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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 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户口登记地谋求更好的发展。人们也习惯于把这部分人称作流动人口。 2．所谓流动人口，是指人口普查中，扣除市区内人户分离后，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跨乡镇街道不一致、而且时间超过半年的人。 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宽松，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挣钱、发展事业。 4．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有14439万人。其中跨省的有4242万人，省内的有10197万人。在省内不一致的人口中，有2332万人是市区内人户分离的。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主要是在城区范围内，因城市改造拆迁搬家、择校入学、婚嫁等原因居住在一个街道而户口寄挂在其他街道的人，这种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所以，在考察流动人口时，应扣除这部分人。由此计算出，全国流动人口为12107万。 5．随着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流动人口的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负担，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的稳定，因此，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是政府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 6．尽管人口流动现象有不少负面影响，但它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种具体体现，人口流动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之一，打破对人力资源的束缚与浪费，带来的劳动力的自由、高效流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7．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活跃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主要呈以下特点：①从距离上看，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体。在全国12107万的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的有7865万，占65%，跨省流动424万人，占35%。说明流动人口是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②分省看，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跨省流动的4242万人口中，从四川流出的占16.4%，从安徽流出的占10.2%，从湖南流出的占10.2%，从江西流出的占8.7%，从河南流出的占7.2%，从湖北流出的占 6.6%，六省市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从流入的地区看，流入广东的占35.5%，流入浙江的占8.7%，流入上海的占7.4%，流入江苏的占6.0%，流入北京的占5.8%，流入福建的占5.1%，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5%。③分城乡看，主要是从乡村向城镇流动。全国12107万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3267万，占27.0%，从乡村流出8840万，占73.0%。流入城镇的9012万，占74.4%，流入乡村的3095万，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 8．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五”期间流动人口的流向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规模可能会持续增大。这必然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带来一定的冲击，也将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重视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改革措施，可以化不利因素为积极因素，极大地促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9．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每年跨省、市、区流动的劳动力多达4500万人次，如果加上省内、区内的人口流动，这一数字将超过1亿。 10．中国人素有强烈的“怀乡恋家”情结。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历史上，若非发生重大战乱或灾荒，像这样数以亿计的人口流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日流动的中国人追求的绝不再是简单的温饱，他们要寻求财富、机遇和成功。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杨宜勇说，是过去10年间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人力资源的束缚与浪费，带来了劳动力的自由、高效流动。 1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就在逐年增加。与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不同的是，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开始从无序转向有序和规范。
1．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启动中国新型户籍制度的整体构建。改革措施触及利益分配、社会公平等诸多问题。多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意见》进行了解读。 《意见》中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将不再区分农村娃与城市娃，标志着城里人和农村人身份上的统一，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户口登记制度统一后，将不再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为依据区分农村人与城里人，改为根据居住地的不同来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根据从事的职业区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意见》指出：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黄明说，建立居住证制度，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解决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 “这是个‘分层级享受不同公共服务’的设计，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提供上升的空间。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不同的年龄段有对公共服务不同的需求，随着他们持有居住证时间的加长，居住证能享受的公共服务也在增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说。 《意见》指出：将建设和完善覆盖全国人口、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以人口基础信息为基准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段成荣指出，这一整套制度建立起来，至少有两个突出的好处： 一是作为政府，掌握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的信息，可以使他在时间、空间、对象、数量、结构、质量方面都能够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实施管理和服务。 二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一整套的制度，去登记也好，在信息库里面把信息录入进去，这是非常好的。他强调：“人口信息管理这一整套，就能够把我们说的怎么样保障大家进城享受到的那些东西落到实处，否则就是一个空的。” 1亿左右人口落户城镇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目的在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实现‘市民梦’，融入城市社会，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黄明说。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这项改革的根本好处是劳动力可以较少受户籍限制，更加自由流动。如流动人口可以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其结果将是推动他们更加大量地创造社会财富。预计新政落实后，对经济平稳增长极为有利，至少能再帮助我国经济的增长延续20年以上。 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一直是“一户难求”，如何才能落户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此次《意见》明确提出特大城市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虽然北京已经明确要推行积分落户制度，但并不代表落户北京将会变得容易。《意见》中在谈到积分落户制度时，还有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限定，而目前包括北京在内的特大城市可承载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将会是积分落户政策的重要导向。 虽然落户北上广不一定更容易，但是段成荣指出：“通过放开，给大家提供一种机会和条件，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和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进城落户，这样就使得我们在进城发展机会上增加了更多的通道、更多的机会。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把中国社会流动人口不畅通的管道拓宽，从单行道把它拓成双向两车道、双向四车道，甚至双向八车道，慢慢地扩大。” “此次户籍改革不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还是有关教育、医药、养老等多方面配套的改革。”黄明认为这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 2．在2014年6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的环节在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考虑，又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新中国成立初，为了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户籍制度逐渐建立。当时的功能主要就是进行人口信息登记，了解人口情况，进行身份证明，维护社会治安。后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户籍开始逐渐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基础。为了保证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稳定，户籍管理开始逐渐地朝着加强控制人口迁移的方向发展。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严格管控的人口迁移制度或户籍制度，已成为横亘在我国城镇化和市民化道路上一道坚硬的“制度壁垒”。 统计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然而，完全享受市民待遇人口的实际城镇化率仅为40％左右，还有2亿多农民处在“人在城市，根在农村”的“半城市化”状态。“融不进的城市，离不开的乡土”成为了许多进城农民的心理写照。 在大城市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辛勤劳作的每一滴汗水都记录着他们为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但他们的子女却不能享受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受教育机会，他们在养老、医保等社会福利方面享受到的也是与城市户籍人口不同等的待遇。 是什么造成了城镇居民与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在一个城市．却享受着不同的城市礼遇?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桂新认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是导致福利差异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这一体制把国民划分为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两大集团，赋予二者不平等的权益，并对二者的权益制度化、固定化。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善，但城乡两大人口集团之间长期形成的现实不平等仍严重存在。”王桂新说。在他看来，没有城市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只是实现了从农村到城市的集中化、由农民转变为农民工，但远未实现由农民工转变为城市居民的市民化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还只是一种不彻底的‘半城市化’，或者说还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正常的、有质量的城市化”。 户口价值化和等级化之所以会形成，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户口附着了太多的社会利益。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将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社会福利进行分解，并以教育为核心使其逐步与户口“脱钩”，为户口“减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形成统一的、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而逐步淡化户口价值，消解户口等级。这不仅有助于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从“注重形式”向“更关注内容”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推进我国城镇化发展从“注重数量”向“更关注质量”的方向转型。当户口中附着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少时，户口价值意识就日益淡化，户口的等级差异就会日渐缩小，那么市民化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小。 户籍制度改革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未来可以根据城市规模和发展的不同情况，分类指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首先，大城市可以适当放松户籍控制。在现有的条件下，全面放开大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户籍政策是不太现实的，也有很大难度。但是，这些城市可以适度降低户籍门槛和准人条件，让一部分高学历、高技术人才有机会落户，特别是给青年大学生更多准入机会，以优化人口结构。其次，加快放开中等城市的户籍限制，努力促进农民工在中等城市进行市民化，这是我国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目前，中等城市因城市规模和发展的需要，在吸纳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这些城市可以进一步放开户籍限制，降低户籍门槛，鼓励和吸纳更多的农民工落户，实现市民化。最后，全面放开小城镇的户籍限制，进一步降低和消除户籍准入门槛和条件，让更多的农民工有机会就地或就近实现市民化。 3．从目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状况来看，失地农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被动地融入城市，在实现了户籍身份甚至职业的转变后，并没有自动带来市民化身份的转变，他们在向市民角色的转化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 城市户口和市民身份对失地农民失去了以往的吸引力。长期以来，二元的户籍制度是与社保、教育、医疗和就业等一系列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城市户口和市民身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附着在以户口为核心的身份上的众多权益，户籍的改变也就意味着个人享有的权益的变化。但现在仅仅是给予失地农民一个城市户口，而不能保障上述相关利益的实现，那些市民身份也就对失地农民失去了吸引力。 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被动性使失地农民缺乏身份转化的积极性。据调查，农民失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城市扩建，交通、水利等公益事业的不断发展，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建设，各类企业建设，挖鱼塘、开湖景、种植经济林木等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因此，失地农民绝大多数是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被动地加入了市民化的行列，缺乏身份转化的内在动力。 目前湖南省征地补偿方式主要是货币补偿，平均每户补偿76271．4元，这个补偿标准远低于土地使用权转让以后的土地增值。被调查农民普遍反映，补偿标准低于目前的市场价位，低于一个城镇居民正常的城市生活开支和保障。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户均补偿费仅可以维持农民家庭一般日常生活开支3～4年。 失地农民的就业，以自谋职业为主。调研发现，有近半数的农转非劳动力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被征地农转非人员综合素质和就业技能整体上较差，面对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严峻形势，就业的难度较大，尤其是被征地农转非的“4050”人员实现就业更困难。与城市居民相比，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是低水平的。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早期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因政策空白，暂时不能参加征地农转非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二是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资金还没有完全及时到位，养老金储备制度和预警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三是失地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工作覆盖面还需进一步扩大。 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体系不够健全。虽然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失地农民就业、技能培训。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难：多部门主管，管理权限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缺少针对性培训，培训主观性大；市民工作培训缺乏必要的场地，而且政府资金支持不足。当前政府管理事务千头万绪，是否还有精力应对进城农民的培养工作，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学者建议可以适当购买社会组织的教育服务，帮助农民迅速提升工作技能。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年长的人在安置的楼房里吸烟、打牌消磨时光，有人说这是小农思想，不思进取。但要反思的是，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政府为他们能够“长”在城市而不是“长”在他们熟悉的土地上提供了必要的公共设施．或者安排了符合他们技能特征的工作了吗? 失地农民对城市社会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交往范围限于狭小的同质性的农民群体之内，形成一种孤立化的、相互隔绝的、封闭性的群体存在，与城市居民的交往更多的只限于表层的业缘关系，缺少生活中的情感性互动，阻碍着其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使农民与市民之间缺少了互动与对话，客观上形成了社会隔离状况：如果没有一个顺畅的交流平台，农民难免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边缘人。 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下，失地农民虽然居住到了城市，但他们仍然保留有很强的农村生活习惯，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缺乏认同感。身份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个方面，它着重强调内在性认同，是人们对自身的地位、意义和利益的肯定以及人们对此所产生的相应的身份归属。作为身份认同的主体，失地农民如何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调研中，只有24．2％的人认为自己已成为城市人，28．8％的人认为自己还是农民，而更多的人对自己的身份持模糊态度，认为自己既不是城市市民也不是农民。虽然他们具有了城市居民的身份，也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但还没有彻底完成认同系统的转换，他们的认同系统还停留在原来的地方，这表明失地农民对自己市民身份意识还比较淡薄，对城市居民群体的认同度不高。同时，长期以来城市媒体对农民的负面报道所造成的农民形象污名化，也严重地影响着农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和社会资本的积累。 4．过去很长时间，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有一堵坚硬的墙，现在它们并轨了。但是，对于很多农民朋友来说，没有这项政策的时候，觉得要有这样的政策，因为这样才更平等，当真有了这个政策，恐怕要算一下到底值还是不值。 几年前中国社科院进行的一个调查，调查的近11万人，70后、60后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的达到80％：而80后农民工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是75％；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不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达到90％。 25岁的王双双从出生到现在户口一直都在湘潭农村。王双双认为，农业户口有优势．“我现在也能享受医保和社保，城市户口居民虽然有社保，但工作不稳定。即使在城里有固定工作，还是不想转，转户籍麻烦。” 按照相关法律，农村房屋遭到拆迁，户主将获得一定数额的拆迁补偿款。在村里，王双双听说了“拆迁的传言”。“如果我转出去后马上拆迁，就倒大霉了。” 31岁的肖田力是长沙县人，上大学前，她的户口是农业户口，上大学时户口转到学校，毕业后她想办法将户籍转回到农村。“从没想过转到城里。我在农村有田有山有宅基地，还有补助、社保。我要想去长沙市里买房一样可以。”她表示，乡里的地，她可以种果树、种菜，退休后还可以在乡里建房，她不会再把户口转到城里去了。 调查中，在被问及对城镇生活总体评价时，近八成农民工表示比较满意。然而，59．2％的农民工不愿落户城市，只有40．8％的农民工表示愿意在城镇落户，因为孩子在城里上学、工作机会多，医疗和养老也相对更有保障等。 农民工不愿在城里“安家”的主要原因是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农民可享受各项国家补贴政策。此外，近一半农民工表示不想放弃土地和农民身份，担心转变为城镇户口后会失去原有的土地。 此外，农民工不愿进城落户的原因还有：进城生活成本高，买不起房；没有稳定工作，无法立足；农村有家人亲属，不愿离开老家；农村生活安逸，节奏慢等。 调查显示，82．9％的农民工不了解近期出台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的政策，65．3％表示不知道城镇落户的条件。 “农业户口在宅基地、部分省市的二胎政策等方面享有较高的福利。”长期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说。浙江湖州德清县此前梳理的结果显示，当地城乡居民间存在33项因政策不同而产生的“待遇差异”，这些差异覆盖了居民生活、就业多个方面。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工在城镇享受医疗保险的占3．1％；享受养老保险的占12．0％；享受失业保险的占24．3％。总体来看，进城农民享受的社会保险比例较低，如果生了大病或发生工伤事故，大部分人都将自己承担费用。 如今，伴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农民进入小城镇落户虽可以不交承包田。但拿到宅基地的可能性也会被取消。因此，权衡之下，“不放弃农村户口”仍是大多数农民的选择。 《意见》称，进城落户农民是否有偿退出“三权”，应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前提下开展试点。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作为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我们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同时，客观上也要作出相应的安排，使农民能够带着财产进城，使土地能够配置到最优化使用的地方。因此，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有可能出现强制性让农民让出土地“三权”的事情?客观上看，根源在于农民土地的财产权保障缺乏制度安排，农民的土地权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模糊的，农民缺乏明确的制度预期。农民愿意进城，也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城镇户籍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制度待遇，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农村土地“三权”，随着进城农民数量的增多，很有可能出现新的社会冲突，同时也对现行政策带来巨大挑战。比如，过去制度规定的，严禁城镇居民下乡购房购地，基本上也就形同虚设了。 5．户籍是长期束缚农民流动、阻碍城镇落户的制度性壁垒。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市民化，然而受到二元制户籍结构的影响，即使农村变更为城市，农民却依然是农民。这种身份认同的偏差导致其无法融人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也无法公平公正地享受城镇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 一部分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因此成为了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外的另类群体，一些人“赚城市的钱，过乡村的生活”，更有不少人找不到适当的生计，处于“上下无着”的尴尬困境。土地一直是农民生计的保障，一旦失去了土地又无法融入城市，必将产生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政府的管理成本与难度也明显增加。 此前，全国多地已经启动新一轮的户籍制度改革并展开试点，而此次《意见》作为全国性的纲领性文件，将对指导各地的城镇化改革发挥重要作用，农民转化为市民的途径将变得明确、顺畅。 《意见》既充分照顾到这些“新市民”的利益，也兼顾不同级别城市的承受能力，将有效引导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而一旦实现身份上的“同一”，“熨平”城乡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上的差距也将水到渠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此前的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在各类城镇居住的农民工高达91．2％，而且年纪越小的农民工越不愿回到农村生活。可见农民之所以游离在城镇之外，不是意愿的问题，而是被户籍制度“堵住”了。
