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给定资料： 1．M镇一对夫妇，在睡梦中被多名陌生人撬门掳走，并被带到墓地控制近4个小时。待夫妻俩回家后发现，四层小楼已经连夜被拆成废墟。据了解，当地把难拆的这一户委托给村组进行拆迁，结果导致这起野蛮拆迁事件。 针对目前一些政府为规避行政违法的责任，将拆迁工作委托给一些组织或企业这类现象，有关专家指出：“在为了公共利益的拆迁过程中，政府是拆迁主体，不能委托任何组织和个人进行拆迁，村组不属于一级政府，委托他们是不合法的。” 专家认为，遇到所谓的“钉子户”，首先应该看他有没有合法权益。如果是违法建筑，那应该通过法院来判决，而不是强拆；政府必须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决不能“以权代法”，并完全由公务人员实施，决不能让企业或任何第三者介入。 2．2014年7月12日上午，陈某骑两轮摩托车在东门桥头，遭便装执法人员“钓鱼执法”，他的车被扣押。当天下午，陈某写了两份“申冤书”，一份留在家中，另一份带在身上，然后走进了交通局运管所。 陈某的“申冤书”中写道，当天他送老伴和孙女去汽车站后，在回家路上，他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在东门口桥头停下，车被县运管所人员强行抢走。他无力赔还摩托车，不想在世为人，“我死后请我的亲人和有关部门为我申冤”。 据目击者说，陈某当时骑着摩托车在东门口桥头停留，一名男子过去问他可否载他去福镇，陈某起初没有同意，在该名男子央求下陈某才同意，并发动摩托车。随后，该男子将其车钥匙拔下，并用手机打电话，随即来了一辆黑色轿车，下来三名便装男子，双方发生争执。其后，又来了一辆面包车，下来四五名身着制服的执法者。多名目击者称，执法人员到场后，陈某不停辩解自己没有载客，并下跪磕头。而一位执法人员说：“只要你开摩托车，我就要整死你，还要把你关起来。”随后他们将摩托车开走。摩托车被扣押后，一位熟人将陈某载回家。路上，陈某将事发经过叙述了一番。而其邻居则表示，陈某到家睡了一会儿，然后出去就没再回来。7月14日一早，L县运管所工作人员在三楼一间正装修的办公室中发现陈某上吊死亡。在办公室墙壁上，还留下了5个歪歪斜斜的大字：“请为我申冤”。 当地“摩的”司机称，自己也曾被“钓鱼执法”。46岁的程先生说，2014年5月30日和6月19日，他分别被执法人员收缴了两辆摩托车，并分别交了1000元和2000元的罚款后才把车要了回来。程先生说，执法人员想尽办法，有时开着私家车跟踪，有时遮挡车牌在路口等。还有的执法人员扮演成乘客，做“笼子”。他说，5月30日那次，也是有一个人过来问他是否搭客，而到了地方，执法人员就在那里等着，上来就拔了他的钥匙。 有关专家对此评论：“‘钓鱼执法’不仅反映出执法部门法律意识淡漠、依法行政观念不强的问题，还暴露出一线执法人员大胆越界随意行政的执法恣意，似乎为了达到处罚的目的， 可以任意创造执法方式，用奖励的方式将国家法律赋予的执法权让渡给牟利的个人(钩子和 钓头)。” 3．为了拆迁多得房，母子结婚、亲家成亲；为了享受城市医保，父女也领“结婚证”。此前，为了规避房产“限购”，多地出现“离婚潮”，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排队”离婚、为早日离婚请办事员吃饭、递红包等怪现象。频频上演的“闹剧”挑战社会公众的伦理底线，也影响百姓的“幸福指数”。 更令人担心的是，目前一些地区的社会氛围对于利用政策“后门”谋利，报以默认、鼓励、欣赏甚至羡慕的态度，认为“谁不占便宜谁傻”。据调查，除了买房、拆迁，学区就读以及躲避债务都是导致异常结(离)婚的因素。 “这些利用政策‘后门’钻空子的，既有信息不对称的现实难题，也与社会诚信建设有关。”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由于目前婚姻登记信息系统与公安户籍管理系统未能联网，不能实现信息共享。婚姻登记员无法了解前来办理婚姻登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加上我国个人的诚信系统尚未建立，守信激励措施不足，失信成本偏低，造成社会信用缺失状况屡现。 不少专家坦言，目前一些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偏重政策本身的实用性以及技术性，对政策的具体条文、规定、措施中所包含的价值导向、道德影响普遍重视不够。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方某认为，制定任何公共政策都要考虑其可能对社会结构与道德观念产生的影响。 4．2016年11月10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肖某诉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请求撤销搬迁协议一案，时任石景山区人民政府区长夏林茂出庭应诉。近年来，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在北京已不是新鲜事。据统计，截至目前，北京市16个区中很多区长或副区长都曾在行政诉讼案件中代表政府出庭应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利益格局调整，群众诉求多样，在房屋拆迁、劳资纠纷、环境污染、医患纠纷及社会保障等领域因行政行为造成的官民纠纷不可避免。事实证明，无论对政府还是百姓来说，行政诉讼无疑是寻求双方利益“最大公约数”最高效的方式。让老百姓和政府官员在法庭上通过控辩平等对话解决纠纷，有助于防止矛盾激化升级。 实践证明，官员习惯出庭应诉，不但不会让政府部门尊严受损，反而有助于树立政府威信，维护法律权威。 有的行政负责人出庭后感叹“普法千遍，不如出庭一次”。出庭应诉、与群众同庭辩论，对为官者而言，既有助于从法律视角审视行政行为，以推动依法行政，也是一个能静下心来聆听民意的好机会。对百姓而言，通过行政诉讼维护切身利益，输赢都于法有据。 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做出了更为刚性的规定，也是顺应这一要求，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行政负责人积极出庭应诉固然可喜，但同时也应防止“走过场”。官员既然出庭应诉，就要当好被告，应当提前认真研究案情，从准备应诉材料到庭审答辩都应尽量准备充分，才能充分发挥并放大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的积极效果。 5．2015年，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的干部习惯于拍脑袋发号施令，决策不依法、遇事不讲法、办事不懂法、自己不守法，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全国人大代表、H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说，依法治国，政府首先要依法行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只有将权力法治化、规范化、监督化，政府才能有执行力、公信力。 “‘有权不可任性’，总理说到这句话时，大会堂里掌声如潮。让权力受到法律约束，防止权力滥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全国政协委员、H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史小红说。 史小红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宪法是根本的活动准则，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依法全面履行职责，所有行政行为都要于法有据，不得法外设权。法治之关键，在于政府依法行政，政府应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不仅能够保障重大决策和重要措施的合法性，而且能为政府化解复杂社会矛盾提供法律参考。 全国人大代表、H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这为司法公开工作指明了方向，司法机关必须树立“司法公开是一种自信，是一种力量”的认识，把司法公开作为自觉的行动。 “司法的公开透明，是人民群众的呼声，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H省高院在司法公开方面作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全面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强化庭审公开；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办理，不少举措在全国法院系统推广。”张立勇说，“2015年，将重点推进庭审公开，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构建外部干预和内部说情登记公开机制，进一步落实公开宣判制度，全方位公开减刑假释案件信息，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让公众在每一个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全国政协委员、H省工商联副主席宋丰强说，“现在，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问题，只有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地开展工作，不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才能让群众在司法过程中感到公平正义。” 全国政协委员、Z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专兴说，“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不仅要求人们以法律为行为准则，任何行为都恪守法律，而且要求全社会对法治敬仰和推崇。 “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大力宣传宪法和其他法律，真正使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护法。”朱专兴说。 “我认真做了标注，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接涉及与法有关的词有49处，‘依法治国’也是高频词，中国走向法治国家的脚步越来越清晰，进程也必将加快。”全国政协委员、H省某大学法学院院长邸瑛琪说。 邸瑛琪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推进依法治国的每一步，又都是艰难而充满希望的行程，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将法治作为信仰与追求，变为一种自觉与习惯。下一步，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让法治成为全体公民的信仰。” 6．“镇政府起诉县政府”，一件全国少见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2014年8月，地处洞庭湖畔的湖南省南县三仙湖镇政府起诉县国土资源局、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诉讼案，在南县人民法院开庭。作为原告和被告的镇、县两级政府人士均表示，诉诸法律比行政调解更加规范公正，有利于基层问题和纠纷的解决。 案件缘于一起当地渔场村民和隶属镇政府的渔场承包公司之间的土地所有权纠纷。据了解，2005年，南县国土资源局向三仙湖镇渔场颁发了集体土地所有权证，所有权人为渔场村民集体。而承包公司和三仙湖镇人民政府认为渔场一直是镇政府的资产，要求县国土局重新确定土地为镇集体所有并颁发新证。 作为原告的南县三仙湖镇纪委书记龙某表示．南县国土资源局对三仙湖渔场历史事实调查和认定不清，应对其土地所有权证予以撤销。渔场开发的收益要兼顾全镇人民，这并不是“与民争利”。“我们可以说是穷尽了各种调解方式无果才决定走法律途径。”龙某表示，不管法院判决如何，镇政府一定会对后续的渔民生计等问题负责到底。 过去基层政府在处理类似土地纠纷时，采取的行政手段往往引发诸多冲突。“此前已有上百名渔民多次到县里上访，我们和渔民、公司也进行了多次调解，均没有取得效果。”作为被告之一的南县国土局耕保股股长李某说，案件实际上不是镇县两级的矛盾，关键在于界定渔场是镇政府还是村集体所有。李某强调，国土局也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下级政府起诉上级政府是标志性事件，体现了国家法治建设的进步。”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认为，镇政府和县政府在行政上是上下级关系，但在具体问题上如果存在分歧，就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 查阅公开报道可以发现，近年来，“民告官”的案例较为普遍，但“下级告上级”的情况非常少见。长期以来，政府部门和官员偏好使用行政权力包办一切，认为“权力包办”成本低、见效快。有的地方屡屡出现“以权压法”“权力抹稀泥”等现象。最终，往往陷入维稳压力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层治理困境．走入社会治理和官民关系的“死胡同”。 依法治国，就要倡导各方依据法律捍卫自己的权益，这不仅针对普通大众，也应针对政府权力部门。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能够把权力很好地关进笼子里，形成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可以对百姓信法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 建设法治社会是我们的目标，知法、懂法、用法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和普及之后，可以说，如今，我们的法治社会氛围已经初步形成。比如民众之间的纠纷，诉诸法律以求解决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甚至“民告官”案件也已经屡见不鲜。如今，下级政府把上级政府告上了法庭，无论具体事情为何，将来的判决结果如何，这样的诉讼本身，无疑都已经是法律的进步、法治社会的进步。 镇政府状告县政府，除去法律的标本意义之外，对于解决具体事情显然也是有好处的。镇政府毕竟是下级单位，如果用双方进行行政协商等办法解决土地纠纷，难免不占优势，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而通过法院第三方依据法律和证据，来进行调解或判决，无疑将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更加公正与公平。镇政府争取的是相关土地权益，而土地权益又是集体所有。因此，从很大程度上来说，镇政府事实上也并不是原告，而原告应该是全镇的居民。镇政府是全镇居民的代理人。这种基层政府愿意为了民众利益、集体利益，与上级政府公然对簿公堂的意识，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在一个法律体系完善的社会中，事实上多数法律都是用于解决问题、矛盾和冲突的规则设计；而原告和被告也肯定不是好人与坏人的别称，更不是有理者与无理者的代表。依法公平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而以原告和被告身份，到法庭去辩论，然后由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判决，这无疑是处理一些双方无法协商解决的问题和矛盾的最好办法。 7．2016年10月30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编写、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6)》(以下简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指出，2016年地方层面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进步的幅度加大。但是，全国范围内，地方法治政府建设平均水平仅略高于及格线，且呈现出较明显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东部城市好于中西部，部分西部城市仍处于落后状态。 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并就全面依法治国在这个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从这个战略布局看，做好全面依法治国各项工作意义十分重大。没有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就治不好国、理不好政，我们的战略布局就会落空。他特别强调：“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即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如何才能更好地治国理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在持续深人思考这个问题过程中形成的。党的十八大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和部署的过程中，认识到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认识到改革和法治是一“破”一“立”，在治国理政中有着不同的作用；认识到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而确定了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议题。在起草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过程中，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还特别认识到法治与从严治党的关系。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联系党在治国理政全局中的领导核心作用，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至此，我们对党如何更好地治国理政有了一整套系统认识，形成和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申论一、给定资料 1．城市是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特色是城市自然发展的伴生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墨子日：“食必常饱，然后必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城市建设基本满足实用和物质的功能之后，良好的外部景观、和谐的生存环境、独特的文化空间。就成为城市建设管理者的自然追求。 城市特色是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的崭新追求。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的形成，它才逐渐成为人们有意识的、自觉的追求。一大批风景名胜、故都名城、外贸商埠、交通要隘、文化胜地、名人故里和特色物产城镇经过历史的淘漉和沉淀。成为我们今天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特别关照的历史文化名城。罗马是在维护和保存古迹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巴黎的城市建筑一直秉承着法兰西文化的传统；纽约代表了现代文明的崛起；曼谷体现着印支文化与南洋风情的结合；伊斯坦布尔则显示了欧亚文明的交汇……我国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城市建筑与大自然、与民俗、与吏制、与经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中华民族雍容恢弘、宽博兼容的文化特色熔铸出风格多样的城市典范：西安的古朴、苏杭的灵秀、桂林的奇逸、拉萨的神秘等等，令人流连忘返。特别是故都北京，城市格局符合礼制，宫殿群落气势恢弘，显示出君临天下的权威，特殊的城市性质造就出巍峨壮观的故宫。形成了皇城内外浩然的帝王风范；上海建城史虽然不长，但自开埠之初，就一直站在中国开放的最前沿，融汇成现代气息浓郁、具有“海”派风格的城市特色。 追求特色是城市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化程度越高。人们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要求就越高。对城市个性化的认知程度和精神需求就越高。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单纯的现代城市建筑不是城市现代化的全部内涵。它应涵盖完善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城市布局和载体、高度发达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综合服务功能、高质量的生态环境。还要有深厚的人文土壤和精神环境。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仅用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经历了三四百年时间才完成的现代城市格局。目前，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了6．3亿，城市化水平达到45％。城市化体现了国家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带来了住房、交通、环境、社会问题等城市发展难题。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决定性地改变了众多历史性城市的原有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千城一面，功能趋同，城市历史记忆消失。城市精神缺失，城市文化特色出现危机。 在不少城市，被文物界视为“珍宝”的历史文化古城景区，正面临开发过度危机。依托古城的品牌优势，房地产开发不断升温，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遭到商业化侵袭，一些核心景区外的古建筑遭到强拆。整体风貌受到破坏。 N省H市洪江古商城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活化石”，近10万平方米、380余栋明清古窨子屋建筑，静卧在湘西大山深处。当房地产开发商的推土机开到古建筑旁边时，这座被文物学者认为完整记录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全过程的古城，行将走向消亡。 在这股浪潮中，一些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成为牺牲品，有的倒在推土机下，有的被迫“减肥瘦身”。 在洪江古商城可以看到，核心区外的许多精美建筑已被夷为平地，在瓦砾堆上新建的楼盘和酒店与古城风貌格格不入。一段风景优美的沿河风光带被建成商业步行街，门面价格达每平方米1．6万多元。高出当地均价数倍。 无独有偶。凤凰古城从被文物专家发现，到地方政府引入开发商进行旅游商业开发，也经历了一个“狂飙突进”的阶段。 站在古城南华山上，数栋钢筋水泥楼房居高临下，俯视着一大片深褐色的飞檐翘角的古建筑群．而一些看上去古香古色的“老房子”。也只是现代“仿古建筑”。最能体现凤凰风情的吊脚楼。有一部分已被改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民居，只在回龙潭附近尚留有10多栋老屋。 县建设局负责人说，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凤凰人将祖传的老屋拆掉，重修成两三层的“家庭旅馆”；或随意洞开门面，加层盖房，越来越多的新式房屋穿插于古巷之间。 沈从文墓地前方，原本是一段宁静的江堤，现在却被当地居民圈占，建起一栋体量巨大的宾馆．将墓地原本幽雅的环境完全破坏。 这些曾经被视为“欠发达地区”的古城古镇，在享受旅游开发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面对一场“生死”考验。 据文物部门初步普查结果显示，N省具有保护价值的古城古镇古村408处，保存的古民居文物建筑9146栋。总建筑面积1200多万平方米。H市拥有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形态组合最丰富的古城古镇古树群落。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坐落着以洪江古商城、芷江受降城、黔阳古城、龙溪古镇、高椅古民居、通道古侗寨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集中连片的古城古镇古村群落。 文物专家和学者们日前在H市把脉文化古城旅游开发时指出，古城保护需“形神兼备”，科学规划,勿让“利”字毁掉文脉。 “地方政府应切实担负起保护中华文化遗产的使命，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原则、推动历史文化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委员会副主席L专家发出警告。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C教授认为，古建筑虽然经历风雨，外表沧桑，但是只要在文物专家的指导下稍加修缮和维护，完全可以焕发出迷人魅力。现在不少地方对古建筑只注重开发，不注重科学保养。其生命周期将大大缩短。 3．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全面提升了不同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水平，另一方面，城市的文化特色和精神个性迅速消亡，在空间与功能上日益趋同。“无地方性”城市空间大量增加，“千城一面”的现象日趋严重。一座座历史性城市的文化特色正在消失，布局雷同、风格相仿、个性皆无、过目即忘的城市街区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应该说。当前城市面貌趋同、城市空间“异化”的问题并非孤立现象，这是我国传统文化危机的一部分。 在城市规划上缺少对文化特色的维护。不少城市不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的需要．进行富有特色和个性的城市规划设计，而是不假思索地学习经济发达国家和城市的建设模式．人为地过度开发建设，大肆铺张和奢靡浪费。“文化趋同性”取代了“文化多样性”。城市建筑在不断向高、向大发展，然而，在大量建筑相继落成之后，却鲜见既具有传统文化特色，又不乏现代气息的、形神兼备的“中而新”的建筑。而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就在于许多建筑设计不分地理位置与环境关系、不分历史渊源与文化背景，不分城市性质、规模、布局的种种差异，而是采取简单的模仿、盲目的复制，以及立足于推平头式拆迁后再重新建设的方式。这种快餐式的建筑设计既缺乏自身文化特色，又在一步步地破坏着城市原有的文化特色。 城市建设忽视对文化肌理的尊重。有些历史性名城，在建设和改造中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文化氛围却日益淡化，看上去似乎是一派新气象，其实缺乏文化品质。“建筑性破坏”造成城市记忆缺失。开发商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十分轻率地斩断城市文化余脉，摧毁城市文化肌理，使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逐渐沦落为缺乏历史景观和文化特色的新兴商业城市。正如一位美国政要所说“要把纽约变成北京，1000年也做不到，而要把北京变成纽约，用不了100年就可以了。” 注重使用功能而忽视精神追求。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重视各项功能的发挥，关注城市物质性需求。然而，对于城市精神性需求，具有文化内涵与价值的方面，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导致一些城市建设漠视传统。缺乏个性。 4．《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第32条明确指出，要“加强重要文化遗产保护。完成全国文化遗产普查。加强世界文化遗产、大遗址、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 党的十七大把文化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思想。保护和利用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传承历史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具体体现。 城市与城市中的人都正在迈向现代化，而越是现代化。人们对于城市历史文化方面的追求就会越来越突出，文化遗产在城市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重要。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就会同时代精神一起，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城市品位优劣的重要标准。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是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是大多数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历史性城市通过实施区域规划，可以缓解在城市性质、规模、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通过整合资源、提升质量，在继续加快发展的同时，切实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 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新城和旧城的关系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对于历史性城市来说，重新确定城市总体布局结构。明确新的城市发展方向，就成为城市规划首先面临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历史性城市保护的首要问题。城市发展实践证明，“跳出旧城，发展新区”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保护与建设互不干扰，相得益彰。因此，必须将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贯彻到城市规划之中，避免文化遗产保护与其他工程建设的割裂。城市规划要树立文化遗产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财富、资本和动力的观念，将文化遗产保护融入城市设计之中。 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趋同，要重视城市文化的历史渊源，重视区域文化的差异，重视文化多元的保护。保护与城市血脉相连的传统历史文化，保留先人们留给我们的街道、房子、礼仪、风土人情、生活习俗、乃至饮食起居，保留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特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留住这个城市的精神世界。 在城市化加快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的软环境格外重要，主要包括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制度、决策者和执行者的保护理念、社区及公民的保护意识。在软环境诸要素中，法律制度因具有强制性而最为刚性。在国家法律制定之后，单项法规成为国家法律的外延或执行细则，是对具体的文化遗产最直接的法律支持。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项简单的、短期性的建设行为，而是一项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必须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对文化遗产的维修要坚持可读性、可识别性和可逆性原则。 近年来。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继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纳入保护范畴之后；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文化遗产廊道、文化空间等新视点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应当加强对这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新成员的研究，把更多的反映人类社会进程的各类文化遗产列入保护之列，这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最新潮流。 另外，要通过宣传普及与文化遗产相关的知识，让更多人分享文化遗产蕴含的丰富价值，增强民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努力形成全社会关心、爱护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氛围。要使全社会关心并支持文化遗产事业，就要充分发挥民众监督作用。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置于全社会的关注和监督之下。 5．S市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号称“东方威尼斯”。以前，它同全国其它历史文化城市一样，也存在大量的危房陋房，基础设施匮乏，人口密度大，整体环境质量日趋恶化，严重影响古城风貌的维护和文物古迹的保护。S市古城中大多数居民尚无基本的卫生设施，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加重了环境污染，原有的街道，古巷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和旅游事业的发展，使城市交通拥挤不堪。到过s市的人都为此深感遗憾。同时也使古城的居民缺乏信心，低下的生活环境使人们渐渐地离开它。当地政府于是大量引进外资，甚至决心重建一个S市新城，但是，新城即使行政归属S市，但也不是真正的“S市”，它已丧失了小桥流水、风景园林的S市特色了。 近十年来，S市为了更好地完成历史文脉的传承工作，在古城保护与旧城翻新上，循序渐进地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主要是对古城街坊进行保护性更新。对古典住宅单体进行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更新改造(增加基础设施，比如厨房卫生间等)，并完善了街区的建设和公共设施。同时加大财政投入，修复大批文物古迹。 S市因水而具有灵气，因水而有东方威尼斯的美誉。然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国际化的步伐加快，水污染影响了S市的妩媚。S市推出的“水上旅游”，因水面污染戛然而止。 要解决水污染，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排污系统，从源头上截住从千家万户和大小店铺里淌出来的浊流。这起码要修建450公里的管道，花费20亿元，且排设管道要穿越古老的街道、陈旧的河道、脆弱的民居。经过反复规划，采取“化整为零、上下结合”的方案，市里管主线，街道管支线，共同推进。而今，排污管道在地下逐日延伸，河水逐日变清，一个四通八达的排污体系正在形成。这项巨大工程使S市枕河住户就此告别了近20万只马桶。 S市人把老城中纵横交错的河道比作毛细血管，把宽宽的护城河称作大动脉，环绕全城的护城河全长15．3公里，贯通了全城四个区。由于岁月的流逝，环城河有的区段淤塞，有的区段填埋。最宽处300多米，最窄处才20多米。 经过治河大军两年鏖战，一幅美丽的东方水城画卷展现在人们眼前，河道开阔，河水清澈，河中舟楫航行，河上大桥飞架，河边城墙遗址与盘门三景交相辉映，中外游人赞不绝口。 保护古城，要继承和保护文脉，必须减负。搬迁工厂，分流人口是减负的首要内容，也是极为艰难的任务。S市小心谨慎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进这项工作。一片片工厂迁走了；污染的、没有污染的企业迁走了；居民一户户搬走了。经过数年努力，S市老城先后迁出工厂160余家，居民10多万。古城终于松了一口气。 当然，减负自然也要减少交通流量。S市的街巷一般都很窄，有的不足3米，且多弯道、岔口，还有上下桥梁，仅适合步行或者自行车通行。近年来，机动车大量增加，不少路段车水马龙，人车混杂，十分拥挤。如果任其膨胀下去，古城的格局和氛围将被破坏殆尽。S市果断决策，除了适当拓宽几条干线外，一般不准拓展道路。为缓解交通拥挤状况，加强管理，努力疏导，高峰时限制小汽车进城，鼓励市民公交出行。同时，打通环城公路，让车辆在城外循环。 限制建筑高度也是减负的一大内容。S市规定：建筑高度控制在24米；一般的民居限高7层。最近更是进一步提出限高3层，商厦也不得超过8层的规定。对于建筑色彩，也有明确规定：鉴于S市城里以前的建筑都是粉墙黛瓦，城市的总体色彩依然保持黑、白、灰三种基调，以使城市显得素雅宁静。对于建筑的风格，要求具有民族特色、S市特点，以使建筑的时代色彩、历史信息与古城的风貌协调吻合。 这样，在保护了古城文化的同时，既保持了古城河——路关系，保护了沿河景观，也保持了S市特色，尽管S市古城内新建了许多建筑，却使古城的风貌犹存，整体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人们也能安居乐业。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二、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节日过后，随着子女们陆续离开父母身边，一个令人难以忽视的问题浮现在人们视野之中：空巢老人。所谓空巢，即“空寂的巢穴”，比喻小鸟离巢后的情景，现在被引申为子女离开后家庭空虚、寂寞的状态。空巢老人即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年人。据2010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老年空巢家庭已达到49．7％，农村老年空巢家庭也达到了38．3％，而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中，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2／3，数字十分惊人。N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Y说：“‘空巢老人’的背后，实际上是整个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老龄化问题。与西方相比，我们的老龄化速度太快，而现在的情况还没有让我们有足够的体会，等到2020年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就会感受到老龄化给我们带来的真正压力。也就是说，等到解放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们步入老年时，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各种问题，就会暴露无遗。”“我们对‘空巢老人’的体会，要比西方明显得多，这跟我们国家的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但是目前社会的变化非常迅速，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应对，空巢现象就已经发生了。”Y教授表示。近年来，农村空巢现象要比城市空巢问题更为突出。Y教授介绍道，现在中国存在2亿农民工，直接造成农村“生孩子越多，老龄化现象越严重”的情况。“现在中国农村是‘四化’并存，指的是年轻化、老龄化、女性化和残疾化。特别是其中的空巢留守老人，目前全国农村大概有4000多万，占到全体农村老人的37％，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程度。”“空巢老人”的现象如此严重，是否是一个必然的现象?Y教授认为，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因为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寿命延长，而同时人口的流动性和竞争压力也在增强，年轻人自发地选择离开家庭来应对竞争，从前那种“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开始提倡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如果给年轻人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对众多独生子女家庭而言也相当不现实，很多年轻人对于“空巢老人”的问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当农村的年轻人到城市打工，留在身后的是被称为“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的老少妇孺。2011年4月初记者在安徽省宿州市、阜阳市，浙江等地农村采访发现，以前，农村外出务工主要以中青年男性为主，老人、妇女和孩子看家守地。现在，打工族携妻带子外出渐成趋势，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留守老人。他们生活上缺乏照料，成为“空巢老人”。前不久，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星村杨永波的老伴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在阜阳市动了一次手术。老杨在医院陪了20天，心里一直没着没落的，一会儿担心老伴、一会儿担心家里。“现在农村就这样，年轻人都出去了，家里就剩老人，一旦有个人生病了，有人陪护，就没有人看门。”71岁的杨永波有两女一子，成家后便远赴杭州打工。十几年里，子女们过年回家团圆、年关扛包出门，长的呆上一周、短的呆个三天。老杨心疼却很能理解：“都是为了生活，不容易。”守着家、守着田、守着孙子，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到田里、集市上溜达，中午跟人聊聊天、打打牌，晚上看会电视，8点半睡觉，生活很“规律”。老杨的情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颍州区三星村、胡庙等地采访时，记者很少碰到年轻人，像老杨这样的“空巢老人”却很多。“但凡有劳动能力的年轻人，几乎全部出去了。”胡庙居委会的刘书记坦言：“我们村27个村民组，5380多人，外出务工者占了一半多。留下的都是老人，他们现在不得不自己操持农活，料理家务。下田干活的，几乎也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了。”而阜阳市外出务工人员数量达到了260万人。几天的采访中，记者接触的所有采访对象，虽然大多年事已高，但都忙碌在田地中、集市里。“只要干得动，就会一直干下去，为自己也是为了子孙。”宿州市灵璧县杨疃镇大余村村民刘贺军说。记者从安徽省老龄办了解到，相关部门曾做过预测，到2020年，安徽省老年人口将达到1177．5万，全省“空巢老人”预计将达到942万人。“届时，农村‘空巢老人’将占到不小的比例。”安徽省老龄办专职副主任侯世标说，过去在农村经常能看见四世同堂的温情，如今越来越少，“空巢老人”的孤独感与失落感，正在从城市向农村蔓延，农村“空巢老人”因为传统的分家观念、对于土地的眷恋等，很少对子女提出太多要求。 3．李老伯今年69岁，虽然已是儿孙满堂，但是满堂儿女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大儿子不会种田，也吃不得苦，所以总在城里“打游击”，每年挣的那点钱只够养活他们一家四口，两个孩子上大学还是助学贷款；小儿子倒是种了几亩地，一年的收入也高不到哪儿去，何况小儿媳还有慢性病，需要经常吃药治疗；几个姑娘也指望不上，农村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出嫁的女儿没有赡养娘家父母的义务。她们能带点礼物回家看看，帮忙做点家务和农活就算很有孝心了。儿女们的小日子不太宽裕，自然就无法给李老伯提供晚年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李老伯一生是个好强的人，老伴过世后，他不愿意成为儿女们的累赘，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后，他选了半间破厢房作为自己独居的住所。决定以后自力更生养活自己，整天拉着一辆板车走街串巷收购破烂废品维持生计。由于多数老人不是村里的“五保户”，也不是民政救济的对象，如果儿女不尽赡养义务，造成很多有家、有儿女的老人没人管，生活状况反而不如无儿无女的老人。仅2010年，某乡镇法庭就收到59名农民控告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诉状。而事实上，绝大多数父母并不愿意与不孝子女对簿公堂。毕竟他们心疼孩子也怕丢面子。有些官司打赢了，可老人与子女的亲情却随着判决书的到来而荡然无存。 4．一个老旧的小院，七八位老人在晒太阳，还有些老人在房里聊天，陪伴他们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张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小衣柜。这是很多乡村敬老院里的典型场景。老人们依靠子女每月交的“托老费”在这里养老，排遣寂寞的方式不多，只能看电视、聊天、打牌。虽然没有亲情，但让老人们知足的是，吃穿不愁，生病时还能有人照顾。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现行的主要养老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迁，这两种养老模式都受到了挑战。养儿防老，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庭养老实际上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如家庭关系是否和睦、子女是否具备供养能力等。若是子女无心赡养或无力赡养，都有可能造成老年人晚景凄凉。近年来，农村家庭规模也在逐渐缩小，大量的年轻人外出打工，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这意味着健康不佳的老年人在经济供养难题之外，还要面临生活不便、照料不够等问题。目前我国农村集体养老的形式主要有“五保制度”和“敬老院制度”。虽然近年来国家对五保供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集中供养对象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不小的改善。但目前分散供养对象的供养经费主要由县、乡、村承担，保障标准低、资金缺口大、地方财政兜底难等仍是比较普遍的问题。而且根据《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规定，只有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人，才能享受五保供养，这使得那些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的处境愈发困窘。乡镇敬老院正日益成为部分农村老人向往的最后归宿。但是，据民政部统计，全国有养老床位2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1．5％。相当于中国每1000名老人才有15个养老床位。养老机构数量不足，服务设施较差等原因，会让部分农村老人人住敬老院的向往也成为“奢望”。 5．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一定解决，“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但老年人作为疾病的高发群体，特别是罹患大病、重病、急病时，不在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内的高额医药费支出成为了他们的沉重负担。家住哈尔滨市的“空巢老人”刘超文今年8l岁，在做了直肠癌改道手术之后，常年需要人贴身照顾。他的身上总是挂着一个塑料袋，方便随时接收身体的排泄物。老人的病一直依赖药物维持，而他83岁的妻子王玉环也由于患有高血压需要经常服用降压药物。两个儿子都已下岗，和老人分开生活已整整20年。