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每年的6月都是“安全生产月”。据上海市金山检察院透露。该院自2012年以来先后办理安全事故类案件10件，涉案人数达18人。2013年以来，金山检察机关连续受理安全事故案件5件，这些事故先后造成7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检察官对近一年来办理的安全事故案件梳理后发现，重大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安全隐患不重视，企业片面追求生产效益，安全设施形同虚设。 早在2011年8月，金山某铝业公司曾发生一起铲车撞人事故，负责驾驶铲车的李某在装卸货物时，因操作失误将正在清扫路面的一名公司员工撞倒并碾压死亡。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驾驶员李某并不具备铲车操作资质，而负责铲车驾驶员管理的经理杜某则认为“他开了这么久，应该不会出事吧，应该没这么倒霉”，据此，金山区检察院依法对杜某和李某提起公诉。 在另一起案件中，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范某在不具备起重机械操作人员资质的情况下，使用起重机吊螺旋输送管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螺旋输送管掉落将一工友砸死。 2012年10月，某企业主周某同样以“他干了这么久，应该不会出事”为由指使不具备铲车操作证的员工装卸钢材，该员工因操作不当导致钢材滚落，顺而卷倒帮助卸货的工友，导致工友从车上摔下，经抢救无效死亡。 检察官认为，许多工种之所以需要进行资质认证，其目的就在于培养操作者具备使用或操作特殊设备的能力。然而部分企业领导无视相关安全规定，心存侥幸，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法律规定，这种行为造成人员伤亡，负责人也要承担重大责任事故的刑事责任。 2．2013年6月18日，珠海斗门区湖心路与白藤一路交界处工棚突发大火，18个工人宿舍被烧成空壳。 东北四天三场大火的余温还在炙痛国人的神经，珠海这场大火又蹊跷而至。火势凶猛，蔓延迅速，所幸扑救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足以振聋发聩。 这火灾说蹊跷其实也不蹊跷，2012年年底就有人反映火灾隐患问题，可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听见”?大半年之后火灾果然“如期”而至，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想想都后怕，这里工棚连片，烧起来绝对是火烧连营，如果再借上东风，那上演火烧赤壁的戏码也未为不可。到那时，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 某网友对此表示：我们老是讲安全生产要常抓不懈，而且每次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之后都追责和处理了一批人，可类似事故还是频频发生。分析原因，恐怕是在很多人脑中仍然保存着“老思想”、“老认识”，这些人参加工作多年，安全思想麻痹滞后，相信自己只要按照老做法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其实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老的管理方法早就应该淘汰了!只有根除这些人的“老脑筋”，才能真正地防患于未然。 3．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过，鲁布革电厂信息网主页的安全天数统计数据跳到了1145天，这无声无息的一跃，为鲁布革电厂一年的安全生产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标志着该厂实现了连续三年无事故，为南方电网的安全经济运行作出了积极贡献。 连续三年无事故，鲁布革电厂员工深知这三年里的每一天都来之不易，这“安全”二字是他们用心血与汗水写就的。 远控室内。发出过无数开机令的计算机可以作证，为确保安全，防止误操作，运行人员经历了怎样的磨炼；从厂房到大坝，那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机器不会忘记，为保证设备健康运行，检修和维护人员为它们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大坝两岸的群山曾经见证，为保证库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耐库岸边坡上，风里雨里留下了巡检人员多少坚实的脚印。 担负着厂房设备维护消缺任务的维护班员工还记得在发电机基坑内抢修时的情景。狭窄的基坑内，机器轰鸣，温度高达50多度，皮肤被烤得生疼，拿起子的手不停地出汗，“汗流浃背”这个词已不足以言表当时的状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护人员既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抢修任务，还要高度警惕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这些年，为确保安全生产，为满足调峰调频电厂“开得起，调得出，停得下”的要求，鲁布革电厂的干部职工动足了脑筋，下足了功夫。仅就设备维护消缺方面，该厂加强了设备巡检力度，由运行、维护和保安人员在早上、下午和夜晚三个时间段，分四次对设备进行全方位巡检，有效地把住了确保设备安全健康运行的第一道关口。 为确保运行人员及时、准确地按照南网总调下达的96点曲线值进行开停机和负荷调整，计算机班自行开发编写了96点曲线控制应用开发软件，对避免违调、确保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提高开机成功率，值守二值运行人员制作了开机流程卡，最大限度缩短开机不成功时检查判断故障的时间。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000多天的安全记录，来自于全厂员工的精心运行、精心检修、精心维护，来自于严格的管理，来自于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全力以赴做好每一件事，想方设法确保安全生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曾有人问及鲁布革电厂长期安全生产的秘诀是什么，有关负责人笑称：“我们没有任何秘诀，只是放弃了很多人所谓的捷径而已，我们坚持履行订立的安全生产条例，按照国家规定，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踏实生产。”其实，“欲速则不达”，很多想走捷径的企业罔顾安全生产条例和国家相关规定，为了一时的便利，毁掉了自己的发展大局。 近几年来，鲁布革电厂严格执行各级人员安全责任制，大力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坚持把预防事故的关口前移，开展了危险点控制、安全性评价自查等工作，以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为目标，逐步建立起了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一切事故都可以预防”的理念在鲁布革电厂落地生根。 如果把安全生产比作行车，那么，三年的平安里程只是鲁布革电厂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的征途上一个坚实的起点。相信，以每天都从零开始的精神对待安全生产，他们的平安里程会在脚下无限延伸。 4．某冶炼厂给料系统由一台皮带输送机送料，经鄂式碎石机破碎后进入下一工序。某日夜班(零点至早上八点)，负责管理夜班工作进度的负责人刘某在岗监督，由于当班所破碎的原料大块的较多，破碎机难于吃进，遇到大块的矿石必须停机将矿石取出，工人用大锤先将其砸成小块。按正常给料时的操作完成当班生产任务只要五个多小时，而这次到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两小时，才完成当班工作任务的60％左右。凌晨六时左右，一块大料进入破碎机，负责人刘某看到破碎机只是在不停空转，矿石没有下去，担心无法及时完成工作任务，便将皮带输送机停下，径直走到破碎机进料口，一把拉开工人后，左脚踩在操作台边缘，右脚使劲往破碎机进料口踩矿石。石块终于被挤压进去，但由于刘某用力过猛，右脚也进入了破碎机，脚踝以下被全部夹碎。 5．德国柏林州内政部安全与秩序局设有重大灾害防护处，负责协调重大灾害的预防以及灾害发生后的救援抢险措施的实施。重大灾害防护处执行官员诺贝特．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时说，任何可能发生潜在危险的机构、设施都必须有内部和外部两套应急预案。 以加油站为例，内部应急预案涉及在发生火险的情况下，现场人员如何逃生和如何报警等。外部应急预案则确定了采取抢险措施的责任人、与警方和消防队联系的责任人。应急预案中，从发现警情到报警以及其他各个环节应采取哪些措施，消防通道人口设在何处以及实施外部应急预案应做何种准备等都十分明了。在柏林，各大医院也有一整套的应急预案，以备在重大人员伤亡情况下实施紧急救助。 在各级险情中，普通险情包括火灾、爆炸、洪水等涉及到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突发事件，主要由柏林市政管理部门和警方负责解决。为此，市政管理部门和警方必须随时准备投人救援，还要有一整套在不同险情发生后的相应处置方案。 施密特介绍说，参与抢险的各有关部门对抢险措施必须互相通气、彼此协调，通常要在现场设立一个联合救援指挥部。具体的抢险方案要得到现场联合救援指挥部所有救援参与方的认可。联合救援指挥部的任务包括：明确各方任务和职责，确定抢险方案，随时进行险情评估以及向社会发布信息等。 6．2004年5月23日，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一段走廊的顶棚坍塌，造成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4人死亡。候机厅造价不菲，刚刚交付一年，本应成为法国人的骄傲，却因这起事故让所有法国人心痛。 在维修现场，一位工作人员指着封闭的走廊说：“这段走廊要完全拆除重建．目前机场正在做这方面的施工。”这位工作人员说，痛定思痛，机场方面最终作出了推倒重来的艰难抉择。走廊除了30米长的事故段，其他部分经检测仍然耐用，一些专家曾建议其他部分进行修复加固。但由于这种方案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机场最终决定将发生事故的那段走廊全部拆除重建。 事实上，在生产活动中，发生事故是难免的，关键看事后如何避免，以及将今后可能出现的损失减小到最少。防微杜渐。甚至推倒重来，是法国安全生产观念的一个重要体现。 1999年，勃朗峰隧道重大火灾事故后，隧道公司花巨资将其附近所有隧道的安全设施重新翻修，加装了报警灯，并改善了疏散系统等。2005年，勃朗峰隧道附近的弗雷瑞斯隧道也发生事故。该事故与上次勃朗峰事故有许多相似性，比如一辆运载易燃物品的汽车着火、火势迅速蔓延等，但损失要小得多，仅造成两人窒息死亡，可以说新的安全设备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法国，每一次重大事故都会进一步加强有关方面的预防工作。这不能不说是痛定思痛后的一种觉醒，法国人正是靠着这种觉醒，不断地改进着自己的各种生产安全措施。 格里博达是欧洲科学院建筑艺术领域的院士，对于戴高乐机场候机厅事故，他认为可以吸取的教训是：有了施工安全监督程序，并非万事大吉。如果每个环节都有松懈，累积起来仍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格里博达说，不能过分相信制度，制度是死的，在实际设计和施工中会出现许多制度以外的新问题，因此需要强调人的主动因素。不能让所有的风险都依赖制度而忽视人的能动性，这是机场方面需要反省的。 在法国，法律规定施工企业的老板是生产事故的责任人，出了事故，要被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事故责任的判定无疑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工作流程的人为薄弱环节，并引以为戒。 7．日本政府多年来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一系列的安全对策和措施，使生产过程中的事故大幅下降，伤亡人数不断减少，成为世界上安全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日本的安全生产问题突显，工伤死亡人数剧增。1961年，日本在生产过程中因事故死亡人数曾达到6712人。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和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日本政府制定了《劳动安全卫生法》、《矿山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由于法律健全、措施得当、各方重视，日本的安全生产问题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2003年，日本工矿业在生产过程中死亡的人数只有307人。 实际上，比制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安全监督队伍。以防患未然。根据《矿山安全法》，日本建立了一整套独立的矿山安全监察体系，实施高效的监督管理。监察人员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对安全业务、设施状况、应急机制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彻底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监察机构十分重视安全的超前管理和过程管理。不是事故发生以后再去调查、追究责任，而是事先监督、落实各种防范措施，消灭事故隐患。因此，日本矿山在实施某些特殊的项目时，必须事先制订方案，并报政府安全监督部门批准。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安全监督部门的人员现场监督指导，有效地防止了不安全因素的发生和扩大。 日本设立了“中央劳动安全卫生委员会”，负责检查生产单位的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指导和督促生产单位履行各项责任和义务。另外，日本还根据《劳动灾难防止团体法》设立了“中央劳动灾难防止协会”，提供安全卫生信息，开展安全生产教育，推动“零灾难”运动，组织安全生产技术交流，以及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等。 8．2013年4月，厦门市同安区安监局针对2013年第一季度市安委会对同安区10家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督查所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逐条逐项进行复查。对于隐患整改不到位的，将给予行政处罚。 复查发现，区安监局检查组责令10家企业整改的57条隐患已整改54条，其中两家企业共3条隐患，由于近期降雨量较大、整改难度大、整改期限短等原因无法按期整改完毕，已向区安监局提出延期整改申请。 通过本次复查，同安区各非煤矿山企业都能按市区安监局要求完成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治理，取得了预想效果，确保了辖区非煤矿山的生产安全。 9．叶县为了做好危险化学品企业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积极聘请专家参与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主要对叶县辖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共排查出隐患9条，其中立即整改2条，限期整改7条，并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据悉，检查组分别从相关专家持证上岗，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安全台账及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建立，三级安全教育实施，特种设备年检等多个角度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仍存在较多安全问题，各类隐患不容忽视。 同时，检查组还请专家对企业硬件设施进行了实地检查，发现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较多电气设施未接零或接地，一旦漏电将造成触电事故。另外，还存在有些配电房内堆放杂物、未按要求设置防小动物网罩，登高作业缺少防护栏等隐患。 10．为推动全市渔业安全生产科学发展，有效防范和遏制渔业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山东省禹城市水产局定于2013年6月19日至6月30日在全市开展渔业安全生产自查整改活动。 活动要求渔政站组织进行渔业安全生产自查整改活动，目的在于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遏制渔业安全生产事故，确保全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本次活动重点查处渔用饲料、渔药及水产投入品，重点监控违禁药物的情况，此外，还检查渔船编队作业生产情况、渔船安全设施设备配备情况、渔船的持证和船员配备情况、应急值班和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情况等内容，采取“谁检查、谁负责”的方法，边检查边整改，以检查促整改。对检查出的各类事故隐患，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和时限，跟踪监督整改落实。 11．全国多个地区接连发生多起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接连发生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习近平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这些事故及发生原因的情况通报各地区各部门，使大家进一步警醒起来，吸取血的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开展一次彻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坚决堵塞漏洞、排除隐患。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完善制度、强化责任、加强管理、严格监管，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按照习近平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会议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深刻汲取近期连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沉痛教训，扎扎实实开展好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健全各项制度，切实维护人民生命安全。 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来往走动，互赠礼物，互祝安康，是美好情谊的表达。特别是在结婚这样的喜事上更是讲究礼尚往来。操办婚礼无可厚非，但是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几百几千的份子钱，亲朋好友连吃多天的婚宴酒席等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在一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人情消费”持续攀升，“面子工程”随处可见。
“我和对象谈了两年多，打算过两个月结婚，可没有想到结婚太烧钱了，家里实在凑不够那么多钱，我不得不准备贷款结婚。”在H市打工的小伙L说。前不久，双方父母见面商议婚事，没想到仅彩礼一项就要15万元，还有看亲、定亲、喝甜酒等各种陈规旧俗，一场婚礼办下来没有30万元搞不定。
L说，他的家乡是贫困县，但是村里婚丧嫁娶攀比之风盛行。2015年“彩礼”一般为10万元到12万元，2016年涨到15万元左右。结婚要大宴三天，小孩满月、老人过寿、子女升学、乔迁新居等都要设宴吃请，令很多农民不堪重负。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人情往来都很正常，甚至把大操大办当作孝敬老人、关爱子女的一种表现，而且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导致竞相效仿，形成“人人喊打，人人参与”的不良局面。
还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的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光宗耀祖，显摆身份和价值。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替别人办了很多事情，积累了不少人情，认为借婚丧嫁娶收点礼金、礼品理所当然。
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关于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规定，但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到位，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变着花样操办以逃避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纪检部门主管单位，由于碍于情面，又不愿得罪人，存在监管和查处失之于软的问题。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严重超出群众经济承受能力，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发展，更与崇尚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背道而驰，亟待破解。
2．F省Q市一名干部刚刚结完婚，她在婚前执行报批制度，认真填写了《N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举办婚礼报告表》，向组织说明婚礼操办时间、地点、邀请人数等情况，婚礼现场也是仪式从简，人员从少。这是Q市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大家都非常看重传统习俗，尽管婚丧喜庆事宜铺张浪费严重，但没有人愿意拉下面子简办。如今，随着党员干部带头，逐渐形成新的风气，老百姓反映轻松多了，压力也小了，纷纷拍手叫好。”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陋习旧俗腐蚀的不仅是社会风气，还有Q市的文化根基。为此，Q市专门制定《深化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党员干部发挥“五带头”作用，即带头节俭办理婚丧嫁娶事宜、带头革除陈规陋习、带头树立文明风尚、带头落实生态安葬、带头宣传移风易俗。紧接着，该市又出台《Q市厉行节约文明举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提倡“非亲不请、非亲不去”，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以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同时，Q市还注重发挥基层党员于部的作用，由村干部带头，以村(居)民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为切入点，召开村民代表委员会，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内容融入其中，提倡“全民参与、自我约束”，兴起破除陋习的新风。
据统计，Q市下辖的J市共有392个村居通过公订公示、共信共行等方式，把群众简办红白喜事的意愿转化为村规民约，简办红白喜事从开始的躲躲闪闪变成了现在的理直气壮。在沿海地区大力倡导简办红白喜事的同时，山区也悄然兴起破除陋俗的新风。
“以前年景不好的时候，还得向亲戚借钱办喜宴，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为此事犯愁了。”Q市贫困户林先生开心地说。原来，林先生所在地在2016年年底联合邻村制订《村规民约》，取消了每年春节期间举办“佛生日”宴的老规矩，减轻了群众负担。据统计，全县已有100多个村修改了村规民约，“约”定简办红白喜事。