二、给定资料 [金人庆]：促进和谐 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第312期)(2005年11月24日)刊发题为“贯彻落实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答本报记者问”稿件，在文章中金人庆表示，“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支出安排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要大力支持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全文如下： [记者]：金部长，我们知道，2003年您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介绍了本届财政部党组“一、二、三、四”的工作思路。近三年了，我们很想知道，当年“一、二、三、四”的工作思路进展情况怎么样? [金人庆]：2003年3月本届财政部党组成立后，按照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和本届政府施政纲领对财政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紧密结合财政工作实际，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本届部党组“一、二、三、四”的工：作思路。概括地说，就是要“做大一个蛋糕”，即做大企业、经济、财政蛋糕；“用活两大存量”，即用活1500亿元建设国债投资存量和300亿元粮食风险基金存量；“推进三项改革”，即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税制改革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四项制度”，即重点支持完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的制度。这个思路归纳起来很简单，但内容比较丰富，在实践过程中也得到了上上下下，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各个部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各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记者]：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有关的具体情况，比如说在做大蛋糕方面的进展? [金人庆]：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过来影响经济。做财政工作首先应该把经济和企业蛋糕做大。只有企业和经济蛋糕做大了，财政蛋糕才能做大。当然，做大蛋糕绝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由财政拿钱办企业的老路，也不是通过个别减免税的办法支持企业和经济的发展，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此，近几年来，我们采取多种措施促进企业和经济发展：一是积极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如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型，保持宏观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二是适时推进出口退税和增值税转型等改革，改善企业资金状况，既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又给企业以约束，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外贸和企业发展；三是大力支持金融和国有企业改革，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与税务、海关等有关部门一道，依法加强收入征管。通过上述措施，使全国财政收入不断跨越新台阶。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18903亿元。2003年突破2万亿元大关，达到21715亿元；2004年突破2.5万亿元，达到26396亿元，比上年增加了4681亿元，并且这是在解决了1250亿左右的出口欠退税和405亿退耕还林挂账后的增加额。2005年1～ 9月全国财政收入已达到2376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408.76亿元，增长16.7%。预计全年将突破 3万亿元大关。同时，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02年的18.0%提高到2004年的19.3%，标志着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都实现了快速增长，中央财政收入从2002年到2005年年均增长17.1%；地方财政收入从2002年到2005年，增长 19.7%。相比而言，地方比中央增长更快一点。 财政收入的大幅增长为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促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全国财政支出2002年22053亿元；2003年24650亿元；2004年28487亿元；2005年1～9月19950亿元，增长16.4%，完成预算的61.9%。“三农”、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等各项重点支出都得到了较好保障。 [记者]：您刚才提到为促进企业和经济发展，适时推进了出口退税和增值税转型试点等改革，请问这几年财政部在税制改革上有哪些举措? [金人庆]：近几年我们在税制改革方面的主要工作：一是改革和完善了出口退税机制。前几年，随着外贸出口的高速发展，出口退税增长很快，财政难以负担，已累计欠退税2477亿元，不仅增加了外贸企业负担，也影响了政府信誉。2004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的原则，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了改革，还清了出口退税欠账。2005年又针对部分地区特别是东部港口城市负担过重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及负担机制，即在适时调整部分资源性产品退税政策的同时，自2005年1月1日起，维持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核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不变，超基数部分中央、地方分担比例由75:25改为92.5:7.5，使出口退税的问题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解决。二是积极进行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型改革试点。自2004年7月1日起，我们对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等8大行业实行了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2005年又进一步完善了试点方案，研究提出了豁免东北地区各类企业1997年以前历史欠税的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方案。从试点情况看，改革效果已初步显现。三是积极推进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在目前全面修订个人所得税法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主要进行了两方面的修改：适当调整个人所得税工薪收入扣除额，即由800元/月提高至1600元/月；进一步扩大纳税人自行申报范围，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力度。目前，有关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正在全国人大审议过程中。四是研究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人担心合并会影响利用外资和对外开放，不主张合并；更多的人认为要按照国际条约和WTO规则，实施国民待遇，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抓紧合并。目前已有一个初步方案，我们将争取尽快推出。 [记者]：我们知道您有一句名言：“要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能甭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金人庆]：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本届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本届财政部党组始终把支持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心，提出了“让公共财政照耀农村”的新理念，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多渠道、多种方式着力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一是积极实施了“三减免三补贴”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到目前为止，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律实行免征农业税；已经明确免征农业税的省份达到28个，河北、山东、云南3个省也有210个县(市)免征农业税，享受免征农业税实惠的农民达到了8亿人。二是加大对农业综合开发等支持力度。认真落实新增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向粮食主产区倾斜等一系列政策，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扶贫开发、抗灾救灾的支持力度。三是积极出台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有关政策措施。今年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50亿元，用于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县乡税收收入和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产粮大县等给予奖励；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从目前实施的效果来看，该项政策受到基层的普遍欢迎。四是认真落实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各项政策。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如在支持农村义务教育方面，从今年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免书本费、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惠及中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生约3000万名，占中西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人数的26%；积极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少生快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等。总的看，近三年来，中央财政支持“三农”的力度之大、农民受惠之多是历年来少有的，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今后一段时期，财政部门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两个趋向”论断的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中央关于加强“三农”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多子、少取、放活”，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投资结构，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积极创新财政支农政策机制和资金使用管理机制，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促进现代农业建没，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记者]：这几年国家财政确实办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由此我们也体会到作为一个财政部长的艰辛和不易。对此，您一定有很多切身体会? [金人庆]：近些年来，我们在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做了一些事，我有以下四点体会：一是服务大局。必须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科学发展观统领财政改革和发展全局；必须抛弃单纯收收支支的理财观念，不能重财轻政，就财政论财政；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从经济、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积极服务并服从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着眼长远、统筹兼顾，这样才能使财政工作不断走上新的台阶。二是做大蛋糕。“三财”之道，生财为本。雄厚的财政实力是一个国家强大、稳定、安全的重要体现和有力保证。只有在做大企业、经济蛋糕的基础上，不断做大财政收入蛋糕，才能为支持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三是以人为本。必须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为民理财的意识，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向弱势群体倾斜，向“三农”倾斜，向困难地区倾斜，向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着力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做到理财为民，理财为公。四是“主动买单”。必须更加积极主动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方针服务好，为地方和部门服务好，为人民群众服务好；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该支持的要主动支持，该保障的要切实保障，争取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充分调动中央、地方以及有关部门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尽可能把钱花得更好、花出更大效益来。 [记者]：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件。根据《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时期财政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主要措施，您认为财政工作将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有些什么设想? [金人庆]：《建议》全面规划了未来五年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也为“十一五”时期的财政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贯彻落实“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财政工作目标和任务，切实推进财政改革与发展既有不少有利条件，又面临很多挑战。从有利条件看，有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对财政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有良好的宏观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有近年来在财政改革与发展中积累的一些经验，还有一支素质不断提高的财政干部队伍，我们有信心把财政工作不断推向前进。但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面临的压力也不小。比如，收支矛盾比较突出，改革攻坚难度增加，化解风险任务艰巨，均衡发展挑战加大，等等。此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不断推进，各方面对财政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深感身上的担子不轻，在落实“十一五”规划要求的过程中，财政负有神圣而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们初步设想，“十一五”时期的财政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积极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完善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机制，狠抓增收节支，坚持统筹兼顾、量人为出、确保重点的方针，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作用，特别是要着力促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扩大国内需求，同时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建立完善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促进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努力支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记者]：看来“十一五”时期财政工作的任务将非常艰巨，特别是在继续做大蛋糕方面，要在一个本来就比较高的起点上继续发展很不容易，有什么新的办法吗? [金人庆]：做大经济财政蛋糕，就要大力促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如果“十一五”期间真正能够增强企业自主发展、自我创新、自我搞活的能力，就能促进经济保持平稳长期良性增长，那么财政就有源头活水了。 [记者]：那么财政部门在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将有什么举措呢? [金人庆]：我想财政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充分运用税收、财政资金、政府采购等财税政策工具，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积极推动建立以市场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企业自主创新体系，为企业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大科教投入，完善科教投入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记者]：运用财政手段，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效益，同时也增加了税源，先予后取，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金人庆]：为了促进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还要大力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针对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的现状，《建议》提出把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十一五”时期的战略重点。财政作为调控宏观经济运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在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能够而且必须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是做大财政蛋糕的重要措施。 [记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太重要丁。财政在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呢? [金人庆]：在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财政要积极采取措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夯实经济增长基础、强化经济增长动力等方面入手，着力于消除可能导致经济粗放型 增长的体制性障碍，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走集约化道路。具体地说，要从三个方面来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是研究实施激励和约束并重的财税政策，大力支持循环经济，促进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二是支持建立健全环境保护政策机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府间财政收支关系，建立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 [记者]：考虑得很周到。 [金人庆]：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注重发挥消费的拉动作用。内需和外需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中国有13亿人口，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发展阶段。中国有庞大的就业队伍和储蓄，市场潜力巨大。应当坚持以扩大内需为主发展经济的方针。当然，也要坚持对外开放，努力扩大外部需求，拓展国外市场，使内需与外需更好地结合起来。内需包括投资和消费。在当前我国投资持续高增长、投资偏热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刺激消费需求是扩大内需的关键。要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方面的职能作用，主要是：理顺要素价格，理顺资源、劳动力、土地、环境等价格；进一步研究完善收入分配机制，不断提高居民收入；进一步支持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卫生，解除后顾之忧；加大生活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需互动，从而使大家有钱消费、敢于消费、方便消费、放心消费、有效消费。 [记者]：运用财政手段，促进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只要把这些措施落到实处，相信国家财政的蛋糕一定会越做越大。那么，“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支出安排有什么变化? [金人庆]：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以人为本，为民理财，这是公共财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建议》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十一五”时期，公共财政支出安排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要大力支持其他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记者]：以人为本，为民理财，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些提法很有新意。具体来说，“十一五”时期，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支出安排有哪些重点呢? [金人庆]：大体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积极支持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第二，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第三，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等的投入力度，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得起学。第四，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力度，认真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另外，还要牢记“两个务必”，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要坚持科学管理和严格监督，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业，真正为党和国家、为人民理好财。(李玉梅 陈国裕)