“一个月的药费就需要600多元，这些不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药费支出成了家里的沉重负担。”王玉环告诉记者，每个月一拿到退休金就先买药，再买粮油等生活必需品，剩下的钱才是这个月的生活费。哈尔滨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居民医疗保险科工作人员介绍，根据哈尔滨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参保居民在定点医院住院所发生的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可按比例给予支付。除此之外，进行恶性肿瘤放化疗、重度尿毒症的血液(腹膜)透析治疗等需要门诊治疗的，可在定点医院门诊治疗，所发生的符合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按比例给予支付。而记者了解到，不少老人非住院期间的药费支出并不在此报销范围内。据哈尔滨市香坊区六顺街道办事处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办事处现有居民21660户，其中“空巢老人”家庭799户。在“空巢老人”家庭中，低保家庭、低收入困难家庭、低收入家庭共有96户。还有一些“空巢老人”家庭尽管不在这一范围内，但由于退休金等收入有限，加上医药费、生活费过高，实际生活也很艰难。这样的“空巢老人”家庭占到全部“空巢老人”家庭的50％。 6．2010年，我国进行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工作，《老年法》此次修正草案增加了“精神慰藉”等内容，并将子女“常回家看看”写了进去。此消息一传出，随即在网络、在民间引发了一场亲情回归的讨论。对此，Y媒体邀请x大学社会学系G教授对此进行了讨论，下面是节选的访谈记录：主持人：“近日，新老年法草案向社会公布，新修订的老年法强调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关怀，重点突出了‘社会照料’等内容，新修订的老年法如何来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权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G教授您好!”G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主持人：“随着‘空巢老人’的增多，这次新老年法把‘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引起了许多人的热议，我们来了解一下。”(播放短片)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子女不“经常”回家看望老人，老人可以诉诸法律，法院予以立案审理。这条规定列入法律之后，可以说引起了民众广泛热议，人民网调查数据显示，有65．4％的人表示“赞成”，20．6％的人表示“没必要”，14．0％的人表示“无所谓”。市民：“我认为列入法律挺好的，对于‘空巢老人’来讲，心灵上是一个安慰。对于不孝敬父母的子女来讲，则起到一个督促作用。”市民：“在中国，孝的观念源远流长，关于敬老、养老的专门史料记载则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然而在当今社会，物质基础的丰厚与孝道文化的缺失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人们在追求自身物质享受的同时，却越来越忽视了对父母物质生活的基本保障。年轻一代在激烈竞争之下，一些人自私、突出自我，只求向父母索取，不言感恩；只求继承父母的财产，不愿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将‘常回家看看’入法，对于重建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孝道文化显得尤为重要。”网友“陌上尘”：“我们都不得不为了生计蜗居在外。我们拿什么常回家看看?”网友“西雅水滴”：“后悔嫁的远了!我家没车，从车站转车回一次娘家就得5个小时，再带着4岁的孩子，孩子也受不了呀!一边是孩子，一边是爸妈，我心疼呀!”主持人：“敬老爱老，常回家看看，其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传统。现在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对此您怎么看?”G教授：“用立法的形式本身规定让子女经常回家看看父母是否妥当，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关键是通过这么一项拟修订的草案，能够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空巢老人，的家庭问题，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重视，那么相应的社会配套措施和具体的政策就会出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同时我还想说明，由于法律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在涉及亲情领域中的问题的时候。因此，我们在通过修订新法案的时候还要关注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呼声和声音，既要照顾我们的传统，同时也要关注这个法案一旦通过以后它所能够产生的实际效果。”主持人：“不经常回家看老人，要得到法律的制裁，要追究你的责任，那怎么界定这个时间界限?”G教授：“这个问题是目前社会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特别是那些经常不回家的人士，他们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法律，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必须明确规定子女一年必须回家看几次，这样才有实践性。没有这个，就没有办法具体操作。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又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个人认为，每年规定一到两次比较合适，比如中秋、春节，这是个比较符合实情的状况。还有一个问题也十分重要，现在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有两方面的家庭需要照顾，所以在时间界定上，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主持人：“这次新老年法草案中提到了要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您认为目前咱们居家养老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完善?”G教授：“居家养老为基础的层面，强调社会照料要进家门，养老机构、志愿者、社区工作者上门为老年人服务。”主持人：“我们在短片中也看到居家养老的‘空巢老人’除了在精神上需要慰藉之外，生活上更是需要有人来照顾，儿女不在身边，社区关爱显得尤为重要，您认为社区养老目前存在哪些问题?”G教授：“居家养老要靠社区养老来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社区要有适合老年人养老的场所。”主持人：“现在志愿者基本上成为社区养老服务的主力，但是，在目前志愿者又比较短缺、服务方面也不够专业的情况下，如何将社区养老更好地开展，您有何建议?”G教授：“以社区养老为依托，自治组织、养老机构要在社区里搞一些社区医疗服务、社区护理、文化活动设施，短期托养、日间照料等要在社区里开展起来。”主持人：“老年法草案中提出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目前我国养老机构都有哪几种?”G教授：“养老机构目前有三类：一类是国家办的，就是福利院、敬老院，解决一些贫困老年人的问题，国家履行救助的职能。还有一些民间办的非营利的养老机构。最后一类是经营性的养老机构，主要针对一些生活质量要求比较高的老人，子女花钱将赡养的义务转移到机构里，满足老年人的需要。”主持人：“许多老人不愿去敬老院养老，他们认为有儿女，生活不习惯，不愿离开自己居住了半辈子的地方，总之不太愿意去敬老院，对于老人的这些想法您怎么看?”G教授：“这是老人本身的观念问题。他们排斥进养老院，主要就是面子问题，其实也不是大问题。解决的方法是，首先要不断完善养老院的服务功能。我们缺乏足够数量的养老院，而且，社会在宣传养老院的时候，也没有完整的体系来宣传养老院。这让大家认为，进入养老院的都是孤独的、没有亲人的老人。解决的方法是，首先我们要把现有的养老院办好，同时不断完善它们的功能。要给孩子增加老龄化社会的教育课。要他们了解社会是如何关爱老人的。” 7．和去年一样，民生再次成为2011年“两会”的热词。在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当中，可以看到不少是和养老有关的，有的提出加快发展社会养老体系建设，有的建议统一养老金标准，有的呼吁建立专门机构解决“空巢老人”问题。代表委员们如此关注“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因为已经来到眼前的严峻现实，中国现在已经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甚至用“来势凶猛”来形容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当我们还处在发展阶段、还没有富裕起来的时候，就要面临着和其他发达国家同样的老龄化问题，多位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结构未富先老问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根据预计，到2030年前后，也就是20年后，中国就将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高峰。20年，听起来似乎还有点遥远，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地区、城乡之间存在鸿沟，中国的老年保障体系同样面临复杂局面。如何建立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养老保障制度；如何在制度设计层面上更加体现社会公平；在政府财政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吸引社会投资发展养老事业等，这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都还在完善当中或者是刚刚开始建立，要填补诸多“空白”，时间其实很紧迫。和数字、理论相比，个人的切身感受和忧虑也许更为直观，最近几年的调查显示，社保、养老一直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进入10月以后。北京、天津、哈尔滨等中国的大中型城市，相继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为何集中供暖季尚未真正开始，雾霾就变得如此严重?国际节能环保协会节能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沈龙海接受访谈时表示，雾霾天气实际上跟能源的消耗关系非常密切。 “实际上这个雾霾天气早就有，不是说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跟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关系。”沈龙海说。“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非常快，虽然也强调要环境保护，但实际上走了一条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就是说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方式的发展。” 沈龙海说：“由于我们国家主要的能源是煤炭，占了百分之六七十，所以燃煤造成的污染非常严重。为什么现在大家感觉到很严重呢?因为它是一个过程，刚开始污染少，慢慢开始变大，它是有一定积累的，再加上其他的气候因素，就造成现在雾霾天气越来越多。” 沈龙海还指出，其实我国很早就提出要转变这种发展方式，也就是要降低能源的消耗、污染的排放，要提高能源的利用效能。特别是我们国家从“十一五”开始提出的约束性指标，“十二五”又再次提出。他认为国家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问题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如何统筹?这非常重要，不能偏废一个，不能只要经济发展，不管环境保护。 2．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在谈到当前公众关注的雾霾等污染问题时表示，大气污染问题，既要考虑人类活动影响因素，还要综合考虑中国自然条件等客观背景问题。因此，雾和霾的存在与治理，需要人们理性看待。 郑国光表示，导致霾天气出现的干气溶胶粒子一部分源自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能源燃烧，还有一部分来自大自然，“例如森林火灾、沙尘天气、火山爆发、作物花粉、海浪抛起的盐粒子等，这些都提供了形成霾的干气溶胶粒子。” 污染物排放与天气气候条件是大气污染形成的两个重要条件，前者被称为“元凶”，后者则被称为“帮凶”。在积极应对大气污染防治中，中国气象局利用自身业务优势，大力开展了对雾和霾的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努力提升环境气象业务能力和水平，着力解决“帮凶”这个问题。 郑国光认为，应加强对公众和社会的积极引导，科学解读大气成分观测数据，让公众能够理性和正确地认知大气污染形成原因与防治方法，积极参与到大气污染防治中去。 3．新年伊始，我国再度遭遇大范围雾霾的侵袭，中央气象台数次发布黄色预警，许多城市发生重度污染，雾锁京城，霾压华北。飘浮在空气中的大气颗粒物，不仅遮住了冬去春来时应有的明媚日光，更让民众被忧虑健康的阴云所笼罩。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聚焦雾霾话题，反思雾霾为什么会在2014年爆发、为什么会集中在中东部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环保研究所所长赵立欣说。雾霾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中东部地区，说明能源消耗和工业生产等城市发展造成的污染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已不可承受。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指出，雾霾成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水汽和污染源的存在；二是静稳的大气条件。污染物质主要是人为所致，但2014年以来我国具有全球陆地最有利于形成雾霾天气的自然条件，地表风速呈现减小趋势，更加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不管何种原因，燃煤、汽车尾气等被认为是人为污染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煤炭消费34.25亿吨，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68.8%。而全世界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不到30%。 有专家指出，短期内，我国经济发展想要摆脱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尚不现实，发展主要依靠煤的格局不会有大的改变。 “已经到了协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转型的关键时刻。这个时候，不能再走‘先发展，再治理’的路子，要痛下决心解决问题，这是个重大考验。”赵立欣表示。 同样的天空，同样的雾霾。在这场空气保卫战中，没有人能够幸免。从最初要求公开PM2.5，到近期公民要求环保部门公开污染信息，有代表指出，要仔细聆听并认真回应关切公众生存的环境诉求，保障公民知情权，让公民积极地参与公共决策，才能同呼吸共命运。 4．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工业化完成以后，PM2.5高排放的产业、产品需求强度会持续下降，消费的绝对量也会降低，PM2.5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将会进入到下降期。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和环境规制的强化，不仅单位经济产出的PM2.5排放强度会大大减小，而且PM2.5排放的绝对量也会大大减少，雾霾天气发生率就会不断下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全国各地汽车消费快速增长，各种载重汽车和前几年购买的汽车排放标准都不够高，尾气排放对PM2.5的贡献持续增长，也是导致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从国家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来说，我国从2005年在人均GDP只有2000美元左右的阶段就开始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远比发达国家更早。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生态化“四化”同时推进的立体发展模式，这与发达国家在时间上分阶段线性推进模式截然不同。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对物质消耗的强度非常高，即使我国由于不断引进和自主开发大量先进生产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单位产出消耗资源的强度和污染物排放的强度也远比发达国家处于近似阶段低得多，但我国单位国土面积在单位时间内消耗蓄积资源的强度和排放的污染物强度却比发达国家高得多。 5．雾霾污染也曾经困扰伦敦，根据《生命时报》驻伦敦记者的报道，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治理雾霾污染的一条出路。“雾都”、“阴霾”、“昏暗”等词在19世纪的英国名著中常常出现。大文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的开篇就细致描述了伦敦的雾，“那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进入20世纪中期，英国人为摘掉“雾都”的帽子，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努力治理空气污染。 据史料记载，仅在1952年12月5日到8日这4天里，伦敦市死亡人数就高达4000。大雾持续到12月10日才渐渐散去。此后，英国人开始反思空气污染造成的苦果，并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的出台。法律规定在伦敦城内的电厂都必须关闭，只能在大伦敦区重建。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还包括要求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逐步实现居民生活天然气化；冬季采取集中供暖。 1968年以后，英国又出台了一系列的空气污染防控法案，这些法案针对各种废气排放进行了严格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减少了烟尘和颗粒物。到了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则进一步降到5天。80年代后，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交通污染。1995年起，英国又制定了国家空气质量战略，规定各个城市都要进行空气质量的评价与回顾，对达不到标准的地区，政府必须划出空气质量管理区域，并强制在规定期限内达标。早在2003年，伦敦市政府开始对进入市中心的私家车征收“拥堵费”，并将此笔收入用来改善公交系统发展。此外，20世纪80年代，伦敦市在城市外围建有大型环形绿地面积达4434平方公里。目前监测结果称这些区域的微粒已经下降了14%。英国民众也可以通过网络查询每日空气质量的发布情况。 6．如何防治空气污染?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表示，从大的方面说，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是必由之路。PM2.5等污染物的治理，难就难在需要综合手段，实现多项污染物协同减排。污染治理是一个多环节密切咬合的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掉链子，PM2.5减排就会受影响。同时，大气污染呈现区域性特征，必须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来应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PM2.5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如果措施到位，在‘十二五’末会有所降低，但是要明显改善空气质量，还有很大难度，需要很长时间。”王金南说。 从技术经济学角度分析，要彻底扭转严重雾霾天气大范围频发的趋势，必须从3个方面入手。一是要加强环境管理规制，制度安排上，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激励企业研究与开发运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环境保护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建设新的生产能力，在经济总量和资源消耗总量仍然处于增长阶段情况下，力争尽快把包括PM2.5在内的污染排放绝对量较快地降下来。二是加快创新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范式，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高效安全地循环利用资源，大幅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对原始资源的开采。三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产品和产业结构创新，大幅度地降低高消耗高污染排放产业和产品的需求，加大导致PM2.5的污染物的脱除和回收利用力度。 7．近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遭受的雾霾天气，真可谓“千里朦胧、万里尘飘”。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给中国“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敲响警钟，“生态赤字”倒逼经济战略转型已刻不容缓。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享受物质财富急速膨胀的同时，越来越频繁地陷入生态与环境危机。数据显示，近百年全球能源消耗以年均3%的速度递增，由于大量碳基能源的消耗而引发的温室效应、环境恶化和全球生态系统持续性退化，正使全球遭受更加严重的“生态赤字”。一国的生态赤字表明该国的人口负荷超过其生态容量，要满足现有生活水平下的消费需求，要么从外部进口欠缺的资源以平衡生态足迹，要么通过消耗自然资本来弥补收入供给流量的不足，而成为生态负债国。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2010年《全球生态足迹报告》表明，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工业化过程日益增长的资源能源需求，导致中国已经消耗的资源超过自身生态系统所能提供资源的两倍以上，中国正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生态赤字”。 严重的“生态赤字”直观上就是污染，据相关监测数据显示，北京PM2.5的污染源中，机动车排放污染占22%，煤炭污染占16.7%，工业喷涂污染占16.3%，城市扬尘污染占16%。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的生态足迹恰恰是造成污染的源头，而控制环境和生态污染必须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毕竟，“蓝天碧水”只能由我们亲手创造。 由雾霾引发的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心脏病；由雾霾引发的学生停课；由雾霾引发的迷失了的户外运动；甚至由雾霾引发的生命与自然的较量，1952年的伦敦雾霾让近万人在几周内死亡……雾霾已经在顺其自然中潜移默化成心霾，而且愈加浓郁，愈加难驱。 相比雾霾，更可怕的是心霾，我们不能过着“昨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日前人破坏后人遭殃”的日子。雾霾是病，得治；心霾是伤，更得治!只是，雾霾可暂时随风而去，心霾短期内却无药可医! 雾霾冷风可收复，心霾何时见青天?在为随风而来的蓝天欣喜之余，我们更多的是否应该是思考?2012年还在热议诟病雾都北京“厚德载雾，自强不吸”，没想到2013年雾霾便全国扩散。寒冷的哈尔滨、秀丽的南方都逃不过雾霾的笼罩。一时间北京却成了诟病的过去式，也让人有些担心，因为没人知道下一个地方是哪?因为没有人知道下个礼拜的雾霾有多严重，谁该为此负责呢?显然是政府，该思考与反思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并尽快给出解决措施，加强低碳生活宣传，政府社会应当抱成一团，尽快治愈人们心头由雾霾带来的伤痛。 8．2013年，不少人谈霾色变。2014年的苏州两会上，多位政协委员就治理雾霾问题，纷纷建言献策。来自中国民建苏州市委员会的宋青就开出了一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西医结合的“大方子”，提出推进生态园林建设，来修复自然生态系统，以此缓解雾霾。宋青说，治理雾霾需要“中西医结合”：阻断粗放排放是“西医手术”，修复生态系统就是“中医调养”。 粗放式排放和自然生态被破坏是导致雾霾的两大元凶。“正如人体内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同时存在，自然生态系统也具有原始的自我修复能力。治理雾霾需要一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西医结合的‘大方子’，阻断粗放式排放类似‘西医’手术治疗，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类似‘中医’调养，通过提高免疫力和抵抗力得以真正恢复健康。可见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非常重要，‘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标本兼治是关键，推进生态园林建设修复自然生态系统是治理雾霾的‘一剂良药’。” 园林绿地系统是城市生态系统中唯一具有自净功能的部分。植物特有的减尘、滞尘、降尘、阻尘和固碳释氧作用对去除空气污染，吸附并捕获PM2.5、PM10等大气污染源，改善大气质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须在城市绿化建设中引入生态效益评价体系，积极拓展城市绿化空间利用率，为城市运行管理导入“绿色银行”理念。 9．专注研究环境和气候政策近30年、曾获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潘家华对中国在加快发展经济过程中大范围出现的雾霾天气深感焦虑。在潘家华看来，标本兼治更要治“本”，包括要让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等措施。政府从中做好监管和服务功能，而不是参与市场行为的运动员，“治本就是要釜底抽薪”。 记者：您怎么看近两年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我们国家大范围集中出现的雾霾天气? 潘家华：首先，雾霾是工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进入到工业化发展的后期阶段，政府如果没有一些特殊的、强制性的政策和管制，那么雾霾的出现就成为必然。因为历史上无论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英国，还是美国、日本，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雾霾的产生是一个长时间积累的过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时大家并不一定注意，一旦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雾霾天气了，大家就感觉到“狼来了”。其实“狼”早就在那了，只是没有引起注意，或者大家的关注点还不在那里。但是，由于现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城市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家的要求也提高了，关注的焦点有所转变——从有没有水喝到要喝干净、健康的水了。 记者：当大家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到雾霾带来的恶果时，各级政府也陆续出台各种治理措施，但是效果还是不太令人满意。在雾霾产生和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 潘家华：中国的发展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过程区别很大，治理雾霾的方式就应当有所不同。首先，中国城镇化进程是前无古人的。城镇化发展的规模大，每年超过1600万人口进入城市，要生活、工作，进而带来交通等问题。显然，其他发达国家不可能有这么大规模的城镇化运动。 记者：在您看来，怎么治理才能有效遏制雾霾产生? 潘家华：我觉得应该标本兼治。目前的措施都是在治“标”，所以有点本末倒置。比如北京实施机动车尾号单双号限行制度，在限号的情况下，有钱的人会再买另外一个号进行补充。这样导致北京市的车更多了，占地面积更大了。地面交通拥堵，北京又发展庞大的地下交通体系。但是，高峰时段的地铁同样挤不上去。因为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么多人在这里，交通再发达，路修得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像是“水多了掺面，面多了掺水”，这就是治“标”的恶果。 要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合理配置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比如，我们需要澳大利亚的钢铁，就可以在澳大利亚或者巴西把铁矿石炼成钢铁再运回来，这样既增加对方的就业又帮助他们经济发展，然后我们又利用了优质资源。所以，该转移到国外的就转移到国外，该从国外进口的从国外进口。 记者：这几个方面实施起来都需要时间、都有难度，您觉得哪个最难、可能遇到的阻力更大? 潘家华：最难的就是政府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政府不能认为自己是万能的，要正确处理好空间、资源的配置问题。政府摆正自己的位置后，很多国家治理雾霾的成功经验，我们都可以借鉴。 10．虽然有专家学者认为，居民烹饪、汽车尾气是京津冀雾霾的重要成因。不过，由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与英国利兹大学研究团队做出的报告却认为，过度依赖煤炭的能源供应结构对京津冀地区的PM2.5污染影响巨大。据报道，河北省2012年能源消费总量高达3.02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消费2.71亿吨，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9.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报告数据显示，燃煤对雾霾的贡献，占一次PM2.5颗粒物排放的25%。以行业来看，煤电厂和钢铁厂、水泥厂等工业排放源则是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污染源。 显然，对工业生产有着主导和监管责任的政府应当承担起首要的责任。然而，从2011年京津冀地区开始出现大规模雾霾现象以来，其治霾措施大多指向市民的具体生活。诚然，也有北京将居民供暖能源由煤炭逐步转换为天然气，然而在源源不断的工业排放下，雾霾已渐成全国性的环境事件，北京的努力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治理雾霾的问题上，相关的政府部门“不打老虎，只抓苍蝇”。整天盯着市民的灶台做文章，却对烟囱里排放出的五颜六色的污染物视而不见，偏偏还有媒体无限地夸大“苍蝇”该承担的责任。在治理雾霾面前，政府有政府的责任，民众有民众的责任，何为“主菜”，何为“配菜”，政府部门必须掂量清楚。如果“主菜”仅仅是多出动几辆洒水车洒洒水，或者“全民洗城”这样的举措，而丝毫看不见遏制工业污染等治本之策，那么想让“配菜”上主桌，又怎么可能? 都说雾霾是一场“公地悲剧”，是长期粗放的经济发展的后果。享受着GDP盛宴的地方政府、只求利润不求环境的企业、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的环保部门，以及享受现代汽车文明的你和我，人人都是雾霾的贡献者，人人也都是雾霾的受害者。 每个人都期待一个绿色的中国，不同的主体需要承担应有的责任，共同治理雾霾。但是如果把呼吁治理雾霾的民众称作是“无知”，恰恰是在撕裂这种共同治理的基础，是在逃避政府本应该承担的治霾责任。 治理雾霾，考验的是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其中一定需要公民参与、社会协作。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一方的吐槽与情绪发泄在所难免，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政府部门，它一定会大度地将公民的吐槽和情绪发泄当作治霾的动力。绿色生活人人都向往，只不过单靠民众个体“绿色生活”，还远远驱不走阴沉沉的雾霾。 问题：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两任村官，六载离家，总是和农民面对面，肩并肩。他走得匆忙，放不下村里道路工厂和农田，对不住家中娇妻幼女高堂。那一年，村民按下红手印，改变乡村的命运；如今，他们再次伸出手指，鲜红手印，颗颗都是他的碑文。”——这是200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组委会授予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的颁奖词。2009年11月6日凌晨，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一名普通的村干部悄然离世。得知这位名叫沈浩的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因积劳成疾而不幸去世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批示中，对沈浩的去世表示沉痛悼念。2010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沈浩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而根据沈浩同志的事迹改编拍摄的电影《第一书记》，作为建党89周年的献礼影片，也已经在全国上映。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把组织观看该影片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号召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沈浩同志学习。 2．“一朝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有人用这句话形容小岗村。还有人用“偏、穷、乱、散”四个字描述小岗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300元，村集体欠债几万元；村里到处是柴垛、垃圾，环境差；缺乏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领导核心。村里有人甚至还对外派干部来小岗村有抵触情绪，提出“岗人治岗”。面对这种情况，沈浩在日记中写道，“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融入小岗，了解民意，踏踏实实干几件事，让村民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修路——沈浩干了来小岗的第一件大事。村里友谊大道东边二里多泥巴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大伙都巴望着改成水泥路。沈浩跑上跑下争取支持，终于得到帮扶资金50万元。修路的日子，沈浩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撒石子、扛水泥、拌砂浆。一天傍晚，沈浩和村干部来到工地。看到刚刚运来的水泥浆卸在地上，找不到铁锹，沈浩就用双手把水泥浆捧到路基里，完全不顾全身都是泥，手还被灼伤。村里人叹服：这个沈书记人实在，不是来图虚名的。沈浩常说，“跟老百姓面对面，不如和大家肩并肩。”3个多月后，路修好了。一算账，整整省了20万元，还加修了两条水泥岔道。全村劳动力每人挣了1000多元工钱。保护村集体财产——沈浩干了来小岗的又一件大事。属于村集体的20多间房屋多年来被村里几户人家强占，无人敢过问。不收回，邪气滋长，正气难树。敢不敢收?村里几百双眼睛瞅着新来的书记。以前有开警车来小岗村挂职的干部，也没敢咋样。沈浩不怕难，敢碰硬，苦口婆心劝说不通，就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钉子户终于被拔掉了，村民们对沈浩刮目相看。 3．静夜孤星、青灯黄卷，沈浩苦苦求索，村西头那间小屋中，“三农”问题的书堆满了书架、案头；他还带着“大包干”带头人、村干部、村民代表一起赴华西村、耿庄、大寨、西沟村、南街村等名村取经。从书本中找思路，从实践中学范例。沈浩的心中渐渐明朗：开发现代农业，发展旅游业，招商引资发展村级工业。要迈开步子，先要解放脑子。遇到重大决策，沈浩都要和“大包干”带头人一起“拉拉呱”。优质养殖示范区办起来了，种植双孢菇的创业大学生引进来了，小岗钢构厂等企业也开始生产了，“大包干”纪念馆建起来了……村民们的农家乐旅游服务启动了。小岗村当年的茅草屋、“大包干”纪念馆、文化广场等成了一个个旅游景点，“小岗人家”“大包干餐馆”“金昌食府”等餐馆红火起来。沈浩还争取到有关部门的支持，开通了直达合肥的长途汽车线路，创安徽全省由一个村往省城发车的先例。2006年春节前，26户住房比较困难的农民都住进了16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 4．沈浩要重新激发小岗村改革创新的活力。“过去分田搞‘大包干’是改革，现在搞土地流转也是改革。”为此，他提出流转村民一部分土地进行整理，田成块、路成网、水灌通，增加可利用土地的数量，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了做通村民关于土地流转的思想工作，沈浩挨家拜访，挨户说服，还成立了村民土地流转理事会，以此规范流转程序，发挥村民自身的作用。沈浩带领村“两委”班子，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拟订了小岗村新农村建设规划。按照这个规划，小岗村将形成“一环两轴一点九区”的规划结构，对现有村庄进行整治，包括建筑外立面、村容村貌整治，进而将小岗建设成现代农业的示范村、制度创新的实验村、城乡统筹的先行村、文明和谐的新农村。 5．沈浩到小岗村的第一天就开始下农户家了解村民的基本生活。“我要一家一户吃顿饭。你陪我去关友林家。”沈浩说。一听说要去关友林家，小岗村妇女主任韩巧兰犯了难：“沈书记，他家老婆孩子精神都有问题，吃的像猪食，卫生条件可差。苍蝇嗡嗡叫，床上、锅台上都是，多得像牛毛。我就不去了。”韩巧兰心直口快。“村上人不去他家，我更要去看看到底有多难。”关友林家这顿饭，沈浩吃了。不久，工匠粉刷了关家的三间平房，地面打了水泥，还给他全家办了低保和特困户手续。一个多月，沈浩把全村108户跑了两遍，摸清了小岗村每户村民的家底。“大包干”带头人关廷珠的遗孀、86岁的邱世兰老人，至今还拄着沈浩送给她的拐杖。“沈浩看原来那根拐棍要断了，怕我摔着，说要给买根新的。我以为他随便一说，没想到他专门买了新的给我送过来。这拐棍拄着踏实。”五保户韩庆江有天突然发病，沈浩掏出身上所有的钱，送他去抢救。后来又安排他去当门卫，如今一月能挣500多元；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刚出世，母乳不够，家里又买不起奶粉，沈浩掏出1000元钱送去；关友林全家6口人，4人有残疾，沈浩逢年过节都要送去慰问金和年货。沈浩住的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床头满满的都是村民的联系电话。“他家大门从不上锁，谁都能推门而入。村里的大事小情、百姓疾苦他都知道。”房东说。 6．沈浩是出了名的孝子。90岁的老娘，他特别牵挂。“娘，儿子要到风阳小岗工作了，不能照顾您老人家了，请您到我哥那里过一段时间，等我任职期满再去接您。”到小岗上任后的第一个“五一”节，沈浩把老母亲送到四哥家。老娘深明大义：“乖乖，在人家那儿把人家搞好，把老百姓搞好。我的乖乖要听党的话。”沈浩听了，鼻子直发酸。临上车，他“扑通”一下跪倒，给老娘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已是泪流满面。女儿沈王一属狗，沈浩亲昵地叫她“汪汪”。2004年，10岁的“汪汪”舍不得爸爸走，送了他一个嵌着自己照片的相框，在背面留了一串歪歪扭扭的字：“我爱你爸爸。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别做贪官!”第一次决定留任后，因为自己不在孩子身边，妻子工作又忙，沈浩就把女儿送到了老家萧县读寄宿中学，却也开始了绵长的思念和无尽的愧疚。每年3月7日，沈浩总会抽空到萧县的学校为女儿过生日。2009年的那天，沈浩忙完工作后急忙赶往萧县，紧赶慢赶还是到晚了。远远地看见女儿在宿舍的阳台上张望。在操场上，沈浩想逗女儿开心，连翻几个跟斗，就不停地喘。女儿看着爸爸卖力地逗自己开心，眼圈一下红了，扑到沈浩怀里嚎啕大哭，“爸，我想你啊，就是想你。”沈浩抱着女儿，泪水和着汗水一起淌。妻子王晓勤在银行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买粮食、搬东西很吃力，沈浩只好说：“花点钱，请个人帮忙吧。”王晓勤盼望着夫妻早日团聚，不同意沈浩留任。沈浩耐心劝慰：“让我再干3年吧，第一个三年是搞基础建设，第二个三年才能把村里经济建设搞上去，让大家富起来。” 7．2008年除夕，沈浩和兄弟几家在一起吃团圆饭。饭桌上，沈浩三哥的儿子问他：“小叔，听说明年你们小岗要上不少大项目，能不能介绍点工程给我做做，总比我在外面给别人打工强。”沈浩听了，把筷子一放，严肃地说：“这可不行。组织上把我选派到小岗任职，是让我把小岗经济发展上去，带领小岗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而不是给自己家人谋取私利。这个忙我不能帮。”一番话，说得全家无言以对，气氛有点尴尬。三哥、三嫂对此也很有意见，吃完年夜饭，便不欢而散。除夕守夜时，沈浩和哥哥沈明儒聊天说：“四哥啊，不是我不想帮家里，是我不能帮啊!这个口一开，小岗的乡亲会怎么看我，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做?小岗这几年不容易啊，都是大伙拼出来、累出来的呀。你看，虽然你比我大5岁，可你的头发还乌黑，我的头发基本全白了。”四哥不信。沈浩笑笑说：“四哥啊，我现在的头发，那是染黑的呀!”说完，他用手扒开头发，“看，头发根全白了吧。”四哥心疼得不得了，便劝他如果太累了，等干完这一任就回厅里吧。沈浩沉默了一会，说：“小岗的发展已迈上了快车道，干完这一任，如果组织上要我留下，我愿意再干个四五年，把小岗村建设成全国的经济强村。如果组织上决定让我回去，我也要当一个小岗村的名誉村主任或是顾问。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小岗村啊!”在沈浩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活在世上，官是当不到头的，钱也是难以挣尽的。更应该考虑的是怎样活得有价值。自己在小岗村，虽然吃苦、受累，但能让这里的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就是我最大的价值!” 8．沈浩一直租住在村民家中。房东马家献说道：“沈书记穿得连我们农民都不如，衬衣磨破了领子或者打了补丁，他还接着穿。他刚来时，穿了一件羊毛衫，袖子都掉了半截。我都不愿意洗，怕晒出去丢人，小岗村都没人穿这么破的衣服了。我让他扔掉，他不肯，说穿着暖和。洗了两次后，我把它给扔了。沈书记还心疼，四处去找。他从农贸市场地摊上花百块钱买一双棉鞋，居然穿了好几个冬天。”大学生村官汪静静同忆说：“一天，我和同事在办公室里打印资料，随手把打印坏的资料揉了揉扔进垃圾篓里。这时沈浩走进来了’，弯腰捡起垃圾篓里的纸团，一边把纸团解开，放在桌上摊平，一边严厉地批评：‘小年轻的不知道节约，反面不是还能用吗?我们小时候用过的作业本，都舍不得扔，用橡皮擦擦还可以接着用，有的时候还在地上用小树枝画着打草稿呢，你们把废纸装订成一本一本的，留着打草稿不就是二次利用么?’有一次我见沈书记办公室的抹布烂了，要买新的，他却说：‘不用买，我那有几条用旧了的毛巾，可以拿来当抹布，这样办公经费不就省下来了么?’我想，沈书记也太抠门了!可是，他对群众却大方得很。一点也不抠门。有一次，一个村民到办公室复印东西，因为页数比较多，我们就没给他复印，结果又挨了沈书记一顿批评：‘你们为什么不给他复印?为群众办事能叫浪费吗?你们以后注意了，凡是群众要办的事，马上就要办，还要尽量办好!，”在日记的扉页上，沈浩这样写道：“谦——谦逊为本；淡一平淡是真；俭…一俭以养德；自一一自强自立；礼一…以礼待人；正为人正派；志一以志立身；时一瞄时如金；勤——一天道酬勤。” 9．2004年2月，沈浩被安徽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担任村党委第一书记。从省城合肥到小岗农村，从省直机关到基层一线，沈浩的内心不能说没有反差。但来了就要有贡献，这是沈浩的朴素想法。熟悉沈浩的人说，他从“城里人”到“村里人”的角色转变很快：冬天，穿上村里5块钱买的老棉鞋；谁家的剩茶端起来就喝，谁家的剩饭端起来就吃；抽2块钱一包的香烟；遇见财政厅的老同事说话，也从“我们财政厅”变成了“我们小岗村”；手上长了老茧，整个人黑了，瘦了……沈浩成了全天候“村官”。他习惯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和村民平起平坐商量事儿，从不坐老板椅给人居高临下的感觉。“坐沙发，和大家交流‘零距离’，这样老百姓才会亲近你。”2008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考察。当得知沈浩是省委组织部和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任职，由村民自发按手印留下来连任的村干部时，总书记热情地鼓励沈浩说：“群众拥护你，这是对你最大的褒奖!”“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记得曾在一次会上问：“沈浩，你给我们说个实话，到年底，你还愿意留下来吗?”“只要大家欢迎我，我愿意一辈子留在小岗!”这是沈浩坚定而有力的回答，他更以实际行动印证了自己这一承诺。 10．媒体、同事、网友的评价、感言：《人民日报》2010年1月4日刊发关于沈浩先进事迹的长篇通讯《农民群众的贴心人》，新华社连续推出《沈浩日记摘编》《红手印背后的深情——“大包干”带头人眼中的沈浩》等多篇新华社通稿。《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10多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和重点网站连续集中报道沈浩先进事迹，弘扬沈浩精神和高尚品德。安徽省财政厅干部朱长才：选定沈浩去小岗村挂职锻炼，是因为大家公认沈浩组织观念强、事业心强、适应能力强；他能够吃苦，来自农村，熟悉农村，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肯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国品：沈浩在小岗工作6年，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一心为民、办事公道。群众有难事找他，他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不以个人的好恶对待群众和干部。学习沈浩精神，贵在三慎!