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B县东城街道裕民社区“爱上锅巴饭”的后厨，老曹忙活着给客人制作餐点，门店里络绎不绝的客人，让老曹没有休息时间，一年前还在外漂泊的他，如今已经是小店的老板；梅姐是裕民信合花园物业公司的一名员工，曾经在家待业的她如今通过应聘完成了从“家庭主妇”到“职场女性”的转变。“裕民社区是在县城‘南扩北升’基础上建起来的‘年轻’社区，属于易地搬迁社区，去年被评为第五批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实属不易，我们社区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在我们这个社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社区党支部张书记说，“我和这些搬迁群众一样，都是这个小区的新人，这里就业岗位不多，做好原住居民以及搬迁群众稳岗就业工作，就是我到任后要破解的首要难题。”就业岗位不多，那就想办法开拓新的岗位。为了实现就业岗位“开源”，裕民社区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力。社区规划办全员出动拉项目、谈项目、筹资金，社区市场监督协管员成了“店小二”，负责协助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在社区内申请创业补贴、办理相关证照。“短短两年，我们社区就促成一个大型超市、一批商户的开业和发展，为居民提供了收银员、理货员等600余个工作岗位，我们还引进了1个公园、1个景观廊桥项目的建设和4个楼盘的开发，这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建筑类岗位300余个。”社区建设办翁主任说。此外，裕民社区还与辖区企业、商户签订《促进充分就业合作协议书》，双方共享求职招聘信息，鼓励企业、个体工商户为本社区群众优先就业、就近就业创造条件。叶女士原本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待业在家的她日常喜欢刷短视频。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一年前参加由社区组织的电商中高级培训班改变了她的生活，让她的日常爱好变成了谋生手段，从此打开了直播带货的大门。裕民社区通过开展职业培训，加大失业人员的就业砝码，让原本就业“单选题”变为了择业“多选题”。根据失业人员的培训需求，社区主动联系县人社局组织开展技能培训。“去年，我们依托县职业培训学校和电商中心，组织220名搬迁群众参加月嫂、烹饪、电商直播等培训，90%的群众都通过培训开创了自己就业的新路……”张书记信心满满地说，“这些培训都是免费的，大家积极性都很高。我们就是要让搬迁群众头脑灵起来、信心强起来、思想活起来！”夏大姐是裕民社区第四网格的网格长，定期做好片区劳动力的摸排登记和后期跟进服务是她的重要工作之一。无论春夏秋冬，夏大姐得空就去入户走访，平日里群众咨询电话不断，她还要定期发放调查问卷，对社区的家庭劳动力状况、就业情况、搬迁群众的技能水平和培训意愿等情况做摸排，并将摸底情况分门别类建立台账。平日里她都会随身携带自制的“劳动力小册子”，随时翻看补充，还经常“点对点”推荐合适岗位，就业后一个月内还会回访，夏大姐说：“看似简单的工作，其实需要耗费大量的心血。”“政策咨询、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创业扶持、托底安置”，裕民社区办公室的任务栏上赫然写着这些大字。在裕民社区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居民只需要“走进一扇门”，便可办好就业创业相关的事情。此外，针对就业困难人员，裕民社区还实施“一人一档”“一人一策”，重点解决帮扶问题。去年，58岁的老周找到夏大姐，想要找份工作，但他既无年龄优势又无技术特长。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在夏大姐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最终老周在社区里的一家公司当上了保安。“安置一人，稳定一家，和谐一片”，这是夏大姐在工作中的深切感受。如今的裕民社区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目标。“目前，我们社区就业率达到了97%，失业人员再就业率达到了98%，认定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率达到了100%。”张书记兴奋地介绍说，“在创建充分就业社区的过程中，老百姓找到了好工作，日子更有奔头；企业解决了用工需求，发展更有底气；社区收获了群众的肯定和沉甸甸的荣誉，大家做好工作也更有劲了。”【材料二】早年间，C县石桥乡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种植、加工、销售一体的乡村经济体系。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既要保护好绿水青山，又要搞好乡村产业，这是奋力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的必由之路。我们要做到两全很难。”石桥乡陈乡长说。为守护绿水青山蓝天、推进高质量发展，石桥乡积极谋求乡村产业转型。菱河沿岸，乡化肥厂果断关停，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采石场也悉数关闭。乡党委政府组织力量，深入调研各地的具体情况，调整发展方向，找寻新突破点，推动产业转型，增加农民收入。伴随着乡村产业的全面转型，石桥乡的柿子产业蓬勃发展。石桥乡的柿子产业带，满目葱茏，“金果子”销往40多个城市，还出口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柿子漂洋过海送到消费者手中刚好能吃，可以实现吗？“乡里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发推广中心，我们也正在做相关试验，希望消费者收到柿子的时候，软度和甜度刚好可以直接吃。”果业公司的经理说。石桥乡立志把柿子打造成本地的地理标志品牌，既组织从业者走出去，在各地调研，又把农业专家请进来，教农民机械化、数字化种植，提高“金果子”含金量。种植环节，改品种、改树形；仓储环节，气调贮藏、智能控温；配送环节，轻量包装、冷链物流……处处洋溢着时代新风。如今，石桥乡柿子全年综合产值突破亿元，带动近两万人就业。“统一出售，更容易掌握市场定价主动权。去年和今年，我都种了三万斤的红枣，但今年收入比去年多了两万元。村里的红枣卖得越来越好，我们村民也越种越有信心。”红枣种植户老林欣喜地竖起大拇指说。组建“红枣团购群”，直播带货……石桥乡陈乡长和村委干部们为拓展新的销售渠道忙得不亦乐乎。“小小红枣，全身是宝。”陈乡长说，“红枣可以鲜吃，也可以制干，还可以做成果汁、果酱、药材，围绕红枣我们正在不断延伸产业链，争取集成效益。”石桥乡的红枣干、红枣蜜等农产品正通过线上线下走向全国。今年，石桥乡还打造红枣园微度假产业基地，引入亲子采摘、乡村美食、研学参观等项目。“过去，群众在小农经济下单打独斗，自己种植红枣，自己挑到集市上就卖了，现在的产业链延伸，是大市场经济思维，我们要大胆尝试新的经营思路。”陈乡长说道。有思路就有出路，在乡党委的大力支持下，石桥乡红枣专业合作社对接专业品牌运营团队，对红枣进行宣传推介。“我们红枣的品牌已经注册，美誉度、知名度都显著提升。”陈乡长说，“品牌化有利于扩大市场占有率，也倒逼自身提升品质。下一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省的知名品牌。”在石桥乡的主导产业表单上，食品加工业排在首位，其中果醋酿造更是拉动当地发展的重头戏。为满足果醋公司扩产能的需求，经乡政府协调，将石桥乡化肥厂关停后闲置的70多亩工业用地划给果醋公司，300多名原化肥厂职工到果醋公司再就业。去年，果醋公司的酿造师老胡领了个稀奇差事——配合技术工程师，将传统酿造手艺转化成数据。计算机精准记录下胡师傅家几代相传的手艺，将其变成精密参数。如今，新建的智能化酿造车间里，工人只需轻点按钮，便可指挥一车间的智能设备忙起来。通过传统工艺的现代化转型，果醋公司的产能显著提升，实现了每年500吨的产量。“包装材料园正在建设中。”果醋公司张董事长说，过去包材企业散落在外地，吸引来本地后，果醋产业链延长开来，产值不断增加，“我们的果醋是绿色健康饮品，符合当今消费潮流。我们有信心围绕果醋，打造出现代化的食品产业集群。”“只要找准新路径，就能让乡村产业发展进入新赛道。通过深挖再造，我们完成了从种植、加工、销售到产业链延长的乡村经济体系全面转型。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持续发力，做大做精，实现乡村产业的全面振兴。”石桥乡陈乡长深有感触地说。 【材料三】近年来，A县充分发挥养老机构资源优势和医疗机构医疗康复技术优势，坚持“医中有养、养中有医、居家有约、失能有保”，积极探索“医养一体、两院融合”农村养老新路径。以下是上级有关部门就这项工作进行调研座谈时，部分干部群众的发言摘要：某乡镇中心卫生院周院长：我们卫生院有60张床位，过去长期使用率不足60%。三年前，一位老人看病后由于家中无人照料，提出继续住院接受护理的意愿。我们一摸底，发现全镇约有140名失能、半失能老人，但以前卫生院没有养老服务功能，附近的养老机构、幸福院里也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无法满足这些老人的入住需求。正好赶上县里出台“医养一体、两院融合”政策，我们就把50张床位申请用于医养结合。随着老人入住，现在床位使用率升至100%。增加医养结合床位，可谓“一举多得”。市卫健委老龄健康与医养结合科费科长：目前，老年人大多数都是居家和社区养老，形成了“9073”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对于居家养老群众，我们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健康体检、健康管理服务。其中，对居家行动不便的农村老人实行“一键呼叫”服务，即在老人手机上设置快捷键，可一键拨通家庭医生电话；对部分慢性病老年人实行家庭病床服务，并把部分服务费用列入医保报销范围，目前有400多人次享受了这项服务。同时，我们还定期为居家老人提供血压检查、心电图监测等上门服务，极大缓解了居家养老的就医负担。某医养服务公司护理员老赵：昨天我们跟着签约医生一起去了86岁的张奶奶家。8年前，张奶奶因脑卒中导致瘫痪在床。她家孩子都在外地工作，身边只有老伴陪伴。我们公司根据她的实际情况，由专业康复师和医生量身制定护理计划。目前，老人处于康复阶段，我们每两天就上门一次给她做康复护理。像她这种情况，平均每天需要90元护理费，但长护险可以报销54元，个人仅负担36元，这个费用大家基本都能负担得起。县卫健局白局长：长期以来，医不能养、养不能医是基层的共性难题，养老、看病两头跑，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无形中束缚了大家的手脚。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以老年人的健康需求为导向，不断充实完善医养结合、长期照护、安宁疗护及老年健康服务等方面的政策体系，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推动形成了规模适度、功能完善、覆盖城乡的医养结合服务框架，探索出一条医养结合的新路径。现在，全县3家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全部开设了老年医学科，7家乡镇卫生院增加了养老服务职能，鼓励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为乡村养老机构提供服务。同时，大力推进“两个机构、一门服务”养老机构建设，在乡村养老机构、幸福院中增设卫生室和护理站，派驻医护人员提供医疗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基本健康需求。某村养老院刘院长：村里原来的养老院地方小、条件差，没有医疗条件，距离村卫生室也不近。前年，按照县里明确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群众自愿、市场运作原则，我们把村养老院和卫生室重建在一起。按照县里《“医养一体、两院融合”机构养老试行办法》，我们拿到了每张床位1500元的建设补贴，以后还可以按入住人数拿到每人每年600元的运营补贴。现在，村卫生室的5名医护人员不但负责给全村百姓看病，还负责对养老院的老人进行专业护理、医疗保健。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医养技能培训。同时，我们还与县医院建立医联体，定期聘请专家来给老年人会诊。入住的老年人突发疾病或大病时也可第一时间得到医院专业救治。现如今，在养老院看病，能用新农合报销，村里很多老人都申请搬进来！村民老张：过去因为父母都瘫痪在床，我只能辞去工作照顾老人。村干部知道我家的情况后，帮助我们申请了长期护理险鉴定，还帮忙联系让二老住进了县医院“长护险”医护专区。在这里，一天三顿有人把饭菜端到跟前，护理人员定时给擦脸洗手、打扫卫生，照料起来比我们做儿女的还细心周到，两位老人身体状况好了很多。我母亲原来还患有两块褥疮，经过两个多月的专业看护，她的褥疮没了。一旦老人病情有变化，随时有专业的医生护士处理。现在国家的政策好，我们的医疗专护费用能报销65%，每人每月支付1200元左右就行，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我也能安心出去工作了。市医保中心史主任：市里已连续3年把“长护险全覆盖”作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写入市政府工作报告，由各县具体抓落实。它综合考虑个人、医保基金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建立“全民缴费+财政补贴+医保统筹基金+福彩公益金补助+社会捐助”五方共担的资金筹措机制，确保资金筹集稳定，有效降低了群众负担。例如城乡居民护理险个人、财政、福彩基金和医保基金统筹额度分别为3元、3元、4元和40元。 【材料四】兴旺区是K市最早向城市化过渡的地区之一，辖区内老旧小区很多，老旧小区改造一直是区里的重点项目。违章现象整治、道路修复铺装、水电管网改造……改造后的小区居住环境明显提升，但仍存在着许多棘手的难题。东瑞园小区是兴旺区首批完成改造升级的小区之一，但家住该小区的王阿姨却被管道漏水问题困扰了数月。“这是共用管道，应该由物业来维修。可是我跟物业反映了两个月，至今还没有安排人来修。”王阿姨说，“每次他们都说知道了，但就是没见人来修过。”对于物业公司的不作为，同一小区的住户老赵表示已经司空见惯了。据他介绍，虽然小区门口设有升降杆，但平时并不启用。一些外来车辆进入小区，挤占了小区的车位，使得小区内部车辆经常“无处落脚”。还有一些业主为了自己停车方便，使用各种方法占车位：有用电动车、自行车或三轮车占位的，还有安装地锁的。他多次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个小区以前是没有物业的，去年小区改造后我们才进驻，但物业费收取却非常费力。有些业主认为物业就是看个门、扫扫地，还有些业主认为只要不收费用，怎么管理都无所谓。”东瑞园小区物业公司张经理无奈地说，“老旧小区本来就因为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容易出问题，平时需要维修花钱的地方有很多，即使全额收齐物业费也不一定能保持运转，更别提盈利了，这样‘入不敷出’，也挫伤了我们提高服务品质的积极性。”“大部分老旧住宅小区未归集房屋维修基金，这样就没有后期公共维护保养的钱了。按照规定，维修基金降至总量的30%就应该续筹，但许多业主认为，买房时已交了钱，后续不愿再交。一些房屋经多次转手后，新业主也不愿意交费。”社区工作人员小刘说，“《物业管理条例》只对新开发楼盘进行规定，没有涉及既有住宅和改造后的老旧小区。我们希望市里可以针对老旧小区物业管理出台一些政策，填补公共维修资金缺口。”迎泽公寓小区有20多年了，去年年底刚刚完成改造，但大部分居民对拆除防护网一事意见很大。“我不同意拆防护网，太不安全了。”住户陈女士说，有的住户担心拆了防护网之后孩子不安全，就把窗户钉死了，有的住户防护网上面还有雨棚，拆了后雨就飘到屋里；而她当时装的防护网质量比较好，花了七八千元，好好的拆掉很可惜。“当时我们业主代表到居委会，讲了防护网拆除后的安全隐患。提出如果一定要拆，要统一替换成隐形防护网。但是最终没有让我们如愿，拆是拆了，却没有再装。”陈女士指着楼上的几户窗户说，“你看，楼上几户有小孩的，又都重新装上了，这外观不是又破坏了吗？”社区工作人员小刘介绍，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住建局是业主单位，小区是受益对象，社区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和监督，但力度有限，面对居民意见只能做“传声筒”，这也导致一些施工项目在实际操作环节与居民期待存在差距，为后续治理埋下隐患。兴旺区旧改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投入，一年能争取到的专项资金约1.2亿元，但需要改造的老旧小区项目超过140个，平均到每个小区只有80万元，每栋楼不足10万元，旧改项目的利润对施工单位来说是“聊胜于无”。由于资金来源单一、投入缺少机制保障，不少地方只能将资金主要用于老旧小区水电气热、楼梯楼体等满足居民基本生活和安全的基础类改造。物业管理、绿化停车、托老托幼等完善类、提升类改造则难以兼顾，整体居住品质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不少老旧小区地处城市核心地段、文化底蕴厚重，具备商业开发价值，可挖掘闲置房屋再利用、有偿服务等‘造血点’，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改造资金的机制。”兴旺区住建局干部小王介绍，“去年我们把建融家园这个老旧小区改造成高品质长租公寓后，很快被抢租一空；正街社区挖掘街区历史底蕴，打造‘超级1号街’怀旧主题文创园，促进了文旅产业发展。”小王还介绍，停车场、临街门面和住房是旧改的重要“造血点”，但常常存在产权不一的问题，导致后期收益归属不清。“还需要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健全‘造血’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运营。”“浪头会不断起伏，但浪潮永远向前。”兴旺区住建局李局长自信地说，“改造后的老旧小区虽然目前仍面临‘管不好’‘管理乱’‘管理难’等许多难题，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有一颗为民初心，找准切入点，经过政府、居民和社会力量的不懈努力，老旧小区居住品质一定会得到根本改善，居住环境一定会明显提升。”
注意事项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给定资料材料一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总的看为上升趋势。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据世界上许多科学家预测，未来50～100年人类将完全进入一个变暖的世界。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21世纪温室气体和硫化物气溶胶的浓度增加很快，使未来100年全球、东亚地区和我国的温度迅速上升，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将上升1.4℃～5.8℃。到2050年，我国平均气温将上升2.2℃。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部浓缩的生态环境兴衰史，也是人类文明随着生态环境的兴衰而兴衰的历史。如果按照传统的发展趋势而不发生改变，则在100年内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将达到增长的极限。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温室气体排放。人类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如煤、石油等)，排放出大量的CO2等多种温室气体。据国外气象学家考证，近1万年以来，地球年平均气温的变化尚未超过20℃，但在最近的200年内，大气中的CO2含量增加了40%，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1.50℃。众所周知，在生态系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吃与被吃的关系，食物链就是这种各种生物之间由于食物关系而形成的一种联系。食物链是不能根据愿望来改变的，如果改变不当，则会对生物产生极大的影响。有一种候鸟，每年从澳大利亚飞到我国东北过夏天，但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使我国东北气温升高，夏天延长，这种鸟离开东北的时间相应变迟，再次回到东北的时间也相应延后。结果导致这种候鸟所吃的一种害虫泛滥成灾，毁坏了大片森林，这个地区的生物链与食物链都受到极大地破坏。材料二2013年1月，热带气旋“奥斯瓦德”肆虐澳大利亚东部，所到之处，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当地时间1月28日，昆士兰州因强降水爆发了洪水。2013年2月21日，日本东北地区连日遭遇暴雪袭击，使得青森县青森市的积雪已经5米多高。据日本气象厅称，青森市酸汤地区的积雪已经达到了515厘米，创下了该地区近年来的最高纪录。2013年7月以来，美国死亡谷国家公园持续高温，最高气温一度飙升至128华氏度(约53.3摄氏度)，接近100年前这里的最高气温记录134华氏度(约56.7摄氏度)。据台州市气象局分析预计，2014年台汛期(7～9月)预计总降水量550～710毫米，接近常年略偏多。其中7月份接近常年，8月、9月降水量较常年偏多。期间，强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极端天气为何越来越多?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适应室副主任周波涛表示：这与全球变暖有关。他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后，大气中能量分布会发生变化，比如蒸发加大、水循环速率加快等，从而造成极端事件偏多。材料三过去的百年海平面上升了14.4cm，我国上升了11.5cm。海平面升高的原因，主要是海水热膨胀，当海洋变暖时，海平面则升高。全球升温会引起地球南北两极的冰山(川)融化，这是造成海平面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英国官方近日公布的统计数据，在过去的20年中，由于泰晤士河的水位随全球变暖而升高，当地政府机构不得不先后88次加高防洪堤坝。如果极地冰冠融化，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会被海水吞没，马尔代夫、塞舌尔等低洼岛国将从地面上消失，上海、威尼斯、香港、里约热内卢、东京、曼谷、纽约等海滨大城市以及孟加拉、荷兰、埃及等国也将难逃厄运。研究表明，气温每上升1℃，粮食产量将减少10%。高温条件下作物生育期缩短，生长量减少，可能会抵消全年生长期延长的效果。气温每升高1℃，我国水稻生育期将平均缩短7～8天，冬小麦生育期将平均缩短17天。由于生育期缩短，减少了作物通过光合作用积累干物质的时间，质量也会下降。在现有的种植制度、种植品种和生产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到2030年，我国种植业生产潜力可能会下降5%～10%，其中灌溉和雨养春小麦的产量将分别减少17.7%和31.4%；2071～2100年，我国冬小麦生产潜力将下降10%～30%，水稻生产潜力将下降10%～20%，玉米生产潜力将下降5%～10%。材料四纽约锡拉丘兹大学的科学家在最新一期《科学家杂志》中指出，早前他们发现一种植物病毒TOMV，由于该病毒在大气中广泛扩散，推断在北极冰层也有其踪迹。于是研究员从格陵兰抽取4块年龄由500至14万年的冰块，结果在冰层中发现TOMV病毒。研究员指该病毒表层被坚固的蛋白质包围，因此可在逆境生存。这项新发现令研究员相信，一系列远古的流行性感冒、小儿麻痹症和天花、脑炎、狂犬病、登革热、黄热病等疫症病毒可能藏在冰块深处，目前人类对这些原始病毒没有抵抗能力，当冰层溶化时，这些埋藏在冰层千年或更长的病毒便可能会复活，形成疫症。科学家表示，虽然他们不知道这些病毒的生存希望，或者其再次适应地面环境的机会，但肯定不能抹煞病毒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部门负责人ShigeruOmi博士表示，每年由于疟疾、痢疾、营养失衡等问题死亡的人数至少有15万余人。西尼罗病毒、疟疾、黄热病等热带传染病自1987年以来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密西西比、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和科罗拉多等地相继爆发。ShigeruOmi博士指出，携带疟疾病菌的蚊虫开始出现在以前从未发生疟疾的地区，这些蚊虫已经从热带地区扩散至气候较冷地域。他表示，对于登革热而言，携带此种病菌的蚊虫数量上升的原因有很多，但可以确定的是，气候变化是其中之一。每年因疟疾死亡的人数至少有10万人。WHO估计，全球每年的登革热感染病例约为5000万起，其中约有50万患者需要住院治疗，12500起病例可能致命。材料五在乌鲁木齐去吐鲁番的途中，沿路南行，在通往丝路重镇达坂城的道路两旁，上百台风力发电机擎天而立、迎风飞旋，与蓝天、白云相衬，在博格达峰清奇峻秀的背景下，在广袤的旷野之上，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风车大世界，这里就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风能基地——新疆达坂城风力发电厂。昔日丝路重镇、以一曲《达坂城的姑娘》名扬海内外的达坂城地区，是目前新疆九大风区中开发建设条件最好的地区。这片位于中天山和东天山之间的谷地，西北起于乌鲁木齐南郊，东南至达坂城山口，是南北疆的气流通道，可安装风力发电机的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一年内12个月均可开机发电。达坂城风力发电厂年风能蕴藏量为250亿千瓦每小时，可利用总电能为75亿千瓦每小时，可装机容量为2500兆瓦。目前，这里的总装机容量为12.5万千瓦，单机1200千瓦。可做一个简单的对比：一个装机容量为500MW的火电厂，如果年利用小时数为6000h，则该火电厂年发电量为30亿kW·h。取电厂效率为38%，煤炭热值为21.2MJ/kg，厂用电率为6%，则该火电厂年耗煤量约为142.6万t，煤耗率约为0.475kg/(kW·h)。再由上述分析所得到的相关结果，可以得出该火电厂每年排放SO2为1786.49t，NOX为11408t，CO2为246.84万t，CO为370.76t，TSP(总悬浮微粒物)为570.4t，灰尘为156860t，废渣为42780t。相同装机容量的风力发电场，如果年有效运行时间为2200h，机组运行效率取90%，则该风力发电场的年发电量为9.9亿kW·h。根据火电厂单位发电量煤耗推算，该风力发电场每年可以节省燃煤47.025万t；根据火电厂各主要排放物指标推算，500MW装机的风电场每年SO2减排量为589.13t，NOX减排量为3762t，CO2减排量为81.3989万t，CO减排量为122.265t，TSP减排量为188.1t，灰尘减排量为51727.5t，废渣减排量为14107.5t。材料六2012年，由国电山西兴能有限公司建设的山西省首个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在清徐开工。分散式风力发电是指风力发电机组位于用电客户附近，所产生的电能就近接入电网，并在当地消化的发电形式。由于分散式风电在配电网中实行接入，从而减少了传输过程带来的电能损耗和对电网的冲击。上海电气风能有限公司的牟工程师表示，“一般而言，分散式风电规模都比较小，同时又接近负荷中心，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风电的消纳问题，也没有大型发电设施过于集中的风险，从而为风电开发企业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风力发电是依靠自然风力资源发电，属于可再生能源，不消耗常规能源，只需将风能转换成机械能，再由机械能转换成电能。根据成本费用理论，它的总成本费用只有风力发电机本身的机械损耗；运行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管理费用及设备的故障维护、检修费用以及财务费用等，与传统的火力发电相比，无燃料等的成本消耗，同时风能设施日趋进步，建设费用也在逐渐降低。煤、石油、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开采除了在沙漠地区外，通常要毁坏森林、良田和原有的各种植被，对陆地的破坏高。风能设施多为立体化设施，只在适当地点使用适当机器。一个大型风力发电厂可能包括几百个独立的风力涡轮机，并覆盖数百平方公里的扩展区域，但在涡轮机之间的土地仍然可用于农业或其他用途。材料七一走进东平县旧县乡山沃村，竖立在山顶上的几个风车格外惹人注目。风力发电属清洁能源，应该是好事，不过，对于这个村的村民来说，他们却多了许多烦恼。“晚上不能再叫它转，弄得人家都睡不着觉，很难受啊，白天怎么出去干活去。”让村民不胜其扰的风电机组，是2014年1月起，大唐东平风电场建设的，在山沃村紧邻的山顶上有4台风力发电机组，这些风电机组距离村民居住的村子100米左右。“风大了越响的大，我们算是没法了，都没法生活了。我又有病，晚上我连3个小时的觉都睡不了，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要是还有办法的话我就不在这住了，我就搬出去。”艾草松鸡是北美洲最大的松鸡。它们生长在美国西部和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和沙士吉万省南部长有三齿蒿的地方。美国堪萨斯州在风车出现之后，松鸡已渐渐消失。有调查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大的“风车场”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东部的阿尔塔蒙特山口，207.2平方千米的区域内有7000多台风力涡轮机，这些涡轮每年约杀死1766至4271只鸟。乌鲁木齐附近的柴窝堡湖风力发电场，上千个风车位于鸟类穿越天山峡谷的迁徙通道上。这些风车对于鸟类特别是对于那些夜间迁移的鸟类，却存在着威胁。材料八人们一谈起低碳，讲工业的多，讲农业的少，讲城市的多，讲乡村的少。实际上发展低碳农业已是刻不容缓，并且潜力巨大，大有可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追求品质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现代农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正是适应了这一发展趋势。可以预见，低碳农业的发展将在今后农业生产发展中将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低碳农业是一种比广义的生态农业概念还更广泛的概念，不仅要像生态农业那样提倡少用化肥农药、进行高效的农业生产，而且在农业能源消耗越来越多，种植、运输、加工等过程中，电力、石油和煤气等能源的使用都在增加的情况下，还要更注重整体农业能耗和排放的降低。上面是挂满“绿宝石”的丝瓜架，中间是绿盈盈的甜脆玉米、最下面长着翠绿的大葱，一块地里一茬同时种植3种蔬菜，这是麒麟区三宝镇雅户村现代蔬菜基地里的场景。雅户村是三宝镇有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村，该村已有上百年蔬菜种植历史，然而近些年来，人多地少，土地压力十分巨大。多年的种菜经验，雅户村群众逐渐总结出了立体种植的模式。在这片面积近千亩的蔬菜基地里，地墒的四周种植丝瓜和瓠瓜，瓜架下有辣椒、茄子、芥蓝、豆腐菜、空心菜、大葱、包谷等20余种蔬菜，由于瓜架较高，并不影响其他蔬菜生长，同一块地能同时种植2～3种蔬菜。在村民王留书家地里，他正在给丝瓜搭架子，黄色的花朵开得很鲜艳，黑绿的丝瓜在架子上“晃悠”，大的已经有30多公分长，可以上市了，丝瓜架下面是蓝绿色的芥蓝，也已经可以上市。由于距三宝集镇和曲靖城都较近，村民将蔬菜收获后，一部分挑到三宝集镇上零售，另一部分用三轮车拉到城里菜市场批发。王留书算了一笔帐，仅这一茬，丝瓜每亩产量在1500公斤左右，按每公斤2元计算，可收入3000元，芥蓝每亩产量800公斤，可收入2000元，他家的3亩蔬菜地年收入近3万元。材料九临泽县板桥镇红沟村的贾登珊格外高兴，他家的2个大棚的鲜食葡萄全被提前预定了。在贾登珊的带动下，红沟村的农户们建造温室大棚移栽鲜食葡萄的热情高涨。近年来，板桥镇红沟村不断发展温室反季节葡萄种植，通过加强引导、完善机制、聘请技术员到村里办讲座、到田间地头传授经验、组织农户到银先示范园区参观学习等方式，不断提高农户种植鲜食葡萄的水平，全村反季节葡萄种植规模扩大，产量增加，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城角村三组村民马海峰的家里，院子不大，却很整洁。院子后的猪圈里养着一头肥猪，马海峰的父亲马大爷说：“原来养了三头，刚卖了两头，正准备再买几头猪仔。”这个猪圈用水泥砌筑，地面也是水泥铺就，留有一个圆形小洞，猪粪从这小洞流入旁边的沼气池，猪圈里看不到粪便。猪圈旁边的厕所，也是水泥砌护，同样和沼气池连接。“养猪不垫圈，粪便看不见”、“做饭扭开关，燃气用不完”，这农家小院的景象还真令人耳目一新。从沼气池里，一根黄色的输气管道顺着地面穿墙入户，进入院前的厨房，经过悬挂在墙上的白色的“家用沼气调控净化器”和专用沼气灶具相连。马大爷热情地作出示范，他熟练地扭动开关，“看，比城里人用的煤气还足。”“用不完的煤气罐，不花钱的肥料汤，填不满的垃圾箱。”村民们的说法形象地展示了沼气作为一种新型能源所具有的可持续、无污染、可循环再利用的特点。材料十虽然已是深秋时节，但浙江湖州市安吉县报福镇大溪村村民翁建英的“中山饭馆”每天仍会迎来不少客人。“原本为了生计开个小饭馆，没想到做成了老板。2013年的收入突破了100万元。”翁建英爽朗地笑道。翁建英所在的大溪村有460余户人家，经营“农家乐”的有168家，全村70%的农民从事与农家休闲旅游相关的工作。2013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元，“农家乐”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主渠道。在浙江，如今借助农家风情和自家种养的农产品开办“农家乐”的农户越来越多。在丽水、衢州等山区，有依托良好生态和森林资源的“林家乐”；在嘉兴、湖州等平原地区，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庭院式“农家乐”；在舟山、宁波等地，则有面向大海、观海景品海味的“渔家乐”；在湖州德清等地，还有风味独特、外国人经营的“洋家乐”。经过几年的发展，浙江的生态优势变成了经济优势，带动农民增收、乡村繁荣。浙江省农办副主任严杰说：“七山一水两分田本是浙江农业发展的天然制约，但反过来看，它却是发展农家观光休闲的条件。”材料十一2012年5月，北京地铁公司对万寿路站、公主坟站、西直门等多个站点进行照明改造工程，共计需更换不同规格型号LED灯具7000余支，预计改造后每年可节电约100万度左右，节电率40%以上。这些LED节能灯主要集中在站厅和站台层的公共区域内。“改造之后，乘客乘坐地铁时感觉并不明显。”北京地铁机电公司负责人表示，“更换的节能灯具照度不会变化，完全符合照明规范，但由于是新设备，有时候乘客会感觉站里更透亮。”除了地铁车站内采用低耗能灯具，2015年前，“绿色灯具”还将登上地铁列车，并在一些车辆段内推广使用。目前，试点已经在1号线开展。这些安装在车厢上的LED照明灯单价为300元左右，相当于普通荧光灯的50倍，预计一列车改造总费用高达5万元。但由于用电减少、维修成本降低，三年左右就可以收回成本。一只11W节能灯的照明效果，顶得上60W的白炽灯。如果全国使用12亿支节能灯，节约的电量相当于三峡水电站的年发电量。随着智能手机、电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迷上了这些高科技“玩具”。这对他们的视力也带来了不良影响。现在的手机、电脑的电子屏幕都是直接光源，对于人们的视觉刺激过于强烈，尤其是孩子都盯着屏幕看，逐渐变成“近视”和“固定视”，会一定程度损害孩子视力。汕头锦泰小学体卫组组长吴老师说，目前该校4年级以上的班级几乎每个班都有10多名学生佩戴眼镜，不乏近视超过400度的，部分一年级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近视”现象。眼科医生提醒大家：“屏幕亮度不要太大，屏幕亮度越大，电磁辐射越强。”电子产品的屏幕调暗一点，既能省电又保护视力。只要调低显示器亮度，每台电脑每年就可以节电30度，这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24千克。我国目前有3亿台电视，仅调暗亮度每年就可以省电50亿度。材料十二2013年6月18日上午9点20分，海宁市用电最高负荷在2013年首次突破100万千瓦，相比2012年，2013年该市用电最高负荷提前迈入100万千瓦大关。在这100万千瓦的电量中，除了“看得到”的使用家用电器消耗的电量外，还有“看不到”的因家电使用后市民图省力不拔插头所产生的电量。4台冰箱，24小时开启；2台空调，一台闲置，另一台从早上6点开到晚上7点；5台电风扇，每天运转11个小时；4盏日光灯和一台台式电脑每天工作13个小时；一台消毒柜，每天使用两次……这是南苑四里附近一家小饭店的每天用电情况。“不拔插头的话，每个月应该要多缴50多元钱。”饭店老板说，根据去年物价局公布的阶梯式电价的规定，他的饭店用电量在第一档电量(年用电量2760度以内)，电价是每度电0.538元，不拔插头，一个月要多出100多度电，也就是50多元，反之，就省下了50多元。市民张先生是一位物理老师，平时很关注自己家的用电情况，他算了一笔账：常规家用电器包括电视机、空调、洗衣机、电脑等，这些电器在使用完后，如果都不拔插头，每月至少多浪费3度电，一年下来就要浪费30多度电。张先生说：“这种不良的用电习惯，不但浪费电，还存在用电隐患，在打雷下雨的时候，不关闭电源，电器或会受到雷击损坏。空调和饮水机长期不拔插头，会有火灾发生的隐患。”有统计显示，如果人人都能拔掉插头，全国每年可省电180亿度。据中国太阳能产业学会的专家介绍，近十年以来，中国年均热水器伤人事故1000起以上，引发的投诉约5900起。在调查中发现，经检验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电热水器(包括装有防电墙)也会发生人员伤亡事故，主要原因是部分家庭使用环境通风不良或存在无接地线、接地不良等环境漏电隐患。同时，电热水器耗电耗能大，是家庭用电大户。每个家庭安装2平方米的太阳能热水器，就可以满足全年70%的生活热水需要。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按我国3亿多家庭计，如果全国1/5的家庭改用太阳能热水器，全国每年节约的费用约在800亿元左右，可节省1600多亿千瓦时电，相当于三峡水电站一期工程发电量的6倍，且可大大减少因燃煤产生的大量有害物质。材料十三早晨匆忙起床，赶着去单位打卡，路上堵车令人心急，可到了单位，如果电梯旁排满了人，那心情更是焦急万分。28岁的张先生是一名律师，在一栋高层写字楼7层办公。由于该写字楼是新建的，还有许多房间没有租出去，于是物业每天只开一部电梯供大家使用。张先生说，这部电梯的承重量比较小，一次只能载七八个人。而早晨等电梯的人有四五十人，有时候大家为了赶上乘坐电梯，只能提前一小时到单位，但等上半个小时是平常事，最长的一次竟然有人等了一个多小时。为了上班不迟到，与张先生一起在低层办公的白领们主动选择走楼梯。他在7层上班，走一趟楼梯大概要4分钟，夏天时每次走得衬衫都湿透了。走了一个多月后，张先生已经走习惯了，每天走楼梯就当是锻炼身体了。目前全国电梯年耗电量约300亿度。通过较低楼层改走楼梯，多台电梯在非繁忙时间只部分开启等行动，大约可减少10%的电梯用电。师惠新苑居民高大姐是一位家庭主妇，是小区里有名的“节约达人”。上午10点半，几位邻居来到高大姐家中做客。中国人的待客之道，进门要先递上茶水。高女士也是如此，不同的是，茶水是用玻璃杯装的，不是大多数市民喜欢用的一次性杯子。“大家伙放心喝，我把杯子洗好后再用开水消毒，没有卫生问题。”高大姐说。说起居家过日子，高大姐可是个能手，在她的带动下，全家人出门旅行从不用一次性碗筷，而是随身带上筷子、勺子、饭碗。闲谈间，她向大家分享了她的节约心得：提前淘米并浸泡10分钟，然后再用电饭锅煮，可大大缩短米熟的时间，节电约10%。“别看只有这短短10分钟，每户每年可因此省电4.5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3千克。姐妹们，如果全国1.8亿户城镇家庭都这么做，那么每年可省电8亿度，减排二氧化碳78万吨。”高大姐笑着解释说。
给定资料：
1．据报道，一家名为“北京龙门尚学”的培训机构公开招生，称凡参加其委托班的学生，均有机会提前获得与北京四中国际部的直接签约机会，连中考成绩都可以免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这样在招考、选拔、录取等环节上“占坑”，挑战社会常识的嚣啸之词，置教育公平于何地？但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学校及时出面否认，但家长们依然追捧不断。
在“依法治校”观念日渐普及的今天，国家明令严禁有碍教育公平的不法行径，对招考、选拔、录取等环节中有损学生核心利益的做法更是三令五申。2016年9月，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中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并细化了在招考各环节中的操作原则，切实要求各地将“教育公平”落到实处。
但是，培训机构不管这些，“占坑班”实际是培训机构利用广大家长向往优质教育资源，担心孩子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培训渠道与正规路径的“PK”中错失机会的心理。现代行为心理学早已指出，绝大多数人都自诩“理性”，但事实上，愚昧与谬误常常以“理性”的姿态横行于世。在貌似唾手可及的利益面前，很多人情愿放弃常识、枉顾法律，做出情绪化的选择。
人们对“占坑班”趋之若鹜的原因，还有两点：一是培训地点正在北京四中隔壁，二是培训机构的场地租用方，前身为货真价实的北京四中培训中心。此外，培训方对名校的熟悉程度等，也具有极大的蛊惑力。正是有了各种营销伎俩所组成的“证据链”，越来越多的家长才甘愿“宁信其有”，大掏腰包。不难想象，坐地起价的培训机构，势必将教育市场引向混乱、膨胀、暴利的危险境地，公立学校的公信度、教育法规的制约力，都将在一场对现实公平的过度消费和肆意践踏中遭遇危机。
当然，处于事件旋涡中心的北京四中及时发声，从校长到招办、官方微信等，分别予以澄清，但一些家长似乎更相信培训机构。这就要求学校表态之外，还需要做后续的跟进，在社会舆论慢慢抬头之时，即应当及早发布通告，以正视听；在做重大决策时，或是敏感时段，须与社会、家长、老师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比如，向社会公布学校近几年已实行的招生方案，用100％的政策透明度，站稳事实，谣言便不攻自破；或是利用权威媒体、“校园开放日”等途径，向社会澄清与前培训中心业务脱离关系，避免公众不必要的猜想。
“占坑班”到底坑了谁?可以是社会，也可以是家长，更可能是学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由于学校，尤其是名校，集中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更易成为是非之所，只有依法治校，凡事“走一步．看三步”，堵住种种利益窥伺者的不良侵入，才能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
2．2016年4月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2016年升学压力较小的省(市)进一步增加面向部分中西部省(区)的生源计划。本次要求调剂共16万生源计划，其中A省调出最多，达4万；B省其次，达3.8万。这一通知引发了A省、B省考生家长的抗议。
5月10日，大量考生家长聚集在A省教育厅门前反对减招。该厅发出公告回应称，今年A省省属高校编制4万名计划支持中西部10个省(区)，并不含A省部委属高校。省教育厅正在积极协商部委属高校，在完成国家规定任务的同时，向A省多投放招生计划。
5月11日上午8点20分左右，大批家长聚集于B省教育厅门前。8点30分左右，家长手持条幅与宣传标语堵住教育厅大门，上书“十二年苦读，学子期待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反对减招”等字样，部分学生家长情绪激动，场面一度接近失控。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相关部门紧急派出应急人员进行现场秩序维护。当日，B省教育厅也发布《关于2016年B省高等学校跨省招生计划的说明》。该文件透露，B省将调出3.8万个招生计划安排到中西部省份，但不会影响本省学生的高招录取，且还会协调高校在B省扩招；其中关于38000人的调出计划为指导性计划，既可安排本科，也可安排专科。
一场风波渐渐缓和下来，可这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高考录取制度的质疑，大家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计划招生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教育公平问题，是对优质高等教育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
3．针对日前社会关注的A、B两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安排问题，记者采访了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记者：每年的高校招生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教育部：每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量，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教育部研究提出初步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确定的。之后，教育部主要根据各省高考报名人数、高校办学条件等因素，综合测算提出各省的招生计划安排建议，与国家发改委研究后确定。
