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一、给定资料 1．森林是重要的自然资源，世界陆地的2／3曾经为森林所覆盖，森林覆盖率高达67％，总面积达76亿公顷。但是经过人类长期的开发，多数地方的原始森林已被破坏殆尽，部分林地已永久性地变为农田和牧场。根据有关资料，目前世界森林面积约38．6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仅为30％。现存的原始森林集中分布在亚寒带针叶林和热带雨林地区，它们或因地广人稀、自然条件严酷，或因难以通行、开发较晚，才免遭大规模破坏。在自然界中，森林是空气的净化物。据测定，森林中空气的二氧化硫要比空旷地少15％一50％。若是在高温高湿的夏季，林木的生理活动功能旺盛，森林吸收二氧化硫的能力会更强。树木能分泌出杀伤力很强的杀菌素，杀死空气中的病菌和微生物，对人类有一定保健作用。森林是天然制氧厂。森林在生长过程中要吸收大量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据研究测定，树木每吸收44克的二氧化碳，就能排放出32克氧气；树木的叶子通过光合作用产生一克葡萄糖，就能消耗2500升空气中所含有的全部二氧化碳。森林对气候有调节作用。森林浓密的树冠在夏季能吸收和散射、反射掉一部分太阳辐射能．减少地面增温。冬季森林叶子虽大都凋零，但密集的枝干仍能削减吹过地面的风速，使空气流量减少，起到保温保湿的作用。森林改变低空气流，有防止风沙和减轻洪灾、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作用。森林有除尘和对污水的过滤作用。工业发展、排放的烟灰、粉尘、废气严重污染着空气，威胁人类健康。高大树木叶片上的褶皱、茸毛及从气孔中分泌出的粘性油脂、汁浆能粘截到大量微尘，有明显阻挡、过滤和吸附作用。森林是多种动物的栖息地，也是多类植物的生长地，是地球生物繁衍最为活跃的区域。所以，森林保护着生物多样性资源；而且无论是在都市周边还是在远郊，森林都是价值极高的自然景观资源。森林植被的根系能紧紧固定土壤，能使土地免受雨水冲刷，制止水土流失，防止土地荒漠化。因此，人们把森林称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生产技术较为先进的国家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德国的森林，在掠夺式采伐下，到18世纪初已濒临灭绝；英国森林的95％被毁灭了。到20世纪初，森林覆盖率下降到5％；意大利、法国等国的森林只剩下10％一15％；孟加拉国地处热带地区，历史上曾有过茂密的森林，由于长期的破坏，森林覆盖率仅为18％。 没有森林，水从地表的蒸发量将显著增加，引起地表热平衡和对流层内热分布的变化，地面附近气温上升，降雨时空分布相应发生变化，由此会产生气候异常，造成局部地区的气候恶化，如降雨减少。风沙增加。 森林生态系统是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由于世界范围的森林破坏，数千种动植物物种受到灭绝的威胁。热带雨林可能生活着包括已知物种一半的动植物物种，但它正在以每年46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 大规模森林砍伐通常造成严重的水土侵蚀，加剧了土地沙化、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森林破坏还从根本上降低了土壤的保水能力，加之土壤侵蚀造成的河湖淤积，导致大面积的洪水泛滥，加剧了洪涝的影响和危害。 目前，从全球来看，森林破坏是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所导致的一系列环境恶果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 2．G省Z县2010年8月份发生特大泥石流。在z县，目力所及之处，两旁大山多为光秃秃的荒山。绿色植被星星落落，十分稀少，那些或大或小的岩石毫无规则地堆放在一起，构造成山，让人担心它们随时可能滚落下来。 而凡是年纪稍大的Z县人都记得周围山上曾经有过的茂密森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森林植被还非常好。”Z县政协工作人员W讲。这些森林树木的水土保持作用自不必说，如果不被破坏．即使因降雨形成较大的洪水，也不会因裹挟太多的岩石泥土而变得杀伤力巨大。 该县县志记载：“层峦叠嶂，万山皆翠……50年代县境森林覆盖面大，山清水秀，生态环境平衡．空气清新湿润……以后由于大面积开荒、毁林……水土流失严重。” 当地森林的消失是历经几十年积累的恶果，政治、经济因素曾交替成为主要推动力。第一次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炼钢铁。“当时的Z县连同周围的几个县市是炼钢炼铁的根据地。”W说，由于森林资源丰富，当地人就近取材，山上的树木被大量砍伐当做炼钢燃料。结果可想而知，钢没炼成几吨，植被却被大量破坏。 对于森林的被砍伐，Z县政府也相当支持，在1998年国家禁止砍伐前，95％的县财政收入来自林业。 与当地林业被砍伐同步的还有当地老百姓的乱砍滥伐。当地人S还记得当时家家户户进山砍树的情景。“翻过眼前这座山，后面的深山里以前也全是森林，人们纷纷砍来盖房。”他们将林木砍倒后，拿根绳子，顺着陡峭的山势，一路拉下来。 据统计，从1952年8月Z县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许多地方的森林成为残败的次生林。加上民用木材和乱砍滥伐、倒卖盗用，全县森林蓄积量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就这样“靠山吃山”，Z县的森林覆盖率从最初的67％下降到现在的20％。 这种局面直到1998年国家强行停止砍伐、实施退耕还林之后方才有所改观，但是要想恢复原来的森林植被谈何容易。据当地媒体2005年的报道，自1958年以来，白龙江流域生态环境发生恶性变化，Z县全县现有水土流失面积1245平方公里，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42％，其中耕地流失面积8．18万亩。 终于，原本孕育过茂密森林的泥土在暴雨的冲刷下，成了夺命泥浆，冲垮了Z县城人口最密集的村庄和街道…… 3．2~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工作。会议指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变革，事关全局，影响深远。实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确立农民作为林地承包经营权人的主体地位，对于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发展林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农民脱贫致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此之前的2007年除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L省F市Q县H镇某村，与村民们围坐在火炕上促膝长谈林改话题。在万里冰封的东北大地描绘农民致富的绿色梦想。2007年4月20日。温总理又来到J省W县某村，在群山环抱、绿意葱葱中与村民们畅谈林改。自此，“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为前进中的集体林改奠定了基调。2009年8月16日，温总理在《求是》杂志上撰文。称中国林业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场改革是农民的创造，是基层的经验，它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一样，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这场改革在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在农业发展中，在农民增收致富中，在改善生态、应对气候变化中，都将会产生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2010年8月17日，国务院出台了《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和经济转型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以大小兴安岭林区所在地的大兴安岭地区、呼伦贝尔市和伊春市为主体，以推动大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目标，以体制改革、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以林业地区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统筹安排未来10年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将调减森林采伐量，加快林区产业转型升级，对于促进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了落实《规划》，国家发改委还决定设立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此次国家出台这项《规划》与设立专项资金，不但直接促进内蒙林区生态建设与经济转型，而且将通过中央资金引导，带动社会投资向森林抚育、林木深加工、森林生态旅游、替代清洁能源、绿色食品生产与加工、商贸服务业等行业投资，将壮大内蒙乃至东北林区产业规模，促进林区民生改善。 4．加拿大森林资源丰富。2005年其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4l％，达到4．02亿公顷，其中森林面积达到3．0l亿公顷，其他为湿地等，森林覆盖率为45％。加拿大国有林占16％，省有林占77％，私有林仅占7％。加拿大有1．07亿公顷林地(主要为国有林和省有林区)被划分为生态保护区，不允许采伐和人为活动；其余2．95亿公顷林地为非生态保护区，作为商品林区允许进行木材生产、采伐和收集其他林产品。 加拿大的林业管理方方面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颁布实行的有《森林法》、《森林和林区实地工作法》、《林业工作者法》、《复兴林业法》、《病虫害综合治理法》、《林地法》等。通过法律法规．加拿大国家林务局将国有林管理权下放给保留地林业管理部门，纳入当地林业发展规划和开发利用。对于商品林，各省林业管理部门和林业企业签订长期林地租赁经营合同，林业企业必须按照法律法规和当地管理规程。在政府指导下进行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和开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严格有效的法制管理，使加拿大的林业走在世界前列。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加拿大林业最发达的省份，林业在该省是最大的产业，有6000万公顷商品林用于林业产业发展，每年生产木材6000—8000万立方米，锯木和木浆造纸业遍布全省，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二分之一。每年出口美国的林产品占美国木材市场的三分之一，从业人员达全省人口的七分之一。 同时，加拿大利用丰富的枫树、枫叶资源。开发出“枫叶”品牌饮料、食品、木制品、木材深加工用品等，并借用“枫叶”国旗效应生产的各类旅游商品和生产生活用品等，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产业群，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另外，森林旅游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也越来越大，1993年国家公园接待游客2800万人次，森林旅游创造产值达260亿加元。近年来，林产工业生产总值一直占加拿大工业生产总值的15％左右。2000年，加拿大林产品销售额为680亿加元，其中对GDP的贡献为208亿加元，贡献率为2．5％；对加拿大贸易平衡的贡献为375亿加元，远大于农业、渔业、矿产和能源部门对贸易平衡作出的贡献总额；出口额为474亿加元，占加拿大商品出口总额的16％，林业是加拿大最大的创汇产业之一。 5．“林改后。我拿到了20多亩的林权证，山上的树就属于我们自个儿的了!”在Y省H县J乡某管理站，来自该县的护林员S高兴地说。 对于未来，S蛮有信心地说：“在今后发展和优化林木上，我已盯上了杉木树，因为杉木树比较适宜在我们这些地方栽种。既经济又肯长。” 2007年6月，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打破了H县沉寂已久的每一片山林。全县共涉及13个乡镇91个村委会(社区)1047个村民小组45580户22,95万人，林改各类土地面积131．99万亩。 自H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开展以来，该县通过深入调研，县乡村组制定结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并明确责任，层层联动，宣传动员，培训业务骨干，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握林改政策的各类机遇，明确农户山林权属，转变林地经营方式，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从抓好村组方案的制定、外业勘测工作、内业整理和发证工作到山林纠纷的调处，做到了林改档案资料乡镇长、指导组组长、村委会主任、自然村村长、村民小组长、林农“六签字”、“六认可”。从此。“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激励着每一个林农的心，谱写了全县林业改革和发展的新篇章。到目前为止，全县共确权宗地数50122宗，确权户数45580户，确权面积128．55万亩。其中。自留山22．79万亩，其它方式承包林地8．3万亩，其它方式流转林地6900亩，集体统一经营 5．64万亩，均山28．61万亩，均股62．52万亩，确权率达97．4％。 林改中，多场次的村民会议让《森林法》、《土地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距离农民更近．农民的法治意识得到明显提高。广大林农基本实现“耕者有其山”，过去林区存在的不安定因素大为减少。 同时。在明晰产权过程中，通过调处各类林业纠纷，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全县各林产权纠纷逐类分级调解。据悉，全县共排查调处山林权属纠纷2856起，目前已调处2843起，林权纠纷起数调处率达99．5％。林权纠纷面积调处率达95．6％，有效维护了林区社会和谐稳定。 靠山吃山。怎样才能为农民带来更多的福祉?这个问题，一直是S县决策层思考的重要问题。在林业产业富民上，一直以来，该县林业面临着“大资源、小产业、低效益”的现状，虽然全县林地面积达187,3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62％，但还没有形成规模化、高效化的林业产业，广大山区农民的经济收入来源还是主要靠农业种植、外出务工来维持，而林业在整个经济收入中所占比例还比较小。 新机制激发新活力．新活力孕育新希望。林权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不仅解决了山有其主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拓宽了林业经营增收的前景。针对全县林地面积大，林木资源丰富，但产业小、效益低的实际，该县以继续巩固和提升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效为主线，结合退耕还林、防护林建设、中低产林改造等项目，整合林业内部和涉农资金，围绕“绿色产业”发展战略，积极发展以核桃、棕榈、茶叶、杉木、竹子、膏桐、车桑子等为主的林业产业，努力形成以东部4个乡为棕榈产业主体区域，以中西部8个乡为核桃产业主体区域的林业产业体系，到2012年实现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30万亩，棕榈种植面积达20万亩，使林业产业真正成为一条农民增收的新渠道。 6．作为Z区唯一实施“天保工程”的地区，自1999年1月1日工程启动以来，C地区以大工程带动大发展为出发点，以增加农牧民收入、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为落脚点，坚持“保护第一、积极建设、科学利用”的原则，坚持“严管林、慎用钱、质为先”的方针，认真组织实施“天保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0年来，该地区全面停止了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关闭林区木材加工厂18家，木材交易市场3个，捣毁通往林区桥梁12处，堵卡18处，坚决制止了乱砍滥伐。同时大幅度降低森林资源采伐限额，累计减少木材消耗1303万立方米。相当于保护了7l万亩森林。 公益林建设方面，该地区以水土流失严重地带为主体，以沿江、沿河两岸，公路两旁为突破口，针对不同地理条件，科学制定作业设计，分别采取人工造林、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封山育林、模拟飞播造林等方式，累计完成生态公益林建设2．2万公顷，植被恢复34210亩。 为切实加强森林管护工作，该地区配备了农牧民管护人员2715名，核发《森林管护人员上岗证》、《巡山记录卡》，采取“定范围、定面积、定责任、定期限、定报酬、定奖惩”的六定办法，层层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并在三县建立森林资源管护站卡84个。确保各重要地段均有人长年把守。 该地区采取集中搬迁和分散搬迁相结合。生态搬迁与扶贫项目、农业综合开发建设和农村小城镇建设相结合的方式，按照“搬得出、留得住、富得起”的要求，制定了科学合理的保护区搬迁安置方案和总体规划设计。全面完成安置2508户15183人的任务，其中跨地区搬迁安置550户3535人，本地区内搬迁安置1958户11648人。目前，搬迁群众人心稳定、生活正常，确保了林区社会稳定。在工程启动后，对三县造成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中央财政给予了1248万元的补贴。 确保“天保工程”的科技含量，提高工程的质量，切实加强科技支撑工作。该地区有关部门开展了高寒地区主要造林树种育苗技术研究，采用塑料大棚、温室育苗、改良土壤、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引进高科技营养袋等技术，促进苗木快速生长和缩短育苗周期，提高苗木抗御干旱、寒冷的能力；开展了高海拔地区优良品种引种试验，已选择引种了刺槐、锦鸡儿、榆树等树种。并对核桃、葡萄、花椒等进行试验研究；开展了模拟飞播造林试点工作，分别采用撒播、点播、条播等方式进行对比试验；组织技术引进和人员培训，先后聘请育苗专家4人赴该地区传授技术，举办各级各类培训班8期，共250人参训；开展了能源替代项目试点工作。在M县R乡安装太阳灶150台。每年可节约烧柴8400立方米。 该地区专门制定了《C地区天保财务工作制度》等规章制度，并对“天保工程”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单独建帐、单独核算、专款专用，规范核算手续，未发生挤占、挪用、截留工程资金及将工程资金用于非生态工程建设的各项支出。截至2010年6月，“天保工程”共到位资金39887．86万元，地区天保办已将全部资金拨付到了工程县。 10年来，“天保工程”的实施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大丰收。经济效益方面，中央财政补贴了三县因停伐商品材而带来的减收。同时工程给当地群众带来的收入占到了其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截至2010年5月，农牧民增加现金收入累计达到18500万元，三县人均年收入达1036元；生态效益方面，该地区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野生动植物数量明显增加，森林覆盖率提高了4．4％；社会效益方面，不断增强了群众的生态意识，有效维护了林区的社会稳定。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一、给定资料 1．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政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自从1883年英国《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出台以来，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成为世界各主要文明国家防止公共权力腐败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它是以宪法和行政法为核心的公法序列的重要法规之一，是实现政治文明、政治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之一。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规定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的领导干部、大中型国企领导每年须上报个人财产及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民状况等。此次新规定，在申报内容上首次提及有价证券、股票、基金等经济投资情况，房产投资情况一年一报；删除了“组织对报告保密”条款，领导干部虚报瞒报可免职。 从2009年中纪委四次全会首次提出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之后，到《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亮剑，再到2010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明确官员申报精神，到《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亮相，短短数月，官员申报制度迅速从星星之火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美国彭博社和法新社称。中国政府发布了空前严厉的反腐举措。将监督的对象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层领导干部。表明了中国政府与腐败做斗争的决心。 2．我国最早的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属1995年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礼品登记”制度。在过去的15年里，中央层面又先后制定了“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1997年颁布，后经2006、2010年两次较大修订)，“廉政准则”制度(1997年开始试行，2010年正式颁布，从最初的30个“不准”发展到目前的52个“不准”)。近几年来，地方层面的相关制度创新呈现出“井喷”式的活跃态势。但从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实效来看，还亟待改进。这主要是因为制度的科学化水平还不高。一个完整的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包括前后相承的四个环节：申报、公开、监督和问责。申报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对需要披露的信息作出具体规定。这个环节在我国受重视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公开或公示、监督和问责等几个后续环节却比较弱。从制度的实效来看，问责是最重要的，没有伺责，前面的环节都做了无用功。在这四个环节中，披露、公开或公示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从15年来我国领导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实际情况来看，主要停留在申报环节，具体的表现是以内部申报或报告为主。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也没有打破目前中国官员财产“申报不公开”的局面。虽然其删除了“组织应予保密”的旧条款，使官员的财产不再是国家机密，不能再用隐私权作借口抵制申报，但并未提及公示事宜，仅规定副处级领导干部需向上级申报，要求“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对报告人的报告材料，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意味着．申报材料仅仅锁在纪委的抽屉中，惟有上级才能看到，公众无从知晓——如此处理官员财产信息。其程度显然离公共信息还有很远距离。 要知道，作为全球公认的“阳光法案”、反腐利器，官员财产申报制的准确名称是官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精妙之处在于通过“财产公示”把公共权力置于全社会的监督之下。该制度的核心是公开，保障制度发挥效能的手段是公众的监督。没有公示的申报，不是真正的申报。失去了面向社会的公开性，财产申报制度就失去了设置的本来目的，反腐效果会大打折扣。 3．在推进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方面，全国许多地方党政机构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的干部财产公示制，广东、山西、内蒙古、成都等地区官员子女配偶从业、投资上报登记制，青岛的“裸官”买房、炒股报告制，深圳的“裸官”一律不能担任党政正职制以及北京对公选干部候选人的晒房制等。这些实践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要通过制定严格的制度和规范。加强与公权力行使有重要关系的领导干部收人、子女、配偶、资产等重要信息的披露。通过各种形式将其置于上级或者公众的监督之下，最大限度避免由于信息不透明使公权力被私用或者成为权钱交易的工具。 尽管这些实践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也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但由于这些制度在全国还没有形成整体的制度框架。实施起来必然会遇到种种阻力，如少数官员习惯于暗箱操作，对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存在某种情绪上的抵触，有的以保护干部隐私权为由，规避外部的监督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区在网上公开干部的财产情况后，据有关部门调查，持反对意见的干部比例高达70％以上。另外从操作层面上来看，由于干部财产申报涉及面很广，操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同时，官员信息披露制度也需要其他一些配套制度的确立，比如金融的实名制、现金流通的管理、财产登记等制度，这些基础性条件不够完善，也会直接影响这一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4．2010年6月。北京市在公开选拔局处级领导干部中明确要求，696名进入局处级公选的干部候选人，都必须向社会晒房产。此举引起广泛关注。 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信息披露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这项制度本身的重要性。对于相当一部分领导职位来说，工作性质决定了在这些岗位上任职的领导人必将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社会公众人物。因为老百姓的许多民生事务、切身利益，都与这些领导干部的工作有直接联系。公众不仅关注他们的施政和作为，也关注他们的子女、配偶，甚至资产等。这些“要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个领导干部的人格、作风、行为以及廉洁度等。 领导干部信息披露被广泛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公众对公权力监督意识的增强。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中央反腐败的力度是很大的。但少数人的“前腐后继”，再一次说明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未完全得到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还没有足够多的途径和方式来了解官员的重要信息，从而很难对他们实施有效的监督。鉴于此，中央已经明确规定要求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及时上报包括子女、配偶从业、出国以及家庭投资、债券、资产等各种收入信息，以便加强对官员的监督。被媒体称之为“8道禁令52道高压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过13年试行后的正式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证。 5．据了解。国外的财产申报制度在实行中的阻力，首先来自于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和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在财产申报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政府官员财产的隐私权与社会公众就官员财产申报的知情权间的冲突经常成为争论焦点。 现代国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公共信息的披露或公开。早期被各国普遍列人公共信息的主要是政府在从事政治或行政活动中所产生的信息，而到后来，越来越多国家把官员个人信息，特别是高级官员或重要职位上的官员的一些个人信息纳入公共信息范畴，进行披露或公开。这一新发展的主要目的就是实现公众的监督权，防止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随着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普遍建立，官员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以保护公众利益已成为一个基本原则：选择从事公职就应该接受让渡个人部分隐私信息的要求，换句话说，这是选择从事公职的个人理应承担的基本义务。 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是基于“官员财产没有隐私”、“官员权利须受限”等理念。恩格斯早就说过，个人隐私应受到法律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隐私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6．从国际社会的经验来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于有健全的法律及其强有力的实施。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世界上凡是实行严格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其财产申报制度都是以宪法或法律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其申报主体完整，涉及官员的财产范围宽广，对于那些不实申报的处罚也非常严厉。以美国为例，在1974年尼克松总统发生水门事件以前，美国虽然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因为主要是内部申报，因此，对官员的约束力有限。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发生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并于1978年制定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按照这项法律的要求，美国所有公职人员，只要年薪大约在5万美元以上，包括行政人员、国会议员、法官等，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申报的期限，不仅包括任职前、任职中，甚至也包括离职后。比如一个官员在任职后30天之内，必须申报本人、配偶以及所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在职官员和雇员每年需要申报上一个年度个人、配偶和抚养子女的财产状况：离职官员和雇员，则需在离职30天内递交离职财产报告。同时，法律还对官员财产申报资料的接受、保管办法、保存期限、公开方式、查阅手续、审查以及对拒绝申报和虚假申报的处罚办法，也都作了详细规定。在美国，由于不严格执行官员申报制度丢官的官员大有人在。1989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被迫辞职，起因就是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包括曾超规定赚取讲课费，而他的妻子贝蒂曾超额收取别人赠送的礼品等。由此，赖特也成为美国200多年来首位因财产申报问题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7.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执政后。在整治该国严重的腐败问题上迈出了坚定一步。梅德韦杰夫还以身作则来推动公务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工作，并提议建立收入和财产申报信息核查机制．以及起草反腐败司法鉴定的法律草案。在2009年3月10日举行的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要求总统申报财产的规章制度，但自己今年年内将作出相关决定。总统年度申报的做法，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家公职人员履行相应的法律法规。他还宣布，如果官员拒绝向有关机构提供收入和财产情况，将面临被开除公职的惩罚。 不久后。俄罗斯总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4月6日公布了梅德韦杰夫一家的财产状况。俄政府官方网站则紧接着于4月7日公布了普京总理一家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在总统、总理带头下，俄政府成员也纷纷亮出家底。 在国家杜马对俄罗斯总统提交的一揽子反腐败法律草案进行第二次审读的时候，议员们提出了200多处的修改意见。为保持法案原貌，梅德韦杰夫总统借一次会议讲话，表明了对法律草案审议的态度：他能够接受的修改只限于他同国家杜马领导人约定好的部分。其余内容应尽最大努力保持不变。最后。法案的一些实质性条款还是作了修改。审议中争议最大的条款涉及官员财产申报问题。当初梅德韦杰夫总统提议．任何级别的官员都应申报本人及所有家庭成员的收人和财产。而在最后生效的法律中，申报主体除官员本人，只剩下官员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俄罗斯法学家尼?库兹涅左娃称，梅德韦杰夫总统当初提交国家杜马的草案，经过审议已经失去了锋芒。但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最终还是体现了梅德韦杰夫总统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一些基本主张。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生效后，在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的配套命令中把财产申报主体范围扩大到了国有公司领导人，这是《俄罗斯联邦反腐败法》中没有的。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承认，腐败是一种系统的社会现象，反腐败也需要采取系统的措施。仅靠一部反腐败法，还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俄罗斯制定了庞大的反腐败计划，内容包括建立反腐败的法律基础和腐败预防机制、实现公众和议会对反腐工作的监督、优化国家管理、提高司法官员素质、加强法制教育等。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只是俄罗斯反腐败法的一项内容。当前，国内舆论对我国建立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要求十分强烈，对这项制度寄予了很高期望。但是，我们应当清楚，仅靠实施这一项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腐败问题。对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过于理想化不但于事无补，而且有害。事实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只能是全部反腐败组合动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不会是它的全部。 8．公开官员个人的一些重要信息，会不会侵犯个人隐私，是很多人都担心的问题。首先应该肯定，作为公职人员，他们既有公众人物的一面，也有自己的隐私需要保护的一面。这里所强调的上报或者公开官员某些重要信息，其范围主要是指那些与公权力可能私用的领域有关，并不涉及官员个人其他方面的隐私。同时，即使是这些信息，也不是所有公职人员都要披露的，而主要指那些重要岗位，领导岗位。围绕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至少要注重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一是要明确干部信息披露的范围。也就是担任什么样的领导职务的官员。必须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段内披露自己的信息。二是要严格规定干部披露信息的内容和形式。三是要认真研究解决干部自身隐私的保护问题。也就是在满足公众了解官员信息的同时。如何有效保护其自身的隐私不被侵犯。四是要对干部信息披露和公众监督权行使进行双向约束。既要约束干部的行为。也要规范公众的行为，不管利用网络还是其他手段监督干部、监督政府都是可以的，但要对那些借助披露干部信息和对干部的监督，进行恶意人身伤害、诬陷等行为依法处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五是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围绕建立干部信息披露制度，尽快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 9．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常常容易被忽视。任何腐败预防制度建设，都不仅仅是一个制度技术问题，还必然是一个政治问题。制度技术问题通常只带来腐败预防制度的复杂性，而政治问题则带来更大的复杂性并增加困难性。困难性是由于腐败预防制度建设一定会遇到种种阻力，这种阻力通常要比打击腐败的阻力还要大，而且更加隐蔽。复杂性是由于必须要处理好廉政建设和政治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议题之间的关系。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复杂性就更加不能忽视。2001年，我国曾计划在一定级别的现职领导干部中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当然，拟议推行的财产申报制度也主要是内部申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不得不搁置下来。事实上，在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其他的配套措施，财产申报制度“单兵”突进还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然而，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是现代国家政治和行政文明的基本原则，是大势所趋。作为领导干部，应当自觉、主动接受这个原则，学会在日益透明的环境中工作和发展。当然，由于该类制度建设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就必然要求我们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而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急躁冒进。也就是说，社会公众应该对这一制度的建立抱以客观和理性的预期。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路径就是选择渐进模式，稳步推进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渐进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最弥足珍贵的遗产，按照渐进模式的要求，官员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全过程在战略上可以分为两步走：第一步，试点总结。试点应当在地方层面进行。对于地方的主动试点，中央政府应当予以大力的指导和支持。在试点基础上，及时总结出确有实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制度规定。第二步，统一推行。一旦总结出了成功做法，就应在全国步伐统一地予以推行，而不能靠自觉来实施。靠自觉的结果必然是使该制度建设步人反复甚至失败，公车改革就是前车之鉴。 可以肯定地说。官员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并不会一帆风顺。但是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人民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前提，其发展方向是毋庸置疑的。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据报道，一家名为“北京龙门尚学”的培训机构公开招生，称凡参加其委托班的学生，均有机会提前获得与北京四中国际部的直接签约机会，连中考成绩都可以免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这样在招考、选拔、录取等环节上“占坑”，挑战社会常识的嚣啸之词，置教育公平于何地？但令人不解的是，虽然学校及时出面否认，但家长们依然追捧不断。
在“依法治校”观念日渐普及的今天，国家明令严禁有碍教育公平的不法行径，对招考、选拔、录取等环节中有损学生核心利益的做法更是三令五申。2016年9月，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中考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并细化了在招考各环节中的操作原则，切实要求各地将“教育公平”落到实处。
但是，培训机构不管这些，“占坑班”实际是培训机构利用广大家长向往优质教育资源，担心孩子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培训渠道与正规路径的“PK”中错失机会的心理。现代行为心理学早已指出，绝大多数人都自诩“理性”，但事实上，愚昧与谬误常常以“理性”的姿态横行于世。在貌似唾手可及的利益面前，很多人情愿放弃常识、枉顾法律，做出情绪化的选择。
人们对“占坑班”趋之若鹜的原因，还有两点：一是培训地点正在北京四中隔壁，二是培训机构的场地租用方，前身为货真价实的北京四中培训中心。此外，培训方对名校的熟悉程度等，也具有极大的蛊惑力。正是有了各种营销伎俩所组成的“证据链”，越来越多的家长才甘愿“宁信其有”，大掏腰包。不难想象，坐地起价的培训机构，势必将教育市场引向混乱、膨胀、暴利的危险境地，公立学校的公信度、教育法规的制约力，都将在一场对现实公平的过度消费和肆意践踏中遭遇危机。
当然，处于事件旋涡中心的北京四中及时发声，从校长到招办、官方微信等，分别予以澄清，但一些家长似乎更相信培训机构。这就要求学校表态之外，还需要做后续的跟进，在社会舆论慢慢抬头之时，即应当及早发布通告，以正视听；在做重大决策时，或是敏感时段，须与社会、家长、老师做好沟通、解释工作。比如，向社会公布学校近几年已实行的招生方案，用100％的政策透明度，站稳事实，谣言便不攻自破；或是利用权威媒体、“校园开放日”等途径，向社会澄清与前培训中心业务脱离关系，避免公众不必要的猜想。
“占坑班”到底坑了谁?可以是社会，也可以是家长，更可能是学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由于学校，尤其是名校，集中了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更易成为是非之所，只有依法治校，凡事“走一步．看三步”，堵住种种利益窥伺者的不良侵入，才能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
2．2016年4月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2016年升学压力较小的省(市)进一步增加面向部分中西部省(区)的生源计划。本次要求调剂共16万生源计划，其中A省调出最多，达4万；B省其次，达3.8万。这一通知引发了A省、B省考生家长的抗议。
5月10日，大量考生家长聚集在A省教育厅门前反对减招。该厅发出公告回应称，今年A省省属高校编制4万名计划支持中西部10个省(区)，并不含A省部委属高校。省教育厅正在积极协商部委属高校，在完成国家规定任务的同时，向A省多投放招生计划。
5月11日上午8点20分左右，大批家长聚集于B省教育厅门前。8点30分左右，家长手持条幅与宣传标语堵住教育厅大门，上书“十二年苦读，学子期待教育公平”“教育公平，反对减招”等字样，部分学生家长情绪激动，场面一度接近失控。为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相关部门紧急派出应急人员进行现场秩序维护。当日，B省教育厅也发布《关于2016年B省高等学校跨省招生计划的说明》。该文件透露，B省将调出3.8万个招生计划安排到中西部省份，但不会影响本省学生的高招录取，且还会协调高校在B省扩招；其中关于38000人的调出计划为指导性计划，既可安排本科，也可安排专科。
一场风波渐渐缓和下来，可这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高考录取制度的质疑，大家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计划招生体制的问题，实质上是教育公平问题，是对优质高等教育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
3．针对日前社会关注的A、B两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安排问题，记者采访了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记者：每年的高校招生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教育部：每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总量，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教育部研究提出初步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确定的。之后，教育部主要根据各省高考报名人数、高校办学条件等因素，综合测算提出各省的招生计划安排建议，与国家发改委研究后确定。
记者：为什么要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教育部：由于历史形成的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不平衡，部分省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各省高考录取率存在差距。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做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决策部署。2008年，教育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启动实施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每年专门安排增量计划，由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录取率较高省份的高校承担，面向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录取率较低的中西部省份和人口大省招生。通过多年努力，省际高考录取率差距明显缩小，2015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从2010年的15.3个百分点缩小到5个百分点以内。
记者：协作计划的实施是否会对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造成影响？
教育部：安排协作计划，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为基本前提。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各支援省份近年来的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并逐年提高。如2013—2015年，B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5.8％提高到88.8％，A省的高考录取率从80.4％提高到87％。据测箅，预计两省2016年的高考录取率和本科录取率都将比2015年有所提高。关于两省2016年的计划安排问题，两省教育厅已与教育部进行了沟通，并向社会做了说明。
记者：对于做好2016年的招生计划安排，教育部还有哪些考虑？
教育部：下一步，教育部将指导各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精心编制招生计划，确保各省2016年高考录取率、本科录取率稳中有升。请广大考生和家长放心，全心投入备考，争取好的成绩。