此外，村干部带头，积极引导村民简办红白喜事，杜绝铺张浪费，省下的资金，拿出一部分进行爱心捐助，定期对困难户、老年人进行慰问，形成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乡风，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各级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率先垂范，倡导文化引领、破旧立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带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3．斑马线是行人的安全“生命线”，斑马线上的文明，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数。虽然我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但很多人的驾驶习惯还停留在自行车时代，以方便自己为中心，甚至无视交通法规，导致抢行斑马线的驾驶陋习成为顽疾。
观察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交通文明是很直观的窗口。行人遇红灯时，能否主动等候、不抢行；汽车通过斑马线时，驾驶员是踩一脚刹车给行人一个善意礼让的手势，还是加一脚油门鸣着喇叭抢行，都体现着汽车社会的文明程度。然而，由于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无视斑马线的存在，为了自己的便利快捷，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时争道，使得“生命线”屡成“夺命线”。数据显示：2015—2017年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全国共有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总量的90％。
“斑马线礼让行人”，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更是机动车驾驶者的文明体现。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但是，一些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的行为比较普遍，在斑马线前争道抢行的问题突出，未将“礼让行人”真正变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出行习惯，从而出现持续不断“抢线大战”。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有相应的罚则：“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3分。”然而，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针对“不礼让斑马线”的执法在很多地方并未真正落地。
为了敦促驾驶员礼让行人，一些地方尝试了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路口，安排专门义工手拿竖大拇指的牌子过街，对礼让的司机表达敬意；设立奖励政策，对主动礼让的司机给予油卡、现金奖励。不过，“大拇指”的新鲜劲儿过去后，礼让效果很快就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渐渐不了了之。奖励“礼让斑马线”的做法，也带来了奖励是否合理的质疑。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执法部门不能本末倒置，要用严格执法来旗帜鲜明地宣示，“礼让斑马线”是一项法定义务，驾驶员必须无条件遵守。
当然，我们不能不正视源于“行人”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个别行人对“闯红灯”“抢黄灯”毫不在意。在斑马线上慢吞吞过马路的，不只是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更有为数不少的“低头族”，这也是交通事故隐患的潜在因素。
行人与机动车看似矛盾，实际上他们是交通参与的统一体。行人可能是司机，司机也可能是行人，他们在生活中总是互换，机动车给行人创造一个好的出行环境，也是为自己作为行人创造安全的过马路生态；行人不闯红灯，既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家庭负责为社会负责，也是为自己作为司机时创造良好的行车环境。只有礼让斑马线的车多了，乱穿马路的人少了，“斑马线惨案”“路怒”等发生的概率才会下降。人们出行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汽车社会也会因礼让而更加和谐通畅。
4．写春联、放鞭炮、办晚会……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上，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过年的幸福与快乐，也让人们体会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精神内涵。
当下很多人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过年越来越没意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生活充裕后，人们的选择变多了，胃口变挑剔了，再加上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对过年失去了以往的那种虔诚与重视。其实，春节不只是聚在一起吃饱喝足，也不是物质的过度消费，而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贯穿其中。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都不该让传统文化、过年习俗走远。我们应当看到，老百姓对春节有很强的心理认同感，贴春联、吃饺子是文化，放鞭炮也是文化，而穿新衣、发压岁钱，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置于“互联网+”时代，发微信、短信等新年俗，同样蕴含着文化禀赋。而这些，恰恰被人们所忽略。所以说，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并将其融入过年的每一个细节中，那么春节才会透出浓郁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并富有更强的生命力。春节的意义在于传承过年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文化元素，并对历史的、传统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时代创新激活传统的“文化基因”，以更好的创意赢得人们的认同，汲取向上向善的力量。
让“有文化的春节”成为新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看一场大戏，或是听一段音乐，还是读一本好书，这个时候，只有政府精心搭好台，百姓才能尽兴唱好戏。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文化场馆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广泛开展送演出、送电影、送书画、送展览、送春联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主力，多创设活动载体，多搭建草根舞台，多营造体验空间，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节日中更多的现场感，让群众在自编自演中自娱自乐，在浓郁的文化熏陶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年味其实就是“文化味”，把春节文化挖掘、保护好了，年味也就保住了，就能找寻到过年的那些仪式感。于此而言，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文明交融互补，把春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彰显出来，使其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探索。
5．祭扫，是清明节的重要主题。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殡葬改革，倡导生态殡葬和移风易俗，节地安葬、节俭治丧、文明祭扫等新风尚蔚然成风。
2018年，各级党委政府创新方式举措，改革传统祭扫习俗。通过推广敬献鲜花、绿化植树、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网上纪念、集体共祭、社区共祭、错峰祭扫等多种祭扫纪念方式，推动更多殡葬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可循环使用的绢花圈等殡葬用品，逐步使文明低碳祭扫成为社会主流。通过丰富节日内涵，引导清明活动向更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融人追思先贤、纪念先烈、孝亲感恩、生命教育等内容，将纪念逝者与弘扬家训家风、传承优秀文化、丰富精神生活有机结合，使清明节成为传递亲情、弘扬文化、保护环境的重要载体。
甘肃省抓住清明节祭扫这一有利时机，以“文明祭扫、生态安葬”为主题，深入开展殡葬宣传月活动，引导群众践行绿色殡葬理念，自觉移风易俗。
重庆市建立清明节文明祭扫服务保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确保年均400万人次集中祭扫的文明安全、和谐有序，连续10年实现了“平安清明”工作目标。
6．在新加坡，闯红灯、吐痰、乱扔垃圾是很丢人的事。大街上，看不到随便丢垃圾的，也听不到一个按汽车喇叭的；过斑马线，汽车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新加坡人的文明素质如此之高，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养成的。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
新加坡把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同时推出了“垃圾虫劳改法令”。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应该说，对于不文明行为，除了道德谴责，还依法治理，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升华、公序良俗健康的法宝与秘籍。
从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的“大扫除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礼貌运动”“取缔乱抛垃圾运动”“清洁公厕运动”等，几乎每月都有重要的运动或专门的活动周或活动日。这些社会运动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让维护公共文明成为全民共识，为依法治理奠定了良好社会和文化基础。
同时，新加坡从幼儿园开始就将文明道德规范纳入教学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编写不同的教材；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编写不同语言的宣传材料，进行环境卫生、文明道德的宣传教育，让市民从小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和行为习惯。
德国，在历史上，曾经分布着300多个小公国，每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小公国不复存在，但小规模“管理单元”的模式保存了下来，演变为如今德国社会各种各样协会型的管理组织。这些管理组织对社会公德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区居民自管会。在较大的居民楼内，住户通常会投票选出一名楼长和几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会”，所有居民都是会员。物业公司与自管会成员定期开会，就一些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沟通。
目前，德国有大约59万个登记协会，超过50％的德国人至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种类繁多，如妇女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社区自管会等，大部分协会都是为某项事业贡献一分力量。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并敦促会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了不该做什么，而协会就好比身边的“父亲”，提醒你应该做什么。有了这些积极活跃的协会，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正是促进社会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重要因素。
韩国人口约5125万，汽车保有量达2000万辆，而到过韩国的外国人，普遍对韩国的交通秩序有着较好的印象，人车不争，鲜有“路怒”，礼让，有序。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3879名首尔市民组成举报委员会，走上交通混杂的街头，“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启蒙运动正式开始。1999年，面对韩国私家车暴增、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伤亡剧增的局面，政府开始实施细致管控。
在韩国，任何涉及汽车和摩托车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车都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失。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05％以上为酒驾，酒精含量不同将被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最多可处300万韩元罚金(约合1.79万元人民币)。醉驾3次以上或者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者，可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1000万韩元(约合5.97万元人民币)。
交通管控设备系统的完善，也对韩国交通文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警察厅表示，电子监控装置主要分为车辆监控和防范用途，目前全国共安装了约14万个监控装置。韩国街头很少看到交警，交通信号控制和道路电子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和普遍化，发挥了“天网恢恢”的关键作用。有了明确的法规和严格的追责，韩国交通的井然秩序和礼让风尚才最终形成。
“文化世界杯，观光韩国”是韩国政府当年的口号。为了展现韩国魅力，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转变姿态，亲切服务，培养先进旅游观光文化”活动。为使市民讲文明、懂礼貌，韩国电视每天播放一分钟的公益广告，并号召家庭成员共同收看。另外，政府还在细微之处下功夫，鼓励国民在电梯中相遇首先打招呼，每天让行十次，培养交通文明，对别人的礼让以微笑作为答谢，还有倾听他人讲话、拒绝脏话等礼仪规范。
二、资料 1. 插秧时节，滨海县东坎镇吕滩村陈法新等村民却为没水插秧急得团团转。几位在村口盼水的村民说，村里的一个小水闸坏了，水抽不上来，全村1000多亩稻田插不上秧，再过几天就要过了插秧期，到时还插不上秧麻烦可就大了。 谈起小水利，宝应县泾河镇主管农业的党委副书记董培定叹着气说，小水利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就像没人管的孩子，平时不起眼，可到了防汛抗旱的关键时刻却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现在，让它发挥作用是越来越难了。据他讲，全镇30多处排水沟，有一半左右设施不配套，长期无钱维修，排水时不但排不出去，还倒灌。去年发大水，全镇20多座泵站有12座满足不了排水要求，这些泵站都是六七十年代建的，早就维持不了正常运转。 大量年久失修的小型水利工程在很多地方可以说随处可见。据盐城市水利局统计，全市里下河地区及其他低洼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兴建的闸、站工程，一方面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标准偏低，随着工情、水情的变化，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使用运行，工程老化失修严重，到了更新改造期。亟待更新改造的圩口闸达3000座，占圩口闸总数35％；亟待更新改造的机电排涝站达1500座/6.36万千瓦，占机电排涝站总数的44.1％。 另一个农业大市淮安市的小型水利工程状况也同样不乐观。据市水利局农水处处长陈海宽等介绍，全市小沟级以上建筑物11.67万座，一半左右兴建于六七十年代，目前约有20％超期服役，带病运行，难以发挥正常效益，全市3100多座泵站中带病运行的病险泵站约占60％，33万千瓦机电排灌总动力中现有4.3万千瓦处于瘫痪状态。全市灌得上、排得出、降得下的小型水利工程配套率也只有一半左右。 2．拥有5.6万亩耕地的宝应县泾河镇在去年的水灾中有2万亩耕地受淹，其中绝收3000多亩，全镇损失1200多万元。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农田里的水排不出去，现有的20多座泵站有12座动力不足，满足不了排水的需要，甚至还出现了泵站倒灌和倒塌等问题。 同样的一幕也出现在兴化市竹泓镇，由于全镇28座排涝站80％服役20年以上，甚至还有一些泵站已报废。去年发大水时只能眼睁睁看到农田泡在水里，本来2天可以排完的水要用3天才能排完，最后只好临时组织抽水机排水，最多时租用了104条流动抽水机船，由于柴油价格高，再加上机械磨损、人工等，大大加大了排水成本。尽管这样，不少耕地也还是受淹，竹四村青龙圩内就有2000亩农田由于水没有及时排出而全部绝收。 3．据淮安市水利局介绍，淮安市素有“洪水走廊”之称，淮河入江、入海的4大出口全在淮安。而全市570多万亩耕地，80％在设计洪水水位以下，排涝任务异常艰巨。而目前的农田水利工程标准只能勉强维持粮食生产需要，而水源供给和排涝降渍标准远不能适应经济作物生产的需求。2003年汛期全市涝渍面积高达290多万亩，其中重灾绝收面积达90多万亩，直接经济损失36.3亿元。由于沟系不完全配套和排灌不畅，全市中低产田面积已回升到40多万亩。 淮安市楚州区水利局副局长侯钧宇说，现在上级财政下拨到基层水利方面的建设资金越来越少，而能够用在农村小型水利建设上的就更加微乎其微。2003年全区分到农村小型水利建设方面的资金仅有不到几十万元。 而另一个农业大市兴化市的情况略好一点，兴化市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华实说，市财政每年用在农村小型水利方面的资金大约200万元，但这对于资金缺口庞大的农村小型水利而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国家和省市财政下拨的用在农村小型水利方面的建设资金有限，乡村筹钱和农民筹劳的力度也在逐年减弱。据淮安市水利局调查，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楚州区经批准的农田基本建设投资1100万元、农民投劳折币1470万元，合计投入2570万元。税费改革后的2001年，农田基本建设资劳合计投入比税改前的2000年净减少1370万元，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扩大到了1670万元。 淮安市水利局农水处处长陈海宽说，从今年起江苏省取消“两工”，这使得农村小型水利建设失去了稳定投入的渠道。他算了一笔账：原来搞“两工”时，约有 70％是用在水利上，以每人每年20个工计算，每人每年用在水利上的约有14个工，全市210万劳力，就有2940万个工，以每个工折合8元人民币计算，全市每年用在水利上的筹劳投入高达2亿多元。这部分投入大部分是用在农村小型水利上的，取消“两工”后，这部分缺口如何来补，陈海宽对此很是担忧。 盐城市水利局局长还学东则说，“两工”取消后，农村筹资筹劳受到“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总额的限制，一般规定是筹资上限为每人每年20元，筹劳为5-8个工。如此有限的筹资筹劳总额还要分摊于农村道路、教育等公益性项目，真正能够投入于小型农田水利的资劳少之又少。更有甚者，一些乡村直接将“一事一议”筹资用于偿还村级债务和乡村杂支上。 “取消‘两工’后，农村小型水利建设将成一句空话!”记者在基层采访中，经常听到很多基层干部这样抱怨。滨海县水利局局长何伟十分担忧地说，现在上级补助资金十分可怜，农民不能搞筹劳，干部不能搞募捐，农村小型水利建设还怎么搞呢? 江苏苏中、苏北很多乡镇财政十分窘困，基本都是吃饭财政。这些地方的乡镇干部抱怨说，连吃饭都有困难，哪里还有钱投入到农村小型水利建设上? 兴化市竹泓镇党委副书记黄满盛诉苦说，全镇眼下急需建6座防洪闸和3座排涝站，但因财力实在紧张今年只能安排上马2座防洪闸。兴化市陈堡镇党委书记曹阳说：“全镇目前有38个闸口需要增添设备，一座闸需要七八万元，我现在是手够不着天，想做点事但无米下锅。” 兴化市水利局在一份向上级汇报的材料中指出：全市急需新建1100多座防洪闸，每座需七八万元，需要近亿元资金；全市332个农业圩实际需要排涝流量接近2000立方米/秒，现在尚缺口近1000立方米/秒的排涝流量。若补足这个缺口，尚需排涝站建设资金1.33亿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江苏苏北、苏中很多地方农村小型水利建设资金缺口巨大。一些基层干部实话实说，这么多年来，农村小型水利建设方面几无投入。 4．对水利建设资金其实从国家到省市都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部分资金很难到位。 据了解，江苏省曾有这样的规定：“市、县财政应坚持从当年本级可用财力中安排2％～4％用于水利建设”。记者在淮安、兴化等地采访发现，这一规定因一些市县财政紧张很难兑现。还有一项规定，从1997年起建立省、市、县三级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然而苏北有的县市至今也尚未建立市、县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有关政策的不落实，使得水利建设和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资金来源缺乏保障。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些“老水利”反映，有的县市因财政拮据，不但无法拿出钱来，甚至还截留、挪用本应用于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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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2006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了本年第一期简报，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和处理。简报将部分案例，隐去名字和单位名称，将其主要事实与处理决定予以公布。国家自然基金委希望“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如果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简报看作是一份“道德账单”，此张“道德账单”就显现出三大特点，让人颇多玩味。首先是越往学术金字塔的高端走，学术造假的风气似乎越盛，20个反面案例，高校赫然占据15个之多；“道德账单”的另一大“亮点”是新人比老人造假胆子更大，更勇于采取哪怕旁人看上去很低劣的造假手段；而第三大特色，就是学术造假已经从散兵游勇的个人行为，演变成有预谋、有组织的团体共谋。 材料二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杨玉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采访时说，根据他的统计，全国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发生过剽窃事件。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全国高校达1700多所，这就意味着全国已发生数千起剽窃事件，也就是说，学术舞弊已成为全国性公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说，他每年在评审优秀博士论文的时候都很惊讶，一些博士生短短三年内，竟然有几十篇的论文被SCI(指《科学引文索引》，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之一)收录，简直是一个“PaperMachine”(论文机器)。 而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进一步指出，据他们对全国180个博士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中60%都有花钱发论文的情况，还有60%的论文有不同程度的数据“勾兑”情况。 