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材料 (1)在应试教育不断受到挑战的今天，北京远郊门头沟区斋堂镇一个名为灵水村的地方，却大张旗鼓地举办着第二届中国“金榜”文化节。来自上海、四川以及北京门头沟区本地的6位“高考状元”，被施以最高礼节，先由大红轿子抬进场，再骑着高头大马，按照旧时科举状元的派头骑马游街，引来附近数千名群众观看。主办方还决定，今后要将各地的文理双科高考“状元”名字造册铭记、刻碑立传，并珍藏在《中国科考文化展览馆》内。人们纷纷议论，这是“科举风”重刮，还是应试教育在走回头路? (2)金榜节未尝不可。在第二届“金榜节”中，中科院吴院士作为嘉宾出现在现场，他的职责是为前来的高考状元们揭一个“重德载道，金榜题名”的牌匾。吴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之所以参加“金榜节”，是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文化活动。“这些高考状元在竞争中取胜就是冠军，人们可以比武当然可以比文，举行这样的活动可以鼓励人们奋发向上。在一个小村子举行这样的活动，就更有意思了。” 至于举行这样的活动，是否是对“科举”制度的一种认可，吴院士未作正面回答：“我们至少不能用落后的历史观点看待这个问题，其实科举制度在选拔人才上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能否认科举制度的历史价值，毕竟时代不同、背景不同，选拔人才的方式就会不同。我觉得现在再提‘金榜’、‘状元’，从广义上说是可以的。”记者问及吴院士，如果一味地鼓励孩子通过应试教育来实现人生价值，会不会影响下一代人的成长，吴院士说自己一直很反对应试教育，现在的孩子作业太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3)希望考生能朝拜灵水。记者在“金榜节”上见到了门头沟区委的一位负责人黎某——本次“金榜节”的策划者之一。当记者问他举办“金榜节”是否怕人指责，黎某表示自己就是希望通过争议扩大影响，让人们知道灵水村。“我们就是想让人们觉得灵水很神秘，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个性，培养孩子的观念也有争议。以前我们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为什么就不能是‘三人行我必先’?为什么非得要‘孔融让梨’呢?中国的孩子太中庸了，缺乏个性，通过高考状元这一系列活动，孩子们至少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增强他们的斗志。科举有利有弊，但只是综合社会现象中的一个链条，单个抽出来批判就片面了。” 黎某甚至毫不隐瞒地告诉记者，举办“金榜节”对于灵水村而言，是一个发展经济的好办法。“灵水村为什么出举人出大学生?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以后考生和家长在考试前可以到灵水村来，吃核桃、喝山茶，再找找感觉，朝拜一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能增强考生的自信心。” (4)在“金榜节”上，记者发现今年北京门头沟区高考状元李某很有些“状元”气派，当其他状元在台上缩手缩脚不知所措时，这个小女孩却非常沉稳。“我没觉得办这个‘金榜’节有什么不妥，毕竟这对于我过去多年的努力学习是一种肯定，而且对我以后的学习也会是一种激励。今天坐轿子、骑马，让我找到了一点当年状元回乡的感觉。”李说自己是门头沟的孩子，家乡举办这样一个旨在推动旅游的活动，她自然应该参加。她告诉记者，高考结束后，她参加了很多这样的庆祝活动，也见到了很多领导，应该说提前接触和感受了社会生活。记者问李，现在很多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思想家都未必会被刻碑立传，一个只有18岁的小女孩凭借一次高考就名人史册，是否有些惶恐。谁料李梦瑜很坦然很平静地说：“我没觉得诚惶诚恐。” (5)在“金榜节”上，主办方还特意将这个村子最后一位举人的小儿子、66岁的刘法财老人从内蒙古请回灵水村。记者了解到，刘法财老人9岁就离开了灵水村，现在刘家的老宅也已经被毁掉了。老人此次回来有什么目的呢? 刘法财说：“我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就是重振灵水雄风，为这个地方的建设添砖加瓦。我父亲是科举制度中最后一批举人，也是我们村子最后一个举人，当年他对戒烟、对抗日的态度都是很超前的。我回来就是想让人们知道，举人村并不是空有其名，当年举人们留下的文化和精神依然在，同时证实我父亲这个举人是真的。现在村子里这么穷，地里收成少得可怜，通过旅游来解决衣食问题也是件好事。” 记者还了解到，刘法财老人在内蒙古当老师，他表示其实自己对“金榜节”上的一些东西和做法不敢苟同，只是希望主办方口头上的承诺能变成现实。“我唯一明白的道理，就是知识改变命运，这在一个穷山村依然通用。” (6)记者在采访中，时常能听到主办方工作人员对“举人”“科举”的一些新奇谈论，如“‘金榜’节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因为考试这个制度一直没被废除过，甚至公务员考试也有其影子”“举办‘金榜’节就是振兴科技，让举人文化、举人经济得以发展，挖掘更深的文化底蕴”。 但是，记者经历的却是一个让人充满感慨的“金榜节”：宣传中说的全国62名高考状元大部分没来，韩国的高考状元也没来，部分嘉宾也没来；看客们没有山呼海啸，没有高呼祝贺，作为主角的高考状元们有的紧张得手足无措，有的老练得如同官场老手。当地一位教师百感交集地说：“让孩子这么早接受成人游戏，对他们的成长实在是一种摧残。” (7)灵水村有两棵1 700年的老树，一棵是柏抱桑，一棵是柏抱榆。老人们说，两棵树各有寓意：“人桑百岁，少年发奋”“少年发奋，方可顶天”。在灵水村人的生活里，崇尚文化并不在某个节日里，而是在一种流传下来的生活态度里。或许，“金榜节”根本就不曾属于这个小小的村落…… (8)“状元节”上的众生相。2003年8月8日，农历立秋的日子，天下着雨，原本这里的人们会按照传统习惯，在村落里支起无数口大锅熬粥，将粥免费供应给过路的行人，因为这一天是他们村的一个特殊节日——秋粥节。然而，这一天，一个以高考状元为噱头的中国“金榜”文化节在这里开幕了，骑马游街坐轿子，状元来了，专家来了，喧嚣的“金榜节”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9)“举人村”的秋粥节。8月8日凌晨4时多，灵水村的男男女女们就起床开始熬粥了。67岁的刘老一家也和其他农户一样，担水、烧火。村口的六只大锅也在火上支了起来，过往的人们你家添一碗豆子，他家倒一碗花生，有什么粮食就倒什么粮食，没粮食的则添一瓢水、加一抱柴。刘说，自己以前并不知道村里有什么“金榜节”，只知道这里曾出过22个举人、2个进士，村子多年形成的风气是淳朴有序，“我们每年都特别重视秋粥节，因为我们村的一个刘举人在一次旱灾和一次水灾时，开仓放粮，熬粥给老百姓吃。后来为了纪念他，纪念他那批举人留下的民风和文化，老百姓就创建了秋粥节，每年立秋家家熬粥供给路人及邻村人来吃。”刘老有三个孩子，一个初中毕业，一个高中毕业，还有一个大专毕业。大孙子也已经上了中专，但老人觉得遗憾的是，现在年轻一代已经听不进去村子的故事了，那些举人们留下的文化典故，孩子们也不大愿意听。 (10)落榜者抬轿，中榜者坐轿。早上6时多，村子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附近村里很多孩子都被请来做观众和助手。孩子们穿的薄T恤被雨水淋透了，记者看到一个戴眼镜的当地胖胖的男孩，站在大红轿子前有些发抖。记者问他，是不是一会儿要抬轿子，他说是。记者又问，如果他抬的是今年的高考状元会乐意吗?男孩吃惊地瞪圆眼睛说：“不会吧?”胖男孩告诉记者，自己是邻村的学生，今年初中毕业了，但没考上高中，希望有机会上个中专什么的。“不可能让我抬吧，我们可都是初中毕业的学生，抬个高中毕业生，太过分了吧!” 上午10时30分，开幕仪式终于举行了，记者看到主办方果然让那些年纪尚小的孩子们做起了轿夫，而胖男孩和同伴们抬的正是宣传资料上所说的上海高考状元。旁边一个认识小男孩的中年妇女向同伴笑着说：“快看，落榜的抬轿，高中的坐轿!” (11)“状元”不愿“撒谎”。当一个高考状元骑马走过主席台时，记者发现那些孩子们强忍着笑，表情极不自然。他们下马时，记者一行围住了来自上海的高考状元，“我本来不想来，是他们(主办方)要我来的，还委托了我的校友，又特热情。我就当作旅游来了。”他紧张得似乎快绷不住了，终于他发作了：“其实我不是上海的状元，这都是他们炒作的!我以后再也不会参加这样的活动了。”说完，飞也似的逃向主席台。 记者随后了解到，主办方宣传的四川高考状元只是四川宜宾市的高考状元，而上海的高考状元也只是一个小地区的高考状元。在这种活动中，他们还不习惯成人的用词用语，将这种称谓上的斟酌看得很重。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孩子们的“道具”生活结束了，因为文艺演出开始了。记者发现，现场并没有出现宣传资料中的“群众欢呼”的场面，老百姓们更像是看精彩的演出。
二、给定资料 1.杭州瓜菜老板高志红这些天一直闷闷不乐。眼看春节瓜菜运销旺季来临，他发放给海南各地菜农的2万多元种子钱，还一分钱没有收上来。日前，他对记者抱怨说：“一些菜农不按合同办，把菜卖给那些‘黑客’，心里着急着呐!” 2．高志红讲的“合同”，是指放种商与菜农签订的保价收购订单。放种商事先把种子发给菜农，并约定最低保护价。当市场行情低迷时，按保护价收购；当市场俏销时，瓜菜随行就市，而种子钱则要等瓜菜全部收完时才能收回。 3．这种瓜菜生产模式，目前风行海南，并广为推广。按理，其主要受益者是菜农，因为他们只要依订单种菜就行，无需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但问题是，一旦瓜菜俏销时，总有那些没有与农户签订任何合同的收购“黑客”，以每公斤高出放种商0.1元的价差暗中大肆抢购，一些菜农见钱眼开，而置合同于不顾，把瓜菜高价卖给“黑客”。高志红收不到瓜菜，意味着种子钱也收不回来了，辛辛苦苦白忙了不算，连本钱也赔了，能不烦心吗? 4．高志红的遭遇，不少放种商都经历过。1月9日，杭州来的另一个放种商封鑫明也曾向记者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位在海南安定、乐东、三亚等6个市县放种了上万亩的瓜菜大户，已在海南住了3个月，眼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极少数菜农以一时之利而不守信用。 5．海南目前最大的反季瓜菜生产运销企业“中海永青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有同样的苦衷。1月12日，中海永青生产技术部董柱告诉记者，元旦前夕，内地少数收购商见海南黄皮小尖椒俏销，就跑到海南来以每公斤高出1毛钱的价格恶意抢购，一些菜农不顾订单私下出售。中海永青为遏制这一扰乱市场的行为蔓延，针锋相对，反过来又以高出外地“黑客”的价格向合同农户收购，“黑客”见势不妙望风而逃。 6．中海永青财大气粗，并着眼长远，不在乎这样一些小的损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何处理协调好与菜农的利益关系，他们同样没有更多的招数。 7．当然，也有个别放种商不守合同。澄迈太平乡堂北村菜农洪光南种了十年反季瓜菜，他除了自家种菜外，还兼做放种大户的代理商，协助放种商负责上千亩瓜菜的管理与收购。他说：“去年有一阵子市场瓜菜价格大跌，个别放种商拒收瓜菜，不少菜农看着瓜菜烂在地里，找谁呀!” 8．令人欣慰的是，元旦期间，杭州市场上小尖椒滞销，放种商封鑫明还是坚持在乡间收购。他说：“本来多收即要多赔，但合同农户把尖椒送来了，我能说不收吗?”人心都是肉长的，过不久，市场行情转好，有“黑客”前来抢购，那些与封老板签了订单的农户也同样不为一时的利益所动。他们心里都明白，失去了信用，即失去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9．海南省农业厅厅长肖若海指出：“订单，是海南瓜菜走向岛外市场的必由之路；信用，是实现订单农业的生命线；就全省而言，信用缺乏尚是个别现象，但为了海南瓜菜更好更快更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资料 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户口登记地谋求更好的发展。人们也习惯于把这部分人称作流动人口。 2．所谓流动人口，是指人口普查中，扣除市区内人户分离后，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跨乡镇街道不一致、而且时间超过半年的人。 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环境的宽松，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挣钱、发展事业。 4．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有14439万人。其中跨省的有4242万人，省内的有10197万人。在省内不一致的人口中，有2332万人是市区内人户分离的。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主要是在城区范围内，因城市改造拆迁搬家、择校入学、婚嫁等原因居住在一个街道而户口寄挂在其他街道的人，这种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所以，在考察流动人口时，应扣除这部分人。由此计算出，全国流动人口为12107万。 5．随着流动人口的大量出现，流动人口的衣食住行、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等问题，给社会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负担，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的稳定，因此，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是政府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 6．尽管人口流动现象有不少负面影响，但它也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种具体体现，人口流动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之一，打破对人力资源的束缚与浪费，带来的劳动力的自由、高效流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7．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活跃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主要呈以下特点：①从距离上看，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体。在全国12107万的流动人口中，省内流动的有7865万，占65%，跨省流动424万人，占35%。说明流动人口是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②分省看，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跨省流动的4242万人口中，从四川流出的占16.4%，从安徽流出的占10.2%，从湖南流出的占10.2%，从江西流出的占8.7%，从河南流出的占7.2%，从湖北流出的占 6.6%，六省市流出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9.3%。从流入的地区看，流入广东的占35.5%，流入浙江的占8.7%，流入上海的占7.4%，流入江苏的占6.0%，流入北京的占5.8%，流入福建的占5.1%，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68.5%。③分城乡看，主要是从乡村向城镇流动。全国12107万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3267万，占27.0%，从乡村流出8840万，占73.0%。流入城镇的9012万，占74.4%，流入乡村的3095万，占25.6%。即1.2亿的流动人口中，从乡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镇的有74%。 8．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十五”期间流动人口的流向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规模可能会持续增大。这必然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带来一定的冲击，也将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重视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改革措施，可以化不利因素为积极因素，极大地促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9．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最新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每年跨省、市、区流动的劳动力多达4500万人次，如果加上省内、区内的人口流动，这一数字将超过1亿。 10．中国人素有强烈的“怀乡恋家”情结。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历史上，若非发生重大战乱或灾荒，像这样数以亿计的人口流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日流动的中国人追求的绝不再是简单的温饱，他们要寻求财富、机遇和成功。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杨宜勇说，是过去10年间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条件下对人力资源的束缚与浪费，带来了劳动力的自由、高效流动。 11．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就在逐年增加。与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民工潮”不同的是，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经开始从无序转向有序和规范。
二、给定资料 1．2009年2月12日，新华社受权播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文件，是改革开放以来第11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是首次连续6年发布关于“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其中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文件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加深，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不断显现。2009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极为艰巨的一年。在农业连续5年增产的高基数上，保持粮食稳定发展的任务更加繁重；在国内外资源性产品价格普遍下行的态势中，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的难度更加凸显；在全社会高度关注食品质量安全的氛围里，保持农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和规避经营风险的要求更加迫切；在当前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保持农民收人较快增长的制约更加突出。文件要求必须切实增强危机意识，充分估计困难，紧紧抓住机遇，果断采取措施，坚决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坚决防止农民收入徘徊，确保农业稳定发展，确保农村社会安定。 2．实行财政体制“省管县”，是由于现有财政分配体制存在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借鉴分灶吃饭的思路，省、市两级也采取与县乡政府分税来集中财力，而同时，将支出责任尽可能向县乡转移。由此产生了财政收入上移，支出责任下放，县乡财政缺乏必要自主权的体制状况。有媒体称之为“国家财政蒸蒸日上，省级财政稳稳当当，市级财政摇摇晃晃，县级财政哭爹叫娘，乡级财政精精光光”。由于基层财政入不敷出，新农村建设有“无米之炊”的尴尬，基层政府要办事往往是将手伸向农民口袋。几年来中央政府实施了大力减轻农民负担的举措，但不少农民却仍然感到负担沉重，财政分配体制痼疾让减免农业税等政策措施的效果打了折扣，农民少缴了“农业税”却又被乡镇政府多摊了“农业费”。因此，要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必须转换思路彻底解决农民减负增收问题。 3．“新的财政体制带有激励性，提高了县市理财积极性。”湖北省经委县域经济处葛处长这样评价这项改革。提及这项改革，一些县市领导都会“偷着乐”：县里的经济权限已经与上级市平起平坐了。“减少了中间环节，资金拨付更加及时。”湖北省阳新县财政局一位工作人员说。此前调度资金时，县财政局每月先要跟市财政局打电话咨询，待答复后再派人去市财政局开拨款单，持拨款单去市人行办电汇手续。每月来回一趟跑100多公里，需要一天。实行改革后，省财政每月底按时拨付下个月的调度资金，不需打电话，更不需跑路。阳新县一位干部说，以前工资经常滞后一个月才能发，2004年下半年以来每月都能按时发。 4．财政省直管县是“一条腿走路”，原有行政体制基本未变，由此带来新的“梗阻”。一些县市领导反映：改革限制、缩减了地市一级的权力，随之触动的就是利益。还有县市反映，财政省直管县以后，地市一级将财力主要用于市区发展，培植本级财源，对县市有点冷落。某老区县一位负责人诉苦：由于投入不足，近些年市里的道路越来越漂亮，县里的路一塌糊涂。对县市的苦衷，湖北某地级市一位负责人表示理解，同时也“叫屈”：改革后，地市一级的事权与财权也失衡了。我们要承担抗旱排涝、卫生防疫等公共服务，还要对县市一些项目进行资金配套，钱从哪里来?武汉大学伍教授认为，省直管县导致资源配置相对分散，可能出现重复建设等弊病。同时，省直管县的能力和半径是一定的，比如一些贫困县，省里顾不着，市里靠不上，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直管不宜一刀切。”这位专家说。 5．“省管县的改革面临的主要阻碍，就是地级市是否放权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的汪教授说：“中国实施市管县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由此形成的利益权力集团，将是改革的一大阻碍。省管县，将地级市架空，就涉及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比如以前县的财政收入被市里截留，现在直接交到省里，市的财政收入减少。另外，很多配套性的制度也没有制定，所以下放到县的各项权力难以落实，省管县改革缺乏制度保障。”“而权力下放，让省级部门失去一些权力，有的部门当然不情愿。”海南省省委许秘书长坦陈改革一定会遇到阻力。上级市不肯放权，县级市也无可奈何。“这个问题太敏感，不好谈。”河南省邓州市市委书记刘朝瑞如此表示。其实，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原“市管县”，还是现“省管县”，如果缺乏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改进，可能在一定时问内有积极效果，但最终无法实现行政权力的科学配置。 6．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许教授表示，现行的“市管县”体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市管县”模式削弱了县域经济的自主权。一些规模小、辐射功能弱的地级市无法带动所辖县发展。“市县竞争”造成内耗及资源过度向中心城市集中。“省管县”改革，改什么?一是财政体制改革，二是行政体制改革。从目前全国“省管县”改革试点情况来看，财政体制改革是成功的，基本实现了县财省管，解放和发展县域经济，农民从中受益。尤其对于像粮食、油料、棉花生产大县来说，实行省管县后，可以使国家的补贴和支持政策更有效地落实到基层政府。在省管县改革中，行政体制改革仍沿用原来的“市管县”体制，形象地说省管着县的“钱袋子”，市管着县的“官帽子”，“钱袋子”和“官帽子”对于县来说都至关重要，一个都不能少。如果将省比作县的爹，市比作县的妈，县作为儿子，哪个的话都得听，哪个都得孝顺，左右逢源的儿子甚至拿了爹的钱去妈那里买“官帽子”，使得县管理成本过高，行政效率过低，发展缓慢，同时也造成了“市卡县”“市挤县”“市刮县”等现象。当前的金融危机为推进“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契机。要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影响，夯实农业基础，必须使基层政府真正重视起“三农”问题来，这就需要赋予它们发展农村经济的权力，实现经济、行政权都由省直管，“官帽子”也由省管，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发挥自主权，制订符合农村实际的政策，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7．“省直管县”是近几年来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受关注的改革模式，并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试点。财政部的统计资料显示，从1992年起开始试行“省管县”改革，截至目前，全国共有河北、山西、海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等18个省份，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正在进行财政省直管县改革试验，约占全国省市2／3。“省管县”是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目标之一，随着2010年临近，省直接管理县(市)的体制改革开始提速。 8．一份资料显示，2003年，除武汉市外，湖北全省各市州以截留等方式从县市“集中”资金达几亿元。越是贫困的地级市，此类情况越严重。2004年以来，除武汉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外，湖北对52个县市逐步推行财政省直管。新体制实施第二年，湖北县域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11亿多元，2008年增至186亿元。2008年湖北县域经济逆势上扬，多项指标增速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对全省GDP增长的贡献率接近60％，成为“寒流”中的“热点”。 9．“省管县”财政体制充分体现了还财于县、藏富于民，促进了城乡统筹发展并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三农”问题的新视角。数据表明，2008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比值为2．45：1，同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3．31：1。回顾浙江30年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浙江现象或浙江奇迹的出现，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重要线索，即“省管县”财政体制。“市管县”所增加的管理层次，提高了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形成“漏斗效应”。省直管县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增长，也能提高地方行政效率，节约大量资源。2008年2月，天源化工在湖北省阳新县投资一个3亿元的项目，该县一周内办妥了相关审批手续，当月开工建设，7个月后顺利投产，速度之快让投资方都惊讶。该项目负责人说：“以前项目层层上报审批，顺利的话也要两个多月才能搞定。市场经济瞬息万变，谁能经得起几个月干耗?”