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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材料 2003年8月，又一个高官落马。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同时撤销了其正省级别待遇。在中央纪委的这一决定中，打击报复举报人是程维高的严重违纪错误之一，而郭光允，作为举报人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中纪委的文件之中。这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石家庄市建委的一名科级干部郭光允因此而备受社会瞩目。 郭光允，一个小人物，却与一个正省级“高官”苦苦较量了八年，八年艰辛的举报之路，不仅见证了郭光允的正义与执著，也从另一方面暴露出我国举报工作管理中的漏洞。尽管郭光允自己并不认可，但人们还是愿意称他为“反腐勇士”。9月10日，记者在郭光允家中见到了这位“勇士”。 郭光允今年61岁，身穿着一件红白蓝相间的条纹T恤衫，面部棱角分明，也许是长年受折磨的缘故，略显倦意。但这仍掩饰不住他的刚毅与坚强。郭光允告诉记者，他昨天还去了医院，一身是病，晚上睡不着觉。而谈起当年的举报之路，他仍感慨万千。 郭光允介绍说，1988年反映原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问题时，开始他是口头反映，但有关部门根本不理他，得不到支持。于是，他就匿名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而多次反映还是没有消息。后来，他干脆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举报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这样一来，非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反而给有关人打击报复提供了口实。郭光允说，相关部门的领导不但不调查处理李山林，反而把他推选为副市长候选人。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山林落选后，这些人就把他提拔为省建委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郭光允说，一些部门的领导对他举报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冷漠态度，令他痛心不已。 说到这儿，郭光允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手在用力地挥动。“我拿着反映李山林问题的信去找当时市纪委的一位负责人，他却说：‘这事儿我管不了。’我说：‘你要是觉得立案困难，可以把我的信转给市委书记看。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可他还是说：‘这事儿，我不能立案，也不给你转这个信。’”郭光允说，受理群众举报是纪检工作的大事，身为纪委的负责人怎么能这样答复举报人呢? 郭光允举报没有成功，却暴露了自己。此后，李山林便依仗手中的权力，不断地打击报复郭光允。“他写了我一大摞材料交给监察局。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每次整我，都是李山林亲自给监察局开会布置。但整了一年多，也没查出我有什么问题。” 从1995年开始，郭光允写了6封信反映程维高的问题，其中一封是给省检察院的。郭光允说：“我是用挂号信把举报材料寄给当时省检察院一位主要负责人的，信的抬头用手写了‘尊敬的某某先生收’。我当时觉得自己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即使是打击报复我，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不会被关起来，也不会牵连亲朋好友。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封信很快就到了程维高手里。而到底是谁把我的举报信转给了被举报人，至今也查不清。检察院的那位负责人说，绝对不是他干的。为确认是我写的举报信，有关部门还作了笔迹鉴定，并发文说，经查，‘尊敬的某某先生收’这几个字是郭光允写的。” 郭光允介绍说，程维高对此事很恼火，把举报信转给了省法院，指示省法院要判郭光允5～10年徒刑，而法院认为郭的举报行为不构成犯罪。程维高不断催办，法院院长则坚持自己的观点。 据说，得知通过法院判刑这一招不灵，“程维高当时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调动了‘庞大’的公安队伍来对付我，这是审我时我才知道的事情”。郭光允在说到“庞大”二字时加重了语气，手不由自主地在颤抖。 法院最终没有判郭光允，但他却被“劳教”了。“他们说，法院不判，咱们自己弄。让市公安局往上报，但公安局也认为我没有犯罪，向上面打报告说，郭光允的问题不构成犯罪，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但报告被打回来了，上面说：‘不行，必须报劳教。’于是，公安局耍了个‘花招’，二次打报告说，‘建议由检察院逮捕郭光允。’报告再次打上去，上头说还不行，又打了回来，并明确指示说，公安局必须报郭光允劳教。”谈起“劳教”经过，郭光允气愤不已，脸涨得通红。 郭光允告诉记者，他被“劳动教养”的罪名是：诽谤省领导，对领导造成人格上的污辱。“我曾向司法部门指出，如果我是诽谤罪，应由法院宣判，你们这样做不对。如果是一般的诽谤行为，应当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罚款或拘留。这些规定对我都不适用。”但无论郭光允怎样申辩，他还是被送去劳教了两年。 郭光允哭笑不得地说：“给我写的劳教依据，没有具体的内容。依据的也不是劳教规定，而是治安处罚条例，文中这样写道：‘依据我市有关规定判两年劳教’。”“什么叫‘依据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他们根本说不清。”法律是神圣的，是谁赋予了这些部门妄加一个公民罪名的权力?郭光允至今对此愤愤不平。 在看守所里，郭光允天天被提审，即使是发烧都不能幸免；3个多月没洗过澡、洗过脚，袜子粘在脚上撕都撕不下来；再后来是被开除党籍，亲朋近20人受到株连。 “在撤销我劳教时，他们说，你投寄匿名信，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去，所以不构成诽谤罪。意思是说，诽谤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不构成诽谤罪而已。就这样撤销了我的劳教，这不是继续给我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吗?”郭光允对此“耿耿于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2000年平反时，郭光允还是背上了一个党内处分。 郭光允介绍说，中纪委规定，处分党员必须事实清楚。“我问他们根据什么条例第几条，我犯了什么错误?他们说：‘你没有错误。’我问有别的什么原因，回答也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处分我?” 郭光允对如何改善举报工作，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降低举报成本和风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要建立保护举报人权益机制，建立切实可行、可以监督的、为举报者保密的制度。要提高打击报复者行为的成本，对泄密者和打击报复者要严惩不贷。违纪的要给以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要坚决绳之以法，不能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惩处。相关司法人员应提高责任意识，及时立案，提高办案效率。对份内的工作不能推诿、延误；应当改革反腐领导体制，变反腐机构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为系统垂直领导，使各级反腐机构直接向其上级领导机关负责。郭光允说，他之所以在掌握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举报，仍要走过八年举报路并屡遭陷害，就是因为被举报者同时也是被举报事项查处的受理者程维高独断专行，可以随意任免省纪委书记。原河北省纪检委书记刘善祥追查一个案件，还未牵涉到程维高，就被提前免了职。这是纪检监察工作者的悲哀。 对于许多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地方纪委和司法机关往往“不敢、不愿、不能插手”。如果是垂直监督体制，如果地方纪委、司法机关不受同级党委政府的控制，制约腐败的力度就会大得多。 有消息说，党的十六大以来，中纪委对纪检工作体制进行了创新与探索，中纪委对派驻国家部委纪检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中。郭光允认为，如果各地的纪检监察机构能够相对独立，那么地方纪检监察工作受地方领导干预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反腐败力度也会大大加强，打击迫害举报人的事情就会得到有效控制。
二、给定材料 广东省英德市政府不顾当地经济状况建“小康”农村 (1)农民无奈借钱盖别墅。 2003年7月6日，记者抵达粤北山区的英城镇高塘农民新村。刚到村口，便见到一妇女赶着一头黑色的大水牛奔将过来，空气中弥漫着牛粪的味道。在这妇女和水牛的背后是一栋栋墙体贴白瓷砖顶铺彩釉瓦的两层半别墅。从村口望去，规划整齐的别墅群颇为壮观。 再往里走，村口前几排的别墅都有白色围墙和不锈钢大门，而后几排隔三岔五的别墅不是没有围墙便是围墙没有贴瓷砖，一位赤脚拿着砍刀的梁姓农民告诉记者，前几排装修完好的别墅多是村干部和家庭经济条件好的，放在前排作样板。而没有围墙的别墅是户主实在借不到钱，7年过去了，空在那里是等有钱了再装修。 老梁告诉记者，别看农民住别墅，实际都很穷。老梁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是靠种笋卖钱，如今种笋的人多，笋价贱到3元钱一斤，一户卖笋卖到8000元算高产了。除去肥料、人工、家庭开支，根本没结余，为了还债，年轻人都空着别墅打工去了。以前还有些田地种农作物，现在田地一部分被占用建别墅新村，另一部分又被城西居委会打白条征为商业用地空在那里。 14栋B别墅没有建围墙，户主谭某放下手中的篾器活，带记者参观了他的两层半别墅。老谭别墅的一楼放满了农具，室内唯一的现代家电便是14英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他说已买有十多年了，没有钱换彩色的。 记者看到，这个别墅对讲究实用的农民来说，居住不太方便。楼梯较窄而陡，楼上楼下堆满了谷子和玉米。老谭诉起苦来，他说：“建了这个别墅他欠了一身债，至今还没还清。镇政府开头讲要建农民新村，让每户先交2万元就可入住。实在没钱就向亲戚借，好不容易凑够2万元，镇政府领导说还要交 1万元才可以人住，这1万元可苦了我们老百姓，本来就没钱，真是骑虎难下逼死人。” 在交谈中一些赤着脚、背着农具的村民纷纷围了上来，村民集体向记者反映，像老谭这样的家境在村里很普遍，有的村民穷得孩子上不起学。 没有钱为何还要建别墅呢? (2)建别墅为奔小康达标工程。 高塘村事实上并不富有，当地政府为什么还挑选在该村兴建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 筹建高塘农民新村的英城镇城西居委会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道出实情。他说，1996年，他向上级政府打了一个发展三高农业的报告，报告中称，高塘村种竹笋人均收入有5 000元。恰逢英德市政府要寻找一个较富裕村作为试点建别墅式农民新村，规定农民新村的每套别墅占地面积为24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98平方米，每户造价8万元左右。英德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由市政府牵头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别墅建成后，要成为当地政府上行下效的学习典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在这种口号的倡导下，要求基层建农民新村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村民本来就没有钱，一下子要借3万元确实不易，要达标怎么办?镇政府只能要求村民去借钱。 原高塘村有近十户的村民连两万元都借不到，另外42户村民每户都找亲友断断续续借了3万元就再也借不到了，其余的只好由政府牵头向建材供应商和包工头高价赊账。 (3)为建别墅村民死在借钱的路上。 村民向记者反映，为了借钱建别墅，高塘村两位村民死在借钱的路上。记者找到其中一名死者的妻子黄某，黄某说，她的两层半别墅建于1997年。为了借齐3万元，1998年农历3月16日，他的老公两兄弟和另外一亲戚骑摩托车找亲友借钱，不料在公路上翻车，三名借钱建房的男人当场死在路上。 提起老公的死，黄某的眼睛湿润起来，她说那一阵子，老公天天外出借钱，借不到钱就急得叹气，结果撞死在借钱的路上。“早知道这样，我住窝棚也不住这个别墅。” 村民集体欠下的建材，也连累了当时在赊账合同上代表村民签字的村主任杨某。据杨村主任介绍，建房用的水泥、钢材、瓷砖、门窗都是由不同的供货商和包工头承包供应，为了取得供货商的信任，签合同时镇政府干部出面让他代表村民签字。合同到期村民无能力偿还，讨债的供货商经常到他家要债。“我已有三个春节不敢在家里过。”村主任说这话时显得很无奈。 村主任向记者估算，每户别墅的造价需8万元，村民东拼西凑只付了3万元，余额5万元现在无能力偿还。依照村民现在的收入水平，在10年内能还清余额已是作了努力。由于高塘村债务缠身，他想辞去村主任职务，但居委会和镇政府就是不批准。 (4)村民欠债导致供货商破产。 高塘村目前因建别墅所欠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令村民奔小康成为空谈，村民在过着债台高筑生活的同时也让几位建材供应商相继倒闭破产。 在高塘村采访途中，记者见到了已破产的建材供应商王某，就是这位供应商曾在村主任家住了11天并以绝食讨债，家喻户晓。 据王某介绍，1997年7月，他和高塘村主任杨学德签定价值48万余元《需货合同》，约定高塘农民新村的42栋别墅装修瓷砖和彩釉瓦由王某供应，货到后首期付5万元，余款1998年6月前全部付清，到期付不清，则每月按余款月息0.015元收取违约金。 然而，高塘村收到建材后，村民根本无能力还账，收不回货款，王某便遭人追债，直至破产。 “看到全村都住上了新屋，而我的血汗钱要了6年都要不回来，我真的好绝望!”王坚文说。 为了讨回债，他曾采取一些过激方式，他讨不到债，便到高塘新村村主任家一住就是11天，最后几天竟不吃不喝不出门以绝食抗议。 王某还挂牌到英德市政府门前静坐，直指当地政府在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还倡导农民建别墅新村是为了政绩，苦了老百姓，也骗了供货商。 在王某长达6年的讨债生涯中，先后零零散散收回现金21万余元。 2002年初，王某将无钱还债的高塘村告到英德市人民法院。两个月后，法院做出判决，根据判决，高塘新村尚欠王某26万余元的本钱和近20万元的违约金。这样一来，高塘新村仅王某一项债务便高达40多万元，而且这个债务雪球将越滚越大。 据城西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告诉记者，高塘新村兴建别墅，已导致多名供货商和包工头倒闭破产。 (5)政府要卖地为村民还债? 面对响应政府号召住别墅的高塘村民根本没有能力还清债务的困境，当地政府是否放任不管? 城西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称，当时兴建高塘农民新村镇政府是根据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执行的，由于政府第一次搞农房改造没经验，遗留下很多问题。为了还清高塘新村的债务，英城镇政府准备将高塘新村所属的一块价值180万元的商业用地通过合法手续出售，用来偿还高塘村债务，目前正在洽谈中，有望年内解决高塘新村建别墅所欠的部分债务。 而事后记者采访当地村民了解到，书记所说的那块商业用地实际是高塘村旁的一块空地，从开发农民新村起，已圈在那里闲置多年，是否卖得出，有待观察。 (6)别墅式农民新村成了教训。 记者在当地的采访引起了英德市委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英德市委政策研究室邓主任和英德市一市委常委见到记者时表示，政府号召农民建别墅新村，本意是好的，在该市并没有领导以此为政绩而升官发财。针对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留下的“后遗症”，记者与其进行了对话。 记者：兴建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据说是为响应政府的号召? 邓主任：英德市当时是有这方面的文件精神，主要是配合农房改造。当时，高塘村在当地收入还是较好的，就选择在该村搞农房改造试点。不过没有注重实际，搞大了点。但政府没有一律强求，高塘村至今还有近十户没有建别墅，仍住在高塘旧村老房子里。 政府号召兴建别墅新村，虽没有搞工程招标，但工程具体事务是由高塘村主任杨学德自行组织的，以开家长会形式自己买建材，比较民主。许多农户有困难，基本都是借钱贷款，向包工头赊建材。为了建好这个样板农民新村；市政府为这42户农户搞优惠免收措施，市建委设计院免收设计费和报建费，政府还调拨了水泥。 在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兴建之后，当地政府就有了一些经验，接着兴建了裕光农民新村、冬瓜岭农民新村、刘屋农民新村。另外大站镇政府也搞了一个，虽然农户也存在欠债的问题，但相对来说农民是量体裁衣，视能力而行，不过都没有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搞得规模好。 据邓主任介绍，英德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遗留下的一些问题，都成了市委、市政府现任领导班子的经验和教训，近两年不再号召兴建形式上的别墅新村，村民要不要建别墅，视村民经济能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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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几位基层工人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工资情况，有的月薪只有四五百元，有的刚刚过千元。 如何提高工人收入?几位来自政府部门的代表表示，职工工资应与企业效益挂钩，从政府角度讲，帮助企业完成从接受“输血"到主动“造血”的转变至关重要。 江苏徐州矿务集团公司矿工戴兴旺代表：500元。 “2月份我拿到的钱就500元。”戴兴旺代表告诉记者，“虽然我工资应该有1100元，不过扣除各种保险、费用以后，拿到手的就只有500元，这已经包括了单位给我的300元补贴。”49岁的戴兴旺是江苏徐州矿务集团公司一名矿工，曾经下井采煤20年。黑龙江省哈尔滨电机厂冲剪分厂工人郑春林代表：800元。 “纯粹就是体力劳动，有时一天下来满头大汗，就是一个字：累。”“现在感觉不少工人的付出与所得都不成比例，因此最希望的就是工人的工资待遇能再高点。”郑春林代表告诉记者。 32岁的郑春林是黑龙江团最年轻的两位女代表之一，也是该团最基层的工人代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发材料”——将粗粗的钢丝绳穿过重达数吨的钢板卷材，然后将钢丝绳的吊环挂在吊车上，将这些钢材发往厂里各个需要钢材的部门。 郑春林说，刚到材料科的时候，她每月的工资只有600元钱，去年提高一次后，现在达到800多元。即使加班，也只有200元奖金。 某一线职工代表：400元。 “不瞒你说，我一个月才400多元。我女儿能上大学，完全是因为有我兄弟姐妹的支持。”提到自己的收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表告诉记者。 这位代表说：“老板曾当着我们工人的面说我们就是被雇佣者。我们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可连‘三个一’(喝一杯水、吃一个包子、上一次厕所)的要求都没满足。” 四川省成都市公交集团公司热线服务中心接线员周屏代表：1000元。 “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条我最关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35岁的周屏代表每天的工作就是接电话，解答乘客的问题。她的月薪是千元左右，这在公交公司属于中低收入水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二机床集团铣床制造厂马恒昌小组组长孙普选代表：1300元。 53岁的孙普选代表说，在目前这个岗位上，他已经干了14年，他的工作就是领着工人生产轴件套件，生产任务多时，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临时工、合同工的工资只有五六百元，虽然我的工资也很少，但看到这些人，我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材料二 北京公交司机小王每月工资1200元左右，他离休在家的老爸则每月可领退休金1800多元。小王常常抱怨“上班的不如退休在家的”。 24岁的张林分配到电业部门工作1年不足，每月工资将近4000元，而某国营机械厂的王总经理工资奖金加到一块还不到3500元。 “这些现象只是我目分配制度不合理的局部表现，因此，讨论、多年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迅速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社会保障的张研究员说。与此对应，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 材料三 据《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了解，山东济宁市电力行业的平均工资3000多元，并且职工还经常得到企业发放的名目繁多的奖金。而济宁市职工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有的行业很多在1000元以下。当地职工能在电厂、电业局工作绝对是件体面而光荣的事情。 2006年2月2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非常接近红灯区，随着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将面临着严峻挑战。 社科院张研究员说，我国电力、邮电通讯、铁路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属于典型的行政垄断行业；而石油、石化等行业则属于自然垄断。惟有在这些行业打破垄断，才能实现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才能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 “我国前几年的分配秩序杂乱无章，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张研究员认为，由于经济形态、资产归属的多元化特点，加上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的影响，我国的分配秩序可以说蔚为壮观：有的公司老总年薪几百万，有的公司董事长工资开不出来；有的企业一年发14个月的工资，有的学校老师一年发8个月的工资；有的民工打了一年工最后领不到工钱，有的国家官员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巨额非法收入；有的在校学生兼了几份工作，有的家庭全家下岗待业；有的私营企业分配制度透明合理，有的国家支柱企业分配制度黑暗混乱。 材料四 “我们的收入确实是中上游的，福利等各方面比地方上的企业强多了”，中石化南方某大型炼化企业高层说。在这家公司，普通工人一年的总收入是5万元，科级干部每年8万到10万元，处级干部每年17万-18万元。 这几年为了提高效率，这家炼化公司有超过20%的工人下岗，但是工资总额没有改变，“这样下来，在职职工的工资又涨了一大块”。而电力企业的一般员工年薪8万元到10万元，中层干部20万元以上，工资条以外还有很多隐性收入，比如电话费、交通费、招待费和午餐费等，总额可能与工资差不多，但走的是企业的成本，比如买车就给每月3000元的汽油补助，用汽油票来入账。 一位与电力系统常有业务往来的业内人士说，电力行业从上到下，普遍收入都很高，而且各种补贴名目繁多，用电有电补，冬天有取暖补贴，夏天有降温补贴…… 2005年，中石油净利润1334亿元，是亚洲最赚钱的上市公司，而电力系统今年一季度利润增幅超过50%，达到了210亿元。 早在2004年末，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发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年度报告》就曾指出，一些垄断性较强的企业集团依靠多年国家投入形成的雄厚基础和垄断优势，将超额利润以各种形式转化为工资或工资外收入，但缺乏真正的分配激励和约束机制。 国资委企业分配局2005年完成的一份内部报告也曾指出，中央企业人工成本增长较快，存在着超分配的苗头。同时，中央企业相当部分带有垄断性质，其实现效益并不完全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 材料五 2006年5月4日，第三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论坛在苏州开幕。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演讲时指出，企业分配和薪酬管理改革关系职工切身利益，随着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企业工资分配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具雏形，但当前我国企业分配及薪酬管理中还存在较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轻纺、建筑等领域部分行业的职工工资平均水平偏低。他举例说，北京市去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32808元，但是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以及纺织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塑料制品业、保安服务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只相当于这个平均工资的30%左右。 其次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有关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农民工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20%以上，农民工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68元。同时，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身份不同，不少企业农民工劳动报酬与同岗位城镇职工工资相差1倍左右。 第三是部分企业拖欠工资的现象仍然存在，企业主欠薪逃匿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第四是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细行业分组，2000年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21342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4535元，二者相差4.71倍；2004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6718元，二者相差7.52倍，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而在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此外，部分企业内部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使薪酬激励作用大打折扣。步正发说，当前部分国企高管人员、关键岗位和重要岗位人员收入偏低；部分国企同职级不同贡献人员收入差距未拉开；也有少数国企高中层管理人员收入偏高，与其他人员收入差距偏大。此外，一些脱胎于国有企业的公司，其内部分配关系也或多或少存在与国有企业同样的弊病。非国有企业的不少高管人员与其他员工收入差距偏大或过大，许多民营或私营企业部分中低层岗位员工收入过低。． 全国人大代表、工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赵鹏认为，规范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防止在起点上就造成收入差距过大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与一般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出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劳动力贡献没有得到市场充分认可，分配中“重资轻劳”和“重管理者轻职工”现象严重。因此，对市场无法解决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政府就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材料六 “国有单位分配秩序混乱、垄断行业不合理高收入的现象仍然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告诉记者，一些垄断性较强的国有企业集团，依靠多年国家投入形成的雄厚基础和垄断优势，将超额利润以各种形式转化为工资或工资外收入，但缺乏真正的分配潋励和约束机制，职工平均货币收入及福利等，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实教授长期跟踪研究居民贫富差距。他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根本原因是体制转型太慢，社会资源、政策分配不均衡，市场竞争不公平，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财力去垄断市场和影响政策，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其社会负面效应将会不断增大。 党的十四大以来，分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及分配机制。这种分配制度的核心是效率优先，体现了市场法则。虽然制度兼顾公平，但是很多地方搞成了丛林法则的翻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的分配体制内十分流行“能者吃肉庸者喝汤”的观念。