围困的人们满腹抱怨。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轻易地被这场大雨打乱了节奏。截至6月15日下午3点，杭州市区共发现积水面积100平方米以上、积水深度20厘米以上的积水点45处。这些积水点主要分布在江干区和拱墅区。而其中一些路段，诸如天城路文晖大桥东、德胜路上塘路口，每逢大雨几乎都会积水。2011年6月18日，武汉市一辆公交车因水浸熄火，消防官兵救援被困在车顶上的乘客。当日，从凌晨开始的大暴雨袭击武汉，武汉中心城区道路积水严重，俨然一座水城，全城路面交通几近瘫痪。2011年7月3日下午，成都暴雨倾城，引发严重内涝，交通大瘫痪。晚上10点，在成都街头见到，不少地方仍大量积水，暴雨造成的大范围交通拥堵现象还没有缓解。在成都南二环路附近，汽车排成几公里的长龙。这场暴雨，让成都成为泽国，城区内上百处低洼之处，积水至人膝部和半米之深，到处可见有汽车泡在水里无法走动……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很多大城市的通病。 3、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在接受专访时称，城市普遍内涝，关键在于城市原有的排水设计没跟上城市发展的速度。面对这种突发性暴雨，任何城市都可能受涝。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较差，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历史原因。事实上，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国内的其他城市，除极少数城市的排水管网建于解放以前，大多数城市的排水系统均为1949年以后修建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政府都面临技术低下、资金短缺等困难，加之当时城市规模仍相对较小、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等现实因素，政府相关部门对包括下水道在内的许多基础市政工程，原本的设计标准和建设标准都比较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规划所所长谢映霞表示，以北京为例，老北京城1949年的排水设计标准往往只能应付一年一遇的强降水标准，在某些地段甚至只有0.3年一遇。“也就是说，一年淹两三次也是正常的。”尽管此后北京市也曾多次对排水管网进行改造，但随着城市扩张，北京的排水设施仍然比较落后。“这里面涉及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周玉文对此表示无奈。“最直观的就是城市化进程太快，但老城区还用老管网，原有的设施已无法承担起现在的责任。”“作为首都，有着众多外来人口的北京也许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特例。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轨迹都极其类似：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周玉文表示，城市化过程，不仅对原来地表径流的条件施以改变，也使得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城市聚集。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城市集中的人口和财富越多，抗灾能力反而越弱。周玉文表示，“以前下雨可能把自行车一扛就过去了，但现在汽车泡水就会损失很大。遗憾的是，许多城市当时在设计排水系统时，根本未考虑若干年后的今天，马路上会有这么多汽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城市内涝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城市的‘富贵病’。” 4、然而，在众多城市规划设计师的眼中，城市内涝则更加凸显了中国城市排水系统规划不足的问题。2010年7月4日，一场暴雨让成都也陷入瘫痪状态。成都水利专家陈渭忠表示，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地面硬化，柏油路、水泥路无法渗水，足内涝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剐总工程师陈懿更公开表示：“强降雨带来的严重内涝，不仅显示城市排水应急系统的脆弱，还揭示了城市建设规划中‘重地上、轻地下’的弊病。”对于这一点，城市规划师、《城市中国》杂志总监杨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国内很多城市建设都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现象，重面子工程，忽略地下设施。杨但认为，地上设施越多，地下设施的建设成本越高，所以投入越晚，财政越紧张。如此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对于城市排涝规划建设问题，浙江省建设厅规划处处长姚昭晖认为：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滞后是掣肘城市排涝功能的主因。“与近年来快马加鞭式的城市地面建设相比，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却跟不上步伐。面对倾盆大雨，城市排水系统‘小马拉大车’，显得力不从心。”而江西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李日尼则认为：城市排涝规划建设存在限量，应当允许特大暴雨有一定的排水时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城市扩张、人口规模扩大，排水系统的管网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很多城市历史欠账严重。 5、住建部2010年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过一次城市调研，了解各地是否存在内涝的现象。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都曾发生过内涝事件。在一些发达国家，防止城市内涝的问题早已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譬如美国，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制度对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规定得相当详尽。其中，佛罗里达州就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在日本，甚至还有《下水道法》，对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和各项技术指标都有严格规定。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也有一部《防洪法》，但在防城市内涝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儿乎是一片空白。同时，由于相关部门对于城市排水管网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够，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也已逐渐暴露出来，并且日趋严重。以前不少大学都曾在本科设有给排水专业，但由于近年环保事业蒸蒸日上，许多原来读给排水号业的人都转行去做污水处理，还有大批人才流失国外。许多高校甚至还取消了给排水的本科专业设置，以致目前全同真正能培养排水管网专业人才的学校已寥寥无儿。一到出了问题，才发现能解决问题的人太少了。排水管网专业领域曾被人形象地喻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似乎真的像城市脚下的下水道，很有些寂寞清冷的味道。 6、2010年3月至今，包括重庆在内，广东、湖南和江西等地已连续遭受暴雨袭击，许多地方甚至成为“泡”城。记者连线中国科学院院士、气候专家秦大河，请他分析其背后成因。来自中央气象台的调查发现，2010年5月，全国各地的气温明显低于历史同期水平。广东、重庆等地连续发生极端气候事件。“应该说，这种气候状况与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对此，秦大河在电话中给出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介绍，有关统计已表明，包括广东、重庆等地在内，南方地区3月以来出现的异常天气都与其有关。秦大河分析，2009年6月至今，赤道太平洋地区维持厄尔尼诺状态。“这对全球大气运动、气候变化造成明显影响。”此外，2010年还是厄尔尼诺现象次年。他举例说，我国1998年发生的夏季长江流域特大暴雨洪涝，就与前一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此外，他还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也是造成特大暴雨事件增多的原因之一。“这个大的气候背景会长期存在。” 作答要求：
