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拆迁前，李宝荣家住在天津市和平区滨江道滨西大楼2幢3门308室，滨江道犹如北京的王府井，是天津市最繁华的商业地段。 “依据天津市的相关拆迁条例，拆迁评估要按市场价来，这儿新盖的商品房的市价都已经卖到8000多元/平方米了，我都不知道他们不到3000元/平方米是怎么评估出来的。”李宝荣对记者说。 2003年8月，李宝荣和其他10户人家作为“钉子户”被强制拆迁。让李宝荣对这次拆迁不满的，不只是补偿价格不到位，还包括拆迁办政企一家不合法，在全国“非典”肆虐的日子强制拆迁不人道行为等等。李宝荣等11户人家正准备对此次拆迁中有关部门的不合法行为提起诉讼。 拆迁部门政企一家 2003年4月30日，麦购休闲广场建设项目现场拆迁办公室(以下简称“麦购项目拆迁办”)发出公告，表示要在滨西大楼的地址上投资兴建麦购休闲广场，并于5月15日至24日由和平区拆迁公司对该地区滨西大楼进行拆迁。 9月12日，李宝荣等11家“钉子户”被强制拆迁完毕。原住滨西大楼3幢2门309室的马永珍告诉记者，自5月25日开始到8月底强制拆迁前，他们就一直生活在断电、断水、断煤气、断通讯的状态中。马永珍表示他们就是要做“钉子户”，因为此次拆迁不合法。 马永珍说，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拆迁单位在申请领取拆迁许可证时，必须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等5份文件。但据她们了解，这一项目的开发方在4月17日取得对滨西大楼拆迁许可证时，尚未完全取得应有的证明文件。因为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4月18日才公告挂牌出让这块土地，表明在此之前开发方并没有拿到这块地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8月17日才公告这块地给开发方。 李宝荣说，他们就拆迁纠纷找和平区拆迁办时发现，和平区房管局局长就是和平区拆迁办的法人代表，同时还是和平区房屋拆迁公司的法人代表。这显然违反了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不得作为拆迁人，不得接受拆迁委托”的有关规定。 记者从有关方面证实了马永珍和李宝荣的说法。 麦购休闲广场工程分为两期，当时政府有关方面说，等到二期工程开始时，两个土地使用证一并发放，这就是为什么直到8月17日才公告获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原因。 和平区拆迁公司的法人代表一直是可广欣，而她同时是和平区房管局局长。和平区法院 2003年7月17日下发的一份行政裁决书也显示，当时和平区拆迁办法定代表人还是可广欣，她是拆迁办的主任。 拆迁户：补偿金额太低 滨西大楼拆迁实行的是货币补偿政策，而天津市在进行补偿时与别的城市有所不同，评估价格按建筑面积补偿，补贴金额按居室面积补偿。 被拆迁人王钟奇向记者提供的麦购项目拆迁办发出的没有加盖公章的拆迁公开信表明：滨西大楼房屋由天津市志信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住宅房屋评估单价为2830～3000元 (按建筑面积补偿)，同时按居室面积每平方米1880元给予安置补贴金额。 对于原住滨西大楼4幢3门410～412室的王春来说，自己的房子建筑面积为49.15平方米，居室面积24.87平方米，评估公司与拆迁方所做的评估总价为132714元，再加上按居室面积补贴的24.87平方米，补贴46756元，总计价格为17947Q元。王春来认为，评估公司不顾滨江道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这一事实，所做的评估价格太低。 《每日新报》2003年6月25日有这样一则报道：受海河开发影响，和平区商品房月交易均价超过了每平方米7000元。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5月中旬正是‘非典’肆虐的时间，和平区拆迁公司居然强制拆迁。一方面房子不好找；另一方面外出流动容易感染‘非典’。企业为了赚钱不顾百姓安危，难道政府也不为百姓考虑?”马永珍说。 虽然有关人员极力否认在“非典”期间强制拆迁，但无论是和平区拆迁公司的相关拆迁《提示》，还是和平区法院的相关行政裁决，都是要求滨西大楼的拆迁户必须在5月份自行拆迁完毕。在和平区拆迁公司5月24日发出的《最后提示》中写明：自5月25日零时起，滨江道麦购休闲广场拆迁片将施行断水、断电、断煤气。 拆迁办：评估没问题 天津市和平区法院表示：“我们认定在拆迁中存在拆迁人、审查人、批准人和执行人为同一个人的情况，不符合正常拆迁的法律程序。我们及时向区政府发出了司法鉴定，要求调整。目前，有关人事调整已经完成，使拆迁程序合法化了。但居民所说的‘五证’不全、违法拆迁是不属实的。” 和平区房屋拆迁办公室现任主任刘耀光认为：“在拆迁补偿上产生纠纷比较正常，因为在进行拆迁评估时肯定会有区别，朝向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大小不同，所以评估公司作出的结果也会不同。” 他说，此次拆迁评估不是市场评估。整个评估的价格总体上要比市场评估价格高出 40%，也就是说多给了居民40%的补偿金，主要是让老百姓在拆迁时的利益不受损失。因此，评估没有问题。居民之所以认为补偿金额少，可能跟其心理预期太高有关。虽然政府拆迁已经尽力安置和补偿老百姓，但是不可能把每户的想法都照顾到，自然会有小部分人有意见。 刘耀光认为，麦购休闲广场项目纯属民间商业投资，为了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在动作程序上可有一定灵活性。因此，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他们就发放了拆迁许可证。 但是，李宝荣等对这些说法并不认同：城市拆迁搞建设，老百姓识大体顾大局，不会从中阻挠。但在“五证”不全的情况下违规拆迁，置国家法规和老百姓生命于不顾的行为，我们不能接受。用马永珍的话说，“我们就是要向这种非法拆迁说‘不’”。

二、给定资料 (1)2002年1月10日，上海的《社会科学报》第七版上刊登了署名为晓声的文章，题目为《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此文指出：在王铭铭于1998年出版的《想像的异邦》一书中，有近10万字的内容，除了些个别的字词、语气语调、关键词连接有所改动之外，与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译本)几乎一模一样。　　(2)《想像的异邦》第二篇与《当代人类学》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几乎相同，甚至连结构段落顺序也没有改变，只是原书中的一些小标题被删节了，王铭铭在自己所出的《想像的异邦》一书的序言部分和参考文献部分中没有一次提到美国作者哈维兰。值得一提的是，王铭铭正是《当代人类学》一书中译本的翻译者之一。　　(3) 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所撰写的《想像的异邦》一书被指认“存在严重剽窃”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一片哗然。1月14日，南方某报刊全面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紧接着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同时北大方面传出消息，对王铭铭做出严肃的处理，撤销其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在内的全部学术职务。　　(4)王铭铭，1962年生，厦门大学研究生，尚未毕业即考取中英文化交流奖学金赴伦敦大学留学，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大中国学术城曾介绍他“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区域研究、宗教人类学、汉学人类学等方面有专长。”王铭铭作为人类学的知名专家，亦因著作多而闻名于业内，据有人统计，他近几年内一连出了十几本书，且著作一直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5) 署名晓声的作者，真名为王晓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级文艺理论专业博士生，当他发现了王教授抄袭他人著作的行为后非常生气，于是便写了文章，只是想“打击一下，借此事攻击一下这个现象”，并认为学术打假，重在体制。　　(6) 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8日报道：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自成立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以来，首次向媒体公布了2001年度的“打假成果”。　　(7) 基金会的材料表明，截止到2001年12月10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共收到举报76件，其中，举报内容涉及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10件、弄虚作假13件、专家评审不公20件，以同一内容重复申请2件、滥用科学基金经费7件，冒名申请4件，受资助单位及委内管理问题等20件。经调查组核实，对有关人员或单位提出报道批评或内部批评8件，取消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3件，追回科学基金资助经费2件。

二、给定资料 1．中国科技近20年来的长足进展一直令国人激动，网络热、基因热、纳米热……科技的新贡献让科技工作者头上的光环又亮了几分。就在国内新科技的发展如火如荼之际，“浮躁瘟疫”也向科技界悄悄袭来。 2．警钟最先在海外响起。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在3月发表题为《中国的希望与浮夸》的评论，指出中国一些学者追求金钱和地位的不良风气正在玷污一些著名研究机构的声誉。并同时指出，中国的新一轮科学资助热潮及吸引海外科学家回国的若干计划被国外学术界认为是成功之举。但是，一些在海外华人圈被称为“科学骗子”的人也参加到国内学术投机的行列。 3．去年8月，国内媒体和北京生物学界的不少人都为一条新闻激动过：留美学者、美国洛杉矶塞达西纳医学中心分子遗传实验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晓宁携带多年研究的科学成果——三个基因库回到北京。她将把这三个基因库永久留在中国进行科研和相关的临床诊断。媒体将陈晓宁誉为世界生物科学界顶尖级人物，并称三大基因库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而国内一些著名生物学家也站出来为陈晓宁喝彩。其实，陈只有硕士学位，其副主任之职只是行政职务，也并非是副教授，所谓三大基因库也非价值无法估量，而是花4000美元就可买到，甚至可免费索取。 4．“基因皇后”事件结束不久，国内南北生物学家又为“核酸营养”展开交锋，十余位专家甚至院士和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卷入其中。反对方指出“核酸”没有营养，对其产品的宣传是商业骗局，美国早在20年前就司法判定了核酸营养是商业骗术，但支持者仍然坚持核酸营养研究是一项“新科学”。直到国家卫生部宣布某核酸营养产品属“扩大宣传”，反对方才艰难地占据上风。 5．据《科技日报》报道，“863计划”实施15年来，申请专利与发表论文的比例大约为1比30。其中某一年仅获得3项专利。论文偏多而成果太少，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某些科技工作者务虚不务实的作风。同时，国内科学家论文因“千第一律”，雷同者太多，引用率不高，影响较小。 6．更令科技界感到羞愧的还有个别抄袭现象。据悉，国家自然基金委调查的有关基金项目的申请中，弄虚作假、剽窃事例绝对量在增加。更有甚者，还曾有人伪造论文检索证明，将实际收录论文数由1篇夸大为7篇。 7．原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胡亚东研究员则用他在科学院图书馆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浮躁：中科院图书馆大概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好的图书馆。过去那里经常坐满了看书做学问的人，其中不乏像竺可桢、卢嘉锡这样的大科学家。可是现在，人少了，去的人也多是找了想要的东西一复印走了。“味道完全不对了。”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金人庆]：促进和谐 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12期)(2005年11月24日)刊发题为“贯彻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答本报记者问”稿件，在文章中金人庆表示，“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支出安排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要大力支持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全文如下： [记者]：金部长，我们知道，2003年您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介绍了本届财政部党组“一、二、三、四”的工作思路。近三年了，我们很想知道，当年“一、二、三、四”的工作思路进展情况怎么样? [金人庆]：2003年3月本届财政部党组成立后，按照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本届政府施政纲领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紧密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本届部党组“一、二、三、四”的工：作思路。概括地说，就是要“做大一个蛋糕”，即做大企业、经济、财政蛋糕；“用活两大存量”，即用活1500亿元建设国债投资存量和300亿元粮食风险基金存量；“推进三项改革”，即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税制改革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四项制度”，即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这个思路归纳起来很简单，但内容比较丰富，在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上上下下，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各个部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各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记者]：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有关的具体情况，比如说在做大蛋糕方面的进展? [金人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过来影响经济。做财政工作首先应该把经济和企业蛋糕做大。只有企业和经济蛋糕做大了，财政蛋糕才能做大。当然，做大蛋糕绝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由财政拿钱办企业的老路，也不是通过个别减免税的办法支持企业和经济的发展，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此，近几年来，我们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企业和经济发展：一是积极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如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型，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二是适时推进出口退税和增值税转型等改革，改善企业资金状况，既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又给企业以约束，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外贸和企业发展；三是大力支持金融和国有企业改革，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与税务、海关等有关部门一道，依法加强收入征管。通过上述措施，使全国财政收入不断跨越新台阶。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18903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1715亿元；2004年突破2.5万亿元，达到26396亿元，比上年增加了4681亿元，并且这是在解决了1250亿左右的出口欠退税和405亿退耕还林挂账后的增加额。2005年1～ 9月全国财政收入已达到2376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08.76亿元，增长16.7%。预计全年将突破 3万亿元大关。同时，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18.0%提高到2004年的19.3%，标志着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央财政收入从2002年到2005年年均增长17.1%；地方财政收入从2002年到2005年，增长 19.7%。相比而言，地方比中央增长更快一点。 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为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全国财政支出2002年22053亿元；2003年24650亿元；2004年28487亿元；2005年1～9月19950亿元，增长16.4%，完成预算的61.9%。“三农”、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等各项重点支出都得到了较好保障。 [记者]：您刚才提到为促进企业和经济发展，适时推进了出口退税和增值税转型试点等改革，请问这几年财政部在税制改革上有哪些举措? [金人庆]：近几年我们在税制改革方面的主要工作：一是改革和完善了出口退税机制。前几年，随着外贸出口的高速发展，出口退税增长很快，财政难以负担，已累计欠退税2477亿元，不仅增加了外贸企业负担，也影响了政府信誉。2004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了改革，还清了出口退税欠账。2005年又针对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港口城市负担过重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及负担机制，即在适时调整部分资源性产品退税政策的同时，自2005年1月1日起，维持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核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不变，超基数部分中央、地方分担比例由75:25改为92.5:7.5，使出口退税的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二是积极进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改革试点。自2004年7月1日起，我们对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等8大行业实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2005年又进一步完善了试点方案，研究提出了豁免东北地区各类企业1997年以前历史欠税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方案。从试点情况看，改革效果已初步显现。三是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在目前全面修订个人所得税法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修改：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工薪收入扣除额，即由800元/月提高至1600元/月；进一步扩大纳税人自行申报范围，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力度。目前，有关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正在全国人大审议过程中。四是研究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人担心合并会影响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不主张合并；更多的人认为要按照国际条约和WTO规则，实施国民待遇，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抓紧合并。