二、资料 1．2004年6月5日上午，湖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了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精神，并传达了国务院同意湖南省对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建设中违法违规有关责任人所作出的严肃处理意见。 2．2004年6月4日，国务院第52次常务会议同意此前由建设部牵头对嘉禾拆迁事件所做的调查结论和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湖南省委常委会经研究决定，责成有关方面按规定程序撤销周余武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书记职务；撤销李世栋中共嘉禾县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并依法撤销其县人民政府县长职务；给予李水福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其引咎辞去中共嘉禾县委副书记、嘉禾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职务；给予中共嘉禾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贤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雷知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嘉禾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县长助理、城关镇党委书记职务。对涉嫌触犯刑律人员的刑事责任，由司法机关调查后做出决定。对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的问题，将由有关部门继续调查处理。 3．2004年6月4日当晚，获悉国务院处理决定后的拆迁户们心情十分激动，拆迁户李勇和其他人买来花炮庆祝。第二天，兴奋之情难以平抑的拆迁户们又每户集资 100元在县城里摆宴贺喜。“这再一次证明，党中央、国务院是和人民心连心的!”拆迁户李土亮说。 4．2004年4月21日，嘉禾县政府对李会明房屋实施强制拆迁，县人民法院出动 200多人参与强拆行动。当天，李会明、李爱珍夫妇站在房顶上抵制拆迁，被警方拘留。 5月14日，县检察院向李湘柱下达“逮捕证”，称其父母李会明、李爱珍已被依法逮捕，罪名是“妨害公务”。此前，因未完成“四包”责任，李会明的儿子李湘柱被免除公职。5月25日上午，湖南省高级人民检察院派人赶到嘉禾，就3名拆迁户被逮捕一事展开调查。此后不久，纠正了当地错误拘留并逮捕拆迁户的做法。 5．2004年4月26日，拆迁户陆贵生的父亲陆水德因“妨碍公务、暴力抗法”被拘留。“我父亲不过是代表老百姓反映拆迁中的问题，何罪之有?更何况商贸城拆迁本来就是不合法的，哪里来的妨碍公务、暴力抗法?”陆贵生说，“如果不是媒体曝光和调查组的介入，也许我父亲至今还在看守所”。 6．据已披露的消息，嘉禾县珠泉商贸城占地12万平方米，其所在位置是嘉禾县一类用地，商业用地最低出让价每平方米为900元。但项目每平方米土地仅以808元成交，如此计算这片土地总价格为4808.576万元。而嘉禾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夏社民证实，真正上缴给县级财政仅63万元，相当于4800万元的1.3%。嘉禾县财政局一位官员透露，根据局里新近计算的一笔账：按之前的政策办，其中国土转让至少造成4000多万元流失；因珠泉商贸城项目的税收也是一笔固定数包年，至少造成上千万元税收流失。两者加起来已超过6000万元。 7．嘉禾县珠泉商贸城是一个以商业营业用房为主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现已查明，嘉禾县在未进行规划项目定点的情况下，为开发商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先办理《建设用地批准书》，再补办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续；在开发商未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发放《国有土地使用证》。在缺乏拆迁计划、拆迁方案和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足额到位证明等要件的情况下，为拆迁人发放《房屋拆迁许可证》；在没有按规定程序举行听证的情况下，对11户被拆迁人下达强制拆迁执行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县委、县政府滥用行政权力强制推进房屋拆迁，2003年12月份以来，先后对11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降职、调离原工作岗位到边远乡镇工作等错误处理，并错误拘捕李会明等3人。 8．嘉禾拆迁中的问题经上访群众反映后，上级有关领导和部门曾多次责令纠正。但嘉禾县委、县政府对上报告已经进行了自查自纠，实际却继续加大行政介入力度。更为严重的是，在媒体对拆迁事件曝光后，嘉禾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知错不改，不能正确对待舆论监督，提出“三不怕”，并以妨碍公务为由将先拘押的三名拒迁群众转捕，使矛盾激化，这严重地损害了群众利益，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9．李静原本是嘉禾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的一名护士。因为父母的房子建在开发商划定的拆迁范围内，2003年9月29日，她收到了嘉禾县人事局下发的珠泉商贸城拆迁户“四包”责任工作通知书。因未做通父母的思想工作，10月份，她被停薪停职。湖南省政府、建设部联合调查组介入事件调查后，她于5月22日恢复原职。 10．嘉禾县县委副书记童成功提到，整个项目从规划立项到实施拆迁的过程中，县里大大小小的会议总是“定性”的会议多，研究的会议少。往往是会议一开始就先将项目认定为“程序合法、手续到位、补偿合理”，剩下的就是要求下面“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坚决推进”。在嘉禾县党政领导的心目中，只要自己没有搞权钱交易、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底气就应当很足，腰板就应当很硬”。 11．原嘉禾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公室副主任，在“拆迁事件”后受到处分的雷知先告诉记者，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竟合不合法。“连怀疑都不敢。”雷知先说，“我所想到的就是如何完成上面交办的任务，如何做到政令畅通。谁知道最后的调查结果是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违法违规，这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12．在整个商贸城项目的立项、规划、拆迁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严重违法违纪的行为，但整个嘉禾县党政领导班子中几乎听不到一丝“杂音”。正是在这种一片“叫好”声中，嘉禾县挂出了“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文革式”标语，推出了“四包两停”的拆迁“株连政策”。商贸城拆迁就像一列全速行驶的火车，刹不住车。 13．“本指望政府搞商贸城项目能把周边地区的人气带旺，没想到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商贸城旁做小生意的周庆云本是商贸城二期工程的拆迁户。受市场兴旺的影响，周庆云家在原来市场旁边的11间门面，以前每间门面的月租金至少有500元，但现在守着一堆残砖剩瓦的半拉子拆迁工地，每个月100元都没人要了。周庆云说：“门面租金是我们全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现在让我怎么办?” 14．拆了一半的商贸城也成了嘉禾县领导的一块心病。建设部和湖南省联合调查组的意见指出，“鉴于(珠泉商贸城)一期工程大部分房屋已经拆迁，为避免重大损失，保证被拆迁人合法权益不受影响，建议在完善现有规划方案，依法依规完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的基础上继续实施。” 15．2004年7月24日，备受关注的湖南省嘉禾县珠泉商贸城项目建设工程，已经重新启动。
二、给定资料 1．我国现有农业人口的素质偏低，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问题，导致农村的科技受体承受能力极差，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人口不断增加，但耕地却在不断减少，现人均耕地只有约世界人均水平的1/3，导致人多地少与粮食要求不断提高的矛盾。因此决定了农村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投入，科技兴农成为必然选择。粮食增产由传统的土地依赖型转变为科技依赖型，势必要有一支高水平的农业科技人才队伍作为保证，但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文化水平过低，已成为农业发展的障碍。目前，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占3.4%，受过中等教育的占0.13%，而未经技术培训的高达76.4%，在农村中15～40岁的青壮年中文盲、半文盲占22.5%，小学文化占45.4%，初中占24.76%，高中和中专占0.73%，大专以上仅占0.08%。从整体看，农民是一个知识贫困群体，而农业则是我国人才资源最为缺乏的产业。现全国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60.5万人，其中农林专业仅有80.4万人，占2.6%；我国农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为1:10000，而发达国家则是3:1000～1:250；农村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农业劳动力的0.71%，而其他行业专业技术人才却占本行业劳动力的17.26%，比农业高出23倍。农村乡镇企业人才也十分缺乏，曾占全国生产总值30%的乡镇企业却只占人才总量的7.3%，人才缺乏成为制约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发达国家农技推广人员与农村人口的比例是1:100，而我国则是1:1200，由于农村工作条件艰苦，又缺乏激励和管理机制，致使很多农业学术带头人和项目负责人不能在农村扎根工作。 2．日前，北京市发出了《苯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根据《意见》精神，北京市鼓励城区人才向农村转移辐射，对农村急需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专业人才，组织部、人事部将优先办理人才引进手续。有北京“人才绿卡”之称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相关政策的适用范围，将扩大到农业和农村急需的专业人才。 3．《时代潮》载，按照“党管人才、管好人才、用好人才”的原则，涞水县积极采取措施，扎实推进人才资源的开发和优化配置工作，在农村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上取得了明显成效。 该县采取组织部门“主管”，人才所在村党支部“协管”，乡镇党委、涉农各部门“配合”的“三位一体”管理体制。积极发动，精心组织，在人才使用上求实效。建立健全农技推广服务网络。各乡镇选派一名得力的农技干部、2名“双带”村干部和3名农村专业技术人才组成“农业科技快车”，深入到田间地头进行科技帮扶，发放宣传资料，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帮助农民解决疑难问题。鼓励专业技术人才相互之间以技术、资金入股等形式联营，整合资源，形成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不断扩大规模，增强影响力和辐射力。同时大力宣传农村科技致富典型，营造学科技、用科技的良好氛围，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科技致富的积极性，推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步伐。 4．长兴县与德国富尔达BBZ职业培训中心近日启动了为期10年的合作办学协议，目标是“3年内打造长三角一流的技能型人才培养基地”。与此同时，“乡土人才”工程也开始实施。这标志着长兴县面向新农村建设人才为主题的“新农村人才配套工程”战略全面启动，这项战略包括针对现代农村实用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开发和人才回乡创业三大区块的内容，它的实施将为长兴县全面实施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计划，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加快了对农村实用人才的系统性开发力度。今年长兴县在以往农民培训取得成效的基础上，计划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增量10%，其中种养人才递增7%、经营人才递增25%。该县今年又强化了“内育外引”工作机制，重点完善“乡土人才”评价机制，为蕴藏在广大农村的“行家里手”建立一个发挥技能的平台，让这些“本土技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新作用。 建立健全培养基地，实施高技能人才开发计划，是长兴县在壮大县域民营经济，培养大批创新、创业型人才，助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过程中，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人才战略中的又一手抓。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大背景，近年来长兴县对全县职教资源进行整合，由政府和民间资本联办的5所职业学校和8所乡镇成校联动，达到了技能人才在校生存量10000人，其中80%以上来自农村；向“长三角”大中城市输送技能人才10000多人。 出台激励政策和措施，加快吸纳长兴籍大学生回乡工作，为农村人才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实施大学生回乡创业计划成为长兴县为新农村建设输送人才的又一新举措。目前，该县已启动长兴籍大学生到行政村、农村学校工作的选拔工作，通过在人才网设立“大学生回乡创业”专栏，开展主题宣传，并选择长兴籍大学生相对集中的高校，精心组织专场推介、招聘活动。今年该县计划吸纳650名以上大学生到乡镇和农村基层工作，将推出一批乡镇、农村系统专业技术岗位，联系一批相关专业的重点院校，落实一批研究生到乡镇、部门挂职。 5．为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根据市里统一安排，近日，共青团槐荫区委选派了3名大学生志愿者，分别到段店镇宋庄、吴家堡西堡村和东堡村担任村团支部副书记，进行为期一年的志，愿服务，进一步加强了村级团组织建设，为农村发展输送了人力资源。 3名大学生志愿者在基层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得到了基层群众的广泛欢迎。志愿者们也纷纷表示；在一年的志愿服务中，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基层服务，珍惜机会，锻炼自己，不辜负基层群众的关心和期望! 6．烟台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日前发布实施《关于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将农村干部、生产能手、经营人才、能工巧匠和农商业者等纳入农村实用人才队伍范畴。根据规划，5年后，全市农村实用人才将达到32万人，占农业人口比例升至9%。 大学生农村创业，户口可留可迁。为鼓励人才到农村创业，烟台市将启动“万名人才下农村”活动。凡到农村创办科技示范基地，承包租赁试验田、山林、乡镇企业，开展科研开发、技术引进和科技成果转化，兴办各类经济实体，在市场准入、立项审批、税费优惠、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等方面，享受按国家有关政策给予的优惠和支持。对到农村创业、就业的大中专(含技校)毕业生，户口可留在原籍或根据本人意愿迁往就业所在地，来去自由，有关机构免费提供人事代理服务。对到县以下农业一线工作的大中专(含技校)毕业生，可提前执行转正定级工资，高定一档工资标准。 城镇技术人员，报职称要看支农。根据《意见》，烟台市将实施“轮换式”智力支农。凡申报农业技术推广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必须在任期内推广一项新技术，联系一个科技示范户；申报农业技术推广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者，必须在任期内推广两项以上新技术，联系一个科技示范村。城镇中小学教师申报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一般应在农村学校教育支农一年以上。城镇卫生技术人员在农村卫生机构参加卫生支农工作一年以上者，在申报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优先晋升。 基层农技人员，评职称给倾斜政策。烟台市将实施人才培养工程：市级培养1000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实用人才，县级培养10000名农村致富带头人，镇、村级培养100000名农民企业家、农民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 烟台市还将完善农村实用人才技术职称和技能等级鉴定制度，定期评鉴选拔人才。在专业技术评聘中，对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申报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在学历等方面给予倾斜政策。 7．竹溪县针对农村实用人才缺乏、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犀不高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以服务“三农”为立足点，把建设一支带头致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农村乡土人才队伍作为人才工作的一个重要创新项目抓紧抓实，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截止目前，全县各类人才总量已达到20025人，其中农村乡土拔尖人才11971名，其中省管乡土拔尖人才4名，市管乡土拔尖人才42名，县管乡土拔尖人才11925名。 一是强化思想教育，把致富能人培养成党员。各乡镇党委积极组织农村致富能人参加村(社区)党支部活动，先后有1000余名致富能人参加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听党课以及参加党内其他活动，让他们直接了解和熟悉党内生活。村党组织对表现优秀的人员，指定一名正式党员进行沟通教育，积极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在致富能人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后，实行定期汇报思想制度，进一步提高其政治觉悟，端正入党动机。目前，全县已有1120名农村致富能人加入了党组织。 二是狠抓技能培训，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人。各乡镇以基层党校、农校为培训阵地，按农时需要；分期分批集中举办农村党员短期实用技术培训班；同时依托县委党校、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和县职教中心，选派村骨干党员进行专业培训。目前，全县农村已有7000余名党员掌握了一门以上实用技术，1000余名党员取得了初级技术职称。县委党校通过与华中农业大学联合举办了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本、专科函授班，重点学习茶叶、魔芋的栽培、管理、加工技术，为全县茶叶、魔芋等支柱产业培养了近100名骨干人才。近年来，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在龙王垭茶场和前进茶场建立了2个人才培训基地，聘请了89名专兼职教师，定期对农村乡土人才进行集中培训。 2003年分别在龙王垭茶场和前进茶场举办了两期农业产业化知识培训班；重点进行茶叶生产加工技术培训，培训300余人。在此基础上，投资90多万元，建立了15个乡镇培训基地，累计培训 8000余人次。 三是提高管理水平，把党员致富标兵培养成村干部。全县按每村2～3名的要求，确定了 700余名党性观念强、懂实用技术、有较好经济基础的党员致富标兵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培养对象，安排有较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村干部作为培养对象的帮带人，进行定向联系帮助，并积极组织他们参加村上的各种日常活动，让其承担一定的工作，促使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同时，各乡镇对培养成熟的党员致富标兵，根据村班子的需要，按规定程序及时任用。目前，全县已先后选拔了300余名党员致富标兵进入村级班子，其中有179名任村主要干部。 四是发挥示范作用，把村干部培养成致富带头人。县委出台政策鼓励和支持村干部通过领办企业、兴办科技示范园、创办服务业等多种形式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并把村干部带领群众致富的水平和效果与其待遇挂钩，实行目标责任制，定期考核奖惩。全县涌现出了一批群众致富带头人，共兴办村级民营企业100余家，带动了村办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县河镇青年农民柯某，先后学习掌握了生猪养殖和茶叶种植加工技术，是当地有名的农村能人，在2002年村委会换届“海选”中担任新一届村主任后，带领群众走茶叶兴村富民之路，使村集体经济得到跨越式发展， 2003年“七一”，他被十堰市委授予“十佳富民型村干部”称号。 8．上海把新郊区新农村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全市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的重点，统筹协调中心城区、郊区、农村的人才资源积累和人才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1)推动人才资源向农村集聚。采取多种手段将城市人才资源引向农村。鼓励各类优秀人才、退休高级专家等专业技术人才积极参与新城、新镇、新农村建设。(2)开发农村专业技术人才。在吸引各类人才向农村集聚的同时，积极重视稳定和开发农村本地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将以发展种源农业、装备农业、数字农业为重点，依托农业研发中心、现代农业园区等，加大农业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和集聚，大力推进科技强农；以发展郊区金融业、中介服务业为重点，加大文化、旅游、房产、物流、社区服务等服务业人才培养集聚的力度。同时，围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和农民增收，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加快建立政府扶助、面向市场、多元办学的培训机制，大力发展郊区(县)农业科技职业教育和农村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3)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改革郊区、农村基层干部任用机制，将郊区、乡镇级后备干部先放到村级任职。(4)大力培养农村文化人才；加大乡镇文化馆、图书馆和乡村文化站、文化室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引导文化工作者深入郊区、乡村，组织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 9．目前，浙江省科技创新和服务体系还不够健全，科技推广能力比较弱，不能满足农民对农业适用技术的迫切需求，农村特别需要有一批“土专家”、“土秀才”、“土能人”等乡土人才。据对浙江省松阳县的调查发现，农村乡土人才队伍还存在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经济相对落后的乡镇的乡土人才数比例偏低。在松阳县的226名乡土人才中，平原乡镇人数明显多于山区半山区乡镇，8个平原乡镇有128名，占乡土人才总数的56.6%，乡土人才与劳动力比例为1:287；12个山区半山区乡镇只有98名，占乡土人才总数的43.4%，乡土人才与劳动力比例为1:362。 二是乡土人才文。化层次普遍较低。该县226名乡土人才中，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占 70.8%，文化程度低，知识面不广，理解能力不强，是其共同特点。 三是乡土人才专业学历人才比例偏低。该县226名乡土人才中，进过职技校、农广校、农函大等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培训学习的人数仅为19名，占总人数的7.8%，其中有几名还是上世纪 50年代、60年代的初中毕业生。 10．黑龙江省计划从2004年起，用3～5年时间，每年选派1000名左右普通高校毕业生，到该省农村一线从事为期两年的党务或行政工作，同时还要选派一定数量的毕业生到村小学担任副校长，以全面提升该省农村工作水平。 在黑龙江省的三万多村级干部中，大中专以上学历的只占5%，初中文化水平的约占60%。为了更好地为农村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黑龙江省把“村村大学生行动计划”列为“十项利民行动”的33个重点推进项目之一。为了让这些大中专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回得来，黑龙江省决定，凡参加支持农村建设的志愿者，除享受国家规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优惠政策外，另外还享受一些政策待遇。到农村工作的志愿者不开具就业报到证，在农村工作两年期间，给予一定生活补贴，每人每月600元，年交通补助400元，两年志愿服务期满后，根据工作去向开具就业报到证，其中，对志愿扎根农村工作的一次性发给安家费两万元。根据志愿者本人要求保留户口和档案的存放机构，服务期满落实工作单位后，公安机关、人事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对符合保送研究生基本条件的，可优先考虑，并保留学籍，待服务期满后，回学校攻读学位。对服务期满的专科生志愿者可参加当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并给予20分政策照顾。对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有困难的志愿者，学校可为其办理暂缓偿还手续，服务期满志愿扎根农村工作的，可全额免除国家助学贷款。对欠缴学费的特困生志愿者，高校要适当减免学费。服务期满两年的大中专毕业生，可通过考试方式录用为公务员，志愿扎根农村工作的，给予行政副科级职级待遇。 11．5月12日，湘阴县从湖南省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特邀5位高级农业专家下到该县三塘镇、杨林寨乡开展为期两天的“科技下乡、智力支农”活动，深受农民朋友的欢迎。 湘阴既是全国粮食生产销售百强县和全国发展瘦肉型猪基地县，又是全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先进县。全省免征农业税后，农民种粮、种棉、种藠和养猪、养鱼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农民苦于缺乏技术，生产成本大，纯利不高。该县县委、县政府急农民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由人事局牵头，联合农业、科协、移民等部门，为求知若渴的农民“雪中送炭”。他们通过与省市人事部门联系，特邀了省城5位知名农业专家，兵分两路下到该县三塘镇、杨林寨乡讲学授课，传播藠头、棉花、蔬菜种植、栽培及病虫防治等知识，下到田间地头和猪圈手把手教给农民种粮、种棉、种藠和养猪、养鱼的技术。 两天来，省农业专家还给农民朋友免费赠送农业生产技术资料和科技书籍2100多册，参观了湘阴的蒿头、茶叶、生猪和生态优质稻基地，并与县乡领导座谈讨论，为湘阴农业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12．在“大学生村官”的报名现场，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来报名的北京生源、外地院校的大学生，听听他们怎么看待此次“特殊”的招聘。 甲(吉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我来自平谷区，是城区人。对我来说，到农村去当“村官”是个机会。我今年才21岁，太年轻了，缺的东西很多，到农村去是一个锻炼的机会。虽然没在农村呆过，但我觉得应该能适应那里的环境，能来这里报名就说明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有信心! 乙(华南农业大学)：对农村，我很熟悉，因为我家就在顺义区的农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当“大学生村官”只有3年时间，我去的主要目的是想锻炼一下，多增加一些社会经验，毕竟一直在学校。虽然这次招聘开出的薪金条件并不太高，但我还是愿意去。因为，三年后，我可以在考公务员方面占得一些先机。 丙(齐齐哈尔大学)：我学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化工工程与工艺，一个是工商管理。可能在农村，这两个专业都不大能用得上，但我并不担心，因为自己肯定会在经验和能力上有所增长。当“村官”这个选择，对今后的择业也有好处，对考研、考公务员都有好处。现在本科生太多子，找到如意的工作很困难，我也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去农村干几年，没准就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了，换句话讲，有利于我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13．专家指出，近日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鼓励大学毕业生当“村官”的政策，将“大学生”和“村官”两者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是人才培养和锻炼的新模式。人才培养要靠实践来磨练。我们一面强调大学毕业生要下基层锻炼，但却始终拿不出有效举措吸引莘莘学子奔向基层。靠政治动员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与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相去甚远；完全靠市场驱动，农村似乎又缺乏一定的吸引力。北京等地的做法显然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一方面，采用公开报名、自愿选择的方式，通过农村广阔的就业机会和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机遇吸引木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政府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大学生当“村官”，冲破传统身份、城乡、地域等人才壁垒，解决了大学毕业生的后顾之忧。在此，市场和政府这两方面的作用相得益彰。 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力举措。建设新农村，人才是关键。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成为人才的“洼地”，人才似乎只有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鼓励大学毕业生当“村官”，正是搭建农村人才“高地”、促进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推动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举措。对大学生来讲，在面临就业压力、人才闲置和浪费的情况下，到广大农村放手一搏也是一种相当不错的选择。 14．对“大学生村干部计划”本身，25%的人认为会解决困扰我们国家发展的三农问题，50%的人认为是给大学生创造接近农村的机会，解决大学生就业。 15．陈章良说：“选拔大学生‘村官’，是高校支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之一。”建设新农村，人才是关键。但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各种农业人才、科技人才、经营人才却异常缺乏。现在我国每7000亩土地只有1名农技人员，每7000头牲畜只有1名兽医人员，每万亩森林仅有0.53个林业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此例为1:10000。劳动者科技文化素质低、掌握一定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的人才缺乏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16．经过了几天镇上的集中培训，首批“大学生村官”昨天进村正式开始工作。来到乡间地头，看到塑料大棚，学生们平静而严肃，“要做的事情挺多，我们首先是熟悉情况”。面对新来的大学生，村领导很实在：“你要是扎根来的，我一百一欢迎；你要是来镀金的，我不要!”