最后竞然出现能者吃肉庸者汤也喝不上的现象。 社科院张研究员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极需发展经济，效率优先毋庸置疑是对的。但是，当厂长年薪百万，工人月薪几百的现象持续很长时间，当东部地区实现小康而西部却温饱也不能解决，社会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为什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社会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重要条件；要通过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给定资料 1．如果仍然在做中介，王明虎(化名)现在应该是最忙的时候。 2007年3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杂货店店主王明虎坐在一家茶馆里，和几个朋友悠闲地“斗地主”。 “没法做了，”王明虎感叹，“我本身赔了钱，再说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了。” 2004年春节前后，经朋友介绍，王明虎结识了他的上线，开始做起中介生意。成为中介要求并不高，有熟人引见，再押两万块钱在上线处就可以“营业”。 王明虎做的是二级中介，他还发展了十多个直接与买家打交道、负责填单收钱的一级中介。“把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王明虎说，“我父亲就在帮我填单。” 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电脑就是王明虎的全部工作用具。开码之前，王明虎就守在电话旁，记录下每个填单员收到的下注，再用电脑汇总统计出每个号码上各有多少投注，最后将汇总统计传给自己的上线。 王明虎的“生意”一度做得红火异常，他手下有十多个填单员，“岳化地区基本上都在我这里买，每一期大概能收到20万到30万元的投注”。 上线给王明虎的抽头是10%，也就是说，他每期可以净赚2万到3万元。但除此之外，王明虎说他还有“更妙的赚钱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是做“平均单”。王明虎举例说，平均每个号码上投注为1000元，那么他就在每个号码上私自拿掉200，总共将近1万元。如果当期没有人中奖，那么这1万元他拿得神不知鬼不觉；即使当期有人中码，他也只需要额外赔付8000块，仍然净赚2000。除此之外，如果看准一组号码，中介也可以挪用买家的投注转而为自己下注：或者拿准了哪些号码肯定不会出，就直接把这些号码上的下注扣留。但这些都是“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做法，关键是要看准”，王明虎说，“否则会很惨。” 比起云南和贵州，“六合彩”进入湖南的时间要更早。《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从湖湘到云贵，其实暗合地下“六合彩”的西进路径。 据王明虎回忆，2003年岳阳邻近的平江县就开始有人买码，随即传播到周边的岳阳、郴州、娄底以至湖南全境，还越过岳阳向北，进入湖北境内。 在红火了一年多之后，王明虎的“生意”从2005年开始滑坡。码民输钱越来越多，很多人没钱了，开始赊账，“后来根本收不回钱”。 王明虎的朋友徐霞(化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大家钱都输光了呗”，徐霞说。从2004年到 2006年底，两年多时间，她输掉了将近30万元。 徐霞和丈夫都在电站工作，家底尚属殷实，在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之后，她终于决定收手，“再玩下去肯定就要拉债了”。 徐霞回忆，2004年最火爆的时候，一群输疯了的码民甚至跑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要求市政府透露“特码”。原因只是因为一条小道消息，“据说市政府为了打击六合彩，专门组织专家对六合彩进行破解”。政府官员哭笑不得，几经解释，才把人们劝走。 而王明虎在2006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在有一期开出大奖之后，他的上线卷款消失了。愤怒的中奖码民把他团团围住，威胁要取他性命，王明虎自掏数十万发奖，“以前赚的全赔回去了”。 2006年春节云溪当地警方在一次打击“六合彩”行动中，王明虎的父亲被抓，“可怜老头子在看守所过了个年”。从看守所把父亲接出来后，王明虎下决心不做了。 如今王明虎和徐霞都收手不干，却仍忍不住时常关心码数走势。3月21日，在茶馆里的王明虎向昔日的“同行”打听了一下，“这一期又火爆了”。他说，恐怕很多人要失望，庄家们也很清楚形势，对很多投注根本不接，这一期甚至会提前封单。 “很久没出现这么火爆的场面了”，王明虎回忆，“六合彩”最火爆的时候，岳化地区的餐饮娱乐一条街曾经特别兴盛，“当时有人开玩笑，‘六合彩’带动了云溪休闲娱乐产业”。 但是现在，走在曾经火爆的餐饮娱乐街上，几乎看不见多少食客。整条街空荡冷清，异常萧条。“大家都没钱了，还来要么子哦。”一家歌厅老板如此感叹。 “六合彩”像水蛭吸血一般抽干地方经济，据湖南省岳阳市城调队2003年的调查结果，10个调查地点共有100多万人次参与了地下“六合彩”赌博，参与人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国家干部，其中农民占多数。每注赌资5元、10元、50元、100元，直至上万元不等。 在乎江县，11个乡镇40多万人次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花费2000多万元血汗钱。仅 2003年4月3日，村民买码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仅2003年岳阳全市直接外流资金已达三四亿元。 “‘六合彩’在湖南基本上已经快折腾到头了。”王明虎感叹，“该卷走的钱已经卷得差不多了。我跟一些以前的同行问过，现在重心在向西部转移。” 2．押“单”还是押“双”? 这是云南镇雄县18岁的高三学生顾云贵正在苦苦思考的问题。 在3月22日晚上8点30分香港赛马会开出2007年第035期六合彩的特别号码之前，有无数的中国内地“码民”像顾云贵一样，在绞尽脑汁地抉择。 自第029期开出“20”号以来，已经连续6期开出双数。从1到49，每周3期，每期开出一个号码。下注的码民可以押任何一个号，也可以押单或者双。庄家把49个号码又分成红、蓝、绿三种波色和12种生肖，买家可以按波色或生肖下注。下注金额不设上限，赔率1赔40，“我想靠这一把翻身。”3月20日，在阴昭的出租屋里，顾云贵坐在床沿，两眼放光。“连续6把双了，这一把可能是单。” 从2005年底开始买六合彩以来，中学生顾云贵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输光了学费和生活费，几乎向每个亲戚朋友都借过钱，还欠下庄家数万元巨债。“我总共输了有将近6万元”。 买第一笔六合彩的时候，顾云贵正读高一。他还记得当时下注的金额：10块钱。 几乎是一瞬间，“六合彩”就自相邻的贵州突然闯入了镇雄人的生活。“走到哪里都听得见讨论特码，村里人都在买。”顾云贵说。 “1块钱能中40块!”在向顾云贵讲解规则的时候，一个买过六合彩的同学这样强调。他给了顾云贵一个“中介”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通过“中介”就能下注。 买“六合彩”时，买家并不能接触到庄家。报号，下注，押中之后收钱，都是通过庄家手下的中介进行。众多的中介搭建起广泛的销售网络，庄家则隐身其后。 同学介绍给顾云贵的中介，其实就是学校门口的一个小百货店店主。学生们经常去这家店买东西，如今店老板又“兼职”做起了“六合彩”。类似这样的中介，三年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在镇雄县城遍地开花。 顾云贵用一天的生活费下了第一笔注。他研究了从同学那里拿来的密单，一张薄薄的A4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一些据说能够透露“玄机”的数字和含义晦涩的诗句。顾云贵像做数学习题一样揣摩良久，又和同学交换意见，最后敲定了一个数字。 在等待开码的日子里，顾云贵从同学那里听到了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村民头天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第二天他就把家产都押在了这个数字上，结果他中了大奖发了大财。 “下100块就能中4000块，下1000就能中40000。”顾云贵说，“谁不想去试一下? 我1个月生活费才两百多块，中一下几年都解决了。”等待开码的那两天，关于发财后要干些什么，顾云贵设想了很多。 尽管第一次下注的10块钱打了水漂，但却激发起了顾云贵钻研“彩经”的决心。 第一次中奖来得很快。没过多久，顾云贵押中了一次生肖。一组生肖4个号码，每个号码下注100，除去400成本，“算下来赚了三千多块钱”。在校外的饭馆里，顾云贵摆了、桌；请十多个同学吃饭。在同学们的赞叹声中，顾云贵自豪地认定自己找到了成功之路。 从此以后，下注越来越大，却“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去年三四月间，顾云贵连续数期押单，一个多星期里输掉了9000多块。 在此之前，顾云贵在老师们眼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成绩常年保持在年级前十位，尤其擅长化学。“我以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化学家。”顾云贵说。 事实上从高二起他就没有读书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化学梦”；他把父母给的学费全部投进了“六合彩”，还包括父亲给他考驾照的2000块钱；他向几个亲戚都借了钱，还欠了一个庄家将近两万元的债。 2007年春节过后，一个“六合彩”欠债者的小孩被人劫持，挂到县城中心一座过街天桥上，直到买家拿钱换回了孩子。刚好路过的顾云贵在人丛中目睹了这一幕，他吓坏了，“我欠了那么多钱，他们会把我怎么办?”他赶紧悄悄搬到了现在的出租屋里，断绝了和以往几个相熟中介的联系，白天睡觉，晚上才出门活动。他也不敢回家，只是偶尔和弟弟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 他仍在关注六合彩，只是实在缺钱，很少下注。但现在，在连续6期出双，连续12期出红蓝波色之后，顾云贵觉得机会又来了。“出单和出绿波的可能性很大，押中了我就能翻身”。 但问题在于，由于欠债和“消失”，顾云贵在中介和庄家那里都失去了信誉，而且他没有现钱。他需要寻找能信得过他，并且愿意记账的中介。 与顾云贵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川味”饭店老板娘李云(化名)，“连续6期双，从现在起包单，运气不太差的话，坚持两三期就能赚。” 李云的“方法”其实更像是“教训”。她曾经玩得很大，饭店是今年刚开起来的，在开饭店之前，她经营着一个运输车队。 “那时候买得大，”李云回忆说，“输多赢少，输起来快得很。”每当开码的时候，李云就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坐立不安，“一会儿手脚冰凉，一会儿满身是汗，等码那段时间最难受了。” 号码一开出来，李云就开始算：“赔出去一辆面包车了”，或者是，“又赔出去一辆卡车了”。 在车队还剩下两辆卡车的时候，李云收手了。她卖掉了车队，租下现在的店面开起了饭馆，生意不错。“看准时机”的时候，也下点小注。这一次，她准备“一个号投100块钱”，24个双号，合计下注2400块。 “下注要赶快。”李云说，“好多人都赌这期单，晚一点庄家就不接单了。” 顾云贵和李云只是整少镇雄及相邻县乡无数码民中的两个。在镇雄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相见不问好，开口说生肖，上期已出牛，今日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 而镇雄某中学一名学生做的一次调查显示，随机发放的100份问卷中，有92名学生承认自己曾经买过“六合彩”，94名学生承认家人和朋友中有人在买“六合彩”。 在镇雄以及相邻的贵州毕节，“六合彩”正呈泛滥之势。根据《毕节市公安局打击六合彩赌博活动的情况汇报》，仅毕节就有6个乡镇26个村出现“六合彩”；其中与云南镇雄相邻的清场镇有 9个村54个村民组1000余人涉赌。 “毕节一定要守住，不然就要向整个云南和贵州扩散。”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喂猪养牲永受穷，不如特码来翻身。”这是镇雄县以勒镇庙梗村农民陈章仁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今年2月，春节刚过，55岁的陈章仁在家中吞下一包毒鼠强，随即死亡。这个指望“特码翻身”的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身后留下7万多元欠债。 在庙梗村，买码输钱的并非只有陈章仁一个。“你看看山上抛荒的地，”村干部朱绍华愤怒地说，“都疯了，地也不种了，猪也不喂了，就指望买码翻身尸 但陈章仁们自有充足的理由，“种地能赚多少钱?”在庙梗，一个农民给自家算了一笔账：4亩地，山地贫瘠，一年收2000斤麦子；再种点苞谷，一年也就1000斤；山地上种不出菜，唯一能长的洋芋，挖出来只有拇指大小。“除了自己吃的，也就刚刚够化肥钱，养猪都不够饲料。” “太穷了，”村干部朱绍华说，“也怪不得大家都做发财梦。” 在当地农村，“六合彩”销售旺季就是春节。外出打工者春节回家，带回一年的辛苦钱，不少人却希望买码发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输。”朱绍华说，“好多人输得精光，过完年再出去挣一年辛苦钱。” 而在湖南岳阳云溪近郊的农村，“六合彩”则成为了村民们最重要的娱乐，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云溪，有印刷精美的码书码报售卖，彩版印刷，除了所谓的“天机”，还刊登着一些笑话、小故事和生活常识。码民们习惯像每天看报一样忠实地阅读码书。 甚至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受到了码民的追捧，各地追捧的节目又有不同，黑龙江喜欢“每日农经”，福建码民分析的是一款厨艺节目，而广西码民追捧当地《南国早报》，这份售价5毛的报纸，曾经被炒到10元一份，“因为里面透着玄机”。 “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现在好了，还真有个事情可以研究了。客观地说，很多人从这个里面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中学老师杜震(化名)说，每期开码前，大家甚至会聚到村小学的教室里，畅所欲言，集体讨论，“热闹非凡，其乐融融”。 “甚至有老年人说，好像又找到了当年过集体生活的感觉。”杜震说，“现在农村确实一盘散沙，旧传统差不多都丢了，互相之间都很少走动。六合彩一来，居然大家又聚到一起了。” 岳阳当地反“六合彩”组织的发起人李许对此深有感触，他自己的爷爷就是码民，但李许却不忍心去劝阻自己的爷爷。“他就这么点娱乐了，”李许说，“就像一个故事里说的，环保志愿者看到山民们在山上挖野菜吃，明知道挖野菜会破坏水土保持，但又不能进行劝阻，因为野菜是山民们唯一的食物。 3．2005年下半年以来，江西萍乡市坚决执行地下“六合彩”露头就打的部署，“痛下猛药治沉疴”，多管齐下加强综合整治。其中，运用金融杠杆狙击地下“六合彩”更是起到了坚壁清野的显效。 市农村信用社、农行等金融机构加强了调查研究，对农产动甩生产经营周转资金和储蓄存款买彩的，积极予以规劝、解释、制止。此外，其市束紧“信贷”口子，建立跟踪机制，切实防范从银行机构挪用贷款买彩的行为，一旦发现客户染指买彩，马上追缴清贷，保证信贷资金安全。金融机构还把鼓动、支持、参与地下“六合彩”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视为“污点客户”，并作出再不发放贷款、不开设新的账户、不提供金融服务的惩戒。金融杠杆的及时介入，截断了私彩者的财源，为萍乡市打击地下“六合彩”提供了有力支持。 4．2006年3月以来，湖南临武县为加大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力度，以公安部门为主，联合纪委、监察局等部门，广开思路，在全县106个县直单位和22个乡镇聘请信息员，建立信息员举报奖励制度，广泛收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在打“六”行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针对地下“六合彩”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在农村活动猖獗，各乡镇自行发展积极分子，并将提供较多有效信息的积极分子聘请为打“六”信息员，信息员由所在辖区打“六”领导小组集中管理，以便统一收集整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协助进行打击。 实施打“六”信息员制度，对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起到了震慑作用。此前规定，一旦发现有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地下“六合彩”，由公安机关依法严惩，同时还将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规处理，并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目前，已有两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参与地下“六合彩”后，经信息员举报受到查处。 截至8月，全县共有举报地下“六合彩”的信息员200余名，为公安机关提供打“六”信息 1000余条，为此查处地下“六合彩”赌博案件76起，抓获涉案人员142人，其中协助破案的信息 45条，协助破案29起，占破案总数的38%。 5．李许，男，20岁，湖南岳阳某村农民，自称民间致力于反对地下六合彩的“第一人”。李许反对地下六合彩最好的武器就是网络。他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包括媒体的报道，也有身边的案例。“这四个月来，我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参考研究了约5000篇与地下六合彩相关的文章，使用百度、Google搜索次数达800次。” 目前李许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才能根除地下六合彩?他提出的办法是：“从人性尊严上真诚教育他们。”真诚教育农民关于地下六合彩的危害性；地下六合彩的欺骗性；通过地下六合彩致富是不太可能的事；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致富，不劳而获，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他打算写一本叫《地下六合彩“特码”揭密》的书，能够面向农民、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农民、小学生一看就会理解。当然也会包含一点通俗的“学术元素”，以便能与知识分子沟通。关于这本书，李许希望凡是读过书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此不再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了，甚至再也不参与其它赌博活动。 地下六合彩在中国的覆盖人口超过7亿，覆盖区每产一册，作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课外读本，及部分地区作为预防读物，估计有1.5亿册的市场。李许计划与相“官”部门合作 (采购)，发行超过1亿册，免费送给中国最广大的码民阅读。“一定要达1亿册，全民禁码!”李许这样说。 对于余下的2/3，李许希望自己在网上创建的“抗地下六合彩联盟”网站能够吸引大量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到基层农村进行“耐心真诚教育”，以及出版发行戒除地下六合彩赌博的“戒码报”，在香港六合彩开奖日发行，免费发给中国余下的2/3码民阅读，以此来进行“循环耐心真诚教育”。对于地下六合彩庄家，李许同样提倡进行真诚教育：人之初，性本善。“真诚教育从事地下六合彩庄家骗取钱财，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地下六合彩这个魔鬼从中国赶出去，永远地赶出去!” 正是由于意识到地下六合彩背后体现出的人性，李许才试图通过“真诚教育”来感化彩民。 6．国际上，在研究彩票发行的福利效果时，普遍的方法是比较发行彩票取得的公益金给按收入、种族或教育水平等标准划分的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收益，与这些阶层用于彩票的支出之间的关系。 学者Borg对美国伊利诺斯州1984年9月至1986年3月间，518位一次性中奖超过600美元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当时该州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研究发现，购买彩票越多的家庭，收入越低，其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越小。这意味着彩票作为一个桥梁，将穷人的钱用来供富人的孩子上学。并且，将彩票公益金用于教育经费时，其他用于教育的基金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就产生了完全的“挤出效应”。 Borg与人合作，在2004年又进一步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利用彩票公益金实施“光明未来奖学金”的情况，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彩票作为一条渠道，将资金从穷人反向转移给富人。 Borg表示，这是不公平的。 我国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途径在不断地改变，由过去主要用于福利和体育事业，转向为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基金。2002年，这一比重为27.4%，而到了2006年，则接近50%。当年福利彩票交给中央财政的75亿元公益金中，直接由民政部用于福利事业的仅有6亿元，其余69亿元全部用于社保基金。 7．在公立彩票发展的同时，地下私彩——城市中的地下赌球，农村中的地下六合彩——也迅速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与政府打击不力和公立彩票的不完善直接相关。 一些地方领导觉得地下六合彩问题不足为虑，认为老百姓没钱赌，地下六合彩也就自然消失了。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执政心态。 足球彩票的发行，虽然经过长达3年的所谓论证，但只是简单复制国外足球彩票玩法，结果导致问题多多。2002年世界杯期间，体育总局竟然发行了“中国、巴西、土耳其”同进八强这样不可能中奖的彩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彩民的感情。 雪上加霜的是，随后的赛季，由于英超版权之争，足球彩票选择了激烈程度小、中国球迷所不熟悉的法甲和德甲。此时，已熟悉盘口、赔率的足彩彩民，被激发的需求在公立彩票这里得不到满足时，转向地下赌球也就自然而然了。结果是此后足彩销量一路下滑，地下赌球却日渐猖獗。实际上，足球彩票为地下赌球做了一次极好的免费广告宣传和参与者培训。 应对地下私彩，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当放开博彩业，理由是“与其民营，不如官办”。但实际上我国彩票业一直实行的是“向右拐、打左灯”的策略，尽管名义上没有放开博彩业，但实际上却早就开始发行打着彩票外衣以取得“合法”身份的各种博彩品，如排列三、3D、足球彩票和中福在线等。 还有人提出，应当提高公立彩票的返奖率。但50%的返奖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标准，有的国家甚至更低，如意大利的足球彩票返奖率仅为38%。事实也证明，中国足球彩票返奖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65%以后，销量仍然下滑。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5年5月20日下午4时，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一所小学门前。黑压压站满了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一年一度的择校大战开始以来，这里的空气中似乎充满了火药味。 “家里有人没?拿多少钱?”几个家长围在一起，压低声音，相互讨论着择校的话题。听说记者来了，家长们都推脱着散去。一再恳求并得到不署名的保证后，李女士和记者聊了起来。她一脸无奈地说，由于孩子成绩一般，只能走择校一条路了。“择校的钱是不能少的。择校费加上托人送礼，我准备了6万元。” 据李女士介绍，6万元是这所名校公开的“黑市价”。“专门有人凭着关系靠介绍择校发财，事办成了自然要感谢人家。不成的话钱也会一分不少地退回来，很讲信誉。”据了解，沈阳市民目前的年人均收入为8000多元。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夫妻双方都在岗的普通市民家庭，要近4年时间不吃不喝，才能凑足这笔钱。 材料二 一位校长向《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透露，省内某知名中学初一今年计划要招多个班级，其中除了够择校分数线的学生每人交2万多元的择校费外，其他不够择校分数线的学生按照学校划分的分数段交钱，“只要肯交钱，就能上学。每位学生除了巨额择梗费外，差3～10分，交2.4万元，每差一个分数段，多交5000元钱，以此类推。” 2005年8月19日，管城区一位为孩子交了5000元择校费的家长李晶说：“真是很神秘呢，我们自己交还不行，必须把钱给所托的朋友，让他去交，他出来了告诉我们一句话，孩子24日可以来上学了。这学校最后连白条都没有给我们打。” 材料三 连日的绵绵阴雨并没有打消许多上海家长择校的热情。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一个好学校，他们在各名校间往来穿梭。“出点赞助费能进去已经很不错了，就怕有钱没地方要。”一位家长向记者抱怨。 钻“就近入学”的政策空子，一些家长想方设法，托关系、攀亲戚，把孩子的户口甚至全家的户口转到离名校近的地区。比较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倒挂四老家”，即家长自己有住房，将户口挂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家，这是因为老人家附近的学校是名校；二是“挂入亲朋家”，有些家长将孩子的户口迁入姑妈、舅舅或朋友家中。 实在没门路的，只能狠下心来，顶着一路飙升的价格在名校附近买房。一位家住浦东新区的家长最近在卢湾区一所小学旁花40多万元购置了一套只有35平方米的二手房，就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就近入学的正当理由。由于房子小，一家三口没法同住，只好由孩子的外婆担当起照顾起居、负责接送及监督学习的“陪读”角色。 上海市教委网站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调查，对“孩子进入就读学校是否交赞助费”问题，有46.76%的家长选择“是”，35.59%的家长为孩子选择的学校是“非户籍所在地，自己选择的学校”。 材料四 据了解，“择校费”已经成为民办学校和一些公立学校主要的收入来源。 有报道说，2002年，北京市近800所中学就有200多所在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择校费超过10亿元；小学的择校价码也不示弱，海淀、西城、东城三区，稍有名气的小学择校标价已升至5万元以上。在一所著名的寄宿制小学，除一年9000元的寄宿费，从小学到初中9年还要交7.7万元赞助费。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称，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要花这么多钱，在世界各国都绝无仅有。 一位学校领导告诉记者，“赞助费”是提高学校老师福利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赞助费”，学校维持下去都很困难。另外，学校待遇好，自然会吸引来优秀教师，良好的师资又会带来较高的升学率，高升学率正是学生家长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巨额“赞助费”似乎是孩子不走邪路的保证。一个民办高中的边老师对记者说：“我们学校的外地生源多，他们的父母多是做跨省生意甚至跨国生意的，根本不能照顾孩子，有的孩子已经3年没有见过父亲了。有的家长把孩子宠坏了，根本管不了孩子，只要学校能管住孩子，多少钱也肯花。” 正因为校方和家长都存在着相应的需求，所以“赞助费”一直存在。尽管有关教育部门对每个学校招收择校生的名额严加控制，但是愿意交“赞助费”上“名校”的家长，不抱怨要交的钱太多，只担心自己没有门路。 材料五 教育部明确规定，城镇子女上学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这一原则现在受到“择校风”的挑战。而“择校风”的盛行，进一步加剧了学校生源“饱"与“饿”的两极分化。 北京一所著名的实验小学，家长为把孩子送进学校，想尽办法把户口迁到所在“片”，造成学校所在学区学生人数猛增。每到开学，又有大批家长前来，要求让孩子入学。为挤进校“门”，家长费尽了苦心，少则交二三万，多的五六万，就这样，还要看孩子的成绩以及领导部门“条子”的软硬。 提起择校，一些学校的负责人也是头痛不已。他们解释说，学校不是生活在真空，有些领导部门的条子不能不照办。事实上，在个别中小学；有的班学生人数已达80人甚至上百人，上课的感觉和在大学的阶梯教室没有区别。在如此多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属于“照顾”的择校生。 一位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傅先生说，谁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国家提倡“就近入学”，但我孩子那所名校大约七成学生是收费生，这还叫“就近入学”吗? 当前，一些城市通过“电脑摇号”进行招生，目的是想淡化学生家长的择校观念，给学生提供一个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同时也为普通学校保护一些生源。 石家庄市一所“国有民助”中学，教育局按照每个班45名学生的数额进行了电脑摇号，分到该校的学生为360人。但事实上，摇完号不久，各种各样拿条子的人前来，学校因此又多招进400多人。 材料六 “上个好初中，还不是图将来能上好高中、好大学!”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这样说。也就是说，高考的“阴影”已经“延伸”到了这些十一二岁、刚刚懂事的孩子身上，本来负担不轻的他们由此“雪上加霜”。 “照这种办法上学，孩子的天赋和爱好很容易被抹杀，培养出来也容易‘千篇一律’，”一位张女士打来电话说。她的孙女现在上五年级，从小就喜欢种花，还喜欢文学。可是为了参加明年升初中的择校考试，孩子从三年级起就上了奥数班、作文班和英语班，目前连周末都没有，更别说其他“爱好”了。 