目前已有一个初步方案，我们将争取尽快推出。 [记者]：我们知道您有一句名言：“要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能甭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金人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本届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本届财政部党组始终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心，提出了“让公共财政照耀农村”的新理念，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多渠道、多种方式着力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是积极实施了“三减免三补贴”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到目前为止，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律实行免征农业税；已经明确免征农业税的省份达到28个，河北、山东、云南3个省也有210个县(市)免征农业税，享受免征农业税实惠的农民达到了8亿人。二是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等支持力度。认真落实新增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等一系列政策，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扶贫开发、抗灾救灾的支持力度。三是积极出台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有关政策措施。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50亿元，用于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县乡税收收入和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产粮大县等给予奖励；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从目前实施的效果来看，该项政策受到基层的普遍欢迎。四是认真落实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如在支持农村义务教育方面，从今年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免书本费、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惠及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约3000万名，占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人数的26%；积极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少生快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等。总的看，近三年来，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之大、农民受惠之多是历年来少有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今后一段时期，财政部门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两个趋向”论断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关于加强“三农”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多子、少取、放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投资结构，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积极创新财政支农政策机制和资金使用管理机制，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促进现代农业建没，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记者]：这几年国家财政确实办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由此我们也体会到作为一个财政部长的艰辛和不易。对此，您一定有很多切身体会? [金人庆]：近些年来，我们在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做了一些事，我有以下四点体会：一是服务大局。必须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改革和发展全局；必须抛弃单纯收收支支的理财观念，不能重财轻政，就财政论财政；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从经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积极服务并服从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着眼长远、统筹兼顾，这样才能使财政工作不断走上新的台阶。二是做大蛋糕。“三财”之道，生财为本。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证。只有在做大企业、经济蛋糕的基础上，不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才能为支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三是以人为本。必须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为民理财的意识，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弱势群体倾斜，向“三农”倾斜，向困难地区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着力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做到理财为民，理财为公。四是“主动买单”。必须更加积极主动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方针服务好，为地方和部门服务好，为人民群众服务好；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该支持的要主动支持，该保障的要切实保障，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以及有关部门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尽可能把钱花得更好、花出更大效益来。 [记者]：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件。根据《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时期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您认为财政工作将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有些什么设想? [金人庆]：《建议》全面规划了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为“十一五”时期的财政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财政工作目标和任务，切实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既有不少有利条件，又面临很多挑战。从有利条件看，有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对财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有近年来在财政改革与发展中积累的一些经验，还有一支素质不断提高的财政干部队伍，我们有信心把财政工作不断推向前进。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也不小。比如，收支矛盾比较突出，改革攻坚难度增加，化解风险任务艰巨，均衡发展挑战加大，等等。此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不断推进，各方面对财政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深感身上的担子不轻，在落实“十一五”规划要求的过程中，财政负有神圣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们初步设想，“十一五”时期的财政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积极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完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机制，狠抓增收节支，坚持统筹兼顾、量人为出、确保重点的方针，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特别是要着力促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扩大国内需求，同时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建立完善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促进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努力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记者]：看来“十一五”时期财政工作的任务将非常艰巨，特别是在继续做大蛋糕方面，要在一个本来就比较高的起点上继续发展很不容易，有什么新的办法吗? [金人庆]：做大经济财政蛋糕，就要大力促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如果“十一五”期间真正能够增强企业自主发展、自我创新、自我搞活的能力，就能促进经济保持平稳长期良性增长，那么财政就有源头活水了。 [记者]：那么财政部门在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将有什么举措呢? [金人庆]：我想财政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税收、财政资金、政府采购等财税政策工具，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积极推动建立以市场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为企业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大科教投入，完善科教投入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记者]：运用财政手段，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效益，同时也增加了税源，先予后取，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金人庆]：为了促进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还要大力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针对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的现状，《建议》提出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财政作为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在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能够而且必须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是做大财政蛋糕的重要措施。 [记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太重要丁。财政在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金人庆]：在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财政要积极采取措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夯实经济增长基础、强化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入手，着力于消除可能导致经济粗放型 增长的体制性障碍，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走集约化道路。具体地说，要从三个方面来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是研究实施激励和约束并重的财税政策，大力支持循环经济，促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二是支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政策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府间财政收支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 [记者]：考虑得很周到。 [金人庆]：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注重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内需和外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中国有13亿人口，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中国有庞大的就业队伍和储蓄，市场潜力巨大。应当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发展经济的方针。当然，也要坚持对外开放，努力扩大外部需求，拓展国外市场，使内需与外需更好地结合起来。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当前我国投资持续高增长、投资偏热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刺激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关键。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方面的职能作用，主要是：理顺要素价格，理顺资源、劳动力、土地、环境等价格；进一步研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不断提高居民收入；进一步支持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解除后顾之忧；加大生活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需互动，从而使大家有钱消费、敢于消费、方便消费、放心消费、有效消费。 [记者]：运用财政手段，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只要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相信国家财政的蛋糕一定会越做越大。那么，“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支出安排有什么变化? [金人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人为本，为民理财，这是公共财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建议》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支出安排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要大力支持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记者]：以人为本，为民理财，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些提法很有新意。具体来说，“十一五”时期，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支出安排有哪些重点呢? [金人庆]：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积极支持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第二，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第三，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等的投入力度，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学。第四，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认真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另外，还要牢记“两个务必”，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要坚持科学管理和严格监督，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业，真正为党和国家、为人民理好财。(李玉梅 陈国裕)