写作给定资料 1．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因为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由此而引发部分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博主“郭美美Baby”年仅20岁，在微博上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2011年6月20日被网友发现，被指炫富。“红十字会”的“经理”身家居然如此富有，不由得让众多网友起了猜疑：“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儿去了?”在漫天的质疑声中，“郭美美Baby”曾发布一条微博称其“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我们负责与人身保险或医疗器械等签广告合约，将广告放在红十字会免费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车上。之前也许是名称的缩写造成大家误会。”之后，“郭美美Baby”将上条微博删除，又发表一条微博解释，“红十字协会和红十字商会根本就是两个不同性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揪着‘红十字’这三个字不放过呢，这跟人同姓或者同名是一个性质”。但随后这条微博也被删除。一个20岁的女子在网络上招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本身不算个事，但它提供了公众对中国慈善事业进行审视的机会。红十字会理应跳出表面纠缠，趁此机会，反思自己的公信力为什么受到如此严峻的质疑。连《人民日报》也接连发出警告，指出“公众的善心伤不起”，“没有透明就没有慈善事业”。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对慈善机构而言，“公信力伤不起”。中国红十字会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各行政区设立红十字分会，形成上下级关系。其他民办慈善，则难以以慈善的名义在民政部门登记，一旦募捐，即告违法。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红十字总会却有权“批准”设立“商业红十字会”和“铁路红十字会”，两会分别属于“商业联合会”和“铁道部”主管。这两个部门何德何能?事实上，公众对它们的慈善运作情况几乎毫无所知，不质疑它才是怪事。更怪的是，这两个红十字会中，至少“商业红十字会”成立10年来没有获得民政部门批准，不具法人资格，但这也不影响它作为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分会和下级，“开展慈善事业”。这就是中国慈善机构的扭曲。官办慈善机构的所有问题，都源自不够公开透明，没有充分的竞争存优汰劣。质疑声浪滔天，为什么还能勉强维持?因为它由官方机构垄断操办，回不回应，回应到什么程度，全视它们自己意愿而定，千万公众发力，却照样很难促动“有关机构”启动实质调查。官方机构把慈善机构的信用和自己绑定，彼此背书，其结果是形成慈善机构官僚化的怪胎，越来越不透明、不高效，直到失去公信力。 2．在北京一些酒店、超市的角落里，常能见到一种“功能三合一”的白色两米高“红十字会宣传募捐箱”。箱子的上半部分是广告显示屏，中间是个“红十字”募捐箱，最下面是电动擦鞋机。2011年7月4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北京皇家大饭店”就见到这样一个箱子，擦鞋机还在工作，广告屏还亮着，但箱体上的客服热线(手机)已处于关机状态。继天略集团、王鼎公司、中谋智国、中红博爱等多家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关联企业之后，这种箱体的出品和运营维护商——心动中基(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最近也成了红十字会风波的一部分。这些风波指向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与商业世界的交集。这些与红十字会合作的公司创造了一种极为相似的商业模式：以红十字分会或直属基金的形式挂靠红会，利用红十字标志和名义开展商业营利活动；或由一个项目创意发起成立一家公司，拉来社会资金，开展营利活动。虽然这些项目的具体形式不同，却基本以广告模式为主。一些业内人士认为，红会下属分会及基金会过度涉足商业运作，既违反了红十字标志和知识产权不能被用于商业盈利的基本原则，也为打着公益慈善旗号牟私利的人开辟了打擦边球的空间。但王鼎公司创始人认为：在博爱小站、博爱小窗等项目中，红十字会、商红会等付出的是政策资源，投资方付出的是资本资源，王鼎公司付出的是智慧资源。天略集团董事长也称，红十字会的资源属于全社会，就该充分利用。 3．20岁的“红十字商业总经理”郭美美在6月20日发布的一条微博，成为了这场风波的起点，而眼下，心动中基的总经理张某被网民冠以“第二个郭美美”。6月30日，她被指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募捐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在外办了两家公司——心动传媒和中基文化。《南方周末》当天登录心动中基官方网站(www．icaremedi[A].corn)，见其公司简介称，该公司成立于2005年，由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三大公益慈善组织全力支持，以“打造中国第一公益传媒”为使命。但事发后，该公司官网域名已无法访问。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是域名管理商方面的原因。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张某是中基(北京)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2006年红十字总会委托该公司承办“红十字公益广告募捐箱”币目，她是该项目办公室的负责人。公开信息显示，张某还是红十字世博温暖基金会副主任、红字传播基金会副秘书长、“蒲公英爱心行动”负责人。工商资料显示，心动中基的前身为中基希望(北京)传媒广告有限公司。2006年年底，该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加入“销售机器设备”业务项，此应为运作上述公益广告募捐箱项目的开端。该公司原计划在全国50余座大城市投放3万台募捐箱，建立每天覆盖过亿人次的大型公益传媒网络。但这需要一大笔钱，一位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广告公司2008年业务一度高速扩张，曾吸引风险投资机构前来考察谈判投资事宜。当时，分众传媒的成功使户外广告商的价值凸显，而心动中基的商业模式则更具诱惑力。公益慈善理念在全社会的普及，使其广告曝光率得以保证，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捐款率非常高，募捐箱里面钱都塞满了。”中基前员工回忆说。王汝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中基公司无权开启募捐箱，募捐箱钥匙及捐款收取全部由公益组织统一管理、全权负责。为了项目能长期持续地发展，三家公益组织均同意，在募捐箱免费向公益组织提供部分广告版面的条件下，其他画面可以用于发布合法的公益或商业广告。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明确规定，“红十字标志不得用于商标或者商业性广告”。更重要的是，公益与广告之间的模糊界限可能孕育着潜在的灰色利益输送。心动中基前员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公刮广告销售代表说服客户投放广告的一个条件是，广告款发票可开“红十字会”的抬头。这意味着客户的商业广告支出行为可以取得公益性捐赠支出凭证。根据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准予扣除(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的12％)。但既然广告款没有流入红十字会的账户，其实并不应开具公益性捐赠支出发票。而张某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绝不存在上述开“红十字会”抬头发票的情况。 4．“郭美美事件”恐带来行业危机。“之前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声就不断，现在影响的是一大片。”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广东汉达康复协会秘书长，陈志强对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深有体会。他认为这次事件影响的不仅仅是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也让本来就很脆弱的民间草根公益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曲栋也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能简单地定义为一起危机公关事件，其中反映出的监管体制问题触及整个公益慈善事业的立身之本。