另一位家长表达了同样的担心。她的孩子原来爱好弹钢琴，并且已获得了级别，但为了明年参加择校考试，已有一年时间没练琴了，她真担心孩子的钢琴水平会因此下降。 准备考试的着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家长更着急。一名姓张的家长说：“万一再学不好不就白忙了吗?所以上了的也轻松不下来。这样的学校好学生多，我们得赶快让孩子先补习补习，免得将来跟不上。”虽然眼下正值暑假，记者所到的中学和小学几乎都有学生补课，其中西七路一家中学门口挂满了招生标语和通知，门口还有两家招生单位摆着桌子。 材料七 在不少中小学名校，一间间并不宽敞的教室，几乎全被学生课桌填满，拥挤不堪。记者近日在部分城市中小学名校调查时发现，五六十人以上的班级“臃肿”现象比较普遍，人数最多的达到八十甚至百人。由于班里学生太多，一些老师的精力显得不足，教学因此而“偷工减料”。对于这些名校来说，校园建设跟不上生源的迅速增加，已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多的普通中小学校，特别是一些厂办子弟学校，却面临着生源不足的困扰。 按照有关规定，学校一个班的生源配置为45人到50人。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在很多学校变成一纸空文。石家庄市第六中学过去是全省重点中学，这所学校目前初中在校生近2000名，班级32个，平均每个班的学生人数超过60人。学校负责人对记者说，学校不是不想采取小班制，由于师资力量、教室数量等有限，面对越来越多的生源，惟一可以变通的办法就是扩大班级人数。如此以来，学校资源日益捉襟见肘，全校已没有一间富余的教室。 石家庄市九中也是一所名校。目前这所学校初中班有87个，平均每班六七十人。学校负责人对记者说，今年学校初一本来打算设20个班，但由于学生太多，不得不增加到27个。 在石家庄市裕东小学六年级一班，记者看到，学生课桌从后墙一直顶到了讲桌，如果要关后门，则需要三个孩子同时起立将各自课桌挪开。紧挨讲桌的一边还有一张课桌，学生们笑着称之为教室“特区”。这所学校每个班的学生已达到所能容纳的极限，而与之相伴的是，学生活动的场所越来越小。 在名校“撑得太饱”的同时，另一些普通学校因“生源不足”叫苦不迭。河北省太行机械厂子弟学校校长李城文说，这所学校小学班编制12个，目前只剩下8个，一个班最多40多个学生，最少只有20个。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共有厂办中学50多所，大多面临着“生源不足”。 材料八 名校班级的“肿胀”，造成了教师嚷累、家长不满、学生喊挤等多方的不满，教育界人士说，这种状况亟待加以改善。 一位名校教师告诉记者，课堂应该是老师与学生互动，有问有答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欲望，那么多的学生，就算每人轮一次，恐怕也得一个月。北京海淀区一位著名中学的老师认为，数学这门课几乎每天都要留作业，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但现在每天光修改作业这一项就让他力不从心。由于工作量大，难免有老师疏忽大意的情况发生。 贵阳一中毕业的一位学生回忆当年上课的情景，至今感慨不已：“当时班上有100来个学生，只好在所谓阶梯教室上课。光线差，人又拥挤，坐后面的就乱成一团，做小动作，大声讲话，有好几位上课的老师都被这样气走了。我的眼睛也是在那时搞坏的，考试复习的几个月，以每月100度的近视递增，有的学生还变成斜视，学校只好采取每周大轮回的换座位法解决。”医务工作者指出，过多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上课，最起码的健康都得不到保证。例如冬天上课，大家挤在一个小教室，门窗紧闭，呼吸那“有限”的空气，既容易传染疾病，又使学生的精神状态受影响。 材料九 教育界人士认为，出现著名学校班级“臃肿”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一所著名学校和一所普通学校，在师资力量、资金分配、硬件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差 别。北京一普通中学的校长说，我们学校一年的经费才100多万元，而某重点中学建一个操场就花了1000多万元，两者根本是没法比的。因为各方面悬殊太大，进一步导致了优秀师资、学生向少数重点学校集中。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城市人口以及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入学孩子的数量骤然增多，而学校建设显得相对滞后。另外，薄弱学校的改造不够彻底也是一个原因。希望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扩大教育资源，尽可能实现小班化教学，使孩子个性和潜能得到发展，尽快改变目前名校班级“臃肿”的状况。 西安市某中学校长忧心忡忡的说，“这种择校现象如果不尽快得到有效遏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会不断拉大，导致恶性循环。这样就造成了少部分学生享受更好教育，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享受不到。择校不仅是对普通中学的不公平，更是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 材料十 “孩子只要到名校就可以成才了吗?会不会因为学习不好而受不到老师的关注呢?”今年赶了六七次场，让孩子参加了数场名校、分校考试的家长关灵，最终把孩子送到了西区某知名中学，她共花去了2万多元择校、请客费用。身为下岗职工的关灵感叹道：“这简直是在赌博，我把下岗后买断工龄的钱全给孩子交了学费，可不知道生性调皮的孩子在那里能不能为我争气。” 一位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孩子去好学校上学，也不一定会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因为部分中学用减低或减免费用的办法吸引尖子生，这些优秀学生可以享受到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可对更多的普通择校生而言，他们受到的关注自然要少得多。并且这些优秀学生所用去的教育费用不是凭空得来，如果没有普通择校生交的巨额择校费供养，学校愿意舍本减免优秀生的费用吗? 材料十一 甘肃省社科院社会学家毕可生说，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凸显：在小学阶段，学生之间已开始以成绩论英雄，让学生产生“学习成绩不好即差生”、“上不了好的初中学校即失败”的心理。同时，有钱有权人家的孩子却可以通过掏高额费用和各种关系来上好的初中，教育公平严重缺失。择校现象的出现，扩大了阶层差距，加重了家长负担，破坏了社会和谐。 一位教育学者指出，有钱才能上到好学校的现象，形成了教育两极分化的市场格局，使受教育者从接受教育的那天起，就被宣布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条原本相同的“起跑线”已不复存在。如果校际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必然会导致和扩大社会的不公平，必然使大多数一心盼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家长，因自己的无权无钱而痛失这种本应属于他的权力而倍感不公平。他认为，一种公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有助于减轻社会的不公平，而不应加剧社会的不公平。 材料十二 近日，北京市政府在一次规范中小学招生和收费行为的会议上，再次提出严格执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建立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有效机制。不过人们对此仍有疑虑：其一，社会上关于“教育局长怕重点中学校长”的传闻持续多年，一些重点中学乱收费行为屡禁不止(此次规定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是否与个别校长对政令置若罔闻有关?其二，政府此类规定年年发，对学校的落实情况却没有年年查，加上此类规定中从来没有惩罚细则，致使管不住校长的政令，充其量不过是向社会的一个面子上的交代：我管了，他不听，我也没办法。 教育部长周济近日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等。
二、给定资料 1．2012年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本次大会上住房问题最受关注。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作政府会议报告时指出2012年要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抓紧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推出等制度。保障房大大改善了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从2011年起，公共租赁房已然成为保障房建设的主力军。近几年的保障房建设让代表、委员们越来越体会到，保障房既能改善民生，又能给楼市调控增添底气，还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楼市调控并不容易，人们一直都很担心、关注着。在“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下，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已得到初步遏制。推进保障房建设能够助推城市化进程。对老百姓而言，有了保障房就解决了安居问题。因此，大规模推进保障房建设是改善民生和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保障房建设需做到公平分配。代表们提出要分配、管理好保障房，必须先合理确定保障对象的门槛，再通过部门联动的方式加强审核，并建立严格的推出和惩罚制度。大会上蔡玲委员建议：“逐步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体系，应从部分城市开始试点。”可以重点对公积金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存贷利率政策，扩大公积金的提取和适用范围，提高保障性住房消费群体的支付能力。会议中，代表、委员们还纷纷表示，保障房制度还在起步阶段，今后会将加以持续完善，并加快建立投人、分配、管理的长效机制。 2．2011年9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公租房建设，加快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其中，公租房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租金标准由市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安排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建设，加快实施棚户区改造，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逐步实现廉租房与公租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行。为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顺利、健康推进，会议研究确定了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包括中央继续增加资金补助，地方也要增加财政性资金投入，并加大省级统筹力度；提高规划水平，确保工程质量；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编制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年度建设任务，不搞“一刀切”。 3．2011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投入，完善机制，公平分配，保质保量完成2011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的任务，努力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2010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安排意见。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五省(区)政府负责同志介绍了当地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做法和经验，谈了下一步工作打算。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李克强说，住房乃民生之要。近年来棚户区改造和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逐步加大，上千万困难群众住房明显得到改善。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1 000万套是硬任务，对于稳预期控房价、惠民生促和谐、扩内需转方式具有重大意义，也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举措。各地要抓紧安排开工，尽早建成投入使用。李克强指出，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要把保障基本需求与引导合理消费结合起来，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多提供小户型、齐功能、质量可靠的住房。要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大幅度提升公租房在保障房中的比例，满足居民住房租赁需求，形成梯度消费的合理模式。 4．2010年，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速度加快，规模创下历史之最。全国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工590万套，基本建成370万套；农村危房改造开工136万户，基本竣工108万户，均超额完成年初国务院部署的任务。许多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了住房困难，改善了住房条件，圆了期盼已久的安居梦。这是党和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住有所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住有所居问题。在加强宏观调控，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同时，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这不仅能有效解决城乡住房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使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村居民实现住有所居，也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完善住房供应体系，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2011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时期，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目标将加快实现。 5．2011年8月15日，陕西省商南县原酒厂下岗职工周熙照老两口高兴地搬进了政府为他们建好的50平方米一室一厅的廉租房内，他们再也不用为住房发愁了。走进周熙照老两口居住的朝阳廉租房小区，7栋新落成的楼房排列整齐，依山而建，进入小区的道路已完成绿化、亮化，同林式小区显得十分高雅舒适。据了解，这个小区像周熙照一样喜迁新居的还有240多户。商南县保障性住房建设自2008年启动以来，按照省市统一要求，紧紧围绕“住有所居”目标，抢抓政策机遇，科学规划，强力推进。经过三年多时间，该县住房规模逐步扩大，保障能力日益增强。该县把保障房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列为县委、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召开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工程建设中项目立项、规划选址、征地拆迁等难题。每年年初都召开专题会议，对住房保障工作进行专题部署，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解工程建设任务，夯实包抓责任，确保工程顺利推进。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城镇保障性住房需求情况，切实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商南县组织开展了以低保家庭、中等偏下收人家庭、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和基层干部职工为重点的保障性住房状况摸底调查活动，并在各镇确定一名联络员，详细掌握第一手材料，建立完善一套信息档案，对保障性住房需求情况实施动态管理。该县还出台多项制度规范保障房建设和管理，认真执行工程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严把进料关、施工关、技术关、验收关。此外，加强建设资金使用监管，实行专户储存、专账管理，按程序、按进度拨付。督查组经常深入工程现场，查质量、督进度。一系列措施的扎实落实，确保了商南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快速高质量推进。日前，在该县东畈保障性住房建设现场，到处是一派火热的施工场景。骄阳似火，工人们挥汗如雨，砌砖、捆扎钢筋、浇注砼……10余座楼房拔地而起。 6．西藏自治区米林县辖米林镇、卧龙镇、派镇、里龙乡、扎绕乡、羌纳乡、丹娘乡、南伊乡(珞巴民族乡)5乡3镇，70个村民委员会，共有农牧民2753户，农牧民人口1．4万人，根据区党委、政府的决策和林芝地委、行署的统一安排和部署，米林县委、县政府决定利用三年时间完成农房改造任务。为确保安居工程的顺利实施，加强对安居工程的领导，米林县委、政府对安居工程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充实，成立了以县委、政府领导为正、副组长，县财政局、发改委、建设局、水利局、交通局、农发办、小康办、农行等13个县直、中区单位领导以及8个乡镇的乡镇长为成员的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由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全县的安居工程的实施。为切实掌握米林县农牧民群众的住房现状，米林县委、政府组织发改委、建设局、农发办、小康办、安居办等部门领导，对各乡镇农牧民群众的住房结构、人均面积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统计，并将统计资料分类归档。该县发改、建设等部门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逐步到位”的原则，进行总体规划。各乡镇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详细规划。总体规划符合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详细规划充分体现了地方民族特色。详细规划设计既美观，又格调新颖，突出了民族文化底蕴，反映民族文化特色。切实做到安居工程的实施与自然相协调，与发展生态旅游业相结合，达到旅游富县的目的。另外，米林县认真抓好宣传、动员和学习工作，利用广播电视、广告图片、新闻媒体等宣传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政府对农牧民安居工程的重视，宣传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宣传农牧民安居工程工作的重要意义。为加强农牧民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切实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米林县制定出台了《米林县农牧民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办法》。农牧民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由挂点各乡镇的县委领导审批(若挂点县委领导不在，由其他挂点本乡镇的县级领导按照排名顺序审批)后，根据各乡镇年初确定的建设任务分配到各乡镇，由各乡镇具体支配。各乡镇在确保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规范使用外，建立专户储存，由专人管理，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7．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进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整个河南的发展来说极具冲击力。河南保障性住房工程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河南群众安居、带动内需扩大、承接产业转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为河南中低收入群众带来福音。但令公众担忧的是，河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资金压力较大、土地供应渠道单一、投资回报周期过长成为其良性发展的瓶颈之一，各地在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后，必将面临审核难、分配难、管理难、退出难等系列问题。也有个别行政部门和房地产企业在开发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过程中存在着违法违规的行为，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重视。或是部分房屋出现质量问题，或是在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上开发商品房，或是保障性住房最终流人非保障对象手中的问题时有发生，使这件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备受热议。部分低收入家庭因买不起房而弃购，奔驰、宝马出入保障性住房小区现象时有发生，保障性住房小区内也出现房屋闲置现象和违规出租亦成为行业痛疾。 8．在中央与省级政府签订“军令状”前，已有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签订责任书。近日，四川省政府首次以“军令状”形式，与成都、绵阳、德阳等21个市州签订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责任书。如果没有按“军令状”落实，当地政府部门考核将被“扣分”追责。中央与地方签订“军令状”的举动始自2010年，当年保障房计划开工580万套，在“军令状”的威力面前，全国最终有590万套保障房开工建设。此前，2008年各类保障房开工231万套，2009年是485万套。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采访时称，2011年开工1 000万套保障性住房这意味着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发展的今天，头一次在年度内我们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总量超过了商品住房的供应量。201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0．43亿平方米，按照每套100平方米计算约合1 043万套商品房。不过，2010年房地产市场过于火爆，而在日趋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面前，业界已经认为2011年销售面积会出现不小幅度的降低，保障房开工量超过商品房供应量似无大碍。北京市住建委主任隋振江也透露，2011年北京用于向居民配租配售的保障性住房将达到10万套，安置房要提供10万套，而2011年北京商品房的供应量也在10万套左右，这就形成了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供应上2比1的关系。 9．近年来，作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江苏省宿城区屠园乡多个安居工程项目陆续上马，安居房建设总量400多套。2010年7月，谢庄村八家组的58套开工建设。村民程军介绍说，当时他们要求自建，但遭到村支书反对。后来，村支书从外地找来一位包工头，采用包工包料的模式统一代建，并以村委会的名义和代建商签订协议，规定年底交付使用。然而，2010年年底，村民们发现，房子非但没有建好，部分房屋反倒出现了质量问题。程军说：“大概十几天的样子，现浇面就看出来了，下沉了。嚓、嚓、嚓，这东西用硬币一下子就能划通。”据了解，整个安居小区一共三幢，为六户联体的两层红砖别墅，分两批进行建设。目前，二期工程已经封顶，但一期的24套房子因为质量问题暂时停工。程军透露说，由于代建商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工，他们向村委会讨要说法。村委会却强迫他们，与代建商签了一份协议，将工期延后到了2011年5月30号。新的协议规定，工程开工后，村民向代建商先支付一部分代建费，等第一层楼层面板浇筑后，再支付剩下的费用。如果代建商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工，村民有权拒绝交纳代建费，代建商还要支付每天300块钱的罚金。但村民们反映，至今没有拿到一分违约金。不仅如此，村委会还建议他们，取回已经交纳的代建费，自行建设。程军说：“当时每家每户自建，村书记又不同意，现在他又反悔了，交多少钱我现在还给你，让你们再自建，现在已经给你们了，我们就不会同意了。”这么大一个工程偷工减料，难道没有人监管?2011年7月4号，屠园乡党委书记桂晓解释说，谢庄村党支部人手不够，导致监管缺失，他们将根据整改方案，对房屋进行翻修，“像那边，我们城管部门也就是几个人，涉及面比较大，察觉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晚一些。”在离安置区不远处，碰巧见到了代建商的堂哥王广连。向他打听代建商去向时，王广连表示，他只负责房屋整改，其他一概不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就临时过来看看。人家有的不是要等的用啊，房子住不进嘛，如果哪家想用嘛，我就叫瓦工快一点。” 10．据了解，在保障性住房信贷投放中，银行的确遇到利润指标、还款保障等实际问题。“2011年贷款规模控制带来的影响很大，为了完成利润指标，还得多投放一些收益高的项目和贷款。”一家国有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就透露，“但是保障性住房对成本要求很严格，银行一般提供非常优惠的下浮贷款利率，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放贷增量。”他继续说，除了利润的考量，银行在保障性住房信贷投放方面最关心的仍是还贷风险。该副行长表示，比如，公租房不能出售且租赁价格控制得较低，加上日常运营和维护成本并不低，因此可以用来还贷的现金流就可能比较有限。“虽然可以出售的经适房和限价房在资金回流上风险小一些，但也有问题，一般房产项目需要抵押，但这些保障房的土地大多来自政府划拨或限制性用途，要在市场上变现就会非常困难，不像商品房那样，还贷出现问题还可以进行拍卖。”他坦言道。用这位副行长的话说，银行在支持保障性住房信贷方面“积极但不乏谨慎”，因此也会通过调整借款周期、组织银团贷款等方式来分解一定风险。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保障性住房项目中，通常地方政府或政府投资公司会注入20％资本金，但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因财力紧张等原因，资金并没有足额到位，从而加大风险。而如何通过财政资金投入撬动银行信贷资金，也是促进保障房建设的方式之一。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如果仍然在做中介，王明虎(化名)现在应该是最忙的时候。 2007年3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杂货店店主王明虎坐在一家茶馆里，和几个朋友悠闲地“斗地主”。 “没法做了，”王明虎感叹，“我本身赔了钱，再说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了。” 2004年春节前后，经朋友介绍，王明虎结识了他的上线，开始做起中介生意。成为中介要求并不高，有熟人引见，再押两万块钱在上线处就可以“营业”。 王明虎做的是二级中介，他还发展了十多个直接与买家打交道、负责填单收钱的一级中介。“把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王明虎说，“我父亲就在帮我填单。” 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电脑就是王明虎的全部工作用具。开码之前，王明虎就守在电话旁，记录下每个填单员收到的下注，再用电脑汇总统计出每个号码上各有多少投注，最后将汇总统计传给自己的上线。 王明虎的“生意”一度做得红火异常，他手下有十多个填单员，“岳化地区基本上都在我这里买，每一期大概能收到20万到30万元的投注”。 上线给王明虎的抽头是10%，也就是说，他每期可以净赚2万到3万元。但除此之外，王明虎说他还有“更妙的赚钱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是做“平均单”。王明虎举例说，平均每个号码上投注为1000元，那么他就在每个号码上私自拿掉200，总共将近1万元。如果当期没有人中奖，那么这1万元他拿得神不知鬼不觉；即使当期有人中码，他也只需要额外赔付8000块，仍然净赚2000。除此之外，如果看准一组号码，中介也可以挪用买家的投注转而为自己下注：或者拿准了哪些号码肯定不会出，就直接把这些号码上的下注扣留。但这些都是“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做法，关键是要看准”，王明虎说，“否则会很惨。” 比起云南和贵州，“六合彩”进入湖南的时间要更早。《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从湖湘到云贵，其实暗合地下“六合彩”的西进路径。 据王明虎回忆，2003年岳阳邻近的平江县就开始有人买码，随即传播到周边的岳阳、郴州、娄底以至湖南全境，还越过岳阳向北，进入湖北境内。 