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持续的雾霾天气笼罩着全国10余个省份，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专家指出，随着工业的不断兴起、不断强大，工业对废弃物的排放不断增多，工厂不断排放有毒物质、烟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大幅攀升，机动车保有量急剧增加，汽车尾气排放产生的颗粒物占据大气颗粒浓度的70％一80％，私家车辆的不断增多导致尾气排放渐渐变多，汽车尾气已成为国内气溶胶污染物的主要“贡献者”。经济发展带来的工业污染源也占较大比重。除产生的一次性污染物外，霾还附着有气态污染物经过一系列化学反应形成的二次污染物。 雾霾天气，空中浮游大量尘粒和烟粒等有害物质，会对人体的呼吸道造成伤害，空气中飘浮大量的颗粒、粉尘、污染物病毒等，一旦被人体吸人，就会刺激并破坏呼吸道黏膜，使鼻腔变得干燥，破坏呼吸道黏膜防御能力，进而造成上呼吸道感染。 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对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加之一些地方和部门爱护河湖意识淡薄，违法取用水资源、违法设置排污口等现象仍呈高发频发态势。自2004年至今的10年中，发生的47起影响较大的水污染事件中，有29起水污染事件是因化工厂泄漏污染而引起的，占发生污染事件的六成。一些河流，特别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河沟、河岔的污染问题也十分严重。“上善若水”，水给世界带来生命和活力；然而，在水污染面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国家实行排污许可制度。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也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禁止企业事业单位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的规定向水体排放前款规定的废水、污水。该法还规定，禁止向水体排放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剧毒废液。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禁止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4年5月20日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显示，截至2014年3月底，我国设市城市、县(简称城镇)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3622座；一季度，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累计处理污水109．9亿立方米，污水处理量相当于1067个西湖。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指出，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发现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行为的，有权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举报。 3．2014年4月18日，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了2005～2013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结果显示，我国工业企业用地中有高于30％的土壤受到污染。由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和城市废水大量排放，工业废渣、生活垃圾大量堆存或填埋，污水灌溉等人为活动，导致我国土壤污染日趋严重，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2014年5月24日，中国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土地整治蓝 皮书》显示，中国土地盐碱化、沙化面积达20．25亿亩，水土流失面积达53．4亿亩。在自然生态环境退化的同时，矿山开发、生产建设每年造成大量土地损毁和废弃。中国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的面积约5000万亩，很多地区土壤污染严重，特别是大城市周边、交通主干线及江河沿岸的耕地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造成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不均匀性、难可逆性。与大气和水体相比，污染物更难在土壤中迁移、扩散和稀释。因此，污染物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由于土壤性质差异较大，而且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慢，导致土壤中污染物分布不均匀，空间变异性较大。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另外，土壤中的许多有机污染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 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很难恢复。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不可完全逆转，和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 滞后性。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一般都比较直观，通过感官就能察觉，而土壤污染从产生到发现危害通常时间较长。土壤污染往往要通过土壤样品分析、农作物检测，甚至人畜健康的影响研究才能确定。因此，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与大气污染和水环境污染相比，我国土壤污染的环境管理严重滞后，至今仍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污染场地环境标准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甚至还处于刚刚起步的初始研究阶段。此外，我国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风险评估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土壤修复技术体系等。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促进农业环境保护新技术的使用，加强对农业污染源的监测预警，统筹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防治土壤污染和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石漠化、地面沉降以及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体富营养化、水源枯竭、种源灭绝等生态失调现象，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 野生动植物经常被开发成为食品和药品，过度采挖和捕猎已成为动植物物种的第二大直接威胁。冬虫夏草可谓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物种，而世界冬虫夏草98％的采挖量来自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每到虫草采收的季节，当地人都会组成一支庞大的“挖草军团”，奔赴3000米至5000米的高山上采挖珍贵的虫草。 有关资料显示，仅三江源保护区1年就有12万人参加。虫草的采挖，带来的是令人喜忧参半的景象。近两年，青海、西藏的牧民在每年夏天50天虫草采挖期的收入，约占全年收入的1／3甚至更多。“虫草经济”已成为当地很多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在青海省境内，虫草的滥挖现象触目惊心。据保守估计，每年进入整个三江源保护区内的“挖草大军”最少在10万人，而果洛州全州常住人口才10多万。尽管政府禁挖限挖，但仍阻挡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淘金者”。 虫草滥挖的直接后果，除了使青海省境内部分地区的虫草资源产量降低质量下降外，更冲击着高原生态环境。“其直接后果是不但造成虫草资源枯竭，生物多样性下降，而且虫草采挖区本来就稀疏的植被被破坏后，裸露的泥土极易引起水土流失、草场退化甚至沙化。”有关专家表示，除植被破坏外，成千上万人挖掘留下的空洞，也大大加快了雨季中水土流失的速度。俗称“沙漠人参”的寄生药材肉苁蓉，以前广泛分布在新疆昌吉市、吉木萨尔等地。但由于遭到人为的乱采滥挖，现在成片的肉苁蓉很少见了。同时，采挖一株肉苁蓉就要破坏3平方米的沙漠植被，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加速了沙漠化扩展。 中药材的无序开采，带来的不仅仅是药用植物本身濒临灭绝，更会引发“蝴蝶效应”，导致相关物种也迈向消失的境地。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的中华虎凤蝶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由于中华虎凤蝶的生存依赖于一种叫杜蘅的植物，杜蘅的花期很短，而且成长较难，因此虎凤蝶的分布便被限制在有杜蘅分布的很狭小区域内。2011年，中国环境科学院生态所在秦岭调研时，发现中华虎凤蝶的寄主植物杜蘅被大面积采挖后，中华虎凤蝶也开始大量锐减。中华虎凤蝶的寄主植物杜蘅又叫“白细辛”，是中药材和调料，随着市场价格的走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过度挖采，在太白山数量已经下降了90％，相应的中华虎凤蝶也下降了90％。 5．2014年广州、深圳获批成为我国跨境电商试点城市后，各种形式的跨境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跨境电商的发展引发了入境旅客、邮件的高速增长，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各旅邮检口岸的检出率也屡创新高。然而，中国目前却成为了世界上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广东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口岸，也是我国生物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2014年一季度，广东检验检疫局从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中截获有害生物1159种、26182次，截获次数同比增长46．3％。其中检疫性有害生物86种2342次，次数同比增长34．7％。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检疫监管处副处长黄法余介绍：“今年查获的来自韩国的多肉植物、德国蜘蛛宠物等，就是通过邮寄和快件入境，却以衣服、礼品等名称申报，来故意逃避动植物检疫。这些行为都会造成生物入侵的风险。”携带入侵物种进境易引发生物入侵，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对于不构成犯罪的携带行为，处罚力度仅为罚款50元，导致民众的侥幸心理无法得到遏制。 目前，中国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体制是一种中央直管、地方协调的机制，无论是立法还是机构建设，地方在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但地方又是外来人侵物种损害最直接的承受者。 环保部2008年一2010年组织的第2次全国外来人侵物种调查结果显示，180种外来物种入侵江苏，数量列全国第五。“这都是老数据了，外来人侵物种的数据变化很快的，现在的数字可能更大。”参与该调查的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室主任丁晖表示。 2010年下半年，江苏苏州、连云港等地首次发生美国白蛾疫情，那一年江苏全省受害树木7．69万株，面积近8万亩，涉及法桐、榆树、杨树等30余种植物，2013年该疫情江苏全省发生面积已达到65．1万亩。 2014年1月，东莞检验检疫局从莫桑比克进口的原木中截获一头“无斑玛瑙螺”，该蜗牛为非洲大蜗牛的近似种，为全国首次截获。玛瑙螺为杂食性有害生物，侵害对象包括农作物、林木、果树、蔬菜、花卉等植物，饥饿时也取食纸张和同伴尸体，甚至能啃食和消化水泥，可危害500多种作物。 6．红豆杉又名紫杉，是一种红豆杉属的植物，它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在地球上已有250万年的历史。1994年红豆杉被我国定为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同时被全世界42个有红豆杉的国家称为“国宝”，联合国也明令禁止采伐，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大熊猫”。 红豆杉在中国南北各地均适宜种植，具有喜阴、耐旱、抗寒的特点，广泛分布在广东乐昌，陕西、湖北、安徽西部以至四川：贵州铜仁市梵净山和佛顶_山地区：重庆西南大部分地区以及酉一阳大板营原始森林、甘肃南部等地。但由于在自然条件下红豆杉生长速度缓慢，再生能力差，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红豆杉原料林基地。 红豆杉的根、茎、叶都可以入药，它的药用价值主要在于它的提取物——紫杉醇，是治疗转移性卵巢癌和乳腺癌的最好药物之一，同时对肺癌、食道癌也有显著疗效。2000年，国际市场上优质紫杉醇的售价已高达每千克18万美元。红豆杉的心材橘红色，边材淡黄褐色，纹理直，结构细，坚实耐用，干后少开裂，可供建筑、车辆、家具、器具、农具及文具等用材。因为红豆杉的树皮有抗癌物质，所以有许多人进入林中来剥树皮，使得红豆杉的数量急剧下降。 2014年5月，江西婺源一棵千年红豆杉，挺过雷劈，挺过岁月变迁，如今却可能挺不过游客之手!网曝视频中，个别游客对江西婺源景区那棵被称作“树坚强”的千年红豆杉，又是扯枝，又是剥皮……如今，这棵千年红豆杉偌大的树体，被彻底剥空，只靠一层薄树皮撑着。 专家指出，红豆杉本身能吸收二氧化碳，释放出氧气，是个白天晚上都可以用的天然的氧吧，可以预防呼吸道疾病，保持空气的清洁度和安全度。 千年红豆杉引得某些人手痒难耐，非要扯根枝条、剥块树皮才觉得“不枉到此一游”，有些自律和自控能力差的游客，的确存在一种可悲的“逆反心理”，你越说某棵古树珍稀难得，他就越会寻思着“留点纪念”。 为了保护红豆杉，2003年6月，国务院批准梁野山红豆杉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红豆杉自然保护区，也是唯一一个以南方红豆杉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9年，经国务院审定，穆棱东北红豆杉自然保护区被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为“植物界大熊猫”的16万余株东北红豆杉进一步得到有效保护。 7．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是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制定的国家法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1 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 “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污染公共事件，在最近几年高强度频繁发生，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修订后的环保法第47条对此专门作了规定，增加了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的机制。”环保部法规司副司长别涛说。新修订的环保法对雾霾等大气污染治理作出了更多有针对性的规定，如国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合防治协调机制；国家促进清洁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等。 “加强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说到底也是为了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民享有适合安全健康生活的环境权_、不受环境公害侵犯权。”全国犬常委会委员冯淑萍萍说。 环保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英民说：“区域联防联控，是目前我们应对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防治方面非常重要的措施。正在紧锣密鼓推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雾霾天给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为此，法律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 新修订的环保法明确规定“保护优先"的原则。环境保护由20世纪70年代的末端治理，到80年代的防治结合，到90年代的过程控制，再到现在的保护优先，应该说，环保理念一次又一次升华。“这是第一次将环境保护置于优先位置，是环保理念上的一次突破。"全国工商联环境服务业商会秘书长骆建华认为。 为确保“保护优先”原则落到实处，法律作了一些制度上的安排和创新，如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在制定经济、技术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的意见。“这实际上为政策环评打开了大门。”骆建华说，“新法还要求重点区域、流域应当制定限期达标规划，并采取措施按期达标。这为全国总体环境质量改善提出了制度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具体要求。再如，对重点敏感生态地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都体现了保护优先的原则。”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增强公民环保意识作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人人参与环保，是本次修法的亮点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说，环境问题和其他问题不一样，不管我们对环境、对污染有多么不满，我们自己都是贡献污染的一分子。如果我们每个人不从自己做起，是没有出路的，当然企业是主体，政府要负责。 “环境保护离不开公众参与，纵观发达国家的环保历程，政府、企业和公众，始终是环境保护的三大支柱。"骆建华说，“公众参与的基础是确保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环境信息公开。新修订的环保法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作了明确具体规定。” 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新修订的环保法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扩大到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的相关社会组织。“社会高度关注公益诉讼，这次在诉讼主体上又有新的突破，为强化环境保护的社会监管制度创造了条件。”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主任袁杰说。 新修订的环保法引人注目的规定是“生态保护红线”的设定。新修订的环保法第三章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 红线范围包括：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区、冰川、火山、温泉等自然遗迹，以及人文遗迹、古树名木等。 “新修订的环保法讲到了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严格保护，这是非常需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献中说，“国家应加大对生态保护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涉及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落实生态保护的补偿资金，确保其用于生态保护补偿。” 8．辽宁铁岭，位于东北的这座小城，碧水环绕，河、湖、山、城和谐统一。走进铁岭新城，只见凡河、天水河、如意湖、莲花湖“两河两湖”水域贯穿并遍布整个城市之中。铁岭曾经在上海世博会主题馆城市地球馆内，作为全国第一个地级市成功举办了主题日活动，生态水城的秀美风姿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 是什么让铁岭如此美丽?早在2006年，铁岭市委、市政府就提出了“生态立市”的战略，把“生态”作为铁岭新城的立市之本，将生态环境保护与新城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铁岭新城的“生态之美”来自于山水。铁岭新城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莲花湖湿地，而且建设了经过潜流层、表流层对城市污水进行生态处理的人工湿地。经过几年的建设，莲花湖湿地面积由230多公顷增加至600多公顷，生态系统功能逐步恢复，生态系统完整性得到加强。 与莲花湖湿地相连的是人工山凤冠山，在建设中实施了鸟岛绿化工程，不仅提高了新城绿化率，也满足了部分候鸟对森林的需求，促进了生物多样性。如今，铁岭新城的绿化面积达到720万平方米，绿化率达到38％，人均公共绿地超过12平方米，均已达到或超过国家级生态园林城市标准。 在铁岭新城，没有一根烟囱冒烟。“我们实施了热电联产工程，城市供热使用辽宁华电公司的热源，实现了冬季城市供热最低环境影响。”铁岭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永安说。 坚持走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用生态拉动经济增长。要实现绿色发展，工业必须“绿”起来。目前，在沈铁工业走廊经济隆起带上，以专用车、换热设备和起重机械产业集群为代表的12个重点产业集群正在逐步扩大，成为铁岭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在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的同时，也整合了铁岭的资源优势，使资源有效利用达到最大化。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铁岭新城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李永安说：“发展经济是我们的目标，打造青山绿水同样重要，我们要建设经济区绿色生态基地，让铁岭山青、水碧、天蓝、地绿、民富、市强。” 要实现绿色发展，农业也必须生态化。铁岭是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农业地位十分重要。推进生态铁岭建设，农业是基础。铁岭以规模养殖小区和骨干龙头企业为依托，增强畜牧产品生产加工能力；以东北寿光果蔬贸易城等农产品专业市场为龙头，推进保护地蔬菜产业化，打造东北蔬菜集散地；以全国最大的榛子生产基地为基础，着力培育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条，提高榛子产业的附加值。铁岭积极构建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既让农民富裕起来，也让绿色、健康的农产品走进更多百姓的生活。 服务业作为能耗低、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的绿色产业，同样是铁岭新城经济的增长点。铁岭市市长吴野松指出，今后铁岭新城要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文化体育服务、商务服务、商业、城市生态五个方面完善功能。“以企业发展扩大就业，以就业吸引新的人口进入，这是我们一直积极鼓励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培育文化、旅游、社会服务等新兴潜力产业，现在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来新城工作、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铁岭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 铁岭盛产绿色农产品，也盛产欢乐。铁岭新城规划建设以来，一直把生态旅游作为完善城市功能、聚集新城人气的重点。今年，以莲花湖湿地为代表推出了43个重点旅游项目，精心策划了20余次旅游节会活动。随着旅游项目的增加，铁岭新城将逐步形成一条旅游产业链。游客到了这里，就可以体验东北特色的吃、住、赏、乐“一条龙”休闲方式，感受“生态之城”的独特魅力。三、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2010年1月12日，谷歌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顾问大卫?多姆德在谷歌官方博客上发表计划退出中国的声明，该声明称谷歌因不想再对搜索结果进行过滤，加之Gmai]服务器遭受到攻击，谷歌考虑关闭谷歌中国以及中国办事处。之后几天谷歌态度不断出现微妙松动与变化。1月15日，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表示不排除谷歌继续留在中国的可能。 这如同一枚重磅炸弹激起中国互联网上一片沸腾，网民一时间分为持“谷歌价值观至上论”的支持者和持“谷歌阴谋论”的反对者两大阵营，壁垒分明。各成一派。各路评论家或者挽留，或表遗憾，还有直指其愚蠢或幼稚的批评声音。 对谷歌事件，1月1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首次做出回应，表示中国的互联网是开放的，中国欢迎国际互联网企业在中国依法开展业务。1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第二次表态，称外企在华应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尊重公众利益和文化传统，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谷歌也不例外。 2．(新华网北京2010年2月28日电)记者近日从全国政协通气会上了解到，针对去年有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加快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工信部在给政协提案委员会的答复中称．争取尽快使信息安全条例进入立法程序，早日出台，完善中国信息安全法制环境。 去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交“加快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提案．建议制定网络信息安全条例，通过立法避免侵犯网络安全事件的发生。 2009年，中国互联网成了热点新闻最密集的领域：绿坝软件、谷歌之争、打击色情网站、管制手机“黄段子”……众多热点中，中国政府的监管备受关注。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将加强依法管理互联网。以维护社会稳定。 据国务院新闻办网络局负责人介绍，截至2月10日。中国已关闭淫秽色情和低俗网站1．6万多个，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企业关闭未备案网站13．6万余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和全国55家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共清查域名总量1350多万个，暂停1．2万个涉黄域名的解析。 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指出，l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是全面的、多方位的．打击色情网站和黄色信息只是其中一部分。“从更高的层面来看。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互联网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而会更加重视对互联网的管理。” 3．在加强管理的背后，是互联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据统计，截至去年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38400万人，比美国总人口还多。中国网站数量达到368万个，即时通讯工具QQ的活跃账户数达到2．92亿个。 在给众多网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互联网的虚拟性与扁平性也使得网络成为各种虚假信息的“高效”传播渠道，助长不法行为滋生，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带来威胁。 2009年发生的乌鲁木齐“7?5”事件中，境内外不法分子通过QQ群、短信等通信工具大肆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民族仇恨，进而指挥不法分子上街闹事。 近年来中国因网上发帖造谣、诽谤而受到公安机关查处的案件也时有发生。 2008年汶川地震后，河北、辽宁、安徽等11个省市的公安机关，查处了17名涉嫌借地震在网上造谣的犯罪嫌疑人。2009年10月21日，河北容城县公安局在北京将涉嫌发帖编造容城“艾滋女”事件的嫌疑人杨某抓获，并以涉嫌诽谤罪将其刑事拘留。2010年1月，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公安局查处2起网上恶意散播恐怖信息案件。 “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动员方式。在这一方面。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掌握并利用互联网的规律是中国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戴焰军说。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郭国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网络、手机等手段传播虚假、“有色”信息，混淆视听，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国家对网络的适当管理是合法的、合理的、必要的。 非法网络信息传播的危害已引起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在1月1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合法有序，是维护网络安全的关键环节。他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网络传播秩序的依法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网络传播行为。 4．近年来，几起极具影响力的人肉搜索事件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使其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肉搜索的威力既令人折服，也使它成为众矢之的，有关的争议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从未间断。人肉搜索是什么?它为何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人肉搜索是如何演变成网络暴力的? 从表面上看。人肉搜索是一种人工参与的网络信息搜索方式，但如果剥去网络的外衣，我们会发现人肉搜索其实是一群在网上漫游的无组织、无纪律、不受约束的人因某些突发事件临时聚集在一起．通过互相提供信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群体行为，也即社会学里所指的集合行为。 毋庸讳言。集合行为还具有非理性和破坏性，鉴于此，人肉搜索会演变成为网络暴力便不足为奇。所谓网络暴力是指网民在网络上的暴力行为，其表现形式是：在网上发表失实言论，造成当事人的名誉损害；在网上公开当事人的隐私，侵犯其隐私权；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正常生活进行侵扰。损害其人身权利等。 尽管人肉搜索展示出了破坏性的一面，却也不必禁而止之，适当的规范引导可以收敛它的戾气，使广大搜客回归理性，使人肉搜索真正成为舆论监督及弘扬社会正气的一把利剑。 5．(千龙网北京2010年3月13日讯)近期，网络上各类“门”事件频频爆出，从“兽兽门”到“北影门”、从“工行女”到“献身门”，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针对互联网上这股淫秽色情文字、图片、视频疯传的逆流，成立不久的“妈妈评审团”的成员们可坐不住了。昨天下午，“妈妈评审团”召开第二次工作会。呼吁有关部门尽快介入调查，依法制裁违法人员，同时对网络监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与会妈妈们指出，从陈冠希“艳照门”事件至今，两年间网上流传的各种“门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以“兽兽门”为例，肇事者先后上传四段视频，传播近一个月仍热度不减，说明目前开展的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依然任重道远。 对此。妈妈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应尽快介入调查及相关司法程序，只有将制作者、上传者追查出来并依法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才能防止更多违法视频信息进一步流传，有效地震慑违法犯罪分子。进一步巩固目前整治专项行动的成果和力度。 6．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网络安全已上升为一个事关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全、经济有序运行的全局性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广东公司总经理徐龙建议尽快实施“云安全”网络计划，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和技能，通过政府推动、企业联动，全民互动的方式，构建起一个全民共建、全民共享、无处不在的“云安全”网络防护体系，打造网络安全的铜墙铁壁。 徐龙分析说，在云计算时代，云信息浩瀚无际，传统的安全体系已无法胜任“云时代”的信息安全要求，必须因时制宜建立“云安全”网络防护体系。他具体介绍说，在由政府，企业和全体公民共同构建的“云安全”网络防护体系中，网络安全问题不再仅仅依靠某个单位或个人，而是依靠无处不在的、庞大细密的网络服务，实时对网络安全问题进行采集、分析和处理。“云安全”网络参与者越多，整个网络就会更安全，每个参与者也就越安全。 7．全国人大代表吕新萍是来自宁夏基层的中学教师，对于网络淫秽色情信息肆意传播给青少年带来的危害，她深感担忧。“现在不少中小学生躲在被窝里用手机上网浏览黄色页面，白天上课就打瞌睡。依靠学校和家庭来控制未成年人不看黄色网页难以实现，必须加强网络监管。从源头上切除‘毒瘤’。” 事实上，网络上远不止淫秽色情信息这个“毒瘤”需要切除。虚假信息、黑客攻击、网络暴力……层出不穷的难题，都是对中国正处于探索阶段的网络监管的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郭国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通过网络、手机等手段传播虚假、“有色”信息，混淆视听，会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的根本利益出发，国家对网络的适当管理是合法的、合理的、必要的。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郭国庆说，有观点认为，政府对网络的监管是一种对自由的干涉。但即便是在欧美国家，也同样存在对网络的监管，并不是各种网络信息都可以放任自流。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说，依法管理互联网是国际通行做法，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网络自由的边显是法律，网络空间的任何活动，都要受制于法律的约束。”“中国对互联网监管手段的探索还处于初级阶段，监管的手段和对象，都是必须首先要考虑清楚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说。管理的目的不是将中国封闭起来，因而在监管手段上必须符合现代信息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规律，必须与现代科技发展水平相适应。 事实上，中国政府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窒网络局副局长、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主任刘正荣说。政府在监管过程中注意不断创新和汲取他国成功经验，近年来更是发挥了行业自律和公众监督的重要作用。 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指出，网络监管要拿捏好监管的尺度，让网络成为理性而负责任的言论表达平台。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目前的网络监管措施仍有值得完善的地方。郭国庆指出，政府现有的管理方式存在不足，应该发动社会力量，在监管方面形成合力；同时建立激励机制，比如鼓励网民为网站打分，按照网民对网站的评价高低对网站进行奖励或者惩罚，形成互动，才能遏制住网络不良之风。 “只是政府单方面的行动，很难有效制止网络低俗之风和不法行为。”郭国庆说。 8．(《检察日报》2010年3月7日)“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比较活跃，一些事件经互联网的放大，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从而影响社会；如果引导不善，负面的网络舆情将对社会公共安全形成较大威胁。”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委员、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施杰建议，为减少摩擦、缓和矛盾、降低执政风险，当务之急需建立并完善社会舆情管理机制。 “网络和现实社会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前认为网络只是个虚拟世界，离现实社会很远，现在看来，两者密不可分。”以今年年初出现在山西的地震谣言为例，施杰说，“起初，只是有人在互联网上发了一个谣言帖，经过网络传播后，事件迅速升格，导致太原、晋城几个城市出现恐慌，严重影响到了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 施杰还注意到，当前对于网络的监管是“政出多门”，公安、出版、工信等部门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涉及网络监管，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统领网络管理。