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2年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报告》中，H市连续第4年得分排名第二。成绩是亮丽的，但不可否认，仍有优化提升的空间。日前，H市电视台记者就本市营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暗访。以下是暗访过程中收集到的几个视频片段：“我操作了四五次，实在不会弄。我们年龄大了，电脑、手机上的东西实在不太会操作，工作人员也不帮忙。”市民叶先生说，他想办理互联网销售的营业执照，但该业务在滨湖区行政服务中心没有窗口，需要网上申报，对网上办理流程不太熟悉的叶先生，需要指导，却找不到人。“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让我去西山市场监督管理所，可我到了西山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同样表示无法受理，并表示没人也没空帮忙指导。”在锦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暗访记者去咨询个体户办理营业执照，结果工作人员推荐了某服务公司代办。“你们要线下去跑街道的，最起码两趟，你首先去领表，数据填完，交到他们那里，等审核，不管过没过，都要再跑一趟拿审核结果。找我们代跑收一千块钱。”暗访视频中代办人员如是说。询问代办是否靠谱，工作人员表示：“靠谱的，每天在这里，你想省事一点找他们，想自己弄就麻烦一点。”后经记者咨询锦城区市场监管局及部分街道，办理该业务根本不需要多次跑。“投诉之后才有人来联系我。”东湖区张先生说，他前几天申报H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上传了两次材料都被驳回，想咨询原因。“我拨打官网公布的电话，打过去之后说这个号码已经转号，转号的号码又打不通、没人接。”无独有偶，安化区的方先生也同样遇到了窘境，“我电话打了好几天，后来回复我，说出差去了。”记者随即通过网上《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申报管理系统》公示的联系方式，随机拨打了东湖区、安化区等多个区县人才工作部门的咨询电话，可对方语音提醒已改号，并且改过的号码不是无人接听，就是用户正忙。H市民中心的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业务窗口前，排队市民抱怨道：“取号以后如果不想过号，就得一直守在现场。现在提醒到号的技术在商场都很成熟了，这儿却没有。”在H市，不动产抵押登记实现全程移动端办理，是一项重要便民利企措施，但在玉林区，市民感觉这个“网办”名不符实。“在其他区县的不动产部门，是可以选择邮寄的，我们区不动产抵押登记窗口却要我们亲自送过来，虽然开通了网办，但我仍享受不到这个便民措施。”市民马先生对此感到困惑，“据说是区里的不动产权系统与市里的不相融合。”在钱江区，不少街道、部门都有助企专员，但一些企业表示获得感不强。“我们现在的政策还是针对招大引强的，看看能不能给努力成长的中小微企业更多扶持政策。”某小微企业孵化园负责人表示，“现在全区助企专员共有170多个，与全区12万经营主体相比，覆盖面只有1.5%，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覆盖到我们。”“这个事情涉及多部门，没有一个集成的平台，大家业务不太熟，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培训。”来自某科技企业的刘先生说，他最近想在钱江区开一家公司，可多方联系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更不解的是，按照政策，我可以享受区里的汽车消费补贴，可我去年12月在钱江区某4S店购买的车，能享受2500元购车补贴，3个月过去了，我还是没收到这笔补贴。”“由于我们法人的姓名跟手机号码会被公布于网上，我经常会收到一些陌生的电话短信。有一次，我挂了一个陌生电话，结果对方用了100多条的短信对我进行了‘轰炸’。”熊先生说，“把手机号码公布在网上，是本着信息公开的初衷，可这种信息公开已经影响到了我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嗐，正常得很，前不久，我刚在阳江区市场监管局办完企业注册手续，回家路上就接到了问我需不需要贷款的电话。”随行的游先生表示。3月1日下午，H市电视台举行了2024年“公述民评”第一场面对面问政，聚焦“拼经济，营商环境优化”主题。H市电视台现场播放了前期暗访过程中收集的视频。在3个多小时的问政活动中，暗访视频所涉及相关单位负责人直面监督，对暗访视频所曝光的问题进行了一一回应，作出了整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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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记者进入南丹大厂下拉甲坡矿区，探求“7.17”事故真相，看到这个矿区的垂直距离仅730米，横向宽70米。