一是慎微，即“于细微处见精神”，从小事小节、一点一滴、细致人微处陶冶磨炼，做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二是慎隐，即“人暗室而不欺”，在无人知晓、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不做亏心事，不取不义财，依靠自身的信念和毅力，自觉地洁心地、正身形，择善而从。三是慎恒，即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反复雕琢，始终如一地保持高远的志向、艰苦的锻造。他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生死攸关的惊险，也没有惊世骇俗的高论，有的就是与村民们家长里短、嘘寒问暖，有的就是同村民们修路、建桥、筹款，有的就是与村民们田问沟边交流、规划。都是一个村干部做的平常事，但他做出了不平凡，做到了小岗村有口皆碑，做到了村民们要为其塑雕，要让他永远留在小岗村。沈浩，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真本色：为理想，心甘情愿艰苦奋斗至死不渝；为人民，默默无闻实事求是无私奉献；为组织，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楷模示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沈浩在小岗村奋斗岁月的写照。六年艰辛跋涉的脚印，换来群众真诚信赖的手印，这是小岗村民众最庄严、最深沉、最质朴的情感表达，是对沈浩最高的褒奖，更是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最热切的期盼。但愿沈浩精神在神州大地激荡起更热烈的为民情怀，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让我们走得更好更快更稳。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0年5月21日上午，广东省贯彻落实《广东省(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全面部署该办法的实施和领导干部问责制。《实施办法》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采取违法措施，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对于群体事件处置方法失当或者不作为，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等20种情形将被问责。 《实施办法》规定，该办法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以及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而且还明确规定乡镇、街道党政领导成员也完全适用此办法。这意味着此次《实施办法》问责对象囊括了党委和行政系统两个领域。与2008年9月广东实行的《广东省各级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相比，此次问责的对象明显扩大了。 从“不问责”到“问责”，从“内部惯例”到“成文规定”，从“弹性问责”到“刚性问责”，从“行政首长问责”到“乡镇、街道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包括广东在内的全国各地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实施办法》中说明，党政领导干部受到问责，同时需要追究纪律责任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的方式包括：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其中，责令公开道歉的问责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与其他问责方式合并适用。 而对于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或不配合问责调查；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对检举人、控告人、投诉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打击、报复、陷害；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办理问责事项的工作人员；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问责情形；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从重情节等情况的将从重问责。 2．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随着这一保证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决策的出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正在走向法制化。基层干部对此反响强烈，心态不一。 心态一：懒官、庸官不好当了 随着问责制的出台，基层干部普遍感到了压力。严格的问责制度很有必要，有利于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有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说，有的领导干部因为到了年龄界限提拔无望，工作热情消退，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出工不出力，整天混日子。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一味当老好人，开展工作以不得罪人为目标，遇到难题就躲、出了问题就推、有了荣誉就抢。还有的干部一心只想当“太平官”，碰到群众反映的复杂问题或者接到上级布置的工作难题，不是想方设法迎难而上、化解矛盾，而是“拖”字当头，只要拖过自己任期就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等把“烫手的山芋”留给下一任。 对上述这样的干部，过去并没有太好的管理办法。问责制的出台提供了对症下药的思路。 心态二：希望问责时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 近年来，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又异地复出，有的甚至得到重用，这引发了社会和媒体的热议。基层一些干部认为，对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官员“处分一次、提拔一次”，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 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要想重新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很难。对这批官员的重新使用应当慎重，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容易失去其严肃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告诉记者，在问责制中有几个问题很关键：多大的事情才叫责任?谁来判断责任?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事实上，一个领导干部被问责，不管是职位、职级还是岗位调整，决定权都在上级。也就是说，问责制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 从制度设计分析，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问责制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比如，一些重大的捂不住的公共事件相关领导易被问责，而日常工作中违规失职造成损失难被问责。还有，一些被媒体曝光的问题常被问责，没有形成舆论热点的则不会被问责。 心态三：“当副”也不轻松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过去干部队伍中流传着“当官要当副、不要当常务”的顺口溜，意思是做官的话当副职轻松，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和压力；在副职中不要当常务，因为常务的工作量大。 随着问责制的推行，基层一些分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访等领域的副职，感到如履薄冰，仿佛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哪天要出事，完全没有了过去“当官要当副”的轻松。 某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名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说，地方为了发展经济，难免会七一些有污染的项目。作为分管领导，理论上权力和责任都是我的，可实际上只有责任，没有权力。试想一下，县里花大力气招商引资进来的项目，我能否决吗?我敢否决吗?可一旦出了问题，板子首先打到我身上。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情况下的问责制如何落到实处?如何体现公平?这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心态四：怕担责尽量“大事化小”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群死群伤、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责任事件难以隐瞒。基层想捂也捂不住，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 有的干部认为，问责制应当进一步细化，便于操作。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还原重大责任事件的本来面貌。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官员才不敢懈怠，进行“技术性造假”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压缩。 心态五：期盼“问责制”科学化 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创新，为官员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证。基层一些干部期盼这项制度能够法制化、科学化。 中部地区某地级市一名副市长说，基层干部期盼问责制内容科学、考评科学、目标合理。他说，如果目标要求过高，甚至脱离地方实际，比如给经济欠发达地区制订过高的财政目标，会给基层干部带来沉重压力，也会导致干部队伍出现抵触情绪。“干部也是人，也属于‘以人为本’的范畴。目标考核管理要让干部跳起来摘得到桃子，这样才能形成正面激励效应。如果干部再怎么努力也完不成目标。这样的管理制度就脱离了实际”。 一些干部认为，问责制是个系统工程，相关配套政策要加紧跟上。近年来“多头管理”模式是造成一些领域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比如，食品安全事故问题不断，工商、卫生、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遇到利益大家都争。碰到问题又互相推诿，出了事又因权责不明而造成追责不力，留下真空地带。这就需要理顺有关管理体制，为问责制的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我国官员问责制自2003年“非典”时期浮出水面后，一直是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力度不断加大，官员非正常“下马”现象不断增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官员问责制实施至今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问责官员”的复出作为这一制度最具争议的部分，在近两年已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令民众意见不一。官员不可能不犯错误，犯错误的官员重新任职无可厚非，但是，面对百姓的关注，让有能力的“问题官员”复出，更应该注重其合理性与科学性。 2009年12月，广州“公费出游”干部罗国华免职两个月后闪电式履任新职。类似事件近一个时期以来频频出现、屡见不鲜，其中不乏职务升迁者，引发广大网民的热议，业内专家们也及时给出了回应。中央党校教授林喆表示，罗国华被免职两月后迅速复出一事是极不严肃的。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认为：“我国对官员问责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极大。对官员缺乏刚性问责的严重后果是，不但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而且还容易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网民们对此给出了不同的意见，部分网民认为，“问责干部”神秘复出是“官官相护”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在作祟；也有网民认为，可以理解“问责干部”的复出，只要符合规定、表现良好，民众可以接受，但复出的方式需要探讨，“高调问责、悄悄复出”是对舆论的极大伤害。 对“问责干部”复出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下结论，需要冷静思考、客观分析、全面透视，避免偏激和片面，要对具体人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问责干部”不能“一棒打死”，要给他们改过立功的机会。对“问责干部”复出更不能简单行事，要审慎对待。 首先，“问责干部”复出必须从严对待。“问责干部”可以复出，但是必须有严格的复出程序，不能简单行事。“问责干部”复出要有原则，绝不能不声不响、暗箱操作，更不提倡闪电式复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建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关键是要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问责干部”复出也是选人用人的一部分，复出的全过程必须充分体现民意，切实落实群众选拔任用干部中的四种权利，要严格考核程序、公开推荐人、公示任用理由、透明新任岗位。对于“问责干部”复出后再次发生重大事件或造成恶劣影响的，除了要惩戒责任干部外，还应追究推荐人的责任。 其次，“问责干部”复出必须健全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干部”复出机制应该充分考虑三个因素。其一，“问责干部”的认错态度和悔过表现。对于“问责干部”的事后态度，干部管理部门要谨慎监督、严格考察、积极引导，客观看待其悔过行为。其二，“问责干部”复出任用的时机和时限。一个干部的失职行为表现为偶然性，其根源有内在规律性，不可能瞬间就能改正过失，需要时间、实践和行动。要避免“问责干部”再次变成“问题干部”，必须从根源上提高责任感和大局观。其三，要建立严格的“问责干部”考核机制。我们倡导工作上的平等和不歧视，但在考核问题和监管力度上一定要加强，特别是防患于未然，干部监管部门必须负起责任，一旦“问责干部”再次发生失职行为，一定要追究相关部门监管责任。 最后，“问责干部”复出必须着眼长远。“问责干部”复出要同推进民主化进程紧密结合起来，要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要同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就事论事，而要就事论理，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要致力于建设一支清正廉洁的、高素质革命化的干部队伍。 4．2009年6月1日，银川市出台的全国首个《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当行为问责办法(试行)》正式实施，公职人员18个方面的100种不当行为被列入问责范围。 自2003年“非典”至今，官员的行政问责日渐深入人心，一旦公共事件或灾难事故发生之后，问责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但问责问的是什么责，应该由谁问责，通过怎样的程序问责，社会上仍有诸多争论。 专家表示，问责需要多些理性，少些情绪，而目前权责不清不仅影响到行政问责的科学性，还增加了行政问责的难度，行政问责亟待从行政化向法治化转变。 2009年6月15日，重庆武隆山体滑坡事件仍在救援中，尽管由多个部门组成的事故调查组还没给出最后的调查结论，但重庆市官员有关山体滑坡“具备典型和突发严重地质灾害特征”的说法，仍遭到当地群众“推卸责任”的质疑。 重大事故的背后需要有人负责，但负的是什么责?专家表示，是政治责任还是法律责任，是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是个人责任还是制度责任，是政府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这些问题需要厘定清楚。 仔细看银川市问责的范围，过去人们司空见惯的“文风”“会风”“玩风”开始面临追究责任，比如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购物、玩电脑游戏，或者迟到、早退，会议文件出现重大差错等行为。 而在广东2009年6月上旬曝光的一起问责事件中，因为鱼洞水库大坝浆砌石体施工质量不合格，砌体密度、砂浆饱满度、砂浆强度、砌筑石料大小等指标不满足规范设计要求，从化市水利局局长江某、副局长姚某分别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表示，从各地出台的这些问责规定和事件看，有的类似政治责任，有的类似行政法律责任，责任属性模糊。 薛刚凌解释说，行政法律责任追求的是违法责任，凡违法行政、滥用职权者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公务员制度中的行政处分确立的就是行政法律责任，而政治责任强调的是官员就其管理行为和后果直接对百姓负责，比如决策是否明智，应对措施是否及时得当，负责事项是否监管到位，品行是否良好，政治责任不以行政违法为前提。 而责任不清，很容易以一个责任掩盖另一个责任。2009年6月7日，在四川公交事件中，成都公交集团公司总经理、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树光引咎辞职的消息，就让许多人产生疑问，是安抚民心还是管理失职。 责任不清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应该承拟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薛刚凌表示。若行政问责追究的是行政法律责任，则应采取过错责任，官员因客观不能、制度障碍而不是主观意识导致不良后果发生的，不应行政问责。但如果追究的是政治责任，那么否定的是官员的领导和控制能力，只要政府决策失误或者出现负面事件，就可以问责。 各地出台的问责规定中，有的是问责直接责任人。有的上追两级领导责任。对所在部门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问责，还有的规定若问责事项由领导班子集体决策的，则除对分管领导问责外，还应对主要负责人问责，标准不一。 在责任尚未查清的情况下对官员问责，专家更担心的是是否通过追究了个人责任，而掩盖忽视了体制和制度上杜绝决策失误和恶性事件发生。 薛刚凌认为，重大公共事件或事故的背后往往成因复杂，如行政体制的非理性。多头监管，监管手段和监管目标不匹配，法律法规不完善，管理人员素质不高，专业素养和法治意识欠缺等，“要求官员为非理性的体制和制度以及行政手段不足而带来的风险埋单，则背离了理性”。 问责问的是个人责任还是制度责任要区分开，是政府责任还是社会责任，也要区分。 “一旦社会上发生恶性事件，就由政府来承担责任，显然也是不理性的。”薛刚凌说，如果恶性事件是由政府行为直接造成的，则第一责任人是政府和官员，如果因监管不力造成，则第一责任人应是企业等单位和个人，政府当然也要承担责任，但更应强化的是社会责任。“一个负责仟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性社会的支撑，问责不能情绪化、运动化，要责罚相当。” 在采访中，专家们认为，开会打瞌睡、公文书写错误也被问责，各地的行政问责在操作中随意性太大，国家需要制定统一的规则。以开会打瞌睡为例，这个会是不是非开不可?属不属于劳民伤财的“文山会海”?如果是，要不要追究“文山会海”制造者的责任? 问责的随意性，归根结底是管理上的权责不清，它不仅影响了行政问责的科学性，也增加了行政问责的难度，因此问责要从行政化向法治化转变，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岗位责任制和绩效评估制度。 2009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被社会各界高度评价，认为是首部对负有决策责任的“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正式规定。 尽管《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具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问责主体、问责程序等尚未正式公布，但专家表示，至少从领导责任的追究开始，法治化问责迈出了新的一步。 5．在昆明新近出台的《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中，被处以诫勉谈话等6种问责方式之一的领导干部，一年内将不得被提拔；被问责两次即可党内降职、行政降级；3次将免职。面对这一政策，专家学者纷纷表示赞赏，但也提出建议：采取第三方听证，让被问责官员有申诉的机会。 在各种问责形式中，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方式无疑是市民眼中的“重责”。相对而言，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坪先资格、责令书面检查、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等6种问责方式，则是“轻责”。 此次《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的出台，可谓对6种“轻责”追加了力度，强化对领导干部问责结果的监督运用。 按照《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规定的范围，因未覆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以不同方式问责干部。对被问责干部的组织调整处理方式包括：对一年内被处以一次诫勉谈话、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责令作出书而检查、责令公开道歉、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等6种问责方式之一进行问责的领导干部，当年内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等次，一年内不得提拔；对一年内被处以6种问责方式之一两次的干部，可改任相应非领导职务或党内降职、行政降级；对一年内被处以一次以上停职检查且整改效果不佳的干部，给予免职处理。 试刚期内被处以6种问责方式之一的干部，视情况延长试用期。对被问责领导干部的情况及组织处理结果，将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发挥责任追究的警示教育作用，以导向鲜明的奖惩机制，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通过问责制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进退流转的机制。 昆明市社科院院长龙东林：此次《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的出台，可谓昆明问责体系的补充、完善，体现了昆明在行政体制改革中打造诚信政府、责任政府的决心。问责制，就是政府把责任心具体化为于部、公务员的行为，落实到具体人的身上。 不止就事论事，还发展到就事论人，昆明对应当承担责任的干部进行追究，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如何发挥出问责的效力，不让干部产生侥幸心理。被处以诫勉谈话等问责的领导干部，一年内将不得被提拔，这马上就提高了干部不尽职不尽责的成本，打消了对“轻责”产生的侥幸心理。 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鞭策干部必须有强烈的责任心、进取心。昆明目前处于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过去一年多，很多领导干部感觉很疲惫、很紧张。工作压力大、工作任务重，也促使工部必须创新思维、寻找工作方式方法。以提高效率适应要求。 不过，科学、严密、严谨的程序才能支撑、保证严厉的问责，这样才能让被问责的干部心服口服，不产生消极抵触情绪。建议采取第三方听证，让被问责干部有申述的机会，甚至可以邀请市民来听证，搞清楚干部到底是实质怠工还是有其他原因，形成公论后再进行问责。

申论二、给定资料 1．在很多父母的眼里，孩子就是家庭生活的全部理由与希望，如果一场变故使这样的理由与希望骤然化为乌有，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打击? 面容憔悴、目光呆滞、毫无生气，记者见到她时，着实吓了一跳，脑海中不自觉地跳出“心灰意冷”四个字。“你就叫我‘贤明之子’，这是我儿子的网名。”儿子去世已经一年，她依然无法走出痛苦，往事总是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在脑海里回放。 7月25日，星期一。“贤明之子”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突然接到儿子单位的电话，说他被送进医院了。儿子在杭州一家机关单位上班，每个周末都会回富阳的家，陪陪爸妈。“前一天还看他好好的”。“贤明之子”虽然着急，但没有往更坏的地方想。赶到医院，医生的脸色很沉重，她才感到情况不妙。不幸很快降临，儿子当天就因突发心肌炎，抢救无效去世。 儿子走了，她的心也像被掏空了。每个星期五晚上8时，她都会去自己家附近的514路公交车站，因为以前儿子每到周末就会坐这趟公交车回家，她要等儿子回家。晚上8：30、9：00、9：30……车来车往，却再也无法看到儿子的身影，丈夫要拉她回家，她就对着丈夫又打又骂。原本不会喝酒的她，也开始一大口一大口地往嘴里灌白酒。喝醉了，她便摔杯子、碗筷、桌子。数不清的夜晚，在她和丈夫的抱头痛哭中悄然流逝。每逢节日，很多亲戚朋友会打电话叫他们一起吃饭，“贤明之子”和丈夫却早就关机了。“别人是过节，我们是躲‘劫’。”她说，看着别人高高兴兴地过节，自己心里就更不好受了。 2．刘桂兰今年57岁，2008年，她唯一的儿子小凯突然病倒，仅仅4天便离开了人世。今年，刘桂兰在一家养老机构花4万元购买了一个单人床位。她说失去儿子后，最担心的是养老问题，现在她和老伴身体都还好，可以相互扶持照顾，如果有一天他们两个人中有一个先走了，另外一个怎么办，“说得不好听点，住院做个手术，连签字的人都没有”。 刘桂兰说，养老院的床位是给后走的人留的，“如果我不在了，老伴去住；如果老伴不在了，那我就去住”。老两口都是退休职工，工资不高，但维持平常的生活没有问题。两人曾想过一起住进养老院，可是要住进好一些的养老院，他们的退休工资却远远不够。 调查发现，100个“失独家庭"里，不为养老担心的仅占6％，这部分家庭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兄弟姐妹的孩子成为照顾他们的主力军，愿意为他们养老；有94％的“失独家庭”对于未来的生活表示担忧。生病后由谁照顾?老年后由谁赡养?临终后事由谁来处理?这是大部分“失独家庭”都比较关心的。 20年前，北京的林玉芬失去独子，丈夫中途又突然病倒，住院接受了肾摘除手术。“冬天是最遭罪的，排队、挂号、检查、输液……我一个人跑，冻得直哆嗦，跑不过来也得跑”。当年已近60岁的林玉芬特别紧张，虽然不时有侄子、侄女来探视，但“不是自己的孩子，怎么好意思支使人家”。丈夫住院10多天，她寸步不离地守了10多天，“生怕他出一点差错。我只有他了”。出院后，她害怕了，夫妇俩坚持每天锻炼1个半小时，“不出毛病，就不用去医院”。 哈尔滨的刘芸，停用手机的一个考虑是“省钱”，“这样，每月300元就够花了”。这位“失独”的老人，每年要打两针血栓通，他说：“医院的要22块钱一支，太贵。我自己在药房花6块钱买一支，在小区诊所加7块钱就打了。” 根据合肥市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一份“失独群体”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显示，合肥市“失独群体”面临的最大困难多为保障问题。半数以上的“失独者”面临经济困难，4％的“失独者”有住房、养老难题，有疾病困扰及医疗问题的占12％。三分之二“失独者”月收入不足千元，大多数“失独者”入不敷出。62．8%的“失独者”收入在满足日常生活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基本和完全满足需求的占37．2％。 另据了解，以当前生育率计算，2018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从那时开始社会负担加重，而“失独老人”的年龄会更大，经济来源困难，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面临养老的窘迫。 3．“失独家庭”，顾名思义，即指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失去的形式多为独生子女死亡。“失独者"年龄大都在50岁开外，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春天里》的这句歌词唱尽了“失独家庭”的悲痛与凄凉。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能将不得不直面这种悲痛与凄凉。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15—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1．9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约为万分之四，也就是说，中国每年新增“失独家庭”7．6万个。截至2012年的不完全统计表明，全国范围内的“失独家庭’’已超过了100万个，这意味着有近200万老年人成为“失独 者”。而一些人口学家以此推算，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到1000万。“失独者”正在成为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如何让他们走出阴霾，充满希望地生活下去，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需要政府、社会以及每个个体都有所作为。 在2014年5月17日开幕的第三届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年会上，会长戴正清呼吁相关部门、社会团体能够走进“失独家庭”，感知他们的痛苦，关爱“失独人群”的心理问题。 戴正清表示，近年来，涉及“失独家庭”心灵创伤等的咨询逐年递增，“失独”问题从过去不能触及，到近年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正是体现了这一社会问题的扩大化。相比起抚慰失去子女之痛，更重要的是将“失独人群”领出黑暗的过去，重建继续生活的信心。如果忽视“失独家庭”的心理问题，缺少健全的心理危机干预、心理疏导以及心理问题预防机制，可能引发危及家庭和社会的种种问题。他介绍道，美国政府已经将美国公众心理健康服务与躯体疾病治疗一并纳入医疗保险之中，对弱势群体给予优惠照顾。如果能够把心理咨询及治疗纳入医保，就可以造福更多需要帮助的“失独人群”，让他们得到专业、系统的心理咨询和治疗。 4. 2014年4月21日，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失独父母”代表进京，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咨询政策、表达诉求。日前，卫计委发布答复意见书，针对“失独者”提出的“给予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国家行政补偿”的要求，答复意见书中称，“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给予国家行政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于法无据，也许是现阶段无法回避的事实，但对那些“失独父母”来说，这答案显得有些冰冷。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因“清退代课教师”的说法被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批评，他随后领悟到，“尽管政策是冰冷的，但传达政策的时候可以是温情的”。实际上，这并不仅仅是发言技巧，更体现了对这些弱势者的“国家态度”。 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家庭最终成为“失独家庭”，其中有很多因素，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个家庭曾经为履行法定的计生义务而作出了“只生一个”的选择。按照计生部门的说法，超生者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所以必须缴纳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相同的逻辑必然推导出一个判断：坚持只生一个的家庭无疑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而今他们面临“失独”之痛，给予必要的补偿、抚慰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 和心理慰藉、社会关怀等工作相比，物质救助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一环，同时也是多数“失独家庭”最基础的诉求。事实是，这个诉求并未受到漠视，近年来全国各地几乎每年都会面向“失独老人”发放数额不等的补助金。但在这样一个救助的过程中，有两点尚未尽如人意：一是专门针对“失独家庭”的救助还未上升到国家和制度层面，缺乏法律的支撑；二是救助与现实生活有脱节之嫌，突出表现在救助标准过低，多数地方的标准多年来始终徘徊在200元左右，在专家看来，这点补助“在当今日益高涨的物价面前只是杯水车薪”。 由于“失独家庭”牵涉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近年的“两会"都会有众多代表委员对此表示关注，或建言大幅提高补偿标准，或主张设立专项基金，或呼吁在社会抚养费中明确一定的比例用来救助“失独家庭”。而一些地方已经作出了行动，如上海市自2013年起将独生子女死亡父母的特别扶助标准从原来每人每月150元提高到了500元。 只要承认救助“失独家庭’’是一种义务，物质补偿又是最基础的工作，那么无论从哪里列支，像上海这样提高补偿标准无疑是当下最可行的办法。但居于国家层面，从长远看来，一个庞大群体的救助还是需要制度式的保障。 清华大学潘教授的儿子2007年因工作劳累突发疾病意外去世，悲痛的潘教授曾跑过好几家养老院，想给自己和老伴的晚年找个依靠，但所有的养老院都将他拒之门外。因按规定，养老院接收老年人人住需有子女签字，工作了53年的潘教授如今75岁了，却因没人能给他和老伴签字而住不进养老院。 有人建议，政府应重视解决“失独老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及时完善社会化养老和救助机制。一项“社会应该怎么救助‘失独者’?”的网络调查，或许能给人们更多的启发。调查显示，近八成网友认为应推行政府主导的“失独者”家庭社会保障机制，六成网友认为应放宽对“失独者”领养子女的条件限制，近五成网友认为应提高对“失独者”的养老保险投入，近四成网友认为应组织专业人员加强心理救助。 中国老年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鹏说，解决“失独老人”养老困境，是一个新的社会问题，应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需尽快采取措施，给他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我国在老年人将达到2亿的情况下，于2012年实现了养老制度全覆盖，人大常委会还于2012年12月下旬修订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一次写入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扶助内容，专门加了监护人条文，监护人可以是家庭成员，也可以是基层组织，这在制度上向前进了一步，“失独老人”想住养老院，基层组织或帮扶的团体可依据这一条，承担起监护人职责。 另外，民政部部长在2013年“两会”期间表示，“失独老人”可按“三无”老人提供赡养。这是好的起点，但还需进一步细化、完善。他谈到，解决“失独老人”养老问题，迫切需要建立完整的登记制度，要摸清基本状况，才能提供帮助和精神关怀，这需要政府部门做。至于怎样做更符合“失独老人”的特殊需求，可以尝试不同模式。 5．“失独家庭”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相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福建各地为此相继出台和完善了相关政策。从2007年开始，福建省开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试点工作，2008年起全省全面推行这项制度，并列为当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当年，由政府给予子女死亡夫妻每人每月不低于150元的扶助金。2011年将扶助标准提高到200元，2012年再次提高到400元。 日前，石狮市出台《关于开展对失独家庭帮扶救助的实施意见》，实施多项新政对“失独家庭”开展帮扶救助，从经济帮扶到心理安慰，提高“失独家庭”的生活质量。被认定为“失独家庭”，将一次性获得3万元慰问金。年龄在49岁以上的“失独家庭”夫妇，从目前每人每月补助400元提高到1000元。同时，该市还将组建心理辅导队伍，对“失独家庭”进行心理干预和心理治疗；鼓励“失独家庭”再生育，并为其提供各项技术服务和生育指导；鼓励“失独家庭”养、领养、过继子女，并在办理手续时提供方便。 2013年10月16日，北京市政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首次将“失独老人”纳入由政府给予的福利保障体系。 《意见》指出，要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对城市“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或者其赡养人和抚养人确无赡养能力)人员和农村五保对象中的老年人实行政府供养，保障其基本养老服务需求；对低收入、失能、“失独"、高龄和特殊困难老年人，由政府给予相应的福利保障。 日前，由河北省政府出资、社会专业组织进行对口服务，以解决“失独家庭”养老问题为目的的“暖心续航——关爱失独家庭”工程在保定市启动，该市首批107个“失独家庭”将从中受益。 保定市“暖心续航——关爱失独家庭”工程由省政府提供专项资金，由华北电力大学(保定)人文学院教师团队创立的恒爱家园服务中心具体承办，该中心服务团队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咨询师组成，从健康辅助、情感支持、社会回归和能力发挥四方面为“失独父母”提供帮助。 据介绍，该工程以关注“失独父母”健康问题为起点，为“失独家庭”提供及时的就医辅助、健康义诊、全面体检、住院陪护等服务。同时，对有独特需求的家庭可提供个性化服务，以满足“失独老人”的情感需求和养老需要。 6．2007年，李铭兰注册成立了“连心家园”，成为武汉市唯一一个正式注册、专门帮扶“失独家庭”的民间公益组织。现在，“连心家园”成员由最初的80户发展到260多户。每个月“连心家园”都会组织大家参加跳舞、跳绳、旅游等活动。在组织帮助下，很多人重拾生活勇气，心灵也有了停靠的港湾。 “家园刚成立时，大家聚在一起就免不了抱头痛哭。”李铭兰说，“现在，欢声笑语多起来了。”“我们都盼着每个月举办活动那一天，大家聚在一块儿心里就宽慰很多。”一位会员这样说。 “妈妈之家”，这个成立于2008年的民间组织是专门为丧子母亲提供心理援助的社会公益组织。“我们把援助分成四个阶段：稳定情绪、消除症状、角色认同、情感支撑和生活秩序重建。”心理咨询师、“妈妈之家”创建者刘猛说，完成每一个步骤都不容易，要花去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心理援助过程中，刘猛和志愿者们还自制了疗伤秘方。 “妈妈之花”——一种纸质玫瑰花。一张普通的彩色美工纸，要经过半个小时、6道工序、200多次手工折叠才能变成一朵绽放的玫瑰。制作过程中，志愿者会有意无意地引导妈妈们交流关于未来的话题，让她们渐渐走出痛苦，关注当下，谋划未来。 “天堂对话”——通过鼓励妈妈们写信、扫墓，和逝去的孩子对话，把家庭变化、苦恼的和高兴的事情都告诉孩子，在倾诉中弥合情感的伤口。 “持久关怀”——“妈妈之家”会经常联系一些朋友，给妈妈们寄一些小礼品和祝愿，让她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仍有人在关心、支持着她们。 7．在上海人的记忆中，始终保留着这么一座桥——外白渡桥，一座庙——城隍庙。它们濒临黄浦江，是旧上海的标志性建筑古迹之一。如今，又有多少人牵挂它的风雨历史呢?2014年4月16日上午，外白渡桥、城隍庙迎来了一群特殊的“游客”——南京西路街道20名“失独老人”，他们在志愿者“一对一”地全程照顾陪伴下，来到这里故地重游，让烟雨蒙蒙的外滩、城隍庙又多了一道人文风景。 这是南京西路街道计生协会2014年“夕阳依然红——失独老人关爱服务”项目中的一项重要主题内容，主要行程安排包括：静安区和南西街道计生志愿者陪游(游故地、看上海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健医生陪乐(做游戏、活络筋骨)；上海市摄影家协会摄影师陪拍(拍摄留影照片、制作影集)；中外志愿者陪贺(给“失独老人”过生日、吃长寿面)；敬老机构志愿者陪观(参观蝴蝶湾敬老院)；等等。当天上午，天空下着小雨，尽管天公不作美，但依然抵挡不了老人们游览外白渡桥和外滩的热情。通过与“失独老人”聊天互动，零距离陪伴照顾服务，让老人们在温馨和谐的氛围中舒缓了情绪，放松了心情，生活变得阳光，充满希望。 “失独老人”李根才夫妇对本次活动有着更深的感触。前几天，是他们已去世的独生子的生日，这一段时间老李一直是在“以泪洗面"中度过，淡忘了自己的生日，当志愿者们捧出事先准备好的鲜花，为他唱响生日歌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发出了“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特别、最不平凡的一个生日”的感言。 活动现场，温馨和谐的氛围吸引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外籍人士的关注，他也主动参与到志愿者团队中，和生日寿星热情拥抱，献上一首英文生日歌。临别时，他的秘书红着眼睛告诉大家：“这位外籍人士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康复养老机构的总裁，他被你们的爱心感动了!” 在这次活动中，部分居民区的新进“90后”年轻社工在老志愿者们的带教下深有感触，道出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失独老人’是最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走近他们，了解其日常生活和精神需求，并在第一时间匹配资源，将志愿服务模式固化下来，长期持续地开展下去，需要有四心——爱心、真心、细心、耐心，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服务他人的同时，自己的灵魂、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过程。在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各种力量以及政府积极有效的推动下，中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形成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30年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8年的45．7％，30年提高了27．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93个百分点。特别是1996-2008年，城市化率从30．5％提高到45．7％，提高了15．2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27个百分点。 2008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68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人中等收人国家行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最终要体现在城乡结构和空间结构的变化上，并将促进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城市和城镇化区域集中。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通过土地批租和土地担保等手段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客观上加快了城市建设，城市建成区面积迅速扩大，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和人口容纳能力。城镇化不仅带来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城镇住宅的投资需求，而且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和生活方式变革还创造了巨大的消费需求，成为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强劲动力。 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大量增加、城市空间迅速扩张、耕地被大量占用和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等问题也凸显出来。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中指出，当前中国正经历城市化浪潮。“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一次机遇，又是一个严峻挑战。我国是人口大国，但资源相对稀缺，城市快速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体现在资源、环境、交通和教育、医疗等各方面，解决不好，将增加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难度，降低居民共享成果的质量。 苏皖川等地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不少地方都把推进城乡土地统筹作为突破口．通过大规模开展土地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以解决小城镇建设“缺钱”、城市发展“缺地”的矛盾。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变昧”成了大拆大建和圈占土地运动，出现了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农民作为产权主体、交易主体和分配主体的地位缺失。 有的地方搞城镇化的出发点首先是为了解决城市扩张和用地不足，却忽略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保障。这种以土地为突破口和取向的城镇化。无疑极易造成对农民利益的侵害。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的现象时查发生。J省C市E镇某村村民陈某告诉记者，2005年村里引入外来资本承包了近千亩土地建茶场，由于租金每亩只有100元，村民们嫌低普遍不愿意出租。尽管如此，村里还是通过强行手段将村民们的地流转给了承包的老板。“当时我住院一个月，村委会趁我不在家，用推土机把我的一亩桑树地推平租给了茶场，对外却说是村民自愿流转”。 采访中，一些专家指出，有的地方政府以低价流转农民的土地，或者通过行政推动用农民节约出来的土地指标到城市置换获取级差收益。