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藏武陵山脉腹地的S县，距本省及周边省的省会城市均在500公里以上，是名副其实的“边城”——四面被崇山峻岭包围，既形成了地理上的疏离，更有地形上的隔绝。质朴、恬静的面纱覆盖的，却是贫穷与落后。逃离“边城”，成了不少S县人的人生愿景和目标。当S县通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小姚还是个放牛娃时，S县还没有通铁路。那时人们要去本省省会，得先坐大巴车到邻省，再从邻省坐火车到省会，需要三天两夜。如今的S县已经是一座通向世界的“边城”。崇山峻岭依然在，“边城”从此不再“边”。中欧班列“武陵山号”、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往来奔驰，集装箱货场年周转能力提升至10万标箱……这座深山小城的触角早已穿越千山伸向全国，乃至全世界。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S县坐拥武陵山区最大的平原，又毗邻三省，拥有发展物流枢纽的独特优势。2012年，铁路通到了S县。2013年，武陵现代物流园区落地S县。2014年，大学毕业后的小姚入职S县通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协助政府推动武陵现代物流园区发展。他成为第一批助推S县去“边”的人。小姚所在公司团队一方面发展S县农村物流、农村电商，一方面想尽办法做活线下市场，以做商贸，促进物流发展。随着物流园区中副食品、钢材、五金机电、建材等批发市场相继开发完善，S县与外界的货物往来逐渐活跃。2018年，国内5家主要快递品牌公司先后进驻武陵现代物流园区。2022年，武陵现代物流园区已有3000余户专业批发市场商户入驻；S县茶叶、金银花、药品加工、纺织等产业得以迅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快速增长，连续3年入选西部百强县。2023年，广州振华玩具公司的余总接到家乡的招商邀请，但担心S县物流成本高，有点儿犹豫。直到从小姚处得知S县已借助物流集散能力和产业支撑，与中欧物流有限公司、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遂决定在家乡创办分公司。次年2月，“武陵山号”中欧班列满载着余总公司制造的1.41亿个玩具，远赴东欧。此后，东欧的订单纷至沓来。“这里，将是我们扩大海外市场的新起点。”余总说。S县河坝村是“边城”的边缘村，四面高山，遍地怪石，自然资源匮乏，“逃离”成了村民们的不二选择。2019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省地质研究院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河坝村一块石头上发现了一条状似鱼类的痕迹。经考证，这是一条4.23亿年前的全颌盾皮类古鱼，即后来被命名的袖珍边城鱼。对于古生物学界而言，这是世界级的发现。霎那间，这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河坝村出了名，村民们却不以为意。他们唯一想知道的是：这个震惊世界的大发现，能给村子和自己带来什么？考虑到村里的地质结构，省地研院专家团队感觉除了鱼化石外还应该有其他地质资源，便组织了一支专业队伍对村里的土壤和水资源进行检测，测出水资源富锶，土壤富硒，这些检测结果，可以帮助提升当地农产品的价值。“结合村里的富锶水、富硒土、千丘梯田等资源，我们将河坝村定位为集地质科考科普、研学旅行、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地质+自然教育’类地质文化村。”省地研院高级工程师老杨说。2023年11月，河坝村获得了全国地质文化村授牌。打那以后，村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村里的变化：乡村道路拓宽了、农房里里外外焕然一新了。与此同时，村里还建起了科普长廊、科普广场、陈列室等，这些设施里面反复播放着《鱼类的黎明》科普视频、《河坝化石鱼》主题科普MV，还摆放着许多鱼文化主题文具、装饰品等文创产品。不少河坝村外出寻梦的村民陆续回乡创业。年初，有老板投入8000万元在河坝村建设矿泉水厂，还有人准备投资发展民宿产业。“边城”，还是那座城，但却已不再“边”。

二、给定资料 1．中国人民银行2006年1月16日宣布，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于2006年1月正式运行。这一数据库目前已收录的自然人数已达到3.4亿人，其中有信贷记录的人数约为3500万人。到2005年底，收录个人信贷余额2.2万亿元，约占全国个人消费信贷余额的97.5%。 任何一个自然人，只要在银行(今后还将包括农村信用社)办理了贷款和信用卡，其信用消息将由银行传递给央行征信部门，再由后者搭建统一的个人征信系统平台，供全国所有的银行联网查询。即使个人没有贷款或信用卡，只要其开立了工资卡等具备转账功能的结算账户，其基本信息也将纳入个人征信系统的数据库。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是各商业银行的信用数据信息共享平台。主要采集和保存个人在商业银行的借还款、信用卡、担保等信用信息，以及相关的身份识别信息，并向商业银行提供个人信用信息联网查询服务，满足商业银行防范和管理信用风险的需求，同时服务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 只要个人进行过贷款、担保、开设过个人结算账户等，就会被录入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央行将继续加强与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的协商、合作，继续完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逐步完整采集个人的身份信息和社保、住房公积金、税务、教育、法院、公用事业等单位的相关信用信息。 2．2005年3月，吉林省吉林市04458投注站的彩票销售员王荣华替人代买彩票中出500万，她及时将中奖彩票交给彩票的主人高女士。然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一些传言接踵而来，有的说中奖人给她了一套房子，有的说给她20万元钱。至今都没有人相信她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诚信经营换来的是无数的猜疑、冤枉与嘲笑。 3．某电台开办公民道德大家谈栏目，下面是两个被采访人的话： 纪坚本(男，32岁，私企老板)：我最关注的道德问题是信用问题。这几年来，由于轻信生意场上的“朋友”，我用建材时被人以次充好，损失了好几万元。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涉世未深，没被坏人骗过，他的善良和诚信也许只能是单纯；只有被骗过、被坑过了，看清了人间善恶，还能坚持为人的正直和信用，才是最难得的。现在，我把信用作为选择朋友、待人处世的头条。 在我看来，信用就是说话算话、欠债还钱。我是老板，我就不能拖欠工人工资，答应过的工钱一分不少。当年我去四川做项目，需要100多个工人，没有资金垫付工资，可大家还是跟着我走，靠的就是信用。 严明(男，25岁，银行职员)：我从事银行内部审计工作。这是一个很需要职业道德的工作岗位，否则，很容易背离这份工作本身的原则。我是从支行调到分行来的，最近一段时间，我对以前工作过的那个支行的行长进行离任审核。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国家，在这次审核工作中，如果发现不符合银行操作规则的事情，只要不违反原则，我都会在措辞和方法上很委婉地处理掉。我知道这样做不太好，但大家都这样，我要是太严厉，别人会觉得我很怪。 所以，要达到很公正的内部审核效果，必须要有一个相应的体系来保证，可以让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员工有条件、有保障、相对不受约束而且没有后顾之忧地完成工作、遵守职业道德。我觉得，要进行道德建设，要树立职业道德精神，相应的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4．诚信是全体公民都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诚信可以是对社会、对他人的期望，但首先应该是对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诚信不能以他人的诚信为前提。对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来说，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身体力行，影响周围，而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有一位北京市民说：“树立诚信意识要从每个人做起，只有自己做到了诚信，才能要求别人也这样做。社会由个体组成，每个人都以诚信要求自己，社会就会成为一个诚信社会。” 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自己的诚信与赢得他人的诚信成正比，自己越诚信，就越会赢得他人的诚信回报。人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诚信无欺的环境中，诚信环境的形成取决于每个人对诚信所持的态度。如果你骗我一下，我骗你一下，骗来骗去，只能落个“两败俱伤”。如果等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讲诚信之后自己再讲诚信，那是等不到的，那等于为自己的不讲诚信寻找借口，无异于推卸自己作为社会的主人在诚信建设中应当承担的责任。 5．在我国的哲学思想里，诚信表示出了两层意思，诚是本质，信是诚的表现。何为诚?《礼记》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就是说诚是与天地人伦同在，永恒不变的。那没有了诚会怎么样呢?《素履子·履信》中是这样说的：天失信，三光不明；地失信，四时不成；人失信，五德不行。由此可知，诚信是高于一切的道理，是品德修养和行为规范，是传统道德的支柱，它同时也是社会体系的支柱。 6．媒体总结我国的消费市场有四大怪病： 怪病之一：假日消费成了宰客消费。假日消费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消费形式，可是在全国各地，“3.15”投诉中心、物价局，几乎每一个节日都会收到无数消费者的投诉电话。每逢节假日，国内的衣食住行各项消费，特别是旅游消费搭假日之车涨价的现象严重，有的甚至比平时价位高涨2～3倍。 怪病之二：广告，歪嘴和尚乱念经。此病的具体表现有：①胡乱承诺。②滥用绝对词，用得最多最滥的是“天下第一”、“世界极品”等。③玩弄语言技巧。如“买一赠一”、“免费大赠送”，可实际给予消费者的“好处”从来很难落到实处，往往是消费者一上门，即成了咬上广告这条钩上的鱼，想跑都跑不了。 怪病之三：网上商务让人欢喜让人忧。网上商务或许是先天不足等原因，在它那朝气蓬勃的生机和诱惑后面，却隐含着网上诈骗、网上宰客、网上商务信息虚假等“黑洞”。从媒体上屡屡曝光的许多网上购物得不到“价位相等”的服务，网上商品信息虚假，网上付款被盗等消息来看，有些网上商务的确令人消化不良、“食品中毒”。 怪病之四：假做真的真亦假。一位业内人士说得好：“中国的消费市场除了消费者支付的钞票不能是假的，其它的一切商品都可能有假。”时下，消费市场上的各种假名牌、假洋货、假电器、假光盘、假绿色产品比比皆是。有资料表明，国内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消费者几乎都直接间接地购买过假货，受到过假货的损害。 7．上海最近对金山区3000名公务员率先进行了诚信考核，政令不通、作风不正、工作不力、形象不佳和纪律不严均将被记入诚信服务档案。上海市人事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务员讲不讲诚信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上海将对全市所有公务员建立诚信档案，实行诚信考评。 有关人士证实，考核结果将直接与奖金及晋升挂钩，从而改变过去按照职位系数决定奖金额度的办法，实行“优秀者重奖”、“一般者少奖”和“平庸者不奖”，连续被评为优秀的公务员将提升奖金系数，考核不称职者将降低奖金系数。 8．据《海峡都市报》2006年1月6日报道，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唯一华裔得主、数学大师丘成桐近日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国内学生的推荐信。后来发现有很多是假的，是学生自己写了推荐信，然后请教授签个名，许多教授很不负责。” 让丘成桐忧心忡忡的是：国内学术风气已经到了必须整治的时候。他说：如果中国高校的不良学术风气再不整治，中国科技的发展将至少退后20年。 现今中国的学术界有种说法：十万字原地踏步，百万字才起步，千万字水平才算数。据媒体报道，山东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多达1300万字，也就是说这位副校长，一天不间断，每天能写三四万字——如此科研成果，没有水分才怪!那么这些所谓科研成果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请看有关媒体对复旦大学青年学者申小龙的报道： 申小龙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他曾经著有在语言学界颇具盛名的《语言的文化阐释》、《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文化语言学》等十余种著作，但据某些专家披露，申小龙抢先发表别人的未刊论文，将此据为已有。其中《语言的文化阐释》有40%以上是抄袭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铁平在一篇题为《反对在学术著作中弄虚作假——评申小龙＜文化语言学＞等著作》中披露该书有350页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复，这些重复的内容占该书642页的56%左右。像申小龙这样把好几百页的内容从一本书或者几本书中，搬到另外一本书的做法在学界不乏其人。 有人根据媒体披露的高校抄袭和剽窃事件，总结了高校学术抄袭的几种方法，既“全篇搬用法”、“偷观点偷思想——隐性剽窃法”、“化名抄袭法”、“署名抄袭法”、“拼装法”、“名编实抄法”、“抢先发表法”等等。 9．重庆西南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陈易近日在网上发帖称要“卖掉自己”，以换取对其病重母亲的帮助，很快，陈易的个人账号收到各地网友超过10万元的捐款。但随后，“声讨”她借此“骗钱”的帖子就出现在网上，并引发大讨论，还有网友自费专程赶到重庆调查“卖身救母”的真实性，一时间，网上争论不断，舆论沸沸扬扬。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求助帖子和信息，有的声泪俱下、有的感人肺腑，但如何判断这些求助信息的真实性，成了政府管理真空和社会管理的盲点。 重庆一位社会学专家说，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在“网络救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导致它的可信度容易令人生疑。 在陈易“卖身救母”事件之后，不少网民发出感叹说，希望有一个机构，对民间个人捐款进行监管，定期公布账目，透明化公开化，这样当事人就不会再受到类似伤害了。 目前我国捐助行为的法律关系靠《公益事业捐赠法》来规范，但这部法律只适用于“公益性社会团体”接受捐赠的行为，私人要成立这样的机构，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美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则非常规范，非政府组织全国慈善信息局制定了慈善组织行为标准，每两到四年对全国的慈善组织进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通过媒体和网站予以公布。慈善组织的透明度非常大，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去查账。这种形式的监管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在美国，慈善已经成为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 10．中国股市目前非常低靡，面临着危机。这种危机已不是股价泡沫和公司业绩泡沫问题了，而是诚信危机和制度危机。 在企业大规模改制上市过程中，他们请来一些“评估机构”，将自己的净资产值变戏法似地成倍放大，又确定一些投资项目，将其盈利前景放大。然后，确定发起人按一元净资产取得一股非流通股权，而向公众发行的股票价格由“市场决定”。证券公司为了争取代理发行权，又以自己的信誉担保所公开信息的“真实、可靠”，并承诺上市后拉高股价送一程。经证监会“形式审批”之后，盖上了代表政府信用的公章。于是，点石成金的“魔术”启动了。 这种怪胎股市也有他生存发展的逻辑：一旦造假圈钱，就必须继续更多地造假圈钱，要圈钱除造假外，还必须投入或诱人大量的资金推高股价，制造赚钱效应吸引更多的投机者杀人，杀人的投机者要想不亏损，也要默认假货，甚至放大谎言，以求新的“伥鬼”加入。 中国股市这个畸型的魔井，现在几乎同时遇到了可置其于死地的两条半边界：一是亿万股民真正领教这个怪胎股市比老虎机还厉害，比地下私彩的诚信都低。“珍惜生命，远离股市”的网上口号，决不只是激愤之辞，也是广大股民沉痛反思的结论。 11．2006年是实施国家助学贷款的第7个年头，好政策在惠及许许多多贫困大学生的同时，却存在着令人叹息的尴尬局面。2003年，助学贷款开始进入首批还贷高峰，但数据显示，全国借贷学生平均违约率接近20%。由于学生违约率过高，目前全国已有100多所高校被银行列入暂停发放助学贷款的“黑名单”，约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0%，北京高校更无一幸免。 针对这一尴尬局面，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尤其加大了违约追究的力度。2004年，教育部等部门共同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若干意见》，内容包括国家负担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全部利息、延长还贷期限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关于对违约大学生的追究措施：连续拖欠贷款超过一年且不与经办银行主动联系的学生将被公布“黑名单”，经办银行将不再为其办理新的贷款和其他授信业务。 12．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我们要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戒制度”，以此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国务院有关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在开展专项整治的基础上改革监管方式，制定信用标准，对管理对象建立信用档案，实行信用分类管理。海关、工商、质检、税务等部门根据企业信用记录和违规情况，对企业实行不同形式的分类管理。对信用好的企业，实行免检、抽检、开辟绿色通道等鼓励措施。对信用状况不好，有违规行为的企业，实行重点监管，有效的提高了监管效果。并且通过奖优惩劣，违规公示，增强了企业的守法守信观念。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建设部，食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结合各自部门的职责，开展了相关的工作。金融系统是最早开展信用建设的系统，他们还在部分省市开展了“创建安全区活动”，制定信用秩序，加大打击逃费行为，实行了全国联网，成功识别了改名套贷，隐瞒负债，联保，互保，重复抵押等蓄意行为。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司法部，教育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会诚信宣传教育的工作意见，与中央文明办，税务总局，工商总局，质检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共铸诚信的通知，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积极贯彻落实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 13．虽然现今的德国社会也不乏公司商业欺诈、个人偷税漏税等现象，但从总体上来看，德国社会的诚信度还是很高的。 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孩子在四五岁时是培养价值观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最重要时期，97%的孩子的品性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 因此，在德国青少年教育体系里，家庭是道德教育的主要场所，父母则是孩子的启蒙教育者。德国的教育法申明确规定，家长有义务担当起教育孩子的职责。德国家庭里家长也都非常注重为孩子营造一个真诚的氛围。家长们普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育孩子诚实守信，家长必须作出榜样。记者曾在德国一个小城的十字路口见到这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为了孩子请不要闯红灯”。当地居民说，自从立了这块牌子，闯红灯的行人和车辆明显减少。