省直管县具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财政直管，即在财政预算编制上，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在收入划分上也由省直接对县进行划分，同时省也把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补助、资金调度、债务管理等经济权限下放到县。另一种则是行政直管。“财政省直管县是一种‘扁平化’改革。”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傅光明认为，“还应该渐进地推动行政体制改革”。首先实行财政省管县，最后达到行政省管县。 10．国家行政学院张教授说，“省管县”改革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目前各省的强县扩权的改革试点，即省主要对试点县的财政进行直管，直管主要干部，并适当下放经济管理权，但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第二步是市和县分治，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市的职能要有增有减，县的职能要合理扩充。第三步则是市的改革，扩大市辖区范围，临近镇乡或县可改为市辖区，合理调整精简机构和人员。“总的方向应当是，撤销传统意义上管县的地级市，市县分治，省直管县。”中央党校周教授认为，省直管县的改革，应当在具备条件的地方进行改革的尝试，条件暂时不够的可以等具备了条件后再试。不可一哄而起，也不能“一刀切”。他认为具备条件的地方主要包括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省域面积较小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干群认识比较一致的地区。同时，对层级不要刻意划一，要考虑到地区的特殊性。 11．中国的县制有两千多年历史。县是政府最基本也是最基层的行政单元。目前的“市管县”体制是从1982年开始的，当年中共中央第51号文件发出改革地区体制、实行市领导县的通知。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地区和市并存的问题，打破市县之间的行政壁垒，并通过作为中心城市的地级市的辐射作用，带动所辖县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最终改变城乡分割、工农分离的格局。在衍变过程中，“市管县”体制逐渐背离了上述政策意图。“市管县”体制从行政、财政上确立了城市的中心地位，却削弱了县域经济的自主权。在“市管县”体制下，市把县的发展和财政大权以及相当部分的人事权集中到市里。由于我们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考核主要看经济增长的情况，显然，发展工业和进行城市建设最能拉动GDP增长，因此，无论从政府官员的个人前途还是城市集团的利益出发，不管有没有发展工业的基础和条件，市级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把各种资源和资金投入到工业和城市建设中去，农业和农村则被严重忽视。所以，在“市管县”体制下，获利最多的是市级政府及市级城市本身。地级市成了抽水机，为了中心城市的发展，往往还截留中央和省下拨给所辖县的资金，一些大项目也安排在市区，从而使城乡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年来，城市特别是市级行政区的中心城市显得一片繁荣，但乡村与城市的差距则越来越大，这在中国的中西部和北方地区尤其明显。 12．改革“市管县”体制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县域经济，最直接的受益者则是农民。假如县级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财权和行政权，由于他们直接面向农村，那么，各个县就可以根据当地经济的具体情况，制定政策，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市管县”还衍生出其他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后果是，增大了社会发展的成本。据统计，一个中等地级市，每年光行政人员的工资就要财政支出2亿元左右，再加上后勤，办公经费等，一年一个市本级的财政支出要在5亿元左右。中国目前有300多个地级市。这样匡算下来，每年全国单地级市本级的财政支出就要在1 500亿元以上。正因为地级市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利益结构，因此，要实行省管县体制，就不仅仅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动，而是地方政府权力的再分配。在当前利益分化的情况下，改革只有稳步推进才能减少社会的阵痛，虽然这有可能会增加改革的成本。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省管县”改革的具体路径可以是：先建立“省管县”的财政体制，待积累了经验后，再取消市对县的行政权。而改革后形成的行政格局应该是：市级政府，只负责城市本身的发展和建设，与县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县级政府直接归省管辖。财政意义上的“省管县”，就是由省直接对县编制预算和划分收入，这样做的好处是，提高了县一级在分成中的比例，可以使县的财权和事权相匹配。 13．浙江是最早推行强县扩权改革的省份之一。浙江1992年就试行把市一级的经济管理权下放到地方。现在浙江大多数县都获得了本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该省发改委一位官员曾说，浙江之所以能从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地区变为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省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浙江一直就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市管县”体制，而是长期坚持“省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的行政版图越来越与经济版图不协调，行政架构层级过多的弊端也越来越暴露出来。现在是必须改革的时候了。当然，鉴于中国各地的情况不同，“省管县”改革不宜“一刀切”，可以允许地方根据本地情况进行探索，但不能不改革。否则，时间拖延越久，中国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14．近些年来，随着地市合并和市领导县范围的逐步扩大，原地区行署建制日渐式微，市管县体制构成了最基本的纵向权力结构体系，成为各省市区基本的区划模式。有相关研究人员曾指出：这种体制的施行有悖于我国宪法的规定，增加了市这一行政管理层级，无疑加大了行政管理成本，据有关专家测算，全国现有的280多个地级市每年的财政支出在1 400亿元以上。虽然市管县行政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在某些地区，市管县体制也导致了“市压县”“市卡县”“市挤县”“市吃县”或“市刮县”等现象，城乡资源不是依据市场原则来配置，而是以人为的行政力量来分配，侵害了县及农村地区的利益，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更加剧了城乡“二元格局”。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与不断完善，改革市管县体制、建立“扁平化”的省直管县(市)的公共行政体制，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战略选择。省管县体制最明显的好处在于中央和省下放给县乡的各种权益将不易被市级截留，有利于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实行省直管县，中央和省级政府还能够更好地根据县(市)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更好地扶助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15．在2009年，江西省又有丰城、高安、广丰等21个县(市)被列入“省管县”试点。至此，江西省80个县(市)全部实行了省直管县财政体制。2005年，江西省选择2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省直管县改革试点。2007年又将38个转移支付县(市)纳入改革试点范围。据了解，实行省财政直管后，县级财政整体状况有所好转，县域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在做大做强县级财政“蛋糕”的同时，省直管县财政体制还大大提高了基层财政保障能力，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各项民生政策的实施得到保障。江西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江西省将继续加大对县级财政的支持和指导力度，财政收支划分范围暂不调整，各类补助、资金调拨、各项债务等由省财政与县(市)直接办理。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材料1
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环境污染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源、空气、土壤污染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在严峻的形势面前，重视环保问题显然不能纸上谈兵，对主政官员进行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对严重破坏生态行为实行终身追责，势在必行。
××报记者小王为调研当前地方的环境治理情况，采访了A市和B省。以下是他的采访记录：
(1)A市城东街道垃圾山占地面积约九亩，是当地在2014年创建卫生城市时建设的临时垃圾场，没有合法的审批手续，因污染扰民在2017年8月被当地群众反映给了中央环保督察组。当地政府曾公开承诺，2017年11月底前完成垃圾清运工作，但并没有如期兑现。2017年12月，媒体对此进行了曝光。报道播出后，A市相关领导召集城东街道、城市新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开了协调会，明晰责任，明确完成垃圾清运工作的截止时间是2018年1月底。这是当地政府向中央环保督察组第二次做出限期承诺。
2018年4月22日，记者再次来到城东街道办事处。分管此项工作的梁副主任称，垃圾山的清运工作已经在2018年1月份顺利完成了，并且已经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复过。共回复了两次，第一次是11月或12月份，后来又延迟了一段时间，延迟一两个月。在中央环保督察组答复的时间节点已经完成，现在那个地方的垃圾已经全部清运了。
不过，这番努力却没有得到当地群众的认可。有附近居民说，清运掉的垃圾只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清运处置过程中被填埋到了地下，这让他们很担心。附近居民说：“这个垃圾填下去，挖下三米深。边搞边埋，前面泥巴挖走，后面垃圾埋下去。”
记者也就此向城东街道梁副主任进行求证。他表示，不存在居民反映的情况，在清运中被埋到地下的少许垃圾，也已经清运干净了。“这个绝对没有，填地下干吗呢!反映到你那边的，它原先不是堆那边的，可能压在下面了，一部分压下去了。我们清理的时候已经都清理掉了，地下垃圾应该没有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垃圾场所在地块已经打了一圈厚厚的围墙。远远望去，地面上的垃圾确实已经清理完毕。那么，地下到底有没有填埋垃圾呢?
附近居民希望能挖开地面，梁副主任也跟随记者来到现场。他对在场的记者和居民表示，垃圾清运完毕后，地块已经移交给了A市新区管委会，将来用于道路建设，并建议记者在道路施工时再来验证。
当居民提出让挖掘机挖开地面验证时，梁副主任一直称，要等以后道路施工挖开的时候再来验证。当被问及何时施工，梁副主任则让居民去问A市新区管委会。
梁副主任离开后，有群众叫来挖掘机，随机选择了四个点进行挖掘，结果令人震惊。挖掘机挖到了地下三四米的深处，依然可见大量垃圾，有轮胎、鞋料、塑料、酒瓶等。每挖开一个点，都有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令人作呕。于是，记者多次拨打城东街道梁副主任的电话，希望他能来看一下，但始终无人接听。
当记者联系A市新区管委会时，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王主任则表示，这事跟他们没关系，按照市里的要求，垃圾清运工作是城东街道办事处负责的。
城东街道办事处和A市新区管委会是这样的态度，而摆在眼前的垃圾又是这样的现状。附近届民认为，有关部门欺上瞒下，应当问责：“反映过的，根本没有用。向上面可以汇报，‘我搞了’，骗一下就可以了。建了围墙封起来，别人就看不见了。他们这样就可以交代了?”
(2)2017年4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对B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截至2017年6月底，督察组交办的4903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责令整改5368起，立案处罚1763家，罚款5284.6万元；立案侦查54件，拘留31人；约谈991人，问责444人。督察组指出，B省环境保护工作存在诸多问题。
一些领导干部对当地环境质量盲目乐观，对当地明显存在的生态破坏、环境基础设施落后、城市脏乱差等问题缺乏基本认识。还有一些同志把环境基础设施问题归于历史欠账，把长期存在的突出环境问题归于客观原因，对群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对保护优先的理念落实不够，B省政府在批准下辖的三市海洋功能区划时，增加开发性用海面积累计达到3068公顷，与B省海洋功能区划的有关要求相违背。
2010年以来，B省累计审批填海项目382宗，使用近岸海域9062公顷，侵占部分沿海湿地。2016年11月，国务院明确规定，经批准征收、占用湿地并转为其他用途的，用地单位需“先补后占、占补平衡”。但2016年12月以来，省海洋渔业厅陆续审批16宗用海项目，共计占用湿地284.45公顷，而且只占未补。同时，B省超规划养殖问题普遍，造成局部海域富营养化；一些海洋保护区违规养殖问题突出。
另外，B省Q市污水收集管网严重不足，支管接管不到位区域达78平方千米，占城区总面积的34.4％，大量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据测算，Q市主城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仅为66％，每天约22.7万吨生活污水直排城市内河。
Q市跨界河流也长期污染严重，Q市政府虽曾组织开展整治，但由于工作不力，每天仍有约5600吨生活污水直排河道。166家石材加工企业本应于2016年年底全部关停转产，但至督察时仅停产12家。
材料2
进入春季生产，H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多起秸秆焚烧污染环境责任问题，其严厉的态度和行动直接起到了教育、督察、震慑作用，可谓动了真格，管到了要害。从上到下，对于不执行秸秆“禁烧令”的人员，给予毫不留情的问责、追责，凸显出了“严”字落地，由此而形成的“零容忍”高压态势，不仅受到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认同，也引起了许多媒体，特别是央媒的积极关注。
春耕在即，东北秸秆禁烧进入攻坚期。报道披露，近段时间，H省部分地方出现了秸秆焚烧反弹现象，每天全省都能检测到几十个秸秆焚烧的火点。不仅秸秆焚烧禁而不止，还发生了几起由于秸秆焚烧引起的大火，烧毁了部分农民的房屋和院落，损失惨重。而从有关部门的督导检查结果看，个别地方领导重视不够，责任落实不到位，缺乏有效管控手段，因而致使辖区内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反弹。
针对这些情况，H省对管理、督导不力的地方通报批评，同时下达整改督办函，要求对相关人员进行追责和处罚，切实加强监督检查。同时，H省积极采取疏导与督查相结合的措施，给秸秆找出路，有效遏制了秸秆焚烧现象的发生。
在这一系列的具体行动中，H省下辖的W市做法值得借鉴。该市规定2018年4月10日前，农民主动清理田间残留秸秆，并运送到指定地点的，每公顷给300元的补贴。W市朝阳区对秸秆临时堆放点，按每公顷12000元予以补贴。还有一些地方组织农民统一清理秸秆，归堆后由政府统一组织装车运出。这些政策出台后，让秸秆“禁烧令”的贯彻落实有了保障。
为保障政策落实，H省强化了属地管理，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工作机制，实施网格管理，责任包保到人。不仅如此，还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实行24小时值班巡逻。对不听劝阻、恶意焚烧的农民，依法严厉打击，并严肃实行追责、问责。对责任不明确不落实、问题整改不彻底不到位、秸秆焚烧火点不降反增、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严格进行追责、问责。目前，H省各地都公开了举报电话，严肃整饬春季秸秆焚烧乱象的工作在大力推进。事实表明，不管何时何地，冒烟就问责、追责，此举越严越好。
秸秆焚烧污染生态环境，其危害是多方面的，后果也是严重的。现在，保卫蓝天白云，保卫绿水青山，保卫全民健康，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举过头顶的要事大事急事，容不得半点的敷衍塞责，必须坚持依法依规严抓严管。作为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不可观望等待、左右摇摆，应采取立行立改的态度和做法，让秸秆焚烧归零。
材料3
2016年11月，T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T省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细则》明确提出，对违背科学发展要求、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责任人不论是否已调离、轮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表明了T省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
对M市来说，“终身追责”是保护绿水青山的一把利剑，意味着生态环境又多了一重保障。
唯有责任清晰，保护绿水青山才能落到实处。经过多年的攻坚整治，M市治水打了从不合格到连续优秀的翻身仗，重点区域大气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这得益于M市对责任的明确。以治水为例，早在2012年，M市全面建立以“河道包干到人、责任落实到人、绩效考核到人”为主要内容的“河长制”，将管理责任落实到河长，对水环境治理工作实行严格的监督考核，才有了今天生态环境的改善。尽管M市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但实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责”依然十分必要。生态环境自身的特征决定了整治之风一刻不能放松，生态环境保护能否持续落到实处，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具有责任与担当，所以实施细则是必须的。生态环境的责任强化一步，生态环境的保障就会更多一份。
责任在肩，关键在做。追责只是手段，从我做起，保护好生态环境才是目的。M市要在高质量、均衡性上当“标尖”，涉及自然环境，就是要打造水清岸绿鱼游、天蓝地净景美的江南水墨画卷。这需要M市照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坚定不移走下去，强化亩均产出、单位GDP能耗等综合绩效考核，加快存量经济绿色化改造和增量经济绿色化构建，持续打好“五水共治”“五气共治”“三改一拆”等“组合拳”，以铁的决心把环境敏感期变成生态加速期，加快重现“青青田园乡村、悠悠水乡绿城”的特色风貌，让M市兼备“国际范”与“江南韵”、兼具“历史味”与“现代感”。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责任，而且终身追究。希望《细则》能够激励干部把劲头用在提升发展质量、改变发展方式、增强发展后劲上来，使M市早日成为江南水乡的“名典范”。
材料4
作为洱海的源头，G县内洱海流域径流量达到7亿立方米，占洱海平均径流量的70％。可以说，G县的环境状况与洱海保护成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以境内清水、热水和奶水“三水”远近闻名的G县，如何保持河道清洁?如何治理温泉洗浴热水和奶牛粪便污染、化肥农药污染，确保7亿立方米清水流入洱海?这些问题都摆在了G县政府面前。近10年来，他们以保护洱海为己任，凭着令人肃然起敬的执着与努力，展开了一场洱海源头“严管源”的持久战。
G县有近千条小溪汇入境内5个湖泊和7条大河，这些经湖泊和河流最终注入洱海的小溪，其中有80％要穿越村镇。治理农村垃圾污染，建设环境优美乡镇，在这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直以来，因为长期养成的生活习惯，农村环境的脏乱差是环境治理的一大难题，G县也不例外。在G县，洱海流域6个乡镇共有近20万人，一年收集起来的垃圾近5万吨。这么多的农村垃圾如不加以有效管理，将会污染洱海的源头，进而加剧整个洱海的富养化。
对于这一难题，G县最初采取的措施是设立定点垃圾池收集垃圾。然而一段时间之后，却发现效果不是很好，村边、路口经常能看见村民丢弃的垃圾，垃圾池周围也垃圾成堆。为了找到原因，G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走家入户了解情况，“后来我们借鉴城市垃圾收集方法，由‘垃圾池+垃圾车+垃圾场’的常规模式改为‘袋装+自主管理+清运车+垃圾场’的新型模式，效果很不错。”G县环保局杨副局长高兴地说。
公众参与、群防群治才能使湖库治理措施落到实处。为落实监督管理机制，G县环保局率先建立了河道协管员制度，在两岸三镇22.8千米的河段内，共聘请了河管员100人，由村镇与其签订聘用合同和责任协议书，明确了监管范围和职责。
由于有了专人管理和监督，在弥苴河等人湖河道内乱丢、乱倒、乱排的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河管员的工作也得到了绝大多数沿河群众的支持，他们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河长”，成了入湖河道的“守护神”。
“在G县，广大群众自觉约束不良行为、热心为环境保护出力已蔚然成风。”杨先生欣慰地说。现在连小孩子都知道要保护环境，学校每个星期都要开环保课，教他们要保护洱海水源，不要向湖里和江里倒垃圾，“孩子们回来就监督我们：爸爸不准这样，妈妈不准那样。我们都被他们管着”。
现在的G县人都知道保护洱海人人有责，要共同参与，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为了保护洱海，G县人对环境的呵护正在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自觉行为。
因为水草丰沃，适宜饲养奶牛，G县还素有“乳牛之乡”的美称。2017年，全县大牲畜存栏达4.68万头，其中乳牛存栏达3.36万头。由于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活动会直接对洱海水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G县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洱海源头的主要污染源。
针对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日趋严重的问题，G县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清洁能源开发和清洁生产为切入点，以沼气、有机肥利用、生态种植养殖等技术集成为手段，积极探索污染零排放的生态新模式，而这种新模式就是太阳能中温沼气工程。
“这项工程不但是治理有机废弃物污染、转化有机废弃物为燃气等可利用物质的十分有效的技术，而且有助于实现农村家居环境清洁化、资源利用高效化和农业生产无害化。”G县环保局王局长说道，在G县农业面源污染较为严重的镇乡，现在已经开始积极推广使用太阳能中温沼气站。
说起中温沼气站的好处，王局长脸上写满了得意：沼气的利用不但可以大大改善项目选址自然村相对落后的能源利用现状，而且还能减少由于农村能源短缺引起的森林破坏，间接提高当地森林覆盖率，控制水土流失；更重要的是，沼肥通过科学配方后形成配方有机肥，有机肥施用的推广能大幅度降低传统化学肥料流失对洱海水体的污染，促进农作物的生长。有机肥的利用可大量替代化学肥料，在源头和总量上控制了洱海流域的农业污染源，对维持洱海的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由于地处地中海-喜马拉雅环球地热带东段的南折部位，G县境内地热资源得天独厚，全县57平方千米热田区内分布有4个地热田。正是凭借温泉资源优势，当地涌现了大理地热国、九气台宾馆、下山口度假村、洱海源温泉宾馆等一批已具规模的企业。当地群众也利用部分自流温泉开设经营性洗浴澡塘、温泉旅游等。
对温泉这一旅游资源的开发，给G县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以温泉为主线快速发展起来的行业，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产生的洗浴等生活废水，经过沟渠最后流进了人洱海河道，一度成了当地政府头疼的事情。
“G县是个国家级贫困县，太需要发展了，一面是因为‘热水’刚刚尝到甜头的群众，另一面是大量的洗浴废水污染了我们的洱海，我们既心痛又矛盾。怎么办?”王局长表示，在综合了多方意见后，2008年，G县环保局第一项针对洗浴废水的处理工程建成并投入使用。这项工程包括了建设餐饮、饭店和洗浴用水两套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并建设了污水管道系统、一体化净化槽设备净化系统和人工湿地净化系统。设计规模是处理生活污水80立方米／天，温泉洗浴污水700立方米／天。
“工程完工后，大理地热国风景区的温泉洗浴废水全部用管道接人G县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污水处理厂出水进入县城污水处理厂尾水深度处理湿地进行深度净化，最后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排放。”王局长说。
发展生态农业是农业大县破解“三农”问题、治理面源污染的主要路径。G县通过锲而不舍地努力改善农业生产环境，广泛开展农村测土配方工作，实施控氮、减磷、增施有机肥、补充土壤微量元素等优化平衡施肥技术，减少了对洱海水体的污染，提升了土壤有机质含量。为了减少农药化肥施用带来的污染，G县在洱海流域6个乡镇投资200万元实施了控氮减磷优化平衡施肥技术。通过实施测土配方平衡施肥、控氮减磷优化平衡施肥技术，实现了控氮10％、减磷15％以上的目标。
4年来，G县通过开展技术培训和宣传指导，让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技术成了一项普及技术。除了推广控氮减磷优化平衡施肥技术，还投入100万元，实施了茈碧湖、西湖面源减污缓释肥工程，与常规施肥相比，实施这个项目平均每亩可减氮60.4％。
G县通过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各种新举措，堵源截流，从源头上实施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总量控制与削减，确保了洱海入湖水质。
材料5
近几年，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出台了不少规定，但依然有部分地方官员未将生态发展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生态文明建设属于“隐性政绩”，不明显且“见效慢”。一些官员为了凸显自己在任期内的“作为”，置生态环境于不顾，即使是有毒的GDP也要引进，甚至出现官商相护，做污染企业“保护伞”的情况。一旦“显性政绩”到手，其他就不再管了，生态隐患就传给了下一任，正如击鼓传花，“摊上谁谁倒霉”。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终身追责，就是要堵住这种不负责任官员们的脱身之路，让他们为片面追求个人政绩付出沉重的代价。