该矿仅有一个开采证，由7家个体老板出资组成一个合资公司，因而形成了7家老板同时抢挖开采的无序状态。如此开采，混乱和出事在情理之中。据当地介绍，这是个富矿，矿产有30以上的品种，开出的锡矿比金子还值钱。因此，矿老板们唯利是图，置法规于不顾。据说 2000多名矿工在7个公司的窿洞里日夜分三班开采。 (2)广西壮族自治区驻大厂矿山整顿小组负责人赵桂华说：他们是18日听说了这件事情的，调查了3天，一无所获。上报情况时说：水位上涨，并未发现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异常情况，对不断到来的外界打探者(多为记者)声称“不清楚”、“不知道”，甚至说“没有这样的事”!在被传媒普遍表示了怀疑后，口径改为“是发生了事故，但没有死人”。 (3)7月27日，就在当地记者前往调查的同时，河池地区行署、自治区工作组再次派人到现场核查，南丹县公安局也组织了20名民警到有关矿井进行调查，但大队人马出动的结果仍然是：没有伤亡事故。 (4)7月28日上午当互联网上就矿难一事炒得沸沸扬扬、国内媒体已有报道的时候，河池地委书记莫振汉、行署专员晏支华召开四套班子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传闻情况，会后立即率领有关人员赶往现场调查，也没有发现传闻中说的死了200人的情况。 (5)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第四次调查是7月31日由自治区经贸委主任带队的调查组进行的，当天得到说法是：透水了，但没有死人。所以自治区经贸委在报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汇报中说：没有发生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情况，矿区局势平稳。 (6)出事之后，据称可能是广西“首富”的矿主黎东明，拿出了大把钱“消灾”，一是拿钱堵住死者家属的口，数额在2万到上10万元的都有，本地人给得多，外地人给得少。究其原因，是怕本地人在地方上容易闹事。二是上下摆平，出动了其私人拥有的两三百名有枪支武装的“护矿队”，对现场进行了严密封锁，并对有关知情人进行了威胁利诱，严防矿难的消息外泄。 (7)7月27日，南宁几家传媒的六位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进行了惊险万状的暗访。因为在此前已有记者以公开身份在南丹亮相采访，当地对记者已有了严密防范。一名记者称：“那些打手们就像鬼子一样，矿区内设立了多个哨卡，两三百人到处监视着，无处不在。”看见有生人进矿，就盘问、盯梢，一见“陌生人”问东问西，马上强行驱逐出矿区。而所有被记者问到的矿工，口径都是：“我是新来的，不清楚这里发生子什么事。”《广西日报》旗下某媒体的一记者，从7月27日到30日，连续在矿区进行了四天的暗访。28日那天，他正在与民工交谈时，突然看见数十名携枪的打手远远扑过来，有几人手中的枪向他举起瞄准，他吓得拔腿就跑，幸亏跑得快，在矿区门口不远处，终于给他侥幸逃脱。29日的下午，这位记者穿得破破烂烂，混进子矿区采访。在一高处观望时，被两名打手发现，并被逼上了几百米高的悬崖，寒光闪烁的两把尖刀，一把顶住他的咽喉，另一把顶在了腹部。一打手喝问：：你是不是记者?来干什么的?”另一人说：“要是记者，就杀了你。”该记者拼命否认自己是“要命的”记者，并趁打手不备，把身上的记者证、身份证丢下了悬崖。然后他被粗暴扭出了矿区。一直到目前，他仍然没敢去找回证件。 (8)7月27日中午，新华社广西分社负责人接到匿名电话举报：南丹县大厂矿区发生了严重透水事件，有200多人丧生。这个消息引起了分社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打电话向各方求证，得到的消息均是“没有此事”。尽管如此，分社领导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派出由文字、摄影、音像、网络等部门共6人组成的小分队连夜赶往被举报的南丹大厂矿区调查。23时，小分队从分社出发，连夜赶往离分社480公里以外的事故现场。 (9)广西电视台焦点栏目的几名记者，28日赶到了该矿采访。一直到此时，该矿矿长黎家西还在撒谎，称自5月以来矿井就停产了，一直没开工。后又说，17日那天工人报说井下发生了透水事故，但没工人在井下。他组织了十多台抽水机，连着抽了两天两夜，水才下去两寸，搞不清水从哪里冒出来。记者们拍到了死难者家属焚烧纸钱、铺盖的哭祭镜头。回到南宁，这些镜头被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领导那里审查。区委书记曹伯纯看了这些镜头后，定性说：“现在不是再争论是不是发生了事故、死没死人，而是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而当地官员当着曹伯纯和调查组的面观看了电视台拍摄的片子后，竟然还在质疑画面的真实性!然后又当着曹伯纯的面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吵了起来。8月1日，曹伯纯亲自带领调查组和自治区公安厅有关人员，来到了南丹。地方上还是不讲实话，查不清井下有多少名矿工的真实情况。