材料一日前，S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对于设摊经营、占道经营等行为由以往的全面禁止变为了“重点区域禁止”，不再“一禁了之”，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此举体现民意，但也有人担忧，放开之后，是否会增加管理成本？为此，记者进行了调研。“星光里”夜市人流如织，老王的“地摊照相馆”人气很高。最开始，他的摊位只有一张桌子，后来他和集市上的朋友合作，以房车为载体，一边作为拍摄舱，一边售卖咖啡，挂满照片的房车自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老王说：“最初，我只是想过渡一下，没想到一直走到了现在。”记者注意到，相比夜市的固定摊位，流动摊贩的自由度更大，成本更少，但风险也更大。这类摆摊并不被即将实施的法规所允许，但在人流量大的地铁口、交通路口，依然会有流动摊贩出没。晚上11点，在地铁口卖炸串的邹阿姨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她立刻招呼其他摊主收摊，大家心领神会——城管来了。邹阿姨和丈夫一人一个摊位，摆在两个相邻的路口，远处的儿子见机给父母通风报信。邹阿姨他们骑上车，藏进一家商铺的通道里。“我们也想过到政府划定的区域去摆摊，但是这些区域都不沿街，摊位费也高，对于我们这样的小摊贩并不合算。”邹阿姨对记者说。都说“人间烟火气，当数夜市最浓”，针对这部法规的评论，网友们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即“烟火气”。法规中对设摊经营不再“一禁了之”，让市民读到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城市治理气度。“童年的回忆和烟火气一起回来了！”老马停好车，走进“九街夜市”后感慨道。天刚擦黑，“九街夜市”已是人声鼎沸。步行街两面是古色古香的殿宇楼阁，中间的小摊次第排开，水果生鲜、烧烤肉串、衣服饰品、美甲、套圈、气球、鲜花……应有尽有。老马家在长龙，这次专程带女儿小美来“赶集”。像老马这样专程逛夜市的市民不在少数。不少市民说，缺少了摊贩，这座城市总觉得少了几分灵气和暖意，夜市就是一种载体，实现人与人之间更亲密的交流，使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的森林。夜市不仅是中老年人的乡愁，也是年轻人的乐园。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夜市话题均为流量热贴。每个从夜市归来的“90后”“00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发朋友圈，有的甚至开启直播，而这些网上的流量又引来线下流量，为夜市积攒人气。但是，也有人坦言，“烟火气”管不好，很可能就变成了“火气”。“没有人不爱路边摊，除了周边的居民。”住在新牌坊的小孙此前是夜市的投诉者。“炒河粉的摊位就在我家楼下，一直闹到凌晨4点。夜市取缔后，一下子清静了。”不过，几年之后当小孙搬到箐口后，她又异常怀念当年的喧嚣，成了夜市的支持者。市民需求关乎“里子”，市容管理关乎“面子”。在“岐山夜市”，清洁工大叔指着地上散乱的竹签、纸盒，向记者吐槽：“这怎么扫？扫了前面后面还有，永远也扫不干净。”他说，至于烧烤摊留下的油污，只能等夜市收摊后才能刷洗。夜市星光灿烂，运营和管理成本却不低。一场夜市的背后，除了组织方的精心策划，还涉及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江北区商务委蔡主任说，如果在划定区域内开夜市，需要交通部门的支持；治安工作如何做，需要公安部门给予指导；食品摊贩的证照是否齐全，需要市场监管局的监督；摊贩的市容“善后”，需要街道、城管部门来管；一旦有流动摊贩进入夜市，还需要相关部门来执法。摆摊不能“一禁了之”，但也绝非“一放了之”。此番对设摊经营的立法疏导，对管理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哪里可以设摊？与居民区的距离多少为好？公共市政设施是否完备？消费纠纷如何调处？辐射人群是否匹配？……这都需要更精细的管理体系作为支撑。材料二外籍商人哈米居住在J市东江街道鸣山社区，因工作原因经常昼伏夜出，而邻居陈阿姨每天早睡早起，双方生活习惯截然不同，多次发生纠纷。于是哈米尝试向J市外国人服务管理平台求助。接到调解预约后，平台工作人员马上联系到哈米和陈阿姨，并派人现场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市委政法委林副书记说，J市扎实推进诉源治理，坚持“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将更多法治力量延伸到基层，对案件源头形成治理合力，有效预防和解决基层矛盾纠纷。近日，J市N区人民法院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成功调解一起行政强制案件，当事人梁某送来锦旗表达感谢。今年初，N区茶恩镇政府责令梁某限期拆除未经许可搭建的冷库。梁某认为，该冷库是经村委会同意后才建的，主要用于储存果蔬等农产品，有利于村民发展经济，遂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镇政府责令限期拆除的决定。调处中心受理此案后，经法官的耐心沟通、多次现场调查和调解，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参与调解的张法官说：“调处中心为群众和行政机关搭建了更为高效的沟通平台，行政案件协调和解率达30%以上，对于化解群众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完善诉源治理新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着“事都捋一捋、理都摆一摆、法都讲一讲，讲着讲着心结就打开”的工作思路，J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常态化推进检察公开听证。2022年，全市检察机关共组织听证会600场，听证后矛盾化解率达90%。同时，J市检察机关还持续开展简易听证和上门听证，努力把信访问题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解决到位，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拉几条长凳、摆几张桌子，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往上一放，一场简易听证会在杨大爷家的院坝拉开了帷幕。2022年初，湛某潜入杨大爷家盗窃现金1万元。公安机关抓获湛某时，他已将所盗钱财挥霍一空，由于湛某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无力赔偿杨大爷的损失。法院依法判处湛某有期徒刑，但杨大爷却一直不认可，多次上访。为解开杨大爷的心结，J市人民检察院何检察官和听证员来到杨大爷家，面对面释法说理。“他既不赔偿，态度也不好，我心里不服！”杨大爷表明诉求。案情并不复杂，关键是如何让杨大爷理解判决，释法说理显得尤为重要。“湛某是否有前科”“到案后表现如何”“法院量刑的依据是什么”……听证员详细询问，并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评议，形成了听证评议意见。听证会罢，杨大爷表示愿意息诉。“考虑到杨大爷家庭困难，湛某也没有赔偿能力，我们准备帮助杨大爷申请司法救助金。”何检察官说。2022年11月17日，外来务工人员老程一行来到J市M县诉源治理中心，投诉电力公司拖欠他们13万元工资。由于涉事公司项目在青山镇，青山镇政法委员老黄得知后，立即邀请公安、司法、供电等部门对双方涉及的单位、人员进行联合调解。经调查了解，该项目存在转包现象，当时项目款确实还未到账，承包人吴某又因故无法及时返回青山镇。经调解，由电力公司先行垫付老程等人的工资13万元。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政府、法庭、司法、公安监督跟进。“种子法庭”是J市H区人民法院2022年探索推行的服务种业工作模式。在涉种纠纷化解中，H区人民法院组建了专门的合议庭审理涉种案件，在当地大专院校、种子管理部门、制种龙头企业中，遴选了十余名“专家型”人民陪审员，为种业纠纷提供咨询，给案件审理增添专业视角。自该模式推行以来，H区人民法院办理的涉种纠纷非诉解决比例和调解成功率均超过70%，涉种案件平均办理周期比过去缩短了一半以上。材料三C县上澳湾海域微波粼粼、金光闪耀，富饶的5万多亩海域是周边村民赖以生存的“海上耕地”。正值紫菜收获的季节，村民们在海上劳作，一派祥和景象。可就在2016年以前，这里曾因养殖用海权属不清而纠纷不断。“大海谁先占有就是谁的，大家都在抢地盘。”赤水村民兰大爷记忆犹新，“那时我们脑子里只有‘祖宗海’‘门前海’的概念，谁占的海多，谁就来钱多。”兰大爷所说的“那时”指的是2010年前后。2010年，全国紫菜市场供不应求，养殖户不断增多，收益也很可观，但养殖户之间海域使用权不明的问题也埋下了矛盾冲突的隐患。上澳湾沿岸分布着10余个乡镇，长期以海产养殖为主导产业，但不同乡镇、不同村落之间的养殖海域又互相交叉。下海镇党委袁书记说：“过去，我们与邻近的中海镇在养殖海域确权方面进展迟缓，海域界限不清、权属不明，只能是谁先占，谁先用，养殖用海矛盾纠纷时有发生。”中海镇李镇长则说道：“当时我们也没啥办法，用海基础数据我们镇上也不清楚，上头发来的数据也是模糊不清。我们两个镇搞过联合规划排查，想对养殖海域全面确权，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两个镇谈好的一些界限、权属也落不了地，只能任由村民自行其是。”紫菜养殖用海还没确权，部分从事海洋捕捞的渔民也转向紫菜养殖，要求政府重新配置用海资源，这更增添了确权的难度。2016年，因上澳湾海域紫菜养殖长期无序发展，致使收购价格暴跌，养殖户损失惨重。同时，多发的矛盾也使得政府的扶持项目无法推进，严重影响上澳湾沿岸建设和村民增收。C县王副县长说：“要引领养殖户走好乡村振兴路，走出养殖用海困境尤为关键。”2016年至2017年，C县先后召开20多次会议，反复征求沿海镇村干部群众意见建议，最后确立了“三权分置、二级发包、一证到底”的改革思路，并决定在上澳湾海域开展养殖用海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政府行使所有权，赋予村集体用海经营权，保障养殖户享有承包权，推进海域资源确权登记，以制度形式明确权责范围，彻底解决用海定界模糊等根源性问题。”王副县长介绍说，国有安海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一级发包主体行使所有权，将养殖用海按面积发包到村集体，村集体为二级发包主体行使经营权，经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后再发包给本村养殖户，养殖户享有承包权。承包租金的50%归属村集体经济收入，30%由镇政府统筹，20%由国有公司统筹。政府和公司统筹所得全部投入产业发展、养殖保险，以反哺养殖户。为确保“三权分置”“二级发包”落地见效，C县创立“养民证”制度。在养殖户签署协议并缴纳租金后，发放“养民证”，对养民的承包、产业发展补贴申报等事项实行“一证到底”。同时，县有关部门借助无人机航拍和卫星定位技术建立养殖用海电子“户口册”，为养殖用海依法有序地分配、流转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支撑。兰大爷刚拿到“养民证”时，意外地发现，“养民证”还是C县农商银行的信贷凭证。他来到县农商银行营业网点了解详情，银行工作人员向他解释道：“根据县政府发来的通知，您可以用‘养民证’享受‘蓝色信贷’服务，我们可为您发放低息贷款，支持您发展海产养殖。”2019年，C县完成了覆盖全县所有沿海乡镇的养殖用海改革工作，化解了多年来的养殖用海矛盾。上澳湾紫菜养殖每年需要更换竹竿33万根左右。以前养殖户们为降低成本，将废弃的竹竿留在养殖海域，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也对海上渔船航行造成了严重安全隐患。“养殖用海改革后，养殖海域废弃竹竿处置责任得到进一步明确，养殖户主动配合竹竿集中更换处置工作，有的还更换为经久耐用的环保型玻璃钢插杆。”王副县长说，上澳湾紫菜育苗基地、紫菜精加工产业园也得到迅速落地，下海镇和中海镇还瞄准“共富海”，联手打造“多彩上澳”项目，大力发展特色渔村旅游。“现在海上抢地盘的情况没有了，我们‘祖宗海’‘门前海’的老观念也没有了，紫菜养殖更赚钱了。”兰大爷逢人便说。他现在承包了42亩海域从事紫菜养殖，好的年份能赚七八十万元。近三年，兰大爷所在的赤水村集体经济收入年均增长40%，有了雄厚的资金基础，码头修缮、村道改扩建、环境绿化等项目快速推进，上澳湾的公共设施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小渔村越来越美了。如今，上澳湾每年的紫菜产量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年产值超10亿元，有效带动了沿岸乡镇共同致富。材料四上午8时30分，“伊家托育园”准时开园，不少送娃的家长已在门口等候，余先生一对两岁多的龙凤胎就托在这儿。“我和爱人都在上班，岳父母年纪大，照顾起来实在力不从心，若托到其他私立托育园，两个娃每月要6000元，负担实在太重！”余先生说。在B市北仑区，3岁以下婴幼儿有2万多人，托育需求着实不小。去年，北仑区卫健委成立区级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并牵头开办首家公办托育园——“伊家托育园”。“这是全日托模式，完美匹配上下班时间，每月收费1700多元，在我们可负担范围内。”余先生“托”得很放心。园区内用心的小设计随处可见，比如墙上的护牙小玩具，能模拟牙刷的使用。再比如，宝宝吃过的食物都会留样48小时，方便后续追溯……“小家伙入托后，生活习惯变好了，自理能力也增强了！”推广普惠托育服务，替年轻家长分担带娃时间和成本，这是B市在“幼有善育”这道民生考题上的突破口之一。为满足托育服务的硬需求，B市出台《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范围，加快普惠性托育供给，全市今年计划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7500个，其中普惠性托位5000个。位于兴河社区的阳光托育中心，是B市第一家由社会资本和社区共建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该中心利用社区用房与个人自有商业用房合建而成，设置托位100个。创海社区服务中心二楼是B市首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站之一，配备了1名保育医生和1名育婴师，提供预约式临时托管等服务，居民步行15分钟便可放心托。这些形式多样的家门口托位，通过设施共建共享，实现了托位的显著增长。此外，市卫健委还牵头编制《托育机构设置指引》，对有意向设立托育机构的组织或个人给予引导和支持，并明确监管要求。前段时间连续高温，高塘小区的李女士因1岁的宝宝暑热而发愁，幸好家庭养育指导员上门，为她开出“度夏指南”并帮她梳理宝宝成长各阶段的照护技能。家庭养育指导员是去年B市组织培训的一支专业队伍，通过上门服务，手把手教年轻父母养娃。北仑区依托村（社区）计生管理员队伍就地转化了300多名家庭养育指导员，目前已累计入户指导3万余户次。区卫健委靳主任表示，这批人原本就在村（社区）工作，人缘亲、情况熟，是婴幼儿照护入户服务快速落地的主力军。但靳主任也坦言，婴幼儿照护未来将更趋向专业化，涉及营养学、教育心理、医护等多学科，现有计生管理员队伍的知识和技能很难在短期内完全补足，如何保障养育指导员的专业与多能，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去年，海平县试水在全县选聘专家型家庭养育志愿者，目前已有43名幼儿园老师和53名儿保医生正式入列。一个志愿者与N个家庭养育指导员组队，分片区入户指导。海平县妇幼保健院儿保科陈医生是首批家庭养育志愿者，她带着十几名养育指导员服务着片区内1000多名婴幼儿。这些志愿者还是教育、卫生、妇联三部门联合筹建的“向日葵亲子小屋”的主力，每个小屋200多平方米，为周边社区家庭提供常态化指导服务。全县目前已有43个这样的小屋，近一年来举办了近2000场活动，近万个家庭参与。洋渡区稻田托育园有110名婴幼儿，每个宝宝每天吃了多少食物、喝了多少水，一旁的保育老师都会记录下来并上传到“智慧托育”平台。包括安全检查、消毒卫生、课程活动、健康检查等托育服务的全过程被细化成200多项数据，在“智慧托育”平台上均有据可查。借助对平台的大数据分析，老师们还可动态调整孩子的活动和饮食，家长可实时了解孩子在园状况，监管人员可随时查看辖区内托育机构每日运行情况。“智慧托育”既联通了卫健、民政、市场监管和教育等部门资源，又增强了家长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信任感。日前，B市出台《家庭型托育质量评价标准》和《托育机构星级评定标准》，促进普惠托育服务质量有保障、更方便。“未来，全市各区县都将形成托育一张网，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配置托育机构。”B市苗副市长介绍，“我们还将引导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让托育服务真正建在距离老百姓最近的地方。

材料一 2006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发布了本年第一期简报，对2005年11月以前受理的投诉和举报进行了初核、调查和处理。简报将部分案例，隐去名字和单位名称，将其主要事实与处理决定予以公布。国家自然基金委希望“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 如果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简报看作是一份“道德账单”，此张“道德账单”就显现出三大特点，让人颇多玩味。首先是越往学术金字塔的高端走，学术造假的风气似乎越盛，20个反面案例，高校赫然占据15个之多；“道德账单”的另一大“亮点”是新人比老人造假胆子更大，更勇于采取哪怕旁人看上去很低劣的造假手段；而第三大特色，就是学术造假已经从散兵游勇的个人行为，演变成有预谋、有组织的团体共谋。 材料二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术批评网创办人杨玉圣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采访时说，根据他的统计，全国几乎每一所高校都发生过剽窃事件。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全国高校达1700多所，这就意味着全国已发生数千起剽窃事件，也就是说，学术舞弊已成为全国性公害。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尚廉说，他每年在评审优秀博士论文的时候都很惊讶，一些博士生短短三年内，竟然有几十篇的论文被SCI(指《科学引文索引》，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最具权威的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之一)收录，简直是一个“PaperMachine”(论文机器)。 而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进一步指出，据他们对全国180个博士的调查结果显示，其中60%都有花钱发论文的情况，还有60%的论文有不同程度的数据“勾兑”情况。 黄尚廉委员分析，目前在国内每年要召开很多所谓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介绍中往往会注明，会议期间收录的论文都会被SCI机构收录，但学术界人士都知道，会议组织者早已重金买通了SCI机构，而国内很多博士为了让论文被收录，也愿意花上几千元去参加这些会议。“中国科技界不是在淡化名利，而是在不断强化名利。一些科研单位人员的部分收入直接和科研经费挂钩，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多科研人员只要有钱就去争。”中科院院士张泽说。 “对于论文数量的过度追求，让人感觉好像又到了一个‘科技大跃进’的时期。”一位青年科学家说得更加尖锐。 材料三 近年来文科的课题费一路飙升，即便是过去被认为是“潦倒不堪”的文史哲专业学者，也一跃成为重点纳税对象。尤其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少数巨无霸高校，所得份额令一般学校望尘莫及。于是出现了一批学术翘楚和学术寡头，他们往往兼具行政和学术头衔，或者至少是某个领域的学术权威。在商业化大潮下，他们被申报课题、教学、科研、游学、评奖、应酬、兼职等背后有经济利益牵涉其中的事务所纠缠而分身乏术，以至于找人捉刀、据为己有、编造杜撰等传统上遭人不齿的行为大行其道。大概是由于这些人的特殊身份，由于名校的特殊地位和维护“面子”的心理，由于高校还不习惯于成为被监督对象，总之由于没有建立问责机制，因此学界公害现象似乎难以改观。 在国内一所知名大学的校园网论坛上，2005年上半年，两则留言引起了人们注意：4月8日，一位网民留言，对上海交通大学57岁的教师晏才宏的去世表示感慨，晏才宏由于没有论文，去世前仍是讲师，网民认为在现行评价体制下，书教得再好也当不上教授。5月29日，又有网民对浙江一名大学教授3年发表80余篇论文一事进行了评论：“当你肆无忌惮连篇累牍地在垃圾杂志上疯狂‘制造’论文时，你是否想到过你正在浪费国家所给予你的巨额科研资金和巨大荣誉?你的良心何在……难道你每篇论文的7000元奖金和明星教授的风光比什么都重要吗?” 黄河科技学院院长胡大白说：“现在论文研究成果转化率少得可怜，有的不到20%，这是一个悲哀。”有的教育界人士表示，越堆越厚的论文在社会上广受质疑，这与诸多领域创新乏力对比，形成莫大的讽刺。 材料四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教授说，现在的高校行政系统和科研项目“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校领导人需要科研成果、著名学者越多越好，这是他的政绩。所以，一些高校很难对科研项目和科研人员进行有效的审查。 唐安国说：“现在社会环境处于一种浮躁的心态。学校要排行，要综合实力评价，首先要科研成果，要有知名学者。高校领导人只要看到排名下降，心里就很着急，晚上肯定睡不着觉。”他举例道：“高校聘了很多学者，一来学校就给很多津贴和荣誉，但随之而来的，大家都盯着看成绩，做不出来怎么办?有的科研人员没有办法交待，只能造假。这样，学校领导人、研究人员和他的下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有共同利益：你出了成绩，学校有光彩，领导有政绩；你如果出问题倒台就都倒台。这个时候，领导人即使不是有意包庇造假，也可能容忍造假，可能不严查，睁只眼闭只眼。” 从造假起步的科研项目一旦做大、做出名声，就更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唐安国称，这就是“光环效应”、“马太效应”。科研项目要得到支持，必须要得到一定的包装和认定。就像银行贷款一样，银行都喜欢贷给大企业，因为信任度高，坏账概率小。所以，高校科研就有了“造星运动”，不断要有出类拔萃的青年人出来，得到教育部、科技部等认可，谁也没有想太多出现造假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同时，所在的高校、科研机构还“运作”来许多权威专家给“造星”和项目打包票，不少专家自己都是被蒙蔽的，他们的鉴定结论却成了“金字招牌”，科研成果就更加真假难辨。 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汪品先说，20年前英国某高校院长来华访问曾对他说：“中国快速发展的商品经济一定将带来道德上的滑坡”，事实证明已不幸言中。现在一些院校要培养一批能说会道的，能活动的，能到机关里敲门的人。真正的书呆子就完蛋了，但真正创新是书呆子干出来的。目前，真正热爱科学而做专注研究的人很难找，浮在层面上的人多数不是认真搞科学的，都是在搞活动。国家的钱投下去冒出很多泡沫来，过些年泡沫破了，到头来是一场空。这种现象会害一代人。 同济大学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所所长林争辉教授说：“现在要办好大学，就需要各种各样的经费，种树、盖房都要钱。所以，学校有动力为自己的项目争经费。这个钱直接到学校的财务，学校拿多少，课题组拿多少，都有相关规定的。”因此，学校的急功近利就有可能导致忽视对项目成果的客观测评。 材料五 对于屡屡出现的弄虚作假申请项目的现象，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朱效民博士说，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对科学界学术不当行为的防范和处置基本上是由科学界、科研机构自身进行的，各个科研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不尽相同。 