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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据报道，2004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将茧丝绸产业化作为全省农业产业化十大主导产业之一，并出台《安徽省茧丝绸产业化发展规划》，提出建茧丝绸强省。安徽要借东桑西移给茧丝绸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初级加工往安徽的转移。然而，业内人士清醒指出，机遇到来之际，安徽茧丝绸产业化还面临诸多问题。目前，安徽桑园总面积为68万亩，桑蚕茧产量2.45万吨，生丝产量3 280吨，丝绸行业总产值15亿元，均居全国同行业第8位；丝织品产量3 300万米，居全国第 6位；丝绸出口2 381万美元，居全国第9位，然而安徽产业化服务体系还远没有适应产业化发展的需要，这其中包括供销体系和技术服务体系。安徽省茧丝绸专家说，1999年安徽省人大发布的安徽省蚕种管理条例中规定农业技术服务站卖蚕种，产业化企业不能参与蚕种经营；在鲜蚕收购中，农业技术服务站又不能参与收购，这在供销体系上已经造成脱节，使得卖蚕种的不管蚕种质量；参与收购的控制不了蚕茧质量。作为负责提高桑蚕质量，指导桑农技术的蚕桑技术服务部门，由于供销脱钩已经与蚕桑企业形不成利益共同体，导致安徽桑蚕业技术“短腿”，蚕茧质量提高不上去。 2．据有关专家调查发现，全国进城的农村学龄儿童占农村流动人口的比例在3%左右，如果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9 400万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来测算，就有280多万学龄儿童进城求学，实际人数可能还要多。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求学，经过了很艰难的历程，从最初的被绝对排斥，到后来自我解决，再到现在的有限接纳，历经10多年。目前，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主要通过这样三种方式求学： 一是高价进入私立学校，这部分的比例非常小，只限于很少部分在城市发大财的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他们的父母大都成了私人企业老板。大多数赚不了很多钱的农村流动人口根本无力送孩子进私立学校。 二是进入公办学校，占的比例也不是很大。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发文要求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让公办学校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公办学校并没有如中央政府要求的那样发挥主导作用，各地给农村流动人口设置了各种障碍。比如要办理各种繁琐的手续，有的城市，要求到流出地乡镇政府开具家里无监护人而同意外出借读的证明，然后要凭借务工证、暂住证和计划生育证明到流入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才能到指定的公办学校办理孩子入学手续。看起来这些手续似乎都很合理，实际上很不合理，对农村流动人口来说，要办理这些手续，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未必能很顺利地办到。一般来说，回家乡办理孩子外出借读证明，来回需要时间和路费，到了家乡还要托人送礼，办理证明还要交纳各种手续费，对一个农民说，办这些手续，既要花钱、花时间，又要托人情，还可能受到各种冷落和刁难。即使从家乡办到证明，在流入地也不容易备齐有关手续，在一些城市，要控制外来人口总量，所以限制给农村流动人口办务工证，最近几年很少农村流动人口能够办到务工证。即使所有手续办全了，还要给公办学校交一笔对农村流动人口来说是非常可观的赞助费，从两三千元到一万元不等。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公办学校向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收取赞助费，但是公办学校会向农村流动人口私下提出给赞助费的要求，至于给多少，由农村流动人口自己出，满足了学校的要求，那么孩子就可以入学，否则，就有可能被拒绝入学。另一方面的障碍来自流入地政府的态度和做法：流入地政府并不欢迎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在其管辖范围工作，因为在当地政府看来，农村流动人口越多，社会治安就越差，从而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所以，他们就尽可能地不让大量农村流动人口在本辖区工作，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设置各种障碍，使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在本地难以上学，从而迫使农村流动人口另找地方就业。这比公开驱赶农村流动人口更有效，也不容易被舆论谴责。 三是进入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简易学校。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简易学校，又称打工者子弟学校，最早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90年代后期发展非常快。打工者子弟学校是农村流动人口子女面临教育困难而得不到解决后产生的，它们一出现，便大受农村流动人口欢迎。农村流动人口之所以欢迎它们，是因为它们不仅收费低，而且还照顾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其他实际困难，比如可以自由入学退学而不需要任何手续；接送孩子上学的时间也很自由，都是外来孩子，在一起不会受歧视，等等。因此，在各大城市，打工者子弟学校呈快速增长势头，不但学校数量增加很快，而且学校规模也快速扩张，有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不仅办小学，而且还办了中学。但是，打工者子弟学校一直没有被正式制度所接纳和承认，一直在非法状态下生存和发展，经常受到各种清理、整顿和强行拆散、取缔。当然，并不是所有打工者子弟学校办学都规范，确实在教育条件上远不如城市公办学校，但是，我们认为，一味采取不承认、强行解散和取缔的办法，不仅是对办学者的不公平做法，而且也是对就读者的不公平做法，是对农村流动人口的不公平做法，是对他们的国民权利的侵害和剥夺。 3．2004年12月29闩，《羊城晚报》以“‘红头文件’难达民企，‘信息滞后’频惹是非，私营加油站为何调价慢半拍”为题，报道了在广州市一些私营企业对于国家和政府所颁布的有关文件与精神，总是难以获取，有时是通过看报纸或电视等新闻媒体获取，有时是通过朋友间的相互告知而获取，而这些相关信息的获取，对于企业的正常经营非常重要，但是，因为获取的信息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时常遇到一些麻烦，给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据介绍，在广州市500多家加油站中，有1/3是民营企业。因为石油一直是国家垄断管理和控制价格的，有的加油站几年来从未得到过国家有关油价调整的相关信息，从没有收到政府的有关文件。因为不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权威信息，于是在油价上涨时，没有及时提价，而使企业受损，在油价下调时，因为调价不及时，于是经常遇到消费者的投诉，说他的加油站不降价，只知道涨价等，导致经常发生一些不应该发生的纠纷。而收不到政府相关文件的，远不止是私营加油站，还有一些药品经营者，如有些药品出现过重大不良反应，需要及时撤离柜台的，因为政府没有及时通知他们，所以也不能及时撤离柜台，给群众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等。相反，因为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将国家有关方针政策通知到私营企业，于是本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相关信息的，也假装不知道而继续销售一些不合格的商品，在处罚这些违规企业的违规经营时，企业也有合法合理的借口。 4．北京一家媒体，最近对北京儿童消费市场进行了调查，92%的受访者认为，儿童用品的成本本来不高，但企业故意把价格定高。漫步儿童消费市场，儿童食品、儿童服装、儿童玩具，甚至儿童教育、儿童学习用品，凡是和儿童沾边的都贵，有的简直就是暴利。在南京，玩具是商场里利润最高的商品。进价100多元的儿童电瓶车，最便宜也要卖800元。进价30元的芭比娃娃，在柜台里可以标到150元。一家商场的老总说，南京的玩具商场是暴利者的天下，普通玩具的利润可达成本的8倍。婴幼儿用品市场也存在暴利，在北京的一家专卖店里，一张婴儿睡床580元，一套婴儿服装330元，一桶婴儿奶粉259元，明显高出成本几倍。2003年中小学教育，位居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第二。据教育专家保守估计，10年的教育乱收费，从中小学生口袋里搜走了200多亿元。现在，中小学生每学期课本费，普遍达到200元～300元。教材和教辅类书籍的销售利润，为中国出版业平均利润的520%。儿童消费市场的暴利和其他领域的暴利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而且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破坏了全社会的信用基石，加深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任其发展，会影响社会安定和改革开放大局。反暴利行为，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5．新华社记者报道，在广西北海市一些渔港看到，一拨拨的农民工聚集在马路旁，寻找上渔船打工的机会。这些农民工不少来自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人地生疏，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每天守候在树荫下，等候渔船船主来“挑拣”，眼睛里写满了尽快找到工作的渴望。 渔港码头这一幕，年年开春都在“上演”，聚集的农民工每天少则数百，多则一两千，把马路变成了一个劳动力市场。农民工找工作不易，渔船船主也有难处，一艘船数百万元身家，出海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月余，对雇请的人不知道根底，不了解秉性，最担心请到好吃懒做甚至有犯罪案底的人。 记者了解到，尽管劳动中介机构众多，但没有哪家愿意做这项工作，究其原因，一是麻烦，这些外来农民工流动性大、文化低，要建立档案很困难；二是没“油水”，无法收到哪怕是很低的中介费用，让船主出钱又不实际，因为劳动力供应过剩，不愁招不到工。 像这种“市场”不愿做的事，恰恰应是政府当务之责。政府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渔船用工劳务市场，为外来农民工提供用工信息服务，也可以采取政策倾斜，鼓励各种市场中介机构开展这类业务。关键一点，政府应从施政理念上认识到，为这些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能。 类似的事情还不少。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改革进程中，对于应干什么不应干什么，经常出现“缺位”和“越位”现象，比如热衷于各种招商引资活动，喜欢抓着各种审批权不放，或者以强化管理为名，对市场各种微观经济活动加以干预，而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却十分薄弱。其实，社会需要的公共服务内容非常广泛，交通堵塞、垃圾乱倒、噪声扰民；一个城市教育、卫生、文化等体系的建立，环境污染防治、自然灾害预警等等，都是公共服务的范围，是政府理应承担的公共责任，政府转变职能后，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任务更艰巨了。 6．2002年9月7日，海口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成立，以促进政府机关和职能部门作风转变、改善海口的投资环境为主要任务。海口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披露，中心成立3个多月来，共受理了75件投诉。这些投诉涉及海口市的29个部门或单位，投诉原因主要是办事拖拉，服务不到位。据海口市投资环境监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被投诉的行业主要有房地产、家具、药业、物业管理、塑料、饮料、花卉种植、酿造、洗涤、修理、皮具等。被投诉的部门和单位包括工商局、地税局、规划局、城管局、城建局、国土局、卫生局、园林局、交通局、人事劳动保障局、环保局等。被投诉较多的是工商、规划和城管三个部门。投诉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机关和职能部门主要服务不够；相互扯皮、办事拖拉；环节多、程序繁琐、办事难；法院裁决后执行不力等。 7．据新华社消息，北京市顺义区2005年2月13日公布的一份政务环境“体检”报告显示， 98个参评单位的政务环境总体表现良好，但在政务公开和工作创新等方面有待改进。 2004年底，北京市顺义区聘请调查公司在具有重要审批、执法职能和与群众联系紧密的98个单位中，开展了政务环境评估。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提供服务的期望高于实际服务水平。据分析，随着行政许可法、三农政策等国家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的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 调查还显示，参评单位的依法行政获得好评，其次是服务意识和工作效率，政务公开和改革创新做得比较差。这说明政府服务工作上的创新仍是政务环境建设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8．近年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大幅度取消和调整了行政审批项目。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 806项，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陆续取消和调整了半数以上的行政审批项目。这些项目，有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解决；有的涉及的事项应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主决定，或交由行业组织、中介机构实施自律管理；有的重复交叉、程序繁琐，不能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取消和调整这些项目，有利于更合理地界定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中的职能，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规范和制约了行政审批行为。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部门的职能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减少了重复交叉。许多地方和部门结合政务公开，建立健全了审批公示制度，推行了行政审批社会听证和咨询论证制度；制定了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的操作规程，减少环节，简化手续，规范管理，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和完善了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和信息反馈机制。三是促进了政府机关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各级政府深入研究政府职能的实现方式和途径，努力改变重审批轻监管、重权力轻责任、重利益轻服务的陈旧管理理念和方式，施政能力和水平得到提高。 9．在广东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前来办理行政许可审批手续的人络绎不绝。这是一个由东西2座6层办公大楼组成的服务中心，总办公面积达2.8万平方米。每座楼的1、2层是车库和餐厅，3、4、5、6层用作办公。这里办理顺德区36个部门的392项审批事项，办事窗口有160个，办事人员1 000多名。正在这里办理出境手续的梁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我已经来这里办了24次手续，次次心情舒畅!” 顺德区行政服务中心2003年启用。设立行政服务中心的目的是改革行政审批方式，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建立行政审批约束机制。为方便群众办事，各部门办事机构均是成编制进驻。顺德区规划国土局、建设局这两个与行政审批较为密切的单位，甚至整体搬进了服务中心。服务中心还从整合审批流程出发，建立了“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审批事项，逐步实行主办部门受理，各有关协办部门按流程分头办理，按时办结”的制度。据悉，该中心很快将启用“电子审批信息系统”，这将使办理行政许可审批手续更加高效便捷。现在，每天都有超过3 000人来这里办事。通透敞亮的办公大楼和热情周到的服务人员，让每个前来办事的群众都感受到了服务型政府的新形象。 10．2004年3月22日，《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正式对外公布。调整后的市政府工作部门为34个。目前深圳市在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面相对精干，全市政府机关编制只有7 600人，在全国大城市中倒数第二。 据了解，这是深圳建市20多年来推行的第7次机构改革。这次改革不是简单的机构增减裁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深圳力图建立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新机制，其核心是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角色转换。 深圳市在此次机构改革中还向香港特区政府学习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新设多个带“署”部门，以此来区分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如行业协会服务署、事业单位建筑工务署等。 11．2005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好地为基层、企业和社会公众服务。整合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政府各部门要各司其职，加强协调配合。健全社会公示、社会听政制度，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加强电子政务建设，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提高政府公信力。

2020年12月，团进村681户村民，陆续在一份“五和团进”村民规则确认书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速度之快、人心之齐，让人很难想象这曾经是一个矛盾不断的后进村。松山南部地区的团进村，2005年由团湖、望江、进守、津水4个村合并而成。与许多合并村一样，团进村曾经也存在“合村不合心”的问题。在村民周建华的记忆里，以前户与户之间都是各扫门前雪、不问村务事。“记得有一次，我们和4个村民一起，发起一场道路清扫义务活动，没想到不少村民当着面就说，我们是作秀。”这不是团进一个村遇到的窘境。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变迁中，曾经是传统乡村联结根基的长辈权威等已逐渐弱化。如何建立一种新的联结，激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团进村一直在摸索。新一届村党支部针对团湖、望江、进守、津水党员数量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好等问题，积极发展后备力量，鼓励技术能人向党组织靠拢。“以前我们支部的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吸纳了一批有干劲的年轻人，极大地增强了队伍的活力。”村党支部莫书记介绍。韦长发是原津水村村民，多年来一直在外地从事水产养殖工作，考虑到望江水产基础好，适合发展名特优水产品，打算回乡发展。“刚回来的时候，村里在选场地、筹集资金、招募工人、办手续等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韦长发说。一年后，他的养殖基地开始盈利。2019年，韦长发被吸纳为党员。在津水和望江有一些村民此前承包水塘养鱼，但由于技术有限，市场信息不对称，行情一直不太好。去年，村里规划将两地原有的散养鱼塘整合，成立了团进鱼跃公司，统一管理，并邀请韦长发担任顾问。韦长发凭借自己在外多年的门路，成功促成了团进鱼跃公司与外地饲料公司和一些大型生鲜市场的合作，鱼跃公司市场销售额比以前翻了几番。去年底，村里把闲散的15.3亩建设用地清理出来，村集体投资建设了厂房，用于水产品深加工，并且将部分库房出租给经销商。“仅这一项，就让我们村集体收入比去年多出了60多万元。”村委会主任曾永平高兴地算着账，“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1.2万元，大家都很高兴。”村里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加强乡村道路、污水处理、管线入地、垃圾桶布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前几年，村里的部分路段经常泥泞不堪，出行不便，道路两旁杂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现在，村里的道路拓宽了，环境得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了。”村民黄海老人笑着说。村里还修建了民心广场，供村民休闲娱乐。不定期开展健身运动会、说书比赛等活动，还在传统节日的时候组织村民包粽子、猜灯谜、对对子，并且由村民评选出获胜获奖者，给予一定奖励，“得到奖品是小事，关键是大家愿意聚拢了，比以往更亲近了！”村民李大红说。去年12月，为了进一步规范村民行为，增强村庄凝聚力，团进村向全体村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围绕“和善村民、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煦村庄、和谐社会”，征集村民规则的具体内容，同时通过入户走访、座谈等多种形式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和团进”村民规则。为了使规则落到实处，村里采用积分制进行管理——不乱停车加1分，违法搭建扣5分，违反出租屋规定扣1分……整个村民规则包括30条加分项和30条减分项，大家称之为“团进60条”。这份大家讨论出来的“家法”织牢了约束村民言行举止的规矩之网。据曾永平介绍，规则实行以来，村里乱丢垃圾、乱停车、乱搭建等行为大为减少。“在农村，村民们最看重的就是‘面子’，有了这样的激励，大家对积分格外上心，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也大大提高了！”