在红火了一年多之后，王明虎的“生意”从2005年开始滑坡。码民输钱越来越多，很多人没钱了，开始赊账，“后来根本收不回钱”。 王明虎的朋友徐霞(化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大家钱都输光了呗”，徐霞说。从2004年到 2006年底，两年多时间，她输掉了将近30万元。 徐霞和丈夫都在电站工作，家底尚属殷实，在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之后，她终于决定收手，“再玩下去肯定就要拉债了”。 徐霞回忆，2004年最火爆的时候，一群输疯了的码民甚至跑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要求市政府透露“特码”。原因只是因为一条小道消息，“据说市政府为了打击六合彩，专门组织专家对六合彩进行破解”。政府官员哭笑不得，几经解释，才把人们劝走。 而王明虎在2006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在有一期开出大奖之后，他的上线卷款消失了。愤怒的中奖码民把他团团围住，威胁要取他性命，王明虎自掏数十万发奖，“以前赚的全赔回去了”。 2006年春节云溪当地警方在一次打击“六合彩”行动中，王明虎的父亲被抓，“可怜老头子在看守所过了个年”。从看守所把父亲接出来后，王明虎下决心不做了。 如今王明虎和徐霞都收手不干，却仍忍不住时常关心码数走势。3月21日，在茶馆里的王明虎向昔日的“同行”打听了一下，“这一期又火爆了”。他说，恐怕很多人要失望，庄家们也很清楚形势，对很多投注根本不接，这一期甚至会提前封单。 “很久没出现这么火爆的场面了”，王明虎回忆，“六合彩”最火爆的时候，岳化地区的餐饮娱乐一条街曾经特别兴盛，“当时有人开玩笑，‘六合彩’带动了云溪休闲娱乐产业”。 但是现在，走在曾经火爆的餐饮娱乐街上，几乎看不见多少食客。整条街空荡冷清，异常萧条。“大家都没钱了，还来要么子哦。”一家歌厅老板如此感叹。 “六合彩”像水蛭吸血一般抽干地方经济，据湖南省岳阳市城调队2003年的调查结果，10个调查地点共有100多万人次参与了地下“六合彩”赌博，参与人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国家干部，其中农民占多数。每注赌资5元、10元、50元、100元，直至上万元不等。 在乎江县，11个乡镇40多万人次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花费2000多万元血汗钱。仅 2003年4月3日，村民买码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仅2003年岳阳全市直接外流资金已达三四亿元。 “‘六合彩’在湖南基本上已经快折腾到头了。”王明虎感叹，“该卷走的钱已经卷得差不多了。我跟一些以前的同行问过，现在重心在向西部转移。” 2．押“单”还是押“双”? 这是云南镇雄县18岁的高三学生顾云贵正在苦苦思考的问题。 在3月22日晚上8点30分香港赛马会开出2007年第035期六合彩的特别号码之前，有无数的中国内地“码民”像顾云贵一样，在绞尽脑汁地抉择。 自第029期开出“20”号以来，已经连续6期开出双数。从1到49，每周3期，每期开出一个号码。下注的码民可以押任何一个号，也可以押单或者双。庄家把49个号码又分成红、蓝、绿三种波色和12种生肖，买家可以按波色或生肖下注。下注金额不设上限，赔率1赔40，“我想靠这一把翻身。”3月20日，在阴昭的出租屋里，顾云贵坐在床沿，两眼放光。“连续6把双了，这一把可能是单。” 从2005年底开始买六合彩以来，中学生顾云贵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输光了学费和生活费，几乎向每个亲戚朋友都借过钱，还欠下庄家数万元巨债。“我总共输了有将近6万元”。 买第一笔六合彩的时候，顾云贵正读高一。他还记得当时下注的金额：10块钱。 几乎是一瞬间，“六合彩”就自相邻的贵州突然闯入了镇雄人的生活。“走到哪里都听得见讨论特码，村里人都在买。”顾云贵说。 “1块钱能中40块!”在向顾云贵讲解规则的时候，一个买过六合彩的同学这样强调。他给了顾云贵一个“中介”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通过“中介”就能下注。 买“六合彩”时，买家并不能接触到庄家。报号，下注，押中之后收钱，都是通过庄家手下的中介进行。众多的中介搭建起广泛的销售网络，庄家则隐身其后。 同学介绍给顾云贵的中介，其实就是学校门口的一个小百货店店主。学生们经常去这家店买东西，如今店老板又“兼职”做起了“六合彩”。类似这样的中介，三年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在镇雄县城遍地开花。 顾云贵用一天的生活费下了第一笔注。他研究了从同学那里拿来的密单，一张薄薄的A4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一些据说能够透露“玄机”的数字和含义晦涩的诗句。顾云贵像做数学习题一样揣摩良久，又和同学交换意见，最后敲定了一个数字。 在等待开码的日子里，顾云贵从同学那里听到了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村民头天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第二天他就把家产都押在了这个数字上，结果他中了大奖发了大财。 “下100块就能中4000块，下1000就能中40000。”顾云贵说，“谁不想去试一下? 我1个月生活费才两百多块，中一下几年都解决了。”等待开码的那两天，关于发财后要干些什么，顾云贵设想了很多。 尽管第一次下注的10块钱打了水漂，但却激发起了顾云贵钻研“彩经”的决心。 第一次中奖来得很快。没过多久，顾云贵押中了一次生肖。一组生肖4个号码，每个号码下注100，除去400成本，“算下来赚了三千多块钱”。在校外的饭馆里，顾云贵摆了、桌；请十多个同学吃饭。在同学们的赞叹声中，顾云贵自豪地认定自己找到了成功之路。 从此以后，下注越来越大，却“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去年三四月间，顾云贵连续数期押单，一个多星期里输掉了9000多块。 在此之前，顾云贵在老师们眼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成绩常年保持在年级前十位，尤其擅长化学。“我以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化学家。”顾云贵说。 事实上从高二起他就没有读书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化学梦”；他把父母给的学费全部投进了“六合彩”，还包括父亲给他考驾照的2000块钱；他向几个亲戚都借了钱，还欠了一个庄家将近两万元的债。 2007年春节过后，一个“六合彩”欠债者的小孩被人劫持，挂到县城中心一座过街天桥上，直到买家拿钱换回了孩子。刚好路过的顾云贵在人丛中目睹了这一幕，他吓坏了，“我欠了那么多钱，他们会把我怎么办?”他赶紧悄悄搬到了现在的出租屋里，断绝了和以往几个相熟中介的联系，白天睡觉，晚上才出门活动。他也不敢回家，只是偶尔和弟弟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 他仍在关注六合彩，只是实在缺钱，很少下注。但现在，在连续6期出双，连续12期出红蓝波色之后，顾云贵觉得机会又来了。“出单和出绿波的可能性很大，押中了我就能翻身”。 但问题在于，由于欠债和“消失”，顾云贵在中介和庄家那里都失去了信誉，而且他没有现钱。他需要寻找能信得过他，并且愿意记账的中介。 与顾云贵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川味”饭店老板娘李云(化名)，“连续6期双，从现在起包单，运气不太差的话，坚持两三期就能赚。” 李云的“方法”其实更像是“教训”。她曾经玩得很大，饭店是今年刚开起来的，在开饭店之前，她经营着一个运输车队。 “那时候买得大，”李云回忆说，“输多赢少，输起来快得很。”每当开码的时候，李云就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坐立不安，“一会儿手脚冰凉，一会儿满身是汗，等码那段时间最难受了。” 号码一开出来，李云就开始算：“赔出去一辆面包车了”，或者是，“又赔出去一辆卡车了”。 在车队还剩下两辆卡车的时候，李云收手了。她卖掉了车队，租下现在的店面开起了饭馆，生意不错。“看准时机”的时候，也下点小注。这一次，她准备“一个号投100块钱”，24个双号，合计下注2400块。 “下注要赶快。”李云说，“好多人都赌这期单，晚一点庄家就不接单了。” 顾云贵和李云只是整少镇雄及相邻县乡无数码民中的两个。在镇雄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相见不问好，开口说生肖，上期已出牛，今日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 而镇雄某中学一名学生做的一次调查显示，随机发放的100份问卷中，有92名学生承认自己曾经买过“六合彩”，94名学生承认家人和朋友中有人在买“六合彩”。 在镇雄以及相邻的贵州毕节，“六合彩”正呈泛滥之势。根据《毕节市公安局打击六合彩赌博活动的情况汇报》，仅毕节就有6个乡镇26个村出现“六合彩”；其中与云南镇雄相邻的清场镇有 9个村54个村民组1000余人涉赌。 “毕节一定要守住，不然就要向整个云南和贵州扩散。”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喂猪养牲永受穷，不如特码来翻身。”这是镇雄县以勒镇庙梗村农民陈章仁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今年2月，春节刚过，55岁的陈章仁在家中吞下一包毒鼠强，随即死亡。这个指望“特码翻身”的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身后留下7万多元欠债。 在庙梗村，买码输钱的并非只有陈章仁一个。“你看看山上抛荒的地，”村干部朱绍华愤怒地说，“都疯了，地也不种了，猪也不喂了，就指望买码翻身尸 但陈章仁们自有充足的理由，“种地能赚多少钱?”在庙梗，一个农民给自家算了一笔账：4亩地，山地贫瘠，一年收2000斤麦子；再种点苞谷，一年也就1000斤；山地上种不出菜，唯一能长的洋芋，挖出来只有拇指大小。“除了自己吃的，也就刚刚够化肥钱，养猪都不够饲料。” “太穷了，”村干部朱绍华说，“也怪不得大家都做发财梦。” 在当地农村，“六合彩”销售旺季就是春节。外出打工者春节回家，带回一年的辛苦钱，不少人却希望买码发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输。”朱绍华说，“好多人输得精光，过完年再出去挣一年辛苦钱。” 而在湖南岳阳云溪近郊的农村，“六合彩”则成为了村民们最重要的娱乐，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云溪，有印刷精美的码书码报售卖，彩版印刷，除了所谓的“天机”，还刊登着一些笑话、小故事和生活常识。码民们习惯像每天看报一样忠实地阅读码书。 甚至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受到了码民的追捧，各地追捧的节目又有不同，黑龙江喜欢“每日农经”，福建码民分析的是一款厨艺节目，而广西码民追捧当地《南国早报》，这份售价5毛的报纸，曾经被炒到10元一份，“因为里面透着玄机”。 “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现在好了，还真有个事情可以研究了。客观地说，很多人从这个里面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中学老师杜震(化名)说，每期开码前，大家甚至会聚到村小学的教室里，畅所欲言，集体讨论，“热闹非凡，其乐融融”。 “甚至有老年人说，好像又找到了当年过集体生活的感觉。”杜震说，“现在农村确实一盘散沙，旧传统差不多都丢了，互相之间都很少走动。六合彩一来，居然大家又聚到一起了。” 岳阳当地反“六合彩”组织的发起人李许对此深有感触，他自己的爷爷就是码民，但李许却不忍心去劝阻自己的爷爷。“他就这么点娱乐了，”李许说，“就像一个故事里说的，环保志愿者看到山民们在山上挖野菜吃，明知道挖野菜会破坏水土保持，但又不能进行劝阻，因为野菜是山民们唯一的食物。 3．2005年下半年以来，江西萍乡市坚决执行地下“六合彩”露头就打的部署，“痛下猛药治沉疴”，多管齐下加强综合整治。其中，运用金融杠杆狙击地下“六合彩”更是起到了坚壁清野的显效。 市农村信用社、农行等金融机构加强了调查研究，对农产动甩生产经营周转资金和储蓄存款买彩的，积极予以规劝、解释、制止。此外，其市束紧“信贷”口子，建立跟踪机制，切实防范从银行机构挪用贷款买彩的行为，一旦发现客户染指买彩，马上追缴清贷，保证信贷资金安全。金融机构还把鼓动、支持、参与地下“六合彩”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视为“污点客户”，并作出再不发放贷款、不开设新的账户、不提供金融服务的惩戒。金融杠杆的及时介入，截断了私彩者的财源，为萍乡市打击地下“六合彩”提供了有力支持。 4．2006年3月以来，湖南临武县为加大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力度，以公安部门为主，联合纪委、监察局等部门，广开思路，在全县106个县直单位和22个乡镇聘请信息员，建立信息员举报奖励制度，广泛收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在打“六”行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针对地下“六合彩”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在农村活动猖獗，各乡镇自行发展积极分子，并将提供较多有效信息的积极分子聘请为打“六”信息员，信息员由所在辖区打“六”领导小组集中管理，以便统一收集整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协助进行打击。 实施打“六”信息员制度，对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起到了震慑作用。此前规定，一旦发现有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地下“六合彩”，由公安机关依法严惩，同时还将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规处理，并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目前，已有两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参与地下“六合彩”后，经信息员举报受到查处。 截至8月，全县共有举报地下“六合彩”的信息员200余名，为公安机关提供打“六”信息 1000余条，为此查处地下“六合彩”赌博案件76起，抓获涉案人员142人，其中协助破案的信息 45条，协助破案29起，占破案总数的38%。 5．李许，男，20岁，湖南岳阳某村农民，自称民间致力于反对地下六合彩的“第一人”。李许反对地下六合彩最好的武器就是网络。他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包括媒体的报道，也有身边的案例。“这四个月来，我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参考研究了约5000篇与地下六合彩相关的文章，使用百度、Google搜索次数达800次。” 目前李许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才能根除地下六合彩?他提出的办法是：“从人性尊严上真诚教育他们。”真诚教育农民关于地下六合彩的危害性；地下六合彩的欺骗性；通过地下六合彩致富是不太可能的事；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致富，不劳而获，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他打算写一本叫《地下六合彩“特码”揭密》的书，能够面向农民、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农民、小学生一看就会理解。当然也会包含一点通俗的“学术元素”，以便能与知识分子沟通。关于这本书，李许希望凡是读过书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此不再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了，甚至再也不参与其它赌博活动。 地下六合彩在中国的覆盖人口超过7亿，覆盖区每产一册，作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课外读本，及部分地区作为预防读物，估计有1.5亿册的市场。李许计划与相“官”部门合作 (采购)，发行超过1亿册，免费送给中国最广大的码民阅读。“一定要达1亿册，全民禁码!”李许这样说。 对于余下的2/3，李许希望自己在网上创建的“抗地下六合彩联盟”网站能够吸引大量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到基层农村进行“耐心真诚教育”，以及出版发行戒除地下六合彩赌博的“戒码报”，在香港六合彩开奖日发行，免费发给中国余下的2/3码民阅读，以此来进行“循环耐心真诚教育”。对于地下六合彩庄家，李许同样提倡进行真诚教育：人之初，性本善。“真诚教育从事地下六合彩庄家骗取钱财，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地下六合彩这个魔鬼从中国赶出去，永远地赶出去!” 正是由于意识到地下六合彩背后体现出的人性，李许才试图通过“真诚教育”来感化彩民。 6．国际上，在研究彩票发行的福利效果时，普遍的方法是比较发行彩票取得的公益金给按收入、种族或教育水平等标准划分的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收益，与这些阶层用于彩票的支出之间的关系。 学者Borg对美国伊利诺斯州1984年9月至1986年3月间，518位一次性中奖超过600美元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当时该州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研究发现，购买彩票越多的家庭，收入越低，其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越小。这意味着彩票作为一个桥梁，将穷人的钱用来供富人的孩子上学。并且，将彩票公益金用于教育经费时，其他用于教育的基金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就产生了完全的“挤出效应”。 Borg与人合作，在2004年又进一步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利用彩票公益金实施“光明未来奖学金”的情况，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彩票作为一条渠道，将资金从穷人反向转移给富人。 Borg表示，这是不公平的。 我国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途径在不断地改变，由过去主要用于福利和体育事业，转向为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基金。2002年，这一比重为27.4%，而到了2006年，则接近50%。当年福利彩票交给中央财政的75亿元公益金中，直接由民政部用于福利事业的仅有6亿元，其余69亿元全部用于社保基金。 7．在公立彩票发展的同时，地下私彩——城市中的地下赌球，农村中的地下六合彩——也迅速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与政府打击不力和公立彩票的不完善直接相关。 一些地方领导觉得地下六合彩问题不足为虑，认为老百姓没钱赌，地下六合彩也就自然消失了。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执政心态。 足球彩票的发行，虽然经过长达3年的所谓论证，但只是简单复制国外足球彩票玩法，结果导致问题多多。2002年世界杯期间，体育总局竟然发行了“中国、巴西、土耳其”同进八强这样不可能中奖的彩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彩民的感情。 雪上加霜的是，随后的赛季，由于英超版权之争，足球彩票选择了激烈程度小、中国球迷所不熟悉的法甲和德甲。此时，已熟悉盘口、赔率的足彩彩民，被激发的需求在公立彩票这里得不到满足时，转向地下赌球也就自然而然了。结果是此后足彩销量一路下滑，地下赌球却日渐猖獗。实际上，足球彩票为地下赌球做了一次极好的免费广告宣传和参与者培训。 应对地下私彩，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当放开博彩业，理由是“与其民营，不如官办”。但实际上我国彩票业一直实行的是“向右拐、打左灯”的策略，尽管名义上没有放开博彩业，但实际上却早就开始发行打着彩票外衣以取得“合法”身份的各种博彩品，如排列三、3D、足球彩票和中福在线等。 还有人提出，应当提高公立彩票的返奖率。但50%的返奖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标准，有的国家甚至更低，如意大利的足球彩票返奖率仅为38%。事实也证明，中国足球彩票返奖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65%以后，销量仍然下滑。
二、给定资料 1．近年来，山东省诸城市在全市积极推行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按照规模适度、地点相近、便于服务和中心村有发展潜力的原则，在半径两公里左右，相近的几个村选一个中心村，建立公共社区服务中心，形成集约化服务模式，把农民有需求、政府又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延伸到社区，让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职务项目，在社区实现“一门式”集中办理，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府公共资源不足的问题，又降低了政府服务成本，转变了机关工作作风，减少．了公共资源浪费，也让农民享受到较高水平的服务，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基本上不出社区就能够解决。同时，由于中心村有公共服务资源，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周边村的农民，在自愿的情况下向中心村聚集发展，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诸城市确定了“六站一中心”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内容，即医疗卫生、社区环卫、文教体育、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区治保六个服务站和社区服务中心，舜王街道松元社区建立后，在社区服务中心代收代缴电费、电话费、审批计划生育、宽基地指标，开展医疗卫生、农经信息咨询、户籍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农民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有人代理”，各项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过去由于村庄分散，警力和医疗力量又严重不足，难以做到一村一警、一村一个卫生室。舜王街道派出所在松元社区设立警务区后，群众报警后民警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和城市“110”一样反应迅速。成立不到半个月就调处矛盾纠纷40多起，为群众办理业务2800多件，有时一天能为 500多名群众办理二代身份证。松元社区建设的卫生室，整合了周围村庄的卫生资源，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政府负责价格监管，每天都有100人左右来求医问药。推行农村社区化服务，政府找到了更加便捷高效为民服务的着力点，为政府职能转变搭建起新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政府有效整合有关方面的服务职能，积极开展面向农村、农民的各项社会服务，开通了为农服务“直通车”，由原来群众进城到镇求服务，变为现在社区工作人员走村人户送服务，实现了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一做法，有利于加快形成以中心城市、乡镇和中心村为框架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对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很大意义。 2．江苏启东市委书记沈振新在谈到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中心时说：“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农村公共服务的相对滞后已经影响了城乡统筹发展。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部署时，我们把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中心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面向广大农民，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启东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征求对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和要求时，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期盼“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呼声最高，广大农民反映最多的是买农药化肥和种子还要跑到城里或镇上，浪费了时间不算，有的质量还可能得不到保障。启东市为了强化农村公共服务职能，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城乡互动，联创共建遍布乡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3．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深化农村改革是强化农业基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必须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着力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今年要千方百计争取农业有个好收成，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突出抓好三件事：一是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供给。二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抓好这三件事采取的主要措施：一要大力增加投入。二要强化和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三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特别是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四要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 4．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农村工作的现实状况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体制的要求出发，乡镇政府应重点加强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包括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权益，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发展。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加强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开展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5．湖北“咸安改革”的特点是改过去的“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理顺了管理体制，创新了发展机制。通过改革，乡镇直属站(所)，全部改制为“服务中心”，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走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其所承担的原有行政职能分别并入“三办一所”，条块关系得到了理顺。政府对公共服务工作实行项目管理，先确定当地农村需要的服务项目，根据当地情况确定费用标准，给予财政拨款，然后实行公开招标，签订合同，全面考核，根据服务质量，兑现服务费用。另一方面，对确需政府支持和发展的农村公益性服务领域实行“以钱养事”，引入竞争机制，强化了利益驱动。在总结了成安等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湖北省在改革中明确了“政府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思路，即县、乡镇政府是提供农村社会公益服务的责任主体，县级财政将农村公益事业服务按照部门预算要求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按照“政府出钱，购买服务，合同管理，农民认可，考核兑现”的原则，公益服务可以向转制后的企业或中介服务组织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向有资质的服务实体和个人采取购买的方式进行。 湖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宋亚平(原咸安区委书记、咸安改革方案设计者)在介绍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说，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将行政职能收归政府，经营职能走向市场，服务职能转给社会。对“七站八所”进行全员参保．五保合一，实行社会保障，政府拿钱，再由他们自己决定，你一个人也好，你们几个人也好，到工商局登记注册，成为自我约束、自我积累、自我经营这样一个具有社会经济法人地位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或者叫做经营组织。那么政府要为农业、农民、农村提供的公益服务怎么办?政府的责任，不能够因为改革甩包袱，我们采取了“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办法。