给定材料材料12018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将消费扶贫纳入扶贫攻坚政策体系。《意见》指出：大力实施消费扶贫，有利于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调动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促进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和贫困地区产业持续发展。”“好政策!及时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副县长王胜民喜不自胜。对贫困县真是个好机会，一是可以跟大机关、大企业精准对接，尽快提升县里农产品的知名度，二是可以通过定点采购直接帮助贫困户增收，三是可以促进物流体系建设，将农产品物流成本降下来。一举多得!国家级贫困县汪清县，1995年被命名为木耳之乡，当地是延边贡米的主产区之一，更盛产人参等中药材，延边黄牛肉口感媲美日本和牛。然而，这些特产养在深闺人未识,2015年年底汪清县贫困发生率还高达23.2%,经过几年对口扶贫，2018年下降到3.29%。农产品销售体现不了优质优价。我们一斤优质木耳的成本要20多元，收购价不到30元，可在电商平台上能卖到80元至90元。”王胜民分析，当地优质木耳被贱卖，一是市场没有培育和推广好，也缺乏龙头企业带动，导致知名度不够高，二是地处偏远，物流成本高。没有品牌，几乎是贫困地区都在头痛的事。贫困地区不乏高品质、无公害的特色农产品，可是去哪卖、卖给谁，大家没主意，有时只能心疼地让好东西烂在地里。与此同时，消费者想买绿色、天然的特色农产品，又面临价格虚高、以次充好等消费陷阱。让王胜民头疼的还有大量李鬼扰乱市场。我们的木耳品质好，一些外地商人来我们这收购黑木耳，却与其他木耳掺着卖，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影响了我们增收，搞乱了市场。”尽管临近春节，王胜民还在忙活黑水耳质量标准化建设，希望尽快打造一个县里的品牌。农民合作社只能种植木耳，加工销售还需要有龙头企业。现在乡村空心化依然厉害，还得琢磨让能人回乡创业。王胜民说。《人民日报》记者在《意见》发布后进行了采访。国家某部委巡视员Z认为，消费扶贫既是公益行为，也是经济行为，却绝不是强买强卖。这一系列措施坚持自愿原则，不压任务、不下指标，旨在引导社会各方力量发挥主动性，积极参与到消费扶贫中，壮大参与消费扶贫的‘朋友圈。在某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教授Y看来，《意见》的一大亮点就是坚持市场运作，他说：消费扶贫不是单纯的慈善，政府要做的不仅是搭桥，更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消费扶贫不是搞一锤子买卖，关键是借机增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产业适应市场的能力，从而建立稳定脱贫的长效机制。”材料22018年11月11日，全国人民都在争相购物的时候，碧桂园爱在东乡慈善晚宴在广东佛山顺德碧桂园度假村举行。碧桂园人发出号召，以众人拾柴之力，积极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帮助贫困地区群众尽快实现脱贫致富。自己养的羊这么受欢迎，真的非常开心!晚宴上，来自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的马忠华心里充满自豪。养了几十年羊的他从没想过，自家的羊会卖到广东。东乡族自治县是碧桂园结对帮扶的9省区14县之一，地处全国最贫困的三区三州之一的临夏州，贫困发生率高达25.28%。当地山大沟深，干旱严重，自然条件差，群众长期靠种洋芋、养羊维持生活。此前，马忠华是村里典型的贫困户，家中有6个孩子，沉重的负担几乎压得他直不起腰。随着孩子们慢慢长大，马忠华开始尝试养殖发家，最多时养了200多只羊、60多头藏牛，还雇了当地六七个贫困户帮他放牧。他由此率先脱了贫，并成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据马忠华介绍，东乡族自治县干旱少雨、牧草含水量少，反而成就了东乡羊肉膘肥肉嫩、肉质细腻纤维少的特点。手抓羊肉也成为东乡族自治县乃至临夏州一道颇具代表性的名菜。好山好水育一方好物，山高水远却难觅市场。东乡羊品质再好，马忠华也不敢扩大养殖。东乡族自治县偏远的山沟、一望无际的群山，阻挡了当地人民发家致富的道路。之前我们只能通过熟人介绍来出售，人家说什么价就什么价，没有固定的销售渠道，要是养太多，担心卖不出去。”马忠华说。2018年4月，碧桂园集团扶贫工作队进驻东乡族自治县，详细调研当地的特色资源和产业项目发展情况，决定依托自有扶贫品牌碧乡的平台资源，为东乡羊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集中解决销路问题，尤其是想寻找到像马忠华这样的致富带头人，带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现在有了碧桂园这样的爱心企业，养多少收多少，收购价还提高了，每斤羊多给了两块钱，也敢多养了，今年我打算养一千多只。”马忠华现在特别有干劲，他预计今年大概能出栏七八百只羊。我想着今后要更多地带动群众，增加场房、扩大养殖规模，同时该种的庄稼不能荒废。马忠华表示。东乡族自治县，只是被帮扶贫困地区的一个缩影。碧桂园扶贫团队每到一个贫困地区，都注重挖掘当地的特色、优质农副产品，重点打造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与贫困县致富带头人、村镇企业和合作社进行合作，依托旗下自有品牌碧乡和凤凰优选,建立农特产品产销平台，帮其打开销路，打通消费扶贫最后一公里。此外，碧桂园集团还将11月定为集团消费扶贫月，发动集团十多万员工、数百万业主，大量战略合作伙伴、上下游企业、商业联盟，还有众多的社区和社群，鼓励更多人以购代捐,一起加入消费扶贫行动中来。今年消费扶贫月，碧桂园提出一个小目标:力争售出10000只东乡羊。据初步估算，若能达成目标，则能直接链接大约3000户贫困户，养殖小户户均增收600—900元，养殖大户户均增收3000—5000元，将很大程度上帮助贫困群众实现增收脱贫。来我们县帮扶的企业还是挺多的，但碧桂园人来了吃住都在村上，这样的扶贫队伍确实不多，此外碧桂园扶贫效率高，马上投入、马上见效，让我们对脱贫工作增加了更多信心和希望!时任东乡族自治县委书记马生荣表示。碧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某介绍，“碧乡”开发每一种农产品，都会严格把关种子、土壤、水质、空气、种植过程的科学性。生产过程中加强成品检验，并开展证件归档与基地不定期抽查等。同时，“碧乡”还搭建了溯源平台，直接扫描产品二维码，即可链接到溯源平台，产品信息做到一品一码一户,真正实现产品可溯源、扶贫可追踪。消费者出于自愿购买扶贫农产品，重点要解决好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与消费市场的关系，但最终决定他们能不能留下的，是产品的质量和特色，必须抓好质量品质。”李某说。材料3据国家“十三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向东回顾，国务院扶贫办2014年就提出了消费扶贫的理念，此后几年这个理念在扶贫体系内外迅速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某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M在谈到消费扶贫时说：从生产者角度来讲，一些企业介入以后，可以使当地的产品通过品牌化的营销和相关的质量管理，以及相关生产技术的注入，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为其打入市场做好了准备。从流通环节角度来讲，可以把贫困地区的产品通过比较便宜的物流形式送到最终消费点，它的质量是有保证的，价格也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是大家可以买得起的。从消费角度来讲，在市场秩序、生产管理秩序方面有比较好的支持，城里的消费者会越来越放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能够得利，城市的消费者能够得利，组织市场流通的方面也能够得利，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利，市场秩序就成长起来了。”共青团某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干部W特别强调，在消费扶贫过程中，虽然消费者愿意购买贫困地区的农产品，甚至也愿意接受贫困地区农产品在包装、外观上的一些不完美，但并不等于就可以不做上网销售的品控，因为消费者本质上还是在采购正常商品。所以，消费扶贫的兴起，需要贫困地区加速推进供给侧改革，加强源头的农产品基地建设，做好标准化生产，重视产品的贮藏保鲜、包装分拣、品牌设计等环节，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让消费者买得情愿，吃得满意，最终是以商道来行人道。材料4偌大的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里，扶贫特色农产品随处可见，来自陕西省洛南县的核桃、菌类、黄花菜琳琅满目，吸引客户纷纷“下单”。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经济发展部主任张勇介绍，从2017年起，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多次组织商户对西部贫困地区农产品种植基地进行实地考察，根据南京市场销售情况分析，精选了部分优质农产品与商户进行一对一洽谈。在广东清远英德市电子商务产业园内，摆放着英德市的主要扶贫农产品，包括红茶、大米、干笋等，前来购买的市民络绎不绝。寻乡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清远市一家从事农村电商运营的企业，该企业负责人罗光华告诉《半月谈》记者，年前企业非常忙，市场非常火爆。一些机关单位的工会纷纷与他们合作，进行扶贫产品采购。我们很多职工，有意愿消费贫困地区的产品，现在提倡消费扶贫，既是为员工谋福利，也是一种善举，更是对国家战略的支持。”广州市港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李兴云说。“消费扶贫直接有效，应该大力提倡，让更多消费者参与。”广西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说，他们一直在致力于打造广西贫困地区优质农副产品的营销渠道，为贫困户提供稳定增收的机会，激发其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消费扶贫的意义不断凸显，但在实践中要想走得更顺畅，需要在产品供给和流通两个方面下足功夫。广西农投集团农发公司董事长何忠说，做好“消费文章”,就是要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和品质，让消费者安心、放心地消费；做好扶贫文章,就是要保证贫困地区好的产品销售不再是难题，建设消费渠道共享平台和产销信息共享平台，带动更多贫困户致富。此外，不少基层扶贫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做好消费扶贫，根本之道还在于练好内功。贫困地区要组织贫困户大力发展经济效益高、市场前景好、受消费者欢迎的特色产业，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敢于在市场上竞争。材料5消费扶贫，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线上和线下等多元渠道购买贫困地区的农特产品，从而帮助贫困地区实现增收脱贫。不同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常规扶贫工作，消费扶贫的最大特点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人人皆愿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的运作方式，既兼顾了市场化的特点和优势，也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责任感。更重要的是，它会形成一种产业化的内生动力。众所周知，一些贫困地区也有优质特色农产品、民族手工艺品，休闲绿色农业等，但受制于诸多因素无法很好地传播出去，间接挫伤了农民发展产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大力发展消费扶贫，可以让农民看到自己产品的价值，为他们带来劳动脱贫致富的动力和尊严。在消费扶贫过程中，消费成了高尚的消费，脱贫成了有尊严的脱贫，物质满足之外，也有精神的享受，消费扶贫因此而有了高度。当前，开展消费扶贫的一个极好切入点是打通电商渠道，这主要是由目前的消费环境决定的。在互联网电商出现以前，农产品的上行渠道主要是下乡收购，也就是“生产者一产地批发市场—销地批发商—农贸市场—消费者的模式。其得以运行的前提是，农产品的生产相对集中，农产品的质量比较统一。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只有20%的农产品能走这种营销渠道，农民的集贸市场只占1.5%。而在减少流通批发环节方面，电商可以说有天然的优势，它直接让生产者和消费者联通起来，以规避长渠道链条中的额外成本，更好地为农民们创造价值。2016年10月17日，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工信部等15个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指导意见》,提出每年以扶贫日为时间节点，组织有关电商企业和网络平台集中购买贫困地区土特产品，培育全社会的消费扶贫意识。就效果来看，在政策和企业的双重支持下，消费扶贫逐步成为社会潮流。随着网络技术驱动、购物方式转变、消费转型升级，电商在消费扶贫领域正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品参差不齐，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个别商家套用一张果农大爷的图片，在网上大搞“救救我们吧”的悲情营销，让消费者产生了厌烦心理。原因就在于，网络另一端的人可能既无关贫困户，也无关滞销产品，而仅仅是将其当作了营销手段。这种方式滥用了人们的同情心，抬升了社会信任成本。“精准识别”贫困地区的营销需求，要鼓励贫困地区建立基于统一编码标识体系的追溯体系，避免消费者被营销手段误伤。还要看到，消费者出于自愿会购买产品，但最终决定他们能不能持续购买的，是产品的质量和特色。互联网+消费扶贫模式让贫困地区农产品流通在线化、数据化，提高了流通和交易效率，带动了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因此要从多方面下功夫，把消费扶贫做大做强。材料6早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南安市梅山镇荣中村党委书记李振生就在发言中使用和倡导消费扶贫，他呼吁人们多消费贫困地区的产品，以此带动当地脱贫致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立即响应，与荣中村签订特殊协议，每年自掏腰包两万元，购买一亩茶园的部分茶叶去推销，一时传为美谈。2016年10月25日，《人民政协报》发表《消费：如何成为扶贫新动力”》,称消费扶贫已经遍地开花。在这前后，由国务院扶贫办、中央网信办、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供销总社共同主办的2016国家扶贫日电商扶贫论坛在北京举行。在该论坛上，京东集团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今日头条共同发起成立了消费扶贫联盟。京东众筹负责人告诉记者，消费扶贫联盟旨在动员消费者购买国家级贫困地区的优质产品，发展贫困地区经济，促进就业，引起人才回流，最终可持续地消除贫困。黔货进京——中信国安助推贵州扶贫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中信国安集团与贵州省扶贫办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该项目的运作模式是，中信国安集团到贵州贫困地区采购名优土特产品，直接将产品引入国安社区平台，并借助国安社区品质生活体验店，让黔货走进北京百姓生活。湖南省在网购节活动上设立扶贫特产专区，引入多家电商平台，打通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在线下，湖南省商务厅、扶贫办联手在多家商场开设扶贫特产专区，来自8000个贫困村的500多种农特产品吸引了大量市民购买。长沙市民刘先生在通程麓山商业广场一口气买了数十斤腊肉和蜂蜜，显得很兴奋，他说：“这种活动很有意义。这些特产品质优良，满足了需求，也给了我们参与扶贫的机会。此后一直到2018年，上海、天津、江西、海南等地陆续出台政策，举办活动，将消费扶贫大面积付诸实践。2018年1月10日，全国“万企帮万村”消费扶贫行动启动仪式暨东西部协作支持贵州发展现场会举行，王伟代表12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及中国民间商会中的民营企业家宣读了《消费扶贫倡议书》,谢经荣代表万企帮万村行动领导小组讲话，称消费扶贫是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帮万村’的有效形式。材料72019年4月25日，在由国务院扶贫办、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与《中国扶贫》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优秀扶贫案例报告会上，拼多多凭借开创创新型电商消费扶贫模式及实施的系列扶贫行动，入选“中国优秀扶贫案例。4月24日晚间，拼多多发布的首份年报显示，作为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平台年度活跃买家达4.185亿家。而根据此前拼多多发布的扶贫助农报告数据，平台农产品及农副产品订单总额达到653亿元，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拼多多利用特有的拼农货模式，构筑了“最初一公里直连“最后一公里”的产销渠道，解决了农产品上行问题，开创了消费扶贫、以拼助捐的电商扶贫新模式。2018年4月，中牟大蒜丰收却滞销，拼多多联合平台新农人与当地546家贫困户签约，每斤溢价0.15元包销2000亩大蒜。活动上线24小时就在拼多多上卖出33千克扶贫蒜,共为当地贫困户增收100余万元。除此之外，拼多多还有产品创新的扶贫尝试。2018年5月，拼多多平台上线了一款名为多多果园的App,用户可以通过种植虚拟果树收获真实的水果。如今，“多多果园”每天从贫困地区采购的水果已经超过一百万斤。目前，拼多多平台上注册地址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商户数量已经超过14万家，年订单总额达162亿元，预计将带动当地物流、运营、农产品加工等新增就业岗位超过30万个，累积帮扶17万建档立卡户。2019年4月22日，拼多多又推出了创新扶贫助农计划多多农园,首站落户云南保山。相关负责人介绍，多多农园是利用了“新农商”模式，联合当地政府打造以新农人为创业带头人，工厂、代运营公司提供第三方服务，政府监督、平台扶持的新农商发展模式，以确保档卡户的核心利益。据悉，未来5年内，拼多多将于云南等8个省落地1000个多多农园示范项目，形成覆盖西南和西北两大区域的新业态。2018年11月8日，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网络公益与扶贫：消除饥饿与贫困分论坛在浙江乌镇举办。中国电子商务协会副理事长姚广辉在论坛发言认为，社交电商也会成为助力县域经济的一个核心力量。一手农民增收，一手县域经济，用消费扶贫带动乡镇企业发展。销路通了再倒逼地方的产业升级、品牌建设和品质提升，最终形成的产业化将是消费扶贫的模式。据介绍，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社交电商专委会运用上述模式在山西武乡小米产销上进行试点，现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米产业；同样的模式运用于内蒙古武川的燕麦，现在已经打造出年销售额6个亿、年产值60个亿的产业化企业，带动全县脱贫。这说明，电商推动的消费扶贫，核心不单单是卖产品，而是用一个单品带动整个产业的品牌建设和品质提升，推动这些企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9月5日，刘奶奶去某银行缴上月水电费时被告知，银行从9月份开始，代收水电费一律不收取现金，用户可以办银行卡缴费。刘奶奶已80高龄，从未使用过银行卡，再则，刘奶奶认为银行卡缴费不如现金缴费方便。但银行称，用银行卡代收水电费是规定，已贴出公告，不办卡者银行今后就不再为他代收水电费了。 2．最近，北京的宋女士收到河南某出版社从铁路托运来的两包书。两包书都用一面贴有化学纤维的防水特制牛皮纸里外包了三层，并用专用的化纤绳以井字捆得结结实实。当宋女士准备把这两包书转寄到外地时，却在邮局碰了钉子。邮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按照“规定”，邮件超过10公斤就要装箱，否则不能邮寄。无奈，宋女士只好花了18元买了两只邮局专卖的专用纸箱，将书装箱寄出。宋女士想不通，同样的包裹，为什么铁路可以托运而邮局就不能邮寄呢? 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人士介绍，国家邮政部门对包裹包装要求的第二款明确规定：书籍、簿册等物品，可以用纸或布包装，捆扎前上下加夹厚纸板或木板，以保护内件，避免损坏。包裹重量的限定为28公斤。宋女士去邮寄物品的这家邮局的“规定”与国家规定不符，属于典型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条款，限制了宋女士对邮件包装材料的选择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选择的产品和服务品种越来越多，但随之而来的各种“条款”、“规定”也多起来。这其中有大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平等格式条款和显失公平的行业惯例，严重侵害消费者利益，也就是所谓的“霸王条款”。特别是一些公用企业和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定，或仅从行业自身利益出发制定格式合同，对消费者权利多方限制。其中以电信、铁路、电力等行业最为突出。 比如，市场上销售的一些电话充值卡上标明，卡内金额过期作废，或到期后余额将被封存，必须再次购买新卡才能使用封存的余额。如此循环往复，就好像一个“圈套”，强迫．消费者要么继续消费，要么蒙受损失。像邮政、电信等至今仍然带有浓厚垄断色彩的经营者，由于他们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消费者没有充分的选择余地，要消费，便只有硬着头皮接受他们单方面拟订的不平等条款。 3．据中消协统计，消费者对格式合同及其不平等条款的投诉主要集中在四类：一是电信、供电供水、供气供暖、公共运输等垄断行业；二是保险等具有一定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三是对商品房、家装、家具等标的额较高的消费品；四是对旅游、中介等服务行业。上述四个领域的“霸王条款”主要表现是：合同制定方设置为自己免责的条款，明确指出发生任何后果概不负责；在格式合同条款中限制或排除对方的正当权利，只约定消费者的义务，不约定消费者的权利；拟定合同时有意为自己设置不合理的权利，而减轻自己的义务；在消费者选择争议的解决途径时限制消费者的选择权等。 这些格式合同有着共同的特点，一是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往往利用其优势地位，在格式合同中列入一些不平等条款，消费者由于自身的弱势地位，对格式合同只能被动接受。二是经营者利用单方面制定的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等，逃避法定义务、减轻自己的责任，甚至将不平等条款强加给消费者。比如，“商品售出概不退换”、“打折商品概不：‘三包’”、“本店对此次有奖销售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等等。 4．长期以来，消费者对饭店不允许用餐者自带饮料等格式条款颇有微词。中国消费者协会3月12日表示，饭店的一些格式条款有违行业惯例，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成型，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市场正由卖方向买方市场转化，但中国的消费者在很多情况下仍被厂家或商家的不合理的规定糊弄和胁迫。 5．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了首批“合同霸王条款”，涉及到商品房、物业、装修、金融保险、旅游、住宿、餐饮、邮政、公共运输等各个方面。说起“霸王条款”，消费者们并不陌生，比如某月手机因欠费停机，但停机不停费，月租费照收不误；买商品房，面积大小开发商说了算；商店、超市张贴的“贵重物品自堙，丢失概不负责”、“本店商品售出概不退换”，等等，都属于此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也不得以此种方式减轻、免除其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6．(新华网北京2006年3月4日电)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启动“2005年度十大不平等格式条款”评选活动，20个候选“霸王条款”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引起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所谓“霸王条款”，就是一些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义务、减免自身责任的不平等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和店堂告示或者行业惯例等，限制消费者权利，严重侵害群众利益。“霸王条款”之所以遭到广大消费者的痛恨，是因为个别商家利用信息不对称、供求关系不平衡，将不平等的消费条款强加给消费者。很多时候，由于消费者是以个人形式面对集体形式的商家，存在心理弱势，往往不得不自认倒霉，花了冤枉钱还得受窝囊气。 近年来，消费者通过打官司等方式反击“霸王条款”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也多次“声讨”，但“霸王条款”至今仍在一些行业和领域盛行，甚至愈演愈烈。究其原因，除了一些商家无视法律和社会正义之外，新华社记者在对一些“霸王条款”的调查中发现，有的部门多次表示要加强对“霸王条款”的治理，但迟迟不见行动；也有个别部门采取漠视态度，得过且过；还有一些领域的“霸王条款”找不到责任部门，或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可以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不力是“霸王条款”长期横行的根本原因。 “霸王条款”与我国日趋成熟的消费市场格格不入。事实上，“霸王条款”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不利于商家自身的长远发展。如果商家不是更多地考虑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而是把脑筋放在如何限制消费者上，这样的企业肯定走不了太远。 要让“霸王条款”在市场上消失，光靠消费者自身或是消费者协会的力量远远不够。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切实负起职责，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依据法律规范商家拟定的各种消费条款， 对经批评教育仍不纠正的商家施以经济、行政处罚，铲除“霸王条款”生存的土壤，让消费者花钱花得扬眉吐气。 7．(上海证券报2006年03月15日)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今年“3?15”消费者最关心哪些问题?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等城市1500位公众的调查显示：45.3%的被访者最关注霸王条款和不平等合约。在众多的“霸王条款”中，理财领域的“霸王条款”也很引人注目。 某著名网络近期在网上展开的一项金融维权调查中，八成多的网友表示在2005年的投资理财过程中有被侵权的经历。而在相关的领域选择中，除了股市之外的其他各个领域中，最受网友深恶痛绝的“霸王条款”分别是在保险、房产、银行和汽车领域中。 在保险领域，寿险代理人夸大宣传以及寿险条款释意不清无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由于目前大部分的保险条款晦涩难懂，加上都是格式条款，投保者无疑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房产领域的“霸王条款”在房地产市场处于高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投资者的关注，但随着楼市进入盘整后逐渐显现出来，除了新楼盘之外，二手房以及商铺的问题同样很严重；银行的“霸王条款”虽然从数额上看并不大，但是由于涉及面广，从银行单方面更改条款开始收费，到在银行中被银行营销人员误导，购买了自己并不适合的理财产品，逐渐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至于汽车领域的问题，则是一些经销商将卖车与车险捆绑起来，导致消费者在遇险时索赔无门。同时，购车合同内玄机重重，也使得消费者免不了吃哑巴亏。 最近，深圳6名投保人将一家著名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无疑使人一下子看清了重疾险的“真面目”，原来“保险伞”竟然是一个大“陷阱”：事实上，赔付的条件是你不仅要得条款规定的病，还要按规定的方法诊断与治疗，甚至还要按规定的症状去生病，而获得赔付实际上意味着被保险人基本上已进入高危或死亡状态。 至于信用卡的“陷阱”也是由消费者发现并在媒体上披露的。其实，无论信用卡是否处于激活(即开通)状态都要收取年费。不少消费者在办理信用卡时都认为，如果没有开通就不会收费，银行的工作人员也不会提醒你，但这在有关的条款中已经说明了。到了收费的时候，你就不得不交了。这种“霸主条款”对于那些申请了信用卡副卡的用户来说无疑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一旦申请了，无论开通与否都要收费。而且，目前一些信用卡是根据自然年计收年费的，而非按实际的“年”收取的。 从有关房产纠纷来看，五大新动向值得关注：一是退房；二是因变更小区平面布局引发的纠纷多；三是房屋装修质量问题明显增多；四是售后包租纠纷增多；五是因贷款办不出引发的纠纷增多。值得注意的是，其原因基本上都是由于买房者在签署合同时候对于格式条款基本上没有修改并附加有关的协议。 近几年来，中消协受理的汽车消费投诉量占当年投诉总量的比例逐年大幅增加。由于没有统一、规范的格式合同，目前的购车合同绝大多数是由经销商单方面制定的，保护的只是经销商自己的权益。签了购车合同，交了定金，可交车日期一推再推，退车又不退定金，消费者往往会维权无门。加上一些经销商将汽车的购买与车险捆绑，消费者稍不留神或许就会栽摔得“头破血流”。特别是不少经销商会以“保得多就赔得多”为诱饵误导车主超额投保，从中赚取更多的代理费。实际上，保险公司赔多少完全根据汽车出险的实际情况而定，并不会因为你保得多就赔得多。 8．经济学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教授认为，所谓霸王条款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于消费领域，原因有二：首先是生产者和经营者处于垄断地位，消费者别无选择；其次是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不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什么。 