黄尚廉委员分析，目前在国内每年要召开很多所谓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介绍中往往会注明，会议期间收录的论文都会被SCI机构收录，但学术界人士都知道，会议组织者早已重金买通了SCI机构，而国内很多博士为了让论文被收录，也愿意花上几千元去参加这些会议。“中国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不断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只要有钱就去争。”中科院院士张泽说。 “对于论文数量的过度追求，让人感觉好像又到了一个‘科技大跃进’的时期。”一位青年科学家说得更加尖锐。 材料三 近年来文科的课题费一路飙升，即便是过去被认为是“潦倒不堪”的文史哲专业学者，也一跃成为重点纳税对象。尤其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少数巨无霸高校，所得份额令一般学校望尘莫及。于是出现了一批学术翘楚和学术寡头，他们往往兼具行政和学术头衔，或者至少是某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在商业化大潮下，他们被申报课题、教学、科研、游学、评奖、应酬、兼职等背后有经济利益牵涉其中的事务所纠缠而分身乏术，以至于找人捉刀、据为己有、编造杜撰等传统上遭人不齿的行为大行其道。大概是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由于名校的特殊地位和维护“面子”的心理，由于高校还不习惯于成为被监督对象，总之由于没有建立问责机制，因此学界公害现象似乎难以改观。 在国内一所知名大学的校园网论坛上，2005年上半年，两则留言引起了人们注意：4月8日，一位网民留言，对上海交通大学57岁的教师晏才宏的去世表示感慨，晏才宏由于没有论文，去世前仍是讲师，网民认为在现行评价体制下，书教得再好也当不上教授。5月29日，又有网民对浙江一名大学教授3年发表80余篇论文一事进行了评论：“当你肆无忌惮连篇累牍地在垃圾杂志上疯狂‘制造’论文时，你是否想到过你正在浪费国家所给予你的巨额科研资金和巨大荣誉?你的良心何在……难道你每篇论文的7000元奖金和明星教授的风光比什么都重要吗?” 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说：“现在论文研究成果转化率少得可怜，有的不到20%，这是一个悲哀。”有的教育界人士表示，越堆越厚的论文在社会上广受质疑，这与诸多领域创新乏力对比，形成莫大的讽刺。 材料四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校领导人需要科研成果、著名学者越多越好，这是他的政绩。所以，一些高校很难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审查。 唐安国说：“现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首先要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学者。高校领导人只要看到排名下降，心里就很着急，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他举例道：“高校聘了很多学者，一来学校就给很多津贴和荣誉，但随之而来的，大家都盯着看成绩，做不出来怎么办?有的科研人员没有办法交待，只能造假。这样，学校领导人、研究人员和他的下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有共同利益：你出了成绩，学校有光彩，领导有政绩；你如果出问题倒台就都倒台。这个时候，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 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一旦做大、做出名声，就更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唐安国称，这就是“光环效应”、“马太效应”。科研项目要得到支持，必须要得到一定的包装和认定。就像银行贷款一样，银行都喜欢贷给大企业，因为信任度高，坏账概率小。所以，高校科研就有了“造星运动”，不断要有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出来，得到教育部、科技部等认可，谁也没有想太多出现造假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同时，所在的高校、科研机构还“运作”来许多权威专家给“造星”和项目打包票，不少专家自己都是被蒙蔽的，他们的鉴定结论却成了“金字招牌”，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20年前英国某高校院长来华访问曾对他说：“中国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一定将带来道德上的滑坡”，事实证明已不幸言中。现在一些院校要培养一批能说会道的，能活动的，能到机关里敲门的人。真正的书呆子就完蛋了，但真正创新是书呆子干出来的。目前，真正热爱科学而做专注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层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都是在搞活动。国家的钱投下去冒出很多泡沫来，过些年泡沫破了，到头来是一场空。这种现象会害一代人。 同济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林争辉教授说：“现在要办好大学，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经费，种树、盖房都要钱。所以，学校有动力为自己的项目争经费。这个钱直接到学校的财务，学校拿多少，课题组拿多少，都有相关规定的。”因此，学校的急功近利就有可能导致忽视对项目成果的客观测评。 材料五 对于屡屡出现的弄虚作假申请项目的现象，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朱效民博士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对科学界学术不当行为的防范和处置基本上是由科学界、科研机构自身进行的，各个科研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不尽相同。 朱效民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在发达国家也时有发生，近年来在我国愈演愈烈，主要是因为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 从制度方面讲，我国现代科技体制移植于西方，发展历史较短，制度建设仍有许多不健全、甚至扭曲的地方，比如科研领域里的官本位现象。同时，现代科技已广泛渗入到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公民生活质量等各个领域，对科技发展的资助和需求也空前庞大、多样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科研制度建设与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难以适应其发展的复杂性和广阔性。 从环境方面讲，作为后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奋力追赶状态，经常伴随着一种焦躁情绪，对科技的期望基本集中在其带来的现实收益上。 “当前上上下下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更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科研成果拿来就得管用，须立竿见影，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十年磨一剑’的从容氛围已经荡然无存。浮躁功利的土壤，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苦心钻研，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资料 1．2004年7月30日，在四川省人大第十次常委会议上，省审计厅厅长李高伟报告了当前资金使用中的问题：4500多万的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9500多万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使用中存在违法违规…… 对36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和122个“五大扶贫工程重点项目县”2001年到2002年的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审计时发现，各地挤占挪用扶贫资金 4529.8万元，用于财政预算和企业周转、弥补行政经费、对外借款等；拨付资金不及时 4447.2万元；未经上级批准，随意改变上级下达的扶贫项目计划资金4443.6万元。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规收费、用扶贫资金抵扣借款、未进行专户管理等问题。 2．新华社贵阳2004年8月2日电，2003年贵州省审计机关审计2356个单位，查出各类违规资金高达25.21亿元。在对全省50个扶贫开发重点县2001-2002年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审计中，查出挤占、挪用财政扶贫资金建房、购车和弥补行政经费开支资金达2598.13万元。另外，全省有13个重点县挪用财政扶贫资金101.28万元建房、挪用155.89万元购车14辆，有15个重点县不同程度存在违规提取各种费用166.52万元和部分县违规出借财政扶贫资金627万元。 3．山西省吕梁地区历来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全地区13个县市中有8个是贫困县。国家每年都向这里投放数额不小的扶贫款。2002年4月，吕梁地委和行署安排当地的纪检监察部门对全地区的扶贫款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扶贫款被挪作他用的情况十分严重。 1996年下半年方山县马坊镇搞起了养牛业综合开发并从山西省计委争取到了一笔“以工代赈”资金(即农民参加基建劳动领取国家赈济的扶贫形式)，共计380万元。 1997年9月，马坊镇13个村的村民对养牛用的草坡进行了改造。按规定马坊镇应该付给村民15万余元的“以工代赈”资金。采访中记者看到13个村都给镇政府打了收到此款的“收条”，然而村民却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收到过这笔钱。经调查，村委会虽然开出了那些收条，但那笔款项镇里根本就没有下拨。据原马坊镇党委书记李玉友说，他们是采取“另一种方式”用掉了这笔钱，即为镇里买了一部车，其余的在三年中全部用于镇里的招待开支。而在吕梁地区像这样用扶贫款买车和吃喝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还用来买手机、呼机，修乡政府的大门，真可谓“一款多用”。 在兴县，记者吃惊地发现厚厚一摞招待帐目共两万多元，竟全是花在歌厅和歌厅小姐身上的。1997年5月25日的一张单据表明，在380元的总金额中有300元是用于“歌厅小姐”。山西省吕梁纪检委审理室主任任小平气愤地说：“这笔用在小姐身上的扶贫款本来应该用在农田基本建设或专门项目上的。”更有甚者，一些人竟将扶贫款视为“唐僧肉”，居然用它放起了高利贷。1996年8月，中阳县林业局从农发行贷回经济林贴息贷款40万元，在请示了分管副县长之后将其中的20万元打在了社会福利总厂加油站帐上。林业局每年向加油站收取占用费4万元，期限3年，到期连本带利收回32万元 4．在一些贫困地区，世界银行扶贫贷款被老百姓称作“保命钱”。然而就是这些“保命钱”，某些地方在使用中却出现了惊奇的“黑洞”。山西省审计厅的审计数字表明，近一两年来被胡支乱花的世行贷款扶贫资金，总计已高达1413万元，其中挤占、挪用、出借项目资金达1179万元，占违纪金额的83%。胡支乱花扶贫资金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挤占、挪用和出借项目资金。其中挤占项目资金，用于投资办实体或上交各种税费的就有509万元。如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吕粱地区，因为缺钱，许多事情想办而办不成；因为缺钱，许多老百姓还在为吃饭穿衣而发愁。可就在这个地区的个别地方，挪用世行贷款格外“大方”。兴县、临县项目办曾把项目资金55万元和91万元分别用于投资盈利性经济实体；兴县交通局把项目资金71.7万元移作他用，至今尚未归还。吕梁行署交通局在局领导班子协商后将570万元项目资金出借给非项目单位。 二是有些单位擅自作主，提高使用世行贷款利率，以贷结息，预扣贷款利息。按规定，世行贷款投放到农户手中不得突破年利率6%，而吕梁妇联1997年放贷112万元，放贷合同及契约年利率为8.64%，放贷时一次性收取3年贷款利息29万元。柳林县项目办前年在发放贷款时，直接扣留年贷款利息，共计48.5万元。应该说，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贷款的回收率，却增加了扶贫对象的负担，使群众对“扶贫款”爱之切又恨之深。 5．甘肃省扶贫办借上级批准建造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兰州分院之机，挪用中央财政扶贫资金2750万元，擅自扩大建筑面积，将原计划建造的培训楼建成了高达 19层的综合写字楼，用途由培训教学变成了主要用于对外出租和办公。该扶贫办还用此项资金自行购建642平方米职工宿舍，购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此外，该省的两西建设开发投资公司还将中央专项扶贫资金2180万元违规借给省扶贫办所属的16个公司，至检查之日仍未收回。 6．四川省筠连县扶贫办主任王小红在1997年至2000年间，共挪用扶贫资金 171.52万元，占同期上级财政拨款的64.6%；挪用后主要用于购置资产、发放奖金、支付招待费和出差餐饮费等现金支出。为掩盖真相，王小红利用职权指使和强迫财会人员突击制作假会计资料，亲自或指派专人四处找关系开具假发票和假收据，赶在检查组进驻前，用53张假发票和假收据替换原有的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编造了1998年至 2000年3年的假账。鉴于上述违法违纪问题，四川省筠连县监察局已于2001年6月8日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撤销了王小红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职务。王小红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已触犯刑律，财政部还将建议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7．陕西省扶贫办和财政厅于1999年挪用中央财政扶贫资金1087万元，用于地、县、乡三级扶贫社和扶贫服务站的经费和基建支出。 8．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也就是说，用于扶，持那些生活最艰难、最需要帮助之人群的扶贫资金，竟有约1/5被挤占挪用! 据查实，其中挪用于建房、买车、弥补经费以及出借、投资企业经营等13.18亿元。如河北省扶贫办以建扶贫开发基地的名义从19个贫困县和两个企业借调资金715万元，其中直接用于扶贫的资金只有183万元，其余全部用于建职工宿舍。 其中用于财政抵扣占用、平衡预算等12.6亿元。例如辽宁省9个贫困县中的7个贫困县财政部门将1249万元扶贫资金占用；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00万元用于维修县招待所。贵州省地县两级财政占用扶贫资金1.1亿元用于平衡预算等。 其中违规有偿使用、擅自计提费用、改变资金投向等12.66亿元。例如四川省将 6498万元财政扶贫资金作小额信贷有偿使用，同时还将省级安排的扶贫配套资金2950万元通过地县财政部门借给一些单位有偿使用；重庆市擅自调整计划，将应当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扶贫资金1772万元用于交通、通讯建设。 其中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白条抵账等4.78亿元。山西省共查出扶贫专款以个人名义存储703万元，四川省扶贫办将收取的项目准备费等92万元存入单位“小金库”用于购车、发补贴等，宁夏回族自治区查出县和乡镇公职人员 36人涉嫌贪污、挪用、私分扶贫资金97万多元。
二、资料 1．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到校外租房十分风靡。他们一般在学校附近找居民住宅、农民的房子和老师的闲置房子来居住，经济条件好的就一人租住，更多的是邀约志同道合的人合租。 张顺是昆明一所大学大四的学生。他和女友谈恋爱已经一年多了，最近刚到学校附近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正儿八经地过起了“夫妻”生活。 “这样比较方便。”张顺毫不隐讳，“我们很相爱，将来也会结婚。我在一家不错的单位实习，毕业后便转正。因这份工作获得的收入足够维持租房的各种费用。每天我打工回家，女友已经把饭做好。吃完饭，我们一起散步、看电影、到学校图书馆看书，这样的日子非常舒服。”谈到家人的态度，张顺说：“我们都没有对家人说，这是我们两人的生活。” 据张顺介绍，他的七个社友中，有四个人是把女友带回宿舍留宿。 在大学生的宿舍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学校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加强对大学生宿舍的管理后，促使部分学生选择在外租房，以便继续自己“可爱的小日子”。 记者还发现，大学生外出租房还有其他考虑。有的人是为了找个安静的环境专心致志考研，出于这种想法的基本上是大四年级的学生。云南师范大学一男生告诉记者，学校宿舍实在太嘈杂了，你需要休息的时候，别人在打闹；你想挑灯夜读的时候，别人又在休息。把握不好容易激发和同学之间的矛盾，所以干脆到外面居住，想看到几点钟都无所谓了。 有的人是不适应集体生活。云南省财贸学校张老师说，以前担任班主任的时候，不同年级、不同班次的同学都有过反映，称同宿舍里个别同学难以相处，经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学争执，闹得大家很不愉快。后经班主任调解无效，那些难以相处的同学都搬离了学校。张老师分析，像这些同学，大部分学生家境较好。在家的时候有人照顾，到了学校，什么都要靠自己，所以感到非常不习惯。 有的人则是不满意学校的住宿条件。许多学校在扩招后，其硬件设施跟不上需求。记者走访了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几所高校，谈到宿舍，学生们都没完没了说个不停。他们抱怨住宿条件差，不仅拥挤，还限电限水，洗澡、上卫生间都要到公共地域，一点隐私都没有。云南民族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同学反映，该学校分部的住宿条件比较差，男女生只能在同一栋楼混住，生活很不方便。所以，经济条件好的同学都到外面租房了。 有的人是为了打工期间不受学校的束缚。现在的大学生或纯粹希望锻炼能力，或因经济压力，或想打发时间，很多人从大一进校就开始到社会上找工作。工作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不能按时回到宿舍，影响了其他同学休息，也违反了校规。云南艺术学院一名学声乐的女生告诉记者，她的家境困苦，能上大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为了不再给家人增添负担，她只好每天晚上到昆明几家酒吧表演。“有时候我一天可以跑三个场，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我最早也得晚上12点以后回去，住在学校宿舍影响比较大。” 还有的人是苦于经济的压力。一般来说，8人同住的宿舍收费标准为每学年每人 400-600元，如果像云南大学鼎鑫等学生公寓的收费标准是每学年1200元。这笔费用对于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不小的数目。而租用的房子情况好一些，一般两室一厅的房子在城区要300-500元，在郊区只要200-300元左右。如果两个或三个人同住的话，每人平均支付100多元。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住在外面要便宜多了。 记者了解到，不管缘于何种原因，那些到校外租住的大学生对现状比较满意。 昆明大学大四的李同学谈到此事便眉飞色舞：“我自大一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每个月交200元钱的租费，比在学校住要划算。而且有了这个小天地，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用受学校的约束，不用为一点小事和同学争吵，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吃饭、睡觉……规整的生活总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现在是张扬个性的年代，大学生应该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追求。” 持此想法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表示，大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对自己负责。有的同学还欣然认为，在云南出现这种情况使很多家长和老师接受不了，但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校却是非常普遍。如在上海的高校，学校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只要学生提出申请、填写退宿表格，由家长、辅导员和院系领导签字同意就可以了。“我们期待着一种新的学校管理模式的出现，那就是破除旧有的规章制度，走向宽松、和谐、更显人文关怀的氛围。”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高等教育的环境越来越开放，学校的管理也更加人性化。所以，或许因为学校现行的管理制度不适应当代大学生的需求，抑制了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或许因为大学生自己太渴望锻炼自己的能力、展现自我的风采，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但这并不代表选择一个错误。只要把握好自己不做有违社会道德规范、有违学校校规、有违人之常情的事就行了，学校不应太多干涉。”一些社会学家表示理解。 2．自从云南大学发生震惊全国的“2·23”马加爵杀人案件后，云南高校立即采取措施对学校周围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进行整治，但是涉及到学生外出租房问题就感到头疼。 “学生口口声声称需要个人空间、执意要到外面居住，老师若过分阻止，反而激起学生不满，动不动就提自主权，甚至威胁老师。但学生脱离学校管理后，其住宿情况、活动情况学校就很难掌握。万一发生什么事故，还是要来追究学校和老师的责任。这样令我们的学生工作很难开展。”云南艺术学院一位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无奈地说。 云南大学教授张跃说：“按照我们的了解，很多学生出去租房是为了谈恋爱、看录像、玩电脑、喝酒、唱歌、彻夜不归，其中许多人也因此沾染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李主任也认为，这样做有三个不利：第一，很多出租房环境恶劣，治安混乱。像昆明理工大学白龙校区旁边的牛如箐(地名)有大量外来人口居住，致使校园内屡次发生抢劫、抢夺案件。在学校尚且如此，如果单独住在附近的出租房里，安全状况可想而知；第二，如果校外租住是为了安心学习，更好地锻炼自己的能力，那还能让大家接受，就怕是其他目的，比如说男女学生同居、做违法的事情等等；第三，脱离了学校与家庭的约束，很多学生会变得比较散漫，常常错过学校的学习安排。 “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为主，这个期间步入社会就本末倒置了，我们又不需要他们赚钱来养活家人和自己。好好学习，掌握牢固的知识，等到将来真正进入社会的时候能够运用所学游刃有余，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一位儿子就读云南师范大学大二的郑先生非常不赞成学生外出租房。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他们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纷纷表示现在的社会太复杂，如果孩子受到影响误入歧途，后悔就来不及了，我们无法评说大学生校外租房的对错，只能说从学校、家庭和学生方面都尽力做到最好，不要因为离开学校居住而影响了学习和正常的生活。现在的学生个性太强，倘若学校或家庭总是干预他们的决定将适得其反，只能采用劝说、告诫等方式让学生自愿回到学校或者自愿遵守学校对于外出租房的要求。云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张满堂这样认为。 