在公安人员分别拘控了相关矿山人员后，才从外围突破，查到真实的矿难情况，证实至少已有78人死亡。据知情人透露：该矿总共约有1500名工人，平时以三班倒的形式作业采矿，出事时有四班工人在井下作业。在下拉甲矿，约70-90人一个班。 (10)7月17日凌晨3点30分，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龙山矿海拔负150米的巷道里，几十名矿工，瞬间在一场并非偶然的透水事故中丧生。但这一事故被隐瞒了半个多月。 (11)8月2日，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第一个承认发生事故，并交出了失踪者及赔偿名单、住址。同时，公安人员也成功地找到了失踪人员家属。8月5日，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抵达南丹。此前，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一行6人的中央调查组赴广西南丹县调查矿区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派出的调查组同期抵达。据报道；在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飞抵广西的当日晚上，公安部长贾春旺也赶到了南丹，调查南丹矿难事件。至此，中央五路人马会合，共同调查广西南丹“7.17”重大透水事故。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大厂矿区查看了拉甲坡矿矿窿后，点名要听取三方面的汇报：一是自治区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领导的汇报；二是公安部门侦察取证的汇报；三是新华社记者调查采访的汇报。 (12)幸存者韦海鸥是死者韦海生的弟弟，他给记者讲述了死里逃生的一幕：“我们同在龙山矿(龙山矿毗邻拉甲坡矿，同隶属龙泉矿冶总厂，两矿的矿道在山底相通)打工，同一个班组。7月17日凌晨3点50分，我看到有大量的水涌人，水是从拉甲坡矿方向涌过来的，不到一分钟，第二工作面已经灌满了水，并顺着斜道向第二平台涌上来，我想去救下面平台的亲属，已经来不及了，就和同在第二平台的两位工友拼命往外跑……” (13)8月4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广西南丹矿难，全国震惊。8月5日龙泉矿冶总厂总经理黎东明、副总经理韦家农、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龙山矿矿长黎启乐、拉甲坡矿安检科长苏锦等14人被刑事拘留。 (14)8月5日，记者通过对有关人员和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采访调查，了解到“7·17”事故隐瞒不报一事涉及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并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反映。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原因查清后，原南丹县委书记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原县长被罢免县长职务。 (15)2001年8月8日初查81人失踪，南丹县委书记、县长等四人因严重失职被免职停职。国务院南丹事故调查组抵达广西，8月21日南丹透水矿井积水抽干，2001年8月30日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遇难矿工尸体搜寻工作结束。调查人员共找到尸体80具，另有一名遇难矿工失踪。
二、给定资料 (1)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重点是推行出让，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出让这种方式也存在弊端，第一，抬高了用地者的投资门槛，并非所有的行业、产业都能承受，特别是一般性工业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增加了投资风险；第二，助长了一些地方政府在农民身上打主意，低价征地、高价出让，靠“寅吃卯粮”搞建设。这是征地失控的制度诱因之一；第三，城市存量土地中，绝大部分仍是原来的划拨用地，单纯推行出让方式，不利于尽快把这些土地纳入有偿使用轨道。存量土地盘不活，城市发展就主要靠增量土地，加大了征地压力；第四，助长一些开发商千方百计“炒地皮”，牟取暴利，扰乱市场经济秩序。 (2)闲置土地、烂尾楼，开发商的不合理行为使沈阳市流失了大量国有土地资产，严重影响了城市形象，同时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为此，沈阳市政府近期将出台《沈阳市土地储备办法》。