“大陆的慈善公益组织长期缺乏监管，加上信息不透明，完全靠慈善组织的自律、善款的合理使用。前不久的上海红十字会‘天价餐饮发票事件’到现在的‘郭美美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曲栋所担忧的是，如果监管继续缺位，信息继续不透明，类似的事情还会曝出，甚至会酝酿成一种行业的危机。曲栋提出，“郭美美事件”带来的警示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我国目前公益慈善的发展很快，但是法律却相对滞后。尤其是像红十字会这样的大型公益组织拥有很多的资源，如果缺乏外界的监督，问题将非常严重。而一些小的慈善团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了。一定要趁我国还在慈善事业的初期，将各种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促使整个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如何从根本上化危机为转机，重塑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在曲栋看来，关键还在于推动我国慈善法的出台。据曲栋介绍，现有的法律只有《社团登记管理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三个管理条例和《捐赠法》。“前面的三个管理条例仅仅是明确了慈善机构、基金会合法登记的程序要求。而《捐赠法》虽然有别于其他规定公益组织行为的法律，但其所规定的则较为宽泛。”曲栋分析，以上列举的相关法律主体不清、责任不明，存在许多隐患。目前缺乏的是慈善法、公益组织法等实体法律去明确责仟主体，规定捐款人和慈善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前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透露我国的慈善法已由民政部送达国务院，法律的起草工作进入重要阶段。但曲栋认为，中国的慈善法迟迟未能出台，在于政府的公益慈善思路还不够明确，涉及很多复杂的体制问题。业内期待广东省在慈善立法方面做出先行尝试。曲栋说，广东省民政厅在2011年3月份曾公开表示本省慈善条例有望当年下半年出台。“相信该慈善条例将超越现有的法律约束，不仅规范慈善公益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也赋予慈善组织更多的空间和自南。” 5．新近出炉的“中国首善”曹德旺，与此前多次荣膺“首善”名号的话题人物陈光标，是当下中国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两个典型案例。曹德旺认为企业家与慈善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企业家首先要用心地把企业做好，而慈善家是把自己用不完的闲钱捐出去给需要的人。”“曹德旺式”慈善是一种以企业经营状况为基础的“造血式慈善”。年过六旬的闽籍侨商曹德旺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福耀玻璃集团占据中国汽车玻璃71％的市场份额，并且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承担了宾利、奔驰、宝马、奥迪等知名豪车品牌的配套供应。作为一家成功的企业，福耀玻璃实现了其为社会创造财富，贡献税收，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责任。2011年4月，曹德旺将其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3亿股份捐赠给了河仁基金，开创了企业家股权捐赠模式。福耀玻璃在过去20年中，做到了30％的复合增长率。这种捐赠模式令慈善基金可以分享企业的成长，令企业的经营状况直接与慈善挂钩，更坚定了其“造血式慈善”模式。前“首善”陈光标的行善轨迹，一路秉持着高调。陈光标曾多次在捐赠时大秀“人民币墙”“钱山”等。日本地震后。陈光标火速赴日捐款，并在微博中称：“学生们在募捐，我给每个募捐箱都捐上1万日元和100元人民币，并附上一张名片。”这种“捐款附名片”的做法将其“高调”与争议推向了极致。而陈光标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自创立第二年以来至2009年，连续6年亏损，且2009年该公司总资产为1．05亿元，负债高达9969万元，负债率近95％。陈光标曾表示，因平时将70％的精力放在慈善方面，公司才陷入困境。“照现在的积蓄，还可维持2年。”陈光标高调的行事风格虽伴随着争议，但不能改变其捐款的事实。慈善捐款本来就是一种捐款人权利．以何种形式捐款，捐多少，捐款的动机如何，都是捐赠者的自由。但“陈光标式”慈善始终都是一种“输血式”的慈善，且陈光标对慈善事业中的个人表演过度投入，无暇关注企业经营，令企业陷入窘困，没有尽到作为一个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作答要求：
写作给定资料 1．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相对来说处境还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中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少见的。大量社会调查显示，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人们越来越富，但焦虑却越来越多，乃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情绪。表面来看，这是种矛盾，其实不难理解。管理学中最基本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总是在低层次需求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高层发展。当绝大部分人整天都为生计发愁时，他们对爱、对被尊重、对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自然无暇顾及。渴望且能得之，则不成为焦虑；渴望而不可得或者很难得，才会成为焦虑。当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中折射出的实是社会保障的不足。为什么会有就业焦虑?并非我们都处在失业之中，但今天工作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长期拥有工作。如果我们失业，我们能否迅速再就业，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会有财富焦虑?也并不是我们都食不果腹，但面对巨大的财富差距，那早已解决了温饱的财富却又似乎微不足道…… 2．从心理学上说，适当的焦虑，不但不是坏事，还是一种发展动力。可当焦虑情绪成为普遍性、大范围、多行业的社会化情绪，其至上升到了社会焦虑症程度时，就应该是一种提醒，“有尊严的发展”缺位了。什么是“有尊严的发展”?温总理对尊严感进行过详细解释：“第一，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进发。”说白了，就是平等的权利、应有的物质和精神保障、良好的发展机会。这些年的发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可在“有尊严的发展”落实方面，仍有不足。比如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引起不满，“我爸是李刚”之类的特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某些人的“赢者通吃”、“霸王情结”的思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公平感和公平信仰。在特权面前，人人都是弱势群体，焦虑就会产生很多。再如，社会保障不足，除了公务员能够享受丰厚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都推向了社会。“看不起病”、“养老钱不够体面”，甚至没有养老钱，仍是很多人的无奈现实。常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想多挣钱，多干活儿，年纪轻轻就不得不为退休的事情考虑，增加焦虑心理。总之，长期以来，虽然注重均衡、注重公平的科学发展观一直是各级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经济建设“一手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过分强化经济行为，政府应该承担的其他职能，如社会管理职能、精神发展等，所能占用的精力和时间就有限，而政府应该坚守的人本职能、服务本位渐渐被淡化和忽略 3．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而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乍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礼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准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4．