4．2016年2月15日，人民网两会调查上线，就公众关注的18个热点问题展开网上调查。这已经是人民网连续第15年推出两会调查。截至2月底，“教育公平”暂居关注度排行榜第5位。
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类教育不公问题当中，城乡差别(39.93％)导致的教育不公依然是网友心中教育不公的突出表现。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和城镇学生的生均经费存在差别，农村学生总体低于城镇学生。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首次提出建立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面部署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有35.94％的网友认为，目前高考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地区间招生人数差异及录取分数差异导致的不公”。25.22％的网友选择了“自主招生领域腐败频发”。此外，选择“高考加分造假”和“高考移民现象愈演愈烈”的网友分别占19.84％和15.78％。
在2015年人民网的两会调查中，该项调查结果显示，网友心中高考最严重的问题同样是“地区间招生人数差异及录取分数差异导致的不公”(30.53％)。此外，去年有26.99％的网民选择“自主招生领域腐败频发”，23.89％的网民选择“高考加分造假”，14.81％的网民选择“高考移民现象愈演愈烈”。对比两年投票结果，网友对相关问题严重程度的排序一致。网友“小红”在留言中表示：“相比京津地区，河北省高考录取分数线特别高，现在京津冀一体化，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网友“与你同行”认为，不能让好的教育资源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网友“夏天”说：“希望均衡教育资源不再是句口号、空话，真正实现就近入学、人好学！”
在“你认为以下哪个阶段教育不公最突出”的凋查中，选择“中学阶段”的网友数量最多，占31.54％。其他选项中，选择“小学”和“幼儿园”的网友数量相当，分别占24.99％和24.06％，此外，19.39％的网友选择了“大学”。
网友“小松”留言称：在自主招生中，一些高校在招生标准设定、自主选拔环节，特别是面试环节，不尽合理，制度规范不严密，存在某些漏洞。要将招生工作置于监督之下，形成包括行政权力、公众、相关当事人等在内的监督网络。网友“无奈”留言表示：“本地区中学太少，重点中学分数高，且招生量少，导致孩子上学难！”网友“喵喵”指出：“家长择校焦虑的背后是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超级中学’正在垄断一流大学入学资源的事实。政府要推进地方教育均衡，缩小学校之间的办学差异。”网友“康康”表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大家对所谓的名校趋之若鹜。孩子上幼儿园已经十分费劲，小学和中学可怎么办呢？”
在针对公共教育资源开放程度的调查中，网友的投票结果旱现较明显的两极化特征。42.77％的网友表示，自己所在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免费对外开放”；与此相对应的是，29.24％的网友表示自己所在区域“根本没有”公共教育资源可开放。此外，选择所在区域的公共教育资源“付费才能进入”“限定特殊人群”和“不给予进入”的网友分别占14.62％、7.44％和5.91％。
在关注教育公平问题之外，也有不少网友在留言中表达对教育改革的其他期待。这些呼吁涉及改进应试教育、取消教育市场化、减轻学生负担等。不少网友表示，教育始终是民生问题的重中之重，希望教育部门出台贴近民生的政策，使改革更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
5．高考之后，各地中考大幕也渐次落下。考场之外，另一件事牵动着家长们的神经：中考加分。
不同于考场上实打实的较量，获得加分意味着孩子能在考试枪鸣响前出发，与起跑线前的其他考生拉开差距。而在1分之差就能掀起排名变动的中考面前，加分项目所带来的5分、10分甚至20分的差距，显然无法令家长们毫不在意。
2016年，上海迎来7.51万名中考考生。其中有约2000人享受加分照顾或同分优待，占总考生的2.66％；在4.7万名南京中考考生中，加分考生占总人数比例为2.6％；济南共有64290名中考考生，加分考生人数为1412名，约占2.2％；在4.3万名太原中考考生中，加分人数为1089人，所占比例为2.5％；即便是在有10万余名考生的广州，7377名加分考生占中考总考生人数比例也有6.98％；而在昆明，有11229名考生获得中考加分，占71311名中考总人数的15.74％。
而在上述地方的加分考生中，少数民族考生和农村户口独生子女考生是加分榜单中的大多数。据统计，在南京，1200名加分考生中，有937名为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占78％；而在济南，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达1230名，占比接近九成；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郑州，1307名因少数民族而加分的考生占了l528名加分考生的85.54％；在太原，1089名加分考生中，有253名为少数民族考生，676名为农村户口独生子女，两者占总人数的85％。
“既然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中考为何又要给农村独生子女加分？”这是许多家长的疑问。
“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加分属于过去政策的延续，既然现在国家政策有变化，教育部门应及时进行调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某表示。在少数民族考生加分上，“对于生活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等的少数民族考生来说，这项加分有必要，但如果考生一直生活在汉族聚居地，那加分可能反而有失公平。”
由于我国普通高中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体制，考试招生大多在省级领导下，由地市或县区具体组织实施。因此，各地加分政策大相径庭。目前，各地中考加分大致可分为两类：政策类与鼓励类。其中，政策类加分政策大多为全国性的加分项目，如烈士子女，军人子女，见义勇为子女，华侨、归侨及台胞子女等。而鼓励类加分政策则多为地方性，主要包括艺术类、体育类、科技类特长生及赛事获奖者，或三好学生、优秀干部等荣誉称号获得者等。
从全面评价学牛、调整社会公平正义角度，中考加分政策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一良好初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一方面，加分项目泛滥，加分政策成了一个框，什么都向里面装，甚至在一些地方的中考加分项目中，连招商引资也成为加分的理由与项目，加分的项目与受惠人群不断扩大，受惠人数与比例迅速扩大。另一方面，这些加分项目在资格认定上，多数不是教育部门负责，而是类似民委、科协、体育局、公安户籍等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把关不严，也缺乏有效监督，在一一些地区与项目上，集中出现了舞弊现象。这些加分乱象，触及社会公平正义，引起社会的强烈批判与反弹。
对此，有些专家表示，无论足中考还是高考，都是选拔性的考试。为了实现公平公正，应取消一切考试加分。
6．2016年高考刚结束，全国不少地方教育局的资助管理中心就开始各就各位，接待学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办理助学贷款等有关事宜。
若不是2015年8月申请到1.6万元助学贷款，村民老张的两个女儿或许就要因贫失学了。对此，老张激动地说：“感谢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我的两个女儿才能有机会上大学，不然我们家真的没有办法。”
党的十八大召开和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与老张家一样直接受惠于国家资助政策的经济困难家庭越来越多。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教育、普通高中、高等教育等各教育阶段学生(幼儿)达4.1亿人次(不包括义务教育免费教科书、营养膳食补助项目)，年均资助8201.26万人次，较2009年增长25.8％。
“我国学生资助政策的价值取向，资助组织机构建设的职能特征，充分彰显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色和优越性。”北京科技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经济学分会副理事长曲某认为，过去5年，我国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和资助管理体系两个具有中国特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方面进展迅速。
2010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一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基本要求是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
6年前，教育规划纲要就“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作出全面部署，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纳入重大教育改革发展项目，并提出“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工作目标。
对此，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丁某认为，截至目前，教育规划纲要“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的工作部署已基本完成——建立了学前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阶段资助制度，填补了这两个学段的资助政策“空白”，国家资助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资助政策体系不仅实现了教育阶段的全覆盖．而且涵盖公办和民办学校，实现了对不同性质学校的全覆盖。
在高校学生资助政策方面，包括以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以国家励志奖学金等为辅的政策，解决学费、住宿费问题和以国家助学金为主，以勤工助学等为辅的政策，解决生活费问题。
曲某认为，党的十八大和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我国不仅建立了中央、省、市、县和校五级学生“资助管理体系”，而且形成了从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一各级学校的纵向管理机构，为顺利开展学生资助工作．奠定了组织机构体系的有力保障。
“学生资助政策确保了每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区域性学生资助的差别和距离正在降低，受助人生均费用标准在提高，学生资助政策已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曲某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生资助水平进一步提高，资助力度在进一步加大，资助政策的覆盖面在逐年扩大，资助金额、资助人数都在逐年增加。
对过去5年国家资助政策取得的明显成效，曲某用“两增两减”进行概括——从全国学生资助成效来看，经费增长和学生资助人数总量增长最为明显：全国学生资助经费总量保持持续增长，自2010年以来，全国累计资助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中职教育、普通高中、高等教育等，年均总量增长率约为12.6％。从缩小学生差异性方面来看，党的十八大和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学生资助的水平差异呈现减小趋势；各类学校学生资助的差异性正在缩小，主要体现在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短板”得以补充，不同学段学生资助的个性化需求也正不断受到重视，一些细节问题将有望在改革的“下半场”得到破解。
7．以下是某报刊登的一篇评论员文章：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因此，教育公平一直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我们对教育公平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教育公平主要是指为每个公民提供平等学习发展的机会，包括入学机会的公平、公正，享受相对均衡的教育资源，使每个学习者都能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将来获得事业的成功。
文艺复兴时启蒙学者为了反对神权，提倡人权，曾提出人生来是平等的，这是指的人的权利的平等。人的权利是平等的，任何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上都写得很明确。但事实上人生来是不平等的。有的儿童出生并生活在发达的城市，有的儿童出生和生活在荒僻的农村，他们的生活条件是不平等的。由于生活环境的差距，加上长期以来社会的不公平，造成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不公平。因此，要实现社会公平，就要对长期得不到公平的弱势群体实行政策性倾斜。社会发展是如此，教育更是如此。例如，我国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不利的环境中，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比较落后，如果不给予大力扶植，实行倾斜政策，他们将永远跟不上主流社会发展的步伐，那又谈何社会公平?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也有同样的情况。他们长期为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但长期得不到充足的教育资源，这公平吗？今天，我们的教育向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倾斜，是对过去重视不足的补偿，也可以说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一种反哺。这才是实施真正的教育公平。同时，只有提高当地教育水平，才能提高当地民众的生存能力，才能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全国各地经济社会相对均衡发展以后，我国才能真正进人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因此，教育公平绝不是平均主义，只有采取不同政策使弱势群体得到政策的优惠，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公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总目标是“确保全纳、公平的优质教育，使人人可以获得终身学习的机会”。提出的7项目标和3项措施，主要是关注消除性别差异，确保残疾人、原住民和弱势群体接受平等的教育和培训。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教育公平，也必须向弱势群体倾斜。20世纪末，我曾在巴黎访问了一个“教育优先发展区”。我开始不理解什么叫“教育优先发展区”，区督学向我解释，因为这个区大多是非洲移民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儿童的学习成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国家把这个区域定为“教育优先发展区”，在经费、教师编制上都比普通地区宽裕。这就是向弱势群体进行政策倾斜的例子。我国也需要有这样的优先政策。
当然，实施倾斜政策重点应在增量上下功夫。要增加对西部地区、包括不太发达的中部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师资水平。在高校招生政策上也要根据人口的变化，在保持存量、提高增量的基础上，上调名额。同时减少不合理、不必要的加分，使得政策倾斜能够真正落实，同时又保障总体公平。总之，在促进教育公平时需要考虑全国大局，结合我国国情，照顾到民众心理。大众也要从大局出发，理性地理解教育公平，维护教育公正。
申论二、给定资料 1．日前发布的2014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20本，日本的40本，以色列的64本；人均每天读书13．43分钟。一个不爱读书的人是浅薄的，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阅读危机”，这沉重的警钟已经向我们敲响。 “哪有时间读书啊?”提起读书，北京一位在某国企工作的陈女士如梦方醒，“好长时间没读书了。每天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家务忙孩子，有点时间基本就是用手机刷刷微博，聊聊微信，看看新闻，玩玩游戏。” “没有时间”似乎是很多人不读书的原因。最新调查显示：成年人平均每天读报15．50分钟，比上年减少3．41分钟；每天读书13．43分钟，减少1．95分钟；每天阅读期刊10．05分钟，减少3．14分钟；每天上网50．78分钟，增加4．01分钟；每天手机阅读21．70分钟，增加5．18分钟。 对于在某民企工作的孙小姐来说，“没有时间”是一个原因，“主要是没心情”，“阅读需要静下心来慢慢享受，可是想想没完没了的工作，哪有一点点读书的闲情逸致?” “‘没有时间’只是个借口吧，主要还是没兴趣，每天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太多了，有空也只想上上网娱乐一下。”“80后”白领王丽的说法也许更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心声。浮躁的社会，生活的压力，让读书已经慢慢淡出了很多人的精神生活领域。 “我喜欢读书，可是现在的书太贵了。”昆明某事业单位职工徐燕对连年上涨的书价苦恼不已，“现在的书，动辄三四十元一本，比以前贵了好多!” 全国图书市场的调研报告显示，整体图书市场的新书平均定价已经高达52．23元。近年 来，不少书的价格一路高涨，以《悲惨世界》(上、下)为例，上海译文出版社多次再版，2003年32元，2006年49．8元，2010年52．1元，2012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价格已高至98．6元。 “我现在读的，多数还是一些旧书。不管去书店还是在网店，看上去琳琅满目，必不可少的腰封告诉你，这是畅销书，那是必读书；这是多少名人一起推荐的，那是超越诺贝尔文学奖的扛鼎之作。可是拿到手里，不说面目可憎吧，也是乏善可陈。”一直还把读书作为最大爱好的陈平，说起现在的图书，连连叹气：“值得读的好书实在太少。” 2．“谁说我不读书了?我在网上读。”“90后”赵飞很不满地说，“都网络时代了，谁还看纸质书啊?还不环保呢。” 2014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超过半数，比2012年上升了9．8个百分点。超九成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表示阅读电子书后就不再购买其纸质版。 说起网络阅读，徐燕很是不以为然，“很不严肃，没有读书的感觉，经常还被各种跳出来的广告等东西干扰”。她觉得，网络阅读和手机阅读不能算读书，“捧着书一页一页地翻，闻着墨香，看着铅字跳动，整个世界都是安静的”。 “现在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很多人难以静下心来读书”，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改变当前国民阅读的现状，一方面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加强宣传，增加国民的阅读兴趣和阅读量；另一方面，图书出版等相关行业也应与时俱进，多出版一些好书。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已于2013年列入国家立法计划。有专家认为，法律的介入和引导，有利于保障民众的阅读，意义重大。但夏学銮表示，尽管国家相关部门可以发文件推进阅读，但关键还是在个人，“这需要个人增加定力，从阅读中寻找更多的乐趣”。他认为，作为一种时代的趋势，网络阅读也是一种阅读方式，尽管这种阅读方式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会有影响。国家应该适应这种趋势，在软硬件方面下工夫，让“全民阅读”有实质意义保障。 3．据新华社报道，在全国有限的人均购书中，八成都是课本教材。郑州航海东路中原出版物交易中心一管理员说，除了教辅书，书店卖得比较好的书类是职场类、专业类的书，文史哲类的书卖得相对比较少。从以往的媒体报道来看，中国的畅销书多年来基本都是职场类、经管类、生活保健类、教辅类和各种“成功学”图书等。 段贺宇房间的桌上摆放的都是司法考试的教材。“这几年都不怎么看文学方面的书了”。段贺宇在高中时候是典型的文艺青年，大学刚开始还参加一些文学类的社团，后来因为升学考试等原因，“课外书"看得少了，满脑子装的都是司法考试。 “我当然喜欢读一些经典散文和小说了。那些书很有时代特色，虽然文字朴实，但思想性很强，读起来还是很有感触。但哪有时间啊?”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学生小丁坦言，自己很少看巴金、茅盾、老舍等文学大师的书，“课程那么多，现在专业书都看不过来”。 调查显示，21．1%的人坦言自己读书已经“功利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蒋原伦说，阅读可以分成三种，即工具性阅读、为满足求知欲的阅读和为满足情感需求的阅读。“‘功利化阅读’就是把书当作一种工具来读。现在很多人觉得工具书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蒋教授说。 在很多人看来，阅读的功利心态并不为过，毕竟，求知本身就是有所求的，提升职业技能和业务知识、进行休闲娱乐也是必要的。很多人认为，“时间那么少，读书自然要读实用的书，没用的书不要读”。 这种想法与“读书无用论”一样，都隐藏着“效益期待”，它是社会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与社会竞争激烈的大环境密不可分。 不容乐观的是，阅读功利化正向中学生和小学生蔓延。中学生要为“提高学习水平"而进行课外阅读，小学生要为“不输在起跑线”而奋斗。一些中学生家长会问：“让孩子读这么多书，对成绩提高有帮助吗?” 事实上，比起是否阅读来说，青少年更大的问题是“阅读什么”。一个专门经营图书的网站公布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父母认为读书对一个人的发展“非常重要”。然而家长在图书的选择上却与孩子有较大不同：孩子最喜欢看的图书类型是“小说”和“人文社科”，而家长希望孩子看的是“科普”和“励志”类的图书。 蒋原伦指出，功利化阅读是社会大环境造成的，竞争越激烈，社会对个人的专业化要求越高，功利化阅读的情况就会越严重。“很多人把阅读看做一种可选择的个人行为，但在社会大环境的压迫下，阅读的个人选择余地其实非常小。比如高考就需要有功利化阅读，如果孩子考不上大学，就算读过再多文学大师的书，也会让人发愁。” 4．王玉梁在山东一家高校工作，平时工作压力很大，工作不但没有侵蚀他的读书时间，每晚雷打不动地读书反而成了他纾解工作压力的最好方式。“读书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没有书，生命就黯然无光。无论多忙，每天坐拥书城，放牧心灵，让心灵从那些好书中得到浸润，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读书是精神的需要”。作为一家出版机构的负责人，丁林松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在大学时养成的读书习惯，仍然挤出时间啃哈耶克、萨缪尔森的经典著作。“虽然读起来晦涩，但只要沉下心来，经典总会给你豁然开朗之感。” 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说他很怀念这样的自己：“在书店的一角斜倚着，默默地读着，不觉天已黄昏；在图书馆坐了一整天，闭馆的电铃声响了，周围的人都走了，我满足地伸了个懒腰；午睡时看书，书掉到地下了，我也沉沉睡去……” “无论现代人读书多么功利，总得给心灵的阅读留出空间，让读书回到读书的本义上去：不再是精神的桎梏，而是在精神的原野上自由驰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雷达这样说。山东省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说，阅读对人的成长影响巨大，一本好书往往能改变人的一生；建设学习型社会、创新型国家同样离不开学习。很多人抱怨没时间读书，也不肯花钱买书，尤其是不知道怎么读、读什么。要提高国民阅读率，让读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习惯，需要教育、出版、文化界人士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有益的图书进行公正的评价，给人们在图书的海洋中导航；也需要培养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出版更多能够滋润人心灵的好书，共同打造人们的精神家园。 5．“停下来，才发现周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这世界基本上已经由信息碎片构成，完整的信息非常少见。听一个歌手60秒的歌唱决定他的去留，在iPhone屏幕上跳出来的信息提示中凭借前10个字决定是否要打开并阅读全文。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里，产业工人在流水线上10多个小时重复相同的一个动作，而我们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面对信息碎片……在这个新世界里，时间无始无终，只有一个个瞬间。事件无头无尾，只有你面对的一条条简讯……”据悉，微博红人“和菜头’’最近曾一度关闭微博，而这段留在关闭之前的文字，记载了一个曾经的书迷内心的困扰和恐慌，而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是碎片化的时代倒影。 “对于‘非常伤感’4字有个不靠谱的发现：它可以用在随便一个陈述句后边，百玩不腻。比如：除夕夜，窗外的鞭炮响了一整晚，非常伤感；我站在风里吃了一根冰糖葫芦，非常伤感；明天天气晴转多云，非常伤感；凌晨1点了，打算再去看几页书就睡了。窗外很黑，非常伤感…”这是知名博客作者、网络段子高手“东东枪”从百万言博客及微博发言中集结出的一本小书《俗话说》中的片段。真正令人伤感的是，这本令很多读书人并不怎么笑得出来的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后一路销量飙升。 看看图书销售排行榜，像这样把微博上的段子集结成书的不在少数，并活活衍生出一个图书品种。微博红人张发财写历史八卦的《一个都不正经》、网络红人“奶猪”出版的段子集《我呸》、童亮的《贫僧是去往西天拜佛求亲的》《笨信一箩筐》等出版物有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共性——文体以一段段不超过140字的文字构成，充满各种桥段和机灵，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微博文字的集合，而将微博内容变成线下图书则快得像一场“闪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这种阅读方式的碎片化也使得人们越来越接受“浅阅读”的方式，即不需要思考而采取跳跃式的阅读方法，追求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愉悦。相比之下，真正的阅读需要读者能够持续专注在书页上，集中全部精力，通过直面的信息进行思考。 6．对于新兴的碎片化阅读，人们的态度各持一端。以下是网上关于碎片化阅读的一些讨论： 网民A：现在我每天上网看新闻，也看手机报，要花两三个小时。但这种阅读不容易积累知识，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看过也就忘记了。电子阅读的随意性太大，都是被人为引导的，读者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阅读的是什么。表面上阅读量很大，但实际上有效信息、知识很少，也缺少沉淀。养成这种阅读的习惯后，想沉静下来进行深度阅读就很困难，人会有浮躁感，要克服浮躁感是有难度的。 网民B：碎片化阅读具有空前的普世性，它使阅读不再成为一项特权，人人都享有此项权利。相比过往的木简、羊皮书、纸质书，电子阅读器更便于阅读，理论上所有的知识、信息都能让众人同时共享，这对当下社会的建设极具促进意义。不管身份如何，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发言、交流之中，无论是教授还是农民，都自由享有阅读的机会。 网民C：这种新媒体作用于人们无聊的、碎片的时间，方便而快捷，操作也容易，更利于随身携带。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边听音乐边看电子书。电子设备所带来的阅读在我的生活里占有一席之地，使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 网民D：阅读变得没有难度，变得轻盈。读者不必像过去那样背诵经典，只要加以电子搜索即可，也不必乘车去图书馆借书，身上所携电子书即藏有千万册。获取信息的便利，也使得大家不再珍视阅读的严谨性。“段子文化”的兴起，不能说跟碎片化阅读没有关系。这种“段子文化"往往令读者不加思考，容易患上惰性思维症。片断信息的迅速复制传播，也使得读者容易受情绪牵制，乃至演变成文化群虻。 网民E：我们不可能用以往的阅读方式接受海量信息，人们处理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碎片化阅读是一种应对方式。但碎片化阅读很难简单用好坏来评价，关键还是取决于个人，选择怎样的阅读方式都可以。对我来说，网络阅读就开阔了我的视野，查阅资料也很方便，但进行学术研究肯定还是要传统阅读。 网民F：碎片化阅读更具有一种娱乐性和游戏性，使得阅读不再具有文化意义，而成为一种娱乐的手段。这种片断式阅读的习惯，容易使人疲倦甚至厌倦，因为它只是身体上的一种联动，这时的所谓阅读，就具有了“反文化”的特性。碎片化阅读取代传统阅读，可能成为一种趋势。然而一旦取代，则势必是一场文化的灾难。 网民G：碎片化阅读让个人不那么孤立，通过手机、微博等连接，会拥有一个虚拟社群空间，获得心理上的一种支撑感，自己也能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大家还能讨论一些公共话题，对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很大意义。不过，短时间内接触大量信息，导致人们越来越缺乏深度、持续性的关注，所有的话题都一掠而过。碎片化阅读会导致大家的深入交流越来越困难，因为大家都习惯浅层化阅读，耐心、兴趣都会受到影响，交流的气氛也必然是浅层的。网民H：每天上班我都会打开电脑，也会把QQ、MSN都挂上，开始浏览网页、交流信息。我从网上信息中会获得一些话题，而这些话题在影响着我的生活和工作。由于朋友大多也是“80后”，所以我们聊天也都有一些共同的话题，而这些话题来源于手机、网络信息。如果有一段时间不去看这些信息，那我就“out”了！ 7．45岁的于辉，2009年11月随施工单位中铁三局来到北京，参加地铁六号线第一标段十里堡站的地下挖掘工作。他最常看的，就是有关机械工程类的书籍。 “现在修建地铁隧道全是机械化。我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得多看一些专业书籍。但是，买一本这样的书至少要花50元。”21日早上9点，连续工作12个小时的于辉，还没来得及打扫身上的尘土。“工作很累，中午休息吃饭都是在施工现场。每天很难抽出时间来读书。”于辉说，不少施工图纸上有英文，大家还得学英语，因为“工作需要”。 施工现场对面是两排三层高的简易房，里面居住着100多名农民工。院子里有一个简易的篮球架和一个上网室，这是他们仅有的文体设施。于辉的箱舍里数，除了基本《地铁工程设计与施工新技术实用全书》之类的专业书之外，一摞报纸、几本《读者》，就是全部“书籍”。 “买书对我们来说太奢侈了，一本书的价格相当于我们几天的伙食费。”一本上个月的《读者》，已经被于辉和工友们翻看过很多遍。 “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只休息一天。闲的时候只能和工友们下下象棋，有时候也看看小说。但是，一本小说最便宜的也要二三十块钱。有时候想看书了，就买几本盗版书。”上个月，他和工友去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进去后有种囊中羞涩的感觉，只好坐在角落里看了一下午，周围人看我的眼神都很异样。” “听说过一些工地开设了农民工图书馆，他们真幸运。”提及农民工图书馆，于辉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羡慕的笑容。 8．“钢铁大王”卡耐基在美国每个县都建立了一所免费图书馆。因为，他当年初中毕业就出去做工，是那个时代的美国“农民工”。工作之余，他就喜欢去附近的一所免费图书馆里读书，从此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为将来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在他成功后，以此来回报社会。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当前学历不高也不具备过人技能，通过读书和自我教育，是可以帮助人走向成功的。读书，是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人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径。 “农民工朋友恐怕买不起我的书。”2010年4月初，周述恒的自传式小说《中国式民工》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28元的定价不算贵，但周述恒估计，农民工朋友要么上网看，要么买盗版。 “我们并非不爱读书看报。”周述恒和工友过去每天都要买报纸看，“仿佛那样才感觉自己和这个世界没有脱节。”周述恒曾摆摊卖过二手书，《读者》《世界博览》《青春潮》……“一本进价六毛，卖一块。虽然都是过期杂志，但大家还是看得很高兴”。 “现在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过去高，收入也略多，更期盼精神文化生活。”周述恒说，但是很多企业并不重视他们的文化需求。 “国家应该引导和要求企业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周述恒有个愿望，“叫农民工自己去买书看，真的买不起。去图书馆呢，路远不方便，手续也麻烦。”他建议，企业多建一些图书馆、阅览室，凭“厂牌”就可以借阅。“让员工多读书，对企业益处不少”。 9．“世界读书日”来临，某市启动系列活动： 动作：1部公益短片开启健康生活方式 我们将以“捍卫阅读，健康生活”为主题，推出一部2分钟的动画短片。我们希望借助更广泛的传播渠道，让更多的人意识到阅读对心灵的洗涤，对生活的滋润，以及对工作的帮助。一段短短的动画，传递着来自书籍的人文关怀，而它所倡导的阅读理念，也是受益终身的正能量。 制作：15000张明信片把阅读传递下去 在今天，手机不再是单纯的通讯工具，而是集掌上游戏机、高品质随身听、连续剧集锦播放机、社交神器等酷炫功能为一体的“跨时代”产品。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手机侵蚀了我们大部分时间，甚至有时在不觉问，整个夜晚在手机的陪伴下一晃而过。 为此，我们提出“BYE BYE手机一小时”的倡议，希望都市白领们每晚暂别手机娱乐一小时，告别碎片化的浅阅读，去啃几本“硬”书。 我们设计制作15000张明信片，在“世界读书日”当天发放给都市白领们。你可以把它当做一张小小的书签，随意放进某一本你正在阅读的书籍；也可以当做一份关于阅读的倡议书，填上朋友的地址，投入久违的绿皮邮箱，将阅读这种可以分享的生活方式，传递给更多人。 行动：200辆公交给阅读一席之地 每天的生活，你有多少时间在路上?在公交车上默坐的人们，是否感慨浪费了时间，虚度了光阴?我们选择了200辆公交车，在“世界读书日”当天，为每辆车最后一排设置一个“阅读者专座”，供大家看书。在这里阅读，你不必时时起身让座，也避免了来往人流的打扰。这里是属于你的小天地，停停走走问，有一本好书相伴，让你在春日暖阳中收获知识，也收获一天的好心情。 10．2014年“世界读书日”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给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全体员工回信，肯定创建24小时不打烊书店这一创意，希望三联韬奋书店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 李克强总理信件原文如下：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全体员工： 来信收悉。获知你们于近日创建24小时不打烊书店，为读者提供“深夜书房”，这很有创意，是对“全民阅读”的生动践行，喻示在快速变革的时代仍需一种内在的定力和沉静的品格。阅读能使人常思常新。好读书，读好书，既可提升个人能力、眼界及综合素质，也会潜移默化影响一个人的文明素养，使人保持宁静致远的心境，砥砺奋发有为的情怀。 读书不仅事关个人修为，国民的整体阅读水准，也会持久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希望你们把24小时不打烊书店打造成为城市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引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让更多的人从知识中汲取力量。 李克强 2014年4月22日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2013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其中第18条第2条款规定“常回家看看”从提出到入法后一直深陷重重质疑。“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条款被广泛解读为“常回家看看”入法。 2012年6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面对质疑，参与修订草案起草的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肖金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大多数质疑都是对该条款的误读!” 记者：从多个网络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质疑“常回家看看”入法的观点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常回家看看”主要属于社会伦理道德范畴，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但却不是立法性议题。您怎么看? 肖金明：“常回家看看”是一种通俗的说法，这一条款满足的是老年人在经济供奉、生活照料以外的第三种需要，即精神抚慰的需求。满足老年人精神需要，最好由家庭成员来实现，这种责任通常是社会和他人难以替代的。因为“常回家看看”主要涉及家庭关系，人们习惯于将其纳入伦理道德范畴，同时由于一个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很难通过强制他人来实现，所以“常回家看看”入法被指责为法律万能主义的体现就不足为怪了。 记者：另一种观点提出。尽管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空巢老人的社会问题比较严重，但“常回家看看”的确面临着很多现实困境。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不是不想回，而是“回不起”，例如面临着假期稀少、路途迢迢、收入较低、物价过高等诸多困难。 肖金明：“常回家看看”条款完整规定是这样的：“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这具有完整性和逻辑性，“看望”与“问候”并列，使“常回家看看”更具现实性，对该条款的质疑和批评恰恰是建立在对该条款的不完整理解上。实际上，经常问候老人是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主要形式，问题是由于整个社会没有重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少人连“经常问候老年人”都做不到。 记者：7月1日江苏有了第一起“常回家看看”判例，法院根据该条款做出支持老太太要求女儿常来看望自己的诉求，但办案法官也感慨，此类案件判决容易，执行难。这也是网络上最主要的质疑，即对其司法可操作性的质疑。 肖金明：人们习惯于从两个方面理解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一种是能否成为法院裁判纠纷的依据，另一种是违反法律条款是否将受到法律制裁。社会公众更倾向于从后者角度理解可操作性，所以才有了“不常回家看看怎么处罚”的疑问。这实际上是将可操作性与可诉性、可制裁性两个概念混淆了。可操作性的概念外延更大，比如，它可以成为评判是非、行政问责、调处家庭纠纷的重要原则。 记者：总的来说，“常回家看看”还是一个倡导性、总体性的立法? 肖金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制度体系中的牵头法，整部法律的实施需要其他法律的“帮衬”，许多条款需要再立法或者说后续立法。相信随着老年法的配套立法、地方立法的展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将更具操作性，包括“常回家看看”在内的类似条款不至于“流于形式”，更不至于影响到整部法律的权威性。 (二)海南文昌农民每月收到3元养老金的事言犹在耳，媒体又报道，浙江台州地区一老人17年前参加农村养老保险，如今每月竟只能领2元养老金，荣膺“最牛”养老金殊荣。 专家分析，在我国养老金制度建立之初，面对大量的老账旧账要支付，现在很多领取养老金的老人，之前并未足额缴纳养老金，这是造成养老金缺口的先天性原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里，我们实行的是双轨制养老，一边是体制内的财政“大包大揽”，一边是体制外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不管不顾”。当然，体制内也有所不同，亦是“双轨制”，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拿得多，企业拿得少，一起毕业的大学同学，进机关和进企业，年老退休后生活水准有天壤之别。近几年的公务员热，养老金优厚又有保障，未尝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家住北京东城区的李阿姨从一家企业退休15年了，她的存折上清楚地记录着退休金的变化——2009年1751元，2010年1948元，2011年2150元，2012年2377元。今年，她每月能领取2600多元。 “但物价涨得太快，退休金其实跟没涨差不多。”李阿姨说。鸡蛋在2009年时还不到2.5元一斤，现在都5元多了。相比之下，刚从某政府机关退休的老刘就舒坦多了，他每月能领到退休工资5000多元，还不时能“意外地”收获到原单位的各种慰问金和补贴。“想吃点啥，想外出旅游都不用犹豫。”老刘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2月发布的《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者中，75.4%的职工养老金低于2000元，92.3%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高于4000元。 2013年6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也显示，新农保的养老金中平均每年为720元、城镇居民养老保险金平均每年为1200元，而企业养老保险金平均每年为18000元，政府或事业单位养老金平均每年为24000元，差距最高达数十倍。 “人口结构的失衡，也是造成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目前全球都遇到养老金缺口问题，尤其是面对未来少子化、老龄化，再加上人们对资源需求的代价越来越高，生活成本随着时间推移也在不断增加，一定会导致养老金实际购买力的下降，考虑到这个因素，养老金的缺口未来必然很大。 (三)“双轨制”不仅存在于企业退休人员与公务员及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之间，也存在于城市居民和农民之间。 一直以来，我国农民养老都由家庭给予保障，实际上也就是农民自己为自己养老，国家与政府在农民养老上的作用与功能不明显。新农保制度的推行，表明传统的城乡二元制保障模式正在逐步向着城乡一体化保障模式转变，农民平等享受国家保障的权利正在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尊重。 但是，新农保制度的建立毕竟是初步，农民的养老保险金与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金客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一切都将在不断的改革中得到发展。 农民工的养老问题也逐渐凸现。《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指出，截至2012年9月，全国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仅为17.8%。单纯依靠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养老问题，农民工应从自己的中老年时期开始规划养老生活，未雨绸缪，才能实现老有所依。当然，我们也要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村养老保险更好地纳入到制度设计之中。 据了解，2012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下发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我国酝酿多时的中国养老金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即将进入初定阶段。对破除“养老金双轨制”、基金投资运营等内容，改革路径渐趋明晰。 (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似乎是大势所趋。2009年，改革方案公布，首先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五省市试点。然而，4年多来试点改革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并遭到事业单位人员的普遍质疑。 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室主任杨良初认为，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都是政府机器的组成部分，行政机关是政策制定和执行机关，事业单位是政策研究和参与制定单位，更多地配合行政机关履行职责，而且事业单位是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社会精英集聚之地，也是社会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知识分子“蓄水池”。如果将事业单位与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分别改革，势必让事业单位职工产生“被歧视”的感觉，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已经呈现“碎片化”格局，正在试点的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标准、支付待遇、管理办法都不一样，不仅导致不同养老保险制度所覆盖人群因缴费和待遇的差别而相互攀比，也带来管理成本过高问题，形成制度间的不公平，达不到改革的预期目的。 试点办法规定，事业单位职工个人缴费15年，就可以领取基本养老金，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一年发给1%。也就是缴费满15年发给15%，这比城镇企业职工基础养老金发放20%的比例低5%。意味着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待遇要比企业职工养老金待遇低。而且试点办法对事业单位是否建立职业年金没有做硬性规定，更未对职业年金的缴费率和发放标准做出规定，意味着事业单位按试点办法建立养老保险制度以后，退休待遇肯定比现行标准低一些。 此外，国外只有政府雇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单独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就此而言，我国更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制度。 (五)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人的国家。据预测，到2014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亿人，2050年将达到4.37亿人，这么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远远超过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总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经出现3次生育高峰，随着这些人口陆续进入老年，以及我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我国老年人口将呈现惯性快速增长的局面。据估计，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将达800万。