二、资料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但人们的满意度却没有同生活水平的提高成正比。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贫富差距有所拉大。　　2．事实上，早在10年前，贫富差距的现象就开始表现出来。当时的粗略估计是， 10%的人拥有40%的银行存款。到90年代中期，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存款。去年，根据城镇居民做的一个抽样调查资料推算，不足5%的富人占有全国居民储蓄存款总额(超过6万亿元)的将近一半。　　3．中国学者指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上，中国自古以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说法。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句话，当然不一定准确。但若将其理解为不赞成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应加以控制、调节，保持社会安定，则是民心所向。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差距不大，甚至较为均等的国家演变为收入差距相当突出的国家；而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现实，应该引起社会人士的关注。以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中国1998年的基尼系数已达0.456，比一般认为的“非常不平等”的系数0.4还高。　　5．著名经济学家王绍光说，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在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 1995年是0.3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大量的收入在富裕阶层沉淀，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较大，影响低收人人士的积极性，降低了大多数人的消费。　　6．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字显示，中国城乡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这引起了此间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呼吁，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不仅对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以及刺激内需有关键性作用，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2002年前三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19元人民币，增长幅度为 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仅为1500元，增幅仅为2.5%，而且主要是农民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所至。受严重自然灾害以及播种面积调减的影响，今年夏粮和早稻减产145亿公斤，预计秋粮也将减产。虽然棉花、油料、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将有不同程度的增产，但农民增加收入的途径有限。　　7．据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最近对全国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显示，199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为5854元，比上年增长7.9%，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实际增长9.3%，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但在城镇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收入的差距不断拉大，贫富反差日显突出。在这项对12.5万人做的调查中，占总调查量20%的高收入者拥有着相当于42.4%的财富。　　8．中国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中国东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向来高于西部、中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历来高于农村居民。垄断行业的收入就远远高于非垄断行业，新兴行业收入高于传统行业。1995年，金融保险行业的一个高中文化程度职工，平均年收入8059元，而同时期工业企业中的大学本科学历职工，平均年收入仅7329元。　　9．有关政策造成或扩大了收入的差距。例如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的特殊政策，造成沿海经济发展快、职工工资增长快，便是这方面突出的例子。此外，某些人通过走私漏税等不合法的收人发财致富等等。　　10．在新经济大背景下，产业之间的收入距离越来越明显。据调查，1999年与 1990年相比，房地产和金融保险业职工的收入增幅最高，达到486%和435%。1999最高的三行业职工已变为科技、房地产、金融保险。　　11．一项统计显示，在城镇接受调查家庭的收入中，20%的高收入户人均每月收入为992元，低收入户人均收入为124元。高低之比达到8:1。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在城市，至1999年6月底，拥有金融资产量最多的20%城市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的55.4%，户均拥有146615元，而最低20%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 1.5%，户均为4298元，高低之比高达34:1。　　12．受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居民贫富分化有两种情况，首先是不同从业群体之间的贫富分化：从事种植业的农民与乡镇企业职工相比，收入差距为1～ 2倍；与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相比，收入差距2～5倍；与从事个体运输业和建筑业的人员相比相差5～8倍。其次是不同区域之间的贫富分化：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元，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之比为1.39:1.11:1；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08.5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1.71:1.26:1；199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921.6，其中东部地区人均纯收入为1396.3元、中部地区为816.3元、西部地区为682.3元，东、中、西部之比为2.05:1.20：1；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至 1578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2.30:1.30:1。其中江苏省锡山市农民人均纯收入 4290元，而贵州省毕节地区486元，云南省思茅地区为426元，其间差距超过10倍。　　13．据浙江省温州市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据调查，私有企业主拥有生产资料的增值速度惊人，全国11省26个村私有企业的增值速度为年55.6%。全国颇具声望的49家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私有企业，在投资经营的5年多里，资产总额增长19.4倍，平均每年增值76.4%。这一极高的增值速度是 1949年前民族资本家所难以比拟的。上述贫富分化现象，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产物，业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从不合理性方面而言，主要是贫富分化中存在着致富手段、致富领域、致富程度的不合理性，由此导致社会分配秩序的混乱，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　　14．据测算，中国目前亿万富翁1000人，百万富翁300万人。与此同时，我国还有近5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统计数字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50.24%，这方面的差距甚至超过了居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之首的美国。　　15．近年来，金融、保险、外贸、邮电、交通、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上看，差距在1倍到3倍之间。考虑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住房等非货币收入，那么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显。　　16．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已接近或超过4:1。东南沿海地区与贵州、甘肃省等省份的差距更超过7倍以上。巨大的收入差距成为近年来“孔雀东南飞”的重要原因。

二、给定资料 1．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稀缺，当前又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切实保护耕地，大力促进节约集约用地，走出一条建设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是关系民族生存根基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计，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根本方针。 2．据北京市国土部门调查，2006年北京市农村乡镇企事业用地中，本身并没有审批权限的村组织自行“审批”的宗数占到总数的近80%，面积接近70%。北京的情况在全国应当说有一定的代表性，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但地方经济发展又需要用地，在土地管理高压政策下，集体土地非法入市已经成为土地供应的“暗流”。发展用地矛盾突出 从批次用地审批方式改革、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发布、土地出让“收支两条线”管理，到至今实施一年有余的国家土地督察制度，在土地管理制度层层加码的情况下，2006年1～5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土地违法情况有所遏制，全国共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24245件，涉及土地面积约22万亩，同比分别下降了3.6%和12.14%。 情况却并不让人乐观。据了解，在上述土地违法中，地方政府和涉及地方政府的案件占20%，但从违法用地面积来看，地方政府主导的违法用地占到了80%，从违法类型来看，绝大多数属于非法占地，是农村集体土地违法交易和农民违法占用土地兴建住宅，这一类案件大概占到整个案件总数的80%。上述北京2006年的农村乡镇企事业用地即是这样：除了村组织自行“审批”占地总宗数的77.1%外，没有审批手续的用地宗数占总数的5.9%，面积占总面积的6.8%，此外，区县批准的用地宗数占总数的12.4%，面积占总面积的21%，乡镇批准的宗数占4.6%，面积占4.7%。 驱使违法用地的是地方政府强烈的用地冲动，“冲动”的结果是一些省市用地指标缺口很大。据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某市，用地指标只能满足需求的10%，缺口高达90%；重庆直辖十周年之时，部分区县提出GDP年均增长20%甚至30%的高指标，意味着用地指标也将“水涨船高”。从省一级来看，以河南为例，每年的建设用地需求大约在50万亩左右，而计划指标只有17万亩，2006年在挖潜盘活存量用地之后，缺口仍在10万亩左右。而广东，现有耕地面积与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目标相差了近600万亩。 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指出，目前地方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与宏观调控政策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在经济快速发展，而地方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的情况下，发展用地与保护耕地矛盾进一步加剧，土地违法数量有重新扩大的趋势。 一些地方甚至流传着“中央强调从严，省市强调发展，管理部门为难，乡镇村热衷换钱”的说法。对此，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执行院长彭真怀认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上升，农用地减少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在现存的行政体制以及土地管理模式下，中央和地方在发展与保护耕地上必然存在博弈，违法用地居高不下也就不言而喻了。“制度创新”还是“滥占乱用”? “沈北新区作为国务院新近批准的四个新区之一，没有地怎么发展?”，针对用地指标紧张这一现实问题，身为沈北新区专家顾问的彭真怀指出，“发展占用一定的土地是必然的，关键是怎么占的问题。” 不仅是沈北新区。在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部署后，东北三省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发展战略，辽宁省“五点一线”战略，黑龙江省“1000平方公里哈大齐工业走廊”思路，吉林省“有序推进各级开发区和县市工业集中区”构想等，均将工业园区作为了振兴的重要措施和招商载体，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占用土地。据调查，东北三省有关部门和市县擅自批准设立了各类工业园区达百多家，规划占地十多万公顷。 “为缓解用地矛盾，最好的办法是进行综合配套改革，通过土地整理和村屯整治，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彭真怀在“建立沈北新区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调研报告中提出，其主要内容包括创新规划管理模式、创新土地利用模式和完善征地补偿机制等。 为促进土地的集约、规模经营，作为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之一的重庆市，在用地政策上则朗确了“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 但上述的改革、创新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日趋紧张的发展需求与土地供给的矛盾，彭真怀认为还需要看具体的操作，如果执行“越轨”，反而会加剧“违法违规，滥占乱用”行为。 事实上，一些地方出现了假借改革创新之名，滥占乱用土地的现象：一是以工业集中区名义变相新设园区。二是一些已经国务院划定四至范围的开发区，暗中扩区，规划面积大大超出公告面积。三是通过“以租带征”等方式进行集体土地非法流转。四是以新农村建设名义占用土地，未取得合法土地审批手续。五是在现行政策的“灰色地带”做文章。 伴随着违法形式的隐蔽，借创新、改革的名义占用土地，其违法主体和方式也由过去以政府为主导为主，转为以部门集体经济组织和企业违法占地为主。 3．一方面是用地指标不够，另一方面却是土地利用效率低、集约化程度低，宽马路大广场在开发区和“新区”中并不鲜见，对此，中国土地学会理事长邹玉川指出，“长期延续的以土地换发展的用地模式，造成了大量的土地浪费”。 其主要表现在：一是重复建设和低水平建设造成的土地浪费；二是闲置土地和大量的低效率利用土地；三是随着经济发展原有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老化，生产力水平衰退，造成土地利用效益低下。 这位老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指出，发展需要空间，但是我们不能沿用传统的用地方式，不能把发展的空间锁定在无限制地扩大城市规模上，而应该在节地挖潜上多动脑筋，在盘活存量土地上多花力气。事实上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都是在人类对土地的不断重复利用基础上实现的。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用不完的土地。 事实上，我国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的潜力很大，保障发展的国土空间潜力也很大。据了解，目前建设用地当中闲置土地、空闲土地、批而未供土地大约有400万亩，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地 2亿亩，未利用地39亿亩。“十五”期间我们每年通过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年均400多万亩。城市里各种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土地利用效率也较低；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的总量数倍于城镇建设用地，迁村并点、治理“空心村”、退宅还田的潜力非常大；而公路、铁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节约用地也同样有潜力可挖。 推进城镇化问题也有土地利用率问题。有专家测算，小城镇的人均占地面积是大城市的10余倍，如果有3亿农村人口进入小城镇，就比进入大城市多占地上亿亩。促使各地挖潜节流，集约利用土地，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还存在其他一些制约因素。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指出，如区域发展缺乏协调，无序竞争和重复建设导致建设用地粗放扩张，城乡建设缺乏统筹，城镇化不仅没有提高城乡用地效率反而造成城镇与农村建设用地同步增加；利益关系不够合理，保护耕地与建设用地内涵挖潜动力不足等。 而除了生产力布局与土地功能空间规划需要统筹规划外，有关人士指出，考核体系也应分解不同的GDP考核标准，同时，完善财税体系，不让保护耕地、生态环境的地区“吃亏”。 4．保护耕地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已经出台好几十年了，但耕地减少并没有好转。要守住18亿亩红线，至少需要处理好以下几点。①大力促进城乡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建立一套有效的保护耕地和土地利用管理机制，使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②要设立各种用地指标，鼓励符合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的实施方案。通过行政、技术和经济等手段引导用地单位合理合法合规节约集约用地，弱化耕地占用压力。 数据显示，近年来，违法用地情况面广量大，并且出现了地方政府主导的新特点，表现为一是政府违法带有普遍性，凡是性质严重的土地违法行为，几乎都涉及政府；二是政府违法用地带有发展地方经济的色彩。根据国土资源部2007年公布的数据，目前从涉及违法的用地面积来看，非法批地的案件占涉及土地面积的80%，主要是地方政府和涉及政府为违法主体的案件。 旧的用地观念在地方上并没有完全得到扭转，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观念和意识在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头脑中还未得到真正树立和获得足够重视，随意占用耕地和粗放利用土地的行为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耕地保护工作的开展。 