“一旦有网络舆论危机事件出现，到底归谁管，该怎么管理，现在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职责规定。”施杰说。 为了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和应对，施杰建议，应当建立专门的政府舆情汇集机构，通过在政府内部设置专门的舆情汇集机构，来负责社会舆情的汇集工作，并制定精细的工作规范，明确权责。一般情况下，舆情的汇集都由这个专门部门负责汇总，独立运作，在遇到大型或者疑难社会事件，需要多部门统筹协调时，由相应部门提供协助。 施杰认为：“建立健全舆情管理机制。有利于国家管理者及时引导和调节公众认识，使舆情朝着有利于大局、有利于和谐的方向发展。” 9．互联网不加管理的话，必然产生大量不良信息。但互联网又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行业，如何在监管和创新中取得平衡? “一些互联网的创新与现有监管模式的矛盾在全国解决起来不容易，但深圳作为特区，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 2010年3月28日，新浪网创始人、现任点击科技CEO的王志东在2010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上语出惊人。金沙江创业投资董事总经理丁健更是大胆建议．尝试将深圳作为互联网监管特区，比如在深圳完全放开监管，看看在更加自由的环境里，互联网如何发展，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互联网的监管方式。 在峰会上百度CEO李彦宏和腾讯CEO马化腾的对话环节中，两位CEO虽然对有关部门加大互联网管理力度表示理解，但同时也委婉地表示，要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李彦宏坦言：“过去发展得不错是因为政府干预较少。”马化腾则称，“在某些领域，比如网络游戏行业，各部门的 职责就没有讲得太清楚，我们也很困惑，监管更加明确的话会更好一些。互联网不加管理的话会有很多不良信息，但是监管的方法有很多，需要找到平衡点。”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一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也对互联网监管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富源集团董事长缪寿良建议，应当把互联网管理监督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制定一部《互联网监督管理法》，从法律上规范网络设立、经营、管理、监督各方面的责任。 “腾讯支持渐进的、可持续的监管方式，不是就事论事只讲利弊这么简单。”马化腾透露。一直跟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看是否能够把跟互联网有关的各部委职能抽调出来，专门统一成立一个协调局或者协调部门，这样能提高管理的效率。 10．互联网上的信息发布往往不像传统媒体那样程序严格、内容严谨，有些违反法律、有伤风化的信息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危及国家安全。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管理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相关法律，以控制违法内容和不道德内容在网络上的传播，由此便形成了网络审查制度。 网络审查，即网络内容审查，指对互联网承载和传播的内容进行审查，对部分内容进行监控、过滤、删除、屏蔽或关闭。目前世界上约有20多个国家实行了互联网审查制度，并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考虑启用网络审查制度。 一些国家主要就危害国家安全和稳定的恐怖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儿童保护和网络色情等民众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作为互联网内容审查的切入点。比如，美国于“9?11”事件后颁布的《爱国法》以及布什总统签署的《国土安全法》都包含有监控互联网的相关条款，并授权政府或执法机构监控和屏蔽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互联网内容。 德国政府机构对网络信息进行24小时跟踪、监控和分析。并成立了“网上巡警”调查机构。德国法律也明确规定网吧过滤包含极端言行、纳粹主义、恐怖主义、种族歧视、暴力以及色情，尤其是儿童色情等内容的非法网页。 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来依据其网络安全计划打造了一个网络过滤器，黑名单包含“不适合儿童”和“违法内容”两种信息。为的是屏蔽一切澳政府认为有争议的或有损国家安全的网页。 新加坡的《互联网运行准则》具体界定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内容提供商不得传播的“违禁内容”，这些被禁止的内容包括违反公众利益、社会道德、公共秩序、社会安全、国家安定，或其他被新加坡适用法律禁止的内容。 鉴于互联网传播有害信息的负面作用日益凸显，甚至成为各国互相渗透的重要工具，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网络审查的行列中，积极寻求对策改善或解决这些令互联网备受指责的焦点问题。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世间事，做于细，成于严，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一切何必当真的观念，一切干一下得了的想法，一切得过且过的心态，都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百害而无一利的，都是万万要不得的!总书记引用“不矜细行，终累大德”，要求各级干部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努力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2．临近春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年味浓浓，腊月二十七，村民徐学海家的炕桌上，一个个刚炸好的金黄色年糕还冒着热气，53岁的徐学海指着盘子里的年糕招呼着上门的记者：“尝一个吗?这可是总书记在咱家炸的年糕!” 就在一个多小时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学海家的厨房里与一家人一起炸年糕。“当时屋子里油烟味呛得很，总书记也不在意，他这么忙还惦记着我们啊!”回想起那时的情景，徐学海激动不已。 中午时分，徐海成家的小院里格外热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习近平总书记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一笔一笔计算收支账、规划建设美丽乡村的事儿。 徐海成的妻子裴秀苹跟一群乡亲围在一起，仔细地看德胜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图。“刚刚总书记在俺家座谈的时候就看了这个图，以后咱们村可要大变样了。”裴秀苹骄傲地说。 徐海成家是总书记在德胜村的最后一站。客厅的茶几上，摆放着用来招待客人的江米条和炸麻花，屋外的阳光透过鲜艳的窗花在雪白的墙壁上投射出斑斓的剪影，红红的中国结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充满了节日的喜庆。 就在这个局促的小客厅里，习近平总书记和徐海成一家四口，还有几位村代表、基层干部，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总书记给我家算账啊，一笔一笔，算的可清楚了。”徐海成告诉记者，总书记拿着他家的收支单，算完收入算支出，还问他们日常开支怎么没有列入其中，问得特别细。 “家里有多少亩地，种些什么，收成怎么样”“马铃薯原种育种这一项有希望做大吗”“孩子上大学有没有领取助学金”……唠的是家常，问的是小事，心里想的却是扶贫攻坚一项项细致的工作、具体的任务。 座谈会上，总书记详细地询问了当地经济作物种植情况，当得知当地村民很多在种马铃薯原种时，他对原种和成品的价格十分关心，并鼓励大家要做大做强马铃薯产业。 “总书记说，要让乡亲们过上越来越好的日子。有他这句话，咱农民还有啥不踏实的。今年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徐海成笑着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这句话让在座的干部感到“压力不小，但是干劲儿更足”。 总书记强调，脱贫是全国小康的底线工作，各级干部特别是作为脱贫攻坚责任人的“第一书记”，要扑下身子真扶贫，成为带领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心骨! 3．黄石市老鹳庙社区一年就创造出了2.3亿元的社会总产值，远近闻名。刘伦堂生前长期担任老鹳庙社区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很多人会以为，刘书记家里的经济条件肯定也不会差。可是74岁的老支书去世时，他的儿子在他的银行卡上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 刘伦堂的大儿子刘文兵告诉记者：“这两张卡是父亲交给我的，一张是他的工资卡，我后来到银行查了一下，剩下3600块钱，另一张只剩下9毛6了。” 刘文兵说，前些年，老爸补交了5万多元的养老保险。这次得病又花了3万多元，这些他大概知道，可忙活了一辈子的老人，最后一共就剩下这点钱，多少还是让他有些吃惊。不过儿媳江四兰对公公的穷就没那么意外，因为类似的体验十多年前她就有过。当时婆婆刚去世不久，刘伦堂提出和两个儿子分家，别人分家都是分家产，可刚过门一年的江四兰万万没想到，这个村支书公公分给他们的，却是5000元的债务。 在刘伦堂的卧室，记者看到了一张桌子，常用的地方油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听说还是当年他亲手做的，刘文兵说，大概从他记事的时候，这个桌子他就在用了。 上世纪80年代，人均耕地不到3分的老鹳庙村还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头脑活泛的刘伦堂带头创办了当时市里的第一个村属企业——老鹳庙水泥厂，每年能为村里带来10多万元收入。作为改革能人，刘伦堂后来被调到乡里的重点企业担任总经理。没想到几年后，村里的水泥厂因为管理不善停了产，还负债累累，刘伦堂又被紧急调回村里“救火”，担任村支书。被大伙儿寄予厚望的刘伦堂还真不含糊，他带头筹钱，回来13天后，水泥厂就又重新点起了火，而为了跑销路，这个新支书更是亲自上阵。 凭着自己的头脑和一股子干劲儿，刘伦堂第二年就让水泥厂起死回生，随后，他又办起了建材厂、碎石厂等企业，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了可以领工资的工人。进入新世纪，老鹳庙由村改为社区。原来的企业污染环境，发展遇到新瓶颈，刘伦堂带头关停了“五小”企业，并引进了一批生态友好型企业，2013年年末，老鹳庙社区实现社会总产值2.3亿元，在所在的下陆区考核中位居全区27个社区之首，刘伦堂的能人形象在大伙儿心里也越发深刻。 不过，这个老支书还有个“不能”也让人印象深刻。近十年来，村里大大小小的工程有不少，可要是社区干部或他自己的亲戚朋友想走后门揽工程，刘伦堂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不能”。 刘伦堂的大哥刘伦华生活一直挺困难，搞建筑的他曾找过弟弟，希望能安排点工程给他，却全被拒绝了。曾经打工供弟弟读书的刘伦华气得骂他是白眼狼，十年没有理他，刘伦华说：“当时我恨他，这还叫兄弟吗?我叫他铁包公。” 老鹳庙人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提起今天的日子，乡亲们都忘不了老支书，老鹳庙社区居民江文胜告诉记者：“我承包荒山到现在发展到这个规模，不管是遇到什么困难，我从来没有去找过书记，都是他经常到我这里来，问我有什么困难，或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他主动帮我解决掉。” 刘伦堂给老鹳庙、给老百姓干了二十年，如果不是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还想继续干下去。即使不当领导，只做普通的义工，他也愿意，因为他离不开老百姓、放不开他开创的事业。他的心，老鹳庙的百姓最了解，所以老百姓会在心里记住他、念着他。 4．现在在大多数地方大家办个事、交个费，都很方便。可是在某些偏远地区却不成。比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方圆800里分布着3000多个山头，不少农民从村里到县里，坐车得走六七个小时。“办事难”简直就是山里人的“心头怕”。 向永浩是巴东县沿渡河镇界河村村民，过去他帮同乡张志国办户口迁移，一说起那次办事的过程，向永浩就用“跑断腿”来形容。 向永浩说，从村里到县城以前没通车的时候全靠腿走，早上7点出发，傍晚5点多才能到，后来通车了，单程也要三五个小时。向永浩第一次进县城，就被告知需返回村里重新准备资料，因为政策规定户口迁移可以随父母，但是不能随兄弟。一个月以后向永浩第二次进县城，这次材料准备对了，但是张志国的人名被迁出地派出所打错了一个字。一字之差，向永浩又白跑了140公里的冤枉路。向永浩第三次进县城，这一次他依然是无功而返。但这次无功而返的理由，向永浩感到很无奈，因为州庆放假。 向永浩第四次进县城，要找房管局开证明。到处找不到房管局，等他找到的时候，才发现房管局没有了，因机构改革和职能合并，已经更名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好不容易搞清楚了状况，但办事人员已经下班了。坐在县城的高楼大厦间，向永浩看着手中的材料有苦说不出。于是三个多月后，向永浩不得不第五次进县城。这次总算是把事办成了，但好几个部门的字签下来，又赶上下班时间了，批文当天取不了。 向永浩5次进县城，2次夜宿旅馆，往返700多公里山路，花费500多块钱。一个户口迁移从开始办到办结，历时8个月零28天。像向永浩这样办个事、跑断腿的经历，很多山区老百姓都遇到过。很多简单事儿，在大山里却成了村民生活中的“拦路虎”。交个电费要跑几十公里山路；领55块钱的养老金要花60块钱的路费；手机充个值，要求爷爷告奶奶地请人代办。 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向永浩的嫂子去世，需办理死亡注销和领取新农保发放的安葬费，哥哥找到他帮助办理，以往这一套手续要村里、镇里、县里来来回回跑若干趟，不跑个几百公里是不可能办成的。然而，县里在129个村进行试点，建立“农民办事不出村”大厅。向永浩所在村的办事大厅就离他家不到200米，于是向永浩决定试一下，结果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好了。 山里人除了办证盖章以外，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事急需就近办理。比如说新农保支取、手机充值等，现在这些以前办起来不简单的小事，都可以不出村就能办了。 在“农民办事不出村”的事项目录中，记者看到老百姓最经常需要办证盖章的事宜都在其中，共有57项。 村民动嘴，数据跑腿。村民只要动动嘴，签个字，事情申办表、所需的证件等就第一时间通过互联网传送到镇、县等相关审批部门。审批下来，村干部代取。 农民办事不出村让山里人办事不跑路了，不花钱了，不受气了，不受累了，也让干部办事不敢乱来了，过去干部为群众办事，能不能办干部一人说了算，群众看不到也监督不到，现在通过网上办理、痕迹管理，能不能办、什么时候办好、办得是否合乎规范，一目了然。纪委等专门的监督部门，随时监看所有的办件时间节点和每一步的操作。这有效防止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和“吃拿卡要”等现象。 5．江西余干县城区居住人口18万，其中近3万人聚居生活在连片危旧房、“城中村”的棚户区里，余干三中、实验小学也在其中，巷道逼仄狭小的老街区，污水横流、安全隐患突出，居民苦不堪言。 有人说，改造棚户区，在余干就是个“火药桶”，不可能成功平稳拆迁。怎么办?是让大家住在棚户区的危旧房里“奔小康”，还是顶着压力干可能“费力不讨好”的事? 余干县委、县政府决定：还是要干，但不能蛮干。 让群众自己去看“棚改好不好”，让群众来做群众的工作。百闻不如一见，余干先后组织了300多名棚户区的群众代表到南昌市参观学习，让他们亲身去体验棚改带来的好处。县里制作了专题电视宣传片和新规划展示，在电视台和城区广场滚动播放，让群众直观感受棚改带来的新变化。通过看棚改，群众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希望、坚定了信心，代表们还像种子一样，说服、鼓动身边更多的人支持棚改。 组织两支调研工作组，深入到片区进行调研，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走遍片区内居民家，听取他们关于棚改的议论和心声，有95%以上的群众强烈要求政府推进棚改，为县委、县政府下决心实施棚改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群众是棚改中的主体，棚改房屋怎样拆，拆后群众怎样安置、怎样规划建设等问题，都要充分尊重群众的意见，把民意民智纳入方案中，始终让群众“唱主角”。 棚改房屋征迁工作的核心，是利益分配的调整，影响群众棚改利益的环节较多，其中评估机构的选定是较为重要的一环。为了尽可能减少评估对群众利益的影响，余干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严格筛选出资质过硬、口碑较好的4家评估公司入围，最后交由片区内的群众投票选择，既打消了群众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疑虑，又增进了群众对棚改工作的信任和支持。 棚改征迁补偿工作方案是“牛鼻子”，方案合不合理，群众能不能接受，关系到整个棚改工作的成败。 棚改到底怎么弄，好不好，群众算一算就知道。引导群众算好经济账、家庭账、健康账、子孙账这“四本账”，政府让利于民，群众的利益不仅不会受损，还可依法获得更多资产增值及收益；可以改善居住条件，远离恶劣的居住环境，更好地促进人的身心健康。群众把账算清了，心中的担忧和疑虑自然会逐渐消除。 话好说，事难做。任何一户棚改家庭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余干挑选400余名长期在基层工作、有着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组成54个群众工作组，深入到棚户区做群众工作。 “韧劲、拼劲和钻劲必不可少”，康山乡民政所所长袁义胜深有感触。群众工作组不怕磨破嘴，一遍又一遍地宣传解释；不怕跑断腿，一趟又一趟地来回折返；不怕吃闭门羹，一次又一次地周旋蹲守；不怕丢面子，一回又一回地忍气吞声。平均每户登门20次以上，多者近百次，仍执着坚持，从不松劲，毫不气馁。 余干县把棚改过程当做社会矛盾大排查大化解的过程，依法、依规、依俗妥善化解处置了1000多个矛盾纠纷，为房屋征迁铺平了道路。 6．刚开春，农民们正在为春耕生产进行准备，这其中就包括了农田水利建设。“水利兴，农业丰”，国家为完善农田水利投下了不少钱，农民为兴修水利出了不少力。可是清河县的一些水利设施，建成三年却用不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记者查询了清河县有关“小农水”的地方新闻以及水务局官方网站。该县通过竞标申报，成功列入国家小农水项目建设重点县，此后三年，国家相继投入专项资金5750万元用于小农水工程建设，是一项切切实实的惠民工程。 记者走访了该县两个乡镇的五六个村子，村民都表示这小农水工程不能使用或者用不上。为什么一项深受群众欢迎的惠民工程，却在长达三年多时间里用不上呢? 通常农民在整理土地的时候，都会有意识地把土地顺着田垄整理成一头高一头低，高处叫地头，这样只要在地头放水，水往低处流，就可以把一垅地浇完。可现在不少出水口都设在低洼处，也就是地尾，即便放出水，也不可能流到几十米外的高处去。 村民说，当初在修这个工程具体布局的时候，并没有征询村民的意见。走在田间，记者看到有不少出水口的水泥墩子出现了倾斜，或者干脆倒伏在地里，这使得阀门的手柄无法安装，另外出水口歪了以后这个水管也不可能再流出水来。 如果仅仅是这些原因导致工程不能使用，还可以凭借修缮来恢复使用，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却是难以修复的。村民向记者展示，地下埋的管子很脆，用手就能掰断。 这样的管道能否承受来自水的压力，地下管道质量是否达标，不好断言。可是这地下管路不通，原因却是多方面的。村民说，这沟渠里的水是引来的河水，过去有2米多深，上游来水，沟渠蓄水量很足，可以满足灌溉，而现在沟渠里都是淤泥，存不住水，就算小农水工程能使用，也无水可用；而且这小农水的抽水管道都直接伸在沟渠里，一抽水，把淤泥也抽入管道，自然会出现堵塞，而地下管道一旦堵塞，都不知道该从哪里疏通，所以修这样的工程，清淤是前提。 该修的地方没修，不该修的地方，却修了不少。出水口要设计在地头，才能发挥作用，可是一些出水口，既不在地头，也不在地尾，偏偏设计在路边。村民们表示，这是应付领导检查。 村民们说，这些泵房刚建成的时候，本来是青砖水泥，这三年来一直不能使用，去年却被刷上了崭新的黄颜色，以更漂亮的姿态，矗立在田间地头。走在两个乡镇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粉刷一新的小农水工程，这里面有多少可以使用，有多少至今都没有用过，我们不了解具体的数字，但记者走访了6个村，村民们都表示没有用过。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个体单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家庭数目急剧增加，家庭规模日趋缩小，离婚率普遍上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的家庭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家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需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 1989年12月，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主题为“家庭：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联合国有关机构确定以屋顶盖心的图案作为“国际家庭年”的标志，昭示人们用生命和爱心去建立温暖的家庭。 1993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宣布，从1994年起将每年的5月15日定为国际家庭日，目的是提高各国政府、决策者和公众对家庭问题的认识，促进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的健康发展。 2014年5月15日是第21个国际家庭日。联合国将今年国际家庭日的主题确定为“家庭事关发展目标的实现；国际家庭年20周年”。中国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人人健康，家家幸福”。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4年国际家庭日致辞中指出，家庭为成员提供经济和情感依托，将成员培养成有生产能力和爱心并致力于公益的公民。不论何种形式的家庭，只要关系稳固、运作良好，都有助于减少贫穷，增进母亲健康，促进性别平等，维护人权。 2．外媒称，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描写了当时的一个典型的中国家庭：庞大、多代、团结。但在现代中国，这个形象正迅速成为古董。 2014年5月1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首个《申歌庭发展报告》，对中国家庭60多年来变迁的特点和趋势作出系统分析。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5月20日报道，《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是官方首次公开发布的中国家庭结构研究报告，其中描绘的画面可能会让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感到担忧。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每个家庭户有5．3人以上。但报告显示，这个数字到1 990年缩减到3．96人，到201 2年缩减到3．02人。自2000年以来，出生率下降不再是家庭规模缩小的主要推动力，人口流动和社会道德观念的变化起着更大作用。近年来，由夫妇二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比重大幅提高，占全国家庭的比例提高了2倍。这主要是由于中老年夫妇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同住，以及更多的年轻夫妇选择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等原因。 现在，中国1．6亿个家庭户即全国总数的40％只有一两个人。报告称，在2000年到2010年城镇化突飞猛进的十年间，单亲家庭户数量增加了一倍，由两个人组成的家庭增加了68％。单人家庭数量增长主要是由于30岁以上大龄未婚人口增长、离婚率提高和丧偶独居老人数增长。2010年30岁以上未婚人口中有43．2%是独居，这个比例在城市中为45．4%。大龄未婚独居家庭增多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自我实现需求的发展以及职业竞争的加剧，使得一些人不得不推迟结婚年龄；另一方面是由于一些人没有找到结婚对象；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生活方式、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主动选择了单身生活。此外，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中有四成以上是单人家庭为主。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共有家庭4．3亿户左右。目前，中国有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已超过8800万户，占全国家庭户的比重超过20％。根据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显示，201 3年全国失能老年人数达3750万，预计201 5年失能老年人数将超过4000万。报道称，几千年来，中国老年人与子女和孙辈同住，但这个习俗也迅速改变，因为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去追寻教育或就业机会。报告称，中国90%的老年人住在家里而不是养老院。但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往往选择与他们分开住，或无法与他们同住。农村地区的这个问题尤为突出：数以百万计的青壮年劳动力进了工厂和建筑工地，而农村社会保障和医疗资源相对较稀缺，致使许多老年人独自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报告援引另一份研究结果称，2013年，中国有3750万老年人的生活不能自理，约四分之一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根据卫计委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中国80％的家庭户表示，他们为赡养老年亲属感到发愁。 随着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和高龄老年人数量的增长，尤其是当老年人丧偶或失能之后，对家庭照料的需求迅速增长；紧张的工作节奏使青年父母无暇照顾幼子。于是，本来各自独立的两个家庭合二为一，住在一个屋檐下。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直系家庭在家庭类型排序上长期处于第二位。直系家庭占全部家庭的比重，在2000年之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几乎没有变化。但是，2000年之后，这种稳定局面开始被打破。2010年直系家庭总数为9240万户，比2000年增加了25%，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从21％提高到23％。未来一个时期，直系家庭的数量和比重都将出现更为显著的增长。 此外，从研究结果来看，一对夫妻加上孩子的核心家庭数量锐减，而丁克家庭的数量上升，但报告没有给出具体数字。 3．家庭幸福是衡量国民幸福的重要指标，家庭需求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为了解中国家庭发展状况，家庭成员的情绪和需求取向，2011年6月一11月，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人口网和中国生殖健康网进行首次“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网络调查”。 调查显示，影响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按相对作用大小依次排列为：身心健康、与父母的关系、与邻居的关系和家庭经济状况。 身心健康的人幸福感高。按身体健康状况自评分不同选项，有49．8％的受访者选择“健康状况良好”；按“过去一周心理状态”的不同选项，受访者选择“非常开心”“比较开心”和“一般”的为89．3％，选择“不太开心”和“很不开心”的占10．7％。调查同时显示，身心健康与受访者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呈同向上升趋势，身心健康状况越好，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越高。 中等收入者的幸福感高。按幸福感自评分由0一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中等收入者对幸福感的自评分最高，平均7．5分；其次是高收入者，平均7．1分；低收入者平均6．3分。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低于中等收入人群，表明幸福感并非随收入增加而升高，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收入继续增加给人们带来的幸福感趋于弱化，追求更高收入意味着要承受更大压力和挑战。从与父母的关系看，按幸福感自评分0～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与父母关系“很和谐”的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7．9分；“比较和谐”的平均7．3分；“关系一般”的平均5．4分；“不和谐”和“很不和谐”的平均4．5分。与父母关系“很和谐”和“比较和谐”的占受访者总数的85．1％。 从与子女的关系看，按幸福感自评分0一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与子女关系“非常好”的，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7．5分；“比较好”的平均7．1分；“关系一般”和“不好”的平均5．2分。受访者的幸福感和与子女交流的时间有高度关联性。每天和孩子交流时间超过2小时的，幸福感平均7．6分；交流时间1—2小时的，平均7．1分；交流时间半小时的，平均6．6分；几乎没有交流的，平均5．8分。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在部分城市开展的《青少年健康人格状况调查》表明，有超过60％的初中生与父母吵过架；有75％的高中生与父母交流有障碍。 从与邻居关系看，按幸福感自评分0—10分选项，受访者中与邻居相处“非常融洽”的幸福感得分最高，平均7．8分；“比较融洽”的，平均7．4分；“很少来往”的，平均6．3分；“从不来往”的，平均5．8分。 调查显示，受访者对“您的家庭需要哪些帮助”的回答，按需求量大小依次为：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咨询，占受访者总数的52．2％；婚姻与家庭关系指导，占43．4％；婴幼儿托管服务，占28．3％；文化生活，占25．8％；住房问题，占25．1%；老人的赡养和护理，占23．5％；社区医疗，占20．4％；心理咨询，占18．3 %；就业问题，占17．8%；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占7．7％；其他，占7．5％。从认为不幸福的受访者主观感受分析，急需获得的前三项帮助是：如何缓解婆媳翁婿关系、如何改善夫妻沟通、如何缓解工作压力。 调查表明，受访者的家庭需求呈现出由基本生存和物质的需要，向归属感、安全感、心理健康等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转变的趋势。渴望拥有健康的身心，与父母、配偶、子女和邻居建立融洽关系，缓解工作和生活压力，成为我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过程中，众多家庭成员的主要诉求。 4．国家卫计委家庭发展司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于国际家庭日发布的《中国家庭幸福发展二期研究报告》印证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排在前列的家庭幸福因素均为“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儿女懂事”“长辈通情达理”“生活有保障”以及“家人团聚的时间多”。此课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于2014年2月至3月开展。课题组在全国东中西部随机抽取了10个城市，共访问了10299个家庭的29882名成员。 调查显示，在19个备选项里，近五成家庭把“夫妻和睦”选作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一位因素，另有近二成家庭把“夫妻和睦”列在第二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发展学院Z院长指出，在我国现阶段，家庭关系软环境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在众多家庭关系中，最受重视的是夫妻关系，其次是与子女的关系。被调查家庭对“夫妻和睦”的重视程度是其他各选项无法匹敌的。 在排名前五的家庭幸福感影响因素中，“家人身体健康”是占比最高的一项。家人健康不仅是自古以来国人最平凡、最持久的夙愿，也是当今家庭幸福的刚性需求。 调查显示，在我国4亿多家庭中，家庭主要成员里有残疾人、家族遗传病或重大疾病患者的占3．8％，这些家庭的幸福感低于一般家庭。 Z院长说，在快节奏、高风险、大压力的现代社会，健康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难得。“看病贵”“看病难”“因病致贫”等现实问题，也使得“家人身体健康”成为家庭生活较为富足、有所保障的重要条件。 调查中涉及家庭生活经济方面的选项，包括“有房”“有车”“收入高”“生活有保障”“家里有权势”等。其中，“生活有保障”被选人前五位重要因素的比例最高。有12．9％的家庭将“生活有保障”列为第五，有10．7％的家庭将其列为第四，9．6％的家庭列为第三。 Z院长说，家庭日常生活稳定有保障的确对家庭幸福有较大影响，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并非影响家庭幸福的首要因素。家庭幸福还需要富足的精神生活、和谐的家庭关系等。 在19个备选项里，“孩子有出息”“有知心朋友”“邻里关系好”“有房有车”“人脉广泛”等因素均未挤人前三选项，而“家人团聚时间多”却跻身第五位因素，获得10．6％的支持率。 Z院长说，现代社会“人在他乡”成为常态。能有更多机会同家人共享其乐融融、温暖朴素的家庭氛围，已成为不能忽视的家庭幸福诉求。尤其是流动人口家庭分离问题亟待解决，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化、市民化迫在眉睫。 中国正加速进人老龄化时代，养老保障成为城乡共同困扰。调查显示，无论城乡，对养老问题感到担忧的家庭占80％以上。其中，农村家庭高达81．25％。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对养老保障不满意。 Z院长说，老有所养是家庭幸福的基本条件。必须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体制，加强养老机构建设，扩大养老保障举措覆盖范围，强化养老服务体系支撑能力。 5．“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我们分析成功人士的经验之道——自立、拼搏、刻苦、仁义、助人、涵养等，常常可以从他们的家庭环境中寻求到基本来源、基本点。一方面，任何一个人都在一个具体的家庭里成长和成熟，一个人的人格形成与他所处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凡事要有“风”和“规”，一个家庭，如果没有正确的良好的风气和规矩，如果长幼无序，吊儿郎当，任意随便，既不守国法，又不重道德，甚至人际关系很紧张，怄气打架，家庭暴力，不一而足，那么，也就谈不上家庭关系的和谐与正常维持。 家风，又指门风，是一家或一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南宋词人辛弃疾在诗词写道：“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而著名作家老舍先生也曾经这样写道：“我真正的老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家庭教给人生第一课，树立好家风，代代都受益。 央视新春走基层特别节目“家风是什么”在马年春节期间引发热议，带给我们一些人生的思考。以下为节目中采访对象的观点摘录： 成都火锅店顾客：我们家有一个传统，这一碗饭，吃着只要剩一粒米，不行，这是不可以的。面摊老板：朴实一点，厚道一点，做人要实在一些，天上不会掉馅饼砸到我头上的。 南京旅客：我奶奶是精神病患者，有时候发病，还拽我妈头发什么的。但是我妈对我奶奶从来都没有放弃。现在我奶奶精神病好了。脑袋里对家认识很深刻的人，你才能走得远，能走得远才能干出大事儿，这是我妈对我的教导。 重庆老大爷：不准喝酒，不准回家太晚，不准在外头熬夜，还有一个不能欺负妻子，不能打小孩，我们每一天都在记录，开支用了多少，有一个本本都记了很厚了。“火巴耳朵”，重庆男人都是“火巴耳朵”，就是说不能在外头乱来，工资卡全部交给老婆，我们就是，这种也是家规噻。 “富二代”创业青年：从小就听他们的故事，现在也懂得一个道理，总结起来，可能家风也就这么几个字——不啃老，不坑爹。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家风是什么”这个节目海采采了很多年轻人，他们讲，爸爸说不能坑人、不能骗人，宁愿自己吃一点亏，说明传统文化的根还在百姓心里。关键是怎么把传统文化在人们血液里的正能量发挥出来，由家庭带到社会，由社会变成一个美好的东西再回到家庭。 台湾企业家黄梅邺：家里人都很喜欢穿马褂，女士都爱穿旗袍，这是我们传统的服装。父亲崇信儒家思想，正式场合往往被要求正装，这样的 着在任何一个国度里都被接受为正装。父母常说一句话，我们不做我们不要孩子做的事。家风是无形的。 开国元勋任弼时次女任远征：我14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10岁时第一次见他。我跟着一个姓陈的叔叔到仓库里去，看到了一个本，觉得真漂亮，那叔叔看我喜欢就送给我了。我爸让我立刻送了回去。回来之后，父亲教育我说，你不能特殊，不能因为你爸是谁你就特殊，这句话我记一辈子，后来我也就没特殊过。 作家莫言：过去给儿子找媳妇，给女儿找婆家的时候，都会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家风，家风好代表这个家庭出生的人人品好，受的教育好。我想，我们中国大多数的家庭实际上是受中国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也就是勤俭、节约、好学、上进……这些构成了家风的基本内容，家风也是在与时俱进，更加开放、自由、健康、向上。我们家的家风和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家风差不多，我们家最主要的就是重视学习，重视文化，就是说勤学上进，与人为善。 