朱效民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在发达国家也时有发生，近年来在我国愈演愈烈，主要是因为制度因素和环境因素。 从制度方面讲，我国现代科技体制移植于西方，发展历史较短，制度建设仍有许多不健全、甚至扭曲的地方，比如科研领域里的官本位现象。同时，现代科技已广泛渗入到国家安全、经济建设、公民生活质量等各个领域，对科技发展的资助和需求也空前庞大、多样化，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国科研制度建设与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相比，落后很多，难以适应其发展的复杂性和广阔性。 从环境方面讲，作为后进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奋力追赶状态，经常伴随着一种焦躁情绪，对科技的期望基本集中在其带来的现实收益上。 “当前上上下下对科学研究的态度更是急功近利，寅吃卯粮，科研成果拿来就得管用，须立竿见影，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十年磨一剑’的从容氛围已经荡然无存。浮躁功利的土壤，很少有人能静下心来苦心钻研，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不断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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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 1．为方便群众出行，近年来，北京市交管部门本着“公交优先”的原则在一些交通流量较大的道路上施划了公交专用车道，为维护广大乘客利益，值勤交警对公交车违章一般不做停车纠正。然而一些交通守法意识不强、职业道德素质低的公交车司机却认为自己有违章特权。他们驾驶公交车辆时闯红灯、不按规定道路行驶、不按规定使用灯光、不遵守交通标志标线，随意违章，这不仅影响了北京的道路交通秩序，而且极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2．据介绍，公交车容易出现的违章有3种，进站不按规定停车最为常见，2001年仅朝阳交通支队122报警台就接到关于三环路拥堵报警952起，其中双井、燕莎公交站停车秩序乱引起的有638起，占总数的68%。还有不按规定出站的，土话就是“生往里掰”，公交车车身长，“掰”的角度大，一下子就占两到三条车道，特别容易出事故。此外，公交车在行驶中也常违章，前方道路受阻时进入非机动车道行驶、进入导向车道后不按规定方向行驶、违章进入三环主路行驶、强行并线、不走公交专用道等。　　3．赵女士每天都乘728路上班，可回想起不久前的乘车经历却令她现在想起来还胆战心惊。那天早晨不到8时，728路汽车行驶到长安街上，在中山公园站前，一辆57路公交车突然别了它一下，于是风波开始了。两司机先是把车停下，互相对骂，在乘客一再催促下，终于带着气上了车。可事情并没结束，在中山公园到礼士路的一路上，两位司机开始上演别车大战，为别对方你追我赶，难听的骂声此起彼伏。只是苦了一车乘客，眼看两辆车屡次“贴上”，心惊肉跳但无奈身在车中，也只好任其“摆布”。当赵女士急匆匆地在礼士路站下车时，两位司机还未“熄火”。赵女士说，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斗气较劲已经够过分的了，更何况在长安街上!而且还有这么多乘客在车上!不知道这两位公交司机肝火上升时有没有想到北京市的申奥形象和乘客的人身安全。现在讲文明乘车，可开车更要文明呀！　　4．不久前，北京39路支线车队司机耿某驾驶京A牌照的大客车，交警发现耿某满口酒气。他承认在午餐时喝了一瓶啤酒，但自认为有五六瓶啤酒的量，一瓶啤酒不会有事，况且上班是3个小时后的事，喝起来更是放心大胆。但这一旦出事，将影响几十人甚至更多人的生命安全。前几天有报道说北京的一位公交司机，酩酊大醉后仍坚持上岗，结果酿成严重交通事故后还对交警破口大骂并施以拳脚。　　5．据北京交管部门粗略统计，公交车违反交通标志、标线，不走专用车道，违章停车等违章每月就有两千余起，其中行驶中的违章、停车违章尤其突出。公交违章造成了城市交通秩序的混乱和许许多多的安全隐患。而公交车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注意到公交违章的危害。截至11月底，仅海淀地区就发生公交车重大交通事故10起，死亡10人。11月1日早7时15分，司机李玉华驾驶849路空调车在海淀区学院南路文慧园北口的人行横道内撞倒60岁的宋某，宋当场死亡。而当交警讯问时，李某说自己当时以为老太太看见汽车会避让，没想到自己一时疏忽竟酿成了大祸。海淀支队的交警告诉记者，公交司机违章闯祸，首先是给受害人及家属造成无法挽回的精神损失，同时也使自己难逃法律的制裁，而公司也因为司机的违章要承担一定的经济赔偿，公司的交通安全工作在百分验收评比中更是受到影响。6月7日，司机刘建民驾驶336路公交车，在发现制动气压低的情况下仍继续行驶，结果将一小女孩撞死，孩子的父母在早上送走孩子一个多小时后又接到失去爱女的噩耗。抛开司机及公司所接受的经济、法律的惩罚不说，单是丧女家庭的悲愤就能让刘建民追悔一生。　　6．据说，西城有位交警曾是与公交车违章执著斗争的典范，但如今也是苦于“残酷的现实”而不得不放弃了一点执著。北京市现有公交车近两万辆，出现在街头，那就是一支庞大的交通队伍。公交车本身由于车体庞大就给道路交通造成了一定压力，如果公交车每天再出现几次小小的违章，那么六千余交警每天光维持公交秩序就已经忙不过来了。　　7．2002年10月底的一天，东单队三京区民警茹海鸥遇到一件挺窝火的事儿，令他至今提起仍愤愤不平。那天他在北京站西街值勤，也就是下午5时30分左右，一辆7路公交车下空了乘客正往回走。司机嫌车多速度慢，索性逆行过来，结果堵得对面的车都没法走了。茹海鸥见大公共竟然跑到了护栏的这面来逆行，违章情节实在太过分，遂上前将其拦到一边进行纠正。一下车，司机态度不错：“我错了!”挺诚恳的样子。茹海鸥按照惯例对他进行处罚，得知交警不仅要罚30元钱，还要刷6分，这司机的态度立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小茹刷分的时候，他趁小茹不注意上前就抢下了牡丹卡，随后又从小茹的手里夺过驾驶证，站在一边蛮横地说：“有能耐你把我这车给点了!”然后司机就跑到一边抽烟，摆出一副你交警爱怎样怎样的架势。对于如此蛮不讲理的人，小茹只能记下车号上报队里。　　8．据上海市交通巡警总队事故防范部门统计，2002年1～10月份，上海市共发生由于公交车辆违章引发的群伤交通事故13起，共造成1人死亡、157人受伤。　　9．2002年4月26日上午9时40分，上海市公交巴士四汽公司驾驶员葛某驾驶一辆71路大客车沿延安东路由西向东行驶到成都北路路口时，追尾撞击前方的一辆48路公交车，两车上5名乘客受伤。　　10．2002年5月5日上午9时20分，上海百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驾驶员蒋某驾驶一辆大客车在松江区车亭公路超车时，方向失控撞树翻车，造成1名乘客死亡，18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　　11．2002年5月17日12时46分，巴士新新股份驾驶员龚某驾驶着一辆911双层巴士沿淮海中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上海图书馆门口时，遇情况突然向左急转方向，将车驶入逆向车道，与迎面而来的另一辆911相撞，造成30多人受伤。　　12．2002年5月30日11时35分，巴士一汽公司驾驶员王某驾驶一辆220路大客车沿周家嘴路由东向西行驶至海伦路时，由于车速过快，遇情况措施不当，致使车辆冲上了周家嘴路南侧人行道，造成公交车上18名乘客受伤。　　13．违章的肇事公交车几乎都犯了以下几个“毛病”：驾驶员违反交通信号或让行规定，强行驾驶；驾驶员违章超车甚至逆向行驶；驾驶员与前方车辆未保持必要车距；驾驶员遇到紧急情况措施不当。如果这些“毛病”出在本本族身上还能够理解的话，那么公交车驾驶员暴露出那么多“毛病”就不可原谅了。这个道理几乎不用解释：公交车驾驶员的方向盘掌握着车上多少人的安全！　　14．2002年10月17日上午，西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一起交通肇事案，原52路公交车女司机黄某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2002年7月1日早晨8时许，正是上班高峰时间，天还下着小雨。黄某驾驶车号为京A90505的52路公共汽车自西向东行驶在长安街上，行至西城区西长安街邮局门前时，突然闯入非机动车道，将同方向正常行驶的5名骑车人撞倒，其中一人当场死亡，另外4人不同程度受伤。经交管部门事后勘察，该公共汽车制动力不合格。黄某在法庭上陈述，当时是因为一辆黑色小轿车从左侧突然超车并线，为躲避该车，她本能地向右打方向盘，将公交车驶人非机动车道，加之刹车不灵，才酿成大祸。但审判长李敬在闭庭后向记者表示，由于在法庭上，被告方没有证据证明受到那辆黑色小轿车的干扰，因此，法庭对这种说法未予采纳。　　15．2002年10月16日下午，莆田市市委书记叶家松，就群众来信反映公交部分司乘人员态度粗暴、服务质量差问题，暗访了公交2路车。叶家松从莆田六城门开始坐车后抵达终点站城厢区人民政府门口，接着又选择另一部公交车返回，发现来回价钱不一，一部是1.5元，另一部则是1元，公交车随意停车(闽BY-0327)，有人招手就停，没客时车速较快。至于投诉的态度粗暴问题，当时未发现。16日下午，莆田市公交公司对暴露的工作作风问题进行通报批评。据公司党支部书记卢俊烈介绍，公交2路车收费1.5元是按物价局规定，但有人收费1元，是业务不熟悉，今后公交公司将大力规范服务价格，规范服务用语，做到文明服务、礼貌待客，并将把投诉电话张贴在每部车上。公交车方面应认真执行时间限制，不得随意停靠待客，拖延时间；同时认真执行上下班制度，不得未到下班车辆就中途甩客返回。

材料一Z县高林镇沙田村村民老吴拎着一兜子废弃农药瓶、农药袋，走进农业植保专业合作社的农资销售门店，冲着店长喊：“老张，收农药瓶子了！”老张接过袋子，在电脑上打开“农资销售与押金收退”终端平台，点击“退押金”功能，拿起扫码枪，逐一扫描瓶子袋子上的条形码，相关信息便显示在电脑屏幕上。老张说，店里销售农药时，按每个农药瓶袋1元向农户收取押金，并通过销售扫码、在线登记等方式，收集上传农药销售、押金管理数据。“以前，农药包装废弃物无人回收、无人管理，农民将废弃的农药瓶、农药袋‘随手一扔’，这些在农田里随处可见的瓶瓶罐罐犹如一颗颗‘生态炸弹’渗入土壤，时间一长就会破坏农田生态系统。”高林镇赵副镇长说。前几年，Z县探索抵押销售的方式，农户购买农药时向经营门店缴纳部分押金，使用过的农药包装废弃物交回后退还押金，以此提升普通农户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积极性。“种柑橘，一年要打5次农药。”种植大户老何一早给果树喷洒农药后，将用完的几个塑料农药瓶装进包装袋，送进不远处的一间木屋，这是县里专门为他设置的回收点。他说，前些年，村里没有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用过的农药瓶袋堆放比较随意。时间久了，瓶子袋子四散开来，残存的农药难免洒到地上。现在，县里有120个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点，主要分布在农资经营门店和种植大户较多的地方，使用后的农药瓶袋可先暂存在回收点，等清运公司上门清运。清运公司定期上门回收，每个回收点需要清运时，也可随时联系清运公司，随叫随到。午后，县清运公司叶师傅驾驶清运车，向老何家庭农场附近的回收点驶去。到了回收点，称重、装货、填写清运清单，按每斤0.7元的价格向老何付费并开具票据，一次有偿回收就完成了。叶师傅说：“为防止废弃农药瓶袋在清运、转运过程中掉落，我们使用的是全封闭车厢，具有防雨、防渗漏、防遗撒等功能，避免造成二次污染。”经过一路收集后，叶师傅将废弃农药瓶袋送到了县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回收站，待集中后转运到专业处置企业。在回收站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综合监管平台的大显示屏上，全县各个回收点当日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量一目了然。“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集中后，最重要的一环是进行无害化处置。”县环保局刘工程师介绍。县里明令禁止私自焚烧、掩埋等不采取无害化防护措施的行为，包装废弃物统一按照分类处理的原则，由在环保部门备案、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A公司是县里唯一专业处置有害物质的企业，主要承担全县农药包装废弃物的转运处置及无害化处理工作。“包装废弃物分类处置，才算真正实现了收集、运输、处置的全闭环、资源化、无害化。”在专门的中转仓库里，技术员小胡指挥着工人们从转运车上小心地卸下农药包装废弃物。他说：“经过分类后，可循环利用的进行资源化利用；可燃烧的依托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发电，产生的气体达标后排放，残渣将深埋在经过防渗漏、防扬散处理的安全填埋场。”农药包装废弃物处置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一系列环节。“专业清运公司向种植大户、农资经营门店支付回收费用，县里再支付清运公司相关费用，以有偿使用为纽带，环环相扣，提高种植大户、农资经营门店及清运公司各个市场参与主体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的积极性。”县农业农村局许局长介绍。县里每年通过招投标确定清运公司，县财政每年专列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置经费，包括相关平台系统建设维护费用、收集清运费用、有偿回收费用等。近三年来，全县已累计清运处置农药包装废弃物45.06吨，120个回收点实现定期清运全覆盖，回收率达87.1%。材料二老李是H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米阳光”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的一名调解员。某电视台记者跟随老李的脚步，探访“劳动争议调解员的一天”，以下是采访镜头实录。时间：上午8：00；地点：“一米阳光”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老李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及时受理区劳动争议，“互联网+调解”线上服务平台及“一米阳光”线上留言板上的调解诉求。“您好，我是‘一米阳光’调解工作室的调解员老李，您说的情况我都了解了，您放心，公司那边我会再沟通协调。”老李与留言的当事人进行了电话沟通。放下电话，老李对记者说：“我们局构建了即诉即办高速通道，重点推出的‘一米阳光’线上留言板，畅通了诉求表达渠道，目前解答满意率是100%。”时间：上午9：00；地点：“一米阳光”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之前与老李约好的一个案件的双方当事人都到了。牛某系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雇佣的临时工人，在施工过程中，不慎从梯子上跌落，随即送往医院就诊后选择保守治疗，在家休养至今，历时9个月。牛某要求公司赔偿，但公司认为申请人的受伤是由于自身过错导致，公司不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只愿意给付一部分人道主义补偿，双方产生较大分歧，于是通过区人社局公布的调解员的联系方式找到了老李。调解现场气氛剑拔弩张，老李当机立断，将双方安置在不同的房间，开始当起双方的“老娘舅”，分别耐心劝导。“咱们先别激动，今天就是奔着解决问题的目的来的，我们今天面对面沟通，有话好好说，这个调解方案你们看下是否可行……”经过老李一番苦口婆心地劝说和沟通，公司做出了让步。看到双方的意见取得了一致，老李立即草拟了调解协议，双方最终签订协议并握手言和。时间：上午11：00；地点：“一米阳光”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老李刚要坐下来规整卷宗，工作室涌进来几名劳动者。老李经过认真倾听、仔细分析后，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法律层面的解读，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出解决纠纷的建议：“考虑实际情况，公司经营困难，一次性全部支付比较困难，可以分二至三期支付，既减轻公司负担，也能让大家的权益得到保障……”时间：下午2：00；地点：区劳动保障维权中心办事大厅“请坐，您慢慢说……”老李在办事大厅现场接受办事群众咨询，“这个案子可以先行申请调解，整个处理流程更快捷高效。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形，咱们区各个镇都有劳动保障维权中心调解网络，您都可以就近办理。”时间：下午3：30；地点：“一米阳光”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老李正在参加区人社局举办的调解员能力提升线上培训会，和老李一起参加本次培训的还有辖区各镇（街）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员、企事业单位调解员、各类专职、兼职劳动仲裁员、人力资源专员等。“给我们培训的是省里的调解专家团队，这些调解方法技巧和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典型疑难案例分析，对我们日常调解工作帮助很大。”培训结束后，老李对记者说。时间：下午5：45；地点：“一米阳光”劳动争议调解工作室老李开始拨打回访电话，持续跟进此前案件协议的履行情况。“这是区人社局的一项规定，进行回访一方面是了解之前案件的调解款项是否按时到账，另一方面是倾听收集当事人的看法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方法，力求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做好劳动争议调解的‘后半篇文章’。”老李对记者说。时间：晚上7：00，天已黑，老李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这就是老李忙碌且充实、辛苦但欣慰、用心更暖心的一天。用老李的话说：“我累并快乐着。”服务无止境，奔跑不停歇。这一天，只是众多劳动争议调解员辛劳付出的一个缩影，他们通过共同努力，凭着一颗热心，真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起矛盾纠纷，为推进劳动争议调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材料三原价50元的蛋糕特价10元3份，56元一箱的酸奶卖29.9元，12.8元的矿泉水现价0.5元……什么样的东西打折力度如此之大？说的就是“临期食品”！临期食品一般是指即将到达保质期，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食品。与常规食品相比较，距离保质期越近，其价格越便宜。曾经，对于临期食品的处理，商家往往感到头疼，消费者对其更是“瞧不上”，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如今，随着“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上价格便宜，临期食品反倒成了“香饽饽”。“我都是晚上来买第二天的早餐，正常情况下，一个面包加盒牛奶，需要10多元，但买临期食品能省三四元。”一位消费者对记者坦言，“既给自己省了钱，又避免了食物浪费，这是双赢。”H市一家超市负责人表示：“以往临期食品的处理是一大难题，但现在这些食品受到了消费者特别是年轻人的青睐，反倒成了商机。”一项临期食品行业市场分析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临期食品主力消费者为年轻人，年龄介于26-35岁的占比47.8%。以前人们总认为，买打折食品要么是退休大妈们的专利，要么是经济拮据的人才去购买，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加入了这个行列。刚大学毕业的小乐告诉记者，最初在社交网络上刷到临期食品，发现这些快到期的零食好多都是知名品牌，还很便宜。小乐参加了拥有8万多人的某网站“我爱临期食品分享团”。他们在此分享折扣购买的经历和“踩雷”的教训，甚至挨个点评买来的零食。小乐说，大家不愿意购买的那些临期食品，主要是存在食品本身不健康或口味欠佳等问题。业内人士表示，临期食品之所以盛行，与国家提倡杜绝浪费有关，还与当前食品行业产能过剩、上游供应量激增有关。据商务部统计，国内零食总产值已超2万亿元，按每年2.5%的食品沉淀率计算，临期食品市场规模已接近千亿元。今年32岁的小君在H市海花社区街角的显眼处开了间“熟季良品零食折扣店”。红色的大招牌上，并没有明晃晃的“临期食品”字眼，消费者得从“熟季良品”的字眼里才能嗅出一些微妙的味道。小君告诉记者，目前，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对临期食品行业的认可度依然不高，提到“临期”，多有负面印象。但从事食品行业第四个年头的小君很明确，自己下一步的重心就在这家折扣店。他认为，临期折扣店的下一个风口就要来了。他反复向记者表示：“要做，就赶紧做。”然而，面对已经从“小众狂欢”走入大众视野的临期食品，一些消费者抢着“捡漏”，也有不少人因食品安全问题心里“犯嘀咕”。在业界专家看来，虽然临期食品已经站在了风口上，但也存在不小的风险。一旦出现质量把控不力，就会让市场重新审视这一行业。