笔者调查发现，凡是市场化程度高的用地，节约集约化程度就高，反之则低。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如何提高公共部门节地意识(包括城市道路和高速路、广场、原划拨的企事业单位用地、政府部门、大学城用地等)，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同时也要注意农村地区的集约节约用地。应该说，城乡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提高了，一定数量的建设用地供给能够满足更多的用地需求，占用耕地满足建设用地需求的压力就会减小。2004年全国村庄建设用地按当年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村庄用地218平方米，高出国家定额最高值(150平方米/人)45.3%。城乡建设用地的节约集约利用潜力十分巨大，这项工作如果做好了，建设占用耕地的压力将会大为减小。 要有科学的规划。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粮食安全、农村稳定、生态安全等紧密相关，而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建设规划、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是耕地保护的基础和依据。 土地利用规划要充分体现耕地保护，不仅要确定耕地保护的数量，更要保护耕地的质量，而且还要将数量和质量在空间的分布确定下来并公布于众，让全社会监督。土地规划一旦把耕地保护的红线确定下来，还应把它上升到法律层面予以保护，一旦突破红线就是违法，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城市建设规划，应该把集约节约用地作为一个主要指标。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则要在投资、产业布局等方面予以耕地保护与节地的引导，防止重复建设。同时要保证各规划间的互相衔接，从次序而言应该先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再制定城市建设规划，这样才能把耕地保护与城市布局相互协调起来。 5．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在土地利用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向节约集约用地方向转变。 集约用地是一个宏观概念，针对区域土地利用，不针对具体项目，比如城市体系分布是否合理就涉及用地是否集约；节约用地是一个微观概念，针对具体项目，通过一些具体的规范、技术指标来保证实现。 近年来，各地对利用存量土地、挖掘再利用的潜力来满足发展需要，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从城市用地看，立足建成区改造挖潜，一可使旧城更新，二可使城市增容扩能，三可节约土地、保护耕地。河北省唐山市实施“平改楼”工程和盘活“城中村”“城中厂”用地，基本实现城市发展不出城，近10年城市建设用地97%来自于城区存量土地。海南省三亚市对上一轮房地产热带来的大片闲置地进行了“二次开发”，盘活土地15 000多亩。 从开发区的情况看，只要注意择商引资，改变过去粗放用地的方式，充分利用空闲用地，提高土地投资强度、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完全可以实现“产业集聚、布局集中、用地集约”。苏州工业园区对投资额低于1 000万美元的项目原则上不供地，同时推荐企业进标准厂房，每万元GDP用地仅5.8平方米。昆山市两次提高开发区用地“门槛”，强化土地的投资强度和产出效能，以仅占全国万分之一的土地，聚集了占全国1.9%的外资。 从工业企业用地来看，通过建设标准厂房，实行“零增地”招商、技改，促使企业出城出村、向园区集中，不仅可以提高工业用地集约化，还能够推动工业企业产业转移、集聚和改造升级。江苏无锡市以集中促进集约用地，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居民向小区集中，在占全国0.05％的土地上，实现了占全国1.4%的GDP和0.9%的财政收入。内蒙古包头市通过土地利用潜力调查评估，引导工业用地大户挖掘用地潜力，一个包钢就整理出土地3 000多亩。 从农村居民点用地来看，通过合理规划，引导农民“进城出村”，发展小城镇、中心村，迁村并点、建设农民多层住宅、整理“空心村”、退宅还田，可以腾出大量土地。2007年，江苏江阴华西村建起了15座塔楼，让农民出村进楼，仅此一项措施就使每户农民节约土地0.4亩。山东兖州市实施“合村并点”，计划用15～20年时间将400个村合为100个中心村，预计节约土地4万亩。 从农地整理、废弃地整治来看，我国有约9亿亩中低产田，通过土地整理可以提高质量、增加面积；另有工矿、交通业建设废弃地约2亿亩，也可以通过治理重新利用，宜建则建，宜耕则耕，浙江湖州市近7年实施了658个土地整理项目，建成标准农田151万亩，新增耕地35万多亩。河北邯郸市实施“千矿万亩”综合治理工程，通过复垦绿化上千座已闭矿山，一举收回上万亩废弃土地。 6．土地面积1 569平方公里的厦门，以占全省1.3%的土地创造了占全省15.5%的GDP、 26.4%的财政收入、20.6%的工业产值和52.3%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寸土寸金的厦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厦门市地域狭小、人多地少、土地后备资源匮乏，人均耕地仅0.23亩，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3、全国平均水平的1/6，建设用地极限规模是780平方公里。保护土地资源和保障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具体体现。 长期以来，厦门市高度重视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政策措施。比如：停止一般性工业项目用地单独选址，清理整顿了工业园区，引导工业项目向工业园区集中；大力推进工业集中区标准厂房建设；修订基准地价，适当提高工业用地地价和容积率，鼓励工业向空中发展；在国家和省级标准的基础上，提高了各类工业园区土地投资强度标准；出台了高校建设用地标准，严格控制高校用地规模；出台了城市道路标准断面设计及分期实施意见，根据城市道路不同的等级，规定道路宽度标准等等。 这些节约集约用地措施已经初见成效。据测算，1999～2006年，厦门市每增加1亿元GDP，仅需新增建设用地220亩。按辖区内土地面积计算，该市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创造的GDP达7 407万元、工业总产值15 575万元、财政总收入1 753万元，位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前列。 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方面深度挖潜，管住总量、严控增量、盘活存量、提高质量，厦门找到了一条符合城市发展实际的高效利用土地的新路子。 7．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市，以发达的小商品经济闻名于世，2007年实现生产总值282亿元，完成财政收入29.5亿元。但同时，义乌又是一个资源小市，“五山一水三分田，一分交通居民点”，本地人口68.83万人，人均耕地面积为0.63亩。 义乌市围绕“保护、保障、挖潜、维稳、固本”的总体要求，一是建立土地调控机制，每年都制订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通过调节土地供应总量、调整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来有效引导消费、投资方向和投资水平。二是调整优化城乡建设用地结构，积极鼓励和引导工业向开发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集中，发挥土地资源集聚利用的效应。三是推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年度考核制度，从 2002年以来，每年对各镇、街道新增用地集约利用程度、盘活存量土地实绩、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评，对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不再办理用地报批手续。 在义乌，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己见成效。除了向地下要空间，还向天上要高度。工业项目建筑密度控制在33%～40%，容积率控制在1.6～2.0，工业厂房要求建三层以上，内部的行政办公等辅助设施用地不得超过项目总用地的7%。在义乌经济开发区，在建16层以上高楼达45幢，其中10幢已基本建成。1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建设基本竣工，另有13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建设正在开工，全部为四层砼结构。 8．针对招商引资过度用地、城市建设过度占地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宋林飞呼吁完善和严格执行节约集约用地标准。 据《经济日报》报道，针对目前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土地利用不节约等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提出，要节约集约用地，加强环保，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宋林飞委员对记者说，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形成了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的人口流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传播了现代城市文明。但城镇化进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不能走污染和浪费的城镇化道路!”宋林飞委员对记者说。他提出，为避免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走过的资源过度利用、环境严重污染的老路，应该实行新型城镇化。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人口城市化率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探索可持续的发展路子，形成适度集聚、节约土地、合理布局、环保优先、普及保障等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模式。 “城镇化首先必须节约用地!”宋林飞委员对记者说，近几年来，“经营城市”已经成为普遍的理念，但要防范可能出现的“招商引资过度用地”、“城市建设过度占地”、“征用土地补偿不足”这三大问题。他提出，必须在城镇化进程中推进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与再生型发展的战略性转变。他说，近几年来，有的地区为了加快城镇化进程，占用大量土地进行城镇建设；有的地区利用县改市、 乡改镇的机会，把大量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有的地区的开发区扩张、房地产开发使城镇发展与土地资源稀缺的矛盾日渐尖锐。 宋林飞委员建议，应当建设再生型城镇，通过土地置换挖掘城镇内部的土地潜力，提高土地利用质量，避免粗放式的规模扩张。改变片面重视政绩、忽视社会和生态成本、不考虑社会公平、不能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模式。另外，要从摊大饼式城区扩张向发展卫星城转变。在城镇化过程中，一方面要适度集聚，使城镇化速度和本地经济、就业岗位、用地等要素增长保持相对平衡；另一方面要注意合理布局，建立以大城市为核心、布局合理的大中小城市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要积极探索适合新型城镇化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将现有城市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延伸到小城镇居民，涵盖到农民工，从土地增值收益中拿出一部分建立农民进城保险基金，为农民向城镇转移提供保障。 宋林飞委员特别提到，在这个过程中，要环保优先，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从招商引资向招商选资转变。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加大力度修复生态。他说：“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与生活!” 9．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开展3个月来，清查出的土地违规违法宗数和涉及的土地面积已经基本摸清，全国初步圈定土地违规违法重点地区58个、典型案件251件，相关责任人将受到严肃处理。保持18亿亩耕地，是一条做到粮食基本自给的“底线”，是一个不能再少的数字，更是一条谁都不能碰的“红线”。 然而，“红线”屡屡被碰，土地执法形势严峻。目前被监测的84个城市每年新增建设用地95%以上属于农村集体农用地，而在这其中，违法占用农村集体农用地的宗数、面积以及耕地面积，几乎都在50%以上，而且所有违规违法用地都规避了农地转用和土地审批。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不仅是生产要素，同时对农民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违规违法用地规避了农地转用和土地审批，直接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土地闸门的控制效应和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 18亿亩耕地必须守住。经过充分调研，国土资源部决定从2007年9月25日开始集中开展以查处“以租代征”为重点的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重点是集中查处2005年1月1日以来“以租代征”、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扩大工业用地规模、未批先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各派驻地方的国家土地督察局负责全过程督察。 已经持续了100多天的执法行动，以雷霆之势，有力打击了违规违法征占土地的行为，有力遏制了违规违法用地势头，关紧了土地“闸门”! 12月24日，国土资源部圈定并直接督促整改的全国土地违规违法12个重点市、县、区的政府负责人赴京汇报。“震动极大”、“对宏观调控政策理解不深”、“全局观念不强”、“法律观念淡薄”、“未能确立正确的政绩观”、“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地区的政府负责人，以带有强烈反省色彩的词语，表达了要深刻吸取教训的决心。 这是场耕地保护战，也是一场转变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的促进战。 解决发展用地和保护耕地的矛盾，不仅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还要切实解决用地浪费问题，大力促进节约用地和集约用地，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国家严把土地供应闸门的大政策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成了地方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了集约节约用地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土地供应的多与少，一度影响了福建泉州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在2008年工作思路中，泉州国土资源局划出了一条谁都不敢逾越的“生死线”：认真落实耕地保护责任制，推行基本农田三级监控，确保全市基本农田保护区保有量211.16万亩一亩都不减少。泉州经济向少用地、“零”用地转型。 集约用地是土地开发利用的方向，存量土地是土地开发利用的重点。在土地资源利用方面，陕西省志丹县盘活与规范并重，走出了一着好棋，他们通过收购改制企业土地、收回闲置土地等途径，充实土地储备库。坚决打击土地隐形交易、非法低价出让转让国有土地等行为，掌握了土地供应主动权，既保护了耕地，又保障了发展。 事实上，我国节约集约用地的潜力很大。我国城镇人均建设用地大大高于国际水平，据对全国 644个城市统计，人均建设用地已经到了133平方米的水平，而城镇规划标准是100～120平方米 (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均建设用地的面积更低)。各种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土地利用效率也比较低，建设用地再利用潜力不小；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与农村人口迁移呈逆向发展趋势，迁村并点、治理空心村、退宅还田潜力很大；公路、铁路、水利建设节约用地的潜力也非常大。山坡办工业、建多层厂房等一系列盘活存量的办法走近人们视野，节约集约用地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的主动选择。 单靠一个“百日行动”解决土地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是不现实的。当前导致土地违法行为出现反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疾风骤雨似刹风治乱的同时，国土资源部正在研究解决深层次问题和矛盾的办法，创新土地管理机制。 一个节约集约用地的深刻变革时代正在来临。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说，开展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是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加强土地宏观调控，严格土地执法，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一次成功实践。最终目的是，要与各个地方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来共同落实坚守红线、严格监管责任，共同破解既保障发展、又保护耕地的命题，共同走出一条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新路。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材料一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房屋租赁等事项不断增加，田头村不少村民拓宽了财产性收入来源，尝到了甜头，但也走过弯路。“吃得最多的亏，是不懂法的亏。”田头村村支书老陈坦言道。2017年11月，经当地相关部门牵线，T律师事务所钟律师和田头村签约，担任该村法律顾问，为村里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田头村两个相邻村民小组，曾因交界处一块土地的权属问题引发纠纷，争执难解。“村两委在这件事上左右为难，怕一碗水端不平。”老陈为此头疼，于是向钟律师求助，钟律师建议他在村委会会议室召开一场协调会。协调会上，钟律师问道：“首先征求你们的意见，是否同意我介入协调？”见大家点头同意，他接着就直奔问题：“集体土地使用证是土地权属的重要依据，你们双方都说土地是自己的，能拿得出土地使用证吗？”由于历史原因，双方均未持有土地使用证，于是都没吭声。钟律师看到“法律牌”发挥了作用，又接着打出了“感情牌”：“大家都在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还是要以和为贵、互相谦让。”最后，双方采纳了钟律师的建议，按土地面积平均分配。钟律师到村后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给村民上法制课。“有关民法的法律法规，大家都关心。而土地管理和婚姻等问题，村民关注度最高。”钟律师准备充分，讲得通俗，村民听得津津有味，没有一人中途退场。课后，还有不少村民围着他继续咨询。一堂法制课，让钟律师更加明白村民对法律知识的渴求。此后，在村委会换届期间，钟律师为村民、村干部讲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开展“两违”（违法占地和违法建筑）专项整治期间，为村民讲解相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法律顾问并非只是解决了几桩矛盾，更主要的是，为村民带来了遇到问题依法解决的法治理念。”老陈感慨道。2017年10月，S律师事务所张律师受聘为三水村法律顾问。起初，法律顾问的到来，让一些习惯于传统治理方式、工作简单生硬的村干部颇不适应。有些村干部担心他们会干涉村务，还有点排斥心理。一开始，每次下村向村干部“领活儿”，得到的答复都是“没什么事”。直到一次紧急救助，才让张律师赢得了村里的信任。相关部门督查发现，三水村集体和村民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有问题，村两委一时不知所措，问张律师该如何处理。按照张律师的专业指导，村委会报相关部门批准，与村民签订了收回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并参照征地补偿标准，与村民重新商定补偿金额。经此一事，村两委成员心服口服，村里处理涉法事务，都请张律师来把关。这天，家住三水村进村大路边的村民老文找到张律师求助。原来，为增加自家居住面积，老文在门口私搭乱建了房子，挤占了部分道路，被国土部门督查发现并要求拆除。村干部上门做工作，老文却不为所动，“我自己花钱建的，凭啥要拆？”老文找张律师帮忙，哪知了解情况后，张律师做起了老文的工作：“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不得私自占用，而您的做法，就属于强占属于村集体的公共道路用地，村集体有权依法拆除。”