200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10，2008年约占1/8，预计2018年将占1/6左右，2025年将占1/5左右，2050年将占1/3左右，届时，我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 200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为1199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9.1%；2008年底，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1806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提高到11.3%，提高了两个多百分点。预计到2050年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达9500万，占老年人口总数的比例将达22%。老年人口的高龄化，意味着失能、残疾、带病老年人口越来越多，给老年人社会管理和服务保障带来新挑战，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老龄问题的严峻性。 我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一般是和现代化同步的，是“先富后老”。其老龄问题的暴露是分阶段的、逐步的，从而给这些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西方国家近百年逐步显现的老龄问题，将在我国短期内集中出现，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更为复杂，但留给我们的应对时间却非常紧迫。比较而言，我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基础相当薄弱，面临的困难更多、难度更大。 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别、城乡差别。从区域看，东部地区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如上海市2008年老龄化水平已超过20%；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相对缓慢，个别省区如宁夏尚未进入老龄社会。从城乡看，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我国情况恰恰相反，出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倒置现象。目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全国60%以上老年人生活在农村。但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依然不完善，以农村养老保险为例。其社会保障覆盖不全面依然是困扰农村老年经济供养的重要因素。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口赡养比例结构、代际关系等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影响社会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直接带来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动，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外，老年人文化层次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老年人需求的多样化，社会思想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对敬老、养老、助老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提出了新课题。 (六)中国一直以来的养老方式是家庭养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养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有自己的养老需求。同时，家里子女数量却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弱化，提高社会养老水平成了一个基本潮流。 专家指出，在养老问题上，中国并不适合照搬西方的社会养老模式，创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养老模式才是最明智的。追求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将老年人宜居环境建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打造安全、便捷的居民生活圈。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辩证地认识人口老龄化问题，既不能不承认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影响，也不能悲观地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经济社会的停滞发展。过分看轻影响和过度看重影响都是不科学的。老龄化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目前很多人对老龄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还相对比较“悲观”，甚至认为老龄化将会形成中国发展的危机。但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对待人口老龄化态度是十分积极的，许多地区政府把老龄事业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去统筹谋划，积极探索有地区特色的养老制度和公共服务。政府这种行政作为，对制约负面影响和提升正面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学者指出，要从源头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必须制定长期的人口战略，提高人口出生率。但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产生又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不能完全用人口政策的调整来解决这个问题。 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有密切关系。在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下，我国人口总量将持续增加。一旦人口数量控制松懈，低生育水平的大坝就可能溃堤，人口老龄化会呈现一个恶性循环，这种竭泽而渔似的发展将给后续的养老工作带来巨大压力。正确应对老龄化，需要强化战略思维，从物质、精神、制度和体制、机制等方面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方位准备。 (七)新加坡共有510万人，60岁以上的老年人11.73万人，占总人口的23%。他们称老年人为乐龄人士。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培养养老事业，每年新年都要开展敬老活动，政府官员和议员率先垂范。经常到社区和自己的选区慰问老年人，在全社会号召孝老、敬老的浓厚氛围。他们把扶老助老作为一种社会时尚，把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作为一种追求，如新加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之一杨氏基金会成立于1952年，60年来每年拨款资助各类社会活动，接济社会贫民和孤寡老人。成立于1957年的邵氏基金会每年拨款15万元度岁金(中国人称为压岁钱)给3000名老年人每人50新元。2012年，淡马锡关怀基金会拨款65万新元给日间护理中心改善设施，设立护理奖学金，支持日间护理中心工作。 新加坡已形成了以中央公积金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运作体系，较好地解决了老年人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难题。在医疗保障方面，中央公积金制定了保健储蓄计划、健保双全计划、保健基金计划等多项计划。如保健储蓄计划规定病人在政府办的基层医院住院只需缴纳15%的住院费，无能力缴纳者可向政府申请补助或申请全免，60岁以上老人在公立医院看病只需缴纳一般的门诊费和药费。 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家庭出现“空巢”、“独居”现象，新加坡在购买组屋时制定了一个优惠政策，即对年轻人愿意和父母亲居住在一起或购买房屋与父母亲居住较近的，愿意照顾老年人的，经有关部门调查、审核、批准后可一次性减少4万新元，他们在全社会鼓励年轻人赡养父母、照顾老人的传统美德。新加坡国会于1995年通过《赡养父母法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赡养父母”立法的国家。为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还推出一系列津贴计划，为需要赡养老人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养老、医疗方面的津贴。1993年以来，先后推出4个专门敬老保健金计划，每次计划政府都拨款5000多万新元，受惠人数达17～18万。政府还规定，从2008年4月起，凡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组屋，如果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公积金房屋津贴。如果子女的住房离父母的住所较近，政府也给予一定住房补贴，并免除子女探望父母时部分小区停车费。目前，新加坡已婚子女与父母合住同一组屋或同一组屋区的住户已达41%左右。 随着老龄人口速度的加快，新加坡对养老机构进行直接投入，在养老院指导和管理上，他们成立了家庭和老年理事会，国会制定了养老院管理法案。大力扶持养老机构，在养老设施的建设上，政府是投资主体，基本上会提供90%的建设资金。对养老机构各项服务运作成本提供不同的津贴。实现“双倍退税”的鼓励政策，允许国家福利理事会认可的养老机构面向社会募捐等。在福利服务和设施投入上，投资建成专门照顾生病老人的8个家庭护理组织、6个社区医院、60个疗养院。2009年，新加坡决定在5年内拨款1800万新元在全国增设6个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22个老年人活动中心。 (八)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逐步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建立兼顾各类人员的社会保障待遇确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 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4年3月，深夜23点30分，北京市某区东街，一辆“冀P”白色小货车呼啸而来，在某知名大学西门刹住。约5分钟后，一名身着黑色皮衣，戴蓝色手套的中年男子下车走进校门西侧一家名为“小四川”的川菜馆。 6分钟后，皮衣男子手提两个白色水桶，快步走出，将桶内的东西倒人车厢里的黑色大桶，如此往返两次。 经过攀谈记者得知，该男子每月给这家小店100元钱作为从店里收泔水的费用。 依据《北京市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管理办法》，2012年起北京市开始对“非居民餐厨垃圾”征收处理费，定价为每吨25元；2014年价格上调至每吨100元。餐饮企业需同环卫中心、特许企业签订服务合同，按照规定交纳费用。也就是说，按照规定，餐饮企业若想经正规途径处理掉餐厨垃圾，就需要向相关部门支付每吨100元的处理费。 “‘正规军’收垃圾要钱，‘游击队’收垃圾给钱”，一些未被严格监管的餐厅店主、厨师选择将泔水出售给“游击队”。 记者探寻得知，从饭店拉来的泔水油被运往定福庄某村附近。这里堆放着大量垃圾，经过长期风吹日晒，已经腐败，空气中传来阵阵恶臭。垃圾堆旁住着大约10家养猪户，家畜的味道和垃圾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更加令人窒息。 猪舍附近，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用大锅熬油。经过如此简陋的加工，泔水油的身价就摇身变为580元一桶。 早在5个月前，北京一家媒体就曾曝光过这个作坊区。不过，现在这个作坊区仍然在继续运作。 据知情者透露，京郊地沟油炼制点数量多、分布广，在临近大兴区的河北省廊坊市也有来北京收泔水的炼制点。 对于小作坊而言，单纯“炼油"并不划算，作坊主大多是由养猪人兼职。“炼出的油给人吃，剩下的渣给猪吃，既赚了油钱，又省了饲料钱。”“这两年饲料价格上涨，生猪价格却降了不少。”商人王某说，收益下降成为一些养猪户炼制地沟油的原因之一。 生猪交易数据显示，2012年3月北京生猪收购均价约为16元／公斤，2014年2月28日收购价格为12元／公斤。物价上涨背景下，生猪收购价格25％的降幅让部分个体养猪户感受到了压力。 记者调查了北京、河北等地近二十处地沟油炼制点。据了解，目前行情是一桶初级地沟油收购价为600元上下，一个中等规模养猪户(80头左右)7天左右可出一桶油，一年炼制“地沟油”的收入约为31000元。 2．春节回乡，问题不少。在四川省金堂县某地批发市场一家主营副食的店铺里，既有正品的“大白兔”“徐福记”，也有山寨的“小白兔”“徐记”，包装极其相似。店主表示，商品主要销往农村，山寨的七八块钱一斤，正品的二十四五块钱一斤，掺在一起卖，不容易看出来。 许多在农村走亲访友的人发现，过期食品、绿毛蛋糕堂而皇之地成了礼品，像“娃恰恰”“康帅傅”“奥立奥”等在城市很容易被察觉的山寨货，在乡村小卖铺里却很受欢迎。就在人们还聚焦城市食品安全问题的当下，农村地区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问题食品的“卸货场”。 以前，对于农村的山寨食品、“李鬼”产品现象，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和网站，但往往不了了之，成为众多新闻中不那么起眼的一个过客。然而，通过春节的近距离观察、亲身体验，许多人才发觉，农村的“舌尖安全”已经是病象沉重。 谁在坑害农村的消费者?不法商家难辞其咎。在城市人人喊打的问题食品，到了农村，却被一些人采用降低价格、改换包装名称等手段粉墨登场。由于价格低、卖相好、面子大，假冒伪劣食品扎堆横行，十里八乡纷纷进货，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由于农村“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加上一些强势村镇干部把持商店，问题食品凭着扭曲的营销渠道，能获得见怪不怪、一路绿灯的“礼遇”。畸形市场生态背后，还有不良社会生态。 有媒体分析称，追根溯源，农村之所以有假冒伪劣产品生根的土壤，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与农村消费者消费水平不高、辨别能力差、维权意识不强甚至图便宜“知假买假"有关，因此常被提醒“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农村人又不是傻子，谁愿意吃这些假冒伪劣食品?但十里八乡卖的都是这样，又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每次都去县里或市里买!”面对上述论调，村民如是反驳。 3．李克强曾在食品安全工作会议上指出，食品安全是关乎人人的重大基本民生问题，要正确认识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与阶段性特征，加快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长效机制，加强政府职能转变与职能整合，明晰责任，工作重心下移，决不回避矛盾，抓“牛鼻子”、碰“硬骨头”，依法重点治乱绝不手软，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随着网络购物日益火热，“吃”也成了网购的一大块内容。各大网站时不时推出“吃的盛典”。伴随而来的，既有快捷方便的享受，也有迷茫和受伤。 打开某购物网站，输人“生鲜”两个字，就会蹦出生鲜牛肉、生鲜猪肉、生鲜海鲜等一串关联词，输人“生鲜猪肉”，其产品展示目录页超过20页，有加拿大进口筒骨、法国进口猪肋排等各种种类。经营主体有食品专营店，也有个体店主。在经营鲜鸡销售的店铺中，不少店主打出的招牌都是“现收、现杀、现寄”的旗号。 消费者葛某称，上周在网上购买了一只生鲜土鸡，送货快、包装好，味道也比菜市场买到的正宗，她推荐给了好几个朋友。当被问及卖家是否有生鲜食品的销售资格时，葛某称其网购通常是从店铺的信誉级别、用户评价等方面来判断产品的好坏，并没有注意产品有无来自第三方的科学检测。 某消费者购买了玉林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网店的“肉苁蓉袋泡茶”，收到货物后却发现其外包装上的标签既没有产品标准代号，也没有标注生产商的地址。 众所周知，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行业，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许可等。但经调查，部分网店经营者在开店时并没有被要求领取食品许可证或流通证，卖家往往只需与所在的电商交易平台签订保证协议或承诺书，承诺其所销售的商品安全品质与描述相一致，便可进行销售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国家只对实体食品店铺办理《食品流通许可证》有明确要求，对于网络虚拟店铺的经营户并没有相应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稿中的一大亮点，就是对网络食品的监管。为强化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的监管，送审稿提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承担食品安全管理责任。 4．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扬州市某杂志围绕着“消费与安全：如何吃上放心食品?”的主题，进行了探讨。 主持人：我们也知道，食品从生产到最后进入我们消费者的嘴里，要经过很多环节。那现在我想先请大家讨论一下，在诸多环节当中，哪些环节最容易滋生不安全的因素? 市民代表甲：最关键的一点在它的起点，也就是种植上。虽然说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很高，但是这跟使用化肥、药物等有关。几十年前我们的很多肥料都是有机肥料，现在用的普遍是无机肥料，无机肥料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食品的不安全问题。 市民代表乙：有些人利欲熏心，为了追求高利润，在食品里大量添加添加剂，比如三聚氰胺、瘦肉精之类的；到饭店吃饭，餐具不达标的话也很不安全。 市消协秘书长戴蓉：在整个消费投诉当中，有关食品的投诉不多，为什么市民们的消费信心不足，投诉反而不多呢?第一点就是食品安全的证据确定比较难。因为在投诉当中必须要有证据，现在凭肉眼就能看出不合格的产品很少，基本都要通过一些检测，这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来说，比较难。第二点就是信息不对等，生产厂家加了一些东西，消费者不知道，等到对外公布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利益已经受到了侵害，就像奶粉事件几年以后大家才知道。 市民代表丙：扬州市民特别喜欢吃老鹅，或者是熏烧摊上的熟食，但是这些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买的人一无所知，想问一下相关部门对这些小作坊如何监管? 质监局：对一些具备一定生产条件、销售量很好的小作坊，我们引导其去拿到QS证；对于不具备生产条件又不申报的，将配合有关部门给予打击和取缔。 工商局副局长陈荣进：工商系统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要求生产经营者每年要接受40个学时的食品安全知识教育；第二，就是我们对集贸市场上的食品经营者实行信用分类监管，按照包括商品的质量、经营的秩序、接受物业管理的程度在内的七个指标每个季度对其表现进行汇总，由市场主办单位进行信用的评定，按照A、B、C、D四级划分，然后在市场上公示；第三，就是将有违法经营行为的经营者信息输入到内部的一个信用记录平台，违法经营比较严重的都在平台上受到公开警示。 5．美国是世界上食品安全体系比较完善、健全的国家。严密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召回制度以及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说是美国维护食品安全的三把利剑。其中，惩罚性赔偿对生产和销售危险产品的企业日益发挥出威慑作用。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调查，美国每年大约都会扔掉价值910亿美元的食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过了保质期。美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出售过期食品的商家，结果被举报后受到重罚，而且顾客越来越少，最后只得关门。所以，无论是厂家还是商家，都不敢为了蝇头小利铤而走险。在美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食品安全事件，如2008年的“沙门氏菌事件”、2009年的“花生酱事件”和2010年的“沙门氏菌污染鸡蛋疫情”。2009年1月，美国花生公司布莱克利工厂生产的花生酱被曝沙门氏菌污染，导致9人死亡，震惊全美。事件发生后，公众对美国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提出严重质疑。总统奥巴马事后评论说，美国的食品安全体系不但过时，而且严重危害公共健康，必须彻底进行改革。美国于2009年加快了食品安全立法进程，继《2009年消费品安全改进法》后，又通过了几经修改的《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案》。没有什么制度是万能的，美国相对先进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仍需不断完善。 巴西负责食品监督的部门和机构有国家卫生监督局、农业部、社会发展和消除饥饿部等机构。此外，民间还有消费者维权基金会和消费者保护研究院等。这些机构都有比较完善的体制，在市／镇、州、联邦三个层级开展工作。巴西有关食品安全的法案很多，也很具体。从2005年开始，巴西又强制执行食品营养成分标签规定，要求食品标签必须包括热量值、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纤维含量、钠含量等信息，以保障公众健康。2007年，巴西东南部两家牛奶生产厂在牛奶中掺入一种溶液，以延长保质期。消费者饮用后出现腹痛、腹泻等现象。在接封投诉后，巴西有关方面拆除了这两家工厂的生产设备，查封了库存牛奶，并在市场上收缴了这两家工厂生产的牛奶。在巴西，生产未达标产品的企业将受到处罚。如果是再犯，企业将被处以与首次发现时数额相同的罚款，同时还要接受停产30天检查、没收不合格产品、收回已投放市场产品等一系列处罚。如再被查出，案件将直接进人司法程序，企业法人将以食品造假罪被起诉。 在俄罗斯，食品安全保障工作过去一直由国家卫生防疫部门、兽医部门、质检部门及消费权益保护机构共同负责。但俗话说“三个和尚没水吃"，部门太多也带来职责划分不清、推卸责任甚至相互扯皮的弊端。这一局面在2004年开始得到改观。当年3月，俄罗斯总统普京为理顺食品安全管理机制，命令在俄罗斯卫生和社会发展部下设立联邦消费者权益和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将俄罗斯境内食品贸易、质量监督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交由该局集中负责。新机构的成立对于集中行政资源、监控食品质量和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 日本米面、果蔬、肉制品和乳制品等农产品的生产者、农田所在地、使用的农药和肥料、使用次数、收获和出售日期等信息都要记录在案。农协收集这些信息，为每种农产品分配一个“身份证”号码，供消费者查询。日本的食品监管还重视企业的召回责任。日本报纸上经常有主动召回食品的广告。日本采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农业和食品政策。食品只有通过“重重关卡”才能登上百姓的餐桌。在食品加工环节，原则上除厚生劳动省指定的食品添加剂外，食品生产企业一律不得制造、进口、销售和使用其他添加剂。 6．某市多所高校周边的学生街上，挤满了各种饮食摊。在其中一所学校门口，不到晚上7点，在长达200米左右的人行道上，就挤满了50余个饮食摊子，售卖着包括麻辣烫、烧烤、豆浆、馅饼、肉片在内的种类繁多的食品；在另一所高校门口，由于是周末，各种摊子一整天都摆在街上，记者粗略一数，大概有近200个饮食摊点，所卖的东西也都极为相似。 这些摊位的食用油一般装在废旧的饮料瓶里，所有配料食材全部露天摆放，地上散落着各种塑料袋，流着带油的污水；许多摊贩一会儿用手收钱、点钱，一会儿又用同样一只手揉面、压饼、包馅；在一些油炸食品的摊点，锅里的油因多次重复使用而呈乌黑色——这些几乎成了这里共同的特色。 摊主们在学校门口摆摊均不需办理任何卫生手续。一名卖肉片汤的摊主直言：“做肉片只需要技术，不需要任何卫生证件，四五年了都没有人上门检查，只需要交少量的卫生费就可以了。” “有一辆带轮子、能够推着跑的摊位车，每天晚上交10元至20元摊位费就够了，什么证件都不需要准备。”记者以自己想在街上摆摊为由，咨询了在一所学校门前经营了10余年的店铺老板王强，他一再强调，只要能在这个接近饱和的市场里挤出一个摊位来，那么“除了城管，其他部门谁也不会管”。 看出记者对城管的顾虑，他解释称：“交了摊位费，就没有人会管你了。反正大家摆你就摆，大家收你就收。”他还告诉记者，每年的3月初到6月底是城管的整顿期，白天抓得会比较严，但晚上从来没人管。 在另一所学校附近，摆一个摊位似乎要复杂一些，但再复杂也不过“早上申请，晚上就能摆”。 一名摊贩给记者指了一条路：“我们这里属于村里的地界，这条街归村里管，申请很容易，关键是钱，交了钱马上就可以摆了。” 记者随后致电村里，称想摆一个摊，问需要多少钱、什么手续。他说每月1000元，先交3个月押金，来的时候带上身份证和身份证复印件。记者特别追问需不需要健康证等证件，他明确地说：“你只要把身份证复印件和钱拿来，当天晚上就可以摆。” 记者再次询问：“学校会不会出来管?”他说：“不会，不然这一条街的人怎么办?” 王某告诉记者，只有出现一些意外事故，这些学生街才会被要求暂时关停。比如之前由于街道拥挤，曾有人被油锅的油烫伤。“摊贩都是流动的，工商部门不会管，卫生部门也只管有店面的，学校更管不到墙外的事情。” 多名教职工则私下向记者表达了困惑：“学校实际上对这些摊点很反感，有安全隐患，而且严重影响学校周边形象，但是苦于管理权限，学校无法对其进行管理整顿。” 7．在东方红食品厂，每天早上8点，12名智障员工准时进人工厂大门。每天生产前换衣换鞋，流水冲手，消毒液浸泡30秒，分毫不差，消毒后，员工们会拿着透明胶带在对方身上粘掉细小纤维。这些纤维小到在摄像机里都有些看不见，但就是再小也不被员工们放过。在生产中更是如此，一点点问题也会被他们挑出来。经过“犟妈”易勤成千上万次的强化后，这12个“孩子”认准了一条死理，那就是做食品一定要讲良心。为了做良心食品，易勤夫妇从进货渠道上就把好关，所进的原配料宁可贵点也要好的。他们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确保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在河北保定有一家小小的早点摊，每天早起都会出现长龙般的等候买油条的队伍。摊主刘洪安在门口的招牌上写上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安全用油，杜绝复炸”“关注健康，做良心早点”的标语，还在窗口贴出了顾客告知书和鉴别油质的方法。坚持每天都用新油炸油条，使他不仅赢得了市民的信任，同时也受到了众多媒体和网络的关注，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油条哥“。他常说：“自己都不想吃的东西，怎么好意思让别人吃呢?" “老干妈”如今已经闻名中外，创始人陶华碧常说：“产品靠质量，质量是能打动人心的广告。人品决定产品，产品体现人品，市场经济靠的是竞争，竞争靠的是质量。没有过硬的质量就无法在竞争中得以立足。”为了使全体员工增加质量意识，她对新进厂的员工实行“先培训后上岗"的用工制度，树立“争创一流食品”的精神；在生产过程中，做到相互监督，认真开展“自检、互检、专检”的三检工作，各项指标全面考核，并直接与工资挂钩。生产辣椒酱，原材料的购进是关键。无论是选购的菜油、辣椒还是豆豉辅料，进厂验收都要严格符合卫生标准。正因为这样，才使产品近4年的出厂合格率达100％。8．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官网显示，国家卫计委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替代了原《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将于2014年6月正式施行。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是食品生产的最基本条件和卫生要求。该标准坚持“预防为主、科学监管”原则，充分借鉴国际上食品安全管理的通行做法，科学分析食品生产中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将《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对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要求具体化，是实施食品安全全过程监管的技术依据。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卫生计生委共同印发了《关于做好实施T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严格食品安全的卫生规范。 《通知》中要求食品生产企业要组织相关从业人员对卫生规范及相关食品安全知识进行培训、学习，做到对卫生规范标准要求应知应会，真正提高从业人员遵守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执行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意识和责任，提高相应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自觉规范生产行为；严格按照卫生规范关于选址和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备、卫生管理、食品原辅料、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检验、食品的贮存和运输、产品召回管理、培训、管理制度和人员、记录和文件管理等方面要求。 《通知》中提出要组织开展自查，从防止生物、化学、物理污染的角度，制定防范污染的措施，避免食品生产中发生交叉污染，避免环境带来的潜在污染风险；从防止生产加工过程污染的角度，建立生产过程关键控制环节监控制度，防范系统性风险发生；从建立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的角度，建立完善的企业内部食品安全管理及相应考核制度。企业应根据自查情况，对于自查出的食品安全生产、管理缺陷漏洞等问题，按照卫生规范要求，在卫生规范实施前完成全面整改，并形成整改报告，报当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通知》要求卫生计生部门要组织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等方面专家，开展卫生规范的宣贯和培训工作，开展标准的答疑解惑以及跟踪评价工作。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组织监管人员参加卫生规范宣贯学习，提高依法行政和科学监管能力，在规范实施后，开展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食品生产者严格执行本标准，进一步督促食品生产企业提高自身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确保食品安全。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大庆油田、长春一汽、鞍山钢铁，这些都曾是“共和国长子”东北的耀眼标签，作为建国初期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东北曾“风光无两”。但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东北计划经济色彩过重、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影响下，东北经济近年来陷入“失速”困境。
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在振兴战略的支持下，2007—2010年，东北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高于东部地区。然而从2013年开始，东北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201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全国31个省份的GDP增速排行中全都居于后10位，其中黑龙江位居倒数第三。2014年东北经济进一步下滑，黑龙江、辽宁、吉林GDP增速分别为5.6％、5.8％和6.5％，分别位列倒数第二、第三、第四。2015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增速分别为3％、5.7％、6.5％，辽宁排在末位。从地级市层面看，2015年全国有14个地级市的GDP为负增长，位于东北地区的有6个。
“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在2015年4月10日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语气沉重地说。
2016年第一季度，东北三省的GDP增速排名依然位列倒数后5位，其中黑龙江、吉林增速分别为5.1％、6.2％，比2015年同期分别加快0.3、0.4个百分点。辽宁经济增速则继续下探，为全国唯一经济增速负增长地区，只有-1.3％，2015年同期则是1.9％。
2．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建设工业化的样板和标兵，东北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不适应。20世纪90年代末，东北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全国3000万下岗职工中有四分之一左右在东北。21世纪初，东北国有企业占到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目前已经降至50％左右，但仍高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这些国企并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东北的经济结构也恶化了，更依赖投资和制造业，2013年投资占到东北GDP的65％，较十年前几乎翻番，全国平均水平为50％。投资虽然能带来经济数据的增长，但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却没那么大。
而能提供最多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在东北举步维艰。某著名杂志曾报道，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发现，这个工业大省的部分部门、官员在招商引资之后，动辄“关门打狗”——以各种理由对民营企业进行罚款。该杂志引用多个开发区官员的话说，不少为辽宁省国企配套的南方中小企业，或撤资回乡，或转战他地。有的配套企业迁到天津或河北，仍与辽宁省国企有业务往来，宁肯多付运费，也不愿再付“制度成本”。
国际经济形势也对东北不利。美国、欧洲、日本长期占全球贸易的60％以上，给中国东部沿海提供了发展机遇，但是距离东北较近的日本、韩国，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都在下滑。尤其是日本，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2014年前三季度，日本在辽宁省的投资同比降低33.5％。韩国投资仅为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降幅更大。
很多东北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东北人还停留在“进大国企、端铁饭碗”的思维，有人把东北人评选为全国“最贪恋体制的动物”。多年来，东北人深受体制影响，讲究面子，这也造就了全中国最讲求人情关系的社会。以大庆油田为例，如果家里不是市政或者油田的，等待年轻人的就只有待业这一条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2010年30～49岁/0～29岁人口之比，全国为1.39，东北为2.09，是全国最高，这意味着2030年50～69岁/20～49岁人口之比，东北在全国最高，老龄化将非常严重。
豆瓣网友@一只耳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辽宁人，考大学时我选择了一个武汉的21l
高校，高中同学大多数在北京、上海、西安这样高校集中的地方，还有五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出国，如今毕业后一部分留在了国外，有几个留在了北京，有几个女生倒是回去了，而我却留在了浙江。”考上外地大学后不愿意回东北，这种现象很普遍。
在一线城市火爆的创业在东北似乎也很难行得通，本身商业文明欠缺的情况下，连招商引资来的民企都能被动辄“关门打狗”，初创且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微企业根本承受不了腐败成本，而且随着人口的流失，东北的商业环境更不容乐观。
3．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每年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占国民收入的9％，这几乎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同。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大为缩减。
生态的恶化，不是个别的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跟国家的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就开始了靠投资驱动实现GDP高速增长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使得资源大量浪费，造成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结构的扭曲。这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资源的耗费和衰竭；另外一个是在污染成本没有被充分分摊的基础上，导致污染物的过量排放。
我们过去主要是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拿出一部分去改善环境，并没有集中主要力量，从源头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破坏是不成比例的。如果增长方式不改变，就很难彻底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转变成绿色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消除污染物过量排放的源头。
旧常态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曾经长期保持着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这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现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面积并且处在停滞落后状况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奇迹。
这种旧的常态，到了21世纪初期，就开始难以为继，走到了尽头。到了2010年第三季度以后，增长速度就不断回落，特别是最近三年，增长速度已降至7％左右。继续依靠旧模式没有阻止住中国的经济减速，而它引起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贫富的分化加剧，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式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绿色经济转型是一种机遇，更重要的是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挑战。
在推进改革、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比如解决GDP崇拜、“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等，这些都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要克服、改变，就需要用更先进的、前瞻性的观点去引导社会，还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唯有如此，才能推动绿色增长、绿色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环境也才有希望得到改善。
另外，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还要形成环境保护的共识，继而形成全民的共同行动。但是，形成共识又很难，需要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全民包括环境公益机构在内的专业组织，去共同努力来保卫我们的家园。
“之前，我们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更多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如今，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已成为一种现实，因为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走不下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如此分析绿色发展的紧迫现实。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决策层连续强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在“新常态”的基调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思路成为新的发展主线之一。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在传统模式下高速增长，一方面，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甚至达到上限，规模驱动的神话不再。2014年，全国有多个省份经济增长未能达到预期增长目标，传统资源大省经济尤为艰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之一，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中国向全世界作出“中国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承诺。2015年4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化战略。
这意味着，倒逼经济转型绿色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已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势所趋。对此，李佐军认为，此次变革的难点和关键，就在于改革以GDP为利益导向的考核机制。“要真正把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指标考核权重的政策落到实处，将考核的指挥棒扭转过来，才能引导各个主体真正关注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正是对环境领域严峻形势的回应，生态建设被列人中央治国理政的五大布局之一，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式道路已走到尽头，中国发展调整正在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
“绿色发展是应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走出这次经济低谷的需要，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下，绿色发展可以扮演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角色。”李佐军说，“印钞票、发债券、放松信贷、降低利率、政府大规模投资、搞各种大项目都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有的甚至为下一轮 危机带来更大的隐患，只有通过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推进绿色发展，才是出路。”
4．2016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2％，增速处在年初既定目标的合理区间。比增速更可喜的是，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合力增效，增长质量好于预期。浙江经济正朝着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跑”起来。
毗邻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运河支流穿镇而过，始建于南宋时期的古镇仓前如今已是声名远扬的“梦想小镇”，近一年来已吸引了380多个创业项目和4100名创业人才。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行业创新、投资创富的激情故事。
特色小镇是浙江深化改革的一大探索。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和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浙江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协调发力，推动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释放了创业创新活力，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
2015年以来，浙江着力创建承接创业创新、引导工业跃升、传承经典产业的特色小镇，梦想小镇、基金小镇、青瓷小镇等一批富有产业支撑、文化内涵、旅游功能的发展平台正构筑起活力无穷的“小镇经济”，为加快供给侧改革、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抢占了先机。
位于杭州“梦想小镇"的美哒网络是一个生活服务020平台，公司于2015年6月成立，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30万，不久前完成了l亿元的A轮融资。创始人唐永波说：“A轮融资才完成．要投资的都排队到D轮了。‘梦想小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给我们创造了‘筑梦’‘圆梦’机会。”
为了给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腾出广阔发展空间，浙江始终坚持“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浙江有500多个年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涉及175个行业。历史上，它们造就了不少地方经济的辉煌，却也有先天不足：作坊式企业多、产业低端、技术落后，其中一些行业在浙江产能过剩。
对不符合国家、省有关产业政策，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能耗指标等不达标且整改无望或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浙江坚决实行关停淘汰。2016年上半年，浙江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企业约700家，整治“脏乱差”和“低小散”企业(作坊)7500余家，处置“僵尸企业”145家，腾出用能空间70万吨标准煤．盘活存量建设用地4.3万亩。
在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同时，浙江也在继续加强需求侧结构改革，利用外贸红利拉动消费升级，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也成为反哺浙江供给侧改革的动力。
在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出口产品质量也在提升。原浙江国贸集团董事长丁康生说：“原先出口的都是鞋帽等传统产品，赚不了多少钱。2015年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盈利非常好，预计将有几千亿元的市场潜力。”
浙江外贸“飘红”与跨境电商迅猛发展紧密相关。在不久前开园的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临安园区，60多家企业已经入驻。临安市华宇橡握公司总经理马顺荣说：“一卷3美元的生料带通过跨境电商可以卖到25美元，还多了许多自己找上门来的客户，市场潜力巨大。”