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实行终身追责，足见国家对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视，规则建立了，重点还要看落地执行。因此，应尽快健全相关审核机制和程序，比如官员离任时的自然资源审核和破坏环境终身问责具体实施办法等，避免官员钻制度空子，以上级批准、集体决策等名义逃避责任。要严格制度执行，对依然我行我素者严肃问责，形成震慑。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制度规定，提高可操作性。
二、资料 1.受国内外复杂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禁毒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青少年吸毒人口比重较大。据公安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90.1万在册吸毒人员中，近80%是青少年，其中16岁以下的就有1万多人，这些人有的是辍学学生，也有相当部分是在校学生。 2．2002年6月24日，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向社会公布，北京市今年前五个月审结的毒品犯罪案件已达到去年全年审结的50%，其中吸毒人员年龄已降至11岁。这也是我市首次向全市人民公布开展禁毒斗争的情况。 3．北京市从1992年至2002年6月共查获和登记在册的北京市吸毒人员有12000名，其中80%以上的吸毒人员是35岁以下的青少年，而警方透露，实际吸毒人员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另外，1999年审结的毒品犯罪中只有一名学生，而今年审理的案件中，学生毒品犯罪的已达8人。因吸毒、贩毒而诱发刑事犯罪和治安问题尤为突出，仅 1998年至1999年全市共发生因毒品违法犯罪诱发的杀人、抢劫、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350起。涉毒人员为筹集吸毒所需资金，胆大妄为，不计后果，不少大案要案都是这些人所为。 4．从1999年到2002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共破获各类毒品违法犯罪案件4954起，抓获毒品违法犯罪人员6667名。其中贩毒案件611起、878人；吸毒案件4343起、5789人。收缴海洛因、冰毒、摇头丸等各类毒品14万余克，铲除罂粟957株；收缴毒资人民币265万元。从1999年至2002年5月，北京市各级法院受理毒品犯罪案件681件、996人，共审结655件、945人，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法的有86人，已对犯有运输贩卖毒品罪的7名罪犯执行死刑。 5．从1992年至2002年6月，北京市抓获的毒犯有62%是外省市和境外人员，以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的重大犯罪案件居多，女性涉毒犯罪突出。2002年头5个月，女性涉毒犯罪人数已为去年全年人数的76.4%，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犯罪中女性犯罪相对较为突出相比，涉毒女性犯罪人数是贪污等犯罪中女性人数的3倍以上。 6．自2003年春季开始，全国中小学校从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二年级全面开展毒品预防主题教育。以前，中小学每学年都要开设“禁毒知识一堂课”，通知要求，要在此基础上拓展为两堂课，同时，学校要把毒品预防主题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督促，并在经费上给予支持，要逐步形成对中小学生毒品预防教育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学校主要领导要充分履行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学校无涉毒现象要作为综合评定学校工作的一项重要指标。 7．教育部、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各地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禁毒宣传教育工作，扎扎实实做好中小学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教育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毒品预防教育责任制，要把毒品预防教育纳入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公安部门要和教育部门密切配合，使广大中小学生通过观看禁毒展览、禁毒影视片，举行各种禁毒、防毒讲座和知识竞赛等，让学生了解毒品的危害和防范毒品的知识。 8．据统计，云南省5年来共查破贩毒案件66978起，缴获毒品42.1吨，其中海洛因 33吨，平均每年缴获海洛因占全国总量的70%左右，逮捕毒品犯罪嫌疑人32926名，判处毒犯23467名，先后组织了20余次全省集中打击毒品犯罪的统一行动，召开了455场禁毒宣判大会，公开宣判了一批罪行极其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5年来，云南在国家禁毒委的领导和推动下，努力开辟境外禁毒战场，大力推进禁毒国际合作。缅甸警方先后协助云南警方抓捕了谭晓林、尚朝美、杨明朝等人，云南警方抓捕了尚中海、李佳兰等 36名境外大毒枭和大毒贩，中缅两国警方在边境地区开展了11次联合扫毒行动，联合办案22次，捣毁了10个毒品和易制化学品加工厂。通过不懈努力，云南吸毒人员得到控制，并稳中有降。截至2002年底，全省现有吸毒人员4.8万余人，比吸毒人员高峰期的1990年减少15.5%。在创建“无毒社区”活动中，涌现了保山市10万名中小学生无一人吸毒的先进典型。 9．目前，云南省已创建“无毒县”15个，“无毒社区”732个。1999年，被国家禁毒委列为全国17个毒品违法犯罪重点整治地区之首的巍山县，通过几年的全面综合整治，巍山等地区毒品犯罪的嚣张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一些隐蔽较深的贩毒团伙被打掉，群众的反毒品意识明显增强。
二、给定资料 1．某媒体报道：深圳教育局规定“对于深圳金融界高层的子女，中考加10分投档录取”。据悉，此规定已施行数年，该市招生办主任表示，此举是为挽留金融人才。深圳金融界高层的子女凭啥能够多加10分?挽留金融人才难道除了给其子女中考加分就没有别的方法?诚然，给金融界高层的子女加分有其历史原因，但却不能如此一年又一年地反复下去。金融界高层的子女中考加10分，是在拿教育公平作礼物进行献媚，不仅不会受到欢迎，反而招致公众的——致非议。因为历史的原因，教育不公已经存在，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追求教育公平，实现教育公平。而中考加分的“正义性”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公平性。 当然，深圳规定的金融界高层的子女中考加10分，只是中考加分乱象的缩影。河南信阳规定，女孩中考加2分；湖北省武汉市规定：农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独生子女证》的独女户，双女结扎户的子女参加中考，给予增加5分的录取加分；石家庄市规定，报考师范类院校的考生，父母一方是中小学教师的照顾8分，父母双方均系中小学教师的照顾16分；福建省漳州市规定，自 2006年起，凡是经市政府审核公布的2005年度漳州市民营企业前100名的纳税大户，其控股企业主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20分的照顾，外商子女也参照执行。 国家设置加分政策，出发点是为了促进中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因此，中考该加几分，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努力，而不是取决于父母的身份、地位以及贡献等方面。 中考，一分之差，天壤之别。中考加分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涉及政府的管理理念，涉及教育公平。中考加分应该进行充分的博弈，哈尔滨的中考加分政策是通过听证会定下来的，为何深圳和其他地方不学学呢? 2．为维护教育公正与公平，湖南省日前正式宣布取消以往高考录取过程中形成的“高校教职工子女可适当降分”这一不成文规定。 取消高校教职工子女高考降分录取，堵住高考招生的“偏门”，是教育公平的体现。对于湖南率先取消这一明显有失社会公平的不成文规定，社会各界都表示了拥护和支持。 高考作为进入大学的门槛，其影响之大、参考人数之多，都可以堪称中国的“国考”。本来，高考严格地按考试成绩排队，严格按照考生填报的志愿分批次录取，大家都无话可说。但在录取的过程当中，教育部门为了照顾某些特殊群体，出台了一些招生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三好学生”、归侨子女、少数民族考生、烈士子女等等可以享受政策性加分。这属于正常的优待，与正常录取同等对待，属于高考招生优待中的“正门”。 而那些高校教职工子女，虽然没有加分政策出台，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给别人培养孩子，自己的孩子读书当然也要享受一下优待厂。所以，在招生录取时照顾性的降低一点分数，虽然没有成文，但这属于大家都默认的“潜规则”，教育主管部门为了自己的子女上大学方便也暗许了。这样国家没有明文规定的降分录取政策，属于高考招生中的“偏门”。 所以，为确保高考招生录取真正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除了取消教职工子女降分录取的“偏门”外，还务请实行阳光操作，将最后进入高校学习的考生成绩向社会全部予以公布，接受大家的监督，真正堵死高考招生中的“后门”。 3．1986年4月1日，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义务教育法》，同年7月开始施行，从此使中国义务教育走上了依法治教的新阶段。义务教育应当带有一种强制性质：一方面它规范政府的行为，使其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严格履行义务教育的职责；另一方面它对儿童的家长或监护人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手段，促使其送适龄儿童入学。国家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目的是为了保障青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让他们不论贫富，都有接受最低程度教育的机会，而不需要支付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学习成本，从而实现最基本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4．我国义务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乃至学校之间的差距都很大。2005年贵阳市教育局的李秉中的报告《西部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研究与实践》对东部上海市与西部的贵州省进行了对比。其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教育事业费方面，上海是1 313 724万元，而贵州只有60l 258万元，即上海的教育事业费是贵州的2.18倍；上海是1 711万人，而贵州则有3 870万人，人口差为2.26倍。这就是说，上海人均教育事业费应该是贵州的4.93倍(事业费2.18倍×人口2.26倍=4.93倍)。在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方面，上海的小学、初中、高中分别是1 229.15元、 1 510.72元和1 895.4l元；而贵州的则分别是35.86元、109.75元和130.53元。两地小学、初中和高中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相差值分别为34.28倍、13.77倍和14.52倍。 以上数据说明，我国目前义务教育领域所存在的发展不平衡现象极其严重，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加剧的趋势。这些不平衡反映了我国教育公平的缺失。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义务教育义务主体的政府没有充分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规范。 5．1985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基础教育要实行地方负责、分级办学，逐步形成“三级办学(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县乡两级管理”的体制。这一教育政策出台的背景是教育财政分权化的改革。实质上，它把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兴办基础教育的责任转移给地方。由于国家缺乏积极干预，又忽视各地历史、文化、人口以及经济等方面的差异，这就给义务教育留下隐患，导致了地区差异更加扩大的恶性循环。 为了扭转教育投入责任主体过低所造成的教育投入不足问题，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特别强调县级政府对本地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要求以县为主来统筹管理全县的义务教育，实现教育投入从主要由农民承担转到主要由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从以乡镇为主转到以县为主的两个重大转变。这些教育政策，尽管更加明确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义务教育体制上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它依然足一种“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并采取“多渠道筹资”的教育投入体制。“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尽管强调了地方政府在本地区公民义务教育中所承担的义务，但义务教育所需经费却由中央主要承担转移到由地方政府承担，而“多渠道筹资”则可能导致教育投入义务又由地方政府承担转移到由社会承担。结果是：“人民教育人民办”——本来是主要靠国家投入解决的免费义务教育，却要由公民来承担其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公民和弱势群体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难以得到国家的保障，这显然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 由上可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实施中所出现的不公平问题，最终都应归因于政府政策和教育体制。换言之，义务教育的不公平问题是由于政府层层卸责或其所制定的政策、制度缺失所造成的。正因如此，所有的义务教育不公平问题最终也都应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度创新来解决的。 6．2008年3月的一天，阳光明媚，位于交道口胡同深处的北京21中迎来了全东城40多位生物教师和教研员，他们将在这所百年老校中进行学科教研活动，一起为该校的老师评课、研讨怎样让教学更显效果。 2001年，赵景芝从东城区的一所职高调到21中担任校长，这所建校于1865年的学校并未让她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学校里只有两间多媒体教室，初、高中共用一个实验室，由于设备不足，很多实验只能教师作演示。师生也人心思动，2004年9月刚开学，就有近1/3的学生选择离开。学校教学观念陈旧，只强调死记硬背；一些教师无心教学，悄悄地联系着调动单位，教学质量一直徘徊在东城区的中下游，区级的学科教研活动更很少问津21中…… 21中被划定为东城区第二批办学条件达标校，近两年，获得市区两级投入近200万元。不仅初、高中各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所有教室还都配备了多媒体设备；教师们拥有了电子备课室；图书馆的藏书从2万多册增长到6万多册；由于身处闹市，场地所限，21中就在教学楼顶层建起了拥有11张乒乓球台的“空中活动室”，增加学生的活动场所，保证每天锻炼—小时。 一切从2005年开始改变。这一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每年投入1亿元，用5年实施“初中建设工程”，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以解决由于初中教育发展不均衡，而引发的教育选择和教育公平问题。 现在21中教学楼里的每个楼层，都被孩子们的美术、书法作品所装饰……初中每个班级还都被冠以“文学、英语、数学特色班”的名号……所有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班级，让进入普通校的学生也能像示范校学生那样接受特色教学。在21中，每个青年教师都会制订个人成长规划，定期对自己的教学展开反思。他们集体备课，进行“同伴互助”，一起尝试新的教学方法，改进教学效果。北师大、首师大的专家和市区教研员也经常做客21中，指导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初中建设工程”给21中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项工程同时给全市所有的初中校点燃了发展的助推器。全市初中校不仅拥有市级财政每年上亿元的投入，同时还获得北师大、首师大的智力支持。 近两年来，400所城乡初中校被列入重点支持名单。此外，初中校校领导在“十一五”期间将全部接受岗位培训，初中教师们也都在“绿色耕耘”、“春风化雨”培训计划中提高专业水平；一些优秀教师还离岗全职或在岗兼职到困难初中任教……从2006年起，示范高中还从招生指标中安排一定的比例招收普通中学的优秀学生，比例逐年扩大，目前已从2006年的3%增加到今年的8%～10%。 按照北京市教委规划的目标，到2010年，全市初中校办学条件将全部达到新颁《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标准》，实现硬件设施的基本均衡。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城乡差距、校际差距将显著缩小，将为市民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条件，适龄儿童少年将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7．要普及义务教育，解决义务教育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确保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平的责任主体，即要明确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是谁。按照我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之义务为： ——国家有筹措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费(第十二条第一款)、培养师资(第十三条)的义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创造条件使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十五条第一款)。 ——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有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的义务(第十一条第一款)。 ——社会有保障义务教育贯彻实施的义务，包括：不得招用童工、维护教育设施等(第11条第 3款，第16条第1款)。 ——适龄儿童、少年有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5条)。 从上面规定可以看出，义务教育的义务包括国家履行的义务和公民履行的义务两个方面，而这两种义务应是一种主从的关系：政府的义务是主要的，而其他的则是从属的义务。在义务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政府应该承担起最主要的义务。如果没有政府的办学兴学之义务。那就没有家长送子女入学的义务，也更没有社会方面应尽之义务了。 8．教育公平是与教育资源分布公平及教育机会分布公平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公平实质上表现为两点：一方面是教育资源的平等分配，即要符合平等原则；二是教育资源分配注重对最不利者进行补偿，即要符合补偿原则。追求教育公平，就在于解决教育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针对我国目前义务教育的不公平问题，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加以解决。 一是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政府财政承担力度，确保国民尤其是农民享有一定年限的免费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属公共产品，应由政府提供。但长期以来，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都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县乡财政甚至农民去承担沉重的教育经费，从而导致很多农民子女不能升学或中途退学。这明显与政府应“提供强制免费的义务教育”这一职能不相适应。备受社会关注的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受国务院委托，教育部部长周济对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的修改重点作了说明。在谈到关于教育经费的保障问题时，周部长强调修订案中的规定：①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农村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分项目、按比例分担，各级政府以多种方式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确保其不因经济困难辍学；②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逐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规范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等措施，支持和引导地方各级政府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确保将上级人民政府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按照规定用于义务教育。以上政策，对农民和弱体群体享受一定年限的免费义务教育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 二是加大政府教育投入，缩小义务教育资源的地区差距。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据2006年2月23日《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教育部发布的《国家教育督导报》透露了令人欣慰的信息：我国东、中、西部及城乡之间拥有的义务教育公共资源的差距正在缩小，义务教育正朝着均衡发展方向迈进。对比2000～2004年的情况也可以发现，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率农村高于城市，生均拨款的城乡差距也有所缩小。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小学由2000年的413元增加到了2004年的1 014元，年均增长25%，初中同期由534元增长到1 074元，年均增长20%，均高于城市6个百分点。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的城乡之比都由1.5:1缩小为1.2:l；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增长更快，小学城乡差距由 2.61l缩小为1.4:1，初中由2,4:1缩小为1.3:1。为了缩小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地区差距，国家应坚持教育资源分布公平和教育机会分布公平的原则，在我国西部以及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公平应主要集中在能否为适龄儿童提供足够的义务教育机会；在中部或经济较发达地区，义务教育公平应着力体现在最大限度地分享教育资源，使每一个人都能接受较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或大都市，义务教育公平则可理解为在所有学生均能享受较高质量教育服务的同时，允许个人根据自身的差异性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教育，以使其得到个性化的发展。 三是让政府承担更多责任，使义务教育实现全额免费。为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许多国家都通过专项拨款、补贴、转移支付等制度性措施。为国内困难地区和弱势群体接受义务教育事业提供长期扶持和帮助。这说明，国家是义务教育经费财政投入的责任主体，免费义务教育的实施，需要各级政府共同承担责任。据2006年2月23日《信息时报》报道，2月22日，广东省人大会议审议了《广东省2005年预算执行情况及200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下简称《报告》)和广东省2006年省级预算草案。省财政厅厅长刘昆在《报告》中表示，从2006年秋季起，对广东农村户籍学生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让全省约960万农村户口学生受益。刘昆在报告中表示，2006年安排资金88.27亿元投入到教育中。其中义务教育专项投入22.68亿元，主要项目包括：安排农村免费义务教育补助经费11亿元，确保从2006年秋季起广东省农村户籍学生全面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每年小学每个学生免收杂费288元，中学每个学生免收杂费408元；拨出用于农村困难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5.08亿元，对人均年收入1 500元以下的农村困难家庭子女义务教育阶段书杂费和生活费给予补助。这样，政府就真正地承担了履行义务教育的“义务”，使广东今年农村户籍学生将享受全额免费义务教育。 总之，只有国家保证积极履行教育责任，政府按照法律规定，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财政投入，从教育公平层面上建设我国义务教育制度，才能真正地解决我国义务教育所存在的各种不公平问题，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9．来自菏泽农村的小女孩李艳说，2006年最高兴的一件事是在城里上了小学，每天都能和在城里打工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如果说以前的教育目标是让所有的孩子都有书念，那已经开始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则是要让所有的孩子都念好书。 新法将不收学费杂费作为一条重要原则予以确立。