记者：为什么要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教育部：由于历史形成的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平衡，部分省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各省高考录取率存在差距。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做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决策部署。2008年，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启动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每年专门安排增量计划，由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录取率较高省份的高校承担，面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录取率较低的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招生。通过多年努力，省际高考录取率差距明显缩小，2015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0年的15.3个百分点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
记者：协作计划的实施是否会对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造成影响？
教育部：安排协作计划，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各支援省份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提高。如2013—2015年，B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5.8％提高到88.8％，A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0.4％提高到87％。据测箅，预计两省2016年的高考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都将比2015年有所提高。关于两省2016年的计划安排问题，两省教育厅已与教育部进行了沟通，并向社会做了说明。
记者：对于做好2016年的招生计划安排，教育部还有哪些考虑？
教育部：下一步，教育部将指导各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精心编制招生计划，确保各省2016年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稳中有升。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放心，全心投入备考，争取好的成绩。
4．2016年2月15日，人民网两会调查上线，就公众关注的18个热点问题展开网上调查。这已经是人民网连续第15年推出两会调查。截至2月底，“教育公平”暂居关注度排行榜第5位。
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类教育不公问题当中，城乡差别(39.93％)导致的教育不公依然是网友心中教育不公的突出表现。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和城镇学生的生均经费存在差别，农村学生总体低于城镇学生。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首次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面部署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有35.94％的网友认为，目前高考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地区间招生人数差异及录取分数差异导致的不公”。25.22％的网友选择了“自主招生领域腐败频发”。此外，选择“高考加分造假”和“高考移民现象愈演愈烈”的网友分别占19.84％和15.78％。
在2015年人民网的两会调查中，该项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心中高考最严重的问题同样是“地区间招生人数差异及录取分数差异导致的不公”(30.53％)。此外，去年有26.99％的网民选择“自主招生领域腐败频发”，23.89％的网民选择“高考加分造假”，14.81％的网民选择“高考移民现象愈演愈烈”。对比两年投票结果，网友对相关问题严重程度的排序一致。网友“小红”在留言中表示：“相比京津地区，河北省高考录取分数线特别高，现在京津冀一体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网友“与你同行”认为，不能让好的教育资源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网友“夏天”说：“希望均衡教育资源不再是句口号、空话，真正实现就近入学、人好学！”
在“你认为以下哪个阶段教育不公最突出”的凋查中，选择“中学阶段”的网友数量最多，占31.54％。其他选项中，选择“小学”和“幼儿园”的网友数量相当，分别占24.99％和24.06％，此外，19.39％的网友选择了“大学”。
网友“小松”留言称：在自主招生中，一些高校在招生标准设定、自主选拔环节，特别是面试环节，不尽合理，制度规范不严密，存在某些漏洞。要将招生工作置于监督之下，形成包括行政权力、公众、相关当事人等在内的监督网络。网友“无奈”留言表示：“本地区中学太少，重点中学分数高，且招生量少，导致孩子上学难！”网友“喵喵”指出：“家长择校焦虑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的事实。政府要推进地方教育均衡，缩小学校之间的办学差异。”网友“康康”表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大家对所谓的名校趋之若鹜。孩子上幼儿园已经十分费劲，小学和中学可怎么办呢？”
在针对公共教育资源开放程度的调查中，网友的投票结果旱现较明显的两极化特征。42.77％的网友表示，自己所在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免费对外开放”；与此相对应的是，29.24％的网友表示自己所在区域“根本没有”公共教育资源可开放。此外，选择所在区域的公共教育资源“付费才能进入”“限定特殊人群”和“不给予进入”的网友分别占14.62％、7.44％和5.91％。
在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之外，也有不少网友在留言中表达对教育改革的其他期待。这些呼吁涉及改进应试教育、取消教育市场化、减轻学生负担等。不少网友表示，教育始终是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希望教育部门出台贴近民生的政策，使改革更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
5．高考之后，各地中考大幕也渐次落下。考场之外，另一件事牵动着家长们的神经：中考加分。
不同于考场上实打实的较量，获得加分意味着孩子能在考试枪鸣响前出发，与起跑线前的其他考生拉开差距。而在1分之差就能掀起排名变动的中考面前，加分项目所带来的5分、10分甚至20分的差距，显然无法令家长们毫不在意。
2016年，上海迎来7.51万名中考考生。其中有约2000人享受加分照顾或同分优待，占总考生的2.66％；在4.7万名南京中考考生中，加分考生占总人数比例为2.6％；济南共有64290名中考考生，加分考生人数为1412名，约占2.2％；在4.3万名太原中考考生中，加分人数为1089人，所占比例为2.5％；即便是在有10万余名考生的广州，7377名加分考生占中考总考生人数比例也有6.98％；而在昆明，有11229名考生获得中考加分，占71311名中考总人数的15.74％。
而在上述地方的加分考生中，少数民族考生和农村户口独生子女考生是加分榜单中的大多数。据统计，在南京，1200名加分考生中，有937名为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占78％；而在济南，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达1230名，占比接近九成；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郑州，1307名因少数民族而加分的考生占了l528名加分考生的85.54％；在太原，1089名加分考生中，有253名为少数民族考生，676名为农村户口独生子女，两者占总人数的85％。
“既然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中考为何又要给农村独生子女加分？”这是许多家长的疑问。
“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加分属于过去政策的延续，既然现在国家政策有变化，教育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某表示。在少数民族考生加分上，“对于生活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等的少数民族考生来说，这项加分有必要，但如果考生一直生活在汉族聚居地，那加分可能反而有失公平。”
由于我国普通高中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考试招生大多在省级领导下，由地市或县区具体组织实施。因此，各地加分政策大相径庭。目前，各地中考加分大致可分为两类：政策类与鼓励类。其中，政策类加分政策大多为全国性的加分项目，如烈士子女，军人子女，见义勇为子女，华侨、归侨及台胞子女等。而鼓励类加分政策则多为地方性，主要包括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特长生及赛事获奖者，或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等荣誉称号获得者等。
从全面评价学牛、调整社会公平正义角度，中考加分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一良好初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一方面，加分项目泛滥，加分政策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向里面装，甚至在一些地方的中考加分项目中，连招商引资也成为加分的理由与项目，加分的项目与受惠人群不断扩大，受惠人数与比例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这些加分项目在资格认定上，多数不是教育部门负责，而是类似民委、科协、体育局、公安户籍等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把关不严，也缺乏有效监督，在一一些地区与项目上，集中出现了舞弊现象。这些加分乱象，触及社会公平正义，引起社会的强烈批判与反弹。
对此，有些专家表示，无论足中考还是高考，都是选拔性的考试。为了实现公平公正，应取消一切考试加分。
6．2016年高考刚结束，全国不少地方教育局的资助管理中心就开始各就各位，接待学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办理助学贷款等有关事宜。
若不是2015年8月申请到1.6万元助学贷款，村民老张的两个女儿或许就要因贫失学了。对此，老张激动地说：“感谢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我的两个女儿才能有机会上大学，不然我们家真的没有办法。”
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与老张家一样直接受惠于国家资助政策的经济困难家庭越来越多。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教育、普通高中、高等教育等各教育阶段学生(幼儿)达4.1亿人次(不包括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营养膳食补助项目)，年均资助8201.26万人次，较2009年增长25.8％。
“我国学生资助政策的价值取向，资助组织机构建设的职能特征，充分彰显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和优越性。”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副理事长曲某认为，过去5年，我国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和资助管理体系两个具有中国特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进展迅速。
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
6年前，教育规划纲要就“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作出全面部署，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纳入重大教育改革发展项目，并提出“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工作目标。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丁某认为，截至目前，教育规划纲要“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的工作部署已基本完成——建立了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资助制度，填补了这两个学段的资助政策“空白”，国家资助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资助政策体系不仅实现了教育阶段的全覆盖．而且涵盖公办和民办学校，实现了对不同性质学校的全覆盖。
在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方面，包括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的政策，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勤工助学等为辅的政策，解决生活费问题。
曲某认为，党的十八大和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不仅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和校五级学生“资助管理体系”，而且形成了从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一各级学校的纵向管理机构，为顺利开展学生资助工作．奠定了组织机构体系的有力保障。
“学生资助政策确保了每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区域性学生资助的差别和距离正在降低，受助人生均费用标准在提高，学生资助政策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曲某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生资助水平进一步提高，资助力度在进一步加大，资助政策的覆盖面在逐年扩大，资助金额、资助人数都在逐年增加。
对过去5年国家资助政策取得的明显成效，曲某用“两增两减”进行概括——从全国学生资助成效来看，经费增长和学生资助人数总量增长最为明显：全国学生资助经费总量保持持续增长，自2010年以来，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教育、普通高中、高等教育等，年均总量增长率约为12.6％。从缩小学生差异性方面来看，党的十八大和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学生资助的水平差异呈现减小趋势；各类学校学生资助的差异性正在缩小，主要体现在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短板”得以补充，不同学段学生资助的个性化需求也正不断受到重视，一些细节问题将有望在改革的“下半场”得到破解。
7．以下是某报刊登的一篇评论员文章：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因此，教育公平一直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我们对教育公平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教育公平主要是指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学习发展的机会，包括入学机会的公平、公正，享受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使每个学习者都能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将来获得事业的成功。
文艺复兴时启蒙学者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曾提出人生来是平等的，这是指的人的权利的平等。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上都写得很明确。但事实上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有的儿童出生并生活在发达的城市，有的儿童出生和生活在荒僻的农村，他们的生活条件是不平等的。由于生活环境的差距，加上长期以来社会的不公平，造成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不公平。因此，要实现社会公平，就要对长期得不到公平的弱势群体实行政策性倾斜。社会发展是如此，教育更是如此。例如，我国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不利的环境中，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比较落后，如果不给予大力扶植，实行倾斜政策，他们将永远跟不上主流社会发展的步伐，那又谈何社会公平?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长期为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长期得不到充足的教育资源，这公平吗？今天，我们的教育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倾斜，是对过去重视不足的补偿，也可以说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一种反哺。这才是实施真正的教育公平。同时，只有提高当地教育水平，才能提高当地民众的生存能力，才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全国各地经济社会相对均衡发展以后，我国才能真正进人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因此，教育公平绝不是平均主义，只有采取不同政策使弱势群体得到政策的优惠，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公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总目标是“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使人人可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提出的7项目标和3项措施，主要是关注消除性别差异，确保残疾人、原住民和弱势群体接受平等的教育和培训。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教育公平，也必须向弱势群体倾斜。20世纪末，我曾在巴黎访问了一个“教育优先发展区”。我开始不理解什么叫“教育优先发展区”，区督学向我解释，因为这个区大多是非洲移民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儿童的学习成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国家把这个区域定为“教育优先发展区”，在经费、教师编制上都比普通地区宽裕。这就是向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的例子。我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优先政策。
当然，实施倾斜政策重点应在增量上下功夫。要增加对西部地区、包括不太发达的中部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资水平。在高校招生政策上也要根据人口的变化，在保持存量、提高增量的基础上，上调名额。同时减少不合理、不必要的加分，使得政策倾斜能够真正落实，同时又保障总体公平。总之，在促进教育公平时需要考虑全国大局，结合我国国情，照顾到民众心理。大众也要从大局出发，理性地理解教育公平，维护教育公正。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材料一我叫李凡，正如我的名字一样，是千千万万基层党务工作者中平凡的一员。每每说起服务于民，谈到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我就会想起金元社区“蝶变记”……2018年刚任职时，社区工作说起来就让人发愁。社区班子老龄化，组织观念弱；社区有3525户10969人，人员结构较为复杂；邻里不熟，配套匮乏，居民对社区情况更是不关心、不在乎……众人拾柴火焰高，我深知只有调动起社区“亲人”的力量，小社区才能迸发出大能量。每天一上班我就去找居民“唠家常”，听真话、收意见、提想法，定期召集工作人员对问题需求进行分类。经过全面收集和系统研究，我牵头制定了社区居民所想所盼的“三项清单”。同时，明确目标责任，把辖区内各家单位动员起来，启动“红色领航”工程，选派党建指导员定期参与基层工作，并发动辖区单位成立贵阳市首家“共治委员会”，社区治理迎来新篇章。社区搞健康培训，辖区卫健单位主动请缨接受任务；辖区有条道路破损了，建筑企业立即开动机器，连夜修补……“共治委员会”逐渐成为群策群力的平台，更是重要纽带，将成员单位凝聚一起，形成政治理论“共学”、党组织“共建”、社会事务“共治”、文化教育“共享”、扶贫解困“共帮”的良好氛围。打造上下贯通的服务体系，让这个社区“活”起来，才能让邻里间“亲”起来。于是，我带领社区从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入手，全力打造“金元社区党群服务站”，搭建党建网、民生网、平安网，形成“三网融合”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一位老大爷感动地说：“有了服务站，大家有歇脚的地方了，有倾诉的地方了，心就走到一起了。”就这一句发自肺腑、平凡而真挚的话语，使我瞬间顿悟，社区工作如此平凡，但在群众心里却是如此重要。有时候碰到难心事烦心事，难免憋屈，但回想起老大爷的那一番话，一股强有力的暖流就会注入心中，整个人立马满血复活、干劲十足。2021年2月4日这天，我们也迎来了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金元社区视察。总书记在法治广场上殷殷嘱托：“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这句话就是我们工作的灯塔和指引，牢牢刻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这是我们基层党务工作者需要为之努力的目标。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3年多来，“心怀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是我始终坚守的初心和使命，无论前方是荆棘密布还是千难万险，我都将铭记初心使命，并以之作为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服务好我们的每一位“亲人”！材料二我叫李若曼，在失业和工伤保险经办窗口默默奉献了21年。我时刻把参保企业、职工和群众的冷暖挂在心间，认真负责、严谨细致、任劳任怨，积极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业务能力过硬，任劳任怨”“上班来得早，下班走得晚”……这是领导和同事眼中的我。这些年来，我牢牢抓住每一次学习的机会，主动学习做笔记、结合窗口做实事，桌上的政策书籍已经翻得不成样，笔记心得已然成为工作宝典。从新兵到熟手，从外行到专家，我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出色完成了每一项工作，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蜕变。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放弃节假日，坚守岗位，冲锋在前，及时配合处领导开发稳岗返还网上经办系统，开通工伤保险待遇绿色通道，以“不见面”经办方式，确保社保服务“不打烊”。那段时间，稳岗返还审核工作量大，我跟同事咬牙坚持，仅用3天时间完成了全省5600余户企业的信息核查比对工作，为全省各级经办机构及时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奠定了坚实基础。“耐心、细致”“政策讲得透彻”……这是群众眼中的我。我总是站在办事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以“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把椅子、一杯热茶”对待群众，切实解决办事群众的实际困难。有一次，西部矿业集团社保经办人员到窗口办理业务时已临近下班，且所带资料不齐全。得知情况后，我主动加班，帮助收集资料，完成信息录入。还有一次，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一名职工在野外工作途中发生事故，被鉴定为二级伤残，符合享受工伤保险配置辅助器具待遇条件。得知他本人腰部以下瘫痪行动不便后，我立即向局领导汇报情况，对接协调定点机构为其量身定做轮椅及相关辅助器具，与安装人员一同前往职工家中进行安装、配置。21年来，我深深热爱着我的工作。局领导曾询问：“你是局里的老同志，在窗口时间长、压力大，要不要调岗？”虽然心中有一丝波澜，但我还是婉言拒绝了。虽然窗口经办工作比较辛苦，有时还要受一些委屈，但每每看到群众满意的笑脸，我总感到无比踏实和自豪。平时，总会有一些我接待过的群众来看我，有时还会带一些小礼物，我也总是婉言谢绝：“解决大家工伤和失业保险上的困难，是每一位社保经办人员应该做的，你们的满意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这些事情同样感动和激励着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渐渐汇聚起一股“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的强大精神力量。材料三我叫刘晓妮，生长于皖北一个偏僻的小村庄，2011年大学毕业后被聘为安徽省第四批大学生村官。聘用期满，我放弃已考取的银行工作，通过省考成为一名普通的乡镇公务员，在蒙洼蓄洪区最下游的郜台乡坚守了近七年，用自己的辛勤和汗水在深度贫困地区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虽然从小在农村长大，但第一次走进庄台时，我还是被眼前的场景震撼了。昏暗拥挤的房屋，污水横流的地面，“一线天”的通道，四处堆放的垃圾、柴草垛，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但想起工作的初心，要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善家乡人民的生活面貌。“下村带着我啊”是我跟每个站所都打过的招呼。我总是主动要求到村里去，很快每个庄台的路都摸得清清楚楚，全乡各个村的工作也越来越熟悉。2016年3月，我被推选为乡党委委员。在进班子的第二天就主动申请包保全乡唯一一个深度贫困村宁台村。起初，村里的干部群众对我不信任，以为这个瘦弱的“小丫头”就是来装装样子，我决定用实际行动来改变大家的看法。两年来，我用耐心把村里的“难缠户”变成了调解员，以身作则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把柳编产业引到村里的车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鼓励因残致贫的潘光俊发展蛋鸡养殖产业，帮助他顺利渡过2020年的疫情、汛情……宁台村也从落后村变成了乡里的工作先进村，村里人对我的称呼也变成了“妹子”“侄女”“孙女”。在我和同事的共同努力下，郜台乡高标准完成年度脱贫目标任务，顺利实现了四个贫困村出列，一个挂牌督战村摘牌，2554户7454人脱贫。我也荣获阜阳市脱贫攻坚“最美帮扶人”称号，作为典型代表在全市表彰大会上交流发言。2020年7月，汛期进入关键阶段，淮河上游雨大水急，水位节节攀升。7月19日晚上8点接到上级命令，要求7个小时内把蓄洪区内所有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我负责的曹台村仅3处单堤段就长达2公里，需要转移安置的农户有26户60人，时间紧任务重。我拎着喇叭反复排查、宣传、督促，穿着胶鞋在坝底来回穿梭。经过紧张的7个小时，完成自己责任段工作的同时，还协助其他同事把全乡289户807人全部按时转移到安全庄台。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在郜台乡工作期间，作为班子里最年轻的同志，每当有重大挑战时我都主动靠前担当。身边的同事都说，我这充满能量的干劲儿深深感染了他们，他们也越干越有劲。很多群众喜欢喊我“小妮儿”。在我们这里，“小妮儿”是对女孩的昵称，这个亲昵的称呼代表着群众对我的疼爱和认可。站在群众的立场说群众的话，说话不说空话，说的话从来不落空，这是赢得群众信任的最大法宝。2021年5月，因工作需要，我转任阜南县龙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新的环境，新的岗位，新的角色，工作变得更加繁忙，然而永远不变的是那颗做老百姓的“贴心小妮儿”的赤诚之心。材料四2022年9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致贺信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促进全球经济循环、助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作出贡献。材料五“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句中医术语，也适合用来形容当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当前，世纪疫情叠加贸易摩擦、地区冲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严重冲击。早已深深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浙江，痛感明显。为了畅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浙江迅速迭代更新畅链组合拳。针对人流不畅问题尤其是出国洽谈受阻，浙江在全国首批组织了商务包机和定期航班，支持浙江企业飞出去、见客户、谈合作、签订单。浙江已先后开通商务定期航线3条41个班次，组织商务包机13个班次，累计服务1100多人，签订订单超过10亿美元。针对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卡点，浙江积极组织“十链百场万企”对接活动。今年7月以来，全省累计举办对接活动136场，参加企业超过1.7万家，对接订单862亿元，融资2137亿元。针对全球供应链运输不畅、海外运输时间较长的问题，浙江大力推动企业建设海外仓，打造布局全球、内外联动的外贸跨境服务体系。截至目前，浙江已在全球160个城市建设海外仓791个，为海外供应链的顺畅提供了有效保障。材料六从2022年5月起，温州围绕传统支柱产业和新兴主导产业等两大万亿产业集群，共任命20名市领导担任链长、副链长，加上县级特色产业链，全市共74条产业链均设链长，有针对性地协调指导本产业链重大发展问题，帮助产业链补链、延链、固链、强链，推动传统行业的产业链现代化转型。截至11月底，温州在常规展会之外，链长带队新增开展对接活动77场次，对接订单近393亿元，对接项目221个，先后服务企业8357家，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超过9成。市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链长、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牵头，一面主动引荐多家整车制造企业资源来温，一面根据此前排摸的链上重点企业名录，邀请相匹配的企业参与整零配套对接。今年7月，桐乡市的H新能源汽车公司受邀走进温州，开展汽车零部件产业链整零配套对接专场活动。“一次对接，预计能为我们带来每年近1亿元的新增产值，这让我们信心大增。”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戴某说。经过几个月的协调，温州现已有8家企业成为H公司的供货商并拿下新订单，20余家温企与其达成合作意向。前不久，泵阀产业链链办与市贸促会组织一批温州泵阀企业赴北京推介。在随后举行的首届中国（温州）国际泵阀展上，十余个国家的20多位驻华使节参与展会，进企考察，并带动约200名国际买家现场采购，3天内达成意向订单6亿元。此外，包括汽车零部件、电气、生命健康等产业链的链长牵头先后组织5批企业外出对接，达成合作意向9.5亿元。材料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材料一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今天，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近日，习总书记在林州红旗渠视察时寄语广大青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一两代人的事，我们正逢其时、不可辜负，要作出我们这一代的贡献。20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克服极端困难条件，以大无畏的气概引漳入林，历时近10年在太行山上建成了举世闻名的红旗渠，彻底解决了严重缺水的历史难题。红旗渠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而且留下了红旗渠精神代代相传。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是对“社会主义是拼出来的、干出来的、拿命换来的”生动注解。红旗渠并不仅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石砌水渠，而是一座写满了初心使命、承载着价值追求、凝结着勇气智慧、蕴含着创新创造、流淌着奋斗气质的精神丰碑。红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永远震撼人心。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久弥新、永不过时。广大党员干部要让初心使命在内心深处真正扎根，把忠诚于党和人民落到行动上，继承弘扬红旗渠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用实干诠释初心，以奋斗成就未来，为党和人民事业赤诚奉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阔步前行。材料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任务。一百多年来，党始终把发展科技摆在重要位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创造了“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取得了令世人振奋、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绘就了科技强国的百余年恢弘画卷。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历史，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中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他们身上充满了对科研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赤诚。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回到祖国怀抱，诠释的是科研报国的赤子之心；钱三强坚持原子核三分裂机制理论，彰显的是严谨求实的治学理念；林俊德弥留之际仍在病床上整理电脑里的重要资料，展现的是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于敏隐姓埋名三十年，体现的是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陈景润对数学研究有着“走火入魔”般的痴迷，展示的是忘我工作的为学境界……可以说，我国科学家的奋斗历史就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有着取之不尽的精神食粮。材料三中国空间站“T”字基本构型组装建造如期完成、首架国产大飞机C919正式交付、“中国天眼”发现首例持续活跃重复快速射电暴、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月球新矿物并命名为“嫦娥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2022年我国科技创新结出累累硕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示，中国从2012年的第三十四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十一位，我国既是国际前沿创新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贡献者。展望未来，更多更好的社会民生科技创新成果将为人民健康福祉提供有力保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回望过去，新中国科技事业几乎从零起步，经过7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科技整体能力大幅上升，主要科技领域和方向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一些领域开始从跟跑进入并跑、领跑阶段。我国在基础科学、工程技术上之所以能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在一张白纸上绘就绚丽多彩的科技画卷，走过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历程，关键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重要法宝。过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依靠这个法宝造出了“两弹一星”，有力保障了国家安全、提高了国际地位，今后也一定能够依靠这个法宝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材料四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广度显著加大、深度显著加深、速度显著加快、精度显著加强，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而我国科技领域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是地基不牢，即重要领域底层技术对外依赖度高，基础理论、材料、工艺、设备和器件等持续积累不够；二是前沿颠覆，即重要新兴领域颠覆性创新可能完全改变现有技术轨道和产业形态，使我们丧失已有技术轨道和产业格局优势；三是体系对抗，即新兴技术领域大国博弈中，出现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技术体系与科技阵营；四是人才竞争，即各国对人才争夺空前激烈，全球人才流动发生新的变化。科技自立自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内在要求。为此要深刻理解科技自立自强的丰富内涵，坚定不移走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路。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围绕科技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要扩大人才队伍规模，通过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等，培育一大批涵盖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覆盖多学科多领域的科技人才。提高人才队伍素质，认识和把握人才成长规律，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汇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高端人才和领军人物。完善人才队伍结构，既用好眼前人才力量，又储备培养后继之师，打造一支现在站得出来、将来顶得上去的能打硬仗、打大仗、打胜仗的战略队伍。保障人才队伍使用，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让科技人员聚焦本职领域、专注科学研究，把大量时间和主要精力花在搞科技创新的工作上。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体制是重要保障，只有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才能激发科技自立自强的效能活力。要深化科技创新生成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动员、配置和利用好各方面的资源力量；深化科技创新评价体制改革，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建立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项目评价制度和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基础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深化科技创新管理体制改革，既做必要的“加法”，也善做“减法”，推动科技管理职能、作风和效率转变，改革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深化科技创新保护体制改革，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深化科技创新应用体制改革，打通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科技成果快速转移扩散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文化是先导元素，科技创新的文化蔚然成风，科技自立自强的事业才能更好发展。要培育鼓励大胆创新的文化，营造不断冲破现有知识体系限制枷锁、突破竞争对手围追堵截的良好氛围，增强积极探索、敢为人先的胆气；培育鼓励勇于创新的文化，营造争做科技创新排头兵、科学高峰攀登者的良好氛围，增强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勇气；培育鼓励包容创新的文化，营造既重视成功、更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增强允许失败、容许失误的大气；培育鼓励科学创新的文化，营造求真务实、严谨求是的良好氛围，增强遵循科学规律、坚守科学规范的正气，让人才在大胆假设、奋勇争先、不断试错、认真求证中创造探究真理、发现新知路上的一个又一个成就，把科技创新这一“最大变量”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增量”。
给定资料：
1．2017年全国两会上。有关“提振文化自信”“传统文化复兴”的话题，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热议。他们纷纷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自信有着深厚底蕴。”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A以《中国诗词大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为例，阐述了中华文脉绵延相传、牢牢扎根在民间的观点。在他看来，“诗词大会现象”再次印证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何止是《中国诗词大会》，近期，《朗读者》《大秦帝国之崛起》等一大批影视作品相继热播，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收获大批粉丝，《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工作火热进行，语文教材中加大融人传统文化教育比例……都让人触摸到传统文化的“热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B认为，传统文化从“冷”到“热”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崛起的中国极大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发扬光大传统文化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自觉意识。
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委员小组讨论中，“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传统文化”的话题更引起众多艺术家热议。全国政协委员P说，树立文化自信要充分认识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