“跟老文讲明利害的时候，张律师专门带了几本法律书，我们在旁边听，也学到很多东西。”村干部老曾说。像老曾一样，不少村民对法律顾问的态度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这背后，法律顾问靠公正调解赢得了信任，更靠法律知识宣传，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村民的法律意识。材料二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一层序厅内，巨幅党旗如鲜血浸染。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每天，无数参观者从各方涌来，瞻仰红色火种，探寻初心使命。如何将红色信仰、红色精神更生动地演绎、传递给更多人？有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始终在坚持义务为参观者讲解。他们之中既有退休干部，也有在校学生；既有高校教师，也有社区居民；还有面容稚嫩的“00后”。身份虽然不同，但对讲解的热爱却是一致的，成为一大会址纪念馆一张闪亮的名片。“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走向全国……”在刻画着中共一大代表形象的浮雕《起点》前，67岁的老沈又迎来新一批观众。每一次义务讲解，他都慷慨激昂，把参观者带进那个星火燎原的激荡岁月。老沈退休前是国企干部，做过多年党务工作。2018年，当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首次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时，老沈第一时间报名。他用了26天时间背下2万多字的讲解词，熟悉了278件馆藏文物的历史背景，最终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老沈说，自己的普通话并不太好，但是观众听他用一口上海味儿的普通话讲党史故事，反倒觉得格外亲切。“在一大会址讲解，不同于其他地方，要更严肃、更准确、更系统，更要注意不能有口误。”老沈认真地说。有一次，一名参观者在参观完毕时对他说：“您今天的讲解太好了，我们全程录音，拿回去做党史课程资料。”“那时我就觉得作为一名志愿者、一名党员，我实现了个人价值，特别自豪！”老沈笑着说。小张读高中时就是一大会址的学生志愿讲解员，考上大学后，他组织发动身边的同学一起来党的诞生地做志愿者。大学毕业后，他留校担任辅导员，又带领更多的大学生加入一大会址志愿者队伍。“我的成长和一大会址纪念馆密不可分。”小张说，正是通过在纪念馆担任讲解员，他对党史更加熟悉了，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党的许多理论，于是，他在高三时就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还记得2009年除夕，我第一次为观众讲解时的情景，虽然早就把讲解词背得滚瓜烂熟，但面对四五十位观众，我还是有些紧张。很多参观者年纪比我大，不少人是老教师、老干部，他们有时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小张说，从那以后，他下功夫研读历史，搜集与馆藏文物相关的资料，不断学习。如今，对很多党史故事，他都能如数家珍，讲得生动感人，赢得了参观者的点赞。从2015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为上海市首批高中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来，已有9所学校、980人次中学生在党的诞生地参与志愿服务。很多同学就是在这里通过一次次地讲解，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坚定理想信念。某天，一位残疾女孩来参观，志愿者小程见她坐着轮椅行动不便，主动背着她上楼下楼，参观每个展室。为让她看清每件展物，小程不断调整姿势，变换角度，细心讲解，平时40分钟的工作量，这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这位残疾女孩动情地对小程说：“我在一大会址看到了党的昨天，从你们身上看到了明天。”一位80多岁的老军人拄着拐杖听完小程的讲解后，向他敬了个军礼：“第一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已经实现了，新的冲锋号又在你们这一代吹响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千千万万观众来到党的诞生地，会址的参观接待量连续两年超过140万人次。在接待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正是志愿者们的出色表现，有效缓解了场馆的接待压力，确保了服务水平不降低。“每当想起党员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场景，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志愿者小程说。如今，从讲解接待、宣誓教育到场馆服务、活动执行，各个岗位都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材料三安远村村民冯某与黄某是邻居，2019年5月，全村实施入户便道工程。黄某家入户道路改造需要占用冯某家的道路，但因黄某与冯某两人积怨多年，冯某不愿意让出自家的道路，并在黄某家的施工现场阻拦施工，双方在施工现场僵持不下，矛盾持续升级，严重影响了整村推进项目的正常施工和进度。黄某遂来到镇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要求调解其与冯某的纠纷。镇调委会受理该纠纷后，立即着手调处化解工作。调解员多次到现场和双方当事人家中调查了解情况，对该起纠纷产生的前因后果有了较全面的掌握。双方纠纷发生后，两人曾多次进行争吵，矛盾日益加剧并有动手的苗头。冯某认为，黄某想占用自己家的道路就必须对自己进行赔偿。他提出1万多元的赔偿要求，并作出了拿不到钱誓不罢休的态势。黄某则认为，冯某要价太高，自己无法接受。双方当事人因此僵持对峙，情绪激动，互不相让，双方矛盾日益激化，调解工作陷入僵局很难开展。调解员在调查中了解到，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村中长辈，两人对其都非常尊重，因此调解员来到该名长辈家中，请求其帮助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在长辈与调解员的共同劝导下，双方对峙形势有所缓和。调解员见状及时安抚双方情绪，并向双方说明，针锋相对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双方心平气和、互谅互让才能解决问题。同时，调解员决定重新调整调解思路，采取背靠背调解法。调解员首先对冯某开展思想工作，入户便道是整村推进的项目，邻里之间不应因这种小事影响了全村发展规划和脱贫致富，并劝说冯某，只有互谅互助，才能有利于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通过调解员的一番说理，冯某稍微改变了态度。紧接着，针对冯某索赔的期望值，调解员从事实和法律的层面逐一帮他进行分析，并宣讲了有关法律。《民法典》第七章专门作了“相邻关系”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在本案中，冯某与黄某即是这种法律规定的相邻权利人，双方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本着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精神，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好邻里关系，而不是采取武力解决问题。指出冯某提出的索赔要求应符合法律规定，尽量与黄某达成共识，而不是漫天要价激化矛盾。冯某听了调解员的劝解和法律释明，在综合考量实际情况后，决定放弃不合理的要求，同意与黄某协商确定补偿事宜。调解员同时向黄某释明了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并告知黄某，如果其需要占用冯某家的道路，应当给予冯某适当的补偿，如果给冯某造成了损失，还应当根据补救原则，赔偿冯某相应的损失。但黄某再次表示自己确实无力承担一万元的金额。调解员见双方已有言和之意，便提出了一个折中处理方案，即双方用土地进行置换，这样既能弥补冯某的损失，也能帮助黄某解决无力支付补偿金的问题。这一解决方案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经过协商，双方对置换土地的细节进行了确认。调解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按协议要求履行了约定，该起纠纷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材料四“我们推进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立足实际，分层分类实施改革，切实解决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重复执法等突出问题。”A县章副县长在介绍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情况时表示。2020年5月，A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首次对县城在建筑工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工作。联合检查执法队员重点围绕安全生产、规划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各自监管事项逐一进行检查。执法队员使用无人机设备，从空中巡查在建工地的裸露土、工地围挡设置、物料堆放、扬尘治理措施等情况，有效避免监管盲区，提高执法效率。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检查在建工地39家，发现问题23处，现场整改13处，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10份，立案调查3起。推行“综合查一次”，既有效解决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也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优化了营商环境，真正实现多领域执法检查“一步到位”。截至2020年底，该局已累计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131次，检查市场主体683家，减少检查频次60%以上，范围拓展至全县15个乡镇街道。同时，A县在综合行政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全方位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整改后按时复核复查，并按规定予以减轻处罚。还针对重大复杂的案件，采取面对面反馈，最大程度减少群众异议，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综合执法+人民调解”是A县“司法行政+综合行政执法”共建共融机制中的特色品牌。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司法局在人才、资源、技术、业务等方面加强沟通协作，合力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在遇到矛盾纠纷时，综合执法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进行联合调解，长期参与综合执法工作的“驻队律师”也会担任特约调解员，就相关法律问题提供协助。2020年8月，昌石街道一商业住宅的20户业主，与在一楼开店的万先生因店面装修时涉及到承重墙的问题产生纠纷，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司法局主动介入调解。“了解双方分歧的焦点后，我们邀请第三方对房屋安全状况进行评估。结论是万先生的店面在装修中确有承重墙被破坏的情况，应予以恢复。”司法局昌石执法所负责人介绍。在得到专业评估意见后，昌石执法所迅速组织召开专题调解会，除双方当事人外，参加调解的还有综合执法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特约调解员。经过三轮调解，双方的矛盾在一周内成功化解，由万先生尽快对受损承重墙予以恢复，承重墙恢复前楼上住户暂时到宾馆住宿，以确保安全。迅速化解纠纷正是他们打造“综合执法+人民调解”模式的初衷。在这种模式的作用下，目前累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460余次，调解化解缓解纠纷103件次，调解成功率达到100%。2020年国庆期间，一场“执法普及游园会”让赵家村老赵一家备感新鲜。一家三口现场学习法律知识、掷骰子答题闯关、扮演执法者模拟执法……“既放松身心又学到了法律知识，有意义也有趣味，孩子很喜欢。”老赵说。“在普法宣传中，我们始终跟着‘热点’走，用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普法。”综合行政执法局政策法规科李科长说。去年以来，执法局创新普法模式，丰富普法载体和形式，将执法工作宣传教育真正融入群众生活、送到群众心里，在发动群众参与中提高普法效果。在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上，经常会看到由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自导自演的普法短视频。这些由执法队员在工作之余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寓教于乐，让宣传真正“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特别是无人机小姐姐喊话、秸秆焚烧、垃圾分类等情景趣味短视频，点赞上万，阅读量破百万，有效降低了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概率。A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实现执法规范化、打造高品质执法队伍为目标，定期举办模拟法庭、法律沙龙、业务大比武等活动，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执法业务水平。同时，优化“律师驻队”工作模式，完善驻队律师法律咨询服务制度、随队监督执法制度、法律法规培训制度，提高参与重大案件法制审核力度，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提升了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主持人杨澜的提案《加快中国慈善立法进程》又引起了社会对于慈善事业的关注。据统计，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万城市低收入人口享受低保，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1.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帮助。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捐赠。 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他们所获捐赠的8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的，仅20%来自内地，其中国内富豪的捐赠仅占15%还不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马仲器告诉记者，根据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一项调查，只有1%的企业家关注慈善活动和慈善捐款。 来自安徽省各慈善机构的信息则显示，以工薪阶层为主的普通市民、大中专学生以及退休老人是目前慈善捐款的主要来源，掌握巨大社会财富的富人阶层在慈善事业中却屡屡缺 位。据安徽省慈善协会副会长陈义明会长透露，除2003年江淮水灾严重、全年收到善款激增至4000多万以外，安徽省慈善协会平均每年所收款额在2000万左右。而这些捐款当中绝大部分来自省外、境外，源于安徽省富豪阶层的捐款几乎为零。 陈义明介绍，2004年年底安徽省慈善协会收到的一笔最大额的个人捐款，也并非出自富豪手笔，而是出自江苏一位七旬退休老人。他家境并不富裕，乘火车硬座赴皖，但一次性就捐给贫困群体50万元。此外，2005年百位中华慈善大奖获得者中惟一的安徽人李玉兰，也不过是经营小饭馆的普通个体户。 材料二 余彭年，深圳彭年集团董事长，现年83岁。在“2005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中，他以捐赠7500万元位列第二位。余彭年最近说过这样一件事：1988年，他给某省捐赠了10辆进口三菱救护车，两年后他却得知，救护车里面的设施被改造，本应用于急救病人的车成了某些领导的专用车。盛怒之下，余彭年将捐赠车辆悉数收回，转赠给某县几家医疗机构。然而他没想到，转赠的救护车再次被挪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吴玉章认为，公益事业捐赠法只规定捐赠款物的使用“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但是，究竟如何界定“应当尊重捐赠人的意愿”，目前并没有法律法规的进一步解释。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换句话说，如果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超出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还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例如，一个企业年利润为1000万元，需缴纳33%的企业所得税，即330万元。但如果这家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100万元，按照3%的比例上限作为税前扣除，税前准予扣除的金额为30万元，即按照970万元的利润来缴纳所得税320.1万元。也就是说，企业需要为自己捐赠的100万元中的70万元纳税。这就导致企业捐赠越多，纳税也就越多的结果，这事实上至少抑制了企业捐赠的热情。 “中国的税收政策对捐款的免税率太低，尤其是对企业起不到激励作用。”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说。 一些企业家抱怨：“捐了款，还得为善款缴税”。据介绍，企业有意捐款而最终放弃的比例高达九成以上。企业捐赠越多，纳税越多，这抑制了企业捐赠积极性。 有学者认为，选择捐赠还是选择依法纳税，是企业家的自由，只要用于社会，国家就不该鼓励纳税限制捐赠。相对于税收的用途，慈善事业更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材料四 新华社北京2005年11月21日电(崔清新、高海珊)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此间召开的首届中华慈善大会上透露，民政部正在于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税政司进行磋商，提高慈善捐款免税的额度以鼓励慈善捐赠。 根据中国目前的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 的部分，可以免除。 “中国虽然有很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很多人捐款之后还是没有申请免税，除了有不了解税法的原因之外，也有因申请免税手续繁琐而放弃的。”王振耀说。 王振耀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以个人名义向中华慈善总会捐款500元并申请捐款的税收抵扣的经历。为了拿回抵扣的50元，他经历了10道手续，花了两个月的时间。 材料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吴玉章说，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活动的监督机制、慈善事业的主管部门，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缺少法律明确规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目前慈善事业法律法规的层次不高，不利于维护慈善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合法权益。 材料六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陆续制定和出台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涉及慈善事业捐赠、税收、所得税与社团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和条例。全国已建立了2.8万个社会捐助接收站(点)，形成了社会捐助网络。截至2004年底，我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各级慈善会有395家，红十字会有7万多家，还有一部分志愿者协会或义工协会组织、福利性的民办非企业组织及基金会组织。它们在推进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材料七 全国人大常委程贻举认为，社会捐赠事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是，现行政策不是鼓励而是限制了捐赠积极性，民众慈善公益理念尚未形成。 2006年3月13日，程贻举领衔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制定慈善法，鼓励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尽可能多地通过捐赠回报社会。 程贻举说，影响捐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办”色彩浓厚，民间慈善组织发展受到制约。 目前，我国一些慈善组织建设并不完善，慈善资源的动员力量非常小，受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直接干预较多。一些民间慈善组织由于找不到主管部门挂靠而不能登记，只好以企业身份申请工商登记，并承担纳税义务。 