法律同时明确，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2006年春季开学时，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5 000万学生的学杂费已经免除；2007年，免费义务教育将推广到中部和东部农村地区。2006～2010年间，不含教职工工资，国家财政将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其中中央1 254亿元，地方928亿元。 新法同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这条规定的主旨在于强调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凸显的是“公平”二字，意味着给政府出了张试卷。 在我国许多城市，尽管“择校热”仍是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公平正一点点走近大众。 10．2006年4月，复旦大学首开面试招生先河，300个名额引来了上海市区1 2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一张再好的试卷也无法考查考生的综合素质”，尽管只是一个小范围的试点，但此举的意义在于，这是高校录取第一次与高考分数脱钩，改变了传统的高考形式，考生面对的不是考卷，而是要对其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评价的考官。但是，由“绝对清晰”的笔试变成“相对模糊”的面试，人们仍关注着招考公平，怎样使制度创新和保障公平达成完美的结合，仍需拭目以待。 2006年暑期，同样一则关于高考的新闻引起了国内众多媒体的关注。济南一名叫潘立群的高三毕业生搞了一项发明，这项可以让色觉障碍者识别“红绿灯”的发明获得了国际中学生创新成果大奖，但是“创新少年”却因为文化课考试成绩低而与大学无缘。庆幸的是，在媒体的关注下，潘立群最终被山东大学破格录取。 2008年初，中国政法大学负责人的一句话让人看到了更多希望：“中国政法大学是中国的政法大学，不是北京市的政法大学，招生名额分配对全国各地应一视同仁。”果然，高校招生期间，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各省人口比例确定，被人称为“解决高考招生地域不平衡问题的有益尝试”。 11．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教育列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部分之首，并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2007年8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讲到“一个更大”、“一个更多”、“三个优先”——“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硬道理”。“教育优先发展”是教育政策、教育法学领域的重要课题，涉及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教育立法以及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关乎国家教育、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的科学发展。孙霄兵在《教育优先法理研究》一书中提出：“热爱教育，就是要优先支持教育，给教育以优越的条件和环境，把教育优先作为我们的哲学理念、政治立场、国家政策和法律制度”。 12．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其中，要做到“学有所教”，首要的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年青一代获得更多受教育机会，分享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为此，当前的紧迫任务之一是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温明丽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实现教育公平有着明显的优势。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若能批判地吸收发达国家的教育思想、理念等，将有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否则所谓的教育公平只不过是被某种强势文化同化的过程。华国栋、史亚娟认为，从教育内部的改革看，因材施教、差异教学的尝试可以使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都得到发展，进而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实现教育公平的目的在于实现共同发展，一些专家提出平等与效率兼顾，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关于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中的作用，刘复兴提出“全面落实政府责任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保障”，这要求“政府把推进教育公平作为一项基本职能”。实际上，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和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就是政府2007年为促进教育公平采取的两项重大战略举措。盛冰提出，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上的责任是有边界的，政府是义务教育的首要责任者和最终保障者，是幼儿教育和高中教育的主要责任者，但是在高等、职业和社会教育领域，可以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教育服务多元供给体制。 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发展农村教育是具有战略性的举措。翟博提出，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发展从整体上看正在趋向均衡。各地区基础教育的差距总体出现缩小态势，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入学率，各地区中小学教师合格率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地区间财政性教育经费以及初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和中等教育生均教育经费的绝对差异仍在拉大；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内经费城乡差异正在随着时序变化减小，各地区城乡中小学教师合格率差异正在逐步减小。但是，我国中小学校之间的教育投入差距还相当大，不同群体之间接受基础教育还很不均衡。 对此，政府应该将责任承担起来，建立起在质量均衡发展基础上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同时对承担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也要给子资助。袁连生、刘泽云认为，其核心问题是完善我国义务教育贫困学生资助制度。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相关研究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尤为突出，应明确中央和地方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拨付责任，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政绩考核。 农村教育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义务教育教师队伍素质不高。于伟等认为，政府应该发挥主要作用，辞退不合格教师，建立以中央和省财政为主的义务教育支付体制，使农村教师真正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完善城乡教师交流制度，健全教师评价机制，提高教师资格制度的政策力度。 13．要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首先要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环境。朱旭东认为，尊重教师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民族强大、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尊重教师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具体体现。朱小蔓认为，要加强教师的思想品德教育，教师要善于在教给学生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良好的价值观，还应具有很好的专业素质。田慧生认为，应该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吸引和鼓励优秀人员从事教育工作，同时还要注意教师资源的合理分配，重视农村教师队伍建设。 在庆祝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温家宝引用了一位哲人的话：“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教育家应该是教育行业那些“关注天空”、“仰望天空”的人，我们应为涌现更多这样的教育家而努力。 关于教育家和教育家办学，中国当代还有没有教育家、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教育家、中国有没有造就教育家的社会土壤等质疑与讨论不绝于耳。周洪宇认为，一个社会没有教育家，没有一大批教育家，没有一大批具有独特教育理想的富于创新的教育家，这个社会不可能有“塑造灵魂”的事业，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和身心健全的公民，更不可能产生一个创新民族。 14．2007年年初，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等教育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任务。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高等教育起着基础性、战略性的作用。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不断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教育部组织实施了高等学校教育质量工程，开展了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促进了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刘献君认为，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评估，关键是建立起具有公信力、多主体、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评价系统。为此，应当全面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多元性、内生性、多样化和多视角的特点，形成教育评估、过程评估、主体取向的教育评估相结合的评估模式。冯晖认为，需要对教育评价中的目的性、指标建构、评价客体的信息采集、指标数性质的标准化、评价方式与评价环境、评价模式选择和元评价的有效实施等敏感问题进行研究。李元元、王光彦认为，可以从教学、科研、服务和师德等方面设计一套综合高校教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周作宇认为，从大学生的就读经验来评价高等教育的质量同样重要，因为学生的质量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要体现，而且基于学生就读经验的评价更为科学合理。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也表现在推动法治化进程，促进均衡发展上。实现高等教育法治化，核心是保证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办学的规范化。劳凯声认为，为保证高等学校的公益性质，要从公法的角度对高等学校进行规范。余雅风认为，契约性对于促进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法律要对高校的权力范围和刑事程序进行具体规范，并赋予学生有效的救济途径。 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主要是由我国在非义务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长期占主导地位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造成的。刘精明认为，要实现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各省级政府应积极发掘自身的潜力，发展高等教育自我增长与自我发展的能力，并对高等教育机会实行分类配置，经济发达、中等和薄弱省份应该分别制定相应的招生计划，充分发挥各省的作用，以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肖海涛认为，尽快出台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将单一的模式改为包括多个系统的“多轨制”模式，理顺各系统内和系统间的关系，将高等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中，这是促进每个高校按照相应标准发展自身并从整体上推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途径。
二、给定资料 1．河南省郑州市几家公安分局为了震慑犯罪分子，教育广大群众，最近分别举行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公捕大会。会上，那些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相示众。 示众犯罪嫌疑人也许出于良好的愿望和目的，但是，将未经法院审理定性的犯罪嫌疑人亮相示众，受到广泛的质疑，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和政府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方略，大力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以来，一些明显违背法治精神、违反人权理念的行为大大减少。执法机关逐步用明确的程序、确凿的证据、合法的手段等处理犯罪案件，做到既准确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又不冤枉或错误处置无辜者，同时还昭示对人的基本权利的维护。比如，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时，给他们戴上头套；新闻报道不透露未经审判的嫌疑人的姓名，对涉及个人隐私案件不公开审理；对犯罪分子不搞游街示众、羞辱株连；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特别处理等。这些做法不仅与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接轨，而且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显示了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人们不怀疑公安抓到的是一些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人必将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和相应惩罚。但是，按照我国的法律，不管公安机关手里的证据是多么确凿，老百姓是多么愤怒；犯罪嫌疑人还是要经过法定的程序进行审判，由法院做出有罪或是无罪的判决。这样做，就是为了保证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也是为了避免发生冤假错案。有些老百姓可能不理解其中复杂的程序和程序公正的必要性，但执法机关不能不懂。 人们质疑将犯罪嫌疑人示众，并不是站在犯罪嫌疑人一边，同情他们或庇护他们，而是质疑这种手段是不是背离了人权理念，是不是与党和政府一直倡导的法治精神不相和谐，是不是在抹黑执法机关自己的形象?执法机关完全可以用符合法治的方式处理和震慑犯罪分子，用现代的、文明的、有效的手段教育群众，这才能更好地体现公安机关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而“公捕疑犯”、示众羞辱等办法陈旧落伍，实际效果也不一定好，久为专家和群众诟病，为什么还要用之为快呢? 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人民群众对执法者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是总结了过去教训同时期盼更加美好明天的正常愿望。我们期待执法机关能切实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严守法治底线和人权底线，让群众满意，让群众信服。 2．有学者分析认为，和谐社会是以法治为前提的社会。法治的实现条件有三个：精神要件包括善法恶法标准理念、法律至上理念、法的统治理念、奉行人道主义文化和权利文化；实体要件包括一切公共权力来源于法律并最终受制于法律、国家责任的不可逃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义务的法定化；形式要件包括保障国家法制的统一性、要有一支懂法、守法且对法律形成信仰的公务员队伍，要有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并赋予法院以解决社会纠纷和矛盾的权威地位，还要有一个发达的法学教育为社会提供法治理念、法治主体。有学者认为，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手段。法律是追求社会和谐的行为规范，法治是和谐社会性质的内在需要，法治是和谐社会特征的必然要求。法治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立法发展奠定制度基础，法律指引减少冲突发生，依法处置消除矛盾纠纷，法治先导创新管理体制，法治完备提供运行机制。和谐社会对法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确立法治理念，完善法律体系，力行依法执政，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司法功能，强化农村法治，保护弱势群体，应对突发事件，维护，自然环境，实现社会公正等。 还有学者认为，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厉行法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一个公正的社会、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一个依法保障权利的社会。也有学者深入分析了西方国家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发展的路径和规律，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法治建设要坚持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结合，要坚持立法引导与政府推进并举，要坚持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统一，要坚持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互动。 3．在今年2月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对“和谐社会”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同时，胡锦涛同志还把“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作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主要工作之一提了出来。因此，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科学内涵，认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4．人民检察院在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大工程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其他机关和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检察院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主要在三个方面发挥作用：首先，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发挥作用。为了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我国刑法将侵犯民主权利列为犯罪，规定了一系列具体罪名。对于侵犯公民民主权利构成犯罪的行为，人民检察院都要依法行使审查逮捕权和提起公诉权，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其次，通过检察执法活动，在维护包括司法公正在内的社会公平正义中发挥作用。维护公平和正义，是当代国际司法活动的主旋律。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权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对包括司法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在内的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活动依法进行侦查、提起公诉，通过国家审判，惩治邪恶，保护善良，维护司法公正，进而维护和实现整个社会公平正义。再次，通过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在维护社会安定中发挥作用。可以说，检察机关的每一项职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息息相关，环环相扣，检察职能履行的是否到位，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质量有着较大的影响。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宏大社会工程，人民检察院任重道远，人民检察官责无旁贷。 5．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8个新特点：贿赂案件查办总体数量平稳、县处级以上要案比例较大、资金密集等领域属高发领域、企业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比例降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罪比例上升)、贿赂案件比例上升趋势较明显、一些地方和行业窝案串案增多、作案手段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向境外转移赃款外逃现象增多等。从这8个特点可以看出，腐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仍然呈高发态势，并且呈现出一些新规律、新趋势”。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腐败领域所出现的新规律、新趋势，与当前政治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迁息息相关。随着改革步入深水区，原有的反腐架构面临着不尽适应现实发展的情况，越来越多的腐败链条上的人员开始选择钻制度漏洞，甚至给腐败行为蒙上合法的外衣。比如县处级以上要案比例较大就表明中高级官员具有了更多权力寻租的空间，“世上没有无源之水”，这种空间的增大正是导致案件增多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不正确看待腐败领域的新特点，采取堵而不是疏的方式，那几乎可以断言，解决了一个腐败现象，又会有新的腐败现象暴露，也就是“一个腐败官员倒下去，另一个腐败官员站出来”，最后腐败现象也兴起了“与时俱进”，不断出现“新特点”，令反腐体系应接不暇。所以，新形势要求必须构建反腐工作新格局。中国反腐败体系开始形成两个格局：一是惩治格局，一是预防格局。 2003年以来，全国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在逐年上升，千万以上的案件也时有发生，大案数量明显呈增多之势，单笔犯罪金额也越来越大。数据自然是惊人的，但却又在预料之中。王利民副局长所言的8个新特点，在稍具分析能力的人看来，并不会感到意外：在现有权力治理体系和反腐体系之下，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这些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这主要在于我们以往的反腐格局是以惩治为主，而在预防方面，偏重于政治教育，在监督环节着墨过少。反过来思考，如果一个国家的预防腐败体系主要在道德宣讲，而不是监督体系的完善，那么，在明晰监督漏洞的情况下，只要官员思想出现反道德倾向，岂不是很容易就走上歪路、滑向腐败? 一系列的新发案件充分说明，官员从清廉走向腐败的机会仍然很多，权力不受约束的情形仍然广为存在。这种不受约束或者受监督有限的情形，实质上对于广大官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权力使用随心所欲、权力寻租空间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条条歪路通腐败”；另一面却是“权力路上多陷阱，稍一走歪困牢笼”。如果不从反腐格局上加以改变，不加大预防腐败尤其是从制度上反腐的力度，减少官员犯罪的陷阱，那么反腐工作就会始终面临艰难维持的局面，我们的官员也会时刻在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下施政。 当然，预防腐败的新格局还须不断扩展，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建立只是自上而下的反腐体系的一环，人民群众、新闻舆论在预防腐败中的地位还需要大力提高，尤其是应在舆论监督的定位上给予突破，一些旧的早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且有悖于舆论监督发展的陈规应早日废除。如此，只有将党内监督、行政体系内监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各自充分发挥作用，形成反腐的新格局，腐败才会得到真正的遏制。 6．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惩治犯罪、维护稳定，化解矛盾、促进发展的重要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检察机关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立检为公、执法为民，深入实践“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工作主题，切实提高法律监督能力，致力于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7．