6．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关于治家的内容，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提倡家庭要“积善”。明代曾经有《朱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虽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许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家风"讨论仍然有积极的启示意义。例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朱子治家格言》还涉及了家与国的关系：“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今天的时代当然远非明代所能够比拟，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的许多“老规矩’’也必然地被历史所淘汰了，比如“父母在不远游”“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之类，都应当被抛弃了，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不应该从传统文化中去认真借鉴“好东西”。 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大发展，许多新东西出来了，比如“官二代”“富二代”，近年又出来“拆二代”。从家庭关系这个视角看问题，所谓“官二代”“富二代”“拆二代”，相当程度上都不是年轻人自己人生努力的结果，而是对祖宗、父母的“天然继承”。正因为“财富和幸福来得太过容易”，这些年轻人最容易堕入骄奢淫逸，无所作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也最容易失去道德荣誉感和奋斗精神，如果加上有的家庭的“家风”“家规”本来就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年轻人们就很可能成为类似旧时代的“纨绔子弟”和“恶少”类人物。 家庭连着地方、社会和国家，所谓“家门不幸出孽子”，必然祸害社会，成为家庭、地方、社会的破坏因素。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家风”“家规”的现实和长久意义之一。好的“家风”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养成的，它需要长期的“润物细无声”。对于青少年来讲，要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自我修炼。从这个意义上讲，上一代、老一辈，就应当起到一个正面影响的、潜移默化的引领作用。 7．日前，在“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和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联合召开“庆祝国际家庭年20周年座谈会”。如何在当下这样一个风险社会制定出合宜的家庭公共政策，引发与会者的热议。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X指出，虽然当前各级政府已采取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困难家庭医疗保险(放心保)、廉租房、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政策措施，但大多数是针对低收人家庭的应急救济。X认为，风险社会呼唤政府和社会改变既有的家庭政策设计理念：未来应在强调家庭责任的同时，更重视对家庭的全面支持，应依据不同生命周期家庭的需求进行早期干预和支持、保护，帮助家庭提升能力以有效地履行责任；家庭政策不能局限于缺陷修补，而应以支持和满足家庭及其成员的发展为出发点，不仅要提供应急救济，更要重视预防性和支持性的帮助。 附：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行走在持续数月未下雨的西南大地上，植被干枯，石头裸露，不见初春时节的春意盎然；成片发黄干枯的庄稼让人愁眉不展；一个山间地下水出水口，成排空水桶在等候，几公里、十几公里，再远的路，村民想方设法人挑马驮把水弄回家。水库龟裂、河水断流、农田板结、水井干涸……2009年入秋以来，我国西南等部分地区降水较少，气温偏高，出现持续干旱。近期，旱情仍呈发展态势，包括云南、广西、贵州、重庆、四川在内的西南地区遭遇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截至今年3月18日统计，上述五个省区市，受旱耕地面积达8368万亩，占全国受旱面积的86％。记者近日深入贵州、重庆、广西、云南等受灾一线调研采访，了解到水利工程在此次大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次旱情也暴露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长年存在的问题。广西百色市田阳县惠洞灌区是一个中型灌区．设计灌溉能力1万亩，修建于上世纪60年代。干渠长42公里。由于年久失修，渠道破损、淤积、渗漏严重。“水头渠道还是满的，到水尾基本上都没水了。”广西田阳县水利局副局长赵传贵说，由于渠道失修，目前的灌溉能力只有3000亩左右。要恢复到设计的灌溉能力，需要投入3400万元。目前，由于无法灌溉，水稻尚能勉强种植，种植秋冬菜就没有办法了。赵传贵告诉记者，若灌溉能力好，种植秋冬菜每年每亩至少增加3000元收人。田阳县那音灌区也是类似的情况，设计灌溉能力3．9万亩的这个灌区，正常年份只能灌溉不到2万亩。在重庆武陵山区采访时．武隆县中鱼村村支书杨德昌对记者说，该村在上世纪90年代还有2000多亩水田，占耕地面积的1／3左右。在喀斯特地貌区，水田得以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水利设施的灌溉。中鱼村民曾在1972年引乌江支流老盘河水建成“洪江大堰”，使村里几千亩土地得以灌溉。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洪江大堰”供水渠道堵塞，无人管护，也没钱维修，最终被荒弃，2000多亩在旱时可以作为饮用水源的水田也成了旱地。失去了功效。在云南，受访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农村多为山区、半山区，很多地方居民分散居住，管网建设工程的成本相对内地或部分西部地区都要高。而云南省正常年份的降水很充沛．一般依靠坝塘、水窖就能解决生产生活用水，因此非干旱年份人们对云南水利设施的短板普遍重视不足：同时，云南山区绝大多数水利工程都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早已年久失修，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长，这些工程的功能和蓄水量已无法满足需求，很多老化失修的水利设施不堪重负，大型灌区工程设施、中小型灌区工程设施的完好率也严重偏低。许多泵站的灌排水能力达不到设计标准。 2．2月23日，当江苏盐城水污染案宣布告破的新闻报出，人们在真相大白的欢喜后更多的是一声叹息。原来，引起一个城市数十万居民断水的污染源，竟然是30吨工业废水，肇事者竟然是当地一家标兵企业——盐城市标新化工厂。十八年历史，年年受市县奖励表彰，连续多年被评为盐城市十大标兵企业，看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的履历，很难把它和造成一个城市水污染的肇事者相关联。而据媒体披露，这家明星企业生产设备简陋，偷排污水并非一两天的事，并且和当地居民积怨已久，附近居民长期不敢用河里的水，甚至连河边地里长的庄稼都不敢吃。而最近七八年，工厂附近的新岗村初步调查，有57个癌症患者，死亡年龄都在50岁到60岁。 2月17日和18日，就是在这家工厂，厂长主使员工将30吨高浓度含酚钾盐废水排入厂区外河沟。由此引发让盐城人民深受其害的自来水污染事件。 20日上午6点20分，盐城市区部分区域自来水出现了意外，经检测是挥发性分类物质超标．随即有关部门关闭了受污染的两处水厂，防止受污染水继续进入管网。到21日上午1l点。经卫生部门检测，盐城市区供应的自来水已经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的标准。目前，盐城全市供水主要由剩余一座没有受到污染的水厂供应，整个市区供水压力不足，高楼层住户用水还有影响。 22日上午8点，盐城市被污染的城西水厂的取水口水质已经检测达标，水厂开始进入试生产状态。 23日经查明。该企业生产厂长丁胜主使员工将30吨危险液体废物——高浓度含酚钾盐废水排入厂区外的河沟。造成盐城市自来水污染事件。如今。盐城市的自来水危机已经解除，盐城市标新化工厂将被强制拆除，但是，由此引发的各种追问却纷至沓来。盐城市标新化工厂此前难道没有引起过当地相关部门的重视吗?为何它能够获得众多殊荣?有媒体提出质疑。难道是因为这家人员常年只有二三十人的小企业年创利税超百万元?事实上．盐城市标新化工厂的环保记录劣迹斑斑，2007年3月就被政府列入限期搬迁黑名单，而在事故发生的盐城市盐都区，2008年5月就出台了饮用水源整治方案，其中要求关闭搬迁的化工企业就包括标新化工厂。然而遗憾的是，这一方案一直停留在纸上。七个月后，标新公司偷排污水，导致盐城水污染事件．数十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人们担心的是，标新化工厂只是一枚被引爆了的定时炸弹，而盐城乃至全国类似这样的化工厂还有很多，对此，盐城水污染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3．今年3月22日——第18个“世界水日”，因西南地区目前的严重干旱而显得有些特别。近日，A省的治水部门省水利厅组织座谈会，相关领导向媒体表示：“为了保证每个村民喝上水要不惜任何代价。”《21世纪》：A省水利设施在本次抗旱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水利厅长：首先是水资源管理亟需强化。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低，用水浪费严重，一些地区不顾水资源条件，过度开发、粗放发展，重建设轻管理、重开发轻保护、重利用轻节约。 2008年．A省万元国民生产总值用水为269立方米，农业灌溉亩均用水505立方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低下。此外，全省水功能区水质总体达标率仅为 54．8％，符合地表水1到3类的水质标准的河长仅仅占评价总河长的74．4％。九大高原湖泊中滇池与阳宗湖、异龙湖等4个湖的污染为重度污染。其次是抗旱防洪减灾体系还不完善。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平均受旱面积比80年代增加了163％．成灾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次大旱受灾农作物3217万亩，780万人、486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干旱已经造成15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暴露出我省抗旱防洪经济设施薄弱，安全保证程度不高．应对极端气候变化引起的水旱突发事件能力还不强。全省以滇中调水工程、掌鸠河引水、清水海引水、牛栏山、滇池补水工程为主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尚未形成，滇中城市群资源型缺水、水质型缺水仍将存在，调控能力差。水利厅副厅长：这次旱情暴露了我们抗旱体系的薄弱，水利开发的缺乏，以及功能性缺水的弱点。现在形成共识，要大干水利，因为谁也不能保证未来不再发生类似的旱情，为了加快发展．我们先是搞好未来5年水利建设的规划。现在就是先把今明两年的水利工作赶紧安排出来．省委省政府正在研究月底开水利工程动员大会，要搞双百工程。 4．以色列工贸部全国水计划项目主任奥德?迪斯特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在治污、节水、水净化、滴灌等水处理技术全球领先的以色列。预计2010年水处理相关产品和技术出口将达20亿美元，成为名副其实的水技术出口大国；未来几年，包括深圳在内的中国城市，将成为水技术出口和转让的最重要市场。以色列是一个干旱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可利用量仅为27l立方米．沙漠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7％，年蒸发量达2500毫米。但是由于他们发展了先进的节水用水技术，“不毛之地”变成了“粮果之乡”。该国在水资源利用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呢?以色列重要的水源地是位于约旦河上游叙以边境的太巴列湖，该湖面积166平方公里，蓄水42．4亿立方米。为了充分发挥其效能，以色列从50年代开始投资数亿美元，修建了长达440多公里的引水管道工程。他们把太巴列湖水抽高到360米。然后通过直径2．74米的钢筋混凝土管道，依靠北高南低的地形把水送到中部和南部，形成覆盖国土60％的“国家引水渠”地下网络。该工程每年总引水量9．9亿立方米，由于使用管道引水减少了渗漏和蒸发，线路损耗很少。它的建成使以色列核心区域的沙龙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粮果基地，使内格夫沙漠地区出现了 5．7万公顷的绿洲，同时也缓解了耶路撒冷的用水紧张状况。 微咸水、生活污水和暴雨洪水被称作边缘水，是人类未来的新水源。以色列很早就重视边缘水的利用，他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微咸水的国家之一。该国通过先进技术把地下咸水淡化为CI-低于400毫克／升的微咸水，并探索出一套成功使用微咸水灌溉的路子。他们采用先进的喷灌、滴灌和夜间灌水措施，让棉花、小麦与苜蓿这些对土壤盐分有不同要求的作物轮作，建设排水系统。利用雨季降水洗盐，使土壤盐分保持了周年平衡，防止了次生盐碱化。为了利用暴雨洪水，防止弃水，该国在北部年降水量200～400毫米的丘陵区的每个可集水的小峡谷都兴建了小型水库，用于局部灌溉。在年降水量200毫米以下的干旱农作区，采用地面喷洒化学物质阻止水分下渗，增加小雨的地表径流，使有限的降水集中流人农田。在大田，他们还实行作物残茬留田集水，增加了土壤的水分含量。以色列在利用微咸水的同时，还在内格夫沙漠南部兴建了海水淡化厂，采用闪蒸法获取淡水，同时，又在对海水蒸发处理时发电，一举两得。以色列的电脑微灌技术给农业灌溉赋予了新概念，为世界干旱地区农业发展树立了榜样。该国的微灌设备由控制枢纽、管材部件和灌水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农业专家根据气象条件、土壤含水量、农作物需水量等参数编好程序，由太阳能驱动的计算机控制，利用塑料管道灌水系统密封输水。适时适量缓慢均匀地把含有肥、药的水送到植物根系或喷洒在茎叶上。应用该技术比大畦灌水节水90％，节能50％，平均增产30％。以色列的农业用水较前大为减少，可腾出更多的水用于工业和环保。以色列重视“开源”更重视“节流”，对水资源管理非常严格，明确规定了各部门用水的定额：每年居民用水占20％，农田环保用水占40％，工业用水占40％，任何部门不得突破。国民节水意识也很强．对生活污水都要集中处理后再用于农田灌溉，工业废水也大多实现了循环利用。以色列可以说是世界上淡水利用率最高的国家。开源节流。技术用水，使以色列95％的粮食靠自己生产，每年生产的蔬菜、瓜果、花卉大量向欧洲出口．为跻身于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十二国之列发挥了重要作用。 5．在湖北．“梁子湖”大闸蟹是人们大快朵颐的首选。这不仅因为蟹肥肉美，更因为人们知道，“梁子湖”大闸蟹是清水里长的，纯“绿色”，无污染。2009年6月，对水质格外挑剔的“水中大熊猫”桃花水母在梁子湖大面积出现，印证了梁子湖水质的优良。梁子湖是湖北省第二大淡水湖。上世纪90年代，由于过度围网养殖鱼蟹，水体出现了富营养化趋势。2003年监测数据显示，占有湖泊l／3面积的鄂州水域水质为4类。保护梁子湖迫在眉睫。但是。梁子湖沿岸有武汉、黄石、咸宁、鄂州4个市，跨区域、多部门治水，向来是个“老大难”。2004年4月，武汉、黄石、成宁、鄂州共同签署《保护梁子湖协议》，创新机制，联手治湖。拆除围网，是首要任务。2006年3月至今年年初，湖北省政府先后对梁子湖展开4次大“拆围”，共拆围网4万多亩，整个湖泊的围网将于今年拆除完毕。此外。沿湖各市还痛下决心，关停了20余家污染企业，整顿关停了40家滥采滥挖的非金属矿山。鄂州独峰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利用非金属矿膨润土进行深加工的企业，税收占到鄂州市梁子湖区税收总额的60％以上。2005年以前，这家公司每年约有100万吨废水排入湖中，曾导致污水入湖通道——谢埠港整条河里鱼虾绝迹。“对梁子湖区这个农业区来说，独峰公司是名副其实的支柱企业，但为了保护梁子湖。我们还是坚决关停了。”鄂州市环保局局长刘军说。湖北省环保厅表示，湖北治水就要做到“舍得”：舍得牺牲非绿色发展速度、舍得牺牲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针对面源污染，2007年，湖北省财政安排经费4900万元，实现洪湖拆除围网13万亩。原定3年拆完的围网提前一年拆完；武汉市发布湖泊珍珠养殖“禁养令”，清除14287亩水面的珍珠养殖。针对点源污染，近3年来，全省关闭“九小”(小造纸、小水泥、小火电、小炼铁、小炼钢、小酒精、小味精、小柠檬酸、小印染)企业数百家，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降幅连续2年居中部前列。地区的产业结构，正向着清洁化、低碳化的方向迈进。江河湖泊，污染容易治理难。这也是世界湖泊大会上各国官员和专家的共同感受。治水，必须依靠科学。梁子湖治理，是湖北湖泊治理的一个成功范例。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于丹，自1992年起，就扎根梁子岛，带领学生一起栽植水草，利用某些水草对污水的净化能力探索生态治污的路子。17年间，他们硬是在湖底种下了20万亩水草，形成覆盖湖底八成区域的“水下草原和森林”．使梁子湖重现清澈秀美。 2008年以来，武汉市在湖泊治理中，也开始引入“微生物修复水体污染”技术，即投放菌剂到被污染的湖水中，让细菌“吃掉”水体中的富营养物质。试验证明，投放治污菌剂4个月后，武汉北湖、菱角湖、莲花湖、紫阳湖等湖泊中的氮、磷等富营养物质的指标即有所降低。此外，武汉市还因地制宜采取了水生植物定植、湖滨人工湿地、藻类控制等技术手段，加快湖泊生态恢复。体制机制的创新同样重要。为防患于未然，从源头控制污染工程上马，湖北制定出台了《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限批规定》，对湖泊实施保护性区域限批。通过行政区域限批、流域限批、企业集团限批等措施，对污染严重的地区和单位实施惩罚性限批，同时，对湖泊一些重要生态敏感区实施保护性区域限批。湖北省将梁子湖流域定位于限制开发区，拟对梁子湖流域19个乡镇，实行建设项目保护性区域限批；武汉市对汤逊湖区域涉水项目进行限批。政府直接投资之外．湖北还积极探索利用“经济杠杆”保护水环境。湖北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排污费征收改革，按照核征分离、过程公开、使用核查的原则，委托地税部门征收排污费，将过去“排污费由环保部门负责核定和征收”改为“环保部门负责核定、地税部门负责征收”，将“环保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的模式改为“环保核定、地税征收、银行人库、财政监管”，形成环保、税务、财政三部门联动的排污费核定、征收及使用机制。湖北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工作还被纳人国家试点。2008年3月，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挂牌成立，正式推开了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的政策，目前已成交主要污染物排污权2000余吨，总成交金额近万元。 6．水资源保障能力是指一定时间内水资源所能满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其需求的程度。是水资源量与质的保障统一体。水资源量的保障包括水资源总量和供给过程的保证率，水资源质的保障包括经常性水质要求和应对突发性水质事件能力，具体可细分为工程保障能力、经济保障能力、生活保障能力、环境保障能力与可持续保障能力，并可用人均可供水量、径流调蓄能力、亩均灌溉用水量、饮水安全比例人口、生态环境用水保障程度、节水灌溉面积等16个指标来衡量。 3月31日，云南省水利建设工作会议在宣威市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省要紧紧围绕提高水保障能力这个重点，把解决水的问题作为富民强滇的头等大事，坚定信心、排除万难、鼓足干劲、全力以赴，吹响大干水利的号角，全面掀起新一轮兴水利促发展的热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指出，百年不遇的旱灾给我们的重要警示之一，就是必须尽快解决我省水利基础设施薄弱、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水平低、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等突出问题。各级各部门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水利建设的成绩和经验，以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农田水利建设、城镇用水供给为重点，按照应急与长远相结合、大中小并举、地表水和地下水相统筹的原则，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科学规划，真抓实干，奋发有为，全面掀起水利建设新高潮，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确保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省长秦光荣指出，长期以来，我省一直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水利建设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建成了一大批重要水利设施，但是，云南省水利建设仍然不适应全省发展的需要。工程性缺水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业水利化程度很低，现有水利设施老化等问题依旧存在。富民强滇，必先兴水，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全省要紧紧围绕提高水保障能力这个重点，大干水利，全面掀起新一轮兴水利促发展的热潮，改善城乡水资源配置，扭转我省供水保障水平低的被动局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从今年到“十二五”末，全省累计投入1000亿元左右。开工建设100件以上骨干水源工程和100万件以上“五小水利”工程。完成541件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新增库容30亿立方米，总库容达到138亿立方米。供水能力达到188亿立方米。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一、给定资料 1．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近年来，“瘦肉精”、“苏丹红”、“三鹿奶粉”等食品安全事件接连发生，如何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成为百姓极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说，食品安全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和社会安定。于2009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推行“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全程控制，形成以一个监管部门为主、其他部门履行相关职责并相互配合的监管模式。该法为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食品安全法》自去年6月1日颁布实施，至今已经一年多时间。从“卫生”上升到“安全”高度，新的法律从生产、销售、监管等相关环节为食品安全加上了多重保险。无论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还是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显现出了一些困惑。 《食品安全法》实施一年多来，各部门在具体执法中也确实遇到过困难，主要还是来自监管分工上存在的一些“模糊”。“比如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的许可和监管问题，因为《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对这些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卫生问题做出规定，所以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自然也就办不了营业执照，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到底谁来执法?”一位工商执法人员表示，尽管目前小作坊的监管大多归于工商部门，但是实际的细则分工上确实还存在些许“问题”。很多实际情况各部门确实应该都参与其中，而不是互相推诿。 “《食品安全法》看似把各个环节职责划分了，但只是一个概念性划分，具体量化的监管职责并没有规定。这就要求各部门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协调机制并且量化监管环节、细化监管职责，应该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管制度。”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兴运说，“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就可以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另外，王兴运说，各部门在实际执法中遇到“小作坊问题”之类的困惑也经常向法学专家请教，这其中还存在一个“司法解释有待完善”的过程。“虽然《食品安全法》颁布后，也相继出台了相关实施条例和配套法规，但司法解释是一个庞大的后续工作，目前做得还确实不到位。”王兴运表示，例如在酒吧消费的坚果拼盘，实际是经过酒吧加工的，那么这到底应该算销售还是生产?“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给实际的执法确实造成了困难。”王兴运说，执法要用法律语言来解释，用非法律用语来解决法律问题是不对的。 除此之外，相关部门一些执法人员也坦言，之前《食品卫生法》执行了28年，如今《食品安全法》的很多立法精神和制度都要重新学习，这也需要政府部门、经营者、消费者三方共同来配合。“食品种类很多，标准规范也多，执法人员的业务能力、装备建设、检测水平都需要跟得上。”一位工商执法人员表示。 “尽管国家对许多食品实行了一些保证质量和消费安全的措施，但我们购买这些食品时仍心有余悸。”在一家商场的食品区，一小伙子说，包装类食品的标签上标着的东西肯定是对人体没有危害的。但谁知道生产商会不会在其中添加一些别的东西鱼目混珠?“三鹿奶粉的包装上不是也没标三聚氰胺吗?” 在水果蔬菜区，一名女士说，蔬菜、水果是每天必吃的食物，但这些东西是否施用了有毒的化肥、农药，施用的农药残留是否超标，消费者怎么知道?她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对这些蔬菜进行检验。并标明农药残留的含量，以使消费者吃着放心。 2．“一赔十”的规定来自2009年6月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该法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获赔的要件是：一、食品本身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二、销售者明知故犯。 从过去退一赔一，到现在退一赔十。“十倍索赔”能否畅通执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消费者要实现“一赔十”的索赔在现实中存在一定困难，其中最难取证的就是如何证明商家在销售问题食品的过程中是否“明知”。《食品安全法》正式实行后，某市市民便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009年6月18日傍晚，市民林先生在一家超市购买了两个粽子。次日早上，他发现粽子已经馊了。林先生发现粽子的生产日期为2009年6月15日，保质期为2009年7月15日。林先生认为超市应该按照6月1日起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明知商品变质而进行销售所需承担的“十倍赔偿”责任，给予他应得的赔偿。 但超市却拒绝了林先生的赔偿要求。超市方面认为，林先生所买的粽子是真空包装的，在销售时他们并不知道粽子变质了，并不是“有意”，因此不应按照《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十倍赔偿”责任，最多只能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给林先生“退一赔一”。对此，林先生认为难以接受。 对于林先生购买的真空包装的粽子变质问题，市工商局有关人士分析说，就真空包装的食品而言，如果没有超过保质期，超市方面确实无法从外表上直观分析其是否变质，因此难以判断商家是否在“明知”粽子有问题的情况下还进行销售。因此林先生“十倍赔偿”的要求难以得到实现。 由于《食品安全法》实施时间较短，又缺乏实践案例，目前相关部门没有对《食品安全法》的条款做出细则解释，因此，消费者想获得“十倍赔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些消费者表示， 要取得商家“明知”食品变质而销售的证据，这样的举证是有难度的。而且，在维权过程中，消费者必须先独立承担取证所需费用。拿林先生的案例来说，一个粽子两块钱，即便获得十倍赔偿也不过是20多元．而在取证过程中所花的费用和时间成本可能会很大。 对于《食品安全法》中关于十倍赔偿的规定，市消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估计会有更多的消费者就这方面提出维权诉求，这将是今后消费维权中的一个热点。 尽管大家非常重视食品消费安全，但如何科学安全消费?尤其是积极参与监督食品安全消费的意识比较薄弱。记者在调查时采访过的几名消费者，大多数不知道如果购买了质量不合格的食品应当采取什么方法处理。 3．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价模型包括三个方面：(1)风险评估。(2)风险管理。(3)风险沟通。 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中信息的开放是非常重要的，食品行业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全球化、寡头企业)，让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包装、新配料等使用更为广泛，影响的范围更大，也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大的食品安全风险，因此风险沟通就更为重要。 寡头企业握有巨大的资源(财力、物力)，对政府行政有着重大影响力，企业与监管机构(人员)容易形成裙带关系，政府有意或无意会替企业掩盖不利消息。尤其在法律不健全社会，寡头企业会更加有恃无恐，这种情形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各行各业比比皆是。 石头、剪子、布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打破食品安全管理中政府与企业的裙带关系，需要增加消费者对政府的监督。某些政府官员利用“和谐社会”做借口，屏蔽食品安全信息，到头来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机，这次三聚氰胺事件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 在对于三鹿事件的总结中，被提及最多的是信息公开。从2008年3月至9月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质检总局、卫生部、石家庄市政府、三鹿公司任何一方将此危及婴幼儿健康的信息披露，都将避免更多伤害，然而，这一信息却被一再隐瞒，直到局面无法控制才不得不披露。 2009年3月。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说，“我们现在汲取三鹿奶粉事件的教训，争取用一种先发制人的办法。对违法的行为，我们尽量早得到消息、早采取措施，早一点制止，不再发生三鹿这样的事件。”2009年4月，据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基本情况》，也以处置“三鹿”奶粉事件作为国办“扎实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单位应当立即予以处置，防止事故扩大。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对食品安全事故隐瞒、谎报、缓报，不得毁灭有关证据。第七十二条第四项则明确规定，相关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工作，依法对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处理情况进行发布，并对可能产生的危害加以解释、说明。此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所有这些法律法规条款。都明白无误地说明，行政部门应该及时向整个社会有效地传递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信息，而不是仅仅通过发行量有限的刊物“内部公布”。三鹿事件带来的巨大教训犹在眼前。三鹿事件之后，胡锦涛总书记指出。2008年以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这反映出一些干部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事实再次证明，尽管出现了震惊中外的三鹿奶粉事件，仍有一些部门监管不力，仍有一些厂家不吸取教训，仍有一些官员“对群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群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 4．“麦乐鸡事件”还未平息，“东垣问题乳粉事件”一波又起。食品安全领域再度拉响警报，又一次刺痛了消费者“脆弱”的神经。将食品安全监管效力问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美国媒体报道，麦当劳麦乐鸡含有两种化学成分。麦当劳中国公司发函回应称，这两种物质含量均符合现行国家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北京食品办则表示，两种物质确属国家允许使用的合法食品添加剂。 然而，对于消费者更关心的食品添加剂含量是否超标问题，有关部门至今没有确切回应。而类似事件频繁发生也引起人们更深的思索：为什么有关部门的应对模式如此相似?为何每一轮“行政风暴”过后．新一轮“毒产品”闹剧又会上演? 近年来，“洋品牌”屡陷“安全门”，如2005年的“苏丹红一号事件”，2007年的“滤油门”等。纵观几次风波，我国对“洋快餐”的食品安全监管都有着固定的模式，即“国外或媒体曝光产品质量问题——民众质疑产品安全性——国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介入调查”的“被动”监管模式。 而往往在权威部门发布报告称产品“符合中国标准”后，公众仍对相关食品的安全性缺乏信任。对国家标准的可靠性心存疑虑。食品安全事件总能迅速形成舆论热潮，其根源并非有的专家所说“公众的无知”和过于敏感，而在于从制定标准到落实监管，机制的缺失与疏漏为此类事件一次次重演埋下伏笔。 与“麦乐鸡事件”发生在同一周的“东垣问题乳粉事件”不言自明。甘肃、青海、吉林等省再现三聚氰胺超标奶粉。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在“潜伏”一段时间后又一次死灰复燃。这已不是“毒奶粉”首次回流。2009年以来，上海熊猫炼乳、陕西金桥乳粉、山东“绿赛尔”纯牛奶……乳品三聚氰胺超标案件时有发生。 河北“三聚氰胺事件”后，有关部门的监管重拳不可谓不多、不可谓不力：从立即开展流通市场整顿工作到迅速通过食品安全法，再到成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解决监管“九龙治水”瓶颈。但“毒奶粉”仍能杀个回马枪，屡屡“重出江湖”。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 究其原因，食品安全信息交流制度的空缺，使国内的调查总慢半拍。在国外，要求收集信息必须准确，并在研究单位、政府机构、粮食生产与食品加工企业及消费者之间进行有效交流，以便增加透明度，促进食品安全。同时收集其他国家的信息并开展交流。譬如，日本建立了及时有效的从国际组织及海外各国收集信息的机制。而在国内，不仅内部食品信息交流网络尚未构建。与国外的信息交流更少得可怜。 信息披露环节过多，也使信息很难做到及时公开。在国外，一些有资质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收集到可靠信息后就可以发布相关警告或指令。而在国内，却必须层层上报主管部门，上级部门再进行审批，经过重重环节后才可能发布信息，导致安全警告总是姗姗来迟。 检测标准严重滞后，更使监管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国1996年出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禁止将“苏丹红一号”用作食品添加剂。但10年后发生“苏丹红”事件后，国家仍没有出台统一的有关“苏丹红一号”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再以麦乐鸡所含的化学物质为例，由于我们对这种物质没有统一易行的检测标准和手段。只能任企业自说自话。 食品安全正日益上升到全民重视的高度。无论是国内生产的食品，还是国外的舶来品，都应该有一整套具有可操作的检测、监控程序。特别是当某个食品出现问题时，职能部门更应该在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以科学公正的态度，拿出令人信服的检测结果和评估报告，尤其是要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严格执法标准，在国产食品与洋食品上一视同仁，确保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法”除了严格规定不得在食品生产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外，还要求卫生部门对食品添加剂进行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同时，要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时对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的标准进行修订。 长期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的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经受多次食品安全事件的考验之后，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取得了重要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 此次“麦乐鸡事件”中，根据北京市卫生监督所事后反应来看，监管部门对麦乐鸡中所含两种化学物质的作用以及可能产生的危害是了解的，只是并未列入日常监测项目。王忠武说：“如果在日常检测中包括这两种物质，显然有助于堵住食品安全漏洞，保障消费者的健康。”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监管机制之后，食品安全监管依然“乏力”，这种尴尬现状提醒我们，继续满足于处理单一事件的“雷厉风行”远远不够，必须从提高并及时完善国家标准、明确行政执法主体、更深层次地完善检测和监管体系入手。