海闻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打破垄断，要打破垄断，就必须引进市场竞争，只要有了充分的市场竞争，消费者就可以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自由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谁再制定霸王条款，谁就会失去消费者。对于那些不能够引进市场竞争、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就必须站在消费者立场上对其进行管制才能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海闻认为，消费者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生产者或者经营者都是有组织的，而消费者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去抗争，很难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去对抗生产者或者经营者，因此消费者始终是弱者，所以政府必须对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显失公平的行为进行制约。对于消费者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海闻指出，消费者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只有给侵权者以比较重的惩罚或者使其支付数额比较巨大的赔偿，才能对垄断企业形成威慑，否则不但对侵权者不起作用，也不利于鼓励和提高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据报道，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山西省浑源县，今年县财政预算还不到1亿元，县检察院却耗费1000多万元建起豪华办公楼。 耗费巨资建造豪华办公楼的现象并不鲜见： 重庆市忠县黄金镇依山建起形似天安门城楼的仿古式办公楼群； 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徐洞村70%村民未脱贫，只有7个村干部的村委会却耗资400多万元兴建6层办公楼，2000平方米的院子有停车场、假山、喷泉、草坪； 重庆市万州天城交通局仅有12名在职职工，却建起两栋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的“欧式”风格办公楼…… 在不少城市和乡镇，最“气派”的建筑往往是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有的办公楼气派得像宫殿，有的办公区漂亮得像公园，不少办公楼都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有的领导办公室装修摆设甚至赶上了五星级宾馆。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地区，豪华的办公大楼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协调，与周围环境也不协调，反差更明显。 材料二 长期以来，一些机关工作人员花起公家的钱大手大脚，用起公家的财务一点也不心痛，慢慢地养成了一种奢侈浪费的不良习惯。外面太阳红彤彤，办公室里灯光亮堂堂，水管长流无人管，咫尺之远公车代步，电脑笔记本越配越多，办公效率越来越低，纸张浪费越来越高等。随手关灯，随手关水管，纸张反正面书写等这些良好习惯在机关里已经罕见。 各类机关在工作中的浪费现象的确十分惊人。仅用电一项，有资料显示，我国政府机构年电力消耗总量占全国总消耗量的5%，能源费用超过800亿元，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超过世界头号耗能大国一美国政府机关1999年平均水平的33%。政府公务人员1天耗电量，够普通百姓用19天。在用水、办公用品、用油和建筑节能等方面存在类似问题。 材料三 建设节约型机关必须是全方位的。不只是节约几度电、几滴水、几升汽油，而且要从严格控制办公费用着手，严格招待费支出，提高现代化办公工具利用效率等，建立一个全方位的节约型机关。这就要求，日常工作不要讲排场、摆阔气，只求轰轰烈烈、轰动效应，不求实际效果和实际作用。严禁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减少会议、文件，能不开的尽量不开，能用电话会议，就不要开现场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要管用和相关，坚决避免陪会现象。要求不相关的人员列席会议，也是一种巨大浪费现象。能利用电脑进行无纸化办公的就要切实实行。 建设节约型社会要从政府做起，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过高抬升城市建设门槛。我国东西南北自然资源差异很大，每个城市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因地制宜搞好城市建设，不能不切实际地人为“拔高标准”，造成资源浪费。 要精简机构，走出“精简机构——人员膨胀一一再精简机构——人员再膨胀”的怪圈，科学规定部门的职能范围，做到责、权、利相对等。建设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能否奏效，关键在于执政党和政府的身体力行。我国的人口膨胀，因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遏制，但“公务员膨胀”迄今仍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官民比例偏高，机关大楼“鹤立鸡群”。 材料四 建设节约型机关，首要的是以身作则，为全社会作节约的榜样。一要“节官”。目前许多机关仍然存在严重的机构臃肿、人员超编现象，造成人浮于事、相互扯皮、遇事推诿的工作无序、低效状态。必须按照党中央关于精简机构的一贯精神，下决心撤并机构、裁减冗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节约型机关。二要“节事”。各级党政机关不但要“精兵”，而且要“简政”。必须明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以后，政府不再是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而是有所管、有所不管的有限责任政府。政府要依法行政，切实转变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集中力量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必须珍惜民力，决不能干扰民、伤民的事情。三要“节支”。官多、事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费用支出多。目前许多机关会议费、公车费、招待费和出国培训考察费等办公经费激增，使许多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必须使财政预算法制化，切实把钱管住。要把政府的经 费支出列为政务公开的规定项目，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必须增强办事成本观念，所有机关的经费支出都要精打细算，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缩减招待费支出，能不花的钱坚决不花。 建设节约型机关，必须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决策充分体现节约。“管理就是决策。”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一再说明，决策失误是最大的浪费，决策正确是最大的节约。一项错误决策造成的损失往往是无可估量的。因此，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在制定发展规划、决定重大事项时，必须坚持节约的理念，把发挥资源的最大效能作为基本原则，决不能脱离实际、贪大求洋，追求奢侈、挥霍浪费，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真正做到各项决策有利于促进节约。 建设节约型机关，必须加强对下级节约情况的指导和监督。各级党政机关不仅要自己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做到勤俭节约，而且要有效指导、带动、监督下属也这样去做。要通过建立资源节约的统计制度、信息发布制度和节约工作责任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和行政成本监控体系，一级抓一级，用制度来保证节约行为和勤俭习惯的养成，促进节约型机关、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材料五 政府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作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降低行政成本。由于效率不高，我国的行政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截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在职务消费中，车辆消费占单位行政经费的90%左右，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公车每万里使用成本高出社会车辆5至10倍。公务车使用中，公用占三分之一、干部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公车不“公”日益严重。政府机构资源浪费现象如此严重，实在触目惊心。这些情况说明政府机构在管理上存在很大漏洞，节约存在着巨大潜力，通过管理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实现大幅度的节约。 二是减少决策失误。在经济建设冲，因政府一个错误决策造成的浪费，往往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千万，几个亿，乃至十几亿、几十亿。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这种天文数字的浪费，绝不是老百姓一点一滴的节约所能补偿的。城市建设中的规划是否科学，是否具有连续性，也关系到节约的大局。近年来，各地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城市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撑，但一些地方城市规划却未能跟上。群众讽之为“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领导调动，规划重弄”。那种水、电、气各自为政，随意挖路的现象，更被群众讥讽为“给马路安拉链”。因此，科学的城市规划，是一个城市最大的节约。最好的情况是使科学的城市规划成为接力赛中的接力棒，换人不换棒，一棒跑到底。 三是杜绝腐败现象。由于体制的漏洞，官员贪污现象屡禁不止，在有些地方甚至愈演愈烈，过去是十几万、几十万，现在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千万。每年因官员贪污和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导致的财富损失，全国累计起来也是数千亿之巨。如果能把这个黑洞堵住或部分堵住，就等于节约的成效。 四是确立正确的政绩观。实践证明，只有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绩，才是值得表彰奖励的政绩。而在一些地方，依然以GDP论政绩，以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和引资多少论政绩。据 报道，目前我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占了全国667座城市总数的27%。而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尚没有一个中国城市被公认为国际化大都市。这种好大喜功的政绩观不改变，贪大求洋的思维观念不改变，接踵而至的必然是巨大的浪费。 五是改革体制机制。从根本上说，行政效率低，行政成本高，决策失误多，腐败现象多，政绩观不正确，都与体制机制的弊端有渊源关系。同样一个人，在家里节约，到单位却浪费，原因就在于浪费的不是自己的，节约了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这样一来，就必然出现“崽卖爷田心不痛”的现象。这一类问题，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深入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节约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要用经济手段，也要用政治手段。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要达到产权明晰、监督到位、责任明确、赏罚严明的目标，要实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从制度上实现节约、保障节约。制度科学了，制度落实了，节约的效果就不是一点一滴、一时一刻、时有时无的，而是全国性的、长远性的和稳定性的。 材料六 当前，一些部门和地方存在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表现为：一是部门间协调不够，条块分割，相互推诿，追求部门利益，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二是缺乏主动性，上级不安排就坐等，上级不指示就不行动，上级不询问就不汇报，上级不检查就拖着不办，不深入调查研究，出了问题不承担责任；三是责任心不强，整天扯皮，使有序的工作变成了无序，少数人有章不循，随心所欲，不重视日常规范管理，造成整体效率下降。 因此，政府必须转变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构建自律、高效的管理体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该管的事情一定要管好、管“到位”，不该管的事情坚决放手，着力管好企业、社会、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公共事务。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并提高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速度、手段和效果。应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组织，防止“越位”，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从某种程度来看，建设节约型政府正是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契机。事实上，不少政府部门的职能是重复的，或者是越位的，承担了许多本该由社会来承担的“无谓的职能”，做了很多不必涉及的“无谓的事情”。这些无谓，就是一种浪费。现在政府部门机构臃肿，每个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之外，还有许多配套机构，如车队、食堂、后勤保障等自我服务机构，这就决定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服务的总体成本偏高。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节约型政府，就是需要政府在公共服务最大化的同时，实现自我服务最小化。
给定资料1.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追梦，我们收获满满；追梦，我们希望满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改革开放40多年，就是一个追梦之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以非凡的胆略、坚定的自信设计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40多年的追梦路上，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风雨无阻朝着这个伟大目标前进。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奋斗的力量，也是梦想的力量。梦想是拼出来的，奇迹是干出来的。改革开放辉煌成就的背后，是40多年的不懈努力。未来中国梦的实现，同样需要汗水的浇灌。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伟大事业始于梦想，基于创新，成于实干。梦想是激发活力的源泉。只要有梦想，就会有力量；只要有梦想，则时光不弃，未来可期。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作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发出了实现中国梦的最强音。2.只因看了一眼岩山，从此就与岩山结缘。她就是D市驻岩山村帮扶工作组组长、驻村第一书记小孙。几年前，小孙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来到D市商务局工作。有一次，市委、市政府组织“机关干部下基层”社会实践活动，她随着实践小组来到了岩山。太美了!小孙被岩山美丽的风景深深吸引，花红柳绿，山清水秀，真是如诗如画。当地淳朴的民风、热情好客的村民更令她印象深刻。不过，令她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岩山的贫困，岩山村共有1345户4130口人，其中贫困户占60%,人均耕地不足0.8亩，村民收入主要依靠传统农业和外出务工，脱贫是这里的村民一代又一代的梦想。如果能帮助岩山村这样的地方摆脱贫困，人生该是多么有价值啊!”小孙的心里涌起一个强烈的念头。此时，D市正深入开展脱贫攻坚行动。巧合的是，岩山村正是商务局的对口扶贫村。小孙主动请缨，担任驻岩山村帮扶工作组组长。从驻村工作开始的第一天起，帮助岩山这个贫困村脱贫致富的责任，便落在了小孙的肩上。刚入村时，小孙就听到了这样的风凉话，“咋还派个女干部?一个城里女娃能干啥?为了开个好头，尽快熟悉情况进入工作，小孙和工作组同事，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入村不到三个月，他们就完成了对全村所有贫困户的走访，对村里的大事小情、家长里短心里有了数。随后，小孙与工作组同事率先在村里办了手工编织和家政服务两个培训班。与此同时，他们筹集资金，开工建设引水入村工程，彻底改变了村里几十年来缺水的落后状况。去年春节前，受非洲猪瘟疫情的影响，年猪卖不出去，这可愁坏了养殖的贫困户，工作组积极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帮助销售，终于为贫困户换来了80多万元沉甸甸的“过年钱” …村民们被小孙这位女干部的实干精神深深打动了，原来那些风凉话也销声匿迹了。“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小孙对此深有感触。她和工作组同事带着村里的党员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提升党员的先锋模范意识。为了提高党员干部代表引领产业发展、带领群众致富的能力，小孙多次带领他们到县内外先进地区学习考察。“明显感觉到岩山的民心齐了，村干部的干劲足了、水平高了”,小孙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信心更强了。小孙得知外省一家大型现代纺织企业的董事长宋先生是岩山人，有回乡投资的想法。小孙感到这个纺织项目非常适合岩山村，便第一时间与他取得联系，积极沟通招商想法，安排投资对接和项目考察。针对宋先生提出的十几条落实投资的要求，工作组到市、县、乡各项目主管部门咨询政策、寻求支持。仅仅五个多月的时间，工作组就协助该企业完成了项目选址、手续办理、厂房建设、员工培训等一系列工作。目前，一个依托“村集体+公司+农户模式建起的纺织产业园区，已在岩山渐渐成形。不久的将来，这里的村民不仅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而且可以实现既拿薪金又领股金还得租金的长效增收，岩山村的脱贫梦正在变成现实。“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北方最大的坯布集散地。一个更大的梦想在小孙心中一点点描绘。作为一个‘80后’,我的梦想也在一点点实现。”“咱们岩山再也不是那个靠天吃饭的穷地方了，现在不少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村民喜滋滋地指着驻村工作组的办公室说，变化就是从孙书记和她的工作组到咱村来的那一天开始的。”3.出于各种考虑，在省城工作的赵先生今年春节没回农村老家过年。但为了看望家中父母，他特意在春节前回去了一趟。回去一趟，几千块钱就没了。赵先生说，有两个晚辈赶在春节前结婚，每人随了2000元。20世纪80年代，农村碰到重要的红白喜事，一般都是送点日常用品或者鸡蛋、罐头等，邻里一起出出力帮帮忙，那时候很少有人随钱，而且随多随少也没有固定标准。但如今，农村人情交往中赠送礼物的现象几乎消失了，结婚的、生孩子的、盖新房的、升学的、给老人祝寿的，都要办酒席，而且都要随礼，礼金标准也在不断攀升。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的人际关系和交往范围逐渐扩大，随礼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赵先生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的人情往来一般在亲属、邻居和朋友之间，后来逐渐增加了工友、同事、合作伙伴等，农村人情消费支出大幅增加”。五花八门的酒席、巧立名目的宴请、节节攀升的礼金……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这种不好的风气。热衷穷讲究,最终讲究穷,甚至出现了随礼致贫的现象。相关调查显示，当下部分地区农民消费的第一支出为食品，第二支出就是人情礼金，甚至超过了医疗支出。随着礼金范畴的泛化，人情礼金已经不再有人情味，反而变成了人情债，农村邻里关系也因此变了味。邻里和谐，才会实现老乡们的幸福梦，但人情异变却成了农民实现小康梦路上的绊脚石。不少农民对这些问题反映强烈，但碍于面子，不愿意从自己开始改变现状。赵先生曾要求父亲，有些宴请可以选择不参加，但父亲认为不去不行,因为随礼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别人都随，咱家不随，人家一定会怪罪咱们。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实在抹不开面子。对此，赵先生也有自己的思考。中国农村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主要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农村熟人社会，人情礼金这样约定俗成的交往准则其实更像是一把双刃剑。4.L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过去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整体比较落后，L县一中是该县的重点中学，高考成绩却不是很理想。其实我们的孩子都很想学，也很勤奋，但总体成绩就是不如大城市的孩子。”L县一中吴校长说，每当在电视、网络上看到大城市优越的教学条件，孩子们都梦想着能接受和大城市同龄人一样的教育，进行公平的竞争。随着国家对教育公平的重视和教育信息化大潮的推动，同时得益于近几年脱贫攻坚进程的加快，L县一中的软硬件条件如今都得到了较大提升。L县教育局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决定在L县一中设立网络直播班，选定一家资质较好的网络教育公司，同步直播省城重点中学七中老师的课堂教学，学生跟着省城七中的同学同步上课、同步作业、同步练习。在网络直播课程中，每门课都有线上线下两位老师。线上的是省城七中的老师，负责课堂授课，授课内容和进度也都以省城七中为准。线下的是L县一中的老师，他们除了课前准备、课间讲授，还需要在课后和没有跟上的同学一起查缺补漏。罗同学是L县一中的高三学生，他对自己刚接触网络直播课程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刚开始接触直播教学，那边的教学特点就是密度大，知识面覆盖广。有些不适应，感觉差距还是比较大。罗同学说，这种教学模式就像是6门学科有了12名指导老师。他们那边问什么我们就回答什么，一开始觉得有点儿怪，慢慢发现你答的跟那边也差不多，你会发现已经跟上那个课堂了，当时还是有点兴奋，自信心也上来了。”网络直播班班主任杨老师认为，新的教学模式除了带来成绩上的提高。更多的是给了学生参照和动力。他们会觉得在追梦的路上自己和省城七中的同学享有了均等的机会，剩下的就看自己的奋斗了。从三年前最初引入一个班的试点，逐渐发展到现在15个网络直播班700多名学生上课，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了网络直播课堂中。对网络直播的教学效果，L县教育局王局长介绍说，今年高考成绩发布后，网络直播班本科上线率达到了93%,一本上线率达到了59%。虽然这个功劳并不能只归功于网络直播课程，但毫无疑问，网络直播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了积极的改变。对于网络直播课程的效果，何同学有另外的感受。她也是L县一中网络直播班的学生，去年毕业考入了一所名牌大学。回忆在网络直播班学习的经历，她说，要说高考增加多少分，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从省城七中师生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有了清晰的目标，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想去什么样的地方。这好像是一道光，它照亮了我的梦想，让梦想变得明亮清晰。网络直播授课的模式是互联网+教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区和学校之间的资源壁垒，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跨时空整合、配置和流转。吴校长认为这对教师来说也是锻炼和学习的机会，我们的教师逐年分批地进入这种教学模式里锻炼，并且把省城七中的资源本土化，让它更适合我们自己的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教师的教学水平也得到了提升。但吴校长还认为，技术和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关键还在于教师。L县一中网络直播课程为什么效果好，是因为对课堂教学没跟上的学生，本地教师课后会再进行教学辅导。这些教师非常累，他们上直播班的工作量，是上普通班工作量的三倍，很多教师还要连续加班带晚自习。这对教师的责任心是一个考验，也对教师队伍的管理服务工作提出了挑战。对于网络直播教学模式能否大规模推广，惠及更多学生，王局长坦言：目前还存在很多困难。网络直播教学的资源总量还是很有限，主要集中在语文、数学和英语课上，还有很多课程没有实现资源共享。即便如此，一个网络直播班的费用平均一年也要七万元左右。如果覆盖到乡村，还要铺设网络、增添设备，支出就更大了。不过，只要能切切实实帮助到孩子们，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做。5.BD药业是一家在全球肿瘤药物领域拥有多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公司。说起BD药业的故事和梦想，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丁先生有很多感慨。2002年，借着国家政策鼓励留学生回国创新创业的东风，留洋十年的丁先生与几位合伙人一道回国创业。2003年，BD药业成立，开始追逐做创新药”的大梦想。有人说，丁先生身上有不少光环，比如国外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执业医师等，回国创业意味着放弃了优渥的生活条件、高额的薪水，从头开始，这个抉择很有勇气。而在丁先生看来，这个选择顺理成章。像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数还是有故土情结的，梦想着科技兴国。除了游子的思乡情结，还有一点对丁先生来说非常重要——国家鼓励海归创新创业，在国内可以做到很多在国外做不到的事。与很多企业选择做仿制药不同，BD药业一开始就立志做新药，要在全球药业竞争中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虽然面临各种技术难题、无休止试药及资金链断裂等生死劫,但有志者，事竟成，BD药业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成功了。他们研制的抗癌药获得国家颁发的新药证书，成为我国首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癌新药。该药还被列入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新药研发年度报告，成为获得国际机构认可的中国创制新药。2016年1月8日对于丁先生来说很特别，也很难忘。这一天他作为BD药业相关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在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捧起了光荣的奖杯。这个奖杯是对奋斗者坚持梦想的最好褒奖，这个奖杯上不仅有我的名字，有我们团队的名字，其实还应该有国家的名字。”在北京深冬的暖阳中，丁先生郑重地一手拿着大红证书，一手举起奖杯，站在人民大会堂前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国家对BD药业创新能力的巨大肯定。如今，BD药业又种下了一颗新的梦想种子——以自家企业为基础，打造一座医药梦工场,搭建更大的创新平台，为全国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打造新引擎。丁先生说，这是一个为科学家、创业者造梦圆梦的项目，未来，这里将集聚一批医药领域的创业者。作为过来人，丁先生还想说的是，创业者既要有仰望星空的格局与胸襟，也要有坐住板凳的定力和意志。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6年2月8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摆上了铁围挡，人民英雄纪念碑47年来首次大规模的修缮工作正式开始。修缮工程包括修缮加固和防水。工程工期大约需3个月，期间暂停瞻仰活动。据了解，施工单位北京房修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248万多元竞标成功。 工程主要集中在纪念碑的底座和地下室，根据修缮方案，工程将首先通过灌注高强度砂浆修补裂缝，然后再选用先进的防水材料为地下室做一个防水层，并在其顶部做一个高聚合砂浆的保护层。在修缮过程中，石头和汉白玉换下的不多，主要沿用原有的材料；防水材料和灰浆则严格按照文物修复的标准进行配料。此外，在修缮工程完工后，还将进行防风化处理。