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冉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教育——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社保一按照规定，朋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南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南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群体，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孩子能不能正常入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5．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乍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寓”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口前临近0．5的红线。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下“错”行业，抓不到机会……即使通过自我不断的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6．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孔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意味着以往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换青之，社会的许多群体和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间，一方面迅速崛起了一个暴富的高收入群体和一个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舒适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生活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些人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更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担忧甚至足恐慌。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过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共同体，其构成因素和变数之复杂，恐怕也是全世界之最。中国经济和社会在未来还会遇到哪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现在很难判定。显然，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在中罔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南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丢失了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围观阶段许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或心宅往往缺少一种坚守和定力。进一步看，南于心灵或心宅缺少坚守和定力，因而不少社会成员在面对大量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诱惑时，其行为往往缺少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取阳和执著的精神，难免随波逐流，飘忽不定，心里很不踏实，进而容易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当中。重要的是，由于心灵缺少坚守和定力，所以，人们的行为一旦受挫，其抗挫折抗打击能力必定十分有限，这就会不断加重人们的失落心理，进而深陷社会焦虑现象的困扰当中而难以自拔。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于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人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由于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7．社会焦虑现象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会激发社会成员的某种动力，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社会焦虑现象会促成或加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礼会焦虑现象会直接催生社会成员程度不同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当社会焦虑现象盛行时，人们对于长期行为往往是不感兴趣的，相反却会热衷于短期行为，容易形成从众行为和越轨行为等等。进一步看，这样一些非理性行为会引致一些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其二，社会焦虑现象会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客观看，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大多数社会成员目前的“绝对”生活水准已经高出一个大量级。但是，由于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无暇作出理性的判断，而热衷于同左邻右舍当中更高水准者相比，甚至同全社会当中那些公认的生活水准很高者相比。因而对自已的生活水准不够满意，并且会不同程度地产乍对社会的不满心理。其三，社会焦虑现象会加蓖人们对于社会矛盾问题的不满情绪。有社会矛盾问题存在着，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同时再杂营一些小公止的心理感受，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容易迁怒于他人他事，进而会加重社会矛盾问题。 8．尽管中国现阶段而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综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目前猪肉价格首现环比下降；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9．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题有其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的强幼发展，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中国人有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同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10．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观文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基础性的必璎条件。 作答要求：