尽快让食品安全监管从“被动”走向“主动”，变“亡羊补牢”为“未雨绸缪”，才能真正给老百姓营造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 5．德国是世界上食用面包最多的国家之一，年消费量为692万吨．人均84公斤。早在1957年，德国就制定了面包国家标准。各个面包厂都驻有食品评定机构派出的技术人员，他们对面包的整个制作过程跟踪检查。首先，严把原料关，认真检查工厂使用的麦子，看是否有农药等有害物质。对面粉的要求也很高，必须未经漂白，不含防腐剂。不掺油脂，蛋白质的含量只能在9％至15％。在生产过程中，只许用盐和酵母进行发酵和烘焙。对烤制好的面包也有统一的规定．无论小面包还是大面包，都要外皮松脆，内里醇香。其中小面包为50克，热量不得超过140千卡；大面包重1公斤，有将近20个品种。 在德国，《食品法》、《食品和日用品管理法》、《}tACCP方案》和《指导性政策》构建起食品安全监管的四大法律支柱。其中《食品法》所列条款多达几十万个，涵盖了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和销售等每一环节。根据《食品法》，无论是国产或进口食品，其包装标签都要注明商标、食品成分、有效期和质量认可的显著标志。除此，德国还设有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检验检测机构和体系，大体上分为企业自我检测、中介检测机构、政府检验检测三个层次，而中介检测机构独立于企业和监管部门之外，有利于防止权力滥用，保证检验结果的真实、准确和公正。 在石荷州，一家土耳其烤肉店用大量没有产地证明的变质肉为原料制作烤肉。这种违法行为被曝光后，店主被临时拘留。在此之前，2004年10月，有消费者向德国亨特格尔奶制品公司投诉，反映一些婴儿在食用该公司的豆粉后健康出了问题。在德国“食品召回委员会”的监督下，亨特格尔公司组织科技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公司生产的孕产妇奶粉和婴儿豆粉中有“坂歧氏肠杆菌”。这种细菌可以导致任何年龄层的人群患病，其中对婴儿(一岁以内)的威胁最大。随后，该公司以最快的速度发布了针对这些有问题产品的“召回令”。此事件发生后，亨特格尔公司的所有商品几乎全部从柜台上撤下，损失多达1000万欧元，另外还向消费者支付1000万欧元的赔偿金。 确保食品安全，法律是最直接、最终端的手段，要用法律筑起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德国人循规蹈矩，办事踏实，遵守纪律。及时应对和公开信息，是他们处理食品安全危机的不二法门。他们的食品安全意识建立在对标准和法律充满敬畏的基础上。 此外，德国人之所以在确保食品质量方面卓有成效，可贵之处在于狠抓细节，从而保证了各项标准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在超市里，蔬菜洗得干干净净，包装得整整齐齐，大都和水果摆在一起。人们到收银台付钱时，收银员会用购物袋将蔬菜装起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透明薄膜购物袋，它上面印有表格，详细地列举了市场上出售的各类水果和蔬菜内所含的营养成分，顾客看后一目了然，可从本人的身体状况、摄入需求等，有针对性地加以选择。 在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许多标准和法律早巳颁布实施，遗憾的是缺乏巨大的威慑力，也就是说违法所付出的“成本”(如罚款或判刑)不足以让违法者止步。因此，我们当中的一些企业和个人依然把食品安全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屡罚屡犯。近年来，劣质奶粉、毛发酱油、“苏丹红”辣酱、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等“问题食品”接二连三。尤其是不久前爆发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更是骇人听闻。德国在食品安全上的做法值得借鉴。二、作答要求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11年6月23日傍晚时分，十年来最大一场雨“空袭”京城。雨一直下，越下越大，陶然亭地铁站变成了“水帘洞”，西客站附近的莲花桥下变成了“游泳池”，南二环主路右安门路段断路，在大望路、安华桥这些地方，那些底盘高的SUV(运动型越野车)或许还能涉水缓慢前进，而不少小型汽车几乎变成了“潜水艇”。北京的交通开始逐渐瘫痪，从立交桥桥底到二环路，从立交桥桥面和地铁线再到机场航班，这场暴雨让北京俨然变成了水城，“城市内涝”也旧话重提。每次一出现城市内涝的消息，各大门户网站基本都会将其顶至首页。而在某个城市“看海”，也成为网民们这个夏天最热衷讨论的话题。类似“到武汉大学去看海”和“到北京地铁观瀑布”的各种调侃层出不穷，在这些调侃背后，却是这些昔日外表光鲜的城市，缘何在暴雨突袭下显得如此狼狈不堪?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昼如暗夜，75岁的刘维新已在北京生活近60年，他从未见过北京有这么大、这么急的雨。这场大暴雨，不仅让北京多个路段因严重积水陷入瘫痪、部分地铁线路被迫关闭，还有两名青年也因下车推雨中熄火的汽车掉人污水井中瞬间丧命。“这样的天气实在罕见，也难怪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出现问题。”刘维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尽管在城市经济的研究领域享有盛誉，但他仍然无法理解，为何一向干旱缺水的北京会突然遭遇如此强烈的大暴雨。 2．2011年1—5月，长江中下游多省市遭遇干旱，降水达到50年来最低水平。但从6月起，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突现强降水，接连数轮降水过程的降水量创下近60年历史同期的最高值，使得不少旱区转眼间成为涝区。连日来，中国多个城市遭遇强降雨天气，武汉、杭州、南昌、北京、长沙、成都等地先后发生严重内涝，纷纷化身“东方威尼斯”，多个城市的防汛部门也因此进入高度紧张状态。2011年6月以来，整个杭州城似乎都和水“杠”上了。水污染的阴霾未散，连绵不绝的大雨再次让杭州陷入一阵忙乱。雨声、叫声、喇叭声，被积水围困的人们满腹抱怨。一个高速运转的城市，轻易地被这场大雨打乱了节奏。截至6月15日下午3点，杭州市区共发现积水面积100平方米以上、积水深度20厘米以上的积水点45处。这些积水点主要分布在江干区和拱墅区。而其中一些路段，诸如天城路文晖大桥东、德胜路上塘路口，每逢大雨几乎都会积水。2011年6月18日，武汉市一辆公交车因水浸熄火，消防官兵救援被困在车顶上的乘客。当日，从凌晨开始的大暴雨袭击武汉，武汉中心城区道路积水严重，俨然一座水城，全城路面交通几近瘫痪。2011年7月3日下午，成都暴雨倾城，引发严重内涝，交通大瘫痪。晚上10点，在成都街头见到，不少地方仍大量积水，暴雨造成的大范围交通拥堵现象还没有缓解。在成都南二环路附近，汽车排成几公里的长龙。这场暴雨，让成都成为泽国，城区内上百处低洼之处，积水至人膝部和半米之深，到处可见有汽车泡在水里无法走动。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很多大城市的通病。 3．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在接受专访时称，城市普遍内涝，关键在于城市原有的排水设计没跟上城市发展的速度。面对这种突发性暴雨，任何城市都可能受涝。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较差，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历史原因。事实上，不论是北京还是国内的其他城市，除极少数城市的排水管网建于解放以前，大多数城市的排水系统均为1949年以后修建的。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政府都面临技术低下、资金短缺等困难，加之当时城市规模仍相对较小、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等现实因素，政府相关部门对包括下水道在内的许多基础市政工程，原本的设计标准和建设标准都比较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规划所所长谢映霞表示，以北京为例，老北京城1949年的排水设计标准往往只能应付一年一遇的强降水标准，在某些地段甚至只有0．3年一遇。“也就是说，一年淹两三次也是正常的。”尽管此后北京市也曾多次对排水管网进行改造，但随着城市扩张，北京的排水设施仍然比较落后。“这里面涉及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周玉文对此表示无奈。“最直观的就是城市化进程太快，但老城区还用老管网，原有的设施已无法承担起现在的责任。”“作为首都，有着众多外来人口的北京也许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特例。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发展轨迹都极其类似：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周玉文表示，城市化过程，不仅对原来地表径流的条件施以改变，也使得社会财富进一步向城市聚集。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城市集中的人口和财富越多，抗灾能力反而越弱。周玉文表示，“以前下雨可能把自行车一扛就过去了，但现在汽车泡水就会损失很大。遗憾的是，许多城市当时在设计排水系统时，根本未考虑若干年后的今天，马路上会有这么多汽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城市内涝其实就是我们国家城市的‘富贵病’。” 4．然而，在众多城市规划设计师的眼中，城市内涝则更加凸显了中国城市排水系统规划不足的问题。2010年7月4日，一场暴雨让成都也陷入瘫痪状态。成都水利专家陈渭忠表示，城市化进程使城市地面硬化，柏油路、水泥路无法渗水，是内涝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四川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懿更公开表示：“强降雨带来的严重内涝，不仅显示城市排水应急系统的脆弱，还揭示了城市建设规划中‘重地上、轻地下’的弊病。”对于这一点，城市规划师、《城市中国》杂志总监杨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国内很多城市建设都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现象，重面子工程，忽略地下设施。杨偲认为，地上设施越多，地下设施的建设成本越高，所以投入越晚，财政越紧张，如此就会陷入恶性循环。对于城市排涝规划建设问题，浙江省建设厅规划处处长姚昭晖认为：城市排水系统建设的滞后是掣肘城市排涝功能的主因。“与近年来快马加鞭式的城市地面建设相比，城市排水系统的建设却跟不上步伐。面对倾盆大雨，城市排水系统‘小马拉大车’，显得力不从心。”而江西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副处长李日龙则认为：城市排涝规划建设存在限量，应当允许特大暴雨有一定的排水时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城市扩张、人口规模扩大，排水系统的管网建设跟不上城市发展，很多城市历史欠账严重。 5．住建部2010年曾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过一次城市调研，了解各地是否存在内涝的现象。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都曾发生过内涝事件。在一些发达国家，防止城市内涝的问题早已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譬如美国，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制度对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规定得相当详尽。其中，佛罗里达州就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在日本，甚至还有《下水道法》，对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和各项技术指标都有严格规定。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也有一部《防洪法》，但在防城市内涝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是一片空白。同时，由于相关部门对于城市排水管网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够，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也已逐渐暴露出来，并且日趋严重。以前不少大学都曾在本科设有给排水专业，但由于近年环保事业蒸蒸日上，许多原来读给排水专业的人都转行去做污水处理，还有大批人才流失国外。许多高校甚至还取消了给排水的本科专业设置，以致目前全国真正能培养排水管网专业人才的学校已寥寥无几。一到出了问题，才发现能解决问题的人太少了。排水管网专业领域曾被人形象地喻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似乎真的像城市脚下的下水道，很有些寂寞清冷的味道。 6．2010年3月至今，包括重庆在内，广东、湖南和江西等地已连续遭受暴雨袭击，许多地方甚至成为“泡”城。记者连线中国科学院院士、气候专家秦大河，请他分析其背后成因。来自中央气象台的调查发现——2010年5月，全国各地的气温明显低于历史同期水平。广东、重庆等地连续发生极端气候事件。“应该说，这种气候状况与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对此，秦大河在电话中给出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介绍，有关统计已表明，包括广东、重庆等地在内，南方地区3月以来出现的异常天气都与其有关。秦大河分析，2009年6月至今，赤道太平洋地区维持厄尔尼诺状态。“这对全球大气运动、气候变化造成明显影响。”此外，2010年还是厄尔尼诺现象次年。他举例说，我国1998年发生的夏季长江流域特大暴雨洪涝，就与前一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此外，他还认为，全球气候变暖也是造成特大暴雨事件增多的原因之一。“这个大的气候背景会长期存在。” 7．巴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统。这个处在城市地面以下50米的世界，从1850年开始修建，前后花了一个多世纪才完工。1851年，工程师欧仁尼?贝尔格兰为巴黎下水道系统的发展、清除和维修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他发明了清除下水道垃圾和沉沙的机械，利用流水的冲刷效应将垃圾集中到定点以便清除；在小下水道中，他还设计了蓄水池，以增强冲刷力，避免下水道堵塞。到了1878年，巴黎已经拥有长达600公里的下水道网。一战以后，城市人口增长对城市的“消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于是，巴黎的工程师们又开始新一轮扩容改造工程：修建4条直径为4米、总长为34公里的排水渠，以便通过净化站对废水进行处理，处理过的水一部分排到郊外或流入塞纳河；另一部分则通过非饮用水管道循环使用，洗刷城市街面。二战结束后，巴黎市政府又进一步扩建了这一系统，使每家每户的厕所都直接与其相连。到1999年，巴黎完成了对城市废水和雨水的100%完全处理。经过不断完善，今天的巴黎下水道总长2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清淤系统配备了电脑控制，还有专门针对雨季塞纳河水的“涨水站”以及安全阀，以及用于下大雨时保证排水效果的路边下水道等。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过这条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区。有意思的是，巴黎下水道还是一处观光旅游点，1867年巴黎承办世博会期间就开始向游客开放，陆续有外国元首来这座地下迷宫取经。位于塞纳河阿尔玛桥畔的巴黎下水道博物馆，如今每年客流量超过10万人。巴黎有1300多名专业工人来维护下水道，包括清扫坑道、修理管道，寻找、抢救掉进或迷失在下水道中的人，用水淹的方式灭鼠，监管净化站等，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各类遗失物品，包括犯罪凶器和人们不小心掉落在排水道里的贵重物品。据说，每年工作人员都会接到大约3000个这类求助电话，而寻找到失物的几率高达80％。这样的市政工程，虽然初期投资巨大，后期使用过程中却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百年工程，惠及今日。在多雨季节，巴黎人畅行无阻，地铁通道上不会挂“瀑布”，车子也不会变成“潜水艇”。 8．1964年4月，日本成立了“下水道协会”，主旨是对下水道系统作全面评估，统一下水道建设以及排污标准，将老化的管道更新换代。1970年，日本召开“公害国会”，会上政府大幅修改了《下水道法》，明确规定了下水道建设目的，并决定每年投入大量国家预算用作污水收集和处理的建设及运营。日本首都东京的地下排水标准是“五至十年一遇”，最大的下水道直径在12米左右。东京的雨水有两种渠道可以疏通：靠近河渠地域的雨水一般会通过各种建筑的排水管，以及路边的排水口直接流入雨水蓄积排放管道，最终通过大支流排人大海；其余地域的雨水，会随着每栋建筑的排水系统进入公共排雨管，再随下水道系统的净水排放管道流入公共水域。东京下水道的每一个检查井都有一个8位数编号，知道编号就能便于维修人员迅速定位。为了保证排水道的畅通，东京下水道局规定，一些不溶于水的洗手间垃圾不允许直接排到下水道，而要先通过垃圾分类系统进行处理。此外，烹饪产生的油污也不允许直接导入下水道中，因为油污除了会造成邻近的下水道口恶臭外，还会腐蚀排水管道。下水道局甚至配备了专门介绍健康料理的网页和教室，向市民介绍少油、健康的食谱。 9．美国在城市防涝方面采取立法与工程举措并重的手段。美国早已有强制性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其多个州均立法规定，城市新开发区域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并制定了详尽的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以及问责手段。如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分别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这些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以芝加哥为代表，美国鼓励兴建地下隧道蓄水系统，以解决城市防洪和雨水利用问题。其他很多城市还建立了屋顶蓄水和由入渗池、井、草地、透水地面组成的地表回灌系统。荷兰鹿特丹市位于海平面以下，经常面临海水倒灌的威胁，同时城区洼地众多，排涝压力颇大。为有效应对这种情况，鹿特丹开创了其独有的“水广场”防涝及雨水利用系统。水广场顺地势而建，由形状、大小和高度各不相同的水池组成，水池问有渠相连。平时是市民娱乐休闲的广场；暴雨来临，就变成一个防涝系统。由于雨水流向地势更低洼的水广场，街道上就不会有积水。所有水池布成一张循环网络，雨量大时，从大水池中分流到沟渠，雨量小时，水又回流人大水池。雨水不仅可在水池间循环流动，还能被抽取储存为淡水资源。荷兰气候环境保护署专家阿瑙德.莫伦纳称，为有效疏解剧增的地表水，鹿特丹结合都市空间开发大量空旷广场、人行道与停车场空间，这些地方平时为公用设施，大雨到来时就变成储水空间。这就是其独特的“水广场”概念的由来。除上述国家以外，英国、丹麦、新加坡以及印度等国家在城市防涝方面也都以注重雨水的有效收集和利用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目标。 10．前几年广东、广西等国内城市出现强降雨导致主城区被淹后，很多人提及了另一个城市青岛，尽管也是雨水频袭，却几乎没有内涝。而它的地下排水系统，是100多年前德国人占领青岛时修建的，共铺设雨水管道29．97公里，污水管道41．07公里，雨污合流管道9．28公里，总长度约为80公里。青岛的德建排水管道从横断面来看，高约80厘米，上半部分呈半圆形，直径较大，简单地以水泥抹面，能在水量比较大的时候确保过水面积。下半部分呈“V”字形，约1／2高度的部分贴了白色瓷瓦，确保了污水在流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流速，光滑的瓷瓦能确保污物垃圾不会被毛刺挂住，减少了堵塞冒溢的可能。上大下小的蛋形结构，还可以让管道拥有尽可能大的承压能力。德国人从1899年开始在青岛铺设的地下管网，至1905年青岛市欧人居住区排水管道铺设已具规模，并最早实现雨污分流。排水管道中的雨水斗带有反水阀，这样一来雨水冲刷的脏物只能进入雨水斗，而不会进入管道，因此不会造成管道堵塞一一管道堵塞越少，排水井冒溢就越少——脏物也便于清理。德式管网不仅设计细致，管材质量也好。雨、污水井盖不仅有符号表明，还有大小之分。直到今天，黑色的管道井盖依然铮亮，没一点锈迹。而地处章、贡两江交汇之处的赣州在辖区内降水近百毫米时，市区却没有出现明显内涝。这是因为赣州有一套先进而科学的城市排水系统。而这一套先进的城市排水系统却是建造于几百年之前的北宋人刘彝之手。赣州的这套排水系统沿用古名叫“福寿沟”，全长12．6公里，直到今天，福寿沟仍承载着赣州近10万旧城区居民的排污功能。福寿沟呈砖拱结构，沟顶分布着铜钱状的排水孔。据测量，现存排水孔最大处宽1米、深1．6米；最小处宽、深各0．6米，与志书上记载基本一致。福寿沟利用城市地形的高差，采用自然流向的办法，使城市的雨水、污水自然排入江中。逢雨季，江水上涨超过出水口，也会出现江水倒灌入城的情况。于是，刘彝又根据水力学原理，在出水口处，“造水窗十二，视水消长而后闭之，水患顿息”。同时，还将福寿沟与城内的水塘相连，起到发挥调蓄的作用。水塘增加了城市暴雨时的雨水调节容量，以此减少街道淹没的面积和时间。专家评价，以现在集水区域人口的雨水和污水处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应付，也不会发生内涝，“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赞叹”。 11．曾有学者呼吁政府和公众应重视排水管网事业，“现在总有人说巴黎模式好，说德国人在青岛修的排水系统好，那是因为人家城市设计建设的理念就是百年大计”，“如果说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那么我们现在经济发达，技术也不落后，我们有必要给百年以后的城市留点什么”。应对城市内涝，除了运用工程的一只手，还要把生态的一只手加上去。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州市规划院前总规划师袁奇峰说：“现在的异常天气越来越多，所以城市的应对方案应该更加高明。”所谓生态的手，是目前国际城市的普遍做法，即在城市中融人生态基础设施，用来应对突变和突发的情况，弹性非常好，原理类似于管理水库。以往，农田、绿地有滞水和蓄水的功能，雨水落地后通过土壤的吸收、蒸发或通过地下水进入河流。但随着城市硬质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大量绿地、湿地、水塘消失了，雨水难以自行排除，90％的雨水要靠排水管网排走。而生态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雨水自排的过程。袁奇峰举例，比如在蓄水池的旁边配上一个备用的排水站，没有必要把管子修得很粗，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解决问题，投资比管网改造要少得多。或者是在设计城市景观的时候，加入这些生态基础设施的考虑，增加公园等绿地的滞水蓄水功能。“我们目前最需要做的是一整套生态基础设施的研究及建设，为城市配备一套防灾减灾的防护体系。”袁奇峰说，相比对排水管网的大修大调，这才是高明的做法。鉴于此前教训，广州已经在生态基础设施方面有所行动。近日，华南理工大学一位给排水专家透露，广州将很快出台《广州雨水规划(2008—2020年)》，将“增加绿地，减少雨水径流”写入规划，未来在人行道、广场等地区要采用透水砖，屋面人工湿地使雨水回用，例如选择滞洪区、低洼地做蓄水景观。同时，广州的排水系统防洪排涝标准也有待完善，并争取提到五年一遇的标准。 12．如果被带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或城市，如何分辨它是否发达?台湾作家龙应台认为，一场大雨足矣。她说，“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3个小时。如果你撑着伞溜达了一阵，发觉裤脚虽湿了却不脏，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这大概就是个先进国家；如果发现积水盈足，店家的茶壶头梳漂到街心来，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锅子捞鱼，这大概就是个发展中国家。它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来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雨果曾经说过，“下水道工程是良心工程”，在150年后的今天这句话同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面对城市泄洪这个古老课题，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们不差技术也不差钱，差的是一颗为城市深谋远虑的责任心。一场特大暴雨给我们上了难得一课，雨过天晴后我们就要努力走出这样的困境。要走出逢雨必淹的尴尬，我们的城市建设和管理者，必须怀着一颗对城市发展负责任的心，彻底转变思维，重新审视城市建设和发展。三、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了出来。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紧跟党中央，积极推进学习型政府建设。如今，一个学习的热潮正在广大政府工作人员中兴起，建设一个不断改善知识和信息管理方法，不断创造全新的管理体制，不断提高组织学习能力的学习型政府成为新形势下人民政府建设的一大亮点。 建设学习型政府，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学以明理。人民政府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一刻也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主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要正确掌握这一理论，只能靠学习。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正是因为不断加强学习，才与时俱进地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国家才有了今天这样科学发展的大好局面。如今，我们的事业还在进行中，摆在人民政府面前的困难还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坚决纠正轻视理论学习的倾向，克服只注意忙于具体事务的浮躁心态，沉下心来，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有这样，才能掌握理论，明白怎样运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推进行政管理工作的发展。 学以养德。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戴，靠的是以德服人。养成崇高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是学习。中国古代先贤十分推崇读书、修身、立德，认为学习是怡心养性、道德修养的基本途径。党和政府在加强公职人员思想道德建设方面，始终强调学习。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楷模、新中国首任政府总理周恩来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学习，才能坚定理想信念，提高道德素养，锤炼道德操守，远离腐败和各种不道德行为，也才能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学以开智。管理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伟大国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非凡的智慧。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领导的社会转折，是人类历史上一项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怎样才能具备领导这项全新事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呢?只有学习。这些年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每年都举行多次集体学习，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形式多样的中心组学习，党和政府多次开展包括“讲学习”在内的大型学习教育活动。这一切，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和广大政府工作人员的学习，较好地解决了“知识恐慌”的问题，保证了政府工作的正确性、有效性。在新形势下，必须一如既往地加强学习，从学习中获取更多的知识、更大的智慧，才能解决好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 学以增勇。打仗需要勇气，和平时期的政府管理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勇气。30年前，如果没有勇气，就杀不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今天，如果缺乏勇气，就不能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为此，必须加强学习。只有学习，才能认识和掌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有勇气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只有学习，才能掌握更多的新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就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只有学习，才能深明大义，克服私心杂念，勇敢地摆脱思想僵化、畏难情绪、自满心态和懒惰作风的束缚，使行政管理工作“更上一层楼”。 2．2009年5月，某县13名干部因学习笔记存在请人代笔或用往年笔记充数等问题，不仅受到诫勉谈话，责令写出书面检查的惩诫，而且在全县予以通报批评。这“作假”之事被处理后，成为当地干部群众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有人说是小题大做；有人翘指称赞，转变干部作风就应先从学风抓起…… 这事确实反映了当地对“干部学习”的高度重视。据悉，针对理论学习一向被视为“软任务”的情况，该县制定了严格的“硬指标”，还设计了“理论学习笔记本”，要求结合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由县领导带队，采取进村人户“蹲点”、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查阅资料等形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然后写成“学习笔记”。更“认真”的还在于，县委书记用10个晚上，浏览了副科级以上干部全年的学习笔记，从中发现5个单位的13名干部存在作假问题。 “学习笔记作假”并不是孤立的现象。现在大家提起“干部学习”，似乎谁也不会说不重视。在各级的文件中，各种领导讲话中，尤其是每每组织开展重要活动时，首先就是强调“加强学习”。有详细的学习计划，具体的实施方案，但是“学习效果”如何?不少同志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有一种现象人们常见，无论“正面的总结材料”，还是“反面的检查报告”，都有熟悉的字眼：“学习不够”。还有些同志一旦走上领导岗位，就渐渐会与学习远离，成了开会、应酬的忙人，很少静下心来认真“亲自学习”，即使要交什么诸如“学习笔记”之类的材料，“网上一调，选择粘贴”，恐怕也是“习惯动作”了；或者请“秀才”代笔，一交了事。问题还在于，又有多少主事人能像那位县委书记那样，认真阅读干部的“学习笔记”呢? 3．广东省委办公厅日前下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要大力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处级以上干部集中读书每年不少于5天，其他干部不少于3天。贯彻落实党的决定、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上级对下级的基本要求，但是如何贯彻、如何执行却有另一番景象。单从新闻报道来看，该省的建设学习型政党只是读书，而且每年读5天书就可以达到目标了!学习5天就成了学习型干部，学习5天就建成了学习型政党，这不又成了大跃进吗? 关于学习的问题，胡锦涛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明白，现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丰富多彩，不学习、不坚持学习、不刻苦学习，势必会落伍，势必难以胜任我们所肩负的重大职责，要做合格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大力加强学习，努力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丰富知识来充实自己。”从领导的讲话中，不难看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强调的是学习，而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活动，而是涵盖了提高思想水平、增强工作能力、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等一系列问题的复杂活动。 读书学习不是制度要求，而是自身需求。官员读书的需求是什么呢?为人民服务也好、提高执政能力也罢，这些都是面子上的话，触及不到官员的痛处。官员真正的痛处在于升迁去留，在于给不给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如果规定不学习不能当官、学不好不能当官，看有几个不学习?实践中，把学习能力、理论素养作为干部任用的依据只是一句虚话，很少有见落到实处的。如果不把学习作为一种硬性规定，涉及到官员的官帽，只怕是像读书学习这样务虚的活动，最终也只是以务虚的形式收场! 4．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坚持以打造学习型政府为目标，依托“四个结合”(学习与讨论相结合、学习与说做相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学中做与做中学相结合)，采取“四型”学习(领导带动型、自主推动型、借智拉动型、实践促动型)模式，切实做到理论知识、业务知识、科学知识一起学，辅导、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并举，把学习不断引向深入。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构建了激励学习、创新、创业、服务的政府学习长效机制。 领导带动型。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安居区充分发挥车头带动作用，由领导带头组织广大领导干部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际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一是建立区长办公例会制。充分利用每周星期一区长办公例会，由区长组织各位副区长、区政府办正副主任学习上级指示、会议精神，总结上周政府工作和谋划安排本周工作，很好地指导了政府工作全面展开。二是建立常务会学法制。充分利用政府常务会，让职能部门负责人主讲，正副区长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学习道路交通、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知识，有效拓宽领导干部的知识面，增强了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工作执行力。三是建立中心组学习制。充分利用中心组学习会，完善《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和《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进一步明确学习重点、丰富学习载体、严格学习要求，带动全体党员干部学习，开展知识大讨论，以巩固和扩大中心组的学习效果，激发政府领导干部创新思维。逐步建立完善中心组学习考勤制、学习档案制，使中心组学习做到有制度、有计划、有责任、有档案、有主题、有中心发言、有纪要。 自主推动型。学习在于坚持，知识在于积累。安居区在学习的平常性、长期性上狠下功夫，采取“四个一”学习模式(让每位机关干部每月读一本书，每人写一篇心得体会，每月组织召开一次经验学习交流会，每月选定一名干部主讲学习感悟)，着力营造“能者上、庸者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竞争环境，积极引导机关干部分科室、分小组、自主学习。广大机关干部采取向领导学、向同事学、向下属学，学理论、学政策、学经济、学管理、学业务，学习了《论语》、《文秘写作》、《六项房地产新政细则》等书籍，实现了机关干部从要我学到我要学、学会到会学、学习到创新的三大转变，工作效率与服务水平得到提高，干部办文、办会、办事实现了“零误差”的目标。 借智拉动型。安居区积极推崇拜师学艺，采取主动走出去、热情请进来的方式，向他人学习先进经验，拓宽思路，开阔眼界，切实做到了通晓上情、了解外情、熟悉下情，使学习者处于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之中，营造了一个人人皆学、时时皆学、处处皆学的良好氛围。主动走出去：一是组织外出考察培训。安居区积极推荐相关业务骨干分别到汶川、茂县等重灾区考察学习，为“1．31”磨溪灾后重建提供了丰富的先进借鉴经验。2011年5月期间，分3批派出12名文秘人员到省委党校培训写作领导讲话稿与调研报告，以提升机关干部的写作水平。二是以省市对口部门为培养人才的摇篮，采取“2+2”学习模式(分批次派出2名机关干部到对口部门学习2个月)，学习对口部门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以提升政府自身的管理水平。同时，分批次下派干部到相关部门、乡镇，多岗锻炼学习。通过这种借智借力发挥，正确运用其他地区的新思想、新知识和新经验，有力助推了安居区政府各项工作的高效运转。热情请进来：邀请省城乡规划设计院、中国柑桔研究所等专家来安居指导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灾后重建品位得到明显提升。邀请市发改委主任谢代银博士来安居开设“投资与规划”相关知识讲座，为安居“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邀请市级领导给区府办工作人员讲解“如何做好文秘工作”、邀请市委党校教授传授文明礼仪相关知识，机关干部素质得到整体提升。 实践促动型。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安居区按照抓深化、抓内化、抓转化的思路，采取学中做与做中学相结合的方式，以学习牵引调研，以课题深化学习，边学边做，边做边学，切实做到了“四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做到了学习、工作两不误、双促进。一是建立调研、参考制。组成专项课题研究小组，围绕化解危机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问题，深入基层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活动，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工作举措。