给定资料1.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近期，长江、淮河等流域，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湖泊处于超警戒水位，重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他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的关键时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压实责任、勇于担当，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组织广大干部群众，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切实做好监测预警、堤库排查、应急处置、受灾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鄱阳县昌江圩险段，在那里处置险情的500名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已经坚持了四个昼夜，其中不少战士是“90后”甚至00后”。我要上，让我来!有的武警战士救生衣上写着这样的小字。为了对武警战士表示感谢，当地村民送来绿豆汤和茶水。在另一险情段，河水离堤面只有50厘米，有的地方还开始渗水，全村党员干部全员上堤，组织村民运土加高堤面，党员小徐的双脚已经在泥水里泡了18个小时，顾不上休息的他说：我们必须守护好身后的家园。洞庭湖连日来持续出现超警戒甚至超保证水位。目前，湖南省超过40万干部群众奋战在防汛抗洪一线，大堤上，湖区干部群众24小时值守巡查、清基扫障、开挖浸沟、查险找险。在大堤防汛灯照耀下，戴着红袖章的巡逻队员们有的用强光手电寻找蚁穴、鼠洞、渗漏等险情，有的敲打“竹梆子”报平安，抢险队员的对讲机通话声此起彼伏……湖区干部和人民以实战状态全力迎战来势汹汹的洪水。张家界市主要领导及各级党员干部争分夺秒，冒着大雨，踩着淤泥，蹚过积水，赶赴汛情最为严峻的乡镇，现场指挥部署防汛救灾工作，在启动防汛Ⅱ级响应后连夜深入受灾乡镇(街道)进行值班值守督查。洪灾面前，没有理由不冲在最前。”近期，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局部暴雨天气，累积雨量大。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就一直坚守在应急物资配送及社区防控第一线。在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洪灾面前，我们没有理由不冲在最前沿。”永定区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宋书记说。7月6日晚，慈利县许家坊土家族乡雨势较大，该乡党委书记谢坚立即组织调度相关人员重心下沉，开展防汛防灾巡查工作，查看存在隐患的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并叮嘱相关负责人、附近住户提高警惕，做好防护措施，有危险立即转移。红岩村党支部朱书记冒着被水冲走的危险，前往河边查看水位，并上门查看住在附近村民的相关情况；咸水村党支部邓书记分时段对辖区内的山塘水库、地质灾害点进行实时巡查，并及时反馈巡查结果；云山村成立了一支14人的应急救援队，24小时轮班，洪水冲毁了道路，队员们第一时间组织抢险保畅通。面对持续的降雨，谢坚连夜发布一条信息：今晚雨势未见减弱，请乡、村两级防汛防地质灾害责任人迅速到位，加强巡查，对存在较大危险隐患地段的住户进行紧急转移，有任何情况立即上报至村、乡，收到请回复!”“收到!”“收到!”2.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促脱贫攻坚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已经实施多年。在我国著名的小岗村，就有一位让人难以忘怀的第一书记。“一朝越过温饱线，20年没进富裕门”是小岗村当时的写照。2004年，40岁的沈浩从安徽省财政厅来到这里之后，带领村民修路、打井，支持青年创业致富……渐渐地，他找到了一条适合小岗村发展的新路，让小岗村发生了巨变。他住的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床头贴着村民的联系方式，大门从不上锁，谁都能推门而入。他也成了群众心中离不开的干部。40多年前，小岗村的18位村民曾按下红手印，改变了这个村子的命运。沈浩到来后，群众们又两次用这种方式表达了他们最真实的心愿——在沈浩任期届满时，村民们集体按下红手印，留住他。2009年11月6日，因积劳成疾，沈浩突发心脏病倒在工作岗位上，村民们再一次集体按下红手印，请求将这位好书记安葬在小岗村。从省直机关来到贫困山村的还有一位羊书记——隋耀达。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共村群众眼中，他经常穿着迷彩服，做事雷厉风行。来到共村之初，为了扶志,隋耀达给村里的一个贫困户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一步一步成了致富能人，还当了村里的后备干部。一个家庭的变化激发了整个村子的动力。村民们有了精神头，隋耀达开始着手发展产业。种植红毛丹，圈养黑山羊，编织黎锦工艺品，建设光伏发电站……经过3年多的发展，羊场的黑山羊产值近60万元，贫困户家家分红，户户增收，实现了良性循环。其他的三个项目也形势喜人，共村摘掉了贫穷帽。谈到为什么选择这些产业，隋耀达有自己的诀窍，他说要当好带头人，不能盲目地指挥，农民都是专家，要向他们请教学习。别看这位“70后”书记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其实在2014年省里派选驻村干部时，他刚被查出颈动脉瘤，不能过度劳累，但他还是主动报了名。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隋耀达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群众，连见义勇为获得的奖金也全部拿出来用于扶贫。在第一书记的队伍里，还有更年轻的战士。1989年出生的黄文秀，在同学们的心中是个爱美，喜欢穿裙子，会弹古筝的姑娘。她牢记着父亲的话——没有共产党，我们家不可能脱贫,硕士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广西百色革命老区成为市委宣传部干部，并主动请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刚到村里的时候，群众并不信任这个女娃娃,甚至对她有些排斥。她到贫困户家走访，群众也不愿意过多交谈，觉得她是个小年轻,跟她聊了也没用。面对这种情况，黄文秀着急得睡不着觉。但是很快她就改变方式方法，从帮着贫困户干活，到学习说桂柳话，慢慢地融入了这个村子，群众开始接受她。解决基础设施问题，发展特色产业，对接市场，建立电商服务站，在黄文秀的带领下，这个贫困山村开始发生变化。2018年，百坭村88户贫困户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下降到2.71%。2019年6月16日，黄文秀回家陪护刚做完肝癌手术的父亲，看着天气突变，她担心村里受灾，顾不上病床上父亲对她安全的担忧，着急返回百坭村，临走前还嘱咐父亲要按时吃药。一路上她不断与村里的干部联系，询问灾情，特别叮嘱要立即组织群众防灾救灾。此时，雨越下越大，山洪突发。她给自己的哥哥发信息说，被困住了，两头都走不了。而这却成为她留给家里人的最后一句话。脱贫攻坚决胜小康，是黄文秀心中的长征,而她美丽的生命已经永远定格在这条长征路上。8年前，也是在6月份，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初，她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中写下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生存得有价值，就不能光为自己而活。”3.2014年以来，H省全面推行一村(格)一警,建立起覆盖全省各个村庄、城市网络的新型警务模式。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H省的7806个警务室、4.3万个警务工作站，9834名社区民警和4.3万名辅警，迅速投身防控工作一线，被群众称为贴心的警察蓝。2020年2月的一天，派出所刘所长接到微警局案件通报：辖区一家口罩生产公司高层确诊新冠肺炎，公司数十名技术员和工人纷纷停下生产机器，抱着行李往外跑。刘所长、村儿警小李感到事态严重，该公司日产上百万只口罩，一旦停产，影响不小。两人决定先去现场劝说工人，再寻找信源。两人很快就查清：公司一名外来人员的远房亲戚确诊，与此人无关，更没有传染公司员工。谣言澄清，人心安定。疫情期间，微警局加强巡查网络谣言，由驻村民警及时公布事实真相、处理结果。同时，协助测控体温、打击制假售假，保障辖区40家口罩、防护服生产企业复工复产。社区民警小宋2018年初到基层时，一头雾水。老民警教他，迈开两条腿，练就铁脚板,摸清底数，才能心里有数。小宋用5个多月时间走遍了123个楼栋1803户群众，了解到老旧小区情况后，便着手推动对小区进行封闭管理、技防物防改造。与此同时，他手机上还安装了“一村(格)一警智能工作平台。该平台可以提醒社区民警今天任务走访考察任务清单,做到信息精细推送、要素智能采集、任务精准派单、矛盾隐患动态清零、档案自动生成、考核实时完成。凡是需要关注的人员，平台会及时推送信息，民警也能够及时上门走访。2020年1月24日下午，小宋接到社区通知，有一名疑似患者，需要紧急隔离，可此人情绪激动，拒绝配合社区人员。小宋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迅速赶到疑似患者家门口，讲风险、说政策，终于说服其住进定点医院。村儿警”片儿警常年“泡在基层，与村居法律顾问、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动调解，可以及时发现苗头，化解矛盾纠纷。3月1日，马庄村讲理堂,村警务室的民警小许主持化解了一起持续多年的邻里纠纷。村民金某和顾某因为争执80厘米宽的一垄地，互不相让。近日，两家矛盾升级，金某脸被划破，住进医院。小许眼见纠纷越闹越凶，于是联合村干部到田间测量地块，到家里耐心说服。最终，金某和顾某各退一步，达成和解协议，确保春季正常备耕。小何不仅是片儿警,还兼任滨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直接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和民警小何一样，H省有8452名社区民警、34756名社区辅警进村(居)两委班子，兼任村(居)党组织副书记、村(居)委会副主任，兼任率分别达到100%和98.5%。将党组织设在警务室、警务工作站，针对群众急需急盼，贴近贴心做好服务。2020年2月初开始，大部分居民自觉“宅”在家里。可是，困难群众的生活却成了问题。滨河社区的老章腿有残疾，独自居住。社区民警小何了解情况后，组织辖区党员、退役军人、志愿者组成暖心小分队,及时采购、捐赠生活物资，送给老章等困难户。老章感动不已：社区不仅‘零疫情’,而且‘最温暖。文化路公安分局黄局长说：社区民警既要专业作战，又要发动物业保安员、平安志愿者、平安协会等力量。文化路公安分局辖区的商圈有20平方公里，住了近20万人，客流量大、租房户多，一度案件高发。社区民警小张到任后，督促商场、小区增加保安力量，增设高清监控设备；协同文化路公安分局警力，集中侦破手机扒窃、入室盗窃、电信诈骗等“硬骨头”案件。仅用3年时间，原来每天案发20多起的社区，实现200多天“零发案。4.2019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强调，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在湖北恩施，有一位深藏功名65年的“战斗英雄”张富清，他的事迹直到2018年年底才被人知晓。95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359旅718团2营6连战士。1948年3月，张富清光荣入伍，加入到王震所领导的英雄部队。6月，壶梯山战役，张富清担任突击组长，第一次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记师一等功。8月，张富清如愿入党。9月，临皋战役，张富清担任班长。11月，永丰战役打响，张富清担任突击连连长，战斗胜利结束后张富清荣立军一等功，并再次获得战斗英雄称号，王震亲自为他佩戴勋章。永丰战役后，西北野战军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1949年年底到1951年两年间，张富清随所在的部队，一路从陕北挺进新疆，最后将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张富清先后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一次，师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团一等功一次，两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1955年，张富清转业，他原本可以选择去大城市，或回到老家陕西汉中，但他却选择去往湖北恩施，来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人民奉献了一生。他总是一个月在农村20多天，我们根本见不上他的面。提及童年时期对父亲的印象，张富清的小儿子张建全这样说：像别人都有的趴在爸爸背上的记忆，我们都几乎没有。但在当地山区年长的村民的印象里，却正是这个小个子党员干部，带领组织大家建电站、修公路，一步步让村民的日子好了起来。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张富清才调回到县里的建设银行支行担任副行长直至离休。60多年来，张富清坚持为党为公，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家人。人要自立，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几乎是张富清随时挂在嘴边的话。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2018年年底，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张富清的事迹被发现，这段英雄往事重现在人们面前。父亲从来不让我们碰他的皮箱，更没跟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张建全说：直到这次信息采集，我们让他配合组织工作，他才拿出了这些。5.自湖北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南大学三所附属医院(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立即集结。在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党员干部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党旗永远在第一线飘扬。湘雅医院肾内科党支部争先向医院党委提交请战书，请战书落款处是支部全体24名党员的签名和手印。同日，急诊科党支部“80后”急诊医师宋延民带着行李箱到科室，并给急诊科党支部书记李湘民发去了这样一段话：如医院有援助湖北的任务，我要求报名参加，不计报酬、不论生死。我今天上班已经把行李带来了，如有指示，可随时加入战斗。”湘雅医院呼吸内科党支部全体34名党员向医院党委提交请战书。我是儿科党支部书记，必须第一个报名。”我是党员，也是医生，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有担当，如果武汉需要，我报名。……这样的党员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用自己的举动擦亮了共产党员的先锋底色。湘雅二医院发出动员令后，成立了疫情防控预备队，得到广大职工特别是共产党员的积极响应，报名人数每天都在刷新，其中共产党员占80%以上。我申请加入‘抗疫一线，我儿子也是学医的，我要用实际行动教会他比任何专业课更重要的一课——责任与担当!湘雅二医院神经外科监护室的罗征医生向党组织提出申请。感染科党支部是医院新冠肺炎防控的第一梯队，也是主战场，支部28位共产党员，除2位在国外，其他春节期间均在上班。急诊科除了日常接诊，还承担了发热病人的筛查和初步救治工作，党支部书记贺志飚带头坚守一线，从医22年，这是他第19个没有回家的春节。放射科党支部向全体职工和共产党员发出倡议，以战时状态奋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用行动诠释责任与大义。检验综合科党支部书记胡敏带领支部党员同志，与时间赛跑，克服重重困难，建立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方法学，为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持。湘雅三医院第一时间组建了由感染科、呼吸内科专家和全院党员志愿者组成的工作团队，他们的一组背影被大家称为年三十最温暖的背影。因为穿了隔离服认不清谁是谁，医护人员就在背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互相打气加油。自启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来，一线医护人员每人要穿5层防护衣，戴上口罩、面罩、眼罩等，4个小时轮班下来，全身都被汗水浸湿。湘雅医院感染病科总住院医师郑宜翔表示，工作的时候没感觉，但是出来坐下之后，就感觉自己像泡在水里面一样。而为了节约防护用品，大家甚至连水都不敢多喝，有的甚至穿上了尿不湿。有网友说：看着他们的背影，感觉到安心和放心。没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因为你们在守护着我们!1月26日，在接到国家卫健委的支援湖北的任务后，湘雅医院迅速向重症医学科发出征集通知，30分钟内便有21名医护人员志愿请命。由张春艳、殷俊、喻赛红、李湘湘、朱恋5位重症护理专家组成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家医疗队组建完毕。临行之际，4名非党员队员郑重写下入党申请书：我们跟着共产党员上抗疫前线，要像共产党员一样去战斗!作答要求

F区有工业企业500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588家，中小企业数量庞大。但由于规模小、资源少、实力弱、发展前景有限，大部分中小企业都面临高端人才匮乏的问题。“200多名员工，本科学历专业人才仅15人。”尚志摩托张总感叹，尚志摩托一直无法对生产工艺进行改造，摆脱不了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更没有能力研发高端产品，长期处于低利润率甚至亏损状态。“再不转型迟早会被市场淘汰，但没有高端人才，我们转型难度也很大。”2022年5月，F区委组织部牵头成立调研组，深入4个工业园区，广泛收集企业的创新难题和人才需求。7月，出台《F区“科技副总”进企业专项实施细则（试行）》，明确从高校院所引进专家教授到企业担任“科技副总”，补齐企业高端人才短板。9月，张总收到区经信委发来的专家人才情况介绍清单。几乎同一时间，交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孙教授也收到了首批企业的用才需求。由于孙教授的研究方向与尚志摩托瞄准的转型目标非常契合，双方不约而同选择了对方。孙教授很快就加入企业的技术攻关中。他和尚志摩托的技术人员花了两个月时间，自主研制出制动踏板性能测试平台。这一测试平台让尚志摩托具备了制动踏板智能检测能力，产品合格率提升到99.99%，生产效率提高20%，相较外包平台检测降低成本70%。孙教授的加入，让尚志摩托的转型升级多了底气和信心。目前，公司正在加速由生产传统的制动踏板、离合踏板等产品转向研发生产具有更高附加值的智能化产品。F区建立“柔性借智、协同攻关”工作机制，由区经信委派出工作专班深入园区、企业精准摸排，和企业一起制订问题清单和需求清单，给予企业最大的自主选择权，帮助它们按需引进“科技副总”。同时，畅通“能进能出”通道，对“科技副总”建立优胜劣汰的考评管理机制。F区经信委胡主任说：“两年任期内，每位‘科技副总’可享受区里提供的5万元人才基础津贴和不设上限的绩效津贴，支持他们与企业‘一事一议’商定薪酬，建立区领导日常联系机制，配备人才服务专员……”“我曾和其他‘科技副总’交流过，大家都认为，‘科技副总’这个身份及其背后的政策支持，极大调动了我们的积极性。”孙教授说，许多“科技副总”已经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一分子。“我平均每周要到公司1至2次。适合山地丘陵地形的电动履带式无人农机动力平台，就是在这种交流碰撞中诞生的。”广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科技副总”、中科院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杨教授说，该平台目前已经应用到多个地区的田间地头。“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擅长‘从0到1’的突破，企业擅长‘从1到100’的成果转化和应用。‘科技副总’正好将双方的优势结合了起来，互为对方补齐了短板。”“‘科技副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企业的研发模式，过去企业单纯向高校院所购买专利，或与高校开展短期项目合作，现在双方实现了深度融合，围绕需求端进行联合研发、设计、生产，产品更容易落地，实现产业化。”广田机械王总经理说。建中桥梁“科技副总”、工业大学刘教授的研究方向是大跨度桥梁智能监测。“我之前与建中桥梁有过一些合作，但都是短期项目制的。”刘教授说，“科技副总”进企业专项行动启动后，双方再续前缘。“跟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就是双方能开展长期、全方位的合作，进一步推动了‘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再度牵手后，刘教授和建中桥梁不断碰撞出新的研究方向，并申请了两个发明专利，还为其成功申报了“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国家重点研发项目。为了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刘教授还邀请同校的林教授到建中桥梁调研，希望促成更多的合作。“一次工程会遇到很多问题，涉及许多细分领域，这需要更多专家参与其中。”刘教授说，下一步，他们要借助“科技副总”这一模式，推动学院与企业兴建人才培养基地，让学生到建中桥梁实习，企业的技术人员可以依托学院的平台和资源开展培训，实现人才培养的双向互动。“今年我们主动链接‘科技副总’的科研团队、专家人脉等人力资源，柔性引进工程院院士等专家到F区实施创业。”负责人说，“科技副总”进企业专项行动实施一年以来，已经有46名专家人才和行业精英受聘到企业任职，帮助创建创新平台25个，实现科技成果转化40个，解决长链技术、管理、财务难题85个，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8亿元。