却只拿出一小部分解决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障，而其他的教育、医疗、就业等仍然还是“二元结构”下的水平，这种“统筹城乡”的城镇化实际上已经演变为“以城吃乡”，是对农民利益的新一轮剥夺。 某实验区村民朱某告诉记者。“搞集中居住、村庄整治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实现了城乡居住环境的同等化，这是农民欢迎的。但城乡统筹不光是让农民住上楼房，如果就业不解决，保障不完善，教育医疗不配套，农民还得挤进城市去打工谋生，仍然要拼命把子女送到城里读书，小城镇的房子修得再漂亮也只是个空壳，建得再美丽也没有生气”。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是连续第七次锁定“三农”问题。文件提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10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仍然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提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同时提出了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 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9年12月27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在回答户籍制度问题时，温家宝说：“最近中央做出的两个决定。一个是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我们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需要。这项改革的具体办法还正在研究，但我可以把思路告诉大家。首先，我们要解决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没有户籍的人们，让他们融人城市，和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第二，由于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在大城市我们还要考虑大城市的承载能力，而首要的是要引导农民工在中小城市和大的集镇安家落户。” 新年伊始，在D市持暂住证已经11年的林先生，即将拿到一份特殊的礼物——G省居住证。林先生告诉我们，十多年来自己一直要面对尴尬的“身份”定位，只有“暂住证”，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子女人学、就业保障等社会福利。虽然在这个熟悉的城市打拼了多年．却始终感到自己是城市的“陌生人”。林先生：“新政策出台之后，我们这些外来工的子女，能否享受和当地人一样的九年义务教育．还要不要交学费。我希望新政策出台以后，我们的工资达不到低保线的话，我们能够享受当地人低保户的待遇。” 从2010年1月1日起，新的《G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实施。新政策的实施，意味着G省全省近3000万流动人口正式告别暂住证迈人居住证时代。流动人员可免费申领居住证，在当地享受参加社保等一系列政策：居住证持证人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7年、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依法纳税并无犯罪记录的，可以申请常住户口。在G省各地级市以上的派出所、公安机关授权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都可以办理居住登记和居住证。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在G省将享有职业技能培训和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保健服务等七类公共服务，还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办理出入港澳地区的商务签注手续等四类公共服务。丢掉“暂住证”，迎来“居住证”，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对于G省的3000万流动人口来说。收获的却是一份沉甸甸的归属感。 对于如何推进城镇化来说．户籍制度改革的话题首先不可避免。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G省省委全会上提出了要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 而具体的做法包括：推进城乡居民户口统一登记管理；完善大城市落户政策，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科学制定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落户的政策；探索推广采取“积分制”等办法，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此外，还包括：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劳动报酬、子女人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 在该省省委全会上，省长就表示要积极推动进城农民有序逐步融人城镇，吸纳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城镇居民。 “最近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的意见刚刚公布。接下来应该还会在促使农民就地转移为城镇居民方面出台一些具体的办法。”G省发展研究中心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找不到工作、没有住的地方，他们就会走。那种认为户籍放开、大城市就会人满为患的情况不会出现，因为现在该来的都来了，只是法律上不承认而已!”多名受访专家指出，户籍改革不能再停滞不前了，但单纯放开户籍意义不大，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劳动就业、教育培训、住房待遇、生活福利以及社会保障权益等功能，降低户籍“含金量”，比放开户籍登记更重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美国的信息化和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纵观近十年来我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可以发现城市化一直被予以高度关注。 “十七大”报告中再次要求，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2010年“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提高城市规划水平，加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管理，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3．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早期城市化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另一方面为工人也带来了贫困和灾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英国城市环境恶化状况作了深刻的描述：“在伦敦，拥有一万人以上的贫民窟约有20个。那里的悲惨景象是英国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见的，就说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这种环境对成年人是令人堕落的，对儿童则有毁灭的作用，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英国早期城市化使社会矛盾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骤然加剧起来，这主要表现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资本的私人占有形式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冲突对立等。正是这诸多矛盾的冲突和激化使英国在20世纪中期结束了早期自由式城市化模式，而创造了一种用城市规划来合理布局城市的新方式。可以肯定地说，英国自由放任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使工人阶级，此后又包括富人阶层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就是实证。为了补偿自由放任城市化模式带来的损失，英国不得不利用法律法规和推行“福利国家制度”。以弥补这种自由放任城市化模式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发展的断裂。 政府利用法律手段调节城市化。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颁布了一系列法规，182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自1601年起实行的《济贫法》的修正案，建立了为贫困无助者提供居住和工作的济贫制度。但济贫院的恶劣状况成为无家可归者的可怕归宿。1848年和1875年两次通过《公共卫生法》才开始付诸实施。1866年通过了《环境卫生法》。1909年，英国通过了第一部涉及城市规划的法律(Housing‘Fown Planning ete．Act，1909)，标志着城市规划作为一项政府职能的开端。1947年，英国颁布了《城乡规划法》，在同一时期颁布的专项法包括1945年的《工业分布法》，1946年的《新城法》，1949年的《国家公署和乡村通道法》，1952年的《城镇发展法》。据统计，自1909年以来．英国先后颁布了40余部关于城市的法规条例。 政府利用福利国家制度解决城市化产生的社会弊端。福利国家是指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共同承担重要职责，通过总的纲领和服务措施解决公民苦恼的所有各类社会问题。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供医疗服务；提供符合体面生活的住房；提供教育服务：即向公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 4．早在19世纪美国就开始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工业化的启动以及国内市场的扩大使城市数量迅速增加，规模逐渐扩大，城市空间结构也由最初的紧凑和密集结构向多中心分散结构发展。交通革命在城镇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世纪40年代形成了世界最发达的运河网，1828年美国开始修筑铁路，到1887年，全国数以万计的大小城镇已由铁路网连接起来。铁路运输不仅促进了西部开发和城镇发展，对工业化和城镇化起了关键作用。现在，美国小城镇依据所处的不同区位，分为大都会边缘区的小城镇、郊区小城镇和农业地带小城镇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小城镇都具有不同产业特色和功能，但是都很注重宜居、宜业环境的创造。始终把创造一个比城市更优美舒适的生活居住环境放在首位，十分注重改善小城镇的交通、通讯、公共服务等条件，为私人投资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而处于农业地带的小城镇则把吸引和促进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储运业的发展作为发展小城镇的重点。同时还非常注重科学规划的引领。小城镇规划具有综合性、科学性。小城镇建设总体规划一般是依据联邦和州的有关法律规定的该区位特点及产业特色进行的；注重规划的综合性和长远性，市区建设规划比较强调整体协调和功能分区。另外，美国的这些小城镇注重城镇功能的提升。小城镇的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都有预见性，避免多次修建、扩建造成损失。 实际上，美国小城镇是伴随着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而发展变化的，而重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也成为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凸显出小城镇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如今，美国的小城镇基础设施良好，生活环境优美，社会服务周到，向我们昭示着小城镇建设可能达到的光辉前景。还应注意到。中国与美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亦有很大区别。但其小城镇的发展经验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十分宝贵的。 5．河北某镇是1995年国务院十一个有关部委颁发的第一批综合改革试点小城镇，改革试点十多年来，该镇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2006年该镇实现社会总产值208亿元，财政收入4．78亿元，是试点之初的近8倍，人口增长近5万，全镇人口已达15万；目前全镇拥有各类企业5400余家，城镇建成区面积22平方千米。在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该镇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规划盲目求大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 老城区面貌的变化并不大，而且许多老城区的城中村还是维持在原来的形态，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没有使这些城中村的居民享受到更多的服务。街道还是老样子，给排水管道还没有全部贯通，公共电视网络还没有覆盖到这些地方。而旁边新建的零落的高楼大厦，主要是出售给企业家和外来有能力购买住房的人，但是至今还没有售出几套，显得孤零冷落。 6．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元旦期间，胡锦涛在河北考察时表示，中央将下发2010年“一号文件”，出台一批新的强农惠农政策。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2010年一号文件，将“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放在了工作的突出位置。其中，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又是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的重要抓手。破解“三农”难题，功夫当在农外——这句话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将推进城镇化发展作为重要的现实任务。 实际上，早在“十一五”规划初期，统筹城乡发展、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大思路即已经初步确立。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在内的“五个统筹”的发展观。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也对记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一条“城市化支持工业化”的道路，导致工业化前进幅度快，而城市化相对滞后。 对于农村，整体政策思路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源提取型、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向当下的资源注入型、城市反哺农村转变。 在全国两会期间，大城市的高房价和就业压力成了讨论得较多的话题，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水利厅厅长吕振霖前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国家能够创新政策，让农民拥有自住房的产权，大力规划发展小城镇，这是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大城市困境的有效途径。 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也不是单纯的拆迁改建，而是对传统工业化和小农经济的彻底改造。要让进城农民真正转变成“城里人”，就要在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户籍限制的同时，更加关注户籍制度背后的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公共产品提供等配套福利措施，改变原来单纯依靠土地保障的农民保障模式，让“新市民”获得稳定、较好的收入，转变思想观念，激活消费能力。在消除身份差异的同时增加福利，真正让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经济，强化城市认同。在城镇化过程中要多修“内功”，搞活经济，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时值开春之际，余杭谋定了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村发展蓝图：以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为主线。以城镇化全面带动新农村建设。 目前，余杭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呈现出整体较快的发展态势。2010年，随着“一中心四板块”建设、第二轮“清洁绿化余杭”行动、农村体制机制革新以及力促农村各项社会公共事业均等化发展等6大板块内容的推进，余杭将以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为中心，进一步加大力度实施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战略，以城镇化引领大踏步带动新农村建设。当前，城镇化是经济复苏的有力支点，就长期而言，城镇化将使得第二、第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我国经济当前正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内生的动力和活力。未来支撑中国经济10年、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是城镇化。我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阶段。这种高速发展将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动力。2010年，城镇化作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方向，将掀起新一轮高潮。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2011年已成为中国公益事业的变革之年。面对备受非议的中国慈善，从民间到政府，各方力量都在摸索改变之道。 2011年4月，由一个民间组织发起的慈善行动——“免费午餐”，在短短半年时间就惠及千千万万农村孩子。这项由邓飞等500多名记者和国内数十家媒体联合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公益项目，是旨在改善贫困地区学生营养的慈善行动。活动发起半年多来，成功募集了千万元资金，为中西部地区77所小学的万余名小学生提供了免费午餐。该慈善行动因效率高、管理透明、参与广泛、民间与政府合作默契，受到了社会的一致好评。 “免费午餐”发起之初，人们一方面对它脚踏实地解决问题的方式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也担心慈善人士“势单力薄”难以持久。虽然也有舆论呼吁政府“接棒”，但让人们普遍感到意外的是，政府的回应速度和政府行动的覆盖范围，都远远超过了公众的预期。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部署相关工作。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展试点，中央财政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试点范围包括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生。统筹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切实改善学生就餐条件。将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每生每天提高1元，达到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每天5元。中央财政按一定比例奖补。要求加强学生食堂管理，严格食品供应准人，确保食品安全。制定中小学食堂供餐规范，明确数量、质量和操作标准。建立专家工作组，加强学校营养指导。补助资金严格用于为学生提供食品，严禁直接发放给学生和家长，严防虚报冒领。全面公开学校食堂和学生营养经费账目及配餐标准，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监督。 2．2012年2月开学不久，国家级贫困县P县教育局副局长T不断接到各乡镇学校校长的电话，问营养补助的资金何时到，很多学校没钱揭不开锅。P县L乡的18个学校不得不四处张罗着赊账，联系供应商提前供货；甚至还有一所学校向每个家长借300元，等经费到位后，多退少补。 T副局长四处打听，得知省财政厅自2011年12月29日，便下发了拨款通知。P县财政局一位负责人表示在2012年1月16日收到拨款，资金拨到教育局账户的时间是3月8日。 为什么P县会晚了近两个月?一位财政系统的工作人员说，县级财政国库是一个大盘，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项目拨款，着急使用的项目，就会被立刻拨款，而不着急的项目拨款会先被“挪作他用”。 多位乡村学校老师抱怨，不管是2008年的“一补”，还是如今国家营养改善计划的补助经费，下发时间都摸不准，影响供餐。很多学校是“吃了这顿愁下顿”。有校长表示，有些补助会在学期末才到，一拖就是五六个月。 在基层，比硬件投入更紧迫的问题是营养知识的匮乏。提到营养指标时，念井小学校长一脸茫然。他反问道：“以什么指标来看营养不良，我也弄不清楚。是没力气吗?还是要看跑步耐力?” 一名网友发帖说，在Q省某县，给孩子们发的全是零食，都是5毛钱4袋的那种，这些零食都在学校小卖部有售，包括火腿肠、萨其马以及饼干。 经调查，在A省、Q省、G省和X省等多地试点县的教育局，的确有不少学校都采用所谓企业供餐形式，给孩子们采购零食。 一份菜牌，一天两个鸡蛋让眼尖的网友看到并说：“鸡蛋胆固醇很高，长期这样对孩子身体有损伤，这算哪门子营养早餐?”这样一个评论折射出来我们对营养吃喝科学的一种缺失，其实除了吃饱也要吃好，目前各级政府、教育机构为解决农村、农民工子女中小学生在校(住校)期间的营养问题，专项拨款，特设专项资金，购买食物，合理搭配，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做好学生“营养餐”，安全营养是头等大事。有调查显示，“营养餐”通常是上午八九点钟做好的，学生十一点半才午休，盒饭送来时里面的饭菜已被热气形成的水珠打湿了，特别是油炸食品，送来时已经软塌塌的了，味道也变了，且饭菜都凉了，这样还有什么营养可言呢? 2012年3月29日，G省B镇中心小学从周一开始为学生发放营养餐，周三就有学生出现不良反应，周四出现86名学生在食用早餐后集体出现疑似食物中毒症状，令人不禁怀疑当地是否克扣学生饭钱并拿劣质食品充当营养餐。4月9日，Y省Z县一小学300余名学生又因食用由学校食堂统一供给的“发臭豌豆”等而出现腹泻、腹痛、发高烧等症状，经统计先后有368名学生人院诊治。孩子说：“不吃不行，要被罚款，老师说不吃，一次要罚10元。”此前还有媒体报道有的地方在蛋糕中发现鸡毛。 贵州大学后勤处处长G认为，企业供应成品食品最省事，但也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风险，因为学校难以监控生产、运输等环节。此外，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不符合营养午餐“零利润”要求，为了补偿运输、市场流通等成本，还可能造成“成本高、营养差”的局面。 部分寄宿制学校几乎没有空房改造食堂，也缺少资金新建食堂。而非寄宿制学校、地处偏远的学校以及50人以下的教学点，大多不具备开伙条件。按要求，没有食堂的教学点可通过向周边农户“托餐”，让学生吃上热饭菜。然而一些基层校长反映，很少有农户愿意接手托餐。L市教育局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表示，有农户想帮忙给学生托餐，一旦进行卫生资格准人审查，农户卫生情况一般都难以达标，也就不具备供餐资格。还有的学校食堂工作人员紧缺，只能由几名小学老师兼职采购。一位汤姓老师说，他每天清晨7时去买菜，赶回学校后接着上课，中午要招呼学生吃饭。等自己吃完午餐，下午的教学工作又开始了。还有其它小学食堂存在物资采购把关不严现象，运营商对学校食堂食品、食品原料及食品相关产品未建立索证索票制度，无购进验收记录。 3．2012年4月1日，一篇题为《X省N县部分学校3元营养补助被供货商套利1元》的新闻，被网络广为转载达近9万条次，引起了教育部、X省党委、人民政府和当地市委政府高度重视。X省教育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到N县进行调查核实。据调查组反馈的情况，“3元营养补助被供货商套利1元”的报道“有误读”。 报道称“壮壮原生态水牛奶”在附近城市的批发价是2元／杯，被供应商套利1元”，“光明酸益乳的批发价在每盒1．25元左右，供货商能赚7毛5”。经核查，“壮壮原生态水牛奶”和“光明酸益乳”在N县均由“莎浓羊奶”经销商代理，“壮壮原生态水牛奶”在附近市的批发价为2元／杯，在N县零售价为3．2元／杯，配送到学校的批发价为3元／杯；“光明酸益乳”在上海的批发价为1．25元／盒，在N县零售价为2．2元／盒，配送到学校的批发价为2元／盒。报道称上述两种商品利润分别为1元和0．75元，并未考虑流通、管理、人员经费、税金等成本。 壮壮水牛奶从附近城市发货到N县“莎浓羊奶”经销商处，尚有374公里路程，配送至W镇，还有76公里，从W镇到当地小学还有15公里。从厂家到消费者之间的路程共计465公里。运输过程还需支付因发货商未配备而另行购置的泡沫箱、吸管等运输和饮用工具费用12元／箱；支付运费每箱13元；支付装卸、搬运、仓储等费用，送货到学校运费，支付搬运工一日工酬加上管理人员和销售人员费用、税金和运输装卸破损等各项支出，整个过程每杯牛奶大致增加0．7～0．8元的成本，经销商利润约0．25元／杯。光明酸益乳从上海进货，物流费用由N县代理商承担，加上上述配送过程有关费用，大致增加0．55元／盒费用，经销商利润约0．2元／盒。上述经营中产生的费用，均未从报道所称的1元和0．75元中减除。经销商认为夸大了他的经营利润。至于在购销供应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目前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该县表示，如存在违纪违法行为，不管涉及到谁，将严肃处理。 调查组反映，企业供餐和购买服务模式的卫生问题令人担忧。为防止食物变质和食物中毒事件发生，调查组建议凡不具备供餐条件的学校，过渡时期暂时采用由企业提供牛奶和面包供餐模式供应早餐，并由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采购或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供应商，以保证食品安全。 X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在此间表示，媒体对X省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存在问题的报道，对于促进我省实施好这一惠民工程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此前，学生因营养问题发端于N县，被媒体广为报道，对推动国家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积极为X省贫困地区捐赠食堂和餐饮设施，有力地帮助了X省更快更好地改善农村学校学生就餐条件；一些媒体还广泛宣传营养知识，为普及营养知识教育建言献策。该发言人称，X省现已筹措10亿元专项资金，专门建设农村学校食堂，X省要求全省学校克服困难，因地制宜，确保小学生的3元、初中生的4元营养餐“全部吃进肚子里”。 4．2012年5月，教育部等15个部门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等5个配套文件，用一系列配套文件“打包”的形式强化学生营养餐规范管理。实施细则规定，学生“营养餐”应以肉蛋奶为主要供餐内容，供餐模式应逐步以学校食堂供餐替代校外供餐，为确保食品安全，学校负责人应陪餐，餐费自理。 实施细则规定，供餐食品必须符合有关食品安全标准和营养要求，确保食品新鲜安全。供餐食品特别是加餐应以提供肉、蛋、奶、蔬菜、水果等食物为主，不得以保健品、含乳饮料等替代。有条件的学校可适度开展勤工俭学，补充食品原料供应。 目前学校食堂供餐是营养改善计划的主要供餐模式，同时也是现阶段最好的模式，既便于学校管理，又可以相对控制食品安全，有利于让学生吃得“放心”，有助于实现营养补助“全部吃到学生嘴里”。为此，中央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中专门安排食堂建设资金，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学校改善就餐条件进行补助，并重点向国家试点地区倾斜；同时要求各地应统筹制定学校食堂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资金和中西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项目，将学生食堂列为重点建设内容。 在配套文件中还有一个食品安全保障管理办法。该办法提出，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负责制和学校负责人陪餐制，餐费自理。建立由学生、家长、教师等代表组成的膳食委员会，充分发挥其在确定供餐模式、供餐单位、配餐食谱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其次是实行严格供餐准入和退出机制。企业(单位)供餐、家庭(个人)托餐等校外供餐若出现下列4种情形之一者必须退出：餐饮服务许可证被吊销或注销；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食品安全问题，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行为。 营养餐事关孩子健康，由作为第一责任人的校长坐镇监督，表明了教育部门根治营养餐安全问题的决心。校长也要吃午饭，让校长与学生共同进餐，至少可以保证学生营养餐的安全底线。但现实是，实行校长负责制的项目太多，很多时候校长被上级部门拉着到处开会。如果不能长期坚持，校长陪餐很容易“走过场”，营养餐安全也不会有实质性改变。也有人质疑：以校长陪餐的形式来监督，今后营养餐会不会形成A、B两个计划，校长陪不陪，午餐两个样? 保证学生营养餐的安全，说到底，不是校长是否陪吃的问题，关键是建立完善的制度，真正将安全营养落实到每一餐。以开放心态引入家长、社会等第三方参与学校事务，敢于将自己暴露在别人的监督下，才是现代学校应有的“作派”。 5．“不管在哪儿，只要能上网，打开这个网址，就能看到我们学校食堂人员制作学生营养餐的全过程。”贵州省龙里县摆省乡中心小学校长王应南说，“这是为增加学生营养餐的社会透明度而采取的‘新招’。” 按照王应南提供的网址，打开网页可看到，摆省乡中心小学食堂内炒菜的3口大锅已经清洗干净，地上大盆里的土豆和菜筐里的莴笋清晰可见。两名身穿白色工装的工勤人员正在认真清洗蔬菜。 目前营养餐计划的监管主要由行政力量主导，在选择供应商时，多由行政单方面拍板，而缺乏多方参与决策的机制，若再无到位监管，则极易纵容供应商、食堂的违法行为。 “民间NGO组织在做营养餐时确实比一些政府主导的营养餐计划做得更精细，更透明。”清华大学一名社会管理研究专家表示，“这也显示出政府主导的营养改善计划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地方政府要制定经费管理办法，明确资金使用范围和支出标准，确保如期支付和专款专用。不断加强学校财务管理，依法健全财务机构，加强食堂会计核算，确保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同时，以县为单位，定期公开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资金总量、学校名单及受益学生人数等信息，接受家长和社会多方面的监督，并建立举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建立农村学生营养餐安全监督机制，关键是有三项制度。三项制度，一是营养餐资金公示检查制度，拨付资金必须公示、接受检查；二是营养餐食品安全检查制度，从食品购入到食堂加工，食品安检部门要严把食品流通各个环节，学生营养餐不准进行承包和转包；三是营养餐安全暗访制度，要不定期、不通知地对营养餐质量、安全进行暗访、抽查，发现问题严肃处理。 目前多数学校处于“有米无锅”(无厨房食堂)的状态，按160亿元投入资金计算，大约还需要增加20％～25％建设厨房和配备工勤人员的配套资金。安徽省金寨县是营养餐试点之一。“县里为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初步预测，每年需配套600万至800万元资金，用于学校添置设备，增加工作人员和运转费用”。金寨县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领导组副主任杜继同说。 根据规划，金寨县计划在现有基础上，力争利用一至两年时间，逐步将学校食堂(伙房)建设覆盖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现已落实108所中小学建设食堂(伙房)，正在进行地质勘探和施工图纸设计。 金寨县梅山中心学校的学生比较幸运，该校的食堂前两年刚刚建成，营养餐以午餐配餐为主。该校总务处主任孙承平告诉记者，企业供餐只是个过渡，真正能让学生享受到营养的还是食堂供餐，“学校有五百多名学生，我们给学生提供的午餐营养都是搭配好的，不仅每周都有肉，一周还保证有一次水果。今天是芦柑和酸奶。” 6．学生营养餐的推广是一项科学性、专业性和知识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充分依靠有关方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大力普及营养知识，加强营养餐的系统研究，改进生产工艺与经营管理，有计划、有组织地培训营养人才，开展企业资格认定以及调查研究和经验总结等活动。 学生营养餐是一项新生事物，涉及广大儿童青少年科学饮食习惯的培养和亿万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实施学生营养餐计划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坚持不懈地开展营养与健康的宣传教育，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正确引导，争取支持。要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种宣传媒介，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组织专家、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大力宣传学生营养餐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过去，美国的学校午餐也曾出现过把番茄酱算作蔬菜，各种零食、饮料大举入侵的现象，究其原因是政府拨款的大幅下降。因此，要真正落实营养计划，还要靠政府的大力投入和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 学校午餐有利于提高儿童入学率、出勤率、认知能力和学习成绩等教育指标，已经被很多国家或国际组织研究证明。事实上，让学生吃好午餐，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身高、体重、学习成绩，也能让他们体会到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这方面，日本走在了前面。 日本学校午餐的食物选择以营养均衡、种类丰富为原则。普通一份午餐包括米饭、一荤一素两种菜、一碗豆腐酱汤、一小盒牛奶和一份水果，颜色鲜艳、搭配和谐。传统上，日本人喜欢吃清淡的食物，很少有油炸食品。学校午餐很好地保留了这些传统饮食习惯，其理念是：健康的饮食习惯应该在幼年形成，并影响人的一生。 日本制定了“食育推进基本计划”，提出了9个必须达到的食育目标，例如“不吃早饭的儿童由4％减少到零”，“具有食品安全基础知识的国民达到60％”。从2005年起，日本所有小学开始配备正式的营养教师，对少食、偏食、肥胖的儿童进行个别指导，提供饮食咨询服务。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农村，让学生加深对农民和渔民的理解，更加珍惜“盘中餐”，不浪费一粒米。 在被誉为“美食之国”的法国，让孩子们吃好午餐是一件大事。在法国学校里，看不到零食和饮料自动贩售机，因为这已经被政府明令禁止。法国儿童打小就知道，如果不在餐桌上吃饱，将很难找到零食充饥。对于政府为学校午餐提供资助，几乎从没有人提出异议，即使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法国政府宁可减少公共项目开支和削减公务员队伍，也不敢在学校午餐开支上打主意。政府制定了学校午餐营养指南，规定学校午餐必须健康卫生营养均衡，脂肪应非常少，每餐必须包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很多学校自己聘请营养师，营养师会与家长委员会合作确保午餐健康卫生营养均衡。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真切。农村“微腐败”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从各地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农村“微腐败”已成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工作重点。 此前，甘肃省酒泉市通报了该市金塔县古城乡旧寺墩村原党总支书记王世海案件。王世海利用职务之便，将县财政局拨付的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补助资金中30407元用于个人搭建温棚使用，并采取虚报的方式，侵吞集体资金1.5万余元。 “近年来，村干部虚报冒领甚至挪用套取补贴补偿款，已经成为农村基层腐败的一种典型模式。从我们查处的案例来看，此类腐败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福建省漳州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类虚报冒领现象多发生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近年来，农村的许多青壮年常年出外务工，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在农村留守。由于受限于知识水平等原因，这些留守人员往往不熟悉国家的相关政策，对村务更是很少关注。村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他们难得知晓；特别是那些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留守人员根本不知就里。“五要”工程等，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摆设；那些张榜公示的村务，其实就是“墙上挂挂”而已，村民很少光顾和注意。所以，“歪嘴和尚念歪经”的事情，便屡屡发生。 “有些村干部认为，替村民做事，顺便给自己谋点福利是小事。”福建省诏安县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对记者说，一些村官潜意识里就认为自己是村民的“父母官”，想怎样就怎样。有了好处要分一杯羹，在一些村干部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 于是乎，本应是老百姓养命钱的补贴款，被一些村官巧取豪夺、“雁过拔毛”，想方设法据为己有，并且根本不当一回事。 2015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纪委通报了13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典型案件。其中，该市扶绥县渠黎镇碧髻村委会原治保主任陆少勤，因在协助开展征地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9户被征地村民“好处费”，被开除党籍。 “随着现在惠农、扶贫政策越来越多地出台，从政策最先100米落实到田间地头，到广大农村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最后100米的问题。这些惠农款、扶贫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救命钱、安家钱，但对于一些基层硕鼠来说，它是唐僧肉。” 近年来，以暂存代管为幌子，克扣侵占“三农”资金的案件不断涌现。在农村，一些村干部一贯信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有的打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些钱不能存入个人账户”的“帽子”对付诘问，有的以农村财务不规范、不完善为借口，将村集体资产储存到个人账户，妄图瞒天过海。 专家表示，一些村干部抵制不住金钱诱惑，企图通过暂存代管等方式，“瞒天过海”侵占资金。“以这种方式侵占村民资产的贪腐，具有更强的隐蔽性。”福建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为民做主”，往往是村干部的一种托词和惯用伎俩。他们以为这些钱存进银行，神不知鬼不觉，村民根本无从知晓，如果上级追问也可以搪塞一阵子。有此“良策”，等于贴上一道“平安符”。一旦东窗事发，遇到媒体追问或纪检监察机关追责，他们就会编出“无可奈何”“财务把关不严”等一套套戏码，把自己伪装成“替人做事还代人受过”的无辜样子，妄图掩饰心中的“小九九”。此类现象更值得注意和警惕。 2．“过去几年里，反腐败工作扎实有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四风’工作持续推进，不敢腐的氛围正在形成。”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A说。 2016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举措、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上面九级风浪，可基层个别地方或纹丝不动或波澜不惊，正风反腐的压力还有待进一步向下传导。”全国政协委员B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B结合自身工作和走访调研，归纳出当前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几种表现形式：部分基层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骗取、截留、挪用涉农款物；部分基层干部在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方面以权谋私、优亲厚友、吃拿卡要；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骗低保、医保、社保的问题。 一位来自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向记者讲述了前些年他们企业那些不得已的苦衷：作为贫困县里为数不多的好企业，经常被一些部门“检查”“调研指导”。来者都是客，标准不低的工作餐得安排吧，临走时得带点小礼物吧。“陪检、陪吃、送礼，逢年过节之前，有的部门还必须去‘拜访’，费时、花钱，关键是牵扯精力。”这位代表说，“八项规定真好，给我们企业减负了，这种现象大大减少了。”他建议，正风反腐要加大力度，动真碰硬，对违纪违法的公开曝光，先把“不敢腐”的氛围在基层营造起来。 “要发动老百姓起来监督，损害自身利益的要举报，不符合党员干部标准、形象的，也要举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人民调解员C告诉记者，前些年，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有的明明不占理还扬言“我家亲戚在市里当干部，你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没人这样说了，为什么，怕群众监督，怕组织查处，不敢了，他也知道这样说就是害他那当干部的亲戚。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管全党、治全党，基层不能例外。”全国政协委员B说，作为纪检监察干部，肩负正风反腐职责，更感到责任重大。她建议，压实党委主体责任。实践证明，党组织敢抓敢管的地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就少，对那些不正之风长期蔓延、腐败问题严重的地方，要追究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纪委要转变执纪理念和方式，不但要查处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的问题，更要对违纪苗头和“小问题”早处置、早纠正，及时对有反映的干部“咬耳扯袖”，让他们“红脸出汗”。 3．F街道T村村干部小莉，在当地颇有威望。 2014年，绕城公路修过T村时，小莉将自己一家人和兄弟姐妹享受占地补偿的清单，打印出来，贴在村里人员最集中的茶馆门口。当时有人用手机拍了照，专门到街道房管所对照核实。很快，小莉感觉到村民们的变化——更愿意亲近自己了。村民们说：冲着她敢把家里人的情况公开，小莉这个干部，我们信得过。 “如果不是直截了当公开情况，我就是有十张嘴也无法打消村民的疑虑。”小莉深有感触地说。 从2013年开始，F街道实施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十公开”制度，要求村干部必须主动公开自己及直系亲属享受的惠农惠民情况，严防优亲厚友，铲除“苍蝇式腐败”滋生的土壤。广大村干部表示，“十公开”制度，给了群众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个清白，实打实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2016年4月19日，T村村委会公示栏前，四组村民小宁认真地翻阅当年一季度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公示表，“公开好几年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我们老百姓始终还是关心这些，公开总比捂着好。”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前，“捂着”带来的隐患，F街道纪工委的同志深有感触。2009—2012年，在惠农惠民政策实行中，F街道收到反映村干部以权谋私、优亲厚友、中饱私囊的信访问题，每年平均达20件(次)，有的还是重复上访、多头上访。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存在虚报冒领、中饱私囊，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优亲厚友、分配不公等现象。比如，F街道X村原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就因为在农转非中为家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查处。 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说，仅2010—2012年，F街道就有惠农惠民补助18项，总金额达3460万元。而随着国家惠农惠民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投入的民生资金越来越多，村两委干部手中可分配的资源增多，为“苍蝇式腐败”留下了寻租空间。 