乡镇要为三农提供哪些服务，把项目数量化，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改革后，只要具有国家有关部门所承认的资质证明就可以招投标，原来乡镇的“七站八所”与政府脱离了行政管理关系，专门从事靠政府财政保障的服务，并要接受严格的考核，既确保了服务的时间和质量，也保证了服务人员的队伍。通过几年实践，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公共服务管理制度。其中包括规范的合同、严格的考核标准、完整的考核方式等，实现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标准化管理，既提高了管理的水平，也降低了政府监督的成本，当地农民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服务。这一方面表现为服务人员投入和热情的提高，另一方面服务项目也在不断增加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咸安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对农民来说，一方面农民率先享受到了取消农业税的优惠政策，直接导致农民政策性增收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农村公益性服务新机制，从事公益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按合同约定，专心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农技服务、畜牧防疫服务等公益服务进村入户，农民群众喜得实惠。通过建立“以钱养事”新机制，乡镇事业单位人员不仅充分展示了个人专业技能，而且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入。 湖北省几年来整体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体制上开始消除机构臃肿的弊端。无论是乡镇管理机构设置，还是事业单位整体转制，都打破了旧有的管理体制，开始实现精简、统一、效能的目标，解决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体制性弊端。特别是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的新机制，避免了再走“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老路，初步建立起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乡镇政府职能，规范了机关机构设置，落实了干部的工作责任。政府的职能由过去的主要是“催种催收”、“要粮要钱”，开始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对农民的公益性服务上。切实转变了政府职能，提高了工作效率。 6．山东省乳山市近年来积极鼓励引导、培育发展以农村专业合作协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使其成为农户、企业与大市场连接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目前，全市已建立各类农村专业合作协会116个，拥有会员4万多人，联系农户8万多户。农村专业合作协会在促进科学普及、成果转化、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技协会是以农民对先进、实用技术的迫切需要为基础而建立的，其会员大都是科技能手，所推广的农业技术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并且融技术、生产和服务为一体，让每个协会都成为专业技术培训、推广的基地，每个会员户都成为科技示范户。协会外联科研单位和农科推广部门，内联千家万户。新品种、新技术先在协会内部推广，为会员掌握和采用，然后再辐射其他农户，使农业科技成果以较快的速度、较便捷的方式和较低的成本传递到农民手中。农技协会是自我管理、自我决策的合作组织，适合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以及怎么干，都是根据市场来决定，农户和协会之间的行为是自主自愿的，而且协会的带头人是农村的精英，有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在他们的带动下，容易使会员和农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达成一致，形成种植、养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格局。目前，乳山市已形成种植规模在万亩以上的下初镇葡萄、崖子镇苹果等8大农业特色镇。农村专业合作协会把分散的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开展同业技术交流和技术服务，在区域内形成“超小规模的个体、超大规模的群体”的现代商品生产新格局，从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农技协会不仅为农民提供生产技术服务，还把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组织起来，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农户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承担单个农户办不了或办不起来的事情，满足小规模农户发展商品经济的实际需要．解决小而全的农产品销不远、进不了大市场的问题。农村专业合作协会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会员直接参与协会的管理，培养了农民科技意识、营销能力和合作精神，又可以增强农民的集体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提高广大农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7．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必须看到，尽管这些年来以农村民生为重点的农村社会建设明显加强，但由于历史欠帐太多，仍有许多农村民生难题有待破解，如公共服务难尽人意，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水平不够，等等。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诚说，解决“三农”问题，要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要坚持从完善政策措施和加大投入人手，着力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和覆盖城乡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乡社会事业均衡发展，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着眼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大力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保证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 8．2008年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说，发展现代化农业，就要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近年来，国家对农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消农业税、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但农业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我国农业的科技水平总体来讲还有差距。美国、加拿大等农业大国是以大农场生产为主，而我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科技还难以惠及广大农民。现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科技体系存在“网破、线断、人散”的现象；科技人员力量薄弱，处于“到下边无腿”的状态；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下乡，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广大农户的要求。黄大防建议，尽快完善和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农业创新体系要形成从中央、省到地区的三级科研院所建设网络，增加科研的创新力度；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要在县、乡、村形成三级网络，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把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到农户。 9．近年来，一些乡镇农技站和农技人员出现了“弃农经商”现象，给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带来了种种不利影响，令人担忧。据调查，某地21个乡镇的256名农技人员中，目前专门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只有30人，仅占当地农技人员总数的11.7%，其他农技人员都在经营种子、化肥、农药。只有少数乡镇农技站从经营收入中提取一部分投向农技推广，绝大多数乡镇农技站都将经营收入全部归入经营者腰包。不少农技站已变成了种子、化肥、农药专营店，农技推广徒有虚名。昔日农技人员的熟悉身影，已从田间地头消失。农民抱怨：好几年都没看到农技人员到村上来，我们想学科技，是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即使找着庙门，也请不来神!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乡镇农技站“弃农经商”现象，亟待引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使乡镇农技站真正服务于农，助农业腾飞，帮农民致富。 10．现在，农村的文化比较贫乏。不少农村，除了年尾的“三下乡”时过过“文化瘾”，平时文化生活单调，甚至有些地方“黄、赌、毒”卷土重来，封建迷信活动也开始抬头。这种情况，与新农村建设目标是格格不入的。不良文化现象蔓延农村，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遏制农村不良文化蔓延，光靠政府部门“围追堵截”是不够的，关键要“输血和造血”：要不断为农民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要吸引各方面社会力量热心农村文化共建，要不断调动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努力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造血”能力。只有各方面建设力量形成合力，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真正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农村文化建设滞后，一个重要原因是投入不够。日前公布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 (2007)》显示，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总体投入规模不足，文化服务机构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全国乡镇文化站6年减少近5000个。即使尚存的乡镇文化站，也面临着经费紧张、发展困难的窘境，甚至成为无人员、无阵地、无经费、无活动的“四无”文化站。加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队伍建设，是丰富群众文化活动的前提。欲让农村文化土壤肥沃起来，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恐怕势在必行。通过这些年的积累，不少农村的经济实力都有了很大的增强。拿出钱扶持一下农村文化设施和文化队伍，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能否把一些“面子”工程的投入省下来放在文化上呢?对于中西部财力困难的农村，能否像城里的“免费”那样，由财政对这里的文化设施也来个“免费”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全体国民的事情，没有农村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恐怕就没有全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湖北省仙桃市大力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市花鼓剧团、歌舞团经常赴各镇进行巡回演出，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他们采取“城乡文明手拉手，共建文化中心户”的形式，在农村培养“不走”的文化。目前，全市的农村文化中心户已经达到300多个，大大活跃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11．近年来，山东省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构建以县图书馆、文化馆为龙头，乡镇文化站为依托，村文化大院为基础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搞好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农民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形成健康向上、和谐文明的村风民风。在全国文明村镇评选中，山东有28个村镇入选，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55个，数量均名列全国第一；省级文明村镇601个；县级以上文明村达到8000多个，占农村总数的10%文明家庭186万户，占家庭总数的6.7%。 兖州市大力实施有线电视人户、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五大工程”每个镇都建立了文化中心，80%的村建有文化大院，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53%。市财政每年补贴100万元，免费开放市图书馆、博物馆，向农民群众免费送图书30万册、播放电影5000多场，促进了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全市三分之一的村建成了文明小康村，9个村镇被评为省级文明村镇。 12．我国农技推广主力军的农技推广机构，目前普遍运行困难，因此要为农民提供周到的服务，确实障碍重重。山东省广饶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宋延清说：首先是缺人，当地农技人员与农民的比例达到了1:6000，而且后继乏人；再就是缺钱，有的乡镇农业人口达3万多，一年满打满算也就3万元经费，各类活动很难开展。 山东省农科院教授李维生对记者说，时至今日，我国农技推广机构仍遵循计划经济思路，按区域设置、行政方式管理，条块、部门、地区分割，机构分散、力量单薄、服务范围狭小。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出发，从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要出发，对农技推广体系进行改革，已成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建议，还应该充分发挥农业科研和教育单位的力量，形成农技推广的合力。 13．有些乡镇文化站的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下去，甚至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乡镇文化站发展到如此地步，确实令人担忧。多少年来，乡镇文化站的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活跃当地群众的生活，做出了不可否认的成绩。 然而；有的乡镇文化站的情况可以用“销声匿迹”来概括。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正在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乡镇文化站的工作。只有办好乡镇文化站，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的作用，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夯实基础，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然而，如何彻底地摆脱眼下这种局面，应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14．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烟台市组织开展了“3+1”联手共建活动，组织动员机关、企业和小康村三方面力量，分别与一个村联手共建。在开展共建活动的第一年，“村企共建”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当年全市有3223家企业参与共建，与共建村庄合资合作投入资金20多亿元，开发项目1200多个；有1500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共建村庄建立生产基地或签订购销合同；有195家企业在共建村庄设立分厂或建立加工点，就地就近吸纳农村劳动力2万多人。实践证明，村企联手共建新农村，不仅为工农互动发展提供了双向共赢的商机，而且为以工保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探索出一条好的途径。开展村企共建，要抓住共建内容和共建方式两个关键环节，改变以往帮钱帮物的单一内容，改变企业单向付出的传统方式，把企业的优势与共建村庄的潜力综合起来，把企业的利益追求与共建村庄的发展需求联系起来，选择切合实际的共建内容，采取灵活有效的共建方式。针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薄弱、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和农民素质相对较低的状况，发挥企业的资金、人才优势，与共建村共办社会事业，也是村企共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是积极参与农村学校、卫生室、文化大院、敬老院等公共设施建设，支持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农民群众更多地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去年上半年，全市已新建文化体育活动场所924处。二是发动企业职工广泛开展献爱心活动，采取结对帮困、困难援助、爱心援助等形式，对共建村6918户贫困家庭实行定向资助。三是充分利用企业的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农民素质提高工程，与共建村建立长期稳定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合作关系。去年上半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594班次，培训297437人次，安置转移劳动力1547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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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2008年4月28日，在胶济铁路发生旅客列车脱轨倾覆相撞特别重大事故，截至4月30日，已造成71人死亡，416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办公厅于4月30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要加大治本力度，充分运用财税政策、市场调节和保险机制等经济手段，强化对安全生产的激励约束；加快法制建设，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把安全生产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科研攻关和技术改造步伐，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保障水平；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安全知识普及，特别要抓好特殊工种和农民工的安全技能培训；强化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规程、制度和标准，大力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安全教育和宣传舆论工作，组织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开展打击非法建设、生产、经营，反对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整治生产企业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以及运输企业超载、超限、超负荷等活动，形成全社会重视、支持和参与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监管职责，加强督促检查。要更加注重对日常生产过程的安全监察，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或单位，坚决责令停产或予以关闭；对严重违反规定即使没有发生伤亡事故的，也要追究责任；对发生的每一起事故，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严格事故查处，及时公布处理结果。要加大对事故频发、隐患突出的地区和单位的监督检查力度，发现重大问题要及时通报有关地方政府，并跟踪督导，确保实效。要做到严格执法、廉洁执法、公正执法，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2．2007年8月13日下午，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正在建设的堤溪沱江大桥发生坍塌事故，造成64人死亡2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 974.7万元。事故发生后，国务院组成事故调查组立即开展了调查工作。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根据12月7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湖南省有关部门已将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犯罪的湘西自治州公路局局长兼凤大公司董事长胡东升、总工程师兼凤大公司总经理游兴富和湘西自治州交通局副局长王伟波等24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湖南省交通厅、湘西自治州政府相关负责人，省、州公路局和省路桥集团公司以及设计、监理、质监等单位的32名责任人给予了相应的政纪、党纪处分。另外，湘西自治州原州长、州委原副书记杜崇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因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已被湖南省纪委立案，将连同此案一并处理。对事故责任单位及主要负责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了经济等其他方面的严厉处罚。据交通部统计，我国目前有6 000多座公路危桥。交通运输部计划从2008年起，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大部分危桥的改造任务。截止到2006年，全国务类桥梁共有50万座左右，大部分是在最近十几年内建造的。危桥形成的原因包括桥梁的老化、结构性损伤以及过去落后的设计标准。专家说，20年前的桥梁设计标准不可能预见到现在的车流量。而现在重载车很多，许多桥梁在超负荷运作。据介绍，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有6 282座公路危桥。这些桥梁均属于第五类，即“技术状况处于危险状态，部分重要构件出现严重缺损，桥梁承载能力明显降低并直接危及桥梁安全”。 3．2007年9月20日，李毅中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通报了2007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情况和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督查情况，并就贯彻国办8月31日《通知》精神，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专项整治，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表了意见。 ——事故总量和重点行业领域事故普遍下降。据安监总局统计，1～8月份全国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1.9%和13.7%。 ——较大事故、重大事故减少。截至8月底，全国一次死亡3～9人的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8.3%和10.6%；一次死亡10～29人的重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6.9%和14.5%。 ——考核控制指标实施情况较好。到8月底，各类事故死亡人数占年度控制指标的56.5%，低于预期的控制进度。全国32个省级统计单位中(含新疆建设兵团)，有31个单位事故死亡人数在控制指标以内。多数地区安全状况比较稳定。亿元GDP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和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均有一定幅度下降。 全国安全生产虽然继续保持了总体稳定、趋向好转的发展态势，但形势依然严峻。突出表现在：一是事故总量仍然过大。1～8月份，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42 073起、死亡62 918人。二是一些行业和地区重特大事故尚未有效遏制。1～8月份发生了4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4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王庄煤矿瓦斯爆炸，31人遇难；4月18日，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倾覆事故，32人死亡；5月5日，山西省临汾地区蒲县蒲邓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8人死亡，2人下落不明；8月13日，湖南省凤凰县堤溪大桥垮塌，64人死亡。还发生了一些非法违法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典型重大事故：山东省魏桥集团铝母线铸造分厂“8·19”铝水外溢事故，20人死亡；重庆市北碚K“4·23”一辆中巴客车翻至桥下，26人死亡。三是一些行业较大、重大事故增加。四是因严重自然灾害引起的事故灾难多发。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全国发生了多起因暴雨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引发的煤矿淹井、矿山坍塌冒顶、建筑施工工地遭洪水泥石流袭击等事故灾难。特别是8月17日山东省新泰市华源矿业公司因柴汶河河岸决口，引发溃水淹井，172人遇难，另一相邻矿9人遇难，造成惨重损失，教训十分深刻。 4．2007年5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部署在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从8月27日起，安委会组织23个部委约300人，组成24个组，其中综合组15个，道路交通、铁路、水上交通、民航、电力、消防、水利、民爆器材、中央企业等专业组9个，由相关部委领导同志带队，对30个省区市(西藏自查)、新疆建设兵团和部分中央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了督查。督查结果表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都很重视，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建立了机构，明确了责任，保证了专项行动顺利进行。6～8月期间全国有175.6万户企业和单位开展了排查治理，共自查隐患225．8万余条，已整改201.5万余条，整改率89.2%；其中重大隐患 58 908条，已整改40 466条，整改率68.7%。对尚待整改的重大隐患，已落实整改资金114.77亿元，制定应急预案17 324项。 从各地区看，准备比较充分，措施比较得力。各地把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迅速传达贯彻到基层和企业，结合实际制定了具体方案，明确了重点。在企业自查自改基础上，各地组织开展了市县、省区范围的检查督查。 从重点行业领域的相关主管部门和中央企业看：一是工作力度大。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亲自组织实施，派出督查组深入地方和企业进行指导督促；二是重点突出。抓住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要场所、重要环节和重大隐患排查治理。三是措施得力。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采取了集中整治、召开现场会、下达整改指令、加强监督检查等措施。四是强化了行业监管。抓住隐患举一反三，健全行业标准规程，完善规章制度，实施行业有效指导和监管。五是中央企业隐患排查治理比较扎实有效。