同时，实行分组负责制，分期编写《学习参阅》、《领导参阅》，为领导、同事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学习参考资料，通过学习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学习，较好地解决了人民群众的突出问题。二是建立考评、激励机制。切实加强对于部职工学习进展情况的督察和考核，同奖惩、升降挂钩，建立“评学、奖学”的学习考评、激励机制，以完善的机制助推了学习型政府的打造和政府各项工作的高效运转。 5．为打造学习型政府，广州市清城区隆重举办了“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广东：形势与对策”宣讲报告会。报告会邀请了广东商学院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先庆教授讲课，该区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全区副科以上干部、街镇主要领导等共四百多人参加了学习。 会上，王教授从社会经济背景、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主题、广东的形势分析到基本思路与措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以专业角度来解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的有关精神。报告中提到的“三大压力、四大经验教训、八大成就、三大转型”等概念给干部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为清城区下一步抓好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开了一个好头。 6．2011年6月，梁平县政府办公室举行“读《致加西亚的信》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助推和带领全县学习型政府机关建设，在全县营造“人人学习”的良好氛围。 《致加西亚的信》是美国作家阿尔伯特.哈伯德的经典著作，书中所推崇的关于敬业、忠诚、勤奋的思想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国家，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梁平县委副书记、县长蒋宜茂曾在“全县人才工作会议”上作出指示，要求广大干部职工阅读这本小册子，从而推动全县学习型政府建设。 读《致加西亚的信》，旨在促进大家养成“勤学习、善思考、重实践、敢创新、常修身”的良好习惯，努力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能，从而强化办公室工作的执行力和落实力，将自己的每一项工作精益求精地做好。学风好了，学习习惯好了，精气神就足了，工作效率自然也高了。 据了解，该县政府办每周五下午将集中学习《致加西亚的信》一小时。同时，还将开展读书心得体会评比、“我为梁平发展献计策”演讲比赛等系列活动。 7．自2010年4月以来，田家乡在打造学习型政府中，充分利用网络社区这个新生的学习平台，激发了广大机关干部自主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学习取得显著效果。 一是拓展了学习途径。自建立田家乡政府网络社区以来，乡干部自觉加入了该社区，学习内容由乡宣传委员主办与审定，每周更新一次，通过发送群邮件的方式发到每个乡干部邮箱里。这种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学习方式，使整个学习过程变得灵活多样，干部在闲暇空余时间，只要打开电脑随时都可上网学习。 二是丰富了学习内容。学习内容包括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党的方针、政策、格言警句、励志箴言等，通过丰富的学习内容让广大干部自觉树立践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是促进了综合素质提高。乡干部通过网上学习方式，把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理论系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的理解和把握，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利用电脑上网络社区学习、相互交流等方式，对一些年龄较大的干部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通过一段时间的运用，他们计算机操作水平提高了，文字功底也得到了加强，受到大家的好评。 8．温家宝总理指出：“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关系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力量，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个不读书的人、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读书、学习是个人提升社会适应力、竞争力的基本手段，是党和政府永葆先进性的必备品质，是国家与民族繁荣进步的重要途径。选择学习就是选择发展，坚持学习就是坚持进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若想使我们的国家走在世界前列，则必须不断学习，积极进取，打造学习型政府。建设学习型政府是促进公务员更新学习理念、提高工作能力、培养创新精神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整个政府应对社会变革能力的根本途径。通过不断学习，更新已有知识，汲取新的思想，方能与时俱进。一个政府只有保证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符合，才能领导、驾驭好这个社会。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中国从1999年开始迈人老龄化社会。全国老龄委办公室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4．8％，人数突破两亿大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农村整体老龄化程度比城市还高出3％。另据《人民日报》报道，曾有课题组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超过18．3％，规模是城市的1．69倍。数据背后，潜藏着农村养老的隐忧。他们究竟该如何养老，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有学者引用全国老龄委办公室数据表示，我国城镇老人的人均收入，是农村老人的4．7倍。从贫困率角度看，在全国约1010万城乡贫困老年人中，农村就占860万，农村老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城镇的3倍以上。 2014年7月至9月和2014年年底至2015年2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发起了一项以“关爱农村空巢老人”为主题的调查，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以家乡农村的老人们作为他们调查、采访的对象。大学生们用他们的观察和记录，将农村老人们的生活细节一一展现，也让我们从中窥见农村老人生活的现实面貌，倾听他们内心最真切的期盼。 这次调研的试点村均为传统的农业村庄，受城镇化进程影响大。首先在居住方式上，农村老人主要的三种居住方式分别是：与配偶单独居住(49．2％)、独居(20．9％)及只在一名子女家居住(16．0％)。在全国调研的642位农村老人中，非“空巢”老人比例仅为10％。 这次研究将“空巢老人”定义为：因为无子女，在居住方式上为独自居住、与配偶一起居住、在养老机构居住或者固定在某一子女家中居住但子女长期外出务工的老人。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共1．7亿人，约占农村人口的27％。大量年轻人的外出，导致了许多老人提前进入“空巢”阶段。“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有人用这句话来形容空巢老人的独居生活。在现在竞争压力很大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年轻人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照顾老人。同时，全国调查情况显示，约30％的老人处于丧偶的状态，剩下一个老人独居生活，他们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活的难处是可想而知的。有受访老人表示，子女大都只是不定期回家探望，且次数少，间隔时间长：平日里给父母的钱和粮食也不多；而大多数老人反映尽管自己的钱不够用，但出于体谅“儿女自己的钱也不够用”，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向儿女要钱。 不管是在试点村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农村养老都以居家养老为主。在试点村中，老人非居家养老选择比例仅为29．2％，有明确参加养老院意愿的比例小，仅32．8％。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农村老人都居住于自己家中或子女家中，居家养老条件充分，而选择居住在养老院中的老人的比例仅为4．5％。对老人的养老意愿调查显示，在养老方式上选择“自己或老两口互相照料”“依靠子女”“居住养老院”的比例分别为48．8％、41．7％、6．0％，农村老人养老的“家庭倾向”明显。 对养老院的态度的调查显示，选择“不愿意”的老人比例大，机构养老缺乏老人的理解。受农村长久以来的文化氛围和习惯的影响，老人出于“费用”“子女选择”“养老院缺乏亲情”及“名声”原因，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不去养老院进行养老。“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在农村依然盛行。绝大多数家庭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孩子身上，没有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的意识。到了老年，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很多人丧失继续操持农活的能力，加上自身积蓄不多，从而不得不依靠子女来维持生活。然而，农村经济来源单一，农民增收难度大，使得单一家庭养老矛盾突出，引发不少家庭矛盾和冲突。 2．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以房养老”……一系列养老话题持续占据着舆论中心。而公众在关注城镇退休人员待遇的同时，另一问题似乎成了“被遮蔽的角落”——农村养老。 “在城市，领取退休金的人群大概占86．8％，而农村领取退休金的人群仅占18．7％，大量靠的是家庭和土地养老。”国务院参事马力说。 在中央国家机关青联常委、中央农村调研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丁智勇2011年对哈尔滨市12个县乡的调研中，60岁以上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已超过50％，60．8％的农村老人在为基本生活来源担心。 “低生育率和青壮年人口外流，是造成农村的老年人群体‘日渐庞大’的主要原因。”丁智勇说，“但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农村老人的经济地位，远比城镇退休老人‘弱势’。” 经专家测算发现，农民如果参保新农保并连续缴费15年，60岁后每月最低只能领取73元养老金，即便按照最高标准缴费，最多也只能获得每月129元的养老金。这样的水平显然无法满足一个老年人日常的生活需求，农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过低、待遇调整机制缺失的问题亟待改变。 “由于秉持‘广覆盖，保基本’等原则，当时55元的标准肯定是低了，比‘低保’(即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还要低，后者是每月57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钧说，“如今几年过去了，这个标准基本没有变化，远追不上物价的涨速。” 丁智勇在调研中，也碰到了类似尴尬。一位老村民告诉他，每月基本养老金“没病时还可以，有病就麻烦大了”。这个村民算了一笔账：一盒感冒药17．6元，每次要把感冒治好，起码要吃几盒，“一个月的养老金基本就没了”。 村里的老人要是得了乡镇诊所都不知道的病，去一次县医院就得辗转3小时以及花费数十元车费。2014年，上海财经大学连续第七次进行“千村调查”，一名学生在报告心得中写道：“鸦鹊村位于交通要道上，算是最好的村落了，距离镇医院十分钟左右的车程，到县医院需要三个小时的车程。因此，除非重病，老人们更多是靠的村里的‘赤脚医生’，村卫生所的医疗设施更是极为贫乏，正因为缺乏专业的检查，老人们往往只能说出身体哪里不舒服，具体却不知道是什么疾病。” 3．2015年6月6日，“老龄社会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张雄教授课题组公布的《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称，超过六成农村老人不愿进城养老。于是，农村老人不愿进城成为养老新痛点。 随着大量农家子弟扎根城市，父母远离乡土，随迁进城，含饴弄孙，这本应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自然变迁。但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激烈碰撞中，焦虑，成为进城老人的通病；逃离，成为他们无奈的选择。 据了解，时至今日，虽然城市繁华，但仍有老人坚定地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土地是根本，农村是家园。也许，农民进城是城市化不可逆的潮流，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下的城市化往往是以大兴土木、大修大建的方式实现的。人的城市化，仍是一块短板。相应的服务与配套远远跟不上城市化的进程。一位进城养老的农村老人表示，进城前，听儿子说能够请家政服务护理，但实际上好的护工人手紧张，子女工作都忙，“还不如在老家，起码摔了碰了，还有邻居搭把手”。 农村老人进城要面对经验之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这对农村老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在被科技重构的城市生活中，曾经田间地头的能手，如今显得迟钝乃至自卑。更为重要的是，老人们远离了鸡犬之声相闻的熟人社会，进入钢筋水泥下的陌生人社会，他们的精神生活往往空虚而寂寞。子女工作繁忙，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与亲情陪伴无暇顾及。同时，他们也难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难以参与到城市老人休闲娱乐生活中。 解决这一问题，老人及其子女们固然需要积极面对，但政府和社会也应有所作为。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养老服务，是当务之急。当前，不少城市老年人活动场所普遍缺乏，无法满足老人社交的需要。 社区应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服务场所。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社区能够深入了解进城老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为他们提供具有人情味的心理疏导，引导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技能，通过举办多元的社会互动，让进城老人培养新的兴趣爱好，并从中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重建人际关系网络，从而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融入城市生活。遗憾的是，当前我国的社区力量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进城老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引导。 我国对进城老人的社会福利投入有限，不少福利项目也因为城乡户籍差异而区别对待，其结果是进城老人的养老资金基本来自子女赡养。这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之重。不少老人因此无奈选择返回农村，继续依靠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为子女减轻负担。 城市化，终究是人的城市化。如果大部分农村老人不愿意进城，或者选择逃离，那就说明我们的城市化离这个目标还相去甚远。城市化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不妨暂缓脚步，重新审视进城老人。他们是城市化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同时也是评估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的城市，唯有为老人进城做足充分准备，他们的不适症才能够最终根治。 4．“‘空巢’老人的生活由谁照顾?生病谁来护理?家务活谁来帮忙?”这是丁智勇所担忧的问题。 现实中，农村养老的“大头”依靠的是土地和劳动力。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养老”模式也不断受到冲击。“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家庭养老的主要经济基础。”丁智勇表示，“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增加和大量耕地被占用，‘没有经济权，没有发言权’，农村失地老人在许多应得利益面前被‘边缘化’了。在农村，有经济来源的老人子女争着赡养，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无人问津’的现象屡见不鲜。” 对仍然保有土地的老人来说，指望一块土地养老，依然阻力重重。丁智勇在对哈尔滨12个县乡的调研中发现，能自己种地的农村老人只占20％，剩余的或是把土地出租换得口粮，或是将土地交给子女或亲属耕种，后者约占44％。“老人把土地分给子女后，有的子女按照耕地面积给老人生活费，有的只管老人吃住，好一点的能给老人少量零花钱。所谓赡养费也大多是象征性的，金额很少。”他表示，“还有一些老人，把土地、房子在儿子结婚时就给了儿子，自己只能搬到外面租房子住。” 据统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达5000万人，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超过7800万。这对农村老人意味着什么?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在“未富先老”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养老，不应再遵循“只交给土地和家庭”的传统模式，“农村养老应该是多资助、多层面、多元化的，国家和政府要承担起更多责任，政府应该是农民养老的第一责任主体”。 早在2011年4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提出，我国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远低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而社会保障支出中的绝大部分又用于城镇居民。“现阶段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在农村”，并呼吁“提高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比例，并按城乡人口比例配置”。 5．“从通货膨胀速度和物价水平等情况来看，每月100多元钱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基本养老需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倪志浩认为，居民养老金待遇也要不断调整。 唐钧也认为，未来政府加大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财政投入，已是学界共识。“建议农村老人的养老金要以保障其基本生活为标准，根据各地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数字而定，不搞‘一刀切’。”唐钧说，“2009年时，确定55元的基础养老金，有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也考虑到农民毕竟还有土地作‘后盾’。而现在，制度建立了几年，一些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是可以考虑完善标准的问题了。” 丁智勇则认为，除了“养”，“医”也是当前农村老年人最迫切的需求，亦常令他们不堪重负。“现在的‘新农合’政策，虽然缓解了农村老人的看病难、看病贵状况，但报销比例低，纳入报销范围的项目少，县乡地方的医疗条件有限，‘当地看不好，外地报(销)不了’，仍然是农村老年人反映最多的问题。”丁智勇说，“试想，如果一个农村老人需要到市里、省里看病，病肯定不小，平均统计，至少需要1万～2万元。而且看病费、住院费需要自己垫付，老人垫付不起，报销比例又低，一部分农村老人也‘因病致贫’。” 近年我国已加大了对农村医疗的保障力度，比如“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并针对一些治疗花费特别高的“大病”，建立了补充医保报销制度。丁智勇建议，未来，在医疗方面还可以给予农村老年人以更多优惠和照顾：“减免特困、高龄农村老人参加‘新农合’的参合费用，提高‘新农合’的报销比例、扩大报销范围。” 对失地农村老人，丁智勇进一步建议．可以考虑建立“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比如，对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实行‘先保后征、刚性投保’办法，保障其基本生活，解除他们失地后养老的后顾之忧。”“总之，要解决农村养老困局，公共财政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农村倾斜、向农民倾斜。” 6．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王松认为，农村养老机构的缺失，也是留守老人养老难的重要原因。调研发现，县级养老机构少，床位不足，而乡镇一级的养老院只对城镇“三无”和农村“五保”老人开放，不接收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对有护理需要的老人，子女回村照料就丧失收入来源，带进城里又面临高昂的住房就医费用。 如果形成可以很好适应农村当地条件、具有长期存续性的互助养老模式，在理想状态下，农村老人可以通过互助与合作，实现经济互助、疾病的相互照料、劳动上的互助、情感互济、信息共享和代管孙辈。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社区互助强调多方主体的参与，通过建立社区互助整合政府引导、社区民间组织参与和市场化运作形成具有存续性的公共资源，既可以解决农村老人自身的养老问题，在宏观层面上也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增加了养老模式的弹性和灵活程度。 “24小时有人定时刷卡查房，有需要摁下床边按钮就好……这里感觉比在家还好。”近日，由宜兴市徐舍镇原鲸塘、徐舍、芳庄三家敬老院合并而成的徐舍颐养园投运“满月”，赢得了人住老人的一致称赞。作为一家新建养老机构，该园在宜兴市率先引入“公建民营”新模式，由政府负责硬件设施建设，经营管理权交由专业养老服务公司，有效化解了农村敬老院发展中的诸多矛盾。 作为推进农村养老事业的重要载体，目前宜兴市农村敬老院约有20家，盈亏多由当地政府兜底，因受地方财政等因素制约，其中大多存在不小的经营压力。另外，由于多年来政府“大包大揽”，敬老院管护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不高，缺乏专业服务，发展与经营养老事业压力均比较大。对此，宜兴市民政部门多方考察学习后，按照“政府主导、政策扶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思路，结合实际，将徐舍颐养园、周铁镇敬老院列人首批“公建民营”试点单位，推行“公建民营”模式，旨在进一步盘活镇级敬老院资源，提高运营效益和服务水平。 “2014年，徐舍颐养园基本建成，一期建筑面积为1．2万多平方米，内设五保供养、社会寄养、康复护理二三大区域，设置床位300多张。”徐舍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硬件升级到位后，服务不能再简单地“新瓶装老酒”，要同步升级。通过广散“英雄帖”和层层筛选，2014年底，徐舍颐养园正式“牵手”湖南康乐年华养老服务公司，签订五年合同。由康乐年华接手的颐养园于2015年6月底全面投入运营，160多位老人乐呵呵地搬进“新家”。为确保敬老院的公益性，镇政府还向康乐年华提出“所有有人住需求的五保老人必须接收”的要求，并白纸黑字地明确在合同中。 随着徐舍颐养园的顺利投运，养老机构“公建民营”的优势也逐步得到体现。市民政局社会福利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建民营”首先解决了社会资本进入时，基础建设或房屋成本高等难题，又引入竞争机制，可大大激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的积极性。徐舍颐养园园长刘女士坦言，其实根据以往经验，供养对象不超过总数三分之一，企业才会保持盈利。但眼下，颐养园供养对象超过半数，日常运营经费除了政府每月1200元／人的补贴外，其余由企业自身承担。因此，企业只有用专业服务打响名气，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寄养人群人住，实现盈利。 为此，2015年初，康乐年华从护理、健康等各方面对颐养园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同时，通过对身体健康、行为能力、服务需求等“大摸底”，为每位老人建立了健康档案和能力评估档案等，并据此配备不同服务。这也是宜兴市首次采用这种国际领先的“先评估后人住”模式。颐养园护理部助理周某介绍说，除了提供衣食住行等基础服务，颐养园还充分利用功能区和公共活动室，准备了健康复健、亲情陪护、心理咨询等不同方案的定制服务，关注老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 把经营权交给企业，政府并非完全撒手不管。为确保服务质量，徐舍镇政府还将每年组织两次针对入住老人及其家属的测评，若满意率低于85％，则按合同对托管企业进行整改、处罚。此外，镇里还派出三名工作人员“驻院”，对其服务、政企协调方面进行监督。 7．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幸福。但对于中国人来讲，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使农村地区养老问题成为大多数国民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或者为父母，或者为自己。 在这个转型期里，各种因素层层叠加，给人们带来挑战。对正在步入晚年或者刚刚进入晚年的这一代父母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多的家庭成员为他们提供赡养支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家表示，社会养老至少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 在现阶段，幸福、健康、富裕、可持续的家庭仍是大多数中国老人晚年的归宿。从这个层面来说，让中国人更富裕，几乎是解决目前养老问题的唯一途径。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中年职工奔波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担心抽不出时间接送孩子；青年白领穿行在拥挤的地铁里，发愁买不起房子；大学生害怕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甘愿接受“零工资”的试用；老人们念叨退休待遇不能兑现、看病难上加难；公务员抱怨钱包瘪、压力大；农民害怕化肥涨价，粮价偏低；私企老板唯恐政策变动、眼下的生意不可为继……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加剧，焦虑不再是“弱势群体”的专利，而渐成一种普遍心态。在许多人看来，身边往往危机四伏，总有原因让人感到不安。所谓社会焦虑，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现在，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无论是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农民群体的成员，还是处境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干部群体、企业家群体的成员，无论是东部地区的居民，还是西部地区的居民，都有焦虑不安、浮躁不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可以说是少见的。大量社会调查显示，民众关注的主要问题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教育问题、住房问题，等等。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基本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人们越来越富，但焦虑却越来越多，乃至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情绪。表面来看，这是种矛盾，其实不难理解。管理学中最基本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的需求总是在低层次需求得以实现的情况下向高层次发展。当绝大部分人整天都为生计发愁时，他们对爱、对被尊重、对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自然无暇顾及。渴望且能得之，则不成为焦虑；渴望而不可得或者很难得，才会成为焦虑。当焦虑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其中折射出的实是社会保障的不足。为什么会有就业焦虑?并非我们都处在失业之中，但今天拥有工作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长期拥有工作。如果我们失业，我们能否迅速再就业，我们不得而知。为什么会有财富焦虑?也并不是我们都食不果腹，但面对财富悬殊，那早已解决了温饱的财富却又似乎微不足道…… 2．从心理学上说，适当的焦虑，不但不是坏事，还是一种发展动力。可当焦虑情绪成为普遍性、大范围、多行业的社会化情绪，甚至上升到了社会焦虑症的程度，就应该是一种提醒，“有尊严的发展”缺位了。什么是“有尊严的发展”?温总理对尊严感进行过详细解释：“第一，无论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国家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第三，要给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让他们的聪明才智竞相进发”。说白了，就是平等的权利、应有的物质和精神保障、良好的发展机会。这些年的发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可在“有尊严的发展”落实方面，仍有不足。比如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引起不满，“我爸是李刚”之类的特权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某些人的“赢者通吃”、“霸王情结”的思维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公平感和公平信仰。在特权面前，人人都是弱势群体，焦虑就会产生很多。再如，社会保障不足，除了公务员能够享受丰厚的医疗和社会养老保障，就连不少事业单位的社会保障问题也都推向了社会。“看不起病”、“养老钱不够体面”，甚至没有养老钱，仍是很多人的无奈现实。常有后顾之忧，自然就想多挣钱，多干活儿，年纪轻轻就不得不为退休的事情考虑，增加焦虑心理。总之，长期以来，虽然注重均衡、注重公平的科学发展观一直是各级政府的基本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经济建设“一手硬”、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一手软”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过分强化经济行为，政府应该承担的其他职能，如社会管理职能、精神发展等，所能占用的精力和时间就有限，而政府应该坚守的人本职能、服务本位也渐渐被淡化和忽略。 3．在计划经济时期，城镇职工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单位”中，单位发放工资，提供住房、医疗、养老等保障，赋予人们基本的“安全感”。在转型期，社会结构剧烈变革，原先由单位提供的“保护壳”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内心里埋下了焦虑的“种子”，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风险，变得焦躁不安。从1998至2000年，国有企业共产生下岗职工2100多万人，波及数千万家庭，且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其造成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有些问题至今仍在消化。与此同时，1994年起，我国逐步改变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由国家统分向市场化就业转变，提倡“自主择业”“灵活就业”。进入新世纪，各地大学继续扩招，毕业生人数猛增，“就业难”从下岗职工向大学生群体迅速蔓延，就业焦虑从“4050”人群向“80后”“90后”人群迅速扩散。市场经济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风险。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尚缺乏牢靠的“社会安全网”。比如，失业救助、医疗保险、社会养老等基本保障制度还未真正健全。在一定程度上讲，“灵活就业”也是“高风险就业”的代名词。一旦失去了“单位”的保护，人们难免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状态，难免产生无法回避的焦虑。 4．户口一度是身份的直接标签：没有城镇户口，就没有粮票、布票、油票，就无法在城市生活。改革开放30余年，户口已不再承载粮油功能，但是户口的附加值依然存在。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没有户口，生活并不轻松：住房——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而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差别至少在数十万、百万元以上。再加上住房、汽车限购政策的出台，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教育一一尽管不少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户口仍承载着较大的教育功能。比如，在北京没有户口就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用说小学、中学。单清华、北大等在京的招生指标就让外地人只能羡慕。社保一——按照规定，用人单位要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尽管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接制度已经建立，但由于社保待遇存在地域差异，不同户籍的社保待遇并没有实现均等化。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城乡结构，人口快速向中心城市、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表面看，原来的城乡分割、户籍分割不明显了，然而，由于缺乏完整的体制保障，改变城乡对立、户籍限制的任务依然艰巨。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等诸多问题。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给社会留下深创巨痛，并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应当承认，近年来，各地正采取措施，努力将公共服务覆盖到更多包括农民工群体的外来人口，可是，无论是蓝印户口，还是“绿卡”、居住证，都没有实现真正的同城待遇；无论是“新东莞人”、“新深圳人”，还是“新苏州人”，这些称呼还是给不同人群贴上不同的标签，人群“排斥”现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已有2亿多农民工进入了城市，其中1亿多人常年在城市生活，其人口规模几乎相当于两个法国的人口总和。今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会有更多人口涌进城市，其二代子女以至三代、四代等都会长期在城市扎根。在一些大城市，外地人口也会越来越多，人口的跨城市、跨区域流动将更加频繁。不从根本上解决外地人(包括农民工)的同城待遇问题，就无法根除他们心中的焦虑。 5．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秉承着劳动致富的信念，社会也给勤奋守法的人创造了致富机会。今天，财富积累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劳动致富”向“财富致富”、“资本致富”转变。其中，住房已经成为拉大财富差距的重要因素。浙江大学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经过10多年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住房已成为五成以上家庭最重要的财产组成。一些拥有较大住房或者多套住房的家庭，财富得到巨大增值，而住房较少或尚未购买自有住房的家庭，财富差距被持续拉人。这种差距根本无法通过工资收入增长得到弥补，由此在一些人群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衡感、“被拉下”感。更加令人警惕的是，由于转型期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尚不健全，财富分配向政府、垄断行业、发达地区倾斜的趋势未从根本上扭转，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也在拉大。有分析测算，如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3倍，行业收入差距超过10倍，地区之间的差距在2倍以上；基尼系数在2002年首次突破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目前临近0．5的红线。高房价、高物价、高生活成本，短短10余年，人们的财富差距就由万元级、几十万元级转向千万元级。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没有“背景”，缺少资本，生“错”地方，干“错”行业，抓不到机会，等等，即使通过自我不断地努力，也无法实现个人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心态怎么会平和? 