“热”起来，还要“传”下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引发了各界学习讨论的热潮。如何坚定文化自信、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Z说．真正的文化传承应体现出文化自觉，要进行创新性的文化传承。“创新性的文化传承，就是以文明进步为旨归的文化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恰恰就在于它可以不断有新的价值意义被发现、被阐释，并在阐释中被增值。”
全国人大代表M以昆曲创新传承方式为例，说明传统文化应当走进大众尤其走进青少年。全国政协委员、京剧名家Y也表示，“京剧进校园”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们并不需要把孩子都培养成京剧演员，而是让孩子们通过欣赏，通过尝试唱、念、做、打，来接触美好的艺术。京剧的内容，会让孩子们懂得怎么爱国、敬老、做人。”他认为，除了京剧之外，我国还有许多传统文化艺术种类，也应该为青少年提供了解的渠道。
如何以“互联网+”为文化传承插上翅膀，是许多代表委员思考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L举例表示，北京故宫微信公众号推出的“雍正萌萌哒”动态图片，以及南京博物馆采用扫二维码听“博物馆故事”的尝试，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在网上转发，这种新的传播方式让人印象深刻。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W则正在进行文化保护数字化、艺术展览数字化的尝试。他们用将近4年时间完成了西藏布达拉宫壁画的数字化采集工作，并逐步通过图书、网页等形式让这些文物走进大众生活。“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2016年的1000多个展览，我们也把它们变成了数字化展览。即使在100年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这些展览资源，它们将永不落幕。”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H说，我们要筑牢文化自信，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他建议，中国可以建一个以中国文化历史为底蕴的主题乐园，设一个中国发起和主办的世界文学奖评选。“国外有米老鼠，我们也有自己的孙悟空。”
“中国文化可以借助‘一带一路’更好地走出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N说，打通语言关很重要。“一方面，应该大力培养各种小语种人才，为文化走出去扫除语言障碍；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译介很重要，现阶段我们应该加大与其他国家翻译界、文学界的合作，将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地道的、更容易被外国人接受的外文版本，使之具有更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全国政协委员J则提议有关部门启动“中国文化大辞海”编纂工作，并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使其成为传承、传导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百科型大型工具书，助推中国文化全球推广。“里面不仅要有包括传统意义上‘高大上’的文化内容．也要有海内外民众最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化形式和内容，比如美食、民俗、成语故事等最‘接地气’的内容。”
2．2016年，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引发舆论关注，同名纪录片也在网络走红，成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之一。同时，故宫文创产品一年内的营业额就突破十亿元，皇帝表情包、朝珠耳机、“朕甚想你”字样的折扇等文创产品纷纷走进人们的生活。600岁的故宫如今变得越来越年轻、时尚，并且成功吸引到众多年轻人的关注。
利用新型传播载体有效宣扬传统文化，故宫的成功为诸多老字号、传统工艺、传统戏曲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忧商业化道路会使故宫文创产业发展逐步偏离传承文化的初衷。故宫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文创产品开发应把握怎样的尺度?如何把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植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内核？围绕这些问题，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魏鹏举表达了不少观点看法。
魏鹏举指出，故宫本身的文化底蕴，它的强大的魅力，是文创产品能够爆红的基础。之所以之前我们的文化消费没有这么集中地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供给侧的问题：没有特别好的产品来激发人们的消费潜力。故宫这个现象说明，有品质、有内涵的文化产品，再加上合适的营销方式，中国的文化消费潜力是非常大的。
除了文创产品，故宫还上线了紫禁城祥瑞、韩熙载夜宴图、清代皇帝服饰等多个APP，把手机变成了与故宫文化全面连接的入口。
故宫的实践说明了传统文化是有新生命的．我们要有这种文化自信。在全球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通过电影、网络等载体接触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喜欢上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就说明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对传统文化是有认知的，是抱有很强的认同感和积极的热情的，这是血脉的关联。
但是，我们也要明确，故宫在文化传播和转化上的成功不可完全复制，不具有普适性。首先是因为故宫的象征价值要远远大于文化领域的其他机构，它所代表的文化很独特，代表着我国的皇家文化，集聚了最精华的文物、最优秀的古建筑等文化资源，它的文化品牌和知名度是不可逾越的。这种自身的独特性也是故宫成功的独特依据。因此，文化领域其他机构要效仿故宫模式的话，还需量体裁衣，因地制宜。其次，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活化要充分结合时代特点，把新媒体、新技术、新的传播渠道、新的创业手段紧密结合，才可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使其拥有更蓬勃的当代生命力。
最近，有一家手机厂商联合北京故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推出售价19999元的天价手机，引发舆论争议。魏鹏举认为，这有损故宫的文化形象和名誉。尽管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是国家战略，而且文化也可以为相关行业及其商品提升价值。但是一定要注意文创产品品相的对称性，并把握适度原则。如果把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的附加值充分利用，结合故宫的名片和影响力进行推广，这符合品相上的协调性和适度原则，无可厚非。但是把作为工业制造品的手机炒作到两万元，确实欠妥。
故宫应该爱惜、呵护自己的品牌形象，有公信力和普遍象征意义的机构一定要把品牌形象作为其发展的基础，不可随意挥霍自己的文化影响力，过度透支文化品牌影响力，这很不明智。我们要用文化影响力做和它的形象相匹配的事情，比如非遗文化精品就特别需要通过像故宫一样的文化品牌来提升推广，这也有助于缓解其价值一直被低估的现状。
在开发文创产品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勿忘初心。利用现代传播等手段推出文创产品，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广被低估的和一度被忽略了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为了赚钱。天价手机的推出是让文化做了手机的陪衬，目的很明显是营利，而不是传播文化，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这其实也是文化传播、文化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误区。长期以来，在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中存在着“形式大于内容”“噱头大于实质”的问题。我们不可以离传承传统文化的初衷越来越远，应该要追本溯源，回到“文化之为文化”的根本，即特定人群生活在一起，大家共同遵守的一套价值观、自主模式和生活方式。
我们往往仅把文化看成一种外在物质性、形象性的载体，其实文化更根本的东西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即使是喝着可乐，也能够对家长和长辈遵从孝道、心存尊敬，这就是真正的传承。相反，如果穿着汉服，却对长辈不仁不孝，那才是对传统文化传承最大的悖逆和逆反。这就是我们要注重文化价值培养的原因。当然，如果能把形式和内容统一起来就更好了，但还是要更注重价值和内容，因为这才是最根本的。
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我们要更好地去坚持“内容为王”。具体体现在对于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文化积淀的坚守，对在全世界都有积极影响的文化价值观的恢复和弘扬。我们要支持和鼓励这样的内容的出现和创造。形式可尽可能灵活，但是内容一定要符合中国伦理价值体系。总结起来，就是首先要从内容出发，形式可多元多变。
3．G20杭州峰会上，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演出《最忆是杭州》，让全世界看到了杭州。
2017年3月9日晚，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以一场名为《最忆是杭州》的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让1600多名京城乐迷大饱耳福，同时也正式开启了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2017年巡演之旅的精彩大幕。
《渔舟凯歌》拉开音乐会序幕，锣鼓喧天的火热节奏奠定了音乐会的喜庆基调。此曲源于浙江民间乐种“舟山锣鼓”，20世纪50年代初流行于舟山、宁波等地，后经集体创作发展为经典民乐作品《渔舟凯歌》，螺号、云锣等乐器的特色音效共同营造出惊涛拍岸中的渔家风情。海螺声中。排鼓奏出似渔船开动的声音，鼓声铿锵有力、充满朝气，国乐团热情豪放的表演，响彻整个音乐厅，一幅渔民扬帆出海、撒网捕鱼的热情劳动情景在眼前浮现，迷倒了台下观众。
随后出场的《古槐寻根》，引领听众梦回故里。引子仿佛一座穿越时空的桥梁，下行半音模进的小七和弦如梦如幻，各组拉弦乐器对节奏、力度、音色的控制高度统一，听得出每处细节都经过了精益求精的打磨，才将这个主题咏唱得如此深情。中段主题源自作曲家赵季平在平遥古城听到的民间社班演奏，他别出心裁地将吹打乐快板与两端的慢板叠置进出，造成两个梦境交错的幻觉。
整场音乐会既有《渔舟凯歌》《西湖梦寻》《雪意断桥》等富有浙江本土人文特色的乐曲，又不乏《古槐寻根》《悲歌(江河水)》《延河随想》这类基于北方音乐的经典名作，还有《丝绸之路》、《今夕》这两部由青年艺术家近年谱就的新作。著名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乐团常任指挥吴强领衔，携手著名笛子演奏家杜如松，著名二胡演奏家许奕，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金奖得主、古筝青年教师刘乐等，联袂献上了这一场听觉盛筵。
此次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以“最忆是杭州”为主题，用民族管弦乐恢宏、大气的音乐语言来彰显中国国乐艺术厚重的历史和悠远的底蕴，体现出了时代化、多元化和民族化的思想内涵，旨在弘扬国乐艺术的创新精神，唤起社会力量对国乐艺术的关注。
在曲目选择上，国乐团精心遴选当代著名作曲家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力作，曲目既有传统风格又融合现代审美，独具江南意韵，充分展现了演奏者对中国民族音乐的高尚情怀。在音乐呈现上，国乐团坚持运用室内乐训练方法培训每个乐手，通过各个声部的单独练习，校正音乐的节奏、音准，力求达到演出效果收放自如、细腻有加、层次分明、粗狂到位，散发出中国民族音乐语言的独特魅力。
乐团负责人杜如松介绍，浙江音乐学院国乐团专场音乐会既全面展示了浙江音乐学院一年来的教学成果，又让社会领略了浙江民族音乐的源远流长。音乐中，观众们感受到那些或圆润、或低沉、或高亢、或悠扬的音色、音质，也可以感受到对祖国秀美山河的赞美，对哺育儿女的故乡深深的思念，对美好中国梦的无限追逐．在感受国乐文化带来的具有“江南风味”的经典雅韵的同时，唤醒积淀在中华人民血液中独特的中国情怀。
4．在上海，通过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课外、进网络、进队伍建设、进评价体系”，传统文化教育早已不是简单地背诵古诗词，而是用创新方式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每逢周五放学后，经常会有复旦附中、行知中学、曹杨二中等学校的学生风尘仆仆来到市北中学，聆听“水云间词社”的讲座。“讲座其实也就一个半小时，但这些学生都兴致勃勃，一直会到天黑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负责人杜亚群老师介绍，虽然只是一个小社团，但校方却邀请了很多名家、教授、硕士、博士来给词社做分享，而这些学者也以高度的认真回报学生对古典文化的满腔热忱。时间久了，周边学校热爱古典文学的学生们也慕名前来，最初只是文学社里一苛分学生成立的词社，如今却成了小有名气的高中生古文爱好者小圈子。
学生们还印制了自己的诗集《水云间短长亭》交流分享。老师起了“桃天杏闹”的头，大家各自发挥，续上“古道残垣梨雪傲”“翠蝶翩翩垂髻笑”“沙暖鸳鸯莺啼叫”……还研习古人名作，加上自己的评注。不少学生考入大学后仍和学弟学妹们一起作诗和韵。不少原先理科班的尖子生后来在考大学时都填报了文科专业。“是词社的浸润，让我们发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方向。”
中国诗词大会点燃了许多人内心深处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但其实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仅是唐诗宋词，沪上许多中小学多年来以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学生从小浸润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比如五爱高级中学每年坚持利用寒假组织高一学生编制一份以“国学文化”为主题的手工小报，宋词在学生们的笔下，化身成半遮面的吹笛少女，含蓄淡雅又意蕴悠远；青花瓷的介绍配上青花瓷的图案，古韵绵长；毛笔书写的“国学”二字，精气神十足，暗藏的双鱼图案，将太极八卦的道家精髓蕴含其中……通过“国学小报”的制作、评选，助燃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火焰，学生在小报创作中进发的不仅是创作激情，更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悟。
黄浦外国语小学的老师们会专门带孩子体验上海传统美食，买来上海的特色小吃话梅糖、梨膏糖、五香豆和炒米花，学生们尝得津津有味、听得认认真真，还自己用橡皮泥动手进行制作大饼、油条、豆浆和粢饭“四大金刚”，发挥奇思妙想改良制作春卷……学生们通过品尝、交流，了解上海小吃的历史发展、主要特点以及上海小吃特有的美食文化。
据悉，早在10多年前，上海市教委德育处与市教委教研室就编印了“上海市中小学实施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教学指导意见”，并建立了一批语文、历史、思想品德、地理等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在文化认同中将语言文字、革命传统、人文历史等融入不同学科，让学生坚定文化自信。
不仅如此，从区级层面上，各区也以多种形式助推传统文化在学生心中的浸润滋养。
新开学，闵行区的中小学师生们就欣喜地收到了一份“2017闵行区传统文化教育菜单”，3月沪语大赛、4月戏曲鉴赏展演系列活动、5月优秀童谣传唱和古诗词吟诵活动、6月学校少年宫传统文化教育特色课程展示活动、7—8月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项目展示活动、7—9月传统文化知识竞答和探访活动、10月“传统体育进校园”系列活动、11月小学生和中学生现场书法活动、12月传统文化教育系列活动成果展示和表彰……每个月学校都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唐女士的孩子在闵行区实验小学就读，她高兴地说，孩子现在不仅能诵读不少经典诗文，更对许多传统文化典故如数家珍，“看到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内心深处的兴趣和热爱，很欣慰”。
杨浦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古诗词和传统文化教育上不遗余力。多年来，一方面将经典诵读、书写、讲解纳人教师培训课程，开设“经典诵读试点校骨干教师培训课程”和“教师诵读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提高班”；另一方面，通过“诵经典、写经典、讲诵典”系列活动，组织书法名家进校园、书法课堂教学设计比赛、小学识字教学和古诗词教学研讨、中学写字与古诗文教学研讨等系列活动，讲述文化经典，宣传汉字之美，开启儿童智慧，传承中华文明。每年一度的“班班有书声”的经典诗文朗诵比赛开展得有声有色，迄今六届的“汉字节”，让汉字的音韵意蕴美深入人心。区域层面，结合创智课堂的建设，逐步形成特色学校探索文言教学的系列研究。以特色课程带动学校特色，成为古诗文教学和学校发展的新亮点。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吕志峰表示，在对学生的培养上最忌“一阵风”，而上海中小学多年来坚持以丰富多彩的课程建设、实践活动，为孩子们搭起了通往传统文化精髓的心灵之桥，孩子们不仅在课堂上接触传统文化，更有机会在社会实践等多个领域开阔视野，领悟传统文化中广博精深的内容，而优秀师资和上海招考改革更重视综合素质，也为孩子们能真正有时间、有机会亲近传统文化提供了坚实保障。
5．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在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时指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同澳门大学学生座谈时指出，“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基础”。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把文化自信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我们党对文化自信有了新的更高要求。
“与信人者，必先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来源于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于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来源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文化自信越发重要，也更为根本。只有文化自信了，才能更有理性、更加自觉、更加从容和更有定力地推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给定资料：
1．2016年10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1.0％，比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表示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增速比上半年加快了0.1个百分点，9月消费同比增长10.7％，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达到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普涨之外，前三季度数据还继续反映出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1.0％，通讯和居住类商品增长较快，通讯器材增长12.7％，家具增长13.9％，建筑及装潢材料增长15.4％。前三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7950亿元人民币，增长25.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1.7％。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张一平分析指出，前三季度汽车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而商品房销售维持较高增速也有助于家用电器等商品消费保持稳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持续扩张。
当下，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增长阶段的变化，核心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更需要拓展新思维，激发新动力。而在稳增长的动力中，消费需求规模最大、和民生关系最直接，日益成为拉动需求的关键力量。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在稳定和扩大消费方面仍有多重因素制约，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消费供给等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消费“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2．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表明．近20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51.1％下降到2013年的44.7％．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同时，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向少部分高收入群体集中，导致个人财富的“马太效应”被放大，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造成消费总需求的不足。
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离预期还有较远距离，使得广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形式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新增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人群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在就业保障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使得“没钱消费”与“不敢消费”状况并存。
3．近年来，在我国消费市场上频繁出现的“烂果门”、地沟油、毒馒头、镉大米、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的弊端。企业信用评估不规范、评估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信用管理呈现多头管理、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还十分突出。而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恶意骗取贷款或多头开立账户等事件加剧了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风险，使其“惜贷”或“不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
日前，京东商城因为“刷单”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国外一家投资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京东销售额存在虚报，也就是传说中的“刷单”。恐怕不止京东一家，伴随网购的火爆，有关电商平台“刷单”的报道屡见报端。“618”“双11”……随着人造购物节的不断涌现，消费者网购参照的商品销量、好评、排名等数据，如果不停“注水”的话，“剁手族”还有可能会成为“剁头族”。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销售榜单、购买评价等，自然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造成错误的选择。”艾媒咨询CEO张毅说，“刷单”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商业规则，而且在企业之间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不利于电商业务的发展。
4．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消费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比如，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信息服务、家政服务业等领域，尽管新一届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相关产业的政策措施，但客观地讲，民营资本在进入一些服务领域和选择投资项目时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实行针对某些商品的市场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市场主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利于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
H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意见，要求政府在招标采购时，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采购省内产品。
H省并不是出台类似措施最早的地区，在此之前，各地已经纷纷出台了类似措施。比如Z市在国内率先派发消费券，但其中规定，“为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在指定直销点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4类本地产品可按面值享受18％的优惠，其中由财政补贴企业13％”。
地方保护主义最终将给市场埋下重大隐患。很简单的道理：地方企业的需求市场是当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预的力量创造的，企业的效率不是靠竞争和优化取得的，而是靠行政垄断的力量促成的。从长远来看，这将给企业的更快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将导致更严重的不公平，消费者只能在当地品牌中去挑选。尽管政府鼓励消费者消费，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当地产品间接取得价格优势，但消费者失去的却是选择更好质量产品的权利。
5．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北京王府井百货的门店，从2015年夏天开始进行快速改装，将变成销售打折商品的奥特莱斯。王府井百货决定对4家门店实施业态转型，并将关闭店铺，加快整改步伐。
因股价下跌和房地产下滑，作为百货店主力的高档商品销售状况急剧恶化。不过，百货店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在于此，还在于未能适应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止迅速变化的消费行为。
“工资不涨，又要还房贷等债务，再不尽量节约是不行的。”2014年刚刚结婚的大连市公司职员王佳觉得很难安排家庭开支。一日三餐尽量自己动手做，化妆品和服装也从重视品牌变成了注重性价比。她说：“比起过奢侈的生活，还是一边攒钱，偶尔和老公一起去旅行更愉快。”
在中国的消费者当中，以王佳这样的"80后”为主体的“量入为出消费一代”，正在切实增加着影响力。他们不喜欢攀比式购买高档商品，倾向于采取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消费行为。但是，“80后”一代并非不消费。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的统计数据，2014年餐饮市场比2013年增长9.7％，达到2.786万亿元，但高档餐厅市场却下跌6％。带动餐饮市场增长的是，既有时尚的店内装潢，又能提供价廉和快速服务的快餐类餐厅。它们多人驻购物中心，会招徕很多“80后”和"90后”年轻人。
以价格低廉和商品丰富为强项的网络销售，更是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人。2015年1月至8月其销售额达到2.24万亿元，超过了零售市场一成的比例。如果能正确把握消费行为的变化，提供货真价实的产品，那也是能打开年轻群体的钱包的正确方式。
而百货门店等现有零售店，失去的不光是年轻消费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国际旅行收支逆差比上年增加四成，达到1979亿美元。中国人在海外住宿、就餐、购物的花费，远远多于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消费。比如，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热衷于购买电饭煲和带温水冲洗功能的坐便盖，富裕阶层的钱就这样流向了海外市场。如果能开发出灵活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喜好的产品，建立以最适合流通渠道送达货物的机制，中国国内的消费应该会有所增长。
6．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201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培育壮大消费热点，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重点推进六大领域消费。
在信息消费上，积极推进电信运营企业基础网络建设工程，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LTE FDD牌照，并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人市场；三大运营商均出台了提速降费方案；组织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在云南、四川的40个县开展了“宽带乡村”试点。
在促进绿色消费上，继续对购买1.6升及以下节能环保汽车的消费者给予财政补贴，发布了3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在住房消费上，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为了满足消费升级需求，44个城市调整或取消住房限购政策，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和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房的首付比例，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免征年限。
在旅游休闲消费上，为提升旅游品质，我国启动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重点旅游景区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工程，发布实施全国沿海邮轮港口布局规划方案，并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和11个城市过境72小时免签政策。2016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和13.72％。
在提升教育文化体育消费上，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每年安排资金8.5亿元补贴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放开除世界杯足球赛、奥运会、亚运会以外的体育赛事转播，让体育爱好者有了更多选择。
在培育养老健康家政消费上，积极推进实施养老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彩票公益金支持养老机构建设。同时，出台规范养老服务收费、用地管理、减免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措施。
7．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其经济逐步转入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变。在长期的经济实践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针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结构不优等问题采取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美国具有发达的经济水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信用体系等诸多有利因素，使美国超前消费的观念不断得到强化，成为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从整体上看，“负债消费、低储蓄率”是美国居民消费模式的主要特征。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储蓄率有所上升，但是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l 3年美国国民储蓄率仅为4.9％，远低于中国5l％的水平。美国政府刺激消费的主要政策有：一是实行一揽子减税政策。2008年后，美国的一揽子减税措施惠及美国3500万户低收入家庭，对提振消费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实行消费补贴政策。美国政府通过向消费者发放食品券等形式，为扩大消费人群与培育消费需求提供收入保障。三是实行鼓励信贷消费政策。美国政府通过降低短期利率等办法，鼓励居民进行信贷消费。当然：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也是酿成次贷危机的根源所在。
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之后，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让位于美国，其依靠殖民扩张和殖民贸易来拉动国内需求的路子逐步走到尽头，而通过消费驱动经济增长成为其主要的发展模式。英国培育消费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一是政府大规模增加社会保障支出。1945年英国率先建成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低收入阶层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力地提高了英国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二是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性减税。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增值税率从原来的17.5％下调到15％的欧盟最低水平，并针对社会保障税、消费税等税种进行了相应调整，有力地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效地达到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目的。三是政府积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20世纪30年代，英国、美国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夺取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英国政府吸取了这些教训，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消费领域的监管，逐步改善居民消费环境。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尽管总体消费水平接近美国和欧洲，但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和资源贫乏的国情制约，其消费模式表现为“较高储蓄率、较低借贷消费率”的消费特征。日本政府针对这一消费特征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一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9月，池田内阁发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增加日本居民收入，推动消费总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二是大力推动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之后，日本政府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这些金融公司向工薪阶层提供的消费信贷无需提供担保且手续简便，还可通过无人自动协议机操作，深受工薪阶层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三是大力支持消费产品的升级换代。二战之后，日本政府通过支持松下、索尼、本田等企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日本消费产品的质量和结构进行升级换代，推动消费层次从基本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促进日本居民消费一波又一波地增长。
8．近年来．随着国内游客出境旅游的增长，中国消费者购买能力也在不断升级。“某些‘扫货团’出手阔绰，一般至少几十万元。”一位游客这样描述境外游的亲身经历：“那简直是人山人海，巴黎每个名牌柜台前都大排长龙，99％的顾客是中国人。”
据贝恩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2012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称，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购买了全球约25％的奢侈品。另据毕马威发布的年度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海外旅游消费者人数由2008年占受访者的53％升至2012年的71％。同时，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知度继续上升，69％的受访者表示会支付溢价购买知名度高及流行的奢侈品牌。
市场人士指出，境外商家凭借较为完善的消费市场机制，市场信誉度高，服务也很到位，同时拥有众多知名的奢侈品品牌，并不时推出打折促销等活动，引爆了中国中高端消费者巨大的购物热情。
“出境购物者基本是中国的中高收入人群，如果不考虑消费环境的因素，境外价格低才是主要原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周立表示，对于同一种品牌的消费品而言，在内地和境外的价格不同，是造成购物者境外花钱的主要原因。
周立认为，在国内生产成本占优势的前提下，价格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物流成本，二是税收成本，也即贸易成本。“正是这两方面加总的成本不同，造成了异地异域的价格不同。”此外，不断扩大的中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劲，追求世界名牌、消费奢侈品的愿望日益强烈。
市场人士分析，人民币升值、购买力提高是重要因素，此外，境外品牌效应也是国人将奢侈品消费贡献给海外的重要原因。国外知名奢侈品品牌范围广泛，从服装鞋帽到化妆品、手表、手提包等不一而足，反观中国内地的奢侈品则颇为“寒碜”，本来就不多的国产奢侈品鲜有人问津。据了解，中国本土奢侈品牌海鸥表，一款价格为168万元的手表白2010年推出后，应者寥寥。
“目前消费外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长此以往，不利于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周立认为，需要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加强品牌建设，鼓励引导这一群体把钱花在国内。一直以来，我们对奢侈品消费不鼓励、不提倡的做法迟滞了消费的增长。应当努力使高收入者手中的钱花在国内，为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作用。
9．“周黑鸭”是孝感市民非常喜爱的零食，也是在全国名声响当当的品牌。然而，有的商家却干起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2016年4月，孝感市工商执法人员在应城市西大街检查中发现，有一家店铺挂着“周黑鸭”的招牌，招牌上还写着“现场制作真空包装”的字样。这引起了执法人员的警觉。经询问，店主彭女士表示店内的卤制食品是在云梦县的“汉味鸭脖店”购进的散货，并没有经过“周黑鸭”的授权。随即，工商部门展开立案调查，并发出处罚决定书，给予行政处罚5000元。
2016年，孝感市工商局集中组织开展以打坑农保秋播、打侵权保名优、打假劣保民生、打欺诈保权益、打垄断保公平、打无照保秩序等“六打六保”为主要内容的红盾消费维权雷霆行动。该局全面检查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商品，为秋播保驾护航；以商圈、商城、精品商业街等场所为重点，严厉打击擅自使用知名商标特有名称、包装等假冒仿冒侵权经营行为，加大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的保护力度；以儿童用品、装饰装修建筑材料和汽车配件等商品为重点，以商品质量抽检为手段，加强对商品质量的监管。截至目前，全市共查处各类消费侵权案件2972件，开展“靶向式”商品质量抽检880批次，震慑了违法者，保护了消费者，提振了消费信心。
一面绣有“消费者保护神”字样的锦旗挂在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谢荣调解(维权)工作室里，分外醒目。谢荣清楚地记得：2015年3月5日，双峰山旅游区刘某购买280元的烟花和爆竹后，商家未提示安全燃放注意事项。当晚，刘某在燃放烟花时，被炸伤左眼，造成左眼球摘除。2015年3月8日，刘某向市工商局123 15指挥中心投诉，中心当即指定开发区分局谢荣调解(维权)工作室进行调解处置。经谢荣多次调解，最终商家一次性支付刘某医药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共计10.5万元。
“既然挂了我的名字，我就要对得起消费者喊我的一声‘老朱’。”在应城市老朱维权工作室，调解员朱幼军如是说。朱幼军是应城市工商局城中工商所消费维权服务站站长，从事消费维权工作已有十余年。经他调处的消费维权纠纷有瑚多件，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0多万元，没有发生一起复议上诉案件，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老朱维权工作室”“谢荣维权工作室”“马勇维权工作室”“杨波维护工作室”……全市许多消费维权能手如今都有了自己的冠名调解室，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进一步强化了工商干部的责任心，增强了荣誉感。截至目前，这些工作室共调解纠纷250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已成为孝感消费维权的新名片。
2016年11月10日，在“双11”大幕拉开之际，孝感市近百家网商企业齐聚一堂，共同作出“双11”诚信经营服务公开承诺，并在“诚信签名墙”上庄重签名。