为扎牢制度的笼子，防止“苍蝇式腐败”，2013年5月，F街道党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涉农涉惠政策“十公开”制度的通知》，要求11个村(社区)“五职干部”(支部书记、主任、2名综合服务专干、1名综治专干)及直系亲属，每季度公开其享受低保救助、危房改造、党员定补、种粮直补、土地复垦、计生优惠、农机补贴、退耕还林、家电下乡、扶贫慰问十项涉农涉惠的情况。其后，具体公开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如取消家电下乡，增加脱贫资金补助等内容。 在具体操作中，“十公开”制度有四个主要环节，即通过“申报、审核、公开、查究”，严密“封锁”村干部在优亲厚友中的寻租空间。 每季度第一个月的月初，F街道各村的群众已经习惯到村(居)委会门前的公示栏上，查看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情况公示表。 “这项制度实施起来并不复杂，每个村干部每年定期申报自己和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即可。”X村支部书记老徐介绍，主要由村党组织对村干部申报的真实性进行审核监督，自己作为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和纪律监督小组组长签字负责，“这些实际上强化了村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在老徐看来，“十公开”制度最核心的环节是公开。在X村村务公开栏前，有一个醒目的板块，专门以大号字体公示村干部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除了这里，还要在村民小组、村民集中的地方公示。现在，有条件的地方，还通过网站、微博、微信、QQ群、广播等平台进行公开，让村干部广泛接受监督。”老徐说，自己切实感受到了群众对此的关注度，每次更换各种张贴材料时，村干部这份公示表总是最破旧，“因为翻的人太多了。” “关键是让群众知晓。”T村纪律监督小组组长说，“公开是最大的杀手锏，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举报、会审核。” 而作为上级纪检监察组织，关键是在查究环节，加强监督。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表示，对申报不齐、不实、公开不力的村(社区)，在年度党风廉政综合目标考核中实行扣分处理，并给予其他相应处理；对群众反映村(社区)干部存在违纪情况的，交由街道纪工委核查，经查证属实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理；查证不属实的，将事实真相告诉群众。 这四招是否管用?F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说，2013年前在畜牧业发展的补贴方面，常有村干部弄虚作假、优亲厚友，“现在几乎没有了。” 对于“十公开”制度，村干部们表示欢迎。“只要不存在优亲厚友的想法和做法，这事并没有什么坏处。”Z村支部书记说：“就像一面镜子，时时提醒我们不要以权谋私。”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后的效果，出乎大家的意料。T村地处F街道开发建设区域，征地拆迁工作繁重，矛盾突出，但随着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补贴情况的公开，T村支部书记小张明显感觉到村民私下的猜测和抱怨少了，工作推动顺利多了。 小莉一家在当地是大户，兄弟姐妹多，征地时村民最担心她优亲厚友，而她正是看到了“公开”的好处，才想出在人群集中的茶馆贴“条子”这个办法，主动洗清嫌疑。“要说兄弟姐妹都不算直系亲属，但公开可以消除疑虑，没什么不可以。” “十公开”制度为村干部的“小微权力”戴上了紧箍咒。Z村的小荣任村综治专干后，主动对不符合条件的弟弟做思想工作，劝其自愿放弃了低保补助。老徐说：“至少村干部在打算以权谋私时，会认真地考虑一下其中的风险。” 据统计，2013年，F街道关于村干部优亲厚友等信访问题减少至5件(次)。到2015年，反映村干部及直系亲属违规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信访为零。 4．2016年12月，L县的农民反映，他们那里的多项惠农政策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农村低保发放混乱，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也拿不到，多数都进了村干部的腰包。 村干部腐败，被不少学者视为“最具离心力”的腐败，因为他们距离农民最近，因此，对村干部腐败必须零容忍。 村干部“位微权重”，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村干部权力虽小，但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权力地盘”。以农村低保为例，关于国家的农保、低保政策的实施，村干部在办事上有比机关干部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权力看上去不大，但是实实在在地在管事。只要管事或长期管事，权力就容易膨胀，就会被无限放大；有些村干部奉行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私分村级财物，收受红包礼金，贪图吃喝玩乐和钱财，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就损公肥私；更有甚者，刻意去追求权力的私有化，特别是把权力看成个人发财、谋利的工具。某位贪腐村官曾说“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要改变村官和村民的这些观念，应该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提高村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增强其权责意识。 防止村干部腐败，要在选人用人上下功夫，严把村干部入口关。对候选人进行认真筛选，确保候选人条件过关、素质过关，掌握并认真分析每个候选人的基本情况、生活阅历、工作经历，坚决杜绝不合格人员当选。另外，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规范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及选举人竞争行为，对换届选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贿选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并立即取消参选和当选资格。 上级部门也要对农村加强监督，对于逾越制度和法规的问题要加以严惩，形成威慑力。这里要发挥村民的作用，完善农村财务村务公开制度，让村干部接受上级部门和村民的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保障村民的知情权，防止基层腐败。 事实上，基层反腐的成功与否，事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改革的成果能否为全民共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分析说，为什么过去基层会有一些官员能卷走老百姓的血汗钱，就是因为一些制度存在漏洞，改革尚未完善。“改革本身就是要消除旧制度中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部分，同时要消除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带，逐步消灭权力运行当中的真空和漏洞。”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杨伟东看来，基层反腐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既有力度，又有深度和厚度。他认为，与“看得见”的力度相比，深度和厚度更为重要。我们的反腐不只是要处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让官员从内在改变。反腐的举措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基层完善运行的机制，让权力真正为基层群众服务，让百姓和官员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 5．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日前，中纪委通报125起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村(居)委会占七成。 近日，某网站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819名来自农村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农村受访者看来，目前村官腐败的4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44.8%)，玩忽职守、徇私舞弊(42.3%)，吃拿卡要、收受财物(41.6%)，侵占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40.4%)。本次调查的农村受访者中，66.1%的人目前在农村居住。对于接下来的农村反腐工作，80.9%的受访者表示期待。 小李是华北某县一名“包村干部”(上级派驻到村里联系工作的人员)，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和村干部、村民打交道。他说，他所在县的某村村长和村支书，用自己亲戚的名义，造假合同，把村里几块闲置的集体土地弄到了自己名下，之后卖给开发商牟利。有村民表示要举报，就被塞上几千块钱“封口费”了事。小李感叹道：“村官虽然是芝麻官，但有些贪腐行为很严重。” “我听一个村的村民说，他所在村的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村长的亲戚。该村村长换届选举时，班子成员每个人负责给几户村民‘做工作’，以让村长连任。”小李说，选举时，对于选民，这些村干部会亲切地称呼、拉关系。对于老年人，还会“关心”地说“会不会写字?我帮你写选票”，拿过选票并自作主张地写上前任村长的名字。“对于这些事，村民表面上大都不会特别在乎，一是缺乏选举权意识，二是怕得罪人。” 调查中，在受访者看来，村官存在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公款吃喝(31.9%)，冒领、骗取国家补贴(30.5%)，对各类民生投入资金截留挪用(29.6%)，克扣群众财物(25.5%)，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摊派费用(24.6%)，拖欠群众钱款(22.1%)，违规收缴群众财物或处罚群众(20.6%)，滥用公务用车(16.1%)等。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E认为，中纪委和地方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村官腐败之所以占很大比例，是因为他们处于权力体系的末梢，却掌握很多的土地、财政、人力等资源。在基层，权力更集中，村官是一个村子的一把手，加上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就容易出现腐败问题。“村官同时具备资源、动机、机会这三个腐败的条件”。 “基层腐败存在家族化特点。”E指出，一方面，一些村干部本身是该地方的大姓氏，会利用人数和家族上的优势，获得领导权。另一方面，农村选举中，存在不遵守法律程序的问题，采用“大哥拍板”的方式进行权力运作。 E还指出，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涣散的问题，村干部思想观念落后，能力跟不上。“这与村干部自身素质有关系，也与人口迁徙、人员外出务工、村镇空心化有关系”。 在E看来，村官虽小，但贪腐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小官大贪’的案例屡屡曝光，有些村官掌握着大量资源，腐败金额巨大。另一方面，村官等基层干部与群众距离近，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百姓心中政府的形象，影响着上级政策的贯彻执行。” 小李说，自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他感觉村官选举程序比以前正规了，明目张胆贿选的现象有所减少，村里地痞流氓少了，村官涉黑的事情也很少听说了。不过，他同时表示，村干部选举中的拉票行为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得更隐蔽。“比如以前选举前，有的村长会请村里党员到饭店吃饭，现在会注意把时间定在晚上。” “我一直关注反腐新闻，希望以后农村的风气也能变一变，村官更廉洁一些，让我们这些在村里生活的老百姓心情更舒畅一些。”一位村民说。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一)牡丹节、玫瑰节、桃花节、梨花节、苹果节、西瓜节……近年来，各地举办的节庆活动数不胜数，相似之处是均冠以“文化”的名号。开幕式要隆重，剪彩领导的级别要高，文艺表演最好有大明星，之后再搭配一些商贸签约合同……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多请一些媒体记者造势。可以说，很多参加过文化节庆活动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不管如何巧立名目，各地借“文化”旗号打造的节庆活动，内容都是千篇一律，个中缘由值得深思。 某地一位曾组织过文化节庆活动的官员透露，说是文化节，其实节庆的内容与文化确实关系不大。“文化只是个‘噱头’，挂上这个名号会比较时髦。”这位官员表示，尽管当地对于活动举办也有争议，但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地并没有取消文化节庆的意思。 如果说文化节庆上的商贸签约与文化不太“沾边”，各地举办的文化论坛可谓煞费苦心。一位业内人士曾说，“论坛”不仅会让文化节看上去显得更加“有文化”，而且背后还有一本经济账——举办论坛成本相对较低。 地方政府热衷举办文化论坛的目的通常有两个，一是通过论坛可以使专家学者对当地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言献策，二是以论坛为由头，可以吸引客商到当地投资。 有专家认为，由于来的学者都是由当地政府邀请的，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会在发言中将真实的想法隐藏，而说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结果是催生了一些到处“走穴”的“学术明星”。 (二)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有利于提升民族创造力，增强国家文化水平，节庆活动恰好为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提供了一个平台。 从运作模式来看，当前各地一些文化节庆活动尚未摆脱“官办”模式的束缚。政府在节庆中唱“独角戏”，一方面，会造成财政的压力和资金的浪费，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节庆活动运作上专业性不足，往往导致节庆效果不够理想。 目前全国各地的节庆活动，主要有三种模式：政府主办，政府主办、企业承办，企业主办。由于节庆活动需要多方面协调，政府主导有一定的合理性。著名经济学家王珏认为，“政府办节、公司经营、社会参与”应当成为今后节庆活动的主要模式。 节庆活动从设计、策划、组织、运作，到人力、物力、财力，都要赢得民间资源特别是民间人才和民间资金的积极投入和聚集。只有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才能提高节庆活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有专家指出，在文化办节方面，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积极转变观念，“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工作重心放在对节庆活动提供宏观指导，制定行业标准，加强对安全、环保、秩序、质量等方面的管制上。 (三)文化节最早出现时有个时髦的说法，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本身的地位日益重要，于是，文化搭台、文化唱戏，纯粹展示文化，又成为一些文化节的主旨。时至今日，有些文化节由政府或企业出资，目的就是打造文化名片，展示中外艺术精品，为市民提供精神食粮，公益性占重要位置，不大追求经济效益；有的却是盲目跟从办节风，互相攀比，效仿别人。 在某些地方的领导看来，当地如果没有节庆，似乎就是文化“没底气”，更是经济“没活力”。于是，从繁华的都市到偏远的乡村、山沟，常常能见到一些不知名的节庆，而且不乏雷同，却要比个高下。 专家指出，正是由于没有或不重视培育节庆底蕴，一些人造文化节庆只能靠各种论坛、博览会、招商会、展销会“充门面”，规模小、档次低，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还极大地浪费了各种社会资源。进一步反思，不少文化节庆由于缺少挖掘文化和精神内涵，过于重视经济效益，已经出现被商业“绑架”的趋势。 专家表示，节庆活动为一个地方整合和优化文化特色资源、发展独具魅力的特色文化产业提供了宽广的舞台。 倘若在办节前多听听民意，增加一些实地考察，加深对本地文化资源的挖掘，文化节庆必将发挥其积极意义。 (四)据统计，云南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由各级政府作为主办单位的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有146个之多，这还不包括各地群众自发的节日。除了中国人共同的节假日外，每周平均至少有两个以上的节庆活动在举行。过节是人民富裕、民族和谐、社会繁荣的标志。近年来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节日成为一个地方人文风情的集中体现，也成为一个地方旅游资源、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时机。许多节日正在上升为一个地方的“立体营销”行为，为地方的宣传和各项事业的推动打开了一道门。 根据对云南近100个县市区文化产业办的官方调查统计，云南每年文化节庆活动的政府花费都超过2亿元，这些节庆活动直接带动的社会消费超过100亿元，这还不算拉动的潜在投资等，云南大部分的文化节庆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知名节庆活动策划人岳景明认为，到现在为止，云南文化节庆产业领域的成功代表就是：一瓢水(泼水节)、一把火(火把节)、一场舞(目瑙纵歌节)、一朵花(罗平菜花节)、一捧“泥”(摸你黑狂欢节)。 泼水节和火把节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有很多游客甚至海外游客不远万里而来就为参加这两个节庆活动，这足以说明它们的成功。罗平的油菜花节成功地推动当地菜花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经济、旅游跨越发展也是人所共知，云南人几乎提起菜花就想到罗平，这种标签式的植入让受众记忆几乎无法剥离“罗平”和“菜花”。而景颇族的目瑙纵歌是文化节庆活动中少有的文化遗产，影响力正在逐年扩大。 在1998年云南罗平推出“菜花节”时，文化节庆活动在云南还是新鲜事，后来各地政府逐渐发现文化节庆活动对于展示地方文化、推动地方旅游事业发展是一次综合性的营销活动，文化节庆活动承载着政府公关、市场宣传、招商引资等使命，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于是乎，各地政府纷纷拿出各自文化法宝，别出心裁地打造出了各类节庆活动。 当“过节”不再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文明传承而成了一个产业，成了一个营销活动的时候，必然有一些节庆活动经不起市场的推敲，迟早会湮灭。 在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几乎每个县都可以提出一两个有差异化的节庆活动，于是云南文化节庆活动仍在不断涌现和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的节庆活动都值得办，不是所有的节庆活动都能走向未来，没有正确规划的节庆活动只会是劳民伤财，云南的众多文化节庆活动只有理清思路，方能阔步前行。 在民俗文化基础上创造或者推广起来的文化节庆活动首先是一个营销活动，是一个城市或者地方的营销利器。一个地方，也可以像一个企业那样用心经营。地方营销应当突出特点，发现优势所在，提高竞争力。“地方营销”发展到今天，已经具备比较明显的内涵。地方营销力求将地方视为一个企业，将某地方的各种资源以及所提供的公共产业或者服务以现代市场营销方式向购买者兜售。 它包括一个地方内产品、企业、品牌、文化氛围、贸易、环境、投资环境乃至地方形象和人居环境等全方位的营销。它是通过树立地方品牌，提高地方综合竞争力，广泛吸引更多的可用社会资源，推动地方良性发展，满足地方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营销科学。文化节庆活动绝不是一场自娱自乐的作秀。 节庆活动的命题要有宽广的视野，有广泛的受众面，要抓住时代热点，如保山某地正计划推出“黄龙玉文化节”，对于区域性强的文化命题应该易于外来游客参与。 在一个地方区域有影响的节庆，要在整个云南地区做宣传，在整个云南有影响的节庆，要面对全国市场做宣传，在国内有影响的节庆，要面向全球做宣传。办节庆活动如果不宣传就没有价值，宣传经费至少应该占到总费用的30%以上。 节庆活动能带给普通大众什么样的感受是决定节庆活动生存发展的根本，不能将受众当做单纯的观众；应该设置和策划一些容易让大众参与能找到快乐，最好还能有文化寻根的互动活动，增强节庆活动的立体参与性。 文化节庆活动可以常常创新，但至少要有一个经典活动贯穿始终，就像春节过了几千年有些东西是从没改变的。德国慕尼黑啤酒节举办了200年，喝啤酒大赛从来没有改变过。 只有把地方特色展示出去才是“营销”，没有地方特色的演出是恶俗的文化垃圾，不分主题邀请明星演出甚至成为主要内容是让垃圾更昂贵。 (五)目前，很多地方都在办文博会，虽然各有特色，但是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认为，与百姓最亲密接触、最“接地气”的文博会是在合肥。 “我关注了合肥举办的六届文博会，变化很大。前几届的展出内容主要是文化纪念品，现在已经涉及到文化产业各个领域的展览。”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王石说，尤其是合肥文博会每次展览都有很多可让老百姓购买的产品，这对促进老百姓参与到文博会是一种很有效的办法。 王石还透露，安徽省现共有91个节庆活动，省政府有想法从中挑选十个节庆，作为全省重点节庆来推广，“合肥文博会很有希望”。 除了文博会，合肥还有中国龙虾节、摘桃节，并且中国龙虾节已经排到全国节庆前50强。但王石说，这些纯属于经济类型的节庆，可能更看重经济价值，以促进产品的销售为主，好的节庆需要更多地注人文化内容。 在谈到合肥现有节庆的举办状况时，合肥中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石璐认为尚有“短板”。她扳起指头数起来，除了文博会，合肥主要的大型节庆是新春城隍庙庙会、合唱节等极少数的群众活动，而且这些活动与其他地方的比起来并无太大差别。 “合肥办的节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特色，没有好的题材。”石璐列举了西安城墙马拉松赛、鲁班节、四川自贡灯会、宁海县的徐霞客开游节等极具地域特色的地方节庆。她说，合肥的节庆缺少丰富的文化历史资源做支撑，对现有的历史资源挖掘不够。 节庆组织需要反思改革开放后节庆举办中出现的问题。“一个是太多太滥，另外就是铺张浪费。”王石说，全国很多地方现在办节庆喜欢搞效仿，节庆不仅缺少特色，甚至出现严重的雷同，一搞节庆就“砸钱”，一个极具历史韵昧的节庆也要请明星来开演唱会，将节庆当成形象工程。 “更奇怪的是，现在地方办节庆明明是文化内容的，主办政府却每次都要在节庆中搞签约、搞招商引资。”王石说，这种借群众节庆搞经济招商的行为，已经让群众节庆举办方向偏离了文化价值。 王石提到了西安的老子文化节，每到节庆这一天，七八十万的群众来参加，不用政府任何动员，这在当地已成为一个风俗。“一个节庆受老百姓欢迎，不需要政府花钱喊人来，只要节庆的内容好，群众会很自觉地来‘捧场’，有文化的节庆才有生命力。” (六)瑞士文化产业中最具特色的当属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活动。瑞士节庆活动一年到头几乎不间断，其中既有传统的复古节庆，也有现代音乐游行。这些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和游客参加，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节庆经济”，成为瑞士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瑞士节庆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尽可能广泛地面向民众，吸引瑞士甚至周边国家的大批观众和游客积极参与。瑞士国家虽小，但举办的节庆活动动辄吸引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大大超过举办地人口。 一年一度的“日内瓦节”吸引的游客保持在200万人左右，欧洲规模第二大的电子音乐街头游行——“苏黎世街头音乐游行”参加者达80万，欧洲最大的露天摇滚音乐节之一“尼翁帕里奥摇滚音乐节”观众达到数十万。 瑞士节庆文化的另一特点是内容丰富。有四年一度的萨永古镇“中世纪节”、一年一度的日内瓦“登城节”等再现古代生活的复古节庆，有沃韦街头艺术节、日内瓦音乐节等街头表演，还有纳沙泰尔葡萄节游行、夏末奶牛下山、冬季洋葱上市等生产生活节庆。此外，还有阿尔卑斯长号、牛铃、小手风琴、“约德尔”演唱等传统民族音乐、乐器表演比赛节庆。 瑞士节庆文化活动主要由各地政府、旅游局、行会、协会举办，很多都得到了在瑞士的著名国际企业的赞助。 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加上每年上万场的国际会议以及日内瓦汽车展、巴塞尔艺术展、巴塞尔钟表展等世界著名会展，引来大批外国游客。瑞士日内瓦、苏黎世、巴塞尔等主要城市的酒店入住率很高，与这些活动密切相关。 由日内瓦市政府和旅游局举办的“日内瓦节”，每年8月举办11天。“日内瓦节”的主要内容是在莱蒙湖西端日内瓦市区的U形湖畔设立“嘉年华”式游乐场，举办露天音乐会、焰火晚会、酒吧招待托盘快走比赛、无机动车日等活动，此外还设置旅游纪念品商亭，并有各国风味小吃。 “日内瓦节”每年能够吸引游客200多万名，为日内瓦旅游服务业赢利超过1亿瑞士法郎。据“日内瓦节”主办方统计，每晚到“嘉年华”游玩的游客达8000人，日内瓦市酒店因而常常爆满。“日内瓦节”期间，日内瓦出售手表、巧克力等商品的商店迎来可以与圣诞节媲美的销售旺季，营业额甚至比平时增加4倍。 日内瓦市负责文化的官员称，举办“日内瓦节”的目的一方面是活跃大众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也就是以文化、节庆拉动经济。 瑞士众多的节庆文化活动，除了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之外，也为瑞士文化的传播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瑞士各地音乐节演奏者许多是业余爱好者，每年8月在日内瓦普雷尼一尚贝兹镇举行的“阿尔卑斯节”是规模较小的音乐节，游客观众不足千人，但登台演奏的阿尔卑斯长号、瑞士小手风琴、表演的山歌“约德尔”，还有台下响起的牛铃，浓缩了瑞士传统民间音乐的精华。 记者在一次“阿尔卑斯节”上看到，演唱瑞士山歌“约德尔”的都是业余爱好者，他们每周合练一次，经常到各地演唱。 “约德尔”是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一种特殊唱法，山里牧民用长号和喊声呼唤他们的牛羊，也用歌声向山间的亲朋传递情意，千百年来深受瑞士人的喜爱。瑞士联邦“约德尔联盟”已有百年历史。“约德尔节”每3年举办一次。 2009年的“约德尔节”参加者达36万，演唱者1.2万。民众的积极参与是瑞士传统民族音乐世代传承的主要原因。 据当地观众介绍，瑞士传统民间音乐演奏、演唱者都是业余爱好者，国家没有专门的演出团队。在“阿尔卑斯节”现场，瑞士民间音乐协会设置摊位介绍协会工作、招收会员。协会全靠会费运行，每4年举办一次瑞士联邦民间音乐节，定期向会员通报瑞士各地传统民族音乐节庆活动，资助青少年业余爱好者学习传统民族音乐。 瑞士节庆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民众的参与度非常高，许多活动甚至是全民出动。位于阿尔卑斯山谷的古镇萨永保存完好，2011年9月中旬举行了四年一度的萨永“中世纪节”。全镇居民用麻布、芦苇、草席遮盖路牌、水管、门牌等现代标志，尽可能恢复小镇中世纪的原貌。小镇居民与来自瑞士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近500名艺术家、群众“演员”身着中世纪服装，再现古镇生活，观众买票进入古镇参观游览。 日内瓦每年12月举行的“登城节”，纪念1602年12月11日抵抗入侵、为捍卫独立而进行的殊死战斗。在3天节日期间，漫步在日内瓦老城，仿佛置身于17世纪初的欧洲古城。身着古装的男女老少，扮成17世纪初社会各阶层的人，有的在老城狭窄的街道上叫卖登城纪念饰条和纪念章，有的摆设摊位供应著名的“登城汤”，还有的组成军鼓队、短笛队、长矛队和火枪队，踩着鼓点围着市政府、教堂等当年的战场行进。热闹的“登城节”呈现给各国游客的是以日内瓦老城为舞台的历史剧，也是给日内瓦市民重上一堂生动的国民教育课，提醒市民珍惜经过同仇敌忾、殊死战斗保住的自由。 除大众化的“狂欢”之外，苏黎世、日内瓦等城市著名的交响乐团在全国各地巡回举办音乐会，每场都能吸引很多热爱高雅艺术的观众。 瑞士城市无论大小，都经常举办音乐会、展览、民俗节庆、大众运动比赛等活动，为人们提供了“足不出城”的休闲活动。 (七)2013年3月13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回应热点问题。 当前，中央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但有群众反映文艺演出追求大场面、大制作，有时一台晚会要花掉上亿元资金。蔡武回应这个问题时强调，“政府不能拿公款请明星演出”。 蔡武表示，过去几年中，一些艺术活动特别是各类形式的晚会中，大制作、追求豪华甚至奢侈浪费，盖过了艺术本体，这是不良习气。文化部曾发文明确指出，各地的晚会要控制成本，且要审批，其中特别不允许地方政府拿着公共预算的资金请大腕明星。 蔡武表示，文化部将从严审批关于节庆活动等各种文化活动。特别是针对政府主办的各类节庆活动，中央中办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管理办法，文化部作为清理整顿领导小组的办公室，进一步严格控制政府主办财政出资的节庆活动，严格禁止使用财政资金邀请各类名人明星参与活动，严格控制在节庆活动期间举办大型的各种文艺晚会。 蔡武表示，将从源头上遏制大制作和公款请明星的现象。同时，集中力量做好示范，比如中国艺术节、北京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等，体现勤俭节约，突出艺术本体，反对比拼名人效应，反对铺张浪费。 有网友提出，不少地方挂着文化产业园的牌子，却圈地搞房地产。对此，蔡武表示，目前文化部命名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只有8个，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概有240多个，标准很严格。另外，广电、新闻出版系统过去也命名过一些产业园区，但大体上都有标准。文化部在了解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后进行了调研，提出要建立退出机制，也就是说，不符合条件的文化产业园要摘牌子，目前已经摘了两个。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把文化放到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蔡武表示，担任文化部长5年，有一个深刻感受是，过去文化建设在地方政府日程中，说起来很重要，但实际是被忽略的。因为它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也就是个花钱的单位。但这几年，文化建设开始从边缘地带逐渐向舞台中央靠拢，人们认识到现代化的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文化，不能腰包鼓起来了，脑袋却空了。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2010年5月7日下午，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受邀参加第六届大连住宅与房地产业高峰论坛。正当他准备开始做主题为《2010房地产发展形势分析与预测》的现场演讲时，一双破旧的皮鞋从台下砸向了他。 “看来．我的礼遇比得上总统了。”和布什一样躲过了“鞋袭”的任志强当场自我调侃。然而，现场气氛却因此陷入一片尴尬。 其实，在这一轮“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之下，开发商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而向来作为国内房地产业“风向标”的北京楼市，在“五一”期间，成交量仅7套。 面对房价的肆意疯涨，十年罕见的大力度楼市政策调控大幕在2010年的4月拉开，从中央到地方。新政相继出台。从信贷政策调整到供应结构调整，从规范拿地到规范期房销售，从增加供应到限制需求等等，政策的触角延伸到各个层面。 4月13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4月17日，中国政府网刊登了《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或“国十条”)。 此后。一系列配套措施相继密集出台。 “尽管近几年中央一再声明要抑制房价增长过快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像今年这样高密集、大力度的政策还前所未见。”经济学者孙飞分析，中央之所以在今年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是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住宅已经沦为了一种投资品。” “住宅是商品，但也不仅是商品，还是公共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而目前中国的保障房体系还没有健全，商品房又供不应求，住房是严重稀缺的产品。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资源垄断下的资源稀缺导致的市场失灵，商品房稀缺、保障房更稀缺、土地被政府垄断了也是稀缺的，然后卖给开发商又被开发商垄断了。”孙飞说，特别是在住房沦为投资品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已经非理性，并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十条”来势汹汹，但作为一项面向全国的《通知》，“国十条”并未在细节方面作出太多的硬性规定。而在这一轮调控中。最让市场“尖叫”的。就是4月30日北京推出的地产新政——“京十二条”。 4月30日，作为“国十条”的地方配套细则，《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文件的通知》(以下简称“京十二条”)出台。在“国十条”为地方政府留出的具体操作空间中，北京市全部执行了最严厉的上限，细则比中央政府的《通知》更加严厉。因此，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如此评价：北京地产新政是对住房市场“最严厉的政策”。 2．尽管北京地产新政颇受争议，但目前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是：新政出台究竟对北京房地产有何影响? 根据北京房地产交易管理网的信息显示。新政出台后，在25个新取证项目中．有14个项目至今处于零成交或近零成交的状态。此外，北京住宅土地市场也遇冷。在5月7日北京集中招标出让四块住宅项目用地中，顺义区马坡镇新城9号地西侧地块意外流标，现场参与投标的几家开发商给出的价格均低于16．5亿的招标底价，有的开发商甚至只给出了7．6亿元报价。 “目前北京楼市正处于胶着状态。”5月11日，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由于各方都在观察北京楼市的不确定性，政府的相关动作将起关键作用。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建设部房地产估价与房地产经纪专家委员会委员郭松海也深表赞同。“事实上，回顾国家历年对于房价问题的调控措施，几年过去了，关于70％保障性住房的问题还是一直没有得到落实。”郭松海说。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在政府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下，房地产行业成为直接受益者，借着大量信贷的进入、刚性需求的爆发等“东风”，中国房地产业如过山车般直接从“炎冬”进入“盛夏”，直到此轮调控政策的出台。 “中国房地产问题的关键不在市场，而在土地改革。房价现在会高。主要是因为土地供给不足。政府如果不在供给这方面切人，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刘慧勇打了个形象的比喻：“老鼠不缺房子，因为没有限剑老鼠扛洞的权利。” 全国政协委员梁季阳也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时指出。房地产市场的病根在于土地垄断，在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 他指出，过高的房价和房地产的暴利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公平，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房地产行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过高的比重，挤压了其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的资源分配、金融支持和发展空间，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梁季阳委员对规范完善房地产市场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从财税体制改革人手。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第二，禁止房产投机，遏制住宅投资，遏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行为，例如，对住宅空置者征收闲置税，也可以借鉴韩国的一户一宅、多宅重税的政策。第三，以土地管理变革带动房地产业改革，逐步建立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的健康发展模式，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 3．继北京出台楼市新政细则之后，5月17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包括18条实施细则。近年来，上海投资者在浙江购房不少，在上海细则尚未出台之际，浙版细则的出台备受各方关注。 浙江细则提出．要全面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首套房建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要求贷款首付不低于30％，二套房首付不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对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应大幅度提高，具体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确定。 如果个人把购买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将全额征收营业税——这是浙江省政府为抑制不合理住房需求、严格限制炒房而出台的差异化政策中的一项。 与这项政策相对应的是。个人把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而把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个人，则免征营业税。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浙江省规定：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的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转让其他住房，未提供完整、准确的房屋原值凭证，不能计算房屋原值和应纳税额的，各地可在国家规定的1％一5％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范围内，临时性适当提高征收标准。 浙江省还要求各级税务部门强化对二手房转让环节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及时做好房地产开发项目土地增值税申报资料的审核工作。税务部门可根据相关税收法律、法规，采取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等办法强化土地增值税的清算管理。 此外，江省除严格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外，在公积金贷款使用方面明确规定：家庭首次购买普通自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给予优先保障；家庭购买第二套或第二套以上住房的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将从紧控制。 据悉，浙江还将开展房地产市场的清理和检查，对所有在建商品住房项目进行一次调查摸底。全面清理已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准确掌握已预售、正在预售和尚未预售的商品住房数量情况，对已取得预售许可尚未公开销售的。要责成限期公开销售。浙江细则中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加大对捂盘惜售、囤积房源、哄抬房价等行为的曝光和处罚力度，性质恶劣的依法取消房地产市场经营资格。 4．关于房子的话题总能获得舆论的普遍关注。 Y专家：房地产调控新政已经满月．尽管调控导致房产成交锐减。但房价仍然“高企”。那么，如何打破这一僵持状态?在我看来，减少个人在住房购买时过度使用金融杠杆(如个人按揭贷款)，或言“去杠杆化”或“去金融化”，实际上就是房贷紧缩，对本次房地产调控的成功与否尤为关键。因为。推动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的根本动力或根源之一，就是所谓的“金融产品创新”——已被广泛接受的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无穷魅力，是因为银行普遍将个人住房按揭视为优质资产。个人则可以通过按揭贷款将自己未来的收入超前用于住房消费，由此也无限放大了个人的即时消费能力。 F会长：企业有红帽子、黄帽子和绿帽子，而面对房地产新政，房地产企业只有戴“绿帽子”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家一定要面向未来。制订绿色战略规划。我认为。做绿色建筑是房地产企业应对未来挑战的法宝。 T学者：我认为2010年浙江省各城市的房价不可能继续非理性的上涨。今年房地产市场形势既不可能延续2009年火爆的态势，也不会迅速出现2008年的奋进，总体会呈现出平稳过渡的态势。随着市场供给的逐步增加，房价将不存在继续上涨的压力，但是2009年高起的地价也缩紧了2010年房价下调的空间。 首先。随着国家对投资投机需求遏制力度的加大，以及房价短期快速上涨的销售，市场的投资投机需求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特别是当实体经济恢复到一定程度以后，之前流人楼市的流动性资金将部分返回到实体经济，减少投资性和投机性的需求。其次，在市场需求回落的同时。浙江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有望进一步增加，受2009年市场行情的影响，众多开发商都在下半年增加了项目的开工量、提高了开发节奏，在供求关系逆转的情况下，今年浙江省各城市的房价不可能继续非理性的上涨。 5．房子问题已经不是谁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全国的问题，可就在这样一个国家性问题上，各地房价仍在不断上涨。新房涨，转手房也跟着涨。有媒体报道杭州转手房涨幅高达11．7％，部分转手房涨幅更是达到了30％。 其实，房价上涨的原因，不用政府多解释，老百姓也知道是什么。商业地产成了所有行业中暴利最大的行业，个中原因，并不像某些政府部门或者房产商解释的“外地人口多，需求量大等”那样简单。 随着杭州各条地铁线的建成，地铁沿线的房价也即将飙升，形成全城房价一片红的“大好局面”。4号线、6号线和“遥遥可待”的12号线将杭州全城来了个“大满贯”——这对经过区域的房价带来了极大利好消息。 杭州某商业地产经理就解释说，新政也遏制不了大兴(地铁5号线经过部分区域)房价的上涨趋势，只是放缓增长速度而已。同时，他还预测说明年大兴地铁沿线转手房的房价将稳定于每平方米1．1万元左右。大兴区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则显示，转手房价格为5058．1元／平方米；在商品房中，普通住宅和高档住宅的同比,~i-t‘价格分别为5915．2元／平方米和’7979．2元／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7．1％和28．1％。 在一个新房逐渐退居二线．转手房上升为主角的时间段里，更多的老百姓愿意购置转手房，但是。这一趋势却也让商家和代理公司看好，转手房价急剧上升，成为老百姓心头的又一块沉重的石头。 而在社科院公布的全国白领工资标准中，杭州的是5000元。若是要以这个经济能力买房，不要说购买新房会成为房奴，购买转手房也照样会成为房奴。而能够月挣5000的人又有多少? 杭州统计局2005年发布的数据可以佐证。杭州城镇居民平均工资32808元(平均月薪为2734元)，其中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32808元及以上的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比重为35．9％，没有达到职工平均工资的人数占64．1％。也就是说，中低收入者在工薪阶层中仍占大部分。 转手房买不起，那就买政府的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吧。可是，也先别乐观。经济适用房仍然是层层限制，价格蹭蹭上涨，一个房号都可能卖到十几万，房子买下来能便宜吗? 与此情况相反的是，杭州的房屋入住率却不高。有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10月底，全市待售期房住宅有66804套，可售面积948．2万平方米，套均面积达到142平方米，实际空置面积为893．9万平方米。 一边是老百姓买房难，住房不起，一边却是房屋人住率低，真不知道在转手房也不断上涨的现在。咱老百姓还能住哪? 6．为防止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机炒作．美国政府运用利率和税收等方式调控房地产市场。 比如，当政府预感到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迹象时，就会通过提高利率来为房地产市场降温。由于美国大多数购房者都是用房屋抵押贷款买房的，利率上调意味着购房者的购房成本上涨．这就有助于抑制房地产市场降温。美国的税收政策也是旨在阻止人们短期炒房。按照美国现行税法，如果购买房屋不到两年就出售的，所赚取的利润(即买卖差价)就要交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5％到39％不等。美国房地产开发商虽希望房地产市场繁荣，但却不愿意看到投机者在房地产市场上过度炒作。因此往往会在售房合同中写明“业主买房后最少要等一年后才能出售”．有的甚至还加入“反投机条款”，该条款要求购房者提供证据，证明他们买房的目的是自己居住．如果新房在一年内被转手，购房者将受到处罚。另外，在美国的住房保障体系中，联邦政府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使用联邦住房支出的资金时，联邦政府会按照各种项目以及税收减免方案，将资金和税收减免额度拨给州政府；州政府在此基础上继续投入资金，进一步分配给辖内地方政府；县和市政府在使用这些资金的同时，也会配套一些投入。