坐落于C市良峰社区的智惠食堂今年上半年正式运营，很快就吸引了大量“铁粉”。每天傍晚，食堂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有8岁的孩童，也有80岁的老人。类似这样的社区食堂，在C市已建成近1000家。这正是C市推进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一抹亮色。“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就是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全面回应各年龄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C市王市长说，这是“人民城市”的本质要求，在当今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背景下，将全龄友好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为此，C市制定了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全生命周期努力为每一位市民提供高效服务。在C市，像智惠食堂这样拥有大量“铁粉”的地方，并不在少数。河源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内，李大爷正在练习毛笔字，他使用的笔墨纸砚，正是由养老服务综合体免费提供的。现年78岁的李大爷，是这里的常客，从居住地到这里，他步行只需要20分钟。目前，这样的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在C市已建成35个，每天都吸引着不少老年人的到来。幸福晚年生活不仅落地社区，更是走进了老人们的家中。“有了这个小小的按钮，只要按一下，就有人来帮助我，心里感到踏实、安全多了。”市民罗大爷口中的小小按钮，正是社区为他安装的一套家庭智能报警设备——门磁检测器、燃气报警器、SOS紧急呼叫器……一个个“智能管家”，为老人的生活增添了一份安心。“按照市政府的部署，全市将开展养老护老设施智能化工作，我们社区是先行试点之一。这套家庭智能报警设备有利于社区及时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居家生活情况。”社区党委李书记说。从空巢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到建设老年人助餐点、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在C市，对老年人的关爱正全面开花。一块块积木堆叠，没多久便成了大厦，几个孩子合力，一座“城市”慢慢就有了雏形。C市欣荣社区的智慧托育中心里，孩子们正在保育师指导下发挥着想象力。过去，每到暑假，孩子们的照护问题令许多家长感到心累——托育机构离家远、托位紧俏，好不容易找到，收费又超出预期。“民生的关键小事就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别看事儿小，意义却不小。”市教育局林局长说，“我们统一规划了社区智慧托育中心的分布，正在逐步铺开建设。”随着全市社区智慧托育中心陆续投入使用，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正被送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家门口。社区智慧托育中心依托现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建成，C市鼓励国有企业、示范性托育机构等投资建设，支持以公建民营、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专业机构规范化管理运营，“既降低成本，又能保证服务的质量，实现降本增效。”林局长说。目前，C市已建成社区智慧托育中心40余家，初步建成“15分钟托育服务圈”，“入托难”“入托贵”的问题正在逐步缓解。民生的关注从不只是“一老一幼”，更是要让全龄人群获得幸福感。C市在青年就业创业、安居保障方面出台支持措施，为符合条件的青年创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申请青年创业扶持基金。张先生是一家机器人公司的董事长，这家机器人公司已经成长为全国同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回忆起创业经历，张先生满怀感动。“由于前期研发费用较高，到了成果转化和推广阶段，我们公司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张先生说，“怀着试一试的心理，我们向政府申请了青年创业扶持基金。没想到，我们的申请材料递交上去，不到一周资金就到账了，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别看这事儿不大，但做这么好也不容易！”在C市创新创业的这几年，张先生和他的伙伴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明亮的未来。“青年有发展，城市有未来。”王市长说，C市正铆足了劲打造吸引青年人才的新生态：一边加快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产业体系，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一边强化公共服务能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日前，刘女士在手机短信上看到，一笔临时救助款到账了。这是C市通过打造低收入群体“幸福码”应用平台对困难群众实施主动救助的缩影。这笔救助款，缓解了刘女士的生活困难，也保护了她的尊严。这无声的援助，彰显城市治理的浓浓暖意。“坚持把群众的‘表情包’当作工作的‘风向标’，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王市长说。对于特殊群体的帮扶，C市织就了全面的保障网。今年印发的《进一步帮扶特殊群体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意见》，围绕困难群众、残障人士、老年人、困境儿童等各类特殊群体，梳理整合基本生活保障、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综合帮扶政策，形成一张覆盖全市特殊群体的帮扶政策清单。“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要一个都不能少，让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王市长说，“我们把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落实到城市建设中，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一年接着干。”

二、给定资料 1．每年的6月都是“安全生产月”。据上海市金山检察院透露。该院自2012年以来先后办理安全事故类案件10件，涉案人数达18人。2013年以来，金山检察机关连续受理安全事故案件5件，这些事故先后造成7人死亡的严重后果。检察官对近一年来办理的安全事故案件梳理后发现，重大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安全隐患不重视，企业片面追求生产效益，安全设施形同虚设。 早在2011年8月，金山某铝业公司曾发生一起铲车撞人事故，负责驾驶铲车的李某在装卸货物时，因操作失误将正在清扫路面的一名公司员工撞倒并碾压死亡。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驾驶员李某并不具备铲车操作资质，而负责铲车驾驶员管理的经理杜某则认为“他开了这么久，应该不会出事吧，应该没这么倒霉”，据此，金山区检察院依法对杜某和李某提起公诉。 在另一起案件中，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范某在不具备起重机械操作人员资质的情况下，使用起重机吊螺旋输送管时，因操作不当，致使螺旋输送管掉落将一工友砸死。 2012年10月，某企业主周某同样以“他干了这么久，应该不会出事”为由指使不具备铲车操作证的员工装卸钢材，该员工因操作不当导致钢材滚落，顺而卷倒帮助卸货的工友，导致工友从车上摔下，经抢救无效死亡。 检察官认为，许多工种之所以需要进行资质认证，其目的就在于培养操作者具备使用或操作特殊设备的能力。然而部分企业领导无视相关安全规定，心存侥幸，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据法律规定，这种行为造成人员伤亡，负责人也要承担重大责任事故的刑事责任。 2．2013年6月18日，珠海斗门区湖心路与白藤一路交界处工棚突发大火，18个工人宿舍被烧成空壳。 东北四天三场大火的余温还在炙痛国人的神经，珠海这场大火又蹊跷而至。火势凶猛，蔓延迅速，所幸扑救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足以振聋发聩。 这火灾说蹊跷其实也不蹊跷，2012年年底就有人反映火灾隐患问题，可是为什么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听见”?大半年之后火灾果然“如期”而至，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想想都后怕，这里工棚连片，烧起来绝对是火烧连营，如果再借上东风，那上演火烧赤壁的戏码也未为不可。到那时，恐怕后悔也来不及了。 某网友对此表示：我们老是讲安全生产要常抓不懈，而且每次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之后都追责和处理了一批人，可类似事故还是频频发生。分析原因，恐怕是在很多人脑中仍然保存着“老思想”、“老认识”，这些人参加工作多年，安全思想麻痹滞后，相信自己只要按照老做法就一定不会出问题，其实随着技术不断进步，老的管理方法早就应该淘汰了!只有根除这些人的“老脑筋”，才能真正地防患于未然。 3．新年的钟声刚刚响过，鲁布革电厂信息网主页的安全天数统计数据跳到了1145天，这无声无息的一跃，为鲁布革电厂一年的安全生产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也标志着该厂实现了连续三年无事故，为南方电网的安全经济运行作出了积极贡献。 连续三年无事故，鲁布革电厂员工深知这三年里的每一天都来之不易，这“安全”二字是他们用心血与汗水写就的。 远控室内。发出过无数开机令的计算机可以作证，为确保安全，防止误操作，运行人员经历了怎样的磨炼；从厂房到大坝，那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机器不会忘记，为保证设备健康运行，检修和维护人员为它们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大坝两岸的群山曾经见证，为保证库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耐库岸边坡上，风里雨里留下了巡检人员多少坚实的脚印。 担负着厂房设备维护消缺任务的维护班员工还记得在发电机基坑内抢修时的情景。狭窄的基坑内，机器轰鸣，温度高达50多度，皮肤被烤得生疼，拿起子的手不停地出汗，“汗流浃背”这个词已不足以言表当时的状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维护人员既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抢修任务，还要高度警惕确保人身和设备安全。 这些年，为确保安全生产，为满足调峰调频电厂“开得起，调得出，停得下”的要求，鲁布革电厂的干部职工动足了脑筋，下足了功夫。仅就设备维护消缺方面，该厂加强了设备巡检力度，由运行、维护和保安人员在早上、下午和夜晚三个时间段，分四次对设备进行全方位巡检，有效地把住了确保设备安全健康运行的第一道关口。 为确保运行人员及时、准确地按照南网总调下达的96点曲线值进行开停机和负荷调整，计算机班自行开发编写了96点曲线控制应用开发软件，对避免违调、确保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提高开机成功率，值守二值运行人员制作了开机流程卡，最大限度缩短开机不成功时检查判断故障的时间。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1000多天的安全记录，来自于全厂员工的精心运行、精心检修、精心维护，来自于严格的管理，来自于每个人在各自的岗位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全力以赴做好每一件事，想方设法确保安全生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曾有人问及鲁布革电厂长期安全生产的秘诀是什么，有关负责人笑称：“我们没有任何秘诀，只是放弃了很多人所谓的捷径而已，我们坚持履行订立的安全生产条例，按照国家规定，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踏实生产。”其实，“欲速则不达”，很多想走捷径的企业罔顾安全生产条例和国家相关规定，为了一时的便利，毁掉了自己的发展大局。 近几年来，鲁布革电厂严格执行各级人员安全责任制，大力加强安全文化建设，坚持把预防事故的关口前移，开展了危险点控制、安全性评价自查等工作，以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为目标，逐步建立起了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一切事故都可以预防”的理念在鲁布革电厂落地生根。 如果把安全生产比作行车，那么，三年的平安里程只是鲁布革电厂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的征途上一个坚实的起点。相信，以每天都从零开始的精神对待安全生产，他们的平安里程会在脚下无限延伸。 4．某冶炼厂给料系统由一台皮带输送机送料，经鄂式碎石机破碎后进入下一工序。某日夜班(零点至早上八点)，负责管理夜班工作进度的负责人刘某在岗监督，由于当班所破碎的原料大块的较多，破碎机难于吃进，遇到大块的矿石必须停机将矿石取出，工人用大锤先将其砸成小块。按正常给料时的操作完成当班生产任务只要五个多小时，而这次到距离下班时间还有两小时，才完成当班工作任务的60％左右。凌晨六时左右，一块大料进入破碎机，负责人刘某看到破碎机只是在不停空转，矿石没有下去，担心无法及时完成工作任务，便将皮带输送机停下，径直走到破碎机进料口，一把拉开工人后，左脚踩在操作台边缘，右脚使劲往破碎机进料口踩矿石。石块终于被挤压进去，但由于刘某用力过猛，右脚也进入了破碎机，脚踝以下被全部夹碎。 5．德国柏林州内政部安全与秩序局设有重大灾害防护处，负责协调重大灾害的预防以及灾害发生后的救援抢险措施的实施。重大灾害防护处执行官员诺贝特．施密特在接受采访时说，任何可能发生潜在危险的机构、设施都必须有内部和外部两套应急预案。 以加油站为例，内部应急预案涉及在发生火险的情况下，现场人员如何逃生和如何报警等。外部应急预案则确定了采取抢险措施的责任人、与警方和消防队联系的责任人。应急预案中，从发现警情到报警以及其他各个环节应采取哪些措施，消防通道人口设在何处以及实施外部应急预案应做何种准备等都十分明了。在柏林，各大医院也有一整套的应急预案，以备在重大人员伤亡情况下实施紧急救助。 在各级险情中，普通险情包括火灾、爆炸、洪水等涉及到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突发事件，主要由柏林市政管理部门和警方负责解决。为此，市政管理部门和警方必须随时准备投人救援，还要有一整套在不同险情发生后的相应处置方案。 施密特介绍说，参与抢险的各有关部门对抢险措施必须互相通气、彼此协调，通常要在现场设立一个联合救援指挥部。具体的抢险方案要得到现场联合救援指挥部所有救援参与方的认可。联合救援指挥部的任务包括：明确各方任务和职责，确定抢险方案，随时进行险情评估以及向社会发布信息等。 6．2004年5月23日，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一段走廊的顶棚坍塌，造成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4人死亡。候机厅造价不菲，刚刚交付一年，本应成为法国人的骄傲，却因这起事故让所有法国人心痛。 在维修现场，一位工作人员指着封闭的走廊说：“这段走廊要完全拆除重建．目前机场正在做这方面的施工。”这位工作人员说，痛定思痛，机场方面最终作出了推倒重来的艰难抉择。走廊除了30米长的事故段，其他部分经检测仍然耐用，一些专家曾建议其他部分进行修复加固。但由于这种方案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机场最终决定将发生事故的那段走廊全部拆除重建。 事实上，在生产活动中，发生事故是难免的，关键看事后如何避免，以及将今后可能出现的损失减小到最少。防微杜渐。甚至推倒重来，是法国安全生产观念的一个重要体现。 1999年，勃朗峰隧道重大火灾事故后，隧道公司花巨资将其附近所有隧道的安全设施重新翻修，加装了报警灯，并改善了疏散系统等。2005年，勃朗峰隧道附近的弗雷瑞斯隧道也发生事故。该事故与上次勃朗峰事故有许多相似性，比如一辆运载易燃物品的汽车着火、火势迅速蔓延等，但损失要小得多，仅造成两人窒息死亡，可以说新的安全设备发挥了一定作用。在法国，每一次重大事故都会进一步加强有关方面的预防工作。这不能不说是痛定思痛后的一种觉醒，法国人正是靠着这种觉醒，不断地改进着自己的各种生产安全措施。 格里博达是欧洲科学院建筑艺术领域的院士，对于戴高乐机场候机厅事故，他认为可以吸取的教训是：有了施工安全监督程序，并非万事大吉。如果每个环节都有松懈，累积起来仍可能导致事故发生。 格里博达说，不能过分相信制度，制度是死的，在实际设计和施工中会出现许多制度以外的新问题，因此需要强调人的主动因素。不能让所有的风险都依赖制度而忽视人的能动性，这是机场方面需要反省的。 在法国，法律规定施工企业的老板是生产事故的责任人，出了事故，要被追究经济和法律责任。事故责任的判定无疑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工作流程的人为薄弱环节，并引以为戒。 7．日本政府多年来在一切经济活动中通过制定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一系列的安全对策和措施，使生产过程中的事故大幅下降，伤亡人数不断减少，成为世界上安全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之一。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日本的安全生产问题突显，工伤死亡人数剧增。1961年，日本在生产过程中因事故死亡人数曾达到6712人。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和减少伤亡事故的发生，日本政府制定了《劳动安全卫生法》、《矿山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由于法律健全、措施得当、各方重视，日本的安全生产问题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2003年，日本工矿业在生产过程中死亡的人数只有307人。 实际上，比制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更重要的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安全监督队伍。以防患未然。根据《矿山安全法》，日本建立了一整套独立的矿山安全监察体系，实施高效的监督管理。监察人员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对安全业务、设施状况、应急机制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立即彻底解决。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监察机构十分重视安全的超前管理和过程管理。不是事故发生以后再去调查、追究责任，而是事先监督、落实各种防范措施，消灭事故隐患。因此，日本矿山在实施某些特殊的项目时，必须事先制订方案，并报政府安全监督部门批准。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安全监督部门的人员现场监督指导，有效地防止了不安全因素的发生和扩大。 日本设立了“中央劳动安全卫生委员会”，负责检查生产单位的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指导和督促生产单位履行各项责任和义务。另外，日本还根据《劳动灾难防止团体法》设立了“中央劳动灾难防止协会”，提供安全卫生信息，开展安全生产教育，推动“零灾难”运动，组织安全生产技术交流，以及对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培训等。 8．2013年4月，厦门市同安区安监局针对2013年第一季度市安委会对同安区10家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督查所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逐条逐项进行复查。对于隐患整改不到位的，将给予行政处罚。 复查发现，区安监局检查组责令10家企业整改的57条隐患已整改54条，其中两家企业共3条隐患，由于近期降雨量较大、整改难度大、整改期限短等原因无法按期整改完毕，已向区安监局提出延期整改申请。 通过本次复查，同安区各非煤矿山企业都能按市区安监局要求完成安全生产隐患整改治理，取得了预想效果，确保了辖区非煤矿山的生产安全。 9．叶县为了做好危险化学品企业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积极聘请专家参与安全生产执法检查。