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不仅进一步打开了国外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市场这块“沉寂的蛋糕”也正在被进一步激活。目前，浙江全省邮政村级电商服务点已突破1万个，让村民也享受到了家门口的电子商城服务。
转型升级的成效，最终体现在“三大收人”的持续增长上——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充分显现。企业利润水平继续高于全国。2016年1月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55亿元，同比增长7.4％，高出全国2.6个百分点。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016元，同比增长8.4％。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外为1.87，低于2015年全年的2.07。一季度，全省财政总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2583亿元和15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7％和10.4％。
当然，在传统产业占比70％的浙江，转型升级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过程中，全省上下需要强化质量效益意识，保持定力不动摇，转出更广阔的新天地。
5．美国的油城休斯敦是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代表之一，该城因为石油的开采由一个小城镇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以后石油开采业开始下滑时，休斯敦审时度势，依照市场规律，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延伸和拓展产业链，促进石油科研和开发，加快企业的重组与合并，油气资源产业群逐步形成并趋于完善，实现了规模效益递增，与此同时带动了为其服务的机械、水泥、电力、钢铁、造纸、粮食、交通运输和通信等产业的发展，建立了国家宇航中心，带动了为其服务的1300多个高新技术企业，从而使休斯敦成为全美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城市产业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市场机制在休斯敦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实现了规模经济。当地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所做的更多的是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便利，具体的转型措施和过程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企业的自主选择。对于因被迫退出或被并购企业的失业人员，在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条件下，其培训再就业等都由政府着重处理和解决。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提高转型时期的社会福利保障，设立转型时期专项救济基金，以应对必要的紧急救援，使城市在经济转型时期能够比较平稳过渡。
6．德国的鲁尔地区具有丰富的煤炭、铁矿等资源，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为二战后德国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在全球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鲁尔地区的经济陷入了结构性危机，面临着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面对危机，德国政府审时度势，20世纪60年代末展开了鲁尔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工作，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方案。
鲁尔地区协调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共同参与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分级设立地区发展规划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职能部门，专门负责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综合协调，制定振兴的具体规划，发挥政府的投资导向作用，提供资金支持。
鲁尔地区利用原有资源产业形成的产业基础，形成多元产业结构。对于原有的煤炭、钢铁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矿区进行清理整顿，将采煤业集中到盈利多和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对于钢铁业，则重在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尽管由于成本过高，煤炭、钢铁业日渐缺乏竞争力和生存能力，但出于自身能源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战略考虑，德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它们，而是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联邦政府也特别重视创新企业的发展，尤其对生物技术、信息和环保技术以及科技型企业在政策上给予很大支持。优惠的政策加上强有力的扶持措施使得信息软件、生物技术等新型产业在鲁尔地区迅速发展起来。
鲁尔地区把各城市的历史题材挖掘出来，把文化保留下来，把不同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公园，把工厂变成艺术馆，作为工业遗产的旅游景点，每年都能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鲁尔地区经济转型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塑了自己的形象。政府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有力措施改善一度被严重污染的环境，比如严格制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广泛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等。
鲁尔地区作为欧盟国家资源型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政策、资金、技术等扶持下，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经从原来的钢铁中心逐渐过渡为一个炼钢等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型产业相结合，多种行业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区。
7．日本地域狭小，人口稠密，矿产资源相对缺乏。日本的资源型城市主要是煤炭资源型城市。二战后，日本为振兴国内经济，采取了倾斜生产方式，把财力物力优先用于发展钢铁和煤炭工业。政府多次制定煤炭政策和相关法律以保证国内煤炭产量维持在一定的规模。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煤炭储量的下降再加上开采成本的提高，日本煤炭产量急剧下降。日本政府开始注意煤炭产业的转型，在减少国内煤炭开采的同时从国外进口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北九州作为当时的产煤大市经历了整个转型过程。
二战中北九州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依托当地的煤炭资源加上政府当时振兴经济的政策，北九州高速发展，成为日本基础原材料的工业基地。20世纪60年代，随着煤炭开采成本的急剧提高，日本开始转变能源政策，从利用煤炭资源转向利用国际市场价格更便宜的石油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北九州大片矿井关闭，煤炭业遭受重创，整个城市经济萧条，数十万工人和家庭面临就业和生存问题。
对此，日本政府首先是对北九州地区失业工人及其子女进行安置，对接收失业人员企业给予补助；然后对失业工人进行免费培训，帮助介绍新工作等。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大批区域外企业迁入北九州地区，为其提供廉价的土地，在该地区兴办起一批现代开发区；促进产业界和学校开展共同研究，减少对国有设施使用的限制，为创设新产业创造有利条件，像环境产业、生物技术、网络通信等都慢慢发展起来。将关闭的煤炭生产矿井改造为旅游景点、科普教育场地，使之继续发挥作用。
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使北九州地区成功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由传统的产煤地区转换成为日本新的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北九州的成功转型，一方面是政府政策的推动，另一方面是自身的积极探索，努力挖掘自身优势，最终走出了一条资源之外的成功发展之路。
申论一、给定资料 1．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个不断开放的时代，要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要赢得激烈的国际竞争，文化产业的兴盛和文化实力的强大不可或缺。我们必须把握潮流，在振兴文化产业、推动文化发展上狠下功夫，有所作为。 胡锦涛总书记2月3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就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重点工作提出8点意见，其中专门提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从2009年9月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到此次胡锦涛总书记高度强调发展文化产业。不仅表明党和国家对发展文化产业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也明确提示我们，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当前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律已经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据研究，当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以后，社会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会有大的突破，而且人均GDP越高，文化消费占的比例越大。对文化需求的增加，将推动文化产业增加文化供给，扩大文化市场。我国人均GDP在2008年已超过3000美元，社会对文化的需求有望出现“井喷”趋势。我们要加快资源整合，培育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一批现代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示范园区；大力促进文化科技创新，利用先进科技改造传统的文化生产传播方式；积极拓展国际文化市场，扩大文化的服务和贸易进出口；加快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强资金、人才等要素市场建设．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文化产业特点的投融资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我们要善于通过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扩大投资，又扩大消费；既增加总供给，又增加总需求，在增加总供给中满足总需求。如此，我们才能扬文化产业之长，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力，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如此，我们才能把发展文化产业融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 文化产业具有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附加价值高、发展潜力大等特点，是世界公认的“朝阳产业”。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着力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我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程中，应抓住文化产业强劲发展的有利契机，把文化产业发展放在更重要位置．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取得重要进展，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文化产业规模逐步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初步形成。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文化进出口贸易逆差逐步缩小，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比如陕西西安秦腔剧院转企改制后，以资本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努力开拓演出市场，演出场次和收入成倍增加，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高涨，他们创作的《梦回长安》已连续上演260多场，观众超过20万人次，年收入约2000万元；近几年推出一大批高质量原创动画，其中《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电影票房过亿元．漫画书发行量突破200万册，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相应的DVD、网络授权、电影图书、玩具产品、食品饮料等也陆续跟进，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衍生品。总之，我国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正在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引擎和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2．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文化灿烂多姿，内涵丰富，发展文化产业的资源优势得天独厚。但提起云南的民族文化，令人印象深刻的基本是各种民族歌舞“秀”，唱唱跳跳，热热闹闹，对民族文化的其他内涵有了解的人却不多。 近年来云南各地在打造民族歌舞精品方面确实下了大力气。继《云南映象》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功后，各地纷纷效仿、投入巨资打造本地的民族歌舞品牌，丽江的《丽水金沙》、大理的《蝴蝶之梦》、楚雄的《太阳女》等纷纷出炉。民族歌舞剧成为各地的个性名片，不但有票房、还带动了旅游，成为云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一个亮点。 但热闹的背后也有隐忧。热闹的是歌舞，寂寞的是文化。目前云南很多地方发掘民族文化还停留在浅层次的作“秀”阶段，可以耗资数百万打造一场歌舞剧、一台晚会，却对本地区的民族文化“家底不清”、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以德宏州为例．刚刚举办的“目瑙纵歌”节，据说投入了近500万。但遗憾的是，该州作为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却至今还没有自己的民族博物馆。在景颇文化展上，精致典雅的藤编器皿细若发丝、景颇织锦美仑美奂，远古时代的石斧记载了人类文明，观者无不称奇，但这些藏品却是民间热心人士所有，政府作了“看客”。 据了解．景颇文化目前面临失传的危险——景颇族传统建筑已经消失。景颇织锦因为技艺极复杂、传承人老龄化而难以为继，令人叹为观止的景颇藤编已经失传，自成体系的景颇象脚鼓文化在50岁以下的景颇人中已经断档。 相比于歌舞秀，很多人认为发掘民族文化的其他内涵不能很快带来经济效益，对发展旅游帮助也不大，这其实是一种短视。如被很多国人忽视的民族刺绣、编织等工艺品，泰国人却做得风生水起。据了解，在缅甸的密支那，泰国人早已经在收购景颇织锦筒裙，带回国后拍照、输入电脑，分解图案，然后制作成具独特美学特征的艺术产品，远销欧美。云南拥有丰富的民族刺绣等手工技艺，若能在搜集、整理的基础上加以发掘、传承，并加强宣传、推介，将民族工艺产业化，既能传承民族文化、又可提高少数民族居民的收入，改善民生，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3．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质疑的声音，由万方编剧、任鸣执导、丁志诚等主演的小剧场话剧《关系》还是如期在网上直播了。从目前各方的反馈来看，当晚直播的效果还不错，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网友都在网上观看了这一话剧。跟帖留言多达700多条。尽管有些网友认为网上看视频的感觉终究比不上现场。但也有不少网友认同这一方式：“虽然没去现场挺遗憾，但网络直播还是让我过了把戏瘾。”“希望以后能看到更多的话剧，方便我们这些不容易看到现场话剧的人。”这样的声音也不在少数。另外，根据新浪网的调查，有92％的观众表示，“如果剧目巡演到自己所在城市，会去现场感受话剧魅力”，有64％的网友认为“看了网上直播，更想走进剧场。” 应该说这样的效果基本达到了此次网络直播的目的——让更多的人欣赏到话剧。从而推广话剧。的确，在剧场资源紧缺，市场创作不够繁荣，票价也不够亲民的今天，看话剧并不普及。对于多数市民来说，他们仍然处于不知道、不了解、不清楚话剧艺术的境地。如何让更多的人走进剧场、繁荣话剧市场是摆在话剧艺术工作者面前的一道急需解决的难题。而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借助各种媒体的力量来推广话剧不失为良策之一。正如导演任鸣所说，话剧也应该与时俱进，而不是成为一仝“穿长衫”的古人。 话剧艺术要想真正迎来繁荣兴盛，仅有网络直播还是不够的。众所周知。话剧艺术不同于电视剧或者电影，它是一门现场艺术。舞台布景、灯光音效以及和观众的现场互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也正是话剧艺术的魅力所在。网上直播虽然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话剧。但却远远不能展现话剧的全部魅力，观众最终还是要走进剧场的，也只有这样，话剧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事实是，除北京、上海外，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包括许多一线城市，都没有专门的话剧剧场，话剧创作团队更是凤毛麟角。对于那里的人们来说。即使从网上了解到了话剧艺术，也没有机会到现场去感受它的魅力。很多时候他们唯一能够期盼的是，一些知名话剧能够巡演到他们的城市。就是在北京、上海这些话剧氛围相对浓厚的城市。能演话剧的剧场也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不仅少而且分布不均匀，许多人为了看场话剧不得不跑大半个城市，再加上堵车，时间成本和路途遥远常常让他们对话剧望而却步。 而从话剧自身的创作上来看，也面l临着种种的问题，如戏剧形式比较单一，不够丰富：话剧创作者与市场脱节，往往过多强调个人思想的表达而忽视观众需求；话剧创作人才老化和流失严重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观众即便走进了剧场，欣赏的也未必是精品。不是精品必然留不住观众，话剧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 92％和64％的数据显示了网友们想了解话剧的良好意愿。但如何让这种意愿变成事实才是话剧繁荣的关键所在。如果在推广之前未能把产品这个基础做好。繁荣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从这个意义上讲，仅有网络直播是不够的，话剧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才是关键。而这还需要所有的戏剧人以及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 4．八达岭长城今年将逐步实现大景区封闭管理，加快探戈坞音乐谷及“印象长城”实景演出项目建设，整合岔道古城、石佛寺明清特色村、长城天地、清凉盛景长城大酒店、旅游专列等各种旅游资源，积极推进八达岭旅游集散特色镇建设，打造八达岭长城旅游文化产业集聚区。 举世闻名的八达岭长城是中国的骄傲，更是延庆人的眼睛。2005年延庆在北京市率先启动了长城保护行动。对境内长城进行全面彻底的踏查测绘。建立起一份完整的延庆县长城档案．为延庆长城保护工作提了详细的基础数据。 为置换S216线的交通功能，2007年4月，八达岭过境线工程开工。目前，过境线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将在今年“十一”前通车。景区还先后启动了110辅路应急线工程、野生动物世界入口收费站道路改造工程、黑龙潭停车场出口道路改造工程等，景区内部交通实现单向循环，与八达岭高速的连接也更便捷。在封闭区外围及边缘地带，景区将新建5个大型的生态停车场。景区今年将购进40多辆环保车，设计2条线路，把5个停车场和所有景点串联起来。 为了淡化八达岭长城的商业气氛，恢复长城历史文化风貌，延庆县从2008年开始，大刀阔斧地清除长城上及附近两侧的商业摊点。八达岭特区带头拆除了老办公区一座三层的小楼，并对其余建筑进行了改造。经过升级改造，八达岭景区变得更加清净，长城恢复了历史原貌，文化气息愈加浓郁。2008年，延庆投资2500万元，对中国长城博物馆重新改陈布展，新增了600多件代表长城历史沿革、风土人情、修筑构建、战争防御方面的文物，免费向中外游人开放。同时，延庆投资1800万元对全周影院进行升级改造，自拍自导了360度大型风光片《万里长城》，充分展现了长城“上下二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雄浑博大的历史风貌。 八达岭特区每年组织策划国际级和国家级大型文化体育活动达20余次。这些活动的举办，充分展示了八达岭长城集中华之瑰宝、民族之骄傲、世界之奇迹于一身的魅力及影响，让更多的人了解了长城．也了解了中国文化。 通过对长城文物保护和长城文化内涵的挖掘弘扬，长城文化的巨大价值日渐凸显。延庆县以此为契机打破行政划分，整合区域旅游文化资源，以八达岭长城为龙头，以水关长城、岔道古城、残长城等长城景区为依托，进一步策划和实施了一批高端旅游休闲服务项目。面积55平方公里的“一轴两带多辐射”的长城旅游文化产业集聚效应凸显。 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宣传部部长蔡赴朝在八达岭进行调研时，称赞延庆在八达岭文化产业规划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兼顾，发展与惠及民生兼顾，发展产业与保护周边的自然人文环境兼顾，而且兼顾得非常好。 八达岭长城旅游文化产业集聚区的初步形成，将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展示长城文化、为延庆建设国际旅游休闲名区迈出坚实的一步。 5．网络游戏行业急速膨胀、繁荣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而且，由于网络游戏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集中和广泛，长期以来被社会舆论关注和聚焦，形成了不利于网络游戏市场稳定繁荣的氛围，破坏了网络游戏行业形象，阻碍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些网络游戏内含有色情淫秽内容，另外一些游戏则以“黑帮”为主题，而进行低俗宣传，宣扬暴力、色情淫秽、赌博的游戏屡禁不止。网络游戏行业的低俗之风主要存在于市场推广环节，一些游戏运营商、推广公司为了追求推广短期流量效果，往往以打色情淫秽擦边球的广告来诱骗用户点击，而且这些含有低俗内容的游戏广告给行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严重破坏了行业形象。 目前我国大型网络游戏玩家中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玩家占整体玩家比例的17％，达到1178．3万人，一些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影响了学业和健康，有的甚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社会反响非常强烈。此次调研数据显示：在青少年网络游戏玩家中，平均每周游戏时间在l一5小时和20小时以上的青少年玩家分别占到47．0％和19．1％，而成年玩家中这两个比例分别为26．3％和37．4％c，可见。青少年游戏玩家在游戏时间的控制、游戏的沉迷等方面情况要好于成年游戏玩家状况，网络游戏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要好于人们之前的最坏预期。但是，未成年人保护始终是悬在网络游戏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必须时刻引起行业企业的重视。 当前，部分游戏运营商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玩家账号、虚拟道具丢失、盗窃现象严重，而且在玩家账号被盗后，部分运营商并没有积极的协助玩家找回账号；大量玩家都有被无故封号的经历；不少游戏运营商提供的客户服务不到位，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一些玩家在游戏中还遇到了网络诈骗的问题；另外，玩家对服务器质量、虚假宣传、充值过程中等产生的问题也有诸多抱怨。游戏企业在用户权益保障的缺失必然引发玩家的抱怨、指责甚至抵制．极易引发二者的冲突，甚至可能会引发群体性事件。 目前，以“打怪、升级”为标准套路的玩法已经成为中国自主研发MMORPG(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类游戏的标准公式；而对于休闲游戏来说，国内的游戏公司在某款休闲游戏取得成功后常会盲目的紧随其后推出类似的游戏；2009年以来火爆的社交网络游戏。也大量集中在“种菜”、“江湖”等几种游戏当中。仅仅依靠“快速”、“模仿”推出大量同质化的游戏并不是一个正常市场应有的状态，对于企业和行业来说缺乏多样化产品最终会难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除此之外，行业内存在恶性竞争、人才储备等问题也限制了行业的发展。 6．“印象刘三姐”自2004年3月20日正式公演以来，已经六年。六年来，张艺谋和他的团队以“印象刘三姐”为蓝本，打造了“印象?丽江”、“印象西湖”、“印象海南岛”以及今年1月24日试演的“印象大红袍”五个各具独特魅力的“山水实景”大戏，渐露品牌端倪。 文化产业是生产销售与人们精神消费商品相关的产业。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创意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手段。而在文化产业属性中，文化产业是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张艺谋在打造“印象”时，坚持创意第一，使得每一个“印象”都不是简单复制和重复：在“印象刘三姐”中，炫魅灯光造成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令观众目不暇接：而在“印象大红袍”的创意中，360度旋转观众席和矩阵式实景电影的使用，令1988个观众席5分钟内即可完成一次360度旋转，可谓匠心独运。 用好独特魅力资源是文化产业成功的一条成功经验。文化产品有没有内涵。取决于使用什么样的魅力资源。“印象”系列里，魅力资源得到充分使用：“印象刘三姐”中漓江的水，桂林的山，经典山歌、民族风情、漓江渔火等元素的创新组合；“印象丽江”里的玉龙雪山、丽江古城、三朵神和少数民族歌舞与服饰的展现；“印象大红袍”中武夷山著名的大王峰、玉女峰及九曲溪水、大红袍茶树的活灵活现。这些资源，在单独使用时未必有魅力，创新组合后，魅力无限。当然，如果没有张艺谋和他的”印象“系列，这些资源充其量只能算是旅游要素，但有了印象，这些资源就可以转化成为资产。创意加资源整合，成就了“印象”之美。 文化产业项目成功的基本条件很多，比如：尊重产业特征，遵守经济规律，按市场机制办事；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意是根本手段；围绕产业链制定经营战略；创新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娱乐性、体验性、参与性；优秀的商业模式；成熟、规范的经纪；实现规模化生产；国际化、市场化视野；技术先导、专业化分工；投融资相结合，化解资本投人难题；创造品牌，实现无形资产的积累等。其中，创建品牌是中国文化产业发达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文化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手段。“张艺谋品牌”亟待转化成“印象品牌”。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起步。当世界旅游组织官员赞美“印象刘三姐”“是全世界看不到的演出，从地球上任何地方买张机票来看再飞回去都值得”时，我们大可不必狂妄自大，真的认为“世界第一”；当少数人认为“印象系列”除了烧钱作“秀”并遭炮轰时，我们也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只要按照产业规律去做。“印象”系列一定能够走出一个新天地。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一、给定资料 1．中国自从1999年实行大学生扩招以来，中国大学生人口总数已经增至2700万。2700万，等于四分之一个德国总人口和三分之一个英国总人口。按照马丁?特罗的理论．我国已步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精英”阶段进入到“大众化”阶段后．一方面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为国家建设储备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但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也会显著增加，接踵而来的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559万，比2007年增加85万。2009年高校毕业生达到破纪录的611万，截至9月1日，就业率达’74％，与2008年同期基本持平。2010年全国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将达到630万，加上之前尚未就业的，2010年大学生就业形势将异常严峻。加之金融危机导致部分企业发展不景气，据2009年2月16日新华网报道。仅广东就有7万家出口导向型企业倒闭，很多企业招聘岗位锐减，甚至开始裁员减压，给处于寒潮中的大学生就业雪上加霜。 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涌人社会，大学生就业形式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大学毕业生数量的急剧增加，给大学生的就业市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从而使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凸显，成了高校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 2．“蚁族”，并不是一种昆虫族群，而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他们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 按照“蚁族”的地域性划分，北京的可称为“京蚁”，上海的称为“沪蚁”，广州的可称为“穗蚁”，重庆的“蚁族”可称为“渝蚁”。他们是大学毕业生，早出晚归地工作着，日子却过得如民工一般。 楼道内灯光昏暗，发黄的墙壁贴满了小广告，这就是李立和几位室友，位于白马凼公交车 站旁的家。去年6月从杨家坪一所大学毕业后，李立就和几位素不相识的“同学”住进了这里一套三室一厅的出租房里。 李立家在陕西，毕业前就在石桥铺一家电脑公司应聘到了一个销售的工作。“大学是计算机专业，也算是对口吧。”李立现在是店面销售经理，“800底薪，其他就要靠业绩了。” “一个月380元，加上水电气要400多点。”这个三室一厅里几乎没有更多的装修和家具。主卧和次卧里有两个以前租客留下的简易衣柜，客厅的沙发已经露出了里面的弹簧。唯一的空调在客厅里，一到夏天这里就成了最好的纳凉“圣地”。 “这里条件还算好的，就是贵了点。”相对石桥铺周边其他合租房，家电齐全就意味着档次和价格，这个小小的70平米出租房里住了6个人，每个月400多元的住宿费让他觉得有点高．“最近业务不太好，听说石桥铺老街附近有200元一个月的上下铺，最近就想去看看。” 说起蚁族，来自四川资阳廖翔觉得自己很合适这个名词，2009年毕业后，他就在沙杨路上找了一个合租的两室一厅，学自动化的廖翔找到的工作，却是在一家房产中介做置业顾问。 每个月基本工资600元，虽说有提成，但一个月最多的时候也就1000块钱。加上房租分摊下来的300多块钱以及水电费、手机费、伙食费等，基本上是入不敷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不过也只能这样了。我又不敢跳槽，因为现在工作不好找，如果找不到工作，那我可就惨咯!”廖翔自嘲地说。 “上班就是走路到陈家湾，去看房的话，尽量选月票车坐。”廖翔说，自己只在第一个月签了一个单，最近几个月几乎是白板，一个月的收入只有600块钱，自己最近几个月都找朋友借了钱。“看着别人出手阔绰，一套房就是四五十万，不晓得我自己的房子好久能有着落哦。” “年轻人怕什么啊，随便吃点也没什么太大关系的。”虽然很艰苦，但廖翔一点都不沮丧．为了节约钱，他早上只吃几个包子，中午晚上就吃小面，“能省尽量省，现在找钱不容易啊。” 除了公司，廖翔说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应该就是菜市场了。因为有时候下班早，为了改善伙食，他和他的室友会在家里煮菜，但大多数时间买的还是青菜。 “生活苦是苦了点，但是有时候还是挺好玩的。”廖翔告诉记者，自己平时的休闲娱乐活动很简单，就是跟朋友打打台球，或者上上网，其余时间就窝在家里看电视。 各大企业公司也都快放假了，但是这对廖翔来说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廖翔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一年多没有回家了，同住的张志强也已经3年没回家了。“想家，但是现在回去。指不定要被人笑呢!” 廖翔家里还有一个上学的妹妹，因为家在农村，他的朋友大都是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自己是村里难得一见的大学生。4年前考上大学的时候在村里风光了一把。 “我那些朋友回家，一堆一堆地带着礼物，我总不能空着手回吧。但是亲戚又那么多，我又没那么多钱。”回家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在廖翔这群人看来，这反而成了他们的负担。 而李立已经准备买回家的火车票了，虽然1000多元的月薪只能勉强生活。但“经理”这个头衔还是让他心里有了底，春节回一趟家会用掉他一个多月的收入，但他觉得还是应该回家一趟，“明年要好好干，争取多赚点钱。” 3．先后有媒体报道过蚁族新闻，曾一时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此次两会期间唐家岭蚁族再次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当居住在唐家岭的李立国、白万龙坐在床上，演唱自己创作的《蚁族》，感动了前来看望他们的全国政协委员，有关解决蚁族的问题也被提上了议程……现在，在北京、上海等我国一流的特大城市，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高智、弱小、群居”。这部分人被社会学家形象的称为“蚁族”，规模之大，已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这些城市，大约估计不下十万之众。今天，国家倡导构建和谐社会，面对这些80后的“蚁族”，要想办法进行疏导，让他们根据自身情况，及时调整自己定位，找到人生方向，让自己能过上快乐、幸福的生活，追求到自己能够实现的梦想。“蚁族”人员的特点，决定了他们需要政府的关心。“蚁族”是在大城市打拼的高智商，但看起来却很渺小的群体。 近三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基本稳定在70％以上，由此出现大量未就业毕业生。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城乡结合地带，未就业毕业生和大量“被就业”人员成为数量庞大的“蚁族”。他们没有稳定的工作，生活来源得不到保证，成为“啃老族”。“蚁族”群体的存在不仅导致社会教育资源、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蚁族”也逐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首先。“蚁族”不安定，社会就多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蚁族”是那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他们肯吃苦，愿意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暂时牺牲现在的幸福。他们的出发点很好，想为国家做点事情，尽点微薄之力。然而。现实社会给他们的压力很大，需要买房、结婚，这就需要很多的资金，他们暂时办不了。如果这些困难积压很久，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厌世情绪，就会形成一种不安定的群体。 其次，“蚁族”不疏导，社会就少了一支建设社会主义力量。“蚁族”人员众多，分布广泛，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如果不能正确引导，这些人就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社会就少了一支建设力量。在祖国蒸蒸日上、实现腾飞的时候，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所以．这些“蚁族”需要进行疏导。一方面，政府对他们要给予关注，出台一些可以解决“蚁族”问题的政策；另一方面“蚁族”需要调整好自己的人生规划，要清楚在任何岗位上都可以实现自身价值，还是那句老话“行行出状元”。 最后，“蚁族”不和谐，社会就无法成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让全社会的群体，达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一种精神状态，这样的社会才可称之为和谐社会。温总理在跟文艺艺术家的一次“谈心”中，特别提到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如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这样一句话，促人警醒，让人深思。 4．祖籍台湾的Jason，毕业于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本科，专业是物理，“一个物理系毕业的本科生的年薪在工业界大概3万到4万美元一年。如果去高中教书，大概5万美元一年。”Jason介绍了理科生在加州的就业前景，并给记者算了一笔美国毕业生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的经济账。 Jason毕业后一直在美国西海岸大城市圣地亚哥工作并常住。据介绍，青年人平时的日常开销方面，由于美国的食品不算贵，去普通饭店吃一顿饭，一个人最多20美元，如果是吃快餐，大概只要四五美元。如果自己在家做饭。一周采购的花销大约60到100美元。买衣服也很便宜，在加州有很多打折机会，打折的LV、PRADA以及TOMMY、NIKE等品牌，十几二十美元就可以买到。衣食的花费并不会造成大的生活压力。 与国内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同，房租在圣地亚哥也比较高，一个单人公寓大概月租要900美元。Jason和他一个同学合租了一个带海景的公寓，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租金1600美元一个月。房租的支出大概占薪水的三分之一。而在北京，这个比例要高一些。“如果是在美国小城镇，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只要600美元左右。地区差异在美国还是相当大的。” Jason这样的美国人，并没有把买房子当作人生目标，更不会把房子和婚姻套在一起。美国青年人更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和追求快乐。美国很多夫妻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女方不会觉得男方必须要买一套房子给她才可以结婚。如果双方想买房子，很多时候是因为家里人口多了，当爸爸妈妈了，需要更多的房间。 “有些人认为买房不划算。”在加州圣地亚哥，如果要买套两三层楼的小别墅，大概需要50万美元．如果是靠海的好地段，至少要90万美元。再加上美国现在实行产权税，就是每年对有房产的人征税。税率是2％。如果一家人拥有一套50万美元的房子，那么他们每年还要缴1万美元的税．一直缴到老死。而前面算过，租一套房一年也就一两万美元。这样算来，买房和租房花费没有太大差别。当然，这是年轻人的计算方法，对中老年人来说，还是会考虑买房。 但大学毕业生要靠自己的能力买房，也必须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也有很多青年用贷款的方式购房．但哥伦比亚并没有买房才能结婚的文化风俗，也不存在“丈母娘的刚性需求”。他们很想得开，注重“享受当下”，一般年轻人结婚之后也不着急买房，就两个人在外面租房，等有了小孩再说。在哥伦比亚，基本每家都会有两个以上孩子。 5．2010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千方百计扩大就业。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今年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工作上不能有丝毫松懈。要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中央财政拟投人433亿元用于促进就业。 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和退伍转业军人就业安置工作。2009年到期的“五缓四减三补贴”就业扶持政策延长一年。 加强政策支持和就业指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中西部地区和中小企业就业；拓宽就业、择业、创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等多种形式的灵活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建立健全公共投资带动就业的机制。继续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重点提高农民工和城乡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劳动力输出输入地区协调协作机制，引导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有序流动。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我们要通过持之以恒的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广大劳动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6．“蚁族”是近年来随着大学毕业生求职难而出现的特有现象。几年大学教育后，一时找不到合适工作的青年学子，仍然怀揣着灿烂的人生梦想，聚居在大城市边缘，从事一些收入低、无基本保障的临时性工作，他们合伙租房，共同支付水电费，靠群居来维持生活。“蚁族”一群的存在．表明我们的产业和人才都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一方面，我国大学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以知识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高端产业发展不够，不能有效吸纳消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就业。 据调查．“蚁族”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18．6％处于暂时失业状态，74．9％的人都是近三年中开始自己的第一份全职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王梅珍认为．“蚁族”的形成是就业压力、大城市魅力和体制冷落的多重结果。 据预计。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30万人。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还未消除，整个宏观层面的就业形势仍很严峻。民盟中央的一份提案认为，要大力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特别是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的产业集群。 针对宁在大城市当‘蚁族’，也不回小城市当‘贵族’的质疑，“蚁族”也有无奈：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在大城市学习深造机会多”，近三成是受“大城市工作条件好”吸引。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蚁族”的选择符合人才自然流动的市场规律。 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建议政府制定“区域就业扶持”政策．凡是到中西部就业特别是到农村就业的大学生，个人收入调节税可以按照就业年限进行适当减少：按每人5000一10000元给予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一次性补贴，适当减少企业收人调节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启动基层农技推广机构特设岗位计划”，建议把招聘对象确定为专科及以上毕业生，给予免除学费、当地公务员工资标准、与“农业推广硕士”培养相结合等优惠政策。 “吸纳就业。中小企业有能力也有责任，但大学生也要调整好心态。”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董事长严琦说，去年招聘了近300名大学生，要求从普通服务员干起，但拿的是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有的能很快升入管理岗位，但也有l0％左右的离开，“跟企业里的农民工比，大学生的奉献精神不够。” “两会”期间，严琦专门到北京市人才市场调研，询问大学生是否愿意到集团下即将成立的早餐连锁企业创业，遭到“冷遇”。九三学社中央提案显示，2004—2008年，每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创业人数不到2万人，不及毕业生总数的0．5％。严琦感觉大学生对创业的理解也有偏差，“‘两会’代表委员中有很多创业成功的人。应该走进校园，用自己的经历启发鼓励大学生。”九三学社建议，应建立教育部与人力资源部有效联动，在创业教育培训、服务等环节形成合力；从中央财政中专列一笔资金用于毕业生自主创业，协调财政、税收部门出台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等。 “职业培训不到位，也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严琦认为，大学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据调查，有近六成的“蚁族”认为高等教育“对专业技能的培养缺失”，对实用化教育需求强烈。严琦建议，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综合性大学以培养科研型人才为主，地方大学培养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专业人才；促进校企合作，增强就业创业针对性，保证实践不走过场；加强对未就业大学生的跟踪服务等。 针对“蚁族”的生活质量差、保障水平低的问题，王梅珍在《关于社会各界关心“蚁族”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的建议》中提出，政府应该担当起“社会守夜人”的职责，动员和联合社会各界，成立专门的蚁族救助机构和蚁族问题研究小组，关注蚁族。她建议，国家可以参照对待农民工的优惠政策，探讨建立蚁族福利宿舍、临时性户口、最低医保、失业保障金、特殊救助资金或福利资金等政策措施，来缓解蚁族规模不断庞大、无序积聚所可能产生的社会隐患问题。蚁族福利宿舍可以社会招标或社会捐资捐赠的形式，建设类似于学生集体宿舍的规范公寓，并配备基本的水电取暖通风设备和宿管人员。 “我作为X市长．