写作给定资料 1．节日过后，随着子女们陆续离开父母身边，一个令人难以忽视的问题浮现在人们视野之中：“空巢老人”。所谓“空巢”，即“空寂的巢穴”，比喻小鸟离巢后的情景，现在被引申为子女离开后家庭空虚、寂寞的状态。“空巢老人”即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年人。据201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老年“空巢家庭”已达到49．7％，农村老年“空巢家庭”也达到了38．3％，而在北上，一等大城市中，这个比率已经超过了2/3，数字十分惊人。N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Y说：“‘空巢老人’的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老龄化问题。与西方相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太快，而现在的情况还没有让我们有足够的体会，等到2020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就会感受到老龄化给我们带来的真正压力。也就是说，等到新中国成立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们步入老年时，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各种问题，就会暴露无遗。”“我们对‘空巢老人’的体会，要比西方明显得多，这跟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但是目前社会的变化非常迅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空巢现象’就已经发生了。”Y教授表示。近年来，农村“空巢现象”要比城市“空巢问题”更为突出。Y教授介绍道，现在中国存在2亿农民工，直接造成农村“生孩子越多，老龄化现象越严重”的情况。“现在中国农村是‘四化’并存，指的是年轻化、老龄化、女性化和残疾化。特别是其中的‘空巢留守老人’，目前全国农村大概有4000多万，占到全体农村老人的37％，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空巢老人”的现象如此严重，是否足一个必然的现象?Y教授认为，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寿命延长，而同时人口的流动性和竞争压力也在增强，年轻人自发地选择离开家庭来应对竞争，从前那种“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如果给年轻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对众多独生子女家庭而言也相当不现实，很多年轻人对于“空巢老人”的问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当农村的年轻人到城市打工，留在身后的是被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的老少妇孺。2011年4月初记者在安徽省宿州市、阜阳市，浙江等地农村采访发现，以前，农村外出务工主要以中青年男性为主，老人、妇女和孩子看家守地。现在，打工族携妻带子外出渐成趋势，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他们生活上缺乏照料，成为“空巢老人”。前不久，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星村杨永波的老伴患了腰椎问盘突出，在阜阳市动了一次手术。老杨在医院陪了20天，心里一直没着没落的，一会儿担心老伴、一会儿担心家里。“现在农村就这样，年轻人都出去了，家里就剩老人，一旦有个人生病了，有人陪护，就没有人看门。”71岁的杨永波有两女一子，成家后便远赴杭州打工。十几年里，子女们过年回家团圆、年关扛包出门，长的待上一周、短的待个三天。老杨心疼却很能理解：“都是为了生活，不容易。”守着家、守着田、守着孙子，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田里、集市上溜达，中午跟人聊聊天、打打牌，晚上看一会电视，8点半睡觉，生活很“规律”。老杨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颍州区三星村、胡庙等地采访时，记者很少碰到年轻人，像老杨这样的“空巢老人”却很多。“但凡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几乎全部出去了。”胡庙居委会的刘书记坦言：“我们村27个村民组，5380多人，外出务工者占了一半多。留下的都是老人，他们现在不得不自己操持农活，料理家务。下田干活的，几乎也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了。”而阜阳市外出务工人员数量达到了260万人。几天的采访中，记者接触的所有采访对象，虽然大多年事已高，但都忙碌在田地中、集市里。“只要干得动，就会一直干下去，为自己也是为了子孙。”宿州市灵壁县杨疃镇大余村村民刘贺军说。记者从安徽省老龄办了解到，相关部门曾做过预测，到2020年，安徽省老年人口将达到1177．5万，全省“空巢老人”预计将达到942万人。“届时，农村‘空巢老人’将占到不小的比例。”安徽省老龄办专职副主任侯世标说，过去在农村经常能看见四世同堂的温情，如今越来越少，“空巢老人”的孤独感与失落感，正在从城市向农村蔓延，农村“空巢老人”因为传统的分家观念、对于土地的眷恋等，很少对子女提出太多要求。 3.李老伯今年69岁，虽然已是儿孙满堂，但是满屋儿女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儿子不会种田，也吃不得苦，所以总在城里“打游击”，每年挣的那点钱只够养活他们一家四口，两个孩子上大学还是助学贷款；小儿子倒是种了几亩地，一年的收入也高不到哪儿去。何况小儿媳还有慢性病，需要经常吃药治疗；几个姑娘也指望不上，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出嫁的女儿没有赡养娘家父母的义务。她们能带点礼物回家看看，帮忙做点家务和农活就算很有孝心了。儿女们的小日子不太宽裕，自然就无法给李老伯提供晚年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李老伯一生是个好强的人，老伴过世后，他不愿意成为儿女们的累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后，他选了半间破厢房作为自己独居的住所。决定以后自力更生养活自己，整天拉着一辆板车走街串巷收购破烂废品维持生计。由于多数老人不是村里的“五保户”，也不是民政救济的对象，如果儿女不尽赡养义务，造成很多有家、有儿女的老人没人管，生活状况反而不如无儿无女的老人。仅2010年，某乡镇法庭就收到59名农民控告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诉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父母并不愿意与不孝子女对簿公堂。毕竟他们心疼孩子也怕丢面子。有些官司打赢了，可老人与子女的亲情却随着判决书的到来而荡然无存。 4．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规定，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的处境愈发困窘。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入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 5．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一定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但老年人作为疾病的高发群体，特别是罹患大病、重病、急病时，不在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内的高额医药费支出成为了他们的沉重负担。家住哈尔滨市的“空巢老人”刘超文今年81岁，在做了直肠癌改道手术之后，常年需要人贴身照顾。他的身上总是挂着一个塑料袋，方便随时接收身体的排泄物。老人的病一直依赖药物维持，而他83岁的妻子王玉环也由于患有高血压需要经常服用降压药物。两个儿子都已下岗。和老人分开生活已整整20年。“一个月的药费就需要600多元，这些不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药费支出成了家里的沉重负担。”王玉环告诉记者，每个月一拿到退休金就先买药，再买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剩下的钱才是这个月的生活费。哈尔滨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居民医疗保险科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哈尔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参保居民在定点医院住院所发生的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可按比例给予支付。除此之外，进行恶性肿瘤放化疗、重度尿毒症的血液(腹膜)透析治疗等需要门诊治疗的，可在定点医院门诊治疗，所发生的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按比例给予支付。而记者了解到，不少老人非住院期间的药费支出并不在此报销范围内。据哈尔滨市香坊区六顺街道办事处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办事处现有居民21660户，其中“空巢老人”家庭799户。在“空巢老人”家庭中，低保家庭、低收入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共有96户。还有一些“空巢老人”家庭尽管不在这一范围内，但由于退休金等收入有限，加上医药费、生活费过高，实际生活也很艰难。这样的“空巢老人”家庭占到全部“空巢老人”家庭的50％。 6．2010年，我国进行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工作，《老年法》此次修正草案增加了“精神慰藉”等内容，并将子女“常回家看看”写了进去。此消息一传出，随即在网络、在民间引发了一场亲情回归的讨论。