《办法》规定，今后沈阳市转让以出让等有偿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必须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申报转让价格，在同等条件下，政府可以优先收购方式予以储备。在不损害土地使用权人正当利益的前提下，沈阳市将依据相关规定，优先收购作为土地储备的一种方式，既保证了在土地利用问题上政府的主动性，同时也避免了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因内幕交易产生的偷逃税问题。 (3)2003年，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全力推进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工作，一年时间，共清理各类违法用地5 627件，立案查处2 683件，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园(区)98个，追回流失土地收益1亿多元。 (4)在过去的一年里，“开发区”是个在媒体出现频率颇高的字眼。人们在分析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时，每每会与“开发区”联系在一起。耕地流失，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开发区圈地难辞其咎；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多是开发区推波助澜；农民权益受到侵害，失地又失业，开发区圈地是罪魁祸首；房地产开发出现过热苗头，带来金融风险，开发区游离政府调控之外热衷卖地是源头所在。从政府决策层，到上访农民；从学术界精英，到媒体记者，对开发区圈地都发出了怒斥之声。“开发区已更多地异化为利益受侵害农民的‘悲惨世界’!”有媒体这样惊呼。 (5)国家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总结出开发区存在的五大问题：一是随意设立，过多过滥；二是土地浪费严重；三是扰乱土地和城市规划的实施；四是许多开发区“封闭管理”，形成“政策特区”、“执法盲点”；五是不少开发区成为土地违法违规“堡垒”。 (6)每次“圈地热”之后，除了大量的农地被征用外，都伴随着农民利益的巨大损失。有资料显示，通过土地转移用途产生的级差收益有3万亿元之巨。这些本来应当与农民共享的“级差收益”，由于现行法律语焉不详，而成为强势集团的“囊中之物”。许多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成了“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值得注意的是，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案件，随着经济形势的起伏而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于是，农民单访或群体上访案件居高不下，成为时下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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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材料 2003年8月，又一个高官落马。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同时撤销了其正省级别待遇。在中央纪委的这一决定中，打击报复举报人是程维高的严重违纪错误之一，而郭光允，作为举报人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中纪委的文件之中。这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石家庄市建委的一名科级干部郭光允因此而备受社会瞩目。 郭光允，一个小人物，却与一个正省级“高官”苦苦较量了八年，八年艰辛的举报之路，不仅见证了郭光允的正义与执著，也从另一方面暴露出我国举报工作管理中的漏洞。尽管郭光允自己并不认可，但人们还是愿意称他为“反腐勇士”。9月10日，记者在郭光允家中见到了这位“勇士”。 郭光允今年61岁，身穿着一件红白蓝相间的条纹T恤衫，面部棱角分明，也许是长年受折磨的缘故，略显倦意。但这仍掩饰不住他的刚毅与坚强。郭光允告诉记者，他昨天还去了医院，一身是病，晚上睡不着觉。而谈起当年的举报之路，他仍感慨万千。 郭光允介绍说，1988年反映原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问题时，开始他是口头反映，但有关部门根本不理他，得不到支持。于是，他就匿名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而多次反映还是没有消息。后来，他干脆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举报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这样一来，非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反而给有关人打击报复提供了口实。