检查机关应该依法履行查办职务犯罪职能，推进反腐败斗争，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湖南全省检察机关始终把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突出办案工作重点，加大办案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积极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涉及黑恶势力的职务犯罪案件，发生在国有企业和金融、证券领域的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案件以及司法、行政执法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案件，逐步确立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总体格局中的地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在规范中得到提高，在改革中得到加强，在开拓中得到发展。围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积极参加治理不正当商业行为的工作，坚决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严肃查办工程承包、土地管理、矿产开发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为改革发展清除障碍。 不断改进监督制度以完善案件质量保障体系。通过召开座谈会、通报工作情况、送阅简报信息等方式，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拓宽接受监督的途径。保证多渠道的监督工作。 进一步完善以案件督导督查、办案预警、评估考核和效能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案件质量保障机制，规定统一的信息化办案软件，保证执法流程规范、质量保障规范、跟踪考评规范、责任追究规范。强化对履行职责、工作效率和工作规范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工作的领导监督和各级检察委员会对办案质量的检查评析力度，对考评不合格的单位领导进行诫勉谈话，基层检察院连续两年、市级检察院连续三年考评不合格的单位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或责令其引咎辞职。 推进高素质专业化检察官队伍建设。认真落实检察官法，严格检察官职业准人，普遍实行新进人员统一招考、检察官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依法选任，继续完善和推行检察官遴选制度，近两年省检察院从基层遴选优秀检察官100余名，优化了人才结构。加大教育培训工作的力度，以增强业务技能、提高执法水平为重点，加强正规化分类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培训侦查监督、公诉、职务犯罪侦查等部门业务骨干。高度重视培养选拔检察业务专家以及优秀公诉人、优秀侦查员、优秀侦查监督员等检察专门人才，为检察官的职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形成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把队伍管理同业务管理结合起来，队伍管理为业务工作服务，业务绩效管理为队伍管理提供准确的评价指标，使选拔、任用干部工作做到岗得其人，人尽其才。 8．和谐是一个涵盖多层意思的词汇，是指消除不公、淡化矛盾，均衡各方利益，实现整个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和谐除了应该是新农村建设的动因和目的的统一之外，还应该贯穿整个建设的过程之中，以和谐的手段进行。和谐农村，包扩农村与城市关系的和谐以及农村内部建设的和谐。农村现状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是长时期形成的，顽固且植根深重，改革过程不可能是单一的表象上的解决问题，而是刨开根基重新植入来给予农村新的成长土壤环境和营养成分。农村内部的和谐体现在软件与硬件建设的匹配、城镇化发展与保留自身特点的结合、工业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物质保障与体制保障兼具、增收机会与文化氛围的共同作用等等。农村内部的和谐决定了其是否能与外部实现和谐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在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之中是场关乎成败的重头戏。 9．关于哪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有关人士作了一项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被调查者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则相对明显的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社会保障问题”，51%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二层次是超过30%的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共有3个，依次是“腐败问题”“城乡差距问题”(32.5%)和“贫困问题”(31.1%)。腐败和贫困不是什么新问题，近年来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两大社会问题，反腐败和反贫困也是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常抓不懈的两大工作。 第三层次是20%左右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共有5个，依次是“居民收入差距” (26.9%)、“三农问题”(26.6%)、“地区发展差距问题”(25.2%)、“失业问题”(24.5%)和“社会风气问题”(19.6%)。 第四层次是10%以下被调查者所选择的社会问题，除“社会治安问题”的选中率为9.8%外，其他社会问题的选中率均很低。这也说明，被调查者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问题、腐败问题、城乡发展差距问题、贫困问题、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等社会问题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着力点和突破口。 另外，60.8%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富悬殊”是应特别注意防范的风险。超过60%被调查者认为“三农”问题仍然严重。2004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被认为是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选中率为81.3%，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因素。列第二位的因素是“‘三农’问题严重”(72.0%)。 从2006的调查结果看，超过60%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只有一项，即“‘三农’问题仍然严重”(60.1%)；50-60%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也只有一项，即“收人差距扩大” (52.1%)；40～50%被调查者认为是主要影响因素的有两项，分别是“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 (46.5%)和“法制还不健全”(40.9%)。 比较这两次调查结果，我们不难发现，“三农”问题仍然严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都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的前三位因素。但是，三者的位次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在2004年调查结果中居第1位的“各方面体制还不很完善”，在2006年调查结果中下降到了第3位；相应的变化是，“‘三农’问题仍然严重”从第2位上升到了第1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从第3位上升到了第2位。这既可能同当前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凸显的客观现实以及全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三农”问题的宏观背景有关，也可能是各方面体制改革取得进展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调查样本本身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个重要信号。
材料一 目前，中国内地已经是亚洲地区(日本除外)第二大财富市场并仍将保持迅速增长，其中富有的群体拥有大约1.44万亿美元的资产。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昨日发布的《中国理财市场》报告中预计，中国富有人士的资产在未来几年将以13%左右的比例增长。 BCG的调研显示，中国富有群体的性质和欧美的富有群体差别非常大。首先，中国富有群体持有的现金水平很高，大约占他们全部财富的71%，而全球平均水平是34.6%；其次，他们具有高度投机性，并对风险有很强的承受能力，喜欢股票等快速交易型理财产品；最后，中国的富有群体倾向于直接参与投资决定过程，很多人坚信自己比理财机构的经理更有能力得到高回报。 “在中国，财富的聚集程度很高，”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副总裁邓俊豪说，“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即使在这些富有的群体内部，也有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 材料二 中国富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日本电视台曾跟踪拍摄了上海富人太太的日常生活。几个富太太一起去国际顶尖奢侈品牌店购物。一位太太看中了一条大红色、标价5万的裙子，试穿后并不合身，不过她还是买了，要求店家修改，过几天再来取。逛完街后日本电视台的记者随其中一位富太到家中采访，女主人的宅邸从电视上看十分豪华，日本电视台的记者请她展示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女主人一下拿出了十多只价值百万以上的欧洲名表，齐齐陈列在高级丝绒中。 而同样的奢侈故事，由于各种考虑，在中国很少能直接面对镜头，但奢侈之极致仍然在圈子里广泛流传。北京一位地产大亨的夫人李若(化名)认为自己不算奢侈的人，家里最奢侈的东西不过是一套价值12万元的欧洲品牌音响，但她不讳言自己的朋友圈里有这样一批奢侈品的忠实拥戴者。她告诉记者，自己有一个从事地产的朋友，喜欢买吉普车，原来开“路虎”，后来觉得不喜欢了，又买了辆“悍马”，价格在200万元左右；而一个做生意的商人，买了一辆世界上最大的吉普车，车上面可以开party，也是价值百万；也有人喜欢赛马，一家连锁牙科诊所的老板，自己有个马场，侍弄着六七匹赛马，每匹马都在两万美元以上。 李若还说，她的一个北京做地产的朋友，投入5000万元左右，在北京郊区圈了片地，盖了一栋豪宅。除了自己周末休闲住的房间以外还有十几个客房，28个工人为其服务，光每个月的电费就要5万。李若告诉记者，朋友盖这个房子用来“待客公关”。 材料三 “日前公布的《中国超级豪宅排行榜》十座提名豪宅中，北京的豪宅占了五席，其中单套最高价达到3800多万元”。这些每平方米高达两三千美元的豪宅凭什么这么贵?豪宅里都住着什么人?近日记者对其中部分豪宅进行了采访调查。 紫玉山庄的董事长黄紫玉称购买豪宅的业主“都属于金字塔塔尖上的人”。其中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功商人、企业家，也有一些扎根北京的娱乐圈人士。 爵世·玫瑰园三期销售人员介绍，来买玫瑰园别墅的人士主要是律师、IT精英、房地产商等，山西大矿主也比较多。碧水庄园三期的销售人员说得更详细，她告诉记者，碧水庄园三期的别墅大约是1700万元一套，前来购买的主要是IT界商人、律师和房地产商。 材料四 豪宅究竟豪在何处?获得提名的碧水庄园销售部副经理蒋女士介绍说，豪宅首先是地界好，地价贵。其次是送给业主的绿地大，公共绿地也大。这样土地成本自然很高；还有，在社区内修建变电站，建立高档会所，送给业主的高档家电等等。在碧水庄园里，记者看到两个水质清澈的大湖。工作人员说这全是人工挖掘的，总共430多亩。此外每家每户外围都有1200平方米到5200平方米不等的超大绿地。“不包括前两期，仅三期的绿地修建我们就投入了近亿元。当然房屋建造成本也高，都是用最好的建材建造的高质量别墅，里面还有长25米的家庭游泳池。但房屋建造成本只占全部成本的很小部分。” 爵世·玫瑰园李岚小姐认为，顶尖设计和房屋的高科技含量也是豪宅贵的重要因素。爵世·玫瑰园三期有两点在京城豪宅里比较突出： 名设计-爵世·玫瑰园三期的整个规划设计由有百年专业经验的加拿大建筑公司和工程公司联手完成。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主席亲自担纲爵世总设计师兼总管。 高科技-户式中央空调：全空气系统空调，能对室内空气进行自动加湿、除尘和杀菌，使室内空气洁静度达到外科手术室的指数标准。采用加拿大枫叶品牌中央防盗及法国罗格朗可视对讲系统。中央背景音乐：音源设在厨房，各个房间设有末端，中央吸尘系统采用法国爱迪士中央吸尘系统。爵世·玫瑰园的泳池采用世界最高技术法国环保循环系统-内 循环，无地漏，全部为水自动处理系统，自动冲浪系统，除尘系统，其水质洁净，卫生可以达到十年不用换水。三期产品中500系列以上均可选择配装私家电梯，为京城首创私家电梯。 碧海方舟销售人员介绍，他们在11.95公顷的占地上，只规划了55栋单体别墅，这55栋别墅被62万平方米、18栋国际标准的姜庄湖高尔夫球场所环绕，高尔夫球场中还有2.6万平方米的中国湖。 据说，豪宅里配有金马桶、金水龙头，但记者在碧水庄园和玫瑰园没有看到这类的东西。据业内人士说，有的楼盘真的尝试过这种做法，但不被人们认可。 材料五 “就算白送我这套别墅，我都养不起。”一位刚参观了豪宅的人一出门就大声感慨。 记者算了笔账，碧水庄园与玫瑰园的物业费是每平方米每月6元左右，一套1000平方米的豪宅每年的物业费就要7.2万元。如果加上偌大的房间耗费的水、电等费用则更是惊人。而在紫玉山庄和碧海方舟，物业费是前者的两倍，就是说某些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豪宅，一年的物业费就要将近20万元。 “这么大的房间，没两个以上佣人根本无法生活。雇佣这些人员又要有大笔开支。”碧水庄园销售人员说。 记者在爵世·玫瑰园和碧水庄园分别看到诸多有趣的情景。玫瑰园内最贵的售价3750万元的“楼王”，院落外面重新安装了一套安全保卫监控设备，并有两名内保在站岗，这样就与社区物业的保安形成了双保险；在有的豪宅前竟然有树龄超过百年的“古树”，据说是业主爱好古树而移过来的。 在碧水庄园，有些豪宅主人养的宠物不是狗，而是英国名马；零星在湖边垂钓的人士从模样到穿戴看起来特别土气。但据销售人员说，不能光看表面，这些都是业主或业主家属，某些人生活可能曾经很苦，但经过艰苦创业终于成功了。“碧水庄园也有喜欢园林的业主移来古木，但物业雇佣的园丁不负责这些古木的日常养护。” 在碧水庄园和爵世·玫瑰园里，奔驰、宝马、保时捷等名车比比皆是，比北京街头夏利、捷达的比重还要高。记者没有看到奥迪，偶尔有一些本田等轿车，一问原来都是售楼和物业人员的。低档轿车则很难见到踪影。一位住在这里的房地产界的老板，为了自己的女佣买菜方便，专门配备了一辆价值十几万的车给她开。记者前往采访时开的是10万元买的车，在这些豪宅里基本被工作人员当作“正在辛勤工作的谁家的佣人”。 材料六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一份调查称，当今的美国富人大部分属于“新生代”，消费习惯多以节俭务实为主。 最近美国资深的市场研究专家吉姆·泰勒对美国500个流动资产不少于500万美元的家庭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研究。《金融时报》的文章援引这项研究结果称，目前多数美国富人都来自中产阶级，大都经过自身努力奋斗跻身富人行列不久。只有19%的受调查者在富人行列里待了15年以上，而这部分人当中仅有16%靠的是遗产。其他人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家，而且往往通过风险投资致富。 泰勒的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富人的成功之路都是这样的：有一个很好的计划，并相信自己的计划，且坚持不懈地付诸实施，即使几经失败，他们也没有放弃。 调查认为，这些富人对奢侈品的了解有限，在购物的时候，他们注重质量、美观和品牌，但原则是能省一块钱就省一块钱。为了找到心仪的东西，他们会上网购买。接受调查的富人们平均每周用13.7小时在网上冲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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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旅游业是“战略性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特点。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后劲乏力，中国经济正需要探索新的增长点的关键时刻，旅游业在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促环保等方面，具有凸出的积极作用。 专家指出，旅游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预计到2015年，我国旅游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内旅游人数将达33亿人次，年均增长100%；入境过夜游客人数可达9000万人次，年均增长8%；出境旅游人数达8300万人次，年均增长9%。旅游消费稳步增长，城乡居民年均出游超过2次，旅游消费相当于居民消费总量的10%。而其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则更加明显，预计到2015年，旅游业总收入年均增长12%以上，旅游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提高到4.5%，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2%；每年吸收就业人口达50万。 中国地理、人文资源丰厚，拥有丰富、多样、体验落差极大的旅游资源。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旅游业具有天然的弥补作用。我国约70%的旅游资源分布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2008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超过5亿人次，收入超过3000亿元，受益村(寨)超过2万个，受益农民超过2400万。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6年，西部12省区市旅游总收入增长118%，年均21.5%，高于同期GDP增长率3.2个百分点，相当于12省区市GDP的比重已达8.6%。 2．出门旅游购买一些当地特色商品回家赠人或留以自用，是大部分游客出行的习惯。随着旅游产业化发展进程加速，旅游商品产业已经成为旅游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作为中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三亚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目前旅游购物仅占旅游总收入的20%，处于我国中等水平，和发达国家购物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40%-60%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以旅游业为重要依托的三亚旅游商品产业化进程亟需提速。 三亚旅游商品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大多是低层次的重复开发，没有突出海南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内涵。游客来到海南，大都希望购买一些具有海南独特文化内涵的商品，但是目前此类具有文化内涵的商品十分匮乏。研发旅游商品的力量十分薄弱，普遍缺乏高级旅游商品开发设计人才和专业营销管理人才。目前，专业研发旅游商品机构缺乏，景区景点也几乎没有投入经费用于旅游商品研发。 2012年1月28日，这天正是大年初六，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用户罗迪发布微博称：“朋友一家3口，前天在三亚吃海鲜，3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他说是被出租车推荐的。邻座一哥们指着池里一条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 “我现在在外面开会都不敢说我是三亚旅游局副局长，一公开身份就有人跟我现场投诉。”对于连日来的宰客风波，三亚市旅游局副局长唐嗣铣表示，就连自己的朋友来三亚都被宰过。 他表示，三亚是一座旅游城市，旅游业有特殊性，管理上无统一领导，权责上不明确，多头管理，在协调整个旅游发展过程中，容易造成各自为政。比如潜水，实际上旅游局只管水的质量，实际管理的是海洋与渔业局下面的潜水行业协会；又如出租车不打表问题，实际管理的是交通局：又如酒店价格偏高问题，实际管理酒店的是酒店行业协会。但游客有投诉第一时间总是找旅游局。正是由于多个部门多头管理，所以导致三亚旅游中的一些问题未能管理到位。 3．三亚宰客事件持续发酵，现在不仅是三亚，包括香格里拉、丽江、厦门在内的多个旅游城市也卷入了“宰客门”。作为一种普遍多发的现象，宰客行为折射着中国旅游的深层次问题。苏州游客丁先生大年初二在厦门海鲜排档吃饭，其中有3种海鲜，结账费用竟高达9560元。环顾四周发现几名男子似乎要围过来，丁先生等人只好先买了单，报警后退回3500元。老板称点菜员是临时帮忙，不存在威胁客人，“都是自愿买单”，目前该店已停业整顿。网友微博上爆料说，正月初五他一家人在鼓浪屿也吃到“天价菜”：20个人坐了两桌，每桌点了十来个菜，其中4个是海鲜，酒楼结账要价1.3万元，后经协商1万元成交。 正如三聚氰胺引爆食品安全危机一样，春节期间的“三亚宰客事件”揭开了旅游业的黑幕。从游客们在网上揭露的种种“挨宰”事件可以看出，目前的国内旅游景区已经不再是民众闲暇放松的去处，而是旅游消费的伤心地。在平民旅游渐成风潮的环境下，景区乱象丛生，除了让民众伤不起外，更是在透支中国旅游产业的未来。 当然，这类乱象全国许多旅游区都有。旅游业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宰客，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布局不合理，旅游相关配套设施不健全，旅游交通相对落后，旅游产品文化内涵的深度与广度不够，缺少具有文化底蕴的旅游景点、缺乏整体规划等，而这些已经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其中宰客现象，只是冰山一角。 消费者外出旅游意愿增强，表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旅游业成为极具发展前景的行业。但近些年来，尽管中国旅游业销售总量不断攀升，提供旅游服务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但旅游服务质量却相对落后。从市场角度出发，充分市场竞争的结果应是质优、价廉，然而目前公众所能感受到的却是无处不在的宰客和骗局。大发展并不代表本身就具备了较高的产业化水平。 4．安徽省安庆市的主要人文景观——独秀园景区一期工程建成并对外开放已一年有余。然而近日，几名游客反映，通往独秀园的道路犹如迷宫，约2公里的路上竟没有一个指路牌，而景区的基本服务配套设施也不健全，大热天连瓶矿泉水都买不到。独秀园景区位于安庆市十里乡林业村，大门在集贤关收费站旁。从独秀园大门前行约200米，一个三岔口挡在前面，附近没有一个指路牌。 目前，全国旅游业增加值已占到GDP的4%以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超过110个；旅游消费对住宿业的贡献率超过90%；对民航和铁路客运的贡献率超过80%；旅游业从业人数超过1000万人。在全国旅游局长研讨班上，各地旅游业管理者认识到：繁荣的背后尚存在许多问题。我国旅游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质量成为决定旅游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可以说，质量就是旅游业的生命。 5．凭借苗族文化的各种特色，贵州省雷山县近日被2011世界旅游精英博鳌峰会组委会授予“中国王牌旅游目的地”荣誉称号。雷山县是一个苗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县，其西江“千户苗寨”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全村共有1200多户苗族人家，居民近6000人，是全国最大最典型的苗族吊脚楼村寨聚居群落。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对贵州旅游资源赞赏有加，认为贵州民族文化浓郁深厚，生态环境良好，发展旅游业有明显的特色、明显的优势，有极大的潜力。但是，光有好的资源，并不足以引起外界的注意，贵州旅游多年的实践就是明证：空有旅游资源，却“藏在深闺人未识”。长期研究贵州旅游发展的中国社科院特聘研究员徐琨就认为，在旅游收入接近贵州GDP的四分之一的时候，不管是对区域经济还是旅游从业者而言，都带来了极大的机会。政府部门应该立足本地区文化优势，形成旅游品牌影响力。 贵州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王路平教授谈到了青岩古镇的开发。青岩古镇至今仍保留着中西文化交融与碰撞的痕迹，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四教并存，这是青岩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然而，由于缺乏宣传，青岩的这些文化优势却鲜为人知。他指出，现在是网络化时代，利用网络进行旅游业的促销，是信息时代旅游宣传促销的新选择。互联网广告是传播最迅速、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大、最省钱的宣传手段，而我国的网民数量世界排名第一，青岩旅游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一广阔的传播平台，加强互联网宣传力度，对网民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以网络化进行旅游促销，以信息化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6．蓬莱素有仙境之称，传说蓬莱、瀛州、方丈是海中的三座神仙，为神仙居住的地方。日前，来自安徽的游客张鸿为蓬莱阁导游范丽的服务打出了100分，并留下了“服务太周到了，有机会还会来”的评语。如今，在蓬莱阁，高素质的女子导游队伍已经成景区的一张“活名片”，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 就在不久前，蓬莱阁景区刚刚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和全国文明单位两项国家级荣誉。获评的中国驰名商标称号，更是填补了山东省内旅游服务业驰名商标的空白。景区针对不同岗位制定了各项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400多条，目前已被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确定为地方性旅游服务标准并公布实施，成为业界标杆。 