云南大学教授张跃说，学校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要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一方面要便于学校的管理，像云南大学对外出租房学生有了规章制度：学生必须填写要求校外租房的申请，说明理由，并由班主任、系主任和院主任签字同意。学校必须和该生家长联系，如果学生是昆明地区的，班主任必须亲自到家中把事情向家长说明，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学生是地州的，就打电话通知其家长知晓。如果家长同意了，学生要把自己详细的居住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学校，班主任抽空就去该出租房检查学生的居住情况，一旦发现有不合适的地方，立即建议学生回到学校。“这样虽然会增加教师太多的工作量，可是为了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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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2009年10月14日，孙中界驾驶公司的金杯面包车，沿上海市闸航路自西向东行驶，准备到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接人。 7时30分许，当孙中界进入浦东区域，行至闸航路和召泰路交叉口时，他看到路中间站着一名青年男子，频频挥手示意他停车。 “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想着他肯定遇到了难事，就停下了车。他一下子就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我问他有啥急事，他说这么晚拦不到车，又非常冷，想让我捎他一程。”孙中界回忆说：“我刚好顺路，又看他只穿一件T恤，就有点同情他，打算捎他一程。上车后，他说按出租车的价格给我掏钱，我当时忙着开车也没搭理他。走了四五分钟后，这名男子说到了，我就缓慢停车。这时，他掏出10元钱，往我仪表盘右侧一扔，随后就伸脚急踩刹车，并伸手拔我的车钥匙。这时，我看见我车前侧过来一辆面包车，车上冲下几名便衣男子上了我的车，他们自称是执法大队的，说我黑车营运拉客。我赶紧解释，并说刚才上车的男子可以作证，可上车男子已不见踪影。” 孙中界说：“这几个人把我从车里拽出，拿走了我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并把我推上面包车开进附近的一个胡同，胡同里停着一辆依维柯，他们又把我推到车上，上面有几名身穿制服的男子，我想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却被他们没收。他们在车上对我进行审问，一名男子拿出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说我开黑车，非法营运。我说是对方主动上车，我也没向对方要钱，纯粹是出于做好事的心理。可他们坚持说我非法营运，还让我在处理通知书上签字。因为尿急，我无法忍受，只好在上面签了字”。 孙中界说：“当时僵持了大约1小时，我签字后，他们才放我走，车也被他们开走了。 2．2009年9月8日，上海市民张军在去往公司开会的路上，他的“长安福特”在路口等红绿灯时，一名30多岁的男子捂住腹部，声称“胃痛”，要求张军搭载一程。7分钟后，该男子“完全没有了胃疼的样子”，并主动提出，“我给你10块钱”。张军称，他当时立刻表示，“这是私家车，你胃疼才载你的，不要你钱”。两分钟后，“长安福特”应男子要求，转弯，停下。该男子试图拔出该车钥匙，并与张军扭成一团。七八名身穿黄绿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包抄上来。张军随后被执法人员强行押入一辆面包车，“长安福特”遭到扣押，那位男乘客则不知去向。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张军为“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交付罚款10天后可取回扣押车辆。张军认为自己是“被钓的鱼”，并把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 而另一车主江涛也遭遇过“钓鱼执法”，他之所以肯定自己是“钓鱼案”受害者，有一个重要原因。2009年6月21日，他被“当场抓获”后，曾在同一个地方，重遇一男一女两位乘客。当时，他们正要求一辆桑塔纳“搭载”。江涛随即上前交涉，发现两名“乘客”身上有录音设备。 “这很正常，真的黑车嘛，很难抓的。那么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罚款喽。”在上海，一位老司机告诉记者，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他说，每次执法前，执法大队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 张军的代理律师郝劲松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判断，“钓钩”往往有两个特征：一是引司机到埋伏区，二是“试图拔车钥匙”。另外，“钓钩”往往携带录音设备，既然官方承认执法过程中的录音存在，“那么，上车的人无疑就是‘钓钩’”。 3．受骗车主多为公司老板，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对此，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 据了解，早在1992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民间钩子数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1次奖励500元。当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名女“钩子”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恶性事件。这些职业举报人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似乎悄然形成。 4．一位自称同样受“钩子”之骗的上海车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2009年5月23日被抓，他的罚单和张军相差3883号，“差了3883就是所谓的3883辆，创造的收益是近4000万啊。中间相隔105天左右，一天平均有37辆车被抓。” 在交通管理部门的官网上，一份《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显示该大队打击黑车成果，两年时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质疑，对“非法运营”法律上无明确界定。而在西方国家，为节省能源，政府还推广拼车行为。如果帮助路人也算“非法运营”，以后有病求救谁还敢停车。 应松年教授认为：“‘钩子拔钥匙’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强制行为须有法律授权。他似乎在配合执法，但若无法律授权，那与抢劫有何区别?协管人员和钩子似乎都参与了执法，需要明确执法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群众可以取证、录音、举报，但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权，不能随意委托别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场方式，协助抓一个车给多少钱。” 5．在英美法系中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例如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而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执法机关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执法机关也都曾使用过类似的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6．“钓鱼执法”的行为本身也被法学家们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据国家税制要求，打黑车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车采取“以恶治恶”方法不可取，“打击时要将打击黑车和‘好意搭乘’严格区别开”。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说，行政领域的钓鱼执法，最早来自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所谓诱惑侦查，就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诱惑侦查也叫警察圈套，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手段。诱惑侦查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 故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对诱惑侦查在法律上作了严格的限制。被限定只用于诸如毒品犯罪、网络赌博犯罪等取证困难、危害严重的特定犯罪。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不得采取诱导、欺骗、威胁的方式。“诱惑侦查带‘诱导取证’痕迹，在我国并无适用法律依据。” 而在行政执法方式上，世界上并无任何国家允许诱惑执法。戴福律师认为，“行政执法不能追求以金钱量化，否则公权力捞钱太容易了。” 姜明安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初稿已经过三审，对此类做法也有严格限定。他还认为，“钓鱼式执法可能扼杀互相友爱精神，还损害了执法机关公信力”，“为打击黑车创造这种执法方式，付出成本太大，得不偿失”。 戴福律师认为，“钓鱼执法”本质上就是“公权碰瓷”。“碰瓷”是指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诈勒索。对于现实中发生的“碰瓷”勒索钱财的行为，多以敲诈勒索罪追究“碰瓷”者的刑事责任。应松年教授认为，此类有预谋、有组织的强制性取财值得警惕，已超出了行政违法范围，涉嫌犯罪。 7．一个幽灵，捕风捉影、神经过敏的“钓鱼思维”幽灵，正在舆论中徘徊，人人闻“钓鱼”色变，动辄把一种行为描述为“钓鱼”，动辄怀疑自己成为某个“钓鱼阴谋”的受迫害者。自上海“钓鱼执法”曝光后，“钓鱼思维”以比甲流传播感染更快的速度在舆论中传染，人们看着什么都感觉那很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钓鱼”阴谋。 比如长江大学的大学生救人事件，就有网友怀疑这很可能是“钓鱼捞尸陷阱”：那两个落水少年是和渔船老板串通好了，他们故意落水，引别人来救，然后在水下拖住别人，等别人淹死后让渔船老板捞尸赚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2009年5月，深圳市社保局通过网上监控发现，位于莲花北的一家社康中心自2008年11月以来，存在医疗保险月记账费用快速增长、单张处方金额较大等行为。社保局监察大队的调查人员对此采取了暗访的方式，对全市部分社康中心进行摸底调查。调查发现，包括康乐门诊部、莲花北第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在内的18家医疗机构存在违反医疗保险规定的行为。为此，社保局在今年8月对这些违规医疗机构分别处以暂停定点医疗记账资格或限期整改的处罚。 针对社保局的暗访行为，一些医疗机构向媒体反映称，社保局监察大队在调查过程中存在“钓鱼执法”的嫌疑。深圳一些医生称深圳市社保局工作人员先假扮患者急诊，引导医生看病时不核对医保卡，或是扮成患者持他人的医保卡去就医，而医生未进行核实就开了药。等拿到药品和票据后，“患者”就会直接亮出社保局监督人员的身份，以此为由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关于此事是否属于“钓鱼执法”，舆论评价不一。 8．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时，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对法律就会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所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社会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从法治国家的经验看，诱惑取证应受到严格限制，它绝不能由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操作，因为他们往往对“执法”有利益诉求，倾向于“引诱”当事人。而这种“钓鱼执法”却撕裂了社会成员间朴素的情感，败坏了公德，今后那些真的生病、临产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帮助。 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钓鱼执法”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问的信任与互助，实在是害莫大焉。 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的笼子里，“钓鱼执法”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9．非法营运是一个老问题，多年来是屡禁不止，屡打难灭，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管理中的一个顽症。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则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这是一对供求矛盾的客观反映，即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区域和时间内对公共交通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与城市公共交通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说白了就是一个城市在公共交通发展、布局上有缺陷、有不足，跟不上社会发展和老百姓出行需要而引发的问题。因此解决之道，或者说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如何完善我们的公共交通布局和规划，增加公共交通的有效供给，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阶段性地持续发生，但只要我们坚持“两手抓”，既坚决打击非法营运，又根据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不断增加有效供给，而且“两手都硬”，是一定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10．2009年10月17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应媒体时说，“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指孙中界黑车事件)不存在“钓钩”问题。面对群众的质疑，10月20日上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仍对外公布称，经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钓钩，执法问题”。 第二天，在上海市领导的干预下，上海浦东新区第二次成立了调查组，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10月26日，上海市闵行区政府通报，对车主张军(即张晖)驾车载客受到处罚一事，区里专门成立了由区建交委、区监察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经调查组查明，该行政执法行为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区建交委于26日责令区交通执法大队撤销对张军的行政处罚决定，区交通执法大队随之作出撤销该行政处罚行为的决定。 同时，闵行区政府责成区建交委、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深刻检查的基础上，认真整改，并继续加强对非法营运的依法整治力度，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6日上午，浦东新区政府也就“孙中界事件”调查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 调查结果显示，原南汇区交通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当取证手段。为此，浦东新区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并对当事人做好善后工作。 据悉，26日上午，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已向孙中界表示诚恳道歉，并承诺发回车辆，一切损失可以协商或提供国家赔偿。 在新闻发布会上，浦东新区区长姜梁明确表示，“此前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简单草率，10月20日公布的结果与事实不符，误导公众和舆论。为此，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姜梁还表示，“浦东新区将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能力，同时继续依法整治非法营运行为，加强公交网络、出租行业建设和发展，努力营造规范有序的客运市场环境。” 11．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公开回应“钓鱼执法”事件。俞正声谈到，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不是一概都不能采取的，但是它是要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授权下才能实施的。我们在某些打击犯罪的场合，也实施这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用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的时候是错误的，这肯定是错误的。俞正声还表示，“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的错误，说明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目前，上海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纠正措施。上海市政府再次强调，将按法定程序处理“钓鱼执法”事件，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地按照法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今后绝对不能够再发生这种“钓鱼执法”事件。目前，市公安部门成立了打击“钓鱼执法”专案组，开始着手调查。市政府要求各区县的执法部门，全面整顿，做好事后的赔偿工作。凡是从2006年1月1日起至今，被采取不正当手段查获的车辆，可以到交通执法部门领取罚款和退还车辆。同时，要求广大市民积极提供线索，争取早日将那些“钓鱼”作案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抓捕归案。 12．上海的钓鱼事件也成为2010年两会议论热点，上海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表示，不能搞得像电视剧《潜伏》一样，用卧底的方式来进行行政执法。他认为，之所以出现钓鱼事件，诱因是把有奖举报变成了有奖举证。在奖励的驱使下，一些职业举报人便开始“潜伏”，引人上钩。执法人员不是把举报内容当做线索去调查，而是直接当成证据来用，于是引发了备受争议的钓鱼事件。 全国人大代表、盐城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这次领衔递交了一份议案，呼吁为了不让钓鱼事件重演，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她介绍说，对于行政程序的一般制度，必须列得详细清楚，尤其是行政程序的启动，必须要让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首先有机会知道、能够参与。也就是说，你要去查黑车，必须明示公众，而不是偷偷摸摸地给人“下套”。她表示，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就便于控制公共权力的滥用，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规范行政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行政机关规避法律、规避程序法使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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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2011年6月23日，下午4点20分左右，北京遭遇了10以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雨的侵袭。在莲花桥，平日的路面变成了河道，交通瘫痪，多辆汽车浸泡在水中，市民回家的路寸步难行。部分地铁站也遭到雨水渗漏，一些站点甚至变成了“水帘洞”，不得不停止运行。凌晨三点半，管头桥的积水在经过20辆抽水车4个小时连续不停地抽水之后，还没有将道路积水完全排除。6月23号这一天，北京城区一共有29处桥区出现严重积水，22处路段因积水无法通行，交通中断，许多市民在凌晨还未到家。而就在这个暴雨倾盆的晚上，有两位年轻人却因为帮助别人在水中推车不慎落人排水井里，永远不能回家。2011年7月26日晚上10点左右，北京再次迎来了一场暴雨。在新兴桥和莲石桥交界处，排水井已经开始不停地反涌着地下水。在莲花桥下，一辆黑色越野车试图从桥下穿过，但由于积水过深，车子熄火困在水中。车主在齐腰深的水中想把车推走，但车依然纹丝不动。记者看到，泡在桥下积水中的轿车已经不止一辆。一位北京市民无奈地说道，下这么一场大雨，主干道已经堵得没法回家了。8月9日傍晚6点左右，强降雨又一次倾城而下，北京再次变成一片泽国。连着三场大雨，都让北京发生内涝，很多市民对此表示难以理解。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以前北京不怎么出现内涝情况，是因为河流、湖泊等湿地能够消纳雨水，但是现在调蓄水的湿地却变成硬制地面，降雨很快地汇集起来根本就排不畅。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发展，北京原有的河湖系统不可避免的遭到严重破坏。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中，规划者有没有考虑到这种地表变化会给城市排涝带来的这些影响? 2．近来一些城市因暴雨出现内涝，一方面是城市规划、管理问题长期积累的一次爆发，另一方面，从城市生态视角看，说明城市及其造就的“人化自然”与水体、地形等自然环境存在冲突。在城市开发建设中，城市自然环境的特征常常被忽视，城市生态的规律还没有被充分掌握，城市的“自然意识”还没有觉醒。当我们在寻找和呼唤城市的“自然”之时，转身又会发现近年来经过“大手笔”规划建设的城市，是那么的“不自然”。据报道，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们完成了欧洲国家100年的建设量，规模是巨大的，变化也是惊人的。人们对城市景观作了戏剧性的全面改造，所有这些变化——摩天大楼、旧城改造、近郊住区、快速路网、历史街区等——正在成为一种奇异的文明魔术和壮观的橱窗布景。我们大多数城市都是按照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等宏伟目标来规划的，凡不符合这些标准的地方都要进行彻底改造，于是对旧城区和老建筑开展了“大扫除”和“大拆迁”。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的“造城”运动，却是以拆毁和破坏原有城市为前提展开的。旧城中残存的历史地段经过精心改造成为了时尚的消费场所，上海新天地、北京前门大街和成都宽窄巷子无不如此，“贵族化”的旧区改造模式一时替代了公共利益优先的历史保护。在快速开发的过程中，很少有城市能够舍得“浪费”珍贵的土地来改善环境条件，城市公园也正成为“袖珍”景观，摩天大楼夹缝中树木植物显得是那么孤立和可怜。而在旧城改造的规划中，建筑物之间的间距越来越小，有的开发商甚至认为现在多为双职工家庭，白天大人上班、小孩上学，根本不需要什么阳光和日照，小区的绿地也是尽可能利用地下车库的占地来建设，根本不可能种大树，多为草坪和水池等“看上去很美”的人造景观，城市的户外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少。 