时代呼唤诚信，经营者需要诚信。孝感市工商局不断创新工作理念，通过开展“3•15”商家诚信承诺活动等，让经营者从不敢违法经营到不能违法经营再到主动守法经营。2016年10月，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以“商品无假、服务无诈、投诉无忧”为主要内容的评选活动，创建放心消费示范商户1000户、示范街区10个、示范县市2个，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近来，关于“世遗”的话题相当热门：2011年6月底，杭州西湖成功加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意大利威尼斯则在担心“失去灵魂”。据《每日电讯报》报道，意大利主要古迹保护组织“我们的意大利”警告说，每天多达6万游客的涌入已经超过了威尼斯的承受能力，威尼斯有“失去自己灵魂的危险”。该组织表示，威尼斯公众面临的威胁太严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考虑将威尼斯从世界遗产名单上划去。意大利并不是第一个要求退出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颇有些国家或者城市因为不堪盛名之下的游客压力，为了对文化遗产进行更好的保护而提出“退遗”计划。但在中国，无论是为了保护灵魂，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申遗的话题似乎更加复杂。一方面是浩浩荡荡、踊跃积极的申遗大军；另一方面则是过于现实的目的，即通过申遗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弗朗切斯科.班德林曾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世遗看中的是真实和保护。两方的理念存在着巨大分歧。杭州西湖的成功入遗也许会弱化这种分歧，毕竟，早在加入世遗之前，西湖已久负盛名，其旅游人数也早已达到饱和。2011年6月24日西湖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后，杭州第一时间站出来承诺，西湖将继续免费开放，并且“门票不涨价、博物馆不收费、土地不出让、文物不破坏、公共资源不侵占”。同时还制定《杭州西湖文化景观保护管理条例(草案)》，将对西湖的保护从地方规章制度上升到地方法规层次上来。相对于一些加入世遗即宣布“一流景区要配备一流价格”的地方而言，杭州的做法令人赞赏。不过，不少专家指出，尽管国内不少地方政府都把世界遗产当成经济开发区，将旅游作为唯一功能来过度开发，但是申遗本身仍然是需要坚决支持的。由于我们过去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不强，许多文物景点存在着维护保养不周的情况。各地为申遗进行了巨大的资金投入，不仅有效落实了保护，而且在环境整治上下大力气，这有利于弥补历史欠账、改善文物保护境况。例如韶关丹霞把建在景区内的七八座宾馆和餐馆全部拆除。“那里曾是景区开发带来的恶果——宾馆临水而建，丝毫不考虑与风景的协调。”当地工作人员表示，“早就要拆了，一直拆不动，终于因为申遗拆掉了。”假使申遗没有成功，也并非坏事一件。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曾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把申遗看成是金字招牌，根本没有意识到申遗的真正意义在于保护。成功之后，往往就是不择手段开发。但只要一天申遗不成功，就得不断地努力保护下去，这也许是件好事。” 2．西湖申遗成功，我国世界文化遗产数量增至41个，位列世界第三，令人兴奋。但是，一片欢呼声中，人们的担忧挥之不去：一些地方的申遗往往被念成了一本“生意经”，最后成了旅游业的添加剂、房地产的膨大剂和地方经济的兴奋剂。在巴黎第三十五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坦言，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过度商业化、大量不和谐的建筑出现在缓冲区，是中国许多世界遗产地的通病。不扭转开发在先、保护在后的错误思想，中国的申遗道路将越走越艰难。重商业轻文物，先开发后保护，甚至一边申遗一边仍在破坏，我国有太多的前车之鉴。远的不说，西湖申遗长跑十多年，审查历经艰难，原因就在于西湖很多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发展中被破坏殆尽，提交给世遗评委会的时候，西湖其实已经被城市化侵蚀得相当严重。就在一个多月前，位于西湖风景名胜区内的一处豪宅还因为被怀疑是南宋皇城遗城而停工。还有人预言，西湖申遗将直接导致杭州房价再次飙升，因为申遗很容易成为房地产的膨大剂。杭州曾经是中国的“地王之王”，西湖申遗成功之后，杭州土地更是从黄金级上升为钻石级，在更为巨大的卖地收益面前，如何坚持保护为先、开发为末，如何避免与西湖为伴的居民最后不得不因为房价高企而远离西湖，都是摆在遗产管理者面前的更大难题。 3．早在2005年，“少林功夫”就申报了“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果因为时间短、材料不详等问题而落选。后来相关方面改变思路，将整个嵩山各处遗迹打包，名为“嵩山历史建筑群”整体申遗，但在2009年却意外卡壳，直到2010年的世界遗产大会上才获得表决通过。相关专家介绍说，此次随嵩山历史建筑一同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少林寺建筑，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文化内涵非常丰富：初祖庵大殿是河南省现存少有的早期木结构建筑精品，它与宋代的《营造法式》这一建筑名著前后相错25年，是该书的很好注脚；少林寺塔林是我国最大的塔林，包括唐、宋、金、元、明、清历代高僧古塔228座，不仅规模宏大，而且保留了历代的仿木结构的斗拱门窗以及各类装饰的砖雕、石雕，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少林寺常住院还保存了大量的北朝、唐宋至明清的碑刻以及千佛殿、白衣殿的彩色壁画。但是建筑的申遗成功，并不代表少林文化的申遗成功。少林寺方面表示，禅宗、功夫共同构成了传承至今的少林文化现象，他们会继续推进将“少林文化”申报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林方丈释永信表示，申遗成功是对少林文化的一种肯定，有利于少林寺建筑的保护，有利于少林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他对将“少林文化”申报为世界级非遗也很有信心。然而，少林武僧团的开发也引来争议，似乎与保护形成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少林武魂》获得2009年美国戏剧最高奖——托尼奖提名，但另一方面也有美国剧评人批评它为“韵律杂技表演”。舞台上规范化、表演性的武术表演和介于“舞”与“武”之间的少林功夫剧被认为是少林文化申遗中的最大障碍。 4．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里，你能读到的信息，基本就是“保护保护再保护”。对景区是否保护得当也是能否入选的条件。在联合国的公约里，一切以“保护为本”；但在地方，保护和过度开发会形成尖锐矛盾。2007年，在新西兰基督城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有6处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分别是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大会要求这6处地方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出解释，如解释不得当，就有可能立刻被列入“濒危名录”。世遗大会关注了“三江并流”，并要求在下一年的大会上再次“验收”，如果正在建设水电设施的“三江并流”得不到有效整治，将可能被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而另据当年《南方都市报》调查：丽江在如潮的游人的喧哗下已逐渐失去古城的韵味：纳西古乐被周杰伦的歌声代替，夜色中狂乱的酒吧，连当地著名的民间艺人宣科也因为喧闹搬出古城……面对这一结果，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些地方缺乏经验，遗产保护需要和世界接轨。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使世界遗产原本的真实性变‘味’了；过分追逐商业利益；一些保护、修复原则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故宫、颐和园、天坛的大修招致非议。”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彭华教授指出，申遗的目的在于“要借申遗之实，给地方上一个紧箍咒”。成为世界遗产后，不仅被游客关注，也被媒体和上级政府关注，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关注。同时对保护的要求是与世界接轨的。“其实申遗的过程，就是一个洗脑过程。让地方从只想赚钱变成自觉保护。” 5．2010年11月16日，中医针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副主席黄建银说：“这是对中国作为中医针灸起源国地位的确认，有效防止了中医针灸的异化和去中国化，为中医药国际化奠定了重要基础。”据悉，在最初阶段，中医是作为一个整体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介绍，中医历来被视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但是，整体申遗遇到了难题。大中医又有针灸、又有著作、又有技术、又有药，包岁万象，而联合国有关部门对申遗的要求是越具体越好。中医申遗思路面临调整。“单把中医针灸拿出来申遗，也是为了适应申请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刚说。不过，“中医针灸申遗，不是保护中医针灸的一招一式，保护的是传统中医思想，是文化的多样性，是民族文化的根。”柳长华强调。2010年9月，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透露，中国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了中医针灸申遗的申请，有望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价值，不断成为被不当侵占的重灾区。发达国家利用其技术优势和规则制定权，屡屡侵占其他国家的传统医药知识。以针灸为代表的中医，如今影响遍及全球。据统计，目前国外的针灸师至少有20万人，服务产值每年100多亿美元。黄建银说：“随着中医针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些国家声称自己是针灸的起源国，这对中医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韩国韩医协会曾在2008年公开表示：“世卫组织没有选择中国和日本的针灸穴位作为标准，而是选择了韩国。”中国专家随后对此进行了驳斥，世卫组织也因此事向中国致歉。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赵京生说，申遗能够持续保证中国针灸在世界针灸界的宗主地位。黄建银说，申遗的成功，从法律地位上，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铺平了道路。柳长华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了传统医药的文化根基，跳出了知识产权制度的窠臼。我们可以借助这种保护，建立一整套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针灸在中医体系中的地位应该是最高的，中医就是从针灸发展来的。”谈起针灸的历史，89岁的针灸大师程莘农竖起大拇指说。但是，如今针灸的发展，状况堪忧。首先是“灸法”面临失传。针灸由“针”和“灸”构成。可如今针灸诊所却“有针无灸”，中医学界也存在“存针废灸”的声音。人才问题也困扰着中医针灸界。由于针灸在海外收费较高，国内大量针灸人才外流。“经济效益太差”，导致针灸在医院诊疗体系中走向边缘化。赵京生说，如果给医院最不赚钱的科室排个名，针灸绝对可以位列前三甲。如今，针灸进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些人由此认为，有了一张很有分量的“免死牌”。但也有人提出，这张“免死牌”能保护它发扬光大吗?“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中医针灸就能自然得到保护，这仅仅是一个契机，”柳长华说，“申遗为发展中医药提出了新要求，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传承、保护和发展好中医。” 6．“中国丹霞”地貌申遗专家组近日“晒出”一张账单：涵括申遗本身、设施建设，及景区综合治理在内的各项费用达十几亿元。其中年财政收入不过2亿元的湖南良山所在地新宁县为“申遗”共投入4亿多元，银行贷款1．55亿元。一石激起千层浪，而此种一掷千金的“豪举”早已屡见不鲜：广东开平碉楼为“申遗”花费1．36亿元，河南安阳殷墟投入2．3亿元，山西五台山单是景区整治和搬迁就开支8亿元……在国家项目资金、地方财政拨款、银行贷款等的包装下，申遗项目都成了“重金打造”。为维护世界遗产“权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同时建立了监测机制，“世遗”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除名。尽管有严惩措施，但一些地方在商业利益和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仍背离了保护遗产、传承后世的初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遗产蜕变为“产出效益”。这似乎成为“申遗”成功后的普遍现象：一旦某地的项目被列人世界遗产，其品牌效应便迅速放大，成为旅游业的“金字招牌”。“申遗”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以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为例，门票收入从“申遗”成功当年的125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1997年的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而在1997年当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连续多年年均增长10％以上。2009年旅游业收入88．66亿元，同比增长27．49％。旅游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 7．2007年成功申遗的石见银山位于日本岛根县大田市，是日本历史上持续开采400年的著名银矿，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大大小小600余处保持原貌的坑道。通往山上景点的主要通道是山脚下一条约1000米长的古街，至今仍有一些居民居住在这条古街上。石见银山申遗成功后，蜂拥而至的旅客一度让当地居民不堪其扰。为保护景区，石见银山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严格禁止机动车人内，游客可乘坐的交通工具只有专门的观光巴士。但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频繁往来的巴士同样产生了大量噪音污染，还有一些游客会随意攀折居民种植的树木。一位63岁的居民抱怨道：“以前我们过着门不上锁、夜不闭户的平静生活，但后来我们的生活全乱套了。”申遗成功后如果环境遭受破坏将会被取消世界遗产的认定，这促使当地人更加重视环境保护。2008年，根据当地居民要求，景区停止运营观光巴士，游客只能徒步进入景区。徒步游览石见银山往返需要两个多小时，这让很多游客望而却步。近年来，石见银山的游客因此不断减少。事实上，在日本的十多处世界遗产中，如石见银山、白川乡和五屹山历史村落一样因过度旅游开发带来负面效应的并不少。而且，事实证明，成功申遗对拉动旅游升温的作用十分有限，通常只在申遗成功后的最初几年有明显效果。东洋大学旅游学教授岛川崇准认为：“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往往很难兼顾。”综观世遗可能带来的这些负面效应，一些日本地方政府认为申遗付出的巨大成本得不到相应回报，因而放弃了原本的申遗计划。山形县的最上川是日本的旅游胜地，包括出羽三山等65处著名旅游景点。山形县此前打算申请最上川为世界遗产，但吉村荣美子在2009年出任山形县知事后立刻宣布放弃申遗。她说：“申遗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这笔投资就像一个无底洞，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这些钱用在遗产保护上。”根据山形县的保守估计，申遗所需资金达3．88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10)。万元)之巨。对世界遗产领域有相当研究的日本国士馆大学建筑史教授冈田保良说：“申遗的确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可以让人们主动去深度挖掘申报项目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助于在世界上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等。但是，申遗这座独木桥实在太难走，中央政府应该替地方政府把好关，给出充分的建议。在地方政府准备申报的初步阶段，中央政府就应该针对申报项目进行一个可行性分析，避免地方政府走弯路。” 8．平遥古城因为世遗的金字招牌而成名。但实际上，古城这几年被人关注，还因为接连出现的城墙遭破坏事件。早在2001年，在号称明清时期“中国的华尔街”一一平遥古城南大街上，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云绵成”因为房屋产权纠纷被周边居民严重破坏。2004年、2005年，平遥古城墙接连发生坍塌。最为严重的一次发生在2004年10月，古城南门瓮城外侧东部一段东西长17．3米的城墙突然坍塌，上千块青砖落地。本来县财政就吃紧，城墙坍塌都无资金修缮，而成名后的平遥古城却为名所累，公务接待不堪重负。全县一年公务接待人次超10万人，仅此一项就少收入1200万元。平遥县旅游局副局长刘建昌表示，按照规划，未来几年平遥县游客人数仍将保持30％以上的高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年接待游客将达到200万人次。但对平遥县文物局纪检书记阴宝宝来说，这并非好消息，他并不希望游客增长这么快。“旅游发展太快，文物保护吃不消。”古城内人口和基础设施服务能力都已过载，而让城内居民到城外安居，关键在于钱。阴宝宝建议，要多渠道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古城保护和旅游开发，古城的旅游开发作为一个整体打包上市将有望破解资金缺口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城内居民外迁的补贴力度，或加快在城外集中建设商品房供城内居民居住。“单靠平遥县是不行的，山西省，国家都要重视，平遥古城不仅是平遥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即便财力有限，平遥县在居民外迁中还是做了大量努力。近期，平遥准备投资7亿元，陆续外迁1．5万人。“前两年已经投入1亿元，现在看起来还不够，我们又跟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了6亿元，分3年，用于新城区建设和文物保护。”刘建昌表示。此外，可以对古城内的古建筑进行保护性开发。“目前古城内只能住4000人，每到黄金周，住宿缺口很大。古城内很多老房子，就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住起来非常舒服。目前，平遥已建立起全国的古城客栈星级评定标准。接下来我们将力推古城客栈上星级，推出几十家五星级古城客栈，将其打造成平遥的名片。既解决了文物保护问题，又能产生经济效益。”此外，为缓解经费不足，经山西省物价局批准，平遥古城门票中准价将由每人次100元调整为125元，新票价将从明年3月起执行。调价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古城文物保护。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6月7日在巴黎总部就即将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举行媒体吹风会，在会上重申，世界遗产的意义在于保护这些人类自然和文化的精华，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推广和发行部负责人吉娜.道布尔迪说，凡是被列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地点，都需要其所在国依法严加保护，以确保遗产的完整和可持续发展。道布尔迪说，教科文组织一直非常关注各遗产地在入选世界遗产后的管理和发展，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如果遗产地受到战争、灾害等威胁或在遗产保护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将有可能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国际社会将共同关注并努力去拯救它们。道布尔迪同时强调，世界遗产并非是只进不出，根据《世界遗产公约》，如果遗产所在地政府不能保在一定期限内通过采取必要措施有效保护该遗产的价值，并使其遗产地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最终失去了作为世界遗产的价值，该遗产项目将可能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此前德国德累斯顿的易北河谷和阿曼的阿拉伯羚羊保护区都因此被取消了世界遗产头衔。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4年一季度，山西省六大行业都出现了负增长，各项数据创2008年之后新低，严峻的经济状况影响到了就业情况。在以“能源基地”著称的山西，工业经济中对就业拉动最大的无疑是煤炭行业。而煤炭行业的持续疲软、涉煤行业用工需求下降，令山西本就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煤炭行业持续低迷，反映在就业市场上，首当其冲的是煤炭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在太原理工大学举办的一场大型招聘会上，数千名高校毕业生排队入场应聘，直到中午时分仍陆续有学生入场。和往年类似，煤炭、电力、房地产等企业摊位前，照例围满了咨询、应聘的毕业生。 但记者发现，不少煤企早早就招聘完毕。一位现场招聘负责人说，受煤炭经济下滑的影响，企业的用工需求也随之降低，企业招聘只能量力而行。 春节过后，正是企业急需人才、人才面临就业的双向选择时期。专家预测，2014年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仍将长期存在，劳动者技能素质与企业用工需要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现象短期内难缓解。 “现在一线的普通工人仍然短缺。主要是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由于企业用工需求和劳动者求职信息不能实现及时有效衔接，因而造成了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现象。一些企业劳动时间较长、工作环境和待遇较差，也是企业缺工的一个原因。”中国就业促进会创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占武建议，企业要通过改善用工环境，提高薪酬待遇，提供发展平台和企业凝聚力，使人招的来、留的住。 有盼企业负责人讲，目前韵关键岗位技壬千金难求。而从对全国100伞城市人办资源市场供求分析看，技工、高级技工和技师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这表明一个技工平均有两个以上岗位在等着他”。 目前的中基层人才就业模式依然停留在老乡间介绍或职业中介推荐，黑中介、虚假用工单位等非正规渠道的横行导致中基层人才就业市场整体信用状况不佳，用工信息的不通畅也导致人才与用工单位无法有效对接。每年春节过后，“用工荒”与“求职难"的局面并存，就是供需对接不顺畅的集中写照。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规模不断扩大。根据教育部统计的数字，2013年是699万人，2014年将达到727万人。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远低于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供给不足。部分高校专业设置、培养模式与企业需求脱节。另外，还有一个就业观念问题。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了目前部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继2013年“最难就业季”后，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新高的2014年，被舆论界冠以“更难就业季”称号。“史上最难求职季”倒逼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反思，然而，出国留学是否就是解决教育和就业问题的终南捷径?一个信息是，以往作为人才输出国的中国，开始对外国人才产生“输入”的吸引力，“中漂”的外籍人士也有逐年递增的趋势。当毕业生、海归、外国人一起涌向中国的就业岗位时，谁能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成为胜者? 2．历时两年，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多次，如此重视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是直接参加《教育规划纲要》制定的专家学者中的一位，他研究时间最长、最深入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体制改革。这部分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独立成章，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近日，《小康》记者对王烽进行了专访。 记者：《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观念有何特点?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以及教育本身存在的不适应提出来的。全面发展，不是培养完人，而是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人人成才，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为人才的可能，需要教育重视所有学生而不是只重视尖子生的培养；多样化人才观，是指人才标准多样化，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不同人才的需要；终身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空间限制，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终身要学的事情；系统培养，是指人才应该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培养的，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统筹考虑的，教育需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不仅仅是培训和传授知识技能，还是一种人的养成。教育贯穿于人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奠定人才成长、个人发展的基础。教育的收益，即接受教育后的“产出”是贯穿人的一生的。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工作了，教育的效应可以用工资来考量。但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如一个人接受教育以后，更懂得环保节能、理性消费、遵守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和谐，等等。教育还具有代际效应，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对下一代是有良好影响的，所以教育的效应是全面的，有的可以衡量，有的无法衡量，而且教育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效的，伴人一生的。 记者：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牛，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烽：就业率倒挂是就业市场趋于理性的表现。以前用人单位是按照重点大学优先、研究生优先的原则选拔人才，现在更看重实际工作技能和工作适应能力，这种变化客观上对高等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记者：钱学森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高校急需解决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吗? 王烽：我们国家需要像钱学森一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没有这些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按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标准去办学，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还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广泛适应性的人才、多样化的人才，关键是我们国家需要有一批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而且各级学校都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通路。 记者：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有哪些阻碍? 王烽：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映。仅就人才培养环节来讲，我们都有一些共同感受，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些课程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尤其是大学前两年的一些基础课程，高校在人才培养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低效率的问题。 再比如内容陈旧，有些基础课的教材甚至几十年都不变，体现不出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新进展；教学方法不合理。例如，仍然以传统的课堂灌输为主，大班教学更是加重了这一弊端。 比较突出的还有实践环节特别薄弱，一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参加实习，也无非是动动钳子、弄弄扳手，接触一点皮毛，不能真正深入了解现代生产的实际，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体制和政策上的支撑。 3．近日有媒体报道，某高校新闻系学生赵辰毕业后进入一家杂志社工作，赵辰告诉记者，那家杂志社是她的父亲为她“攻’’下的。不少大学生都认为，通过家庭关系找工作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对此，学生家长、教育专家如何看待这个现象，他们有不同的看法。 主持人：子女就业，父母代办，这是今天人们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看到的现实情况，几位嘉宾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郑苏淮(大学毕业生家长)：每个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理想单位顺利就业，而靠孩子自己显然是办不到的。我的一位公务员朋友告诉我，他的侄子今年大学毕业，一大家子人都在操心。因为他和爱人在公务员系统，所以就负责张罗侄儿报考公务员的事情，从买资料，上补习班，复习备考，到面试过关等，都要考虑到，很累，还要到处求人情。我自己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他虽然表示希望考研究生，暂时还不需要考虑就业，但从内心来说，我还是希望几年之后能够帮助他找一个好工作。 王欣涛(北京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作为一名高校就业工作者，我确实目睹了很多学生家长在子女求职时奔波忙碌，很多招聘会现场总有一些学生家长不放心，陪同子女前往，甚至比学生还来得早，围在招聘展位前仔细询问岗位情况、工作待遇等。我自己也有一些朋友为了子女就业问题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和物力，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说是如临大敌、竭尽所能。 主持人：对这一现象，几位有没有好的建议或者解决办法? 王欣涛：大学生就业的关键还在于提升自身能力。前面提到的就业中，大学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有限，要改善和解决这一现象，首先大学生在校期间要提高自己人力资本存量，这才是就业竞争和未来发展的“硬通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在目前劳动力市场买方市场格局下，社会资本在求职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现实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大学生扩大自己的人际网络往往存在一定困难。这就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比如学校就业中心开展的活动，通过学校活动结识的人脉资源可以进一步拓宽学生广泛的网络。当然，这里也想奉劝各位家长不要对子女就业大包大揽，家长可以帮助子女找到工作，但只凭借人际关系达到完善职业生涯的目的是不现实的。 郑苏淮：我认为，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就业的公平与读书的公平同等重要，都是机会的公平。为了保证就业的公平，国家应该出台促进公平就业的法律，明确大学毕业生就业工作的主体、责任、经费、路径、待业和相关人员回避等，避免性别歧视、地域歧视、年龄歧视、不同毕业学校歧视等一系列歧视，消除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竞争。 王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对这一现象，彻底解决是不可能的，但社会有自己的调节机制。在两种流动模式之间，在家庭代际传递的个体欲望与社会良好运作发展进步之间会存在着永恒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某一阶段会偏向家庭，但在某一阶段，会偏向社会良好的运作。而当过于偏向某一端时，社会就会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自我修正。但是总体而言，以能力为基础、以社会发展为进步方向，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这也是必然的。 4．从世界范围看，高校在毕业生就业工作中都负有不可推卸、不可替代的责任和义务。比如：法国在2007一1199号法律《大学自由与责任》中明确规定：“大学应公布学生就业统计数据”(第1章第2节第L．612—1条)，“大学应成立帮助就业办公室，为学生提供与学校教学相关的实习与就业信息，协助学生寻找实习和初次就业机会”(第L．611—5条)。日本在《职业安定法》中也提出了高校的职责_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2002年明确指出，“应将职业生涯教育、就业教育、就业信息和就业指导等整合到高等教育体系”，要求加强学校就业指导服务部门与各学院的内在联系和工作配合，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和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从学校层面讲，英美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和服务特色鲜明，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又有有效的实践基础，英国剑桥大学早在1884年就成立了就业指导协会，为本校学生到中小学和大学任教提供咨询服务；美国哈佛大学在1911年就开设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如今，就业指导和服务已成为英美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就业中心已遍及英美每一所高校甚至院系，成为学生就业的必经之地。如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为例，2006—2007学年，访问该校就业中心的人数达15万多人次，平均每个学生3次，每个毕业生超过10次；该中心就业网站2006—2007学年的点击率高达290万次，访问人数超过89万人，平均每天访问人数2437人。 从数据看，美国98．8％的高校有自己专门的就业网站，95 9／6以上的高校提供就业信息查询、就业咨询指导等在线服务，90％以上的高校提供招聘会、校园面试、安排实习等服务，2006—2007年度，美国高校生均就业指导经费从0—300美元不等，平均为10．53美元。美国高校的就业指导并非全免费，如俄亥俄州立大学，一次性收费25美元，交费的学生在4年内都可享受其提供的所有就业指导和服务。英美高校一般在3月、5月、10月举办3次大型招聘会，其他小型或单个企业的招聘活动长年不断，深受学生欢迎。 从效果看，澳大利亚受到过就业指导的毕业生数超过50％，英国超过60％，印度多数工科院校通过学校就业指导和校园招聘解决就业问题的学生一般在70%左右，美国有40％一70%的学生通过学校、老师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岗位。 当然，也不是每个国家的每所大学都设有学生就业中心，如德国只有70余所高校成立了就业中心，而且不少高校的就业中心只是“一人”中心，仅有1位工作人员。用德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心联盟(CSND)主席Claudia Fink的话说，“德国高校就业中心的发展需要高校更多的支持，要达到美国和英国的水平还要走很长的路”。 5．2012年年初，24岁的新西兰留学生刘俐俐在节目上说自己喜欢莎士比亚的“英雄双行体”，主持人张绍刚在没有听懂这一陌生名词的情况下，对刘俐俐之后的现场表现不满，随即出众多难题，张绍刚甚至将刘俐俐的笑定义为“狂浪”。 节目播出几天后，李开复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开发起投票，建议网友抵制《非你莫属》。“这个活动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用数字点醒节目组：以收视率为目的，以求职为包装，以羞辱人为手段，歪曲事实的变形娱乐节目是不可取的。我会继续抵制该节目，直到道歉整改。”截至6月6日，参与抵制的新浪和腾讯微博的总人数为41．04万人，占参与投票人数的比例为94．4％。 继天津电视台《非你莫属》求职类互动节目在网络上陷入舆论危机之后，东南卫视类似的一档节目《步步为赢》也曝出了争议。据媒体的报道，先后有两位求职者王先生、郭先生在分别向七匹狼、小米公司求职的时候，现场达成了“录用”意向，但是都没有真正达成录用关系，这两件事情将电视类求职节目再次推向舆论漩涡。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铭提出，电视台既然提供招聘、求职这个平台，就有义务书面告知求职者，其参加节目的实际后果是什么，如招聘公司在节目中表示录用，只是公司初步意向，还要经过其他考试，或者公司一旦在节目中承诺录用，就要立即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形成劳动关系。 “如果电视台不提供这些说明，为了追求收视率，招聘公司的承诺不构成法律关系，那么，求职者必须要自己核实情况，否则一切损失，只能自负。”刘铭认为，相关部门应该通过行政手段，审核电视招聘节目，以免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招聘类电视节目如今越来越多，这种节目到底相当于公开面试，还只是简单追求娱乐性、收视率?刘铭认为，节目定性不准确，很容易坑了求职者。刘铭进一步解释说，劳动关系一般以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为基础，简单的口头允诺，不构成劳动关系。 6．2014年3月26日14时58分，李克强总理比预定开会时间早两分钟进入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是，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审议并通过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草案)》。 李克强指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也是扩大就业、提升就业质量的重大举措。他说，过去我们的许多产品“萝卜快了不洗泥”，不好用、也不耐用，这些都与职业人才素质关系密切。他说，职业人才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一种职业理念。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市场需求已经开始更加看重产品的质量。职业人才的培养既符合市场需求，也有助于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李克强强调：“要发展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培养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人才，形成‘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陈钊教授曾撰文论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在文章中他指出，目前一个与之相关且广为讨论的政策议题是“异地高考”改革。这项改革目标之一就是让外来人口能够更好地分享大城市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然而，这一政策取向对于未来中国制造业人力资本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恐怕并非最为有效。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的推行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特大城市面临极大阻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与职校技校生短缺同时并存的现象说明，高校扩招后的人才供给已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产生了结构性的脱节。 中国职业教育水平总体落后这一事实被广为认可，而职业教育中也存在一些被人们所认识到又具有明显政策含义的方面，面对这些内容，我们该如何做?陈钊教授在文章中对此提出了相关建议，具体内容如下： 在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向之后，我们可以从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原则出发，分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路及具体建议。 第一，优化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取消职业教育人学等各个环节存在的户籍等门槛限制，具体包括：中等、高等类别的职业教育学校入学资格均与考生户籍身份完全脱钩，实行全国范围内统一招生；职业教育学校入学后学生各项待遇与户籍身份完全脱钩；职业教育报考资格同时也向历届生、在职人员开放；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部分经费支持，转为直接补贴职业教育接受者，以便充分发挥学生对职业教育提供者的市场选择机制。 第二，优化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市场化配置。