慈善公益事业尚需规范。有部门把社会自愿救助捐赠活动转为变相摊派，挪用基层侵占赠款。一些企业借“慈善"之名，行“宣传”之实，出现事前“承诺”，事后“赖账”的捐赠，甚至出现借捐赠名义行骗、促销等违法行为。 程贻举等代表建议：制定慈善法，明确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不设定必须有挂靠单位等限制。更重要的是，取消对企业捐赠只能在年应纳税额3%以内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限制性规定，提高企业慈善免税限额，从而提高企业捐赠积极性。 材料八 全国人大释永信代表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嵩山少林寺方丈。他认为，当前我国慈善救助资金缺口大，慈善事业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需求。 释永信说，目前我国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总人口数量的10%以上。而全国每年募集到的慈善款物约合50亿元人民币。据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徐永光介绍，中国人均GDP与美国比较相差38倍，而我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与美国比较则相差7300倍!这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贫富悬殊对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强化了社会的仇富心态。 释永信说，我国慈善事业未能得到全社会尤其是富裕群体的认同和支持。据介绍，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2003年，美国个人捐赠达2410亿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而我国人均捐赠款一度仅为0.92元。而且，志愿服务参与率在我国仅为全国人口的3%，而美国则为44%。 在释永信代表看来，造成以上情况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慈善立法的不完善。 释永信说，目前我国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公益慈善组织有28.9万多个，但据估计，没有登记注册的高达300万个。由于缺乏规范的法规制度，慈善公益组织的程序不透明、管理制度不规范、监督机制不健全，可能导致慈善机构鱼目混珠，慈善机构管理混乱，让社会上一些不法人员打着“慈善”的招牌，谋取不正当私利。 “这类闹剧和黑幕的频繁曝光，严重打击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公信力，严重摧残着大众内心的慈善与道德信念。”释永信痛心地说。 释永信代表向大会提交议案，建议尽快出台《慈善事业促进法》，取代现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促使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他认为，这部法律应重点建立一套透明、规范、细化的慈善事业工作程序，规范劝募、受赠、转赠、捐赠、受益等行为的权利和义务，并建立相应的审计监督机制，对善款的来源和使用，对慈善机构运作经费进行有效的监管。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有数据显示，我国的资源总储量居世界第3位，但人均占有量居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 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比如淡水，目前我国人均淡水资源量为 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比如耕地，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0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比如森林，我国人均森林占有面积为1.9亩，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5，人均森林蓄积量为9.048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蓄积量的1/8。 能源短缺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有资料显示，我国能源消费以煤为主，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的比重高达75．2％。虽然我国煤炭储量丰富，但也面临着精查储量不足的压力。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的煤炭消费需求为22．2亿吨，这就需要精查储量1250亿吨做支撑。近几年，由于经济快速增长，煤电油运和重要资源供应全面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涨，一些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上升。 电力行业亮起供应短缺的“红灯”。2003年，我国出现全，国性大面积电力供应紧张； 2005年，由于国家强力进行宏观调控，拉闸限电的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有不少地区电力供应依，然紧张。 矿产资源也呈捉襟见肘之态。在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我国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其中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提出加快两个根本性转变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总体上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来根本转变，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依靠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的，资源消耗高、浪费大、污染重。目前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消耗大大高于世界先进水平；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5%～2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木材综合利用率约印%，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 据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鲍云樵介绍，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目前仅为34%，比发达国家落后20年，相差10个百分点，而能源消费强度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约为荚国的3倍，日本的7.2倍。 资源的高消耗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目前，我国生态环境虽然局部有所改善，但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大超过环境容量，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带来严重危害。毫无疑问，如果继续沿袭粗放型增长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难以为继。 材料三 目前制约我国节约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因素有： (一)经济体制因素。应当肯定，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未完全走出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阴影。主要表现，一是政府职能错位，权力过大，干预过多，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还没有真正形成，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大型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也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因而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动力不足。二是“诸侯经济”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投资饥渴”症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使得依靠增加投资和物质消耗成为地方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三是有少数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不端正，为官一任，追求短期辉煌，不顾长远发展，依靠大量的土地、资金和人力物力投入搞“形象工程”。 (二)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因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相对粗放增长的特征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直接关系。一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差距较大，教育不发达，国民文化素质相对低下，高级人才缺乏，经济管理水平也比较落后和粗放。二是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给市政建设带来新的压力，城市交通、住房、水电气暖冷及高速公路等大规模建设，必然使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高物质消耗的特征。三是从国标经验看，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的时候，正是居民对住房、高档家电家具、家庭汽车等保持较旺需求的时期，也必然拉动电力、水泥、钢材、汽油等物质消耗的重化工业的迅猛增长。 (三)经济结构因素。一是产业结构不够合理。GDP的增长主要依赖工业带动。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快增长，必然导致资金、能源、原材料的高投入和消耗，也给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在需求结构方面，目前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国内消费不足，拉动力不强。三是在要素结构方面，仍然没有改变主要依靠资金投入和大量自然资源支撑增长的模式，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仅为40％左右，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尤其是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从而必然造成经济增长的粗放。 材料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推行清洁生产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同时，存在法规、政策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相关技术开发滞后等问题。 本世纪头20年，我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为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清洁生产是循环经济的基础，在企业层面上实施清洁生产，是我国推进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吴晓青说，通过在企业实施清洁生产，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管理水平，资源消耗及能耗下降，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国家环保总局正积极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工作。目前，已有50阗多家企业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 “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人们注意到，《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这是中央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材料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冯之浚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可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最小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突破水资源和能源的瓶颈制约，井有效改善环境质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我国的循环经济正处在一个从理论研究、，战略规划向生产实践转化，从小范围试点和示范向较大范围推广的发展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指出。 有关专家指出，发展循环经济，一是大力推进节约降耗，在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各领域节约资源，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二是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实现由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和生产全过程控制转变；三是大力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尽可能实现废物资源化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四是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注重开发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技术与装备，为资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和减少废物排放提供技术保障。

二、给定资料 1．事业单位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4月初，中央已经确定了一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时间表，共涉及超过126万个机构，4000余万人。该表预计到2015年，中国将在清理规范基础上完成事业单位分类；到2020年，中国将形成新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党的十四大提出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算起，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改革已经走过了19年历程。其间，相关的人事聘用、机构编制、管理体制、绩效工资、养老保险等改革和试点细水长流般地延宕至今。其间，各种试探、揣测、观望，甚至抱怨的社会心态，不断推高各界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期盼热度。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关键要从体制机制入手，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调整和规范政事关系。201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发布。 2．由于体制遗留原因，科技部掌管着包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众多部委下属的科研型事业单位的工资费用。这一权力，由前国家科委承袭而来。每年，科技部都要对几乎全部部委所属的科研事业单位的支出费用统一匡算，然后上报财政部拨款。 科技部人士称，最近几年来的局面是，国务院部委设置瘦身，但是相应事业单位却在逐年扩编。仅以科技部为例，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后，科技部下属事业单位只有两三家，但现在已经发展至近10家。目前，每年科技部匡算出来的国务院部委相关事业单位的工资等费用支出已经近500亿。而十年前，才不过几十亿的规模。 科技部人士说，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应该推进，否则都吃财政，只会让财政包袱越来越重。对于那些盈利能力强，能挣钱的事业单位应该剥离出去，推向市场。但他也表示，一步到位推向市场根本做不到。 3．目前，国务院共有社科院中科院等直属事业单位14个，有国资委、科技部等相关部委29个，税务总局、工商局等直属机构18个，以及部委管理的国际局10个。在这些机构下面，基本上都有数目不等的相关事业单位。这些种类繁多、人员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成为此次改革的难点。 事实上，中科院和社科院在2008年就被选为进行工资改革的试点。但时至2011年，这两个“先行先试”的事业单位推进的工资改革依然困难重重。 社科院人士说，院里工资改革基本已经停止，没办法再推进了。停止的原因在于社科院向人保部争取的“一级以上研究员岗位比例达到60%以上”这一要求至今没有得到批复。他称，定岗定薪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最上面的人员级别定不下来，下面都不好做。即便是在中科院，推进的工资改革也仅仅停留在定岗定薪的层面，而对于绩效究竟该如何考核，相关的薪津补贴参考标准如何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说法。 4．2008年底，广东起草了《广东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拟为以后的养老制度改革铺路。然而，此方案刚一开始征求意见，“就引起混乱和不稳定，一些人直接写信给省委领导，大批人申请提前退休或买断工龄。”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分类改革本身就困难重重。 尽管从单位性质上看，要进行分类划分并不困难，但由于所有事业单位都与政府行政机关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平衡和照顾各方利益，要进行公平有效的划分争议极大。 按照此征求意见稿，广东拟将全省所有事业单位分为三类：行政类事业单位、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及公益类事业单位。后者是养老制度改革对象。第一类事业单位要与国家机关合并，他们对改革双手赞成；第二类拟通过改制成为企业，这类单位绝大部分自成立之日起就按企业模式纳入养老保险序列，在养老保险改革方面争议不大，但对自己要被直接改成企业的做法，反应激烈。很多列入转制计划的事业单位人员，纷纷打报告要求回到公务员系统工作。 5．华南农业大学一位已退休的教师说，当时有教师测算过，按老办法退休，退休金在3500元/月以上；若不申请提前退休，退休金则可能只有1600元/月左右。 按照广东省的征求意见稿，在2008年12月31日前，凡工作年限满30年的或个别工作年限满20年，因身体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经报同级政府人事部门批准亦可办理提前退休手续。对这部分职工，可按“老人老办法”实行退休养老待遇。 2008年12月20日前后，各大高校的人事处办公室门前，前来询问退休政策的教职工川流不息，“不少符合条件的高校教授打算先退休，然后等着学校返聘自己”。 广东省社保系统一位官员称：“当时提出要退休的大概有上千人，严重影响了高校的教学秩序，还有一些老师公开抨击改革方案，认为公务员不改，只改事业单位，不公平。” 6．如此庞大的公益类事业单位人群一下子进入社保，财政必须按其工龄为其补缴工资额28%的养老保险费。“当时劳动、人事及财政部门坐在一起测算了一下，就算每个职工平均补缴十年，那至少也要几十亿元，更何况平均工龄可能不止十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员说。 如果再算上按工资额的16%缴纳职业年金，“那更是不得了，没人敢提”。2009年广东省财政对社保养老基金补助3.3亿元，压力原本已相当巨大。“各部门一看情况这么复杂，改革对象都闹得这么厉害，全都像得了心肌梗塞，谁都不敢动了。”这位官员说。就这样，广东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了了之，养老制度改革方案也随之搁浅。 作为最早启动改革的省份，广东的经历被其他省(市)视为教训。目前上海、重庆及浙江均未出台相关改革方案；山西正在进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前期工作，目前已撤并事业单位74个，核减事业编制2827名，其中全额352名，差额1046名，收回政法专项编制72名，核减处级领导职数182名。但是，山西的改革能进行到何种程度，业界并不看好。 7．