3．从全国来看，城市排水设施落后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重光告诉记者，城市地下建设与地上建设是同等重要的事。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更重要。但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这一关系却被颠倒了过来。“首先是城市整体规划不够科学，没有长远科学的预期判断。”杨重光说，在城市规划上，地上建设与地下建设怎么能够相互匹配与适应，城市内部与外部如何协调，有很多具体细致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但这些年，我国城市发展思路有不小的偏差，各地都更看重地上建设，可以直接带来城市外表的提升，对地下建设重视不够。在杨重光看来，城市地下系统建设是公益性质的，不像地上的房地产开发可以盈利，很难吸引民间资本进入。地下建设完全需要政府投入，但各地投入都不够。不仅如此，各个城市的地面都被大面积硬化，导致城市地面的渗水能力越来越差，结果就是一下雨就内涝。有数据显示，北京超过80％的路面被混凝土、沥青等不透水材料覆盖，雨水根本无法渗透。类似的观点来自市政问题专家、《公权市场》作者徐宗威。在他看来，我国城市普遍存在排水系统建设滞后问题，城市在迅速地大规模发展，但却没有能够与之相适应的排水系统。“在国内，排水管沟直径超过3米的几乎没有。而在一些国家，排水管沟可以跑汽车。”徐宗威说，地下系统的建设看不到形象，对城市外观的改变没有贡献，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样的观念造成了现在的结果，各个城市都在建设高楼大厦，但地下系统建设却裹足不前。在徐宗威看来，尽管城市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造成了城市内涝，但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地下系统建设的滞后，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城市规划。“城市太大不仅带来排水问题，还会带来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病。但我国城市却争先恐后地朝‘大’发展。”徐宗威说，城市太大，搞再多的排水沟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城市发展能不能改变思路，搞小型的、组团的城市? 4．前段时间，国际慢城会议开展了评选“慢城”的活动。“慢城”就是“深切地致力于保护与维持纯净的自然环境、大力倡导与推行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技术、热情接待外来客人、鼓励积极参与公共活动”，构建人与自然、人与城市的和谐格调，敬仰自然规律，注重返璞归真，注重精神内涵，以及温情脉脉的城市文化。联系到城市发展，就是城市发展除了注重外在形象、大广场、摩天楼，更应该充分考虑到宜居氛围、人情味、城市主体的生活和谐和方便需要，住得舒心，活得愉快。这样的城市，就算是没有华美的外在，因为城市和人之间的情感默契，人们的幸福指数就高，就很快乐。“慢”的理念很受人称道，可落实得却不好。当今，很多城市发展为了打造耀眼的形象名片，更注重“快城”观念，大干快上，大力营造现代化的形象工程，最典型就是我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3个正在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中国首份《摩天城市竞争力统计报告》显示，当前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而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数量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快城”的确能在短时期内改善城市形象，可因为过分功利、过分追求城市政绩，城市基础性设施投入和重视意识不够强，却呈现严重的先天不足。这种所谓“快”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现代化漏洞”，会加剧城市的精神拥挤化程度和精神粗糙化。人的价值、人的权益受到忽略，人和人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冷漠和缺乏亲情，根本无法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这种精神损伤远比城市成为“水上威尼斯”更让人担心。 5．2011年8月2日，武汉市水务局长姜铁兵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前一天晚上，武汉三镇瓢泼大雨，水务局办公大楼许多办公室的灯火彻夜通明。8月1日晚，武汉再次发生内涝，横穿城区的主干道雄楚大道由于路面积水导致交通瘫痪，水务部门设法连夜排涝。6月以来，暴雨连降江城，每一次降雨都导致武汉发生内涝，有网友为此调侃：“到武汉看海!”内涝在6月18日到达顶峰，武汉市政府随后迅速问责四名水务系统官员，姜铁兵的副手被免职。2011年6月间，全国二十余城市市内相继发生严重内涝，武汉是第一个对排水部门动真格的城市，其问责力度之大，所涉人员之多，为近年少见。问责四名官员的消息一公布，在武汉官场引起了极大震动。7月21日在武汉市委会议中心播放问责视频短片时，与会干部个个神情严肃，会场鸦雀无声，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在会上说，把前几任没有完成好的治水工作全部记在一个人(姜铁兵)的头上，实在有些过意不去，但在重振“大武汉”雄风而掀起的问责风暴眼上，“我们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武汉真正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始于2011年4月6日，以期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工作，剑指干部“庸、懒、散”等作风问题。针对全城多处严重渍水问题，市长唐良智在东湖排涝工作紧急会议上怒斥水务部门“反应不快、应急不力，这也是典型的慢作为!”据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材料显示，问责视频放至东湖水位严重超高为什么不能及时排出时，解说员的语气突然加重，“五年间水务部门不积极组织清淤，这是不是不作为?明渠所涉在建工程和违法建筑的工地倾倒垃圾渣土，是否有效制止，整改通知为什么不兑现，执法的效果又在哪里?”武汉市纪委的一位同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次问责，其实“问的是一种责任心”。但多位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只有水务部门承担责任，规划、城建、交通和环卫等部门也不能摆脱干系。 6．暴雨过后，座座“水城”骤然现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最大的病根在于城市开发、‘重地表、轻地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虽然极端气候是导致城市内涝的直接原因，但与快马加鞭式的地面建设相比，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明显滞后，造成严重“肠梗阻”，这才是症结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制于资金、技术等因素，加之当时城市规模较小、人口密度偏低，相关部门对下水道等基础市政工程的设计、建设标准普遍较低。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的急速扩张。以北京为例，2000年，北京市建成区面积仅有700多平方公里，2010年已达近1 400平方公里，10年间翻了一番。随着城市数量增加、范围扩大，“热岛效应”也在不断加剧，城市遭受突发强暴雨袭击的频次显著增多。加之城市地面硬化及不透水面积逐渐增大，城区雨水汇集速度加快，地面下渗能力大幅减弱，河道缩窄行洪断面减小，城市排水系统压力明显加大。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欠账较多，城市排水管网的建设明显滞后城市化进程。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统计，目前用于市政基础设施的财政性资金仅有4％投入到排水系统维护；养护维修资金90％依靠地方财政投入，难以按标准进行定期养护维护。来自国家防总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省会以上城市的排水标准一般只有一年一遇到两年一遇，其他城市的排水标准更低。 7．2011年7月2日这天，青岛市排水管理处处长安宝月在工作日志上记下了四个时问点：12：30，15：30，16：00，21：00，它们分别对应着当天这个部门发出的准备预案、三级预案、一级预案、特级预案。作为应急机制的顶级方案，特级预案意味着排水管理处全体员工和车辆将按照周密部署全部到位，严密监控并及时维修各个路段的排水设施。当天，大约15时左右，窗外天色逐渐转暗，突如其来的大雨倾盆而至，这座城市经受了2011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降水。令安宝月不安的是，对一座海边城市而言，这一天正逢农历初二即天文大潮的日子。这意味着海水潮位上涨，部分低洼区域会受海水顶托影响正常排水，城市排水系统的泄洪能力由此将受到严重挑战。在应急预案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刘利及同事们同样奔波在勘察积水情况的路途上。据刘利介绍，每逢暴雨必到现场查看，一直是几代设计工程师延续至今的传统。和往常一样，她重点查看的是市区内几处容易积水的路段：“有短期积水，都是由于地势原因造成的。”直至3日16时最终解除预案，在长达20多个小时的降雨时间内，安宝月和她的同事们始终没有合过眼。暴雨过后，令她欣慰的是，整座城市的交通没有发生瘫痪，没有内涝产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零积水，也不意味着青岛完全不怕水淹。”安宝月并不讳言，毕竟还有几则商铺被淹的消息见诸当地媒体第二天的报道中。安宝月解释，积水处一般发生在低于零海拔的铁路桥下、在建工地，以及路面不平的地段中，“这些都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之前全市已改造15处较为严重的积水点，剩下4处的改造工作将在7月中旬左右完成。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青岛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雨劫，与自身地理优势有关。“青岛的丘陵地形以及三面沿海的位置决定了降雨时积得快，排得也快，与位于平原地区的城市相比，有很大优势。”刘利解释。“在这座城市，排水重现期的设计均高于国家标准。”刘利介绍，雨水管道的设计是以最大雨水流量为根据的，所谓重现期，是一个水文概念，即所采用的最大暴雨量为多少年一一遇的暴雨。目前国家标准是0．5～3年，青岛主干道的排水重现期一般是3～5年，部分暗渠甚至达到10～20年的标准。居于全国领先地位的排水系统，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以及地理优势，这样的“地利人和”被安宝月归纳为青岛排水系统的优势所在。而在城市设计者们的规划中，雨污分流模式显然在整座城市排水系统中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雨污分流，即雨水和污水在不同管道中处理，据刘利介绍，目前市内绝大部分地段已完全实现这一点。 8．法国大文豪雨果曾经写道：“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在众多城市遭遇“水浸街”后，这句话被多家媒体数次引用，用以再次向世人介绍那个连下水道都仿佛承载着文化的巴黎。巴黎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下水道系统。从1851年一个名为欧仁尼贝尔格兰的工程师首次为巴黎下水道系统的发展、清除和维修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起，一直到1999年，巴黎才完成对这个城市废水和雨水的100％完全处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完善，巴黎下水道总长2 347公里，约2．6万个下水道盖、6 000多个地下蓄水池。每天，超过1．5万立方米的城市污水都通过这条古老的下水道排出市区。这样的市政工程初期投资巨大，但后期使用过程却节省大量人力和物力。即便在多雨季节，巴黎仍旧畅行无阻，地铁通道上不会挂“瀑布”，车子也不会变成“潜水艇”。那么，国内的下水道工程是否可借鉴这种看似完美的巴黎模式?在中国的城市马路下，密密麻麻分布着雨水管、污水管、燃气、电力、电信等各种管网。由于在初期规划并未综合考虑城市未来发展速度，各种管网铺设往往是反复开挖，各自为政。而出于各种安全考虑，不同管道间必须有一定的间隔。例如，为防止污染，污水管与给水管不能离得太近；而为了防止漏电导电，电力管又不能与水管离得太近。因此，如果要扩大原来的排水管口径，周围的其他管线位置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如此一来，就相当于把地下所有的设施都重建一遍。在业内人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以人为本”的理念才是最值得国内城市学习的东西。 9．在一些发达国家，防止城市内涝的问题早已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譬如美国，防城市内涝的法律制度对城市内涝防范、治理措施，规定得相当详尽。其中，佛罗里达州就制定了《雨水利用条例》，规定新开发区的暴雨洪水洪峰流量不能超过开发前的水平，所有新开发区必须实行强制的“就地滞洪蓄水”；在日本，甚至还有《下水道法》，对下水道的排水能力和各项技术指标都有严格规定。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中国也有一部《防洪法》，但在防城市内涝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则几乎是一片空白。让北京工业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周玉文痛心的是，由于相关部门对于城市排水管网事业的重视程度不够，专业人才的流失问题也已逐渐暴露出来，并且日趋严重。在周玉文看来，以前不少大学都曾在本科设有给排水专业，但由于近年环保事业蒸蒸日上，许多原来读给排水专业的人都转行去做污水处理，还有大批人才流失国外。许多高校甚至还取消了给排水的本科专业设置，以致目前全国真正能培养排水管网专业人才的学校已寥寥无几。周玉文表示，“一到出了问题，才发现能解决问题的人太少了。”周玉文把自己的专业领域形容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似乎真的像城市脚下的下水道，很有些寂寞清冷的味道。三、作答要求
二、资料 1．2004年6月24日，记者走进了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江苏省人民医院人类精子库。成立于2001年12月的江苏省人民医院人类精于库是卫生部最早批准的两家人类精子库之一，现有库存精子标本2万多份。两年多来，江苏省人类精子库共接待了1000多名供精自愿者，他们大多是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在校大学生、公务员。 2．2004年5月18日上午，4名小伙子先后来到广东省人类精子库自愿捐精，进行筛查时却接连“落马”，小伙子们十分沮丧，但医生检验单上却标得明明白白，他们都很正常，绝对没有生育问题。广东省人类精子库的专家表示，近日有不少健康男士甚至初为人父者踊跃前来捐精，其中有不少人尽管各方面条件正常仍被谢绝，主要原因在于精子库对捐精要求比较高，并非这些自愿者本身问题，他们无需担忧。 3．人工授精是治疗男性不育症和预防遗传病、性传播疾病的有效方法，供精自愿者只有在经过一系列检验、筛选后才能捐精。 4．据了解，接受捐精的流程首先要向供精者说明供精的意义和基本程序，再与供精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然后对他们进行严格的体检和全面的实验室检查。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里，将对合格供精者“取精”，每周一次，要持续6至8周，取出的精液必须冷冻存放6个月以上。因为目前肝炎、艾滋病等的病毒有潜伏期，最长可达半年。等过了“考核过关”才能使用。 5．精子库的档案处于绝密状态，只有库里少数管理人员才能掌握。“精子受者往往提出理想中供者的条件，工作人员尽量‘按图索骥’让他们满意”，但精子供者和受者之间是保持“双盲”的，谁也无权了解精子的来路和去向。另外，为防止血亲通婚，使用同一自愿者的精子的女士不能超过五位。 6．据了解，我国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严禁私自采精、采卵。凡未经批准，擅自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立精子库的，卫生行政部门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我国在20多年前就已有了人工授精技术，据统计，从1981年起，我国在各地设置精子库44家，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各类机构有400到500家，其中开展试管婴儿技术有175家，供精人工授精126家，丈夫人工授精214家。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有些不符合技术条件的非医疗机构也在开展这些技术，不是适应症的也做“试管婴儿”，使“试管婴儿”的双胎率和多胎率急剧上升，违背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8．在重庆市，唯一获得司法授权、指定从事人工授精项目的机构是该市第五人民医院性医学保健中心。然而，重庆的一些私人诊所甚至正规医疗机构，却把精子当作商品出售，把人工授精当作创收获利的手段。这些医院没有正规的精子来源，没有严格的操作程序，更谈不上完备的法律手续。有些做法更是到了让人恶心的地步。有的医院用于人工授精的精子，几乎都由一人提供，即操作手术的男医生，这么多年下来，他的“骨肉”已有100多个了。 9．据介绍，正规的人工授精是禁止使用新鲜精液的，供精者的精液保存在零下 196℃的恒温液氮罐中，能复苏的精子才是最具活力的和优秀的。精液必须在精子库中存入6个月，经过再次检验，确认健康合格后才能提供给需做人工授精的妇女。一些地下人工授精医院，使用的都是新鲜精液，连最起码的肝功、性病等检测手段都不具备。混乱的人工授精市场带来的直接恶果是精子质量得不到保证，那些新鲜精液直接注入宫腔的土法操作，必将造成新的畸生后代，这势必给未来的家庭、社会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 10．据统计，目前我国不能生育夫妇比例正在增加。北京妇产医院男性科有关专家认为，不育人群确实在增加。1984年男性病调查显示，不育症比例为4.8%，现在国内有些地方已增至10%。在我国10%的不育者中，约有20%的夫妇需要借助生殖技术，包括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办法才能生儿育女。自1998年我国诞生首例试管婴儿以来，至今已有1000多名试管婴儿呱呱坠地。也正是20%这个巨大的诱惑吸引了一些不法之徒利用患者求子心切的心理，披着高科技的外衣赚取昧心钱。 11．据称，绝大多数地下精子库都把目光盯到了年轻而又急需钱财的大学生，有的还把广告贴到大学校园里和一些男厕里。在某省部分高校就曾出现过一些招聘大学生假期提供精子的广告单，应聘条件是：健康男性，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70米以上。该精子库声称，取精是为了研究，每人至少要捐献3次，但只要精子合格，可以继续捐献。前3次供精，合格者每次60元，不合格者每次30元。第4次起，合格者每次80元，不合格者不支付任何费用。而且检查很简单，包括取精和化验在内，全过程用不了一个小时，并不要求留下姓名。而据专家介绍，未婚的或结了婚但未生育的男士不能供精，前来供精的人必须证明他有过一个健康的孩子，且每人最多只能供精5次。而一旦有不孕者前来索精，则至少要支付3000元的费用。大学生的精子就便宜得多了，捐献者只能获60元的报酬，如果被告知精子不合格，供精者只能领取30元路费。办个精子库，能获如此之高的利润回报，这也难怪“精子库”遍地开花了。 12．面对超过10%不育夫妇这一巨大的市场潜力，一些医疗机构别出心裁推出了“名人精于库”“博士精子库”“大学生精子库”等等，真是名噪一时。但不少专家对此提出异议：四川大学的余平教授认为，智慧无法遗传，他从根本上对名人精子表示了怀疑。暨南大学医学院的遗传专家梁志成教授说，名人中有的人有遗传病，有的明星、教授生出的小孩先天就是痴呆儿、病残儿。名人中还有不少人在人格、品性等方面有严重缺陷，而这些才是最具遗传可能的。 13．1999年8月11日，成都首创“名人精子库”，被炒得好不热闹，但据成都市计划生育技术指导所的有关人士介绍，实际上来捐精子的“名人”只有8%合格。这无疑给沸沸扬扬的“名人精子库”泼了一盆冷水。 14．“人工授精”和各种名目的“精子库”的管理混乱的状况不仅会断送这项技术本身，还将引起一系列的社会、法律、伦理和道德问题。美国如今每年有3万名新生儿是用名人精子库的捐赠品，通过人工授精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随着他们的长大成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要求寻找自己的“真正的父亲”。专家们已经在担心所谓的名人精子库最终是一枚社会问题的“定时炸弹”，会引发许多目前不能预料的道德以及伦理问题，难以解决。特别是谁也无法保证这些捐赠者播种的子女，将来会不会相遇相爱至结婚生育。