很欢迎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高校毕业的‘蚁族’青年前来创业、就业。”X市G市长说，“事实上，二、三线城市对急欲实现自己梦想的年轻一代来说，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G市长代表说：“我们将出台相关政策，如设立创业引导基金、提供创业平台和载体、实行技术合作入股、实施税费优惠和重大贡献奖励等，同时，适当提高高科技人才的工资待遇，落实好住房和社会保障。吸引‘蚁族’青年创业、就业。”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一)自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论》中最早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各国都非常重视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 那么，究竟什么是创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论》中指出，创新是指将技术发明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去，所引起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即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这种新组合包括： 引进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某种产品的一种新的品质。 引进新的技术——也就是有关的制造部门在实践中尚未知悉的生产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它也可以存在于在商业上对一种商品进行新的处理。 开辟新的市场——也就是相关国家的相关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这个市场以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同样不论这种供应来源是否业已存在，而过去没有注意到或者认为无法进入，还是需要创造出来。 实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通过形成市场选择优势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也就是说，无论企业何种形式的“创新”，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或新的制度等，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企业业绩上得以体现，并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形成“创新浪潮”，繁荣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解释了企业为什么需要不断创新，因为创新才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发展的动力。 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教授江若尘指出，创新的直接结果是产品或者服务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越大，击败对手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苹果公司为例，1996年由于电脑产品缺乏更新，加上IBM与微软联盟的不断打压，苹果出现了8.4亿美元的亏损，濒临破产。但在乔布斯重新回到苹果公司后，于1998年推出了iMac，2001年推出了iPod，2007年推出了iPhone，2010年推出了iPad。这几款重量级的创新产品让苹果从一家濒临破产的电脑公司上升为全球市值第一的IT公司。 “中国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刚刚起步，任重道远。”江若尘表示，大部分中国企业尚未摆脱对创业时期“机会型经营”模式的依赖，缺乏创新战略，什么项目赚钱就上什么，多数企业并没有清晰界定自主创新在企业整体战略中的地位，创新活动的实际开展缺乏明确的创新战略规划作为指导，企业创新习惯于基于自身技术能力而忽视市场实际或潜在需要，不能有效结合自身实际状况选择科学的创新模式。 (二)“股东管理的理念是不出风险放第一位，业绩好坏反倒是其次。”南方一家证券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业内不少跨行业国有大企业控股的中小证券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比较严格，但也往往体制僵化与市场脱节，在创新大潮中面临被动的局面。 该负责人所在的证券公司由一家大型国有集团控股，股东背景十分雄厚。在前几年的券商综合治理中，证券公司曾出现重大风险，让大股东伤透了脑筋。后来虽然出手挽救，保住了证券公司牌照，却多年来不再有大资金投入，证券公司发展也一直徘徊不前。随着股市持续低迷，公司业绩也不断下滑，最近两年亏损越来越严重。此轮创新启动之后，虽然证券公司高管多次与大股东沟通，但提出的很多发展建议难以得到落实和推动，在一些重要业务部门的薪酬激励制度方面也难以完全与市场接轨。 另一家小券商相关负责人也有同感。这家小券商的大股东背景实力更加雄厚，在全球500强企业中都排在前列，但其主营业务与金融行业相差甚远。此前该证券公司曾出现巨额亏损，经过大股东扶持给了一些项目，才勉强实现盈利。“决策链条太长，不利于证券公司的发展。”该负责人表示。证券行业正全面走向市场化，变化极快，而大股东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计划性极强，其文化也是求稳，大到证券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小到办公用品的审批，处处都是“慢性子”。 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提出要用15年时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目前来看，实现这一目标变得紧迫起来。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泰维感慨地说。现在很多企业资金投入基础建设最多，技术改造其次，研究开发最少，热衷于盖厂房、买土地、买设备，浙江不少有实力的企业纷纷介入房地产市场赚钱，专心做高新技术企业的很少。 曾担任浙江省科技厅长的蒋泰维扳着手指头给记者数了一遍对地方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GDP、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CPI，但不包括研发投入占GDP多少的考核指标，这样哪个领导关心创新? 有些地方对创新驱动心有余而力不足。巩义市委书记舒庆表示，科技创新周期长、风险大，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支持，对于像巩义这样的地方，资金和人才不足问题成为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瓶颈。 目前我国科技人才达到4800万，科技人才总量和大学毕业生总数都超过美国，但我们仍不属于人才强国。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战略型创新型人才，缺乏高层次的战略科学家、技术家、发明家。 据科技部一项统计，我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仅1万多人。我国是海洋大国，但我国在世界海洋专家数据库登记的专家不足百人，不到全球总数的1%，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三)传统上，英国具有很强的科学技术研究优势，并产生过火车、蒸汽机、雷达、计算机、世界第一只克隆绵羊等重大科研成果。但是英国在将科学研究优势转化成可市场化的产品方面，却存在较大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最近十年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英国政府就如何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在以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框架下推进技术转移等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形成了推进创新工作的政策思路。 根据英国政府推进创新工作的整体部署，2004年11月，英国负责经济工作的贸工部颁布了“知识创造价值”的5年计划，确定了政府的新工业政策。这一计划指出，英国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贸工部今后必须根据这一新形势，集中精力抓战略层面的大事，支持企业的科技和创新工作，帮助他们起步、发展和成功。 为了更好地发挥支持企业创新的职能，2006年4月初，英国贸工部还对下属机构进行了调整，将科技办公室与创新集团合并，组建成新的科学与创新办公室，其经费总额达60亿英镑。这一调整，反映了英国政府更加注重科技与创新的结合，促使科技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向。与此同时，英国贸工部下属其他机构也加强了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如小企业服务局开展了网络服务，服务项目包括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小企业的利益需求，改善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措施，为小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等。此外，小企业服务局还在许多大学中设立“向公司传授计划中心”，以帮助小企业获得所需技术和具有专业技能的毕业生。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只有企业创新工作取得成效，国家的整体创新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为了支持企业创新，英国近年来对所有公司的研究开发工作提供了税收优惠。从2000年起，中小公司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支出部分，可享受的税收减免额最高可达150%；新创办的公司如放弃税收优惠，则可获得占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24%的现金退款。从2002年起，大公司的研发费用税收优惠将以无须支付的大额扣除实现，其额度相当于开支的125%。 在英国，企业人数少于250人，年收入不超过5000万欧元的公司，即属于中小企业范畴。政府认定的企业研发费用则包括，直接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的雇员经费，企业支付给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机构的费用，用于研发的可消费和转移的材料，直接用于研发的水电、燃料和计算机软件等。 英国贸工部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除了对其研发活动给予税收优惠外，还出台了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SFLG)，为那些难以从银行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提供政府贷款担保。贷款的期限一般为2～10年，每一个企业可获得的贷款为5000～10万英镑，对已有2年贸易活动的公司，贷款数额可提高至25万英镑。政府为企业贷款总额的75%提供担保，企业还贷时，则要向贸工部支付每年2%的保险费。有资格享受这一担保的中小企业，其年收入不超过300万英镑，制造业企业则不超过500万英镑。此外，英国贸工部还于2005年7月18日出台了企业资本基金计划(ECF)。这一基金主要是为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合适的风险投资。英国政府通过提供企业资本基金，在市场失效的地方，由国家扮演积极的角色，有助于中小企业的振兴。 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创新工作，英国还积极促进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推出和资助了一批合作项目。其中主要包括：联系计划(LINK)，旨在促进研究单位和工业界开展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商业化前的开发工作。对于参与这一计划的中小企业，政府最高可支持其所需经费的60%；对于预研项目，政府最多可支持75%的经费；对于核心研究项目，政府可支持50%的经费；对于开发项目，政府可支持25%的经费。法拉第伙伴项目，主要通过各种合作伙伴的交流与互动，实现创新和技术扩散。贸工部和其他部门对每个合作伙伴的基础设施每年最大投入40万英镑，以及至少3年的支持。在第3年要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要继续支持。科学企业中心项目，主要为新技术企业提供孵化条件。这些科学企业中心，为科学工程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接触创业技能的机会，强化了知识转移工作，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问世。 英国还通过建立高校创新基金等方式，支持大学的技术创新活动。这个基金由高校基金委员会管理，重点用于高校科研成果的转移工作。 目前，英国的大学中普遍设有技术转移办公室和专利办公室，并涌现出一些著名的技术转移机构，剑桥大学的剑桥企业便是其中的一家。这家公司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颁发技术许可等方式，帮助剐刚从剑桥大学分离出来的公司和孵化的企业取得创业成功。2002年剑桥企业公司共颁发32个新许可，编写了66个专利文件，年收入达300万美元。牛津大学的ISIS创新公司则是隶属于牛津大学的技术转移公司，负责向研究人员提供商业咨询、专利申请资金和法律咨询费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此外，ISIS还掌握牛津全校的知识产权，开展技术成果的评估、保护和市场化工作。 (四)2013年3月19日，辽宁省鞍山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大会出台了《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实施意见》，并将2013年的科技创新指标任务一项项分解到相关部门。 “千斤重担万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从省直机关到各市相关部门，科技创新都是2013年工作的重头戏。“如果不将每一项责任落到实处，再宏伟的目标都等于一纸空文。”省科技厅副巡视员焦明志直言。 科技创新的地位从未达到如此高度。各市都把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首推力量，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辽宁省《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各市政府主要领导立即召集相关部门研究《意见》的落实措施，召开科技创新大会并出台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 各市对《意见》政策措施逐条“对号入座”，成立或调整了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和完善了科技创新工作协调推进机制。省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还将科技创新的重要指标，按年度、市别进行测算分解，纳入省政府对各市的绩效考核。 2012年辽宁省政府对各市的政府绩效考评指标体系中，科技创新是“经济振兴”下“经济潜力”中的一项考核指标，考核内容有6项。“2013年辽宁将‘创新驱动战略’调整为第一层级‘战略发展’中的首项指标。考核指标保留了4项，增加了5项，最核心的一项是R&D(研究与发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省政府绩效考核办公室主任孙家成说，科技创新不仅考核指标增加了，权重增大了，而且突出了其核心位置。 省直机关工委将科技创新重点工作任务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联络机制等纳入到省直机关目标绩效管理工作之中。 “将科技创新作为专项工作对省直部门进行考核，并占有一定权重，这是从来没有的。”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处长张在群介绍，“而且现在的考核不同于原来的年底一次性考核，是常态化的考核。” 据了解，省委组织部近日下发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承担科技创新工作职责任务的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及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述职时，要有推进科技创新的专项内容。 不仅如此，省委组织部采取多项措施，建立健全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科技创新工作绩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各市也同样如此。 (五)从2014年起，新疆自治区每年将投入7000余万元，培养200名青年科技人才。据悉，这是自治区首次将科技人才工作单独立项并开展大规模培养。 新疆自治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是自治区新启动的五项重点人才工程之一。该工程结合自治区科技人才队伍现状及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每年将重点支持和培养100名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创新骨干人才，选拔10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紧缺专业优秀大学生进行定向跟踪培养。该工程包括4个子项目：“新疆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按平均每人50万元额度，每年支持20名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显著成就和技术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自主开展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或应用性研究，为其达到申报国家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要求和人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国家特支计划”创造条件。“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立足服务自治区优势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学科建设，按平均每人10万元的额度，每年培养50名。其中，每年选拔3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其参加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合作交流、双向挂(任)职、短期工作、以工代训、专家带培等实践活动创造条件；每年选拔1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其自主开展科研活动；每年选拔1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其创业活动提供启动资金。“基层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在基层所属大中专院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中，每年选拔10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紧缺专业优秀大学生进行定向跟踪培养，按平均每人5万元额度，支持其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优势特色产业开发和产业化活动，达到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服务与创业有机统一的目标要求。 按照培养对象的不同情况和需求，该人才培养工程目前确定了三种培养方式：一是为培养对象参加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合作交流、双向挂(任)职、短期工作、以工代训、专家带培等实践活动创造条件。支出范围为食宿、交通、师资、小额基本研究实验条件等费用。二是按照《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为培养对象提供包括人员费、设备费、租赁费、材料费、试验外协费、燃料动力费、技术引进费、差旅费、会议费、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等支持。三是为培养对象开展创业活动提供启动资金。为培养对象提供包括开展创业活动所需的办公、研发、生产、生活等设施设备支出，进行工商注册、专利申请、法律咨询、取得投融资服务等费用。 (六)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以下简称“创新基金”)是国家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被誉为公共财政的“天使资金”。近年来，厦门市获得国家创新资金扶持大幅增长，首次突破1亿元。 2014年1月8日上午，厦门市科技局徐平东副局长做客市政府网，解读“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相关政策，并与网民在线交流。 创新基金被誉为公共财政的“天使资金”，主要用于无偿资助初创期、成长期的中小微科技企业，帮助企业越过最为艰难的创业初期，助力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厦门市受国家创新基金支持的项目。带动企业研发投入达到1:7，受资助企业总资产增长率62.76%；总收入增长率43.21%；净利润增长率25.34%；缴税总额增长率78.11%。 徐平东副局长介绍，市委市政府对帮助本市企业争取国家资金支持高度重视。2013年4月，市委编办批准成立厦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金管理中心，厦门市创新基金工作首次有了独立的工作团队，当年即取得了历史性的大突破，获得国家财政支持从往年的2000多万元猛增至2013年的近1.1亿元，成效显著。 据统计，截止到2013年年底，厦门市共有327个企业项目获得国家创新基金的立项，获资助金额23245万元。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和关心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重大成就，在提高各族群众文明素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把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紧紧围绕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建设与全国文化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贡献。 2．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他们遍布全国，经济多样，生存环境各异，社会历史阶段和经济发展基础不一，其文化底蕴深厚，特征独具，相互迥异，夺目迷人。少数民族为灿烂多姿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也是各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是他们的身份与独自的民族精神之所在。 由于历史与地理条件等诸多原因，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长期滞后，人民生活相对贫困，在经历新中国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始入崭新的发展时期。特别是随着国家扶贫力度的加大，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人民企盼的，也是历史发展和进步之必然。但也要看到，在这巨大的变革中，少数民族的传统与文化面临着濒危与消亡，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当前，在强大的经济一体化浪潮中，面对着来势迅猛的西方化、汉族化、单一化、消费化，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无力应对，只有随着潮流改变自己。很多富起来的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民居已经被“小洋楼”取代，民族服装及服饰及其工艺日渐式微。由于没有相关的保护法规，古董贩子乃至外国人在少数民族地区肆意廉价地搜寻宝贵的文化遗存。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外出打工，远离自己的传统。不少地方听唱史诗的，已经不是年轻人而是旅游者。学校教育很少涉及少数民族文化内容，青年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缺乏必要的知识，缺少必要的感情。民间文化的传人——老艺人、匠人、歌手、乐师、舞者、故事家、民俗传人相继去世，很多经典文化已经无人传承。如今，民族语言在不少村寨已不复使用。一些民族语言(如赫哲语、满语、塔塔尔语、畲语、达让语、阿侬语、仙岛语、苏龙语、普标语等)，会使用的都不超千人。随着最后一个鄂伦春人的迁徙和定居农区，他们的狩猎文化至此终结。这些形成于成百上千年的民族文化板块正在瓦解与松散。 3．“啊朗赫赫呢哪，啊朗赫赫呢哪……乌苏里江(来)长又长……”《乌苏里船歌》优美舒展的“赫尼哪”调，让全世界人了解到，在我国东北三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有一个沿江而居、渔猎为生的民族——赫哲族。 6000多年来，赫哲族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着生活，而且还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说唱艺术，《乌苏里船歌》就是根据当地民歌“嫁令阔”的曲调改编的。“嫁令阔”内容多为表达爱情和歌颂家乡自然环境，男调气息悠长宽广，女腔唱腔明快活泼，当有的人不愿说出心里话时，就选择一个适合的曲调，只用“赫尼哪”这个虚词来反复哼唱，表达心情。 除此之外，赫哲族还有歌唱民族历史的“伊玛堪”、摇篮曲“博布力”等。对于仅有语言没有文字的赫哲族而言，这些口耳相传的口头说唱艺术，是他们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生活方式进入了赫哲族，原始纯朴的渔猎文化受到冲击。很多赫哲族年轻人为了生存、发展和竞争的需要，放弃本民族语言，使用处于强势的主流语言。据有关资料显示，现在能听会说赫哲话的人已不足百人，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人，其民族语言正处于一种自然消亡状态。没有了赫哲语，这些民族风俗、文学作品将失去传承的载体。在苍茫辽阔的白山黑水间历遍了岁月的“赫尼哪”，再也不能轻吟款款，传唱千年。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多、语百多、文字多。除汉族外，已确定民族成分的有55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50％～60％的土地上。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使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然而，目前已有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处于濒临?肖亡的边缘。其中情况最严重的几种语言如下： 赫哲族语：赫哲族是我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有本民族的语言，但没有相应的文字。在其主要聚居区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乡，能用本族语交流的只有十几位60岁以上的老人。 倒话：一种藏汉混合语，作为母语使用于青藏高原东部、四川西部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使用者目前仅有2685人。 仡佬语：属汉藏语系，但语族语支的归属，学术界尚无定论。仡佬族没有本民族文字，以汉字为共同文字．目前也只有少数老人通仡佬语。 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现在除少数地方外，土家族语言已逐渐消失。土家语除自然消失外，也还有人为因素。如来凤河东村在1940年间，还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中老年人用土家语通话，但当时国民党部队认为说土家语是黑话，对说土家话的人捆绑吊打，使这里的土家人都不敢说土家话了，加速了土家话的消失。 满语：现在只有约100人能够听懂，约50位老人还可以说。 仙岛语：是阿昌族一个支系使用的语言，使用人数仅有100人左右。 木佬语：目前仅有两位80多岁的老人会讲，已是名副其实的濒危语言。 很多语言学家早已认识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得以传播的主要工具，因而保存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保存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比如爱斯基摩人对于雪和白的认识和其他民族都不同，而这种不同正是透过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与物种的消失相类似，语言的消失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破坏。 4．近年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大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人选世界级和国家级保护名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得到不断挖掘和认可，保护措施不断得到加强，涉及的文化事象、民族和地域也在不断扩大。 三峡大学的陈廷亮和中央民族大学的张磊就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濒危状况及保护和传承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和消解十分严峻。时代的进步、多元文化的冲击、传承人的锐减和因为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财政困难与保护意识的欠缺等因素而导致的保护机制的脆弱，都在加速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与消亡。他们通过深人调查发现，湘西土家族苗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虽然很丰富，但其濒危和消失的速度却十分惊人。民族语言的濒危使湘西少数民族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或绝迹；传承人的不断减少和老龄化使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危机；工业文明和多元文化的冲击使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飞速消解；学校教育与民族民间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之间存在着断层；“重申轻保”、“保护性破坏”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则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对民族音乐的出路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无论是民族器乐还是民族声乐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民族音乐要坚持民族化、多元化的发展方向，我们的音乐不但要和国际接轨还要和民族传统接轨。 5．广东省56个民族成分齐全．现有少数民族人口308万。其中世居少数民族有瑶族、壮族、回族、满族和畲族。全省有连南、连山、乳源3个自治县，有7个民族乡和分布在50多个县域的38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省区其他少数民族的迁入，广东少数民族文化更加多元与丰富，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支持民族地区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广东省少数民族文化近年来繁荣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广东省财政加大对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其中一次性给3个自治县各安排60万元专项经费用于挖掘整理保护工作，打造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民族艺术精品，抢救了一批民族文化遗产，取得了较好成效。 广东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有关民族政策和加强文化建设的有关指示精神，在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功能和作用的基础上，针对广东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较为缺乏、落后的实际，出台一批重要法规和指导性文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帮助民族地区抓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文化设施条件，解决了少数民族群众看书难、看戏难和看电影难的问题。 近年来，广东省实施了“文化艺术上山下乡工程”。省直艺术院(团)每年送戏下乡到边远贫困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除省直艺术院(团)的演出外，3个自治县相继建设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传承基地，成立民族歌舞团，平均每年为当地演出100场，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 广东民族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独特的乡风民俗。近年来，广东省在挖掘整理民族文化资源的同时，着力研究对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途径和办法，使古老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以挖掘研究为基础，以开发利用为目的，文化与经济互动发展”的总体思路，从而使民族文化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增大，成为全省民族地区增创发展新优势的重要内容。 为大力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广东立足实际，创新形式，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健康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008年，在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广东省民族宗教委整合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和3个自治县民族歌舞团的力量，按照“特色鲜明、机制灵活、资源共享”的原则，成立了广东民族艺术团，并以该团为依托，组织在广州、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等地巡演。 通过举办广东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民族大团结文艺晚会、“爱我中华——民族团结唱新歌”大型文艺晚会、首届全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及民族团结进步艺术作品展、摄影展等活动，充分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知识，扩大了民族工作的社会影响力，有效地促进了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发展。 6．桂林山水、阳朔老街、民歌对唱……2012年6月21日晚，来自广西的大型原创音乐剧《桂花雨》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的舞台上演出，赢得广泛好评。“《桂花雨》让我们懂得坚守承诺，看到了民族的魂。”演出结束后，观众冯云喜热泪盈眶地说，“它在给我们带来心灵反思的同时，也带来了艺术的享受。” 广西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区，传统戏剧民族色彩浓厚。近年来，广西像《桂花雨》这样通过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内涵、借鉴和吸收多种舞台表现形式、彰显时代气息的剧目越来越多。这种发掘和吸收，赋予了民族传统艺术新的生命力，也使广西民族文艺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一五”期间，围绕“打造广西气派的舞台艺术精品”宗旨，广西推出了壮剧《瓦氏夫人》、京剧《霸王别姬》、民族歌舞《漓江诗情》、大型壮族歌剧《壮锦》等一批反映广西少数民族题材的舞台艺术精品，在全国性评奖和比赛中屡获大奖；民族音画《八桂大歌》、壮族歌舞剧《妈勒访天边》和桂剧《大儒还乡》等还人选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 酒香不怕巷子深。在国际民歌节等品牌节庆的推动下，一批批富有广西民族特色的民族文艺作品纷纷亮相国际舞台。如新版歌舞剧《刘三姐》曾多次赴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演出，以高质量的艺术呈现、浓郁的民族风情、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赢得了掌声，也赢得了票房。 大创作促进大繁荣。近年来，广西对民族文艺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自2011年开始，广西将连续三年每年投入1000万元用于艺术创作生产。不少文化工作者欣喜地把2011年形容为“艺术创作丰收年”。 2012年，广西民族文艺事业迎来了“重点突破年”。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广西将继续实施“打造广西气派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加强对民族、历史、新农村、生态等题材的创作，计划推出3至5台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大型剧目和一批特色鲜明的小型剧节目。同时，以自治区文化艺术创作人才小高地建设为抓手，培养15名左右的名家大师和领军人物，带动培养一批优秀中青年文化人才，加强高层次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文艺事业迈向新的台阶。 7．“我精彩，我运动，我健康。”2011年4月21日上午，成都市回民小学迎来了第三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运动会。运动会上，学生们表演了新疆维吾尔族舞蹈、蒙古摔跤、彝族新歌、傣族泼水舞蹈等十多个节目。学校的老师也加入了进来，表演了舞蹈《贞观长歌》等。据悉，成都市回民小学是成都唯一一所少数民族小学，目前学校拥有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壮族、藏族、羌族等多个少数民族400余人。学校经常开展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教育课程和富有民族特色的课外活动，如“民族故事我来讲”、“民族歌曲我来唱”、“民族舞蹈我来跳”、“民族美景我来画”等，让孩子们增进民族友谊。成都市民宗局红晓副局长表示，这些活动可以从小培养各民族学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8．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方面，国家制定了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继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集中力量完成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文物调查；扶持少数民族剧种建设；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开发利用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文化建设，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为了扶植和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文化事业，国家实行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建设、文艺人才培养、对外文化交流、文物保护“四优先”政策。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少数民族艺术团组出国访问大约占全部出国演出团组的30％～40％。为了加强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人才培养，中央和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艺术院校都开办了少数民族班。为了繁荣少数民族艺术，国家设立了少数民族艺术“孔雀奖”。“孔雀奖”自1985年设立以来，已举办七届，共评出奖项60余项，有力地推动了少数民族艺术发展。万里边疆文化长廊作为一项全国性的重点文化工程，受惠最多的就是各少数民族，这项工程在地域上基本上囊括了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计划成书300卷450册近5亿字，被誉为“民族民间文化建设的万里长城”的10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挖掘、整理、保存和保护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针对西藏自治区的实际需要，近年来又实施了“文化援藏计划”，由文化部统一组织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西藏，对于藏族地区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9．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政党的精神旗帜。建设和发展什么样的文化，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未来。 2012年6月以来，随着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参演剧目相继登场，精彩的演出博得首都各界观众的好评。透过一台台充满浓郁民族风情和强烈时代气息的剧目，人们在感叹少数民族文化的厚重与多彩的同时，一个共识越发清晰而深刻：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 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各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形成了我们党关于文化工作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其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论述，是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 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探索并形成了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宝贵经验。高度概括起来，是“五个坚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创新。这些经验，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体现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之中。前者提供了一般性的基本原则，后者则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五个坚持”，科学把握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抓住了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关键和根本，体现了新形势下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总体要求。既是对我党长期以来领导少数民族文化工作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新形势下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指导方针。 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各族群众的热切愿望。与此同时，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现状与各民族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与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要求不相适应，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要求不相适应，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做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更加紧迫。 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为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绘制了宏伟蓝图，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被放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牢牢把握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五个坚持”正是确保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 伟大的事业需要洪钟大吕，奋斗的人民呼唤文化繁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五个坚持”重要方针为指引，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必将实现新的跨越，创造新的辉煌!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以住房为主的房地产业是我国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支柱产业，事关国计民生。中央自2010年实施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决策和部署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房价上涨过快的势头初步得到抑制。 但房地产领域的一些问题尚未根本解决，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并答记者问时再次强调了房地产改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的重要性。他说，对于中央来讲，就是要加强对地方落实房价调控政策的检查力度，真正实行问责制。同时，密切跟踪和分析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形势，进一步研究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对地方来讲，就是要认真落实房地产调控的责任。比如，首先要公布政府调控房地产的政策和房价控制目标。 