对此，Y媒体邀请X大学社会学系G教授对此进行了讨论，下面是节选的访谈记录： 主持人：“近日，新老年法草案向社会公布，新修订的老年法强调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关怀，重点突出了‘社会照料’等内容，新修订的老年法如何来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G教授您好!” G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主持人：“随着‘空巢老人’的增多，这次新老年法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引起了许多人的热议，我们来了解一下。”(播放短片)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法院予以立案审理。这条规定列入法律之后，可以说引起了民众广泛热议，人民网调查数据显示，有65．4％的人表示“赞成”，20．6％的人表示“没必要”，14．0％的人表示“无所谓”。 市民：“我认为列入法律挺好的，对于空巢老人来讲，心灵上是一个抚慰安慰。对于不孝敬父母的子女来讲，则起到一个督促作用。” 市民：“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关于敬老、养老的专门史料记载则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然而在当今社会，物质基础的丰厚与孝道文化的缺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人们在追求自身物质享受的同时，却越来越忽视了对父母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年轻一代在激烈竞争之下，一些人自私、突出自我，只求向父母索取，不言感恩；只求继承父母的财产，不愿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将‘常回家看看’入法，对于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孝道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网友“陌上尘”：“我们都不得不为了生计蜗居在外。我们拿什么常同家看看?” 网友“西雅水滴”：“后悔嫁的远了!我家没车，从车站转车回一次娘家就得5个小时，再带着4岁的孩子，孩子也受不了呀!一边是孩子，一边是爸妈，我心疼呀!” 主持人：“敬老爱老，常回家看看，其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传统。现在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对此您怎么看?” G教授：“用立法的形式本身规定让子女经常回家看看父母是否妥当，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关键是通过这么一项拟修订的草案，能够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空巢老人’的家庭问题，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重视，那么相应的社会配套措施和具体的政策就会出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同时我还想说明，由于法律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涉及亲情领域中的问题的时候。因此，我们在通过修订新法案的时候还要关注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呼声和声音，既要照顾我们的传统，同时也要关注这个法案一旦通过以后它所能够产生的文际效果。” 主持人：“不经常回家看老人，要得到法律的制裁，要追究你的责任，那怎么界定这个时间界限?” G教授：“这个问题是目前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那些经常不回家的人士，他们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法律，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明确规定子女一年必须回家看几次，这样才有实践性。没有这个，就没有办法具体操作。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又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个人认为，每年规定一到两次比较合适，比如中秋、春节，这是个比较符合实情的状况。还有一个问题也十分重要，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有两方面的家庭需要照顾，所以在时间界定上，要符合我国的国情。” 主持人：“这次新老年法草案中提到了要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您认为目前咱们居家养老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完善?” G教授：”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层面，强调社会照料要进家门，养老机构、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上门为老年人服务。” 主持人：“我们在短片中也看到居家养老的‘空巢老人’除了在精神上需要慰藉之外，生活上更是需要有人来照顾，儿女不在身边，社区关爱显得尤为重要，您认为社区养老目前存在哪些问题?” G教授：“居家养老要靠社区养老来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社区要有适合老年人养老的场所。” 主持人：“现在志愿者基本上成为社区养老服务的主力，但是，在目前志愿者又比较短缺、服务方面也不够专业的情况下，如何将社区养老更好地开展，您有何建议?” G教授：“以社区养老为依托，自治组织、养老机构要在社区里搞一些社区医疗服务、社区护理、文化活动设施，短期托养、日间照料等要在社区里开展起来。” 主持人：“老年法草案中提出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目前我国养老机构都有哪儿种?” G教授：“养老机构目前有三类：一类是国家办的，就是福利院、敬老院，解决一些贫困老年人的问题，国家履行救助的职能。还有一些民间办的非营利的养老机构。最后一类是经营性的养老机构，主要针对一些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老人，子女花钱将赡养的义务转移到机构里，满足老年人的需要。” 主持人：“许多老人不愿去敬老院养老，他们认为有儿女，生活不习惯，不愿离开自己居住了半辈子的地方，总之不太愿意去敬老院，对于老人的这些想法您怎么看?” G教授：“这是老人本身的观念问题。他们排斥进养老院，主要就是面子问题，其实也不是大问题。解决的方法是，首先要不断完善养老院的服务功能。我们缺乏足够数量的养老院，而且，社会在宦传养老院的时候，也没有完整的体系来宣传养老院。这让大家认为，进入养老院的都是孤独的、没有亲人的老人。解决的方法是，首先我们要把现有的养老院办好，同时不断完善它们的功能。要给孩子增加老龄化社会的教育课。要他们了解社会是如何关爱老人的。” 作答要求：
写作给定资料 1．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大量社会调查显示，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人们越来越富，但焦虑却越来越多，乃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情绪。表面来看，这是种矛盾，其实不难理解。管理学中最基本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总是在低层次需求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高层次发展。当绝大部分人整天都为生计发愁时，他们对爱、对被尊重、对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自然无暇顾及。渴望且能得之，则不成为焦虑；渴望而不可得或者很难得，才会成为焦虑。当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中折射出的实是社会保障的不足。为什么会有就业焦虑?并非我们都处在失业之中，但今天拥有工作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长期拥有工作。如果我们失业，我们能否迅速再就业，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会有财富焦虑?也并不是我们都食不果腹，但面对财富悬殊，那早已解决了温饱的财富却又似乎微不足道…… 2．从心理学上来说，适当的焦虑，不但不是坏事，还是一种发展动力。可当焦虑情绪成为普遍性、大范围、多行业的社会化情绪，甚至上升到了社会焦虑症的程度，就应该是一种“有尊严的发展”缺位了。什么是“有尊严的发展”?温总理对尊严感进行过详细解释：“第一，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进发。”