材料一袅袅人间烟火气，一丝一缕总关情。傍晚时分，S市大学城附近的一条小路上，70来家小吃摊正“扎堆”经营。“老妹儿，今天吃点啥？”2米多长的烧烤车前，围着七八位客人，摊主小李热情招呼着。“滋滋滋”，烤串在他手里翻动着，散出了油香。“现在一切都安稳了，以前没证照、没固定摊位，为了占个好地方，经常和其他摊主吵来吵去，一听城管，心里就发毛。”回想起以前的日子，小李至今还后怕。在当地，像小李这样的流动摊贩有3000多位。“摊贩扎堆的地方，就是群众有需求的地方。”市城管局史副局长说，“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我们对流动摊贩实行精细化管理，给他们‘定制’专属的便民市场，让他们名正言顺地搞经营。”精细化管理并不容易，选址是个首要问题。市城管局想了一个新招：让摊主们推选出代表，带着城管队员实地考察，寻找心仪的场地。之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选址，小李现在的经营场所就是这么来的。“这样的感觉太好了！我们商户有了发言权，自己找的地方肯定满意。”小李第一时间定下了一个专属摊位，地段好，生意自然好。“有了固定的地盘，我和‘左邻右舍’都处成了朋友，还建了个微信群。”最近，他在群里听说政府还要在市中心建20处便民市场，水、气、热一应俱全。“我还想再租一个呢。”小李说。“摊有序”数字化应用场景是T县打通城市管理的难点与痛点，加强流动摊贩管理的新举措。2022年5月底，该数字化应用场景在城区3个街道27个点位试点运行。“摊有序”设置了主动清理周边垃圾，规范用电、用气、用火，上传食材采购凭证等各类摆摊条件。要求流动商贩提前预约摊位，出、收摊拍照“打卡”，同时畅通群众监督和投诉渠道。截至目前，已有838家流动商贩注册了“摊有序”，涵盖时令水果蔬菜、日杂百货、小吃点心等15个种类。T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智慧城管中心张主任介绍，“摊有序”应用场景实行积分制管理，执法人员划定摆摊区域、严格设摊时间、制定摊贩“红黑榜”，通过监控实时查看各个摊位的情况，并根据商贩使用情况及群众评价对其进行加、扣分考核。“摊有序”实施半年以来，对流动商贩占道经营的投诉量从之前的月均42件下降到5件。自从有了“摊有序”，城市治理更有温情。“这两天出摊收摊不便，希望有人帮忙”“晚上开家长会，帮忙预留一个摊位”……在“摊有序”应用场景后台，商贩们留下了一个个“微心愿”，由执法人员逐一认领，助其“圆梦”。为帮助低保户、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T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专门设置暖心摊位，由执法人员帮助申请。流动商贩林大姐的丈夫身体多病，干不了体力活，孩子还小，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她家里有6亩橘园，今年橘子大丰收，但到哪里售卖成了她的心病。得知情况后，执法人员主动联系，上门帮助林大姐完成暖心摊位的申请。在T县农商银行、保险公司的支持下，“摊有序”还推出“共富摊商贷”和“摊贩安身险”，为平时表现好、积分高的流动摊贩提供低息小额贷款和免费人身意外险。流动摊贩老陆坦言，以前一听到巡逻车喇叭声，心就发慌，立马收摊跑得远远的，现在按照要求摆摊，心里踏实，遇到困难，执法人员还会热心帮忙。“很多人认为执法人员和流动商贩是对立面，其实我们能够并肩前行。”张主任说。材料二“长知识了，垃圾分类有这么多学问。”“罚得好，下次他就不敢了！”2022年3月31日下午，龙池街道综合执法队邀请生活垃圾分类导师、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共同参与开展的一场“直播式”垃圾分类执法行动，吸引了80多万网友的围观，收获了30多万次点赞。“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垃圾收集容器分别对应蓝色、绿色、红色和黑色。”直播镜头前，执法人员小邹、小唐一边对居民、责任单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执法检查，一边现场讲解垃圾分类常识。参与执法行动的生活垃圾分类导师详细讲解了金属、塑料等垃圾对应的类别，以及不同垃圾的投放标准，并提醒要按照公示牌上的规定时间，将厨余垃圾投放至指定收集容器。龙池街道是X市特大型街道之一，人口多达80万，每天产生大量生活垃圾。“对于乱投放垃圾的行为，我们会责令其改正，在拒不改正的情况下，可对个人处以50元的罚款；如果是物业公司、餐饮经营者等责任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网友“美食达人”现场留言：“上个月因为乱倒餐厨垃圾被罚了5000元，罚得肉疼，当时觉得只是自己倒霉，正好碰上了。通过观看直播，我明白了乱倒餐厨垃圾的危害，才知道这还不是顶格处罚！以后再也不会心存侥幸了。”“在公共区域，除了统一设置的垃圾收集点，不能私自设立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执法人员小邹讲解道。执法队一行随机抽查街边的一家餐饮店，针对其户外设立垃圾桶的不规范行为，要求店家将私设的垃圾桶撤除。“你们这儿不能就地处理餐厨垃圾，应该全量交由特许经营企业收集、运输、处理。”小邹介绍，餐厨垃圾是“地沟油”的主要来源，将餐厨垃圾交由特许经营企业收运，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遏制“地沟油”走上餐桌，还可以防止潜在污染的出现。直播还设置了市民喜爱的抽奖互动环节。“我得了一大桶的洗洁精，今后一洗碗就会想到今天学到的知识，再也不会弄错了！”社区居民姜女士说。“垃圾分类应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这样的直播活动形式新、效果好，建议常态化开展。”参与这次行动的政协委员老程说。材料三“对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等违法行为，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今年10月《B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予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清单》实施以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作出不予处罚决定2520件。商标使用不当、宣传用语不准确、台账记录不完整……这些都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容易犯的小毛病。不少企业稍不留神，就可能犯错，一些无心之举甚至会“触法”。一旦被罚，不仅面临经济损失，还会被记入失信名单，一些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就可能因此一蹶不振。B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市场监管并非越严越好，对轻微违法实行“柔性监管”，相当于变“一刀修”为“边修边扶”，让执法既有精度，也有温度，更有利于实现约束和规制作用，助力打造营商法治“软环境”。“信用修复也可以代办？”还真是这么回事。2022年10月29日，D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来到高新园区的一家企业，“我们发现你们公司去年那条行政处罚记录已符合信用修复条件，请你们提供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我们会去帮忙跑。”原来，该企业去年10月因混合收运生活垃圾受到行政处罚，成为不良信息主体，今年与合作单位续签合同时，因不良信息的影响而未成功，导致企业运营出现困难。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该局主动上门为其详细讲解信用修复的条件、程序和相关法律知识，为企业“松绑”。“这不仅是信用修复的过程，也是普法学法的过程，既为我们争取到‘起死回生’的机会，也增强了我们依法经营的意识。”该企业负责人激动地说，“监管部门从过去的以罚代管，转变成现在多元化地指导企业、服务企业，更有温度和人情味了。”“以前我们对违法企业进行处罚，他们也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但是因为信用修复的时间比较长，一些企业信用修复不及时，部分企业还是会有一些抵触情绪。”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王科长介绍，今年年初该局出台了《关于市场主体信用修复工作的实施意见》，设立专班专组，主动为企业提供“信用修复为你跑”服务。“企业的转变还是很明显的，贴心服务拉近了双方的感情，执法工作的难度就降低了。”据悉，最近有不少企业主动联系该局，邀请他们去给企业进行普法和“体检”，“有病治病，无病健身”。材料四2020年1月1日零时起，漾湖全面实施全域十年禁渔。在长江重点湖泊生态修复治理中，F省漾湖走在了前列。禁渔两年多来，漾湖水生态监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如今“湖中不捕，市场不卖，群众不吃”已成常态。“十年禁渔刚实施的时侯，渔政巡查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我们有4条渔政船在东西半湖不间断巡查，现在湖上两艘船就能完成工作了。”望着宽阔的湖面，漾湖禁捕办工作人员老范说，每周他都要参与下湖巡查。八百里漾湖毗邻五个县市区。“以前渔政的40多名同事下湖稽查非法捕捞，就好比一把咸盐撒进漾湖里——咸淡根本不济事。”老范说。2020年7月，由H市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的漾湖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市禁捕办）设在漾湖管理局，小组成员囊括了农业农村、市场监管、公安、人社、财政、民政、交通等多个职能部门，漾湖生态禁捕监管从此告别“单打独斗”，进入“多手联弹”。“禁捕办实行信息线索通报机制，不论是在捕捞端、销售端、消费端哪个环节发现问题线索，都可以迅速交付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查处。”漾湖管理局农林水产处何处长介绍。通过开展“百日走访”“打非断链”等专项联合执法行动，铲除了一批团伙化犯罪组织，非法捕捞高发态势得以有效遏制。据统计，2020年至今，漾湖地区共打掉非法捕捞犯罪集团19个，抓获涉案人员256人，现场劝离垂钓人员6000余人次，湖区非法捕捞和违规垂钓情况现已基本绝迹。“新时期漾湖生态监管的实际，要求我们改变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作方式，把漾湖禁捕的防线从湖上提前到岸上、市场上、餐桌上。”该局余局长说。L县是漾湖沿岸最先开展渔民退捕工作的地区，2020年9月，589位当地渔民“洗脚上岸”，过上了新生活。“过去，我们家住漾湖边，吃的是‘碗口鱼’嘛！”该县同大镇灵台村的老夏肤色黝黑，身形健硕，是远近闻名的“水上漂”，40岁的他已经在漾湖里捕了20多年的鱼。2021年4月，退捕上岸的老夏曾外出打工寻找出路，在省城某高校食堂档口卖起了盖浇饭。今年4月，他回到漾湖，回到水上。这次，他没有拿起渔网，而是通过考试选拔当上了护渔员，协助渔政人员巡护水面，阻止违法捕捞。离家近，方便照顾妻儿，工作稳定，有医保、社保，这些都是老夏回来的理由。与老夏不同，58岁的刘大叔和儿子上岸后彻底转型——他们流转了200亩土地，自主创业办起了稻虾养殖家庭农场。“头一年技术掌握不好，虾死了；前年发洪水，虾从田里跑了；去年虾子大赚了一笔。”2021年，在乡镇农技专家的指导下，依托“稻虾共养”，勤劳的刘大叔一家收入超过了30万元。“根据退捕渔民的年龄结构、教育程度、学历水平做好转产就业工作是保障渔民上了岸、稳得住的关键。”L县禁捕办王主任说。目前，漾湖退捕的5638名劳动力已实现养老、医疗、社保、住房保障全覆盖，通过政策宣讲、专场招聘、技能培训、兜底保障等方式，退捕渔民长远生计得到有效保障。经过持续治理，漾湖平均水质创1979年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2022年，漾湖蓝藻首次发生时间较去年推迟56天，藻密度下降32%。余局长介绍，漾湖生态质量的持续提升，离不开禁渔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随着新技术装备的投入应用，漾湖水域已经建立起智能化、全天候监管系统：环漾湖沿岸，33部高清视频监控设备和9部雷达系统24小时运行，无人机取证、热成像夜视仪让非法捕捞、违规垂钓无所遁形。随着86名退捕渔民加入护渔员队伍，“人防+技防”的完整水岸一体巡护管理体系时刻守护着漾湖水域生态环境。材料五在N市，外卖小哥除了服务市民生活外，还扮演着安全监督员的角色，他们就像“移动探头”，将安全监管的视野延伸到城市的角角落落。食材生熟混放，厨师一边吃东西一边炒菜，吃完用手直接抓豆芽，操作场所苍蝇乱飞……这是今年3月15日N市一家网络平台的外卖小哥小华在跑单过程中看到的一幕，他当即用手机拍下来，发到微信朋友圈里，为的是给好友们提个醒，不要到这家餐饮店来用餐。没想到朋友转发后引起了商家所在的Y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关注，执法人员很快锁定了目标商家，迅疾赶往现场，核实情况后，责令商家停业整改，并对连锁的其他门店开展摸排检查。这件事引发了Y区市场监管局领导层的思考：餐饮单位量多面广，监管压力很大，平均每位执法人员就要监管200多家餐饮单位。外卖小哥队伍庞大，而且直接接触餐饮单位，能够第一时间掌握商家食品安全情况，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善加利用，完全可以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补充力量。该局组织人员对属地几十个在册的外卖配送站点开展走访调研，召开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专题研究，最终决定发布“召集令”，邀请小哥们自愿加入，组成食品安全监管志愿者队伍。“召集令”发出后反响热烈。4月10日，140名外卖配送员戴上胸牌，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Y区市场监管局外卖服务行业食品安全监管志愿者队伍，承担起《食品安全承诺书》中的义务和责任，严格执行行业规范，让消费者吃得安心、放心……”从此，该局的食品安全监督员有了志愿分队和处置分队两支队伍。志愿分队由经过遴选、培训的各外卖平台配送小哥志愿者组成，负责报告食品安全问题，拍摄照片或视频，通过“食安宝”小程序上传。处置分队则由区局及各分局食品科、信用科人员组成，根据食品安全隐患线索及时做出处理，并对每月监督情况进行统计分析。Y区市场监管局施行这一做法后，半年的时间里，志愿者们提供的食品安全隐患线索多达735条，这些隐患都得到及时处置，该区的食品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目前，N市市场监管局已在各区推广这一做法，全市已有2000多名外卖小哥担任食品安全监管志愿者，一些快递小哥和普通市民也纷纷申请加入这支队伍。9月29日，借鉴市场监管局的做法，市应急管理局也组建了一支“应急小哥”队伍，一批外卖小哥成为该市应急处置的“新力量”。“应急小哥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容易在第一时间发现突发情况，通过‘应急宝’报送模板，能实时反馈人员伤亡、处置进展等现场图文信息。”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N市应急指挥研判调度系统”一旦收到信息提示，就能实时显示应急小哥的点位、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结合现有应急资源，匹配距离最近的应急力量，实现科学调度，快速协同处置。随着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到安全监管工作中，如何做到行稳致远成了N市相关部门思考的问题。今年10月，该市成立了外卖配送行业党委，3家小哥流动党员党支部正式挂牌，让小哥党员们“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在志愿者队伍中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为提高志愿者的食品安全监管能力，N市市场监管局举办了多期“小哥先锋·食安卫士”培训班，不仅帮助小哥们掌握食品安全监管基础知识，还指导外卖小哥从一名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加强与商家的沟通，积极当好食品安全“宣传员”“监督员”。市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对应急小哥开展业务技能培训和情景模拟，进一步提升其先期应急救援处置能力。为调动志愿者们的积极性，市场监管部门的“食安宝”微信小程序里设置有“嘉许礼遇”功能，对服务达到一定时长的志愿者给予“积分打折”及兑换餐饮代金券、景区门票等福利。应急管理部门也制定了应急小哥积分奖励制度。N市在商业聚集区、社区等地建立“城市小哥爱心驿站”，为他们提供休憩充电、读书看报等暖心服务。市文明办联手多部门、多个外卖平台组织了“外卖小哥随手拍”作品展、外卖小哥和市民“食安找茬”大比拼等特色活动，参与活动的小哥们获赠文创礼物、爱心大礼包、非遗文化体验券等。市文明办张主任说，“我们举办这些活动，目的是让外卖小哥们感受到自己是城市安全的维护者和文明的建设者，增强他们的归属感。”N市借力外卖小哥的做法经媒体报道，声名远扬。“我们K区是典型的食品生产、流通、消费大区，一直面临食品安全监管点多、线长、面广的难题。”前来学习考察的Z市K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小曹向媒体透露，“我们区准备学习借鉴这一做法，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网。”材料六紧邻C市武康大厦旁的路口，5条道路交会，交通指示牌、信号灯密密麻麻，行人稍不留神就可能走错方向。这里交通情况复杂多变，一些违反交规的驾驶员和行人常常觉得“委屈”。一天，下班高峰时分，一名中年男子骑着电动自行车冲出了停车线，被正在这里执勤的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顾警官第一时间拦停：“直行是红灯呀，怎么能走？”对方赶忙解释：“两条路的灯离得太近，看不清楚。”听罢，顾警官带着他重新走到路口，顺着红绿灯的指向绕了整个路口一圈，边走边讲解，最后该男子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表示下次一定会注意。一次两分钟就能完成的执法，顾警官花了十几分钟在普法教育上。顾警官在此执勤16年，处罚交通违法行为上万人次，从未被人投诉过。被他处罚过的人中，有人在暴雨中为他撑起一把雨伞，有人诚邀他走进社区为居民宣讲道路交通安全知识，有人自告奋勇担任交通协管员……顾警官感慨地说：“行政执法，不是简单的管与被管，执法者和被执法者只有相向而行，良性互动，才能不断开创善管善治的新局面。”党的二十大报告中23次提到“法治”，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法治建设的高度重视。法治是固本安邦的基石。行政执法把“纸上的法治”变为“行动中的法治”，是实现良法善治的重要方式，是增强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的可靠保障。
二、给定资料 1．近年来，如何在不确定性面前应对突发事件已成为政府有关部门关注的焦点。同样是在海南省，2007年四五月份间，由于民间传闻海南香蕉染病，导致市场骤然滞销，价格暴跌。蕉价最低谷的时候每斤不到3毛钱，最多的一天损失达到1000多万元。后由于政府有关部门出面澄清谣言，才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蕉农的损失。由此可见，在谣言面前，只有真正做到信息公开，才能澄清谣言，一味地遮遮掩掩只能适得其反。 2．2003年春天，一场不为人知的瘟疫在中国大地悄悄地蔓延开来，但是同以往不同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名为“SARS”的传染病借助着频繁的国际交流很快扩散到了世界各地。中国因为没有尽早发现并公布“非典”疫情而丧失了在疫情蔓延之初便将其遏制的机会，病情不仅在中国各个省区市蔓延，而且也很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中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之后，中国政府立刻采取了行动，及时处理两名高官，严格各种信息收集上报制度；与国际卫生组织积极合作，参加东盟讨论SARS疫情并向香港提供援助。这些都反应了中国高层正在努力改善与国际社会沟通信息，力图恢复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3．“非典”初期的状况是由信息传布分等级制度造成的，比如只有给少数上级的信息是真的，而给下级是假信息或者是准备更改的信息。上级对他们接收到的信息也并不信任，认为也是信息发布者为了政绩加工过的。但是“非典”期间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很多谎报疫情的官员被免职。 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没有监测到疫情，更重要的是没有让信息及时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快速传播。中国已经加入WTO，参加到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新闻报道方面，与国际相关的信息，政府就会将它们透明化，与普通百姓相关的，就有些保留。最初，政府并没有意识到“非典”疾病的国际化，为了吸引外资，保持中国良好投资和旅游环境的形象，政府也竭力封锁信息。 虽然世界各国的行政官僚系统都有为掩饰问题封锁信息的倾向。日本就曾经掩饰艾滋病问题，曾信誓旦旦说没有艾滋病。法国掩盖血库污染也曾引发风潮。但是现在的社会已经全球化，在各个领域都在“蝴蝶效应”。 西方媒体在2003年3月初就开始报道北京的疫情，而在一名世界劳工组织的人员在中国开会染上SARS死亡之后，这些报道更是连篇累牍。 在2003年4月初，中国政府还保证境内“非典”疫情已得到控制，但4月20号却急转直下，承认了当初统计的数字不准确，北京地区得“非典”的病人从前一天的20多个一下上升了5倍。这样中国不仅在外交上很丢面子，100多个国家对中国公民限制入境，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大损害，反而破坏了我们苦心经营的投资环境。 我们从这次“非典”中充分认识到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一直有很多人担心中国人承受负面信息的能力，但是，中国的因特网和对外开放已经使人们接触到许多信息，许多社会政治问题早就众所周知，不会有信息公开在前苏联能引起的爆发性不满的事件发生。 社会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流动，政府需要掌握关于社会的很多信息(包括民意)，公众也要求政府提供相关信息，这是政治体制中的公民知情权。在SARS事件中，人们意识到知情权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法律权利，出于自身健康的切身利益，公众要求得到正确的信息，这也促使政府转换职能，官员不能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只考虑自己的乌纱帽，改变有些部门官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民负责的体制，改善信息掩盖和扭曲的现象。 4．汶川地震逞威之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不到半月，汶川地震无疑是条例实施后的一次严峻大考。 据介绍，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发现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管理秩序的虚假或者不完整信息的，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发布准确的政府信息予以澄清。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建顺告诉记者：“在条例实施之前已经有了将近一年的准备时间，可以说，政府部门的方方面面都对条例的具体规定进行了熟悉和磨合。” 他认为，条例的实施以及此次地震中我国政府的良好表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致力于政务公开工作的推广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包括条例的起草和实施可视为这一大历史趋势中的关键步骤。而最根本的目的，是确保民众真正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形成一个和谐稳定、良性运转的社会公共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莫纪宏提醒说，今后面对可能发生的余震以及灾情，相关地区政府和部门应继续坚持及时权威的震情信息发布。“在今后救灾工作中的信息披露依然应该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震情，比如还有没有余震，对于此次地震前因后果的分析等；二是震灾，要随时披露死亡人数和受灾情况。在救灾工作结束后，应该有一个总的伤亡数据统计；三是对于民众进行地震灾害预防的宣传，当人们了解了地震之后，恐慌心理也会大幅度消除。” “在条例的指导作用下，能够有效地阐明真相，避免恐慌也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杨建顺说，“普通民众对灾害来临时的信息披露要予以理解，予以支持，去伪存真，自觉地消除恐慌，积极应对。这是一种政府和民众间双向的沟通与认同。” 杨建顺表示，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害现场对于民众信心是个极大的鼓舞，但更为重要的是彻底调动现场指挥人员，将其所获得的最前沿的信息及时告诉公众，这样才能真正确保民众对于抗灾工作的认同，切实稳定民心。 5．作为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专门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况且这一意义已经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像许多法律法规一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根据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前，应当按照《保守国家秘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人们普遍的疑虑是，一些部门是否会以“国家秘密”为挡箭牌，“合法”地压缩公民知情权。 根据条例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问题是，目前我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对所谓“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 同时，该条例是一部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因此，只能适用于政府行政机关，却无法涵盖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等其他国家机构，也无法规范国内发展迅猛的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校务公开等等。 因此，有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上呼吁，以更高层级的法律推动更大范围的信息公开，以更好地推进整个公权领域、公共领域的透明化。所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仅仅是一个开始…… 6．其实，我国政府信息的公开，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从1998年作为立法研究课题立项，到2008年5月正式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走过了“十年破冰”的漫长历程。因此，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公布后，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撼是空前的。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就已开始推行政务公开的试点工作，直接为立法“热身”。目前，全国80%县级以上政府和政府部门建立了门户网站，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在各部门、各地区全面建立起来。