纳入统计的60户中央企业的5 006个下属单位，共排查隐患 162 032条，整改率88.3%，落实整改资金28.53亿元。 但不容忽视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是进展不平衡，部分地区深度广度不够，少数地方和单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扎实；二是一些地方和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存在薄弱环节，一些严重隐患长期存在，专项行动期间连续发生多起煤矿、冶金、化工、建筑、道路交通、水上交通等重特大事故；三是一些地方“打非”职责不清、力度不够，非法违法现象抬头。四是一些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在立项、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管理和竣工试车等环节存在严重隐患，煤矿、冶金、化工、建筑等新建和在建项目接连发生事故；五是在防范严重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上重视不够，对这类隐患排查治理不力，预警预报预防和应急救援机制不健全。所有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5．目前，指导支撑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有五个体系。一是以“安全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理论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会上的重要讲话，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论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指导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指导原则，六中全会把安全生产纳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这些都构成了安全生产理论体系。二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2002年国家颁布了《安全生产法》，标志着我国安全生产开始步入法制轨道。此外在《劳动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十余部专门法律中，都有安全生产方面的规定。国务院相继颁布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近百部行政法规。各地都制定出台了一批地方性法规规章。三是以12项治本之策为内容的安全生产政策体系。国务院第116次常务会议决定：从安全规划、行业管理、安全投入、科技进步、经济政策、教育培训、安全立法、激励约束考核、企业主体责任、事故责任追究、社会监督参与、安全监管及应急体制等12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政策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50多部具体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四是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由事故死亡人数总量控制指标、绝对指标、相对指标、重大和特大事故起数控制考核指标4类、27个具体指标构成。五是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互动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国家层面上的安全管理职责格局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安全监管总局对全国安全生产实施综合监管。在地方层面，到 2006年底，各省(区市)、各市(地)以及92％以上的县级人民政府，已建立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全国共有监管人员约5.5万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督，企业全面负责，群众监督参与，社会广泛支持”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及“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 6．在安全生产责任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中，关键在于确定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是指应当将安全生产纳入分内必须尽的义务，并有能力承担相关责任的组织或自然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各级政府和行政管理职能机构，上至国务院，下至基层乡镇政府；二是各种微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是各类企业；三是各类劳动者或从业人员；四是与安全生产有关的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安全发展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保障全体人民安全与健康的层次，同时也对各安全责任主体履行安全责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当今时代，安全责任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每个人全面履行应尽的安全责任，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才能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征程中，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充分享受安全与健康的权利。 总之，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如果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规程再严密、安全生产措施再完善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根据时代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建设，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构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保障机制，促使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到位，且强制性地安全问责、奖罚分明，才能推动企业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提高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监管力度和效果，激发和引导好广大社会成员的责任心，从而从制度上解决制约当前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形成保障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只有在强制的基础上把安全生产责任心和安全责任制统一起来，把安全履责和安全问责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增强人们的安全责任心、培育安全责任感、提高安全责任意识；在全社会确立一种众志成城、齐抓共管的良性安全责任导向氛围，从而开创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新局面。 7．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把安全发展作为重要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国务院把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多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国家先后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一系列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改革和完善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督察体制；在重点行业和领域集中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增加安全生产投入，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安全生产的经济政策；加大安全生产监督、监察执法力度，严肃查处事故。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从2002年开始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2005年比2002年减少1.23万人，但形势依然严峻，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事故总量大。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万人。在各类事故中，道路交通事故平均每年发生 50多万起，死亡9万多人，约占各类事故总起数和死亡人数的71%，76%；工矿商贸企业事故平均每年发生1.6万多起，死亡1.6万多人，约占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13%。二是特大事故多。2001～ 2005年，全国共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73起，平均每年发生15起；一次死亡10～ 29人特大事故587起，平均每年发生117起。特别重大事故中，煤矿事故起数最多，平均每年发生 8起，占58%；特大事故中，道路交通、煤矿事故平均每年发生42起，各占36%。三是职业危害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新发尘肺病超过1万例。目前，全国有50多万个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 500万人以上，农民工成为职业危害的主要受害群体。四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工业生产中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已大幅度减少。而我国近年来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以及职业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仍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特别是煤矿、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五是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近年来，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日益增多。2001～2005年发生的突发环境事故中，由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占总数50%以上。 8．综合各方面信息，当前造成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不能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安全生产缺乏足够认识，存在重经济、轻安全的倾向，忽视安全发展，安全生产未能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企业总体发展战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企业安全生产还没有成为自觉行动。二是安全生产基础总体比较薄弱。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企业安全投入不足，安全生产欠账严重，尤其是一些老工业企业和中小企业，生产工艺技术落后，设备老化陈旧，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低。重大危险源数量大、分布广，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控管理体系。有些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重大事故隐患尚未得到有效治理。三是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安全制度、安全培训、安全投入等方面与法律法规要求差距较大，安全生产管理混乱，甚至有些企业不顾职工生命安全，违法违规生产。有的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县乡两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在安全生产上投入的精力不够，有的甚至存在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纵容和庇护非法生产行为。四是安全生产监管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部分地方和部门安全监管监察措施不到位，执法不严格，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不力。部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弱化，一些专业监管部门存在组织不健全、监管手段落后等问题。部分地区安全生产监管机构、执法队伍建设缓慢，尤其是基层安全监管力量薄弱，少数市县尚未设立安全生产监管机构。一些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不完善，未能形成合力。五是安全生产支撑体系不健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滞后；信息化水平低，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安全生产信息网络系统；科技支撑力量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科研投入不足，成果转化率低；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相对滞后，培训方式和手段落后；应急救援体系不健全，救援装备落后，应急管理意识淡薄，应对重特大事故的能力较差。 9．近年来，中国10%以上的GDP高速增长使大家形成一种错觉，认为形势一片大好，不能理性地看待、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安全生产的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在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危险性较大的行业和领域，安全保障水平低的企业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进千步加剧煤、电、油、运等紧张的状况，安全生产面临新的更大的考验。二是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将增加安全管理难度。我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和人员流动加快，而安全培训教育又相对滞后，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和自我保护意识差，不能适应安全生产的要求，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管理的难度。三是事故风险转移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工业发达国家一些危险性较大的产业正向我国转移。同时，我国一些危险性较大的产业也将出现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这些变化加大了事故风险，使安全生产面临新的挑战。 总之，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妥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紧密结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制订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事故增长和高发的态势。 10．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问题突出。煤矿：在工矿商贸企业事故中，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特大事故突出。2002～2005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为6 282人，约占工矿商贸企业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41%以上；特别是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多发，平均每年发生50起，约占工矿商贸企业特大事故总起数的78%；平均每年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约8起，占工矿商贸企业特别重大事故总起数的 80%左右。 烟花爆竹：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烟花爆竹事故162起，死亡324人。 建筑：建筑业事故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1160人上升到2004年的2 789人，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4%。 道路交通：道路交通事故总量大，死亡人数多。2002～2006年平均每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约 68万起，占各类事故总起数的70%；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以上，占各类事故总死亡人数的78%。 铁路交通：铁路交通事故(含铁路路外事故)起数多，死亡人数总量大。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事故约1.2万起，死亡约8 300人。 民航飞行：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巨大。1994～2003年我国民航运输飞行重大事故率为0.62次/百万飞行小时，与航空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差距(美国同期为0.17次/百万飞行小时)。 11．2004年初国务院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明确了我国安全生产中长期奋斗目标。第一阶段：到2007年即本届政府任期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安全监管体系，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重点行业和领域事故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第二阶段：到2010年即“十一五”规划完成之际，初步形成规范完善的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死亡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三阶段：到2020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实现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性好转，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事故死亡率、十万人事故死亡率等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依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期间要使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的要求，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把安全生产列为专节，规定“十一五”期间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降低35%，工矿商贸企业十万从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降低25%，这两大目标和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已纳入国家统计指标体系。 12．山东省代省长姜大明2007年9月12日要求全省深刻汲取近期所发生的多起安全事故的惨痛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集中开展安全整治大检查，并表示将严格事故调查处理，严格追究事故责任者的责任。 在12日举行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会议上，泰安市、滨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首先作检讨性发言，表示要认真汲取山东华源矿业公司“8·17”河岸决口引发的溃水淹井事故灾难、魏桥创业集团“8·19”铝水外溢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认真整改。 姜大明在会上批评了一些地方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的现象。他说，有的国有企业改制后，政府与原属企业互相推诿，不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有的企业做大了，牛得很，地方不敢管，安全监管人员进不了门。今后，凡年内没有完成安全控制指标，或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地方，主要责任人年终考核要一票否决。 目前，山东各地正在集中进行为期60天的安全整治大检查活动。山东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查出并消灭一次隐患，就是防范一起事故。山东省要求各地针对重点行业和领域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这些重点行业和领域包括：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海上运输、人员密集场所、建筑施工等经常发生事故的地方。
二、给定资料 1．2012年3月13日，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透露，2011年下半年，民政部委托清华大学就公益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问题开展专项研究，并起草了相关文件的草案。该草案对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主体、方式、内容等都进行了明确，并对慈善组织高管工资收入公开等问题也有所涉及。王名介绍，2011年下半年，民政部已经委托清华大学就公益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问题开展专项研究，并起草了有关公益组织信息公开的相关文件，目前该文件的草案已经形成。他表示，公益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包括信息公开的主体、基本原则和具体要求，信息公开的主要方式有主动公开信息、依要求和依申请公开信息等，信息公开的主要内容则包括组织、治理、财务、薪酬、公募活动、交换交易、保值增值、公益事业工程、接受政府购买服务、与企业合作等方面。他同时透露，文件草案对于慈善组织高管的工资收入公开也进行了明确。但他表示，草案虽由清华大学起草，但其中的内容最终要由民政部审定后对外公布。另外，王名建议，不管是人民团体、事业单位还是社会组织，只要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就必须进行统一的登记注册，由登记管理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行使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管理职责。他表示，我国现行的社会组织管理法规，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组成，这三个社会组织行政法规修订已经完成，并上交给国务院。据了解，修订后的法规有望从立法角度确立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王名介绍，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公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涉及我国最大的公益组织红十字会的相关法律中，竟然没有任何关于财务信息公开的条文。2011年底，民政部正式发布《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按照该指引，慈善组织需定期披露信息，包括接收捐赠、款物使用、受益地区、捐赠款物拨付和使用的时问和数额等若干项，但不具强制性。根据基金会中心网估计，目前登记注册的2 000多家基金会中建立公开网站的不足25％，在网上公开信息则更少，能够每周更新网站信息的只占基金会总数的5％。据了解，民政部正在起草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预计该办法2012年可出台，届时公益组织均须按照规定内容进行信息公开。 2．2011年9月13日，民政部透露，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7月份全国社会捐款额度锐减一半，仅为5亿元。《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社会并不缺少善心，缺少的是对公益组织的信心。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做过一次社会调查，近八成受访者曾经行善，但并非通过慈善机构。公众参与最多慈善的方式，是“单位组织的捐款捐物”占70．8％，其次是“给街边乞丐扔些零钱”占67．6％和“买福利彩票”占54．7％。捐款人最大的担心就是怕自己的捐款会被用作他途。兰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杨魁认为，造成人们对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善款用途不够透明。近年来，由于对慈善公益机构监管措施不力，出现了一些从事公益及福利活动的人，利用别人的善心，谋求一己私利的事件，由此造成了当前慈善机构或公益组织的公信力下降，给公益慈善事业蒙上了阴影。郭美美等事件产生的问责风暴对整个公益界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是一种阵痛，但从长远角度说，更像是一次公益界的洗礼。 3．据了解，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主要职责是备灾救灾、卫生救护、卫生关怀及人道救助，而筹资工作则主要通过短信募捐、网上募捐、邮局汇款、银行转账等多种途径开展。但多年来，因为善款流向及慈善机构本身行政支出不透明，不少人对捐款的信心不大。因此，一旦出现“天价餐”“万元帐篷”以及“郭美美”等“突发丑闻”传出时，人们更多的是投不信任票。不仅是中国红十字会，经过多方了解，南方日报记者得知，在中国以往的慈善募捐活动中，并没有形成信息公开制度。在过去20多年，中国公益慈善组织主要瞄准受益人的需求，对捐赠人的需求、动机、内心感受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捐赠人常常被忽略，知情权、监督权被剥夺。善款的使用情况，大部分捐赠人无从知晓。记者在审计署的公告中发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审计署负责监督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财务，各地红十字会的财务也都由同一级的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对于境外捐赠的款物还要接受国际红十字组织的监督、审计。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要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同时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由此规定可见，红十字会的财务监督与普通基金会组织完全不同，但中国红十字会是一个人道援助机构，同时应该接受社会道德约束和民众监督。 4．2010年12月3日，壹基金在深圳落地，获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正式成立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成为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脱离上级主管单位，取得独立身份，壹基金的历史使命从此迈出一步。”壹基金合作发展部高级经理舒敏形容。自此，壹基金拥有了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资格。作为内地民间慈善机构，原壹基金必须挂靠在官方机构之下。账目不能自主、项目开展受限，转型前壹基金的遭遇，代表了内地民间慈善组织共同的困境。