6．正像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不断深化的时期。这种不断深化的改革意味着以往利益结构要发生全方位和大幅度的调整，要重构新的利益格局，换言之，社会的许多群体和大量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和经济位置要重新洗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30年问，一方面迅速崛起了一个暴富的高收人群体和一个生活状态相对比较舒适的中等收入群体，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个生活贫困的低收入群体。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利益位置的急速变化，往往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双重示范效应．进而对许多社会成员形成了大面积的压力。再者，改革开放以来，同经济发展相比，社会发展明显滞后，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明显缺位。不少社会成员在失去了以往习以为常的单位福利和单位保障之后，却没有被纳入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当中。这些人由于缺少基本生存底线的“兜底”，因而对未来可能的不利处境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担忧甚至是恐慌。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进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共同体，其构成因素和变数之复杂，恐怕也是全世界之最。中国经济和社会在未来还会遇到哪些不可预期的风险因素，现在很难判定。显然，社会风险因素的增加，势必会给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带来空前的变数，进而加重了社会焦虑。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种种原因，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丢失了信仰。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现阶段许多社会成员的心灵或心宅往往缺少一种坚守和定力。进一步看，由于心灵或心宅缺少坚守和定力，因而不少社会成员在面对大量诱惑尤其是经济利益诱惑时，其行为往往缺少坚定的信念、长远的目标取向和执著的精神，难免随波逐流，飘忽不定，心里很不踏实，进而容易陷入某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当中。重要的是，由于心灵缺少坚守和定力，所以，人们的行为一旦受挫，其抗挫折抗打击能力必定十分有限，这就会不断加重人们的失落心理，进而深陷社会焦虑现象的困扰当中而难以自拔。社会焦虑现象其实还反映了在中国现阶段，民众对基础民生问题、对于未来美好并且是否合意的生活所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深入人心，催生了社会成员个性意识、财产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觉醒，同时又使人们十分看重自身的经济利益问题，于是，这就造成一种普遍的现实感，使社会成员注重现实的日常生活，注重现实生活的质量问题，而摈弃以往禁欲主义以及过于理想化如乌托邦式的行为取向。但是，民生问题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出现严重欠账的情形，而且，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过于追求GDP、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轻视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凡此种种，致使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 7．社会焦虑现象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会激发社会成员的某种动力，但从总体上看，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社会焦虑现象会促成或加重一系列的社会矛盾问题。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社会焦虑现象会直接催生社会成员发生程度不同的非理性行为。比如，当社会焦虑现象盛行时，人们对于长期行为往往是不感兴趣的，相反却会热衷于短期行为，容易形成从众行为和越轨行为，等等。进一步看，这样一些非理性行为会引致一些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其二，社会焦虑现象会程度不同地降低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客观来看，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大多数社会成员目前的“绝对”生活水准已经高出一个数量级。但是，由于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一部分社会成员往往兀暇作出理性的判断，而热衷于同左邻右舍当中更高水准者相比，甚至同全社会当中那些公认的生活水准很高者相比，因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准不够满意，并且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心理。其三，社会焦虑现象会加重人们对于社会矛盾问题的不满情绪。有些社会矛盾问题存在着，但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同时再夹杂着一些不公正的心理感受，就容易把本来不是很严重的矛盾问题看得十分严重，容易迁怒于他人他事，进而会加重某些社会矛盾问题。 8．尽管中国现阶段面临着诸多的社会矛盾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也不必过于担忧，以至于失去信心。纵观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同等发展阶段都曾遇到过类似的矛盾问题，同时也都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矛盾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而是应当积极主动有效地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就此而言，应当从标本兼治两个方面着手。从治本的角度看，应当特别注重从源头上着眼，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推进社会建设，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比如，国务院加快了供地的进度，保证保障房用地；为了抑制通胀，央行加息、收紧贷款、上浮利率种种政策接踵而至……总之，只有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化解社会焦虑，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9．中国应对社会矛盾问题有其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民众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这就为社会安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的支持；法治社会的逐渐形成，使得社会成员在解决社会矛盾问题时逐渐地能够有章可循；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实施以及改善民生政策取向的形成和实践，更是直接有效地解决或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问题。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期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社会也具有一些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独特优势。这些独特优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层面上的优势，但是如果得以充分开发，将会有助于不少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而这样一些独特的优势，却常常被人们忽略或重视不够。中国人期待稳定，甚至有外国人也发现，社会稳定几乎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情结；中国人有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一些由自然灾难所引发的公共危机，往往会激化社会矛盾，并最终演变成为大规模社会冲突的导火索，而中国所具有的强大的举国动员体制和能力，恰恰能够有效地化解类似的公共危机，有效地防止其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中国人一直极为注重现实生活，具有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中华民族源于多个民族，是多个民族融合而成，这就使得中华民族含有多个民族的基因，具有一种平和宽容的精神；中国人对于家人几乎是负有无限责任，客观上这有利于社会矛盾问题的缓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矛盾问题的加剧。 10．中国正处在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要想彻底消除社会焦虑现象是不现实的，但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则是能够做到的。就社会焦虑现象的缓解而言，至少需要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现在提建立一个高级的或中级的民生保障体系还不够现实，但是提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现实可行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其基本内容是：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通过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让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底线，对未来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预期。如是，则能够有效地缓解社会焦虑现象。另外还要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这是一个公认的道理。充分就业应当是社会的优先目标。充分就业是指，任何一位愿意参加工作、具有必要能力并且年龄合适的社会成员都应当获得一份有经济报酬的职位。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一种职业。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就意味着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意味着拥有了一个可预期的发展平台，意味着能够进行一些必要的平等的社会活动。可见，充分就业是缓解社会焦虑现象的基础性的必要条件。三、作答要求

申论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考生可以在本试卷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答，作答在其他位置一律无效! 给定资料 1．2011年以来，猪肉价格一路攀升，部分水产品在旱情影响下价格大涨，一些蔬菜价格则大幅“跳水”，“菜篮子”产品价格变化令人应接不暇。下半年“菜篮子”怎么保?2011年7月19日、20日，农业部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农业厅局长座谈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将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平稳发展，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当前重点要抓好生猪、水产品、蔬菜的生产。 受养殖成本大幅上涨、前期能繁母猪存栏下降、去冬仔猪存活率降低、散养退出加快等因素共同影响，今年以来生猪价格延续去年下半年上涨态势，并从4月底开始加速上涨，目前价格仍处于历史高位。从生产走势看，能繁母猪存栏连续2个月增长，仔猪存栏连续5个月增长，生猪存栏连续4个月增长，下半年生猪生产有望保持稳定增长，生猪出栏将呈现逐步增加态势，但近期供求仍会偏紧。韩长赋表示，农业部门将抓紧落实中央稳定生猪生产发展的政策措施，已经下达的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区)建设、良种补贴、能繁母猪补贴和保险等各项扶持政策，会尽快兑现到场到户。同时，将加快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狠抓疫病防控，强化生产监测与信息引导，积极引导广大养殖场户合理补栏，抓紧完善调控预案，防止价格大涨后大跌。 2．几亩卷心菜、一万块钱，对一个负债累累的农村家庭，成了足以致命的数目。济南市唐王镇一名农民听信人家说养殖赚钱，借了一万元买些小羊、盖起棚子、买了饲料，本想赚点钱供孩子上学，小羊却染上瘟疫，一万元赔光。今年他将家里六亩多地全种上卷心菜，偏遭连阴雨，卷心菜价格低至8分钱1斤，这个农民破碎的心再遭重击，最终选择自杀……一段时间以来，菜价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令人纳闷的是，去年以来，从“蒜你狠”到“豆你玩”，再到“姜你军”，市场菜价持续上扬绷紧社会的神经，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呢，突然间怎么田头就出现“烂市”了? 而且，这轮大涨大跌恰恰发生在国家启动新一轮“菜篮子”工程之际。新的“菜篮子”里都装些啥?怎样长期稳定地解决好菜园子、菜摊子、菜篮子的问题?记者专访了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 记者：近期菜价下跌，又出现卖难，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晓华：准确地说，是部分地区部分蔬菜产品出现了滞销卖难。尤其是叶菜类价格下降最为明显，芹菜、大白菜、卷心菜等品种发生不同程度滞销。 这次蔬菜价格下跌是多种因素叠加引发的。一是季节因素，每年4月菜价是总体回落的。二是天气因素，1月份南方连续低温导致蔬菜上市期推迟近一个月，与北方露地菜上市刚好碰头。三是外部因素，日本核泄漏在我国菠菜、莴苣等品种上检出，在部分消费者中引发疑虑。四是受去年价格行情较好的影响，部分地区芹菜、洋白菜等种植面积扩大，形成了局部卖难。 记者：这次蔬菜价格波动，会不会影响今后蔬菜的生产和市场供应?个别品种会不会再来一个“菜荒”? 陈晓华：近期蔬菜滞销价跌，部分地区菜农遭受较大损失，可能影响种植积极性，但这不会改变蔬菜生产整体稳步发展的态势。特别是近期受损的多为生产期短的叶菜，如果市场需求转旺，生产会很快恢复扩张，不可能出现“菜荒”。而且，就目前的农情调度看，今后一个时期，蔬菜产业面临的最大压力将是营销和市场开拓。目前蔬菜在田面积9340万亩，同比增长6．7％。预计5月上市蔬菜7330万吨左右，同比增长10％以上。 因此，当前蔬菜生产继续保持发展，市场供应充足，农业投入品监管措施进一步加大，质量安全总体有保障。今后关键是要加强政府对蔬菜平稳运行的公共服务，避免市场供给的大幅度波动。 同时记者也发现，在广大菜农被“菜贱”所伤的时候，城市里的广大市民也纷纷被“菜贵”所烦扰。因为中间流通环节的费用繁多，导致蔬菜到大城市后身价倍增，以至于出现了现在“菜贱伤农，菜贵伤民”的局面。 3．国家统计局2011年7月24日发布的50个城市主要食品价格数据显示，7月11至20日，29种食品中16种的价格较7月上旬上涨。自国家统计局发布的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创下三年来的新高，不少机构预计年内6．4％的CPI涨幅已经见顶，下半年物价有望回落。 “目前无论是生产资料价格还是消费品价格涨幅逐渐趋稳，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国家发改委C司长22日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从历史经验看，本轮物价上涨临近拐点。 但下半年的物价形势难言轻松，坚持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目前，农产品价格上涨正密集向终端市场传导，包括食用油、熟食、糕点、乳制品等食品价格开始接二连三地上调。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些产品的涨价引起连锁反应，通胀高企还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7月11日至17日，国内小包装大米、小包装面粉零售价格比前一周均上涨了0．4％，涨幅保持平稳。鲜活农产品方面，据农业部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监测，今年第28周(7月11日至7月17日)全国“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95．85，比前一周下降0．46个点。其中畜产品和水产品价格的环比涨幅较6月份均有所下降，蔬菜和水果价格则环比继续下跌。生产资料价格方面，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与前一周相比，7月12日至18日国内监测尿素价格继续上涨，但上涨省区市的数量有所减少；复合肥价格继续稳中有涨；磷铵、氯化钾价格基本平稳。 经济学家A认为，7月份CPI或许还会创新高，但8月份以后应该会出现回落．第四季度将回落得更加明显。短期来看，CPI见顶并出现拐点是确信无疑的。 物价上涨与猪肉价格的上涨有着很强的相关性。据了解，受“非典”和“禽流感”事件的影响，新世纪以来猪价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2003至2004年。第二个高峰期即2007年至2008年的猪价牛市，猪粮比价一度高达10比1以上。去年下半年以来，猪价再次上涨，并于近期突破了2008年的高位。 不过目前来看，猪价的拐点还很难真正到来。市场分析师B认为，因为生猪市场仍有供需缺口，只要饲料价格没有大幅下跌，整体价格跌幅就不会太大，猪价回落后最低价格也会维持在8至8．5元／斤。 除了价格波动的周期，国家发改委C司长认为下半年物价形势比上半年要乐观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比4月份有明显回落，这种影响通过传导之后．在9月份以后对我们国家的输人性影响会有所放缓；国内的货币调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流动性减少会对物价稳定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内重要商品供给有保障，包括夏粮获得丰收，产量增长2．5％，肉、禽、蛋、菜和工业消费品供应充足。 A认为，影响CPI的主要因素在于核心CPI(剔除食品和能源影响)，核心CPI主要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而目前经济处于回落当中，长期来看CPI还是会回落。 虽然下半年物价形势稍显乐观，但农产品新旧涨价因素交织在一起，还是暗藏着很多不确定性。新涨价因素包括前期涨幅较小或者价格下降颇“补涨”，这有可能使得全年物价“前高后不低”。有分析称，到目前为止，今年的高物价是在菜价涨幅低于历史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取得的，而这一状况在三季度很可能会出现转变；从历史数据看，通常三季度环比和同比价格都比二季度要有所上升，就目前的走势看，粮价、肉价等食品价格在三季度将继续上涨。 夏粮实现增产，早稻已经收获过半，占粮食产量70％的秋粮生产成为下半年的关注焦点。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D所长认为，尽管粮食丰收，但由于肉价大幅上涨，玉米等粮食需求增加，加上成本居高不下，价格还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由于国家的调控政策，前期一些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在终端食品上体现得并不明显。随着原料成本的持续增加，食品企业的提价要求愈发强烈。自去年11月份食用油“限价令”实行以来，食用油生产企业经营压力不断加大。虽然几家大型企业均表示目前没有提价计划，但终端市场上的部分产品价格已经开始上涨。根据商务部的监测数据，自7月1日起，全国豆油和花生油的零售价格连续两周的涨幅明显扩大。 另据报道，多家餐饮企业宣布提价。记者在北京一家餐厅看到某肉制品生产企业贴出告示称，因为原料肉、淀粉等成本价格飙升，企业已经无法消化成本压力，自7月15日起上调产品价格。对于这种价格传导，A认为，食用油等产品在CPI中占的权重不大，关键是这些产品的涨价不要引起连锁反应。如果出现连锁反应，通胀高企还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4．2011年下半年，G省采取逐月向各市分解物价调控目标、继续实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食品类价格月度通报制度、进一步清理流通环节的收费、对物价部门实行责任制等多项措施，力争稳定物价。 今年上半年，G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5百分点，在全国位居前列。上半年，G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较大，其中城市上涨6．6％，农村上涨7．6％，总体涨幅居全国第三位。 对于G省居民消费品价格的上涨，该省物价局有关负责人解释：一是翘尾涨价因素，也就是去年价格上涨的滞后影响。在前5个月C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中，翘尾因素影响达到4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影响为2．8个百分点。二是农产品涨价因素。以猪肉价格为例，6月份同比上涨57．1％，成为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三是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也是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 有关专家指出，上半年G省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上涨，在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中，食品类上涨16．1％，居住类上涨3．7％，其余六项价格上涨幅度均不超过3．5％，上涨幅度不大。由于G省居民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比重较大，造成食品类在CPI计算中的权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以上半年消费品价格上涨总体幅度居全国前列。 全省年中工作会议提出，着眼于保持G省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把过快上涨的物价降下来，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要控制在5％左右。这就意味着，下半年新涨价影响必须控制在1．7个百分点以内，平均每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要回落0．4个百分点。在当前通胀预期依然较高、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头不减、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多种复杂因素面前，这绝非轻而易举，而是需要克难攻坚的事。 “要实现今年控价目标，就要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G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丛表示，调控物价关键在增加市场供给，从市场源头抓起，抓好市民“米袋子”和“菜篮子”，为稳定物价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市场先生’有时也会犯错误，这就要求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用政府有形的手，进行临时价格干预，牵住物价‘牛鼻子’，把它引入正轨。”G省自治区物价局副局长程华兴说，全区年中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加强民生价格和收费管理、落实“菜篮子”工程市长负责制、加强市场价格监管等系列措施，非常有针对性，关键是分解目标，强化责任，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 G省发改委有关领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G省降低了城市供水、民用管道天然气、罐装液化气价格以及集贸市场设施租赁费和超市进场费、学前教育收费、公有住房租金等控价措施，近期还将启动对部分重要居民生活必需品实施临时价格干预，干预范围包括猪肉、大米、食用植物油等，G省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对于物价过快上涨，感受最真切是低收人群体。G省党委书记郭声琨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G省贫困人口多，贫困面积大，一部分群众生活还很困难，这始终是各级党委、政府最大的心病。 要使G省低收入群体从容面对物价上涨，就要千方百计增加困难群众的收入。为此，全省年中工作会议提出．要突出抓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确保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770元、增长10％，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000元、增长10％，使城乡居民收入明显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家里有粮，口袋有钱，群众面对物价上涨才能心里不慌。 有关专家指出，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当前要针对物价过快上涨对群众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的情况，在抓好物价调控的同时，通过加大财政补贴投放力度，建立救助和保障补贴与物价涨幅联动机制等措施，确保群众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 “从更长远来看，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做大做强做优工业。”蒋升湧说，G省落后主要是工业落后，这已是老生常谈，但这就是G省的省情。经过多年努力，去年G省一、二、三产经济结构调整为17．6：47．5：35，而去年全国一、二、三产经济结构是10．2：46．8：43，G省第一产业占比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高了7．4个百分点。 “由于农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大，农副产品价格一有个风吹草动，就造成G省CPI结构性上涨。”蒋升湧表示，解决G省CPI上蹿下跳的长远之策，就是转方式调结构，做大G省千亿元产业，做大做强做优工业，提高工业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降低农业所占比重，让粮食、猪肉等农产品价格上涨不再对CPI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可以期望，只要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做到“举事当先审民心”，把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采取非常措施，做好控价各项工作，G省完全有可能实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预期控制目标。 5．近日，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表示，该国政府已采取各种步骤来减轻物价上涨所带来的负担，从而协助那些受影响的人。这些步骤包括：继续提供RON95、柴油、液化石油气和食品(如STl5％白米、白糖和面粉)的津贴；统一东、西马日常必需品如白米、面粉、白糖和煤气的价格，今年政府批准了2亿令吉作为必需品运送计划的费用；加强统制品的供应和价格控制的执法行动，并修改2010年价格控制和反暴利法令，此法令已在今年4月1日生效；监督必需品的供应，以免因供应不足而影响价格；废除一些食品种类的进口税；拨出9．74亿令吉作为稻米、肥料和稻种的价格津贴，2．3亿令吉作为白米生产和提高生产的奖励，以及1．7亿令吉作为渔获津贴：拨款2．35亿令吉给慕达农业发展区和其他地区，用来提高白米生产、水利灌溉系统和高品质稻种；设立一个马来西亚精明消费人网站；有关食品生产活动的投资者所得税扣税和公司免税措施将延长至2015年；残障人士每月获得援助的收人从原来的750令吉提高到1200令吉，而贫困家庭收入则从原来的400令吉提高到700令吉。 6．中共中央2011年7月21日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胡锦涛就继续做好经济工作提出6点意见。一是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要继续稳定物价总水平，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密切观察经济发展和物价上涨的走势，加强市场保障，加大消费减负力度，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三是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力争全年农业再获好收成。四是要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入做好就业工作，重点做好高校毕业生和部分困难群众就业工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对低收人群众的帮扶力度，抓好食品安全、生产安全工作，安置好受灾群众生产生活，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五是要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对小企业的支持和服务，加大对西藏、新疆、内蒙古等民族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抓好节能减排工作。六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温家宝在通报时说，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也清醒地看到，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不少。世界经济复苏进程还很脆弱、很不平衡，国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稳定物价总水平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宏观调控的取向不能变。同时，必须根据形势变化，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既要把物价涨幅降下来，又不使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波动。要继续做好稳定物价总水平的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地把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落到实处、确保见到实效，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巩固发展的好势头，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中新网2月27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今日与海内外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在“十二五”期间，我们要使社会更加发展进步，使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一步得到改善，使人民生活感到安全，对未来充满信心。网友“无限憧憬”向温家宝总理提问说，“未来五年我们最大的渴望就是要有幸福感。幸福的标准是什么?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政府有哪些考虑?”“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标准可能人们都有不同，我也曾经讲过关于如何使人有尊严和幸福，我不想再重复过去的话，我只是说如何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温家宝总理说。温家宝总理指出，如果说结合“十二五”规划，那么我就想强调一点，就是民生问题，这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什么是民生?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民生就是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人民的生命。温家宝总理说，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我们特别强调民生，把它作为整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是说，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对今后五年的最主要的考虑。 2．民生问题实质上就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来解决。改善民生，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必须有物质基础，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然而仅有这一点还不够，还要有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公平的分配关系。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分配公正是保障民生、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社会分配不公的状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社会进入转型期，我国贫富差距出现了拉大的趋势。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那么大多数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满情绪就会蔓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应该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以及“十二五”规划建议，加大工资收入分配改革力度，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在经济工作中，如何加快发展提高经济总量、集聚社会财富，常被比喻成“做大蛋糕”；在收入分配中，如何兼顾国家、企业和个人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常被称作“切好蛋糕”。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块“蛋糕”不算小了。但是，“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和“人均排名世界百位”的落差提醒我们，从国富走向民富，还有好长的路要走。继续“做大蛋糕”的压力仍在，仍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全民共同做好高质量高水平的财富“大蛋糕”。同时，要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切分好“蛋糕”，让民众更多地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还要正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诚如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交流时所说，如果把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3．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网上出现了一个“反对高考加分联盟”。除教育部统一出台的高考加分政策外，各省级普通高校招生委员会制定的加分规定也五花八门。据媒体报道，有的省高考加分多达17项，得到加分照顾的考生占考生总数的16％。高中毕业班分成了两派一一“锦衣派”和“无衣派”。那些在高考前就已获5—20分加分的学生，仿佛“锦衣”在身；而不带加分“裸考”的学生，被称为“无衣派”。此前，重庆、浙江台州等地加分造假曾被曝光，受益者大多是当地官员的子女。网民担心，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是延续30多年的社会公平举措，别被加分政策逐步侵蚀。新浪北京网友认为：高考加分政策本身没有错，错就错在“各地政策不尽相同”上；教育部应当规范这个政策，并制定出打假措施，保证大致的公平。网友“沙洲野绿”觉得：加分项目基本上是城市孩子的长项，这个政策加剧了农村与城市的不公。《人民日报》李泓冰的“人民时评”担心：名校招生从“裸考”生中录取的比例越来越低，无疑加剧了农村生源在高校中逐年下降的趋势。四川绵阳网友一针见血地说：加分绝大多数是父母努力的结果，会给自己的孩子一个错误的引导。父母无权势的其他孩子又该怎样判断这个社会?网友“开心”恳求：目前国情下，必须防止权力、金钱向加分渗透，留给草根一个仅有的公平竞争机会1 4．在停止福利分房10余年后的今天，一些部委、央企甚至高校，通过各种或明或暗的政策通道，进行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和建房；一些地方城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低价房，也被质疑为向特定人群输送利益。作为“典型案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7月11日《财经国家周刊》)在房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这一消息注定要刺激公众的神经。