在诸如禽流感疫情、食品安全等危机发生时，政府都会及时公布真相。 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最大的亮点，是将信息公开变成了政府的法定义务。这一根本转折显示了中国打造“阳光政府”的勇气，是继《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之后政府改革的“第三次重大革命”。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则上都应向社会公开。各级行政机关必须按法定的重点范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公民、法人等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如果政府部门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予以监督和追究…… 值得期待的还有政府信息公开的防腐功能。多年以来，诸如政府项目审批以及各种与民生有关的统计调查数据，个别政府部门隐晦不宣，容易产生腐败行为，而信息公开却是最好的防腐剂。 舆论普遍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将推动各地政府进一步向民主型、开放型、服务型转型。同时，对公民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也必将唤起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民主热情。 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后，我国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标志着我国的“阳光政府”建设已走上法制轨道…… 比如，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规定，将强制环保部门和污染企业向全社会公开重要环境信息。这是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政府部门发布的首部有关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对社会普遍关心的金融信息和政策及时通过网站、新闻媒体等进行发布。卫生部在全国31个省、区、市卫生厅局均已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负责组织本地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和日常的卫生政策宣传及重点工作进展通报工作。 河南省最近出台的《河南省关于违反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行为责任追究制度》规定，行政机关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如果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不及时更新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的，或公开不应当公开的政府信息的，都将受到监察机关或上一级行政机关的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将依法受到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目前，在河南省政府的官方网站上，点击“政府信息公开”，河南各级政府和各行政部门公布的信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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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根据北京市和广东省微博管理的相关规定，从2012年3月16日起，未通过身份认证的微博用户将不能发言、转发，只能浏览。北京和广东两地囊括了中国最主要的微博服务提供商，即新浪、搜狐、网易、腾讯四大门户微博。截至目前，四大门户网站均推出用户认证措施。腾讯微博的新增用户注册微博时需提供姓名和身份证号，机构用户需提供“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等信息，海外用户同样需要提供“国籍”“证件号”等相关认证信息。腾讯微博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相关的信息验证在政府网站后台进行，一个身份证号可以认证三个微博号码。目前，腾讯3．1亿的微博注册用户中，包括认证用户在内的准实名用户大概占总注册用户数的1／3。经了解，四大门户微博对老用户并未实施强制认证，腾讯和搜狐用户在登录微博后可以添加身份证信息，但并非强制措施。据报道，网易通过赠送保险的方式鼓励用户认证，但未认证也不会影响使用。在新浪微博，即使用户没有提交身份信息，如果微博与手机号码绑定，系统也会向用户发一个“微身份”勋章。新浪曾预计，到3月16日将有六成用户完成实名注册。 2．2010年是网络的微博年，《新周刊》甚至提出了“微革命”的概念。小小的微博以微动力改变着你我和这个世界，从即时搜索到电子商务，从网络问政到品牌营销，微博在各领域无意间“扇动翅膀”的同时，它的未来该向何处去也引起人们的深思。从微博诞生以来，赢利问题一直被认为是微博生存发展的最大挑战。即使是微博客的鼻祖——Twitter，目前也没有清晰的赢利模式。而目前中国互联网上，几乎所有的微博网站都是免费起家。作为国内微博产品领跑者的新浪微博，其相关负责人认为，“现阶段新浪微博的主要任务还是满足网友的需求，吸引人群，留住用户。至于新浪微博的赢利模式，现在还在探索当中”。应该说，这种想法代表了国内微博产品在未来商业模式发展趋势上的一种潜在心态。从目前国内微博的发展态势来看，仍然处于跑马圈地时代，先争取用户，再图赢利模式。考虑到相对有限的广告资源已经被各种媒体分羹，加之用户接收终端的特性限制和用户对广告的认可度不高，多数微博网站没有依赖直接的广告形式赢利，预计一段时期以内也不会以广告赢利。至于除了广告之外，还可以利用哪些手段来赢利，现在也并没能够找到一个明晰有效的商业运作模式。微博即时、便捷、开放的传播特点和裂变式的传播方式，使信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最大范围地进行传播；同时，因为微博的自媒体特性，使多元化意见得以表达，话语权向“多数人”回归，并开始影响舆论走势。这决定了我们无法像使用传统媒体那样对微博上的讯息控制自如，而作为新兴媒体，微博应该处于舆论安全体系引导、监管之下。但是，微博信息的真实性无法得到充分保证，这也使得微博上出现了一些虚假信息。而在微博中出现的诽谤、炫富的言论以及敏感的社会问题一旦形成舆论，也会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对微博这样的新媒体如何进行监管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新课题。另一方面，微博要想在中国市场上平安健康地生存，除了商业的运作模式和产品自身的品质之外，很大程度上还与中国的互联网监管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微博更重视强调人际关系的交往。在微博中，每个人都会和不认识的、有相同话题的、神交已久的朋友聊天。与社交网站的熟人网络不同，在微博上素未谋面的“朋友”比例更大，微博上的朋友往往通过共同的兴趣和关注点形成一个圈子，通过帮助普通人维护他的“粉丝”关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但是，碎片化阅读时代的网民，最大的特点就是瞬聚瞬散。尤其是一些官方微博，操作仅限于信息发布阶段，持续关注的粉丝少、互动少，也不会借助活动、事件、话题等方式刺激用户和粉丝的情感神经，使得用户难以与关系链上的好友通过转发、点评、私信等方式进行互动。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所说，如何使微博用户之间的互动能深入持久，如何使人际交往与微博上的公共信息传播形成良性互动，也是摆在微博发展道路上的重要问题。 3．微博最大的特点就是其随时随地、便捷、高效地即时传播，它“零时问”提供了一个满足个人碎片化倾诉与沟通的新空间，革新了网络媒体中博客、论坛、即时通讯工具的传播形态与传播速度。同时，也可能衍生出微博最被看好的一项新的盈利模式——即时搜索功能。著名IT分析师刘兴亮曾撰文指出，最看好微博的即时搜索功能，这种功能满足了人们对“即时、当下”的了解诉求，颠覆了传统的搜索模式，同时也可能产生新的盈利模式。微博的鼻祖Twitter在拒绝了美国社交网站的龙头老大Facebook 5亿美元的收购之后，自己于2009年3月又装上了搜索引擎，开始染指搜索业务，并带来了一场“从静态到动态”的搜索革命，锋芒直指谷歌。而与此同时，谷歌和微软为了能让各自的搜索引擎收录Twitter用户的微型博客消息(即tweet)，共向Twitte支付了2 500万美元，这也足以让该公司在2009年实现小幅盈利。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在“2010年上半年微博与社区调查”中发现，电子商务是微博用户最希望增加的新功能之一。其中，企业在微博上开展直销、商家在微博上发起团购，可能会成为微博上电子商务的重要体现。首先，微博集成性的特点，可以借助转发和共同“关注”，对信息进行主动性筛选与过滤，通过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和微博网络上的口碑效应，更好地帮助消费者获取企业信息，进行消费决策。据了解，目前已有数百家企业品牌进驻新浪微博，通过与消费者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组织宣传活动、发布促销信息、试水直销等举措，让微博的电子商务雏形已初露端倪。同时，微博作为即时信息的交流平台，集成了很多志趣相同的用户群体，这样的平台环境也很有利于商家在微博上进行团购类服务。一方面，微博信息传递的即时性以及集成性的特点，有利于有共同诉求的群体在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在一起；另一方面，微博信息的裂变式传播也使得微博在执行团购效率方面，是普通团购网站所无法比拟的。据DCCI研究显示，微博用户通过手机登录访问的比例为39．0％，超过三成。预计到2013年，手机网民数量将超越PC网民数量，占中国人口比例将达52．9％。这为微博在手机平台上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巨大市场。而微博即时、自媒体的特性与手机的移动、及时等特点结合起来，将能带给用户更好的使用体验。跨平台的数据交流互动是未来信息传播的必然趋势，互联网和手机的结合是双方共赢的必然选择。而微博的短小精悍也使得网络和手机的结合找到了最佳契合点，手机平台不仅能充分显示微博这种表达方式的功能与价值，也会大大提升微博的传播价值和影响力。在新媒体时代，随着用户群体社交升级的需要，手机微博类产品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而随着互联网与移动终端结合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手机微博类产品也会更好地满足用户群体日益增强的信息需求和良久性的互动交往。 4．2010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纷纷开通微博听取民声，掀起了关于“微博问政”的热议。微博“短、频、快”的传播优势为网络问政提供了更为直接、迅捷的沟通渠道，政府可以坦诚平等地与网民进行交流，借助微博进行权威信息发布，并借此塑造政府的责任意识和公信力形象。截止到2011年1月13日，已有131个政府部门在新浪注册政府微博，其中省级部门中只有云南1个，交通部门达56个，其余官方微博则为我国各地的市区县政府机构。此外，公安微博多达517个，其内容主要是警情通报，也有一些重大案件的直播。而像云南省政府的“微博云南”、北京市公安局的“平安北京”等政府微博因为在突发事件或群体性事件中反应及时、处理政务公开迅速也引起了普遍关注。随着新技术、新传播形式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政府微博会越来越多，会有更多的政府部门借助微博这个平台，推进政务公开，加强与民众问的交流与沟通，推动政府的健康运行。微博惊人的发展速度，让四大门户网站为其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同时，大量传统企业也无法忽视其光芒，将其作为互联网营销的新阵地和主阵地。据统计，目前已有涉及17个行业的数百家企业和品牌进驻新浪微博，其中包括诺基亚、百事可乐、伊利等知名企业已开始利用微博展开品牌营销。据DCCI调查显示，55．6％的用户关注朋友的微博，占据用户关注内容分布之首，行业专家和社会名人的用户关注度分别是46％和45．7％。这决定了口碑营销将成为微博营销的主要方式。通过转发和评论，有吸引力的话题被筛选出来，利用意见领袖的参与和助推，激发网民之间的关系链传播，从而实现企业品牌的广泛关注。世博期间，中粮集团在新浪官方微博账号“美好生活中粮”上，通过每周抛出一个“美好”话题，引导用户分享他们记忆中的美好生活，并对用户分享内容的即时回复，赠送有中粮子品牌信息的粮票，使得中粮旗下的各个子品牌进行了统一的新鲜亮相。在为期三个月的活动期间，用户主动发送相关微博超过1 000万条，直接参与活动用户506万，活动的官方微博粉丝数超过24万，是活动期间粉丝数最多、上升速度最快的企业微博。而中粮集团也通过此次微博营销，极好地完成了对自身品牌内容的传播和品牌形象的建设。微博因其传播的迅捷、即时，将新闻的时效性提高到了“秒杀时间”，并以草根性质的“个人直播媒体”形式，极大地满足了现代都市人奔波忙碌的生活状态和碎片化的信息获取方式，消解了传统媒体中的“把关人”和“过滤者”的角色，模糊了受众和新闻制作者之间的界线，解构了精英话语权，最大限度保障了公民表达权的实现，推动多元化意见市场的构建。对于传统媒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但另一方面，微博也日益成为传统媒体最为重视的平台之一，传统媒体与微博呈现出融合态势。很多媒体已将微博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平台，关注明星微博，接受微博报料，通过微博获取线索来源。同时，很多媒体已在微博上安家，通过微博来发布信息，并借助微博，设置新闻话题，提高媒体关注度，扩大媒体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此同时，微博时代下的传统媒体，要保证自己的竞争优势。一是要进行深度报道和整合，挖掘事件背后的真相，满足看微博不过瘾的读者的“深阅读”需求。二是学习借鉴微博式的写作手法，通过简洁精练的写作模式，找准新闻点，缩短稿件篇幅，增加版面的信息容量，满足读者“概述式”的阅读需求。三是严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秉承传统媒体的职业道德规范，严格控制假新闻的流通和泛滥，以更高的媒体公信力和影响力赢得受众的关注和认可。 5．2012年3月，济南部分市民的手机连续数日都会收到不同房地产项目发来的短信，“抄底”“优惠”“限量价”等字眼吸引了不少购房者的眼球。某楼盘销售人员表示，如果对于房价下降有担心，可以签订协议，即在购房者交款购买房子之后房价如果有所下降，开发商会根据协议内容补偿差价给购房者。 6．从2012年3月6日12时起，甘肃省执法先进推荐评选活动由省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政府法制办组织开展的先进执法集体和优秀执法人员推荐评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据了解，本次评选范围是2008年第三轮持证执法以来，全省具有行政执法职能的法定行政执法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委托组织中的执法集体和执法人员。目前，经过各地各部门选拔，共推荐候选行政执法集体126个，候选行政执法人员171人。《甘肃法制报》每日甘肃网、甘肃省政府法制信息网公布了评选集体、人员名单和编号等信息。社会各界人士可通过网络、手机短信、报纸选票三种方式投票，选出您最满意的先进执法集体和优秀执法人员。 7．手机短信已经成为人们交流和通信的手段之一。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手机用户累计达到9．76亿户，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用户国，平均不到2人就有一部手机，年发短信数量，相当于世界上所有国家数量的总和。随着全国短信发送持续攀升，手机日益成为一个文化场、思想场、舆论场。数以亿计的用户创造了形形色色的短信文化内容，其中有健康向上的，但也有不少低级趣味的内容，“灰色”“黑色”“黄色”短信肆虐，让人不堪其扰。 8．15年前，一位名叫尼·帕普沃思的人，用电脑键盘给朋友的手机上发出一条“圣诞快乐”的祝福短信。这是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有意思的是，对比世界上第一句电话通话内容“沃森先生，过来一下”，这条短信传递出的却是节日气氛。因而从手机短信诞生的一开始,似乎就预示着一个承载情感与传播文化新载体的到来，成为“改变世界的一个因素”。而承载了情感与文化的短信传播，更深刻影响了人，乃至改变了人。手机短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 9．据介绍，“红段子”是与黄段子、黑段子相对立，内容健康向上、形式生动活泼、效果催人奋进的“段子”，它可以是一段文字，也可以是一段音乐、一段图片或一段视频，具有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具备提高思想水平、净化社会道德、点燃生活激情、启迪美好人生、传播民俗文化等功能。“我遣一叶舟，载走你的愁；我执一片月，照你睡无忧；我奉一樽酒，愿能人长久；我劝西风起，赠你一江秋。”“不是所有树的都耐得住寂寞，但是白杨做到了；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记得起你，但是我做到了。祝教师节快乐!”，这样的短信，被媒体称为“红段子”。“e拇指文学”是在无线通信领域打造出的“新文学平台”，通过连续组织短信文学大赛，在社会上引起了积极反响。“红段子”和“e拇指短信文学”大赛给公众打开了一扇心之门，使公众愿意倾诉，愿意表达，愿意交流。一位网络公司负责人说，短信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创作的新平台，人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潜能，参与到健康文化的创作中，一起营造健康向上、有利人心向善的短信文化空间。 10．2007年1月23日下午，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2007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强调，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正确的宣传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理。要大力弘扬体现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大力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更多更好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要营造文化健康的网络环境，遏制腐朽落后思想文化传播，形成共建共赢的精神国家。 11．从2005年8月至今，广东移动与广东联通两大移动通信运营商鼓励手机用户，以手机短信、彩信、彩铃等形式，创作和传播内容健康向上的文字、音乐、图片、视频作品，在“拇指族”中掀起一股红色短信文化热浪。据统计，第一届“红段子”大赛征集到65万多条作品，客户下载量超过了800万条，手机间一级传播量更是突破了5 000万条。第二届“红段子”大赛的参赛作品升至300余万条，其中彩铃、彩信、动漫三类作品下载量超过了600万次。第三届“红段子”大赛截至目前，已收到作品1 035万条。在这三届“红段子”大赛中，351万普通手机用户，共创作了1 400余万条各种类别的红色短信，并由此引发了多达上亿次的下载与转发。目前，广东就大约有1亿手机用户。 12．近年来，手机语音环境污染严重。特别是，我国手机用户群中，有许多是未成年人，他们辨别力不强，最容易受到消极、低俗甚至淫秽内容影响。一些“灰色”“黑色”“黄色”手机短信的横行肆虐，既牵扯了用户的大量精力，也给未成年人精神造成损害。更值得警觉的是，随着移动通信业的发展，淫秽色情内容的手机网页开始严重污染群众的精神世界，特别容易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据媒体报道，有的因“黄段子”而致家庭破裂，有的因“灰段子”而使机关上下级关系紧张，有的因“黑段子”而遭遇伤害，青少年有的还因此断送了前程。难怪有人惊叹，“灰色”“黑色”及“黄色”短信害人哪!专家指出，目前，短信文化不尽如人意，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新技术带来的新文化载体，有些措手不及，未能与时俱进地进行有效监管和建设性引导。很多人只把它看成一种信息、沟通手段和游戏娱乐平台，没有认识到，它也是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实践中，“红段子”大赛等采用疏导方式引导手机文化发展，创新互动、全民参与的文化创造和传播模式，创新下载收益分成机制等，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的有益尝试。这种创新，不仅奠定了弘扬红色短信文化的基础，也激发了公众短信创作的热情，因此将引领一个健康的短信文化创意产业。 13．2007年，由中央精神文明委与信息产业部指导的“倡导文明、传递爱心”公益短信大赛，向全社会征集并鼓励转发积极向上的“种子短信”，大赛产生的短信应征次数、种子短信下载次数和转发次数总计超过4 000万次，数百万人次直接参与，影响所及超过1亿人，活动期间每天有50万人次以上的参与量。有关负责人表示，“倡导文明、传递爱心”公益短信大赛推进了手机短信环境的改善，引导了大众短信的使用习惯。有学者认为，还必须加强对电信企业的监管，坚持依法打击借助高科技手段传播危害社会道德、损害社会和谐信息的经营者，促使电信运营商和内容提供商切实负起社会道德责任，防止其因片面追究经济利益而损害社会道德体系，干扰手机用户的正常生活。同时，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协作，不仅要对具体案件重拳出击，打赢每一个战役，更要通过建立健全准入制度、执行实时监管等长效机制，形成对网络世界的严密监控，还广大手机用户一个清静文明的通信空间。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抗日剧《永不磨灭的番号》里，孙营长向天上扔了一颗手榴弹，竟把一架日本飞机打了下来；《向着炮火前进》中男主角的造型和装备令人咋舌，皮夹克、皮手套、飞机头、雷朋眼镜、哈雷摩托样样都不少；《抗日奇侠》中的大侠练就罗汉拳，能够刀枪不入，如同当年义和团所宣扬的那样。近年来，“抗日神剧”已崛起为“现象级”作品群。
在“七七事变”80周年前夕，党史专家再批“神剧”：“恣意戏谑、恶意歪曲甚至随意杜撰和编造抗日‘神剧’，人神共愤。”某知名编剧也认为，真实的抗战与那些违背常识、主观臆造的“抗日神剧”中制造的低级庸俗、有悖常理的情节，相距十万八千里。
至于“抗日神剧”为何像打不死的“小强”，频频出现，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引人深思。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国家被其他国家压着打了一个多世纪，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更是惨重。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我们仅军队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五百万人，民众的伤亡人数以千万计，至于经济损失，更是不可估量。最为重要的是，日本在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待侵略的认定上，始终态度不明，而中国人也总存在被害者心态，对日本人的痛恨自然是多年不减。
中国的影视产业在最近五年突飞猛进，从好莱坞电影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就能够看出来，中国电影的产值也在年年攀升，电视剧同样如此。其中，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已经被证明是拥有广大的受众人群的，比如中老年男性观众。而饱受网友诟病的《抗日奇侠》甚至卖出了单集200万的高价钱。几乎所有的影视制作公司都清楚地看到这其中的红利。
有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每年至少产出五十部抗日剧，至于投资总数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看看横店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就知道。之前的新闻报道也有爆料，称“横店一年得死八亿‘鬼子’”，这当然是笑谈，但是大量热钱的涌入确实直接带动了整个行业的跟风。
某知名导演表示：“既然大家都拍，肯定有浑水摸鱼和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存在，而热钱之所以热就在于要快速变现，快速变现怎可能拍出好作品?”