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虽然能向公众募款，但并不是独立的法人，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每人每月一元钱”是壹基金得名的原因，潜力巨大的手机平台捐款因为账户的不独立而在操作上存在着重大的不便，迟迟未能顺利开展。诸多掣肘，壹基金终于决定与红十字会“离婚”。外部条件大为改善，壹基金自身转型仍有千头万绪有待理顺。比如李连杰以及企业家理事的工作费用如何报销，就让理事们争执不休。最终意见是，李连杰以及企业家理事不从壹基金领取报酬，不报销工作费用，其他非企业家理事可报销与工作有关的费用。 5．兰州市南滨河东路273号，这里是兰州市慈善总会的办公场所。对于兰州人来说，它楼下的羊肉馆子似乎更为市民所熟知。但是兰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叶宏昌已经很满足了，至少这个地方不用再支付房租了。兰州市慈善总会目前只有8名工作人员，三个事业编制，其余均为聘用人员，有3名司机。叶宏昌说，每年的办公经费有十五六万元，主要来源是会员单位缴纳的会费，3名有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工资由财政拨款支出。叶宏昌以他自己为例，在这里每个月领取760元的工资，其实就是“交通费、通讯费以及误餐补贴，除此之外，不拿一分钱”。其他聘用的工作人员也不过1000多元的工资，全部从办公经费里出。尽管规定可以有10％的管理费用，但是叶宏昌说，必须是社会专项捐款才可以提。而甘肃省慈善总会秘书长张瑞堂甚至声称，对于10％的管理费，“我们分文不取。”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说：“怕的是慈善事业刚起步就让社会怀疑，进而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甘肃省慈善总会目前有7名工作人员，分别担任会计、出纳、行政以及三个司机岗位，其中一名民政厅的干部兼任了慈善总会办公室的主任。张瑞堂说：“其中三个事业编制不固定某个人头上，主要是为了防止铁饭碗，以避免干不好还不好辞退的弊端。”日常办公经费有几十万元的财政拨款。张瑞堂说，他们也曾经经手过亿的资金，但是不取管理费，主要依靠志愿者来帮助他们。在社会关注的捐款透明度方面，甘肃省红十字会人士告诉记者，“每一笔捐款都在省红十字会官方网站上实时滚动发布，每一笔捐款的使用都在网站和官方媒体上刊登，接受社会和捐助人的监督。” 6．慈善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就在于这是一个需要社会良心浇灌、公众爱心培育的领域。失去良心和爱心，慈善行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慈善的本质意义上，它首先是公开透明的，也就是公众知道自己的爱心到哪里去、怎么去的。同时，它必须是公平公正的，也就是慈善的运行必须处之以公，不可有私。这两个方面做到了，社会良心与公众爱心日盛，源泉汩汩，反之则会干枯。所谓慈善腐败，就在于一些人偏离了慈善理念和运行法则，把慈善机构变成了一个牟利的工具、实现个人私利和诉求的平台，最终使慈善的源头出现枯竭。一些慈善机构运作的不公开不透明，一些慈善项目运行的不公平不公正，都对社会良心和公众爱心带来了难以弥合的伤害。在诸多事件发生后，人们火热的慈善行为被迫驱赶进了内心，一些地方的慈善机构捐款少得可怜即是明证。一些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可以自毁，但社会的良心不容蚕食。失去了良心与爱心，最终受伤害的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果他们感受不到社会的温度，不能获得慈善的援手，他们也许渡不过难关，内心也必定有一种冰冷的失望。因而，当下中国社会公众的慈善诉求即是，务必清除慈善腐败，建树科学的慈善理念，加速慈善的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只有及时回应这一诉求，让慈善机构重树公信，中国的慈善事业才有发展进步。 7．2009年，成龙探访北川中学，承诺捐献新作《大兵小将》部分票房援建北川中学。9月1日，新北川中学开学，负责新北川中学援建捐赠的中国华侨经济文化基金会(以下简称华侨基金会)，以及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却称并未收到成龙承诺的捐款。一石激起千层浪。网友、学者、评论家等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粉墨登场，参与到这场因爱心而起、注定在辩论声中结束，并成为慈善事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标志的“诈捐门”的社会大讨论中。不少网友看到新闻报道后，愤起指责成龙不信守诺言，沽名钓誉。“当初承诺捐款，到现在已经两年时问，人家学校也盖好了，你却分文未捐出，还有什么理由搪塞呢，是不是只许你诈捐，人家提个醒都不行呢。”苏州网友“河中月”愤然留言。力挺成龙的网友立刻予以反击。一名网名为“雪落无声”的铁岭网友就表示，自己一直相信成龙先生是爱国的，是有爱心的。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他一次工作上的疏漏就说他不好。“人都会犯错误，但要允许人改正错误。不要让所有献过爱心且始终有爱心的慈善人士寒心。包括前一段的章子怡诈捐门事件，我觉得她也一样是真诚的。全中国人都有目共睹成龙先生对祖国做出的贡献、他所献的爱心。”支持成龙的人包括近期承诺“裸捐”的知名慈善家陈光标。陈光标也相信成龙的承诺一定会兑现。他对《公益时报》记者说，“成龙现在身家也上百亿，他既然承诺了捐500万，一定会兑现。”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声音，陈光标表示，慈善需要包容。目前我国慈善事业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包容。没有必要总是揭露像成龙、章子怡、余秋雨这样操作不当的慈善事件，这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种打击。媒体应该多多宣传正面榜样。 8．2011年9月2日《京华日报》报道：近日，湖南长沙县发文要求教师每天捐一元被媒体曝光。据报道，这一活动已经搞了几年了，而且是县政府批准、民政局发文实施的。“捐款”变成工资单上的固定项，这不是强捐又是什么?这样的强捐居然得到了政府支持，在湖南省长沙县委、县政府联合发布的通知中说，“各级各部门要把“天天慈善一元捐”活动作为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和重要工作，要组织干部，发动群众，完成任务。”这样的“捐款活动”到底是慈善还是政治任务，也就说得一清二楚了。据称这笔捐款的目的是帮扶贫困。“慈善会在财政局开了一个专户，主要就用在慈善助学、慈善助医、慈善促居等活动上。”然而慈善本身是一件量力而行的事情，而且捐款是自愿行为。每次遇到大的灾害，社会在表达爱心方面并不吝啬，从汶川大地震时万众解囊的盛况就可以看出。不论穷富，只要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款物，就表达了心意，不可能有一个法定的标准。捐款作为慈善事业的一项内容，一方面有益于受捐者，一方面也可以净化社会的氛围，增加社会和谐度。然而强制捐款却是对社会文明和和谐的一种伤害。 9．“崔永元公益基金”举办的第五期乡村教育培训班，被小崔查出有6人并非乡村教师，而是来自黑龙江教育系统的教育局长、主任、校长。小崔在微博上对其曝光后，这些人均否认弄虚作假，称是主办方“通知有误”。继郭美美因为炫富引来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质疑之后，又一位“美美”现身，她是“中非希望工程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卢星宇，其父是“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主席。与郭美美不同，“卢美美”是出来向公众炫才(财)的。于是，民众开始关注“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以及“中非希望工程”这些名头响亮的机构，很快，权威媒体对其所进行的“事业”提出了八点质疑。从小崔的微博，到“卢美美”亮相，虽然缘由、目的迥异，但当他们的出现促使此事成为公众事件之后，人们才发现了“冰山一角”背后的冰…。 10．2011年8月25日晚上7点多，前中国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一脸疲惫地出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里，刚刚下了飞机的他马不停蹄赶到第二届公益媒体研修班的现场。这位从政坛走人民间的公益人此刻感觉有些欣慰又有些不满。就在两天前，由他在两年前推动的中国慈善捐赠信息透明细则——《公益慈善捐助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终于出场。“终于出台了，挺好!但还是有些地方不太妥当，为什么叫‘披露’呢?我当年的想法就是应该叫‘公开’，披露听起来有点像是针对一些不一定非要公开的秘密信息内容，而公开就更正式，并有面向社会公众的意思。”王振耀对北京《京华时报》记者说。而此前于1999年出台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规定则非常原则性，只有一句话规定“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同时，2004年的《基金会管理条例》、2006年《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只能约束基金会，而且规定也尚不如此次意见稿具体。关于《指引》中对“县级(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直属机构、公益性群众团体、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为何只用“参照执行”的提法，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因为这是民政部出台的《指引》，地方政府、公益性事业单位等由于并非在民政部门登记，因此只能用参照实行的说法。”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则更进一步称：作为“指引”本身效力就很弱，“参照执行”的实际意义更小。虽然此次信息披露主体较以往有所增加，但近段时间曾引起争议的红十字会仍未出现在“指引”办法之内。根据现行法律，红十字会的相关管理制度仍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相关规定为准。 11．2011年8月26日，被称为“城市爱心GDP”的首届“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在安徽芜湖发布。公布的指数结果显示，深圳的慈善综合指数得分最高，上海、北京、无锡紧随其后。调研的城市中，78％的东部城市慈善发展水平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城市慈善发展水平超过或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城市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信息研究部主任宋宗合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对各城市的公益慈善分社会捐赠、慈善组织、慈善项目、志愿服务、政府支持、慈善文化6个方面进行了单项评分，并依据这6个方面共30个指标进行了综合测评。《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2011)报告》显示，当前慈善发展环境明显改善，政策法规逐步完善，慈善组织规模有所扩大，尤其是志愿服务活跃程度显著提高，志愿者数量年增长率将近16％。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城市慈善事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总体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潜力巨大。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表示，“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是一套用于评估城市公益慈善发展水平的科学工具，是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指南和标准，将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注入一份善的指南、爱的力量。目前，民政部正在积极倡导慈善城市战略，希望各城市将公益慈善事业纳入到城市发展战略的高度，像重视GDP一样重视慈善指数这个爱心GDP，像重视经济建设一样，重视社会建设，重视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12．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达，还离不开制度的建设。在《美国慈善法指南》的作者阿德勒女士看来，“美国慈善部门以其活力、多样性、经济实力和成长速度而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影响慈善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美国有一个对慈善部门发展有利的法律环境。”法制、体制与机制的三位一体，是美国慈善事业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制度环境保障。首先，完善的遗产税和慈善基金管理制度刺激着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以高额累进著称，当遗产在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还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所以富豪的后代要继承遗产会遇到重重阻碍。而另一方面，建立基金会或捐助善款则可以获得税收减免，捐出多少钱就在所得税中相应扣除多少。进行慈善捐助不仅可以减少损失，而且有助于树立公众形象和产生模范效应。另外，国家还对基金会的运作有大量的免税减税优惠，使得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高回报。大部分慈善组织属于美国国税局501(C)(3)条款规定的机构。它们不仅是免税的，即不需要支付税款，而且这类机构得到的捐款对捐赠者来说，还享有法律规定的限额扣除税收的待遇。这些税收待遇具体包括：①免税；②所得税豁免；③捐赠减税。三、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2007年不少媒体提到网上流传的《中国人一天的生活》帖子，描述了中国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不安—— 早上起床用高露洁致癌牙膏刷牙，给儿子冲一瓶碘超标的雀巢奶粉，自己喝杯过期牛奶 (牛奶返厂加工再销售)，吃几个超标面粉做的馒头，夹点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下午给朋友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顿地沟油炒的菜，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晚上叮嘱老婆别忘了做掺人白蜡油大米的米饭，再做一份敌敌畏泡过的金华火腿小菜…… 2．蛋心颜色发红的所谓“红心”鸭蛋，虽然价格大都比普通鸭蛋高，但仍然很受欢迎。2006年这种“红心”鸭蛋很畅销，一天能卖6400多斤。因为有一种说法，野外放养的鸭子主要吃小鱼小虾、水虫水草，因此下的蛋是“红心”的，不仅好看，营养价值也比普通蛋高。“红心”鸭蛋原产地在河北白洋淀，白洋淀淀区主要位于河北省安新县境内，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泊。淀区内水陆交错，很适合放养鸭子。 前不久，记者对北京市场上销售的一部分标称白洋淀特产的“红心”鸭蛋进行了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些“红心”鸭蛋并非来自河北白洋淀。记者随后对北京附近一家养鸭场负责人进行采访，该负责人透露，白洋淀这一带鸭子产的鸭蛋，蛋黄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红，那种蛋黄特别红的所谓白洋淀“红心”鸭蛋并不是白洋淀当地产的，而是来自石家庄。 石家庄平山县的冶河两岸散布着十几家养鸭场，记者在这里发现，这里的鸭子产的几乎都是“红心”鸭蛋。一名养鸭户说，只要在饲料里加“红药”，鸭子就能产下“红心”鸭蛋，“红药”加得越多，鸭子产的蛋就会越红。记者在石家庄市周边地区发现，除了平山县的十多家养鸭场之外，石家庄市周边的井陉县一家养鸭基地也在使用这种“红药”喂鸭子。记者取了一些“红药”的样品送到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食品安全研究所检测。结果显示，“红药”里含有46．5%的工业染料苏丹红Ⅳ号。 3．据2005年4月15日《城市快报》报道，天津市有关部门对独流碱河旁28个养鸭户进行了检查，发现21个养鸭户都曾添加过色素，比率高达75%。记者暗访了天津东丽区增兴窑村，专门从事鸭蛋批发的张老板表示，“红心”鸭蛋是散养的，以鱼虾水草为食的鸭子产下的，营养价值极高。“虽说下红心蛋的鸭子不多，但是你要多少红心蛋就有多少，因为给我们送货的养鸭户，掌握了下红心蛋的‘秘方’，货源根本不用愁。” 根据张老板提供的地址，记者来到天津西青区、大港区、静海县交界处的独流减河旁。这里分布着28家养鸭户，饲养数量多的有两万多只鸭子。高峰期每天要产10万多只鸭蛋。有些养鸭户说，红心蛋是由专产红心蛋的鸭子下的，那是骗人的，根本就没有只下红心蛋的鸭子。通过对养鸭场的观察，记者发现养鸭户用装饲料白色塑料桶，全被染上了一层厚厚的红色，就连放置食盆的地面和鸭子睡觉的大棚，也是一片红色。翻开一只死鸭身上的鸭毛，鸭皮都成了红色。 刘某是河旁为数不多的专产黄心蛋的养鸭户，当暗访小组提及红心鸭蛋时，刘某显得非常气愤：“我和他们的鸭子都是从白洋淀进的，品种完全一样。他们的鸭子下红心蛋，都是喂‘红药’喂的。” 4．沸沸扬扬的“红心鸭蛋”风波使不少消费者谈蛋色变，一些消费者将矛头指向假“红心鸭蛋”的生产者，更多人将矛头指向生产监管部门，质问为何这些问题总是在新闻媒体曝光之后才被重视?每年都组织多次检查验收，竟然没有查出有使用苏丹红的鸭蛋?记者在河北省有关部门采访时了解到，监管“鸭蛋”的政府相关部门有食品药品管理部门、农业管理部门、质监部门、卫生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商务部门等6个之多，而这些部门又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鸭蛋从产下来到消费者餐桌上，每一个环节都要走一遍。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发现并堵住了“红心鸭蛋”产生的漏洞，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发生。然而这些环节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拉扯不清”，出现问题了，都有责任又都没有责任，“板子”到底该打在谁身上还真是一道“难题”。 5．“民以食为天”但近期以来频繁爆出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忧虑，甚至动摇了大家对整个中国食品业的信心。2005年6月17日上午来自农业部、卫生部、质监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等国家机关的政府官员和中国农大、农科院的专家学者聚会中宣部《时事报告》杂志社，共同为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把脉”。面对这样的现状，与会的专家们一致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治理近十年来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随着信息的进一步公开透明和消费者对食品质量要求的提高，一些新的问题又暴露出来。 针对中国食品品种多，产地分散，“大约有70%以上的食品加工企业是十个人以下的小企业”的状况，国家质监总局的刘兆彬司长认为，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制、加强行业标准化、检测、监管体系，同时还应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确定企业第一责任主体的地位。而农业部前副部长相重扬指出，针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的执法要有手段，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反对各种各样的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集中在中外食品安全治理方式的对比与相互借鉴上，他们认为，在经历了SABS、禽流感等一系列重大的考验之后，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在法规的建立、执行、各监管部门的衔接配合以及食品安全的风险管理等方面还与先进国家有较大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水平和加强工作。“确保食品安全需要理顺政府、企业、消费者三角形的关系，建立和完善食品标准化体系……执法要有手段，要反对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 6．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农业、卫生、质检、工商、食品药品等众多部门。长期以来，“五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杀猪的”“有的事情没人管，有的事情大家都掺和”，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好多“模糊地带”。据报道，山东某地现有20多家乳制品与含乳饮料生产企业，质检部门有关人士证实其中真正符合乳制品生产条件的只有6家。这位人士回答记者疑问称，这些企业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他们的存在符合法律程序。同时，有一些企业仿照著名乳品企业的商标生产根本没有牛奶成分的“人造牛奶”，质检部门表示只能处罚无权取缔，这属于工商部门管理的范围，而工商部门却说，市场流通领域才归工商局管理，生产领域归质检局管辖。 7．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在下大力气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并把这项工作作为构建服务型、责任型政府的重要内容。食品安全监管从过去多头监管向现在的集中统一监管、从过去重视食物链的重点环节监管向现在的加强食物链的全过程监管、从以政府部门监管为主向重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等方向发展。 德国是实施“单一部门监管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德国食品监管的最高行政部门是食品和农业部。该部门统一负责国家级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并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包括技术性法规)。食品和农业部门下设两个局：一个是联邦消费者保护和食品安全局，主要负责与消费者健康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并负责协调和欧盟之间的相关事务；另一个是联邦风险评估局，负责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信息交流。各项具体的食品安全监督执法工作则由德国各州负责。 日本是实施“多部门监管模式”的典型国家。日本的食品安全监管是分段式的，即按照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来划分各相关政府部门监管的职责，主要部门有卫生劳动与福利部、农业水产部、环境部等。其中，农业水产部主要负责监管与农业、林业和水产有关的产品，具体有国内生鲜农产品生产环节的安全管理，农药、化肥、饲料和兽药等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等；卫生劳动与福利部主要负责加工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具体有：对进口食品的安全检查，国内食品加工企业的经营许可，食物中毒事件的调查处理，流通环节食品的经营许可，开展食品卫生执法监督等；环境部主要负责评价农药对环境的影响。 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监管属于典型的“综合型监管模式”。澳大利亚有专门的政策决策层——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管理部长委员会统一负责指导和制定涵盖整个食品链的食品安全政策，该委员会由卫生、农业和各相关部门的部长组成。在部长委员会之下，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国家部门主要还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标准局、卫生部和农林渔业部。其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食品标准局负责制修订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统一的食品法典，收集政策建议为管理委员会决策提供意见，组织协调国家级食品督查、法规实施，进行膳食暴露的风险性评估。卫生部主要负责组织国家级食品监督和调查，负责建立食源性疾病监督网络，推行减少食源性疾病的行动计划。农林渔业部负责初级农产品和农药兽药的使用及残留的监督管理，州或地区政府及地方议会负责监督经营者对食品法规的遵守情况，调查消费者行业投诉，并对食品经营者提供培训。 8．2004年，钟南山院士不无担忧的表示：“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近来一些城市的政府管理部门，相继推出或即将推出食品代码制，以控制食品的生产、流通源头。但是，这些措施也只是为事后追究提供了便利，而事前把关依然还做不到。 有学者根据实地调研提出，只有将食品安全由“单一监管主体”转向“多元监管主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例如，一家一户作坊生产的食品，就有必要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与监督下，逐步过渡到规范的品牌制、代码制，使“无品牌不准人市，有品牌必有档案”成为食品业铁律，出了问题时，食品生产、批发环节的监管者也要承担相应责任。而在市场终端的零售环节，执法部门要通过强化技术力量、增加抽检频率，让食品安全把关实现“关口前移”，这样，不仅可使消费者少受其害，而且也可避免“问题食品”对“清白食品”的大范围株连，不致因此而毁掉一个品牌。 9．近年来，企业认证、IS09000/IS04000等国际标准越来越多。这些标准认证是一个企业明确地制定了工作方式，并遵守自己制定的管理程序。企业的认证在保证产品的管理方面是个很好的工具，但这些认证并不是质量标识，质量标识是直接认证产品质量。一句话，认证与标识是不同的，它们组合在一起时，为企业的产品提供了成为消费者信得过产品的捷径。记者日前从法国科技新闻处获悉，法国人对于这二者的区别和各自意义极为看重，因为法国人为了向世界强调其本国特产的食品的品质，而独创了一整套标识体系。 法国的农民拥有一系列向消费者保证其产品质量的工具。这种法国所特有的办法，可以使消费者很好地辨识优质产品，并在购买葡萄酒、奶酪、家禽或蔬菜时，识别产品的原产地域。农户获得这种产品标识或认证需要满足很高的要求，遵守通常是非常严格的技术标准。但一旦有了这种标识或认证，便能够保证他们的产品具有很好的价值回报。 为了向消费者保证产品的质量或来源，法国的农户现在有多种选择，包括“原产地命名控制”(AOC)、红色标签、“地理保证标识”(1GP)、“产品合格证”等。在法国，“原产地命名控制”标识是一种老办法，这种办法创立于1935年，只有拥有地理概念上的原产地特色的产品，才能获得这种标识。根据法国农业部的定义，“原产地命名控制”表示的是某种产品与某个地域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这种产品需要经过拥有一定技能的人进行加工。这种标识证明某种产品符合一些质量，产地或制造上的特殊要求，从某种意义上保证了产品的原产地域或制造技术。 “原产地命名控制”法最初只适用于葡萄酒和烈性酒。后来又在上世纪60年代扩大到奶制品，1990年以后又扩大到农产品和食品-。如今，大约520种产品拥有“原产地命名控制”的标识，其中有很多是葡萄酒和奶酪，但也有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像雷岛(IledeRé)的时鲜土豆。国家原产地命名控制研究所(INAO)确定是否授予某种产品“原产地命名控制”的标识，并且每年检查“原产地命名控制”的生产情况。