郭光允说，相关部门的领导不但不调查处理李山林，反而把他推选为副市长候选人。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山林落选后，这些人就把他提拔为省建委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郭光允说，一些部门的领导对他举报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冷漠态度，令他痛心不已。 说到这儿，郭光允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手在用力地挥动。“我拿着反映李山林问题的信去找当时市纪委的一位负责人，他却说：‘这事儿我管不了。’我说：‘你要是觉得立案困难，可以把我的信转给市委书记看。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可他还是说：‘这事儿，我不能立案，也不给你转这个信。’”郭光允说，受理群众举报是纪检工作的大事，身为纪委的负责人怎么能这样答复举报人呢? 郭光允举报没有成功，却暴露了自己。此后，李山林便依仗手中的权力，不断地打击报复郭光允。“他写了我一大摞材料交给监察局。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每次整我，都是李山林亲自给监察局开会布置。但整了一年多，也没查出我有什么问题。” 从1995年开始，郭光允写了6封信反映程维高的问题，其中一封是给省检察院的。郭光允说：“我是用挂号信把举报材料寄给当时省检察院一位主要负责人的，信的抬头用手写了‘尊敬的某某先生收’。我当时觉得自己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即使是打击报复我，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不会被关起来，也不会牵连亲朋好友。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封信很快就到了程维高手里。而到底是谁把我的举报信转给了被举报人，至今也查不清。检察院的那位负责人说，绝对不是他干的。为确认是我写的举报信，有关部门还作了笔迹鉴定，并发文说，经查，‘尊敬的某某先生收’这几个字是郭光允写的。” 郭光允介绍说，程维高对此事很恼火，把举报信转给了省法院，指示省法院要判郭光允5～10年徒刑，而法院认为郭的举报行为不构成犯罪。程维高不断催办，法院院长则坚持自己的观点。 据说，得知通过法院判刑这一招不灵，“程维高当时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调动了‘庞大’的公安队伍来对付我，这是审我时我才知道的事情”。郭光允在说到“庞大”二字时加重了语气，手不由自主地在颤抖。 法院最终没有判郭光允，但他却被“劳教”了。“他们说，法院不判，咱们自己弄。让市公安局往上报，但公安局也认为我没有犯罪，向上面打报告说，郭光允的问题不构成犯罪，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但报告被打回来了，上面说：‘不行，必须报劳教。’于是，公安局耍了个‘花招’，二次打报告说，‘建议由检察院逮捕郭光允。’报告再次打上去，上头说还不行，又打了回来，并明确指示说，公安局必须报郭光允劳教。”谈起“劳教”经过，郭光允气愤不已，脸涨得通红。 郭光允告诉记者，他被“劳动教养”的罪名是：诽谤省领导，对领导造成人格上的污辱。“我曾向司法部门指出，如果我是诽谤罪，应由法院宣判，你们这样做不对。如果是一般的诽谤行为，应当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罚款或拘留。这些规定对我都不适用。”但无论郭光允怎样申辩，他还是被送去劳教了两年。 郭光允哭笑不得地说：“给我写的劳教依据，没有具体的内容。依据的也不是劳教规定，而是治安处罚条例，文中这样写道：‘依据我市有关规定判两年劳教’。”“什么叫‘依据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他们根本说不清。”法律是神圣的，是谁赋予了这些部门妄加一个公民罪名的权力?郭光允至今对此愤愤不平。 在看守所里，郭光允天天被提审，即使是发烧都不能幸免；3个多月没洗过澡、洗过脚，袜子粘在脚上撕都撕不下来；再后来是被开除党籍，亲朋近20人受到株连。 “在撤销我劳教时，他们说，你投寄匿名信，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去，所以不构成诽谤罪。意思是说，诽谤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不构成诽谤罪而已。就这样撤销了我的劳教，这不是继续给我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吗?”郭光允对此“耿耿于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2000年平反时，郭光允还是背上了一个党内处分。 郭光允介绍说，中纪委规定，处分党员必须事实清楚。