估计会用目前在石质文物中用得比较普遍的有机硅进行涂刷，这种材料大概能维持10年到20年的效果，并且没有副作用。 2．2005年11月15日，由于热力管道破裂，泄漏的热水使北京民族文化宫遭受了自195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害，数十万件珍贵的历史文献图书等文物被高温热水浸泡熏蒸。民族文化宫负责人透露，目前因此造成的损失还难以估算。 图书馆馆长吴贵飙介绍说，在此次漏水事故中，被水淹的是地下宫内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供电室。其中，藏有60多万册图书文献的地下书库灌进了大量的暖气热水。由于书库的位置较低，积水曾一度达到20多厘米，不少放在书架底层的文献完全被浸泡。经过初步统计，有2万多册图书被湿，其中就包括160多包属于一级文献的清代善本《大藏经》。 现在的图书被湿后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些数十年前的民族文献则更脆弱，吴贵飘馆长告诉记者，此次灌进书库的暖气热水，除了温度达到90多度外，其中含有的化学成分对纸张的损害也将十分严重。 图书馆负责藏经的工作人员洛布说，被水打湿的《大藏经》已有300多年历史，共有4万多页。整理以后的《大藏经》寿命会打折，有的字迹已经不清了，还有了湿过的痕迹，热力管道里面的水有软化物，对《大藏经》非常有影响，可能几年后就会烂掉，整理好的《大藏经》经专家要求将会被冷冻。 民族文化宫办公室主任魏玲介绍说，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三名专家专门赶到了民族文化宫进技术指导。在对藏经的整理修复中，下作人员主要是用牙签将浸湿了的《大藏经》挑开，用宣纸吸水两次后，再用重物如砖头或是书本压住，最后用烘干机对压好了的藏经烘干。 3．江苏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及历史文化保护区最多的省份之一，迄今为止，已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5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0个，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3处。日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相对突出。各种破坏古城格局风貌和历史遗迹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富有历史特色的老街区、里巷、民居被拆除，传统风貌的老城区面积在大大地缩小，不少地区的城市格局、地形风貌、历史特色、水系、植被等也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屠寄故居要迁移，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故居，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故居，清乾隆宰相刘伦故居等均已被拆除。扬州，原来明清时代的老城区有5.09平方公里，如今只有2.5平方公里不到；南京，这座著名的六朝占都，除南捕厅历史街区外，已基本看不到成片的传统历史街区；楚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现在也只有户部山一块保存相对完整的古民居群了。 4．北京西城区孟端胡同45号院，是雍正皇帝之孙果郡王的府第，果郡王的家族在此一直从乾隆二十八年住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过去此府的范围西至顺城街，北至小盆胡同，但有一大半已在近年被悄悄地拆了。2004年11月30日，孟端胡同45号被拆迁，为保住该胡同，民间文物保护者努力了两年，坚守了两年。 2002年4月，文物部门将45号院定为539个要保留的四合院中的一个，要求开发部门对原来的项目进行重申，而结果仍要易地迁建。去年，华新民跟历史学家梁从诫专门来到孟端胡同45号院。“看完院子，梁从诫先生专门给北京市领导写过信，希望能保护孟端胡同里的四合院。”国家文物局局长也说：“这是我所见过院子中的上上品。”华新民曾跟金融街的总经理说：这么好的院子，你们下得去手吗?对方答复：这些院子是迁建。华新民认为，拆建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她设想建个中国金融博物馆，但她的设想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2004年6月，西城区政府召开论证会，组织一些老学者进行论证，结果学者们签字，同意“易地迁建”。 据悉，开发商承诺将45号院迁建到历代帝王庙东边的一个工厂里。拆后何时重建，何人操作?西城区文化委员会拒绝了记者采防。在采访文物所高所长时，她称对孟端胡同一事不了解。 5．北京旧城区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区，同时也是全国及全市的行政中心区，承载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旅游中心、商业中心等多项中心城市功能。近年，随着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旧城区内通过危改项目又建起了一大批集金融、写字楼、高档宾馆、娱乐于一体的大型公共建设项目，使中心城市功能更加向旧城区集中。例如：旧城区内不断增建国家行政机关及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办事机构，原有的经济、文化、商业设施的建筑规模也不断扩大，使本市人口和外来人口不断向城市中心区聚拢。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占北京城市土地面积5%的旧城区要承担起占全市总量50%的行政、交通、文化、商业的功能。长期以来，北京市并没有明确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和执法主体，规划、房屋土地、文物、危改办等行政部门各管一摊，没有一个机构能统筹研究和解决保护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文物部门的职权是负责管理文物，对构成历史文化名城重要元素但未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房屋的拆、改、建，以及非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的街道、胡同的改造都无权管理。近十年间，北京旧城里兴建的严重影响风貌的建筑群、影响棋盘式道路网的马路扩展工程，很多是经过批准的。各部门根据工作所需和本部门管辖范围制定多项政策，有时政策之间相互矛盾，政令、法令不统一，也在客观上增加了保护工作的难度。由于长期实行低租制，主管部门无力承担正常的房屋维修养护，有限的资金只能用于对危房的抢险，致使大多数房屋处于自然残损状态。据调查，解放初期，旧城内危房率不到5%， 50年来自然侵蚀使旧城内的平房约有50%变为危房。 6．近日，一则消息引起了南京市民的关注：南京中山门入口公园未来将是地铁二号线的一个站点。记者了解到，地铁二号线的修建，正好穿越了南京主城区明城墙——明故宫——明城墙文物遗迹保护带。明城墙，六朝建康城地下遗址、江宁织造府、总统府及其附属建筑群、明故宫遗址、中山东路大屋顶民国建筑、明孝陵附属建筑等均分布在沿线，并且地下遗迹众多，如大行宫地区地下范围内为六朝的建康城遗迹，明故宫附近地下范围内则有大量的明故宫遗迹，此外，江东门附近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被坑杀的场所，地下某处可能就有“万人坑”。“对于地铁沿线地下可能存在历史遗迹的，我们都会提前进行考古，比如说如果在江东门发现了万人坑，对不起，地铁必须绕道!”衣志强告诉记者，其实，以目前的地铁技术而言，地铁管线基本对沿途地表文物没有什么伤害。南京的地铁挖掘技术，采用的是目前比较成熟的盾构技术，隧道可以在距高楼不足1米的距离间安全掘进，而周围的地表沉降可控制在40毫米以内，周围的建、构筑物的变形量甚至不到5毫米。 7．1997年，丽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每年的游客数量无限制上涨，迄今已达到 400万人次/年以上，过度的旅游开发严重影响了当地的文化和生态平衡。其他一些历史文化名城、村镇等，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其结果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名实不符，实际上已丧失了名城的意义。引发这些问题的一个最直接原因就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或工作人员，他们往往打着经济建设的旗号，为了所谓的“领导工程”、“形象工程”，或在房地产开发巨大利益的驱动下，无视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和不可再生性，无视群众、专家和社会舆论的呼声，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毁坏名城，古老街区的历史文化风貌。 8．近日，北斋拆迁工作在广州乃至海内外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虽然其保存价值尚存在争议，但它是广州最后一座四合院，据广东省市政府参事们说：“北斋是广州公认的旧中大遗址，也是有史以来聚居鸿儒最多的地方，文化底蕴足以代表广州的文化发展”。可是，这座四合院却因为年久失修、严重损坏而成为危房。更让人意外的是，这次拆迁方竟然是以保存和传播文化为责任的著名图书馆——而非商业机构。馆方在情况说明函中称，北斋地段将设置国宝级文物珍品库。在国宝级文物珍品的面前，啥都不是的“危房”当然没有理由不拆! 9．山东曲阜孔庙被有关部门交由旅游公司管理，由于不懂得文物保护的基本规律，竟然“水洗三孔”，孔府孔庙内大量的古建筑彩绘被冲毁，旅游公司职工开车将一尊元代记事碑撞碎，无法复原。 10．拥有600年历史、被尊为闽江水神的福州尚书庙因达江路扩建而面临拆迁厄运；福州市罕有的极具满族建筑特色的八旗会馆，被某开发商擅自拆除，夷为平地；中国最早的海关旧址遭推土机威胁；福州仓山明清时期租借地的大量有价值的小洋楼被成片拆毁；东亚地区最早的女子学校育婴堂被拆；经历646年风雨、见证革命历程的赵氏祠堂面临被拆命运……9月5日，福建师范大学的62名专家、教授怀着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责任感，联名给国家文物局、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写信，并将信的内容在网上公布，紧急呼吁拯救福州历史文化古迹。 福州近70%的古街民居建筑已被夷为平地，现今仅存的几条象征性的古街也在劫难逃!位于福州市乌石山东麓的“乌塔”，始建于唐朝，是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性建筑，许多文物专家建议对其进行修缮保护，并要求修缮与重建应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而不能掺入太多现代化的内容。然而2002年，福州市某主管部门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为了部门利益，却非法将保护范围内的66.45亩地，以2.58亿元拍卖给开发商开发，使其缔造成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旅游、居住六位一体的福州首座全生活购物中心。 博士生导师、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院长黄国盛教授说；福州市在旧城改造中大肆毁坏史迹、文物，表现出福州市一些部门领导的短视行为。史迹、文物由于其不可再生性，且是联系后人的情感纽带，特别还是激发后人爱国主义热情的场所，因此，它在世人中方显得弥足珍贵。福州市的文物占地并不大，拆了它并不会给福州市带来多大且长久的经济效益；而保存它则是为福州、为中国保留一份历史、文化、艺术的无价之宝，并保存了福州城市旅游的一处很有特色的珍贵历史文化景点。 11．上海老城厢的近千户居民，因环城绿带建设项目启动而陆续搬迁。老城厢位于原南市区，现属黄浦区，改造后将崛起新的现代聚居区。据了解，今年黄浦区拆除旧房达四五十万平方米，动迁居民两万户。这处已有700多年历史的老城厢，位于上海城东南，由弯曲的人民路、中华路围成，占地约200公顷。它是上海城的起源地，而且从元、明、清到民国初年，一直是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上海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被称为“上海的根”的老城厢，文物古迹众多，名园、名人住宅、会馆公所集中，除了著名的豫园、老城隍庙，老城墙大境阁等，还有徐光启故居“九间楼”、深宅大院内精美的“书隐楼”等一批古迹遗址。其中，列为国家、市、区文物保护单位的就有21处，保护建筑5处。虽然几经变迁，这里渐失了古时《清明上河图》般的市并喧闹，但是，人们仍可以从老城厢的一砖一瓦，寻觅历史演变的痕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政建设和商业布局的改造，老城厢悄悄改变了模样。漫步其间，“老上海”们发现，这里的梨膏糖和五香豆已鲜有问津者；明清风格的雕梁画栋、占色古香的老街以及窄窄的弹格路、老虎灶、72家房客，都在渐渐地消失……“老城厢老了。”人们喟叹着。 “不能让历史成为未来的包袱，也不能让未来失去历史的基础。”许多建筑专家和文化学者这样认为。分散湮没在旧墙老屋间的古迹、独特的民居建筑及市井文化，不仅是上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瑰宝，也是老城厢的“魂”。著名建筑师邢同和建议黄浦区在新一轮的旧城改造中，应着重研究该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如果从延续历史文化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出发进行旧城改造，那么，“上海这座城市将会更耐看”。 12．目前，昆明的古城风貌已经无法作为整体重现，较具有历史韵味的大观街等街道被全部拆除，古城区的大部分街道变成了“高速公路”，现代化建筑高耸林立，文物保护单位大多被钢筋水泥为主的高层建筑包围，很多文物失掉了她原有的文化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这一格局，除了少数部门及领导不够重视，法规意识淡薄，不依法办事等原因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缺少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专家。以昆明市为例，直到2000年，文化部门才开始参加城市建设规划，但仍无法起到主导作用，更起不了决策作用。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在北京市海淀区双安商场附近，活跃着4拨欺骗型的乞讨者。其中有年轻的孕妇，有两个学生打扮的男性，还有一家三口。他们衣着打扮都比较整洁，跟普通人一样，乞讨的理由都是没钱了，要点钱吃饭和当作路费。 材料二 记者问一个乞丐：“有人管你们吗?”他回答：“没有，警察和城管在面前也不会管，刚才我坐在下面，一个交通协管员说下面是主要干道，让我到天桥上来。以前乞讨被收进收容遣送站后，会被送往原籍，现在不会了。” 谈及乞讨问题，福州火车站站前派出所所长也连称头疼：“我们现在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措施来管理这一特殊群体。这些人有的纠集在二起，给社会治安造成隐患，有的强讨强要，引起市民以及游客的极大反感，乞丐群的存在也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时候，为了安置他们，干警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 省救助管理站站长卓伟煊表示，乞丐是一个社会问题，乞丐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规定，救助管理必须是自愿的，如果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意接受救助，救助管理站无法强制对其进行救助管理，如果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事先告知后，救助站也不得限制。 福州市民政局福利处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在职能划分方面，乞讨的确是由民政局福利处管理，救助管理站具体实施。以前的模式是公安收，收容(遣送站)留，现在救助管理站只能作为救助方，如果乞丐不愿意接受救助，也就意味着乞丐管理处于一种真空状态。 材料三 “我不回去，打死也不回去。”北京街头，一名双脚畸形腐烂、无法行动的少年坐在简易滑轮车上，正被一对男女使劲拉扯，少年则大声哭嚷着不愿离开。 值勤民警立即上前进行盘问。拉扯这名残疾少年的是一对夫妇，他们自称是孩子的父母，但残疾少年却大声对民警喊道：“不，他们是我的‘老板’，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逼我要钱，我不要跟他们走。” 随后，民警将这三人带回分局进行审查。从少年随身携带的户口簿得知，这名残疾少年名叫小华(化名)，今年13岁，是河南商丘市雎县人。要带他们走的这对夫妇分别叫做宫保良、王素兰，与小华是雇佣关系。他们出钱把小华从其父母手中“租”过来，利用小华肢体残疾在大街上乞讨要饭来牟取利益。 由于不堪忍受虐待，小华偷偷跑了出来，跟一名少年一起去了石家庄，由于在那边被媒体关注，所以只好又回到北京，没想到这次在街头被‘老板’碰到了。 小华出生在河南商丘雎县一个农村家庭，天生双脚残疾，脊背又长了个拳头大的一个肿瘤。“我们家一共四个孩子，我是老三，除了我，他们都在上学，因为那儿的所有学校都不收我。”小华回忆，自己8岁那年，宫保良夫妇突然来到村里，挨家打听村里哪家有残疾的孩子。“那时我正在外面，他们一眼就看到了我，然后就找了我爸妈，提出要把我租走。说是带我出去做生意，实际就是让我出去乞讨。后来爸妈就让我跟他们走了，第一年的时候他们给了我爸妈4000块钱，以后几年，每年都给我家6000元。" 在这5年当中，宫保良夫妇带着小华到过重庆、杭州、武汉和天津等地乞讨，来北京乞讨也已两年。小华说，这几年他过得实在艰难，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每天老板把他放在一个地方，他就在这个地方乞讨。一天收入多则两三百元，少则几十元，到了晚上老板把他乞讨来的钱收走，带他回家。如果没有要到那么多的钱，回到家中就会挨打。 因难以忍受虐待，小华曾逃跑过好几次，但每次都被老板找了回来，回来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除了小华，宫保良夫妇还租借了和小华一样有残疾的五六个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挨过打。轻的时候被打几个嘴巴，重的时候就用铁锁链子抽，还有一次，小华的耳朵被他们用钢针扎穿了。 “每天来乞讨的钱全都要交给他们，我还得脱光衣服给他们看我确实把钱都交了。”小华说。由于身体有残疾，这些孩子都跑不远，他们中的很多都跑过，但又被抓了回来，“然后就被打得更厉害了。”小华第一次逃跑是在天津，“后来我被那里的记者发现，我的事被登在报纸上，他俩立刻找到了我。” 小华说，如果没有宫保良夫妇控制，他还是比较喜欢乞讨的，因为比较自由。“每天讨的钱就可以自己支配，不用上交，自己想买什么东西吃就买了。”小华充满向往地说。当民警表示要送小华去救助站时，他却表示出十分的不情愿。 材料四 家住鼓楼的林先生表示，应该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加大宣传，引导其前往救助站救助归乡。省直机关的李先生等人提出，街头的流浪者应该分门别类对待，对于6～14岁的 流浪乞讨儿童，将统一采取强制保护措施，送往救助站接受救助，如有监护人，将通知其监护人领回孩子，找不到监护人的，将由民政局统一安置；对于患有精神、传染、伤残等疾病符合救助条件的流浪乞讨人员，已向市政府建议由卫生部门主要负责，民政及公安部门配合收治。 另有十几位市民打进电话表示，应该设立禁讨区，如在重大政治、经济活动场所，公安、省、市政府部门门前及形象工程、窗口地段设立一些“禁讨区”，这样能基本保证整个 城市形象和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 家住鼓楼的纪先生、陈女士甚至提出有关部门应该给乞丐发证，进行教育后改变成“职业乞丐”，学习外国的经验。 福建省社科院社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肖艳表示，现在乞丐增多，与收容站变脸不无关系。肖艳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乞丐的存在，作为一种选择，只要不是在恶意地利用乞丐身份，政府也没有必要制止，但应该逐步减少这种乞讨人员，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她建议各地 应该就地解决乞丐问题，包括完善社会捐助机制，有关的组织应该加强宣传，公布电话、地点，树立良好的组织形象。整个社会救助发达后，人们的同情心通过这些渠道发挥，不会再给这些个体施舍，没有了收入，乞丐自然会减少。 材料五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饶会林认为，对三类乞丐应区分对待。 饶会林认为，我国现行的救助办法以“自愿”为原则，对城市乞讨者的管理效果不是很好。在一些具体管理措施的实施上，各个城市应根据自身的个性特点，如城市发展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不应“一刀切”。 饶会林说，城市乞讨者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真正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乞讨为生的；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自愿”乞讨者；还有一类是有一技之长的卖艺乞讨者。对这三类人，应该区别对待。首先各地的救助站可建立一份当地乞讨者档案，做好调查研究，对第一类乞讨者，可采取政府救助的办法。对那些职业乞丐，则应该采取强制性措施。对第三类乞讨者，政府部门可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规范管理，比如指定某些地段让其卖艺。 材料六 在广州，近日“乞丐如何管请你说说看”的小调查吸引了热心读者积极参与讨论，记者抽取参与讨论的52名读者观点进行总结，发现市民大多对真正的乞讨行为抱有同情心，但同时认为应该揪出假乞丐，用驱逐、拘留等方法消除这种影响城市形象和妨害公共秩序的行为。 抽取调查的52人中，有34人认为乞讨是一种权利，认为不是的有17人，比例为2:1。李先生认为乞讨是自由，不应该规范和约束，不应该予以管理，应该救助。一名姓陈的 先生则认为，乞讨不是一种权利，因为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而乞丐只有权利却不承担义务。 谈及“用哪些方式来管理乞丐”，市民们见仁见智，有18人同意“设立禁讨区”，占受访人数的35%；赞成“设立乞讨区”的有6人；有14人同意“给乞丐发乞讨证明”，占了1/4多；对以上方式都不满意选择其他的也有10人。 问及“是否赞成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设立禁讨区”时，有28人赞成，20人反对。在不赞成设立禁讨区的20人中，有11人认为这是错误的管理思路，8人认为每个人都有流浪乞讨的自由，7人还同意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做法。 最后一条“如果设立禁讨区，您认为应该怎样对待在禁讨区强行乞讨的乞丐”问题，选择驱逐的有16人，选择拘留的有17人，认为应该进行治安罚款的有7人。李先生觉得没有权利对乞丐进行拘留，因为他们并未犯法，他觉得应该先立法，然后对乞丐进行治安罚款。 材料七 据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介绍，救助站内一位30多岁姓赵的被救助者已经是这里的常客了，只要身上一没钱他就会主动到救助站内接受救助，“其实他身体挺好，就是不愿意干活，站内给了他回家的路费，让他买票回家，结果没过几天他就又回到这里。” 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站长赵长林说，“在救助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救助对象需要符合四个条件，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落实到实处，救助站实际救助的人员并不是制度所规定的人员。” “可以说，目前我们救助的对象中85%都不能同时符合救助条件，但对于想骗吃骗喝的人，救助站一旦核实身份就会终止救助，”赵站长说。现在救助站每周一、三、五三天，站内一名正式工作人员带两名保安，与公安、城管等部门配合在繁华地段进行主动救助，“如果遇到‘五一’、‘十一’等节日，就要天天出去救助。” 赵站长坦言，对于职业乞讨人员的救助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矛盾。“主要原因是这些职业 乞讨人员通过乞讨可以赚到钱，而待在站内就没有收入来源。比如今年春节期间，许多乞丐在白云观庙会上扎堆儿，他们说一天可以收入五六百元，这样七天就能赚到好几千元。如果他们进救助站怎么会塌实?” 材料八 河北新旭光律师事务所的李志勇律师说，鉴于目前省会乞丐群落的“结构复杂”的局面，最有效的办法是必须采取分而治之、多管齐下。 李志勇认为，对于符合救助管理办法的流浪乞讨人员，政府部门应该尽心尽责对其进行救助。除此之外，政府也应该鼓励民间力量兴办慈善机构，最大限度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人道，救助；对于那些本身可以自食其力，却不去靠劳动而用乞讨去收集财富的，社会可以呼吁政府对此立法来规范；对于那些利用人身胁迫，限制未成年人或残疾人人身自由，组织其去乞讨的犯罪行为，公安部门必须依据《刑法》对其加大打击力度。当然，在治理整顿城市乞丐问题上，各有关部门必须互相配合、通力协作。 材料九 上海2003年12月25日对于在地铁乞讨的行为，连续被查到3次以上者，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处以刑事拘留。 2003年12月18日苏州市划定步行街、当地火车站、三星级以上宾馆周边等街区及风景旅游区、重要公务场所、交通要道等为禁讨区。 2004年1月13日成都首个“禁讨区”天府广场及周边禁止盲流乞讨范围被重新作了划定。 2004年2月20日福州市鼓楼区在区内设立流浪乞讨限制区域，包括该区的长途汽车站、繁华街区、广场、影剧院和位于该区的政府公务及外事活动场所。 2004年3月1日南京宣布自3月1日起，南京市8个区的部分地段及中山陵、长江大桥、禄口机场等地，一律不准乞讨及算命看相等各种形式的变相乞讨。 材料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系教授李迎生介绍说，根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有资格在救助站接受救助的人员必须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市生活保障或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 “这四个条件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落到实处。”李教授告诉记者，首先，“自身无力解决食宿”的标准不好掌握。能否靠自身解决食宿，只能靠简单的观察和听求助人自述。在询问情况这一环节，工作人员没有权利检查求助人员身上有没有现金、存折或者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能边救助边核实情况，一旦发现情况不实便终止救助。 其次，“无亲友可以投靠”的标准也无法核实。有没有亲友可以投靠，是靠求助人本人叙述的。只要他自己不提供，救助站就不会知道。第三，“不享受城市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的标准，救助站操作时比较困难。目前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五保供养的水平很低，在许多地方农村五保供养更是名存实亡。“所以说，即使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享受以上待遇，对他摆脱困境也帮助不大。” 最后，李教授说：“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标准不符合实际。在现实中，有很多情况会造成人们暂时陷入困境。这些人未必会因为一时的困难而放下身段来沿街乞讨。其实，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只需要救助站帮忙打一个联系电话或者提供一个银行账号(以供求助人家属汇钱解困)，甚至提供几餐就能解决。 材料十一 “行乞证”制度绝不是中国首创。早在16世纪，西欧就有国家出台了针对残障人士的“行乞证”制度，而今这种制度已经在英、法、德、荷等国广为建立。我们不妨看看巴塞罗那是怎样管理职业乞丐的。 西班牙巴塞罗那有三四处政府指定的“贫民窑”，都分布在城乡结合部。这些贫民窑内的居民有不少是浪迹天涯的职业乞丐。巴塞罗那政府官员认为，乞丐要组织起来，要让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地行乞，因此他们成立了乞丐协会，并民主选举产生会长、副会长以及秘书长等取。 为了让这些乞丐了解协会的动态，巴塞罗那市政府还出资为他们创办了一份《乞丐报》。凡是协会的会员一律免费赠阅。报纸内容就是介绍乞丐的生活情况，告诫乞丐要合法行乞、文明行乞、遵守“双规”的时间和地点。违反者由协会严加惩处。报纸定价为1.5欧元一份，可以选派衣着略为整齐的乞丐会员在社会上出售。售报人员必须携带协会统一颁发的 “售报许可证”，政府对这些人不收税。 乞丐协会会长必须定期向市政府的“乞丐管理办公室”汇报情况，同时，市政府也会向协会通报新增的贫民窑地点以及居住情况，以便让其会员们选择不同环境居住。协会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控制在市中心的行乞人员，合理调配繁华地带的乞丐人数，采用轮流值班的措施，以便落实“大家都能进中心，但大家不能全部进中心”的策略。 如此一来，乞讨者的行为不仅没有使其所在的城市和国家蒙羞，反而体现了城市管理者的能力，也提高了乞讨者的文明行为。