这就要求用人单位在聘用劳动者时，只看能力不论学历出身，相应的措施包括：原则上，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主管部门不作学历上的硬性要求，由用人单位视岗位要求按能力自主聘用；在获得户籍资格(如户籍积分管理制)、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对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与大学本科学历完全同等对待。 第三，优化各种办学资源之间的市场化配置。就这要求在政策上提供充分的空间，允许各种办学力量按市场规律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具体包括：在职业教育领域，加大向国外优质办学机构的开放力度；鼓励国内民间资本与国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合资、合作办学。 附录1： 习近平同志2013年在天津考察时，他勉励当代大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转变择业观念，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去，善于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同时要求加大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支持力度，对就业困难毕业生进行帮扶，增强学生就业创业和职业转换能力。 附录2： 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 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应届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实现就业。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发展民办学校。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014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节选)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2010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强调：“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这是近年来中央最高层首次明确地强调抵制“三俗”之风。 “庸俗”主要指平庸鄙陋，不高尚。“低俗”即低级且平庸。与高雅相对。“媚俗”原意之一是指俗气的艺术。日常意义的“媚俗”显然是一个贬义词。通常用来批评那种有意迎合、巴结庸众、低级趣味的艺术行为。 “反三俗”并不是新有的提法。早在2006年2月，就有一些相声表演艺术家首先倡议要抵制相声表演中的“三俗”现象。2010年7月，某相声演员的弟子与某电视台记者发生冲突。8月1日，该相声演员却在演出时爆出“粗口”，称“记者还不如妓女”、“跟中国人不能讲理”等，引起众议。央视不点名批评其庸俗、低俗、媚俗：“在这个行业的精华与糟粕之间，他留下了糟粕；在这个行业的正气与江湖气之间，他选择了江湖气；在个人的私愤和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之间，他习惯性地倒向私愤。”而目前的问题是，“三俗”并不仅仅存在于相声界。由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引发了种种争议。其中，黛玉裸死的镜头尤其“震撼”观众。《人民日报》评论说：“以低俗的流行元素颠覆了原作的艺术精神，这是艺术俯就和谄媚收视率的典型体现。”“如果靠情色成分来抓住观众的眼球，只能说明导演不理解艺术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真正奥秘。” 芙蓉姐姐曾经红火一时。之后，网上以言辞出位、哗众取宠走红者无数，近期莫如“凤姐”。“凤姐”本名罗玉凤，其貌不扬，狂言雷人：“以我的智商和我的能力，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之内不会有第二个人超过我。”她曾在电视上公布极为苛刻的征婚条件，非清华北大硕士不嫁。2010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称“凤姐这种低俗文化应该坚决叫停”。凤姐回应称：“我是社会大众捧出来的，是一个个网民顶帖顶出来的，所以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低俗，而是社会。” 数年前，一本名叫《有了快感你就喊》的小说书名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若干专家对书名的低俗煽情口诛笔伐。没想到，尘埃尚未落定，《拯救乳房》等又跟风而至。现如今，《情劫》、《野床》、《畸恋》之类的书名已满目皆是。同时，许多网站在标题制作上大胆“创新”、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或耸人听闻，或奇闻怪谈，有的标题甚至根本与文章内容无关，读者往往是点击标题后才发现大呼“上当”。有的网站，则在标题制作上故意突出“香艳”、“情色”、“绝恋”、“暴力”。令家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们胆战心惊。 “轻轻松松三分钟，意外怀孕去无踪”、“开始了吗?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位名叫“现代新昆明人”的网友在彩龙论坛上总结出的“2009年度昆明最恶俗”的公交车广告帖子。“前几年，昆明公交车站牌后面都有一幅昆明旅游地图，得到很多外地游客的赞许，现在大部分却变成了医疗广告。”昆明市民李先生认为，虽然现在社会很开放，但公交车毕竟是公共场所，男女老少一起乘车时，车上都是轮番播放“人流”、“丰胸”广告，实在让人“很难受”，而且也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 2．江苏卫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里，有“拜金女”扬言“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骑在自行车上笑”，引起社会广泛热议，节目中屡屡出现的出位语言，如对一位年长的男士直接发话：“如果知道你来。我就让我妈代替我来了!”……在营造高收视率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反感。 本来作为主流媒体的电视荧屏为何却要“贩卖”这些低俗价值观呢?M教授认为，这其中的原因颇多。但关键因素和决定因素却是“唯收视率论”以及其背后隐藏的广告收入和经济利益。收视率作为一个相对科学、客观的量化指标，能够反映一档节目、一个频道，乃至一家电视台的收视表现。如果运用适度，它会使电视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观众；但是，我们在强调收视率的同时绝对不能丢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我们看待、分析与运用收视率的一个基础。应当承认．某些低俗化的东西可能会带来高收视率，但对电视人来说，如果一味迎合，放弃对核心价值观的坚持，这就是“媚俗”。电视行业“唯收视率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利益。有了收视率，电视台广告量就会激增。所以在“唯收视率论”的推动下，一些电视台甚至采用演员来冒充嘉宾，使电视相亲节目变身“情景连续剧”．雇佣的演员在荧屏上不断炮制出雷人言论，以混淆视听，赢取收视率。这种行为严重违背事实真相和行业基本职业道德规范。如果任由电视行业低俗之风大行其道，电视行业的未来实在令人堪忧。2010年6月9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及《广电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情感故事类电视节目管理的通知》，要求整治“相亲类节目泛滥、造假、低俗”等倾向，还荧屏以净土。2010年5月。山东阳谷县、临清县与安徽黄山三地争夺西门庆故里。阳谷县将建设“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复原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地点，临清县提出打造“西门庆旅游项目”。重修王婆茶馆、武大郎炊饼铺等，而黄山则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在传统文学名著中，西门庆一向是“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形象，如何转身成各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在这场争夺混战中，无非是为一个“利”字。然而，臭名昭著的西门庆怎么也能被追捧?当地的作为颇有勇气。2010年7月，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严禁对于恶俗的名人故里命名炒作。 3．提到“三俗”之风的出现和流行，人们往往会指责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的“无良”和“唯利”，就此，河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戴长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众有所好即投之，术有所能即行之。 戴副部长表示，这大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一些行业为谋利而做出的本能选择。“三俗”文化产品也不例外。目前，一些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生产传播“三俗”文艺作品，比如“黛玉裸死”式的恶搞经典，炒作“凤姐”、“伪娘”、“拜金女”等，都属于利益驱使下的“术有所能即行之”．这说明部分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出了问题，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但同时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三俗”文艺作品往往能迅速流行甚至大行其道的事实，说明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出现了混乱，部分社会公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还有待提高。从这个角度讲，“三俗”之风的出现和流行，是“众有所好即投之”的结果。抵制“三俗”之风，必须充分看到这一点。当前，我国各省正在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步伐，从经验来看，转企改制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也有可能让一些文化单位淡化社会责任意识。就此，河北省社科院邓研中心主任、研究员王彦坤表示，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在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把抵制“三俗”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着力做好“挤”和“管”这两大重点工作。所谓“挤”。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文化事业和文体产业比翼齐飞，在加快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步伐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事业发展，特别是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多生产精品力作，最大限度地占领文化市场，挤压“三俗”的生存空间。所谓“管”，就是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和引导。比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文化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健全文化市场监管体制机制等。目前的重点是必须防止两种不良倾向，一是把“转企改制”视为“放手不管”、二是“运动式”、“应急式”的工作思路。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管、全力管，长期抓、持续抓。戴副部长则指出，目前必须突出一个“打”字。只有通过不断地“打”，才能清晰有力地向全社会传递一种强烈的信号：不管什么样的文化产品，都不能挑战主流价值观，都不能破坏社会文化和道德环境。同时，从根本上看，抵制“三俗”之风，必须清除其产生和生存的道德土壤。这当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引导文化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固守道德底线，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做到在众声喧哗中清醒自律，在世相百态中激浊扬清，肩负起弘扬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道德、示范精神文明的责任；二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教育，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文化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也就是说，在今后的工作中，既要重视用先进文化承载高尚道德，更要重视用高尚道德催生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创造传播接受先进文化光荣、创造传播接受落后文化耻辱的社会环境，让“三俗”文艺作品失去产生的土壤和传播的市场。否则，如果仅限于监管和打击，不 但会因为“慢半拍”而效果不佳，甚至可能陷入“割韭菜”的困境。 4．以下是2010年8月19日上午中央外宣新闻发布会的内容节选：中央电视台记者：文化体制改革涉及的领域广泛、情况复杂，我们今天取得的这些突破性的进展和成果，其背后有哪些情况或者经验值得梳理和总结?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文化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又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实际工作中主要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定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公益性文化事业主要以政府为主导，必须注重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的要求，由政府投资提供有关服务。经营性文化产业主要以市场为主导。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方面的需求，以此推动文化体制改革针对不同情况加以实施和改进。二是试点先行、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在市场发育比较成熟、有一定市场经济条件基础的单位先行试点，而市场发育程度相对不够成熟、底子比较薄弱的单位，允许它有一个过程，进而保证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并取得好的效果。三是以人为本、政策保障，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有关政策措施，基本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过渡法。这些政策措施确保了改革的平稳推进。香港文汇报记者：我们注意到前一个时期在内地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有一些声音说这些低级庸俗的图书和电视节目出现是由于文化体制改革造成的，请问各位部长有何评论和看法?谢谢!孙志军：确实社会各方面都很关注这个问题。文化精品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多出文化精品、多出人才、多出效益，进而使文化能够真正发挥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绝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社会责任，有损社会效益。在改革的发展实践中，总体情况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但确实有个别企业，包括媒体，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出现了庸俗、低俗、媚俗的现象。其原因，我们感觉：一是为经济利益的驱动，二是法制不够健全，三是管理不够到位，四是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对此，我们在改革过程当中需要予以重视和采取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孙志军强调，所有的文化单位，无论是事业还是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应该成为先进文化宣传的阵地，自觉地、坚决地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现象，绝不给腐蚀人们心灵、败坏社会风气的文化垃圾提供传播渠道。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将进一步认真研究，采取相应措施，切实建设好、管理好、发展好文化企业。他呼吁社会各界，包括新闻媒体自觉抵制“三俗”，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5．中央政府的“反三俗”举措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新时代中国什么都在进步，唯有一些恶俗的“文化毒瘤”在拉后腿，中国的大众文化需要完成一个自我的超越。香港《明报》刊文说，许多迹象表明，内地正发起一次新的“道德运动”，低俗化已被视为文化体制改革新课题。针对香港《明报》的“道德运动”这一提法，W教授并不表示赞同，他认为，非理性的情绪对抗很难带来社会的实质性进步，媒体也不应对此推波助澜。谢丽尔?吉布斯在《新闻采写教程》一书中提出“公共新闻学”的观点，认为媒体不应只报道极端对立的双方观点，而是应着重于更为温和的中间意见。将目光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这也被誉为“美国新闻理论的第三次革命”。争取谋求社会的共识，让官民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学会相互宽容、尊重、协商和妥协，而不是单纯作为“大众意见的开放平台”。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媒体的责任所在。M专家指出。就多数公共事务而言，怎么做比做什么更重要，重在讲究程序正义。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就要让政府的一切作为都在法律框架内，“反三俗”运动也应如此。但我们目前看到的只是行政部门在干劲十足地摇旗呐喊，立法和司法力量缺失，这就使得部分民众对这一运动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立法势在必行。M专家还表示，任何法规要得到切实的执行，都离不开民众的尊重和肯定，否则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寻求社会道德的“最大公约数”，同样离不开民众的充分讨论和参与。应该看到，“低俗”现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低俗”源于个人的需求，是人性的一部分，没必要也不可能将其一竿子打死。法律应明确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别，对于公共领域的低俗现象，可通过作品分级制度限制其传播范围。对于私人领域公民的个人选择则不应干涉。凤凰网曾作过一期关于“反低俗”活动的民意调查，有57．6％的人主张采用法律规范的方法，支持政府管制和媒体自律的分别为16％和24．3％。在研讨会上，也有学者认为对待不同层面的低俗信息应当有不同的治理手段，不宜笼统一刀切。其实，通过立法来谋求共识，通过司法来减少误判，行政部门依法而行，让民间成为“反低俗”的主力军，“反低俗”才能不被低俗化。 6．辽文化艺术学校创作、排演的舞蹈作品《一条大河》，在2010年7月27日落幕的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校园舞蹈大赛艺术院校专业组决赛中荣获银奖第一。谈起获奖的感受，校长李铁刚认为，培养青少年的文化意识对于树立整个社会文化氛围至关重要。李铁刚认为，文化是一种精神，精神危机很可怕。只有把文化放在更高的地方，才能让人们把精神寄托在文化上，而这种寄托最终会转变成追求。“基层有关部门还需大力支持，把好的作品、先进的观念、尤其是影响青少年的优秀作品传递给普通市民，让他们对文化的精华有深度的了解，而不是一闪而过的模糊概念。”谈到获奖舞蹈《一条大河》，李铁刚表示：“现在的孩子对传统了解的太少了，生活条件的优越让他们体会不到艰辛。舞蹈讲述的是一个孩子在梦中回到了红军时期，亲眼看到红军当年艰苦的生活与战争的场面。”“以德为首，以艺为本”是李铁刚始终坚持的办学原则。除了国家规定的德育课程外，他把从四书五经中摘出的部分内容组成一本书，作为学校德育必读教材。他说：“我要培养出的不光是业务骨干，而是德艺双馨的艺术栋梁。道德不仅是做人的根本，更是一个艺术家必备的品质，没有德哪来的艺?” 2010年8月3日晚，由国家京剧院精心复排推出的经典大戏《满江红》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揭开了2010国家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的序幕。此次展演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艺术司、国家大剧院承办，历时一个月。文化部艺术司司长董伟告诉记者：这是近十年来国家艺术院团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集中展示，旨在充分发挥国家艺术院团的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作用。打造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品牌，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党中央、目务院高度重视国家艺术院团建设，对国家艺术院团的改革和发展寄予厚望。近年来。文化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积极推动国家艺术院团的体制机制改革、艺术生产和人才培养。各院团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奋力拼搏，呈现出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良好态势。展演活动将充分展示新时期国家艺术院团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繁荣文艺创作的最新成果，充分展示新时期国家艺术院团崭新的精神面貌，充分展示新时期国家艺术院团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艺术风采。一系列行动显示出政府在“启动民族优秀文化”上的努力。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一)新华社官方微博“中国独家报道“2013年4月15日晚11点47分报道称，复旦大学医学院2010级在读研究生黄某被同寝室室友林某投毒，目前生命垂危，医院正全力救治被害人。警方现已控制嫌疑人林某，投毒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中国独家报道”称，生于1985年的黄某不久前刚获得直升博士生机会。 “同学间没有人相信发生了这样的事。”复旦大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投毒者与被害者两人成绩都很好，他们在两家医院不同科室研究不同方向，不存在竞争关系，“13号晚，警方带着蒙面的嫌疑人离开。” 在复旦大学发布通告后，有自称受害者好友的网友爆料称：“下毒人是好友的室友，放了10倍剂量的实验用药在饮水机里，导致好友几天内迅速肝衰竭、肺气肿，继而脑死亡。” 随着嫌疑人林某被捕，他所交代的杀人动机为“与死者黄某因生活琐事引起不和，心存不满”。动机一经曝出，引发公众惊愕，很多网友都在评论中表示怀疑，“不理解”和“不相信”复旦大学的高材生会仅仅因为生活琐事心理扭曲至此，做出毒杀舍友的事。 黄某被投毒，并非校园个案。同一天晚上，南京航空大学金城学院两名学生发生口角，一名学生被刺伤，抢救无效后死亡。据了解，两名学生平时关系正常，素无积怨，因琐事纠纷，引发冲突。被刺死学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让家人同学都很悲痛。 这些案件让人们翻出了清华大学学子朱令铊中毒的陈年旧事，虽然过去19年了，案情却依旧没有进展。此外，北京大学化学系1994级男生王晓龙向同学江某投下铊盐剧毒，理由是“过去江某与自己关系那么好，现在却不理自己了”；中国矿业大学学生常宇庆因3名同学经常一起玩耍而不理睬自己，向3人茶杯注入硝酸铊，导致3人中毒。 (二)社会压力已积聚到了临界边缘，几乎每个领域都发生了精神变异事件，影视剧近几年频频涉足心理问题，大学生自杀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反映，心理危机波及普通大众，已无可避免地成了社会热门话题。继破产者、下岗工人、明星等自杀高危群体之后，大学生也加入了这个群体。 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曾对大学生自杀状况展开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的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 《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 目前，中国高校在校生中约有20%是贫困生，而这其中的5%～7%是特困生。调查表明，70%以上的贫困生认为自己承受着巨大的学习、生活压力，这些压力对他们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困扰，而他们并不懂得该如何去化解。 (三)在浏览了许多校园网站和采访部分学生后，记者发现，无论是面对社会热点事件，还是周遭境遇，抓狂、焦虑、抑郁、崩溃等均是学生表达情绪的高频词。 在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某的微博中，有这样一篇博文，概括了许多当下学生的思想焦虑：“不孝有三：学医，读研，单身。被父母催婚的年纪，浮躁的环境，急功近利的心态，本该有的年轻人的意气风发，逐渐被逐步靠近的现实瓦解，剩下的只有越来越不自信的内心与不坚定的信念……” 记者曾经接触过一个自称有抑郁倾向的大学生，他时常会用拳头捶打墙壁，直到血肉模糊。有时候，他会彻夜难眠，只是坐在那里发呆、抽烟，静静地听着电脑发出的沙沙声……该名大学生说，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烦恼，解决不了却又逃避不了，这时候就常常会有想要打人的冲动。而当道德与理智“占上风”时，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宣泄内心的痛苦。 上海海洋大学学生康思培认为，部分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不容乐观，来自学业、家庭和情感的压力，常常让大家感觉身心俱疲。“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亟需提高，高智商低情商，绝非好事。”康思培说，“我们更应该看到背后的问题，为什么在校学生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让一个学生来承受所有的期望和指责，太沉重了。”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殷啸虎认为，少数学生对生命的漠视程度令人担忧，这包括伤害他人和伤害自己。“初高中的教育，要教会孩子们对法律的认识和遵守；而到了高校里，更要学会对他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过分地追求经济利益，追求成功，往往会在一时的挫折或打击下，导致心理扭曲，行为失常，乃至出现疯狂的举动。” 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郭田生表示，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老人宠着，剥夺了孩子心理发育机会，容易导致孩子心理发育有缺陷，抗挫折能力差，社会适应能力也差。专家建议，日常生活中，家长要学会观察自己的孩子，多与孩子交流。当孩子遇到挫折时，要从旁正确指引，对其进行心理调适，让孩子学会吸取经验教训。建议从小学起开设心理课程，帮助孩子塑造健全的性格，培养抗压能力。 (四)“极端个案并不具代表性。在这类事件发生后，人们往往简单地给当事人贴上‘大学生’的标签，而忽略了具体情况。”在对复旦投毒案表示痛心之余，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张继明否定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有所恶化”的说法。“这样的极端案例在社会各阶层人群中都时有发生，只是媒体较少关注，才显得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更为突出。” 南开大学学生心理指导中心主任袁辛也认为，大学生群体总体心理健康状况要优于一般社会群体。不过袁辛坦言，“类似的伤害性事件虽然是小概率的，但所反映的大学生攻击性倾向必须引起警觉。” 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有着季节性特点，就业、考试等特殊时段往往是高发期。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李慧生表示，临近毕业时，预约心理咨询的学生数量往往出现井喷。由于当代大学生所成长的环境复杂，市场经济中的激烈竞争在促进社会各方面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女性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远远超过了男性，处于边缘的女大学生需要面对不堪重负的就业压力、不容忽视的经济原因、难以理清的情感因素等问题。 “严重型心理问题无法靠患者自身努力康复，需要专业帮助；而发展型心理问题是阶段性的，通常能随着成长走出来。”袁辛表示，除了表现出自杀、伤人等严重倾向，一般的心理问题就如同情绪的感冒，很正常，但国人在心理问题上相对保守，以致得不到及时、专业的帮助。 在张继明看来，这些学生“困守心魔”有几种原因：一是不知道心理咨询中心这类机构的存在；二是对他人包括咨询师缺乏信任感；三是对心理问题有一种“病耻感”，认为自己不正常，害怕被人知道。 经过接触许多心理问题的大学生，张继明认为问题并不完全出自大学，“病根”从中学甚至童年时期就已种下。现有教育模式不够科学，学生过早地承载了沉重的学习压力，中学只负责应试，心理健康教育被忽视了，价值观培养的任务都交给大学。“比如，不少学生已将好成绩当作人生价值的唯一体现，甚至是获取父母关爱的手段，到了大学，一旦在学业上遇到挫折，自我价值感丧失了，就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袁辛说：“伤害性事件背后，可能有妒忌、自私、残忍等人性中恶的因素。”当前社会与家庭对心理健康的重视不够，很多人不知如何树立正确健康的心态，关于心理健康的知识匮乏，仅凭自身的能力难以解决心理困扰，同时不少存在心理困扰甚至心理疾病的家长又直接影响到孩子。 (五)名校的符号，让公众对悲剧的发生更感痛惜和震惊，这些“天之骄子”为何走入歧途?袁辛认为，一些优秀学生存在“一山难容二虎”的认识困境。“现代大学生很多成长于全保护环境，相对比较自我，竞争心很强，对挫折和困难的理解认识不成熟，爱的能力相对缺失。”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夏学銮教授认为，不断发生的自杀行为反映出我们社会关系的整合程度比较低。加之这一代人多是独生子女，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心理上的失衡就容易导致对身体的伤害，甚至是对生命的放弃。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蔺桂瑞教授说：“有的学生上了名牌大学后对自我的期望值比较高，他会想自己是全中国最棒的学校的学生，不能失败，要比同龄人出众，压力就会更大。” 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迫使许多高校都设立了心理咨询中心，加强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名校都有比较完备的心理咨询中心，但多数情况下，这些中心只是学校的摆设，很少有学生能真正走进这些地方倾诉自己的内心秘密。这既是传统思维问题，认为进咨询中心的人都是神经病，又是现实经费问题，完善的心理干预和治疗机制并没有在高校完全建立。 相对于中学，大学环境比较自由宽松，任课老师和班级辅导员很难做到“定点关注，对症下药”。清华大学的研一学生小李，是一个大四毕业班的辅导员，他觉得在疏导学生心理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辅导员一个人要带三四个班级，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都深度关注，只能选几个‘重点对象’。更何况，同学们即使心理存在问题，基本上也不会主动跟辅导员说，问他可能也不愿意讲。” 近年来，大学生心理问题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热衷于把网络当成排遣的对象。但这种虚拟的排泄方式也带来了包括情绪低落、思维迟钝、自我评价降低等种种副症状，医学诊断称之为“网络性心理障碍”。面对似乎无所不在的网络王国，大学生真的难逃此劫吗? 西北师范大学BBS论坛校方管理员吕欣认为，网络作为新兴媒介，已成为新一代大学生越来越推崇的一种沟通和排遣方式。但由于网络信息广泛且鱼龙混杂，以及其特有的隐秘性和虚拟性，某些时候网络也会成为诱发心理问题的“恶之花”。 吕欣通过对学校论坛的监管发现，不少大学生会表现出现实生活中难以察觉的心理问题，比如崇尚暴力、色情，宣扬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比如，学校曾有一位同学因现实生活不如意，就在网络里为自己重造性格与身份，最后患上了“网络依赖症”，整天沉湎于自我想象的虚幻世界中，一会儿不上网就坐立不安，甚至出现了幻觉。 (六)一出现校园恶性案件，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就会成为关注热点。但从数据上看，一次次的关注并没有显著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和北京高校学生心理素质研究中心在2002年的一次大规模调查中的数据表明，有16.51%的大学生存在中度以上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据《2010—2011年度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分别有27%、6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经常或偶尔有心理方面的困扰，近九成学生心理出现困扰。 大学生心理问题确实是持续和普遍存在的。为应对这些学生的心理问题。各高校都配备了心理咨询室，可力度显然过于单薄。美国大学的架构或可学习：从内容上看，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有学生心理健康咨询、生活指导、生涯辅导等；而从实施途径上看，包括学生自我心理保健教育、校园生活的渗透作用、进行社会服务、设立健康图书馆等。密歇根州综合的学校健康教育模式是一个很有益的探索。该模式首先由州政府创设，继而得到州教育部门、社区健康中心、警察部门、家庭组织，以及二百多个专业机构和志愿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密歇根模式为未成年人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传授知识和基于知识所建立起来的各种应对技能。这个模式实施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加该项目的孩子抵御不良诱惑的能力增强，问题行为减少。 国外的心理健康研究重视手段的现代化，特别是对于特殊个体和人群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他们往往会采用精密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设备，如脑电记录仪等。例如，在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由于具有充足的资金保障，他们最近在神经科学、分子遗传学、脑成像结合认知研究和信息技术方面有了许多新的进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外心理健康研究逐渐从重视对心理异常个体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转变到对全体人群心理健康的促进和提高上。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协会(NASP)的结论，每1000名学生需要配备1名学校心理学家，而且人行的门槛不低。在美国，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专业人员必须得到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并通过所在州的资格考试。欧洲国家对这方面学生的培训也十分严格。在英国，临床心理学博士生必须在心理学或相关领域从事1～2年的工作才有资格申请参加临床心理学博士的毕业考试，笔试后，还要进行考察申请者人格特征的面试，以判断其是否适合做心理治疗工作。在德国、丹麦、新西兰、澳大利亚、巴西、爱尔兰、以色列等国家，学校心理教育工作者一般要经过7～12年的培训，他们首先要获得教育学学位，再进入大学学习心理学的特定理论与技术，获得心理学文凭，然后才能从事实际服务工作。 (七)高等学校开展心理辅导或咨询工作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时尚”，但不可否认的是，多数校园心理咨询站并没有对大学生心理健康起到预期的效果。 甘肃省发展心理学研究专家彭德华认为，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咨询，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完整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上。心理辅导或咨询工作要通过个别咨询、团体辅导活动、心理行为训练、书信咨询、热线电话咨询、网络咨询等多种方式结合进行，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向学生提供方便、经常、及时、有效的心理健康指导与服务。 每年新学期，天津师范大学会根据《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对所有人校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4%左右的新生会接到一个小小的蓝色信封——约谈邀请信。经过测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老师们发现很多学生的心理问题来自青少年时期，比如不会与人相处、适应环境困难等，只有极少数属于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从而可对其进行特殊指导与教育。 “很多人认为心理问题找心理医生开导就行了，对疾病认识不够。”省脑科医院心理学博士周旭辉副主任医师介绍，抑郁症不像分裂症一样疯癫，它比较隐蔽，很难发现，再加上大学生在青春期情绪不稳定，需要家庭和学校多些关心。 近日，河南师范大学部分学生家长都收到了一封来自河南师范大学学生处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一封书信，希望家长能够与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真诚合作，多关心孩子的学习、生活，当了解到孩子遇到心理困惑时，能够与心理教育中心的心理咨询师一起，拨正孩子心理的航向，使其健康快乐地成长。河南师大举办的心理健康宣传月，通过心灵旅途——大型广场心理教育活动、“家校携手助力成长”——万名家长同读一封信、宿舍心理港湾建设活动等，引导大学生心怀感恩、自信乐观，敢于面对挫折，善解成长难题，更好实现自己的身心健康梦、人际和谐梦、家庭美满梦、青春精彩梦和生活幸福梦。全体师生同做象征着“感恩自信成长圆梦”的心理手语，并大声读出心理宣言。在“让气球拥抱蓝天，让心情飞向阳光”环节中，随着气球脱离束缚、翱翔蓝天，同学们的心情也随之振奋愉悦，现场传来热烈的欢呼声。 按教育部规定，每所高校都应设置“心理委员”。“北师大的心理委员叫‘雪绒花使者’，每个班级有一男一女两名，帮助疏导学生情绪，提前发现严重心理问题，并向中心老师预警。”张继明说，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必修课和一些特色选修课，让学生意识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我们设立了‘成长营’这样准专业性质的学生心理辅导团队，进行辅导”。 2013年5月3日，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培训规划(2013—2017年)》的通知。《规划》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辅导员在岗培训证书制度，规范培训记录；加强培训与任(聘)用的有机衔接；把培训情况和学习成效作为辅导员任职、晋升的重要依据。 华东交通大学充分利用教育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有利于学生心理素质提高的心理健康教育全员参与模式。5年来，学校对心理辅导员先后进行了大学生常见心理障碍的特征及识别等7个系列专题8次培训。学生工作处也积极鼓励辅导员提高心理咨询技能和专业水平。学校每年有计划地选送心理辅导员参加国内专业机构举办的培训；积极邀请国内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来校进行学术讲座。学校曾邀请国内著名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的专家来学校开班，90%以上参与培训的心理辅导员顺利拿到了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 (八)①不少大学生常常感到很难被承认和理解，常常面临消极和谴责性评价，由此导致情绪频繁的波动，心境难以持久地处在轻松愉快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学业压力大、就业难、生存成本上升、个人情感等问题，不少学生感到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②以前，很多事情是父母“包办”的，上了大学要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同学，独立生活，很多人开始不适应。另外，人际交往、学业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困境是大学生最突出的“心病”。例如，医学院学生压力比较大，比较容易患上强迫症。 ③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大学生中，高达25.4%的人有焦虑不安、神经衰弱、强迫症状和抑郁情绪等心理障碍；40%的大学新生和50%以上的毕业生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心理问题。 ④我国13亿人口中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这些未成年人多为在校学生，他们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健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要振兴，要发展，首先要有高素质的人才，而心理健康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基础。 ⑤复旦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以及江苏沙洲职业工学院连发多起血案、命案。本应是和谐宁静的校园，忽然间变得“刀光剑影”，让人扼腕。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国内，数年来，美国等地发生的多起伤亡惨重的校园枪击案也曾轰动世界。 ⑥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指出，学校要回归教育本位，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当然，这除了学校教育高度重视外，还应该发挥学生自治的力量——比如，成立学生社团，普及心理卫生知识，进行自我教育和救助。而家庭教育和社会力量也应该介入。 ⑦北师大大四学生晓蕾(化名)，从高中开始就被强迫症纠缠，必须随身携带抗强迫和抑郁的药物。在心理辅导室，面对专业辅导老师的耐心引导，她平生第一次痛快地流泪倾诉，第一次感觉到被接纳、被理解、被关注、被支持。经过近3个学期的心理辅导，在大三第二学期，她再也不需要药物，心理测试结果显示强迫一项的分数接近正常值。 ⑧南开大学在大一就开设《大学生活导航》公共选修课，挑选有相当资质的授课老师，帮助学生正确规划大学生活；《大学男生》和《大学女生》选修课，从心理学视野进行性别教育。 ⑨中国在12年的中小学教育中一直设有道德伦理课程，而全球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做到了这点。然而，这些课程中的道德理念实属泛泛而谈，而且多被政治奴化。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就蓬勃发展，社会道德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教材却一成不变，少有实际的积极引导作用。 ⑩几十年来，中国一直推行一种所谓的“素质教育”。但事实上，由于人口众多加上教育资源的匮乏，在学校看来，怎样让学生考出高分才是他们的重中之重。这时候，学生的情感和心理健康往往就被忽略掉了。 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普惠金融”第一次正式写入党的决议，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概念是由联合国在2005年正式提出来的。但其核心理念可追溯到15世纪罗马教会设立的当铺；到了20世纪7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逐渐形成，尤其是孟加拉乡村银行的成功试验，掀起了小额信贷的全球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小额信贷又开始过渡到微型金融；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推广，一个更具平等、开放、便利、草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逐步形成。 与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整体“改革”的主旋律一样，中国的金融体系从未放慢过改革的步伐，反而是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突然加速，成为彼时以来中国改革浪潮的最大特色。按照学者谢平同志的总结，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中国共发生了四轮有代表性的金融改革，当然，还有更多的学者会继续探讨这个话题，更多轮次的金融改革也必将接踵而至。但接下来的改革之路到底怎么走，则需要更加全面清醒地认识和研判多年改革以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现状，更为重要的是，要站在国际视角对比中国金融体系的效率高下，反思问题、求索路径，才有可能理顺未来金融改革施力的重点。 2．日前，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四区租摊经商的商户吴璐璐在浙江义乌联合村镇银行微型金融部办理了一笔10万元的续贷，原来这笔去年贷的款帮助吴璐璐夫妻经营的小店渡过了资金难关，如今小店已逐步好转并走向正常。52岁的藏族妇女卓玛措和家里六口人一起住在青海省贵德县常牧镇却加村，在小额信贷的帮助下，她购买了母羊并通过精心的喂养和照料发展到100多只。她通过宜农贷获得贷款20000元，希望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村镇银行、P2P网络借贷、小贷公司等正在提供的金融服务，都可以用一个概念概括，即普惠金融。如果在金融体系中标出普惠金融的位置，可以发现普惠金融正处于金融体系金字塔的底层，有专家指出，在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中，普惠金融能够为处于社会金字塔结构下层的群体和小微企业提供精细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使他们能够抓住市场机遇积累资产和增加财富，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而不是被甩在金字塔之外。而在普惠金融出现之前，金融对于农村基层群众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而已。金融服务对象的范围之狭窄一度阻碍了群众期望改善生活的简单梦想。此外，小额贷款公司的利率极高，堪比“高利贷”，甚至有观点认为其是给高利贷穿上了合法的“外衣”。 3．2013年互联网在金融领域冲出了一道光芒，先是余额宝的业绩增长速度不断冲击人们的视线，刷新了人们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后有下半年，百度百发、新浪微支付、网易、腾讯等推出了自己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在信贷垂直搜索领域，则有好贷网等另立山头，精耕贷款业务的互联网化，改变了传统贷款只能找银行，还要看脸色、门难进等困境，好贷网把互联网的体验经济灵活改造至信贷搜索领域，创造性地使用了贷款美女小秘书等贴心服务，深受用户喜爱。 “互联网金融是使用互联网技术来实现资金融通的行为总和，它不仅指金融服务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同时也指互联网思维对传统金融服务行业形态的融合和渗透。事实上，自2013年以来，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迅速发展，数据显示，目前余额宝客户数已超过1亿人，规模超过5742亿元。”由中国信息化百人会、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信息科技发展趋势与领先实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发表了上述报告。报告概括出了互联网金融的几大鲜明特征：高度重视客户体验，可随时随地享用互联网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的获取更加便捷高效；面向个人和小微企业客户，具有小微金融、普惠金融的特点；可利用大数据进行征信和风险控制。依据德勤对国内外互联网金融服务的调研，报告将互联网金融所依托的主要平台形态分为传统金融互联网应用平台、互联网支付平台、互联网融资平台、互联网信息搜索引擎平台以及金融产品销售平台。 报告认为，互联网金融依托其强大的创新能力，优越的客户体验，通过大数据应用所带来的低成本、批量化的处理能力和对零碎的金融资源整合，以迅猛发展的态势，形成了对传统金融服务业的冲击。伴随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平民化网络理财平台的出现，普惠金融概念在群众中传播得愈来愈广。2005年，联合国提出了包容性金融(即普惠金融)，并将其定义为“一个能够有效地、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该理念一出，美国、新加坡诸多国家纷纷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调整，给很多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这也与我国“支农支小、扶贫扶弱”的普惠金融本质趋同。 4．为深入推进浙江省金华市本级的普惠金融，农行婺城支行选取处于农村但金融资源丰富的汤溪镇作为普惠金融重点推广区域，开展了一系列以“银村牵手、银企共建”为主题的普惠金融活动，取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该行累计向汤溪镇农户投放农村个人经营性贷款300多万元，安装“惠农通”机具19台，发放惠农卡近200张。 农行金华分行“三农”业务有关负责人表示，以前一提到普惠金融，很多人都认为是集镇网点的事，普惠金融就是农户贷款。为破除这两个误区，在2014年5月召开的城区网点普惠金融工作会议上，该行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城区普惠金融，让城市社区、城郊区域群众也能享受到普惠金融的阳光。为深入了解村民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农行婺城支行组织网点负责人及客户经理定期走访汤溪镇的上徐、下伊、高畈等15个行政村，为各行政村建立村级档案，目前已建立15个行政村的档案，详细记录村民户数及人口数、耕地面积、经济特色及收入规模、村级经济存款情况、村民贷款户数及余额等内容，一村一表，单独管理，便于跟踪回访。 在汤溪镇寺平、东祝等村，该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业务员还与村干部、村民坐在一起，详细了解村级经济现状、村民生产经营和金融需求情况，向村民宣传农行农户小额贷款、惠农通、智付通等业务，宣讲“金融自治村”有关政策，鼓励村民通过“农村金融自治”这一模式，实现致富梦想。 据金华开发区市场监管分局汤溪中心介绍，农行经常派业务骨干前来对接，详细了解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的融资需求。当了解到部分农户因自身抵押品不足，造成融资成本高、融资难，制约了其经营规模的扩大和产业链的延伸时，该行即通过“农村金融自治村”和“合作社＋农户联保”等模式，为农户提供贷款方案，及时解决了农户资金困难。 温州市银行业举行“美丽乡村.深化三农金融服务”推进会，会上省农信联社温州办事处主任陈少云向瑞安农商银行客户现场发放全市第30万张丰收小额创业贷款卡。正是通过“丰收创业卡”和“小额贷款卡”等载体，温州农信实现对三农和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持。 能否享受到高效、快捷、便利的金融服务，成为乡村是否“宜居、宜业、宜游”的一项重要判断依据。温州农信扎根农村，现辖7家农商银行、4家农信联社、506个营业网点，是温州营业网点最多、服务覆盖最广、客户数量最多、存贷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截至2014年7月7日，各项存款余额156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150亿元，贷款户41．04万户。6月末，五级不良占比1．48％，远低于全市银行业平均水平。贷款增量从2012年开始连续三年位居全市银行业首位，三年贷款总增量达376亿元。 为使农户享受普惠金融便利，温州农信全面推广费用“五免”的丰收借记卡940万张，年让利超3亿元；免费代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医疗保险(放心保)、社保市民卡、种粮直补等40多种涉农惠民业务，城乡养老保险等业务老年客户已超75万；联手财政部门和扶贫办推出低收入扶贫创业低息贷款，减轻农民利息负担，贷款2．3亿元帮助5586名低收入农户创业致富，大力度的普惠金融支持，为农村稳定提供支撑。 5．“发展普惠金融，意在服务和补充中国金融长期缺失部分，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让老百姓享受更多金融服务，发展为草根阶层服务的金融，将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2014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为了探究当前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携手《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宜信公司等机构共同撰写了《2014中国普惠金融实践报告》。 该报告指出，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未被传统金融服务体系有效覆盖，属于需要普惠金融服务的范畴。作为这一报告的牵头人之一，互联网金融的领军者、宜信公司CEO唐宁表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服务理念、服务模式和技术上进行创新。 报告显示，在新技术、政府放松管制、金融机构创新活力增强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近年来中国的普惠金融机构和业务均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P2P借贷平台等新型普惠金融业态得到长足发展，涌现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 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普惠金融的概念也伴随其机构和业务的快速扩张，迅速在国内流行开来，成为实业界和学术圈关注的热门词汇，形成新的产业浪潮。但深入观察普惠金融这几年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可以发现，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在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获得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金融体系的普惠程度仍不够。具体表现包括：农村金融基础薄弱、网点少、成本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小型社区类金融机构发展亟待加快；新技术革命冲击下的部分金融创新业务有待进一步规范；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大等。 报告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实现“普惠金融”概念所要求的普惠大众的基本目标，这是巨大的挑战，亦是未来的机遇。 据报告案例研究表明，一些有代表性的普惠金融从业机构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开发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普惠金融产品和商业模式，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内涵已远远超过了小额信贷的范畴，支付、汇款、保险、典当等各类金融服务均包含其中。特别是近年来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中国综合性普惠金融服务呈现网络化、移动化趋势，第三方支付、网络P2P信贷、网络保险、移动支付等新兴普惠金融业态蓬勃发展。 但同时，延续数十年的以经营模式单一的传统大型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仍未根本改变，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依然有限。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市场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竞争仍停留在较低层次上，普惠金融机构的盈利模式和创新能力亟待实现新的突破。 金融服务的良性发展必然要求对风险有很好的管理和防范。作为面向新群体的一种新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服务具有与传统的金融服务截然不同的风险特征，如果套用传统的风险管理手段和监管方式，必然不能适应普惠金融业务发展的需求。 报告认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全方位的风险管理的方式和手段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很多技术的支撑，普惠金融的新模式发展迅速，所有的创新都必须遵守“利国利民、合法合规”的基本原则，一方面需要通过行业自律加强内部规范，另一方面需要通过适度的监管来加强外部监督，既鼓励创新又能够防范风险。 对于普惠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而言，互联网技术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基于互联网的低成本金融创新和应用，各类金融组织不断采用新技术来改善服务渠道、降低享受金融服务的门槛，居民和小企业的金融诉求得到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互联网时代让信息更加开放，客户信息安全面临新的挑战，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威胁。 在监管未明的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有可能引发市场风险失控或投资者保护缺失。因此，报告认为，在金融监管创新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积极面对新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在全球互联网金融模式都尚未定型之时，如何加强监督和监管，如何提供合适的金融基础设施都是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由此，有业内人士认为，普惠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将掀开全新的一页。 6．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连续11年超过0．4的安全警戒线：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超过3，远高于发达国家1．5左右的平均水平。发展普惠金融，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创业的机会，逐步缩小贫富、区域和城乡等一系列现实差距，让弱势产业、弱势地区和弱势人群能平等地享受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国约有4万个乡镇、约6．4亿农村人1：3，还有数量庞大的城市社区，蕴含的金融需求约以百万亿元计，但金融机构空白或仅有一个的乡镇数量仍有近万个。小微企业数量已突破5000万，假设资金匮乏者占比70％，其中80％有融资需求且户均保守需求量为50万元，则小微信贷市场容量超过14万亿元。此外，上述主体对支付结算、财富管理、保险等其他方面的金融需求也十分迫切。 伴随目前国际经济发展的跌宕起伏和我国经济发展空心化、泡沫化、单一化、片面化等特点，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引起国家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实体经济在我国的推广最大的阻力在于企业信心不足，积极性不高，这也正应了很多人的论断：“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处在历史断层上”，鼓励和推动一大批有事业精神的企业家成为当前比较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此有学者提出，发展实业除了企业家的自我良知，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金融也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7．自2008年成立以来，重庆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结合自身优势．将“金融雨露”洒向了广大的“三农”、小微企业客户及个体工商户等，在巴渝大地描绘出了一幅壮美的“普惠金融”蓝图。特别是近年来，该行持续科技创新，积极创新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模式，不断丰富优化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等电子渠道功能，让广大客户畅享便捷、安全及实惠的现代金融服务，客户满意度不断提升。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普及，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重庆农商行顺应互联网金融发展大潮，积极布局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产品种类，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自2009年以来，重庆农商行先后推出手机银行、企业网银、银企直联、个人网银、移动金融、电子商务、短信银行、电话银行、微信银行等电子渠道业务，初步形成江鱼儿网络银行、银行商城、020社区金融服务生态圈、P2P平台资金结算、大数据运用等互联网金融产品，并打通超级网银、同城支付、网关支付、第三方支付在内的多种支付结算渠道，加上短信银行、电话银行和ATM机、POS机、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等自助设备，已基本完成了立体化电子银行平台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客户实际需求，持续加强产品开发创新，优化业务功能，实现了包括转账、缴费、理财、基金、彩票、代收付、集团资金管理、网上支付、近场支付等种类齐全、功能丰富的电子银行业务产品体系。 同时，该行还通过提供后台账户管理和结算服务支撑，积极推动和支撑P2P互联网投融资平台，现已与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联保通”、重庆农畜产品交易所“惠融通”、重庆三峡担保公司“金宝保”等多家投融资平台互联，成为西部首家银行直接参与上线运行的互联网投融资平台，现已上线超400余支融资产品，成交金额超过9．5亿元。 农村地区居民居住分散，部分地区存贷款规模较小，农村金融网点的服务成本较高，由此产生了农村金融服务“空白区”。为了消除这些“盲区”，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作为重庆本土最大的金融机构，重庆农商行一直在努力。 早在2010年，重庆农商行就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消费需求特点做了全面调研，并结合对乡镇营业网点业务交易类型的统计分析，总结出了农户金融消费需求的五大特点：爱用存折，挂失率高，账目易混淆，小额取款多，电话费、电费仍习惯于到柜台缴纳。另外，对于ATM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便捷的金融服务渠道，部分农户却认为用起来有些困难。 在调研的基础上，重庆农商行于2011年在西部地区率先推出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采用网点＋居委会(村委会)的合作模式，由重庆农商行提供服务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布放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终端”，由网点和村委会共同指定专人协管，依托百货、超市门市等固定场所，建成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为农民办理支农惠农补贴支取、小额现金调剂、用户余额和交易明细查询、自助缴费、口头挂失、存折补登等金融业务。目前，已设立近700个农村“便民金融自助服务点”，覆盖32个区县边远乡镇，让400万名农村居民“足不出村”便可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 另外，为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支付环境，重庆农商行在重庆银监局的指导支持下，积极探索通过电子银行手段，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给力“村村通”：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卡采取贴膜技术，因不择机型、不需上网、菜单便捷、成本低廉，可实现查询、转账、缴费、定活互转等基础金融服务，深受广大农户欢迎。为了促进试点工作取得实效，还制作了通俗易懂的手机银行操作手册分发到营业网点，并通过广泛地开展“够爱你就来”、“你交易我有礼”、手机银行业务培训等宣传推广活动。 目前，重庆农商行已建成立体化的融资渠道，在1772个传统网点办理贷款业务的基础上，2013年开通了微信贷款和电话贷款功能，客户可在线申请消费贷款、信用贷款、汽车按揭贷款等个人贷款产品，最快1天就能完成放款，最高可贷1000万元。目前，重庆农商行已收到微信贷款申请和电话银行贷款申请业务量持续增长，放款金额超过2．75亿元。同时为了进一步方便“三农”、小微客户进行贷款，2014年，重庆农商行创新试点推出小额贷款自动审批业务——“云微贷”，并通过大数据分析运用，利用数据模型自动进行信贷额度授信，在手机银行等多个电子渠道实现小贷的快速申请、审批、发放、还款等业务，进一步减少了客户办理信贷业务的成本支出，包括时间成本。 在科技创新的同时，重庆农商行始终站在客户的角度为客户着想，致力普惠于民。据了解，使用重庆农商行手机银行服务的客户享受针对跨行转账提供的补贴。早在2009年，重庆农商行在全国范围内首推农民工专属银行卡——江渝乡情卡，实施免年费、免小额账户管理费、免短信账单服务费、免开卡工本费、免短信提示费等优惠，并捐赠1000万元设立“江渝乡情慈善基金”，专项用于补贴农民工的异地汇款手续费，2014年又追加了1000万元。截至2014年末，江渝乡情卡发卡超过800万张，累计报销异地汇款手续费超过1200万元。 8．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其中“互联网＋”普惠金融成为这次顶层设计的11项具体行动之一。意见提出，探索推进互联网金融云服务平台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拓宽服务覆盖面，拓展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的深度和广度。相信乘着政策的东风，普惠金融必将能够在自身的理想之路上，以更好的服务和更快的速度不断向前迈进!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真切。农村“微腐败”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从各地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农村“微腐败”已成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工作重点。
此前，甘肃省酒泉市通报了该市金塔县古城乡旧寺墩村原党总支书记王世海案件。王世海利用职务之便，将县财政局拨付的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补助资金中30407元用于个人搭建温棚使用，并采取虚报的方式，侵吞集体资金1.5万余元。
“近年来，村干部虚报冒领甚至挪用套取补贴补偿款，已经成为农村基层腐败的一种典型模式。从我们查处的案例来看，此类腐败现象在农村较为普遍。”福建省漳州市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类虚报冒领现象多发生在土地征收流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资金管理使用等方面。近年来，农村的许多青壮年常年出外务工，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在农村留守。由于受限于知识水平等原因，这些留守人员往往不熟悉国家的相关政策，对村务更是很少关注。村里究竟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他们难得知晓；特别是那些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事情，这些留守人员根本不知就里。“五要”工程等，很多时候成为一种摆设；那些张榜公示的村务，其实就是“墙上挂挂”而已，村民很少光顾和注意。所以，“歪嘴和尚念歪经”的事情，便屡屡发生。
“有些村干部认为，替村民做事，顺便给自己谋点福利是小事。”福建省诏安县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对记者说，一些村官潜意识里就认为自己是村民的“父母官”，想怎样就怎样。有了好处要分一杯羹，在一些村干部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
于是乎，本应是老百姓养命钱的补贴款，被一些村官巧取豪夺、“雁过拔毛”，想方设法据为已有，并且根本不当一回事。
2015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纪委通报了13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典型案件。其中，该市扶绥县渠黎镇碧髻村委会原治保主任陆少勤，因在协助开展征地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9户被征地村民”好处费”被开除党籍。
“随着现在惠农、扶贫政策越来越多地出台，从政策最先100米落实到田间地头，到广大农村老百姓当中，就有一个最后100米的问题。这些惠农款、扶贫款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救命钱、安家钱，但对于一些基层硕鼠来说，它却是唐僧肉。”
近年来，以暂存代管为幌子，克扣侵占“三农”资金的案件不断涌现。在农村，一些村干部一贯信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们有的打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些钱不能存入个人账户”的“帽子”对付诘问，有的以农村财务不规范、不完善为借口，将村集体资产储存到个人账户，妄图瞒天过海。
专家表示，一些村干部抵制不住金钱诱惑，企图通过暂存代管等方式，“瞒天过海”侵占资金。“以这种方式侵占村民资产的贪腐，具有更强的隐蔽性。”福建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此“为民做主”，往往是村干部的一种托词和惯用伎俩。他们以为这些钱存进银行，神不知鬼不觉，村民根本无从知晓，如果上级追问也可以搪塞一阵子。有此“良策”，等于贴上一道“平安符”。一旦东窗事发，遇到媒体追问或纪检监察机关追责，他们就会编出“无可奈何”“财务把关不严”等一套套戏码，把自己伪装成“替人做事还代人受过”的无辜样子，妄图掩饰心中的“小九九”。此类现象更值得注意和警惕。
2．“过去几年里，反腐败工作扎实有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四风’工作持续推进，不敢腐的氛围正在形成。”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侨联副主席A说。
2016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举措、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上面九级风浪，可基层个别地方或纹丝不动或波澜不惊，正风反腐的压力还有待进一步向下传导。”全国政协委员B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B结合自身工作和走访调研，归纳出当前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几种表现形式：部分基层干部不收敛、不收手，顶风违纪，骗取、截留、挪用涉农款物；部分基层干部在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方面以权谋私、优亲厚友、吃拿卡要；一些地方甚至出现骗低保、医保、社保的问题。
一位来自企业界的全国人大代表向记者讲述了前些年他们企业那些不得已的苦衷：作为贫困县里为数不多的好企业，经常被一些部门“检查”“调研指导”。来者都是客，标准不低的工作餐得安排吧，临走时得带点小礼物吧。“陪检、陪吃、送礼，逢年过节之前，有的部门还必须去‘拜访’，费时、花钱，关键是牵扯精力。”这位代表说，“八项规定真好，给我们企业减负了，这种现象大大减少了。”他建议，正风反腐要加大力度，动真碰硬，对违纪违法的公开曝光，先把“不敢腐”的氛围在基层营造起来。
“要发动老百姓起来监督，损害自身利益的要举报，不符合党员干部标准、形象的，也要举报。”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人民调解员C告诉记者，前些年，村民之间发生纠纷，有的明明不占理还扬言“我家亲戚在市里当干部，你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没人这样说了，为什么，怕群众监督，怕组织查处，不敢了，他也知道这样说就是害他那当干部的亲戚。
“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管全党、治全党，基层不能例外。”全国政协委员B说，作为纪检监察于部，肩负正风反腐职责，更感到责任重大。她建议，墟实党委主体责任，实践证明，党组织敢抓敢管的地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就少，对那些不正之风长期蔓延、腐败问题严重的地方。要追究党委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纪委要转变执纪理念和方式，不但要查处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的问题，更要对违纪苗头和“小问题”早处置、早纠正，及时对有反映的干部“咬耳扯袖”，让他们“红脸出汗”。
3．F街道T村村干部小莉，在当地颇有威望。
2014年，绕城公路修过T村时，小莉将自己一家人和兄弟姐妹享受占地补偿的清单，打印出来，贴在村里人员最集中的茶馆门口。当时有人用手机拍了照，专门到街道房管所对照核实。很快，小莉感觉到村民们的变化——更愿意亲近自己了。村民们说：冲着她敢把家里人的情况公开，小莉这个干部，我们信得过。
“如果不是直截了当公开情况，我就是有十张嘴也无法打消村民的疑虑。”小莉深有感触地说。
从2013年开始，F街道实施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十公开”制度，要求村干部必须主动公开自己及直系亲属享受的惠农惠民情况，严防优亲厚友，铲除“苍蝇式腐败”滋生的土壤。广大村干部表示，“十公开”制度，给了群众一个明白，还了干部一个清白，实打实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2016年4月19日，T村村委会公示栏前，四组村民小宁认真地翻阅当年一季度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公示表，“公开好几年了，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我们老百姓始终还是关心这些，公开总比捂着好。”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前，“捂着”带来的隐患，F街道纪工委的同志深有感触。2009年至2012年，在惠农惠民政策实行中，F街道收到反映村干部以权谋私、优亲厚友、中饱私囊的信访问题，每年平均达20件(次)，有的还是重复上访、多头上访。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存在虚报冒领、中饱私囊，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优亲厚友、分配不公等现象。比如，F街道X村原支部书记及村委会主任，就因为在农转非中为家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被查处。
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说，仅2010年至2012年，F街道就有惠农惠民补助18项，总金额达3460万元。而随着国家惠农惠民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投人的民生资金越来越多，村两委干部手中可分配的资源增多，为“苍蝇式腐败”留下了寻租空间。
为扎牢制度的笼子，防止“苍蝇式腐败”，2013年5月，F街道党工委下发《关于进一步健全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涉农涉惠政策“十公开”制度的通知》，要求11个村(社区)“五职干部”(支部书记、主任、2名综合服务专干、1名综治专于)及直系亲属，每季度公开其享受低保救助、危房改造、党员定补、种粮直补、土地复垦、计生优惠、农机补贴、退耕还林、家电下乡、扶贫慰问等十项涉农涉惠的情况。其后，具体公开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如取消家电下乡，增加了脱贫资金补助等内容。
在具体操作中，“十公开”制度有四个主要环节，即通过“申报、审核、公开、查究”，严密“封锁”村干部在优亲厚友中的寻租空间。
每季度第一个月的月初，F街道各村的群众已经习惯到村(居)委会门前的公示栏上，查看村(社区)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情况公示表。
“这项制度实施起来并不复杂，每个村干部每年定期申报自己和直系亲属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即可。”X村支部书记老徐介绍，主要由村党组织对村干部申报的真实性进行审核监督，自己作为村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和纪律监督小组组长签字负责，“这些实际上强化了村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
在老徐看来，“十公开”制度最核心的环节是公开。在X村村务公开栏前，有一个醒目的板块，专门以大号字体公示村干部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情况。“除了这里，还要在村民小组、村民集中的地方公示，现在，有条件的地方，还通过网站、微博、微信、QQ群、广播等平台进行公开，让村干部广泛接受监督。”老徐说，自己切实感受到了群众对此的关注度，每次更换各种张贴材料时，村干部这份公示表总是最破旧，“因为翻的人太多了。”
“关键是让群众知晓。”T村纪律监督小组组长说，“公开是最大的杀手锏，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会举报、会审核。”
而作为上级纪检监察组织，关键是在查究环节，加强监督。F街道纪工委书记老薛表示，对申报不齐、不实、公开不力的村(社区)，在年度党风廉政综合目标考核中实行扣分处理，并给予其他相应处理；对群众反映村(社区)干部存在违纪情况的，交由街道纪工委核查，经查证属实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对涉事人员进行处理；查证不属实的，将事实真相告诉群众。
这四招是否管用？F街道农业服务中心主任说，2013年前在畜牧业发展的补贴方面，常有村干部弄虚作假、优亲厚友，“现在几乎没有了。”
对于“十公开”制度，村干部们表示欢迎。“只要不存在优亲厚友的想法和做法，这事并没有什么坏处。”Z村支部书记说：“就像一面镜子，时时提醒我们不要以权谋私。”
“十公开”制度实施以后的效果，出乎大家的意料。T村地处F街道开发建设区域，征地拆迁工作繁重，矛盾突出，但随着村干部及直系亲属享受补贴情况的公开，T村支部书记小张明显感觉到村民私下的猜测和抱怨少了，工作推动顺利多了。
小莉一家在当地是大户，兄弟姐妹多，征地时村民最担心她优亲厚友，而她正是看到了“公开”的好处，才想出在人群集中的茶馆贴“条子”这个办法，主动洗清嫌疑。“要说兄弟姐妹都不算直系亲属，但公开可以消除疑虑，没什么不可以。”
“十公开”制度为村干部的“小微权力”戴上了紧箍咒。Z村的小荣任村综治专干后，主动对不符合条件的弟弟做思想工作，劝其自愿放弃了低保补助。老徐说：“至少村干部在打算以权谋私时，会认真地考虑一下其中的风险。”
据统计，2013年，F街道关于村干部优亲厚友等信访问题减少至5件(次)，到2015年，反映村干部及直系亲属违规享受惠农惠民政策的信访为零。
4．2016年12月，L县的农民反映，他们那里的多项惠农政策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实惠，农村低保发放混乱，退耕还林的补偿款也拿不到，多数都进了村干部的腰包。
村干部腐败，被不少学者视为“最具离心力”的腐败，因为他们距离农民最近，因此，对村干部腐败必须零容忍。
村干部“位微权重”，而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村干部权力虽小，却往往有自己独特的“权力地盘”，以农村低保为例，国家的农保、低保政策的实施，村干部在办事上有比机关干部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虽然权力看上去不大，却是实实在在地在管事。只要管事或长期管事，权力就容易膨胀，就会被无限放大；有些村干部奉行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私分村级财物，收受红包礼金，贪图吃喝玩乐和钱财，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就损公肥私；更有甚者，刻意去追求权力的私有化，特别是把权力看成个人发财、谋利的工具，某位贪腐村官曾说“我当村干部不就是为了捞两个吗，这怎么还违法了？”就是最真实的写照。要改变村官和村民的这些观念，应该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提高村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权责意识。
防止村干部腐败，要在选人用人上下功夫，严把村干部人口关。对候选人进行认真筛选，确保候选人条件过关、素质过关，掌握并认真分析每个候选人的基本情况、生活阅历、工作经历，坚决杜绝不合格人员当选。另外，严格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规范换届选举工作程序及选举人竞争行为，对换届选举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贿选行为，做到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并立即取消参选和当选资格。
上级部门也要对农村加强监督，对于逾越制度和法规的问题要加以严惩，形成威慑力。这里要发挥村民的作用，完善农村财务村务公开制度，让村干部接受上级部门和村民的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公开透明，保障村民的知情权，防止基层腐败。
事实上，基层反腐的成功与否，事关改革的“最后一公里”能否打通，改革的成果能否为全民共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分析说，为什么过去基层会有一些官员能卷走老百姓的血汗钱，就是因为一些制度存在漏洞，改革尚未完善。“改革本身就是要消除旧制度中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的部分，同时要消除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灰色地带，逐步消灭权力运行当中的真空和漏洞。”
“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杨伟东看来，基层反腐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既有力度，又有深度和厚度。他认为，与“看得见”的力度相比，深度和厚度更为重要。我们的反腐不只是要处理多少人，更重要的是让官员从内在改变。反腐的举措重要，更重要的是让基层完善运行的机制，让权力真正为基层群众服务，让百姓和官员之间产生良好的互动。
5．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感受到更多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日前，中纪委通报125起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村(居)委会占七成。
近日，某网站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网对1819名来自农村的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农村受访者看来，目前村官腐败的4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拉票贿选、买官卖官(44.8％)，玩忽职守、徇私舞弊(42.3％)，吃拿卡要、收受财物(41.6％)，侵占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40.4％)。本次调查的农村受访者中，66.1％的人目前在农村居住，对于接下来的农村反腐工作，80.9％的受访者表示期待。
小李是华北某县一名“包村干部”(上级派驻到村里联系工作的人员)，由于工作原因经常和村干部、村民打交道。他说，他所在县的某村村长和村支书，用自己亲戚的名义，造假合同，把村里几块闲置的集体土地弄到了自己名下，之后卖给开发商牟利。有村民表示要举报，就被塞上几千块钱“封口费”了事。小李感叹道：“村官虽然是芝麻官，但有些贪腐行为却很严重。”
“我听一个村的村民说，他所在村的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村长的亲戚。该村村长换届选举时，班子成员每个人负责给几户村民‘做工作’，以求让村长连任。”小李说，选举时，对于选民，这些村干部会亲切地称呼、拉关系，对于老年人，还会“关心”地说“会不会写字？我帮你写选票”，拿过选票自作主张地写上前任村长的名字。“对于这些事，村民大都不会特别在乎，一是缺乏选举权意识，二是怕得罪人。”
调查中，在受访者看来，村官存在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公款吃喝31.9％)，冒领、骗取国家补贴(30.5％)，对各类民生投入资金截留挪用(29.6％)，克扣群众财物(25.5％)，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摊派费用(24.6％)，拖欠群众钱款(22.1％)，违规收缴群众财物或处罚群众(20.6％)，滥用公务用车(16.1％)等。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E认为，中纪委和地方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村官腐败之所以占很大比例，是因为他们处于权力体系的末梢，却掌握很多的土地、财政、人力等资源。在基层，权力更集中，村官是一个村子的一把手，加上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就容易出现腐败问题。“村官同时具备资源、动机、机会这三个腐败的条件。”