为了适应不同游客的旅游习惯，蓬莱阁景区的导游员突出个性化服务，准备了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5套导游词，根据游客游览兴趣和游览时间，精心设计了12条导游路线，针对游客的不同需求推出适宜的游览路线。 7．“上海黄浦江十六铺”、“宁波‘十里红妆’后大街社区”、“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荟萃了20个长三角区域最具魅力的地方，“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应运而生! 2010上海世博会是长三角城市群融入区域发展的共同机遇，本着共绎主题、共兴旅游，共享成果，全面推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由上海市旅游局、江苏省旅游局、浙江省旅游局携手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政府旅游部门，经过2年筹备，实地调研历时120余天，行程8000余公里，足迹遍布了长三角26个城市，又历经“最受欢迎2010奖”评选活动，最终从96个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中锤炼出了20个示范点和10条线路，打造出了“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使中外游客在发现和体验的旅游过程中真正感受到了“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更深的情谊”。 世博主题体验之旅把长三角地区延展成了放大的“世博园区”，将世博会演绎成“旅博会”，它标志着长三角区域旅游“同城时代”的来临。更令人欣喜的是，世博主题体验之旅这一品牌在后世博时期持续释放巨大效应，推动了长三角向世界级旅游城市群的新跨越。 如何让旅交会办出新意，一直是各地旅游管理部门思考、探索的重要命题。近年来，浙江省旅游局创新实施“旅游走出去”的战略，把浙江旅游交易会移师到主要客源地上海、江苏等地举办。2010年、2011年浙江省旅交会先后赴上海、江苏巡展，把浙江优美的旅游环境和丰富的旅游产品送到苏沪市民的家门口，创下了国内省级旅游交易会异地举办的先河。 通过整合资源、联合推介、媒体宣传，现场咨询、现场售卖，以及与旅行商面对面洽谈等形式，浙江旅交会既实现了“诗画江南，山水浙江”旅游形象整体亮相的目的，同时又方便了苏沪百姓在家门口直接采购到丰富、实惠的旅游产品，深受旅游爱好者的欢迎。活动门票销售突破4000万，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国内旅游产品终端营销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8．据报道，作为云南香格里拉主要景点之一的独克宗古城，将对游客收取“古城维护费”。收取古城维护费，并非独克宗古城“首创”。早在8年前，丽江就开始将丽江古城围起来收费了。据记者了解，丽江古城维护费是向到丽江市古城区、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境内旅游及从事其他活动的人员收取，人均40元，后涨到80元，专项用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的费用。云南诸多古城开发所背负的包袱较重，正说明开发没有掌握好度。围城收费作为管理者的应对措施，不能不说是门票经济思维的又一次回归。 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为筹措更多资金用于遗产地保护和开发”，申请门票价由135元每人次涨至230元每人次。根据该局提供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庐山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大，2003年至2006年8月累计投入54373万元，但与此相悖的矛盾是财力不足逐渐凸显：2004年结余额为负1991万元，2005年为负4628万元。“目前景区保护、建设经费主要来自庐山园门收入。按照未来5年规划，庐山旅游资源升级改造项目将超过12.28亿元。”管理方认为，提高庐山园门收费标准是弥补保护和发展的资金缺口，提升世界遗产及世界地质公园保护水平的需要。同时，提高票价也能体现庐山的世界级风景资源价值，不会影响游客数量。 旅游专家认为，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游览项目增多，门票收入是弥补景点保护、开发及管理经费不足的重要来源。但是，贵州省旅游局一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门票不涨价，算小账眼前可能吃亏了，但薄利多销，可谓吃小亏占大便宜。“一张小小的门票连着交通、餐饮、娱乐等旅游综合产业的发展，但如果把旅游产业当成门票产业来发展，就谈不上发展旅游大产业。” 黄山、张家界、九寨沟……大凡有些名气的景区，门票价格都在百元以上，甚至几百元，普遍高于国外类似景区的门票价。比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的门票一般是按车收费，一辆小车门票是25美元，可载4人，并可在7天内自由进出景区，人均只有几美元；如果步行进入公园，门票是每人12美元，16岁以下免费。相比人均收入，黄石的一张门票比咱国内便宜几倍甚至十几倍。北京大学教授吴必虎表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让景区在开发增值项目上缺乏压力和动力，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就难以实现突破。并不是反对一切收门票的做法，关键要看其是否合理。在大念“旅游经”的今天，千万不要将旅游经济简单地看成“门票经济”。 9．长期以来我国景区点企业收入、利润的来源非常单一，主要限于景区点大门和围墙之内的旅游经营服务活动，甚至有些景区点大门和围墙内的一些经营服务业务及其收入也不得不让给其他方面，这是导致门票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 旅游产品、线路是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国家、地区、城市要通过发展旅游来实现增加收入等目标，就必须着眼全局算大账，不能仅仅看到景区点的收入增减和效益高低，而应该将整个旅游产业作为管理、考核对象。即使是在景区点门票价格不断大幅度上升的状况下，对于来自区域周边的中程游客来说，其旅游花费中直接用于景区点游览观光的比重也不会超过1/3，来自区域外的远程则不超过1/5。以新疆为例，来自周边省区、国家的游客，无论是乘火车还是汽车，进出新疆和新疆内的交通费用约占1/4到1/3，住宿餐饮费用约占1/3到1/2，娱乐、购物约占1/4到1/3，景区点门票花费最多为1/3。 设身处地为景区点企业考虑，既然提高门票价格这一最简单易行和立竿见影的途径行不通，那就只好顺应时势，在加强产品和服务创新、塑造和输出品牌、延伸产品链、扩大产业面等这些难度比较大的方面着力。就旅游来说，国内外的很多大品牌在这方面都有很成功的经验。例如，迪斯尼乐园作为大投入、高成本、以现代科技和文化为基础的游乐类主题公园，如果以门票为主要收入来源，就不可能长期以来一张几十美元的门票玩遍其园内的所有项目，而且不限次数，它选择的道路是将其品牌旅游、商品销售、品牌输出等作为主要盈利渠道的。 10．异军突起的焦作旅游业近来风生水起。2011年3月26日，云台山驻上海旅游服务中心成立；4月18日，豫韩文化旅游交流年启动仪式在云台山景区举行；5月16日，“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宣传周”系列活动启动。以“云台山水、峡谷极品”为代表的焦作山水，由“黑色印象”到“绿色主题”转变的焦作现象，“不让一位游客受委屈”的焦作服务品牌，三张鲜亮的名片叫响全国，昭示着焦作旅游业的辉煌。 从单一依赖“门票收入”，到发展成旅游产业，焦作旅游愈做愈精、愈做愈细、愈做愈强，由此带动整体经济的优雅转型。加速经济转型，焦作的决策者继续发挥优势、瞄准旅游产业加力使劲。焦作市提出了“以产业化、市场化运作“为突破口，加速实现旅游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 一句“重庆，非去不可”响遍全国，让重庆旅游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重庆旅游发展现在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作为重庆旅游的龙头企业，重庆旅投今年能从哪些方面改变市民的旅游环境？重庆旅游投资集团经营管理部部长蒋宗金和重庆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姜文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重庆旅游发展近年来机遇良好、环境宽松、政府主导有力、市场运作得法。各个旅游企业非常注重宣传营销，让重庆旅游的名声喊得更响。同时，一些精品景区建设初见成效，旅游产品要素配套完善，龙头企业发展势头很快。 他们认为，目前旅游业的发展只着重于观光消费，是“门票经济”，产业附加值小，抵御风险能力差，极度依靠游客数量。旅游业者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这一状况，要深入挖掘旅游业的五大附加值，即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科技价值、服务价值和教育价值，通过增加附加值，为游客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旅游体验，提高旅客满意度。 11．2011年3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自2011年起，每年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398年前的5月19日，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从浙江省宁海县出发，开始了他历时30余年、遍及中国19个省份的神奇的探险旅行生涯。如今，这个日子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这是中国旅游产业即将开启的跨越式大发展的历史性起点。同时，这也是显示中国政府坚定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又一个标签。早在2009年12月世界金融危机晦暗不明的时刻，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并决定设立“中国旅游日”。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积极发展旅游业”作为“推动服务业大发展”的单独一节体现。旅游产业的战略地位也体现在地方政府的发展规划中。目前，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对旅游业有明确而突出的产业定位，其中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把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这意味着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旅游业战略性支柱产业定位，具有非常成熟的基层实践基础。 事实上，中国旅游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还基于一种现实的需求变化：在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稳步提高的今天，旅游已经不再是人们的奢侈生活方式，而成为必需品和基本需求。正如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一力所说：“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精神需求、健康需求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需求，旅游是人们生活质量提升的标志，旅游业是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产业。”不认识到这一点，恐怕就不能抓住这一轮旅游产业勃兴的深厚社会基础和精神基础。三、作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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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的内在历史底蕴和外在品位特征的综合表现，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包括城市理念形象、城市行为形象、城市景观(视觉)形象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形象是一种力量，称之为形象力。形象力在现代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提升城市形象力，是区域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一个城市对外开放，吸引投资，引进人才的内在需要。 张家港是个新兴的港口工业城市。张家港人乘改革开放东风，抢抓机遇，开拓进取，艰苦创业，使昔日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一跃成为闻名遐迩的全国先进典型，成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县级城市。张家港城市形象建设的实践总体来说是成功的，在城市环境、城市精神、城市建设、城市文化等方面都上了新的台阶，产生了良好的“名市效应”。但与国际化开放城市的标准相比，还有不少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形象要素优势的冲击力在逐步弱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家港人“两手抓、两手硬”的战略理念，训练有素的市民风范，城市现代建筑风格和始终如一的洁美卫生环境，给世人以深刻的印象，具有强烈的典型冲击力。但是，随着张家港经验在各地的推广，这种典型的形象要素优势正在逐步地弱化。张家港要保持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优势，就必须通过深化创建，进一步形成新的工作亮点和品牌。二是城市形象要素的独特品牌个性还不鲜明。成功的城市形象建设应是一个特色和优势凸显的过程，个性品质张扬的过程，让人们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强烈体验。三是城市形象要素的功能发挥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仍有差距。近年来，尽管张家港集聚了市镇两级财力和社会各界力量，每年都要为民办一批实事，如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社区便民求助服务、社区文体活动场所及配套设施等城市公益设施得到了根本性改善，但与人民群众旺盛的需求和期望还有很大差距，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制约了城市形象的整体塑造，影响了现代城市文明风貌的充分展示。 2．从上海房地产急速崛起的新千年以来，追求生活品质的迫切要求和内环范围高昂的居住成本，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选择近郊区，特别是交通、公建配套较好的近郊区作为其新的定居点。因此，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宝山外环线以内区位条件较好的大场、庙行、淞南、高镜等村镇大多都组织了房地产开发项目，乡村迅速被城市占领。快速城市化在改善地方建设面貌，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少问题，并集中在配套设施、配置容量不足和“城中村”现象。 一方面，各村镇为增加经济收益，往往想尽方法，与规划讨价还价，增加建筑开发量；而另一方面，当时的规划尚未实现全覆盖，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往往是在没有综合地区公共设施需要，交通、环境容量的情况下孤立核算的结果，市场效益的过度化追求和规划法规的滞后性缺位，最终导致在完成房地产开发后，居民往往对地区公共设施、交通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的配置情况不甚满意，出现较为普遍的“局部没问题，整体缺口明显”的合成谬误。 在导致配套设施容量不足的同时，大面积土地开发带来的农户动拆迁问题，也因为过度追求数量和速度而留下很多隐患。作为动迁户的当地农民往往不愿离开原驻地，为满足农户要求，尽快落实动迁，大部分农户最终搬迁到了附近的安置基地，没有被城市化消化的农民住宅区与城市居住区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普遍的“城中村”现象。这些“城中村”尽管在吸纳外来人口、提供廉租房等方面分担了城市发展的压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农户住区对当地的城市景观、土地使用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带来了巨大影响。 3．目前，宝山罗店镇、顾村镇和月浦镇的主导部门都是第二产业，机械制造、冶金加工、医疗器械等劳动密集型工业构成了村镇的最大工业门类。门类与能级的类近似性使得村镇在引进产业项目的时候，只能依赖低廉的土地价格和优惠的使用条件作为主要手段，结果出现了工业土地利用率低，土地闲置多，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由于郊区产业的早期开发多以镇村自行组织实施为主，基本处于低端、小规模生产状态，无法形成专业化工业基地，加上开发过多地强调功利主义，缺乏先进理念和规模效应，工业和农村居民点经常相互混杂在一起，既影响了地区形象的提升，也为社会治安管理带了很多负面作用。 与中心城区不同，城市中郊型村镇的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大部分是以农村集体用地为主要支柱，村镇各自为政，空间发展模式只能以村镇的空间区位确定非农建设用地的布局。受这一条件限制，无论是工业还是居住用地，都很容易形成以村镇为中心，小范围集中、大范围分散格局，而重大工程基地的独立选址又往往使这一局面进一步加剧和复杂化。结构和用地的不合理产生的后果必然是公共设施不配套、道路系统不连贯、基础设施系统不到位、城市景观不协调等一系列问题，延缓了乡村——城市转型的空间集聚过程。 4．提升市民综合素质，塑造城市行为形象。提高市民综合素质是城市形象建设的核心内容，市民文明程度的高低影响甚至决定着城市形象的好坏。张家港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抓市民素质是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一件事半功倍的工作。要进一步利用诚信张家港、绿色张家港、平安张家港、法治张家港等创建载体和平台，全方位提升市民综合素质，夯实城市文明的基础，增强城市形象的公信力。通过广泛开展道德教育和实践活动，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继续抓好文明新风系列创建活动，进一步用创建标准，规范市民言行。大力发展地方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岗位培训等教育事业，为全面提升全市产业水平提供智力支撑。坚持“社区文化抓基础、农村文化抓特色、家庭文化抓普及、群体文化抓引导”的工作思路，多层次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市民文化艺术修养，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继续抓好文化、科技、卫生三入户特色家庭创建，进一步提高文化特色村镇的建设规模和档次，形成区域性的文化特色。优化城乡社区的服务功能，把社区建设切人点放到完善和提高农村社区综合功能上，着力点放到教育人、塑造人、造福人、服务人、改造人上，深层次地加快城市文明向农村的延伸辐射，高标准建设城乡一体文明的品牌。 5．提升建设管理水平，塑造城市景观形象。城市建设和管理是最直接的城市形象。按照产业布局合理、交通快捷便利、基础设施配套、环境优美宜人、城市特色鲜明、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中等港口工业城市目标要求，张家港从三个方面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下工夫： 一是注重城市形态和结点空间的形象建设。按照“一城四区”的城市形态，重点按功能分区，进行功能重组，使城市空间布局更趋合理，进一步培育和塑造“海派、生态、精致”的城市景观。集中精力、财力打造像暨阳湖生态区等一批有一定规模和气势的城市建设精品区，特别要重视环双山岛景观区建设以及出入口、各种广场、主干道交叉口等结点空间的形象建设。建筑造型、绿化造型、城市雕塑、街头小品以及公益广告和商业广告都要凸现城市的个性和文化品位，做到一草一木各具特色，一砖一瓦精雕细琢，一路一楼体现品位。 二是注重挖掘、利用历史文化景观。张家港市虽然是从常熟、江阴划出部分而组建的，但人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也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充分挖掘、整理、宣传本土历史文化，使张家港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得益彰，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是张家港形象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文化建市、文化扬名的重要任务。 三是注重城市综合环境的长效管理。坚持“建管并重”的原则，进一步落实城乡一体化的长效管理措施，推动城市管理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讲究城市形象推介策略，塑造城市品牌形象。城市形象的推广工作是城市形象建设的重要环节。强化城市形象推介在策略上既要强化政府的行政推动和协调功能，又要重视城市形象产品的开发利用。通过成立领导小组，强化政府的行政推动和协调功能。广泛开展城市形象的宣传教育活动，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荣誉感，增强在外国人面前树中国人形象，在中国人面前树张家港人形象，在人民面前树公仆形象，在客人面前树主人形象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对城市形象建设进度和质量进行有效监督和控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确保形象建设进度和工程质量。认真进行对外形象推广计划设计、组织实施和成效评估。 进一步开发利用城市形象产品，要把挖掘和培育传统名牌产品、经济支柱产品、地方特色产品、文化创意产品等城市形象产品与城市品牌塑造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政府推动和公众参与。迅速扩大影响，让世界更多地了解张家港。继续举办“经贸洽谈会”、“招商引资周”、“双山国际高尔夫球邀请赛”等有影响的活动，宣传张家港创业环境、主导产业理念、生产经销理念、经济效益理念，营造“招商磁场”。以品牌特色为题材，策划国际性或全国性“沙洲黄酒节”、“长江鲜美食节”等活动，提高我市形象产品的美誉度，扩大张家港影响力。 6．城市形象设计的目标对象，首先应是城市市民。市民既是城市主体又是城市的服务对象，以市民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创造宜居家园为主线，体现市民意志，培养城市精神。北京城市形象来自每一个北京居民的形象，要制订城市形象规范条例和窗口服务行为规范手册，加强北京居民的行为规范，约束有损北京城市形象的行为。其次才是游客和投资者，面向国内外市场进行推广城市形象。推出城市品牌代言活动，如经贸、文化、民俗等节庆活动，可使城市形象具体化，仪式化、动态化。 北京城市形象的推广策略，首先要强化城市主导产业与城市形象的关系，在城市主导产业企业参加的各类国内外博览会、交易会及其他推广方式中，应标注“北京城市品牌”，相互借助以扩大北京和企业的影响力。同时，加大北京城市形象广告的投入，通过影视广告、杂志报纸媒体、环境媒体、城市地图、城市网站等载体，分期有重点地投入。利用节庆、赛事、论坛、典礼等营销方式，有意识地形成媒体舆论关注的话题。举办以北京城市形象为主题的文化艺术活动，征集反映北京城市形象的各类作品，提炼北京城市文化内涵，来推广北京城市形象，将各种城市形象元素作为“北京城市名片”推出去。 7．从2000年开始，广州市政府投巨资全面整治珠江，要把珠江改造成为中国的“塞纳河”，消息一出，沿江住宅开发商们精神大振，九大临江住宅楼拔地而起，为珠江抹上了亮丽的色彩。比如有一新理想华庭，名为高尚住宅，亦可做景点观赏，其顶层极为别致，既像皇冠，又像金锭。整个大楼面向珠江的外立面没有露出一条管线，连外挂空调机都用不锈钢图案统一遮盖，设计之精心令人感叹，更有顶层的空中别墅，以其千余米的面积申报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另外几座商品住宅楼，设计亦各有千秋，大多已当选广州“明星楼盘”。如今乘船游珠江，两岸绿草如茵，间立着幢幢各具艺术特色的建筑，清风吹来，美不胜收。 应该说，广州市开发珠江沿岸、塑造城市形象的工程是成功的，其经验亦可为其他城市所借鉴。不少城市把“形象工程”提上了市政建设日程。的确，城市形象是城市精神文明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扩大对外交往、吸引投资与游人的“世界语”。而那些或具有历史民族特色的，或具有地方自然特色的，或具有现代艺术特色的“形象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可以呈现出城市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城市更具有独特的魅力。但问题是：搞城市形象建设，钱从哪儿来? 长期以来，城市建设的欠账太多，要修路建桥，要供水供热，要改造危房棚户，要改善环境条件……按照规划，“九五”期间，我国城市建设中仅交通和环境治理两项就需要资金5700亿元，通讯、煤气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期待着大量的资金投入。面对这样的困难，就必须想办法拓宽思路多渠道融资进行“形象建设”，否则形象工程总要面对各方面的质问，比如所花的钱值不值得?效果和效益如何?老百姓受益有多少?很多地方都紧缺钱，能否将钱用在点子上?等等。 8．广州整治珠江的经验则告诉我们，完全可以把城市形象建设当作一个重要产业来看待。这样，就可以将筹资的着眼点放在建立以企业法人为主体的融资机制上，通过项目融资、土地出让、公司上市、集资等形式吸引外商、企业、个人参与进来。早有不少专家建议，营利性项目应在政府统一规划和管理的前提下，由民间进行投资和经营，逐步形成投资、经营、回收的良性循环。半营利性项目，应以民间投资为主体，政府适当给予补贴。当然，纯粹公益性项目，其建设投资应主要由政府来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市在政府资金与民间资金互动的基础上进行城市形象建设，其推动力量大部分来自市场，而不是行政指令。曾有某市市政府明确“引导”当地一些效益相当好的企业承担城市的“形象建筑”，结果企业不但没从这些耗资巨大的工程中得到利润，每年还要为维修养护“输血”。所以，脱离实际需要，盲目地、甚至硬撑着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其结果只能是装饰了“面子”，损害了企业，最终也将败坏决策者的形象。 9．前珠海市市委书记邓维龙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要充分认识规划的重要性，认识到做好规划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加快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推动珠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和谐珠海的基本保障。