1．自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在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论》中最早提出了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各国都非常重视科技进步与技术创新。 那么，究竟什么是创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论》中指出，创新是指将技术发明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去，所引起的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即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这种新组合包括： 引进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某种产品的一种新的品质。 引进新的技术——也就是有关的制造部门在实践中尚未知悉的生产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现的基础之上，并且，它也可以存在于在商业上对一种商品进行新的处理。 开辟新的市场——也就是相关国家的相关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这个市场以前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同样不论这种供应来源是否业已存在，而过去没有注意到或者认为无法进入，还是需要创造出来。 实现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在熊彼特看来，所谓“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而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通过形成市场选择优势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也就是说，无论企业何种形式的“创新”，新的商业模式、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或新的制度等，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企业业绩上得以体现，并引起其他企业的模仿，形成“创新浪潮”，繁荣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解释了企业为什么需要不断创新，因为创新才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是发展的动力。 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教授江若尘指出，创新的直接结果是产品或者服务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越大，击败对手的可能性就越大。 以苹果公司为例，1996年由于电脑产品缺乏更新，加上IBM与微软联盟的不断打压，苹果出现了8．4亿美元的亏损，濒临破产。但在乔布斯重新回到苹果公司后，于1998年推出了iMac，2001年推出了iPod，2007年推出了iPhone，2010年推出了iPad。这几款重量级的创新产品让苹果从一家濒临破产的电脑公司上升为全球市值第一的IT公司。 “中国企业在创新的道路上刚刚起步，任重道远。”江若尘表示，大部分中国企业尚未摆脱对创业时期“机会型经营”模式的依赖，缺乏创新战略，什么项目赚钱就上什么，多数企业并没有清晰界定自主创新在企业整体战略中的地位，创新活动的实际开展缺乏明确的创新战略规划作为指导，企业创新习惯于基于自身技术能力而忽视市场实际或潜在需要，不能有效结合自身实际状况选择科学的创新模式。 2．“股东管理的理念是不出风险放第一位，业绩好坏反倒是其次。”南方一家证券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业内不少跨行业国有大企业控股的中小证券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比较严格，但也往往体制僵化与市场脱节，在创新大潮中面临被动的局面。 该负责人所在的证券公司由一家大型国有集团控股，股东背景十分雄厚。在前几年的券商综合治理中，证券公司曾出现重大风险，让大股东伤透了脑筋。后来虽然出手挽救，保住了证券公司牌照，却多年来不再有大资金投入，证券公司发展也一直徘徊不前。随着股市持续低迷，公司业绩也不断下滑，最近两年亏损越来越严重。此轮创新启动之后，虽然证券公司高管多次与大股东沟通，但提出的很多发展建议难以得到落实和推动，在一些重要业务部门的薪酬激励制度方面也难以完全与市场接轨。 另一家小券商相关负责人也有同感。这家小券商的大股东背景实力更加雄厚，在全球500强企业中都排在前列，但其主营业务与金融行业相差甚远。此前该证券公司曾出现巨额亏损，经过大股东扶持给了一些项目，才勉强实现盈利。“决策链条太长，不利于证券公司的发展。”该负责人表示，证券行业正全面走向市场化，变化极快，而大股东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计划性极强，其文化也是求稳，大到证券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小到办公用品的审批，处处都是“慢性子”。 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要用15年时间进人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目前来看，实现这一目标变得紧迫起来。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泰维感慨地说，现在很多企业资金投入基础建设最多，技术改造其次，研究开发最少，热衷于盖厂房、买土地、买设备，浙江不少有实力的企业纷纷介入房地产市场赚钱，专心做高新技术企业的很少。 曾担任浙江省科技厅长的蒋泰维扳着手指头给记者数了一遍对地方官员的重要考核指标：GDP、财政收人、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CPI，但不包括研发投入占GDP多少的考核指标．这样哪个领导关心创新? 有些地方对创新驱动心有余而力不足。巩义市委书记舒庆表示，科技创新周期长、风险大，需要大量的资金、人才支持，对于像巩义这样的地方，资金和人才不足问题成为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瓶颈。 目前我国科技人才达到4800万，科技人才总量和大学毕业生总数都超过美国，但我们仍不属于人才强国。究其原因，就在于缺乏战略型创新型人才，缺乏高层次的战略科学家、技术家、发明家。 据科技部一项统计，我国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仅1万多人。我国是海洋大国。但我国在世界海洋专家数据库登记的专家不足百人，不到全球总数的1％，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3．传统上，英国具有很强的科学技术研究优势，并产生过火车、蒸汽机、雷达、计算机、世界第一只克隆绵羊等重大科研成果。但是英国在将科学研究优势转化成可市场化的产品方面，却存在较大不足，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最近十年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英国政府就如何将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如何在以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框架下推进技术转移等重大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形成了推进创新工作的政策思路。 根据英国政府推进创新工作的整体部署，2004年11月，英国负责经济工作的贸工部颁布了“知识创造价值”的5年计划，确定了政府的新工业政策。这一计划指出，英国正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贸工部今后必须根据这一新形势，集中精力抓战略层面的大事，支持企业的科技和创新工作，帮助他们起步、发展和成功。 为了更好地发挥支持企业创新的职能，2006年4月初，英国贸工部还对下属机构进行了调整，将科技办公室与创新集团合并，组建成新的科学与创新办公室，其经费总额达60亿英镑。这一调整，反映了英国政府更加注重科技与创新的结合，促使科技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意向。与此同时，英国贸工部下属其他机构也加强了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力度。如小企业服务局开展了网络服务，服务项目包括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小企业的利益需求，改善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措施．为小企业发展提供政策咨询等。此外，小企业服务局还在许多大学中设立“向公司传授计划中心”，以帮助小企业获得所需技术和具有专业技能的毕业生。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只有企业创新工作取得成效，国家的整体创新才会有坚实的基础。为了支持企业创新，英国近年来对所有公司的研究开发工作提供了税收优惠。从2000年起，中小公司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支出部分，可享受的税收减免额最高可达150％；新创办的公司如放弃税收优惠，则可获得占符合条件的研发费用24％的现金退款。从2002年起，大公司的研发费用税收优惠将以无须支付的大额扣除实现，其额度相当于开支的125％。 在英国，企业人数少于250人，年收入不超过5000万欧元的公司，即属于中小企业范畴。 政府认定的企业研发费用则包括，直接从事研究开发工作的雇员经费，企业支付给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机构的费用，用于研发的可消费和转移的材料，直接用于研发的水电、燃料和计算机软件等。 英国贸工部为了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除了对其研发活动给予税收优惠外，还出台了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SFLG)，为那些难以从银行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提供政府贷款担保。贷款的期限一般为2～10年，每一个企业可获得的贷款为5000～10万英镑，对已有2年贸易活动的公司，贷款数额可提高至25万英镑。政府为企业贷款总额的75％提供担保，企业还贷时，则要向贸工部支付每年2％的保险费。有资格享受这一担保的中小企业，其年收入不超过300万英镑，制造业企业则不超过500万英镑。此外，英国贸工部还于2005年7月18日出台了企业资本基金计划(ECF)。这一基金主要是为成长型中小企业提供合适的风险投资。英国政府通过提供企业资本基金，在市场失效的地方，由国家扮演积极的角色，有助于中小企业的振兴。 为了更好地支持企业创新工作，英国还积极促进大学、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并推出和资助了一批合作项目。其中主要包括：联系计划(LINK)，旨在促进研究单位和工业界开展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商业化前的开发工作。对于参与这一计划的中小企业，政府最高可支持其所需经费的60％；对于预研项目，政府最多可支持75％的经费；对于核心研究项目，政府可支持50％的经费；对于开发项目，政府可支持25％的经费。法拉第伙伴项目，主要通过各种合作伙伴的交流与互动，实现创新和技术扩散。贸工部和其他部门对每个合作伙伴的基础设施每年最大投入40万英镑，以及至少3年的支持。在第3年要进行评估以决定是否要继续支持。科学企业中心项目，主要为新技术企业提供孵化条件。这些科学企业中心，为科学工程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接触创业技能的机会，强化了知识转移工作，促进了高科技企业的问世。 英国还通过建立高校创新基金等方式，支持大学的技术创新活动。这个基金由高校基金委员会管理，重点用于高校科研成果的转移工作。 目前，英国的大学中普遍设有技术转移办公室和专利办公室，并涌现出一些著名的技术转移机构，剑桥大学的剑桥企业便是其中的一家。这家公司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颁发技术许可等方式，帮助刚刚从剑桥大学分离出来的公司和孵化的企业取得创业成功。2002年剑桥企业公司共颁发32个新许可，编写了66个专利文件，年收入达300万美元。牛津大学的ISIS创新公司则是隶属于牛津大学的技术转移公司，负责向研究人员提供商业咨询、专利申请资金和法律咨询费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移。此外，ISIS还掌握牛津全校的知识产权，开展技术成果的评估、保护和市场化工作。 4．2013年3月19日，辽宁省鞍山市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大会出台了《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实施意见》，并将2013年的科技创新指标任务一项项分解到相关部门。 “千斤重担万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从省直机关到各市相关部门。科技创新都是2013年工作的重头戏。“如果不将每一项责任落到实处，再宏伟的目标都等于一纸空文。”省科技厅副巡视员焦明志直言。 科技创新的地位从未达到如此高度。各市都把科技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首推力量，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 辽宁省《关于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后，各市政府主要领导立即召集相关部门研究《意见》的落实措施，召开科技创新大会并出台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实施意见。 各市对《意见》政策措施逐条“对号入座”，成立或调整了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和完善了科技创新工作协调推进机制。省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还将科技创新的重要指标，按年度、市别进行测算分解，纳入省政府对各市的绩效考核。 2012年辽宁省政府对各市的政府绩效考评指标体系中，科技创新是“经济振兴”下“经济潜力”中的一项考核指标，考核内容有6项。“2013年辽宁将‘创新驱动战略’调整为第一层级‘战略发展’中的首项指标。考核指标保留了4项，增加了5项，最核心的一项是R&D(研究与发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省政府绩效考核办公室主任孙家成说，科技创新不仅考核指标增加了，权重增大了，而且突出了其核心位置。 省直机关工委将科技创新重点工作任务年度目标完成情况、联络机制等纳入到省直机关目标绩效管理工作之中。 “将科技创新作为专项工作对省直部门进行考核，并占有一定权重，这是从来没有的。”省科技厅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处长张在群介绍，“而且现在的考核不同于原来的年底一次性考核，是常态化的考核”。 据了解，省委组织部近日下发的通知中明确要求，承担科技创新工作职责任务的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年度工作总结及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述职时，要有推进科技创新的专项内容。 不仅如此，省委组织部采取多项措施，建立健全对全省各级领导干部科技创新工作绩效的考核评价体系，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各市也同样如此。 5．从2014年起，新疆自治区每年将投入7000余万元，培养200名青年科技人才。据悉，这是自治区首次将科技人才工作单独立项并开展大规模培养。 新疆自治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程是自治区新启动的五项重点人才工程之一。该工程结合自治区科技人才队伍现状及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严重匮乏等问题，每年将重点支持和培养100名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科技创新骨干人才，选拔10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紧缺专业优秀大学生进行定向跟踪培养。该工程包括4个子项目：“新疆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按平均每人50万元额度，每年支持20名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显著成就和技术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的优秀青年科技人才自主开展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或应用性研究，为其达到申报国家杰出青年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要求和人选“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国家特支计划”创造条件。“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立足服务自治区优势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学科建设，按平均每人10万元的额度，每年培养50名。其中，每年选拔3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其参加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合作交流、双向挂(任)职、短期工作、以工代训、专家带培等实践活动创造条件；每年选拔1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支持其自主开展科研活动；每年选拔1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为其创业活动提供启动资金。“基层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在基层所属大中专院校、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中，每年选拔100名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和紧缺专业优秀大学生进行定向跟踪培养，按平均每人5万元额度．支持其根据市场需求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优势特色产业开发和产业化活动，达到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服务与创业有机统一的目标要求。 按照培养对象的不同情况和需求，该人才培养工程目前确定了三种培养方式：一是为培养对象参加科学研究和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合作交流、双向挂(任)职、短期工作、以工代训、专家带培等实践活动创造条件。支出范围为食宿、交通、师资、小额基本研究实验条件等费用。二是按照《自治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为培养对象提供包括人员费、设备费、租赁费、材料费、试验外协费、燃料动力费、技术引进费、差旅费、会议费、知识产权事务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等支持。三是为培养对象开展创业活动提供启动资金。为培养对象提供包括开展创业活动所需的办公、研发、生产、生活等设施设备支出，进行工商注册、专利申请、法律咨询、取得投融资服务等费用。 6．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以下简称“创新基金”)是国家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被誉为公共财政的“天使资金”。近年来，厦门市获得国家创新资金扶持大幅增长，首次突破1亿元。 2014年1月8日上午，厦门市科技局徐平东副局长做客市政府网，解读“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相关政策，并与网民在线交流。 创新基金被誉为公共财政的“天使资金”，主要用于无偿资助初创期、成长期的中小微科技企业，帮助企业越过最为艰难的创业初期，助力科技企业迅速成长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厦门市受国家创新基金支持的项目，带动企业研发投人达到1：7，受资助企业总资产增长率62．76％；总收入增长率43．21％：净利润增长率25．34％；缴税总额增长率78．11％。 徐平东副局长介绍，市委市政府对帮助本市企业争取国家资金支持高度重视。2013年4月，市委编办批准成立厦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资金管理中心，厦门市创新基金工作首次有了独立的工作团队，当年即取得了历史性的大突破，获得国家财政支持从往年的2000多万元猛增至2013年的近1．1亿元，成效显著。 据统计，截止到2013年年底，厦门市共有327个企业项目获得国家创新基金的立项，获资助金额23245万元。
二、给定资料 1．2013年6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戴东昌等介绍了《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有关情况。戴东昌称，从长远来看，收费公路占整个里程的比例大概是3％左右；97％左右的公路，绝大部分都是非收费公路体系。 “未来将有97％左右的公路不再收费”类似的表达，公众不是第一次听到。比如在2011年3月23日，彼时的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中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曾介绍，未来“非收费公路体系”占全国公路总里程的96％以上，主要解决通达的问题，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从96％提升到97％，公众看到的是数字的变化，但却无从得知97％的公路走向免费到底有多远。 戴东昌说，近年来，我国公路交通的快速发展，有效缓解了运输紧张状况，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公路网络规模结构不断变化，既有国家干线路网仍有一些不适应情况。一是覆盖范围不足。全国还有900多个县没有国道连接，18个新增城镇人口在20万以上城市和29个地级行政中心未与国家高速公路相连接。二是运输能力不足。部分国家高速公路通道运能紧张、拥堵严重。三是网络效率不高。 2．数据显示，全国收费公路债务总余额为2．32万亿元，总体资产负债率为64％。交通部一位多年从事收费公路研究的负责人称，国家也想取消全部收费站，如果不收费，就要由财政出资归还，但财政拿不出2万多亿元。 取消全部公路收费站不易，这一回应的确有一定道理。一方面，目前全国收费公路债务总额过于庞大；另一方面，除了要归还欠债外，目前我国高速公路正处于网络形成的攻坚期，还有35％的国家高速公路网尚未建成，每年仍需投入资金超过1万亿元。既有巨额债务，又有必须支出，完全由国家财政承担的确难度极大。但具体而言，虽然对于公路欠债不能一下子完全由政府负担，但科学划分一个时间段，一年拿出若干亿元资金，逐步解决公路债务问题，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那么，取消收费公路的真正障碍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地方财政对收费公路的依赖。一些地方热衷“公路经济”，公路收费占财政收入比例过高，在无更好财政来源的情况下，“靠路吃路”已成弥补财政不足的不二法门。一些地方在“收费经济”的主导下，明明收费已经到期、甚至收费超过成本数倍乃至数十倍，依然不想取消收费，这种现象并不少见。这说明，并不是没钱取消不了，而是舍不得丢掉收费公路这份油水。 高速公路免费还有两大显而易见的疑问待解。免费的初衷是惠民利民，但是在某些热门路段，则可能因为免费而出现拥堵，反而造成不便。几乎可以断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高速路上的车辆数量必然陡增，至少会让热门路段出现“井喷”。车流量增加必然会带来道路维护成本的上升，于是，路桥公司更有理由不愿执行免费通行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对路桥公司等待各自省份的细则措施，我们也很难苛责。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执行政策的积极性也难免不高。 除此之外，近些年，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大量民营资本涉足高速公路领域。民营资本投资的高速公路，很难通过“红头文件”强行要求节日免费。此次高速公路免费新政，欢呼声最高的是京沪广深和东部经济发达区域。而在中西部地区，高速公路的客流量很多地方并不大，免费通行实施与否，都不会出现大面积拥堵的情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刀切”式要求所有路桥公司都执行该政策并不合理。这个时候，对于民营资本投资的高速公路，就应该有自行决定收费政策的权利。 3．2013年5月，《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实施免费政策给经营管理者合法收益造成影响的，可通过适当延长收费年限等方式予以补偿”的规定一出，立刻引发公众热议。 一些业内人士和网民纷纷表示，高速公路的建设、运营费用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让公众分担过多。 20世纪80年代初，为筹措公路建设资金，国家出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政策，打破单一的政府投资体制限制，吸纳社会资金建设公路，用收取的通行费作为对投资方的投资回报。近10年来，我国公路总里程由176．52万公里增长到410．6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由2．51万公里猛增至8．49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 “国内多条高速公路早就收够了本、赚足了钱、超了收费年限，现在还继续收费，是不是已经不属于‘合法收益’范围了?”海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王毅武表示，一些超过收费年限的公路可能借新规变相“合理”延长收费年限，损害公众利益。 不少网民指出，新规中很多条款的规定和表述过于模糊，给政策执行和监督带来较大的“迂回空间”。“民众在堤内得到的优惠又会在堤外补上，甚至要补得更多。到头来一算账，收费公路运营方没受影响，只是民众得到了空头实惠，甚至要吃亏。”网友蜗牛称。 新浪微博用户“希望的羽翼”说，修改的内容不仅稀释免费通行政策福利，其中“还贷、经营期满后，除由公共财政承担养护费用的以外，高速公路可按满足基本养护管理支出需求的原则收取通行费”一条，更为今后高速路继续收费留下“可乘之机”。 “高速公路的管理政策总是追着问题跑，而新出台的政策又不溯及以往，矛盾焦点一直没有解决。”海南中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孝民说，一些公路收费早已超过了投资，再加上增加收费期限，这些都是违背相关法规原则的。因此，“节假日免费后延长收费年限确实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4．2013年1月1日零时开始，四川省政府还贷二级公路12563公里、独立桥隧41285延米、255个收费项目、213个收费站点集体取消收费。在这些公路收费取消后，除高速公路外，四川还有16个收费公路项目，包括9个一级公路项目、5个经营性二级公路项目和2个年票项目。 取消这些公路收费后，四川将逐步还清约277．6亿元债务，“绝不会让债务悬空”。至于公路的养护管路工作，将由政府部门落实负责，省政府也将做资金补助安排。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鲜雄透露，省级财政将每年划拨款项，帮助市州政府建立养护机制，保证取消收费后，路况不下降、服务水平不下降。鲜雄表示，四川的二级公路收费过去规模大、站点多、效益差，收费站点设置不尽合理。他认为，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是降低物流运输成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按照2011年的统计数据，这批取消的收费公路项目当年收取的通行费为10多个亿。 本次全省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需要进行相应的人员安置。涉及的7000多人中，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有2500多人，劳动合同制职工5000多人。对于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原则上转岗安置到交通运输系统所属事业单位，也可由地方政府统筹安置到其他系统所属的事业单位；而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制的这部分职工，将按劳动合同法规定，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本次人员安置工作，将力争在3年内完成。 某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之前我国包括黑龙江、辽宁、湖北在内的12省共撤消站点1263个，涉及公路收费人员七万多人，安排转岗人员大都针对新增问题：一是普通国省干线的超限、超载压力越来越大，许多车取消收费以后，大部分都转到了国省干线，管理人员需求量增加。二是近年来，新增高速公路不断出现，收费站缺乏相关工作人员。三是当前很多超载车辆转战农村公路，农村公路管养工作的压力陡然增大。“当然，也有些工作人员不愿再从事收费管理工作了，那么我们就会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5．当前我国高速公路“乱收费”的情况已经饱受民怨，为此某省召开座谈会议，诚邀社会各界共同商讨。 某网友对当前高速公路财务情况提出疑问：“现在高速公路收支账目和还贷情况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而且现在没有规范收费及账目公开方法，毕竟高速公路建设公司不是政府部门，如果没有严格的操作方法，很难实现公开。而且当前很多高速公路的收费期限届满前，贷款就还清了，政府作为投资主体，能否适当履行监督义务呢?”。企业白领刘先生则提出：“技术等级和里程规模不符合要求的收费公路为什么还有收费站肆无忌惮地站在那里呢?违法设立的收费站和相关当事人似乎没事一样，国家怎么不去管管呢?”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贾某说：“收费并不是绝对的好，或者是绝对的不好，在中国的发展经验里，这个收费机制是发挥了正面效应的，在基础设施升级换代而支撑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赶超过程中，应该肯定它有利的方面，但它的弊端现在越来越明显，大家都在表达不满，我们要充分重视这种不满。 当前政府决策重视科学化、民主化，只有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听取民意以后，有关部门协调才能形成一个方案。总体来说，这个方案是又体现民众的短期利益，又要考虑短期利益跟中长期利益的有机结合，而追求长远发展后劲的合理方案。绝不是断然地说，某一条路还本附息一结束，马上就可以不再收费，未必是这样。如果清晰、合理地交待出，这个钱收来以后做什么，那么就可以继续再起一段时间的作用。” 