根据相关资料，美国联邦政府在住房方面的支出约是州和地方政府的20倍。 德国人买房需要缴纳两种税收：一种是房地产所得税，另一种是地产税。德国推行的是以“收入和支付能力为导向的税收政策”，而不是以不动产或固定资产的多少为依据。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保障了国家的税收来源；另一方面又可以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调节社会分配，避免少数人在短时间内成为暴发户。以“收入和支付能力为导向的税收政策”，相对来讲比较可靠、稳妥。也就是说，收入越高，消费越多，对国家的贡献也就越大。德国实行的是累进制的税收政策，利息、分红或股票收益也不例外。当个人的收入，包括利息、分红或股票收益，达到一定的标准之后，税率也就相应提高。德国也有买房用于投资的，但这基本上都属于公司或法人的行为。国家的税收政策是让个人发不了大财，个人得到的回报仅仅是社会的平均利润。至于投资房地产，然后用于倒卖投机的，在德国这种投机的社会空间极小，偶尔成功了。得到的利润也要向国家缴纳7％的税收。作为个人，如果在两年之内有3次买卖房屋的记录。那就必须登记，上升为法人或公司行为，公司的行为就要征收营业税，否则就属非法经营。 7．1月21日，浙江省城市住房工作会议于在杭州召开。与百姓息息相关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住房保障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于当日正式出台。 《意见》对百姓最关注的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建设，不符合保障房条件又无力购买商品房的“夹心层”群体，及抑制房价过快增长都给予了重点阐述。 会议明确了2010年的工作重点是“1313”保障性安居工程，即新增廉租住房保障家庭1万户以上，新开工建设经济适用住房300万平方米以上，改造城市旧住宅区、危旧房100万平方米以上，新开工建设其他政策性支持住房300万平方米以上。 至2009年底，全省累计有5．4万户家庭享受了廉租住房保障，但只占城市家庭总数的1．1％；经济适用住房累计保障约30万户，也只占城市家庭总数的6％，两项合计只有7％。按“1313”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进度，到2012年，就可以实现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逐步覆盖到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0％以下的住房困难家庭的目标。 照浙江省副省长陈加元的说法，我省对保障性住房是“不差地也不差钱”。先说地。据省国土资源厅统计，去年全省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1429．1公顷，占比为27．1％。按1：1．2的容积率计算，可建设保障性房源1715万平方米，远高于去年实际开工的332万平方米。用地不成问题。 再看钱。到去年底，全省累计归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37．95亿元。累计支出17．18亿元，还有20．77亿元资金没有使用。甚至还有两个设区市去年财政预算没有安排一分钱于廉租住房建设。去年全省土地出让金入库数1960亿元，按规定可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资金39．2亿元，实际仅提取4亿元，也有两个设区市没提取一分钱的土地出让金收益用于廉租住房建设。 副省长陈加元说，保障房建设不差地不差钱，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决心。 接下来省政府将建立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落实情况报告检查制度，对未按规定落实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用于廉租住房建设的市县政府进行问责，并采取相应的制约措施。同时对保障性住房用地不落实、擅自挪用土地指标的县市政府也要采取相应的制约措施。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在会议上指出，当前我省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矛盾，不是供求矛盾，更突出的是结构性问题。 因此，今后将着力调整优化住房供应结构，加快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和供给。金融机构要加大对这类住宅建设的信贷支持。普通商品住房供不应求、房价涨幅较大 的城市，要着重增加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的用地供应，加大闲置土地清理力度，盘活和利用存量土地。 吕省长说，要加强房地产市场全过程监管。规范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和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严格规划设计、施工许可管理，依法查处恶意炒作、炒卖房号、捂盘惜售等违法违规行为。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2017年全国两会上。有关“提振文化自信”“传统文化复兴”的话题，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他们纷纷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自信有着深厚底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A以《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例，阐述了中华文脉绵延相传、牢牢扎根在民间的观点。在他看来，“诗词大会现象”再次印证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何止是《中国诗词大会》，近期，《朗读者》《大秦帝国之崛起》等一大批影视作品相继热播，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收获大批粉丝，《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火热进行，语文教材中加大融人传统文化教育比例……都让人触摸到传统文化的“热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B认为，传统文化从“冷”到“热”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崛起的中国极大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发扬光大传统文化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自觉意识。 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小组讨论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传统文化”的话题更引起众多艺术家热议。全国政协委员P说，树立文化自信要充分认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热”起来，还要“传”下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引发了各界学习讨论的热潮。如何坚定文化自信、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Z说．真正的文化传承应体现出文化自觉，要进行创新性的文化传承。“创新性的文化传承，就是以文明进步为旨归的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不断有新的价值意义被发现、被阐释，并在阐释中被增值。” 全国人大代表M以昆曲创新传承方式为例，说明传统文化应当走进大众尤其走进青少年。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名家Y也表示，“京剧进校园”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们并不需要把孩子都培养成京剧演员，而是让孩子们通过欣赏，通过尝试唱、念、做、打，来接触美好的艺术。京剧的内容，会让孩子们懂得怎么爱国、敬老、做人。”他认为，除了京剧之外，我国还有许多传统文化艺术种类，也应该为青少年提供了解的渠道。 如何以“互联网+”为文化传承插上翅膀，是许多代表委员思考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L举例表示，北京故宫微信公众号推出的“雍正萌萌哒”动态图片，以及南京博物馆采用扫二维码听“博物馆故事”的尝试，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在网上转发，这种新的传播方式让人印象深刻。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W则正在进行文化保护数字化、艺术展览数字化的尝试。他们用将近4年时间完成了西藏布达拉宫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工作，并逐步通过图书、网页等形式让这些文物走进大众生活。“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2016年的1000多个展览，我们也把它们变成了数字化展览。即使在1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这些展览资源，它们将永不落幕。”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H说，我们要筑牢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他建议，中国可以建一个以中国文化历史为底蕴的主题乐园，设一个中国发起和主办的世界文学奖评选。“国外有米老鼠，我们也有自己的孙悟空。” “中国文化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更好地走出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N说，打通语言关很重要。“一方面，应该大力培养各种小语种人才，为文化走出去扫除语言障碍；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译介很重要，现阶段我们应该加大与其他国家翻译界、文学界的合作，将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地道的、更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外文版本，使之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全国政协委员J则提议有关部门启动“中国文化大辞海”编纂工作，并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使其成为传承、传导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百科型大型工具书，助推中国文化全球推广。“里面不仅要有包括传统意义上‘高大上’的文化内容．也要有海内外民众最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形式和内容，比如美食、民俗、成语故事等最‘接地气’的内容。” 2．2016年，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舆论关注，同名纪录片也在网络走红，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同时，故宫文创产品一年内的营业额就突破十亿元，皇帝表情包、朝珠耳机、“朕甚想你”字样的折扇等文创产品纷纷走进人们的生活。600岁的故宫如今变得越来越年轻、时尚，并且成功吸引到众多年轻人的关注。 利用新型传播载体有效宣扬传统文化，故宫的成功为诸多老字号、传统工艺、传统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忧商业化道路会使故宫文创产业发展逐步偏离传承文化的初衷。故宫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文创产品开发应把握怎样的尺度?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植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围绕这些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表达了不少观点看法。 魏鹏举指出，故宫本身的文化底蕴，它的强大的魅力，是文创产品能够爆红的基础。之所以之前我们的文化消费没有这么集中地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供给侧的问题：没有特别好的产品来激发人们的消费潜力。故宫这个现象说明，有品质、有内涵的文化产品，再加上合适的营销方式，中国的文化消费潜力是非常大的。 除了文创产品，故宫还上线了紫禁城祥瑞、韩熙载夜宴图、清代皇帝服饰等多个APP，把手机变成了与故宫文化全面连接的入口。 故宫的实践说明了传统文化是有新生命的．我们要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通过电影、网络等载体接触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喜欢上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说明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是有认知的，是抱有很强的认同感和积极的热情的，这是血脉的关联。 但是，我们也要明确，故宫在文化传播和转化上的成功不可完全复制，不具有普适性。首先是因为故宫的象征价值要远远大于文化领域的其他机构，它所代表的文化很独特，代表着我国的皇家文化，集聚了最精华的文物、最优秀的古建筑等文化资源，它的文化品牌和知名度是不可逾越的。这种自身的独特性也是故宫成功的独特依据。因此，文化领域其他机构要效仿故宫模式的话，还需量体裁衣，因地制宜。其次，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活化要充分结合时代特点，把新媒体、新技术、新的传播渠道、新的创业手段紧密结合，才可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使其拥有更蓬勃的当代生命力。 最近，有一家手机厂商联合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售价19999元的天价手机，引发舆论争议。魏鹏举认为，这有损故宫的文化形象和名誉。尽管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是国家战略，而且文化也可以为相关行业及其商品提升价值。但是一定要注意文创产品品相的对称性，并把握适度原则。如果把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的附加值充分利用，结合故宫的名片和影响力进行推广，这符合品相上的协调性和适度原则，无可厚非。但是把作为工业制造品的手机炒作到两万元，确实欠妥。 故宫应该爱惜、呵护自己的品牌形象，有公信力和普遍象征意义的机构一定要把品牌形象作为其发展的基础，不可随意挥霍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过度透支文化品牌影响力，这很不明智。我们要用文化影响力做和它的形象相匹配的事情，比如非遗文化精品就特别需要通过像故宫一样的文化品牌来提升推广，这也有助于缓解其价值一直被低估的现状。 在开发文创产品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勿忘初心。利用现代传播等手段推出文创产品，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广被低估的和一度被忽略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为了赚钱。天价手机的推出是让文化做了手机的陪衬，目的很明显是营利，而不是传播文化，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这其实也是文化传播、文化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误区。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中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噱头大于实质”的问题。我们不可以离传承传统文化的初衷越来越远，应该要追本溯源，回到“文化之为文化”的根本，即特定人群生活在一起，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套价值观、自主模式和生活方式。 我们往往仅把文化看成一种外在物质性、形象性的载体，其实文化更根本的东西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即使是喝着可乐，也能够对家长和长辈遵从孝道、心存尊敬，这就是真正的传承。相反，如果穿着汉服，却对长辈不仁不孝，那才是对传统文化传承最大的悖逆和逆反。这就是我们要注重文化价值培养的原因。当然，如果能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就更好了，但还是要更注重价值和内容，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我们要更好地去坚持“内容为王”。具体体现在对于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积淀的坚守，对在全世界都有积极影响的文化价值观的恢复和弘扬。我们要支持和鼓励这样的内容的出现和创造。形式可尽可能灵活，但是内容一定要符合中国伦理价值体系。总结起来，就是首先要从内容出发，形式可多元多变。 3．G20杭州峰会上，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让全世界看到了杭州。 2017年3月9日晚，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以一场名为《最忆是杭州》的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让1600多名京城乐迷大饱耳福，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2017年巡演之旅的精彩大幕。 《渔舟凯歌》拉开音乐会序幕，锣鼓喧天的火热节奏奠定了音乐会的喜庆基调。此曲源于浙江民间乐种“舟山锣鼓”，20世纪50年代初流行于舟山、宁波等地，后经集体创作发展为经典民乐作品《渔舟凯歌》，螺号、云锣等乐器的特色音效共同营造出惊涛拍岸中的渔家风情。海螺声中。排鼓奏出似渔船开动的声音，鼓声铿锵有力、充满朝气，国乐团热情豪放的表演，响彻整个音乐厅，一幅渔民扬帆出海、撒网捕鱼的热情劳动情景在眼前浮现，迷倒了台下观众。 随后出场的《古槐寻根》，引领听众梦回故里。引子仿佛一座穿越时空的桥梁，下行半音模进的小七和弦如梦如幻，各组拉弦乐器对节奏、力度、音色的控制高度统一，听得出每处细节都经过了精益求精的打磨，才将这个主题咏唱得如此深情。中段主题源自作曲家赵季平在平遥古城听到的民间社班演奏，他别出心裁地将吹打乐快板与两端的慢板叠置进出，造成两个梦境交错的幻觉。 整场音乐会既有《渔舟凯歌》《西湖梦寻》《雪意断桥》等富有浙江本土人文特色的乐曲，又不乏《古槐寻根》《悲歌(江河水)》《延河随想》这类基于北方音乐的经典名作，还有《丝绸之路》、《今夕》这两部由青年艺术家近年谱就的新作。著名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乐团常任指挥吴强领衔，携手著名笛子演奏家杜如松，著名二胡演奏家许奕，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金奖得主、古筝青年教师刘乐等，联袂献上了这一场听觉盛筵。 此次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以“最忆是杭州”为主题，用民族管弦乐恢宏、大气的音乐语言来彰显中国国乐艺术厚重的历史和悠远的底蕴，体现出了时代化、多元化和民族化的思想内涵，旨在弘扬国乐艺术的创新精神，唤起社会力量对国乐艺术的关注。 在曲目选择上，国乐团精心遴选当代著名作曲家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力作，曲目既有传统风格又融合现代审美，独具江南意韵，充分展现了演奏者对中国民族音乐的高尚情怀。在音乐呈现上，国乐团坚持运用室内乐训练方法培训每个乐手，通过各个声部的单独练习，校正音乐的节奏、音准，力求达到演出效果收放自如、细腻有加、层次分明、粗狂到位，散发出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的独特魅力。 乐团负责人杜如松介绍，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专场音乐会既全面展示了浙江音乐学院一年来的教学成果，又让社会领略了浙江民族音乐的源远流长。音乐中，观众们感受到那些或圆润、或低沉、或高亢、或悠扬的音色、音质，也可以感受到对祖国秀美山河的赞美，对哺育儿女的故乡深深的思念，对美好中国梦的无限追逐．在感受国乐文化带来的具有“江南风味”的经典雅韵的同时，唤醒积淀在中华人民血液中独特的中国情怀。 4．在上海，通过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课外、进网络、进队伍建设、进评价体系”，传统文化教育早已不是简单地背诵古诗词，而是用创新方式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每逢周五放学后，经常会有复旦附中、行知中学、曹杨二中等学校的学生风尘仆仆来到市北中学，聆听“水云间词社”的讲座。“讲座其实也就一个半小时，但这些学生都兴致勃勃，一直会到天黑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负责人杜亚群老师介绍，虽然只是一个小社团，但校方却邀请了很多名家、教授、硕士、博士来给词社做分享，而这些学者也以高度的认真回报学生对古典文化的满腔热忱。时间久了，周边学校热爱古典文学的学生们也慕名前来，最初只是文学社里一苛分学生成立的词社，如今却成了小有名气的高中生古文爱好者小圈子。 学生们还印制了自己的诗集《水云间短长亭》交流分享。老师起了“桃天杏闹”的头，大家各自发挥，续上“古道残垣梨雪傲”“翠蝶翩翩垂髻笑”“沙暖鸳鸯莺啼叫”……还研习古人名作，加上自己的评注。不少学生考入大学后仍和学弟学妹们一起作诗和韵。不少原先理科班的尖子生后来在考大学时都填报了文科专业。“是词社的浸润，让我们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但其实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仅是唐诗宋词，沪上许多中小学多年来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学生从小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比如五爱高级中学每年坚持利用寒假组织高一学生编制一份以“国学文化”为主题的手工小报，宋词在学生们的笔下，化身成半遮面的吹笛少女，含蓄淡雅又意蕴悠远；青花瓷的介绍配上青花瓷的图案，古韵绵长；毛笔书写的“国学”二字，精气神十足，暗藏的双鱼图案，将太极八卦的道家精髓蕴含其中……通过“国学小报”的制作、评选，助燃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火焰，学生在小报创作中进发的不仅是创作激情，更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悟。 黄浦外国语小学的老师们会专门带孩子体验上海传统美食，买来上海的特色小吃话梅糖、梨膏糖、五香豆和炒米花，学生们尝得津津有味、听得认认真真，还自己用橡皮泥动手进行制作大饼、油条、豆浆和粢饭“四大金刚”，发挥奇思妙想改良制作春卷……学生们通过品尝、交流，了解上海小吃的历史发展、主要特点以及上海小吃特有的美食文化。 据悉，早在10多年前，上海市教委德育处与市教委教研室就编印了“上海市中小学实施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教学指导意见”，并建立了一批语文、历史、思想品德、地理等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在文化认同中将语言文字、革命传统、人文历史等融入不同学科，让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不仅如此，从区级层面上，各区也以多种形式助推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的浸润滋养。 新开学，闵行区的中小学师生们就欣喜地收到了一份“2017闵行区传统文化教育菜单”，3月沪语大赛、4月戏曲鉴赏展演系列活动、5月优秀童谣传唱和古诗词吟诵活动、6月学校少年宫传统文化教育特色课程展示活动、7—8月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项目展示活动、7—9月传统文化知识竞答和探访活动、10月“传统体育进校园”系列活动、11月小学生和中学生现场书法活动、12月传统文化教育系列活动成果展示和表彰……每个月学校都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唐女士的孩子在闵行区实验小学就读，她高兴地说，孩子现在不仅能诵读不少经典诗文，更对许多传统文化典故如数家珍，“看到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内心深处的兴趣和热爱，很欣慰”。 杨浦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古诗词和传统文化教育上不遗余力。多年来，一方面将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纳人教师培训课程，开设“经典诵读试点校骨干教师培训课程”和“教师诵读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提高班”；另一方面，通过“诵经典、写经典、讲诵典”系列活动，组织书法名家进校园、书法课堂教学设计比赛、小学识字教学和古诗词教学研讨、中学写字与古诗文教学研讨等系列活动，讲述文化经典，宣传汉字之美，开启儿童智慧，传承中华文明。每年一度的“班班有书声”的经典诗文朗诵比赛开展得有声有色，迄今六届的“汉字节”，让汉字的音韵意蕴美深入人心。区域层面，结合创智课堂的建设，逐步形成特色学校探索文言教学的系列研究。以特色课程带动学校特色，成为古诗文教学和学校发展的新亮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吕志峰表示，在对学生的培养上最忌“一阵风”，而上海中小学多年来坚持以丰富多彩的课程建设、实践活动，为孩子们搭起了通往传统文化精髓的心灵之桥，孩子们不仅在课堂上接触传统文化，更有机会在社会实践等多个领域开阔视野，领悟传统文化中广博精深的内容，而优秀师资和上海招考改革更重视综合素质，也为孩子们能真正有时间、有机会亲近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保障。 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时指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指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把文化自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对文化自信有了新的更高要求。 “与信人者，必先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来源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化自信越发重要，也更为根本。只有文化自信了，才能更有理性、更加自觉、更加从容和更有定力地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淡水资源短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水利设施薄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制约之一。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目前，全国年平均缺水约400亿立方米，三分之二的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六分之一的城市严重缺水，地下水超采区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水功能区达标率仅42％。确保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必须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促进全社会科学用水、合理用水、节约用水。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工作不断加强，节水型社会建设稳步推进，以水功能区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初步形成。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35提高到0．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953立方米降低到127立方米。但总体上看，我国水资源管理仍较为粗放，主要表现为“一低、一高、两重”，即农业灌溉用水效率较低，仍比先进国家低0．2～0．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高，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河湖水污染和地下水超采仍较严重，一些地区“有河皆污，有水皆脏”，一半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就是要始终坚持像重视国家粮食安全一样重视水资源安全，像严格土地管理一样严格水资源管理，像抓好节能减排一样抓好节水工作。 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必须建立“三项制度”、确立“三条红线”。要从水量、用水效率和水质三个方面，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项制度”，确立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着力改变当前水资源过度开发、用水浪费、水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使水资源要素在我国经济布局、产业发展、结构调整中成为重要的约束性、控制性、先导性指标。 2．近年来，山东省政府把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为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战略举措，坚持统筹治水、科学用水、依法管水，统筹解决水资源短缺、水灾害威胁、水生态脆弱“三大”水问题，促进了水利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经济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水利保障。 据了解，山东水资源严重匮乏且时空分布不均，人均水资源不足全国1／6，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没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怎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为此，山东省政府制定实施了《山东省用水总量控制管理办法》，将控制区域用水总量作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核心。确定了各市县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指标。严格实行区域用水限批制度，对超过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取水许可，引导各地“眼睛向内”挖潜，初步形成了“以供定需”和“一控双促”(控制用水总量，促进用水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 山东省还将严格定额管理作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关键，去年以来相继颁布了9大重点工业行业产品用水定额、主要农作物灌溉用水定额、饮用水企业产水率等地方标准．严格按照定额，对取用水户实行计划管理，有力地推动了节水型社会建设。目前，全省万元GDP取水量下降到72立方米，规模以上工业万元增加值取水量下降到15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6，实现了增产增效不增水的目标。 将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前提，山东省强化了对地表水、地下水、空中水和外调水等各类水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建立起水资源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统一取水许可、统一监测计量、统一征收水资源费“五统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有2个区市和89个县(市、区)实行了城乡涉水事务一体化管理。 严格监督考核是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保障，山东省健全完善了水资源管理法规体系，依法强化了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对违规审批、非法取水行为进行了严格查处。去年全省组织开展了为期8个月的水资源管理专项整治活动，查处了1500多起非法取用水案件。实施了最严格的水生态管理制度，取消了行业排污特权，流域水质总体上恢复到1985年以前的水平。把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作为约束性指标，纳人全省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衡量地方党委、政府执政能力和发展实绩的重要依据，对突破用水控制指标的严格“问责”。 3．由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湖南省区域性、季节性缺水问题日趋严重。与此同时，水资源管理方式粗放，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据统计，2009年湖南省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173立方米，是全国103立方米的1．67倍。2010年，全省用水总量达到323亿立方米，接近全省控制用水总量336亿立方米。特别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已逼近控制红线指标。此外，河湖水域侵占严重，河道乱采、乱挖、乱弃现象比较严重。严重影响水域和河道的防洪、排涝等功能正常发挥。同时，湖南省仍有2100万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安全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该省水利厅提出，在今后5到10年，将基本建立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全面建立覆盖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域的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将全省年用水总量控制在336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50％。大力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加强水资源保护，全省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75％以上，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达标率不低于98％。通过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对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主要指标的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推进以湘江为试点的流域管理体制改革，在湘江率先实行流域管理，并适时推动资水、沅水、澧水和其他重要流域的管理工作。推进区域水务管理一体化，2012年长株潭城市群全面完成水务一体化改革。以长株潭城市群为重点，率先建立城市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制度，建立工业、服务业用水定额、超计划用水累进加价制度。 4．著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2011年8月10日在京发布了《六城市居民水资源意识及用水行为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近半数市民已认识到城市水资源紧缺问题严重，近七成市民觉得所在城市浪费水现象严重，近六成市民对城市水源安全表示担忧。 本次调查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南京、郑州、杭州、武汉。从调查结果看，有46．8％的人认为所在城市水资源紧缺。其中北京市民认为北京市缺水情况最严重，达到比较紧缺的程度，其次是上海和郑州。市民已经认识到水质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是困扰各城市水资源的主要问题．分别有49．3％和45．5％的人提及上述两点。 有67．2％的人觉得所在城市浪费水的现象严重，其中14％的人认为非常严重，53．2％的人觉得比较严重。相对来说，北京市民认为城市浪费水的现象最严重，分别有45.3％和28．1％的家庭洗衣服、洗澡用水量最大。调查中，有47．3％的人自我感觉没有浪费水；50．5％的人认为家里有一点浪费水，2．2％的人认为家里存在严重浪费水的现象。调查发现，目前六城市仅7．2％的被访者家里安装了中水，95．4％的家庭有自来水，11．7％的家庭管道中有纯净水。其中，12．2％的北京家庭表示安装了中水管道，比例最高，而北京市民对中水推广的必要性认同程度也是最高的。 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56．2％的市民认为工业是城市用水量最大的行业，23．2％的人认为居民生活用水量最大，10．4％的人认为园林等公共用水量最大。“自然之友”理事长杨东平表示，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工业基本搬迁完毕，居民生活用水已超过1／3，上升为城市最大用水大户。但正如本次调查的结果，很多市民都认为工业是城市用水主体。这个认识上的误差很可能是居民没有大力节水的原因所在。他建议各地政府应像公布城市空气污染指数那样公开城市的水资源状况，通过及时、准确地公开城市水情，强化全社会的水危机和节水意识。 5．为确保农村饮水安全问题，进一步完善农村饮用水管理，安徽省法制办对外公布了《安徽省农村安全水工程管理办法(草案)》，征求各方意见。为此草案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保护区，在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要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一直以来，包括合肥三县在内的全省范围内的农民，在饮水上主要是通过自家打井取水。这样的取水方式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随着乡村开发进程的加快，农村水资源受到污染的威胁加大。必须要采取新的措施，保证村民饮水安全。 一是办水厂准入条件严格。尽管个人和单位都可以参与供水工程，但相应的条件要求却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所有的个人和单位都可以无条件进入。草案指出，供水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依法取得取水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直接从事供水管水的从业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健康检查，持证上岗：建立出厂水、管网水、管网末梢水水质检测、化验制度等。日供水1000立方米或者供水人口1万人以上的集中供水工程，供水单位应当设立水质检验室，配备仪器设备和专业检验人员，负责供水水质的日常检验工作。 二是供水定价应保本微利。在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广大村民最关心的问题是水价会不会太高，如果价格高了，村民们是不乐意接受的。对此，草案指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实行有偿使用、分类定价和计量收费制度。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确定，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按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确定。从目前来看，有偿使用是必然的趋势，这对于水源的节约保护也有很大作用，规定微利的原则，可以保证农村供水的持续性。 草案同时又充分照顾到了部分居民的实际生活条件，进一步采取分类定价的制度：而且政府可以选择为其提供一定的补助，或对于部分困难家庭采取免费政策。保证村民们花最少的钱，实现安全用水。 三是水源区设明显标志。安全用水的根本在于水质保护。为此草案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保护区，在水源保护区的边界要设立明确的地理界标和明显的警示标志。 草案同时规定，禁止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源地从事下列活动：以地表水为水源的，在取水点周围100米水域内，从事捕捞、养殖、停靠船只等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在取水点上游1000米至下游100米水域内，排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或者在沿岸倾倒废渣、生活垃圾等。如违反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6．2011年8月12日，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毕小刚、北京市水务局排水处副处长熊建新做客新华网，就北京市如何做好“水”文章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主持人】有网友问：地球不缺水资源，缺的是对水资源有效管理的制度。水务改革发展工作大会专门提到了北京市将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控制居住规模的制度。是这样吗? 【毕小刚】好的用水制度确实对用水能力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前不久召开了水务改革发展大会，刘淇同志提出了要采取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主要是用水总量、用水质量和用水保护方面，实行以量定需，节约保护，建立“三条红线”。第一是“用水总量红线”，一个区域、一个乡镇、一个村委会将来用水都有总量控制，不是说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要根据你的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给你核定一个用水总量，然后逐级分解，层层控制。第二是“用水效率红线”，各行各业都有用水定位指标。发改委发布了用水定位名录，将来我们要和行业的主管部门签订协议，允许这个行业用多少水，总量是多少，用水效率是多高。我们北京现在是29，就是每万元耗水量是29方，在全国来说是属于比较领先的。在这样的水平上，“十二五”期间我们还是要让它每年有一个下降的幅度，每年大致下降5％左右。这样的话，到了2015年的时候，万元GDP要到25，每万元产值耗水不要超过25方，这就是一个衡量。将来我们可以用这些指标和主管行业签定协议，来考核行业用水是否超标。第三是“纳污能力”的考核。 【熊建新】我们大家最通俗的就是知道河道和航渠都有自己的纳污能力，如果超过了能力我们就能够闻到臭味，如果上游的污染通过这种红线来控制，也要对污染源进行控制，签订责任书。 【主持人】这条河可能会涉及的企业会不会很多? 【毕小刚】企业首先要达到排放标准，环保部门负责监控每一个企业是否能够达排放。比如说区域农药、化肥也是污染水的因素，我们要尽可能地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量，用农家肥替代。另外生活垃圾也会污染河道。 7．日本是一个降雨充沛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水资源稀缺的国家。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73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970毫米)的1．8倍，是我国多年平均值(660毫米)的2．6倍。因人口密度大，人均年降雨量仅为5300立方米，比我国的人均年降雨量5907立方米少，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5。但日本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比我国高得多。据水利部2005年统计，中国年平均淡水利用量达5600亿立方米，日本年平均淡水利用量为900多亿立方米，不到中国的1／6，而日本GDP总量是中国的8倍。日本的万元GDP用水量仅为我国的1／30～1／48。日本在水资源管理方面有一整套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日本一向注重对水资源的利用和长远的统一规划。早期的规划着重于河川水量的分配、调度。后来的规划着重于确保水质，明确整治的方向，实施可持续的开发。全国水资源总体规划由国土厅负责，与建设省、环境厅等部门和相关都、道、府、县的行政长官共同协商，拿出规划方案，经内阁讨论通过，最后由内阁总理大臣决定是否批准。规划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但由于水量、水质的不确定性较大，规划不可能一步准确到位，须依据新情况修订完善，20多年来日本水资源综合规划的重大修订就有3次。最近一次是2000年，以2010—2015年为目标，制定了《新的全国综合水资源计划》，简称“21世纪水计划”，重点是构筑可持续的用水体系，适应循环型社会的需要。 日本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属于“多龙治水，协同管理”模式，分别由国土厅、建设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厚生省、环境厅(2000年升格为环境省)、科学技术省等部门，按照中央政府赋予的职能各负其责，衔接配合。几个部门依据法律办事，既分工又合作又制衡。在官方机构之外，还有许多半官方、半民间和民间组织。如水资源开发公团，是一个对日本7大水系进行统一筹划和开发治理的半民间组织，受内阁大臣的监督。 日本的水价较高，这是节制用水量的有力的经济杠杆，也是供水公司持续运转并得以发展的保证。不同用途的水有不同的价格，一般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每月20立方米市政生活用水的价格，是伦敦的1．36倍，巴黎的1．17倍，纽约的3．25倍。几乎所有的供水公司都归市政当局所有，公司独立核算，但无权像一般企业那样按照供给、需求的市场法则来定价，水价的涨落一律由当地的市政议会负责决定。决定水价的基本原则是：减轻使用量较少的消费者的负担，对超过平均使用量的消费者采用累进制收费。收费标准按水表口径的大小来制定，水表的口径分为小、中、大、特大4种，每一种口径再细分为几个等级，口径越大者收费标准越高。不同的口径即使用水量相同，大口径也比小口径的水费多。这样就有效地节制了大户的用水，同时以较低费用保障了最基本的生活用水。 8．