零售行业的资深从业者魏先生告诉记者，普通商品在临近保质期的3/4这个临界点时会进行打折出售，还有一部分临期食品可以退回厂家。不过许多厂家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多采用销毁或丢弃的方式来处理，事实上造成了资源浪费，没有办法退回厂家且未销售完的打折商品，经销商也多采用销毁处理。因此，只要是通过靠谱的渠道买的，不用担心它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记者了解到，当前临期食品市场缺少规范，很大程度依靠商家自觉，并且线上线下对临期食品的品控没有统一标准。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王博士告诉记者，尽管临期食品的说法已经被商家和消费者普遍接受，但严格地说，临期食品还只是一个市场概念，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律概念。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均未涉及“临期食品”这一概念，更未对临期食品作出任何规定。有关部门曾出台过临期食品管理办法，对商家销售即将过期食品履行“醒目提示”义务提出明确要求，但这些多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层级效力不高，约束力不强，且还存在监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H大学营销学院陈教授表示，如今的年轻人消费变得既理性又自信，不再觉得越贵越好，对同样的东西，开始主动寻找更具性价比的渠道。他们是未来消费的主体，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消费取向，也代表着当下的消费自信。如何管好临期食品是一门学问。市场上不该少的少了或者不该多的多了，是做得少了还是管得多了，都值得管理部门思考。把握好这少和多，是对管理者的重大考验，让商家卖得坦荡、让顾客买得放心，无疑需要监管者多些“包容之心”，发挥好“有形的手”的作用，加强食品安全依法治理，让广大消费者获得更大幸福感。材料四坐落于C市良峰社区的智惠食堂今年上半年正式运营，很快吸引了大量“铁粉”。每天傍晚，食堂门口都排起长队，有8岁的孩童，也有80岁的老人，类似这样的社区食堂，在C市已建成近1000家。这正是C市推进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的一抹亮色。“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就是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全面回应各年龄群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C市王市长说。这是“人民城市”的本质要求，在当今人口快速老龄化和生育政策逐步放开的背景下，将全龄友好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为此，C市制定了全龄友好型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围绕全生命周期努力为每一位市民提供高效服务。在C市，像智惠食堂这样拥有大量“铁粉”的地方，并不在少数。河源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内，李大爷正在练习毛笔字，他使用的笔墨纸砚，正是由养老服务综合体免费提供的，现年78岁的李大爷，是这里的常客，从居住地到这里，他步行只需要20分钟。目前，这样的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在C市已建成35个，每天都吸引着不少老年人的到来。幸福晚年生活不仅落地社区，更是走进了老人们的家中。“有了这个小小的按钮，只要按一下，就有人来帮助我，心里感到踏实、安全多了。”市民罗大爷口中的小小按钮，正是社区为他安装的一套家庭智能报警设备——门磁检测器、燃气报警器、SOS紧急呼叫器……一个个“智能管家”，为老人的生活增添了一份安心。“按照市政府的部署，全市将开展养老护老设施智能化工作，我们社区是先行试点之一，这套家庭智能报警设备有利于社区及时了解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居家生活情况。”社区党委李书记说。在C市，从空巢老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到建设老年人助餐点、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对老年人的关爱正全面开花。一块块积木堆叠，没多久便成了大厦，几个孩子合力，一座“城市”慢慢就有了雏形。C市欣荣社区的智慧托育中心里，孩子们正在保育师的指导下发散着想象力。过去，每到暑假，孩子们的照护问题令许多家长感到心累——托育机构离家远、托位紧俏，好不容易找到，收费又超出预期。“民生的关键小事就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别看事儿小，意义却不小。”市教育局林局长说，“我们统一规划了社区智慧托育中心的分布，正在逐步铺开建设。”C市鼓励国有企业、示范性托育机构参与投资建设，并支持以公建民营、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专业机构规范化管理运营。“这样既降低成本，又能保证服务的质量，实现降本增效。”林局长说。目前，C市已建成社区智慧托育中心40余家，初步建成“15分钟托育服务圈”，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正在被送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家门口。关注民生从不只是“一老一幼”，更是要让全龄人群获得幸福感。C市在青年就业创业、安居保障等方面出台支持措施，为符合条件的青年创业者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和申请青年创业扶持基金。张先生是一家机器人公司的董事长，这家机器人公司已经成长为全国同行业中的头部企业。回忆起创业经历，张先生满怀感动。“由于前期研发费用较高，到了成果转化和推广阶段，我们公司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张先生说，“怀着试一试的心理，我们向政府申请了青年创业扶持基金。没想到，我们的申请材料递交上去不到一周，资金就到账了，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别看这事儿不大，但做这么好也不容易！”在C市创新创业的这几年，张先生和他的伙伴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光明的未来。“青年有发展，城市有未来。”王市长说。C市正铆足了劲打造吸引青年人才的新生态：一边加快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产业体系，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一边强化公共服务能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日前，刘女士在手机短信上看到，一笔临时救助款到账了。这是C市通过打造低收入群体“幸福码”应用平台对困难群众实施主动救助的缩影。这笔救助款缓解了刘女士的生活困难，也保护了她的尊严。这无声的援助彰显城市治理的浓浓暖意。“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一个都不能少，要让全体市民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王市长说。对于特殊群体的帮扶，C市织就了全面的保障网，今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帮扶特殊群体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意见》，围绕困难群众、残障人士、老年人、困境儿童等各类特殊群体，梳理整合基本生活保障、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综合帮扶政策，形成一张覆盖全市特殊群体的帮扶政策清单。“我们就是要把每件小事都做好，让阳光照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王市长说，“我们把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落实到城市建设中，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一年接着干。”

本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1．“两会”期间，“社会保障”成了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并且把关注的视线延伸到了城市最低保障金无法覆盖的下岗职工、残疾人员、农民工等“体制外”的贫困人群身上。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协调和指导，维护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合法权益”，并希望“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拿出具体的措施来，为农民进城打工办些实事”。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GDP翻了两番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发展不够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比较明显，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收入很低甚至没有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还有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属于相对贫困，而且，以上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标准明显偏低。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每年还要出现数百万的失地农民，目前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由于很多失地农民缺乏必要的非农产业谋生技能，加之征地补偿中存在一些不公正现象，他们的生产生活也面临较大困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至今已向社会释放出下岗职工约3000万人。目前，包括困难下岗失业人员等在内的城市低保对象约2200万人。此外，1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维护和社会保障问题也迫切需要寻求解决之道。 3．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从规模和劣势程度排序首先当推贫困群体。市场体制在带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的同时造成了新的贫困群体：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停产或半停产企业的职工。据社会统计专家朱庆方测算，城镇贫困人口约有3000万人，贫困面为8%左右。其他专家的测算至少也有1500～1800万人。再加上我国农村的8000万贫困人口，贫困群体的总规模约在1亿人口左右。其次是残疾人群体。根据全国残联提供的数据，在80年代末，我国的残疾人大约有5164万人。再次是老年群体。到上个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0%。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12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9.6%。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老年人不再是收入最高，家庭和社会地位最高的一群，加上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原因，老年人常常被他人和自己认作是一种累赘，导致老年期被社会舆论视为纯粹的衰退期。其中，独居的高龄老人、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更是成为明显的弱势群体。此外，我国还有一些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例如单亲家庭，其中多数是由妇女与孩子组成的，犯罪及处于犯罪边缘的青少年；戒毒者群体，劳改犯的子女；居无定所、无固定职业的城市流动人口等等。 4．据国家统计局对13.7万户城镇居民户的调查，1999年只有36.6%的居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1.8%的人参加了失业保险、13.9%的人参加了医疗保险，31.2%的人参加了住房公积金，其中就业者参加上述前三种保险的比例分别也只有51.8%、17.9%和17.7%。养老、医疗、住房、实物福利等几项人均福利收入，富裕户比贫困户高87%，其中养老金高4.2倍，医疗保险高62%，住房补贴高61%，实物福利高38%。 5．在迁安市中医院，记者见到迁安镇挪河村的徐马军正在窗口办理出院手续。他的妻子住院做了剖宫产手术，总共花了2600元。结清住院费后，他转身来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窗口，工作人员把他的有关信息输入电脑，报销金额一目了然：583元。短短几分钟，徐马军就拿到了妻子的住院报销款。他举着合作医疗证高兴地说：“有了这个绿本本，看病真实惠。这次报销的医药费相当于我打工一个月的工钱!” 6．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建设部副部长黄卫26日说，我国建筑行业目前有3800万从业人员，其中农民工有3000多万人，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7．近日，东铁匠营街道顺三条2号院的凯嘉宾馆院内，聚集了江苏中兴建设有限公司的 100多名民工。他们打出了“还我血汗钱”的横幅，围扰宾馆内的北京浩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索要所欠工资。接到举报后，街道组织人员迅速赶到事发现场。经查，江苏中兴建设有限公司因工程竣工后没有收到北京浩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工程款，因此拖欠了民工的工资，至使民工们聚集到北京浩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围扰并索要拖欠的工资。 8．《燕赵都市报》讯 6月18日，裕华区召开了“就业再就业洽谈会”。此次洽谈会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下岗职工，还有许多家住附近的失地农民也赶来找工作。 据了解，裕华区作为省会新城区，这几年发展迅速，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合法征用，全区共有失地农民2.3万多人。这几年，为了让这些农民拥有一技之长，裕华区多次组织各种技术培训班，仅去年就培训失地农民5200多人。今年年初，该区劳动人事局在对全区民营企业进行调研中发现，许多企业中都有大量的岗位需要工人，而且这些岗位科技含量并不高，只要肯干能吃苦，就能做好。为此，该区积极搭建平台，召开“就业再就业洽谈会”，除提供了许多聘用高学历人员的岗位外，还提供了大量适合低学历人员从事的岗位，让失地农民也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昨天，参会的民营企业共有85家，提供岗位多达30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800多人次。该区劳动人事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职工，以及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些达成意向的人员一旦与用人单位谈妥，他们将组织双方签订劳动就业合同，依法保护这些工人的各项权利。 9．3月11日，民革广西区委会专职副主任何培嵩代表提出：“希望新闻媒体多关注失地农民，也希望国家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法律体系，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何培嵩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各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目前全国至少有2000万以上的失地农民，并且每年还要新增250万至300万人。农民没有了土地，基本的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补偿费偏低，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时出现极大的随意性，严重损害农民权益，致使农民上访甚至暴力对抗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他建议，要完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体系，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对目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进行调整，按照市场规律、价值规律进行合理补偿，从根本上确保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农民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对征用土地实行听证制度，成立失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引导失地农民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10．目前，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居民享受着2/3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占85%的农村人口却仅获得不足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2001年，全国71万个行政村设有70万个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9万人，比1997年下降了不少，农村预防保健机构、乡镇卫生院数量和床位数也减少了。由于医疗设备陈旧老化，乡村医护人员长期得不到培训，人员流失严重，防疫保健工作削弱了，绝迹多年的传染病、地方病又死灰复燃了。 11．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城镇残疾人1528万人，占25.5%，农村4472万，占74.5%。其群体巨大，困难特殊，弱势明显，素质偏低，加之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国家财力物力制约，以及客观因素等，使得我国残疾人基本需求和基本生活状况仍然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健全大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12．6月22 B《北方新报》讯 记者从呼市团委了解到，为了帮助呼市的贫困学生、白血病患儿等弱势青少年群体，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呼市团委决定，7月27日在呼市人民体育场举行的呼和浩特第六届青少年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将以公益演出的形式举办，并且从现在开始开展大规模的百家企业送真情、百万市民献爱心、扶困助学大行动，为解决弱势青少年群体的生活困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此外，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呼市团委还联合发出倡议，要求团员青年发挥带头作用，参与本次活动，希望企业伸出友爱之手，回报社会，服务人民，同时也希望广大市民给予大力支持。 13．据调查，33.5%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都有过失业的经历，而其中将近30%的外来农民曾经遇到过长达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业。同时，调查中发现，城市农民工失业后，多数是靠自己过去的积蓄生活，其次是靠向亲友、老乡借钱生活。我们调查的对象中没有任何一例是得到了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调研还显示，农民工生病以后，59.3%的人并没有花钱看病。另外40.7%花钱看病的人，他们人均支出是 885.46元，而他们所劳动的单位为他们看病的支出却仅为人均72.3元，不足实际看病费用的1/ 12。另外，从劳动时间上看，农民工的劳动也谈不上什么劳动保障体制。农民工一旦有工作，他们的劳动往往是大大超时的。农民工中，23.6%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2小时以上，65%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0小时以上。也就是说，符合劳动法的一天8小时劳动者仅占1/4。在城市高强度劳动中，过度损害的农民工劳动力，潜伏着未来的疾病问题和被缩短的劳动力周期问题。