“基层腐败存在家族化特点。”E指出，一方面，一些村干部本身是该地方的大姓氏。会利用人数和家族上的优势，获得领导权。另一方面，农村选举中，存在不遵守法律程序的问题，采用“大哥拍板”的方式进行权力运作。
E还指出，很多农村基层党组织存在涣散的问题，村干部思想观念落后，能力跟不上。“这与村干部自身素质有关系，也与人口迁徙、人员外出务工、村镇空心化有关系。”
在E看来，村官虽小，贪腐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小官大贪’的案例屡屡曝光，有些村官掌握着大量资源，腐败金额巨大。另一方面，村官等基层干部与群众距离近，他们的一言一行，影响着百姓心中政府的形象，影响着上级政策的贯彻执行。”
小李说，自从中央加大反腐力度，他感觉村官选举程序比以前正规了，明目张胆贿选的现象有所减少，村里地痞流氓少了，村官涉黑的事情也很少听说了。不过，他同时表示，村干部选举中的拉票行为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得更隐蔽。“比如以前选举前，有的村长会请村里党员到饭店吃饭，现在会注意把时间定在晚上。”
“我一直关注反腐新闻，希望以后农村的风气也能变一变，村官更廉洁一些，让我们这些在村里生活的老百姓心情更舒畅一些。”一位村民说。
申论一、给定资料 1．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短短的200多年间，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所形成的陆地化石资源，人类有能力在数百年内开发并消耗殆尽。这种爆炸式的开发与能源使用。释放出巨量温室气体，使得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和气候危机。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应对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中国是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负面影响的国家之一。冰川融化、土壤沙漠化、地表温度的变化和海平面的升高正给中国带来洪灾、干旱、农作物减产、家畜饲养不稳定、海岸线破坏和森林退化等一系列灾害。这些灾害又将导致食物和水资源匮乏、疾病多发和传播以及移民等问题。比如，亚太地区的台风北移将导致相关省份(如福建省)面临更强、更频繁的台风。 科学家们认为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不断增多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而在促使气候变暖方面作用最大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其“生命力”很顽强，一旦排放到大气中。少则50年，最长约200年都不会消失。因此，推行低碳经济被认为是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保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之一。低碳经济为“生病”的地球开出工一剂“退烧”。 2009年12月．来自世界上192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有关拯救地球、二氧化碳减排等问题的大会。“低碳经济”成为会议上的热点词汇。中国在大会上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 英国首次提出“低碳经济”时。科学界以及公众都比较信服的一个结论，就是目前大气中浓度过高的温室气体对正在上演的全球气候变暖有直接作用，并且证实这些浓度过高的温室气体是人类经济活动、生产生活的结果。 将碳排放量作为一种限定，其含义是“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全球气候系统受到威胁的水平上”，无论人类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发展速度、发展规模都必须考虑碳排放量这个约束。“低碳经济”旨在围绕整个经济活动，在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全面考虑温室气体排放，主要体现在对能源生产和消费作出更加有效率的选择，以求达到最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尽管“低碳经济”的发展在世界各国还处在初级的起步阶段，也没有形成规模，在世界各国经济领域所占比重也不大，但其发展前景和重要意义却不可估量。“低碳经济”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既可减少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缓解能源储藏日益匮乏的压力，又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低能耗的“低碳经济”既节省了生产和生活消耗能源的成本。同时由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今后治理环境的投入也会相应减少，_举两得；“低碳经济”是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供需矛盾，加快工业化进程和改善环境，重视和发展“低碳经济”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发展“低碳经济”与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意义上看，发展“低碳经济”与转换生产和生活方式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与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截然不同，不仅对气候环境的影响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且最终的结果也截然相反。 2．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低碳经济的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这对中国，是压力，更是挑战。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15次领导人峰会上，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在2009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他进一步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取得新进展。”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的中国，正处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可能停止；长期贫穷落后的中国，以全面小康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带来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高碳”特征突出的“发展排放”，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制约。怎样既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又不重复西方发达国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发展的老路，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电力中，水电占比只有20％左右，火电占比达77％以上，“高碳”占绝对的统治地位。据计算，每燃烧一吨煤炭会产生4．12吨的二氧化碳气体，比石油和天然气每吨多30％和70％，而据估算，未来20年中国能源部门电力投资将达1．8万亿美元。火电的大规模发展对环境的威胁，不可忽视。 中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国经济的高碳特征。资料显示，1993—2005年，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年均增长5．8％，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约70％。采掘、钢铁、建材、水泥、电力等高耗能工业行业，2005年能源消费量占了工业能源消费的64．4％。调整经济结构，是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但实际情况与之相去甚远，中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商业渠道引进。据估计，以2006年的GDP计算，中国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年需资金250亿美元。这样一个巨额投入，显然是尚不富裕的发展中中国的沉重负担。 无论是从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假说起步，还是2007年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低碳社会”构想开始，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的“碳排放”，以及相关产业政策和思想轨迹的议论，就从来没有低调过。其中。最猛烈的攻击就是声称中国的碳排放已居世界第一，而中国的高耗能产业还在高速增长，因此，今后的中国将成为灭绝北极冰川的“环境恶棍”。调门较低的则是怀疑论，如美国媒体如此评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铅都是中国生产的，由于市场担心大批铅冶炼厂被关闭，铅价将大幅上涨；中国无数小型铅冶炼厂令中央政府难以管理。许多冶炼厂为地方政府创造了可观的收人，不管它们是否达到安全标准，继续让它们运营符合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中国政府过去通过执行已有环保法规整顿该行业的举措大多未能获得成功，因此也没有什么理由相信当前的行动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当然，还有比较温和的期待论，如英国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还需要在生态环境方面创造环保奇迹，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发展奇迹。 3．身处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中国´刚刚踏上低碳经济之路，便陷入了“国际压力陡然增大”和”国内经济发展现实”的矛盾之中。迫切需要找到平衡点。 “是不是要用西方的话语(绝对减排)，来界定中国的低碳经济(相对减排)?中国的低碳经济是走西方道路还是自主发展?这些基本问题都存在争议。”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政策与研究总监喻捷说。 在喻捷看来，低碳经济与承诺更大减排目标既有关联，又有区分。不管从能源安全还是产业升级来讲，低碳经济都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而要实现减排指标，必然要通过技术和市场的手段，但是，涉及清洁能源核心技术以及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等的诸多问题，仍需通过气候谈判来解决。 国内不少人士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对发展低碳经济定位过高，将导致“要求中国承诺更多减排目标”的国际压力也随之增长。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陈迎3月2日表示，从国内来看。对低碳经济的内涵和外延等的理论研究都还“很浅、不成熟”。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姜克隽给出的定义是，“低碳经济是指社会经济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能够实现低碳排放。”但在陈迎看来，“低碳经济的衡量、指标、评价体系等认识都较为模糊。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民间，都容易产生歧义。” 部分人往往会对低碳经济做出“绝对化”理解。认为已经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可以走低碳道路，而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尚不能大步走向低碳，这可能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陈迎表示，“我们可以用相对的概念来理解低碳经济。中国虽然与西方在发展程度上有差距，但完全可以向低碳迈进，通过降低能耗、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煤等道路节能减排。” 喻捷则表示，发展低碳经济尤其需理顺产业链上的利益关系、深化改革。“低碳产业的发展环境与其他产业相同，都存在一段时间的产能过剩、标准化落后、地方保护主义。”以风电产业为例，就要理顺地方政府、风电设备制造商、风电项目企业和电网公司等的利益格局。在我国风电产业“大跃进”的情况下，“如果仅仅推动一端，仅仅依靠政绩考核，没有监督和惩罚机制，将阻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发改委一份报告表示，我国将采取四大措施，将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和相关发展目标纳入“十二五”规划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中，制定促进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的财 税、金融、价格等激励政策。 研究制定中的扶植政策包括：《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发展低碳经济指导意见》和《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业发展的意见》等。 4．受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制约，全球气候变暖对日本的影响远大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面对气候变暖可能给本国农业、渔业、环境和国民健康带来的不良影响，日本各届政府一直在宣传推广节能减排计划，主导建设低碳社会。 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近十年来，日本政府多次修改《节约能源法》。特别是2008年6月份。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对策“福田蓝图”，设定了日本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即到2050年使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减少60％一80％。同年7月份，日本政府又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阐述了未来3至5年内将家庭用太阳能发电系统的成本减少一半等多项有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内容，并吸收了“福田蓝图”的部分内容。在对企业执行国家节能环保标准的监督管理方面，日本有一套完整的“四级管理”模式。以首相为首的国家节能领导机构负责宏观节能政策的制定；经济产业省及其下属的资源能源厅和各县的经济产业局为节能的指挥机关，具体负责节能和新能源开发等工作，起草、制定涉及节能的详细法规方案。受政府委托的近30家节能中心，负责对企业的节能情况进行检查评估，提出整改建议，并负责能源管理员资格考试等工作。 《节约能源法》规定，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办公楼必须设能源管理员岗位，负责监督企业节能和按时向政府节能管理部门上报企业的能源使用计划和节能措施，能源管理员要通过节能中心组织的全国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目前日本有数万名能源管理员。 在政府的引导下，日本企业纷纷将节能视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表现，重视节能技术的开发。日本节能中心每半年公布一次节能产品排行榜。目前，日本节能电器产品发展迅速，绝大部分空调的耗电量已降到10年前的30％到50％。日本政府还通过改革税制，鼓励企业节约能源，大力开发和使用节能新产品。如果企业达到节能标准，或采用节能产品，可以享受一定的减免税负的优惠。新修改的节能法还加大了对没有达标企业或产品的处罚力度，如果企业没有达到节能标准。可被处以100万日元(1美元约合95日元)以下的罚款。 在使民用产品达到节能标准的同时，日本政府和相关团体通过电视、网络、发行刊物、举办讲座等形式向消费者普及节能知识，进行节能宣传教育。如今，节能措施已细化到日本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日本环境省从2005年起提出民众夏天穿便装，秋冬两季加穿毛衣的倡议；夏天要求男士不打领带，将空调温度由原先的26摄氏度调到28摄氏度，秋冬可调到20摄氏度。据统计，仅夏天空调温度调高2摄氏度一项，即可节能17％；如果换算成石油，日本全国每年可节约原油155万桶。 在饮食方面．日本人总结了一整套从购买、保存到烹饪等各个环节详尽的节能窍门。在购买食物环节，提倡消费者购买应季蔬菜和水果，因为生产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往往耗费更多能源：尽量选择产地较近的产品，从而鼓励商家从邻近地区进货，以缩短运程节省能源。 在出行方面。目前多数日本家庭的轿车只在外出游玩时使用，平时上下班多选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开车时，不急起步、不猛加速，提倡保持“经济速度”等。 在政府的倡导下，建设“低碳社会”已深入人心。一项调查显示，有90．1％的日本人认为应该实现“低碳社会”。 5．无疑，二氧化碳是引发地球变暖的核心因素之一，但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建筑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几乎占到了50％．这一比例远远高于运输和工业领域。 房地产行业其实是能耗大户。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约释放出0．8吨碳。在房地产的开发过程中建筑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等方面的能源都参与其中，碳排放量很大。此外，我国当前的大量建筑，还存在着因结构不合理、材料使用失当而引发的高耗能、高排放。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建筑采暖、空调、通风、照明的能耗占全国总能耗的30％左右，研究者的保守预计是到2010年。我国的碳排放量将比2000年增加6亿吨。 郑州清华园小区早在几年前就开始采用节能、节水、节电、节材的“四节一环保”技术，得到了国家建设部的肯定和鼓励，清华园小区也被评为首批“国家康居示范工程”；最近几年面世的橡树玫瑰城、怡丰森林湖等楼盘均采用了新型环保节能的热泵技术，利用地下水的热量取暖和制冷，尽量做到减少能耗，减少碳排放。 建设绿色低碳住宅项目，实现节能技术创新，建立建筑低碳排放体系，注重建设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以有效控制和降低建筑的碳排放，并形成可循环持续发展的模式，最终，使建筑物有效地节能减排并达到相应的标准，是中国房地产业走上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开发商义不容辞的责任。 低碳建筑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资金的一次性投入与节能回报的持续性回收，这两方面的主体并不一致——资金是由开发商投入的。回收却由业主享受。这是制约当前低碳建筑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份测算表明。如果采用节能标准化流程，增加的建筑投入在总成本的5％左右，就能取得30％~40％的减排效果。从“建筑经济”角度来讲，毕竟建筑有30~50年的平均寿命，这5％的投人一般在5~6年内可以收回。 6．2010年3月2日，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向“两会”提交的一份名为《关于积极推广绿色低碳技术、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提案》明确建议：政府应在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方面对绿色低碳建筑进行改革和倾斜，包括以减碳指标来进行金融和土地等资源配置，设置不同的税费征收标准，改变以单纯的“价高者得”的土地出让办法，以平抑地价和房价。 在这份提案中，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直截了当地指出，“房地产不能拉中国经济转型的后腿，要转向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解决产能过剩．唯一的出路是走上绿色低碳型地产的发展之路。” 提案建议，政府应出台有利．于节能低碳型房地产发展的激励政策，引导房地产产业结构调整，以便摆脱当前进退两难的困境，并提出“将推广绿色低碳技术与建筑纳入‘十二五’规划之中”。 所谓绿色低碳建筑是一个系统化的概念，是贯穿规划、设计、施工、管理、消费全过程始终的概念。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认为。政府管理部门不仅要在减碳方面有政策与财政的支持，还要在节水、节材、节地和环境保护方面有所部署。 “比如，在土地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方面进行改革和倾斜，鼓励绿色低碳建筑顺利开展。”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指出，其中，政策上可以用减碳指标来进行金融和土地等资源配置，设置不同的税费征收标准，改变以单纯的“价高者得”的土地出让办法，有利于平抑地价和房价。“这样一来，房地产企业也必将更加重视项目的品质，主动应用绿色低碳技术，对于房地产行业本身将是一次革命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四十不惑，不是说这个年龄就活得很明白了，而是觉得时不我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不创业我们就老了。四十岁也不是‘外面的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的年龄了，而是我要担负起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的年龄。” “自恃八斗经纶才，囿三尺壅蔽讲台。空有一具自由身，落樊笼经年复数载……” “人生并非漫长无边，无非求一顺心意、开心颜，我于年近不惑请辞，仅与个人心性志趣有关，同时也源于不想久事笔砚文牍之间而无所用事。” 继“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之后，各种版本的诗意辞职信也不断涌现。对此，网友“南海樵人2013”认为：“世界那么大，哪儿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只要是适合自己而又于人无碍，这就是最好的。欣赏这样的才情，理解这样的情怀。’ 花样翻新的辞职信虽然个性张扬，夺人眼球，但在另一些网友和职工看来并不合适。曾有过一次辞职经历的职工胡先生认为，就算决定辞职也应该站好“最后一班岗”，而辞职信代表着一份对单位的交代，也是对自己的总结，因而并不适合在形式上随意发挥。 胡先生说：“我是在老公司工作了近五年时间后决定辞职的。做出这个决定后，我先是口头跟部门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提出，初步沟通后确定一个月后正式离职，这才交了辞职信。辞职信上除了致谢和辞职原因这些必要的内容外，我还另外附了一份材料——因为担心我之前负责的工作由于临时交接而遇到问题，我就写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在他看来，以对工作最为有利和妥善的方式辞职，是一个职工职业素养的体现。 “辞职是辞去一份曾经带给你收获的工作，带着这些经历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新阶段。不管有怎样的不满，我觉得都不应该把辞职信当成发泄口。所谓‘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太意气用事的言辞就算再有文采，也不适合出现在辞职信中。”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工文女士这样认为。 留下一封个性十足的辞职信，然后“潇洒地转身，留给职场一个华丽的背影”，这样文艺范儿的辞职方式，让不少职场人心生向往。然而，任性的辞职方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职场人。上海知名HR屈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富于个性的辞职信可以让企业增进对员工的了解，但个性的展现要适可而止，辞职过程中更可贵的是职场人的专业态度和责任意识，而非过于追求辞职形式的与众不同。 屈辉认为：一般来说，传统意义上的辞职信写作比较模版化，职工也不容易在里面表达自己的确切想法，比如提到原因时往往会比较笼统地讲“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而个性化的辞职信往往能让企业了解员工的个性和真实想法，从而更好地了解职工需求。但是，如果刻意用形式博取眼球，难免有附庸风雅之嫌，严重者还会对职工后期的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对此，她建议职工：“在离职时尽量按照企业规定，认真走完离职程序，同时做好交接工作。就算曲终人散，也应该有始有终地对待工作，这是我们每一个职场人都应该具备的专业态度和责任意识。” 2．“其实我原来公司的待遇在业内来说算是挺不错的，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离开。”跳槽频率是社会衡量一个人是否敬业的常用标准之一，谈到跳槽，小王如是说。小王两年前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进了北京一家挺大的广告公司做HR，刚开始感觉还算不错，毕竟是个挺大的公司。“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的经理根本就不是很重视我，对我的一些工作也是不理不睬，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我的工作完成得怎样。其实我的经理能力还是很强的，可能也是太强的缘故，他经常不把公司的很多人和事或规章制度放在眼里(尽管有些制度还是他亲自制定的)，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受他的影响，我也变得和他一样。公司里基本上只有他能管我。如果他不管，别人也不好说我什么。”小王对上司很不满，他也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上司底下做事很难学到什么东西。“刚开始也想过要走，但是有在这样大的公司的工作经历对于当时刚毕业的我来说还是不容易，所以我混了两年才离开。” 对于员工来说，管理者本身就是企业制度和文化的最直接代表。管理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对员工产生很大的影响，正所谓“上行下效”。 对于目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员工来说，薪酬福利毫无疑问是决定员工敬业度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 但是，我们不难看到，目前中国企业的总体薪酬水平比较低，与大部分外资企业相比更是差距不小。并且，很多中国企业的薪酬制度不是很科学。相当一部分企业还残留着“大锅饭”的思想，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劳不仅不多得，有时候还可能因做得不是很好而受责怪。对于有责任心的员工来说，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不会介意，但时间长了难免会不满意。当员工的能力及所产生的绩效得不到相对公平的薪酬回报时，不敬业在所难免，更有甚者“另攀高枝”。 一份对大型制造业和服务型企业中268个部门的经理和员工的调查表明，超过80%的绩效评估体系是无效的。 企业的绩效考核，从某种意义上是对员工一段时间的工作情况的总结，考核的结果直接反映了企业对该员工工作的认可程度。如果考核的结果不公正合理，将会极大地挫伤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长此以往，员工出现消极怠工等情况就显得很正常了。 员工是否敬业，还依赖于是否能在能力和个人发展方面得到不断的提升。据了解，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并没有真正帮助员工进行系统、科学、动态的职业生涯规划，企业并不了解员工的个人需求和职业发展愿望，只知道给员工加薪或升职。其实，并不是所有员工的工作目的都是“钱”或“官”。 一般来说，人们应聘到企业工作，最初的动机是获得较满意的薪金，在工作稳定后，就会考虑个人的发展机会和前途问题。每个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自己的职业发展计划。作为企业员工，其职业发展的途径，通常是从低级的岗位或职务向高级的岗位或职务升迁，从简单工作向复杂工作过渡，或从不喜爱的工作岗位到喜爱的岗位等。如果员工发现在企业无法实现其职业计划目标，他就不会敬业。 魏芳在大学里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后应聘到一家企业做了销售员。每天，她都需要联系很多客户。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做销售。因为她的性格比较直，与客户交往时不够“圆滑”，并且她也很排斥去学习一些与客户交往的技巧，所以，后来她经常找借口推脱或不见客户，能躲就躲，能推就推。 3．“从公司成立之初到现在，他一直坚守在一线，埋头苦干，兢兢业业。他本着爱岗敬业的精神，在近乎十年的磨砺之中，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工作态度，已经将自己的智慧完美地融入产品的质量和效率。我为我们车间拥有这样的员工而感到骄傲。”金工车间主任陈伯君自豪地说。 棘轮张力补偿装置主要用于铁路接触网系统中承力索和接触线补偿下锚处，以补偿张力。当接触网发生断线故障时，棘轮随时制动，以便缩小故障范围。这个装置是铁路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部件，必须做到无任何质量问题。当初在准备生产棘轮时，唐凯兴的面前只有一张棘轮零件图纸，如何调试、编程，如何选刀、加工，这些问题都需要精心设计，认真研究、细心摸索、反复验证。 “我面对着这样一空二白的局面，当时心中有些苦恼，沉吟了良久，但是没有放弃。那段时间公司正好在宣传‘不畏艰险、攻坚克难’的铁道兵精神。当我重新建立自信后，模糊的思绪逐渐变得明朗起来，于是我开始着手干起来。”唐凯兴说。 制造棘轮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没有其他团队辅助的情况下，尤为困难。唐凯兴需要单独构思出一幅幅清晰的工序图，选择好最佳的刀具直径和进刀路线，编辑好完整可行的加工程序，然后调机、对刀、加工、检查等。每设计完一步，他必须要仔细检查，确保万元一失。在遇到棘轮加工面轮廓有毛刺时，由于没有合适的倒角刀进行处理，唐凯兴认真思考设计，将自己设计的倒角刀草图交由刀具厂制作完成后加工，加工出来的产品完美地解决了轮廓毛刺问题，仅此一项技术改进就为公司创造价值500万元。 尽管设计程序井井有条，但实际操作中难免会出现纰漏，从设计到编程再到加工，必须做多次试验，在实践中总结失误，设计方案也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改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多次改进后，他终于成功了，为公司总结了一套高效优质的棘轮加工方法，并运用于实际生产。通过对加工工序的反复总结与改进，棘轮加工时间从最初的20分钟缩减至12分钟，加工时间缩减了40%。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持续稳定，唐凯兴亲自进行棘轮加工生产，边生产边改进，不放过任何细节，在无数个日夜里他总共加工了棘轮13286件，产品合格率始终保持在99.98%。 “工装夹具设计是在零件的机械加工工艺过程制订之后，按照某一工序的具体要求进行的。设计工装时质量的高低是以能否稳定地保证工件的加工质量好、生产效率高、成本低廉、定位准确、操作安全、维护容易等为衡量指标的。”副总工程师李东升解释道。 “他主动提出从加工精度、生产效率、工艺性能、产品质量这几个方面考虑，可以将部分产品的制作工装进行改进，并向我保证改进后会大幅度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缩短生产周期。有了棘轮加工制作的先例，我也相信他能有所创新。”车间主任介绍说。 对于自己的意见被采纳，他非常兴奋，于是积极地投入改进工装的战斗。 这也是一个漫长艰巨的任务，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首先要了解数控机床的技术参数、性能、规格、精度以及与夹具连接部分结构的联系尺寸等，其次还要考虑夹具的排屑畅通性能、定位元件的互换性能、夹具的整体敞开性能等。经验的积累很重要，实际应用和理论设计有时会有很大的出入，尤其是像“工装改进”这种较为复杂的设计，需要根据不同的产品有针对性地设计专业工装夹具。在他的带动下，先后对定位线夹本体、接触线中心锚结线夹本体、C型承力索电连接线夹本体等多个产品的制作工装进行了改进升级，改进方案的优良性能在实际生产中得到了有力的验证。改进后各产品加工产量平均提高了10%，产品合格率也从最初的96%提高到99.8%，为公司创造价值200余万元。 回忆此次工装改进，唐凯兴说：“当时是自己主动请缨，所以压力很大，就怕说到做不到，瞎耽误功夫。可是公司、主任都给予了支持，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更是为了证明自己，我和队友们热火朝天地开始干起来。在多次试验后终于成功验证了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这种成就感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让人精神一振。” “唐凯兴对于产品质量要求的苛刻程度令人难以捉摸，我们一开始一直不理解，他老是和我们强调要慎思笃志、端正态度，哪怕一个操作姿势不到位，他都要联系到产品质量问题上。不过正是因为他长时间给我们灌输这种理念，我们现在只要走上工作岗位，也会如他一样认认真真做事，保证质量。”一名班组成员说。 追求质量永无止境。唐凯兴是一名高铁产品生产一线的“工匠”，也是一名心怀激情的青年，是行业中一位名副其实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出类拔萃者。 情系铁建，放飞梦想。不断充实着敬业精神的唐凯兴继续在这块热土上演绎着自己的人生。他说：“身为一名中国铁建人，我的梦想永远在路上!” 4．“敬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更好地落实这一价值理念，从2014年起，K市每年都会开展“敬业”主题文化教育活动。 在“敬业”活动中，通过征文深度挖掘、演讲者生动讲述、声像片实况展播等形式，一大批来自各行各业的敬业先进人物涌现出来。为进一步发挥这些先进人物的示范引领和激励带动作用，激发广大职工群众“比、学、赶、帮、超”的干劲和斗志，形成“人人崇尚敬业，争当敬业榜样”的良好局面，2015年K市开展了十大“敬业标兵”和百名“敬业好员工”评选活动。以向一线普通员工倾斜为原则，由各企业公会推选候选人，再结合市民投票、专家评选等方式，最终选出10人授予“敬业标兵”称号，100人授予“敬业好员工”称号。发布活动现场宣读了表彰决定，播放了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短片，展示并诵读了反映他们先进事迹的楹联和诗词。主持人对“敬业标兵”代表进行了采访，并由市领导向“敬业好员工”颁发了荣誉证书。K市政府官网还开辟专栏，记载“敬业标兵”的事迹，以供市民学习。 K市要求各单位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人物为榜样，继续大力营造浓厚“敬业”氛围，充分发挥“敬业”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导向作用，不断激发市民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为全市改革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近年来，P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瞄准打造“敬业P市”目标，以“全力干好八小时、用心做好手上事”为主题，以“培育敬业理念、落实敬业标准、开展敬业培训、搞好敬业评价、打造敬业品牌”为主要内容，于2014年8月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全民敬业行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体化、日常化、生活化，在全社会形成了敬业、乐业、精业、兴业的浓厚氛围。 如今的P市，以全民敬业行动为引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渐渐融入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成为激发全市上下坚定信心、昂扬斗志、拉升标杆、奋力前进，推动P市科学发展、赶超发展的强大引擎。2016年4月，P市再次被河南省政府评为市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先进省辖市。2016年上半年，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增大的形势下，P市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全市生产总值完成646.72亿元，同比增长8.4%；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00.71亿元，同比增长15.5%；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36.31亿元，同比增长9%；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53.24亿元，同比增长11.9%；城镇新增就业2.69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1万人，全市整体经济社会事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 截至目前，P市开展的全民敬业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受各种因素影响制约，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一个时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中国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资本主义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等不同思想之间不断交锋和影响，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样，一些领域、一些行业、一些人出现了敬业精神淡化的倾向。受教育程度不同、工作态度不端正、事业心不强、责任心缺乏、专业技能不足、个人兴趣与职业选择不匹配等的影响，在全民敬业行动工作中，个别党员干部和从业者把敬业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人为割裂开来，没有充分认识到敬业精神彰显着爱国、体现着诚信、反映着友善，没有认识到敬业是公民个人价值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一，是国家价值层面和社会价值层面的基础理念。 在培育敬业理念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够科学不够符合实际的情况。如过于侧重理论知识的学习，形式上也比较单一；在敬业培训方面，理论培训多，实践培训少，以“师带徒”形式的培训难以落实；在敬业评价方面，个别地方流于形式，评价结果运用不及时。 当前，P市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和“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处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面临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压力较大、增长动力转换压力较大、各类潜在风险较多等各种挑战。新的形势、新的挑战要求我们用更加科学、更加严谨、更加务实的态度，奋发进取，扎实工作，用敬业的精神、敬业的理念、敬业的标准持续深化全民敬业行动，努力实现全民敬业“城市品牌”向“品牌城市”的转身，打造“敬业P市”，为“保持态势、创新优势、转型升级、赶超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全民敬业行动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全市各行各业、方方面面。我们打造“敬业P市”，就要既加强战略谋划、搞好顶层设计，又紧密结合实际、务实重干。各县(区)、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亲自抓全民敬业行动，及时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各级各单位领导班子要定期研究，区分不同层次和对象，分类组织实施，分阶段协调，争取实现全民敬业行动均衡开展。各级领导干部在全民敬业行动中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召群众、引领风尚。要采取理论阐释、舆论引导、文艺宣传、文明创建等措施，大力宣传敬业理念，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热爱工作的职业情感、精益求精的工作追求，促进全社会形成爱岗敬业的浓厚氛围。 6．《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规定了我们今天各行各业都应共同遵守的职业道德的五项基本规范，即“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其中，爱岗敬业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最基本、最起码、最普通的要求，是职业道德的核心和基础，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的表现。爱岗，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敬业，就是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工作。敬业的核心要求是严肃认真，一心一意，精益求精，尽职尽责。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敬业是最基本、最具体、最直观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准则，是其他三个准则的直接体现。敬业是爱国的具体体现。爱国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一个人不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何谈爱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靠每一个人的辛勤工作、艰苦努力，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敬业是诚信的内在要求。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都要宣读誓词，其中就有“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等内容。公务员在新进时也要宣誓：“严守职业道德，恪尽职守”“以务实的作风、优质的服务、良好的形象，创造突出业绩”等。员工在进入企事业单位时要签订合同，承诺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如果不敬业，就是违背誓言、不履行合同，是言行不一致、说话不算数，是不诚信。敬业还是友善的表现。