主要对叶县辖区内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共排查出隐患9条，其中立即整改2条，限期整改7条，并依照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据悉，检查组分别从相关专家持证上岗，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安全台账及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建立，三级安全教育实施，特种设备年检等多个角度进行检查。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仍存在较多安全问题，各类隐患不容忽视。 同时，检查组还请专家对企业硬件设施进行了实地检查，发现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较多电气设施未接零或接地，一旦漏电将造成触电事故。另外，还存在有些配电房内堆放杂物、未按要求设置防小动物网罩，登高作业缺少防护栏等隐患。 10．为推动全市渔业安全生产科学发展，有效防范和遏制渔业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山东省禹城市水产局定于2013年6月19日至6月30日在全市开展渔业安全生产自查整改活动。 活动要求渔政站组织进行渔业安全生产自查整改活动，目的在于及时发现和整改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遏制渔业安全生产事故，确保全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本次活动重点查处渔用饲料、渔药及水产投入品，重点监控违禁药物的情况，此外，还检查渔船编队作业生产情况、渔船安全设施设备配备情况、渔船的持证和船员配备情况、应急值班和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情况等内容，采取“谁检查、谁负责”的方法，边检查边整改，以检查促整改。对检查出的各类事故隐患，要求落实整改措施和时限，跟踪监督整改落实。 11．全国多个地区接连发生多起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再次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指出，接连发生的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习近平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将这些事故及发生原因的情况通报各地区各部门，使大家进一步警醒起来，吸取血的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开展一次彻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坚决堵塞漏洞、排除隐患。 习近平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完善制度、强化责任、加强管理、严格监管，把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切实防范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按照习近平指示精神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要求会议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深刻汲取近期连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沉痛教训，扎扎实实开展好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整改存在的问题，健全各项制度，切实维护人民生命安全。 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来往走动，互赠礼物，互祝安康，是美好情谊的表达。特别是在结婚这样的喜事上更是讲究礼尚往来。操办婚礼无可厚非，但是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几百几千的份子钱，亲朋好友连吃多天的婚宴酒席等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在一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人情消费”持续攀升，“面子工程”随处可见。 “我和对象谈了两年多，打算过两个月结婚，可没有想到结婚太烧钱了，家里实在凑不够那么多钱，我不得不准备贷款结婚。”在H市打工的小伙L说。前不久，双方父母见面商议婚事，没想到仅彩礼一项就要15万元，还有看亲、定亲、喝甜酒等各种陈规旧俗，一场婚礼办下来没有30万元搞不定。 L说，他的家乡是贫困县，但是村里婚丧嫁娶攀比之风盛行。2015年“彩礼”一般为10万元到12万元，2016年涨到15万元左右。结婚要大宴三天，小孩满月、老人过寿、子女升学、乔迁新居等都要设宴吃请，令很多农民不堪重负。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人情往来都很正常，甚至把大操大办当作孝敬老人、关爱子女的一种表现，而且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导致竞相效仿，形成“人人喊打，人人参与”的不良局面。 还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的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光宗耀祖，显摆身份和价值。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替别人办了很多事情，积累了不少人情，认为借婚丧嫁娶收点礼金、礼品理所当然。 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关于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规定，但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到位，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变着花样操办以逃避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纪检部门主管单位，由于碍于情面，又不愿得罪人，存在监管和查处失之于软的问题。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严重超出群众经济承受能力，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发展，更与崇尚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背道而驰，亟待破解。 2．F省Q市一名干部刚刚结完婚，她在婚前执行报批制度，认真填写了《N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举办婚礼报告表》，向组织说明婚礼操办时间、地点、邀请人数等情况，婚礼现场也是仪式从简，人员从少。这是Q市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大家都非常看重传统习俗，尽管婚丧喜庆事宜铺张浪费严重，但没有人愿意拉下面子简办。如今，随着党员干部带头，逐渐形成新的风气，老百姓反映轻松多了，压力也小了，纷纷拍手叫好。”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陋习旧俗腐蚀的不仅是社会风气，还有Q市的文化根基。为此，Q市专门制定《深化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党员干部发挥“五带头”作用，即带头节俭办理婚丧嫁娶事宜、带头革除陈规陋习、带头树立文明风尚、带头落实生态安葬、带头宣传移风易俗。紧接着，该市又出台《Q市厉行节约文明举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提倡“非亲不请、非亲不去”，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以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同时，Q市还注重发挥基层党员于部的作用，由村干部带头，以村(居)民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为切入点，召开村民代表委员会，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内容融入其中，提倡“全民参与、自我约束”，兴起破除陋习的新风。 据统计，Q市下辖的J市共有392个村居通过公订公示、共信共行等方式，把群众简办红白喜事的意愿转化为村规民约，简办红白喜事从开始的躲躲闪闪变成了现在的理直气壮。在沿海地区大力倡导简办红白喜事的同时，山区也悄然兴起破除陋俗的新风。 “以前年景不好的时候，还得向亲戚借钱办喜宴，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为此事犯愁了。”Q市贫困户林先生开心地说。原来，林先生所在地在2016年年底联合邻村制订《村规民约》，取消了每年春节期间举办“佛生日”宴的老规矩，减轻了群众负担。据统计，全县已有100多个村修改了村规民约，“约”定简办红白喜事。 此外，村干部带头，积极引导村民简办红白喜事，杜绝铺张浪费，省下的资金，拿出一部分进行爱心捐助，定期对困难户、老年人进行慰问，形成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乡风，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各级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率先垂范，倡导文化引领、破旧立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带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3．斑马线是行人的安全“生命线”，斑马线上的文明，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数。虽然我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但很多人的驾驶习惯还停留在自行车时代，以方便自己为中心，甚至无视交通法规，导致抢行斑马线的驾驶陋习成为顽疾。 观察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交通文明是很直观的窗口。行人遇红灯时，能否主动等候、不抢行；汽车通过斑马线时，驾驶员是踩一脚刹车给行人一个善意礼让的手势，还是加一脚油门鸣着喇叭抢行，都体现着汽车社会的文明程度。然而，由于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无视斑马线的存在，为了自己的便利快捷，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时争道，使得“生命线”屡成“夺命线”。数据显示：2015—2017年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全国共有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总量的90％。 “斑马线礼让行人”，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更是机动车驾驶者的文明体现。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但是，一些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的行为比较普遍，在斑马线前争道抢行的问题突出，未将“礼让行人”真正变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出行习惯，从而出现持续不断“抢线大战”。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有相应的罚则：“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3分。”然而，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针对“不礼让斑马线”的执法在很多地方并未真正落地。 为了敦促驾驶员礼让行人，一些地方尝试了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路口，安排专门义工手拿竖大拇指的牌子过街，对礼让的司机表达敬意；设立奖励政策，对主动礼让的司机给予油卡、现金奖励。不过，“大拇指”的新鲜劲儿过去后，礼让效果很快就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渐渐不了了之。奖励“礼让斑马线”的做法，也带来了奖励是否合理的质疑。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执法部门不能本末倒置，要用严格执法来旗帜鲜明地宣示，“礼让斑马线”是一项法定义务，驾驶员必须无条件遵守。 当然，我们不能不正视源于“行人”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个别行人对“闯红灯”“抢黄灯”毫不在意。在斑马线上慢吞吞过马路的，不只是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更有为数不少的“低头族”，这也是交通事故隐患的潜在因素。 行人与机动车看似矛盾，实际上他们是交通参与的统一体。行人可能是司机，司机也可能是行人，他们在生活中总是互换，机动车给行人创造一个好的出行环境，也是为自己作为行人创造安全的过马路生态；行人不闯红灯，既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家庭负责为社会负责，也是为自己作为司机时创造良好的行车环境。只有礼让斑马线的车多了，乱穿马路的人少了，“斑马线惨案”“路怒”等发生的概率才会下降。人们出行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汽车社会也会因礼让而更加和谐通畅。 4．写春联、放鞭炮、办晚会……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上，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过年的幸福与快乐，也让人们体会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精神内涵。 当下很多人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过年越来越没意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生活充裕后，人们的选择变多了，胃口变挑剔了，再加上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对过年失去了以往的那种虔诚与重视。其实，春节不只是聚在一起吃饱喝足，也不是物质的过度消费，而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贯穿其中。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都不该让传统文化、过年习俗走远。我们应当看到，老百姓对春节有很强的心理认同感，贴春联、吃饺子是文化，放鞭炮也是文化，而穿新衣、发压岁钱，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置于“互联网+”时代，发微信、短信等新年俗，同样蕴含着文化禀赋。而这些，恰恰被人们所忽略。所以说，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并将其融入过年的每一个细节中，那么春节才会透出浓郁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并富有更强的生命力。春节的意义在于传承过年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文化元素，并对历史的、传统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时代创新激活传统的“文化基因”，以更好的创意赢得人们的认同，汲取向上向善的力量。 让“有文化的春节”成为新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看一场大戏，或是听一段音乐，还是读一本好书，这个时候，只有政府精心搭好台，百姓才能尽兴唱好戏。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文化场馆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广泛开展送演出、送电影、送书画、送展览、送春联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主力，多创设活动载体，多搭建草根舞台，多营造体验空间，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节日中更多的现场感，让群众在自编自演中自娱自乐，在浓郁的文化熏陶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年味其实就是“文化味”，把春节文化挖掘、保护好了，年味也就保住了，就能找寻到过年的那些仪式感。于此而言，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文明交融互补，把春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彰显出来，使其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探索。 5．祭扫，是清明节的重要主题。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殡葬改革，倡导生态殡葬和移风易俗，节地安葬、节俭治丧、文明祭扫等新风尚蔚然成风。 2018年，各级党委政府创新方式举措，改革传统祭扫习俗。通过推广敬献鲜花、绿化植树、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网上纪念、集体共祭、社区共祭、错峰祭扫等多种祭扫纪念方式，推动更多殡葬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可循环使用的绢花圈等殡葬用品，逐步使文明低碳祭扫成为社会主流。通过丰富节日内涵，引导清明活动向更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融人追思先贤、纪念先烈、孝亲感恩、生命教育等内容，将纪念逝者与弘扬家训家风、传承优秀文化、丰富精神生活有机结合，使清明节成为传递亲情、弘扬文化、保护环境的重要载体。 甘肃省抓住清明节祭扫这一有利时机，以“文明祭扫、生态安葬”为主题，深入开展殡葬宣传月活动，引导群众践行绿色殡葬理念，自觉移风易俗。 重庆市建立清明节文明祭扫服务保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确保年均400万人次集中祭扫的文明安全、和谐有序，连续10年实现了“平安清明”工作目标。 6．在新加坡，闯红灯、吐痰、乱扔垃圾是很丢人的事。大街上，看不到随便丢垃圾的，也听不到一个按汽车喇叭的；过斑马线，汽车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新加坡人的文明素质如此之高，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养成的。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 新加坡把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同时推出了“垃圾虫劳改法令”。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应该说，对于不文明行为，除了道德谴责，还依法治理，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升华、公序良俗健康的法宝与秘籍。 从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的“大扫除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礼貌运动”“取缔乱抛垃圾运动”“清洁公厕运动”等，几乎每月都有重要的运动或专门的活动周或活动日。这些社会运动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让维护公共文明成为全民共识，为依法治理奠定了良好社会和文化基础。 同时，新加坡从幼儿园开始就将文明道德规范纳入教学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编写不同的教材；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编写不同语言的宣传材料，进行环境卫生、文明道德的宣传教育，让市民从小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和行为习惯。 德国，在历史上，曾经分布着300多个小公国，每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小公国不复存在，但小规模“管理单元”的模式保存了下来，演变为如今德国社会各种各样协会型的管理组织。这些管理组织对社会公德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区居民自管会。在较大的居民楼内，住户通常会投票选出一名楼长和几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会”，所有居民都是会员。物业公司与自管会成员定期开会，就一些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沟通。 