“目前我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自2011年6月2日已经一年。但改革的动力渐渐出现不足，专家学者所提建议不多，制定相应对策性的政策也不够。横向上看‘两头热、中间冷’，纵向上看是‘上下热、中间冷’的局面。” 从纵向上看“上头热”，中央编办研究中心主任洪都解释说，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央编委、中央编办以及相关部门等对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都非常积极，经历了十年颁发中央五号文件，还有十一个配套文件同时印发，涉及十一个部门。可以说，从中央到相关部门都积极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下头热”，广大民众总寄希望于事业单位改革，能给全国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五号文件也同样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百姓寄望改革能让“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得以解决。 “中间冷”，指相关部门、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事业单位自身不积极。 洪都分析指出，横向上也是“两头热、中间冷。”横向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这三大方面的改革都迫使事业单位必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近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把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之所以不能转变到位的原因，归结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到位。 此外，从计划经济变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让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事业单位依存于计划经济，当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事业单位依存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其生存的空间和活力就受到极大冲击，也迫使事业单位进行改革。 再者，目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也正在进行全面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标志着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也促使事业单位必须要进行改革。 由此来看，经济社会的各种改革对事业单位改革都形成了一个合围趋势。毫无疑问，事业单位改革肯定会产生震动，但是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地方领导，绝对不会允许因事业单位改革而引发不稳定。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有天然的利益关系，如果事业单位要改革，原有的利益格局就要打破。所以，事业单位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8．事业单位如何才能成功改革?通过分析观察一年来的全国改革，中央编办研究中心主任洪都认为，应防止出现三种倾向。 首先，十年来，片面化改革非常突出，绝大多数地方和主管单位都把精简事业单位的机构和人员、减轻财政负担作为改革的目标，将改革的核心问题完全忽略。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防止价值和目标取向上的片面性。 “以前，县乡的大量事业单位并的并、撤的撤、卖的卖，尤其是乡镇的农村中小学被大量撤减。校车事件仅是一个表象，背后的是过多撤并中小学产生的问题。原来村里的小学撤掉了，方圆数公里就设一个中心小学，有很多农村的孩子都要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如果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就近入学，他们还用得着去坐那破破烂烂的校车吗?” 洪都认为，不少地方把医院、文艺院团、文化宫等单位或者转企、或者解散，这种做法客观上就造成了农村地区的“看病难”、“上学难”，文化生活贫乏等一系列问题。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事业单位的体制和机制问题。 其次，要防止消极改革倾向。动力不足渐显，大多事业单位在改革过程中都很消极。 最后，要防止碎片化改革倾向。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多个领域，目前已经印发的十一个配套文件就是十一个领域。要防止改革利益的碎片化，一方面，不能把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基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来考量。其造成的危害是，陷入改革与部门利益的私利当中，完全按照部门的利益来思考事业单位改革。另一方面，还要防止改革内容的碎片化。改革涉及十一个配套文件，十一个方面是有机联系，只有先后，而不存在可干可不干的问题，十一个方面应该有序地推进。 “要尽快在全社会形成事业单位改革的共识，各个部门、各个阶层，从上到下，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都积极地支持、拥护，共同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洪都说。 9．新华社2012年4月16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的《关于事业单位分类的意见》，按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中财政有关政策的意见》提出了全面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 《指导意见》给出了明确规定：清理规范现有事业单位。对未按规定设立或原承担特定任务已完成的，予以撤销。对布局结构不合理、设置过于分散、工作任务严重不足或职责相同相近的，予以整合。《指导意见》也明确提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提出“坚持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工作方针”。 4月17日，就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有关问题，中央编办、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如何理解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重大意义? 答：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完善我国改革开放总体布局的必然要求，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 通过改革，理顺政府与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微观事务交给事业单位，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到公益事业发展上，加强对公益事业的政策引导、总体规划和有效监管，同时明确事业单位的功能定位，强化公益属性，更好地实现政府的公共服务目标。 问：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答：现阶段，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人民群众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公益事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公益服务需求。改革不是简单地减人、减机构、甩包袱，更不是把事业单位搞小变弱。 检验这项改革成败的标准，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调动事业单位各类专门人才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是否有利于公益事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否有利于事业单位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和社会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问：如何推进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的改革? 答：这类单位的改革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是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重中之重，改革后，只有这类单位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改革的核心要求是创新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强化其公益属性，激发生机活力，促进公益事业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公益服务。 创新行政主管部门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强化制定政策法规、行业规划、标准规范和监督指导等职责，减少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进一步落实事业单位法人自主权。对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探索管办分离的有效实现形式。 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探索建立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多种形式的治理结构。对不宜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事业单位，继续完善现行管理模式。 以转换用人机制和搞活用人制度为核心，以健全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重点，建立起权责清晰、分类科学、机制灵活、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同时，对不同类型事业单位实行分类人事管理。 以完善工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为核心，健全符合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要求的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 完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政策，逐步建立起独立于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险体系。 建立事业单位绩效考评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全面加强事业单位党的建设，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事业单位的贯彻执行。 同时，大力发展公益服务，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也要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形成提供主体多元化、提供方式多样化的公益服务新格局。 10．浙江是全国最早发起事业单位改革的省份。而绍兴则是浙江强力推行这项改革的两个试点县市之一。另外一个试点市是湖州。但比较起来，绍兴的事业单位改革更为成功和彻底。 “事业单位类型繁多，性质各异，采取一种改革模式很难符合实际。”参与了绍兴市多家事业单位改革的绍兴市体改办产业体制处处长王辉说：“对不同的事业单位。要采取不同的改革措施，不能搞‘一刀切’。”这就是发轫于绍兴的“分类改革”。1999年，绍兴有选择地圈定了包括“绍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在内的几家市本级事业单位作为改制试点。 “改制是脱胎换骨的一场自身革命，可以说是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大分化和大重组。”浙江华汇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称“华汇公司”)董事长袁建华表示。华汇公司就是绍兴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改制后的“变身”。袁建华在绍兴市事业单位改制前是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目前，该公司已经拥有十三家参股、控股企业。 王辉表示，华汇公司的改制结果说明，只要改制方案设置合理，事业单位改革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2001年2月7日，绍兴市下发了《关于深化市直事业单位改革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按照社会职能、经费来源的不同，对该市的事业单位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一是生产经营型事业单位，要全部转为企业，使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最大化地从这些事业单位退出，使职工的劳动关系得到最大限度的置换。其他事业单位附属的生产经营等“三产”单位，要彻底剥离，并进行改制。二是社会中介型事业单位，在人、财、物等方面要与政府主管部门彻底挂钩，实现政事分开，并按照《公司法》规定，采取发起人制度，改制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他独立的社会法人主体，国有资产要从这些单位退出。三是技术服务型事业单位，要放开搞活，加快社会化和企业化运作进程，推进非经营性资产向经营性资产转变，并大胆推行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走集团化、产业化发展之路。四是行政执法型事业单位，如各执法大队，要进行全面梳理，对应当由行政机关行使的权力要坚决收回，对企业职能要进行分离。在单位数量和规模上要严格控制，该撤并的坚决撤并。同时要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切实加强对经费收支的监督检查，防止把法律和政府赋予的执法行为变成为本部门谋私利、搞福利的权力。五是公益型事业单位的改革。这类改革最为棘手，但绍兴仍然迈开了大步。2002年4月7日，绍兴市第五人民医院被绍兴民营企业绍兴咸亨集团以3320万元成功公开拍走，而拍卖前，该医院评估后的净资产为2100万元。绍兴市第五人民医院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公开拍卖的公立医院。 王辉介绍，尽管最近两年绍兴并没有再出台针对事业单位改制的指导性文件，但“由于从改制之初考虑得就比较周全，现在没留下任何后遗症”。三、作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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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随着城市车辆保有量快速增长，交通事故连年增加，一些小事故往往就带来大拥堵。为此，D市探索“快处快赔121”交通警务机制改革，破解“小事故大拥堵、警力少出警慢、周期长认定慢、定损繁理赔难”痛点，实现“小创新大便捷、省警力聚合力、保畅通防事故”的多赢效果。2023年2月的一天，刘某驾驶车辆在D市桥东开发区与贺某驾驶的小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正当刘某下车查看情况，准备拨打110报警时，司机贺某表示不用那么麻烦，并拿出了手机，登录D市“快处快赔121”平台，拍照上传事故现场照片、驾驶证号、车牌号、投保的保险公司、人车合影、损坏部位等内容，上传完毕后，就准备开车离开现场。刘某满脸疑惑：“交警都没来，你怎么就要走啦？”司机贺某向刘某解释说，本市最新推行的“快处快赔121”，发生事故后，如果不是很严重，只需要通过手机上传相关资料，就可以自己处理了，不需要等交警来。贺某和刘某协商一致后，当事双方撤离现场，路面交通迅速恢复，车辆从事故发生到撤离的整个过程，耗时不到10分钟，D市调研机构电话访问了处理此次事故的交警及追尾事故相关人员，刘某表示：“快处快赔121”极大地节约了处理时间，以往要等待好几个小时才能处理得完，当天他正准备去签订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务合同，正是因为“快处快赔121”机制的高效便捷，才没有错过合同的签订。当日后台值班民警小王则表示：“‘快处快赔121’机制改变了我们的警务模式，以往路面发生交通事故后，我们得要两名民警一同出警赶往现场，大量小事故让警力捉襟见肘，影响了处置效率，现在我们值班民警在收到‘快处快赔121’平台上的警情后，直接登录公安‘12123’平台，将事故信息录入系统，生成责任认定书，在线发给当事人签字确认，大大提升了事故处置效率。”保险公司小杨在访问中也肯定了“快处快赔121”机制：这一机制让数据多跑腿，减轻了保险公司的人力成本支出，也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按照现在“快处快赔121”机制，在交警定责后，只要在线上将交通责任认定书发送给我们，我们就能启动理赔程序，原本需要3个工作日的定责理赔程序，则缩短至30分钟内就能定责，15分钟内就能完成理赔。“快处快赔121”机制实施以来，D市处理交通事故总数约1.95万起，处理轻微交通事故约1.89万起，其中“快处快赔121”平台处置约1.17万起，占比超过61%，成为轻微事故处置的主渠道，目前，该机制正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加快推广，“路途远、出警慢、理赔难”问题大为改观。材料2张某是F派出所辖区居民，因其购买的商品赠送的一箱芒果少了一个和负责此次送货的快递员聂某发生争执，张某对聂某的服务不满意，先后四次投诉聂某，聂某为解决矛盾，遂于某日驾驶非机动车到张某住处请求原谅，双方在张某家门口再次发生争执，张某要求聂某立即离开，但聂某坚持不肯离开，于是张某拨打110报警，要求警察将聂某带离。F派出所民警小周接到报警后到达现场，见聂某坐在张某家门口哭泣，张某则不在场，民警小周向聂某了解情况，聂某告知民警自己与张某的纠纷，称如果自己再被张某投诉，将被公司开除，但直至其下跪，也未得到张某及其家人的谅解，向聂某了解情况后，民警小周非常同情聂某的遭遇，告知其不必摈弃尊严乞求原谅，派出所会为其作证明，之后民警小周便同聂某一起离开，也没有再向张某了解情况。此后，F派出所为聂某出具了一份加盖该派出所公章的证明，证明中派出所建议快递公司将张某及其家人列入公司服务永久性“黑名单”，退还聂某因遭受张某恶意投诉被扣除的2000元工资，对聂某这种宁肯牺牲个人尊严也要维护公司声誉的优秀员工进行表扬等。随着该证明被曝光，张某上网回应称派出所民警没有查清事情经过就下结论，执法有失公允，而聂某也承认，公司并未因其被投诉而对其罚款、开除，自己为博取同情，谎称被扣工资甚至要被开除。网友对此事件中F派出所为聂某开证明的行为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有网友认为张某的行为不近人情，聂某上门请求原谅，仍不依不饶，在此情形下派出所为聂某发声，为其开证明是维护弱者，值得肯定；也有网友认为派出所没有权力开这样的证明，而且F派出所听信了聂某的一面之词就下论断并不公平公正。材料3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使法律及其实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近年来，A省公安机关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实处，出入境管理部门涌现出一批典型事例，获得群众的高度评价。2023年3月，A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陆续收到群众反映，在预约办理证件时遇到困难，有些群众因历史预约办证次数超过6次后无法正常查询、预约；有些群众因为没有关注公众号，在预约后无法收到预约结果信息推送；因预约号放号时间设为每日零点，群众为了抢预约号往往要熬夜抢号，影响休息，出入境管理部门对上述问题调研分析后，发现是由于出入境公众号办证预约系统部分设置不够合理，不能很好地满足群众的办证要求。出入境管理部门积极回应，迅速调整，采取了取消预约查询次数限制、推送预约成功信息、增加预约编号字段、调整预约放号时间等措施，集中优化公众号预约服务功能。在跟进落实上述优化措施的同时，出入境管理部门进一步强化对预约系统的巡查监管力度，安排专人定时巡查系统运行情况，并增加包括手机短信、系统报警等技术手段，一旦发现运行问题，立即通过相关渠道通知有关人员，及时跟进解决问题。上述优化措施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2023年8月，群众林女士遇到一件让她困扰的事，其目前居住在A省H市。因紧急事务需要办理证件前往香港，但几次申请均无法成功办理，办证部门回复说其户籍信息显示为服兵役状态，不符合办证条件。林女士很纳闷，其早已服完兵役，不知为何还是服兵役状态。为解决问题，林女士便给“局长信箱”写信请求帮助。接到信件后，H市L区公安出入境大队迅速核查，核实其户籍人口信息确实为现役状态。按传统做法，林女士的户籍状态变更应回到户籍地找户籍部门完成后再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耗时较长，本着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的为民服务理念，考虑到林女士急需办理证件前往香港，出入境大队主动作为，与林女士户籍所在地户籍部门沟通，提醒对方尽快完善户籍信息后上传更新，确保林女士可以正常办理各类业务。与林女士户籍所在地沟通后，出入境大队告知林女士可以提前办理预约，提供相关材料到窗口加急办理，并安排民警及时跟进掌握户籍状态，更新完毕后加快审批流程，最终林女士如愿按期取得相关证件，林女士表示，“L区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做法有温度、显温情，十分感谢，感觉非常暖心。”2023年10月，赴澳劳务人员骆某在澳门工作期间因硫化氢中毒，被送入当地医院抢救，病情危重，急需家人入院陪护照顾。因其母亲李女士原签注已用完，无法紧急赴澳照顾病重的女儿，李女士便向A省公安厅驻C市签证办事处反映，请求帮助解决这一难题。接到求助后，C市签证办事处非常重视，虽然类似申请不属于常规业务范围，但群众利益无小事，公安机关的工作就是要服务群众、依法为群众办实事，签证处根据李女士母女的实际困难，启用紧急情况办理程序，并且安排人手耐心指导李女士提供女儿在澳门工作及住院等各项证明材料。考虑到李女士需较长时间在澳门陪护照顾，且李女士在澳门无住所，确需频繁往返，经办民警还特别提醒她申请办理3个月多次赴澳签注，妥善地解决了她的难题，A省公安厅驻C市签证办事处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性化做法，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的人文关怀，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李女士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感谢你们为我解决了大问题，让我能顺利去澳门照顾女儿，太感谢你们啦！”