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着力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一项重点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工作不断加强，有力地保障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和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依然是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突出水情，长期以来形成的水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污染严重、生态恶化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水资源问题仍然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我们还要看到，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水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得发展与水资源的矛盾更为突出。为此，我们必须按照中央水利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一要建立用水总量控制制度，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在确定产业发展、生产力布局、城镇建设规划时，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因水制宜、以供定需，做到量水而行。二要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大力倡导、全面强化节约用水，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做到节水优先。三要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到强化保护。 为把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真正落到实处，还要加快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切实加强监督考核，全力实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坚决守住三条红线，以确保水资源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高效利用。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任何道德都是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都是某种程度的公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引导群众更好地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更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具有了明确的方向。但与之相背离的是，父子反目、夫妻相斗的事件并不少见；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 2011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2．早晨一离开家门，家住西安街的魏学光就开始头疼，两部电梯中的一部被搬家的占用，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就紧逼大门出口。小区里有人把车停在行人通道上，堵住了路，管理员就急忙对着门禁喊叫车牌号。 正值上班高峰期，小区大门口喇叭声一声接一声，门前停满了车。路上的车子挤成螃蟹状，各不相让，谁也走不动。 好不容易开出了小区，一路上，看见开在前面的司机摇下窗户，然后把痰吐在原本干干净净的马路上，旁边的一辆车又从窗口扔出一张用过的纸巾。 路过一个公交站，明明已经排好队等着上车的老人，愣是挤不过一个从旁边插过来的小伙子。 眼神掠过公交站旁边的电线杆，贴满了“办证”和“高价收购药”的小广告。 斑马线前，人们驻足静候飞驰的汽车驶过。见有空当，老人刚要抬脚，滴滴的喇叭声又响起来，老人只好把脚再放下去。 办事排队、过马路看红绿灯、碰了人说声“对不起”、上完厕所冲马桶，这些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是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灌输的道德思想，也是基本的社会规范。可是现在，诚实、处处守规矩的人却被看成是不知变通、守死理儿、假惺惺。 现实生活中，只要稍许留心，人们不难发现一些不良行为。比如，设置在街头的磁卡电话。遭毁坏的情形就比比皆是；绿地，本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但许多绿地里却有人在其中嬉戏、下棋、酗酒、谈情说爱；城市中的雕塑，被涂抹和砍砸得面目全非的事也屡有发生；漫步商业步行街，随地乱扔果皮纸屑甚至于随地吐痰的现象更是随处可见；在犄角旮旯里，常有个别男士侧身而立撒起小便；在公用厕所里，不随手冲刷便池者更是大有人在，等等。这些与我们的社会公德、城市环境极不相称的现象，实在令人担忧。 3．公交车上让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只有一个座位，到底应该让给抱孩子的妇女还是老人，恐怕我们谁也无法作出判断。2011年“五一”期间，汤女士接待几位广‘州朋友在武汉玩，一行7人上了588路公交车，准备到江汉路。车上，她给朋友11岁的孩子做工作，希望孩子把座位让给一位抱幼儿的妇女，不料却遭到身后没有得到座位的60多岁老大爷责骂，老人竞用武汉话骂了她两站地，而得到座位的妇女却转头向车外一声不吭。 这一事件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在全国都要设立一个让座日，号召大家文明礼让。”“让座要礼貌，接受让座也要礼貌。”网上呼吁设立“全国让座日”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百度贴吧，有网友率先发帖号召全国网民行动起来，文明让座并礼貌接受让座。 4．从2008年2月22日开始，每月的22日都将是北京的“让座日”。该项公益活动由市交通委、市运输局联合发起。2008年2月21日，由市交通委等单位推出的“让座爱心卡”同时问世。在公交车上让座的乘客，将通过司售人员获得卡片。到年底时，获得卡片较多的乘客，将获得物质奖励。 随后，有多个城市相继设置了“让座日”。2011年5月14日，200多名身穿印有“文明交通志愿服务”白色T恤的志愿者，聚集在香洲客运总站，参加了“排队日、让座日和文明交通志愿服务活动”的启动仪式。 在公交车上给老、幼、病、残、孕等乘客让座是人人都应遵循的社会公德，可如今在公交车上，让座却成了稀缺现象。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有些乘客素质低下，把公德意识抛到九霄云外等。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让座者的举动未得到充分肯定甚至是受到冷遇也是一重要因素。 媒体曾报道，有人在公交车上让座后，对方连声谢也没有，便坐了上去；还有老人不服老，对年轻人让座不仅不感谢，还很不高兴；还有女士身材较为丰满，被人误以为是孕妇而让座，结果是大发雷霆。这都会令让座者觉得心里委屈，或许以后就不会再让座了。 有关方面设置“让座日”，这样的举措让人拍手叫好!但“让座日”毕竟一年才一回，因此，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将“让座日”扎根心中，乘客们要树立公德意识，给弱势群体积极让座，与此同时，接受座位者也要心怀感恩，道声谢，即便你不需要这个座位，也要在致谢后再将座位转让给有需求者。若是这样，让座者能从中品味到助人的快乐，爱就能生出更多的爱，天天都会是“让座日”。 5．助人为乐是一种社会公德，是应当受到社会尊崇的高尚行为。然而眼下，“不敢当好人”却是不少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遭遇了“好人难当”的信任危机。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下公交车时见徐寿兰老太太摔倒在地，就将老人扶至旁边，并且在其亲属来到以后一起送老人到医院，还垫付了200元医疗费。但后来徐老太太则称是在等车时被彭宇撞倒。2007年1月4日，徐老太太将彭宇告上法庭，判决的结果是彭字应赔偿40％的损失费计45876．36元。依据南京市鼓楼区法院的推理，彭宇送徐老太太上医院的行为纯属“做贼心虚”。 无独有偶，“南京彭宇案”又现“郑州版”。2008年8月21日，郑州小伙儿李凯强骑电动车时被骑自行车的宋老太太追尾。李凯强见宋老太太倒地后就上前扶起她，宋老太太却说自己的腰被撞伤，要求李凯强赔偿医药费，并将李凯强告上法庭。2009年12月28日，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作出判决，由于无法查证是由李凯强还是宋老太太其中一方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根据公平原则，宋老太太的损失合理部分由双方各承担50％。因此，李凯强应支付宋老太太1万元精神抚慰金及其他费用7．9万余元。 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一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为何这么难?文明为何这般奢侈?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 6．进入高温时节，游泳是众多市民消热避暑的一种较佳选择。然而，部分市民却肆意在市内各饮用水水库游泳，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2011年7月8日下午，慈溪市政府组织水利、环保、公安、建设等部门开展水库禁泳联合执法检查，督促各镇有关单位做好水库禁泳工作。 下午3点半，检查组一行首先来到梅湖水库。保安人员正冒酷暑坚守在第一线，时刻监视着水库四周的动静，水库现场并未发现入库游泳者。在上林湖水库，管理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从高温开始后，到水库游泳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都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选在早晨六七点钟或下午五六点钟来，像赶集一样。 经劝阻，大部分人都会及时离开，但有些人会玩“猫捉老鼠”游戏，趁人不注意又会到水库游泳。下午4点半，检查组一行来到杜湖水库时发现，七八名未成年儿童正聚在一起戏水；还有两名男子躺在救生圈上，划水转圈，悠然自得。检查人员当场劝他们离开。 检查组指出，梅湖、上林湖、杜湖等水库都是慈溪市饮用水源地，每年都要向水厂提供数千万方的饮用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饮用水源水库是市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禁止在水库内游泳和从事其他可能污染生活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严禁为游泳者提供与库区游泳相关的服务；对在饮用水源水库内游泳的，环境保护部门将依据《浙江省实施办法》予以处罚；在饮用水源水库内游泳，且妨碍正常管理造成后果的，公安部门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7．自包头市开通无人售票公交线路以来，部分素质低的乘客在投币时，向投币箱中投入了各种假币、残币、代币。据不完全统计，公交集团每年因此损失20多万元。 据了解，市公交集团点钞中心每天清理出来的假币、残币可谓五花八门。假币多为颜色与钱币相近的花纸，还有大量娱乐场所的游戏币，其中不乏韩币、日币等。据公交集团统计，每天公交车上清点出的残、假、代币大概有700多元，包头市公交行业每年都要因此损失20多万元。 对此，公交集团只能提醒司机严加防范，但有时因上车的乘客较多，司机往往无暇顾及，假币、残币、代币防不胜防。为此，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希望通过本报呼吁市民：遵守社会公德，别再用假币、残币、代币乘车。 8．相关调查显示，许多群众自发地、积极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他们所遇到的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但是当被问及“看到有人正在做出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时，您会怎样”时，回答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有25．4％的市民表示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出面制止；若要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则仅有5％的市民会出面制止；另外，26．6％的人表示会随大流，有人出面时也出面，没人出面就不出头；33％的人因为怕打击报复所以敢怒不敢言；10％的人认为制止有违社会公德的行为是有关部门的事，与自己不相干。 南此可知，大多数人还是属于“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光说不做。按照调查项目，可以将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在保证自身利益情况下会出面制止：第二类是能够为了维护社会公德，牺牲一定的自身利益；第三类是不顾个人利益，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作斗争。 9．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时有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调查结果显示，57．1％的人将之归因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54．8％的人归因于个人修养差，36．8％的人归因于管理措施执行不力，29．7％的人选择了“道理明白，行动跟不上”，28．6％的人认为整个社会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上的变化是导致公德缺失的原因之一，24．4％的人认为违反社会公德的人对社会有怨气，16．1％的人认为公共场所的舆论压力不够，14．7％的人认为有些公共设施或管理规则没有从方便市民的角度来考虑，另外，还分别有8．7％和8．6％的人将矛头指向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因采用的是多选形式，故累计百分比超过100％)。 10．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有在街头得到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的热心帮助的经历，而这种热心的帮助并不会给美国公民带来任何“被倒打一耙”的危险，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几乎每个州都制定了一项《无偿施救者保护法》，其核心就是鼓励人们在紧急时刻伸出援手，并且能够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免除无偿施救的后顾之忧。在美国的民事诉讼中，法官也往往在基于事实的基础上，倾向于无偿施救者，例如坚持“原告证据不足，被告即无民事责任”原则，并且在紧急状态下，做好事的人在无偿救助他人时，如果救助行为对被救助者造成伤害，可以免除负担法律责任。由此可见，“道德风险”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救助者是肇事者，出庭费还要被救助者自己来拿。 11．2011年7月11日，为期四天的温州市第二届公民道德教育公益论坛在掌声与温情中落下帷幕。四天时间、十二场报告，来自机关、企业、媒体等领域的200名市民以及外地学员，经受了一场心灵的洗礼。“四天里，一次次因为感动而流泪”，参加论坛的市民田敏说，这次论坛是一次心灵的沉淀，听后能为自己找到立命的根与道。 台上，是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统道德践行者：王希海，26年如一日照顾生活无法自理的父亲；田秀英，山东一名普通农村妇女，用孱弱的双肩抚养严重烧伤的残疾儿子成才；刘苏，从2001年开始每月一次捐献血小板，被誉为全国“无偿献血女状元”……一个个感人肺腑的先进模范事迹使台下听众为之动容动情、为之潸然泪下，不时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本次论坛是由市慈善总会、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研究会主办，温州市传统文化促进会、温州技丁学校承办，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的纯公益性活动。围绕“弘扬中华文化，做有道德的人”主题，论坛邀请了全国道德模范田秀英、山东电视台《天下父母》栏目总导演吕明晰等十多位学习和践行传统文化成就斐然的志愿者作专题报告。他们围绕伦理、感恩、礼仪、诚信、和谐、荣辱、养生、孝道等时代热点问题，以独特的视角展开阐述。 12．2010年12月20日。兰溪市云山街道天福山社区启动以“崇尚文明，从我做起”为主题的“天福山在行动”活动，以驻“点”、治“线”、扩“面”为载体，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目前，全市其他社区也以“四城同创”为动力，以提高居民素质为立足点，整合资源，虚实结合，有计划、分阶段地开展公民道德教育“社区在行动”活动。 2011年3月31日上午，兰溪市委书记宋志恒，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成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庆松先后前往星辰路、丹溪大道，参加兰江街道青松社区公民道德教育“社区在行动”共建活动。 青松社区以提高居民素质为立足点，以社区活动为纽带，从居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从“四城同创”大处着眼，从改变人们陈规陋习入手，整合资源，有计划地开展文明在我环境中、文明在我先进中、文明在我话语中、文明在我微笑中、文明在我感恩中等五项专项行动，实施公民道德教育，激发居民关心、支持社区建设和参与社区活动的热情，为美化家同、建设兰溪出力。 宋志恒说，公民道德教育活动要持之以恒。道德的力量应是公民发白内心的力量，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最终日的是使公民成为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从他律到自律，从外部影响到自我约束。“四城同创”的最终目标是为市民创造更舒适、更优美的生活环境，市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此，每一个市民都要参与，从自身做起，循序渐进，从而成为自觉的行动。公民道德教育还要培养与管理相结合，要将提升道德素质作为主要目标，继续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公民道德建设活动，加强教育和管理，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 2011年是云山街道永进社区的公民道德教育年。兰溪市政协主席郑遗清参加了该社区的共建活动。郑遗清一行详细了解了社区的环境卫生情况，并与社区志愿者一起走进居民区，向社区居民分发“道德教育，崇尚文明”倡议书，倡导居民人人重视公民道德教育，人人争做文明市民，人人劝导不文明行为。

申论给定资料 (一)简政放权，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阶段，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简政放权”正在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执政亮点。中国国务院接连召开会议大范围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的审批以提振经济增长。民调显示，中国民众期盼政府能够进一步深化涉及户籍、教育、住房、生育等民生领域的行政审批改革。 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国政府在第一批取消和下放71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基础上，再取消和下放62项行政审批事项。这次主要侧重于企业投资和生产经营领域，目的是激发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活力。 (二)近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指出，83.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在户籍、教育、住房、社保、生育等民生领域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在这些领域中，政府的行政审批程序依然繁琐。 “两个多月没法好好工作，随时都要请假外出办手续。”谈起最近买二手房过户时繁琐的手续，江西南昌市民刘莉莉深感无奈。她需要一次次向单位请假，跟原户主到行政审批中心办理。除了与房屋有关的手续，还需要提供未婚证明，而仅这一项，她就在民政局和审批部门间奔波了数次。据南昌市公安局负责户籍办理的工作人员介绍，南昌市外人员若要办理户口迁移，“户口本、身份证、入户申请书、准迁证、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证明，一样都不能少”。在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定。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未来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的减少需要更多的向民生领域倾斜。”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说。受访民众纷纷反映，在基层办理行政审批手续时托关系、送礼已经成为“潜规则”，某些审批项目也成为审批部门权力寻租的“温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认为，户籍、住房等行政审批项目其实是许多问题的末端，简化行政审批手续首先需要制定完善的行政审批制度。 上述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应该加大放权力度，对属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范围内事项不设审批项目。沈荣华说，一些政府行政审批项目的缩减需要根据社会需求进行，公开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如此才能真正减轻企业和百姓的负担，使改革更加有的放矢。 “目前民意反映比较强烈的这些领域，政府应该予以重视，在无法取消的情况下，力求通过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改善服务态度来满足老百姓的诉求。”王伟说。他同时提醒，行政审批手续并不是越快越好。譬如户口一项，由于涉及面广，需要相关部门按程序严格审批，防止假户口等违法行为出现，侵犯更多公民的权益。 (三)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以来，已先后两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重点都落在简政放权上，这突出了新一届政府改革的魄力。这种魄力根植于对国情的清晰认识上，对人民和市场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简政放权，就是腾出手来抓大事。当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头等大事。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出口导向到内需拉动，事关民生利益。形势倒逼我们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着手，理顺权力运行关系，减少甚至剔除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原生阻力。“把该放的权力放掉”，就是要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让改革释放出更多更大的活力，让民众享受到改革红利，这是拉动内需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四)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职能转变的第一项就是“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可见放权在此轮改革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当前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较多，审批程序繁琐、效率低下，利用审批牟取私利的问题比较突出。“加大力度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任务。”迟福林说。 此次机构改革前，国务院进行过六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00多项审批项目，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近70%。第一批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重点是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项目，这也极为契合社会的广泛期待。目前，发展改革委等国务院部门对于投资项目管理，按照投资主体、投资范围、限额不同等情况，实施审批、核准和备案。改革后，一些投资项目将取消审批，一些审批将下放地方，即使对于仍由国务院相关部门审批的项目，也将简化程序、限时办结。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指出，一批行政审批权取消和下放后，“跑部前进”现象将有望消失，国务院各部门将从全能型走向有限责任型，减少微观事务管理，重心转为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当前，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划分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但也存在国务院部门管得过多过细问题，从而阻碍地方因地制宜主动开展工作。这次改革提出推进向地方放权，既要下放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也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 在此之前，行政审批权下放已进行过成功实践。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暂时停止了20项行政审批的实施。 这一改革立竿见影。当年年底，广东省取消约170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审批事项，有效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创业门槛，充分释放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放权让地方受益的同时，中央部门可以从繁杂的微观事务中退出，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强化宏观管理上，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说，放权对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政府要加大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估量分析及科学预测，制定相应的方针、目标、政策和制度，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我做食品行业近30年，碰到的审批麻烦太多了。”2013年全国两会上，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说，“一个食品企业，至少要花三四个月去申领食品生产许可证，有些小企业审批时间更长。” 这次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正是对企业现实呼声的有效回应，也是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有效举措。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丁元竹认为，政府强化行政审批本身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放权正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突破口。高小平则指出，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把政府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将激发起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中央编办负责人表示，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将有利于改变政府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社会组织规范发展的现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当然，这还只是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提出，各部门要加大减少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工作力度，加快进度，科学评估，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五)美国对经济的管制大约自19世纪末开始，先是在铁路领域，后来还逐渐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邦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州的经济事务和国际贸易进行各种各样的审批和监督。但是过多的管制和审批严重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要求国内取消管制和审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福特总统任期内，美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赢得国民对政府的信赖，开始采用行政手段对管制和审批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取消对经济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比如美国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的管制，加上有线电视、经纪业等领域的改革，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放松管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果。 美国的经验表明，过多的政府管制，繁杂的行政审批手续，不利于经济发展。适当的政府管制，简单有效的行政审批手续，可以解放生产力，同时也可以约束经济领域的许多不法行为，比如攫取垄断收益、不正当竞争、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是公共利益来牟取私利等行为。美国政府行政改革主要围绕着放松管制展开的，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取得了显著成绩。到1990年为止美国因此而获得了400亿美元的收益。放松管制取得成就的原因是由此而引入竞争，减少了政府干预的成本。 (六)日本对经济的管制大约是20世纪初开始的，先是在海运领域，后来也是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天皇特别行政机构，这些机构依照国家法律建立，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对外海运和捕捞事务进行审批和监控。二战后日本成为战败国，更是加强了对经济的管制，这样拥有行政审批权的机构就越来越多。行政审批权的范围也越来越大。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日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曾先后进行过七次，行政审批项目大幅度减少，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在许多管制领域引入市场机制，这一系列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日本经验表明，过多的经济管制，复杂的审批手续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使企业在发展道路上得不到优良的政府服务。根据周志忍教授的《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一书中关于日本行政改革的论述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改革方向主要有三种倾向：一是市场化倾向，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的作用，限制对民间部门的干预；二是民营化倾向，减少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职能分工，当公用事业、公共物品和服务由民间机构提供更有效时，就应该转移到民间机构去；三是自由化的倾向，政府放权于社会，政府的管制活动尽量减少，以使市场和民间力量充分发挥其功效。在这种行政改革思想指导下，日本进行了管制缓和改革，在细川内阁时期，日本推行了管制改革。对经济性管制按照“原则自由，例外管制”的原则实行大幅度缓和改革，就社会性管制，最小限度地保留，并进行了彻底调整。对需要新增加的管制和审批，要严格审定将其控制在最小限度。因而日本在管制和审批中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通过中央政府作用来建立自立、自主、以民为主的社会经济体系，试图依托并灵活运用市场机制进行自由主义方式的改革。从日本管制和审批设置的过程可以得知日本的行政审批权几乎完全让给了市场和社会，政府留下的审批权是微不足道的。 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从制度上减少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受贿的机会。如政府在工程管理方面，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和提高经营效益，普遍实行业主责任制，一般不直接参与融资与管理。 (七)2012年，广东被确定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省。要做科学发展的排头兵，先做改革的排头兵。在此次改革试点中，广东要如何完成中央赋予的使命，破除束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积累经验?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党的十八大代表、省长朱小丹。 南方日报：朱省长，您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请您亲自给我们解读最近几年广东的行政体制改革。在省人代会上，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一项。目前，这项改革在全省的推进情况如何? 朱小丹：一直以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广东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着力解决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如果政府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审批上，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过度干预微观经济，必然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同时，权力越是过分集中，留给权力“寻租”空间就越大。所以，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必须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减少审批，简政放权，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2012年以来，广东省扎实部署开展了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台《关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对以往保留、近年新增的审批事项和日常管理中具有审批性质的事项共1120项进行全面清理，目前已经公布了两批改革事项目录共383项，其中取消197项，下放和委托130项，向社会组织转移56项，国务院批准我省先行先试调整100项行政审批事项，其中停止实施66项，下放34项。虽然这次调整的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近一半，但并不表明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对那些尚不具备调整条件的审批事项，我们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加以调整。我们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接下来还要从实际出发，把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南方日报：此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哪些重点领域? 朱小丹：根据中央的部署，结合本省实际，这次我们着力在三大领域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投资领域。汪洋副总理多次强调，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攻坚性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投资领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整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与投资审批相关的企业登记注册，目前前置审批项目多、环节多，容易压抑市场主体创业活力。因此，这次改革在取消、下放相当一部分投资审批权限的基础上，我们还率先在深圳、珠海、东莞、顺德等地开展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在佛山、惠州、肇庆、揭阳、清远等地进行企业登记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是社会管理领域。政府同时承担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应当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但现在以审批代替服务的现象、政府大包大揽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因此，社会管理方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在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下决心减少或下放审批权限；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逐步把部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给成熟的社会组织。 三是非行政许可审批领域。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临时性行政许可有效期只有1年，超过1年仍需实施的，必须上升到法规，如果1年之内没有上升到法规，就自动取消。《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后还保留了一些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这次改革，要大幅减少这类审批事项，同时明确，在国务院规定的范围之外，不再增加新的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南方日报：中央政府主动“削权”，发布了第六批行政审批改革项目，而且还批准广东先行先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中深意耐人寻味。很多人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已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释放市场主体包括民间活力、推动科学发展的持久动力。您对此怎么看? 朱小丹：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两者必须协调配合、互促共进。汪洋副总理多次指出，改革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广东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于率先推进体制改革，在全国形成领先的制度优势。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广东依然存在。由于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而既得利益格局又制约着改革的深化。这样，广东的改革实际上已经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我们之所以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突破口，是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与科学发展和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行政权力配置格局和政府部门利益格局。政府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以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引领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健全行政权力科学化、公开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加快实现“小政府、大社会”，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据我了解，佛山市顺德区商事登记改革走在全省前列，2012年5月实施以来到10月底新登记注册企业比2011年同期增加24.8%，这说明，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就是给全社会创造活力松绑。 南方日报：当前一些政府部门重审批，轻监管，往往把审批作为监管的唯一方式，认为取消审批就无法监管了。也有人担心，取消审批或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会出现管理“真空”，会扰乱市场和社会秩序。 朱小丹：事实上，“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在政府部门仍然比较常见，以批代管在一些部门甚至有固化的倾向。这是政府职能错位的一种比较典型的表现。这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变“重审批，轻监管”为“宽准入，严监管”。或者说，政府管理方式要由事前审批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为主转变。 取消、下放或转移行政审批事项，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但不等于可以削弱政府监管，相反要更加重视监管，加快创新和强化政府监管机制。省政府已经出台了审批事项调整后加强监管的意见，要求各部门针对每一项取消、下放、转移的事项，紧密结合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逐一制定相应的具体监管办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着力构建行政管理、社会自治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综合监管体系，防止出现管理“真空”。在政府向社会组织转移职能过程中，我们突出强调加快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按照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原则分类分步实施，确保相关事项“转得出、接得稳”。我们要更加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服务管理能力评估办法，引导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规范运作、诚信执业、信息公开、公平竞争、奖励惩戒、自律保障机制。 (八)在当前经济形势复杂且不确定因素较多的情况下，“政府之手”不可或缺，但“政府之手”又不可太长，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成为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要务。 的确，这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因为如果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难以理顺，市场的动力就难以有效释放。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层面，各种政府管制、审批等限制性政策措施让企业难以自由、自主地从事经营和投资活动。 这是本届政府加快改革决心的体现。“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该加强的宏观管理切实加强，做到事前审批要多放，事中事后监管问责要到位。这对促进民间投资、扩大就业、提高企业竞争力、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等都是一剂良药”，李克强总理清晰的界定着“政府的角色”。市场期待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顺各级政府间的关系”实现政府角色的回归。 当然，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免出现三个倾向；一是需要警惕“权力的变相收回”，二是需要防止将政府的部分审批权转由一些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承接，三是需要防止“二政府”的出现。政府要“放得开、管得住”——放得开，就是要把政府的权力放给市场，市场能管的政府不要管；管得住，就是要管住那应该管的，必须管的，还要依法管。事实上，只有把该放的放了，才能腾出手，把该管的管好。 