目前，德国有大约59万个登记协会，超过50％的德国人至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种类繁多，如妇女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社区自管会等，大部分协会都是为某项事业贡献一分力量。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并敦促会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了不该做什么，而协会就好比身边的“父亲”，提醒你应该做什么。有了这些积极活跃的协会，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正是促进社会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重要因素。 韩国人口约5125万，汽车保有量达2000万辆，而到过韩国的外国人，普遍对韩国的交通秩序有着较好的印象，人车不争，鲜有“路怒”，礼让，有序。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3879名首尔市民组成举报委员会，走上交通混杂的街头，“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启蒙运动正式开始。1999年，面对韩国私家车暴增、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伤亡剧增的局面，政府开始实施细致管控。 在韩国，任何涉及汽车和摩托车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车都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失。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05％以上为酒驾，酒精含量不同将被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最多可处300万韩元罚金(约合1.79万元人民币)。醉驾3次以上或者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者，可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1000万韩元(约合5.97万元人民币)。 交通管控设备系统的完善，也对韩国交通文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警察厅表示，电子监控装置主要分为车辆监控和防范用途，目前全国共安装了约14万个监控装置。韩国街头很少看到交警，交通信号控制和道路电子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和普遍化，发挥了“天网恢恢”的关键作用。有了明确的法规和严格的追责，韩国交通的井然秩序和礼让风尚才最终形成。 “文化世界杯，观光韩国”是韩国政府当年的口号。为了展现韩国魅力，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转变姿态，亲切服务，培养先进旅游观光文化”活动。为使市民讲文明、懂礼貌，韩国电视每天播放一分钟的公益广告，并号召家庭成员共同收看。另外，政府还在细微之处下功夫，鼓励国民在电梯中相遇首先打招呼，每天让行十次，培养交通文明，对别人的礼让以微笑作为答谢，还有倾听他人讲话、拒绝脏话等礼仪规范。

二、资料 1. 插秧时节，滨海县东坎镇吕滩村陈法新等村民却为没水插秧急得团团转。几位在村口盼水的村民说，村里的一个小水闸坏了，水抽不上来，全村1000多亩稻田插不上秧，再过几天就要过了插秧期，到时还插不上秧麻烦可就大了。　　谈起小水利，宝应县泾河镇主管农业的党委副书记董培定叹着气说，小水利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就像没人管的孩子，平时不起眼，可到了防汛抗旱的关键时刻却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现在，让它发挥作用是越来越难了。据他讲，全镇30多处排水沟，有一半左右设施不配套，长期无钱维修，排水时不但排不出去，还倒灌。去年发大水，全镇20多座泵站有12座满足不了排水要求，这些泵站都是六七十年代建的，早就维持不了正常运转。　　大量年久失修的小型水利工程在很多地方可以说随处可见。据盐城市水利局统计，全市里下河地区及其他低洼地区，在六七十年代兴建的闸、站工程，一方面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标准偏低，随着工情、水情的变化，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使用运行，工程老化失修严重，到了更新改造期。亟待更新改造的圩口闸达3000座，占圩口闸总数35％；亟待更新改造的机电排涝站达1500座/6.36万千瓦，占机电排涝站总数的44.1％。　　另一个农业大市淮安市的小型水利工程状况也同样不乐观。据市水利局农水处处长陈海宽等介绍，全市小沟级以上建筑物11.67万座，一半左右兴建于六七十年代，目前约有20％超期服役，带病运行，难以发挥正常效益，全市3100多座泵站中带病运行的病险泵站约占60％，33万千瓦机电排灌总动力中现有4.3万千瓦处于瘫痪状态。全市灌得上、排得出、降得下的小型水利工程配套率也只有一半左右。　　2．拥有5.6万亩耕地的宝应县泾河镇在去年的水灾中有2万亩耕地受淹，其中绝收3000多亩，全镇损失1200多万元。其直接原因就在于农田里的水排不出去，现有的20多座泵站有12座动力不足，满足不了排水的需要，甚至还出现了泵站倒灌和倒塌等问题。　　同样的一幕也出现在兴化市竹泓镇，由于全镇28座排涝站80％服役20年以上，甚至还有一些泵站已报废。去年发大水时只能眼睁睁看到农田泡在水里，本来2天可以排完的水要用3天才能排完，最后只好临时组织抽水机排水，最多时租用了104条流动抽水机船，由于柴油价格高，再加上机械磨损、人工等，大大加大了排水成本。尽管这样，不少耕地也还是受淹，竹四村青龙圩内就有2000亩农田由于水没有及时排出而全部绝收。　　3．据淮安市水利局介绍，淮安市素有“洪水走廊”之称，淮河入江、入海的4大出口全在淮安。而全市570多万亩耕地，80％在设计洪水水位以下，排涝任务异常艰巨。而目前的农田水利工程标准只能勉强维持粮食生产需要，而水源供给和排涝降渍标准远不能适应经济作物生产的需求。2003年汛期全市涝渍面积高达290多万亩，其中重灾绝收面积达90多万亩，直接经济损失36.3亿元。由于沟系不完全配套和排灌不畅，全市中低产田面积已回升到40多万亩。　　淮安市楚州区水利局副局长侯钧宇说，现在上级财政下拨到基层水利方面的建设资金越来越少，而能够用在农村小型水利建设上的就更加微乎其微。2003年全区分到农村小型水利建设方面的资金仅有不到几十万元。　　而另一个农业大市兴化市的情况略好一点，兴化市水利局副总工程师华实说，市财政每年用在农村小型水利方面的资金大约200万元，但这对于资金缺口庞大的农村小型水利而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　　国家和省市财政下拨的用在农村小型水利方面的建设资金有限，乡村筹钱和农民筹劳的力度也在逐年减弱。据淮安市水利局调查，税费改革前的2000年，楚州区经批准的农田基本建设投资1100万元、农民投劳折币1470万元，合计投入2570万元。税费改革后的2001年，农田基本建设资劳合计投入比税改前的2000年净减少1370万元，到了2003年，这一数字扩大到了1670万元。　　淮安市水利局农水处处长陈海宽说，从今年起江苏省取消“两工”，这使得农村小型水利建设失去了稳定投入的渠道。他算了一笔账：原来搞“两工”时，约有 70％是用在水利上，以每人每年20个工计算，每人每年用在水利上的约有14个工，全市210万劳力，就有2940万个工，以每个工折合8元人民币计算，全市每年用在水利上的筹劳投入高达2亿多元。这部分投入大部分是用在农村小型水利上的，取消“两工”后，这部分缺口如何来补，陈海宽对此很是担忧。　　盐城市水利局局长还学东则说，“两工”取消后，农村筹资筹劳受到“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总额的限制，一般规定是筹资上限为每人每年20元，筹劳为5-8个工。如此有限的筹资筹劳总额还要分摊于农村道路、教育等公益性项目，真正能够投入于小型农田水利的资劳少之又少。更有甚者，一些乡村直接将“一事一议”筹资用于偿还村级债务和乡村杂支上。　　“取消‘两工’后，农村小型水利建设将成一句空话!”记者在基层采访中，经常听到很多基层干部这样抱怨。滨海县水利局局长何伟十分担忧地说，现在上级补助资金十分可怜，农民不能搞筹劳，干部不能搞募捐，农村小型水利建设还怎么搞呢?　　江苏苏中、苏北很多乡镇财政十分窘困，基本都是吃饭财政。这些地方的乡镇干部抱怨说，连吃饭都有困难，哪里还有钱投入到农村小型水利建设上?　　兴化市竹泓镇党委副书记黄满盛诉苦说，全镇眼下急需建6座防洪闸和3座排涝站，但因财力实在紧张今年只能安排上马2座防洪闸。兴化市陈堡镇党委书记曹阳说：“全镇目前有38个闸口需要增添设备，一座闸需要七八万元，我现在是手够不着天，想做点事但无米下锅。”　　兴化市水利局在一份向上级汇报的材料中指出：全市急需新建1100多座防洪闸，每座需七八万元，需要近亿元资金；全市332个农业圩实际需要排涝流量接近2000立方米/秒，现在尚缺口近1000立方米/秒的排涝流量。若补足这个缺口，尚需排涝站建设资金1.33亿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江苏苏北、苏中很多地方农村小型水利建设资金缺口巨大。一些基层干部实话实说，这么多年来，农村小型水利建设方面几无投入。　　4．对水利建设资金其实从国家到省市都有明确的文件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部分资金很难到位。　　据了解，江苏省曾有这样的规定：“市、县财政应坚持从当年本级可用财力中安排2％～4％用于水利建设”。记者在淮安、兴化等地采访发现，这一规定因一些市县财政紧张很难兑现。还有一项规定，从1997年起建立省、市、县三级水利建设专项资金，然而苏北有的县市至今也尚未建立市、县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有关政策的不落实，使得水利建设和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资金来源缺乏保障。更令人吃惊的是，一些“老水利”反映，有的县市因财政拮据，不但无法拿出钱来，甚至还截留、挪用本应用于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资金。

早上不到8点，庙坝村村民小刘已经开始忙碌了，只见他背着背篓穿梭在桑园中采桑叶。“桑叶太热，蚕就会不吃，所以一定要趁着早晨凉爽时采摘。”拥有3000余亩桑园，300余户蚕农，围绕“一只蚕”衍生出近1000万元产值……如今庙坝村的桑蚕产业已经成为B县十字乡的发展新标杆，但在过去，谁也没有想到一只蚕竟然能吐出乡村振兴新“丝路”。庙坝村历来有养蚕的传统，这里的温度和湿度非常适合种桑养蚕，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养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乡亲们而言，养蚕并不是一个‘划算’的买卖。”庙坝村党支部王书记坦言，“桑蚕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季节性强，劳动强度大，一户人家最多养两张蚕，一年卖三批，算下来大约有1.2万元的收入，如果外出打工一年至少挣两三万元。”近几年村里动员村民们种植过茶叶、中药材，发展过养牛、养羊产业，但都没有成功。眼见在家挣不到钱，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外出务工，庙坝村渐渐少了烟火气。如何让庙坝村发展得更好，让村民留在家里也能过好日子？2018年村党支部厘清发展思路。“经过调研，我们决定重走‘蚕桑路’。”王书记说，“村子本就有养蚕的基础，只是以前各自为政，比较散乱，如果能统一起来，发展空间很大。”于是王书记带领村干部挨家挨户同乡亲们分析现状，权衡利弊，与村民一道研究种桑养蚕致富之路。为增强抗风险能力，村党支部决定组建蚕桑专业合作社，拿出50万村集体经济资金入股。为提高蚕茧的存活率和蚕茧产量，村里邀请农业大学专家和市里的农技人员向村民传授新的种桑养蚕技术。“但收入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销售渠道有无保障，村民们依然有顾虑。”王书记回忆道。如何打消村民的顾虑？经过调研，由村党支部牵线，合作社决定与龙翔茧丝绸有限公司合作。“他们也在探索如何将桑蚕产业做大做强，这与我们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王书记高兴地说。同时村党支部积极争取项目，在村里修建养蚕场所，安装智能化设备，支持合作社参与智能化养蚕经营。2022年4月，由龙翔茧丝绸有限公司研发的智能蚕桑养殖系统正式投入使用。“这套系统，让养蚕从横向养殖变为立体养殖。”王书记称。在传统养蚕业中，蚕筐通常被放置在地上，如果扩大养蚕规模，则需要扩大场地规模。但现在，通过这套系统，幼蚕搭乘“电梯”，住进了12层高的“楼房”，极大提高了场地的利用率。不仅如此，该系统还集互联网、自动控制、养蚕技术、人工智能于一体，有效保证了蚕茧的产量和质量。“幼蚕的生长对环境要求很高，必须要控制好温度、湿度等，这套系统能为幼蚕调整到最适宜生长的环境，幼蚕成活率更高。”庙坝村智能蚕房车间技术工人老刘称，“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一年养殖10批次，是传统养蚕的3倍。”除了带动本地的发展，庙坝村还带动了周边村（社区）发展桑蚕产业。“我们采取桑蚕种养分离的经营模式，针对有能力种植桑叶但没有能力养蚕的村民，我们会收购他们的桑叶。”王书记称，“这比种土豆的收入要高，老百姓也愿意种。”“蚕子成熟以后就会吐丝，然后作茧自缚变成蛹，再破茧而出化为蛾，所以有句古诗叫‘春蚕到死丝方尽’。”蚕桑基地中，带队老师正向学员讲述蚕桑历史、丝绸文化等知识，增进孩子们对中国养蚕抽丝历史的了解。随后，基地工作人员带领学员来到智能养蚕车间，近距离观察蚕宝宝和蚕茧，孩子们带着好奇和疑问，这里摸摸，那里嗅嗅，一边喂桑叶，一边七嘴八舌交流着自己研学的感受，“春蚕精神”润物无声地根植在了心间。合作社与种桑户、养蚕户合作，为中小学提供研学服务，受到了孩子、家长、学校的一致欢迎。“只要天气好，每天下午来的游客最多，要到晚上八点多天黑了，人才走完……”4月初，桑葚园迎来了桑葚成熟期，红的、黑的桑葚密密麻麻地“趴”在壮硕的桑树上。天朗气清，前来采摘桑葚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沉浸在采摘和品尝的喜悦中。“走这边来，那边的没有这边的甜。”“快来这边，这里的桑葚是最多的。”“我们来比比哪个先摘满。”……大家有说有笑，热闹非凡。去年有2万多名游客来庙坝摘果，创造收入300万元，桑蚕产业的产业链也得以延长。6月17日至19日，2023中国（重庆）蚕桑丝绸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奉节县举行，专家的建议让王书记看到了更多可能。“今年，我们力争在2022年的规模上扩大一倍，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对此，王书记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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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2006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了本年第一期简报，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和处理。简报将部分案例，隐去名字和单位名称，将其主要事实与处理决定予以公布。国家自然基金委希望“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如果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简报看作是一份“道德账单”，此张“道德账单”就显现出三大特点，让人颇多玩味。首先是越往学术金字塔的高端走，学术造假的风气似乎越盛，20个反面案例，高校赫然占据15个之多；“道德账单”的另一大“亮点”是新人比老人造假胆子更大，更勇于采取哪怕旁人看上去很低劣的造假手段；而第三大特色，就是学术造假已经从散兵游勇的个人行为，演变成有预谋、有组织的团体共谋。 材料二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杨玉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采访时说，根据他的统计，全国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发生过剽窃事件。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全国高校达1700多所，这就意味着全国已发生数千起剽窃事件，也就是说，学术舞弊已成为全国性公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说，他每年在评审优秀博士论文的时候都很惊讶，一些博士生短短三年内，竟然有几十篇的论文被SCI(指《科学引文索引》，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之一)收录，简直是一个“PaperMachine”(论文机器)。 而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进一步指出，据他们对全国180个博士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中60%都有花钱发论文的情况，还有60%的论文有不同程度的数据“勾兑”情况。 黄尚廉委员分析，目前在国内每年要召开很多所谓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介绍中往往会注明，会议期间收录的论文都会被SCI机构收录，但学术界人士都知道，会议组织者早已重金买通了SCI机构，而国内很多博士为了让论文被收录，也愿意花上几千元去参加这些会议。“中国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不断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只要有钱就去争。”中科院院士张泽说。 “对于论文数量的过度追求，让人感觉好像又到了一个‘科技大跃进’的时期。”一位青年科学家说得更加尖锐。 材料三 近年来文科的课题费一路飙升，即便是过去被认为是“潦倒不堪”的文史哲专业学者，也一跃成为重点纳税对象。尤其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少数巨无霸高校，所得份额令一般学校望尘莫及。于是出现了一批学术翘楚和学术寡头，他们往往兼具行政和学术头衔，或者至少是某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在商业化大潮下，他们被申报课题、教学、科研、游学、评奖、应酬、兼职等背后有经济利益牵涉其中的事务所纠缠而分身乏术，以至于找人捉刀、据为己有、编造杜撰等传统上遭人不齿的行为大行其道。大概是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由于名校的特殊地位和维护“面子”的心理，由于高校还不习惯于成为被监督对象，总之由于没有建立问责机制，因此学界公害现象似乎难以改观。 在国内一所知名大学的校园网论坛上，2005年上半年，两则留言引起了人们注意：4月8日，一位网民留言，对上海交通大学57岁的教师晏才宏的去世表示感慨，晏才宏由于没有论文，去世前仍是讲师，网民认为在现行评价体制下，书教得再好也当不上教授。5月29日，又有网民对浙江一名大学教授3年发表80余篇论文一事进行了评论：“当你肆无忌惮连篇累牍地在垃圾杂志上疯狂‘制造’论文时，你是否想到过你正在浪费国家所给予你的巨额科研资金和巨大荣誉?你的良心何在……难道你每篇论文的7000元奖金和明星教授的风光比什么都重要吗?” 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说：“现在论文研究成果转化率少得可怜，有的不到20%，这是一个悲哀。”有的教育界人士表示，越堆越厚的论文在社会上广受质疑，这与诸多领域创新乏力对比，形成莫大的讽刺。 材料四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校领导人需要科研成果、著名学者越多越好，这是他的政绩。所以，一些高校很难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审查。 唐安国说：“现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首先要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学者。高校领导人只要看到排名下降，心里就很着急，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他举例道：“高校聘了很多学者，一来学校就给很多津贴和荣誉，但随之而来的，大家都盯着看成绩，做不出来怎么办?有的科研人员没有办法交待，只能造假。这样，学校领导人、研究人员和他的下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有共同利益：你出了成绩，学校有光彩，领导有政绩；你如果出问题倒台就都倒台。这个时候，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 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一旦做大、做出名声，就更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唐安国称，这就是“光环效应”、“马太效应”。科研项目要得到支持，必须要得到一定的包装和认定。就像银行贷款一样，银行都喜欢贷给大企业，因为信任度高，坏账概率小。