二、给定资料 1．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提供优质丰富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教育，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和档案事业。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继续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深入开展对外人文交流，促进中外文化相互借鉴。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 2．2011年10月15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作重要讲话。全会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3．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与提升，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三项内容。任何一种文化创意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但创意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依靠人的灵感和想象力，借助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提升。文化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它主要具备以下特征。首先，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知识性特征。文化创意产品一般是以文化、创意理念为核心，是人的知识、智慧和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化表现。文化创意产业与信息技术、传播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密切相关，呈现出高知识性、智能化的特征。如电影、电视等产品的创作是通过与光电技术、计算机仿真技术、传媒等相结合而完成的。其次，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特征。文化创意产业处于技术创新和研发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是一种高附加值的产业。文化创意产品价值中，科技和文化的附加值比例明显高于普通的产品和服务。第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融合性特征。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它是经济、文化、技术等相互融合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融合性、较强的渗透性和辐射力，为发展新兴产业及其关联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文化创意产业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可以辐射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借鉴世界各国文化创意产业分类，根据我国的行业划分标准，可以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分为四大类，即：文化艺术，包括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乐创作等；创意设计，包括服装设计、广告设计、建筑设计等；传媒产业，包括出版、电影及录像带、电视与广播等；软件及计算机服务。 4．当人们初级的、物质层面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目前，我国主要中心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3 000美元，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人均GDP均超过5 000美元。从国外发展经验看，城市人均GDP达到这一水平后，国民经济开始进入到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结构快速升级、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新阶段。社会消费结构将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相当一部分居民的消费重心开始向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转移，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的市场需求。我国城市结构升级功能提升对文化创意产业提出迫切需求。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功能提升的任务非常艰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尽快形成核心竞争优势已刻不容缓。文化创意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快速发展对于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完善城市各种服务功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在我国也开始得到重视并有很大发展。上海、北京、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崛起，势头强劲，逐渐成为这些城市和地区产业发展的新亮点。上海：着力打造特色创意产业基地。上海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早的地区，同时也具备了相当的发展基础。上海的影视业、出版业、时尚设计、广告业等行业曾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2004年10月，上海市首家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正式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揭牌成立。北京：重点培育六大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科技和创新实力突出，具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优势。《2004—2008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重点培育六个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北京市“十一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使之成为首都经济的支柱产业。北京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产业实现营业收入约780亿元，总量规模占全国的1／3。北京现有的文化创意企业涉及工业设计、服装设计、广告设计等领域，从业人员达到10万人，仅工业设计一项就创造了1000亿元以上的关联效益。深圳：积极构建“创意设计之都”。在国际、国内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深圳市2004．年就已推出了《深圳市实施文化立市战略规划纲要》，并提出建设“创意设计之都”的目标，重点发展创意设计相关产业，包括动漫产业、建筑设计、装饰设计、印刷、服装设计等产业。深圳市还规划建设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具备研发、投资、孵化、制作、培训、交易等功能。深圳设计业发展迅速，近几年更是高速增长，拥有一支上万人的设计队伍，早在2003年设计业总产值就已达到85．06亿元。深圳的平面设计全国领先，被称作中国现代平面设计发源地。工业设计占全国49％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汽车造型、IT产品、家用电器、医疗设备、仪器仪表、轻型机械等领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此外，南京、青岛、大连、成都、杭州等其他城市，也纷纷依托各自人才、区位及资源优势，建设各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或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5．目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但也有人表示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有专家说：“某些地区对本地能做什么，有什么条件，根据现有的水平适合什么模式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太清楚。”的确，各地大兴“文化创意产业”风时，大多看到的是“产业”，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最重要的“创意”二字。也许这才能解释为什么各地建立了那么多影视基地．却没有一个打造成“东方好莱坞”；为什么那么多电影走出国门获奖，却鲜有中国大片获得类似《2012》的票房；为什么中国有那么庞大的出版市场，却没有一本《哈利·波特》的诞生。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力度，“文化创意产业的灵魂是创意，而创意的核心是创新型人才，因此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统计资料显示，在纽约，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占工作人口总数的12％，伦敦则是14％，东京更是达到了15％，而中国能与之相提的是北京和上海。目前还没有或者暂时还无法进行相关的统计。在针对政府如何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问题上，有专家认为政府应当深化改革，“绝大部分文化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就是要把它们放入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而不是在国家的保护下，一味靠国家政策支持”。还有专家针对当前某些地方盲目上马，重复建设、互相攀比等现象，希望政府加强规划和引导，以免浪费资源。 6．从无到有，从模仿到创新，从配角到主角，国产网络游戏的蓬勃发展，一方面来自市场的需求，某游戏公司CEO表示，依托于主流价值观，扎根传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国产网游获得大众认可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国国产网游的创意和技术水平也在快速提高，这成为提升国产网游市场竞争力的有力保证。以网络游戏开发中的技术核心“游戏引擎”为例，目前许多网游企业都已拥有了自主研发的游戏引擎，根据市场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这将使网游产品研发成本降低60％以上。我国网络游戏“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影响力正在快速提升。游戏出口市场将保持每年30％左右的增长率。随着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国产网游公司也在探索新的营销方式。对此，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表示，新闻出版总署将加大对原创网游的扶持力度，在国家出版基金中支持优秀民族原创网络游戏，积极引导有条件的网络游戏企业加快海外推广的步伐，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7．根据近几年来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布的年度工作报告中科技与文化结合的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到北京相应增加值的占比越来越高，科技与文化的融合，成为中关村创意产业的特色。“文化是土壤，创意是种子，产业是果实。”有人这样形容文化创意产业的特点。中关村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技创新与大众文化消费的无缝链接，并催生出文化创意产业。早在2004年，海淀区就着手支持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随后，又提出努力打造北京创意产业高端的产业发展目标。仅仅海淀园，获得海淀区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支持的资助项目涉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类、数字影音业、数字媒体出版业等多个门类。更为可喜的是，中关村软件园和中关村创意产业先导基地双双被评为首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创意产业，已成为中关村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年来，中关村将发展创意产业的重点瞄准了信息传输服务、动漫游戏、软件设计等高端产业。以研发服务、信息服务、创意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已占中关村园区总量的一半；而以研发、服务和创意为标志的总部型经济特征尤为突出，海淀园、电子城科技园、丰台园等已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高科技企业总部。涉足动漫游戏的腾讯(北京)、金山、联众，涉足数字多媒体的华旗资讯、歌华，特别是网络与无线增值业务集中了北京乃至全国的龙头企业，如新浪、搜狐、百度等知名大公司，使得创意企业原创能力进一步增强。如创毅视讯，研制成功第一颗符合国家移动多媒体广播行业标准的手机电视芯片；再如文思创新，成为我国最大的也是首家在纽约交易所上市的离岸软件外包企业。随之而来的，是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三、作答要求

“能不能针对老年人开展一些通俗易懂的反诈宣传？”“我们不在父母身边，有人帮老人理发吗？”“能否在社区组织大家一起下棋，玩一玩？”……2023年9月，光华街道各社区在征集民意过程中发现，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居民“身边那点事”。在光华街道辖区，有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50%的“银发社区”——老厂社区，也有成立两年多的“年轻社区”——乐天社区……街道党工委高书记坦言，各社区既面临缺钱、缺人、缺资源等现实困难，又存在居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不高、邻里关系疏远、矛盾纠纷多等突出问题。为此，光华街道创新社区治理模式，以党建统领为基础，发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在所辖8个社区探索推行“社区合伙人”制度。“所有愿意参与社区共建共治、愿意为社区发展作贡献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成为‘合伙人’。”“真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高书记激动地说。在她展示的一份“社区合伙人”名单中，既有退役运动员等“个人合伙人”，也有像友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这样的“社会组织合伙人”，更有包括老厂商会等在内的“商企合伙人”。高书记介绍，各社区通过发放居民需求调查问卷，梳理社区内有特殊需求或共同需求较为强烈的事项，以项目化运作为主要方式，陆续开展公共服务、文化教育、矛盾调处以及助残扶困在内的十大服务项目。项目“张榜”后，老厂商会党支部率先“揭榜”。“既然‘揭榜’了，咱就得出实招。你看，我们把老厂商会的传达室改成了‘光华红’党建会客厅，现在这儿可热闹了！”老厂商会党支部负责人介绍说，昔日闲置的传达室，如今已成为政务便民快捷区、青年志愿活动区、金融助企惠民区。这两年，乐天社区的“老漂族”越来越多。由于没有熟识的朋友，且方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应，他们逐渐成为社区的边缘人。如何让“老漂族”快乐起来？借助“社区合伙人”的力量，乐天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服务。例如，由社区出场地，爱宁养老服务公司入驻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照料等服务；市老年大学为“老漂族”开设了声乐、舞蹈、书画等课程，丰富老年人的业余生活。周大妈是乐天社区的“老漂族”，曾经因为人生地不熟而感到孤独。自从加入声乐班，她不仅结交了一群老伙伴，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还自荐当上了楼道小组长。因为热心社区公益，她报名成为“社区合伙人”。前不久，周大妈又被社区推选为“最美乐天人”。“对于‘社区合伙人’，我们出台了奖励机制。例如，对居民个人可优先评选为‘最美乐天人’，优先获得老年大学免费课程名额等。”高书记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成为“社区合伙人”，社区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氛围日渐浓厚。“江春茗悦、风雅苑两个小区周边断头路多，需绕道才能到地铁站，上班族很不方便……”在一次小区楼道长会议上，有居民向社区反映。很快，在社区、业委会、物业以及居民“合伙人”等多方协调下，促成开通了公交地铁接驳线，将原先二十分钟的路程缩短到了三四分钟，居民出行更方便了。“居民成为‘合伙人’后，开始关注社区事务，主动了解社区建设，成为社情民意的收集者、协商议事的参与者。”高书记说，“凡是社区遇到重大决策，我们都会邀请居民‘合伙人’全程参与。”不仅如此，各社区每个月都会召开一次“社区合伙人”联席会议，制订需求项目清单，由“社区合伙人”认领。区消防应急救援中心进驻老厂社区微型消防站，认领了“全家总动员”消防安全项目；超越运动中心运营百姓健身房，提供普惠性健身服务，年费仅需365元；在隆兴社区，省师范大学的学生组成志愿服务队伍，为辖区儿童开设书法、英语等兴趣班……如今，“社区合伙人”的队伍不断壮大，服务内容也在不断扩展。看到“社区合伙人”个个给力，居民群众笑意盈盈，高书记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说：“接下来，街道将通过购买服务、共建共享、资源共筹等多种途径，以街道这块‘磁石’吸引各类资源，变‘旁观者’，为‘建设者’，引领更多‘社区合伙人’在小社区中发挥大作用。让基层治理更具活力、更可持续。”