到底是商品化住房的“有益补充”，还是某些权力部门开历史倒车“自肥”的变通手段?对于旨在“居者有其屋”的时代，到底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受益起来的馅饼，还是注定要成为一个拔不出来的泥沼陷阱?一些支持“馅饼说”的人振振有词——既然国家满足不了民众住房的巨大缺口，让一些单位自己建带有福利性质的房子，低价卖给大家有什么不好呢?最近多个地区的保障房建设，不就是这么鼓励的吗?这或许是“福利房回潮”合法化最有力的论据。可问题在于，这事儿是需要区分对待的。对于自负盈亏的纯粹市场化企业，愿意出资费力集资建房，降低成本解决职工居住问题，从社会角度似乎应该鼓励，这算是企业溢出社会效应的组成部分。可现实却是：当前大量福利性质的分房建房，都集中在依赖财政拨款的政府部门、高等院校和与公共财政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垄断国企，财务上很难说清，靠什么兑换很难说清，牺牲了多少纳税人权益很难说清，这些通常是遮遮掩掩的糊涂账。而如此福利分房获益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这个社会的低收人群体，甚至是这个社会最该有能力购买房子的人。结果是什么?就是越有能力的单位、越有权力的个人，就越能得到超低价格的好房子，房子甚至成为见不得阳光的输送利益通道。这样的局面如果不加以制止，只能是“损不足而补有余”，越陷越深，鼓励企业分担住房责任的政策，率先被接近权力的单位变相利用。尤其是公务员的住房问题，“超国民待遇”的补贴福利这些年一直饱受诟病，更有甚者住着政府提供的免费房，拿着高额的住房补贴，却屡屡爆出超低价格团购商品房的丑闻。在如此语境下，再默许他们依靠手头政策等资源便利，率先回潮获取“差价”利益，只会撕裂民众的不满情绪——会哭的鸟儿有食吃，绝不等于掌权的鸟儿有食吃，这是基本的权力伦理。 5．社会保障在消除老年贫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广泛的覆盖率和合理的工资替代率是大多数国家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特征。人们相信国家组织和实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缩小市场分配导致的贫富差距，促进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帮助社会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国老年保障制度的实施更趋向于作为一个社会力量，通过重新分配国家和社会资源，强化已有的社会阶层的差异。长期以来，中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着明显的受益范围狭小和分布不平等的现象。在收入方面，现行养老保障制度的实施在城市老人和乡村老人之间、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之间以及不同行业退休者之间制造了显著的不公平。首先，城乡老年人在社会保障收入方面存在差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显示，在当代，老年人口养老保险受益分布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城市，57．5％的老年人口享有养老保险或退休金；在乡镇，这个比例是24．8％；在农村，这个比例为4．6％。虽然政府有计划地推动农村养老保险和养老金计划，但是，目前还有54％的农村老人依靠家庭和子女的帮助生活，其中38％的老人需要继续参与生产劳动为自己挣得一份收入。其次，老年人在社会保障收入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当代中国老年人中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被排除在政府的社会保险项目之外。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对全国老年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城市老年人口中，87％的男性老人有稳定的退休金或养老保险金收入，而在女性老人中，这个比例只有55％。同样的情况还反映在社会医疗保险受益方面，城市男性老人中享受医疗保险的比例为73％，而女性中这个比例为50％。统计调查还显示，12％的男性老人平均月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而女性老人中同类比例为40％。最后，现有养老保障计划不仅把劳动市场中非正式部门的劳动者排除在外，还在保障计划覆盖范围内根据职业将退休者的收入分成不同的等级，而且等级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在那些有退休金或养老保险收入的老人中，因退休前受雇于不同的部门而造成退休收入不同的现象普遍存在。目前，企业雇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政府机关、公共事业部门雇员的退休金制度并存。这两种制度在制度模式、管理结构、筹资机制、收益计算和调整、受益资格条件以及支付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从企业退休的人员获得的养老金收入是社会平均工资的特定比例，而且这种养老金没有制度调整机制。而支付给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退休者的退休金则是以在职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为标准，且随着在职工作人员工资的增长而增加。 6．一名年轻女子在宝马车上吸毒后毒性发作，将车歪斜地停在马路当中。在派出所，面对警察的询问，女子则称“我爸爸是村长”。近日，一则“吸毒女秀宝马，我爸是村长”的视频在各大网站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专家认为，这次“我爸是村长”的雷人之语可以套用当今社会的流行词“拼爹”来解释。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子女的贫富意识也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子女比拼各自的父母，例如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等，这些人认为自己学得好，有能力，不如有个“成功”的老爸。没有人愿意贫穷，但经过努力依然摆脱不了贫穷，才是不正常而令人悲哀的。相对于富二代来说，穷二代是指没能致富的工人或农民的子女，他们如今依然无从改变贫穷的命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为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辛勤打拼，却始终无从到达理想的彼岸。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远没有营造出一个不同社会阶层合理流动的机制，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远没有形成。官二代、富二代可以“拼爹”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穷二代却只能感慨命运不济，这无疑是不正常的。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社会已经形成了既有制度框架下的运行规则和利益群体。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进一步调整，既有政策的受惠者中有一些人由于担心失去已有利益，转而反对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希望按照既有的制度、政策继续维护自己不断扩大的利益，导致改革动力缺失。而许多失地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则因为难以占有资源和政策优势而逐渐失去向上流动的能力。这个意义上的阶层固化在本质上是大多数群体难以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获得公平的机会和公共服务的结果，是社会不平等结构的固化。较长一段时间里，国家政策制定和落实更多还是按照工人、农民的阶级身份或者区域划分来安排的，较少专门针对某个阶层。这固然有利于维护公平，但是在利益分化加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粗线条的政策过程难免存在缺陷。位于上层的利益既得者在权力和财产权上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千方百计地让自己的后代承袭着权力和财富。“官者”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享受更多的就业机会，“富者”可以通过财富的传递，让自己的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希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充满活力、充满希望。而现在，底层民众的希望几乎破灭，路是越走越窄，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相当危险的。如果社会阶层继续固化就会带来两大恶果，一是整个社会流动陷入僵化，长久下去这个社会将失去生机和活力甚至出现断裂。二是对立情绪日益激化，如果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关系随时可能擦出火花。“阶层固化”的社会是一潭死水，当底层民众失去改变命运的希望，当富裕被垄断，贫困被世袭，社会情绪的对立与仇视就难以调和，社会的稳定便难以维持。 7．30多年来，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回过头来看，“效率优先”，我们成绩十分出色，而另一个目标一一公平，却越来越远离了我们。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于中国来说，不是未雨绸缪，而是势在必行。收入差距源归何处?差距之一分配比重两个比重偏低，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都偏低，前者由1990年的53．4％下降到了2007年的41．4％，后者由1995年的67．3％降低到了2007年的57．5％。差距之二分配关系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大。我国收入最低行业与收入最高行业相差15倍，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相差2．68倍；少数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上百倍。差距之三分配秩序一些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不少用人单位同工不同酬，津贴补贴名目繁杂、渠道混乱，据财政部门调查显示，单位之间最高福利与最低福利竟然相差300倍；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等等。《香港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酝酿多年，但老百姓总感觉“雷声大，雨点小”，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事实上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各个垄断领域行业的利益，阻力重重。 8．全国30个省份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无疑是2010年值得记录的一笔。自2010年2月1日江苏率先启动后，各地纷纷上调，幅度平均超过20％。调整后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上海市112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为北京市11元。尽管如此，不断攀高的物价依然引发普通居民对提高收入的强烈诉求，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普遍呼声。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又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此前，收入分配改革工作一直在推进，但改革的总体方案却迟迟未能出台。可喜的是，2011年收入分配改革有望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一“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其列为2011年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明确表示，“十二五”期间已经到了工资收入分配改革“必须破题”的关键时期。他强调，要“深化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形成合理有序的工资收入分配格局”。在过去的5年中，我国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工资分配关系逐步理顺：建立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和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稳步推进，最低工资、工资指导线和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得到落实；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分配激励和约束机制初步建立。基本解决了国有企业工资历史拖欠问题，全国共清偿665．4亿元，惠及职工1670多万人；2010年，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平均为870元，比2005年的平均484元提高了80％…… 9．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事关全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各界十分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随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应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不小成绩，从1978年到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约45倍，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了46．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约35倍，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很突出，呈现出多年采取措施却长期未得到解决的态势……在不久前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誓言要大力改革的对象。收入分配不公是中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但分配改革方案尚未正式出台，就遭到国内舆论质疑。也许是当前贫富差距太刺激社会心灵，也许是收入分配制度存在太多的不公平，也许是那个该死的基尼系数“洋光”折射出了中国本土贫困中的富饶，此次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经济生活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应乃至震荡。其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全体社会成员无不对此次改革寄予莫大的期望。从各种媒体反映出的社会情绪来看，人们的热望大大超出了本次改革能够给予的。似乎改革以来积累的种种有关收入分配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次收入分配改革得到解决，似乎此次改革可以给每个社会成员、每个经济阶层都能派发出大礼包。这不是一个好征兆，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心理。我们必须呼吁每位社会成员都应理性对待此番收入分配改革。当然，如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路径正确，它不失为一次值得人们有限期待的制改。三、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1．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来往走动，互赠礼物，互祝安康，也是美好情谊的表达。特别是在结婚这样的喜事上更是讲究礼尚往来。操办婚礼无可厚非，但是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几百几千的份子钱，亲朋好友连吃多天的婚宴酒席等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在一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人情消费”持续攀升，“面子工程”随处可见。 “我和对象谈了两年多，打算过两个月结婚，可没有想到结婚太烧钱了，家里实在凑不够那么多钱，我不得不准备贷款结婚。”在H市打工的小伙L说。前不久，双方父母见面商议婚事，没想到仅彩礼一项就要15万元，还有看亲、定亲、喝甜酒等各种陈规旧俗，一场婚礼办下来没有30万元搞不定。 L说，他的家乡是贫困县，但是村里婚丧嫁娶攀比之风盛行。2015年“彩礼”一般为10万元到12万元，2016年“涨”到15万元左右。结婚要大宴三天，小孩满月、老人过寿、子女升学、乔迁新居等都要设宴吃请，令很多农民不堪重负。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人情往来都很正常，甚至把大操大办当作孝敬老人、关爱子女的一种表现，而且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导致竞相效仿，形成“人人喊打、人人参与”的不良局面。 还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的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光宗耀祖，显摆身份和价值。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替别人办了很多事情，积累了不少人情，认为借婚丧嫁娶收点礼金、礼品理所当然。 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关于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规定，但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到位，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变着花样操办以逃避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纪检部门主管单位，由于碍于情面，又不愿得罪人，存在监管和查处失之于软的问题。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严重超出群众经济承受能力，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发展，更与崇尚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背道而驰，亟待破解。 2．F省Q市一名干部刚刚结完婚，她在婚前执行报批制度，认真填写了《N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举办婚礼报告表》，向组织说明婚礼操办时间、地点、邀请人数等情况，婚礼现场也是仪式从简，人员从少。这是Q市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大家都非常看重传统习俗，尽管婚丧喜庆事宜铺张浪费严重，但没有人愿意拉下面子简办。如今，随着党员干部带头，逐渐形成新的风气，老百姓反映轻松多了，压力也小了，纷纷拍手叫好。”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陋习旧俗腐蚀的不仅是社会风气，还有Q市的文化根基。为此，Q市专门制定《深化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党员干部发挥“五带头”作用，即带头节俭办理婚丧嫁娶事宜、带头革除陈规陋习、带头树立文明风尚、带头落实生态安葬、带头宣传移风易俗。紧接着，该市又出台《Q市厉行节约文明举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提倡“非亲不请、非亲不去”，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以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同时，Q市还注重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作用，由村干部带头，以村(居)民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为切入点，召开村民代表委员会，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内容融入其中，提倡“全民参与、自我约束”，兴起破除陋习的新风。 据统计，Q市下辖的J市共有392个村居通过公订公示、共信共行等方式，把群众简办红白喜事的意愿转化为村规民约，简办红白喜事从开始的躲躲闪闪变成了现在的理直气壮。在沿海地区大力倡导简办红白喜事的同时，山区也悄然兴起破除陋俗的新风。 “以前年景不好的时候，还得向亲戚借钱办喜宴，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为此事犯愁了。”Q市贫困户林先生开心地说。原来，林先生所在地在2016年年底联合邻村制订《村规民约》，取消了每年春节期间举办“佛生日”宴的老规矩，减轻了群众负担。据统计，全县已有100多个村修改了村规民约，“约”定简办红白喜事。 此外，村干部带头，积极引导村民简办红白喜事，杜绝铺张浪费，省下的资金，拿出一部分进行爱心捐助，定期对困难户、老年人进行慰问，形成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乡风，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各级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率先垂范，倡导文化引领、破旧立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带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3．斑马线是行人的安全“生命线”，斑马线上的文明，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数。虽然我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但很多人的驾驶习惯还停留在自行车时代，以方便自己为中心，甚至无视交通法规，导致抢行斑马线的驾驶陋习成为顽疾。 观察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交通文明是很直观的窗口。行人遇红灯时，能否主动等候、不抢行；汽车通过斑马线时，驾驶员是踩一脚刹车给行人一个善意礼让的手势，还是加一脚油门鸣着喇叭抢行，都体现着汽车社会的文明程度。然而，由于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无视斑马线的存在，为了自己的便利快捷，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时争道，使得“生命线”屡成“夺命线”。数据显示：2015—2017年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全国共有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总量的90%。 “斑马线礼让行人”，不仅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更是机动车驾驶者的文明体现。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但是，一些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的行为比较普遍，在斑马线前争道抢行的问题突出，未将“礼让行人”真正变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出行习惯，从而出现持续不断“抢线大战”。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有相应的罚则：“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3分。”然而，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针对“不礼让斑马线”的执法在很多地方并未真正落地。 为了敦促驾驶员礼让行人，一些地方尝试了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路口，安排专门义工手拿竖大拇指的牌子过街，对礼让的司机表达敬意；设立奖励政策，对主动礼让的司机给予油卡、现金奖励。不过，“大拇指”的新鲜劲儿过去后，礼让效果很快就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渐渐不了了之。奖励“礼让斑马线”的做法，也带来了谬奖的质疑。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执法部门不能本末倒置，要用严格执法来旗帜鲜明地宣示，“礼让斑马线”是一项法定义务，驾驶员必须无条件遵守。 当然，我们不能不正视源于“行人”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个别行人对“闯红灯”“抢黄灯”毫不在意。在斑马线上慢吞吞过马路的，不只是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更有为数不少的“低头族”，这也是交通事故隐患的潜在因素。 行人与机动车看似矛盾，实际上他们是交通参与的统一体。行人可能是司机，司机也可能是行人，他们在生活中总是互换，机动车给行人创造一个好的出行的环境，也是为自己作为行人创造安全的过马路生态；行人不闯红灯，既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家庭负责，也是为社会负责，为自己作为司机时创造良好的行车环境。只有礼让斑马线的车多了，乱穿马路的人少了，“斑马线惨案”“路怒”等发生的概率才会下降。人们出行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汽车社会也会因礼让而更加和谐通畅。 4．写春联、放鞭炮、办晚会……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上，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过年的幸福与快乐，也让人们体会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精神内涵。 当下很多人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过年越来越没意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生活充裕后，人们的选择变多了，胃口变挑剔了，再加上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对年失去了以往的那种虔诚与重视。其实，春节不只是聚在一起吃饱喝足，也不是物质的过度消费，而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贯穿其中。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都不该让传统文化、过年习俗走远。我们应当看到，老百姓对春节有很强的心理认同感，贴春联、吃饺子是文化，放鞭炮也是文化，而穿新衣、发压岁钱，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置于“互联网+”时代，发微信、短信等新年习俗，同样蕴含着文化禀赋。而这些，恰恰被人们所忽略。所以说，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并将其融入过年的每一个细节中，那么春节才会透出浓郁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并富有更强的生命力。 春节的意义在于传承过年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文化元素，并对历史的、传统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时代创新激活传统的“文化基因”，以更好的创意赢得人们的认同，汲取向上向善的力量。 让“有文化的春节”成为新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看一场大戏，或是听一段音乐，还是读一本好书，这个时候，只有政府精心搭好台，百姓才能尽兴唱好戏。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文化场馆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广泛开展送演出、送电影、送书画、送展览、送春联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主力，多创设活动载体，多搭建草根舞台，多营造体验空间，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节日中更多的现场感，让群众在自编自演中自娱自乐，在浓郁的文化熏陶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年味其实就是“文化味”，把春节文化挖掘、保护好了，年味也就保住了，就能找寻到过年的那些仪式感。于此而言，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文明交融互补，把春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彰显出来，使其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探索。 5．千百年来，无论是春节等节日还是婚丧嫁娶等家庭大事，燃放烟花爆竹一直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中。但是，因燃放烟花爆竹而使人受伤、导致火灾以及对空气污染的报道也占据了不少报纸的版面。禁放烟花爆竹，成为越来越多的群众的心声。 据环保部通报，2017年除夕夜，上海、南京、杭州、太原等实施禁放限放措施的城市，PM2.5浓度均未出现明显上升，和本地未禁放限放的年度相比大幅下降。上海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日益突出的空气污染让公众对禁放限放政策越来越支持。自实行“禁放”令后，在规定区域不放鞭炮，在其他区域少放鞭炮成了市民们的“约定俗成”。 2017年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减少某种程度上是人们环保意识增强的一个转折点，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愿意以实际行动投入环保之中。所以，应抓住这一难得的“共识”，推动包括治霾在内的环保全民行动 “从大年三十开始，我们就通过悬挂横幅、电子屏幕滚动播出、‘小喇叭’宣传提示、微信朋友圈宣传等多种形式，发动党员带头示范，动员、倡导社区居民禁燃烟花爆竹。”2017年2月3日，Z省C县某社区居委会主任X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打扫小区卫生，她说：“从小区卫生情况来看，燃放烟花爆竹的现象少了很多。” 6．在新加坡，闯红灯、吐口痰、乱扔垃圾是很丢人的事。大街上，看不到随便丢垃圾的，也听不到一个按汽车喇叭的；过斑马线，汽车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新加坡人的文明素质如此之高，不是与生俱来的。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 新加坡把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同时推出了“垃圾虫劳改法令”。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应该说，对于不文明行为，除了道德谴责，还依法治理，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升华、公序艮俗健康的法宝与秘籍。 从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的“大扫除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礼貌运动”“取缔乱抛垃圾运动”“清洁公厕运动”等，几乎每月都有重要的运动或专门的活动周或活动日。这些社会运动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让维护公共文明成为全民共识，为依法治理奠定了良好社会和文化基础。 同时，新加坡从幼儿开始就将文明道德规范课纳入教学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编写不同的教材；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编写不同语言的宣传材料，进行环境卫生、文明道德的宣传教育，让市民从小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和行为习惯。 德国，在历史上，曾经分布着300多个小公国，每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小公国不复存在，但小规模“管理单元”的模式保存了下来，演变为如今德国社会各种各样协会型的管理组织。这些管理组织对社会公德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区居民自管会。在较大的居民楼内，住户通常会投票选出一名楼长和几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会”，所有居民都是会员。物业公司与自管会成员定期开会，就一些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沟通。 目前，德国有大约59万个登记协会，超过50%的德国人至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种类繁多，如妇女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社区自管会等，大部分协会都是为某项事业贡献一份力量。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并敦促会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了不该做什么，而协会就好比身边的“父亲”，提醒你应该做什么。有了这些积极活跃的协会，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正是促进社会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重要因素。 韩国，人口约5125万，汽车保有量达2000多万辆，而到过韩国的外国人，普遍对韩国的交通秩序有着较好的印象，人车不争，鲜有“路怒”，礼让，有序。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3879名首尔市民组成举报委员会，走上交通混杂的街头，“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启蒙运动正式开始。1999年，面对韩国私家车暴增、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伤亡剧增的局面，政府开始实施细致管控。 在韩国，任何涉及汽车和摩托车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车都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失。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05%以上为酒驾，酒精含量不同将被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最多可处300万韩元罚金(约合1.79万元人民币)。醉驾3次以上或者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者，可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1000万韩元。 交通管控设备系统的完善，也对韩国交通文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警察厅表示，电子监控装置主要分为车辆监控和防范用途，目前全国共安装了约14万个监控装置。韩国街头很少看到交警，交通信号控制和道路电子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和普遍化。发挥了“天网恢恢”的关键作用。有了明确的法规和严格的追责，韩国交通的井然秩序和礼让风尚才最终形成。 “文化世界杯，观光韩国”是韩国政府当年的口号。为了展现韩国魅力，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转变姿态，亲切服务，培养先进旅游观光文化”活动。为使市民讲文明、懂礼貌，韩国电视每天播放一分钟的公益广告，并号召家庭成员共同收看。另外，政府还在细微之处下功夫，鼓励国民在电梯中相遇首先打招呼，每天让行十次，培养交通文明，对别人的礼让以微笑作为答谢，还有倾听他人讲话、拒绝脏话等礼仪规范。 作答要求