珠海要建设珠三角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先行示范市，就必须进一步增强规划意识，加强城市规划实施、管理力度，充分发挥规划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龙头作用，发挥城市规划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 邓维龙指出，城市规划工作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城市建设和发展档次及水平。珠海要不断强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增强规划的前瞻性。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原则，始终坚持珠海特色的城市建设与发展导向；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促进城市全面发展为目的，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的关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要善于整合优势，在培育特色、树立品牌上下工夫，突出城市个性，增强城市竞争力，努力建造体现多元化、富有珠海特色和个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10．城市形象与旅游业发展存在着一种必然的相辅相成关系，城市形象是城市的“招牌”和“名片”，是城市集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影响一个城市或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形象为城市旅游业的发展起着宣传、促进作用；而旅游业作为一个城市或地区较为特殊的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则有助于进一步美化城市形象，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关注该城市的形象，自觉推广和传播这个城市鲜明、独特的城市形象信息。 威海是一座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地理位置特殊、自然环境极为优越的美丽小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得到了国内外权威机构和政府部门的高度认同，曾先后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全国造林绿化十佳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称号，并被联合国评为全球改善人居环境100个最佳范例城市之一。基于占有着如此独特优越的自然条件，旅游业理应成为威海市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但是，相对于良好的先天自然资源，威海市在后天形象设计、建设、推广和利用等方面则仍处于较低水平和待开发阶段，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潜力远远未被挖掘出来。 11．近年来，威海市始终坚持把规划放在城市建设的首要位置，并从四个方面体现规划的科学水平，塑造了较为突出的城市个性和特色。威海市以百年规划为目标，编制既有超前眼光、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长远性总体规划。把控制资源、环境容量和建设标准作为规划重点，科学合理地利用山、海、岛、林、滩、湾等资源，搞好各类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基础设施的合理布局，体现“海在城中、城在山中、楼在林中、人在绿中”的风格，形成了“高处山头翠绿、中间红瓦淡墙、低处碧波荡漾，山衬水托、交相辉映，全年有花、四季常青”的城市整体风貌。围绕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建设精品城市，威海在全省率先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完成了城市三维数字地理空间信息系统开发，初步形成了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专业规划、详细规划等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相融互补的较为完整的城镇规划体系，为城市建设和长远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全市详细规划覆盖率达到97.1%。威海市坚持基础设施先行的方针，一个时期突出一个重点，狠抓了带动性、辐射性强的道路、绿化、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丰富了城市功能和景观，提升了城市形象和品位，增强了城市影响力和竞争力。 12．城市形象定位是城市形象建设的灵魂和核心，是城市形象建设的依据。城市形象定位的准确适当与否，决定着整个城市形象建设的成败。城市形象定位的要点是寻找城市自身特色与社会需求的交叉点、结合部，并以其为起点，培育并强化城市“个性”。一个有个性的城市，在当今社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确定城市定位后，要积极进行城市形象公关。当今社会，城市之间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为城市形象的竞争。而公关具有提高信誉、塑造形象、争取理解、开发资源、增进效益的职能，通过公关工作，城市把自己的各种优势和特色如经济实力、管理水平、投资环境、市民的素质、自然风貌等向社会广泛传播，从而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和辐射力。
二、给定资料 1．2012年3月13日，陕西省适当调整关中、陕北地区自来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据了解，此次调整后，征收标准由每立方米0．30元调整为0．72元；而供居民生活用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随居民生活用水价格调整时再作调整，目前仍按每立方米0．30元执行。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后增加的水资源费收入主要用于补充引汉济渭的资本金。水资源费是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包含在基本水价内，不再缴纳税金。此外，自来水管网覆盖区取用地下水，水资源费按照当地自来水销售基本水价加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关中、陕北地区每立方米0．72元、陕南地区每立方米0．30元)分类计征。其他未涉及事项和陕南地区(汉中、安康、商洛)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仍按原来标准征收。 2．在人们对水价调整议论纷纷的背景下，某部门邀请某市自来水公司H总经理、B书记、某报W记者、公用事业专家X、Y、T、G、某外资投资公司s副总裁、M经理、市民代表D、C等，开了一次座谈会。下面是座谈记录。W记者：我觉得水它不单纯是一种商品，它有公共资源的属性，不能单纯地以商品来计价。因为政府从税收里头就已经提取了一些资金，居民对这块资源理应低价共享。H总经理：十年前，我来到这个企业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认为水是自来水、福利水，不是商品。自来水公司长期不参与市场竞争，亏损靠补贴，投资靠拨款，企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持续低迷的水费征收率，居高不下的管网漏失率。加上积累下来的几亿元社会拖欠水费，成了我面前的大难题。一栋297户的居民楼，12年不交水费，周围的居民楼也在关注着他们，这个事态如果扩大，全市可能都要不交。在这种情况下，我下决心采取行动，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第二天对这栋楼停了水，一直停了36天。停水后第二天，铺天盖地的报纸，整版整版的报道、评论这件事。停水之后，陆陆续续有居民开始交水费了，可是管网就这一根，对已经交水费的居民怎么办?我们说下决心，对交水费的居民提供矿泉水。我们职工就把矿泉水一桶一桶地扛到他的家里。后来我们听说了，这栋楼的居民走在街上，不敢说是这栋楼，谁要说是这栋楼的居民，大家都谴责他，形成了一个社会舆论。但这还不够，供水企业要不要盈利，是不是亏得越多越光荣。光停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X专家：供水企业在市场机制下追求盈利，讲究成本，我觉得这是很客观的一件事情。G专家：作为企业，好像盈利是一种天然的冲动，所以我们说有涨价的冲动。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是各国通用的。我最近到墨尔本去了一趟，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供水企业，盈利率很低。看去年的年报，它的净资产回报率大概只有1％～2％的样子。如果我们说自来水公司是公用性质的企业，那么它就不应当有盈利的冲动。Y专家：供水行业的特点是自然垄断性，它在市场上是不可竞争的。对我们公用事业，消费并没有选择权。这样一个自然垄断的企业，要有盈利，就很可能获取超额利润，消费者质疑它涨价是不奇怪的。S副总裁：我觉得法国做得比较好，它的水价构成是供水的全部成本，除一些生产成本之外，还有税金，再加上投资成本，还有其他新设施的投资。比如说管网的投资。这些成本必须是客户认可的，运营商也认可的，才予以公开。法国近几年跟随欧盟的标准供水，每年的水价都有一点增长，不是十年不涨，一下子涨很多。H总经理：如果公用企业的利润仅靠调价来实现，这是不全面的，应当加强管理，减员增效，降低成本，而不是把实现利润的目标和手段放到调价这一个措施上。水也是一种商品，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品。随着城市不断地扩大、发展，城市用水量急剧增加。我们市现在每年都要以五万吨的量增加着供水的需求，可是亏损状况依然存在。是引入投资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通过涨价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其他的思路?M经理：我觉得解决中国供水行业问题，必须选择引进社会资本这条路。B书记：我认为现在水价非常低，不利于自来水公司的发展。我们市现在居民水价才一块钱一吨，每人平均每月用水量三吨左右，十天才用一吨，放到一天才一毛钱。现在买根黄瓜都得三毛钱，你说这个水价低不低?D代表：黄瓜和水的问题，没有可比性。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得从两个方面看。1985年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水费是多少，现在我们的工资是多少，水费是多少，这样比较一下，我感觉水价可能是高的。Y专家：我觉得这位先生说得非常有理，水价是高还是低必须有个参照物。从国际上看，水价占家庭收入3％以下是合理的，超过3％就不合理。M经理：我们全国所有的大城市都算过，只有个别城市达到了1％，其他城市都在1％以下，大概多数在0．5％左右。Y专家：公用事业发展长期以来比较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投资不足。2007年和1990年相比，城市的人口密度增长了7倍，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两倍，但公用事业投资太少，城市居民缺少应有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单靠涨价不能解决投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打破了由政府包办这样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投入公用事业设施的提供和服务中去。近些年来，引进了大量外资，世界上一些知名的水务集团，已经在中国的水务版图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有引入外资又摆脱的。我们请H总谈谈他们这样做的理由。H总经理：引进外资最初是把回报率确定下来，同时把水量确定下来。但后来的发展，我们供水企业的负担比较重，政府又不能把这个投资回报的压力转移给老百姓，政府的财力又不能在短期内满足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回报要求，而它的高利润回报的要求制约了企业的发展，这是我们进行重组的一个原因。这时我们大胆地引进市场机制，眼睛向内，挖掘潜力，不找市长找市场，—个最突出的政策叫“万吨水十个人”。那就是我们对八个城区的自来水公司，实行每万吨水只给十个人的工资。以前这个人数差不多30人，这一下子就砍掉了20个人的饭碗。在这个问题上，我把压力加给了我们各区的经营者，他们觉得就像天塌下来一样。B书记：我当时在东方区当经理，五百多人，一个月就给我160多元的工资，你说让我咋活啊。那时候真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嘴上净起大水泡。可后来，我拿到了奖励。Y专家：刚才H总说万吨水十个人，既可喜也可悲。可喜的是我们H总是真正的企业家，他用压缩成本来提高服务，使消费者受益。可悲的是，也许我们万吨只需要10人，甚至不需要10人，但是我们过去却用了30人，这30人的成本都是我们所有的消费者甚至政府财政来背负的。M经理：刚才H总讲到了只给1／3的人发工资。另外2／3的人去到市场上去，自己去揽生意，自来水公司能够揽到什么生意呢?作为这样一个垄断件的行业，让它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去给自己挣口饭吃，我觉得是需要认真考虑的。T专家：对于外资进入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对外资的管理，对外资的技术，对外资提高行业的管理水平，看法是一致的。H总经理：我的观点是，一定要强调政府对公用事业的控制力，凡是出问题的地方，都是政府缺少控制力。我到过国外一些地方，他们是政府控制所有权，放开经营权。就是政府把经营权拿出来在全社会招标，选择最有经验、最有实力、最有信誉的运营商来运营，这样的一些做法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借鉴。在《经济观察报》上我看到一组专题，叫做“水价上涨背后的跨国势力”，你们觉得这种直接关联度到底有多大?W记者：我是参与了这个专题。做完这个专题到现在，外资究竟跟水价上涨是不是有关联，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确切的答案。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的谨慎，他们不愿意直面我们记者的调查。M经理：我认为涨价和外资没任何关系。西北某市从1992年到2006年水价上涨了七次，而某知名外资水务集团是2007年与该市进行合作的。X专家：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必然联系。外资公司购买了我们水项目的股权后，势必会对水价的上涨带来一定压力，投资是要收回利润的。S副总裁：我们的算法是，作为一个投资项目，首先我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发展前景。比如说某大城市，当初我们认为它是国家鼓励的西部开发地区，人口在全国甚至在世界上都排名在前，那么它将来的用水量一定是增加的，所以不涨水价我们也可以生存。在那里，我们进去七年都不涨水价，怎么能说只赚不赔呢?C代表：我的看法是，国外的资本进来毕竟是追求利润的，不可能是来学雷锋、给你做好事的。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外资进入中国水务领域所产生的影响。我国公用事业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关键是我们如何来平衡。企业有盈利的需求，但水毕竟是一种特殊商品，有它的公益性。 3．某市居民对2004年7月10日的一场暴雨记忆犹新。那天是周六，市民们如往常的周末一样逛街、聚会、休闲。张艺谋大片《十面埋伏》的首映式正在这天举行，大批倒票的“黄牛”憋足了劲要大赚一笔。然而，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让所有在外边的人狼狈不堪。当天下午16时左右，该市上空电闪雷鸣，顷刻之间降下瓢泼大雨，不到两个小时的降雨让全市交通陷入瘫痪，10多座立交桥下积水深达2米，一些地下商场、地铁站也被雨水淹没，公交车、小汽车变成了船。中国灾害防御协会某负责人事后接受采访时表示，那场大雨后，“全世界都看了我们的笑话。”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很多城市都曾出现。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不同步的现象至今依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有专家表示，以应有功能来衡量，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公用事业连“健康”都算不上。 4．某省组织了3 300亿元投资，主要投向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产业提升工程和千亿惠民工程。其中惠民工程主要指配备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基本服务设施。但有专家指出，各地似乎都缺少了对城市公用事业的关注，而中国仍处在市政设施相对不足且市政设施需求迅速增长的阶段。尽管投资中有用于城市公用事业的部分，但比例很小、规模不大，尚不足以体现城市公用事业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作用。这位长期研究城市公用事业的专家说，城市公用事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公益性，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市政公用事业包括城市供水、集中供热、垃圾处理、市政道桥、公共交通、园林绿化、污水处理、管道燃气八个方面的市政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公用事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初期，讲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讲得比较多的是改善投资环境。 5．据统计，目前全国的城市市政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在l万亿元左右，占全国GDP的比例在2％以上。某专家指出，因为城市道路、供水、燃气、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建设任务仍然艰巨，在目前的投资规模基础上，投资扩大1倍，达到2万亿元的规模，也很难说就能完全解决问题。我国城市化进程仍然处在迅速上升阶段，现在全国有5亿多城市人口，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伞国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多，这对城市公用事业将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对投资者来讲，也是个巨大的投资市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摸索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道路，一些吃皇粮的城市公用事业单位开始断奶。2002年12月，原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在市政公用事业逐渐放开的过程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这让很多地方政府兴奋不已。然而，随着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开始出现。2008年1月，S市300多辆公交车停运，致使全城70多万市民出行困难。造成停运的原因在于公交民营化运转不良。P市原本已经出售的水厂现已被收回。专家认为，公交线路、水厂卖出去，本身没有错，但基础分析工作没做透，这样一来，损失的是国家，伤害的是消费者。某报记者在报道中大声疾呼：“这样大规模地出售公用事业产权，世界罕见!以前地方政府是卖地赚钱，现在把市政公用事业也卖出去，这些都卖完了该怎么办?不客气地说，这简直是败家子行为!” 6．2009年7月31日，L市举行“城市供水价格改革调整听证会”，参会的18名听证代表中，17名代表同意水价调整，只有1人提出“最好不要提价”。消息一出，社会哗然。有网站展开了“如何看待L市水价上涨”的调查，超过80％的网友投出了反对票。8月4日，L市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消息，邀请网民参加一场“关于供水价格改革调整”的座谈会。记者进行了统计，实际到会59人，在3个多小时的讨论中，39人发言，其中9人鲜明地反对涨价。与网络调查超过80％反对水价上涨形成反差的是，现场有16人明确表示赞成有条件地调整水价。反对涨价的主要理由，一是认为L市不缺水，没有涨价的必要；二是认为水务集团的账目不够透明。记者来到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访问了74岁的卢奶奶和她的老伴儿。记者：“卢奶奶，你家里一共用多少水?”卢：“用4吨、3吨。”记者：“几口人?”卢：“5口人。”在卢家，记者看到很多盆子和桶。老人告诉记者这都是用来存水的，存下的水要用来冲厕所、拖地、浇花，为了节约水，家里还特别改造了抽水马桶的开关。卢奶奶和老伴儿加起来每月有2 000元多一点的退休工资，但是由于儿子、媳妇没什么收入，所以一家五口主要靠这2 000多元，水费每月9块多钱。记者：“要是以后每月花个12、13块钱水费，承受得了吗?”卢：“俺俩仔细着呢，俺俩可在乎。”居委会的肖大妇告诉记者，这里的居民基本上都是这样节约用水的。水费涨一点也许还行，就怕连环涨价。在L市另一家用水大户企业，记者了解到，他们已经在近几年对设备进行了节水改造，凡是工业上的用水都可以回收再重新使用，水的利用率达到了约97％。尽管L市的水价还没有上调，但从企业到普通居民，大家已经都在精打细算省着用水。这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为什么城市扩大了，经济发展了，可是全市每天用水量却比十几年前下降了几十万吨。在这次L市水价上涨的文件中，有一组数字触目惊心：L市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450立方米，约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5、世界的1／20，属于极度贫水区。L市水文部门负责人说：“附近两个水库的水，基本上不算L市的水权，属于过境水，是上游的水资源。即使是流经L市的几条河，水量也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多。大家看到L河的水面比较宽，实际上因为橡塑坝把水蓄起来了，真正的来水，就是坝体上面流的那点水，那才是真正的来水。” 7．解决北方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首当其冲是加强节水。在加大节水、治污和污水资源化力度的同时，还要从水量相对充沛的长江流域向黄淮海地区调水，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我国的南水北调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从论证规划到设计施工，历时半个世纪，贯穿豫、冀、京、津等多省市。为了让北方群众喝上“放心水”，在长江最大支流汉江上游丹江口库区，掀起了一场防污治污生态保卫战。如今，丹江口库区水土流失现象已得到有效控制，水源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在被誉为“亚洲天池”的丹江口水库放眼远眺，碧波荡漾，茫无涯际。当地水务部门评价结果显示，丹江口水库库区7个断面水质完全符合南水北调的调水标准。 8．根据国家《海水利用专项规划》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我国海水淡化能力将达到250万至300万立方米／日，海水利用对解决沿海地区缺水问题的贡献率将达到26％至37％。国家海水淡化研究室一位研究人员说，目前天津生产的淡化海水在本地工业中的利用率已达100％。海水淡化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可拉动化工、材料、冶金、机械制造、仪表及自动化等产业发展，这对于沿海的一些企业来说也蕴藏着无限的商机。 9．目前占世界人口40％的8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许多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美国的主要措施包括：保护水源，水资源重复利用，调节河川径流，选育抗旱品种，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调整作物种类和市场供应等。以色列地处干旱半干旱的沙漠地带，为克服降水不足，以色列大力开发灌溉地，农业灌溉用水中20％为不可饮用水。灌溉方法主要是滴灌和喷灌，水的利用率分别可达95％和80％。全部采用电脑管理，利用水分感应器自动调节灌溉，包括灌溉时间、次数、间隔、灌溉量等。澳大利亚有0％的地区雨量在．500毫米以下，全国地面水源不多。他们不断采用新的节水灌溉方法，例如把12厘米的滴水管埋入地下，把水和肥料溶液直接滴灌在西红柿等作物的根部，多余的肥料不致污染水渠，不但节省大量水肥，而且可收获90％的优质蔬菜，传统的灌溉方法只能收获60％～70％。许多国家的水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分布不均匀，因此修建蓄水库和跨流域调水工程成为解决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平衡的主要手段之一。巴基斯坦的西水东调工程，从西三河向东三河调水，调水总流量高达2915立方米／秒，平均年调水量222亿立方米，灌溉农田155万公顷。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形成了严格的法律和制度。如以色列，不仅对地表水、地下水实行统一管理，而且对废水循环利用、人工降水、海水淡化和盐水灌溉，甚至抽水站和输水管线等也实行统一管理。并通过立法，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10年2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温家宝提出，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都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2010年4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当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通过新闻媒体报道，在社会上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可以说，总书记的话既切中了分配不公问题的要害，又指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2010年9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第四届新领军者年会(2010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温家宝表示，将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温家宝表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世界经济还没有进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然比较突出，要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并统筹考虑当前和长远的发展。在继续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通过经济结构性的改革，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温家宝说：“我们将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 2．