二、给定材料 1．光明日报社下属杂志社出版的《书摘》月刊辟有“名家荐书”栏目，自 1993年8月设立该栏目至1998年5月止每月一期，共刊发了文章58篇。这些文章由一些知名作家根据原告的约稿要求而撰写，约稿函要求作者写明荐书的原因或对所荐之书的评价，要求写上作者的个人简介，并表明该栏目的宗旨是“请各界知名人士向热心读书的本刊读者推荐本人最喜爱的10种书”。原告称准备待刊出一定数量的文章后即结集成书出版，且已列人计划。 2．1998年5月，光明日报社发现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荐书》一书在市面上出现，该书所收文章计36篇，从标题、内容到作者署名、简历介绍等均与原告所列文章完全一致，该书定价5元，字数为103千字，印数为13000册。 3．1998年5月25日，光明日报将文艺出版社以侵犯著作权向法院起诉。原告认为被告妁行为侵犯其著作权，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1)停止侵权，停止出版发行《名家荐书》一书； (2)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 (3)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4．同年10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查明被告在《名家荐书》中的文章均直接来源于原告“名家荐书”栏目中，并且被告在出书后向作者支付了稿酬。 5．1999年1月，原告因故提出撤诉申请，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 6．本案原告虽已撤诉，但在审理中存在很大争议，产生了多种处理意见。主要分歧在于“名家荐书”栏目是否构成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一种意见认为“名家荐书”栏目不构成作品。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理由是：其一、“名家荐书”栏目没有体现原告的独创性劳动；其二、“名家荐书”栏目不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告“名家荐书”栏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现行《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11项中规定：“编辑，指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此次著作权法修订稿中将此类作品定义为更准确的“汇编作品”，并要求“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了独创性”，即可受保护。 7．有关人士指出，在是否有独创性问题上，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法律要求必须具备选材和安排两方面的独创性，如法国、泰国和前苏联，而大多数国家规定的要求比较低，提出的保护条件或是选材，或是材料的安排。这在国际公约中亦有体现，订立较早的《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是“材料和编排”。而《TRIPS》中成为“内容的选取或编制”。笔者也认为有其一者即应认定具备了独创性，这是因为汇编作品本身的创造性就较低。同时“选择”和“编排”在汇编过程中也很难区分。国务院发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和这次著作权法修订稿中对此亦采用了任选其一的规定。 8．有关人士认为，应将“名家荐书”看成是一部著作权意义上的汇编作品。长期以来，期刊、报纸作为一种汇编作品，在我国对其权利的保护一直是比较忽视的，著作权法第32条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可见一般。而对于报刊中的专栏亦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规定，容易使人误认为报刊中的权利并不存在。实际上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智力劳动的创作成果，凡是符合著作权法的作品都应得到保护。《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三款规定：“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凡由于对材料和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的，应得到相应的，但不损害汇编内每一件作品的版权的保护。”从此款和上述《TRIPS》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保护汇编作品重点并不在于其形式上是否“装订成一本书”，而在于其实质是否具备智力劳动的创造性这一内容，如果具有创造性，就应当给予保护。 9．社会许多方面的代表都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名家荐书”栏目享有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原告“名家荐书”栏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该作品的一部分，构成了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根据著作权法第45条第5项的规定，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而对于赔偿经济损失数额，则认为应根据被告侵权的获利情况、被告授权的主观恶意程度和非法使用所占比例等综合考虑，赔额不宜认定过高。 10．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理由是：本案原告只是对“名家荐书”栏目进行了约稿，组稿及编发的工作，这些并不是著作权法意义的创造性劳动，同时，被告在《名家荐书》一书出版后已经向原作作者支付了稿费，根据著作权法第32条的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被告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且原告并没有和原作作者签订独家使用权的合同，因而不能排除或禁止他人对这些文章予以编辑，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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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回首沧桑历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F省的闽西地区奠定了共和国法治事业的坚实基础。苏区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苏区军民在闽西进行红色法治伟大探索，开创了红色法治的先河。闽西，是共和国法治发祥地，享有“共和国红色法治源泉”盛誉。2011年5月，共和国“法制摇篮”展览馆正式开馆。展览馆与著名的古田会议会址隔河相望，馆藏上千件红色法治文物，记载着早期共产党人在闽西开展法治建设的伟大探索和实践。闽西北部的R市以岩前法治文化示范基地、沙县龙湖法治公园、将乐常口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三大普法品牌建设为抓手，将红色文化、法治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区域民俗文化等有机融合，精心打造了一批主题鲜明、特色突出、文化氛围浓厚的普法精品工程。宁化县将客家文化与法治宣传教育相结合，尤溪县充分提炼朱熹思想中的法治元素，将乐县将闽学鼻祖杨时倡道东南的著名言论加以升华，把儒学文化、本地典故、传说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和事植入法治元素中。文化“搭台”，法治“唱戏”。位于闽北的N市不仅不断完善建阳宋慈主题法治阵地建设，还将朱子文化、红色文化、茶文化、廊桥文化等优势资源融入法治文化元素：打造朱子文化生态保护区，推进五夫镇朱子文化生态园建设；将法治元素融入和平古镇、下梅村、城村和五夫镇等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促进特色古民居与“复古”样式的法治文化资源相融合；在闽源文化体验之旅、光泽邵武红色文化之旅等精品旅游线路中设置AR、VR法治体验专区，推进特色主题旅游元素与现代科技、法治元素相结合。从闽西到闽北，各地纷纷拓展法治文艺宣传思路，以法治文化建设为突破口，梳理整合各地历史底蕴和旅游资源，推动“法”“景”融合。如武平县利用打油诗、客家山歌、文艺汇演等形式，将法律法规知识编成山歌、快板、小品、灯谜等法治文艺作品，让群众在娱乐中接受法治教育。清流县建成人民调解主题文化公园，强化人民调解氛围的营造，让群众在休闲的同时潜移默化受到法治熏陶。政和县结合当地四平戏和茶灯戏等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的元素，编排推出一批地方戏曲法治宣传作品。材料22020年12月4日，X市碑林区被授予“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称号。荣誉的背后，有这样一个团队——政府法律顾问。“政府法律顾问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当好参谋助手。”2020年12月10日，在碑林区新一届政府法律顾问聘任仪式上，明萌律师事务所贾主任如此表态。为进一步规范全区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活动，碑林区政府决定出台专项指导意见规范业主委员会工作及委员资格条件。不管是前期研讨，还是文件起草，或是征求意见，都能看到贾主任忙碌的身影。“民法典已经正式施行，我们的指导意见既要切实保障群众利益，又要达到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效果。”贾主任感慨地说。如今，每逢涉及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事项研究、重要合同审查、各项规范性文件出台，碑林区政府必请法律顾问到场。5年来，法律顾问累计为碑林区区委、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2000余次，出具法律意见书154份，审查合同合法性227次，各类合同、文件审查率达100%，为碑林区挽回和避免经济损失上亿元。自2012年正式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至今，区内各级机关法律顾问覆盖率达到100%。法律顾问工作已经覆盖机关工作的方方面面。近年来，碑林区为推进依法行政，邀请政府法律顾问作为特约执法监督员，深入全区各执法单位开展案卷评查、“三页制度”落实情况督导检查等活动，重点治理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公正、不廉洁和不文明问题，由法律顾问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坚决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博硕律师事务所王主任认为：“围绕执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以案释法，一对一进行指导，不断改进执法方式，就能从源头上遏制纠纷争议的产生。”5年来，碑林区政府法律顾问参与各类社情民意沟通会800余场，执法监督检查300次，专题法治培训500余场。“作为政府法律顾问，我们不仅‘事前解惑’‘事中参与’，而且负责‘事后释疑’。尤其是行政诉讼时，得让双方都明白诉讼涉及的法律问题，真正做到以法服人。”碑林区政府法律顾问、恒达律师事务所杨主任说。2019年7月，碑林区某餐饮公司因未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备，油烟排放不达标被处罚，公司认为处罚额度过高，一纸诉状诉至法院。杨主任3次登门，详细解释法律规定，又将各地类似的行政处罚案例拿给对方看，证明罚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考虑小微企业的承受能力，目前罚款数额已是法律规定的最低档。一场谈心谈话过后，公司主动撤诉。碑林区政府法律顾问积极参与复议案件审理，年均代理区政府行政案件100余起，切实推动矛盾化解、案结事了。材料3安远村村民冯某与黄某是邻居。2019年5月，全村实施入户便道工程。黄某家入户道路改造需要占用冯某家的道路，但因黄某与冯某两人积怨多年，冯某不愿意让出自家的道路，并在黄某家的施工现场阻拦施工，严重影响到整村推进项目的正常施工和进度。黄某遂来到镇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要求调解其与冯某的纠纷。镇调委会受理该纠纷后，立即着手调处化解工作。调解员多次到现场和双方当事人家中调查了解情况，对该起纠纷产生的前因后果有了较全面的掌握。双方纠纷发生后，两人曾多次进行争吵。冯某认为，黄某想占用自己家的道路就必须对自己进行赔偿，他提出1万多元的赔偿要求。黄某则认为，冯某要价太高，无法接受。双方因此僵持对峙，调解工作陷入僵局。调解员在调查中了解到，双方有一个共同的村中长辈，两人对其都非常尊重，因此，调解员来到该名长辈家中，请求其帮助开展调解工作。在长辈与调解员的共同劝导下，双方对峙情势有所缓和。调解员见状及时安抚双方情绪，并决定重新调整调解思路，釆取背靠背调解法。调解员首先对冯某开展思想工作，指出入户便道是整村推进的项目，邻里之间不应因这种小事影响了全村发展规划和脱贫致富，并劝说冯某，只有互谅互助，才能有利于化解邻里之间的矛盾。通过调解员的一番说理，冯某稍微改变了态度。紧接着，针对冯某索赔的期望值，调解员从事实和法律的层面帮他进行分析，并宣讲了有关法律。《民法典》第七章专门作了“相邻关系”的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不动产权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在本案中，冯某与黄某即是这种法律规定的相邻权利人。调解员指出，冯某提出的索赔要求应符合法律规定，尽量与黄某达成共识，而不是漫天要价。冯某听了调解员的劝解和法律解释后，同意与黄某协商确定补偿事宜。调解员同时向黄某释明了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并告知黄某，如果其需要占用冯某家的道路，应当给予冯某适当的补偿；如果给冯某造成了损失，还应当根据补救原则，赔偿冯某相应的损失。但黄某再次表示自己确实无力承担1万元的金额。调解员见双方已有言和之意，便提出了一个折中处理方案，即双方用土地进行置换，这样既能弥补冯某的损失，也能帮助黄某解决无力支付补偿金的问题。这一解决方案双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经过协商，双方对置换土地的细节进行了确认。调解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按协议履行了约定，该起纠纷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材料42020年国庆期间，是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首个长假，公众出行旅游和购物热情高涨。不过，部分行业公众吐槽点依旧，消费者消费维权频发。据S省市场监督执法总队近期的《消费维权情况反映》显示，9月30日至10月10日共收集“中秋国庆”相关“消费维权”类信息12万余条，其中，大多暴露出的是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的短板。10月3日，某景区官微发文称，近来该景区频繁接到游客反映，使用某地图导航至景区定位错误，造成严重交通拥堵，给游客和景区管理造成极大困扰。同时，该文还声称，错误导航问题已存在多年，景区多次与地图运营方联系，要求对景区导航路线进行修改优化，但均未果，而今年国庆黄金周，该错误导航引发的景区周边交通拥堵尤为严重。现场的执法人员认为：景区和网络运营平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主动配合意识不强，积极查漏补缺举措明显不足。通过再次交涉后，地图运营方回应，目前误差已做修正。不过让消费者堵心的，绝不仅仅是拥堵一项。比如，电动汽车耗空电量后在高速上找不到充电桩，只能等待救援；多地高速服务区上演女性冲入男厕抢“坑”位景象等。“应对节假日人流潮汐、车流高峰，各类服务主体在管理疏导和诉求回应方面科学性较差、前瞻性不够、灵活性不足，导致消费者出行时囧事不断、尬态百出。”市场监督执法总队朱副队长认为，这其中既有公共服务设施硬件的短板，也有统筹调配“软件”的缺失。10月4日，一场大型汉服秀临时取消，商家、模特与主办方在现场发生言语冲突。负责表演的模特公司发布声明称，主要是因为主办方在一开始没有沟通好相关条件。让消费者不愉快的经历并非孤例。市民小王与同伴在一家影城检票时遭阻拦，原因是携带了某品牌的奶茶。客服人员解释称，观众到影院对面新开的饮品店买饮料，会把自家饮料生意挤垮！朱副队长认为，这暴露出这些商家和平台在消费市场生态圈中严重缺乏共享共赢意识，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在餐饮住宿方面，同样吐槽点满满。某品牌海鲜火锅连锁店就餐可插队的消息，更让许多人难以接受。10月6日晚，市民蒋女士来到火锅群升广场店，现场取号为179号，导台员告知大约需等待3个小时，但花费40元从号贩子手中购买插队服务后几分钟，导台员即表示已可入内就餐。这就是说，仅仅用了不到15分钟，蒋女士便被顺利叫号。原来号贩子使用了某抢号APP，科技手段成了他们的谋财工具。商家表示，对此他们也无可奈何。“候餐抢号插队不仅破坏了原本公平的排队秩序，而且让消费生态环境在新技术的参与下显得缺乏温度。”朱副队长指出，个别软件开发商对新技术使用的合规性认识不足，商家对线上线下“接合部”领域的服务延伸不够。材料5“推进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立足实际，分层分类实施改革，切实解决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重复执法等突出问题。”A县章副县长在介绍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情况时表示。2020年5月，A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对县城在建工地开展“综合查一次”，这也是该县首次在建筑领域开展“综合查一次”工作。联合检查执法队员重点围绕在建工地的安全生产、规划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各自监管事项逐一进行检查。执法队员使用无人机设备，从空中巡查在建工地的裸露土、工地围挡设置、物料堆放、扬尘治理措施等情况，有效避免监管盲区，提高执法效率。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检查在建工地39家，发现问题23处，现场整改13处，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10份，立案调查3起。推行“综合查一次”，既有效解决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也切实减少了企业的负担，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真正实现多领域执法检查“一步到位”。截至2020年底，该局已累计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131次，检查市场主体683家，减少检查频次60%以上，范围拓展至全县15个乡镇街道。同时，A县在综合行政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全方位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整改后按时复核复查，并按规定予以减轻处罚。针对重大复杂的案件，釆取面对面反馈，最大程度减少群众异议，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综合执法+人民调解”是“司法行政+综合行政执法”共建共融机制中打造的特色品牌。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司法局在人才、资源、技术、业务等方面加强沟通协作，合力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在遇到矛盾纠纷时，综合执法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进行联合调解，长期参与综合执法工作的“驻队律师”也会担任特约调解员，就相关法律问题提供协助。2020年8月，昌石街道一商业住宅的20户业主，与在一楼开店的万先生因店面装修时涉及到承重墙的问题产生纠纷，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司法局主动介入调解。“了解双方分歧的焦点后，我们邀请第三方对房屋安全状况进行评估，万先生的店面在装修中确有承重墙被破坏的情况，为确保房屋安全，应予以恢复。”司法局昌石执法所负责人介绍，在得到专业评估意见后，昌石执法所迅速组织召开专题调解会，除了矛盾双方外，参加调解的还有综合执法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特约调解员。经过三轮调解，双方的矛盾终于成功化解，由万先生尽快对受损承重墙予以恢复，承重墙恢复前楼上住户暂时到宾馆住宿，以确保安全。这个纠纷在一周内就得到解决，迅速化解纠纷正是他们打造“综合执法+人民调解”模式的初衷。在这种模式的作用下，目前累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460余次，调解、化解、缓解纠纷103件次，调解成功率达到100%。2020年国庆期间，一场“执法普及游园会”让赵家村老赵一家倍感新鲜。一家三口现场学习法律知识、掷骰子答题闯关、扮演执法者模拟执法……“既放松身心又学到法律知识，有意义也有趣味，孩子很喜欢。”老赵说。“在普法宣传中，我们始终跟着‘热点’走，用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普法。”综合行政执法局政策法规科李科长说。去年以来，执法局创新普法模式，丰富普法载体和形式，将执法工作的宣传教育真正融入群众生活，在发动群众参与中提高普法效果。在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上，经常会看到由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自导自演的普法短视频。这些由执法队员在工作时间之外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寓教于乐，让宣传真正“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特别是无人机小姐姐喊话、秸秆焚烧、垃圾分类等情景趣味短视频，点赞上万，阅读量破百万，有效降低了违法行为发生概率。A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实现执法规范化、打造一支高品质执法队伍为目标，定期举办模拟法庭、法律沙龙、业务大比武等活动，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执法业务水平。同时，优化“律师驻队”工作模式，完善驻队律师法律咨询服务制度、随队监督执法制度、法律法规培训制度，提高参与重大案件法制审核力度，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提升了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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