所以，高校科研就有了“造星运动”，不断要有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出来，得到教育部、科技部等认可，谁也没有想太多出现造假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同时，所在的高校、科研机构还“运作”来许多权威专家给“造星”和项目打包票，不少专家自己都是被蒙蔽的，他们的鉴定结论却成了“金字招牌”，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20年前英国某高校院长来华访问曾对他说：“中国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一定将带来道德上的滑坡”，事实证明已不幸言中。现在一些院校要培养一批能说会道的，能活动的，能到机关里敲门的人。真正的书呆子就完蛋了，但真正创新是书呆子干出来的。目前，真正热爱科学而做专注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层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都是在搞活动。国家的钱投下去冒出很多泡沫来，过些年泡沫破了，到头来是一场空。这种现象会害一代人。 同济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林争辉教授说：“现在要办好大学，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经费，种树、盖房都要钱。所以，学校有动力为自己的项目争经费。这个钱直接到学校的财务，学校拿多少，课题组拿多少，都有相关规定的。”因此，学校的急功近利就有可能导致忽视对项目成果的客观测评。 材料五 对于屡屡出现的弄虚作假申请项目的现象，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朱效民博士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对科学界学术不当行为的防范和处置基本上是由科学界、科研机构自身进行的，各个科研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不尽相同。 朱效民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在发达国家也时有发生，近年来在我国愈演愈烈，主要是因为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 从制度方面讲，我国现代科技体制移植于西方，发展历史较短，制度建设仍有许多不健全、甚至扭曲的地方，比如科研领域里的官本位现象。同时，现代科技已广泛渗入到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公民生活质量等各个领域，对科技发展的资助和需求也空前庞大、多样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科研制度建设与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难以适应其发展的复杂性和广阔性。 从环境方面讲，作为后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奋力追赶状态，经常伴随着一种焦躁情绪，对科技的期望基本集中在其带来的现实收益上。 “当前上上下下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更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科研成果拿来就得管用，须立竿见影，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十年磨一剑’的从容氛围已经荡然无存。浮躁功利的土壤，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苦心钻研，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橙事互动”APP，是D市报业集团旗下重点打造的新型融媒体传播平台，设有“橙事直通车”“橙友圈”等10余个功能模块，致力于提供全方位的城市新闻资讯、互动娱乐和同城社交服务，深受市民欢迎。近日，有橙友在“橙事直通车”发帖称：“今天上午9点，青年路一饭店门口，一位老太太被石墩子绊倒，右前臂骨折。”“橙事直通车”记者赶往事发现场，发现青年路靠近解放路一段，沿途设置了许多石墩子，底部宽约70厘米，高约30厘米。该路段辅道正在施工改造，安装石墩子是为了防止车辆误入施工路段。据附近饭店的店员讲：“年轻人过这些石墩子都很小心，更别说老人了。石墩子颜色与地面几乎一样，又比一般的石墩要大很多，如果视力不好很容易被绊倒，尤其是晚上更难注意到，我昨晚差点儿就被绊倒了。”刚好路过的毛大伯指着解放路方向对记者说：“那边也有一些石墩子设在人行道上，可能是不让车辆上人行道停放，也没有警示颜色，还做成了比较高的锥子形，看着都吓人，你们可以去那边看看。”在青年路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也了解了这个事，石墩子对维护交通秩序用处很大，但对过往行人确实不太友好。目前，我们正准备协调相关部门先拆除部分非必要的石墩，后续怎么办，还需要进一步协商。”看到隔离石墩绊倒老人的报道，不少橙友在“橙事互动”App“橙友圈”的吐槽建议论坛留言……橙友A：弄石墩等这种障碍物还不如放几盆花。我老公在小区里走，晚上打电话没有看清路，脚上撞了大乌青差点摔跤，去物管提了意见没当回事。橙友B：用花箱做隔离，外箱的颜色和周边相似。既有隔离功能，又有绿化功能。橙友C：原来的圆柱形石柱也比这个新搞的好，没听说过谁被圆柱子绊倒。橙友D：把隔离墩涂成醒目的颜色，与地面有色差区别，可能会好一点。橙友E：拦了车子，绊了人，又有碍观瞻，这一现象很普遍，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从加强开车人的管理、提高人的素质入手。歌曲《梦想天堂》的词曲作者Y先生事发时路过青年路，看到了现场情况，说了他的看法：“既然是为了起到隔断的作用，为什么不可以做得高一点，类似于小凳子一样的东西，下面是石头，上面是一个宽一些的黄色防腐木板，这样既在色彩上起到醒目提示的作用，又可以让平时走过的老人临时歇歇脚，看着也能感觉到人性化的温暖。”“橙事直通车”回应，希望大家积极分享自己的想法。分享想法只需两分钟——下载“橙事互动”App，点击“橙事互动”首页“橙友圈”—直通车—“我的建议”论坛发帖。好的意见建议，“橙事直通车”会递交给相关部门评估参考。随着橙友们对城市各种隔离硬件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橙友圈”晒出的相关帖文、照片、视频也越来越多。橙友F：良山百路是双向两车道，为防止车辆占道违停，路两边和中间都安装了隔离栏，导致道路变窄，经常发生拥堵和剐蹭，附近居民怨声载道。橙友G：新建的花海小区门前人行道原本很宽阔，居民常在此散步休闲。随着小区入住的人越来越多，在人行道乱停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对过往的行人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也存在安全隐患。现在安了石墩子，人行道又恢复了以往的整洁有序。橙友H：商城路地铁修建时，为分流车辆，专门加了些小石墩。可地铁通车都这么久了，小石墩却还在那杵着。昨天上午开车转弯时，一不小心，车子就被小石墩顶了。小石墩贴有反光条，晚上很醒目，白天反而不容易看到。橙友I：我们这边的石墩子“更狠”，不管白天晚上，不管贴不贴反光条，很多第一次开车来这儿的，都被剐蹭到了。也不知道是谁放的石墩子，又矮又乱！上次，有人打电话到住建局投诉，住建局说归城管部门管，与城管局联系，对方说这是交警的事儿。橙友J：改造数年的两江交汇码头终于对外开放了。我带孩子们去码头步道看江景，结果发现步道临江的石墙护栏至少有1.6米高，我都得踮起脚来才看得到江景。孩子们看不到都急了，想和其他游客一样爬到石墙上去看，我可不敢让他们做这么危险的事。听说石墙护栏可以防止涨水时江水浸到路上来，是真的吗？橙友K：城改的三合水库山清水秀，周边修建了很多娱乐休闲设施，我们经常带孩子去玩。但几乎每次去都会听说“又发生一起失足落水事件”。水库堤坝边没有任何防护栏，小孩游玩时一不小心就可能落水。这事儿谁来管管啊！D市工业大学城市管理学院吴教授认为，城市管理中，硬件也要“柔软”一些，如何平衡好，是对城市管理者的考验。

二、资料 1．2004年7月30日，在四川省人大第十次常委会议上，省审计厅厅长李高伟报告了当前资金使用中的问题：4500多万的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9500多万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使用中存在违法违规……　　对36个扶贫工作重点县和122个“五大扶贫工程重点项目县”2001年到2002年的财政扶贫资金和信贷扶贫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审计时发现，各地挤占挪用扶贫资金 4529.8万元，用于财政预算和企业周转、弥补行政经费、对外借款等；拨付资金不及时 4447.2万元；未经上级批准，随意改变上级下达的扶贫项目计划资金4443.6万元。一些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违规收费、用扶贫资金抵扣借款、未进行专户管理等问题。　　2．新华社贵阳2004年8月2日电，2003年贵州省审计机关审计2356个单位，查出各类违规资金高达25.21亿元。在对全省50个扶贫开发重点县2001-2002年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审计中，查出挤占、挪用财政扶贫资金建房、购车和弥补行政经费开支资金达2598.13万元。另外，全省有13个重点县挪用财政扶贫资金101.28万元建房、挪用155.89万元购车14辆，有15个重点县不同程度存在违规提取各种费用166.52万元和部分县违规出借财政扶贫资金627万元。　　3．山西省吕梁地区历来是国家重点扶贫地区，全地区13个县市中有8个是贫困县。国家每年都向这里投放数额不小的扶贫款。2002年4月，吕梁地委和行署安排当地的纪检监察部门对全地区的扶贫款使用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结果发现扶贫款被挪作他用的情况十分严重。　　1996年下半年方山县马坊镇搞起了养牛业综合开发并从山西省计委争取到了一笔“以工代赈”资金(即农民参加基建劳动领取国家赈济的扶贫形式)，共计380万元。 1997年9月，马坊镇13个村的村民对养牛用的草坡进行了改造。按规定马坊镇应该付给村民15万余元的“以工代赈”资金。采访中记者看到13个村都给镇政府打了收到此款的“收条”，然而村民却说他们从来就没有收到过这笔钱。经调查，村委会虽然开出了那些收条，但那笔款项镇里根本就没有下拨。据原马坊镇党委书记李玉友说，他们是采取“另一种方式”用掉了这笔钱，即为镇里买了一部车，其余的在三年中全部用于镇里的招待开支。而在吕梁地区像这样用扶贫款买车和吃喝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还用来买手机、呼机，修乡政府的大门，真可谓“一款多用”。　　在兴县，记者吃惊地发现厚厚一摞招待帐目共两万多元，竟全是花在歌厅和歌厅小姐身上的。1997年5月25日的一张单据表明，在380元的总金额中有300元是用于“歌厅小姐”。山西省吕梁纪检委审理室主任任小平气愤地说：“这笔用在小姐身上的扶贫款本来应该用在农田基本建设或专门项目上的。”更有甚者，一些人竟将扶贫款视为“唐僧肉”，居然用它放起了高利贷。1996年8月，中阳县林业局从农发行贷回经济林贴息贷款40万元，在请示了分管副县长之后将其中的20万元打在了社会福利总厂加油站帐上。林业局每年向加油站收取占用费4万元，期限3年，到期连本带利收回32万元　　4．在一些贫困地区，世界银行扶贫贷款被老百姓称作“保命钱”。然而就是这些“保命钱”，某些地方在使用中却出现了惊奇的“黑洞”。山西省审计厅的审计数字表明，近一两年来被胡支乱花的世行贷款扶贫资金，总计已高达1413万元，其中挤占、挪用、出借项目资金达1179万元，占违纪金额的83%。胡支乱花扶贫资金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挤占、挪用和出借项目资金。其中挤占项目资金，用于投资办实体或上交各种税费的就有509万元。如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的吕粱地区，因为缺钱，许多事情想办而办不成；因为缺钱，许多老百姓还在为吃饭穿衣而发愁。可就在这个地区的个别地方，挪用世行贷款格外“大方”。兴县、临县项目办曾把项目资金55万元和91万元分别用于投资盈利性经济实体；兴县交通局把项目资金71.7万元移作他用，至今尚未归还。吕梁行署交通局在局领导班子协商后将570万元项目资金出借给非项目单位。　　二是有些单位擅自作主，提高使用世行贷款利率，以贷结息，预扣贷款利息。按规定，世行贷款投放到农户手中不得突破年利率6%，而吕梁妇联1997年放贷112万元，放贷合同及契约年利率为8.64%，放贷时一次性收取3年贷款利息29万元。柳林县项目办前年在发放贷款时，直接扣留年贷款利息，共计48.5万元。应该说，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贷款的回收率，却增加了扶贫对象的负担，使群众对“扶贫款”爱之切又恨之深。　　5．甘肃省扶贫办借上级批准建造全国贫困地区干部培训中心兰州分院之机，挪用中央财政扶贫资金2750万元，擅自扩大建筑面积，将原计划建造的培训楼建成了高达 19层的综合写字楼，用途由培训教学变成了主要用于对外出租和办公。该扶贫办还用此项资金自行购建642平方米职工宿舍，购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此外，该省的两西建设开发投资公司还将中央专项扶贫资金2180万元违规借给省扶贫办所属的16个公司，至检查之日仍未收回。　　6．四川省筠连县扶贫办主任王小红在1997年至2000年间，共挪用扶贫资金 171.52万元，占同期上级财政拨款的64.6%；挪用后主要用于购置资产、发放奖金、支付招待费和出差餐饮费等现金支出。为掩盖真相，王小红利用职权指使和强迫财会人员突击制作假会计资料，亲自或指派专人四处找关系开具假发票和假收据，赶在检查组进驻前，用53张假发票和假收据替换原有的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编造了1998年至 2000年3年的假账。鉴于上述违法违纪问题，四川省筠连县监察局已于2001年6月8日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撤销了王小红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职务。王小红的行为已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情节严重，手段恶劣，已触犯刑律，财政部还将建议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7．陕西省扶贫办和财政厅于1999年挪用中央财政扶贫资金1087万元，用于地、县、乡三级扶贫社和扶贫服务站的经费和基建支出。　　8．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也就是说，用于扶，持那些生活最艰难、最需要帮助之人群的扶贫资金，竟有约1/5被挤占挪用!　　据查实，其中挪用于建房、买车、弥补经费以及出借、投资企业经营等13.18亿元。如河北省扶贫办以建扶贫开发基地的名义从19个贫困县和两个企业借调资金715万元，其中直接用于扶贫的资金只有183万元，其余全部用于建职工宿舍。　　其中用于财政抵扣占用、平衡预算等12.6亿元。例如辽宁省9个贫困县中的7个贫困县财政部门将1249万元扶贫资金占用；喀左蒙古族自治县将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100万元用于维修县招待所。贵州省地县两级财政占用扶贫资金1.1亿元用于平衡预算等。　　其中违规有偿使用、擅自计提费用、改变资金投向等12.66亿元。例如四川省将 6498万元财政扶贫资金作小额信贷有偿使用，同时还将省级安排的扶贫配套资金2950万元通过地县财政部门借给一些单位有偿使用；重庆市擅自调整计划，将应当用于农田基本建设的扶贫资金1772万元用于交通、通讯建设。　　其中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白条抵账等4.78亿元。山西省共查出扶贫专款以个人名义存储703万元，四川省扶贫办将收取的项目准备费等92万元存入单位“小金库”用于购车、发补贴等，宁夏回族自治区查出县和乡镇公职人员 36人涉嫌贪污、挪用、私分扶贫资金97万多元。

二、资料 1．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到校外租房十分风靡。他们一般在学校附近找居民住宅、农民的房子和老师的闲置房子来居住，经济条件好的就一人租住，更多的是邀约志同道合的人合租。　　张顺是昆明一所大学大四的学生。他和女友谈恋爱已经一年多了，最近刚到学校附近租了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正儿八经地过起了“夫妻”生活。 “这样比较方便。”张顺毫不隐讳，“我们很相爱，将来也会结婚。我在一家不错的单位实习，毕业后便转正。因这份工作获得的收入足够维持租房的各种费用。每天我打工回家，女友已经把饭做好。吃完饭，我们一起散步、看电影、到学校图书馆看书，这样的日子非常舒服。”谈到家人的态度，张顺说：“我们都没有对家人说，这是我们两人的生活。”　　据张顺介绍，他的七个社友中，有四个人是把女友带回宿舍留宿。　　在大学生的宿舍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学校发现问题的严重性，加强对大学生宿舍的管理后，促使部分学生选择在外租房，以便继续自己“可爱的小日子”。　　记者还发现，大学生外出租房还有其他考虑。有的人是为了找个安静的环境专心致志考研，出于这种想法的基本上是大四年级的学生。云南师范大学一男生告诉记者，学校宿舍实在太嘈杂了，你需要休息的时候，别人在打闹；你想挑灯夜读的时候，别人又在休息。把握不好容易激发和同学之间的矛盾，所以干脆到外面居住，想看到几点钟都无所谓了。　　有的人是不适应集体生活。云南省财贸学校张老师说，以前担任班主任的时候，不同年级、不同班次的同学都有过反映，称同宿舍里个别同学难以相处，经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学争执，闹得大家很不愉快。后经班主任调解无效，那些难以相处的同学都搬离了学校。张老师分析，像这些同学，大部分学生家境较好。在家的时候有人照顾，到了学校，什么都要靠自己，所以感到非常不习惯。　　有的人则是不满意学校的住宿条件。许多学校在扩招后，其硬件设施跟不上需求。记者走访了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几所高校，谈到宿舍，学生们都没完没了说个不停。他们抱怨住宿条件差，不仅拥挤，还限电限水，洗澡、上卫生间都要到公共地域，一点隐私都没有。云南民族大学新闻系的一名同学反映，该学校分部的住宿条件比较差，男女生只能在同一栋楼混住，生活很不方便。所以，经济条件好的同学都到外面租房了。　　有的人是为了打工期间不受学校的束缚。现在的大学生或纯粹希望锻炼能力，或因经济压力，或想打发时间，很多人从大一进校就开始到社会上找工作。工作多安排在下午和晚上，不能按时回到宿舍，影响了其他同学休息，也违反了校规。云南艺术学院一名学声乐的女生告诉记者，她的家境困苦，能上大学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为了不再给家人增添负担，她只好每天晚上到昆明几家酒吧表演。“有时候我一天可以跑三个场，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我最早也得晚上12点以后回去，住在学校宿舍影响比较大。”　　还有的人是苦于经济的压力。一般来说，8人同住的宿舍收费标准为每学年每人 400-600元，如果像云南大学鼎鑫等学生公寓的收费标准是每学年1200元。这笔费用对于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不小的数目。而租用的房子情况好一些，一般两室一厅的房子在城区要300-500元，在郊区只要200-300元左右。如果两个或三个人同住的话，每人平均支付100多元。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住在外面要便宜多了。　　记者了解到，不管缘于何种原因，那些到校外租住的大学生对现状比较满意。　　昆明大学大四的李同学谈到此事便眉飞色舞：“我自大一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每个月交200元钱的租费，比在学校住要划算。而且有了这个小天地，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用受学校的约束，不用为一点小事和同学争吵，根据自己的意志去吃饭、睡觉……规整的生活总是让人喘不过气来。现在是张扬个性的年代，大学生应该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追求。”　　持此想法的学生不在少数。他们表示，大学生都已经是成年人了，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对自己负责。有的同学还欣然认为，在云南出现这种情况使很多家长和老师接受不了，但在上海、北京等地的学校却是非常普遍。如在上海的高校，学校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一般的，只要学生提出申请、填写退宿表格，由家长、辅导员和院系领导签字同意就可以了。“我们期待着一种新的学校管理模式的出现，那就是破除旧有的规章制度，走向宽松、和谐、更显人文关怀的氛围。”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高等教育的环境越来越开放，学校的管理也更加人性化。所以，或许因为学校现行的管理制度不适应当代大学生的需求，抑制了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或许因为大学生自己太渴望锻炼自己的能力、展现自我的风采，他们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但这并不代表选择一个错误。只要把握好自己不做有违社会道德规范、有违学校校规、有违人之常情的事就行了，学校不应太多干涉。”一些社会学家表示理解。　　2．自从云南大学发生震惊全国的“2·23”马加爵杀人案件后，云南高校立即采取措施对学校周围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进行整治，但是涉及到学生外出租房问题就感到头疼。　　“学生口口声声称需要个人空间、执意要到外面居住，老师若过分阻止，反而激起学生不满，动不动就提自主权，甚至威胁老师。