说白了，就是平等的权利、应有的物质和精神保障、良好的发展机会。这些年的发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可在“有尊严的发展”落实方面，仍有不足。比如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引起不满，“我爸是李刚”之类的特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某些人的“赢者通吃”“霸王情结”的思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公平感和公平信仰。在特权面前，人人都是弱势群体，焦虑就会产生很多。再如，社会保障不足，除了公务员能够享受丰厚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就连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都推向了社会。“看不起病”“养老钱不够体面”，甚至没有养老钱，仍是很多人的无奈现实。常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想多挣钱，多干活儿，年纪轻轻就不得不为退休的事情考虑，增加焦虑心理。总之，长期以来，虽然注重均衡、注重公平的科学发展观一直是各级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经济建设“一手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过分强化经济行为，政府应该承担的其他职能，如社会管理职能、精神发展等，所能占用的精力和时间就有限，而政府应该坚守的人本职能、服务本位也渐渐被淡化和忽略。 3．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教育一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只能让外地人羡慕。社保——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等诸多问题。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剧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包括农民工群体的外来人口，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还是“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等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4．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大。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南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等等，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5．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没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6．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其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支持；法制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也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同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中国人有强大的举同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同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仟，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7．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基础性的必要条件。 作答要求：
写作给定资料 1．近年来，甘肃省平凉市宣传文化部门坚持把面向基层、服务社会、回报人民作为工作重点，积极组织广大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采风，开展公益性文艺活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文化“下乡潮”犹如春天的暖流，流过农舍、田间，为农民群众送去无尽的欢乐。 平凉市秦剧团的演员每年下乡演出近300场戏，几乎每天都穿梭于平凉的十里八乡，把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搬到乡亲们的家门口，每次演出，现场都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平凉市秦剧团党支部副书记、国家二级演员李俊福成为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乡亲们特别喜欢听他的唱腔，每每“台上生辉，台下叫彩”。李俊福30多年来始终奉献在送文化下乡演出的第一线，每年平均演出260余场(次)，累计演出达到7000多场。 在新农村建设中，文化是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平凉的文艺工作者，为了使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的农民在文化生活上也“富裕”起来，为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辛勤播撒着文明的种子。 文化下乡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而加入文化下乡队伍中的广大文艺丁作者，在丰富农村生活、重建农民精神家园的同时，自身也受到了教育和锻炼。一位经常参加“三下乡”活动的书法家说：“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天气里，看到周同群众等着看你的字，那眼神，那热情，真令人感动。作为一名书法家，这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再冷冉累，也要为这些热情的农民送上自己最好的作品。” 2．他的发明专利有20多项，都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而起；他的科研成果产生效益9亿余元，大都快速转化成实用技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寇子明，用28年的科研教学经历提炼出“科研实用论”：面向重大工程系统，到一线去解决问题，科研成果才能更快走向市场。寇子明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的“基于能量转换的矿用倾斜带式输送机防抱死安全制动技术”，就源于一个难题的解决。井下倾斜皮带输送，动辄上千米，每小时数千吨黑金的高速“流淌”。紧急停车或突然断电，工人担心，领导头疼。因为高速摩擦制动很容易产生火花、高温、不能有效制动，反而会叠带、堆煤、飞车，次生事故很容易发生。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消耗”掉停留在倾斜皮带上煤炭产生的重力势能、制动过程不产生高速机械摩擦、尽量少产生热量。寇子明和团队成员钻实验室问自己、下井问工人现场工程师、到关键元件制造厂问设计师技师，“三问”结合找到了解决办法：通过安装在带式输送机高速轴上的刹车泵，把重力势能转化为液压能。并产生可调可控、防抱死的制动力矩；通过优化制动系统关键零件，实现不需要外动力的少摩擦、少发热的特性。几个月的千辛万苦，难题一一破解，井下工人安了心．企业对“书生”有了好感，科研与实践的“联姻”走出关键一步。目前，有200多个矿井采用此技术，在主煤流生产线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大减少了因制动问题而引起的恶性事故，新增效益4亿余元。奖项、奖励纷至沓来，但在寇子明眼里，一线工人的肯定才是最高奖励。矿山竖井的运输中，设备、人员、物料通过相当于电梯的提升机运送。动辄上千米的开采深度对于提升机钢丝绳的载重、使用频率和安全运行要求严格，必须定期检查更换。而换好四五根约有一吨重、长千米、爱缠绕的“巨”绳，需要几十名工人连续多日作业，耽误生产还不安全。寇子明带着团队研制出一套快速更换装置，自动控制、自动监测。而且，根据工人师傅的意见和现场需求，特别设计了液压闭锁、断电自动锁绳的后备保护环节，即使操作过程短电也能牢牢抓住绳子，安全可靠、省时省力。省科技厅鉴定该项发明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寇子明说，现场需求是最大的动力，但生产现场不是实验室，没有调试的机会，必须请教技术员、工人的经验教训。在线能用、好用才是研究开发追求的最高境界，比多少国际先进水平都有用。