材料一2022年5月，A市认定729个“五星级平安小区”，光明区海港街道有12个小区获评“五星级平安小区”，居光明区各街道首位。人们纷纷打探海港街道的“平安密码”到底是什么。近日，海港街道居民吴先生出差回家后发现，自己楼下的“爱车”竟然被“毁容”。邻居家装修时工人使用电焊未加装防护措施，导致火星坠落破坏了车漆面。吴先生找到施工队负责人沟通后，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街道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知悉后主动介入，经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纠纷成功化解。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以公证机关专业调解为牵引，融合公证调解、人民调解、治安调解、司法调解等多元调解为主体，力争将矛盾解决在基层。2020年7月运行以来，中心成功化解183起纠纷，成功率达98.4%，接受当事人咨询631人次。2021年3月26日晚，“超级花血月”现身A市。作为最佳观测点之一，位于海港辖区内的中兴大桥观景平台，迎来了众多专业的天文学爱好者及市民。在现场，一群身着高科技装备、驾驶平衡车维持秩序的民警们格外吸睛。海港街道联合派出所成立了“闪警别动队”，集治安巡逻、反诈宣传、隐患排查、应急处突、便民服务为一体，日常巡逻搭载北斗定位系统和360度高清摄像头，与派出所后台监控管理系统相连接，实时传输巡逻现场画面，实现一键报警、智能派警、快速处警。5月20日，海港街道安全教育馆迎来一群活泼可爱的小朋友，A市光明区蓝天救援队队员为小朋友们讲授水上安全与自救、急救包扎的知识。在现场，同学们与授课队员积极互动，场面十分活跃。自2020年海港街道安全教育馆运作以来，依托蓝天救援队的专业力量，常态化开展应急救护、安全演练、安全宣传、安全培训、心理危机干预等公益活动，为居民提供心理支持与服务，不断提高辖区居民的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开馆以来，已为学生和居民举办40多场安全培训，累计接待居民、学生、各类团体4000余人次。“刷脸”进出楼栋，这不是在高端小区。光明南路294号，三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居民楼内，也实现了这一设想。8月中旬，随着崭新的人脸识别系统在单元楼上线，无物业老旧小区的居民们靠“刷脸”就能进出楼栋，在方便出行的同时，也更有安全保障。为保障居民安全，派出所还牵头修缮了一批老旧防盗门。走进海成廊桥小区，映入眼帘的是三组电动车智能充电桩，满足居民电动车充电需求。海港街道坚持防范在前、疏堵结合，下大力气解决小区居民电动车停放、充电问题，消除“电动车进电梯”而引发的安全隐患。去年10月份开始，在了解到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之后，廊桥小区物业和业委会及时进行商量，充分听取居民的诉求，实地勘察小区环境，充分利用小区资源，在辖区内开展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海港街道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糟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海成廊桥小区居民李先生表示：“现在小区更安全，邻里更和谐，群众更满意，对这个小区的归属感也越来越强。”材料二2022年12月17日下午15时，C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后台开展冒黑烟车辆倒查溯源过程中突然发现，冒黑烟车辆的检测合格报告均出自市内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由此推测该公司在机动车检测活动中存在异常行为。市生态环境局获知此情况后，立即派出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了现场调查。下午16时，执法队员到达该公司，在对1号线操作间进行全面的现场排查后，并未发现机动车检测活动存在异常。但执法队员小李在车间内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与正常检测活动无关的OBD转接器，随后在现场进行了上线试验，提取数据后发现该OBD转接器做过特殊处理，可用于作假。看到试验数据，小李推断，这个公司在检测过程中可能使用过这个OBD转接器人为干扰检测结果，但现在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这个OBD转接器是你们公司的吗？你们公司在机动车检测时使用过这个OBD转接器吗？……”执法队员分别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吕某、总经理助理谭某、环保检测线负责人韦某、环保检测线工作人员黄某，进行了细致的询问。对于是否在机动车检测时使用OBD转接器干扰OBD诊断仪的问题，吕某、谭某和韦某均予否认。仅有环保检测线上的黄某承认：“之前在检测机动车时，我们好像使用过这个转接器，具体记不清楚了。”如何证明该公司在检测过程中存在人为干扰检测结果的行为，是摆在执法队员面前的一道难题。当天，小李原本想用那个在角落里发现的转接器在现场做一个对比实验，但该转接器为三无产品，无商品编码等证明，又不在公司登记册内，缺乏唯一性。由于登记保存时未做好现场物品的标记工作，在开展现场比对试验时未与该公司确认，相关负责人坚决不承认该转接器是其公司1号线操作间内的，同时拒绝现场检查签字，现场调查取证再次陷入僵局。“我们办案常用的调查取证方法是‘抓现行+固定证据+笔录确认’，但这次并没有抓到现行的违法证据，又遇到了当事人的‘软’对抗。”小李在案情讨论时说，“看来他们是有准备的，这次的情况比较棘手，我们需要考虑其它的调查取证方法。”据此，C市生态环境局立即召开案情分析会，当即决定从机动车排气污染管理中心检测过程和视频着手，深入调查处理。经请示上级，C市生态环境局牵头成立了由执法团队、技术团队和律师团队组成的专案小组，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因为生态环境部没有出台相关电子数据作为环境执法证据的规范要求，所以参考《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的相关规定，从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信息监管平台提取整理了该公司的相关电子数据。为了更高效、科学、准确地分析数据信息，执法人员和技术部门相互协作，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让电子数据“开口说话”。12月18日下午，执法人员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调取了相关数据和视频分析后发现，该公司9月至12月期间共有40辆汽油车的OBD诊断仪采集的数据失实。为了进一步提升分析结果的证明力，局里邀请了三名省内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员组成专家组，对相关结果进行再分析。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这40辆汽油车排放检验OBD读取数据及相应尾气检测过程中的车速、转速过程数据，不符合检测标准数据要求，所以原来的检测数据是无效的，不能作为机动车排放检测结果是否合规的判断依据。执法人员还在现场仔细抽查了该公司的监控视频，发现有关检测人员在尾气检测时，违反了自动检测要求，人为对正在采集数据的不透光烟度计进行操作，所以又调取了188辆柴油车检测过程视频。从中发现，该公司9月至12月期间，操作员在检测柴油车尾气过程中多次使用纸巾塞进不透光烟度计，进行人为干扰，导致车辆尾气检测数据失实，并对相关车辆出具了合格检测报告。“该公司操作员的弄虚作假行为违反了检验检测管理秩序，构成了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检验方法、技术规范进行检验的违法行为。”周律师说。在技术部门及专家组的多次试验、调查取证和论证后，形成了完整的违法行为证据链，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闭环，证据确凿，该公司无从抵赖狡辩。小李等人就分析报告、专家意见内容对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最后的询问调查，最终认定该公司在检测过程中存在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和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检验方法、技术规范进行检验的违法行为，该公司在限期内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规定，参照《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规则》有关规定，没收该公司违法所得4100元，罚款274138元；对该公司未按照国家规定的检验方法、技术规范进行检验的违法行为罚款350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将该公司人为干扰检测结果和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的工作人员移送至公安机关。材料三“碰碰手表，加个好友！”这句话成了当下不少儿童社交时打招呼的见面语。儿童智能手表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为守护儿童“腕上安全”，N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召开了一次专题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以下是部分参会人员的发言摘录：学生家长龚某：前几天，小孩突然要我在她手表上绑定我的手机钱包。她说班上很多小朋友都这么做了，到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些智能手表一旦关联了家长的手机，就开通了免密支付，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就可能会任性消费，比如打赏、购买游戏皮肤等，这不但容易导致小孩养成不健康的消费习惯，还可能危及家庭的资金安全。某学校教师曾某：客观而言，智能手表有助于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沟通联系，但学生之间语音聊天、打电话越来越频繁，有的还在手表里下载了游戏和短视频App，课上偷着玩，课下抢着玩，不但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利于学生学习。学生家长李某：给孩子买智能手表，主要是为了方便跟孩子联系，确保孩子安全。前阵子，孩子突然吵着要拿我的手机扫码听音乐，我才知道他的手表电话中居然自带了语音提示：“小朋友，请用爸爸妈妈的手机扫码，开通手表音乐VIP。”其实，我觉得儿童手表只要有基本功能就行，没必要设置那么多诱导性的语音提示和支付绑定功能。市教委周副主任：现在儿童智能手表都具有上网、拍照以及智能语音功能，有的学生自律意识差，一遇到不会做的题，自己不动脑筋思考，而是用手表拍照在网上搜索答案，关键有时候答案还是错的。更严重的是，不少手表都与人工智能平台相连，学生喜欢向手表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而得到的回答时常会给学生造成误导，甚至引起认知偏差，非常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我们正在研究相关办法，加强对学生带手表入校以及具体使用行为的规范和引导，当然这也需要家长们的理解和配合。市消保委监督部黄主任：我们今年对儿童智能手表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的消费者对儿童智能手表质量表示不满，主要是信号不稳定、定位不准确、屏幕显示质量差、材质不安全等问题，有的厂商涉嫌虚假宣传，产品售后维修困难。市公安局周警官：我们遇到过不少因儿童手表免密支付引发的经济损失案件。我们发现，有恶意程序伪装成游戏App，当小孩在手表上下载安装后，恶意程序就能轻松进驻到手表中，手表就被远程控制，容易被不法分子采集位置信息、监听通话记录，甚至偷拍偷录视频，有时可能危及儿童人身安全。希望家长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表，一旦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应及时寻求警方帮助。市关工委刘副主任：由于缺乏筛选和监管，用户容易下载到血腥暴力的游戏App和内容不健康的漫画App，极易诱使未成年人模仿。一些App在安装时，不用授权就可以直接获得定位、通讯录、麦克风、摄像头等多种敏感权限，轻易就能获取孩子的位置、人脸图像、录音等个人隐私信息，存在极大的信息安全漏洞。某儿童手表公司曹经理：我们会千方百计确保产品质量，针对用户反馈的第三方软件问题，我们已在第一时间下架处理了问题应用程序。但守护儿童“腕上安全”仅靠我们一家公司是不够的，我们已向行业协会提出建议，出台相应的行业自律公约，共同为孩子们提供干净安全的手表。某大学姚教授：儿童智能手表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但功能的多样性也带来了一系列“负产品”。治理儿童智能手表乱象，根本在于要从更高层面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标准，同时社会各界也要共同担当作为，合力确保孩子“腕上安全”。市场监管局王副局长：大家所反映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存在，且问题所涉及面较广，给执法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将不断探索新的监管方式，丰富监管手段，提高监管专业能力。材料四日前，S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对于设摊经营、占道经营等行为由以往的全面禁止变为了“重点区域禁止”，不再“一禁了之”，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此举体现民意，但也有人担忧，放开之后，是否会增加管理成本？为此，记者进行了调研。“星光里”夜市人流如织，老王的“地摊照相馆”人气很高。最开始，他的摊位只有一张桌子，后来他和集市上的朋友合作，以房车为载体，一边作为拍摄舱，一边售卖咖啡，挂满照片的房车自成一道独特的风景。老王说：“最初，我只是想过渡一下，没想到一直走到了现在。”记者注意到，相比夜市的固定摊位，流动摊贩的自由度更大，成本更少，但风险也更大。这类摆摊并不被即将实施的法规所允许，但在人流量大的地铁口、交通路口，依然会有流动摊贩出没。晚上11点，在地铁口卖炸串的邹阿姨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她立刻招呼其他摊主收摊，大家心领神会——城管来了。邹阿姨和丈夫一人一个摊位，摆在两个相邻的路口，远处的儿子见机给父母通风报信。邹阿姨他们骑上车，藏进一家商铺的通道里。“我们也想过到政府划定的区域去摆摊，但是这些区域都不沿街，摊位费也高，对于我们这样的小摊贩并不合算。”邹阿姨对记者说。都说“人间烟火气，当数夜市最浓”，针对这部法规的评论，网友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即“烟火气”。法规中对设摊经营不再“一禁了之”，让市民读到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城市治理气度。“童年的回忆和烟火气一起回来了！”老马停好车，走进“九街夜市”后感慨道。天刚擦黑，“九街夜市”已是人声鼎沸。步行街两面是古色古香的殿宇楼阁，中间的小摊次第排开，水果生鲜、烧烤肉串、衣服饰品、美甲、套圈、气球、鲜花……应有尽有。老马家在长龙，这次专程带女儿小美来“赶集”。像老马这样专程逛夜市的市民不在少数。不少市民说，缺少了摊贩，这座城市总觉得少了几分灵气和暖意，夜市就是一种载体，实现人与人之间更亲密的交流，使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的森林。夜市不仅是中老年人的乡愁，也是年轻人的乐园。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夜市话题均为流量热帖。每个从夜市归来的“90后”“00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发朋友圈，有的甚至开启直播，而这些网上的流量又引来线下流量，为夜市积攒人气。但是，也有人坦言，“烟火气”管不好，很可能就变成了“火气”。“没有人不爱路边摊，除了周边的居民。”住在新牌坊的小孙此前是夜市的投诉者。“炒河粉的摊位就在我家楼下，一直闹到凌晨4点。夜市取缔后，一下子清静了。”不过，几年之后当小孙搬到箐口后，她又异常怀念当年的喧嚣，成了夜市的支持者。市民需求关乎“里子”，市容管理关乎“面子”。在“岐山夜市”，清洁工大叔指着地上散乱的竹签、纸盒，向记者吐槽：“这怎么扫？扫了前面后面还有，永远也扫不干净。”他说，至于烧烤摊留下的油污，只能等夜市收摊后才能刷洗。夜市星光灿烂，运营和管理成本却不低。一场夜市的背后，除了组织方的精心策划，还涉及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江北区商务委蔡主任说，如果在划定区域内开夜市，需要交通部门的支持；治安工作如何做，需要公安部门给予指导；食品摊贩的证照是否齐全，需要市场监管局的监督；摊贩的市容“善后”，需要街道、城管部门来管；一旦有流动摊贩进入夜市，还需要相关部门来执法。摆摊不能“一禁了之”，但也绝非“一放了之”。此番对设摊经营的立法疏导，对管理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哪里可以设摊？与居民区的距离多少为好？公共市政设施是否完备？消费纠纷如何调处？辐射人群是否匹配？……这都需要更精细的管理体系作为支撑。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据四川有关部门调查，在县以上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中，仅有3.41%参加工伤保险，0.84%参加医疗保险，0.83%参加失业保险，2.99%参加养老保险。 2000年底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组织的在北京的一个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中有36.4%的人生过病，有些人甚至多次生病，13.5%的农民工生病在3次以上。农民工生病后，59.3%的人并没有花钱看病，而是仗着年轻挺过来。另外40.7%花钱看病的人均支出是885.46元，而他们所在的劳动单位为他们看病的平均支出却仅有72.3元，不足实际看病费的1/12。再以南京市为例，2003年1月至8月，该市发生断指断臂的工伤3000例，大多没有医疗保险。农民工医疗保险权益的缺失，往往导致他们有病不能就医，小病酿成大灾，甚至丧失劳动能力，导致刚刚脱贫或已走上小康之路的农户“因病返贫”、“因病数贫”。 农民工子女不能平等享有福利，随父母外出求学的学龄子女中73.9%的人都缴了插班费或赞助费，13.6%的人进入农民工子弟学校，另外12.5%的人是托人入学没缴或少缴额外费用，但其花费也不少。至于农民工社会救助状况更令人堪忧，已基本实现“应保尽保”的城镇“低保”网并没有向农民工张开。只有部分农民工享有单位提供的一点医疗等救助，一旦离开单位，救助则随之解除。 材料二 常州市武进区在1999年至2004年12月，经批准的征用土地面积达15.55万亩，涉及村民小组1268个，农户5.4万户，其中，征用土地后人均耕地不足0.1亩的村民小组有669个，涉及农民10.7万人，占农业人口的15.24%。城化进程中产生失地农民是正常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存在着失地农民，当时各级政府对失地农民的问题高度重视，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让农民“以土地换就业”，从而实现他们由农民身份向工人身份转换，使他们在国有企业内就业，消除失地农民今后就业、养老等一系列问题。 材料三 两会期间，“社会保障”成了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并且把关注的视线延伸到了城市最低保障金无法覆盖的下岗职工、残疾人员、农民工等“体制外”的贫困人群身上。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加强对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的协调和指导，维护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合法权益”，并希望“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拿出具体的措施来，为农民进城打工办些实事”。 材料四 据调查，33.5%的农民工在城里都有过失业的经历，而其中将近30%的外来农民曾经遇到过长达半年或半年以上的失业。