温家宝总理还强调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就是说从供求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保障性住房除了棚户区改造以外，主要用于公租房和廉租房，这个方向必须明确。对于保障性住房，土地必须单列，做到应保尽保。保障性住房的设计、建设必须有高标准、高要求，也就是说要确保质量、安全和环保，特别是在环保上，从设计到建设整个过程，都要实行节能。对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后的管理和退出机制现在就要着手制定规则，这样就实行了一个从建设到管理，到退出的完整机制，从而使保障性住房质量和效益得到保证，使将来它的管理也得到保证。 2．围绕房地产的矛盾是效率和公平如何兼顾、平衡的问题。过去十余年房地产市场充满着效率导向，其快速发展也有效启动了各地的经济增长，但是房地产本来还应该有的民生导向和公平导向却被忽略了。如何解决住房资源分配方面的公平问题，是目前房地产业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领域，需要增强“有形之手”干预、调控的力度，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不少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在政府长期追求GDP发展、社会长期商品化渐变的过程中，房地产问题已积累了很多社会经济的深层次矛盾，房地产改革迫在眉睫。 自2007年以来各地均加快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应的探索，而目前相对于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而言，中等收人阶层的住房问题是各地住房政策体系中定位最为模糊的部分。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某副局长认为，从社会收入阶层结构来看，约占整个人口60％~80％的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住房消费的绝对主力，而且也是最关注房价、最受房价牵扯、意见最大的群体。对于收入阶层的高低两极，住房问题分别采取市场化和保障化的策略来解决，既易知又易行；但中等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则涉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边界问题。一方面，政府手里有土地储备而没有住房储备，一些符合一定条件的户籍及非户籍中等收入阶层不能享受最基本的住房保障：另一方面目前商品租赁市场混乱，迫使部分中等收入群体挤入商品房市场；再加上“90170”普通住宅建设的政策在许多地方已名存实亡，“只为富人盖房子”的谬论和歪风盛行，因此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必须科学、合理地把握调控的“度”，使调控既不能伤及市场效率，又能兼顾公平。 3．虽然自2010年开始中央加强了房地产市场调控，但一些地方经济仍过度依赖房地产，GDP增长主要靠房地产带动，财政收入主要靠土地经营收入，银行收益和资产质量主要靠房地产抵押贷款，房地产业甚至已成为一些城市的经济命脉。据房地产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数据看，2009年全国土地市场交易异常活跃，排在前20位的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8000多亿元，同比增加160％，许多城市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由于房地产的行业利润远高于其他行业，各类企业纷纷转向房地产开发。2010年“两会”后尽管房地产调控措施已陆续出台，但仍有央企不断顶风涌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央企地王”一时成为舆论焦点。央企仅仅因其特殊的地位而备受关注，实际上，除央企外，其他各路资金近些年来一直在汹涌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如近年来转行房地产的上市公司显著增多，据统计，2005年至今有近40家上市公司由原来的主业转行房地产，占到目前地产类上市公司总数的35％。而从上市公司的毛利率表现来看，房地产行业表现最为突出，自2005，年以来毛利率连续五年超过30％。大量热钱和投资商涌进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炒作，加剧了房地产市场资产泡沫的形成，同时使本应投向实体经济的信贷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 4．在房价大幅上涨中，一些城市出现排队抢购、倒卖号子等现象，除了投资投机性需求旺盛外，商品房供应相对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基层干部和普通消费者说，地少人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在沿海部分城市，土地资源已到了匮乏的地步，如果不改变发展模式，在沿海城市出现的这种现象将持续向内地漫延。 土地紧约束最明显的深圳市，目前新增建设用地几近枯竭，近几年商品房用地供应持续紧张，导致商品房开发建设规模出现持续下降。据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全市商品住宅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批准预售面积从2004年到2009年持续回落，分别下降了57％、65％、41％。与此同时，由于住房消费不断升级，商品房需求持续旺盛，深圳新建及二手商品住宅销售总量从2004年到2009年增涨了54％，从而导致住房市场产生较为突出的结构性供求矛盾，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房价上涨快、市场波动大、投资投机增多等问题。2009年深圳商品住房价格从2004年的每平方米5980元上涨到14858元，涨幅达到144％，2009年第四季度深圳房价突破每平方米两万元，高居全国城市榜首。 一方面是土地紧缺，而另一方面“土地财政”的现实利益又消解了地方政府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积极性。房地产民间观察人士、深圳香地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某总经理说，现在地方政府执行的是“鸵鸟政策”，有些地方明明十年之内就已无地可用，仍不能停止卖地冲动，因为地方GDP增长、政绩考核都依赖于出卖土地、房地产业的短暂繁荣来支撑。 5．随着房价飙升，房产正在迅速加大百姓的贫富差距。原浙江省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某副总经理说，由于房价上涨远远超过银行利率和物价上涨，造成了“马太效应”——越早买房、买得越多、买高价房的人，财富增长越快，而一些群体，如农村到城市打工者、城市贫困人口以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被挤出住房市场，由住房引发的贫富差距和各阶层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房地产业已成为目前百姓怨气最为集中的领域之一。广州市国土和房管局某副局长认为，目前住房问题上出现的一些不和谐、不合理现象，根本上说是公平问题，是住房资源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完全靠个人资产的多寡来决定住房资源的分配，不加以区别对待，必然会造成有人占有资源多、有人占有资源少甚至分不到资源，老百姓是既患寡更患不均的。 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业更需要改革而不只是调控。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和回归理性，必须打破导致房地产疯狂的基石，一些根本的制度性问题须加快改革、扎实推动以求逐步解决。 6．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国土资源部在今年将加强和改善房地产用地调控。确保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 为解决保障房分配、退出等难题，今后我国将大量增加公租房和廉租房建设。这表明住房保障体系逐步由“重购买、轻租赁”，转变为“租售并重”。随着供应结构变化，加之监管和退出机制进一步完善，伴生性矛盾将逐步化解。 为确保房地产的科学发展和住房体系的科学建设，从中央到地方，致力于实现广大群众住有所居的新一轮政策举措和改革探索正逐步展开。 考核问责制度的建立，将使保障房供应成为“硬约束”指标。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实行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市县人民政府负直接责任。对稳定房价、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不力，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地方，要追究责任。 2011年1月28日，房产税改革在上海、重庆试水，这既具有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意义，也对抑制投资投机需求有直接作用。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表示，开征新房产税，长期目标是打造地方税体系中主体税种的框架，为地方政府培植重要而稳定的税源，其税收可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助于矫正“土地财政”制度的偏颇，具有全局意义。 7．城市房屋的基本构成包括商品房和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包含多个住房类别，它是提供给符合地方政府所制定标准的居民的一种社会保障形式。保障性住房大致可分为四类：两限商品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政策性租赁房。 2010年11月25日，大河网以《新乡经济适用房不摇号，房管局科长认购多套经适房子》为标题报道，在河南新乡购买经济适用房，百姓无法申请按揭贷款，且一次性就要全额付几十万元。认购名单上几乎全是“老总”、“科长”，其中有个“宋经理”一人竟然认购十余套。事实摆明了就是为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设置障碍，从而让这些房子落入某些利益群体之手。此前更有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石家庄廉租房157人浑水摸鱼事件等等…… 在我国南北各大城市，低收入群体因买不起经济适用房而大量弃购的同时，某些经济适用房小区高档私家车频频出没。在这些经济适用房小区中，已售部分批量闲置，呈现出“高出租率”。近的就拿深圳本地来说，像桃源三期这种典型的福利经适房．似已沦为开宝马、奔驰群体的专利，有关政府部门优先解决的仿佛还是内部人员、群带团体的多套住房需求。 住房保障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保障性住房实物供应总量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扩大受益面，惠及更多的住房困难家庭；同时供应结构需要调整优化，增加租赁型住房比例，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多样化的住房需求。二是住房保障法制建设工作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已出台的住房保障政策多属于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不高，需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适时出台地方层面的法规，为推动住房保障工作提供法制保障。三是随着保障性住房陆续竣工交用，后期管理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格动态管理、物业服务和社区管理等各项配套政策和制度，切实抓好居民入住后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四是住房保障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各区县住房保障工作发展还不平衡，需要加快落实管理机构，充实管理队伍；同时在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土地供应、资金保障等方面需要建立和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8．从2010年起，北京市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住房保障政策管理体系，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能力，逐步构建起符合本市实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方式”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多层次”就是通过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公共租赁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等多种保障性住房，解决不同层次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多渠道”就是在供应保障性住房的同时，结合首都功能核心区保护性改造、棚户区改造、农村住宅抗震节能改造、城乡结合部整治等多种渠道建设筹集定向安置住房，加快改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多方式”就是采取实物保障与货币补贴相结合，大力发展租赁型住房，推动住房保障方式从“以售为主”向“租售并举”转变。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2011年7月25日在北京市2011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作报告时表示。下半年将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特别是继续抓好保障性住房建设，9月底前力争实现全年项目全部开工、竣工配售6万套，年底前确保竣工交用10万套。公共租赁房确保全年开工建设6万套，力争达到8万套。充分发挥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的作用，充实政府资本金，落实各项优惠政策，支持更多社会单位参与建设。强化保障房后续配套管理，完善配租配售、物业服务和退出机制。完善住房租赁市场价格调控政策，防止房租过快上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9．从2009年开始，太原市正式启动了经适房申请、审核、公示工作，全市申请家庭共计20374户。按照《太原市经济适用房申购办法》规定的程序，房管局先后完成了全市56个街道办事处审核、六城区民政及房管部门审核和市房管局核准的“三级审核”以及区市“两级公示”，对公示中群众提出异议的家庭，经复审后，取消了201户不符合申购条件的家庭，最终核定符合条件的申购家庭为20173户。 2010年9月17日，房管局部署摇号前准备工作。申请人的审核必须是严格的、公正的，摇号软件更需要如此。为了能将软件做到万无一失，房管部门经过招投标确定具有双软认证的太原理工天成作为软件制作单位。 之后，安居中心、公证处、电子产品检验所、软件公司先后7次碰头反复商讨，购买全新的电脑，保证主机内无任何使用痕迹。并设有管理员、操作员、总管理员，三重密码，必须全部通过，才能打开数据库，而且库内页面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报送山西省唯一一家具有电子产品检验认证资质的单位进行认证检验。 2010年9月27日，西华苑三、四期经适房公开摇号。 “这么好的房子能公开公平地卖给老百姓?我根本不相信，那是政府作秀哩。”市纪检委的小杨打车去西华苑时，的哥曾有这样疑问。但是在经适房销售22天后，这样的疑问已经被事实封口了，市政协负责监督该项工作的领导曾经在销售现场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民众的满意度超乎想象。 太钢一位王女士说，她的儿子申购了一套经适房，没想到竟然中了，当邻居告诉她被摇中时，她根本不相信。后来儿子上网查看了公示才相信这居然是真的!“咱又没关系，没想到这居然是真的，要不是政府好，这种好事哪能轮上我呀!”王女士特别激动。 从经适房购房意向登记开始，市纪检委排出的监督组就全程介入，随着工作的开展，人大、政协、公正、媒体以及公众都加入到监督队伍中来，整个销售过程全部接受监督，这在其他省、市的经适房销售过程中是不多见的。 “按照外省、市的一些选房办法，一般只摇一次入围号，再摇一次房号即可，这样做，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选房工作。但考虑到困难家庭生活不易、攒钱不易，我市在程序上严谨再严谨，在措施上细致再细致，不仅选择了入围、选房、轮候3轮摇号，确保各类申购家庭被选中的几率均等，而且服务内容反复细化，销售时间几倍拉长，目的是尽可能给困难家庭提供充分的空间，尽量让他们一次性选择到自己满意的住房。”房管局张局长说。 对特殊的申购家庭，比如申购入刑拘、死亡、残疾等特殊情况，工作人员都要上门服务。他们已经为4个被刑拘的申购人办理委托公证，让这些申购者顺利进入选房程序。 10月26日，405号被刑拘者小李的家人，手捧着锦旗，出现在经适房销售现场，老人泣不成声：“家里出了这种事儿，原先都准备放弃了，没想到你们竟然不辞辛苦给我们把失去的权利争取回来，我特别感谢你们。” 经适房选房开始后，共有9个申购者不幸去世，对于这些家庭，工作人员都会上门落实，如果家人符合经适房申购条件，市房管局同意将申购人的名字改作他的家人。 “以公权公用促公信，用公开公正赢民心。”这就是“太原模式”，它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康庄大道，它是太原人民的智慧，它将永不停息。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近来，网民们纷纷吐槽身边的“土豪”现象。比如北京市朝阳区某村村委副主任，国庆期间为儿子连摆三天婚宴，总花费超过160万元，豪车开道、鲜花铺路、明星助唱——网友纷纷感叹：“这才是‘土豪婚宴’!”又比如江苏南通某男子用500万元现金拼成“羊肉卷”作聘礼迎娶新娘，场面让网民“叹为观止”；还有四川绵阳市盐亭县某新郎用价值2000万元的直升机接新娘，参加婚礼的宾客和网民“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一位专门服务“土豪’’级别消费者的旅游机构这样描述自己的顾客：“土豪类喜欢热闹，喜欢赌场和情色表演，喜欢逛街买东西。安排他们人住商业中心的旅馆是最佳选择。如果把他们安排在远离城市的度假村里，他们还无法享受度假村的景致和内涵。”而另一位业内人士也透露，中国的富人游客素质、背景参差不齐，热衷购物炫富，给小费时却非常傲慢。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称，在中国的国庆长假期间，英国的高端品牌店内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平均每位中国游客在英国购买8000英镑，约合人民币78354元的商品。中国游客的消费集中在手袋、皮鞋、手表等物品上。媒体表示，中国游客大方的开销让许多中东游客都相形见绌。 2．土豪被中国人所熟知，与土改和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有关。那时的土豪，是专政与打击的对象，因为为富不仁、盘剥贫苦农民、破坏革命等是他们的标签。但现状的“土豪”，其含义已经彻底改变。 时间让人感慨。若干年前，中国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认识的“土豪"，到今天变成网民一争着抢着要“做朋友”的对象了。如今，人们对“土豪”是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心态，是“路见禾平一声吼，抱着土豪不放手”“土豪，我们做朋友吧”这样的自我嘲弄和相互之间的戏谑。 “土豪”已经成为热度盖过“高富帅”“白富美”“屌丝”等名词的新的群体标签，而且它在这几个名词之外建构了一个新的群体，划分出社会多元化群体的一部分，与“高富帅”“白富美”等在文化形态上形成了对照，构成了粗鄙与精致的二元区隔。与此同时，它与“屑丝”则在粗鄙层面构成对应，在经济基础的坐标体系中，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土豪”已经从政治学意义上的贬义词，转化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与贫富差距的一种直白写照，同时也涉及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品位和价值取向。 在社会学意义上，当下人们眼中的“土豪”，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近十几年来以房产为支撑的新崛起的富裕阶层——在中心城市，一套小房子即意味着一个百万富翁。他们展现给世人的形象，类似于曾经坐享其成的地主与佃户，因为这些人往往不是靠辛苦的商业经营而获得财富的企业家，也不是靠辛勤工作而获得不错收入的白领，他们只是坐等财富随着房价一起疯狂飙升，然后成为世人“羡慕嫉妒恨”的对象。 有了这些唾手可得的财富，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物质生活，然后以各种物质包装自己，最近的iPhone 5S手机的颜色以“土豪金”为特征，它和暴发户的镶金牙，有着类似的靶子与象征意义，成为非公平状态下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显著标签。“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的背后，表现出的是一种自嘲与社会表达，民众对于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行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服从的认同。 另外，从文化上，中国人一直并非真正的拜金主义者，对于文化、品位与素质的内心的认同还是很高的。正如我们现在在朋友圈内的相互戏谑，也都是以“土豪"相互称谓与冠名，最后大家会发现，“土豪”的说法满天飞，却没有一个人会真正承认自己是“土豪”。 一般来说，社会在词汇上的区隔与分裂，是社会分化的直白体现。无数的新词的流行，都可谓中国现实的晴雨表与检测器。“土豪”这个革命时代的语言，在21世纪的今天，以反讽式的全新含义崛起，成为一道有着黑色幽默意味的社会裂痕。人们对于现状的不满，通过戏谑与自嘲的姿态，进行了解构与新的建构。 对于舆论关注的“土豪”现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李明洁这样解读：“一个词语或概念的兴起，总有特定的社会背景原因。”“‘土豪’，是对无脑消费、拜金主义的一种嘲讽，是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价值观的批判。”李明洁认为，这种嘲讽本身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就是敦促国人文明消费，减少对物质的盲目崇拜，提高自身精神文化修养。” “国外的很多富豪都是慈善家，他们懂得回馈社会，因而所谓的‘仇富心理’在国外并不突出，”在英国剑桥大学就读的中国交流生李黎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能够将财富投入到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中。” “土豪”形象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有网民总结了“土豪”这十多年来的转变：“从戴金链子转成戴佛珠，从喝白酒转成喝红酒，从西装领带转成中衫布鞋，从搓麻将转成打德扑，从开奔驰转成跑马拉松，从游山玩水转成山中辟谷，从投资夜总会转成投资拍电影，从狐朋狗友转成EM—BA同学会……” “这个转变总结得很好，表面上看是附庸风雅，实则是‘土豪’群体的缓慢进步。”上海市心理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孙时进教授解读说，“这些预示着国人在温饱完成之后，对精神文化产生强烈需求。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土豪’们正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但从“土豪”到真正的“精神贵族”，还需要适当的方式来引导。孙时进认为：“像目前正在进行的产业转型，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大力推进，城市文化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构建越来越多的社区图书馆等，都可以充实国人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 “寻找精神上的归宿，比物质上的脱贫致富更为艰难。中国‘土豪’们追求精神富足之路或许还很漫长，但应当充满希望。”孙时进说。 3．郭美美炫富门一经爆发，这个20岁的姑娘便被扣上了“爱炫耀”“虚荣心极强”的帽子。其实并非网友主动要去窥探她的私生活，倒是她自己将这些隐私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众，博取眼球。在她的微博里，小到面膜大到豪宅，还有时不时“无意”上传的各类名牌包和首饰，无不显示自己是个有钱人的身份。大学刚毕业的陈小姐告诉记者，自己看了郭美美的微博后心态有些失衡：“我22岁了，今年刚正式开始工作，原本以为自己4000元的工资并不算低，结果看到人家虽然不是富二代，但20岁就已经开着跑车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心里多少有点不太平衡。” 其实，郭美美只是一个炫富的典型。陈小姐说，自己平日在社交网站里，经常可以看到自己的朋友在相册里上传各类照片，炫耀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去吃高级料理、去商场血拼、和恋人秀甜蜜，还是收到了贵重的礼物，她们都喜欢传到网上和大家分享，而我也忍不住想看，但看过之后心里又觉得怪怪的。” 像陈小姐这样对“郭美美们”的生活状态爱恨交加的人绝不在少数，一方面她们对于其他人的生活格外好奇，另一方面又会对于别人展现出的优质生活产生嫉妒的心理，而这些想法则正中“郭美美们”的意，因为这类网络炫富者在晒生活的同时还有一句潜台词：“快来嫉妒我吧，看我过得有多好。” 心理学家指出，这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喜欢网络炫富的人普遍存在寻求自我肯定的心理。“就像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要一样，证明自己很有价值与地位、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但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则取决于炫耀者自己的价值观。”过分地爱慕虚荣正是缺乏自信心和安全感的心理表现，也是一种膨胀、扭曲了的自尊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大多数在背后窥探、唾弃“郭美美们”的人，心里可能也藏着和他们一样的虚荣心，控制不好就容易产生“仇富”心理，同样得不偿失。 一同样是刚踏入职场，在一家外企市场部工作的曾小姐也有着和陈小姐一样的烦恼。“我身边现实版的郭美美太多了，公司里的女白领们每天来办公室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看着她们开着车，优雅地拎着名牌包光鲜亮丽地来上班特别羡慕。我大学刚毕业，根本没能力花这么多钱去置办行头，工作的时候总觉得低人一等。”对于他人的生活羡慕不已却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将这些移植到自己的身上，这是众多职场新人面临的心理困扰。心理学专家分析，长期的自卑感会让人压抑，这也导致了那些暴富的人更加容易在物质上控制不住自己，出现了过分炫富的行为。 相比之下，像希尔顿集团的帕里斯.希尔顿等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似乎“低调”得多。虽频繁暴露在媒体的镁光灯下，但其本身却并不屑于将自己的奢华生活曝光于众，她们身上具有的气质是“土豪"们所无法练就的。 西方人一直坚信这样一句话：培养一个富翁可能只要十年，但培养一个贵族至少要百年以上。以英国的伊顿公学为例，这座举世闻名的贵族男校奉行的却是严苛的教育和管理制度，从气质和内涵上打造学生，培养出真正有修养、有成就的贵族子弟。里面的孩子并不会表现出无谓的清高或者优越感，相反的是他们几乎都十分谦逊、低调，心理和身体都保持着健康的状态，这才是真正的贵族教育。把从这些贵族学校培养出的孩子和“郭美美们～一比，后者的行为“肤浅”和心理“贫穷”就展露无遗了。所以像此类沉迷于物质生活并乐于炫富的人，并不值得羡慕。 有网友在看到郭美美炫富的照片后表示：“如果她真的那么有钱，为什么不好好去修饰一下自己的内涵。”其实，谁都知道提高学识和修养才是提升人格魅力的途径，但这些人却似乎只满足于表面的物质。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孔令雪认为，奢侈品消费并非完全不可取，如果因为对某个品牌背后的历史、文化等情有独钟，挑选与自己身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产品，无可厚非。但事实上如今大部分在网络上炫富的人都不会考虑这些，物品的金钱价值成为考量一个人的唯一标准，这就是一种病态了。 4．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物质的丰富也推动着人们消费观念的不断更新。 而与众多“土豪”不同，虽然拥有上亿元的身家，身为民营企业家的王成军却常常让人觉得寒酸：一身半新不旧的夹克和牛仔裤，一菜一汤的食谱，普通单人间的出差住宿标准，虽然赚的钱足够买许多套住房，可至今仍然仅拥有一套64平方米的小户型。 “个人财富来源于社会，最终也要回归社会。吃多了、穿多了、用多了……个人享受没有改变多少，却浪费了社会资源和财富。”王成军认为，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越富裕越节俭，才算拥有了真正的美德。 许多市民也认为，真正有成就和内涵的人，没必要刻意用外在的东西证明自己。 与王成军相同，胡兵的消费生活也“很枯燥”：他很少买衣服，不使用空调，随身携带垃圾袋，吃饭坚持使厢勺子，乘军或走路时会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 其实，像胡兵一样的绿色消费主义者已经越来越多。他们力图以自己的绿色消费行为，与政府、社会共同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 某省工商局、消保委在全国率先掀起了一场以“倡导新消费理念，促进消费和谐”为主题，其内容包括崇尚理性消费，反对迷信消费；崇尚责任消费，反对消费炫富；崇尚文明消费，反对消费畸形的“新消费运动”，呼吁全社会推动消费观念变革，倡导理性、责任、文明的“新消费观企”。 5．奢华婚礼、豪华盛宴，“富二代”炫富，“几十辆车迎藏獒”……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孙怀山曾在2010年“两会”时痛陈：“有钱就张扬，富有就奢侈，是暴发户、土财主心态。”他大声疾呼社会停止奢靡浪费行为，倡导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普通市民眼中，2000元一桌的年夜饭已算不便宜，而一桌最低消费2万元、还不打折的超豪华年夜饭在2010年的春节真是“虎虎生威”，让许多普通市民看着都咂舌。这其中虽有商家牟取暴利的因素所在，但更多暴露的正是孙怀山所痛陈的：“有钱就张扬，富有就奢侈，是暴发户、土财主心态。” 正像孙怀山委员所说的，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过去比较穷，现在稍微富裕了，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社会上心浮气躁，流行衣求奢、住求华、车求阔，铺张浪费习以为常，甚至见怪不怪，极其不正常，也是很危险的。 纵观人类历史，未有奢靡而能长久者。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终至夏亡；纣为鹿台，大三里，高百尺，人台俱焚；统一天下的秦朝，建造“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的阿房宫，后人有“灭秦者，秦也”的论断；声称以“大同”为理想的太平天国，官员出入坐轿，仪仗队多至千数人，一俟出行，俨然乡村迎神庙会，不免半路夭折的命运。共产党人以艰苦奋斗起家，既然以天下为己任，为万民求福祉，更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永葆艰苦奋斗的本色。尤其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忘记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所以，孙怀山委员表示，非常赞成部分委员的提法——现在的社会，有些人太奢靡、浮华、张扬，不利于国家发展。“穿戴讲究豪华，坐车讲大排量。总想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如果让这种风气蔓延，怎么能沉下心来搞调研，怎么能聚精会神搞建设，怎么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他提议，用艰苦奋斗的党风，勤俭勤政的政风，来矫正世风和民风，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也改变人民的生活方式，使人民的生活方式更加健康，更加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孙怀山委员痛陈奢侈浪费，剑指炫富之风，一针见血，切中时弊，值得反思，令人警醒。奢靡之风，讲究的是排场，脱离的是群众；贪图的是享受，丢弃的是精神；满足的是虚荣心，失掉的是民心。 6．2013年9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到天津市，就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抓住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刹住公款送月饼节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抓党风促民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王岐山指出，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不仅党内有，全社会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不良影响。党风正，则民风淳朴。勤俭节约、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艰苦朴素是党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提炼形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本色。我们刚刚解决温饱、过上小康生活，决不能未富先奢、滋长享乐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狠抓党风建设，促进民风转变、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气健康发展。 王岐山强调，中秋节是传统佳节，传承着民族优秀文化和情感。国庆节是举国欢庆的日子。近年来，不正之风浸染了节日文化，月饼、大闸蟹等节礼越送越奢华，与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渐行渐远。公款购买节礼侵蚀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对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清抑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就是糟粕。“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党员干部要带头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全社会共同努力，做民风转变的参与者、实践者，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中秋和国庆佳节。 王岐山指出，不良作风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起来并不容易。纠正“四风”要从点滴做起，由浅人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抓，坚持数年，必见成效。各级党委要切实担负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领导干部要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接受党内和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监督。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执纪，坚决查处顶风违纪行为，予以通报、曝光，增强震慑力。 7．中国经济发达了，神州富人雨后春笋般地崛起。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正因为我们对贵族精神存在着严重的误读，导致我们过去不但不提倡贵族精神，反而极力批判贵族精神。认为贵族精神就是达官贵人气息，与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根本不沾边。中国人十分推崇英雄主义精神，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涌现出不同类型的受人尊敬的英雄人物。人们虽然尊敬和崇拜这些英雄人物，但这些英雄人物似乎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有点远，再加上宣传的错位，使这些英雄人物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让人觉得不够亲切，他们对人们生活产生的示范作用，伴随着市场经济作用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小，甚至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精神视野。英雄主义精神影响的逐步缺失，导致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人们活得越来越实际。于是经过改革开放，一大批从穷困环境中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觉得自己手中有了钱，开始追求起生活的品位来，想过一种贵族生活。他们心目中的贵族生活无非是把手中的钱气派地花出去，满足一下虚荣的内心而已。这与真正的贵族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英文里的noble，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英国人所指的贵族并不一定是那些非常有钱的人，主要是指那些有着高贵气质，做人很绅士的人，也就是具有贵族精神的人。他们心目中的“贵族精神”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因此，“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那些出身“贵族”的人所垄断，普通的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是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虽然出身皇族家庭，有着高贵的血统，但英国皇室还是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进行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而在中国，一些“官二代”“富二代”却仗着自己优越的家庭背景，为所欲为，做出了许多为人所不齿的事情来。精神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国民素质决定着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达程度。让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充盈一种贵族精神对提升和改善中国人的素质来说实在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大好事情。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一)在生活压力下，很多上班族既担心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又纠结于行业收入有别，自己“被平均”、“被增长”。收入差距拉大，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现实焦虑。 来自安徽农村的王素芬是苏南一家电子装配制造企业的产业工人，这两年，公司连续加薪，月工资从1500多元涨到了2000多元，但最忙的时候，每天加班加点工作，月收入也只有2500多元。 而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2013年一季度，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66元，苏南经济发达地区还会高一些。 “我不期待每月六七千元的高薪，可是，每月2000多元的收入，根本融入不了城市生活。”是返乡，还是留下来?小王陷入了两难。 不仅产业工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城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由于一些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强势拥有国有资源，其资源控制能力、市场份额以及市场话语权(主要是商品定价能力)远高于一般企业，在财富分配格局中明显占优势地位。一些所谓优势行业，比如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甚至更高。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私营单位平均工资仅为非私营单位的61.5%，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是3.96:1。在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中，占全部就业人员41.2%的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员，其年平均工资不仅低于金融业的8.97万元，也比平均工资水平分别低0.51万元、1.03万元。 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一些机构钻制度空子，打政策“擦边球”，通过权力寻租等非公平因素。拉大收入差距，也加重了部分群体的焦虑情结。 “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单位一套房。”6年前，大学毕业的周妍与北京望京一家外企签订了工作合同，虽然工资不低，但没有住房，一直租住单位附近的一套小居室。同学王姝进入了一家国有单位，工资比周妍低一些，但王姝一上班，就以低于市场1/3左右的价格，分到了单位“团购”来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几年下来，虽然周妍的月薪还是比王姝高一些，但由于房价上涨，王姝的家庭财富已相当于周妍的两三倍。 和周妍一样，不少在城市打拼的人，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财富，却在无形中输给了靠“财富致富”的人。“有房子，还是没有房子”、“有一套房，还是几套房”，已成为家庭财富的最大差别。 (二)大专毕业后，陈力扬进入山西太原一家国企，成为一名设备维修员。不过，他虽然走的正规招聘途径，最后签合约时，却是与一家劳务派遣公司签。5年来，虽然工作稳定，他还是感觉到了自己与正式编制员工的差距。 陈力扬和正式工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白班、夜班倒班上，半个月轮换一次，但他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而正式工比他高出1000多元。 陈力扬说，除了收入有差距，他和正式工的保险也不一样。作为劳务派遣工，他的保险是三险一金，而正式工全部是五险一金。“整天和机器设备打交道，却没有工伤保险，万一工作中出点啥问题呢?这很让人担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劳务派遣人员总数已达3000万人，主要由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生构成，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95%以上派遣员工派遣期限超过1年，有的企业使用派遣工的平均工龄超过5年，个别企业甚至超过10年。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劳务派遣岗位都是长期性岗位，已背离了法律规定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范围。 郭清在北京一家旅游企业做市场开发。12年前，他从湖北老家只身来到北京，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城市站住了脚。他认为，目前的个税政策，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工薪阶层，而企业的管理层靠绩效考核等拿高薪，很容易逃避个税政策。 郭清举例说，像他这样的公司员工，每个月五六千元的工资，个税一两百元，公司部门主管每月七八千元的工资，个税也只有几百元。可由于这几年旅游热，市场火，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人员，每年年底都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的年终奖金，而这都由公司垫付个税，完全是税后收入。像他这样的基层员工，年终奖则十分微薄，收入差距一下子拉大了。 (三)面对国人的财富焦虑，专家们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贺铿：应该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收入分配改革不是要重新实行“平均主义”和“大锅饭”。而是必须坚持鼓励合法致富的原则，这种鼓励的核心在于符合社会公平与分配正义条件下的合法致富。要让劳动者从一般意义上的“劳有所得”转向“劳有所值”，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最大的不公平，是一些个人或群体获得了不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这主要与国有资产及其收益的分配相关。所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要解决由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和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收入差距过大和收入分配不公是现在收入分配体制的两大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不公，更为迫切地需要解决。亟须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收入、寻租收入和垄断性收入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 还有一些专家建议，可通过采取提高资源税率、提高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的利润进行合理再分配。 (四)2013年2月22～23日，“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年会(2013)”在京召开。会议下设“社会保障综合论坛”、“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和“中国社会保障青年学者交流会”等6个分论坛。来自全国5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50多位社会保障专家学者，以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的主题，就社会保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如何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随着我国社会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财富如何合理分配”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调节收入差距可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多个环节入手。经研究数据表明，税收和社会保障是再分配环节调节收入分配最主要的制度安排。”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表示。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保障基金规模的持续扩大，社会保障开始在社会财富分配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调查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性收入已经占到收入的14.5%，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在很多国家，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甚至超过税收。