某省政协委员高先生提出：“我建议还是要规范，现在公路收费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规范，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明确的关于公路收费的标准，各个地方随意性很大，所以规范很重要。将所有的收费站，所有收费区间的标准能够调下来，调到一个我们国家甚至某个省的收费标准以内，不能非得要‘一刀切’的全面取消公路收费，关键是目前阶段的任务还是治乱，因为确实太乱。像番禺大桥跟华南快速的捆绑也是一个典型，我们说土华站是终点站，结果通过和番禺大桥捆绑之后，就多了两块钱，区间收费最关键不是按照里程，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某学者则对当前收费制度提出质疑：“清晰透明是最重要的，要把每一条公路是通过什么方式建起来的，收费标准是怎么定的?目前为止收了多少年?还剩多少年?把这本账公开。比如首都机场高速公路降了5块，虽然这是非常好的消息，但是大家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降了5块，为什么不是降了4块57要把这本账清清楚楚的摆在大家面前，算清楚。” 6．2013年3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6位政协委员作大会发言。 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发言时痛批政府收费乱象，引起现场委员们的强烈共鸣，他的题为《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发言共赢得9次掌声，成为会议上“最受关注”的大会发言。“目前，全国有多少收费项目?收费总额是多少?收费主体是谁?收费用途是什么?没人能够说清楚。”周汉民列举了不同领域存在的乱收费现象，比如，全国一年仅公路罚款就达3000亿元，很大一部分是不合理收费。至于像房地产这样的行业，收费项目更是多达数十项。 周汉民指出，国家一直在整顿乱收费，但乱收费现象并未根本改观。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有授权、无监督。“行政收费的设定权应该在人大，但我国常常采用‘授权’形式赋予行政收费权，而这种授权一旦作出，由于缺失后续监督，纠错乃至取消授权极为少见。”周汉民指出，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在“不收白不收”的心态下挖空心思编织收费理由进行收费。一些高速公路、桥梁设施，在超过收费期限后，依然收费不止。更有一些地方政府在路桥收费期限临近时，无视群众期盼，采取出售转包的办法，一次性收取巨额转包资金后，让接盘者继续收费。 周汉民在发言中为整治乱收费提出“限量、限责、限权、限用、限时”等多项建议。要把收费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现场委员们用掌声投票，每当他提出一条建议，台下就报以一阵掌声，以示支持。 周汉民提出，在当前相关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暂停一切收费项目授权。还要把行政收费总量占比纳入常规统计公布的信息范围，在收费授权同时规定收费必须履行的责任，对不愿公开收费目的、用途的申请不予授权。 就中长期而言，周汉民呼吁制定《行政收费法》，在收费审批期间，必须进行公开、广泛的听证。把行政收费的数量、使用情况等，作为政务公开的常规事项。 此外，他还呼吁完善企业和公民申诉制度，要赋予企业和公民对不当收费申诉胜诉后获得赔偿和补偿的权利。 交通部科学研究院交通财政与金融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胡方俊认为，面对公众对高速公路应该免费通行一边倒的呼声，应该客观看待，全面分析。 如果地方政府财力充足，在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的情况下，仍有余力，推行高速公路完全免费并非不可能。 从长远看，应当逐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公路投融资体制，分类调整公路的融资结构，普通公路主要通过公共财政来融资建设，高速公路应该提高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比重，避免对信贷资金的过度依赖，并规范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认为，要清理收费公路和避免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首先要停止高速公路建设大跃进。 赵坚表示，我国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密度已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但近几年建成的高速公路，有相当一部分客货流量严重不足，只能“晒太阳”。 而有些地方政府，还在不断修建公路，都是为了拉动经济发展，提高政绩，然而，修路花掉的钱已然成为巨大的债务负担。 而正是因为高速公路建设大跃进，“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建设模式，造成了部分公路超期收费。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我国高速公路超期收费、高收费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他建议，“十二五”时期每年新增的高速公路里程不能超过1000公里，最多不能超过2000公里，而不是目前交通运输部规划的每年6000公里。公路交通建设要进行结构调整，量力而行。即使这样，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等大部分收费公路完成还本付息后，逐渐免费才有可能。 “高速公路从改革的趋势来看，还是应该完全取消收费。公路收入的问题必须纳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挂钩解决。比如加大养路费收入的转移支付等。公路的运行成本可以通过加大养路费对这一块儿的支持比例来覆盖，此前大部分养路费用在新建公路上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表示。 7．德国拥有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自1932年德国波恩至科隆高速公路建成以来，高速公路开始在全世界广泛发展。而如今，德国也是欧洲少数几个对轿车不收取高速公路费用的国家之一。截至2009年，德国高速公路运量达2254亿辆公里，占联邦公路和高速公路总运量32．3％。德高速公路平均每天通车数量为48800辆，其中重型卡车占13．9％。德国有1．1万公里高速公路，并一直对任何车辆都不收费，成为欧洲各运输公司穿越欧洲的首选路段。东欧lO国加人欧盟后，德境内卡车剧增。2004年，每个工作日平均有160万辆卡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常造成交通堵塞。 按照德国于2002年通过的《高速公路养路费法》，从2005年1月开始，德国开始对12吨以上的卡车收费，费率根据其轴载和排气量，分为0．1欧元每公里至0．17欧元每公里6个等级，污染环境大的卡车多交费。2005年，德国高速公路收费总额为28．6亿欧元，2009年增加到43．25亿欧元。 德国的高速公路网络是全欧洲最大的也是最贵的：不仅采用了安全保障、救援、电子显示与监视、人工监督、导航等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系统，还有厚实的路面，先进的易排水结构，使得德国的高速公路几乎没有裂缝和坑洞。德国高速公路的事故发生率不但在欧洲属于最低，而且还低于美国。 至今，绝大部分的道路维修保养费用都是由政府从税收中支付。2001年至2009年间，德政府累计投资111亿欧元，新建了1100多公里高速公路，并投入58亿欧元，将570公里高速公路拓宽至6车道以上。表面看来，德国的小型客车并不需单独缴纳高速公路费，但从税费角度看，在汽油和柴油价格中，以能源税、增值税等形式交给联邦政府，用于公路维护、环境保护等。 美国，是世界上高速公路总里程最长的国家，总长为88105公里。由于在美国，已经建成的高速公路，其维护资金来源基本上是联邦政府的税收，因而州政府仅通过对一些年久失修的“老字辈”高速公路收费以用于维护和保养。所以，除了90％左右的免费高速公路之外，全美各地仅有少部分公路象征性收费。部分路段平均1000公里才会出现两个收费站，费用从2美元到20美元不等。 这样的“优惠条件”是从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资助公路法案》开始的。当时的美国政府认为，如果公路收费，势必会给行车带来诸多不便，这违背了高速公路的意义。然而，在签署《联邦资助公路法案》的同时，美国政府还特别成立了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该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就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机动车燃油税，也就是说，谁用的油多，使用的道路多，谁缴的税就多。除此之外，美国对机动车的销售税和使用税等税收也包括在了高速公路建设费用当中。也就是说，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已经通过税收，先期“预付”了公路的建设费用。 根据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2003年公布的“高速公路收入及用户收入分配”数据显示，大约百分之五十六的建造与维护成本由使用者支付，其中最大宗是由州政府及联邦政府征收的燃料税。 在美国东部，在1956年之前修筑或计划的州际公路有一些是以收费公路的方式营运，其他的成本则由联邦预算支出。 法国的高速公路承担了全国主要的路网流量，并通过实行免费和收费两种模式来分流缓解车辆拥堵。收费的高速公路通过特许经营方式由企业运营维护，国家负责监督企业的合同履行情况。 在法国，有四分之三的高速公路为特许经营公路，即收取通行费的高速公路。而特许经营的公司多达15家，经营着8474公里的公路。同一条高速公路则因各个路段的经营公司不一样而过路费各不相同。 收费标准要由公司和法国可持续发展部下属的交通部基础设施局进行协商，法国可持续发展部每年也要对高速公路网的收费进行检查，杜绝特许经营公司随意上涨，并且规定过路费一年只能涨一次。理论上，法律规定，涨幅不得高于上一年通货膨胀率。 收费高速公路通常安装有先进、实用的收费管理系统，收费系统实行无人值守的入口发放一次性磁卡通行券，最后在出口读卡收费。出口收费方式则分四种：人工收现金、信用卡结算、不停车收费、自动投币收费。在法国，从未听说收费高速路在节假日免费的情况。 三、作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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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2005年将成为我国近20年来电力最为紧缺的一年。仅今年一季度，全国已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据预测，今年北京的最大用电负荷将达到1070万千瓦，用电缺口70万千瓦。用电高峰时，空调负荷要占到300万千瓦，接近30%。国内9家民间环保组织发出了科学使用空调的倡议，希望办公楼、饭店、商场等公共场所将夏季空调温度调至26度，以减少能源消耗，缓解夏季电力供应危机，并对缓解由温室气体排放而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做出贡献。 2．我国政府机关在能源消耗上由于长期以来缺少定额管理以及受“公家的消费都正当”等错误观念影响，资源浪费现象严重。记者在上海市某政府机关办公大楼发现这座大楼的西侧入口共有内外3道门。据介绍，如果将这些门全部关上，所形成的两个封闭空间就可以有效阻隔冷、暖空调的外溢。“但现在，不管大楼内是否开空调，这3道门始终都敞开着，任由冷气、暖气往外跑”一位接受采访的政府工作人员痛心地说。大楼每层楼的两个电梯出9、楼梯拐角处均靠窗，自然采光条件良好。记者采访当日天气晴朗，但这些自然光照充足的地方都亮着“长明灯”。 3．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48家政府机关的人均耗能量、人均年用水量和人均年用电量分别是北京居民的4倍、3倍和7倍。其中，政府机构的人均年用电量最高值达到9402千瓦时，相当于北京居民488千瓦时的19倍。也就是说，一名政府公务人员1天的最高耗电量，够一个普通老百姓19天的生活用电。部分政府机构大量使用白炽灯，数量超过3万只，其中至少有1.8万只可用节能灯替代。有50%的建筑没有外墙保温，有70%的建筑没有使用双层玻璃。部分老旧建筑虽然总能耗低，但保温性能差，能量损失大；新建办公楼大大改善了办公条件，但能源消耗也大大增加。 4．来自发改委的数据表明，2004年与1990年相比，全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45%，累计节约和少用能源7亿吨标准煤；火电供电煤耗、吨钢可比能耗、水泥综合能耗分别降低11. 2%、29.6%和21.9%，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但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一方面，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依赖资源的高投入来实现，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资源产出效率较低，节约潜力很大。不容忽视的是，从2002年开始，单位GDP能耗增长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近几年重工业的比重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到2004年，工业耗电占了74%，重工业耗能比重已经超过67%，从主要的高耗能产品的单耗来看；近几年产品单位能耗还是在逐渐下降，单位产品的能源利用效率还是在进一步提高。 5．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从总量上来看，中国的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居世界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时，石油、铁矿石等进口依赖性增加。火电厂建设投资快速增长，去年我国新增5000万千瓦发电量，增长高达15%。“这样的火电厂没有必要新建。”在美国能源基金会执行副主席欧道格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提高能源效率，达到同样目的。 6．环境污染严重，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据国内外的研究机构估计，大气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例在3%～7%。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存在环境透支。这些已大大超过中国的环境容量，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7．国家标准委副主任张延华指出，国家标准委正和相关部门加紧制定《2005～2007年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计划》，一大批产品能效标准和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也在紧锣密鼓地修订、制定之中。力争用3～5平时间，在我国建成适合经济发展和节约型社会需要的节能和环保标准体系。尽管我国节能和环保标准工作近几年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当前的能源形势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比，标准化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资源节约标准发展规划研究，节能和环保标准体系不完善，大部分工业能耗设备没有能效标准、标准实施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保障等。国家标准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努力促成这些问题的解决，以充分发挥标准在节能和环保中的作用。 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指出：我国资源利用虽然有明显的进步，但是问题依然突出。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问题是资源利用效率明显偏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从工业能源效应来看，目前我国8个主要耗能工业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以上；我国粮食作物的平均水分生产率约为每立方米水产出1公斤粮食，仅是发达国家的一半；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要比发达国家低15%～25%；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约为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我国节能型居住建筑仅占全国城市居住建筑面积的3.5%，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第二个问题是，近年来我国资源需求增长加快，资源约束矛盾不断增大。我国单位GDP能耗从2002年开始又出现增长趋势，尤其是电力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资源的约束矛盾不断加大。第三个问题是，环境污染严重，没有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公众健康产生严重的损害，目前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量已占当年 GDP的3～7%。环境“透支”普遍存在。 9．权威部门测算，我国政府机构(包括教育等公共部门)的能源消费约占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节能潜力为15%至20%，能源费用超过800亿元，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超过世界头号耗能大国——美国政府机关1999年平均水平的33%。看来，政府部门的节能潜力还相当大，政府没有理由不在节能方面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 10．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6月30下午召开的“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由我国基本国情决定的。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今后一个时期，人口还要增长，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能源短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淡水和耕地紧缺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路子。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的春节刚过，南方某市近郊的人和乡，农民李发根站在几年前还生长着绿油油的麦苗如今却是满目荒凉的地头前，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修了京珠高速公路后，他这块地的收成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在这个乡，许多农民和李发根一样，都对征地及征地留下的后遗症不满。据记者了解，1999年京珠高速建设时通过人和乡的几个村，共占用农民耕地四百多亩。 “京珠高速公路的修建占用农民的土地，一亩地一次性给农民补偿6700元，太廉价了。据说从省里拨出的是每亩地9100元，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剩下的2400元飘到哪去了。”李发根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抱怨说。 “如果是现在，别说是6000多元补偿，16000元我们也很难接受。”李发根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是租用土地，年租金按1000元计算，租用6年，农民就可以得到6000元。但买断就不一样，即便是一次性给了16000元，农民却永远失去了这块土地，这意味着今后的生活没了依靠。李发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相比一次性买断，农民更乐意把土地出租。 更让当地农民始料不及的是，被征的虽是400多亩地，但未被征的耕地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据悉，1999年在修京珠高速公路的涵洞时，由于要达到涵洞要求的3米多的高度，不得不把地平面的地挖得低一些，但是由于排水设备跟不上，涵洞内常年积水，给农民的耕作带来了很多不便。 “现在的农民在占地问题上还没有自主权，政府说要占用哪块土地，就强行占用。虽然有土地规划，但还是很难按照土地规划走，农民的权益很难得到保护。"人和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乡干部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其实在全国城市近郊的农村，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国土资源部一位部门负责人证实，“一些地方在征地工作中的确存在补偿低等诸多问题。” 材料二 征地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将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并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和个人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的法律行为。 专家认为，涉及征占土地问题的迅速增加，与现行征地制度中存在一些弊端有关。这些弊端包括： 首先，对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目前有关征地的法律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认为，由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缺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不仅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性事业等方面大规模征用农民耕地，而且征用农民土地进行招商引资，用于开发区、房地产等商业性项目建设。 据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累计数量最高曾达到6000多家，占用耕地超过了建国以来城市建设用地的总和；截止到2003年底的保守估计，全国已建高尔夫球场176座，只有1座高尔夫球场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目前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超过50多个，大多数是异地新建，因此几乎全部是通过挤占耕地而建设的，其中占地最少的也在10平方公里以上，多者可达到50平方公里。 中国目前耕地面积只有18.37亿亩，若按每年1000万亩的速度递减，2年内将突破自给自足的警戒线。 其次，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过低，执行中随意性较大，造成大量“三无农民”。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高限产值的为16倍，最高不超过30倍，按亩产值1000元测算，补助费最高为3万元/亩。即使采用最高补偿，也往往不足以完全补偿农民失地后创业、安置工作的费用，而各地政府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就低不就高，许多农民实际得到的补偿远没有达到30倍。 目前多数地方政府的安置是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由于农民自身条件有限，缺乏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失去土地后，很容易陷入失地又失业的困境，造成生活无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就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分”的三无游民。据了解，国土资源部曾对京珠、京福高速等12个国家重点项目进行调查，发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一般只占工程总投资的3%至5%，最低的竞只占0.8%，最高也只占12.2%。相反，政府在征地过程中通过收取各种税费倒是收获颇丰——据对上海、杭州、合肥、哈尔滨、南宁等城市调查，政府各种税费占项目用地成本的60%以上，而征地补偿安置费只占 30%至40%。 三是土地征用和出让孳生腐败温床。由于土地征用和分配领域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征地成本与土地出让，特别是土地划拨与土地招标之间巨大的价差，使设租寻租成为可能。据土地专家保守的估算，全国每年国有土地资产收益流失至少在100亿元以上。土地的征用和出让，已经成为腐败温床之一。 材料三 《中国经济周刊》：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课题报告指出，在当前困扰中国的七大社会问题中，“农民失地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排在首位。当前的征地制度存在哪些制度缺陷? 刘守英(中国土地政策改革课题组组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主要的问题是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造成政府与民争利，具体表现为：一是政府垄断供地。中国的建设用地供应，分为存量和增量两部分。增量部分，主要通过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的供应，即所谓“一级市场”。在“一级市场”上，政府很容易利用行政权力，对这类土地实现供应垄断。二是“土地储备中心”功能异化。政府通过储备土地，成为土地的直接经营者。三是形成“土地财政”。土地出让金已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 材料四 “最终还要提出来将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2月22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以这种方式提到了征地制度的改革。 陈锡文此次新闻发布会的主题是介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有关情况，征地问题的提出，源于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提问：目前因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农民权益以及失地农民的补偿。 陈锡文表示，目前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每年从农民手中征用近20万公顷土地，征用农民土地引出的一些矛盾，“确实是当前引起农村某些地方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他随后详细解释了“矛盾”的内容，包括耕地减少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以及对被征地农民经济补偿和失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问题。 对于解决矛盾的途径，陈锡文提出通过提高对农民失地的补偿标准，对失地农民力口7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以及把失地农民纳入当地城镇的社保体系等途径。在这里他强调，农民征地问题的解决最终要提出来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 目前我国的征地制度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各地出台的行政法规政策。执行多年以来，制度中的弊病明显。从2004年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正起，对传统征地制度改革的脚步开始加快。 在2004年《宪法》中对涉及征地的条款进行修正后，当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而后，国土资源部在第二年8月发出了《关于开展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力争在今年底完成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制订及公布工作，届时，征地补偿依据将 从“前三年主要农产品的平均产值或产量”向“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发生转变。 材料五 但也有声音认为，此项改革还远远算不上是基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补偿，因为在土地市场未建立的前提下，这样的补偿依然不能体现土地使用权的真实价值。另外，补偿款因为通过行政渠道被层层截留．结果农民只有少部分拿到，甚至拿不到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承担着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资料及社会保障的双重职能，对农村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及全社会的稳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近年来各地因土地引起的纠纷接连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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