同时，城市农民工失业后，多数是靠自己过去的积蓄生活，其次是靠向亲友、老乡借钱生活。我们调查的对象中没有任何一例是得到了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之外。另外，从劳动时间上看，农民工的劳动也谈不上什么劳动保障体制。农民工一旦有工作，他们的劳动往往是大大超时的。农民工中，23.6%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2小时以上，65%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0小时以上，也就是说，符合劳动法的一天工作八小时的劳动者只占1/4。在城市高强度劳动中，过度损害的劳动力，潜伏着未来的疾病问题和被缩短的劳动力周期问题。 材料五 为了帮助呼市的贫困学生、白血病患儿等弱势青少年群体，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呼市团委决定，7月27日在呼市人民体育场举行的呼和浩特第六届青少年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将以公益演出的形式举办，并且从现在开始开展大规模的百家企业送真情、百万市民献爱心、扶困助学大行动，为解决弱势青少年群体的生活困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此外，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呼市团委还联合发出倡议，要求团员青年发挥带头作用，参与本次活动，希望企业伸出友爱之手，回报社会，服务人民，同时也希望广大市民给予大力支持。 材料六 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城镇残疾人1528万人，占25.5%，农村4472万，占74.5%。其群体巨大，困难特殊，弱势明显，素质偏低，加之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国家财力物力制约，以及客观因素等，使得我国残疾人基本需求和基本生活状况仍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健全人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材料七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各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目前全国至少有2000万以上的失地农民，并且每年还要增力250万至300万人。农民没有了土地，基本的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补偿费偏低，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时出现极大的随意性，严重损害农民权益，致使农民上访甚至暴力对抗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二、给定资料 1．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已持续下跌两个半月，而国内油价仍居高不下。北京出租汽车司机杨海军抱怨说：“这两年国内油价上调了8次，每次都说是‘国际油价上涨’。这回国际油价已经连续多次回跌，国内怎么不下调啊?政府价格部门到底是为百姓服务，还是为油商服务?” 像杨师傅这样质疑部门利益阻碍了改革进程的人为数不少。专家指出，如何处置政府的“自身利益”，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地方政府和部门作为一方主体参与经济建设，与其下属的企事业单位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而要践行“服务行政”的理念，政府自身就不能成为利益的主体。 2．教育乱收费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问题了。国家发改委每年都要照例公布几个乱收费的学校，被曝光的学校连连喊“冤枉”，舆论呢，则代表民意表达义愤，然后一切都不了了之，第二年再重复这一过程。就好象一出在舞台上演的戏。 不过，今年这出戏似乎更“精彩”些，几个被曝光的学校除了喊冤外，有一半对乱收费不认账。有的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有的则称“赞助费是学生自己愿意交的”；有的地方教育局竟然还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国家发改委是“误判”；而南京审计学院干脆表示发改委是“胡扯”。许多人在问，这些不认账的学校底气何来?其实我觉得这很好理解。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发改委的立场而是站在学校的立场，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乱收费要么是按照行业心照不宜的潜规则行事，要么就是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部门规章来收费，总之，都是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所以，你批评我乱收费，我自然不服。 由此看来，说这些学校乱收费确实有些“冤枉”了他们。收费者和执法者依托的都是各自部门的法规。具体而言，学校收费依托的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法规；发改委查处乱收费依托的是发改委的法规。所以，从你的法规看，我是乱收费；而从我的法规看，我是合理收费，你的查处则毫无道理。这就是学校在乱收费后还显得“理直气壮”的原因。在这里，部门利益成了学校乱收费的最好借口和最大挡箭牌。 对部门利益，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杨鹏先生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地方政府，看起来是一个政府，实际里面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每个“土豆”都是一个利益板块，而每个利益板块都跟社会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杨鹏的“土豆论”换成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几乎没有不收费的部门。据他估算，目前全国各级政府部门每年收费总收入高达8000亿元，其中有统计的预算外收费收入每年达5000亿元，统计外的收费收入最保守估计也有3000亿元。可以讲，这些收费是形成部门利益的重要因素。 要收费就得有法规，设置行政许可，这样才显得“师出有名”。所以，部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立法来取得的。每个政府部门在参与立法时都极力争取本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立法”的形式来确定自己收费行为的正当性。比如，为了多给本部门确立一块权力地盘，不少部门争相起草同一或类似内容的法律，从而造成一件事两个法，两个部门分管的法律“打架”现象；也有部门将原来公益性的行为或服务变为有偿服务。某省去年实施的气象条例就将诸如客运站、宾馆、公交车等在滚动屏中向人们提示天气信息，为出行方便提供公益服务的行为，一律视为违法加以明令禁止。你要发布也行，须向气象部门报批，并花钱购买，否则施以重罚。而本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行政审批，也被转化为方便行政管理、增加行政收费的手段。虽然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各地和中央部委清理出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但由于这种清理靠的是政府部门的自觉，所以在很多地方和部门便出现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现象，保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有利的、能够收费的项目，无利可图或者收不到多少费的项目才被清理掉。 种种迹象显示，部门利益已经构成了当前部门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型的最大障碍。所以，政府转型要成功，须有利益相关方(企业、行业协会、消费者)和利益超脱方(专家、社会公众、舆论媒介)的公共参与和评议。 3．让百姓放心喝水吃肉，生活在蓝天白云下，营造出令人心情舒畅的工作生活环境，是中央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系列举措表明，我国政府管理的职能和目标进一步由“管制”向“为民”转变。 4．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看来，社会分配公平与否，以公共产品为主的二次分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说，包括教育医疗、收入分配、就业和社保、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利益表达与保护机制、环境保护在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增长迟缓；分配不公，已成为我国社会的突出矛盾。 他说，备受关注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公民经济收入的差距，更体现为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不均等。有研究表明，在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各种因素中，教育因素占20%左右。 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增长保持在每年15%左右，但科教文卫等方面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从1992年至2003年基本没有增长。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应该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近几年，党和政府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基本建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惠及1.77亿农民；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加强，今年春季开学时，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5000万名学生的学杂费已被免除，许多辍学儿童重新回到学校；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普遍提高。 迟福林说，随着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拉美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激化社会矛盾，甚至会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中断或倒退。 5．(山西晚报2007年1月31日讯)政协委员董玉明称，人民生活水平近几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作用比重过大，权力寻租现象引发的腐败现象还时有发生，一些政府部门仍然是“脸难看、门难进、事难办”。他建议，通过法制建设，促进政府职能由全能型、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监督型政府进行转变。 6．近日，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在政府机关办事找人难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机关效能建设，宁夏银川市在部分政府机关单位率先启动了“公务员办公定位系统”，在每个办公室门上安装“工作人员去向牌”，并同时公布手机号码和监督电话号码。这一举措方便了群众办事，提高了政府机关办事效率，受到群众的欢迎。 7．过去企业一提到“跑审批”就头疼不已。手续繁杂、时日漫长、互相推诿的现象比比皆是。而今，在天津市南开区，人们却可以体验到一种全新的行政服务。 在这里，你把申请递到行政许可审批部门后，在公开承诺的时限内，如果既不批准又不批驳，又无法定事由准许延长时限，那么电脑系统会自动生成并印发一份许可决定，寄送到你手上。尔后，按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补齐相关手续。 这种名为“超时默许”的新型审批方式，变人工督办为电脑操控，对“官衙”作风进行强制性矫正，原来15天至93天的办理时限缩短为5天。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政府的诚信、优质、高效服务。 中央党校政法部博士井敏说，我国原有的政府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以政府为本位的，很多制度安排和行为方式都是以方便政府管理的原则设计出来的。而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为市场、社会发展提供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服务者。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认为，在传统的政府体制下，很多公务员“官架子”很大，办事不公平、不透明、效率低下。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是解决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促进城乡、区域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这一新形势要求政府转变行为方式。 事实上，自1992年明确提出要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之后，我国对政府如何适应新体制进行了多次改革，主要表现是政府职能范围．缩小，把原来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很多事务交给了市场和社会。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仅靠政府职能范围调整已难以解决，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角色定位，由“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过渡。 8．北京市海淀区将26家区属医院纳入新成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管辖，与区卫生局脱钩。舆论认为，此举不仅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得到整合，而且使卫生局不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可以专管市场准入、执法、监督等工作，确保监管的公正性。

二、给定资料 1．2012年“两会”召开之际，关于“两会”热点话题的讨论持续不断。根据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展开的网络调查显示结果，网民最为关注的十大热点话题分别为：社会保障、社会管理、食品安全、城市交通、教育公平、收入分配、楼市调整、反腐倡廉、文化体制改革、环境污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分析说，当前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少数食品生产经营者不讲诚信道德，目无法纪，唯利是图，加之有些地方和部门重视不够，监管措施不到位，致使一些领域和地方的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称，“‘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但是不解决食品原料来源的安全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说，近年来食品安全、水污染和空气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喝干净水，吸清洁空气，吃放心食物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期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治食品安全问题，治理空气和水污染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客观要求，是缓解民生焦虑、提升国民幸福感的重要着力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就如何防范不安全的农产品发表了看法。他指出，“政府不能把食品安全的事扔给老百姓，完全让他自己去判断，这是不行的。政府部门、有关机构一定要尽到责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原副局长葛志荣认为，“食品安全法的配套法规体系建设有待加强，现行法律法规在可操作性层面仍需完善。”在各地两会政协委员提交的提案中，“食以安为先”被多次提及，各委员为此踊跃建言献策。北京市政协委员李蓉建议，建立以食品安全信息收集、分析、跟踪、溯源、预警、信息发布等为主要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预警系统。部分政协委员与网民互动，就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提出成立专门部门一站式管理的提案。 2．2010年1月5日，长沙市工商执法人员对位于芙蓉区东岸乡一家豆制品加工黑作坊进行了查封，从而正式拉开了2010年的长沙工商“红盾风暴4号行动”实施序幕。根据群众举报，执法人员来到位于距长沙汽车东站两公里左右的西龙村三组。刚进大门，一股恶臭味就扑面而来，而工厂内更是脏乱不堪，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桶子。工商人员说：“这都是加工豆制品的原料。”走近一看，一些桶内装着发霉的豆饼，另一些发出刺鼻的味道桶内则装着潲水油，油的颜色非常暗沉，里面还夹杂着些杂物。据了解，这油就是用来炸油豆腐用的。在现场还发现了许多写着猪饲料的麻袋，里面都装满了东西，工商局的工作人员说：“这里面都是黄豆，这原本是给猪吃的，他们为了贪便宜，就买下来进行加工。”经查证，这家黑心豆制品加工厂已经营业两三个月，偌大的加工厂只有3个员工。当执法人员要求出示相关证照时，加工厂老板朱友德只拿出了自己的一张身份证，当执法人员质疑其卫生状况时，朱友德辩称：“豆制品生产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这是典型的‘三无’作坊。”率队执法的芙蓉工商分局副局长罗曙光说，这些地下作坊生产出来的豆制品利用其价格优势，主要销往农贸市场和一些小餐馆，由于生产设施简陋，产品质量根本就没有保证。 3．自2008年7月始，全国各地陆续收治婴儿泌尿系统结石患者多达1 000余人，2008年9月11日，卫生部调查证实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所致。2010年1月30日，食安办召开2010年全国食品安全整顿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单位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主动出击，彻底清查食品安全突出隐患。在会议上，食安办曝光了2009年5家产品三聚氰胺超标的公司，分别是上海熊猫乳业有限公司、陕西金桥乳业有限公司、山东淄博绿赛尔乳业有限公司、辽宁铁岭五洲食品有限公司、河北唐山市乐亭县凯达冷冻厂。食安办还透露，这些公司生产的涉案超标产品，均使用了2008年未被销毁的问题奶粉作为原料生产乳制品，性质非常恶劣。其中，上海熊猫乳业已在一个月前的上海食品安全联席会议上被披露，而该案件更是早在2009年4月，即被上海有关部门查处。在食安办曝光这一系列事件的一个多月之前，就已经下文要求全国各省市彻查上海熊猫乳业、淄博绿赛尔、五洲食品、凯达冷冻厂等企业的三聚氰胺超标产品，这也表明该查处已在全国各地暗中进行达一个月之久。 4．据报道称，在武汉市餐饮单位都被武汉市洪山工商部门查出的“黑作坊”豆制品的老板说：“我这个作坊做的豆制品，家人从来不吃!”这句话确实让人多欷欺不已，既看出了“黑作坊”老板的用心之黑，又可以看出食品市场的混乱无章。食品“鱼龙混杂”现象早已屡见不鲜。有资料表明，数种“毒”豆制品生产流程，如：用工业色素和食用胶做卤香干；用“潲水油”或便宜变质棕榈油做油豆腐；用硫酸亚铁染色臭豆腐；用福尔马林作豆制品防腐剂；用工业石膏作为豆制品凝固剂等。其实不单单是豆制品，比如说“红心鸭蛋”、导致“大头娃娃”的问题奶粉等，都让人不得不对食品的质量多了几分担忧。 5．2010年1月至2月初，武汉市农检中心对武汉市场销售的豇豆进行多次抽检，均发现含有禁用农药水胺硫磷。经追溯，超标样本来自海南陵水县英州镇和三亚市崖城镇。