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社保支出占到GDP的1/5甚至1/3、占财政支出的1/3甚至1/2。”王延中说。 中国社会保障30人论坛总干事、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表示：“在当代世界，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早已不只是充当消灾化险、雪中送炭的工具，还发挥出调节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公正、实现全体国民合理分享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的功能。”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存在不同地域、行业和群体之间的差别，比如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社保缴费率和待遇的差距，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与企业职工的待遇差距，一般性行业与垄断行业的差别，城乡居民之间社保待遇有无和项目多少的差别等。若不消除这些差别，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正向调节作用也将受到影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宋宝安表示。 郑功成认为，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责任分担机制需要重塑、群体利益格局必须调整、监管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尚未到位、地区差距与人口流动性高无法短期内改变等现实挑战，各项社保制度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与不足。“要让社会保障成为公正分配社会财富的长久维系机制与根本性制度保证，优化制度安排是其完成自身使命的基本前提。”郑功成说。 此外，在充分重视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同时，专家也呼吁，需科学界定社会保障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能扮演的角色。 “鉴于我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人均收入差距过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太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等现实国情，光靠社会保障不可能真正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表示，如果过度夸大社会保障的调节功能，可能掩盖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贻误改革良机，并引发债务危机、“社会福利病”等新矛盾。 此次会议发布了“2012年中国社会保障十大事件”评选结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多项重要阐述”位列“榜首”。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丁建定表示，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探索，我党对社会保障制度功能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再只被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工具，也不再仅是保障人民生活和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特殊或临时制度，而是保障人民生活和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 “2012年中国社会保障十大事件”的意义在于，它们为城乡居民提供了相对稳定社会保障预期，在社会保障法制化和基本保障制度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和突破，并摸清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家底。 “2012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成就，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正在从长期实验性状态走向定型、稳定发展的新阶段，普惠全民的愿景即将实现。”郑功成表示。 (五)法律是市场经济国家实现其收入分配调控的主要手段。以德国为例，在工资集体谈判立法方面，德国的《基本法》、《劳资合同法》、《企业组织法》和《雇员参与决策法》共同构成了劳资自治的法律框架。在这方面，政府的任务只是保证这些法律的执行，切实贯彻劳资自治原则。在工资支付立法方面，日本企业的工资支付行为主要由《劳动基准法》、《确保工资支付法》、《确保工资支付法实施令》和《最低工资法》规范。 这些国家通常在集体谈判的法定内容或劳动基准法律中，都要求企业工资进行定期的调整，但是各年度工资的具体调整幅度或调整内容则主要是微观层面的决策范畴。尽管如此，多数国家仍力图通过非强制手段对微观层面的工资调整决策进行劝导。如有的国家定期举行没有任何强制定论的全国最高级三方联席会议，进行“道德规劝”；有的政府负责或委托其它权威研究机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进行预测分析，影响舆论。一种更直接的劝导形式是工资指导线，即政府每年根据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价上涨指数等等情况，结合上一年度的工资政策对下一年度的工资调整提出指导意见，供劳资双方在谈判时参考。政府在工资增长过程中还发挥着示范作用，主要表现为政府本身作为一个主要的雇主，通过决定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对全社会的工资增长起导向和航标作用。 纵观国外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无论是经济滞涨还是扩张时期，都与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政府承担了对贫穷、歧视问题的责任，个人所得税的严密而高效的征管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德国基尼系数长年保持在0.3左右，其调节主要手段之一即是税收。在税收调节方面，税收收入是德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一直占财政收入的75%以上。其中对国民收入起到直接调节作用的税种主要有：所得税、房地产交易税、房产土地税、遗产税与赠与税、消费税、团结统一附加税等。 作为高福利国家，芬兰是世界上高税收国家之一。在各种税收中，个人所得税涉及范围最广。个人缴纳的所得税不仅是芬兰政府和地方筹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成为调节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芬兰个人缴纳的所得税包括：向国家缴纳的所得税、向地方缴纳的地方税和向教会缴纳的教堂税。在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在20世纪90年代，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包括国家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曾达到65%，目前最高税率仍高达60%。就是说，高收入者真正拿到手的收入只有40%。芬兰政府除了通过按累进税率向纳税人征收国家所得税这一手段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外，还通过向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即生活补助和住房补贴，以及向有子女家庭提供不需纳税的儿童补贴等形式，进行收入再分配，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些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形成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化。目前，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可谓中间大，两头小，富人和穷人的比例都很小。 社会保障救济体系的健全以及募捐，也是国外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德国为例。德国创造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网络，其主要内容包括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护理保险、家庭保险费用、供养战争受害者和健康受损情况下的社会福利补偿和社会救济金。在保障救济调节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其高效率得到了国际公认，现在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30%。 而在募捐调节方面，富人如果建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或是捐助善款，不仅可以依法将捐赠款抵扣部分所得税，达到依法避税的目的，而且还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改善自己的形象，从捐赠行为中获得合理的回报，同时也可以用自己的善举回报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负担。 英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调节措施，这些法案、措施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方面起到了有力的作用。而日本社会保障体系中包括医疗保险、社会福利、公众卫生、养老金等多种形式。 (六)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人民网财经频道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分配制度改革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但各种讨论不由自主地集中在“收入”的分配制度上。收入分配制度固然重要，但在贫富差距中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财富分配”与“收入分配”时常混用，但二者有重大区别。前者是指分配存量，而后者是指分配流量，尽管分配存量是由分配流量历史形成的，但分配存量却现实地决定了分配流量。分配存量的规模越大，其对分配流量的决定作用就越大。分配存量体现为财产存量，具体而言，即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 以“白菜价”获得国有矿山的开采权，由此形成的财富差距并非收入分配上的差距造成的，而是在公共产权制度的漏洞中直接转移本来属于全民的资产所致。 在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城乡居民的财产差距并不大，表现在货币收入上的差距相当有限，但现在仅仅住房一项就表现出巨大的城乡贫富差距，城市居民的房产迅速升值，而农村居民房产几乎没有市场价值，因为宅基地不能转让。城市居民房产增值并非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政府通过投入大量公共资源改善了城市公共设施和环境，城市发展了，升值了，带来了城市居民房产的升值，但大多数农民却无法获得这种资产增值。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大约是3.3:1，与过去相比，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而若从分配存量来观察，城乡居民贫富差距远大于这个比例。农民收入增长再快，也赶不上城市居民资产增值，而农村居民资产相对贬值所导致的财产差距。如果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农民进城置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也表明农民市民化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反映出贫富差距固化的公共风险也在扩大。 金融资产也是如此，居民手中的大量金融资产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升值，有的金融资产如储蓄存款甚至贬值了。在金融抑制和金融垄断的体制环境下，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价值通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在隐性地向金融部门转移，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高薪高福利，实际上就是把广大居民手中以金融资产形式存在的分配存量做了再分配，使居民的一部分财富转移到了金融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存量，或者说居民手中财产，有的增值了，而有的贬值了，财富再分配会加速贫富差距的扩大。而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却与现行的各种制度隐性地紧密相连，如果造成分配存量转移和再分配的制度不改革，则我国的财富集中化还会加快，仅仅在分配流量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分配存量的转移和再分配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隐性的，不像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那样摆在明处。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观察，与当前的制度有内在联系。城乡分治导致了财富转移。过去我国是通过农产品剪刀差来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而现在是通过户籍、土地来为城镇化提供资金积累。户籍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人口城镇化，农民进城了，提供廉价劳动力，但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并未因农民进城而同步扩大，因为农民没有市民待遇。土地制度维持了低成本的土地城镇化。城乡贫富差距由此迅速扩大。 公有制下的自然资源和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其资本化收益也应归全民所有。但公共产权制度存在漏洞，不少自然资源如煤炭、矿山廉价地转移给了私企，等到开采完了，其资源的公共产权也同时消失，地下的国民财富变成了私人的巨额财富，而生态、环境成本却由社会承担。 任何国家都有垄断，有些垄断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如公用事业的国家垄断。但有些垄断不仅妨碍竞争，而且会引致财富再分配。我国金融业的行政垄断导致金融处于抑制状态，导致居民金融资产贬值，财富缩水，实际上是通过金融这个管道为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提供廉价资金，向它们转移财富。在财富极度金融化的社会，扭曲的金融制度往往成为财富差距扩大的加速器。由此可见，我国的分配差距扩大，分配不公加剧，根源还是体制性的问题。 (七)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积累，中国经济在把“蛋糕”做大之后，必须关注分“蛋糕”的公平性问题。中国目前的财富分配无论采取哪种方案，都绕不开“劫富济贫”这一指向，这不仅关系到不同利益阶层人士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整个社会制度的公平公正以及社会发展的安全稳定。如何按照社会期待的公平指向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路径问题本身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分配机制的扭曲，很大程度上还必须靠法治来复原，只有法治才能确保改革不偏离公平性轨道。对于这样一项涉及区域之广、范围之大、阶层之多、利益之复杂的改革，破解各种阻力、调整各种关系、疏通各种机制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因此，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下设计“劫富济贫”的制度性方案，并在法治化的路径上稳步推行。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2016年11月，上海外滩附近的圆明园路一改往日的清净，一栋被包装成草莓蛋糕的大楼爆红网络，萌萌哒的外形吸引了很多路人围观与拍照。
但楼红是非多，一些专家拿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对蛋糕楼进行了质疑，第十六条规定，在历史文化风貌区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应当符合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和下列规定：不得擅自改变街区空间格局和建筑原有的立面、色彩。
于是，蛋糕楼在亮相2天后连夜“卸妆”，部分网友表示：“不在历史风貌区内怎么就影响了”“偌大的多元文化融合的上海为何连一个蛋糕楼都容不下，更何况，网红蛋糕楼还得到了众多喜爱，民众的喜爱是对创意的最大肯定，而富有创新精神的上海为何无法包容这个创意”……众多网友纷纷力挺蛋糕楼，为蛋糕楼“卸妆”感到可惜。
此后，显出真容的上海蛋糕楼更为自己正名，其根本与历史建筑无关，更与改造历史建筑完全不搭边。外滩蛋糕楼是众安保险为庆祝其三周年生日而做的创意，将一栋八层楼高的新楼外观包装成了一个硕大的粉萌蛋糕，只是暂时性的外观装饰，活动结束后便会将大楼恢复原样，可有专家质疑：其影响了周围历史风貌保护区的整体规划和建筑风格。但外滩蛋糕楼并非历史建筑，而是一栋新建的大楼，并且是按照正规程序获得了灯光办的认可才进行的装饰，这样的“拍砖”也无疑引起了众多争议。
上海外滩蛋糕楼因为“萌萌哒”的外表迅速成为网红，正说明了人们对于创意的认可，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人们愿意接受新事物带来的惊喜，专家们也应该有更多的包容心让上海这座一线城市具备其该有的多元化和创新。
人们在外滩蛋糕楼下驻足拍照，自拍合影，借位拍照，用蛋糕楼的萌衬托自己的萌，蛋糕楼给大家带来的是众多欢乐，而至于专家所谓的“格格不入”，并非是必须卸妆不可的。要知道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有一些看似格格不入的创意被保留，它们让老旧文化焕发新的生机，正如有些网友说的“在众多旧时古板的建筑群中，蛋糕楼带来的粉萌色彩反而给外滩增添了几分俏皮感”。
上海外滩蛋糕楼虽已卸妆，但联想到之前同样命运的鹿角邮筒，许多民众都希望，上海未来有更多的创意出现，并被包容和留存，让上海更富有层次感和包容性。
审批蛋糕楼的是灯光办，质疑的是专家，喜爱的是广大民众，上海作为多元文化聚集的国际大都会，它的包容心应该是所有人共同想要的结果。上海有高大上、有历史文化、有小资情调、有高逼格，同样，也有接地气的大众文化，大众喜欢粉萌系的事物，因为能够给人带来欢喜和温暖，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上海蛋糕楼无疑能给人们带来许多欢乐的情绪与美好的回忆。上海应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展示包容心，本着多元即创新源动力的理念，鼓励上海多些创意，以传递正能量的文化内涵来丰富民众的生活和内心。
2．2016年11月初，成都的大街小巷密集出现来自不同公司的“共享单车”，这些街头出现的新事物，迅速引起成都市民的关注，并开始风靡。仅从街头观察来看，使用者不仅是年轻人，不少年长市民也在尝鲜。而来自其中一家单车公司的数据就显示，公测三周后成都地区已经有10万注册用户。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成都也曾推出过两个公共自行车系统，但使用者寥寥。至于原因，有的市民称办理公共自行车骑行的手续太麻烦，有的市民表示固定停放不方便，还有市民吐槽不能即时了解停车位置，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找车。
然而，受到追捧的“共享单车”背后，也并非完美无缺。比如，这些随处停放的单车，也引来一些用户和城市管理者的抱怨。因为乱停放，11月24日，华阳街道的上百辆“共享单车”被清理。
11月26日下午，华阳街道城管大队与摩拜单车在内的三家共享单车分别进行了沟通，在查看了单车所有权证明、公司运营手续及其他证明后，允许他们取回被收缴的单车。
对于“共享单车”这种出行方式，成都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成都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当前正在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把“坚持绿色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作为“十三五”时期成都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市政府很高兴看到市民根据自身实际选择单车出行，这对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推进绿色发展有重要意义。成都将创造有利条件，方便市民更多选择绿色出行方式。
该负责人称，成都历来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对新生事物我们会积极关注，引导其健康发展。当前，成都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我们将继续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前不久成都出台的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公布后，广大网友纷纷点赞。称其为最宽容的网约车新政。“共享单车”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欢迎相关企业在蓉探索这种新的出行方式，同时加快推进管理方式更加科学。市政府也将积极关注，引导其规范管理，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不带来违规占道等问题，帮助其有序、健康发展。
3．为深入推进“微笑满渝州”活动，重庆市各区县集中开展了“马上忌口、马上牵手、马上留步”文明劝导活动，引导市民养成良好习惯。
恰逢周末，全市多地下起了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志愿者们的劝导热情，他们头戴小红帽，手拿宣传牌，举着小红旗，在本市各区县的丰要商圈、交通要道、十字路口、背街小巷，精神抖擞地对过往人员、车辆进行积极劝导。
“请大家不要高声喧哗，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免得影响别人休息。”存街头；潼南县的志愿者对喧哗的人群说。“他们还不是在吼，为啥子先找我”“大家都从我做起嘛”，通过志愿者的耐心劝说，喧哗的人群降低了音量。
对在公众场合“高声喧哗、乱吐乱说”等不文明行为，各地志愿者深入广场、社区、家庭，跟居民交谈，采取“多赞许、少批评，多鼓励、少责备”的方法开展微笑劝导活动。
为发挥党政机关和窗口单位的示范作用，江北区、大渡口区、南川区、长寿区、武隆县、彭水县等区县开展了“文明接打电话，机关干部先行”活动，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电话文明用语进行了规范，“您好”“请”“谢谢”“再见”在机关干部的电话中使用频率更高了。
在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50个志愿家庭组成近100人的队伍，统一着装，走上街头体验文明劝导。
“嘘!”红灯刚亮，解放碑女人广场红绿灯下，志愿家庭的家长看见红灯亮立即吹口哨，提醒过往市民不要闯红灯。小志愿者们也毫不怯场，挥舞手中的小旗，引导行人过马路。
“哥哥，前面路口有人闯红灯。”“你在这里守着，我去看。”来自渝中区莲花池社区的小志愿者余湖映雪和胡浩宇在外婆的带领下，分工合作，当起公共文明引导员，看到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立马上前阻拦。小志愿者的行为感染了行人，一上午几乎没有人闯红灯。
在江北区五里店转盘，宣传文化系统的近40名志愿者，身着绿色醒目的背心，手执文明劝导牌子，见到行人想闯红灯横穿马路，便立即上前劝阻；见到行动不便的老人过马路，立刻伸出援手，搀扶其过马路；有人上来问路，耐心指引。
万州区、黔江区、九龙坡区、涪陵区、大足区、綦江区等区县也开展了“马上留步”文明劝导活动，对行人不走斑马线、乱穿马路、翻越隔离带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为文明行车的司机点赞。
“他们给让行的司机点赞，我也默默地给文明劝导员点赞”。来自秀山在线的网友说：“感谢志愿者们把他们的休息时间奉献出来，给我们一个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也希望全体市民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过马路不再危险。”
针对市民乱扔垃圾、乱写乱画等生活陋习，开县的志愿者们用行动感染身边的人。他们戴着塑料手套，提着垃圾袋，手拿喷漆罐，对道路两旁垃圾进行捡拾，对一些墙上、路灯柱上的喷绘型非法小广告进行喷漆遮盖，通过自己的行为，让文明的生活理念融人市民的意识中。
在捡拾途中，偶尔遇到正在乱丢垃圾的居民，劝导员会走上前与之攀谈劝导，并借机宣传一些简单实用的公共卫生知识，以此来改变居民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
在巫溪县，志愿者们深入大街小巷，对群众的生活陋习进行劝导。这支志愿者队伍中有的是网格责任单位职工，有的是自治委员会成员，有的是楼栋长，他们了解基层，贴近群众，他们深入小区楼院，对做得好的居民进行表扬，为文明行为点赞；对做得不好的，提出改进意见，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4．2016年夏至，一年一度的“荔枝狗肉节”也随之来临，Y市这座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顿时沸腾了起来。“就像过年一样，甚至比过年还热闹。”当地人这般形容。
来到这座没有高铁站没有飞机场的城市，你会发现，这里汇聚了众多来自国内外不同肤色的人群。Y市市内的酒店旅馆一夜之间爆满，价格也猛地抬高。突增的车流量把市内的几条主要干道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出行使用打车软件需要等待的时间更长了，高峰阶段甚至打不到车。
看似喜乐欢庆的节日背后，遭遇更多的却是争议与质疑。爱狗人士依然如期而至，展开抵制行动。而网络上，围绕Y市“荔枝狗肉节”的争论更是甚嚣尘上，部分明星倡议抵制吃狗肉、取消“狗肉节”，遭到Y市当地网民针锋相对的辩驳。
中国社会总体上并不热衷食狗肉，但食狗肉文化在中国主流饮食文化中间穿插，二者大体是和谐相处关系。拒食狗肉最早从西方传人，由于近年来宠物狗在中国城市大量出现而逐渐扩大了共鸣。一方面，拒食狗肉的呼声已在中国社会拥有了影响力，它的道德强势似在逐渐增加。另一方面，食狗肉作为一种“自由”仍大体是完整的，狗肉店在中国很多城市都能看到，尽管它们已很少出现在中心街区，招牌也不做得那么显眼了。
Y市“夏至荔枝狗肉节”在中国一个角落里维系自己四五百年的传统，在这么大的社会里，本应不被打扰。但问题是现在处于互联网时代，Y市也有向外部展示这一传统的愿望，这个狗肉节因此被一下子“盯上”了。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狗肉节，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地方文化传统，而成了支持和反对食狗肉两股文化力量的一个对撞机会。
狗肉节可不可以讨论，需不需要关注？当然可以讨论，可以关注。即便承认吃狗肉是一种权利，是一种自由，如何吃，如何吃得文明些，也都是可以讨论的，这是一个有关社会文明的话题。所以，那些爱狗的志愿者，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无论他们的态度在吃狗者看来是多么怪诞，他们都可以对狗肉节“指手画脚”，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出自己的建议。这是他们的言说权利。虽然，他们离Y市的生活可能很远，但他们的声音也有倾听的必要，他们的用意是让社会更文明。
同样，对于那些热衷吃狗者来说，他们也可以保持自己的喜好，表明自己的观点。虽然吃狗肉在一些人眼中是野蛮的，不可理喻的，但是，作为一种饮食传统，想以一种道德上的喜好完全禁止它，显然也不太可能，而且也显得粗暴了一些。如果说吃狗肉是一种不文明的话，以道德的更高标准要求人们，甚至是强求人们放弃吃狗肉的习惯，也是一种不文明。
当双方认识到狗肉节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公共话题时，最理想的情形是心平气和地讨论，而不是以各种偏激的方式，来逼迫、胁迫对方。这就要求在讨论时有两个基本的意识。首先，是问题意识。很多时候，人们貌似在讨论一个公共事件，可事实是，随着讨论的深入和争论的激烈，人们通常忘记了到底在讨论什么，到底什么才是讨论中的核心议题。就像Y市狗肉节的讨论一样，人们忘记了完全不吃狗肉是不可能的，完全禁止别人反对吃狗肉也是不可能的。真正的议题——如何让饮食更文明，却被忽视了。
当然，问题意识产生后，还应以理性的态度使之贯穿讨论的始终。在面对公共问题时，即便内心是气愤的、愤怒的，也应该克制这种愤怒，节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思考和表达纳入理性的轨道。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讨论，才能遵守讨论的边界，尊重权利的边界，避免讨论成为一种冲突和对抗。否则，问题意识便会模糊，人们对问题的关注就会被愤怒的情绪所干扰、替代，忘记了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以及该如何说、如何做。
没有了问题意识和理性态度，在公共讨论中就可能陷入一种情绪化和偏见。这时，人们往往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时甚至固执到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结果，问题的讨论在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便转化为群体的对立，转变为暴力的对抗，至于人们为何进行讨论和表达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在讨论中败下阵来。如今，关于Y市狗肉节的讨论就给人这样的印象，显然背离了公共事件讨论的正常轨迹。
5．据Y市政府介绍，在中国农历夏至节气食用荔枝和狗肉，是Y市民间的一种饮食行为，属个人饮食偏好，政府也从来没有支持、组织、举办过所谓的“荔枝狗肉节”。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场“人道主义”与“传统习俗”的民间对峙依然在上演。你办，或者不办，“狗肉节”就在那里。君不见，八方食客大快朵颐，爱狗人士以“保护动物福利”的名义奔走呼号，指责“狗肉节”不人道，还有不少看客“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
以上景观，如果仅仅是一种平静的对峙，那倒也不失一种协商民主的范儿。所谓“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吃你的狗肉，我爱我的宠物。但事情偏偏起了冲突。“活狗市场商贩持棍棒狗钳对抗爱狗者”“Y市爱狗人士与食客发生冲突食客嘴巴流血”……该类报道屡见不鲜，以“食文化”和“礼仪之邦”闻名世界的中国，再一次令“友邦惊诧”。
从世界范围来看，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对“伴侣型动物”的保护力度日趋加大，不少国家和我国港台地区，都有禁止屠宰、买卖或吃狗肉的相关法规，韩国也于2011年取消了狗肉节。即便如此，对于“荔枝狗肉节”还是有话要说，因为有关讨论折射出太多的现实问题：食文化、公序良俗、法律空白、动物保护、表达权、国际形象……但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从沸反盈天的争论走向社会共识。
美国预测专家纳特•西尔弗以科学为例，说明共识是一种“谨慎审议”的过程，包括发表文章、召开会议、验证假说、辩论结果，然后科学发现才会“浮出水面”。围绕“狗肉节”的争论，似乎也可循此方式，从吵吵闹闹、推推搡搡走向理性对话。但是，诚如哈贝马斯所说，“共识的达成要完全依据参与者共同寻找真理的动机，并以‘较佳论证’为凭借标准，摒除任何压迫性力量的系统性扭曲，任何人的言辞行动均是可否证、可批判的。”回首狗肉节的“口水战”，谩骂、恐吓不绝于耳。公平辩论的链条一旦中断，共识就会渐行渐远。
网络时代达成共识，必须走出：“戈德温类比法则”的魔咒。维基百科的律师兼总顾问迈克尔•戈德温于1990年发现，随着在线讨论的帖子不断增多，网友将对方的言行与法西斯或希特勒相提并论的概率就会接近百分之百，也就是说，你一旦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别人是“希特勒”或“纳粹”，讨论也就戛然而止。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纳特•西尔弗的“共识模式”似乎还少了一环，那就是第三方调停的力量。在Y市“荔枝狗肉节”的争论中，大多数的媒体舆论只是客观地呈现冲突，打几下“太平拳”，两边互不得罪，或者“各打五十大板”，缺少对如何化解冲突、达成共识的深层探讨。如此周而复始，就难以走出“‘狗肉节’年年有、口水天天飞、外媒年年报、形象一再重塑”的怪圈。
6．2016年7月2日上午10点左右，在中绿广场开往合肥南站的11路公交车上，一个老人对着一个独自坐在座位上的小朋友要求他让座。他对小朋友说：你要让着我，我是老年人，边说还边掏出了老年卡。小朋友生病了，感冒难受，一直在咳嗽，没有说话。然后这个老人看小朋友没让座就冲着他咄咄逼人。当时孩子的母亲被这个老人的辱骂气得直抖，然后说要下车！老人听到了就说：你们快滚下车吧，像你们这样不知道尊敬老人的快点滚吧。
小朋友身体有恙没让座，却遭到老人一顿辱骂，且不说孩子心里有多委屈、受伤，就是围观者耳闻目睹此情此景，心里也会感到很不是滋味。即便是孩子身体没啥不舒服的地方，没让座虽然可能显得不怎么懂得敬老、孝老，但有必要如此粗暴相向吗？这种不文明的“逼让座”能够逼出文明风尚吗?
尊老爱幼是中华传统美德，公交等场所自觉、主动给老弱病残幼让座，是社会倡导的文明素养。但当事人的座位权理应受到尊重，这显然是讨论让座与否的基本前提，让座暴力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现象。
一段时期以来，由让座引发的矛盾、冲突和争议时有发生，破口大骂、大打出手、强坐大腿等现象，委实让人大跌眼镜。有的确实存在当事人姿态小够高的问题，也有的则纯属误会所致，粗暴“求让座’’的老人也几乎郡受到批评甚至谴责，但类似的尴尬情形却依旧在现实中不时上演。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武断甚或戴着有色眼镜去认定“坏人变老了”或者“老人变坏了”，老年群体尤其是身体虚弱、行动不便的老人，其座位诉求无疑应该得到正视、尊重和积极回应，但极少数老年人显然也有必要对自己强索让座的行为做出自我检讨，包容不让座者也是应有的文明素养。
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老年人集体倡议，或错开交通高峰期上街，或给年轻人让座，显露出对年轻群体的理解、关爱之心，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虽说我们同样不能强求其成为一种常态，而应充分尊重出行自由权利，但由此释放的正能量无疑启示我们，各方相向而行，相互包容理解，文明才会成为温馨你我的社会时尚。
申论给定资料 1．“原来一年能赚七八千万元，可今年的价格怎么也上不来。不仅融资难，而且融资成本高。以前就一个业务员，现在增加了好几个。”J公司董事长陈某2015年以来一直忧心忡忡，经营的开关厂和洗煤厂正在经历“艰难期”，让他很发愁。 “山西‘一煤独大’，产业结构单一。中小微企业相当一部分是煤炭下游企业，为煤炭企业协作配套。在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煤炭行业也不景气。”一位山西煤炭业内人士的分析得到了印证。 “干了这么多年，头一回遇到这么大的压力。2014年七月底的产值是两千万元，2015年同期下降了50％，前五个月一个订单都没拿到。”李某在大同经营一家煤机企业，生产刮板机、组合开关等煤机配件。过去煤炭风光时，他的公司风生水起，一度被当地同行业树为榜样。随着煤炭大势已去，煤机企业渐渐“门庭冷落”，甚至处在关闭或半关闭状态。“现在就是硬撑着，就算倒下也要做到当地同行业最后一个倒下的。”李某的话有一丝悲壮。 C公司总经理郭某有着相似经历。他的企业主要生产矿用支护产品等耗材，2006年成立以来，一直利润可观。由于煤炭形势下滑，利润锐减，2014年产值同比下降50％，仅为2000余万元。为了节约开支，企业发起了节约资源的倡议，并在厂房竖立宣传版面，从内部号召实行节支降耗，并且通过转型扭转局势。“我们2013年开始转做水果脆片等休闲食品，已经投入1000万元，目前正在开发市场，看能不能转过来。”郭某说。 中央提出大力发展“互联网＋”以来，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模式很火，可对于小企业，怎么把传统行业和‘互联网＋’相结合就没那么容易了。”一位小微企业主如是说。山西红萍服饰有限公司是一家手工刺绣、服饰生产企业，它们将四大名绣与晋城传统手工刺绣、古代丝绸文化相结合，形成“晋绣”，并邀请国内获得金奖的绣娘汇集于此，绣品工艺精美，叹为观止。市场最景气的时候，企业年产值最高达四五千万元，产品不仅畅销三晋，而且远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家，被授予山西著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就是这样一家颇有前景的企业，因市场需求减弱，2014年产值骤降三分之二。因此．欲通过打开网络销售的渠道来拓宽市场，但是缺人、缺钱却成了“拦路虎”。董事长苏红萍坦言：“品牌进驻商场门槛太高，柜台费、人工费等费用提高了一大部分成本。加上目前资金不足，银行贷不到款，海外市场开拓就成了问题。网络销售渠道的拓展也还是空白，公司的刺绣专业人才在全国领先，但网络和销售方面的专业人才十分欠缺，所以不知道怎么建立这块市场。” 为帮助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山西省各级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扶持政策，但一些政策活水没能流进企业干涸的田间地头。 “我的企业承担着大专院校科研成果落地的任务，但转化效果一直不理想。有的不能直接在生产中使用，转化率也比较低。”山西企友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某说。山西新举节能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某也表示，他的企业当时申请“新三板”上市，就相关事宜找当地主管部门谈了好几次，几经周折，最后只好辗转至太原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筹备上市工作。晋氏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晋某表示，“为了帮助小微企业发展，政府确实给了不少好政策，但是实际能和我们对接上的不是很多。” 2．一有空闲就到新厂房来转一圈，这几乎成为姜方毅每天要做的事。“现在手头订单多、任务紧，巴不得明天就能搬到这里。”随着新厂房装修进入扫尾阶段，姜方毅愈发显得焦虑与欣喜。 让姜方毅牵肠挂肚的新厂房，位于温州龙湾永兴街道的南园小微园。该小微园于2012年4月份开建，目前主体工程已经竣工，2015年5月份启动招商，共有27家企业签约人驻。姜方毅的企业，就是其中之一。 姜方毅的老厂房，位于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海园区管委会附近，是他八年前和几位同行共同的厂房，在略显逼仄的空间里，大家将就着生产，度过了艰难的创业时光。 创业至今，姜方毅的企业已经做到了年销售额近两千万元的规模。随着订单越来越多，原有厂房不能满足阀门生产需求，繁忙时，一些大的订单因来不及生产而不得不婉拒。产能限制逼得姜方毅四处找新厂房，跑遍了附近的乡镇，不是场地太小就是地价太高，这成为姜方毅的心结。 而南园小微园的竣工，为他解开了心结。一幢幢厂房宽敞明亮，园区内员工宿舍、食堂、超市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很快，他和另一个同行共同租下了共有5层的一幢厂房，其中1至3层全归他，面积约5000多平方米，比他之前的老厂房足足大了近三分之一。 “承租合同5年一签，1年交一次租金，租金每平方米不超过10块钱，在承受范围之内。”谈起当下的小微企业园，姜方毅举双手赞成。他算了一笔近账：生产生活环境好了，员工也愿意留下来；可以理直气壮地带客人来参观，和他们谈生意更有信心了；邻居也是做阀门行业的，产品可以形成互补，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 “能够入驻园区的企业都是潜力股。”南园小微园管理方一位负责人表示。按照要求，人驻企业要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以及产业环境要求，采用的设备、生产工艺、技术和能源消耗要达到或接近国内同行业水平，具有良好信用记录，近三年亩平均年产值必须在400万元以上(含)、亩平均税收必须在20万元以上。 而姜方毅的潜力在于，除了不断增长的年产值，入园后三楼厂房全部引进先进的数控机床，聘请设计人员，把精加工作为主攻方向，这些举措让管理方看到了这家小微企业的未来。 作为温州市阀门五金生产的一个基地，永兴街道是温州市块状经济最具代表性的样本之一，曾经“低、小、散”问题影响和制约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小微园竣工后，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可以整幢出租、组合出租、分层出租，极大缓解了土地要素制约。 入驻园区后，对本就资金有限的姜方毅而言，压力并不是只有一点点。姜方毅不再是客户眼中低小散的加工户，而是一家正规制造企业。对此姜方毅算了一笔远账：若决心做高端，承接更多的订单，就必须扩大规模，引进先进设备、招收更多技术员工，而这一切，只有在入驻小微园区后才有实现的可能。” “人驻园区不等于简单的搬迁，这是倒逼企业转型升级的一次有益探索。”负责该园区招商引资的工作人员说，为了让人驻小微企业主告别小富即安、原地踏步、低端复制的状态，他们出台了考核细则，倒逼企业在管理制度上升级和产品技术上革新。 亩均产出、规模产值数、主导产业占比等指标，在考核细则中一一列明。如对租赁整幢企业的指标，要求五年内累计完成工业性投资3000万元，税收产值逐年增加10％，筹建股份公司当年或次年完成规下转规上；对于组合租赁的企业指标，要求五年内累计完成工业性投资2000万元，税收产值逐年增加10％，次年完成规下转规上；对于分层租赁的企业指标，要求五年内累计完成工业性投资1000万元，税收产值逐年增10％。 同时，通过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产品的技术水平进行综合打分，以分数高低来决定未来是否续租和享受优惠政策等。 在推进小微企业创业园建设中，各县(市、区)都有自选动作，推出既有立足于本土产业发展的现代小微园，也有面向新兴产业培育的高新创业园。这些小微园在建设模式、配套设施、服务功能、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各具特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努力成为小微企业发展的“乐园”。 3．(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极大地鼓舞了年轻人的创新和创业热情，如何才能实现“创业梦”已经成为当下社会热点。3月11日，中国经济网两会报道特别节目邀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倪邦文，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刘月宁，全国政协委员、新大陆科技集团董事长王晶和全国人大代表、江西金海岸实业公司董事长侯玉雯等代表委员就上述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参与讨论的代表委员们一致认为，无论是创业和创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大量的投入和长久的坚持，而创业不仅面临诸多难题更面临巨大风险，作为政府应该尽力避免将这项政策变成一场运动。 俞敏洪委员说，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关键是国家的政策要把控到位，政府只要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氛围就行，而不能直接插手。他说：“不要再去建一个孵化基地，那儿弄一栋楼出来，让他们去支持地方青年创业，这些东西一般来说不经过市场规律的行为，尽管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他举例说：“现在中国的天使基金跟美国相比，差了不知多少倍，中国做天使基金就是四五百人，在美国大概是两三万人，我觉得做天使基金就是支持创业的，比如说年轻人创业的时候没钱，给我们一些计划书，二三百万人民币就打过去了。常常一个月以后他们就把钱花完了也就没了，但是我们还在给，为什么呢?总会有人做成的，只要有几个做成的，我们后续的资金就可以继续打。那这里面国家怎么支持?如果说别的投资基金收益20％要交税的话，天使资金只交10％或5％，那我们这些人就更加愿意把钱放到天使基金，既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又支持了创业项目。另外，其实做项目、找投资的时候，更在乎这件事情做得确实‘小而美’，而不是‘大而广’。”他说，“小而美”的创业项目更容易得到投资者的青睐。 王晶表示，个人创业最需要的不是政府“输血”，而是降低创业“门槛”，营造宽松的经营环境。她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已经谈到了，要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来换取社会创业活力的‘乘法’，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实际上政府真的不是要给企业输血，给你多少钱，最重要的是要去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让企业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不要受到很多人为的干扰。” 倪邦文说，在鼓励创新和创业方面，学校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他说：“在创业教育阶段，政府、学校、企业这三者要形成互动，政府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让企业来吸纳学生实习实践，企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把学生培养成企业所需要的人才。”他表示，不支持所有的学生都一窝蜂地去创业。高校里要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对于有创业意愿的人，对他们进行一些创业教育。“创业的形式确实是多种多样的，创业的领域也应该多种多样，年轻人创业，千万不要一窝蜂，也千万不要涌到一个领域里头去。”他补充说。 侯玉雯表示，年轻人创新和创业不能有太多的功利思想，如果一开始就朝着赚钱的目标去创业的话最后可能赚不到钱。为此，她给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坚持初心不改，不能遇到一点问题就放弃；第二是借助他人力量共同创业，因为“靠个人单打独斗，风险非常大”；第三，创业目的不能是仅仅为了赚钱，而要带着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去创业。 4．2014年9月28日，“赢在广州”第三届大学生创业大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广东电视台演播大厅圆满举行。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国兴，广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赵南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记、局长杨秦等省市领导出席活动，并为本次大赛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创业扶持资金。 本年度大赛有省内100多所高校参加，创业项目多达3000多个。决赛中，7支精英团队星光熠熠，华山论剑，同台PK，向一等奖桂冠发起了冲击。经过精彩而又激烈的对决，最终华南农业大学“带着农民去创业——构建可溯源优质粮油电子商务链”、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州技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个创业项目荣获大赛一等奖，其余5支团队荣获大赛二等奖，此外在9月14日，已经决出的8支创业团队获得大赛三等奖。 纵观全场比赛，创业团队高手林立，各具闪光亮点，比赛过程扣人心弦。参赛团队中，来自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的“技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已进入实体运作的大型团队，深圳大学“橘子排号系统”创业团队最初由4名学生组成，现在发展到8个人，尚在成长之中。