但学生脱离学校管理后，其住宿情况、活动情况学校就很难掌握。万一发生什么事故，还是要来追究学校和老师的责任。这样令我们的学生工作很难开展。”云南艺术学院一位负责学生工作的教师无奈地说。　　云南大学教授张跃说：“按照我们的了解，很多学生出去租房是为了谈恋爱、看录像、玩电脑、喝酒、唱歌、彻夜不归，其中许多人也因此沾染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李主任也认为，这样做有三个不利：第一，很多出租房环境恶劣，治安混乱。像昆明理工大学白龙校区旁边的牛如箐(地名)有大量外来人口居住，致使校园内屡次发生抢劫、抢夺案件。在学校尚且如此，如果单独住在附近的出租房里，安全状况可想而知；第二，如果校外租住是为了安心学习，更好地锻炼自己的能力，那还能让大家接受，就怕是其他目的，比如说男女学生同居、做违法的事情等等；第三，脱离了学校与家庭的约束，很多学生会变得比较散漫，常常错过学校的学习安排。　　“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为主，这个期间步入社会就本末倒置了，我们又不需要他们赚钱来养活家人和自己。好好学习，掌握牢固的知识，等到将来真正进入社会的时候能够运用所学游刃有余，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一位儿子就读云南师范大学大二的郑先生非常不赞成学生外出租房。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他们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纷纷表示现在的社会太复杂，如果孩子受到影响误入歧途，后悔就来不及了，我们无法评说大学生校外租房的对错，只能说从学校、家庭和学生方面都尽力做到最好，不要因为离开学校居住而影响了学习和正常的生活。现在的学生个性太强，倘若学校或家庭总是干预他们的决定将适得其反，只能采用劝说、告诫等方式让学生自愿回到学校或者自愿遵守学校对于外出租房的要求。云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张满堂这样认为。　　云南大学教授张跃说，学校方面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方面要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一方面要便于学校的管理，像云南大学对外出租房学生有了规章制度：学生必须填写要求校外租房的申请，说明理由，并由班主任、系主任和院主任签字同意。学校必须和该生家长联系，如果学生是昆明地区的，班主任必须亲自到家中把事情向家长说明，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学生是地州的，就打电话通知其家长知晓。如果家长同意了，学生要把自己详细的居住地址和联系方式留给学校，班主任抽空就去该出租房检查学生的居住情况，一旦发现有不合适的地方，立即建议学生回到学校。“这样虽然会增加教师太多的工作量，可是为了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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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2009年10月14日，孙中界驾驶公司的金杯面包车，沿上海市闸航路自西向东行驶，准备到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接人。 7时30分许，当孙中界进入浦东区域，行至闸航路和召泰路交叉口时，他看到路中间站着一名青年男子，频频挥手示意他停车。 “我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想着他肯定遇到了难事，就停下了车。他一下子就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位上。我问他有啥急事，他说这么晚拦不到车，又非常冷，想让我捎他一程。”孙中界回忆说：“我刚好顺路，又看他只穿一件T恤，就有点同情他，打算捎他一程。上车后，他说按出租车的价格给我掏钱，我当时忙着开车也没搭理他。走了四五分钟后，这名男子说到了，我就缓慢停车。这时，他掏出10元钱，往我仪表盘右侧一扔，随后就伸脚急踩刹车，并伸手拔我的车钥匙。这时，我看见我车前侧过来一辆面包车，车上冲下几名便衣男子上了我的车，他们自称是执法大队的，说我黑车营运拉客。我赶紧解释，并说刚才上车的男子可以作证，可上车男子已不见踪影。” 孙中界说：“这几个人把我从车里拽出，拿走了我的驾驶证和行车证，并把我推上面包车开进附近的一个胡同，胡同里停着一辆依维柯，他们又把我推到车上，上面有几名身穿制服的男子，我想掏出手机报警，手机却被他们没收。他们在车上对我进行审问，一名男子拿出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调查处理通知书，说我开黑车，非法营运。我说是对方主动上车，我也没向对方要钱，纯粹是出于做好事的心理。可他们坚持说我非法营运，还让我在处理通知书上签字。因为尿急，我无法忍受，只好在上面签了字”。 孙中界说：“当时僵持了大约1小时，我签字后，他们才放我走，车也被他们开走了。 2．2009年9月8日，上海市民张军在去往公司开会的路上，他的“长安福特”在路口等红绿灯时，一名30多岁的男子捂住腹部，声称“胃痛”，要求张军搭载一程。7分钟后，该男子“完全没有了胃疼的样子”，并主动提出，“我给你10块钱”。张军称，他当时立刻表示，“这是私家车，你胃疼才载你的，不要你钱”。两分钟后，“长安福特”应男子要求，转弯，停下。该男子试图拔出该车钥匙，并与张军扭成一团。七八名身穿黄绿色制服的执法人员包抄上来。张军随后被执法人员强行押入一辆面包车，“长安福特”遭到扣押，那位男乘客则不知去向。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张军为“非法营运”，并处以1万元的行政罚款，交付罚款10天后可取回扣押车辆。张军认为自己是“被钓的鱼”，并把上海市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告上法庭，要求其撤销行政处罚并承担诉讼费用。 而另一车主江涛也遭遇过“钓鱼执法”，他之所以肯定自己是“钓鱼案”受害者，有一个重要原因。2009年6月21日，他被“当场抓获”后，曾在同一个地方，重遇一男一女两位乘客。当时，他们正要求一辆桑塔纳“搭载”。江涛随即上前交涉，发现两名“乘客”身上有录音设备。 “这很正常，真的黑车嘛，很难抓的。那么就找个‘钓钩’来，钓你上钩，让你做黑车，罚罚款喽。”在上海，一位老司机告诉记者，整个上海市至少有上千个“钓钩”。他说，每次执法前，执法大队都会先确定抓黑车的“地带”，然后带着“钓钩”前去踩点，一般一个区至少设置五六个点，一个点要抓至少5辆车。 有知情人士透露，在闵行区，“钓钩”每“钓”到一位私家车司机，便可获得300元人民币，“钓头”则提取200元。宝山区给“钓钩”开出的价格也是200元，南汇区250元，奉贤区则是600元。“钓钩”用这些钱准备录音笔等工具。一个成熟的“钓钩”，月收入少则两三千元，多则五六千元，而“钓头”每月能净赚1万至2万元。 张军的代理律师郝劲松表示，根据以往经验判断，“钓钩”往往有两个特征：一是引司机到埋伏区，二是“试图拔车钥匙”。另外，“钓钩”往往携带录音设备，既然官方承认执法过程中的录音存在，“那么，上车的人无疑就是‘钓钩’”。 3．受骗车主多为公司老板，有两人为私人老板司机。欺骗他们的“钩子”各出奇招，有说家人出车祸急着赶去，有扮成急着要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钩子”一手吊个盐水瓶去拦车的。至于故意要给他们路费、强拔车钥匙、“扭住胳膊”带离小车、扣车及罚款万元等“钓鱼”流程和张军遭遇一致。对此，闵行区相关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他们的执法是合法的。 据了解，早在1992年上海开始打击黑车时，“钩子”就出现了。民间钩子数量在2006年激增，皆因规定举报有奖，每辆1次奖励500元。当年，甚至还出现了一名女“钩子”被黑车司机杀害的恶性事件。这些职业举报人形成了有组织的群体，一般有一个“钩子头”和执法人员联系，每个“钩子”头各有地盘。一个成熟的钩子能做到既安全又证据充分，月收入少则三五千，多则五六千元；钩子头一年可达十几万。一条黑车执罚产业链似乎悄然形成。 4．一位自称同样受“钩子”之骗的上海车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是2009年5月23日被抓，他的罚单和张军相差3883号，“差了3883就是所谓的3883辆，创造的收益是近4000万啊。中间相隔105天左右，一天平均有37辆车被抓。” 在交通管理部门的官网上，一份《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显示该大队打击黑车成果，两年时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了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质疑，对“非法运营”法律上无明确界定。而在西方国家，为节省能源，政府还推广拼车行为。如果帮助路人也算“非法运营”，以后有病求救谁还敢停车。 应松年教授认为：“‘钩子拔钥匙’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强制行为须有法律授权。他似乎在配合执法，但若无法律授权，那与抢劫有何区别?协管人员和钩子似乎都参与了执法，需要明确执法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群众可以取证、录音、举报，但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权，不能随意委托别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场方式，协助抓一个车给多少钱。” 5．在英美法系中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例如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而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执法机关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的社会问题。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执法机关也都曾使用过类似的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6．“钓鱼执法”的行为本身也被法学家们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据国家税制要求，打黑车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车采取“以恶治恶”方法不可取，“打击时要将打击黑车和‘好意搭乘’严格区别开”。 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戴福律师说，行政领域的钓鱼执法，最早来自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所谓诱惑侦查，就是指侦查机关以实施对嫌疑人而言有利可图的行为为诱饵，暗示或诱使其实施犯罪，待犯罪行为实施后将其抓捕。诱惑侦查也叫警察圈套，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特殊手段。诱惑侦查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 故各国都不约而同地对诱惑侦查在法律上作了严格的限制。被限定只用于诸如毒品犯罪、网络赌博犯罪等取证困难、危害严重的特定犯罪。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讯问时，不得采取诱导、欺骗、威胁的方式。“诱惑侦查带‘诱导取证’痕迹，在我国并无适用法律依据。” 而在行政执法方式上，世界上并无任何国家允许诱惑执法。戴福律师认为，“行政执法不能追求以金钱量化，否则公权力捞钱太容易了。” 姜明安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初稿已经过三审，对此类做法也有严格限定。他还认为，“钓鱼式执法可能扼杀互相友爱精神，还损害了执法机关公信力”，“为打击黑车创造这种执法方式，付出成本太大，得不偿失”。 戴福律师认为，“钓鱼执法”本质上就是“公权碰瓷”。“碰瓷”是指故意制造事端，借以敲诈勒索。对于现实中发生的“碰瓷”勒索钱财的行为，多以敲诈勒索罪追究“碰瓷”者的刑事责任。应松年教授认为，此类有预谋、有组织的强制性取财值得警惕，已超出了行政违法范围，涉嫌犯罪。 7．一个幽灵，捕风捉影、神经过敏的“钓鱼思维”幽灵，正在舆论中徘徊，人人闻“钓鱼”色变，动辄把一种行为描述为“钓鱼”，动辄怀疑自己成为某个“钓鱼阴谋”的受迫害者。自上海“钓鱼执法”曝光后，“钓鱼思维”以比甲流传播感染更快的速度在舆论中传染，人们看着什么都感觉那很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钓鱼”阴谋。 比如长江大学的大学生救人事件，就有网友怀疑这很可能是“钓鱼捞尸陷阱”：那两个落水少年是和渔船老板串通好了，他们故意落水，引别人来救，然后在水下拖住别人，等别人淹死后让渔船老板捞尸赚钱。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2009年5月，深圳市社保局通过网上监控发现，位于莲花北的一家社康中心自2008年11月以来，存在医疗保险月记账费用快速增长、单张处方金额较大等行为。社保局监察大队的调查人员对此采取了暗访的方式，对全市部分社康中心进行摸底调查。调查发现，包括康乐门诊部、莲花北第二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在内的18家医疗机构存在违反医疗保险规定的行为。为此，社保局在今年8月对这些违规医疗机构分别处以暂停定点医疗记账资格或限期整改的处罚。 针对社保局的暗访行为，一些医疗机构向媒体反映称，社保局监察大队在调查过程中存在“钓鱼执法”的嫌疑。深圳一些医生称深圳市社保局工作人员先假扮患者急诊，引导医生看病时不核对医保卡，或是扮成患者持他人的医保卡去就医，而医生未进行核实就开了药。等拿到药品和票据后，“患者”就会直接亮出社保局监督人员的身份，以此为由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关于此事是否属于“钓鱼执法”，舆论评价不一。 8．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备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时，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对法律就会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所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社会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从法治国家的经验看，诱惑取证应受到严格限制，它绝不能由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操作，因为他们往往对“执法”有利益诉求，倾向于“引诱”当事人。而这种“钓鱼执法”却撕裂了社会成员间朴素的情感，败坏了公德，今后那些真的生病、临产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帮助。 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钓鱼执法”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问的信任与互助，实在是害莫大焉。 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的笼子里，“钓鱼执法”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9．非法营运是一个老问题，多年来是屡禁不止，屡打难灭，已经成为城市发展和管理中的一个顽症。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法则来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实际上这是一对供求矛盾的客观反映，即是人民群众在特定区域和时间内对公共交通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与城市公共交通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说白了就是一个城市在公共交通发展、布局上有缺陷、有不足，跟不上社会发展和老百姓出行需要而引发的问题。因此解决之道，或者说根本的出路还是在于如何完善我们的公共交通布局和规划，增加公共交通的有效供给，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从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阶段性地持续发生，但只要我们坚持“两手抓”，既坚决打击非法营运，又根据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不断增加有效供给，而且“两手都硬”，是一定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的。 10．2009年10月17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应媒体时说，“10·14”涉嫌非法营运一事(指孙中界黑车事件)不存在“钓钩”问题。面对群众的质疑，10月20日上午，浦东新区相关部门仍对外公布称，经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核查，“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的‘钓钩，执法问题”。 第二天，在上海市领导的干预下，上海浦东新区第二次成立了调查组，展开了进一步的调查。 10月26日，上海市闵行区政府通报，对车主张军(即张晖)驾车载客受到处罚一事，区里专门成立了由区建交委、区监察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 经调查组查明，该行政执法行为取证方式不正当，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区建交委于26日责令区交通执法大队撤销对张军的行政处罚决定，区交通执法大队随之作出撤销该行政处罚行为的决定。 同时，闵行区政府责成区建交委、区交通执法大队在深刻检查的基础上，认真整改，并继续加强对非法营运的依法整治力度，依法维护正常的交通营运秩序，依法维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6日上午，浦东新区政府也就“孙中界事件”调查结果召开新闻发布会。 调查结果显示，原南汇区交通执法大队在10月14日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当取证手段。为此，浦东新区政府责成有关部门依法终结对该案的执法程序，并对当事人做好善后工作。 据悉，26日上午，浦东新区城管执法局已向孙中界表示诚恳道歉，并承诺发回车辆，一切损失可以协商或提供国家赔偿。 在新闻发布会上，浦东新区区长姜梁明确表示，“此前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调查简单草率，10月20日公布的结果与事实不符，误导公众和舆论。为此，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并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姜梁还表示，“浦东新区将深刻吸取教训，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文明执法能力，同时继续依法整治非法营运行为，加强公交网络、出租行业建设和发展，努力营造规范有序的客运市场环境。” 11．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公开回应“钓鱼执法”事件。俞正声谈到，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不是一概都不能采取的，但是它是要在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授权下才能实施的。我们在某些打击犯罪的场合，也实施这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用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的时候是错误的，这肯定是错误的。俞正声还表示，“它是一种制度性的措施的错误，说明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目前，上海有关部门已经采取了纠正措施。上海市政府再次强调，将按法定程序处理“钓鱼执法”事件，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实事求是地按照法定程序处理这一事件，今后绝对不能够再发生这种“钓鱼执法”事件。目前，市公安部门成立了打击“钓鱼执法”专案组，开始着手调查。市政府要求各区县的执法部门，全面整顿，做好事后的赔偿工作。凡是从2006年1月1日起至今，被采取不正当手段查获的车辆，可以到交通执法部门领取罚款和退还车辆。同时，要求广大市民积极提供线索，争取早日将那些“钓鱼”作案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抓捕归案。 12．上海的钓鱼事件也成为2010年两会议论热点，上海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全表示，不能搞得像电视剧《潜伏》一样，用卧底的方式来进行行政执法。他认为，之所以出现钓鱼事件，诱因是把有奖举报变成了有奖举证。在奖励的驱使下，一些职业举报人便开始“潜伏”，引人上钩。执法人员不是把举报内容当做线索去调查，而是直接当成证据来用，于是引发了备受争议的钓鱼事件。 全国人大代表、盐城瑞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刘玲这次领衔递交了一份议案，呼吁为了不让钓鱼事件重演，应尽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她介绍说，对于行政程序的一般制度，必须列得详细清楚，尤其是行政程序的启动，必须要让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首先有机会知道、能够参与。也就是说，你要去查黑车，必须明示公众，而不是偷偷摸摸地给人“下套”。她表示，有了明确的法律规范，就便于控制公共权力的滥用，保护人权，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规范行政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行政机关规避法律、规避程序法使用的问题。