在一个团队中，一个人不敬业，工作懈怠，就会给其他成员增加工作量。如果工作不认真细致、马虎大意，就可能给团队带来麻烦，事实上没有做到与人为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敬业是公民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价值准则的集中体现。 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我国人口老龄化危机即将全面爆发。1980年，我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6714亿，占人口总数的12．5％。2011年，我国社会养老金缺口超过1．3万亿元。2012年，我国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总劳动力减少预警国力衰退。2016年，我国人口开始负增长。2020年，适婚年龄的“剩男”将达到近四千万，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将愈加严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可能被推迟到65岁。2030年，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大国空巢，我国将面临严重经济危机。205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38亿，80岁以上完全丧失劳动力的人口将达到一亿，每2．7个劳动人口对应一个老年人口，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缺口数额可能达百万亿元量级。 如今，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诞下的第二代独生子女们已经长到了可以去打酱油的年龄，而哄着他们长大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已经开始步入老年。与自己多儿多女的爷爷奶奶们不同，第二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只有唯一的子女可以依靠。4个老年人、1对夫妇和1个孩子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将成为常态。而再过二十年，第二代独生子女成家立业之后，将不得不承担起已经老了的中国。“养儿防老”这一乡土中国的伦理基石，将在时代变迁中无奈地做出改变。 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7％，那么这个国家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一些专家的计算，中国在1999年就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恐怕比我们想象的都要早。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但与中国不同的是，瑞典、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3万美元，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一万美元的占36％，一万至三千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人均GNP只有980多美元时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经济尚处孱弱，却已迈入了老年的中国，步履将更加蹒跚。 2．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叠加，给不同的人们带来各自的挑战。 春节后送走母亲，林晓虹就在盘算是不是要把母亲接来。母亲60岁，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家庭年收入16万元的林晓虹夫妇也为赡养老人发愁：把父母接到北京住哪里?在高涨的房价和不断拉大的支出——收入差距下，赡养老人会不会压垮中产阶级?现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还不是难事，但等孩子过两年上小学时就困难了。而且丈夫张斌的父母早晚也要来北京吧?燕郊的房价每平米早就过了万元，在她看来，适合父母居住的只有“远郊”。另一种方法是换房。林家的房子卖2万元／平米，换成120多平米需要多贷款80万。 林晓虹的上司王大国的赡养需求更为急迫些。42岁的王大国夫妇月收入2万元上下，两家父母都年逾七十，生活自理能力明显下降。而且他们夫妇现在就需要给自己攒养老钱，“多少钱才够，我们也不知道。” “我发现，现在老年人和中年人中有一种恐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S说。缺乏安全感是整个社会对养老问题的普遍感觉。对于正在步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人大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在现阶段，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全国政协委员F认为，独生子女因为没有兄弟姐妹，而在传统中国家庭伦理中，所有下一代男性必须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他说：“这是人伦的缺陷，直接关系到家庭养老体制的崩溃。”此外，独生子女精神人格的下滑也是家庭伦理需要面对的挑战之一。家庭成员减少对父母的最直接影响是：在他们的晚年无法得到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 S则认为，造成目前养老困境的不仅是独生子女问题，中国于改革开放后就已经开始显现：是工业化大潮动摇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在工业社会，老人的优势似乎不存在了。在广大农村，孩子们到大城市打工，老人们留守在家里，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即使对于那些和父母身处同一城市的子女来讲，如何照看家长的生活也是一个问题。 “中国原来一直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Y说，“五保户、荣誉军人、特别贫困的残障人等特殊人群都是由国家承担赡养责任的。而现在的社会化养老是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 3．种种数据表明，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必将面临先天不足且问题多多的老龄化现实，那么我们通过后天补救而形成的社会养老体系，是否足以应付未来的麻烦呢? 2012年7月1日，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这一不争事实，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再次建议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以减缓劳动力总量减少速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H提出，我国应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建议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Z表示，老龄化意味着人口老年负担系数不断提高，也同时意味着劳动投入的减少。Z介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从2010年的9．7亿减少到2050年的8．7亿。其中减少的拐点将发生在2015年，届时将从9．98亿的峰值开始逐年下滑，年均减少366万。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分析室主任L表示，预计到2050年，我国15岁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7．1亿人，比2010年减少约2．3亿人。2030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 H发言时谈到，国外老龄化国家多是采取利用外部机制引导劳动者自觉延长退休年龄的方式应对老龄化。他建议我国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L也建议适时提高退休年龄。他表示，这一目的并不是在于促进增长，而是缓解劳动力总量减少的速度，减弱对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预期。但他指出，退休时间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决策方面需要慎重。 4．我国现行退休政策源于20世纪50年代。1951年政务院颁发的《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周岁。195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中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周岁。从此，退休年龄便有了“女职工”和“女干部”之分。后来，又对某些特殊情况做了规定：连续工龄满10年可以退休，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少数高级专家可延长5～10年退休。个别行业或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可延长退休年龄，因此退休年龄各不相同。半个世纪过去了，经济、社会已得到飞跃发展，人口的老龄化也日益凸现严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0岁～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老少比、年龄中位数这四项分别为8．51％、20．34％、41．84％、35．4％，均符合步入老年型国家的国际标准，但退休制度的改革却迟迟未迈出脚步。 我国现行退休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55／50周岁。50多年来，我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从50年代的50岁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70岁。偏低的法定退休年龄和提高的人口预期寿命之间就存在较大反差。目前的养老保险测算假定的领取年限仅为10年，而超过10年部分的养老金从何而来?女性的平均寿命一般都超过男性，1990年平均寿命男66．84．岁、女70．47岁，2000年平均寿命男69．63岁、女73．33岁。女性的平均寿命至少高于男性3岁。男性相对女性的高退休年龄和其相对于女性的低预期寿命，会影响到女性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低于男性，造成新的男女不平等，有违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的原则。 我国有一种怪现象：提前退休的人很多，提前退休后参加工作的人也很多。一些未满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提早进入退休行列。表面上看，可以为青年人提供就业岗位，减轻了企业改革的负担，实际上，这对新增就业没起太大作用，更多的是受到稳定退休金的诱惑。企业将负担转移给社会的行为是极不负责的表现。据劳动保障部门的调查，近年提前退休人数占离退休人数的比例已超过1／3。退休人数的增长已快于从业人员的增长，势必会使职工负担率上升。与此同时，大量老年人在劳动，尤其是提前退休者隐性就业。据三普、四普、五普的统计资料，60岁以上老人就业人数分别为2430万、2768万和1280万，占全部老年人比例为31．71％、28．55％和9．85％。这无疑会加剧新失业群体的失业问题。 我国退休年龄的规定搞“一刀切”，没考虑到劳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本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青年人处于体力最佳期，易接收新技术、新工艺、新知识，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而老年人体力、耐力、承受力弱化，掌握新技术、新工艺、新知识的能力减弱，但经验丰富。大批老年人技术熟练，专业基础扎实，在单位能做到独挡一面。这些恰恰是青年人无法达到而企业却急需的。 我国各地区的退休年龄规定是统一的，均为男60周岁、女55／50周岁。步入人口老龄化和老龄化严重程度存在明显的自西向东“阶梯式”分布格局：西部边远省区步人老龄化时间较晚，达到的程度较低；中部次之；东南沿海率先进入，20年代左右即可达到严重阶段。如：2003年65岁以上人口居首位的地区为江苏．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为11．34％，居末位的地区为西藏，占其总人口的比例为6．07％；老年人口抚养比第一位是上海，为21．88％，最后一位是新疆，为7．78％，全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平均为11．96％。 5．在人社部公开表态推迟退休年龄成为“必然趋势”之后，一场关于养老问题的大讨论便在各个言论空间生发开来。在中国加速奔人“老龄化”的背景之下，关于养老的焦虑从未断绝。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保障水平比较低，国家建立养老退休金制度作为社会养老的基本目标。80年代以来，过去现收现付的制度开始转变为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现收现付制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来赡养老年人。但是改革所实行的基金积累制，是一个人从工作开始自己积累．到老了返还养老金供他养活自己，这种改革能大大减少政府的负担。”Y分析说。然而，根据国新办2012年6月11日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到2015年，我国城镇职工和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将达3．57亿人，而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冲击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建议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国有股划拨，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等措施以缓解压力。有专家指出，在短期内我国养老金收支压力主要来源于转轨成本：而在中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将逐渐成为导致养老金收支缺口的更为主要的因素。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已有26个进入老龄化状态．不仅如此，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1980年至20lO年期间，平均每五年上升约1岁，如果退休年龄政策不变，则意味着老年人口退休后的余寿不断增加，给养老金支付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相关部委对“延迟退休”以缓解养老金压力的想法由来已久。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K表示，提高退休年龄，延长了缴费年限，按照待遇计算的办法，也提高了参保人的待遇，因此，要提高退休年龄，是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不应当是为了减少国家财政对养老金的补贴。适度稳步提高退休年龄，确保参保人得到可持续的充分保障，是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C也指出，从理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看，我国退休年龄逐渐延长，是适应人均预期寿命延长、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 如若延迟退休的政策在几年内成型，将为养老金支付规模带来明显改变。根据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W测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但前述《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中也指出，通过养老金收支模型，尽管退休年龄的提高能使养老金缺口明显缩小，但仅仅实行退休年龄改革还不足以克服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养老金体系带来的压力。退休年龄提高后，至2050年，养老金收支缺口需要的财政补贴仍然占全国财政支出的9．9％，因此必须辅以其他改革。 6．有专家指出，要充分认识养老金问题，积极缓解其将要带来的巨大压力。一般而言，开源节流措施包括延长退休年限、延长缴费年限、扩大覆盖面、增加基金收益率等，在制度外解决方式主要是增加财政补贴、国有股划转等。 而国内一所高校的研究团体也对此做了研究。通过在完善对缴费人口和退休人口的预测的基础上，测算包括提高退休年龄和向社保划拨上市国企股份的若干不同方案，第一次提出了将退休年龄逐步于2020年至2050年间提高7岁，并在五年内启动将80％的国有企业股份逐步划拨给社保体系的改革建议。 具体来说，延迟退休年龄一项，可以使我国工作群体(相对基准)增加25％，也使得我国退休群体的数量(相对基准)减少28％。另一方面，目前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持有市值约为13．7万亿元的上市国有公司的股份(已经剔除在两地同时挂牌企业的重复计算)。假定今后划拨的力度将会加大，并且要求社保体系只使用这些国有股每年分派的红利(股息)，而不变现这些股票本身，从2013年起，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加上退休年龄的提高，将能使我国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30年；到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解决养老金困局的重点，在于先实现制度统一，再实现标准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养老制度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也是养老保险“绑架”财政的重要因素。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Q表示，在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由退休金的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过渡过程中产生的转制成本要妥善解决，在改革之前已经退休的“老人”和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未退休的“中人”，他们的个人账户上并没有累积基金，这部分资金就构成了转制成本，需要由政府“兜底”。对此，K指出，国家财政承担基本养老的补贴与兜底责任，是社会保险法的规定，也是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但鉴于养老保险与财政的天然联系，也有部分学者建议厘清财政与保险制度之间的边界，明确政府责任边界，切断缴费型保险制度裹挟财政的潜在可能性，在养老保险与财政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不管你今天多么年轻，明天人人都会老。”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所以，养老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从根本上说，建立养老危机意识，缓解当下突出矛盾并继续实干，同时作长远谋划，是破解当前困局最理性、最妥当的做法。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6年10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最终消费支出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为71.0％，比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萍表示2016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增速比上半年加快了0.1个百分点，9月消费同比增长10.7％，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达到201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普涨之外，前三季度数据还继续反映出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1.0％，通讯和居住类商品增长较快，通讯器材增长12.7％，家具增长13.9％，建筑及装潢材料增长15.4％。前三季度，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7950亿元人民币，增长25.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1.7％。
招商证券宏观分析师张一平分析指出，前三季度汽车消费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而商品房销售维持较高增速也有助于家用电器等商品消费保持稳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升级类商品需求持续扩张。
当下，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增长阶段的变化，核心是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更需要拓展新思维，激发新动力。而在稳增长的动力中，消费需求规模最大、和民生关系最直接，日益成为拉动需求的关键力量。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在稳定和扩大消费方面仍有多重因素制约，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环境、消费供给等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消费“红利”有待进一步释放。
2．国家统计局的历年数据表明．近20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51.1％下降到2013年的44.7％．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现出类似的下降趋势。同时，社会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向少部分高收入群体集中，导致个人财富的“马太效应”被放大，从而显著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造成消费总需求的不足。
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养老服务、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离预期还有较远距离，使得广大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形式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新增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人群的就业压力明显增大，在就业保障体制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会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群的未来收入预期，使得“没钱消费”与“不敢消费”状况并存。
3．近年来，在我国消费市场上频繁出现的“烂果门”、地沟油、毒馒头、镉大米、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严重滞后的弊端。企业信用评估不规范、评估机构资质参差不齐、信用管理呈现多头管理、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形成等问题还十分突出。而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又会进一步影响到我国消费信贷的发展，恶意骗取贷款或多头开立账户等事件加剧了商业银行的消费信贷风险，使其“惜贷”或“不贷”，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制约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
日前，京东商城因为“刷单”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国外一家投资咨询机构发布报告称，京东销售额存在虚报，也就是传说中的“刷单”。恐怕不止京东一家，伴随网购的火爆，有关电商平台“刷单”的报道屡见报端。“618”“双11”……随着人造购物节的不断涌现，消费者网购参照的商品销量、好评、排名等数据，如果不停“注水”的话，“剁手族”还有可能会成为“剁头族”。
“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很大程度上依赖销售榜单、购买评价等，自然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造成错误的选择。”艾媒咨询CEO张毅说，“刷单”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商业规则，而且在企业之间构成了不公平竞争，不利于电商业务的发展。
4．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消费供给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不断暴露出来。比如，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信息服务、家政服务业等领域，尽管新一届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加快相关产业的政策措施，但客观地讲，民营资本在进入一些服务领域和选择投资项目时还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实行针对某些商品的市场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这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市场主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不利于消费有效供给的增加。
H省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意见，要求政府在招标采购时，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采购省内产品。
H省并不是出台类似措施最早的地区，在此之前，各地已经纷纷出台了类似措施。比如Z市在国内率先派发消费券，但其中规定，“为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在指定直销点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4类本地产品可按面值享受18％的优惠，其中由财政补贴企业13％”。
地方保护主义最终将给市场埋下重大隐患。很简单的道理：地方企业的需求市场是当地政府利用行政干预的力量创造的，企业的效率不是靠竞争和优化取得的，而是靠行政垄断的力量促成的。从长远来看，这将给企业的更快发展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将导致更严重的不公平，消费者只能在当地品牌中去挑选。尽管政府鼓励消费者消费，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当地产品间接取得价格优势，但消费者失去的却是选择更好质量产品的权利。
5．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的北京王府井百货的门店，从2015年夏天开始进行快速改装，将变成销售打折商品的奥特莱斯。王府井百货决定对4家门店实施业态转型，并将关闭店铺，加快整改步伐。
因股价下跌和房地产下滑，作为百货店主力的高档商品销售状况急剧恶化。不过，百货店陷入困境的原因不仅在于此，还在于未能适应以年轻人为主的群体止迅速变化的消费行为。
“工资不涨，又要还房贷等债务，再不尽量节约是不行的。”2014年刚刚结婚的大连市公司职员王佳觉得很难安排家庭开支。一日三餐尽量自己动手做，化妆品和服装也从重视品牌变成了注重性价比。她说：“比起过奢侈的生活，还是一边攒钱，偶尔和老公一起去旅行更愉快。”
在中国的消费者当中，以王佳这样的"80后”为主体的“量入为出消费一代”，正在切实增加着影响力。他们不喜欢攀比式购买高档商品，倾向于采取适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消费行为。但是，“80后”一代并非不消费。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的统计数据，2014年餐饮市场比2013年增长9.7％，达到2.786万亿元，但高档餐厅市场却下跌6％。带动餐饮市场增长的是，既有时尚的店内装潢，又能提供价廉和快速服务的快餐类餐厅。它们多人驻购物中心，会招徕很多“80后”和"90后”年轻人。
以价格低廉和商品丰富为强项的网络销售，更是成功地吸引了年轻人。2015年1月至8月其销售额达到2.24万亿元，超过了零售市场一成的比例。如果能正确把握消费行为的变化，提供货真价实的产品，那也是能打开年轻群体的钱包的正确方式。
而百货门店等现有零售店，失去的不光是年轻消费群体。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国际旅行收支逆差比上年增加四成，达到1979亿美元。中国人在海外住宿、就餐、购物的花费，远远多于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消费。比如，前往日本的中国游客热衷于购买电饭煲和带温水冲洗功能的坐便盖，富裕阶层的钱就这样流向了海外市场。如果能开发出灵活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喜好的产品，建立以最适合流通渠道送达货物的机制，中国国内的消费应该会有所增长。
6．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2015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培育壮大消费热点，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消费，重点推进六大领域消费。
在信息消费上，积极推进电信运营企业基础网络建设工程，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LTE FDD牌照，并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人市场；三大运营商均出台了提速降费方案；组织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在云南、四川的40个县开展了“宽带乡村”试点。
在促进绿色消费上，继续对购买1.6升及以下节能环保汽车的消费者给予财政补贴，发布了3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在住房消费上，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力度。为了满足消费升级需求，44个城市调整或取消住房限购政策，降低二套房首付比例和公积金贷款购买首套房的首付比例，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免征年限。
在旅游休闲消费上，为提升旅游品质，我国启动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重点旅游景区和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工程，发布实施全国沿海邮轮港口布局规划方案，并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和11个城市过境72小时免签政策。2016年上半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和13.72％。
在提升教育文化体育消费上，实施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每年安排资金8.5亿元补贴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放开除世界杯足球赛、奥运会、亚运会以外的体育赛事转播，让体育爱好者有了更多选择。
在培育养老健康家政消费上，积极推进实施养老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工程，安排中央预算内资金、彩票公益金支持养老机构建设。同时，出台规范养老服务收费、用地管理、减免养老和医疗机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政策措施。
7．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其经济逐步转入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生型增长模式，经济增长动力逐步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变。在长期的经济实践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针对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结构不优等问题采取了不少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美国具有发达的经济水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的信用体系等诸多有利因素，使美国超前消费的观念不断得到强化，成为典型的“高收入、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家。从整体上看，“负债消费、低储蓄率”是美国居民消费模式的主要特征。虽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储蓄率有所上升，但是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l 3年美国国民储蓄率仅为4.9％，远低于中国5l％的水平。美国政府刺激消费的主要政策有：一是实行一揽子减税政策。2008年后，美国的一揽子减税措施惠及美国3500万户低收入家庭，对提振消费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实行消费补贴政策。美国政府通过向消费者发放食品券等形式，为扩大消费人群与培育消费需求提供收入保障。三是实行鼓励信贷消费政策。美国政府通过降低短期利率等办法，鼓励居民进行信贷消费。当然：这种“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也是酿成次贷危机的根源所在。
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之后，英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让位于美国，其依靠殖民扩张和殖民贸易来拉动国内需求的路子逐步走到尽头，而通过消费驱动经济增长成为其主要的发展模式。英国培育消费需求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一是政府大规模增加社会保障支出。1945年英国率先建成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低收入阶层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力地提高了英国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二是政府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性减税。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将增值税率从原来的17.5％下调到15％的欧盟最低水平，并针对社会保障税、消费税等税种进行了相应调整，有力地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效地达到了刺激消费的政策目的。三是政府积极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20世纪30年代，英国、美国等国家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夺取了成千上万的生命。英国政府吸取了这些教训，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消费领域的监管，逐步改善居民消费环境。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尽管总体消费水平接近美国和欧洲，但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和资源贫乏的国情制约，其消费模式表现为“较高储蓄率、较低借贷消费率”的消费特征。日本政府针对这一消费特征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一是大力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9月，池田内阁发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增加日本居民收入，推动消费总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奠定了基础。二是大力推动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低迷之后，日本政府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消费信贷金融公司，这些金融公司向工薪阶层提供的消费信贷无需提供担保且手续简便，还可通过无人自动协议机操作，深受工薪阶层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的欢迎。三是大力支持消费产品的升级换代。二战之后，日本政府通过支持松下、索尼、本田等企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日本消费产品的质量和结构进行升级换代，推动消费层次从基本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促进日本居民消费一波又一波地增长。
8．近年来．随着国内游客出境旅游的增长，中国消费者购买能力也在不断升级。“某些‘扫货团’出手阔绰，一般至少几十万元。”一位游客这样描述境外游的亲身经历：“那简直是人山人海，巴黎每个名牌柜台前都大排长龙，99％的顾客是中国人。”
据贝恩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2012中国奢侈品市场研究报告》称，中国人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奢侈品消费群体，购买了全球约25％的奢侈品。另据毕马威发布的年度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海外旅游消费者人数由2008年占受访者的53％升至2012年的71％。同时，中国消费者对奢侈品牌的认知度继续上升，69％的受访者表示会支付溢价购买知名度高及流行的奢侈品牌。
市场人士指出，境外商家凭借较为完善的消费市场机制，市场信誉度高，服务也很到位，同时拥有众多知名的奢侈品品牌，并不时推出打折促销等活动，引爆了中国中高端消费者巨大的购物热情。
“出境购物者基本是中国的中高收入人群，如果不考虑消费环境的因素，境外价格低才是主要原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周立表示，对于同一种品牌的消费品而言，在内地和境外的价格不同，是造成购物者境外花钱的主要原因。
周立认为，在国内生产成本占优势的前提下，价格差异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物流成本，二是税收成本，也即贸易成本。“正是这两方面加总的成本不同，造成了异地异域的价格不同。”此外，不断扩大的中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劲，追求世界名牌、消费奢侈品的愿望日益强烈。
市场人士分析，人民币升值、购买力提高是重要因素，此外，境外品牌效应也是国人将奢侈品消费贡献给海外的重要原因。国外知名奢侈品品牌范围广泛，从服装鞋帽到化妆品、手表、手提包等不一而足，反观中国内地的奢侈品则颇为“寒碜”，本来就不多的国产奢侈品鲜有人问津。据了解，中国本土奢侈品牌海鸥表，一款价格为168万元的手表白2010年推出后，应者寥寥。
“目前消费外流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长此以往，不利于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周立认为，需要创造更好的消费环境，加强品牌建设，鼓励引导这一群体把钱花在国内。一直以来，我们对奢侈品消费不鼓励、不提倡的做法迟滞了消费的增长。应当努力使高收入者手中的钱花在国内，为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作用。
9．“周黑鸭”是孝感市民非常喜爱的零食，也是在全国名声响当当的品牌。然而，有的商家却干起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生意。2016年4月，孝感市工商执法人员在应城市西大街检查中发现，有一家店铺挂着“周黑鸭”的招牌，招牌上还写着“现场制作真空包装”的字样。这引起了执法人员的警觉。经询问，店主彭女士表示店内的卤制食品是在云梦县的“汉味鸭脖店”购进的散货，并没有经过“周黑鸭”的授权。随即，工商部门展开立案调查，并发出处罚决定书，给予行政处罚5000元。
2016年，孝感市工商局集中组织开展以打坑农保秋播、打侵权保名优、打假劣保民生、打欺诈保权益、打垄断保公平、打无照保秩序等“六打六保”为主要内容的红盾消费维权雷霆行动。该局全面检查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商品，为秋播保驾护航；以商圈、商城、精品商业街等场所为重点，严厉打击擅自使用知名商标特有名称、包装等假冒仿冒侵权经营行为，加大对驰名商标、著名商标、知名商标的保护力度；以儿童用品、装饰装修建筑材料和汽车配件等商品为重点，以商品质量抽检为手段，加强对商品质量的监管。截至目前，全市共查处各类消费侵权案件2972件，开展“靶向式”商品质量抽检880批次，震慑了违法者，保护了消费者，提振了消费信心。
一面绣有“消费者保护神”字样的锦旗挂在市工商局开发区分局谢荣调解(维权)工作室里，分外醒目。谢荣清楚地记得：2015年3月5日，双峰山旅游区刘某购买280元的烟花和爆竹后，商家未提示安全燃放注意事项。当晚，刘某在燃放烟花时，被炸伤左眼，造成左眼球摘除。2015年3月8日，刘某向市工商局123 15指挥中心投诉，中心当即指定开发区分局谢荣调解(维权)工作室进行调解处置。经谢荣多次调解，最终商家一次性支付刘某医药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等共计10.5万元。
“既然挂了我的名字，我就要对得起消费者喊我的一声‘老朱’。”在应城市老朱维权工作室，调解员朱幼军如是说。朱幼军是应城市工商局城中工商所消费维权服务站站长，从事消费维权工作已有十余年。经他调处的消费维权纠纷有瑚多件，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30多万元，没有发生一起复议上诉案件，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老朱维权工作室”“谢荣维权工作室”“马勇维权工作室”“杨波维护工作室”……全市许多消费维权能手如今都有了自己的冠名调解室，用他们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进一步强化了工商干部的责任心，增强了荣誉感。截至目前，这些工作室共调解纠纷250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已成为孝感消费维权的新名片。
2016年11月10日，在“双11”大幕拉开之际，孝感市近百家网商企业齐聚一堂，共同作出“双11”诚信经营服务公开承诺，并在“诚信签名墙”上庄重签名。
时代呼唤诚信，经营者需要诚信。孝感市工商局不断创新工作理念，通过开展“3•15”商家诚信承诺活动等，让经营者从不敢违法经营到不能违法经营再到主动守法经营。2016年10月，市政府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以“商品无假、服务无诈、投诉无忧”为主要内容的评选活动，创建放心消费示范商户1000户、示范街区10个、示范县市2个，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