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许多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当前，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已成为收入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提高普通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收入，扭转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使劳动者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相匹配，让人们“劳有所得”、“干有所值”，势在必行。 3．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数值在0至1之间。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达到或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或超过0．6则属于危险状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2000年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从20世纪80年代起参与了4次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他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干得多，挣得少”是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从统计数据看，近几年穷人和富人的收入都在增长，但考虑到他们在消费支出上的差异，大量贫困家庭的支出集中在最易涨价的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上，分配差距正呈现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 4．清华大学教授魏杰、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等人说，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许多人对以垄断和“身份”为代表的“权利分配”表示极端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必须弱化权利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燃点”，实现和谐与稳定。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机关公务员退休金是企业的2．1倍，事业单位月均养老金是企业的1．8倍。专家们认为，这种依赖于政策保护和资源垄断的“权利分配”，有悖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严重侵害了个人发展权，扭曲了收入分配格局。其在不同行业、不同群体间造成收入悬殊落差的同时，也在人们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5．“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造成了国民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使得社会财富底数不清。有专家认为，目前我国工薪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1／3，国家能够监控的只有“白色收入”，这意味着大量收入脱离了所得税调节范围，游离于监管之外。由于收入分配渠道复杂，同时缺乏基础性的国民收入记录制度，我国居民的收人渠道也呈现五花八门的状态。2010年5月，在对全国15个省区市的调查中，大量专家学者和基层干部群众比较认同可以用白色、黑色、灰色、血色、金色5种“颜色收入”来概括当前形形色色的收入。5种“颜色收入”既相对独立，也有交叉的地方。具体来讲，“白色收入”指正常的工资、福利等合法收入；“黑色收入”指通过贪污受贿、偷盗抢劫、欺诈贩毒等违法手段获得的非法收入；“灰色收入”指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收入，在我国当前非常普遍；“血色收入”指那些突破人类文明底线，以牺牲他人的生命和用鲜血榨取的收入，如黑砖窑、黑煤窑等；“金色收入”指利用黄金、股票、期货等资本获得的收入。专家认为，这5种“颜色收入”既依据了收入的合法性，也参考了社会道德标准，基本概括了当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和方式，是一种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形象化的描述当前收入的表达方式。 6．年终将至，盘点收入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某广西农民工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元，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上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不是劳动差别大，而是赚钱的方式不同。企业主当然也要付出劳动，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赚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警戒线，并逐年上升。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资本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7．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人在百万元以上。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他说生活压力很大。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说。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长期研究“灰色收入”问题，他曾对全国几十个市县的2 000多名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家庭收支情况做了调查，发现部分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隐性收入”。调查证明，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收入估计高达4．8万亿元，遗漏主要发生在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户，占全部遗漏收入的3／4。 8．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2010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2010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说，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 9．2010年，收入分配话题每每触动着公众的神经。近年来，随着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被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研究和实践加速展开。我国关于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研究早在2004年已经启动，仅2007年至2009年间就曾先后6次举行征求意见讨论会。按照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的说法，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衷和核心应该是“不能让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与这一追求形成的鲜明对照是让人尴尬甚至无法接受的社会现实。在联合国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10个，中国便是其中之一。基尼系数越高，意味着社会财富越集中，即“富的愈富，穷的愈穷”。我国GDP居全球第二位，可基尼系数却与世界上几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为伍。在杨宜勇看来，“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正是时候”。以前，收入分配改革特别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说到底要靠财力，而过去国家没有这个财力。近年来，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国家财政已由建设性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由项目性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变。杨宜勇研究发现，近两年群体性事件数量的攀升，大多与收入分配问题相关。他分析认为，国有垄断性企业员工的高收入的确是城市民众眼中“最不公平的一块”。但是，当前我国最不公平的分配制度仍是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城乡二元结构对总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占60％以上。杨宜勇2010年在“第八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上表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收人差距过大、分配秩序混乱、制约机制缺失等。在明确缩小收入差距这一方向后，杨宜勇总是强调要提高“两个比重”，即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10．2010年春，《求是》杂志发表温家宝总理文章《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称，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形”分配格局。2010年8月下旬，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专题调研报告》中也提及，要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分配格局。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为8．17亿。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3．03亿人被归为“底层中产阶级”，即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的人群。而来自国内社会阶层研究的顶尖研究团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同类研究显示，我国的“中间阶层”占比为23％。官方在2004年曾有一个标准，即人均年收入2万元，即户均年收入6万元以上，即是中等收入。当时约有20％的群体达到这个标准。可见，与中间阶层人口应该达到60％至70％的标准相比，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远非理想中的“橄榄形”。统计显示，200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杨宜勇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与否，“都不叫改革”，因为那是“约定俗成的”、“有规制的”。而个税如果能从过去的分向征收变为综合征收，才是“真改革”。综合征收，即以一家人为单位计算征收。比如一个穷人家只有一个人工作，他就要纳税3 000元，但按一家三个人算，他就可以更少地纳税甚至不纳税。这样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才是杨宜勇所乐见的“改变分蛋糕的方式，让居民吃到更多的蛋糕”。 11．目前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从1980年第一次制定以来，已修订了五次。本次修订是第六次。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形势、人民收入状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仅73亿元，2008年增加到3 722亿元。个人所得税收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由1994年1．4％上升至2008年的6．4％。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约4 800亿元，而全国税收总额约7．3万亿元。个税收入只占全国税收的6．5％左右。虽然是中国第四大税种，但个税收入在中国财政总收人中占的比重并不大。因此中国个税改革的空间是很大的。2011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表示，我国将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随后在2011年3月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并确定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以及调整级次级距的改革方向。这次会议同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3月20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1年会上表示，2011年我国将进一步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合理调整税率结构，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强化对高收入的调节。三、作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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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记者进入南丹大厂下拉甲坡矿区，探求“7.17”事故真相，看到这个矿区的垂直距离仅730米，横向宽70米。该矿仅有一个开采证，由7家个体老板出资组成一个合资公司，因而形成了7家老板同时抢挖开采的无序状态。如此开采，混乱和出事在情理之中。据当地介绍，这是个富矿，矿产有30以上的品种，开出的锡矿比金子还值钱。因此，矿老板们唯利是图，置法规于不顾。据说 2000多名矿工在7个公司的窿洞里日夜分三班开采。 (2)广西壮族自治区驻大厂矿山整顿小组负责人赵桂华说：他们是18日听说了这件事情的，调查了3天，一无所获。上报情况时说：水位上涨，并未发现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异常情况，对不断到来的外界打探者(多为记者)声称“不清楚”、“不知道”，甚至说“没有这样的事”!在被传媒普遍表示了怀疑后，口径改为“是发生了事故，但没有死人”。 (3)7月27日，就在当地记者前往调查的同时，河池地区行署、自治区工作组再次派人到现场核查，南丹县公安局也组织了20名民警到有关矿井进行调查，但大队人马出动的结果仍然是：没有伤亡事故。 (4)7月28日上午当互联网上就矿难一事炒得沸沸扬扬、国内媒体已有报道的时候，河池地委书记莫振汉、行署专员晏支华召开四套班子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传闻情况，会后立即率领有关人员赶往现场调查，也没有发现传闻中说的死了200人的情况。 (5)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第四次调查是7月31日由自治区经贸委主任带队的调查组进行的，当天得到说法是：透水了，但没有死人。所以自治区经贸委在报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汇报中说：没有发生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情况，矿区局势平稳。 (6)出事之后，据称可能是广西“首富”的矿主黎东明，拿出了大把钱“消灾”，一是拿钱堵住死者家属的口，数额在2万到上10万元的都有，本地人给得多，外地人给得少。究其原因，是怕本地人在地方上容易闹事。二是上下摆平，出动了其私人拥有的两三百名有枪支武装的“护矿队”，对现场进行了严密封锁，并对有关知情人进行了威胁利诱，严防矿难的消息外泄。 (7)7月27日，南宁几家传媒的六位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进行了惊险万状的暗访。因为在此前已有记者以公开身份在南丹亮相采访，当地对记者已有了严密防范。一名记者称：“那些打手们就像鬼子一样，矿区内设立了多个哨卡，两三百人到处监视着，无处不在。”看见有生人进矿，就盘问、盯梢，一见“陌生人”问东问西，马上强行驱逐出矿区。而所有被记者问到的矿工，口径都是：“我是新来的，不清楚这里发生子什么事。”《广西日报》旗下某媒体的一记者，从7月27日到30日，连续在矿区进行了四天的暗访。28日那天，他正在与民工交谈时，突然看见数十名携枪的打手远远扑过来，有几人手中的枪向他举起瞄准，他吓得拔腿就跑，幸亏跑得快，在矿区门口不远处，终于给他侥幸逃脱。29日的下午，这位记者穿得破破烂烂，混进子矿区采访。在一高处观望时，被两名打手发现，并被逼上了几百米高的悬崖，寒光闪烁的两把尖刀，一把顶住他的咽喉，另一把顶在了腹部。一打手喝问：：你是不是记者?来干什么的?”另一人说：“要是记者，就杀了你。”该记者拼命否认自己是“要命的”记者，并趁打手不备，把身上的记者证、身份证丢下了悬崖。然后他被粗暴扭出了矿区。一直到目前，他仍然没敢去找回证件。 (8)7月27日中午，新华社广西分社负责人接到匿名电话举报：南丹县大厂矿区发生了严重透水事件，有200多人丧生。这个消息引起了分社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打电话向各方求证，得到的消息均是“没有此事”。尽管如此，分社领导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派出由文字、摄影、音像、网络等部门共6人组成的小分队连夜赶往被举报的南丹大厂矿区调查。23时，小分队从分社出发，连夜赶往离分社480公里以外的事故现场。 (9)广西电视台焦点栏目的几名记者，28日赶到了该矿采访。一直到此时，该矿矿长黎家西还在撒谎，称自5月以来矿井就停产了，一直没开工。后又说，17日那天工人报说井下发生了透水事故，但没工人在井下。他组织了十多台抽水机，连着抽了两天两夜，水才下去两寸，搞不清水从哪里冒出来。记者们拍到了死难者家属焚烧纸钱、铺盖的哭祭镜头。回到南宁，这些镜头被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领导那里审查。区委书记曹伯纯看了这些镜头后，定性说：“现在不是再争论是不是发生了事故、死没死人，而是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而当地官员当着曹伯纯和调查组的面观看了电视台拍摄的片子后，竟然还在质疑画面的真实性!然后又当着曹伯纯的面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吵了起来。8月1日，曹伯纯亲自带领调查组和自治区公安厅有关人员，来到了南丹。地方上还是不讲实话，查不清井下有多少名矿工的真实情况。在公安人员分别拘控了相关矿山人员后，才从外围突破，查到真实的矿难情况，证实至少已有78人死亡。据知情人透露：该矿总共约有1500名工人，平时以三班倒的形式作业采矿，出事时有四班工人在井下作业。在下拉甲矿，约70-90人一个班。 (10)7月17日凌晨3点30分，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龙山矿海拔负150米的巷道里，几十名矿工，瞬间在一场并非偶然的透水事故中丧生。但这一事故被隐瞒了半个多月。 (11)8月2日，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第一个承认发生事故，并交出了失踪者及赔偿名单、住址。同时，公安人员也成功地找到了失踪人员家属。8月5日，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抵达南丹。此前，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一行6人的中央调查组赴广西南丹县调查矿区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派出的调查组同期抵达。据报道；在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飞抵广西的当日晚上，公安部长贾春旺也赶到了南丹，调查南丹矿难事件。至此，中央五路人马会合，共同调查广西南丹“7.17”重大透水事故。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大厂矿区查看了拉甲坡矿矿窿后，点名要听取三方面的汇报：一是自治区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领导的汇报；二是公安部门侦察取证的汇报；三是新华社记者调查采访的汇报。 (12)幸存者韦海鸥是死者韦海生的弟弟，他给记者讲述了死里逃生的一幕：“我们同在龙山矿(龙山矿毗邻拉甲坡矿，同隶属龙泉矿冶总厂，两矿的矿道在山底相通)打工，同一个班组。7月17日凌晨3点50分，我看到有大量的水涌人，水是从拉甲坡矿方向涌过来的，不到一分钟，第二工作面已经灌满了水，并顺着斜道向第二平台涌上来，我想去救下面平台的亲属，已经来不及了，就和同在第二平台的两位工友拼命往外跑……” (13)8月4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广西南丹矿难，全国震惊。8月5日龙泉矿冶总厂总经理黎东明、副总经理韦家农、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龙山矿矿长黎启乐、拉甲坡矿安检科长苏锦等14人被刑事拘留。 (14)8月5日，记者通过对有关人员和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采访调查，了解到“7·17”事故隐瞒不报一事涉及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并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反映。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原因查清后，原南丹县委书记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原县长被罢免县长职务。 (15)2001年8月8日初查81人失踪，南丹县委书记、县长等四人因严重失职被免职停职。国务院南丹事故调查组抵达广西，8月21日南丹透水矿井积水抽干，2001年8月30日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遇难矿工尸体搜寻工作结束。调查人员共找到尸体80具，另有一名遇难矿工失踪。
二、给定资料 (1)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出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出让这种方式也存在弊端，第一，抬高了用地者的投资门槛，并非所有的行业、产业都能承受，特别是一般性工业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投资风险；第二，助长了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低价征地、高价出让，靠“寅吃卯粮”搞建设。这是征地失控的制度诱因之一；第三，城市存量土地中，绝大部分仍是原来的划拨用地，单纯推行出让方式，不利于尽快把这些土地纳入有偿使用轨道。存量土地盘不活，城市发展就主要靠增量土地，加大了征地压力；第四，助长一些开发商千方百计“炒地皮”，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2)闲置土地、烂尾楼，开发商的不合理行为使沈阳市流失了大量国有土地资产，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同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此，沈阳市政府近期将出台《沈阳市土地储备办法》。《办法》规定，今后沈阳市转让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必须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申报转让价格，在同等条件下，政府可以优先收购方式予以储备。在不损害土地使用权人正当利益的前提下，沈阳市将依据相关规定，优先收购作为土地储备的一种方式，既保证了在土地利用问题上政府的主动性，同时也避免了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因内幕交易产生的偷逃税问题。 (3)2003年，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全力推进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工作，一年时间，共清理各类违法用地5 627件，立案查处2 683件，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园(区)98个，追回流失土地收益1亿多元。 (4)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发区”是个在媒体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人们在分析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时，每每会与“开发区”联系在一起。耕地流失，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开发区圈地难辞其咎；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多是开发区推波助澜；农民权益受到侵害，失地又失业，开发区圈地是罪魁祸首；房地产开发出现过热苗头，带来金融风险，开发区游离政府调控之外热衷卖地是源头所在。从政府决策层，到上访农民；从学术界精英，到媒体记者，对开发区圈地都发出了怒斥之声。“开发区已更多地异化为利益受侵害农民的‘悲惨世界’!”有媒体这样惊呼。 (5)国家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总结出开发区存在的五大问题：一是随意设立，过多过滥；二是土地浪费严重；三是扰乱土地和城市规划的实施；四是许多开发区“封闭管理”，形成“政策特区”、“执法盲点”；五是不少开发区成为土地违法违规“堡垒”。 (6)每次“圈地热”之后，除了大量的农地被征用外，都伴随着农民利益的巨大损失。有资料显示，通过土地转移用途产生的级差收益有3万亿元之巨。这些本来应当与农民共享的“级差收益”，由于现行法律语焉不详，而成为强势集团的“囊中之物”。许多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案件，随着经济形势的起伏而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于是，农民单访或群体上访案件居高不下，成为时下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