二、给定资料 1.杭州瓜菜老板高志红这些天一直闷闷不乐。眼看春节瓜菜运销旺季来临，他发放给海南各地菜农的2万多元种子钱，还一分钱没有收上来。日前，他对记者抱怨说：“一些菜农不按合同办，把菜卖给那些‘黑客’，心里着急着呐!” 2．高志红讲的“合同”，是指放种商与菜农签订的保价收购订单。放种商事先把种子发给菜农，并约定最低保护价。当市场行情低迷时，按保护价收购；当市场俏销时，瓜菜随行就市，而种子钱则要等瓜菜全部收完时才能收回。 3．这种瓜菜生产模式，目前风行海南，并广为推广。按理，其主要受益者是菜农，因为他们只要依订单种菜就行，无需承担更多的市场风险。但问题是，一旦瓜菜俏销时，总有那些没有与农户签订任何合同的收购“黑客”，以每公斤高出放种商0.1元的价差暗中大肆抢购，一些菜农见钱眼开，而置合同于不顾，把瓜菜高价卖给“黑客”。高志红收不到瓜菜，意味着种子钱也收不回来了，辛辛苦苦白忙了不算，连本钱也赔了，能不烦心吗? 4．高志红的遭遇，不少放种商都经历过。1月9日，杭州来的另一个放种商封鑫明也曾向记者反映过这个问题。这位在海南安定、乐东、三亚等6个市县放种了上万亩的瓜菜大户，已在海南住了3个月，眼下他最担心的，就是极少数菜农以一时之利而不守信用。 5．海南目前最大的反季瓜菜生产运销企业“中海永青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有同样的苦衷。1月12日，中海永青生产技术部董柱告诉记者，元旦前夕，内地少数收购商见海南黄皮小尖椒俏销，就跑到海南来以每公斤高出1毛钱的价格恶意抢购，一些菜农不顾订单私下出售。中海永青为遏制这一扰乱市场的行为蔓延，针锋相对，反过来又以高出外地“黑客”的价格向合同农户收购，“黑客”见势不妙望风而逃。 6．中海永青财大气粗，并着眼长远，不在乎这样一些小的损失。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何处理协调好与菜农的利益关系，他们同样没有更多的招数。 7．当然，也有个别放种商不守合同。澄迈太平乡堂北村菜农洪光南种了十年反季瓜菜，他除了自家种菜外，还兼做放种大户的代理商，协助放种商负责上千亩瓜菜的管理与收购。他说：“去年有一阵子市场瓜菜价格大跌，个别放种商拒收瓜菜，不少菜农看着瓜菜烂在地里，找谁呀!” 8．令人欣慰的是，元旦期间，杭州市场上小尖椒滞销，放种商封鑫明还是坚持在乡间收购。他说：“本来多收即要多赔，但合同农户把尖椒送来了，我能说不收吗?”人心都是肉长的，过不久，市场行情转好，有“黑客”前来抢购，那些与封老板签了订单的农户也同样不为一时的利益所动。他们心里都明白，失去了信用，即失去了发家致富的机会。 9．海南省农业厅厅长肖若海指出：“订单，是海南瓜菜走向岛外市场的必由之路；信用，是实现订单农业的生命线；就全省而言，信用缺乏尚是个别现象，但为了海南瓜菜更好更快更健康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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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但是，在不少地方，以经济增速、财政收入和招商引资额为主要内容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改变，反而出现高唱跨越式发展、指标层层加码现象。在这种情势之下，一些地方官员急功近利、饥不择食，把敢于引进高能耗项目、不怕污染作为发展优势，把圈占土地、倒卖资源、跑“部”前进作为生财之道，把建设宽马路、大广场、新城区作为政绩工程。 材料二 招商引资，如今在一些地方被称为“一把手工程”、“一号工程”，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每个党政部门有任务，每名公务员有指标。有的地方规定，凡吃财政饭的人员必须承担招商引资任务。有的地方甚至打出“谁反对招商引资，谁就是与××人民作对”这样的标语，全民动员，全社会参与。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招商引资往往会成为“引狼入室”。据报道，湖南有一个镇10多 家化工企业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经群众多年呼吁、媒体多次曝光、上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屡屡干预之后，终于在两年前全部关闭。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这10多家化工企业并非“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而是把设备、原料搬走，转移到中西部其他地方去了。在一些地方想尽办法“驱狼”之时，一些地方明知有“狼”，却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门槛一降再降，成本一减再减，空间一让再让”，在完成招商引资任务的同时，把污染项目之类的“狼”也引亍进来。 材料三 可怕的是，“引狼入室”入室之后，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自己引进的项目特别呵护，但对被征用土地的农民的利益补偿、企业职工合法权益、环境污染等问题却漠不关心，致使政府作为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维护者、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捍卫者以及社会利益冲突的平衡器的功能失灵。 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的人大、政协这样的立法与监督机构也被拉入到招商引资的洪流中来。黑龙江省穆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玉和说，“市人大也被分配了50万元的招商引资任务!”一方面是全民招商的社会语境，一方面是缺位的监督机制，在如此环境之下，想通过引来的资本要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为老百姓谋取到利益，显然都是值得怀疑的。 材料四 据报道，我国官员的政绩工程已造成了5000亿元的损失。如果按全国十三亿人计算，则人平损失略385元。这比有些贫困地区农民一年的纯收入还要多，这么大的损失到底是谁之痛? 近几年，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在选拔使用干部时强调无功就是过，要求考核官员的政绩。这使那些四平八稳的太平官，不犯大错就升迁的官员日子不好过了。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于缺乏健全的约束机制和评判标准，有些官员又走向了另一面，他们把树形象、出政绩当做了唯一的追求，一味的上大项目、搞面子工程。于是，搞城建修公路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举动，就有了全国400多个城市就有183个城市要建成国际大都市的“壮举”。“流光溢彩不夜城、姹紫嫣红园林城、鳞次栉比摩登城、宽街阔道世纪城”遍布神州大地。连山区小县也建起了摩肩接踵的高楼，偏僻乡镇也修起了宽阔豪华的广场。不经过专家论证，不需要人民代表讨论，更不让人民群众举手，只是领导大笔一挥，上百万、过千万、超亿元的资金就轻飘飘投进去。有的地方财政连吃饭都困难却也要竖高楼、建广场、修宽路、上项目。结果只好千方百计的压银行贷、找干群“捐"、向上级要、找企业讨，弄得民怨沸腾。 材料五 因为这些项目大都是超越经济发展、脱离当地实际的产物，所以，许多工程是半途而废，结果楼房成了“烂尾楼”、广场成了“飞机场”。毁了可惜，留着扎眼。有的工程即使勉强完工，也因为城市过小，人口流量过少，是白天空着晒太阳，晚上黑着望月亮。白花花的银子就这样丢进水里连个泡也不冒一下就没了。那更有些招商项目占了大片良田，拆了大片 民居却要么成了不法商人的圈钱项目、成了腐败官员的洗钱项目；要么留下无尽的污染，也留下永久的麻烦!以至有人嘲讽我们的官员“给长城贴瓷砖，给赤道镶金边。”而这样的官员却因为政绩突出，在上司心中留下了有能力、有魄力的印象而飞黄腾达! 古人说：“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现在选拔干部强调讲政绩、谋发展，其目的也是为了强国富民、民族兴盛。因此，每一分钱都应该用在刀刃上，都应该算个效益账。每一笔投资都应该由专家论证，由人民代表表决。决不能让那些只为自己搞政绩的官员随心所欲。这就必须建立起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官员问责机制，建立起科学的政绩观念和评价体系。变少数人一锤定音为众人皆可评说；变只为上级满意为向人民负责；变“千张选票不如一纸调令”为人民意志大于领导任命!让那些糊弄上级的花架子工程，圈钱、套钱的腐败项目出不了世，进不了笼子。如此，则科学的发展观才可能真正的深入官员心中，国人才可能少点心痛，国家才可能长盛不衰! 材料六 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中央早已提出。但直到这次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了“十一五”规划建议，才算全面破题。而且公报中特别强调，要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无疑给各级党政干部出了一道测试执政能力高低的大考题。 这个考题难在哪里?难在“新形势下”群众又细化为不同群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可能各不相同。不仅以往计划经济下，群众利益冲突不明显的状况将成为历史，而且目前一些地方只强调“发展”、不注重“科学”的局面，也将彻底改变。 发展仍然是“硬道理”，但不顾资源破坏、环境恶化、分配不公等有损群众利益的“硬发展”，也不再那么“有道理”了。怎样做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让“科学发展”也成为“硬道理”，尤其是在发展中如何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上的冲突，成为考验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必答题”。 在实践中，考核干部政绩的标尺，也将很快向“和谐”的角度转变。这次“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既提出要在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又破天荒地强调“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就是一个强烈的信萼。政绩也要讲“成本”，要强化社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指标，这对习惯于片面地拿GDP和财政收入来说事儿的官员们，不啻是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不能不尽早清醒。
二、给定材料 6月16日凌晨2时40分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院内非法经营的“蓝极速”网吧发生火灾，24个年轻鲜活的生命被熊熊的大火所吞噬。市公安局随后立即成立专案组，综合现场勘查和技术鉴定结果，认定这起火灾系人为纵火。6月18日，警方将两名涉嫌纵火的初中生抓获，经公安机关初步审查，纵火嫌疑人张某，男，13岁；宋某，男，14岁，二人系本市某中学学生，且均因父母离异后缺少家庭管教经常逃学，近半年来，二人一直居住在海淀区展春园宋某家一间房屋内。二人交代，他们经常去网吧玩，两周前在“蓝极速”网吧与服务员发生纠纷，于是起意报复，遂购买汽油纵火。 如果调阅一下各地的报刊，就会发现几乎每天都有青少年犯罪案件的报道，其中还有一些性质相当严重的恶性案件： 北京市某中学初三年级学生杜心(化名)，这个身高1.77米、体重180多斤的小伙子，在面临中考时不得不天天躺在床上。因为他走不了两步就会摔倒，握笔的手写字时不停抖动，书看不到一小时就头晕、恶心。导致杜心如此“惨”状的“凶手”竟是同龄的5个学生，而他们疯狂地殴打杜心的原因则是由于他没将自行车借给其中一位“并不很熟的同学”。 2002年6月，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科受理了一起盗窃现金31万余元的特大案件。但谁也不会想到，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在开始作案时，还是一名不满16周岁的花季少女! 近日，黑龙江省虎林市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一举打掉一个儿童盗窃团伙，其中年龄最小的才12岁。6月22日下午，杨岗镇公安边防派出所副所长阎福成带领民警在辖区检查时，发现6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形迹可疑，并发现其包内装有储蓄所专用的“狼牙棒”2个、中英文电话本1个、手机卡2张。这些与他们身份不符的物品，引起了民警们的重视，民警们将这6个孩子带到派出所。经讯问得知，2000年5月，6人纠合到一起，先后在密山市、虎林市等地盗窃作案20多起，盗窃现金1万多元，盗窃照相机等物总价值6万余元。6月22日他们来到杨岗镇，正准备晚上盗窃时被抓获。 武汉市洪山区警方曾破获一起强奸案：17岁无业女孩，为报复女友，指使3个男高中生对其施暴。这名17岁的女孩外号叫“狼”，初中辍学后到处游荡。“狼”与某中学17岁的李某拜了干姐妹。由于李某说了“狼”的坏话，“狼”很记恨。一天晚上，“狼”伙同李某学校的3个17岁男生，把李某拉到旅社，开了房间，“狼”命令3个男生轮奸李某，并殴打她。 2001年3月25日，未满18周岁的黄甲、黄乙和丁某3名少年一起来到金华一家小录像厅，他们来的目的很明确：杀掉独自一人守店的店主姜某，抢光店里的钱。晚上8点，他们佯装看通宵录像租了10个碟片，然后躲进店内一间房屋看录像。当晚10时许，姜某关掉店门进里屋打扫卫生，黄某等3人突然站起来卡住其脖子，用拳头和板凳猛击她的头部和身体，致其惨死。3个少年在一个多星期后被抓捕归案。 2000年1月17日中午，浙江省金华市第四中学高二学生17岁的徐力放学回家，母亲开始不停地唠叨他的学习成绩排名问题，总觉得母亲给自己压力太大的徐力于是操起一把铁榔头，将母亲杀害。“好学生徐力杀母”案一度震惊全国，最后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由“我打你”到“我杀了你”，青少年暴力倾向在升级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统计资料表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另外，还有媒体称，据全国公安部门的抽样调查：在全国犯罪总量里有一个“17岁现象”，就是说17岁左右的犯罪特别多，占整个青少年犯罪的80%以上。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作为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法社会学与青少年犯罪研究所所长皮艺军教授认为，当前青少年犯罪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数量、比例的问题，而是犯罪性质的问题。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比重和程度都增加了很多，如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案件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中抢劫又是这几年增加速度最快的暴力犯罪。 在不少青少年暴力犯罪案件报道中，狂砍、狂刺、锄杀、砍杀、刀劈、杀父、弑母、奸杀、勒毙这些血腥的字眼随处可见。人们不禁要问，能够制造这些场景的孩子，都有着什么样的人格基础?皮艺军教授说，其实，暴力案件的发生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但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一个社会或一类人群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他认为，青少年暴力案件的增加是和现在普遍存在于青少年中的暴力倾向密不可分的。现在孩子的暴力倾向最简单的例证随处可见，比如说，过去几岁的孩子斗嘴时最爱说“我打你”，现在的口头禅变成了“我杀了你”! 即使是宣传正义的暴力文化，也会带来负面效应 皮艺军教授认为造成这种暴力倾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暴力文化已经成为现代文化生活中部分成年人不可缺少的文化享受，暴力文化的商品化自然成为商家的最大卖点。虽然我国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法律都一律禁止孩子接触暴力文化，但在现实中却基本没有可操作的限制性规定，对此还基本处于放任状态，大众媒体对暴力限制太少，虽然我国一直都在限制色情暴力内容的传播，但在实际做法上往往是限制色情不限制暴力。在影视文学作品、音像制品、小报小刊、电子游戏中，孩子可以十分方便地接触到暴力的场面。特别是我国对影视作品中的暴力没有分类，更没有因为其中有暴力内容而限制孩子观看。更不可理解的是，成人往往因为一些影视作品是描写正义的战争或正义的行为就让孩子观看，即使其中的暴力场面十分可怖。其实，孩子在有暴力场面的作品中并不见得就能充分理解什么是正义，相反地，他可能学到的只是其中暴力的行为。对刚开始接触暴力内容的孩子来说一般是恐惧，看多了就会有一些孩子觉得兴奋、刺激，再后来，因为看得太多，就麻木了。对再血腥的场面也习以为常，这种麻木的状态其实比兴奋更可怕，说明他对暴力已经非常习惯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孩子就有可能做出类似影视作品中的暴力行为还不以为然。 针对美国这几年不断发生校园枪击事件，皮艺军教授说他个人相信那些枪击同学和老师的青少年在自己射击时，心理感受可能和自己在游戏机上射击时差不多。因为他平时已习惯游戏机上的射杀，在真实的射击中他就有可能认为自己还是在做游戏。我国的青少年实施暴力犯罪时绝大多数不会用枪支，因为不可能获得，但其残忍程度比用枪更残忍。从视觉和心理感受来说，用刀子、斧头之类的冷兵器，与受害者近距离接触，见血见肉地砍杀，比起用现代武器的攻击更恐怖更野蛮，这只能意味着实施者更冷酷更残忍。皮艺军教授说，暴力的基础就是对生命的极端漠视，这是值得更深探究的问题。 对生命的冷漠，是十分可怕和令人恐怖的 2000年8月2日17时，昆明市某中学学生14岁的超然、大伟(均为化名)各带一把匕首，窜至某小区，以借伞为名进了杨家，趁主妇王某转身拿伞之机，超然冲上去勒住王的脖子，大伟用沙发垫捂嘴，把王拖进卧室，用准备好的匕首疯狂地刺向王的胸部、背部和大腿，共计五十余刀。见王还未死，又从王家厨房拿来菜刀，朝王的颈部一阵乱砍，直至将王杀死。他们还抢走王身上仅有的7元钱。他们将尸体抬到了事前看好的楼顶藏匿。二人回到房中后，用水冲洗现场血痕后逃离。3天后，公安机关在学校内将犯罪嫌疑人超然、大伟抓获。这起杀人案的起因是，超然与同班女生杨某悄悄谈恋爱。杨某的母亲王某发现后及时劝阻了自己的女儿，于是超然认为是王某有意阻碍他与杨某相好，便产生了将王杀掉后继续与杨某恋爱的想法。 2000年3月，一起发生在校园内的暴力案件在楚雄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城内掀起轩然大波：一名不满14岁的初二学生，因与同班同学在上课期间发生口角，竟抡起锄头打在其同学头上，致该同学颅内血肿，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在轰动一时的徐力杀母案中，徐杀死母亲后移尸灭迹，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并居然照常参加了考试。抚顺11岁的男孩王某在杀害自己的母亲以后的11个小时里，他的父亲没有发现儿子有任何恐慌和反常的举动。当这个孩子在派出所接受警察询问时，一边不慌不忙地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一边还若无其事地在各个屋里乱窜。 对暴力的麻木和生命的冷漠到了如此程度，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春晨博士说，在上面的案件中，这些未成年人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价值的漠然令我们感到吃惊。仅仅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置一个人于死地，我们可以将这样的行为理解为未成年人缺少法律意识和理性自控能力，为了一时之快，才做出了这样的犯法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这些未成年人的内心状态，也许会对这一现象有更深的认识。生命对人的可贵性在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因此，对生命的敬畏应该成为我们基本的道德素质。而对这些犯法的未成年人来说，这种敬畏生命的道德感是缺乏的。在他们的眼里，他人的生命就如同一件东西，是可以随意处置的。如果我们排除这些未成年人中可能存在的精神障碍问题而把他们看成是精神正常的人，那么，这种对生命的非道德态度是非常可怕和恐怖的。 家教不当，成为“最易感染的部位” 青少年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情况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由家庭、学校、社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家庭的负面影响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一个直接的、重要的原因。据广东省少管所反映，在该所服刑的少年犯，80%和家庭教育不当有关。广州市某中学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说，到该室咨询“心事”的学生，反映的问题90%和家庭不和有关。据广东、山东、河北、四川、重庆五省市对四百多名女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对女中学生成长影响最大的是父母。一些从事了十几年青少年犯罪案件审理的法官也认为，家庭教育最关键。少年犯罪与单亲家庭、家教差、父母法律意识薄弱很有关系，家庭教育成了“易感染部位”，教育方式不当，为青少年成长埋下了隐患。有的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第三次离婚高潮，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失去父爱或母爱的孩子将越来越多。有的孩子因父母离异，家庭破裂，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心灵上受到严重创伤，有的还因此引起父子和母子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犯罪。 “蓝极速”网吧遭中学生报复纵火事件及轰动一时的刘海洋“泼熊事件”同样出自离异家庭。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许燕教授认为，离异家庭比正常家庭更容易出现教育问题，更易引发孩子的不良心理与问题行为。这是因为，其一，忽视教育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产生偏差行为。离异父母常常无力或疏忽对孩子的教育，甚至将他们推到学校或社会。纵火的两少年合伙在外居住并逃学，他们的偏差行为无法得到及时的调整与节制，逐渐由小的偏差行为发展至违法犯罪行为。其二，缺少适度关爱的离异家庭易使孩子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离异家庭给孩子带来一种残缺的爱，或使孩子完全失去了父母的爱，或父母怕孩子受委屈而给予孩子过度宠爱，无论缺少爱或是过度爱对孩子的作用是异曲同工的。在缺少爱和过度宠爱的家庭环境中，孩子都会缺乏爱心，容易形成冷漠无情的性格，他们易采取极端的行为来实施报复，甚至不惜殃及无辜者。其三，软弱无力的离异家庭易对“青春期”少年产生失控局面。十三四岁的少年正处于心理发展的“急风暴雨”时期，这时的孩子心理冲突加剧，行为爆发力强，容易用狂躁的行为释放出他们心理的能量与不满。这一时期也是他们寻求心理独立的阶段，他们力图摆脱家庭及学校的管教，行为的隐蔽性增强，加之自身的是非不清及自控力差，很容易作出偏差行为。其四，成长环境不良的离异家庭使孩子形成反社会人格。这种人格特征表现出对社会的仇视与敌对，常作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犯错误后无悔恨之心，也不能吸取教训，不承担责任，无罪责感。形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家庭原因多是孩子童年所体验的创伤经历，如父母离异，缺少温暖等，孩子将对家庭的不满转移到社会中，认为家庭和社会都愧对于他，稍有不满意的地方，就采用冷酷的行为加以反抗，最终成为社会中的危险分子。 许燕教授指出，家庭离异并非与子女不良行为有必然的关系，然而不当的家庭教育却是子女不良行为的根源之一。
二、给定资料材料一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们改善居住条件愿望的提高，我国房市红火，房价节节攀升，各种房产广告随之“铺天盖地”而来。“新贵公寓”、“富人聚集区”、“××楼盘，白领贵族的集聚地”、“国际名流府邸”……许多城市出现了诸如此类的广告。 前不久，为显示品位，天津某房产开发商在一些媒体打广告宣称：用世界级地段铸就世界级群岛富人区，世界级富人区的诞生，让地段成为地位的一种天然分界。对此，一些市民气愤地质疑：“若按此划分，政府为低收入人群建的经济适用房、租赁房和廉租房岂不成了‘穷人区’和‘贫民窟’?”材料二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房产“炫富”广告在全国各地蔓延。眼下，在许多城市的街头和十分畅销的报刊中，各式各样的房地产广告均无不充斥着“豪华”、“豪宅”、“新贵”等字眼。这些高档住宅区，每平方米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漫步南京街头巷尾，“××楼盘，白领贵族的集聚地” “××楼盘，130平方米—180平方米套型任选，均价仅需6300元”，此类房地产广告经常出现在广大市民眼前。 事实上，与一些城市出现的豪宅相比，房地户“炫富”广告是小巫见大巫。有业内人士粗略估算，未来一至两年内，单单北京一地，单套总价在500万元以上的别墅，供应量就在5000套至7000套，总市值不下300亿元人民币。北京去年的住宅销售总额为458.2亿元，和市场能够消化的总量相比，这些豪宅所占有的资金比例明显偏高。材料三 在南京，一家五口拆迁之前还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房子里的王先生苦笑着说：“看看那些街头矗立的房产广告，一套房子要七八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我们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挣上几辈子!” “不要说那些工薪阶层，就是像我这样的所谓‘白领’，看到媒体上那些‘白领贵族的集聚地’、‘均价仅需6300元’的广告，也会感到那毕竟是一件十分遥远的事情。其实，房地产开发商在赚取巨额利润的时候，或许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一个‘仅’字说得那么轻松，殊不知这套房子却是一个家庭需要奋斗一辈子才能付清这笔巨大支出……”在南京一家外贸公司工作的朱江无奈地对记者说。材料四 有学者指出，单从广告学的角度看，这类广告甚至还称得上不乏“创意”，因为其诉求理念比较清晰、目标受众也比较明确，但为什么就招来了市民普遍的反感甚或“本能的厌恶”呢?这一是因为，国人历来不齿于张扬、炫耀的行为，可这类广告非但肆无忌惮地“炫富”且丝毫不顾及其他“非目标受众”的感受；二是因为，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社会矛盾日趋凸显的当下，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神经可能都很“敏感”，富人往往担心“仇富”，而穷人则可能认为遭受歧视。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位教授说，房产“炫富”广告或许真能吸引那些收入颇丰的高薪阶层，但对于那些一家几口蜗居在几十平方米地方的人，甚至是居无定所的家庭，此类广告深深扎痛了他们的心。 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沈卫平说，“炫富”广告会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公正感，这表明了社会中一股非常不健康的消费倾向张扬、炫耀与奢侈，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不容低估。一方面，为富人阶层的浮华、骄横甚至为富不仁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加剧非富人阶层、尤其是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生活的不公正感，容易埋下激化社会矛盾的种子。材料五 其实，不仅是楼盘，化妆品、衣服等许多广告都在渗透出一种“炫富”信息。有学者指出，我们社会上有一部分富人，人们也都向往富裕，但是商品广告应该是面向全体公民的，不应该是针对某一部分人的，商品广告自有他的公益效应，这是谁也不能质疑的，“炫富”广告泛滥必然造成两种极端。一是富人的更加猖狂，他们会想，我们就是社会的主人，你看，一切都是为我们服务的，这样，他们会更加放肆，同时也更加对金钱进行疯狂收敛，甚至于不择手段，这种“炫富”广告的潜在熏陶作用不可估价。二是穷人会更加自卑，他们会想，社会都在为富人服务，我们成了受人冷落的阶层，这种自卑直接导致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加剧和富人的矛盾，仇富思想加剧，一个问题是加剧心理畸形变态，他们会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态，这些心态都不利于社会稳定秩序的打造。材料六 面对“炫富”广告的去留问题，不同的人群看法不一致。有的主张立即叫停，有的主张听之任之，有的则认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解决现象后面的本质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叫停了之。 有学者指出，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商家在不夸大、不欺诈、不违法社会公共道德的前提下，拥有为赚取更多利润而对其商品进行各种宣传的权利。“新贵公寓”、“富人聚集区”、“白领贵族的集聚地”、“国际名流府邸”之类被指为“炫富”意味浓厚的广告，本身只是商家为攫取更多利润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而决不是为了向他人炫耀入住者的富贵，只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有相当的财富，你就可以拥有亭用的权利。不仅此类房产广告，几乎所有为商品促销而做宣传的广告，都在表达同样的声音。但如果因为弱势群体无法享用此类物品，就说宣传这种物品会造成对弱势群体的伤害，那么，是不是所有弱势群体的享受不起的物品今后都不应拿到媒体上宣传促销，而改由能买的起的人和商家私下里进行秘密交易，从而避免让弱势群体受到更深的伤害?这显然是十分荒唐的。 从《广告法》中的“广告准则”中诸条款看，任何一条都没有限制广告内容不得“炫富”，就是说，人家做“炫富”广告是受法律保护的。法律允许的东西却要被你“叫停”，说不通。材料七 也有学者指出，“炫富”广告，的确会加剧弱势群体的不公正感。不过，如果对此类广告一禁了之，却不是个办法。炫富广告虽然具有着明显的负面社会效应，但却在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今的真实世象——贫富差距的确已经越来越大；张扬、炫耀与奢侈，的确已经是某些富人的生活常态。 广告“炫富”说到底，只不过是“炫富”的一种夸张形式，那些“不声不响”的超级豪宅、豪华名车等，本身不就是最大的“炫富”么?“焙富广告”与豪宅、名车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再者说，“炫富广告”实质上是广告主楼盘或其他产品生产、营销等一应理念的表达，是其价值观的外在反映。换言之，有错的始终不在广告本身，而在人。假如广告主的根本价值观与深层理念不改变，即使叫停广告，其依然会我行我素——该张扬的换个形式依然张扬，该炫耀的通过其他方式可以继续炫耀。也就是说，此“噪音”消除了，还会有彼“噪音”存在抑或继续生出。如此一来，叫停广告，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可言?这始终就未触及到问题的核心或关键。 和谐社会不是通过掩盖矛盾粉饰出来的；恰恰相反，只有不讳疾忌医，不断通过各类“噪声”发现真正的矛盾并解决之，才能逐渐抵达和谐境地。从这个角度出发，对炫富广告应该另眼相看：虽然它刺痛了无数人们的神经，但却不该一禁了之，“眼不见为净”是不折不扣的驼鸟政策。 进一步说，即便炫富广告暂时能被禁止住，贫富差距就不存在了吗?财富的品质就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善吗?假如我们能藉此进一步关注贫富差距究竟如何缩小，穷人、富人之间的鸿沟究竟如何消除，社会公平与正义究竟应如何促进与维护，也许才是最有意义的。
本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