打造一个好的影视作品的前提是有一个好故事，而好故事主要来自编剧。可是，目前大部分好的抗日剧都是由一帮编剧界的资深人士做出来的本子，新编剧却很少有人能够出头。
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一套成熟的培育编剧的体系。在很多小成本的抗日剧里，编剧往往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甚至是之前没怎么接触过编剧工作的网络作家，并且这种现象广泛存在。
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华文化有了一定的疏离和陌生感，比如春节没有圣诞节热闹，传统节日少人问津，进而生出一种文化怯懦感、自卑感，认为中华文化，无论使用价值、浪漫价值和思想厚度，都逊色很多，进而将传统文化精华，比如“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都扔到了一边，言必称希腊，连学术术语、公共话语，都充满了西方味道。
文化自卑的关键在于西方国家过去一直处在经济领先地位，不少人认为“经济发达”“经济先进”就是“文化先进”，并将西方的文化标准当作重要标准，将西方人的评价当作最高评价。以此衡量中华文化价值，难有文化自信。而重建文化强国，必须要有文化自信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绵延不绝的丰富遗产和文化基因。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有底气彰显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信是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今天之所以能够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坚如磐石的文化自信，靠始终如一地坚守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靠自觉遵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永不褪色的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领，从而使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和丰厚滋养之中。这种不断增强的精神力量，使我们跨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众多“雪山”“草地”，攻克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娄山关”“腊子口”，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
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是把想法装进别人的脑袋。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对内对外虽然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的自信摆在那里，就能奠定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我们太需要借助文化的翅膀去讲好中国故事了，在故事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精神，感悟中国道路的真谛，把中国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话语权。
多年以来，正是中国共产党率先以辩证的方法分析和认识自身文化，剔除其落后于时代的糟粕，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创造与时代伟大斗争相适应的精神产品，我们才从僵化沉闷的文化窠臼中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才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就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内核的中华民族新的文化形态。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树立起的文化自信丰碑。
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在开放中发展、交融中前进，是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当代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出现历史性飞跃，是从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的，向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是中国文化翻开新篇章的重要环节。中国文化重塑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进程。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之所以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与始终坚持精神文明建设也要对外开放的方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人权、法治、可持续发展等思想理念，可以看到中国对当代人类文化成果的吸取、弘扬和提升。这是自信中的开放，也在开放中更加自信。
我们需要和强调的文化自信，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样的文化自信来自文化的外化，即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功能，它扎根于实践对文化的检验之中。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使中华民族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怎么不应该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世界为之震惊，怎么不应该自信?所以，强调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根本不在于就文化自身做演绎推理，而在于文化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形成中国的话语、中国的理论、中国的方案。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够引起人类的共鸣，激发出时代的回响。
可以深信，文化自信将为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强劲新鲜的活力。一个已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民族，将在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中留下属于自己的深深足迹，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一道，向着未来奋力前行，共同构筑人类文明的家园。
3．“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几代人都说要中国文化走出去，结果到现在还没完全走出去。”某著名影星L曾在11岁代表中国外访，喊着“把中国武术带向世界”的口号快30年，但他知道自己根本没弄清楚要带到哪儿，不知道人家要什么。“如果我们整天在喊，把中国文化打出去，我跟你说，哪儿也打不出去，因为你光想着出去，却没想过人家要不要。”他认为国人40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市场需求。“其实应该倒过来想，这个世界的年轻人喜欢什么?”L认为，只有想清楚国外的年轻人喜欢什么，找到适合全球年轻人的主线，才能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接受中国的东西。
“只要传统文化可以服务现代人，以及对未来的人类有帮助，它就自然会留下，别人也自然会接受。如果传统的那个东西对现在和未来的人没有帮助，无论怎么挖掘、怎么整理，它也会断的。比如皮影戏再怎么去宣传，现在的孩子也不会跟着你玩的，把它作为一项博物馆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记忆足矣。”L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对待老祖宗的东西，其实应该思考怎么把它那种精神提取出来，再变革，变成适合每一代人都能继承的东西。"
4．不久前，中国凉菜“拍黄瓜”风靡纽约，不少民众发出“中国文化又一次成功输出”的欢呼。然而，纽约版的“拍黄瓜”并非原汁原昧的中国版“拍黄瓜”，用来拌黄瓜的作料也并非中国常见的蒜末、虾皮和香醋，而是沙拉酱、酸奶、奶酪和白醋。
很显然，纽约版的“中国拍黄瓜”，不过是听上去、看上去像是中国菜，闻起来、吃起来却仍是纽约人早已习惯味道的“混搭”“合成品”。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所谓“中国名菜”在纽约或美国其他地方从来不乏其例，如名字差不多、味道差不少的咕咾肉，和美国人耳熟能详中国人却不知所云的“左宗棠鸡”“李鸿章杂碎”之类，听上去俨然如假包换的中华文化，吃起来却千篇一律的美国式酸甜味道。
其实这并没什么好嘲笑的，文化输出素来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同的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气候人文，都会造成异文化传输的“水土不服”。令国人食指大动的煎炒烹炸手艺，五花八门食材，千奇百怪调料，对许多美国人而言非但难以下咽，甚至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同样，美国人早餐离不了的生肉制品，视作美食精品的三成熟带血牛排，“中国胃”又有几只可以真的长期消受?
不光在吃这方面，其他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真正成功的异文化输出、交流，往往是既“留头存面”又“改头换面”，既突出输入性又因地制宜以适应他乡水土的，在这方面美国的确是很好的“拿来主义”榜样，从英语到流行音乐，无不经历了这样一个“混搭”和“本土化”的消化过程。与之相比，一些中华文化海外推广活动、项目，就显得有些生硬，宛如硬把蒜泥加老陈醋版的拍黄瓜塞给普通纽约食客，效果如何，恐怕至少是要打个问号的。
5．作为戏剧的鼻祖之地，英国观众对戏剧的挑剔是出了名的。然而，2018年1月25日至27日在英国伦敦哈克尼帝国剧院首次上演的中国广州本土创作话剧《邯郸记》，却让无数英国观众感到“惊艳”和“折服”。
《邯郸记》在伦敦的三场演出上座率达90％，观众人数2000人次，反响热烈。当地观众表示感动：“请向剧团表达我们的感激，谢谢你们不远万里地把如此精美的戏剧带来伦敦!”文化专家寄望未来：“期待更多中国戏剧登陆伦敦，让英国观众更直观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
本次赴英国巡演的是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改编自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经典作品《邯郸记》的同名话剧。该剧导演、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得主王筱頔表示：“英国是戏剧的鼻祖国家。去之前我得到的消息是，英国观众比较‘排外’。但从当地媒体的报道分析却能看出，‘排外’的原因，也许是我们之前的有些节目，并没有真正引发当地观众的兴趣。事实上我们的演出印证了这一点：英国观众不是‘排外’，对好的戏剧，他们是接受的。三场演出，英国观众大大超过了华人观众，一场比一场多，到了第三场就全满了。”演后的交流中，有大学教授、戏剧导演、剧院的艺术总监用“惊艳”“意想不到”来形容《邯郸记》。他们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中国戏剧”。英国剧院人士表示，希望承接《邯郸记》的欧洲巡演。
这次演出，让王筱頔认识到：“文化走出去需要有好的作品，能够和国际对话的作品。我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如此，审美和外国当地观众在一个层面上，就能和国际接轨。”
6．美国建国的历史仅二百余年，其整体文化资源禀赋并不突出，却凭借其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运用外交、政策、技术、文化等各种杠杆因素，形成了成熟的巨大的文化产业链、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群体，创造了后工业时代一系列的经济奇迹，成为举世无双的文化强国。
美国宪法在制定之初，便将版权与专利保护写入其中，并明确提出这将“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之进步”。当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文化知识保护法律体系，包括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等。这些法律对促进美国文化产业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迪士尼公司创作的“米老鼠”形象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为此美国多次修改版权法来保护米老鼠的版权，如将公司版权的保护期从原来的75年改为95年，个人著作权保护期也从著作人死后50年延长至70年，保护了文化公司以及个人文化创作者的利益。
二战后，美国依托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全球范围内网罗文化艺术人才，有统计资料显示，仅在1990到1991年间，移居美国的文化界人士就超过3万人，其中1500人为著名文化界人士，这些移民为美国文化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美国好莱坞不断从世界各地引入最优秀的导演、演员、电影制作人等，创作出大量经典影片。除了引进文化艺术工作者之外，美国还重视国内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全美有超过30多家大学都开办了文化管理专业。为应对游戏产业的日益繁荣，美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始设置相关课程，如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就开设了游戏技术、动画制作等课程。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个别出版企业别出心裁地将网络技术应用于出版物的销售，结果极大地提升了图书和音像制品的销量，改变了相关行业的格局，亚马逊等图书购销网站由此一鸣惊人。在迪士尼主题游乐园，融现代科技、舞台表演、特技于一身的各种表演精彩绝伦，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欢乐体验。在好莱坞的电影中，高度逼真的电脑特技令观众震撼，仅《阿凡达》一部特效电影在全球的票房就达到了22亿美元。在百老汇音乐剧中，先进的声光电特效技术令人仿佛身临其境，极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科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增强了美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美国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为核心，将广播电视业、电影业、新闻出版业、艺术表演业、建筑业、广告业等充分结合在一起作为主要的产业链条，通过资本、科技等联系逐步延伸，将旅游业、制造业、博物馆业、园林业、种植业、建筑业、体育业等行业变成相关产业链的分链条，使文化创意在体系内不同链条上的价值不断被发掘和利用。迪士尼创造了米老鼠等艺术形象，进而制作了以其为主角的电影，出版了相关的图书杂志和音像制品，在电视上推出了系列动画片，市面上销售印有卡通人物形象的文具、礼品、饰物、衣服等，到后来建成了主题公园，加入了现场艺术表演、观光巡游、特技魔术等项目，再到落成迪士尼宾馆及相关餐饮服务设施，多种相关业态都因卡通形象的品牌效应受益。据统计，迪士尼公司的相关品牌销售额超过总收入的一半。
美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非常少，主要是民间资本投资。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好莱坞环球影城、百老汇等文化设施都是民间的创意，是吸纳民间资本投资形成的。即使是由政府出资的文化项目，在决策方面也是采取董事局的组织形式，由董事局聘请的专业人士管理与经营，日常经费则通过各种门票、培训收入以及社会方式筹措。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不仅解决了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而且形成了文化产业的竞争局面，保证了足够的、差异性的文化产品供给，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促进了文化资本的再循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为吸引更多资金进入文化产业，美国的文化市场向国际资本打开了大门，积极鼓励外来资本投资，通过跨国资本运作加速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7．近年来，文化扶贫成为社会上热议的话题之一。不少专家认为，各级政府及社会力量要通过特色文化产业扶贫，让老百姓在参与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尝到甜头”，调动自主脱贫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扶贫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在这方面，陕西各地有着诸多尝试，在认清“家底”的基础上，寻找可以背靠的“资源树”，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特色文化产业来自民间，贴近民生，兼具遗产保护、文化传承、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文化富民等方面的复合型功能。近年来，一些地区依托其民间手工艺等文化资源，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与农民脱贫致富紧密结合，实现了资源保护和利用、脱贫致富等多重效益。
南郑县位于陕西汉中盆地西南部，是一个千年古县。为了让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脱贫工具，该县将政府资金奖励、传承人带徒传艺、生产性集中培训等非遗传承工作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探索出一条既造福百姓，又使非遗文化活态传承的新路子。“通过鼓励村干部或生产经营能人以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建成藤编、棕编等五大生产性传习基地，将手工艺项目转化为乡村特色产业，助力百姓脱贫致富，也使古老手艺焕发青春。”南郑县文化馆馆长王庆和如是说。
渭南合阳县历史文化资源独特、底蕴厚重，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诗经》发源地。截至2016年，合阳县已经形成了涵盖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经营、手工刺绣、面花制作、纸塑窗花制作、书画经营、电影放映、艺术工艺品开发等10多个领域的文化旅游产业体系，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多达200家，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工作者有1800余人。2016年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累计达到3.4亿元，文化产业增长率达到12％。
“安塞腰鼓甲天下。每年县内外都有很多表演机会，迫切需要一批优秀的腰鼓手，不愁没市场。”安塞区腰鼓艺术团团长张海学如是说。为此，艺术团积极吸纳贫困人员加入腰鼓培训班，不但增加了贫困人员的收入，还能促进腰鼓艺术的发展。
二、给定资料 1．领导干部，在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处于“首领”的地位，其法律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那么，经过这些年的普法教育，我们领导干部的法律知识到底有多少?他们的法律观念到底有多深?他们依法办事的能力到底有多强?围绕这3个方面的问题，河北省委党校课题组对华北某省的34名地厅级干部、59名县处级干部，158名科局级干部进行了问卷调查。 2．调查结果令人吃惊，下面是部分调查结果：在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和重视程度方面，系统学习过《宪法》的比例，地厅级是85%，县处级是70%，科局级仅有65%；系统学习过《民法通则》的分别是56%、49%和36%；系统学习过《行政处罚法》的分别是59%、47%、39%。正是由于知识不足，对法律问题的把握也存在着类似差别。在回答“什么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时，地厅、县处、科局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是91%、86.4%和78.5%。在回答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时，三级干部的正确率分别是23.5%、17%和12.7%。 3．从调查情况看，目前领导干部虽然充分认识到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但自身的法律知识准备不足，尤其是《宪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有关国家体制、法律原则、领导干部职权的产生、运作、界限和法律责任等的知识和素养严重缺乏，对宪法和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问题了解不够，把握不准。更令人吃惊的是，接受调查的领导干部中，竟有27%的领导干部没有学过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这不能不说是令人堪忧的现象。 4．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深入，导致了一些领导干部对有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例如，对于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样一个宪法常识问题，有1.6%的人回答不知道，有17.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是地方各级党委的执行机关，有25%的人认为地方各级政府就是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回答的正确率仅有55.9%；当问及是否学习过《行政诉讼法》时，有49%的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能正确回答出“在行政诉讼中主要应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重要的证据规则的人仅有15%。另外，不少领导干部对“行政执法”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对“检查”、“处罚”这类限权或剥夺权利的行政行为认为是执法，而对为公民法人登记、发放抚恤金这类赋权的行为则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是行政执法。 5．在权威观念上，有67.3%的人认为，依法治国应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这无疑是十分可喜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被调查者也有8%选择了“法律的权威不能大于人的权威，尤其不能大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样一个人治论的观点。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上，只有 41.8%的人回答是公民权利产生国家权力，而42.6%的人回答是国家权利产生公民权利，另有15.6%的人回答“不知道”。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以及“国家公务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这样的法治观念在一些领导干部心目中还相当淡漠。有71.6%的被调查对象对“依法治国”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水平，而对“依法治吏是依法治国的核心问题”采取认同态度的仅仅有25.9%。 6．调查对象中，许多人看到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艰巨性，仅有3.6%的人认为我国的法治国家目标会很快实现，而86%的人则认为虽然能够实现，但很艰难。只有48.6%的人认为，我国现存的法律制度对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另有46.6%的人认为，虽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执法现状并不如意。 7．对“一个行政执法案件，在实际中是否能够以法定程序公正解决”的问题，只有2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能够依照法定程序公正解决，其余近8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权压了法”或“钱了了法”；有51.8%的人认为“权力对公正执法的干扰最大”。 8．但是，当问到“您处理违法行为时，您的上司来电话说情，这时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时，表示“能继续坚持依法办理”的被调查者为66.1%，表示“准备迎合领导意图或为了给领导一个面予，违心地打点折扣”的被调查者也高达33.9%。这种情况说明，作为执法者的领导干部，虽然大多数具有依法办理的信念，但当遇到权势的压力或个人的利益、地方利益发生矛盾时，其执法的坚定性将大打折扣。 9．对当前执法现状的评价，基层干部显然要悲观得多。在依法办理的坚定性方面，干部级别越低，赞成并坚持依法办理的比例越低；在遇到权势的压力时，准备放弃法律原则迎合领导意图的比例却越高，在科局级干部中的比例竞高达41.1%。 10．不久前，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下发《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为了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四个五年规划》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精神，进一步培养和增强领导干部的法律素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水平，加快推进依法冶国进程而推出的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