材料1“‘法博士’，房产办不了过户手续怎么办？”“‘法博士’，宅基地的面积要怎么计算？”在小南镇贝鹏村村委会，有几位村民正围着一个身高1.3米、圆圆脑袋的机器人，问着各种法律问题。乡村也有法律机器人？“乡村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并不少，而法律的专业性较高，乡村法律专业人员的数量有限。”H省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黄主任介绍，“咨询者提出的大部分问题重复性高，难度不大，可以用简短的语句回答清楚。”两年前，贝鹏村加强乡村治理，引进了一台智能法律机器人，村民都亲切地叫它“法博士”。“对咨询的百姓来说，很多法律问题可能都是他们第一次遇到，存在许多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沟通起来既费时又耗力。”黄主任说。“法博士”依托语音交互等人工智能技术，为咨询者提供各种法律文书模板，涉及婚姻家庭、劳动人事、交通事故、民间借贷等与百姓生活、工作息息相关的多个领域，覆盖司法、律所等11个法律专业场景。“贝鹏村的这台‘法博士’，就是我省首个智慧村居法律服务公共平台的配套法律机器人，它能回答37万个日常法律问题。”黄主任说，“‘法博士’一天24小时在岗服务，不仅可以一一说出具体的法律法规，搜索到最权威的司法解释，而且还能引导咨询者到目标窗口解决更个性化的法律需求。”引进“法博士”智能法律机器人，不仅为群众提供了一个法律咨询的互动交流平台，同时也为基层“智慧调解”提供了“新帮手”，有效弥补了农村法律资源欠缺等短板。在日常调解过程中，即便是专业的律师也不能马上将某个领域的所有法律法规说出来，但“法博士”不仅可以将具体的法律法规一一呈现，还可以列举经典案例，以案说法。“‘法博士’还会当调解人呢！”贝鹏村调解员陈欢新在这方面有很多体会。邓某夫妻结婚40年了，近来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发生口角，甚至存在引发极端事件的苗头。村委会马上启动调解机制，在“法博士”面前，陈欢新和邓某夫妻共同发问相关法律问题。“根据‘法博士’的解说，双方哪里对哪里不对当场可以判定，邓某夫妻心服口服，我们这些非专业法律人士，也好像有了点法官断案的感觉。”陈欢新高兴地说。村委会趁热打铁，从两人多年的情感入手，结合“法博士”的法律条文解读，用情、说理、依法，成功化解了夫妻俩的矛盾。村民老秦兴奋地说，“法博士”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使用需求进行更个性化的定制，它不仅可以完成法律咨询，还能以唱山歌等方式普法。有些它解决不了的法律问题，“法博士”还能远程连接在线律师，以视频的形式解决咨询者的法律需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法律就只有一个理。”陈欢新说，农村的法律服务需求并不比城市少。由于受教育程度存在差异，村民对专业法律知识的理解，可能要慢一些。这两年，大家法律意识提高了，碰到的问题也多了，都希望能就近找到人咨询，可在农村，这种法律专业人员的数量显得有些少。机器人满足了这个需求，它不偏不倚，大家都愿意找它咨询。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通过平台连线专业律师，大部分结果都能让大家满意。“现在村民矛盾少了，交谈时讲法律话题也多了。”陈欢新表示，村里计划再引进一台“法博士”，让村民更快更便捷地享受法律服务。材料2一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政府的支持。2021年，X市法院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护航法治政府建设。5月，首届“西部陆海新通道法治保障论坛”在X市举行。近百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涉外商事管辖改革、货物多式联运一单制、外商投资法律适用等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供了“法智”支持。而这只是X市法院奋力保障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建设的一个缩影。“截至去年底，我们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案件752件。”X市一中院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X市法院发布陆海新通道沿线国家法律查明机制指引，填补国内东盟国家域外法查明空白；与口岸物流办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多式联运“一单制”发展的指导意见》，助力X市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建设。6月16日，X市知识产权法庭揭牌成立。半年后，X市知识产权法庭巡回审判站正式授牌，在九个区县设立巡回审判站，不仅更方便当事人就近诉讼，也便于知识产权法庭高效行使审判权，提高审判效率。“2021年，X市法院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2.5万件，涉案金额10.5亿元，判决侵权人赔偿损失2.4亿元。这充分发挥了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职能作用，激发了创新创造创业活力，为X市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X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8月，X市发布《2021年对标国际规则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围绕“执行合同”“办理破产”两大主要任务，细化分解32项任务目标，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数字管理一体化平台”。为此，X市法院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尝试：成功审结银橡汽车有限公司和影幻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引进战略投资、先进技术和债权债务股权重组，帮助南华置业、枫园等97家危困企业涅槃重生；在全国率先设立“人民法院证券期货犯罪审判基地”；在部分法院开展“数字金融纠纷一体化解决”试点……2021年，X市法院审结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审民商事案件43.7万件，涉案金额1070.7亿元。同时，审结破产、强制清算案件1680件，清理债务1016.7亿元，盘活资产522亿元。“本以为涉外案件打起官司来很麻烦，没想到这么高效地线上解决了！”10月25日，X市自贸区法院探索涉外商事诉讼、仲裁、调解“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利用X市法院“易解”平台云上音视频功能，与X市自贸区商事调解中心联合调解一起涉外销售代理合同纠纷，成功促成当事人及案外人三方和解。“如今，国际商事纠纷案件数量日益增长。为促进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我们通过一站式民商事案件诉讼服务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X市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如何以法治力量书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X市法院2021年作出了积极探索：出台服务保障长江“十年禁渔”10条意见，全国首发非法捕捞犯罪量刑指引，惩处盗伐林木、毁坏植物、偷排污水、直排废气等案件491件，助力“一江碧水向东流”；坚持“环境司法+”理念，持续在三峡库区消落带打造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示范林，使其成为库区靓丽风景；建立江中岛等20个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并设立巡回审判站，实现了由“点上开花”到“串珠成链”；12月6日，X市法院环境司法巡回审判庭首次亮相三峡库区。据统计，2021年以来，X市法院审结环境资源案件1367件，入选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的数量居全国首位。材料3“别小看了这个盒子，它就是路面电子自动识别设备，是我们交通安全风险监管系统的前端感知设备，可以安装在高速路的护栏上。”H市交通管理局交通事故风险防控中心严主任指着一个装有太阳能板的黑色正方体小盒子说，“有了这个小盒子，我们就像有了一双眼睛，能够对重点人员、重点车辆、重点路段等影响交通安全的各类信息进行实时感知。”交通安全与人、车、路、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如何及时发现其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是交通管理应当不断探索的课题，为此，H市搭建了一套交通安全风险监管系统。2021年初，监管系统发现，黑湖大桥路段轻微擦碰桥面设施问题高发，月均15起，事故总量排名市内同类型桥梁之首。交通管理局立刻派员到现场实地探勘调研，调研人员认为是车速过快引起的，但在增设了限速标志等设施后，监管系统再次反馈事故率下降不明显，特别是有些车辆擦碰大桥道路中间隔离护栏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交通管理局根据系统反馈情况，邀请专业设计单位共同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在桥面增设震荡标线及提示标志，在中央护栏安装反光条，在两条内侧车道施划纵向减速标线提醒驾驶员控制车速，并在桥中拱形段施划白实线，规范行车轨迹。经过整改治理，黑湖大桥路段事故率下降了73.3%。这个大桥路段的整改就是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时感知、分析研判，进而预防交通事故的一个例子。有了前端感知设备，交管部门不仅能实时掌握监测路段的堵车、车辆故障等不正常停车情况，还能监测路段的气象环境，比如是否有结冰、起雾、积水等情况。今年1月，感知设备觉察到，绕城高速某一路段的过往车辆出现异常减速。收到系统预警后，交通事故风险防控中心工作人员立刻调看该路段视频，发现是路面结冰引起过往车辆纷纷减速避让。工作人员立即通知正在附近路面执勤的巡逻车前往处置，很快消除了隐患。借力科技的同时，管理也要跟上。严主任介绍：“我们在全省率先成立了交通事故风险防控中心，负责对各类交通安全信息进行精细化、信息化管理，切实把工作基点放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货车违法载人，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重大隐患。2021年9月的一天傍晚，交通安全风险监管系统通过路面电子自动识别设备，发现一辆红色轻型货车后厢内载着20个人在洪山路行驶。交通事故风险防控中心汇集数据后迅速进行分析研判，3分钟后就将拦截指令发送至区交警大队。区交警大队迅速派出交警将该货车拦停并依法暂扣，将车上人员妥善转运，相关人员随后被追究相应责任。“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发现‘窟窿’要及时，堵住‘窟窿’更要迅速，这就考验我们如何快速将风险隐患扼杀在萌芽阶段。”严主任说，“我们建立了一整套交通事故风险防范预警流程，能够有效整合各方数据并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风险提示和专项隐患分析报告。”“交通事故风险防控中心按照‘虚拟机构、实体运营’的模式，把各职能部门整合到一起。一旦发现隐患，中心‘开方子’，车管等部门‘照方抓药’，各区交警大队负责‘对症下药’，始终保持全局‘一盘棋’。”H市交通管理局杨局长说，2021年该中心共分析事故风险300余项，发现隐患200余处，提出建议百余次。依据监测实况，中心还立足市安全生产委员会道路交通安全专委会平台，开展风险抄告、违法通告等相关工作，推动各方力量做好交通事故防控的综合治理工作。2021年全年交通管理局共向外地交管部门发送抄告函414件，向市、区两级安委会和交通运输、城管、园林、市场监管等部门发送抄告函20余件次，及时协调消除车辆超高、路面隐患、作业施工占道和高风险企业车辆、超标电动车违规行驶等数十项交通安全风险。“在事故预防上，我们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把各种‘不确定’的隐患因素转变为‘确定’的安全因素，使单起事故的‘偶发性’转变为整体事故率下降的‘必然性’，最大限度让事故可防可控。”杨局长说。材料4这天，在东白区某地产项目一间办公室内，挤满了激动的人群。大家正为工人出勤数字的准确与否不断争执。区劳动监察执法大队大队长徐涛站在人群之中，认真听着当事双方的说辞，同时也不断安抚工人的情绪。这是一起因工作计时而引发的劳资纠纷。徐涛依法耐心地开展调解，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工人群体被欠薪，往往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和群体性事件。建筑行业是重中之重，每年无论是案件数还是案件所涉金额，在讨薪维权案件中的占比都在85%以上。如能有效遏制建筑行业欠薪情况，就能减少大部分的讨薪维权案件。”徐涛说。为了尽可能减少欠薪事件发生，避免“小事变大”，执法大队积极开展“无欠薪行动”，经常到工程现场进行普法宣传，通过以案说法、以案促法的方式促使用人单位依法用工，增强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我们首先要求企业依法用工，规范劳动合同管理。尤其对建筑行业，要求在建项目建立劳动用工实名制台账，详细记录用工信息及工人进退场信息；同时，要求全面落实工人工资支付专户，将工资款项与工程款相分离，实行分账管理，做到专款专用。”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常华说。通过强化源头治理，近年来，东白区各类企业特别是建筑企业劳动用工管理日益规范，有效减少了各种劳资纠纷，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包工头拿钱走人”的现象发生。“大队把工作做在前面，建立了一整套劳资纠纷预防预警机制，防范于未然。”常华补充道，“我们在日常巡查排查风险之外，还积极畅通群众投诉渠道，认真做好来人、来电、来信等投诉举报的接访工作。除此以外，还要借助往年数据，通过实地巡查、书面审查及核查非法用工信息举报等形式，建立企业不良信息报告、欠薪报告监控等机制，提升预警准确性。”常华介绍，执法主要通过日常巡查、专项检查、书面审查、案件专查四个方面，由浅入深进行。从常规处置到专案清查，执法大队始终以高压态势治理企业拖欠工资案件，将事件影响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对排查发现的欠薪问题和隐患，我们会建立工作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做到问题不解决绝不销账。”为进一步提升劳动争议调处实效，执法大队还创新调处机制，将人民调解、工会维权、劳动监察、劳动仲裁等调解维权功能纳入到劳动争议联合调处体系中，进一步推动劳资矛盾纠纷快调快处。徐涛说：“我们加大欠薪案件查处工作力度，确保欠薪案件快立快处，对涉及人数较多、金额较大、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欠薪案件，将提交由区政府牵头成立的专案组挂牌督办，并在规定时间内办结。”总有一些用工者故意推脱逃避支付，甚至拒不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被拖欠的工资发放到位才是解决问题的标志。2021年1月初，东水湾某工程项目施工单位因法定代表人涉嫌犯罪，所有资金账户被查封，200多名工人担心领不到工资，多次上访讨薪。执法大队对施工单位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责令尽快支付所拖欠的工资。但施工单位逾期仍不支付，执法大队随即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第二天该施工单位急忙派人处置欠薪事件，2月3日，工人拿回了被拖欠的工资。这是东白区首例工程建设领域追究施工单位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是执法大队会同相关部门惩治老赖，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徐涛说，针对恶意欠薪行为，我们一方面与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齐抓共管，形成整治的强大合力；另一方面，及时将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同时，严格落实欠薪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将相关单位及责任人纳入“黑名单”管理。2021年，执法大队受理案件近百宗，为2500多名劳动者追薪逾3000万元，没有发生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欠薪案件、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或造成严重后果的极端事例，没有发生因欠薪导致生活困难的工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严厉打击了各类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群众给执法大队送来了各式各样的锦旗30多面，每一面都讲述着劳动监察执法人员践行初心使命、为劳动者解忧的感人故事。徐涛说：“办公室地方小，我们只挂了‘执法为民、排解薪忧’这一面，朴素的词语，却道出了我们的职责所在、使命所在。”材料5两块小白板，挂在J省天德县桃田镇纪委书记陈美丽的办公室，上面写着：一线处置信访问题，压实责任链条，落实重大决策部署，解决群众烦心事揪心事……陈美丽用“挂图作战”的方法，提醒自己最近的工作重点。“任务百千条，走出去是第一条。”在路上，成了她去年到任以来的工作新常态。桃田镇杨庚村，村部旁的小卖部是村民们闲聊的热闹处。陈美丽走过去，不少村民一眼就认出了她，“小陈书记，过来喝茶。”坐下闲聊，有人问：“听说村支书要改选，如果有人家里违规占用耕地，还能不能参选？”陈美丽追问，对方却欲言又止。只言片语，没头没尾，陈美丽却暗自记下，多方走访，这条线索果然不虚。镇纪委随后立案查处，一位候选人因此被取消参选资格。“要是只坐在办公室，这样的线索哪会送上门？”陈美丽说。村民老刘的妻子和女儿智力有缺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都压在老刘肩上。陈美丽入户几次，记在心上。在她的安排下，村干部先领着母女二人去医院进行鉴定，随后又帮忙依规办理了低保和残疾补助。“惠民政策执行中会不会还有疏漏？”陈美丽举一反三，督促相关部门摸底，又推动整改了几起类似的情况。半年多下来，这位年轻的纪委书记感慨：“怎么做到对社情民意心中有数？其实都是脚底板下走出来的。”一线监督点多面广，基层纪委干部如何顾得过来？全镇14个村，4个社区，征地拆迁量大，矛盾也多，信访量一度居高不下，从源头化解矛盾，还得靠一线。天德县试点设立村级廉情监督站——既有镇纪委干部坐镇，又整合村干部力量，实现一线“联合作战”。挂牌头一天，村民老林就走进廉情监督站，村纪检委员赵榕向他介绍：“以前反映问题，大家得往镇上跑，如今在村里反映情况，就能直达镇纪委。”观望一阵后，老林下决心反映了一个情况：某村民小组的财务管理不规范，用私人账户管公家钱，让人心里不踏实。摸准情况后，陈美丽马上督促整改，前后不到20天，给出了让群众满意的答复。从县纪委机关转任乡镇纪委书记，陈美丽是基层“新兵”。走村入户，起初她心里也没底，“人生地不熟，敲开门坐下，只能‘硬着头皮’聊天。”进得去、坐得下、聊得开，练的是群众工作能力。走的次数多了，陈美丽跟群众熟络起来，话题也多了起来。半年多下来，主动来找她的乡亲越来越多，电话、微信，陈美丽忙个不停。群众最看重实效，家里的水压为何上不来，老人如何联系接种疫苗……家长里短中发现的问题，看似不大，却容不得怠慢。“纪委干部不越位，也不缺位，督促干部履职担当，才能换来群众的真信任。”陈美丽说。监督下沉，护航的是干事创业正能量。杨庚村党支部书记老蔡道出如今的新变化：“镇纪委的同志把监督工作做在前面，群众心里有数，干部心里有底。去年一整年，全村就1个信访件，还是因为有村民没弄明白政策，稍微一解释，心里就敞亮了。”走村入户的时间久了，陈美丽也变了。下乡的路，她比刚来的时候更熟悉了，也走得更快了。乡亲们笑言：“小陈书记，你可比刚来时晒黑了。”陈美丽愿意听这样掏心窝子的话，“这是群众对我的肯定和赞许。”不仅是陈美丽，2021年以来，J省3000多名乡镇纪检监察干部走出办公室，把主要时间、精力、工作安排下沉一线，把工作重点放在下沉监督上，了解实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基层监督新格局正在呈现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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