本着解决问题、可靠实用的原则，寇子明和他的团队走出研究室、数下矿井，推出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成功解决制约煤矿安全生产和改善矿区生态环境的多项关键技术。在寇子明的带领下，闭队师生都是实战能手、解决问题的专家。寇子明说：“科研对象最好是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否则，为研究而研究，科研成果多被锁在柜子里。企业不认博士、硕士，只有解决问题他才欢迎你。” 3．高等院校汇聚了大批顶尖科学技术研究人才，毫无疑问应该成为非常重要的科技成果发射源，但是从实际情况看，高校科研人员长期以来形成了“轻实际应用，重理论研究”的观念，影响了科研成果的转化。 河北省九三学社分析后认为，一部分科研工作者虽然投入了一定的精力去实践，但是在科研选题时由于对生产实际了解不够．没有充分收集和研究市场信息，从技术的发展角度考虑较多，而对该技术应用的现实可能性及技术的市场应用前景考虑较少，造成了成果过剩和短缺并存。同时，我省高等院校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对于大多数科研成果，根本无法独立完成其产业化的全过程，很多只进行到小试阶段就停止了，此时提供的还是“实验型”研究成果。再加上高校在科研工作上偏重的是上项目、报成果，科研人员潜意识地看重开鉴定会、写论文，很少关心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益。目前对成果的评价多数停留在学术性、先进性的层面，而对成果的实用性、市场性估计不够。 4．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诸如学术精英化、学术腐败等人民群众不满意、不高兴的现象。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严重西化，脱离中国社会实践的唯学科化，为学术而学术等问题。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唯西方学术思想马首是瞻，以西方学者的是非为是非；有的对西方国家着力宣扬的所谓“普世价值”很有兴趣，不遗余力地大加张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的理论成果则毫无兴趣；有的对社会现实问题持规避态度，只谈理论的应然，不谈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与中国社会实践的实际需要相比，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社会实践的贡献度没有达到国家和人民非常满意的高度。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当代中国发展的宏伟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提供了翔实的实践蓝本与广阔的问题领域。处于双重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复杂性、艰巨性与紧迫性都大大增加，如何才能做到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最为关键的一条在于坚持群众路线不动摇，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进程中“为谁创新”“靠谁创新”“怎样创新”的方向性问题，也是真正能够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带来的成果的根本所在。坚持做到把“一切为了群众”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最为根本的出发点，解决好“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而新闻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对哲学社会科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样板。 “一切为了群众”，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立言，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搞经济建设不能丢掉党的宗旨，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也不能脱离党的宗旨。从深层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理论依据的。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确立“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始终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理论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确保理论创新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把“一切依靠群众”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立足点，必然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作为研究的重要路径，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切人点与落脚点，解决好“怎样创新”的问题。这就是深入基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创新直接面对群众的需要和问题。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诸如两极分化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医保问题等，都需要我们在大力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中，从直接体验基层的实践和群众的生存状态中寻找到研究的灵感和有效的改进方案。 5．洪玉龙一直牵挂的地方是云南省红河县。他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支教，一呆就是四年，担任红河一中校长，开了上海支教教师先例。洪玉龙日前被评为“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成为上海唯一一名来自基层学校的代表。 2004年8月，洪玉龙跟随上海援滇支教教师团，来到云南省红河县第一中学。七彩云南，美丽山川，神奇梯田，在感叹大自然风光旖旎时，洪玉龙被当地的贫困状况震撼了——整个县城被“包”在一座山里。学校的房子都是土坯房，没有操场，很多教室窗户没有玻璃，只是钉了一块木板，黑板也是木板上刷了一层漆；几台破旧的电脑，装了最原始的DOS操作系统。“这里真的穷!”在红河生活了几个月，洪玉龙感同身受。就读的农村学生中，大多数人一天生活费不到2元。宿舍硬邦邦的床板上，一年四季就铺着一张草席。支教教师宿舍也简陋潮湿，到了春天，窗上全是密密麻麻的白蚂蚁。 一次偶然机会，他跟随红河州州长助理到屏边镇居民家考察，很多学生家庭的生活状况更让他揪心。“七八摄氏度的天气，孩子光脚穿一双废塑料做成的鞋，住的空间分了三层：最下面养牲口，第二层是睡铺，第三层堆放杂物。”洪玉龙了解到，当地不少孩子小学没读完就因贫辍学，还有一些等到10岁才念小学一年级，“村民宁可让孩子砍柴，养牲口，种甘庶，这比读书‘实惠’。” 从那以后，洪玉龙一有闲暇，就一个个乡镇跑，近半年跑遍11个乡镇。红河地处山区，乡镇与乡镇之间并不通路，要到每个乡镇必须先回县城，洪玉龙的很多时间都花费在路上，但他觉得很值。2005年初，一份万余字调查报告出炉，反映了红河县贫困状况及红河一中的现状。“红河县最贫困家庭年收人才623元，垤玛、三村两个乡，适龄儿童入学率仅70％，中小学生辍学率达28％。”洪玉龙将这份调查报告寄回上海，争取有关部门支持。不久以后，50台电脑、2000多套校服和10万余元捐款寄到红河一中。 每次听《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洪玉龙总会想起云南红河，仍然牵挂大山深处的他们。如今，他每年都要回红河，看看孩子们和曾经共事的教师。他陆续带回红河一中280多名贫困生材料，在奉贤区牵线搭桥帮困。奉贤区齐贤、华亭、古华、实验等中学，每个班级与一个云南学生结对，学生每年掏出5元零花钱，帮助云南孩子完成学业。洪玉龙另外每年资助几名红河一中学生的学杂费和生活费，这次全国扶贫先进个人获5000元奖金，全拿出来资助了5名云南孩子。同时，他联系奉贤团委，将红河县爱心助学网挂靠在团委网站，让更多的人了解红河贫困生状况，传递爱心。 作答要求：
综合题中医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它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
综合题民革上海市委长期关注公共财政问题，曾以此为题连续两年在市政协全会上作大会发言
综合题网络舆论共识度是网民社会心态的真实反映，也是衡量网络舆论场正负能量和理性程度的重要指标。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