自2010年2月初武汉对海南豇豆发出禁令以来，合肥、南京、杭州等多个城市对检测含有禁用农药水胺硫磷的豇豆采取销毁处理。上海对海南豇豆进行一箱一箱地检测，防止漏网之豆流入市场；广东江门、惠州等地居民不仅不再购买海南豇豆，对海南其他瓜菜也“暂时不吃”，以免成为禁用农药的受害者。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部分农户因追求短期效益，在豇豆收尾卖出阶段违规使用高毒农药，导致武汉等地检测的海南豇豆含有禁用农药水胺硫磷。另一方面，农民没有严格掌握用药规程，施药后没有间隔足够的天数便采摘销售，以致农药残留超标。据了解，水胺硫磷为高毒农药，禁止用于果、茶、烟、菜、中草药植物上，能通过食道、皮肤和呼吸道引起中毒。据英州镇农技站站长吴朝明介绍，农作物的一些病虫灾害用低毒农药很难杀死，而且成本高。但用水胺硫磷这样的高毒农药效果就好很多，特别是对蚜虫和蓟马灾害的效果非常好，而且成本低。部分农民为追求短期效益就会选择用这种农药。记者在澄迈县瑞溪镇的农资店采访了解到，目前替代高毒农药灭杀蚜虫和蓟马的农药有赛卡、蚜虫咪、蚍虫啉等。赛卡30元／瓶，1瓶够两亩豇豆地使用，按7天打一次药计，每亩豇豆一个月仅农药就需要60元。英州镇包括陵水县境内的农药销售点都没有销售高毒农药，但农民可通过地下渠道购买到这些农药，农业部门称对此可谓防不胜防。海南农业部门春节期间排查农资店时，在陵水就发现5家没有营业执照的农资店。据悉，“毒豇豆”事件发生后，海南全省上下迅即采取行动，对豇豆实行100％检测，在海口秀英港及粤海铁路南港码头设卡，严防死守，杜绝不合格豇豆流出岛外。而实现以上目标，动用了全省几乎全部的农业综合执法力量。各市县均动用财政，临时购买上百台临时检测仪器，送到田头，或者放在各收购点进行随时检测。其中，三亚市拨款20万元购买了50台检测仪器，陵水县购买了30台，澄迈县也购买了数十台。“毒豇豆”事件发生前，豇豆从农户手中收购至运出岛外，漏检情况不可避免，凸显检测难题。据吴朝明介绍，英州有20多家豇豆收购点，每个收购点一天的收购量在30吨左右，而且英州还是整个陵水县的豇豆集散地。但目前英州镇只有一个检测服务站和三名检测员，不可能做到定点定人检测，只能是抽样检测。吴朝明坦言，自武汉禁售事件发生后，农业部门紧急拨款9万多元购买30台快速检测仪，但由于技术和人员等原因，也还不可能对所有的豇豆进行检测。更主要的是，在整个出岛环节中，并没有要求对豇豆一一进行检测。豇豆平均两天一摘，又值购销旺季，个别收购商直接到田间收购，容易出现漏检情况。此外，由于检测部门没有处罚权，就算检测出不合格产品，也不能采取就地销毁措施。此次武汉检测含水胺硫磷的豇豆来自海南陵水英州镇及三亚崖城，但具体来自哪一个农户却无法得知。标的范围过大，导致的结果就是：消费者拒绝所有来自海南的豇豆，最终受害的是海南整个豇豆产业。海南省农业厅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傅健说，对农产品的检测只能起到防范作用，但不能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如果海南也能建立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确立食用农产品标志，那么就很容易找到问题的源头，进行严格整治。“按现在的状况，出了问题，也找不到是哪个农户家种植的，导致少数影响大局，最终伤害的还是农户的利益。” 6．对于武汉市农业局曝光“问题豇豆”的做法，三亚市农业部门表示了“特别的不理解”，他们认为对方不应该这样做。三亚市农业局农技服务中心负责崖城地区豇豆检测的检测员说，这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事实上，外省很多运进海南的蔬菜也会被查出问题，例如白菜有机磷超标，但按照通常做法只限于内部通告，这已经是业内的“潜规则”。这位检测人员十分不理解武汉有关部门曝光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无益”。三亚市农业局综合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周庆冲也认为，按照常规，兄弟单位应该打个招呼，他们可以派技术部门下基层调查，严控源头，但兄弟单位这次的做法“太不够朋友”，不仅没有给三亚市留面子，也没有给农业部留面子。 7．2010年3月25日，来自全省大(中)型商场、超市、食品集中交易市场、食品批发企业的111名企业负责人、食品安全员经过3天的培训，正式被聘任为黑龙江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联络员。举办这期培训班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学习和培训，组建起黑龙江省流通环节食品安全联络员的队伍，及时防止和有效制止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和蔓延，实现工商机关对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省工商局在组织和发挥好食品安全联络员队伍作用的同时，还将聘请1 000名社会各界人士作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社会义务监督员。 8．2010年3月24日，湖北襄樊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开发区分局正式封存23吨地沟油。这些地沟油是3月22日襄樊市卫生监督局和质量监督局接到群众举报后联合查处的。因地沟油的主人拒不接受执法部门的调查，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地沟油的来源和去向。2010年3月24日，襄樊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开发区分局相关负责人说，此事已经引起襄樊市相关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表示一定要查清这批地沟油的来源和去向问题，坚决阻止地沟油流向餐饮市场。 9．惠州一位从事养殖的农户透露，很多养猪的人从酒楼收回潲水后，将油质部分卖给需要“地沟油”的人，仅他家所在的猪场一个月最少有500斤“地沟油”卖给收购商。“他们做‘潲水油’的利润比养猪大多了，因为需求量大，我敢说大部分的工厂、公司用的都是‘潲水油’。因为花生油至少要10元／斤，两相对比当然用‘潲水油’成本低多了。”“地沟油”加工程序十分简单：将收集来的“地沟油”放到大锅中加热，再加入某种化学原料，废油中的残渣和杂质就被分离出来，沉淀在锅底，在上层相对清澈的油便是算成品“地沟油”了。“地沟油”缘何会源源不断地流人市民的餐桌上呢?一位在佛山多家餐馆做厨师的赵师傅透露，餐馆使用“地沟油”的事情，已经小是什么新鲜事，基本上干这行的人都知道。他说，最主要还是利益驱使。“地沟油”的价格每公斤卖给餐馆为3元左右，有时价钱还可以低一点，而普通食用油每公斤要9元左右，大大降低了餐馆的成本。赵师傅说，提炼1吨“地沟油”，成本仅需300元左右。有的人一个月可以挣近万元。珠海市从2006年前7月1日起对“潲水油”(“地沟油”的一种)回收实行准人制，已有三家获得资质公司在该市回收“潲水油”，但受利益驱动，仍有不少个人和企业买通餐饮企业，玩起打游击游戏，争抢“潲水油”。据了解，这些专业的公司将对收集的这些“地沟油”进行提炼，加工成生物柴油，实现“地沟油”无害化管理，相关部门坦承，已获得资质的公司回收的潲水油通过其每日回收处理登记报表，“潲水油”流向基本都可掌握，但仍有一些无资质团体私下从餐饮企业收集“地沟油”，最终流向何处，很难监管。一名曾靠提炼“潲水油”获利不菲的老板说，他曾经昧着良心赚了第一桶金。虽然已洗手不干，但是回想起来还是良心难安。他说，他曾经在长安镇乌沙有一个炼油点，每天都从餐馆和酒店拉来很多潲水，然后进行提炼。“我的规模不是很大，每个月也就20来吨，比起有的地方每天一两吨要差不少。”他说，炼油点提炼出“潲水油”后会中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存放加工，进行勾兑、添香、加色，然后出售。“一般都是销往深圳、惠州，惠州以博罗居多。”他还透露，他们是一条龙服务，提炼加工后，根据客户需要由专门的司机送货，由销售员跟进。“后来竞争也比较大，加上查得也比较严，时不时还有记者来暗访，我就退出来了。”他说，虽然吃不死人，但是毕竟是不正当生意。“现在我开一个小加工厂，赚钱心安理得。”他告诉记者，流入东莞市场的“潲水油”也有一些，一般都是在小餐馆、大排档。“他们的利润低，因此要控制成本，尤其是一些小型的川菜馆，用油量比较大。” 10．在食品检测机构数次自摆乌龙后，卫生部开始着手清理全国6 300家大小检验机构。2010年3月17日，卫生部公布《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食品检验工作规范》。这两项实施的规定将让6 300家大小检测机构重新洗牌。2010年伊始的农夫山泉与统一饮品“砷超标”事件，以检测方海南出入境检测检疫局承认设备老化、检验结果有误并道歉落幕。2月三聚氰胺奶粉外流事件中，陕西渭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被曝为问题奶粉出具“委托检验”合格报告。两项新规定实施后，这种情况或许将得到改善。新规范规定，食品检验机构的设施应当满足检验方法、仪器设备正常运转、技术档案贮存等要求；机构及检验人应当恪守职业道德，保证检验数据和结论客观、公正、准确，不得出具虚假或者不实数据和结果的检验报告；食品检验机构应当公布检验的收费标准、工作流程和期限、异议处理和投诉程序。供职于某知名国际食品企业的技术法规负责人表示：“此前食品安全法里对于检测程序与机构有部分规定，工商总局、卫生部也有一些检测规定。但针对分属不同系统的数千家检测机构做出统一规范，还是首次。”在新规范制定之初，该负责人曾作为企业代表参与决策。他认为，规定中关于过企业复检、投诉权利的内容是进步之一。“砷超标”案件中，农夫山泉、统一两企业就是在未复检、投诉的情况下，被贸然公布不合格结果。目前，国内现有食品检验机构近6 300家，近9成分布于卫生、质检、农业系统，此外在粮食、商务、食品药品、高校等系统及社会商业实验室也涉及食品安全检验。卫生部认为，这些机构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检验技术覆盖面不足，硬件条件、人员素质和检验能力水平参差不齐，不能满足食品安全检验与监管的需要，迫切需要进一步规范。检测机构资质条件清晰后，下一步监管部门预计将以此为依据重整、清理机构。以上技术法规负责人表示：“现在对检测机构提出了技术性的要求，未来可能会从行政管理角度来执行。是不是会进行资质认证，确认哪些实验室是符合条件可以承办食品检测，是下一步的问题。” 11．河南一些地方“瘦肉精”事件曝光后，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在沁阳市、孟州市、温县、获嘉县四地展开拉网式排查，并对济源市当地的“双汇”冷鲜肉进行抽检，首次通报数据显示，“双汇”品牌部分冷鲜肉“瘦肉精”抽检呈阳性。“对大部分肉制品来说，肥肉都是负累。”2011年3月20日，一位从事肉类制品业务的联系人分析。这位联系人说，事件暴露出食品安全漏洞。首先，肉制品的产业链内部缺乏有效的自我监督机制。市民消费习惯是不喜欢肥肉，所以瘦肉率高不论对养殖方还是收购方都是好买卖。据介绍，“瘦肉精”是一类药物的总称，这类药物实际上既不是兽药，也不是饲料添加剂，而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主要有莱克多巴胺、盐酸克仑特罗、沙丁胺醇、硫酸沙丁胺醇、硫酸特布他林、西巴特罗、盐酸多巴胺7种。该联系人指出虽然早在2002年国家监管部门就发布公告，明令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盐酸克仑特罗和莱克多巴胺等7种“瘦肉精”，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只检测盐酸克仑特罗，莱克多巴胺等没有纳入常规的检测。一位权威消息人士证实，各地都会检测盐酸克仑特罗，但莱克多巴胺只有个别地方有检测，因为其检测成本高。“但在不法养殖户中，使用这两种瘦肉精的比例是差不多的”。另外，2011年3月20日据河南省济源市畜牧局获悉，此前济源双汇食品公司发现的19头“瘦肉精”疑似阳性生猪，17头已经得到确认，剩余2头排除。 12．英国是较早重视食品安全并制定相关法律的国家之一，其体系完善，法律责任严格，监管职责明确，措施具体，形成了立法与监管齐下的管理体系。在英国，责任主体违法，不仅要承担对受害者的民事赔偿责任，还要根据违法程度和具体情况承受相应的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制裁。在英国，食品安全监管由联邦政府、地方主管当局以及多个组织共同承担。为强化监管，英国政府于1997年成立了食品标准局。该局是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的独立监督机构，负责食品安全总体事务和制定各种标准，实行卫生大臣负责制，每年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食品标准局还设立了特别工作组，由该局首席执行官挂帅，加强对食品链各环节的监控。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一个重要特征是执行食品追溯和召回制度。为追查食物中毒事件，英国政府还建立了食品危害报警系统、食物中毒通知系统、化验所汇报系统和流行病学通信及咨询网络系统。严格的法律和系统的监管有效地控制了有害食品在英国市场流通，消费者权益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在法国，保障食品安全的两个重点工作是打击舞弊行为和畜牧业监督，与之相应的两个新部门近几年也应运而生。其中，直接由法国农业部管辖的食品总局主要负责保证动植物及其产品的卫生安全、监督质量体系管理等。竞争、消费和打击舞弊总局则要负责检查包括食品标签、添加剂在内的各项指标。在销售环节，实现信息透明是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除了每种商品都要标明生产日期、保质期、成分等必需内容外，法国法律还规定，凡是涉及转基因的食品．不论是种植时使用了转基因种子，还是加工时使用了转基因添加剂等，都须在标签上标明。一直以来，德国政府实行的食品安全监管以及食品企业自查和报告制度，成为德国保护消费者健康的决定性机制。德国的食品监督归各州负责，州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监管方案，由各市县食品监督官员和兽医官员负责执行。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局负责协调和指导工作。在德国，那些在食品、日用品和美容化妆用品领域从事生产、加工和销售的企业，都要定期接受各地区机构的检查。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遵循以下指导原则：只允许安全健康的食品上市；食品安全的监管决策必须有科学基础；政府承担执法责任；制造商、分销商、进口商和其他企业必须遵守法规，否则将受处罚；监管程序透明化，便于公众了解。美国整个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分为联邦、州和地区三个层次。以联邦为例，负责食品安全的机构主要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及检验局和动植物卫生检验局以及环境保护局。三、作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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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材料 1．光明日报社下属杂志社出版的《书摘》月刊辟有“名家荐书”栏目，自 1993年8月设立该栏目至1998年5月止每月一期，共刊发了文章58篇。这些文章由一些知名作家根据原告的约稿要求而撰写，约稿函要求作者写明荐书的原因或对所荐之书的评价，要求写上作者的个人简介，并表明该栏目的宗旨是“请各界知名人士向热心读书的本刊读者推荐本人最喜爱的10种书”。原告称准备待刊出一定数量的文章后即结集成书出版，且已列人计划。 2．1998年5月，光明日报社发现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家荐书》一书在市面上出现，该书所收文章计36篇，从标题、内容到作者署名、简历介绍等均与原告所列文章完全一致，该书定价5元，字数为103千字，印数为13000册。 3．1998年5月25日，光明日报将文艺出版社以侵犯著作权向法院起诉。原告认为被告妁行为侵犯其著作权，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1)停止侵权，停止出版发行《名家荐书》一书； (2)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万元； (3)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4．同年10月7日，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庭审查明被告在《名家荐书》中的文章均直接来源于原告“名家荐书”栏目中，并且被告在出书后向作者支付了稿酬。 5．1999年1月，原告因故提出撤诉申请，法院裁定准许其撤回起诉。 6．本案原告虽已撤诉，但在审理中存在很大争议，产生了多种处理意见。主要分歧在于“名家荐书”栏目是否构成作品，是否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一种意见认为“名家荐书”栏目不构成作品。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理由是：其一、“名家荐书”栏目没有体现原告的独创性劳动；其二、“名家荐书”栏目不构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告“名家荐书”栏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现行《著作权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11项中规定：“编辑，指根据特定要求选择若干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断汇集编排成为一部作品”。此次著作权法修订稿中将此类作品定义为更准确的“汇编作品”，并要求“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了独创性”，即可受保护。 7．有关人士指出，在是否有独创性问题上，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法律要求必须具备选材和安排两方面的独创性，如法国、泰国和前苏联，而大多数国家规定的要求比较低，提出的保护条件或是选材，或是材料的安排。这在国际公约中亦有体现，订立较早的《伯尔尼公约》规定的是“材料和编排”。而《TRIPS》中成为“内容的选取或编制”。笔者也认为有其一者即应认定具备了独创性，这是因为汇编作品本身的创造性就较低。同时“选择”和“编排”在汇编过程中也很难区分。国务院发布的《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和这次著作权法修订稿中对此亦采用了任选其一的规定。 8．有关人士认为，应将“名家荐书”看成是一部著作权意义上的汇编作品。长期以来，期刊、报纸作为一种汇编作品，在我国对其权利的保护一直是比较忽视的，著作权法第32条的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可见一般。而对于报刊中的专栏亦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规定，容易使人误认为报刊中的权利并不存在。实际上著作权法保护的是智力劳动的创作成果，凡是符合著作权法的作品都应得到保护。《伯尔尼公约》第2条第三款规定：“文学或艺术作品的汇编，诸如百科全书和选集，凡由于对材料和编排而构成智力创作的，应得到相应的，但不损害汇编内每一件作品的版权的保护。”从此款和上述《TRIPS》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保护汇编作品重点并不在于其形式上是否“装订成一本书”，而在于其实质是否具备智力劳动的创造性这一内容，如果具有创造性，就应当给予保护。 9．社会许多方面的代表都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名家荐书”栏目享有的著作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为，原告“名家荐书”栏目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汇编作品，原告对此享有著作权，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该作品的一部分，构成了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根据著作权法第45条第5项的规定，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而对于赔偿经济损失数额，则认为应根据被告侵权的获利情况、被告授权的主观恶意程度和非法使用所占比例等综合考虑，赔额不宜认定过高。 10．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理由是：本案原告只是对“名家荐书”栏目进行了约稿，组稿及编发的工作，这些并不是著作权法意义的创造性劳动，同时，被告在《名家荐书》一书出版后已经向原作作者支付了稿费，根据著作权法第32条的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被告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且原告并没有和原作作者签订独家使用权的合同，因而不能排除或禁止他人对这些文章予以编辑，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