当我们的政府部门在下放审批权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积极主动地放掉该放的权，另一方面又认真负责地管好该管的事，我们就能够切实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做到简政放权和加强监管齐推进、相协调，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 (九)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时说：“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我们相信，随着政府转变职能的成效不断显现，将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中国经济更加健康的发展，使改革红利惠及最广大的百姓。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明确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一声声温暖的问候、一句句耐心的解答、一次次无私的奉献……今天的中国，从抢险救灾到国际赛事，从保护环境到防治艾滋病，从服务西部到服务社区，哪里有需要，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志愿者。 志愿服务是志愿者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自愿贡献时间、能力和财富，为社会和他人提供的公益服务。我国现代志愿服务活动既受到西方志愿精神的影响，也是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延续与复苏。20世纪60年代，学雷锋活动为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志愿服务活动方兴未艾，继而蓬勃发展。在2001年“国际志愿者年”和2008年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会等重要事件的影响下，“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的概念已经逐渐被社会认同，志愿服务不断发展，成为一项具有广泛公众基础的社会事业。据统计，我国志愿者人数已经超过6000万，其中正式登记注册的志愿服务人员突破3000万。志愿服务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文明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党中央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党的十八大对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以城乡社区为重点，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围绕扶贫济困、应急救援、大型活动、环境保护等方面，围绕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困难职工、残疾人等群体，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风气”。《意见》对志愿服务的强调，彰显了志愿服务的社会价值，也为开展志愿服务话动提供了广阔空间，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为推动志愿服务活动持续健康开展，2014年，中央文明委制定下发了《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这是继中央文明委《关于深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之后，又一个指导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文件，为推进志愿服务经常化制度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准则。 2．不久前，武汉长江工商学院团委书记吴艳接到了一个来自上海的陌生男子的电话。对方表示他77岁的老母亲孤身居住在该校附近，目前身体状况不佳，请求该校学生陪同老人到附近的医院看病。经过核实后，连续6天，该校的志愿者们轮流到老人家中陪护老人，接送她到医院看病打针，直到老人痊愈，该校的志愿者们用自己的行动传递了爱心和善心。事后，长江工商学院借此机会完善了志愿服务支持政策和主要措施，该校师生也就大学生志愿服务存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以下是部分讨论内容。 志愿服务达人杨洋：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针对性，服务内容与社会需求脱节，需要志愿者们更加关注社会，并且开展相关的社会调研活动，使志愿服务更加贴近社会热点和需求。此外，活动缺少延续性、缺乏系统培训、缺乏必要的激励等也是当前各高校志愿服务团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觉得高校可以建立一套系统的培训、管理、激励机制。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柯兰：开展公益活动，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很重要，仅凭一腔热血往前冲是不行的。高校志愿服务组织要建立工作总结和讨论机制，定期对开展的各类活动进行总结，寻找问题和不足。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成员杨方雨：开展公益活动不能被动地接受和响应，而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经常思考“我还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怎样做，这个活动的效果会更好?”更重要的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们要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团委书记吴艳：高校应该对大学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进行正确、有效的指导。不能为了开展活动而开展活动，而是要将志愿活动作为人才培养的硬指标，固化下来，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使之常态化。 3．在广西柳州，有一种遍布社区街道的特殊“超市”，人们走进去看到的不是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墙上贴着的各类志愿服务项目。只要社区居民提出需求，志愿者便会上门提供各类专业化的志愿服务，这便是被当地人称为“雷锋超市”的志愿服务站。 宝莲社区主任董红云还记得，2012年“雷锋超市”刚挂牌开张时，曾在社区引起不小的“轰动”。每逢居民来打听这家超市是卖什么的，她都会笑着回答：“‘雷锋超市’不是卖商品的，而是为大家提供志愿服务的。” 董红云觉得社区有很多日常工作都可以归到志愿服务的范畴内，而过去有些集中活动式的志愿服务则过于注重形式。当共青团柳州市市委提出设立“雷锋超市”志愿者服务站的设想后，她立刻表示赞成。在她看来，用固定模式把志愿服务在社区普及开来，使居民都来参与，既可以帮社工分担工作量，又可以增进邻里互助的氛围。向“雷锋超市”寻求帮助的过程并不复杂，而且服务快。只要群众提出的申请被受理后，工作人员便会安排有相应特长的志愿者提供服务。也就是说，“雷锋超市”的志愿服务模式，不是简单的单向输出式，而是根据群众需求进行针对式的志愿服务，力求落实服务效果。服务结束时，社区工作人员还会向受助人征询服务质量的意见，在记录表上进行登记。 每逢周一下午，柳州市龙擎苑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张丽萍和袁小霞都会如约来到宝莲新都小区王友中家，给他做健康检查，鼓励和帮助他做康复训练。2012年3月，王友中因工伤致残后一直瘫痪在床，“雷锋超市”的志愿者了解了他的困难后，便长期对他进行结对帮扶。据悉，宝莲社区“雷锋超市”现有1000名登记在册的志愿者，张丽萍和袁小霞就是其中两名。 在主友中看来，“雷锋超市”这种开在社区门口的志愿服务站不仅方便，而且服务的延续性较好，有时张丽萍、袁小霞有事不能来，会有别的医务志愿者代替。健康义诊、学业辅导、家电维修、法律援助等都是宝莲社区“雷锋超市”日常提供的志愿服务项目。宝莲社区团支部书记何琳告诉记者，除了这些常规项目，他们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新的服务内容，像今年春节，“雷锋超市”还为社区不懂网络的外来打工者提供了网上订火车票服务，让他们在一年的忙碌后可以安心返乡。 “以前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找人是最头疼的。”柳南区福鑫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陆杨柳说，他们通过一张小小的星火积分卡把众多志愿者凝聚在了“雷锋超市”周围。 志愿者黎长清是一家燃气公司的技术人员，3月21日，记者跟他来到民鑫小区一户残疾人家检修煤气。黎长清熟练地将肥皂水抹在燃气管道连接处，查看是否有漏气的现象。在仔细检查完燃气灶、热水器后，他又叮嘱户主洗澡时注意打开排气扇通风。确认每一个用气环节都安全后，他才放心地离开。这次服务被福鑫社区团支部书记刘仲卿登记在一张蓝色的星火积分卡上。除了服务时间、地点、服务内容和积分外，登记人还会签字确认，确保服务积分有凭有据、真实可靠。 按照福鑫社区星火积分卡制度管理办法，志愿者每参加一次社区志愿服务积10分，累计积分达40分，社区将为其发放“星级志愿者VIP卡”。 拥有积分的志愿者在本人需要帮助时，可优先得到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同时，志愿者可以将积分转赠给家人、朋友，或者社区困难群体。2014年，福鑫社区还推出一项新的优惠活动，他们发展了一大批“志愿服务联盟单位”，志愿者拿着“星级志愿者VIP卡”就可以在社区周边的饭店、卖场和燃气站等单位享受多种折扣优惠。 陆杨柳表示，社区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参与志愿服务的社区居民获得社会的认可，也让社会组织通过让利方式回报社会，在群众和社会组织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不断壮大“雷锋超市”的志愿者队伍。 共青团柳州市市委书记赵涛涛介绍说，为推动“雷锋超市”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柳州市制定了《“雷锋超市”志愿服务站建设方案》《“雷锋超市”志愿服务站建设、管理和考评办法(试行)》“雷锋超市”志愿服务站考核评分表》等方案和制度，各个社区在大框架下还可以推出各具特色的激励管理办法，从而实现“雷锋超市"经费有保障、建设有标准、队伍有组织、服务有水准、考评有依据。 为进一步扩大“雷锋超市”的覆盖面和影响力，2014年共青团柳州市市委还计划推出“掌上志愿服务认领APP系统”，集纳全市56家“雷锋超市”登记的志愿服务需求。系统开发后，市民可以注册加入该系统，志愿认领服务项目，还可以以个人和单位名义，发布集结队伍信息，组织志愿者一起开展爱心志愿活动。 4．常住人口只有150余万人的珠海，注册志愿者人数已有20万人，随着“让志愿成为时尚，让爱心得到褒扬”“来了就是珠海人，来了就当志愿者"等服务口号和理念的深人人心，志愿服务已经成为珠海城市生活的新方式。 很多到政府部门办事的市民都有过这样的苦恼：上班时间自己出不来，休息时间服务窗口又不接待。随着珠海市公安、税务、房地产登记中心等多家政府服务窗口启动了党员志愿岗，如今，前来办事的市民觉得方便了很多。 李嘉辉是珠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一名民警，每到周三中午，他和同事就准时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在服务大厅的工作岗位上，咨询、派号、接待、收费，一个中午下来，他们能为近百名市民提供办证等服务。“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但在市民有需求的时候伸把手，感觉很值得。” 专门选在周三中午来办理港澳通行证签注的市民何小姐告诉本报记者：“党员志愿服务窗口太方便了，中午也能来办事，不用特地去请假。” 为了鼓励更多党员干部参与志愿服务，2013年6月，珠海市市委组织部发起并成立了珠海党员志愿服务促进中心，该中心由市志愿者联合会管理，采取社会化的运作方式制订章程和管理办法，并在全市范围内招募党员志愿者。在经费保障和管理方面，依托“党建带团建”，市委组织部特别下拨20万元作为中心的运作经费。目前，全市已有近800名党员注册成为志愿者，开展“便民利民、环境保护、扶贫帮困、就业创业、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很多人认为珠海是一座适合养老的城市。然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测算，珠海市常住156万的人口中，青少年约为124．9万人，约占全市常住人口的80％。 共青团珠海市市委一直以当下最时尚、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方式推广和开展志愿服务。2013年6月，共青团珠海市市委举办“2013全城志愿服务缤纷show”，向广大市民和爱心企业集中展示和宣传公益服务。一方面，通过“展会式”比拼，有效增强了各大志愿服务组织的竞争意识，促使他们提高服务能力；另一方面，通过“买卖式"资助，让有意做公益活动的企业和市民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淘”志愿服务项目，使志愿服务的针对性更强。在活动当天，就有近10个项目和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在志愿者的招募方面，珠海通过开通志愿服务官方微博、微信、威客，发布珠海市“志愿服务地图”，让珠海青少年真正实现了“随时随地、想玩就玩”参加志愿服务。此外，还借助“全民偶像”郎朗、才旦卓玛、汪涵、劳丽诗、霍启刚在市民中的号召力，邀请他们以留言、录制视频等形式向全体市民发出加入志愿者的热情邀请，吸引了大批“粉丝”加入志愿者组织。 为了促进全市的志愿服务活动、保障志愿者组织的合法权益，2012年底，《珠海经济特区志愿服务条例》经人大立法并正式施行，该《条例》规定，建立珠海志愿服务工作协调机制和信息系统，为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提供服务，维护其合法权益。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均可根据需要成立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服务达到一定时数的可授予奖励，可优先享受社区照顾、社区养老、社区互助等公共服务和自助服务，外来人口可以按规定享受积分人户，其子女享受积分入学等奖励政策。 在共青团珠海市市委书记王小彬看来，这个条例的出台让全市志愿服务工作一下子步人快速、规范的发展轨道，有利于全市志愿服务在良好的法律环境中健康发展。 随后，珠海又启动了“志愿时”志愿者综合管理系统平台，实现了志愿服务在登记注册、招募录用、管理监督、考核激励、资源整合和信息化建设等各个环节的规范化运作，这使得全市志愿服务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服务保障机制得到明显完善。 截至目前，珠海“志愿时”系统注册人数已突破13．7万，注册团队达430个，辐射范围包括学校、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各志愿服务组织；个人服务时数最高达2732小时；共发布志愿服务项目780个、平均每天有9个新申请的项目在“志愿时”发布和招募。 5．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然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4509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9％的人感觉与10年前相比，当下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40．6％的人不熟悉邻居，其中12．7%的人根本不认识邻居。如果生活遇到困难，仅18．5%的人会首先向邻居求助。 曾几何时，邻里关系确实比亲戚还亲：一群小孩儿在胡同里跑着玩，邻居谁家饭做好了，就去谁家吃饭；家长不在家，孩子也会托付给邻居；夫妻吵架了，经常有邻居主动过来劝架、调解；有人生病了，邻居会边打电话叫救护车，边七手八脚地把病人往外面抬……可如今，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森林”中，邻里间已难觅这些温馨场面，邻居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大多数人只会“猫眼看邻居”，正如一首歌唱的那样：“城里人，门对门，见面不相认……” 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应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从大处说，和谐邻里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邻里不和谐，社区、社会难以真正和谐，如今因邻里纠纷而导致的故意伤害案还少吗?从小处说，新时代的人们，并非不再需要融洽的邻里关系，相反，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功能弱化，客观上使我们更需要邻里互助。而邻里互助，当然要建立在融洽的邻里关系之上。“远亲不如近邻”是个亘古不变的真理，谁家不会遇到困难?当困难来临时，能及时伸出援手的，往往就是邻居。如果邻里间经常走动，一些独居老人死在家中的悲剧，或可避免。 因此，传统的“邻里守望”精神不能丢。邻里之间多了解、多沟通、互相照应，应成为“邻里自觉”，从而建立一种“互信互助不互扰”的新型睦邻关系。很多人在问，敲开邻居门，咋就那么难?也在感叹，比邻而居，心却遥远。可是，又有几人扪心自问，自己为改善邻里关系，又做了些什么? 6．最近，一部名为《我们都是好邻居》的微电影在天津市河西区火了起来。记者来到电影的拍摄地——天津市河西区天塔街气象南里社区，一探究竟。 在天塔街，社区居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张丽娜向记者介绍，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是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站长。原来，该社区被作为试点率先引入了“河西区志愿者注册管理系统”，将自发形成的、分散的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整合，成立了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广泛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社区里互助友爱的氛围十分浓厚。 以居民真实经历为剧本，《我们都是好邻居》反映了一个个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传递关爱的小故事，电影中的主角全是天塔街的居民，所有镜头也都是在社区志愿服务站和居民家中取景拍摄的。 在气象南里社区，若干志愿服务队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党员志愿者始终起引领带动作用。拥有45位社区志愿者的“搭把手”邻里互助服务队，队长左恩华就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党员。左恩华对记者说，社区志愿者就近就便，提供为高龄老人代购物、为外出邻居代管钥匙、为双职工家庭代接送上学子女、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代找保姆的“四代"服务，以及家电维修、下水道疏通、理发等便民服务。 “知道年轻人都爱玩儿微信，我们就把‘阵地’也建了进去。”左恩华老人特意提到，社区在去年年底专门开通了微信服务平台，每当居民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通过微信进行求助，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将求助信息反馈给“搭把手”邻里互助队，由此开启了志愿服务的“微时代”。 记者发现，不仅是天塔街道，近年来，河西区精心策划实施了“邻居节”“互助节”“志愿服务大家庭"等一批长期志愿服务优势创新项目，形成了“一街一品牌、一居一特色”的志愿服务事业格局。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河西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芸向记者介绍，作为天津市的中心城区之一，河西区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19．3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24．3％，早已达到并超过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为了破解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难题，河西区以社区志愿服务为重点，以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为依托，大力开展“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成效十分明显。以一个好邻居和一名志愿者共同帮扶一位空巢老人为核心打造的“1+1+1”助老志愿服务活动，受到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充分肯定，已成为全国“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中的一个品牌。 记者在最早发起开展“1+1+1”助老志愿服务活动的河西区友谊路街谊景村社区了解到，作为其中一个“1”的志愿者，纷纷同需要帮助的老人签订帮扶协议，做到随叫随到；作为另一个“1”的好邻居，每天需要问候一次老人或同老人见一次面。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1+1+1”助老志愿服务活动逐渐形成了以“助困送温暖，助医送健康，助乐送文娱，助聊送抚慰，助学送知识，助急送救援，助难送法律”为主要内容的“七助七送”服务模式，其机制和形式得到进一步固化。 邻里守望成机制，志愿服务建品牌。目前，天津市河西区参与“1+1+1”助老志愿服务的好邻居、志愿者已达1．8万余人，帮扶老人近6000人。“邻里守望，互帮互助’’已成为群众的一种文化自觉。 7．对于志愿者和志愿精神，广大网友在网上展开了热议： 网友“寻找慧根”说：郭明义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献200毫升血、捐款给希望工程、帮助困难工友……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情，也是很多人够得着，做得到的。但郭明义又比一般人走得更远。20多年来，他累计献血共6万毫升，发出了140张汇款单资助180个学生……聚沙成塔，久久为功，郭明义创造了一个普通人的爱心奇迹，也给普通人带来了启迪。 云南省楚雄州网友说：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兴旺、社会的和谐都离不开这种精神，爱心是一把火，它可以照亮和温暖人们的心灵。 网友“凌燕晨飞”说：公益应该从你、我、他做起，从娃娃抓起。因为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我”组成的，而娃娃正是在模仿自己的亲人过程中长大的。 网友“感动”说：让人们感动的是一种精神，就是关心他人、无私奉献、真诚感恩、服务社会的志愿精神! 网友“尊敬志愿者”说：我为千千万万个志愿者而感动。他们是无名英雄，不怕困难，无私奉献，努力践行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他们犹如寒冬的一团火，融化人们冰凉的心；他们犹如黑夜的一盏灯，照亮别人前行的路；他们犹如春天里的一抹绿，点亮整个大地——他们是令人尊敬的英雄! 有一位网友还做了一首小诗：“你的志愿让我们明白／我们身边的人有关爱／你的大爱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世界充满真爱／你的生命让我们明白／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爱。” 8．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八届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文委《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意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河北省志愿服务活动广泛开展，深化拓展“善行河北"主题道德实践活动，进一步壮大志愿者队伍，完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河北特点的志愿服务制度，河北省文明委出台了《关于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措施》指出，要培育志愿服务文化自觉，通过理论指导、新闻引导、文艺倡导等方式，做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加强对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服务群体先进事迹的宣传，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使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结合时代条件深入挖掘和阐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志愿服务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找准情感的共鸣点，大力倡导善行文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的道德准则。弘扬“赶考”精神，引导志愿者用实际行动做有爱心、有善心、有诚心的“赶考人”，鼓励人们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措施》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志愿服务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融人城乡社区治理。各级文明委、志愿委要加强对志愿服务活动的总体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加强对志愿服务组织的指导，文明办和志愿办要发挥好牵头作用。志愿委各成员单位要多设计接地气、聚人气的项目，多开展顺民意、得民心的活动，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好事。鼓励动员社会资源广泛参与志愿服务，有效弥补政府服务和市场服务的不足，为百姓分忧，为政府助力。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按照“落细、落小、落实”的要求，抓紧制定具体管用、简便易行的实施办法。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是21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4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的文件，首次提出“田园综合体”概念，指出“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建设以农民合作社为主要载体、让农民充分参与和受益，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等渠道开展试点示范”。 田园综合体是集现代农业、旅游休闲、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是极具特色的现代农业庄园和理想的现代乡村居所的有机结合体。田园综合体作为一种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新业态，在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下能够得到政策鼓励和呵护，是因为它顺应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它能够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新模式、新常态条件下，满足城乡居民对高端生活、旅游和消费的各种新型需要，创新性提供宜居、宜养、宜旅的高品质农业产品和服务供给。 文件为田园综合体的依托主体和创建内容指明了方向，旨在通过田园综合体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盘活农村的多种资源，融合区域的多种产业，激活城乡的多种要素，实现农村宜居、宜业，城市居民乐意来、喜欢住。 田园综合体模式的开发，综合了生态、文化、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因素，形成了一幅山清水秀、文化丰富、经济繁荣的美好画面，满足当今生活在快节奏下人们对回归乡土的诉求，回归人们内心最初的美好向往，望山、见水、记得住乡愁。 2．田园综合体是实现中国乡村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模式，也是一个打造诗意栖居理想地的时代课题。 乡村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潮流，田园综合体顺应这股大潮而生。看似匮乏实则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需要匠心独运的开发。一段溪流、一座断桥、一棵古树、一处老宅、一块残碑都有诉说不尽的故事。瑞士有被称为无烟工业(手表、军刀)、无本买卖(金融业)、元中生有(旅游业)的“三无经济”。旅游本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产业，瑞士在这方面开发得风生水起，值得借鉴。 一个完善的田园综合体应是一个包含了农、林、牧、渔、加工、制造、餐饮、酒店、仓储、保鲜、金融、工商、旅游及房地产等行业的三产融合体和城乡复合体。对农民来说，远走他乡和抛家别亲的进城务工牺牲太大，在本区域内多元发展，从多个产业融合发展中获取收益的模式更为可行。没有一个比较高的生活水准，人心必背，没有产业支撑的田园综合体也只能是一副空皮囊。各级各类现代农业科技园、产业园、创业园，应适当向田园综合体布局。 文化就是“人化”与“化人”的过程。田园综合体要把当地世代形成的风土民情、乡规民约、民俗演艺等发掘出来，让人们可以体验农耕活动和乡村生活的苦乐与礼仪，以此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生产与消费、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从而产生符合自然规律的自警、自醒行为，在陶冶性情中自娱自乐、化身其中。缺乏文化内涵的综合体是不可持续的。 各种基础设施是启动田园综合体的先决条件，而及时地提供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又会对后续的发展产生持续的正向外部性。一个地方缺乏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物流、人流、信息流，就无法实现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沟通，乡村偏僻的地理位置被阻隔世外，就无法与外部更广阔的地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向外开放的经济空间。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农业和乡村与国家和社会的落后往往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就是乡村年轻人大量流出的过程和老龄化的过程、放弃耕作的过程和农业衰退的过程，以及乡村社会功能退化的过程。田园综合体是乡与城的结合、农与工的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生产与生活的结合，以乡村复兴和再造为目标，通过吸引各种资源与凝聚人心，给那些日渐萧条的乡村注入新的活力，重新激活价值、信仰、灵感和认同的归属。 3．2017年8月左右，多个省份陆续公布了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项目情况。继特色小镇之后，田园综合体成为新一轮县域投资热点。总体看，各地试点进展顺利，取得了初步成果。不过，一些地方田园综合体建设出现了脱农情况，以延伸农业产业链之名拿地，却行房地产之实；一些企业建设田园综合体，虽做的是农村产业融合，却忽视农民利益，甚至试图把农民赶走。 田园综合体是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新概念，不同于一般的农业园区建设，也不是传统的乡村旅游，更多的是从农村发展角度对乡村资源进行的合理开发，涉及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其本质上是三产融合体和乡村复合体，通过资源聚合、功能整合和要素融合，使得城与乡、工与农元素在田园综合体中相得益彰。田园综合体的核心是“为农”，特色是“田园”，关键在“综合”。 田园综合体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以空间创新带动产业优化、链条延伸，构建农业发展新动能，助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田园综合体要展现农民生活、农村风情和农业特色，核心产业是农业，并不是“农村+地产”或“农村+旅游”，绝不能将综合体建设搞成变相的房地产开发，也不能搞成大兴土木、改头换面的旅游度假区，确保田园综合体建设定位不走偏。 城镇化发展的巨轮并不一定要碾压田园的诗意。建设田园综合体，以田园特色为基底，留住乡愁，保护好青山绿水，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在壮大农村产业的同时，为农民探索多元化的聚居模式，既保持田园特色，又实现现代居住功能；在保持田园肌理的基础上强调城乡互动，既服务“原来的人”，又服务“新来的人”。 建设田园综合体，关键在“综合性”，不是搞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离土上楼，而是要建设宜居、宜业的新农村，实现村庄美、产业兴、农民富。由于其建设涉及财政支农投入机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业经营模式创新、建设用地保障等诸多领域，因此建设田园综合体，不是在生产、生活和生态等领域单一地试点探索，而是对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全局性变革，是引领“三农”改革发展的重大政策创新。 在实践中，田园综合体投资大、周期长，不可避免地引入较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农村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但也要避免社会资本对农村资源的过度侵占、对农民权益的挤出效应。要保护好农民的就业创业、产业发展、乡村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权益，使农民全程参与田园综合体建设过程，完善企业、合作社和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从中广泛受益。 作为新事物，田园综合体没有统一的模式，也不应有固定的设计，要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注重保护和发扬地方文化，而非移植复制和同质化竞争。田园综合体建设不可大干快上、遍地开花。当前，尤其要警惕一些乡、村举债搞建设或大拆大建、盲目铺摊子的情况。 4．“田园综合体”综合化发展产业，跨越化利用农村资产，是当前乡村发展的创新突破。产业融合是打造田园综合体的必由之路。某地在产业融合过程中却问题频频，以下是当地某部门调查报告的相关内容： 我区基础设施薄弱，不少地区为山区、半山区，土地细碎，交通落后，有些地方没有机耕道，无法使用机械化设备。有些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建设了厂房、购买了设备，但水、电、气、网等配套设施不到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乡镇和村政府借款、农户筹资，财政拨款占绝对主体地位，2017年仅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缺口率就达40%。同时，金融信贷支持不足。农业基础设施产权不够清晰、承贷主体不明确，以政府及其相应职能部门作为贷款承贷主体，又不符合国家信贷管理规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贷款。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及时获得资金补充，只能错失发展良机。 农村产业融合是多元参与、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税费优惠和财政补贴均以农民合作社和农户为主。部分工商企业带着丰厚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参与农村产业融合，难以享受同等的优惠待遇，而且项目申报难，设定的申报条件过于苛刻、申报程序过于繁琐，不少经营主体达不到要求，有时最需要支持的企业因为条件限制反而争取不到支持。如此一来，既降低了部分企业的积极性，也削减了部分已有项目的竞争力。 虽然我区农村产业融合的参与主体在形成风险共担、互惠共赢的利益联结机制上作出了有益探索，但部分项目的利益联结机制仍不健全，缺乏对农户的辐射带动力。有些企业参与农村产业融合项目，与农户有竞争、无合作，在农民合作社中“一股独大”，甚至取得优惠政策后从事非农的高收益产业。这就不难理解，有些农村产业融合项目，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核心原因就是收益不能与时俱进。调研中，看到有鼓励农户以土地入股方式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让农民分享土地资产增值收益的情形，这是有益探索，但也直观感受到，普通农户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 我区农业加工企业，都是从事初级农产品生产和初、粗加工企业，农产品附加值低，其中5家蔬菜生产企业，是直接供应市场生鲜蔬菜，2家企业冷藏保鲜蔬菜，1家企业从事食用菌深加工，缺乏精深加工企业。当前，我区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程度低、层次浅，突出体现在龙头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合作方式简单，没有形成稳定的购销关系和利润分配机制；有些企业在一产向二产的延伸中，精深加工投入少，产品附加值低，农民没有分享到产业融合中的“红利”。 5．“誓把巢湖当水瓢，哪里干旱哪里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安徽省合肥地区流传着这一说法，其背后有两个语境：一是合肥地处江淮分水岭，干旱缺水是江淮分水岭的常态；二是由于干旱缺水，这一地带不适宜种植传统大田作物，发展相对落后。 如何跳出地理上的困境，实现脱贫致富?四年前，素有“中国苗木之乡”之称的肥西县，遵循江淮分水岭的地理特点，开始在这一带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观光、旅游综合体，即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及的“田园综合体”。在肥西县官亭镇，景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官亭林海。 2017年5月5日，时值江淮初夏。为了打破城乡文化的藩篱，肥西县在官亭镇游客接待中心开设了咖啡店，游客们一边呷着咖啡，一边欣赏着美景，耳畔不时飘来轻柔的音乐。 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乡村旅游人数已占全国游客总量的1/3，而近年来主要城市周边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年均增长率更是高于20%。在这种迅猛的发展形势下，简单的“吃农家饭、住农家房”型乡村旅游已难以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旅游、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同步改善的新要求，全面升级势在必行。集农业、文化旅游甚至地产于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趋势。 “持续推进城乡大建设，等高对接合肥中心城区，全面建成九纵八横、深度融合合肥的交通路网，有序推进老城区综合改造，全力争创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城市形象明显提升，实现由近郊县向主城区的历史性转变。推动城乡联动发展，着力构建以烟雨水乡、湖光山色、岭上风光为特色的美丽乡村，建成省级中心村38个、美丽乡村示范带6条。”肥西县委副书记李某介绍，官亭林海就是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田园社区于一体的特色小镇。 “休闲旅游不是官亭林海的全部。”李某希望通过生产、生活、生态的改变，实现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有机结合与关联共生，涵盖生态农业、休闲旅游、田园居住等复合功能，将新型产业与农村发展进行有机结合，在规划时，就按照多功能、多业态的综合运营去规划设计。 产业是田园综合体的核心。中央一号文件中的“支持有条件的乡村”，所谓的“有条件”，在业内看来，是指当地有特色的产业、有特色的人文景观以及生态资源，总归是有特点在其中。 官亭林海生态区，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农业、文化旅游、农事体验和园区社区化管理服务，由公司化主体运营。城乡融合，先是城乡互动，实现生活、社交、信息的流动，从而实现文明的融合。对村民来说，田园综合体是接触外界、打开眼界的窗口，不同文化在此交融互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肥西在规划时进行了全面统筹。 在人的层面，不把农民丢到一边。田园综合体是一套综合产业体系，需要集中要素资源对乡村进行整体规划、开发和运营。在此过程中，肥西利用好农民合作社这一载体，通过土地流转，对土地经营进行中长期产业规划，发展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园区，以此作为建设田园综合体的基础。而加入合作社的农民，既可以在其中就业，还可以通过股权、租金等方式获得收益，实现充分参与和受益。如此一来，既培育了新型经营主体，也充分保护了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防止集体资产被外来资本控制。 在产业层面，田园综合体的核心产业是农业。当然，为了改善乡村旅游硬件和提升服务水平，生态区对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改造甚至重建，但本身仍是乡村，并且特别保留了乡村的原生态，同时尊重和发扬农耕文明，融合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创新形式，真正展现农民生活、农村风情和农业特色。 考虑到农村人向往都市，都市人又想回归田园，当一个城里人和一个农村人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很难互融，尽管都有迫切的互动需要，但是却没有很成功的模式可以一揽子解决好这些问题。在官亭林海的周边，肥西县正在对农村进行改造，以官亭林海为中心，逐步向外围拓展。改造的思路是，让城市和乡村实现文明融合。 “我们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三次产业比逐步优化，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超九成。”李某说。 6．“基于我们多年的探索实践，李家庄无论是基础设施条件、‘田园综合体’要素，还是发展潜力方面，都与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相契合。”2017年，榆中县被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确定为全国8个“田园综合体”示范试点之一，打造甘肃首个“田园综合体”。当前，被榆中作为“田园综合体”试点核心园区建设的李家庄，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抢抓中央提出建设“田园综合体”这一乡村创新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刀阔斧展开新的探索。 一栋栋日光温室整齐排列的设施蔬菜种植及观光采摘区，宽敞明亮的连栋温室区，依势而建的仿古小亭……走进李家庄村，置身村里近几年全力打造的“榆兴农庄”，这些映入眼帘的设施和建筑，在向每一个造访者展示着一个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的勃勃生机。 李家庄村党总支书记张建文说，为促农增收，村里起步发展设施蔬菜种植，建起了55座日光温室，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水电等配套设施始终不完善，生产条件较差，导致后来许多农户逐渐放弃日光温室蔬菜种植。为此，已离开家乡做生意多年的张建文，不顾身边人的反对，决心返乡发展，带动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他请来了榆兴农业公司的专家考察设计，对29座已经撂荒的日光温室进行改造升级。公司引入智慧农业理念和物联网技术，专门聘请第三方公司共同开发相关软件，提升日光温室的自动化水平，人们通过手机APP就可以进行浇水施肥、卷帘等操作，还可以实时收集温室内的温度、湿度等生产数据。 “做农业，除了面临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还要突破新鲜果蔬冷链运输等难题和瓶颈，所以，为了给村里拓宽发展路径，我们提出了‘整村推进’的发展思路。”张建文说，首先是进行劳动力整合，村里从2014年年底开始对全村劳动力资源进行梳理，鼓励一部分有思想、有能力的年轻人借助乡村旅游积极创业，鼓励其他村民参与到农业生产、原始加工作坊、特色手工艺品和风味小吃制作及三产服务中去。其次，对全村的宅基地统一整合，建设村民集中居住的小区，并利用国家土地增减挂钩政策，调整出新的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建设全村产业发展的配套设施。最后是土地整合，实现土地规模化、集约化利用。 “思路必须付诸实践。但自我到村里任职后，感觉村里村外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很多村民获取信息不够，有的甚至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张建文说，为了畅通村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村里大力推进智慧乡村建设，推动无线网络信号全覆盖、智能手机普及和电信、电视“三网合一”入户。2015年，李家庄村被评为“全省第一智慧乡村示范点”。 在帮助村民转变思想观念的同时，李家庄村“两委”也积极调整思路，提出了新的构想，即将李家庄村打造成集智慧农业、农事体验、科普教育、生态观光、主题娱乐、时尚运动、康体养生养老、农耕文化体验、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农业综合体”，成为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乡村旅游区。基于这一思路，李家庄村制定了全新的发展规划，力求实现“以一产为核心带动三产发展，再通过一三产的发展带动二产的快速提升”。 如今的李家庄，处处是变革发展的景象，“田园综合体”正从规划、图纸上一点一点变成现实。偌大的“水上餐厅”项目已启动建设，乡村大舞台、李家庄老茶馆、森林王国、盆景园、乡村动物园、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广场、作坊一条街等体现当地民俗和特色的项目也正在加快推进建设…… 作答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