申论给定资料 (一)2013年6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等介绍了《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有关情况。戴东昌称，从长远来看，收费公路占整个里程的比例大概是3%左右；97%左右的公路，绝大部分都是非收费公路体系。 “未来将有97%左右的公路不再收费”类似的表达，公众不是第一次听到。比如在2011年3月23日。彼时的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曾介绍，未来“非收费公路体系”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96%以上，主要解决通达的问题，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从96%提升到97%，公众看到的是数字的变化，但却无从得知97%的公路走向免费到底有多远。 戴东昌说，近年来，我国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了运输紧张状况，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公路网络规模结构不断变化，既有国家干线路网仍有一些不适应情况。 一是覆盖范围不足。全国还有900多个县没有国道连接，18个新增城镇人口在20万以上城市和29个地级行政中心未与国家高速公路相连接。二是运输能力不足。部分国家高速公路通道运能紧张、拥堵严重。三是网络效率不高。 (二)数据显示，全国收费公路债务总余额为2.32万亿元，总体资产负债率为64%。交通部一位多年从事收费公路研究的负责人称，国家也想取消全部收费站，如果不收费，就要由财政出资归还，但财政拿不出2万多亿元。 取消全部公路收费站不易，这一回应的确有一定道理。一方面，目前全国收费公路债务总额过于庞大；另一方面，除了要归还欠债外，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正处于网络形成的攻坚期，还有35%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尚未建成，每年仍需投入资金超过1万亿元。既有巨额债务，又有必须支出，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的确难度极大。但具体而言，虽然对于公路欠债不能一下子完全由政府负担，但科学划分一个时间段，一年拿出若干亿元资金，逐步解决公路债务问题，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那么，取消收费公路的真正障碍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地方财政对收费公路的依赖。一些地方热衷“公路经济”，公路收费占财政收入比例过高，在无更好财政来源的情况下，“靠路吃路”已成弥补财政不足的不二法门。一些地方在“收费经济”的主导下，明明收费已经到期、甚至收费超过成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依然不想取消收费，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并不是没钱取消不了，而是舍不得丢掉收费公路这份油水。 高速公路免费还有两大显而易见的疑问待解。免费的初衷是惠民利民，但是在某些热门路段，则可能因为免费而出现拥堵，反而造成不便。几乎可以断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高速路上的车辆数量必然陡增，至少会让热门路段出现“井喷”。车流量增加必然会带来道路维护成本的上升，于是，路桥公司更有理由不愿执行免费通行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对路桥公司等待各自省份的细则措施，我们也很难苛责。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也难免不高。 除此之外，近些年，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大量民营资本涉足高速公路领域。民营资本投资的高速公路，很难通过“红头文件”强行要求节日免费。此次高速公路免费新政，欢呼声最高的是京沪广深和东部经济发达区域。而在中西部地区，高速公路的客流量很多地方并不大，免费通行实施与否，都不会出现大面积拥堵的情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刀切”式要求所有路桥公司都执行该政策并不合理。这个时候，对于民营资本投资的高速公路，就应该有自行决定收费政策的权利。 (三)2013年5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实施免费政策给经营管理者合法收益造成影响的，可通过适当延长收费年限等方式予以补偿”的规定一出，立刻引发公众热议。 一些业内人士和网民纷纷表示，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费用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让公众分担过多。 20世纪80年代初，为筹措公路建设资金，国家出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打破单一的政府投资体制限制，吸纳社会资金建设公路，用收取的通行费作为对投资方的投资回报。近10年来，我国公路总里程由176.52万公里增长到410.6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2.51万公里猛增至8.49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 “国内多条高速公路早就收够了本、赚足了钱、超了收费年限，现在还继续收费，是不是已经不属于‘合法收益’范围了”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王毅武表示，一些超过收费年限的公路可能借新规变相“合理”延长收费年限，损害公众利益。 不少网民指出，新规中很多条款的规定和表述过于模糊，给政策执行和监督带来较大的“迂回空间”。“民众在堤内得到的优惠又会在堤外补上，甚至要补得更多。到头来一算账，收费公路运营方没受影响，只是民众得到了空头实惠，甚至要吃亏。”网友蜗牛称。 新浪微博用户“希望的羽翼”说，修改的内容不仅稀释免费通行政策福利，其中“还贷、经营期满后，除由公共财政承担养护费用的以外，高速公路可按满足基本养护管理支出需求的原则收取通行费”一条，更为今后高速路继续收费留下“可乘之机”。 “高速公路的管理政策总是追着问题跑，而新出台的政策又不溯及以往，矛盾焦点一直没有解决。”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孝民说，一些公路收费早已超过了投资，再加上增加收费期限，这些都是违背相关法规原则的。因此，“节假日免费后延长收费年限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四)2013年1月1日零时开始，四川省政府还贷二级公路12563公里、独立桥隧41285延米、255个收费项目、213个收费站点集体取消收费。在这些公路收费取消后，除高速公路外，四川还有16个收费公路项目，包括9个一级公路项目、5个经营性二级公路项目和2个年票项目。 取消这些公路收费后，四川将逐步还清约277.6亿元债务，“绝不会让债务悬空”。至于公路的养护管路工作，将由政府部门落实负责，省政府也将做资金补助安排。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鲜雄透露，省级财政将每年划拨款项，帮助市州政府建立养护机制，保证取消收费后，路况不下降、服务水平不下降。鲜雄表示，四川的二级公路收费过去规模大、站点多、效益差，收费站点设置不尽合理。他认为，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是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按照2011年的统计数据，这批取消的收费公路项目当年收取的通行费为10多个亿。 本次全省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需要进行相应的人员安置。涉及的7000多人中，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有2500多人，劳动合同制职工5000多人。对于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原则上转岗安置到交通运输系统所属事业单位，也可由地方政府统筹安置到其他系统所属的事业单位；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制的这部分职工，将按劳动合同法规定，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本次人员安置工作，将力争在3年内完成。 某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之前我国包括黑龙江、辽宁、湖北在内的12省共撤消站点1263个，涉及公路收费人员七万多人，安排转岗人员大都针对新增问题：一是普通国省干线的超限、超载压力越来越大，许多车取消收费以后，大部分都转到了国省干线，管理人员需求量增加。二是近年来，新增高速公路不断出现，收费站缺乏相关工作人员。三是当前很多超载车辆转战农村公路，农村公路管养工作的压力陡然增大。“当然，也有些工作人员不愿再从事收费管理工作了，那么我们就会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五)当前我国高速公路“乱收费”的情况已经饱受民怨，为此某省召开座谈会议，诚邀社会各界共同商讨。 某网友对当前高速公路财务情况提出疑问：“现在高速公路收支账目和还贷情况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而且现在没有规范收费及账目公开方法，毕竟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不是政府部门，如果没有严格的操作方法，很难实现公开。而且当前很多高速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前，贷款就还清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能否适当履行监督义务呢” 企业白领刘先生则提出：“技术等级和里程规模不符合要求的收费公路为什么还有收费站肆无忌惮地站在那里呢违法设立的收费站和相关当事人似乎没事一样，国家怎么不去管管呢”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贾某说：“收费并不是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不好，在中国的发展经验里。这个收费机制是发挥了正面效应的，在基础设施升级换代而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赶超过程中，应该肯定它有利的方面，但它的弊端现在越来越明显，大家都在表达不满，我们要充分重视这种不满。 当前政府决策重视科学化、民主化，只有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听取民意以后，有关部门协调才能形成一个方案。总体来说，这个方案是又体现民众的短期利益，又要考虑短期利益跟中长期利益的有机结合，而追求长远发展后劲的合理方案。绝不是断然地说，某一条路还本附息一结束，马上就可以不再收费，未必是这样。如果清晰、合理地交待出，这个钱收来以后做什么，那么就可以继续再起一段时间的作用。” 省政协委员高先生提出：“我建议还是要规范，现在公路收费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规范。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公路收费的标准，各个地方随意性很大，所以规范很重要。将所有的收费站。所有收费区间的标准能够调下来，调到一个我们国家甚至某个省的收费标准以内，不能非得要‘一刀切’的全面取消公路收费，关键是目前阶段的任务还是治乱，因为确实太乱，像番禺大桥跟华南快速的捆绑也是一个典型，我们说土华站是终点站，结果通过和番禺大桥捆绑之后，就多了两块钱，区间收费最关键不是按照里程，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某学者则对当前收费制度提出质疑：“清晰透明是最重要的，要把每一条公路是通过什么方式建起来的，收费标准是怎么定的目前为止收了多少年还剩多少年把这本账公开。比如首都机场高速公路降了5块，虽然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大家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降了5块，为什么不是降了4块57要把这本账清清楚楚的摆在大家面前，算清楚。” (六)2013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6位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发言时痛批政府收费乱象，引起现场委员们的强烈共鸣，他的题为《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发言共赢得9次掌声，成为会议上“最受关注”的大会发言。“目前，全国有多少收费项目收费总额是多少收费主体是谁收费用途是什么没人能够说清楚。”周汉民列举了不同领域存在的乱收费现象，比如，全国一年仅公路罚款就达3000亿元，很大一部分是不合理收费。至于像房地产这样的行业，收费项目更是多达数十项。 周汉民指出，国家一直在整顿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并未根本改观。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有授权、无监督。“行政收费的设定权应该在人大，但我国常常采用‘授权’形式赋予行政收费权，而这种授权一旦作出，由于缺失后续监督，纠错乃至取消授权极为少见。”周汉民指出，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在“不收白不收”的心态下挖空心思编织收费理由进行收费。一些高速公路、桥梁设施，在超过收费期限后，依然收费不止。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路桥收费期限临近时，无视群众期盼，采取出售转包的办法，一次性收取巨额转包资金后，让接盘者继续收费。 周汉民在发言中为整治乱收费提出“限量、限责、限权、限用、限时”等多项建议，要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现场委员们用掌声投票，每当他提出一条建议，台下就报以一阵掌声，以示支持。 周汉民提出，在当前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暂停一切收费项目授权。还要把行政收费总量占比纳入常规统计公布的信息范围，在收费授权同时规定收费必须履行的责任，对不愿公开收费目的、用途的申请不予授权。 就中长期而言，周汉民呼吁制定《行政收费法》，在收费审批期间，必须进行公开、广泛的听证。把行政收费的数量、使用情况等，作为政务公开的常规事项。 此外，他还呼吁完善企业和公民申诉制度，要赋予企业和公民对不当收费申诉胜诉后获得赔偿和补偿的权利。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财政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胡方俊认为，面对公众对高速公路应该免费通行一边倒的呼声，应该客观看待，全面分析。 如果地方政府财力充足，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的情况下，仍有余力，推行高速公路完全免费并非不可能。 从长远看，应当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公路投融资体制，分类调整公路的融资结构，普通公路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来融资建设，高速公路应该提高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比重，避免对信贷资金的过度依赖，并规范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要清理收费公路和避免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首先要停止高速公路建设大跃进。 赵坚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密度已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但近几年建成的高速公路，有相当一部分客货流量严重不足，只能“晒太阳”。 而有些地方政府，还在不断修建公路，都是为了拉动经济发展，提高政绩，然而，修路花掉的钱已然成为巨大的债务负担。 而正是因为高速公路建设大跃进，“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建设模式，造成了部分公路超期收费。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高速公路超期收费、高收费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他建议，“十二五”时期每年新增的高速公路里程不能超过1000公里，最多不能超过2000公里，而不是目前交通运输部规划的每年6000公里。公路交通建设要进行结构调整，量力而行。即使这样，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等大部分收费公路完成还本付息后，逐渐免费才有可能。 “高速公路从改革的趋势来看，还是应该完全取消收费。公路收入的问题必须纳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挂钩解决。比如加大养路费收入的转移支付等。公路的运行成本可以通过加大养路费对这一块儿的支持比例来覆盖，此前大部分养路费用在新建公路上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表示。 (七)德国拥有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自1932年德国波恩至科隆高速公路建成以来，高速公路开始在全世界广泛发展。而如今，德国也是欧洲少数几个对轿车不收取高速公路费用的国家之一。截至2009年，德国高速公路运量达2254亿辆公里，占联邦公路和高速公路总运量32.3%。德高速公路平均每天通车数量为48800辆，其中重型卡车占13.9%。 德国有1.1万公里高速公路，并一直对任何车辆都不收费，成为欧洲各运输公司穿越欧洲的首选路段。东欧10国加入欧盟后，德境内卡车剧增。2004年，每个工作日平均有160万辆卡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常造成交通堵塞。 按照德国于2002年通过的《高速公路养路费法》，从2005年1月开始，德国开始对12吨以上的卡车收费，费率根据其轴载和排气量，分为0.1欧元每公里至0.17欧元每公里6个等级，污染环境大的卡车多交费。2005年，德国高速公路收费总额为28.6亿欧元，2009年增加到43.25亿欧元。 德国的高速公路网络是全欧洲最大的也是最贵的：不仅采用了安全保障、救援、电子显示与监视、人工监督、导航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系统，还有厚实的路面，先进的易排水结构，使得德国的高速公路几乎没有裂缝和坑洞。德国高速公路的事故发生率不但在欧洲属于最低，而且还低于美国。 至今，绝大部分的道路维修保养费用都是由政府从税收中支付。2001年至2009年间，德政府累计投资111亿欧元，新建了1100多公里高速公路，并投入58亿欧元，将570公里高速公路拓宽至6车道以上。表面看来，德国的小型客车并不需单独缴纳高速公路费，但从税费角度看，在汽油和柴油价格中，以能源税、增值税等形式交给联邦政府，用于公路维护、环境保护等。 美国，是世界上高速公路总里程最长的国家，总长为88105公里。由于在美国，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其维护资金来源基本上是联邦政府的税收，因而州政府仅通过对一些年久失修的“老字辈”高速公路收费以用于维护和保养。所以，除了90%左右的免费高速公路之外，全美各地仅有少部分公路象征性收费。部分路段平均1000公里才会出现两个收费站，费用从2美元到20美元不等。 这样的“优惠条件”是从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资助公路法案》开始的。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公路收费，势必会给行车带来诸多不便，这违背了高速公路的意义。 然而，在签署《联邦资助公路法案》的同时，美国政府还特别成立了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该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就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机动车燃油税，也就是说，谁用的油多，使用的道路多，谁缴的税就多。除此之外，美国对机动车的销售税和使用税等税收也包括在了高速公路建设费用当中。也就是说，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已经通过税收，先期“预付”了公路的建设费用。 根据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2003年公布的“高速公路收入及用户收入分配”数据显示，大约百分之五十六的建造与维护成本由使用者支付，其中最大宗是由州政府及联邦政府征收的燃料税。 在美国东部，在1956年之前修筑或计划的州际公路有一些是以收费公路的方式营运，其他的成本则由联邦预算支出。 法国的高速公路承担了全国主要的路网流量，并通过实行免费和收费两种模式来分流缓解车辆拥堵。收费的高速公路通过特许经营方式由企业运营维护，国家负责监督企业的合同履行情况。 在法国，有四分之三的高速公路为特许经营公路，即收取通行费的高速公路。而特许经营的公司多达15家，经营着8474公里的公路。同一条高速公路则因各个路段的经营公司不一样而过路费各不相同。 收费标准要由公司和法国可持续发展部下属的交通部基础设施局进行协商，法国可持续发展部每年也要对高速公路网的收费进行检查，杜绝特许经营公司随意上涨，并且规定过路费一年只能涨一次。理论上，法律规定，涨幅不得高于上一年通货膨胀率。 收费高速公路通常安装有先进、实用的收费管理系统，收费系统实行无人值守的人口发放一次性磁卡通行券，最后在出口读卡收费。出口收费方式则分四种：人工收现金、信用卡结算、不停车收费、自动投币收费。在法国，从未听说收费高速路在节假日免费的情况。 三、作答要求

申论二、给定资料 1．当地时间2014年2月23日晚，为期17天的第22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索契闭幕。索契冬奥会是中国参加的第10次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共有66名运动员参加了4个大项、49个小项的比赛。我国此次参赛共获得3金4银2铜，排名奖牌榜第12位，稳固了在冬奥会竞争格局中的地位。张虹获得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金牌，实现了中国在冬奥会基础大项金牌“零的突破”，圆了中国几代冰雪人的梦想。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肖天表示，这是“异常宝贵、极具价值的一枚金牌”。 尽管中国队的整体成绩不错，但冰上项目不硬、雪上项目不强的局面仍未改变。作为冬奥会最受欢迎的第一大运动——冰球，中国男女冰球队已经沦落到没有资格参加的地步。而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女队还曾夺得过第四名。糟糕成绩的背后，是专业人才的短缺。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内的男子冰球队，七拼八凑就只有4支球队，加起来也就100人。而女子冰球队的状况则更加“惨不忍睹”，国家队就是哈尔滨队，姑娘们曾自嘲：“我们比熊猫还珍贵。” 面对这些基础大项的困局，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赵英刚指出，外国现在涌现出一批好手，中国队却出现“青黄不接”的境况，新人难以形成集团优势，这是真实的现状。 2．眼下正是很多高校进行学生体质测试的时节，最让学生叫苦的当属800米和1000米跑，对于一些跑步“困难户”来说，找人“代跑”成了顺利过关的捷径。 很多学生对此早已见怪不怪，在不少高校的网站贴吧里，寻求“代跑者”的学生毫不隐讳地公布自己参加长跑测试的日期、对“代跑者”有怎样的成绩要求以及可以支付的报酬金额，并留—下手机号和QQ号等联系方式：也有提供“代跑”服务的学生扛出招揽客户的广告。原本旨在督促大学生加强身体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的长跑测试，在部分学生眼里，竟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花上50元或100元，就能找到一个‘代跑者’。”浙江某高校大二学生小杨告诉记者，“寻找‘代跑者’并不困难，大多数情况下，在网上发帖后两天内就能搞定。” “我们也知道，长跑测试是为了督促我们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但大多数学生害怕长跑也是事实。”小杨希望学校能了解学生的难处，“每次长跑测试结束后，田径场边上到处是学生的呕吐物，有的学生瘫坐在地上半个小时都缓不过劲儿来。还有的学生，身体素质确实很差，无论怎样锻炼都很难在长跑测试中及格，而体测不及格的话，又会影响评优、评奖甚至是毕业。这些学生似乎除了找人‘代跑’企图蒙混过关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教研室主任吴正宪说，她最关注中国学生体能体质问题，然而调研的情况让她十分担忧，“有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体质连续25年下降，力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身体素质全面下滑。现在近视眼、肥胖孩子的数量每年还在不断递增。2012年北京市高中生体质检查中，只有一成学生合格”。 武汉市斫口区妇幼保健院儿保科主任齐小田接诊时发现，一岁多的宝宝爬行不会双腿90度的跪立交替前进，居然一条腿爬，一条腿在后面拖，甚至是匍匐前进。家长居然回答小孩运动量大，流汗多易引起感冒。 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绍伟认为，学生身体素质指标下降，不仅和学生没有重视体育锻炼有关，也与家长过分爱护有关。“现在只要学生在学校出了事，家长就会无限制地闹，有些学校单杠双杠都不敢教了，甚至干脆就把这些设备拆了。这些都和家长的观念有关系。” 青岛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主任齐光辉则表示，近年来的“征兵难"其实是体质下降的明显反映，每年征兵时，因体质不合格的淘汰率在逐年增加，医院的近视手术则异常火爆。 3．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参加了一场冰球友谊赛。他一人攻入六球，贡献五次助攻，以21比4大胜对手。这场比赛在索契冬奥会冰球馆举行，对阵双方都是40岁以上的冰球爱好者和退役运动员。与普京同队的还有俄罗斯国防部长和莫斯科州长等高官。 普京赛后表示，他希望这样的比赛能够有助于俄罗斯民众投身体育运动，推动国家群众体育发展。“看看这些40多岁的人，他们都在业余时间从事体育运动。”普京说。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俄罗斯早在几年前就倡导中小学生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了配合这一教育方式，俄罗斯的学校将中小学校体育课时间由原来的每周两小时增加到每天1个小时，而且周六和周日学校基本不布置家庭作业，以便学校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俄罗斯体育课程可以称得上包罗万象，其中包括身体发展、运动技能、卫生、饮食、休息、意志与道德品质的发展、健康的生活方式、心理的身体调节和自我调节方法等多项内容。学校相应实行了5种体育教学大纲，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法国教育部的有关文件中明确规定，高中生考大学，体育是其中的一门主科，必须经过考试才能升人大学。在高考的200分总分中，体育成绩以20分计入总分，占了10％。法国中学生的体育成绩以高中最后一个学年的平时成绩为主要依据，包括体育课的成绩、竞赛的成绩和上体育课的出勤率等。学校特别强调以认真的态度上好体育课，因此，那些即使在运动竞赛中冒尖但平时锻炼不积极的学生，体育课的成绩也有可能不及格。 日本的学生往往将体育运动当成一项最基本的必修课，就像中国学生对待“语数外”的态度一样。日本年轻人在做自我介绍时，很注重介绍自己的“趣味”(爱好)。日本公司在招募新人时对学生的“趣味”也非常重视。例如，如果一名应聘者在棒球或橄榄球项目上取得过很好的成绩，往往会被招聘者认为“干劲足”“年富力强"，在资历上有很大的加分。 在韩国，学生体育课球类活动较多，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参与。另外，韩国开展的体育项目也很全面，跳“山羊"、单双杠都为运动项目，特别是跑步与俯卧撑，这两项是所有学生经常训练的内容。从小学到大学，每年的体育课都会有一部分时间找专门的教师教学生跆拳道，中学体育课程则会教学生射箭。几乎所有的韩国家长都认为，在运动中孩子们磕碰、受点伤是难免的。只要学校尽到了防范的责任，家长就不会找学校的麻烦，而且学生都有保险，受伤后钱都由保险公司来出，学校的压力不会很大。 4．欧美、日韩的学校体育开展得如火如荼，绝大部分学生在学校体育中获益匪浅，学校同时成为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土壤。而我国的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严重脱节，各项目的高水平竞技人才很少来自学校。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专职副主席、教育部学生体协副秘书长薛彦青认为，观念和体制的差异是造成差距的主要原因。 造成学生体质下降的原因很多，薛彦青说：“首要的是应试教育为主导的教育方式，学生的课外时间被挤占，体育课最容易被其他科目挤占时间。”不少大学老师在公共体育课教学上最大的困扰是大学生不会运动也不想运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升人大学前的中学生活中缺乏体育锻炼的机会，没有形成锻炼的习惯。其次是学校的体育设施不足，很多中小学校连标准操场都没有，缺乏必要的体育设施会让学生的体育锻炼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大学体育设施严重不足且很多并没有完全开放，就连体育场馆设施丰富的北京体育大学，游泳馆和室内设施公休日都不对学生开放。 “受限于经费，学校最先砍的就是体育教师的编制，导致体育教师的比例远远达不到比例。很多学校培训语文、数学老师来兼职，由他们带学生上体育课。还有就是因为怕学生受伤，很多学校把单双杠、鞍马这样的‘危险设施’都拆掉。一旦学生受伤，国外是由先期购买的保险来承担责任，而在国内，学校需要负无限责任，这样的责任没人敢担负。”薛彦青继续说，“另外，随着业余生活的丰富，电子产品、网络游戏很吸引人，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拿着电脑、远离运动场，这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在青岛市人大代表、青岛二中校长孙先亮看来，青少年体质健康连年下降，从表面上看是学生缺少锻炼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教育没有真正实现向素质教育的转型、学生深陷繁重的课业负担等引起的。孙先亮说，这是一种连锁反应：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学生的心理压力很大，正常的睡眠时间不能得到保证，自由活动的时间和兴趣发展的时间就不可能得到保障，长此以往，伤害的不仅是学生的体质健康，还有学生的心理健康。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实验中学校长潘永兴则指出，虽然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但青少年的体质下降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这表明，一些政策和措施未得到很好落实。他建议应在尽快完善学校体育立法、听取广大体育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的同时，着重修改和完善体育法中有关学校体育的内容，设立学校体育执法监督机构。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田径运动员刘翔也表示，应该不遗余力地通过举办赛事带动老百姓对体育的热爱，让青少年对每一个体育项目都有一定的认识。 现如今，雾霾已然成为青少年体质健康道路上的“拦路虎”。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玉斌指出“如何使体育课更好地应对雾霾天气”，“能否在雾霾天气下将体育课‘搬’到室内”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且非常重要和必须面对的问题，应该尽可能保证学生们从小学到大学每天都有健身的时间，这点很关键。 5．一个月加班时间190个小时，中餐和晚饭时间平均不超过15分钟。在连续一年的持续 高强度加班后，年仅33岁的冲模设计工程师刘先军猝死在东莞市长安镇的一个出租屋内。 超时加班在制造业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存在普遍性。东莞市德创实业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 文涛说，很多公司都面临订单压力和用工紧缺的问题，超时加班不是一家公司的“特色”。长安 镇3000余家内外资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都存在超时加班现象，员工每月加班超过四五十个小 时的企业并不鲜见。 一些法律和人力资源专家认为，“加班文化”盛行侵害了劳动者的休息休假权，损害了其身 心健康，并对劳动者家庭和谐造成破坏，社会应对“加班文化”说不，劳动部门应对违法企业依 法严惩。 根据2013年一项国际知名机构调查结果，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中国内地上 班族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巨大的工作压力导致我国每年过劳死亡的人数达60万人。 “这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过劳死即过度劳累导致的死亡，而过度劳累往往是指连续 不断地工作，长时间不动，持续熬夜。”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立教授看来，久坐加熬夜正是危害上班族健康的最大杀手。 近日，北京市卫生计生系统在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发起“上班族远离亚健康"的微话题，引 发网友热议。 北京地坛医院官方微博刊出：“一要心理健康，给自己一个快乐心态；二要创造计划锻炼身体。—大家总说没时间，可有些时间是偷的。比如，上班开车改公交，乘电梯改步行，饭后做家务等，都是锻炼身心远离亚健康的方式。” 微博网友谈道：“WHO(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但健康却远不止16个字这么简单。快走、跳健身操、拖地都是很好的活动方式。设个健身钟，开工后抽空在走廊里走一走，午餐八分饱后到附近转一圈，给大脑放松一下，提高下午的工作效率。” 6．2013年8月5日，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了“2013年20—69岁人群体育健身活动和体质状况抽测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在过去的一年里，这一年龄段的国民总体身体机能、素质水平与以往调查基本持平，不过，城乡各年龄组人群的体重、腰围、臀围等形态指标平均数也均有所增长。 国家体育总局于2013年5月中旬在北京、山东、广东等10省(区、市)，对城乡居民的体育健身及体质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这次调查涵盖日常体育健身行为、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28个指标，获取的有效样本43629例。 调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数据比较，国民总体体重平均增长了1．12千克，其中，20—39岁年龄段城镇人群体重增长达1．92千克，其他年龄段人群无明显变化。城乡各年龄组人群的腰围、臀围都有所增加，增加范围分别为0．22～3．30厘米和0．34—3．06厘米，城镇青年男性与中青年女性增加尤为明显。体重超重、肥胖的人数比例也分别达到34．4％和12．7％，比2010年的调查有所增加。 本次调查显示，无论是“经常锻炼”“偶尔锻炼”还是“不锻炼”的人群，都认为“工作忙、家务忙无时间”是影响其参加体育健身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 调查还显示，群众对于体育健身场地设施的需求依然较大。有6．7％的人提出“缺乏场地设施”是影响其健身活动的障碍，该部分人群会选择在公共体育场所进行体育健身活动，同时，不少人表示，目前参加的体育健身项目与自己想参加的体育项目不一致，他们想参加的项目表现出对场地设施要求高、运动技术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田野表示，这就要求我们在场地设施建设中，在满足群众一般性健身需求的基础上，要向着体现专业的体育竞技的方向发展。 7．早在1952年，毛泽东同志就发表题词，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全民健身工作。邓小平同志指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江泽民同志指出：“体育是关系到1 3亿人民的大事，一定要抓好。”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1 995年，国家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我国全民健身事业乃至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95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对到2010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对策措旖等作了全面统筹安排。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胡锦涛同志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2009年，国务院公布施行《全民健身条例》，对与人民群众参与健身活动密切相关的体育设施、健身指导、安全规范等作出规定，并将每年8月8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 201 3年8月31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沈阳会见了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和任务。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体育工作，把体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 8．“30分钟体育生活圈”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依然是一项新兴的健身概念，从时间特性上来说，它指的是市民每周3次，每次30分钟的日常体育生活时间；而按照空间特性来说则指的是让市民们出门只需要30分钟就能抵达运动场所。推行“30分钟体育生活圈”的概念无疑是希望让更多的老百姓们走出家门，进行体育锻炼活动。据悉，自从2013年3月上海市体育局在7个区进行试点工作之后，为了优化完善这一全新的健身概念，全市共建成了72条百姓健身步道、27个百姓健身房、5个区级体质监测中心，以及9个百姓游泳池，超额完成了市政府实施项目目标任务。 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由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办，中体经纪管理公司、华南师范大学协办，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冠名赞助的“2014嘉康利全民健身万里行”首站活动，于2014年4月19日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拉开帷幕。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冠军雷声、雅典奥运会女子跆拳道67公斤级冠军罗微出席活动，并与3000余名广州市民一同兴致勃勃地完成了4公里长跑，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雷声说：“不管是竞技体育还是全民健身，强身健体才是体育能给百姓带来的最大恩惠。”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2014年4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发布，对城镇化中的文化传承提出了明确要求，彰显地区特色、防止千城一面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的综合测试。 2.仔细阅读给定资料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2．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 给定资料 1．2014年6月23日，保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