既有小型灵活好调头的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烘磨坊个性化定制(DIY)蛋糕坊”创业项目，也有汕头大学“智慧工厂”这样高大上的技术型项目；既有关注在校大学生切实利益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兼职猫”创业项目，也有涉及国家农业发展重大问题的华南农业大学“带着农民去创业”、广东工业大学“榕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项目。 为确保公平公正，比赛采取随机抽签同台PK问答的形式进行．提升了比赛的激烈和精彩程度，7支团队各有一次随机抽取对手“提问”和“回答”的机会．在场评委就团队问和答表现进行评分，并综合上一轮半决赛的基础分，得出最终总分排名。舞台上，创业团队代表们集体亮相，精心准备，各显神通，他们的青春风采，不时展露出的激情自信．不仅传递了创业的正能量，也用精彩表现打动了在场评委和观众，赢得阵阵加油助威声，将比赛气氛带人一个个的高潮。 一直以来，广州市都高度重视大学生创业工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千方百计扶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目前，广州市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全面推行商事登记改革制度，降低开办公司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这些都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带来了难得机遇。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市财政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落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贴政策的通知》(穗人社发[2014]29号)文件，针对大学生创业的实际困难，在创业场地、社会保险、创业培训等方面推出八项优惠补贴，把创业政策惠及范围扩大到所有在穗创业的大学生，继续加大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资金扶持力度，优化自主创业政策环境。 作为由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中国南方人才市场等部门承办的创业大赛，前两届大赛不少获奖项目通过大赛推介顺利落地转化，进人了实际运行操作阶段，已经有20个项目正式注册创办公司，走向市场，有17个项目与企业和科研院所开展了多种形式合作，有4个项目2014年的销售目标超过1000万元，发展迅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反响。 本届大赛前40强创业团队不仅可以获得丰厚的资金奖励，获奖的项目还可以进驻市创业(孵化)基地，享受园区提供的创业扶持措施，实现落地孵化。风险投资公司还将对获奖项目作进一步风险评估，锁定“心仪”的项目。符合条件的团队还可以申请自主创业补贴、小额担保贷款、人事档案管理等一系列优惠服务。在大赛后期，评审专家还将与有意在穗创业的优秀团队进行对接，提供必要的创业实战指导，推动项目落地转化。在今后工作中，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一如既往地抓好政策落实，整合创业资源，降低创业门槛，打造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的“绿色通道”。 5．如果在中国吃到来自阿根廷的一款名牌美味干酪，也许你很难想象它是来自一个仅有50人的微型乳制品公司，其产品销往巴西、韩国和中国。这只是无数家小微企业的代表：它们万涓成海，充满活力，是各国经济的基本细胞，创造就业的主体。许多国家都积极帮扶小微企业发展，不少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阿根廷政府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增强竞争力，设立了“技术援助税收减免优惠制度”。中小企业所有经政府审核通过的技术性投资，都可获得投资额80％的税收减免。法国政府为了鼓励小微企业创新，在2008年改革了“研发抵税机制”，将抵税计算方法简化为按研发投入总量计算抵税额度，并提高抵税比例上限至30％。据统计，2011年法国实现了每免税1欧元可带动小微企业增加1．15欧元的研发收入。小微企业受困于规模小、固定资产少，通常融资能力较弱。2011年，巴西政府出台小额信贷计划，决定拿出2％的银行强制性存款资金，专门用于向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发放小额信贷，且无需它们提供财产抵押或不动产担保。巴西政府后来又设立了“小微企业和经济协作秘书处”，宣布将对小微企业的政府贷款年利率由8％下调到5％，以加大对小微企业发展的规划与扶持力度。 简化行政审批手续也大大加速了小微企业发展。2006年底，巴西通过了小微企业法，让小微企业在获得许可和经营期间，尽量少受到官僚机构繁杂手续的影响。新加坡政府为了让小微企业方便享受各项优惠和扶持措施，不仅为审批大开直通车，而且简化了补贴申请手续，多数优惠申请可以直接登录网站填写完成，补贴发放时间不超过两天。 阿根廷政府为了在可再生能源、农牧业科技创新、医疗保健等新兴领域鼓励创业，为小微企业创业者提供最高11万比索(约1．37万美元)的启动资金，由国家财政直接拨付。在过去10年多的时间里，阿根廷中小企业总量已达60．3万家，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 在政府提供大量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的诱惑下，不免有人想从中捞钱。因此，健全法律法规不仅能够保证公平，也为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新加坡政府规定，一旦发现小微企业有欺瞒行为，就将对其处以巨额罚款，企业责任人也会面临牢狱之灾。这意味着，小微企业的违规行为将葬送自己的前途。 根据英国官方数据，微型企业占英国全国企业数量的95％左右，小微企业提供了私营部门将近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英国首相卡梅伦的企业顾问戴维.杨说：“即使只有一半的微型企业增加雇佣人数的话，英国的失业率都将降为零。”为了扶持小微企业发展，英国政府2011年出台了《经济增长计划》方案，主要包括降低企业监管负担，帮助小微企业融资，降低公共采购准入门槛，鼓励小微企业出口和鼓励小微企业自主创新等。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小微企业在为国民经济贡献产值、吸纳就业、拉动需求、增加出口方面功不可没。未来中国小微企业继续蓬勃发展，遍地开花，必将形成一股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促进整体经济稳定增长和推动民生改善。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诚信”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重要内容，千百年来，它已成为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正常交往的重要道德规范。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我国“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要“大力倡导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2001年，党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思想，其中的"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克服诚信危机、构建诚信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现实保障。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之时，社会上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诚信缺失现象犹如毒瘤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我们国家和社会的肌体。 2．2010年3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晖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指出存在多处抄袭，引发一场学术地震。举报者认为，这种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抄袭对象至少包括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等五部中外专著。7月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汪丁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等在内的63位国内外学者发表公开信，呼吁对汪晖事件进行调查。 除了论文抄袭、造假。其它学术腐败现象亦不容忽视：走后门获取科研经费，编故事骗取奖项，集体作假应付评估检查……最近，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打工皇帝”唐骏又深陷“学历造假门”。 事情缘起于以打假出名的科普作家方舟子，连日来在微博中以多项证据指出，唐骏的“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和“卡拉OK打分、大头贴照相机”两项专利以及个人创建公司的经历均系造假。唐骏则回应从未在任何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并出示学位证书表示自己是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随后方舟子又指出这是一家卖文凭的野鸡大学，至此“学历门”事件再度升级。记者采访获悉，唐骏确有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但该学位是否被承认，依然是个谜。 唐骏引起的“学历造假门”事件也让各路名人感到压力。据百度百科和互动百科的相关负责人证实，从唐骏的“学历造假门”东窗事发之后，至少上百位(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加中)名人的词条都在近日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更新，其中很多涉及的正是学历、履历信息，而这些名人来自娱乐圈、商界、学术机构等多个领域。 唐骏“学历造假门”被披露后。不仅使中国民众对唐骏本人产生质疑，而且展开对精英人士的职业诚信问题的热议。 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新发现》杂志主编严锋说：“我们没有怀疑唐骏的能力……但是，光学历造假这一件事，就足以蒙羞。” “挺”唐骏者也不乏其人。红麦聚信(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刘兴亮认为，如果唐骏确实曾经借用过加州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这个头衔，对于唐骏这样的创业导师来说，至多是多了一个瑕疵，还称不上是污点。只能算是“瑕不掩瑜”。 3．近年来。用于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的助学贷款，却在学生毕业后遭到了“遗忘”，屡屡出现学生因不还贷款而被银行告上法庭的事件。仅2010年上半年，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就收到各相关银行起诉的共540件借款合同纠纷，要求学生立即支付本息。“天之骄子”成为“老赖”．这一现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据杨浦区法院民五庭庭长翟骏介绍，2008年，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助学贷款纠纷案件201件；2009年，共受理助学贷款纠纷案件828件，同比上升312％。被告的毕业生中，欠款大都在5000元至10000元之间。这些借贷不还的情况导致了银行巨大损失。中国银行上海市五角场支行行长江波说：“到今年6月底，不良余额是680万元，不良率为3．91％。? 在银行面临损失的同时，一些学生也被划入信用系统的黑名单一一旦助学贷款没有及时归还，8年内，其在中国所有银行的借贷都将受到限制，“诚信污点”会对个人今后包括办理银行卡、房贷车贷、出国等事项造成严重影响。 尽管大多数贷款学生是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时还清贷款，但是。也不乏一些抱着“不贷白不贷，还了也白还”态度的大学生。数据显示，2008年，在杨浦法院审结的201件案件中，判决的仅有3件；2009年，828件案件中判决的有13件，其他的均为调解撤诉。在为数不多的判决案件中。学生无一例外地都是败诉一方。 为从根源上防范助学贷款纠纷，杨浦区法院针对银行和学校方面在发放贷款、登记毕业生信息等方面存在的一些漏洞，于7月12日分别向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和上海市教委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校方进一步强化对助学贷款政策宣传和诚信教育工作，主动提供毕业生就业的第一就业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建议银行将目前规定的“毕业一两年后开始还贷，六年内还清”修改至“八年内还清”等。 4．2001年，张某某从青岛一大学毕业后在平度一司法所当民事调解员，一直到2007年10月。当年10月起到2010年4月底，他分别在淄博3家保险公司做保险业务。2008年5月，张某某申领了信用卡，每月透支几千元。后来，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用别人的身份证申领信用卡。2008年8月，张某某利用唐某身份证复印件，伪造了收入证明和房产证等。申领了一张信用卡，开始透支消费。后来，张某某考虑，都是用别人身份证骗领的卡，银行反正不会找到他头上，便不再还款。淄博一银行多次向多名持卡人催款无果，2010年6月1日上午，银行工作人员报案至淄博高新区公安分局。 经侦查。两年左右时间里，张某某利用平时收集的一些客户和应聘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等，从银行骗领信用卡10张，截至2010年6月18日，他使用其骗领的信用卡造成透支欠款达11万余元。 据央行5月19日发布的2010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坏账风险有所增加，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88．04亿元，较2009年第四季度增加11．08亿元，增长14．4％：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占期末应偿信贷总额的3．5％，较2009年第四季度上升0．4％。 银行信用卡，的确给人们来了很多的便利和实惠，但持卡人应该增强信用意识，尽到还款义务。如果持卡人只是图个方便和快捷，没有尽到还款的义务，甚至恶意透支，可想而知，这个数字累加起来那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势必会影响到银行的运营。 5．近年来。政府诚信缺失现象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一些地区和部门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暗箱操作。还有一些干部特别是部分领导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此类现象如果不及时加以根治，终将影响政府公信力，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削弱党的执政能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最近媒体和网络上流行一个新的名词，叫“被什么、什么”了。“被代表”、“被自杀”、“被协议”、“被就业”、“被捐款”……当“被”字已经异化成一种近似黑色幽默的表达时，相关部门也许会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然而，不得不说的是，频频的“被字门”的背后，实际上是政府公信力一次又一次的被透支。 昆明五华区公安分局，一名叫邢鲲的犯罪嫌疑人在派出所候问室自缢身亡。官方的解释是：昆明派出所身亡疑犯系用纸币开手铐用鞋带自缢。但官方调查结果出来不久，民间已是质疑声一片：一方面，他们不相信一个盗窃的罪名就能让嫌疑人走上轻生之路。另一方面，他们对警方给出的自杀原因显然无法认同。“纸币开手铐。他真比刘谦还牛”，不少网民调侃道。更是有人气愤道：“这是在侮辱老百姓的智商!”。在官方结果未能解决，来自家属、网民的多重疑惑的情况下，昆明警方发言人姚志宏却表示，警方将不再回应此事。一时间，邢鲲“被自杀”的传言将因”躲猫猫”案而名声大噪的昆明再次推到风口浪尖上。 2009年全国GDP增幅为8．7％，奇怪的是，全国有28个省的增速都高于8．7％；在岗职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都超过10％，可老百姓感觉实际购买能力在下降……GDP数据“打架”让人们再次质疑GDP统计数据的公信力。 GDP增长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能让老百姓切身体会到的增长才算数，如果“有房没人住、有人没房住”，老百姓就会觉得，GDP增长跟我有什么关系?来自香港的政协委员刘梦熊表示，与老百姓实惠挂钩了的GDP增长，才是能够持久的增长。“你GDP增长了8．7％，我的收入也应该增长8．7％，如果收入反而下降了8．7％。有什么意义?” 统计数据“被增长”，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不少政协委员都将矛头指向了地方政府，因为GDP增幅已经成了从中央到地方考核领导干部的一个硬性指标，地方政府每年都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才能避免被问责。 “现在陷入了‘数字升官、官升数字’的怪圈”刘梦熊说，“为了拉动GDP增长，地方政府总是着眼于以投资为主，大搞政府工程，这些巨额的投资固然将GDP拉上去了。可占人口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农民、农民工，并不能从中受益”。 政协委员刘云生认为，我国从一定程度上夸大了GDP的作用，我国的GDP指标不要定得过高，通过弱化GDP指标，引导地方政府、企业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上来。 刘梦熊建议．为了避免数据造假。应该尽快将各地统计局与地方政府脱钩，纳入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地方为了互相攀比，总会搞出一些颇有水分的数字，因为统计局归属于地方政府。不得不听从地方官的指令行事”。 犯罪嫌疑人“被自杀”、民生统计数据“被增长”、毕业生“被协议”、民众“被代表”，除了越来越多的“被字门”外。在“躲猫猫”、“徐宝宝”、“钓鱼案”等一系列案件中，政府的第一反应竟然惊人一致：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彻底调查，而是尽一切可能掩盖事件真相，为自己脱罪。有两项调查足以说明此做法伤害之大：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公布了“2009年第三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上海市因为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钓鱼执法”，成为排行榜上十大“舆情热点事件”中最有损政府公信力的事件。某权威杂志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隐瞒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的现象。 6．2010年6月，由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成的课题组，对上海社会诚信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有44．2％的受访者认为，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状况下降了，诚实守信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成为“无用的别名”．甚至有90．2％的受访者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而失信者在很多情况下反而得利。这个调查虽是在上海一地进行，但它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并非个案，不容小视。 “诚信者吃亏，失信者得利”。调查结果披露以来，媒体和网友纷纷刨地三尺，试图找到症结。其中，商业诚信的缺失成为众矢之的，从“南京冠生园”，到“毒粉丝”、“齐二药”，再到现在死灰复燃的“毒奶粉”事件，近年来商业领域诚信缺失事件频发，确实难逃其咎。 然而，仅仅是商业诚信缺失，应该不会让人过分纠结，毕竟，政府“有形之手”会对各种不诚信行为进行惩戒。不过，当“躲猫猫”、民生统计数据“被增长”、经济适用房“六连号”等政府失信事件也随之而来。恐怕众人就不会那么淡定了。 一位市民告诉记者。他最关心食品、药品的质量管理问题。相关部门服务于民、清正廉洁、管理有效和信息公开，是目前社会诚信建设的决定性内容。管理部门首先必须取信于民，是社会诚信建设的头等大事。 上海市政协委员游闽键对此表示赞同。他说，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诚信需要监督，对机关工作人员应建立一套诚信管理体系，并写入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国务院《征信管理条例》中。不少专家也认为，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管理部门要起到主导作用，机关工作人员首先要自律、讲诚信，并且加大监管力度。 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看来，当前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制还不健全，诚信体系建设中道德、行政和经济手段运用得还不够是一大原因。 “法制健全是基础。”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冯德康认为，社会诚信体系要有奖惩制度，让不讲诚信的人寸步难行，因此就要建立征信系统来收集个人的诚信信息，信息应互通、公开，并通过法律、道德、经济、行政各种途径来制约。 上海市政协委员游闽键认为，社会上之所以存在大量信用缺失现象，是因为守信者没有得 到应有的收益和鼓励，而失信者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得到了不应得的收益。由于缺少权威的、对社会诚信有效的培植与监督机制，导致失去“诚信”的风险成本很低。 7．李建云是山东沾化县黄升乡吴家村的养猪专业户。2009年，猪肉价格下滑，养猪成本提高。他想自己繁育猪崽，可所需的40万元资金却成了难题。 李建云怀揣着“蓝皮本”，来到信用社，不但及时办理了贷款手续，而且利率还优惠了10％。他手中的蓝皮本是《沾化县文明诚信(工商)户证书》。如今，这巴掌大的“蓝皮本”对李建云来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贷款不难了，坐车省钱了，买东西便宜了，住院床费减免了……”李建云说起被评为“文明诚信户”的好处如数家珍。 山东沾化县开展的文明诚信联动工程规定，凡被评为文明诚信(工商)户的农村居民可享受到企事业单位给予的诸项优惠政策：乘坐县内农村客运班车票价优惠l元：住院治疗免收普通床位费、优惠治疗费……这些优惠政策涵盖了衣食住行，减轻了农民负担，开辟了农村市场，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2009年以来。全县59人因病住院享受了6484．49元的优惠待遇．150个农户凭证拿到了低息贷款860万元，发展种养项目。 “我现在每天早上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对着墙上的《文明诚信(工商)户创评标准》细读一遍，唯恐一天下来，稍有不慎，被取消诚信文明户。”李建云说。 在沾化县，文明诚信(工商)户并非终身受益，而是实行动态管理，够条件的及时命名授证，出现信用缺失或不文明行为，随时取消资格。 沾化县委宣传部长李晓光说：“在倡导‘谁文明诚信谁光荣’的基础上，文明诚信联动工程为‘谁文明诚信谁受益’提供了制度保证，破解了生产发展与乡村文明相脱节的‘两层皮’问题。” 正气抬头，邪气溜走；人人气顺心舒畅，家家文明又幸福，全村一派好景象。通过开展文明诚信联动工程，乡村面貌变美了，农民变精神了，农民收入增加了。2009年，沾化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246元，比上一年增长11．52％。 8．为了避免失信案件的发生，营造“守信为荣、失信为耻、无信为忧”的社会氛围，2010年3月9日，辽宁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正式颁布了《辽宁省典型失信案件曝光工作规则》，明确规定，今后辽宁省无论个人、企业、政府部门，一旦失信都将通过媒体向公众曝光，进入典型失信案件档案，并将失信记录统一纳入全省信用数据交换平台。 据了解，典型失信案件的范围包括，企业和个人严重侵害外地来辽宁省投资客商、合作者利益，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哄抬价格，价格欺诈，价格串通，价格垄断，环境污染，坑农害农，侵害职工和劳动者合法权益，侵犯知识产权，非法集资，逃废银行债务，伪造变造金融票据，制售假保单，偷逃骗税等行为。同时，失信案件的范围也包括政府及政府部门政策朝令夕改，不兑现承诺．越权定价、超标准收费等失信行为。 名单中被曝光的单位和个人及失信案件。将通过报纸、电视台、网站等媒体向公众展示，省信用办还将对失信单位和个人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回访，提出整改意见，并将整改结果予以公布。让失信者引以为戒。 9．诚信问题并非中国独有。我们可以从西方国家的诚信建设中找到一些可借鉴之处。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孩子在四五岁时是培养价值观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最重要时期。97％的孩子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因此，在德国青少年教育体系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的启蒙教育者。德国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德国家庭里家长也都非常注重为孩子营造一个真诚的氛围。家长们普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家长必须作出榜样。记者曾在德国一个小城的十字路口见到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了孩子请不要闯红灯”。当地居民说，自从立了这块牌子，闯红灯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减少。 美国人重视诚信，美国从幼儿园和小学起就重视对孩子的诚信教育。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学院设计的基础教材中突出了“诚信”方面的内容。教材建议老师在班上组织讨论，向学生介绍“最大程度的诚实是最好的处世之道”这句谚语，并且要求学生制作“诚信”的标语，在教室里张贴。美国人讲信用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因为健全的信用制度的要求。如果不讲信用，一个人在社会上就难以立足。比如，如果某人在经济活动中有过欺骗行为，他不但无法按揭买房、买车、工作不好找、租房也难、连买保险的保费都要比别人高很多。他的经济行为都在计算机里有记录，把他的社会保险号码输入资讯库一查，就对他知根知底了。 面对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英国政府和有关机构采取的对策是，加强对欺诈事件的调查和曝光．试图以经济和刑事等惩罚方式来改善社会环境。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从2014年5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到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入论述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怎么看”和“怎么办”，再到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这表明我国对新常态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推进。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低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新常态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是，中国是在转型背景下对发达国家的追赶，也付出了高污染、高耗能以及牺牲居民福利的代价。2017年，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诉求日益迫切，倘若继续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一味追求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忽视持续健康发展，忽视居民福利乃至生存环境，那么这样的增长模式不仅难以持续，也最终会失去民心。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形态的跳跃。经济增长表面上表现为要素的积累和投入的增
长，但背后是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持续演进的动态调整过程。当前，从生产资源的产业配置来看，一方面，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占用了大量生产资源，集聚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养老、医疗、教育等行业社会力量进入不足、竞争不充分，导致社会资源严重错配，影响了整个经济的效率。以前，我们依靠投资拉动增长，高投资、高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今后，我们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提议加大对发展问题的关注，树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发展观。将增长与发展统一起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新概括、新升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增长的目的，增长是发展的手段。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没有发展增长也不可能持续。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片面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一些领导干部盲目崇拜GDP，这种认识迷失了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新常态是抛弃狭隘的发展观，真正确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全面的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作出相应调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过去几十年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也是新常态下处理各种问题必须树立的发展思维。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产权的界定和保护，以及市场失灵缺陷的克服都离不开政府的权威，没有有效的政府保障，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转。而在市场能够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竞争性领域，政府这只有形之手不能伸得过长，更不能替代市场作用。只有政府与市场共生互补、各司其职，经济活力才能得到有效释放，多元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才能真正建立。
经济新常态是要改变旧有的经济运行机制，在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际，不仅增长的波动成为可能，而且影子银行、产能过剩、债务负担等潜在风险积聚，实现稳增长的任务更加艰巨。所以，在发展战略上，要有长远目光，在各种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面前沉着冷静、积极应对，忍得住阵痛。同时，也要着眼当前，充分考虑到“三期叠加”阶段特有的阶段性风险，为可能出现的各类困难做好预案，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缓解改革产生的阵痛。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大，各种矛盾交织。中国在宏观政策上，需要综合考虑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与经济周期，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又要考虑决策灵活度，既不过分强调需求刺激又不盲目抵制扩张政策。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说明，微观主体更活跃、市场活力更旺盛的省市往往也是增长质量更高、发展后劲更足的地区。为此，深化改革、政府转型必须立足于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只有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全面搞活微观经济，才能助推企业顺利度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只有让市场主体成为创新主体、转型升级主体，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既面对新的挑战，也面临难得机遇。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不仅需要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新常态，而且需要按照新常态的内在规律积极引领新常态，即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经济效率明显提高，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是一系列经济条件变化导致的，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人口红利的消失。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力短缺现象日益加剧，企业用工成本显著提高；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结束，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减缓，抑制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速度。这些变化，意味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因素或消失或式微，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何突破传统增长模式，实现增长动力转换？答案就在转方式调结构中。
转方式调结构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转方式的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调结构的主要表现是产业结构升级，其关键都是生产要素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转移，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机制和增长点，从而使经济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研究表明，消除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就可以发掘新的增长源泉、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因此，转方式调结构是稳定经济增长、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源泉，是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路径和手段。
许多人看到发展第三产业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近年来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也的确在较快提高。但是，单纯提高某个产业的比重，而忽略产业之间的关联，忽略市场信号对结构调整的引导，就不一定能产生生产率提高的预期效果。如果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只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则总体劳动生产率还会降低，与结构调整的初衷南辕北辙。第三产业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制造业萎缩。国际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较高的服务业比重，通常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基础上达到的，是更高生产率的表现。因此，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营造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新成长企业大量涌现，是使我国产业体系迈向中高端的必然要求。
目前仍存在各种体制障碍，如一些行业和企业因拥有垄断地位，即使没有竞争力也难以退出，新成长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门槛高、融资难、融资贵从而难以进入、发展受限等问题，都妨碍着生产率的提高。只有大力推进改革和创新，遵循生产率导向原则，推动转方式调结构，才能实现增长动力转换，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4．目前，不可再生能源面临趋于枯竭的困境，自然环境承载能力日趋脆弱。从我国现实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迫切要求改变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做出关停1400家矿山资源类企业和加工摊点的决策前，身为县委书记的S心理压力是巨大的。L县，这个矿产资源大县，80％的GDP、90％的财政收入依靠资源型产业，大规模关停资源类企业，就意味着经济的断崖式下滑。然而，经济新常态下，关停这些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企业又是势在必行。因为依靠资源的粗放式发展老路已经走不下去，不加快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将使“生态优化、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富民强县”的目标沦为空谈。
“新常态下县域之间的竞争已从单纯拼优惠政策发展到靠综合环境的比拼。生态环境是稀缺的资源，更是宝贵的财富。”S说，相比先进地区，L县的产业配套、人才支撑和基础设施不占优势，要想抢占先机，最有可能胜出的只有生态。不出所料，“关停”令经济承受重压，最直接表现就是县级财政收入的直线下滑。
面对财政收入下滑压力，支出该从何处减?S认为：“民生支出不能减！基础设施事关新产业新投资，也不能减!只能减机关运转这块……”于是，鼓励农户种植核桃的补贴继续；对山区小学的教育支出继续；各种旨在改善生态环境的投资继续。工业园内，宽阔整洁的道路按时完工，5米1棵的道旁树也未打折扣。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的机关经费平均每年削减30％。在位于L县县城中心、已使用近30个年头的县委3层小楼内，墙壁斑驳不堪，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掉墙灰。
“关停”资源类企业的同时，事关环境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各项举措仍在实施。L县百姓感受最直接的是生态新城建设，包括建成4条园林式公路、42公里自行车健身廊道，广泛开展植树造林，2012年至2013年度累计植树23万亩，是前3年总和的4倍多。生态改善的效果是明显的：数据显示，目前L县全县森林覆盖率已达38％，年空气二级优良天数接近200天。
“用优良的生态招引大项目”的思路已经显效。截至目前，L县2014年以来已签约3000万元以上项目67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25个，在建60个项目完成投资40亿元。“还得把握好取舍，摒弃‘剜到篮子都是菜’的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由‘饥不择食’向‘择优录取’转变，处理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S说，在吸引到众多项目进驻同时，L县2014年以来也先后将41个高能耗企业“拒之门外”。
眼下，令S深感棘手的是人才缺乏：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还难以适应新常态下的形势变化，比如招商项目结构显著变化，招商人才亟须培训；另一方面是各类新产业进驻企业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渴求，比如园区内正在筹建的院士工作站，就急需科研人才。“吸引人才，单靠企业提供高薪远远不够，还需要政府部门提供适应人才工作、生活需要的各种辅助设施，比如科技孵化器、产业园、各类生活休闲场所等。”S说，“旧账”只还了一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5．在北京西城一栋写字楼里的“财富说”公司里，十几名创业者正在为新的互联网理财交易平台做推出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创始人李某曾经在银行工作多年，瞄准传统金融产业在服务大众理财方面的短板，他创办了这家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2014年以来，政府高层多次喊话以及各种创业优惠实策出台。自全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注册资本从“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取消最低注册资本限制，一元钱就能开公司……多管齐下，创业近乎“零门槛”。
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一项重大社会变革，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新时期的战略理念面世不到一年，却已深人人心，并在持续推进。尽管振奋、掌声与警惕创业失败潮、科技地产泡沫之声并行，但这场变革带来的最直接的改变是：从国家到地方正围绕创业链部署政策链，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我国创业创新事业正迎来给力的政策“风口”。
这样的背景下，全国各地正在掀起“大众创业”热潮，瞄准经济新常态下不断涌现的各种消费、产业需求，新思路、新业态、新公司、新产品层出不穷。工商总局数据显示，从3月到10月份，新登记注册企业同比增长56％以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会议同时指出，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徐部长表示，实现稳增长需要稳投资，其中互联互通，指各地之间通过公路网、铁路网连接而派生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电商、信息消费、创意文化产业等，都派生出新的投资机会。
6．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面临着经济换挡、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沿海经济大省江苏，以人才优先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人才优先，离不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关键在教育。
南京市H区，是江苏省高等院校最为集中的大学城所在地，也是全省规模最大的安置房片区所在地，其一度是南京主城的教育薄弱区。近年来，H区针对“三区叠加”的特殊区情，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问题来抓，实施科教兴区战略，为全区80多万常住人口提供良好的优质教育、素质教育和均衡教育，正由以往的南京“教育洼地栉急速向地区背教育高地修转变。
2016年前三季度，江苏省经济在全面转型升级的同时，GDP总量位居全国第二，成为新常态下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江苏省的劳动者素质普遍较高。
正是基于这一思路，H区委、区政府分析认为，地区的长远发展必须依靠教育，当前H区推进基本现代化与新型城市化，人口布局的变化与产业发展变化都给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要坚持教育优先。
从传统来看，教育属公益性投入，不直接产出GDP，被很多地方所漠视，不少地方的政府不愿意投入。然而，H区不这样看。
“以前学校没食堂，孩子们的午饭只能自带或靠送饭，学生不方便，家长不放心。”位于H区最北端长江岛屿的八卦洲中心小学刘校长描述了几年前的情景，“现在不一样了，区里专门拨款为我们高标准配建了食堂，还把整个学校翻修了一遍，现在我们的硬件毫不输给城里学校。”原来，该校获得了700多万财政支持资金，在老校区的一侧新建了总建筑面积达1800平方米的食堂，并增加了10多个多功能教室。
类似大幅改善办学条件的学校，遍及H区各地。这一变化，受益于H区自2011年起开始推进的三年校舍建设工程。
“‘十二五’的前三年，即自2011年至2013年，H区财政预算类教育拨款达15.7亿元，是‘十一五’总和的1.2倍。”H区教育局徐局长介绍说，截至2013年，H区按照省级一类标准新建、改建、扩建学校项目24个，总建筑面积26.23万平方米，已有24个项目交付使用，新增中小学班级240个。
近年来，H区积极引进名校资源，持续放大名校资源效应。南京外国语学校、南京一中、金陵中学、南师附中等四大市属名校和鼓楼区的拉萨路小学、琅琊路小学齐聚H区，合作成立区域教育共同体，为H区百姓提供一流教育资源。目前，H区全区9个街道中的8个已拥有名校资源，H区教育品牌初步形成。徐局长说，以往每年升学时节，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优质中小学校，常常“找遍了人、跑断了腿”，现在，家长不再为此费神。
“素质教育在我国已提出数十年，但很多学校的重视程度不够高、方法不够灵、效果不够好。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素质教育在很多中小学都处于一种不自觉状态，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普遍存在实践水平偏低、创新能力不强、人文素养不高等问题。”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小学部林校长说。而在这所小学，素质教育理念被坚定地推行着，该校不仅从来不给学生增加课时，还专门腾出时间让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
不仅在金陵中学仙林分校这样的名校，素质教育之花已开遍H区全区。地处远郊的八卦洲中心小学就是其中一个艳丽花朵。
“一江春水将绿绕，举头远眺是二桥。芦蒿马兰随处见，喜鹊斑鸠满地跑。”八卦洲中心小学地处长江第三大岛——八卦洲。在众多教育专家的指引下，八卦洲中心小学自“野”字切入，围绕农俗、田园、桥梁与本地传统文化开展特色素质教育，创建“鹂岛野韵”特色项目，一系列紧贴地气的特色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画韵社团手绘小小农民画；诗韵社团创作乡村田园诗歌；百人腰鼓演绎着百姓丰收的喜悦：太极表演传承着博大的易经文化；野韵、江韵、桥韵三大研究所的老师带学生走出校门，开展研究性教学……多彩的特色课程伴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不仅保留了远郊农村学生的淳朴本色，还开阔了学生视野、张扬了学生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