“我问他们根据什么条例第几条，我犯了什么错误?他们说：‘你没有错误。’我问有别的什么原因，回答也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处分我?” 郭光允对如何改善举报工作，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降低举报成本和风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要建立保护举报人权益机制，建立切实可行、可以监督的、为举报者保密的制度。要提高打击报复者行为的成本，对泄密者和打击报复者要严惩不贷。违纪的要给以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要坚决绳之以法，不能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惩处。相关司法人员应提高责任意识，及时立案，提高办案效率。对份内的工作不能推诿、延误；应当改革反腐领导体制，变反腐机构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为系统垂直领导，使各级反腐机构直接向其上级领导机关负责。郭光允说，他之所以在掌握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举报，仍要走过八年举报路并屡遭陷害，就是因为被举报者同时也是被举报事项查处的受理者程维高独断专行，可以随意任免省纪委书记。原河北省纪检委书记刘善祥追查一个案件，还未牵涉到程维高，就被提前免了职。这是纪检监察工作者的悲哀。 对于许多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地方纪委和司法机关往往“不敢、不愿、不能插手”。如果是垂直监督体制，如果地方纪委、司法机关不受同级党委政府的控制，制约腐败的力度就会大得多。 有消息说，党的十六大以来，中纪委对纪检工作体制进行了创新与探索，中纪委对派驻国家部委纪检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中。郭光允认为，如果各地的纪检监察机构能够相对独立，那么地方纪检监察工作受地方领导干预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反腐败力度也会大大加强，打击迫害举报人的事情就会得到有效控制。
今年43岁的雷力，是B市西海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转移接续科科长，他们科室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为跨省流动就业的劳动者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业务。雷力仍清晰地记得，10多年前第一天到中心上班时，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对社保工作感到既新奇又神秘。入职一段时间后，他才真正清楚社会保险的含义：给每一个人提供保障，记录一生、服务一生、保障一生。上班期间，雷力是一个不惜力的人，在业务上肯下苦功夫。早上7点半雷力就到单位，跟着老同事边干边学，下班后仍经常在办公室钻研政策，直到夜深人静。工作以来，雷力用了许多小本本，无论是工作中的收获，还是遇到的问题，他都记在上面。“干好工作需要积累和沉淀，不断积累和沉淀要永远在路上。”雷力说。一天，某央企职工老宋到中心申请办理转移接续业务。老宋临近退休，户籍在西海区，但又没在B市参保，虽然之前老宋曾在B市以外多个地方工作并缴纳养老保险费，但由于工作原因调动频繁，使得他在每个地方的缴费年限都达不到办理领取养老待遇手续的条件。这意味着，老宋很难在B市办理退休手续，难题摆到了雷力面前。如何在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解决老宋的困难？雷力经过反复研究后认为，只要解决他的养老保险关系承载主体，就可以将其各段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归集到一起，进而符合办理退休条件。于是，雷力提交中心专门研议，在系统里建立一个虚拟养老保险账户，把老宋增加到虚拟账户内，再将其分散在各地的缴费记录接续到一起转到户籍地街道，最终顺利解决了他的退休问题。多年来，雷力和同事们为许多参保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们多做一点努力，群众就能少费些周折。”在工作中，雷力积极摸索如何为群众提供更便利的社保服务。起初，转移接续业务只能现场办理，加上各省份之间没有统一互通的信息系统，经办周期比较长。当涉及B市和外地的业务时，需挂号信函来函往，正常情况下要三四个月才能了结。有一位参保人多次反映，其从外地转入B市的养老保险一直没办好，工作人员反复核实发现，这是由于外地社保经办机构未转移基金、未邮寄信息表所致。雷力意识到，这可能是外地社保经办机构在转移接续过程中存在脱节的情况。于是，在雷力的协调下，中心向参保人所在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发函，提示对方已经超期。经过催办，参保人申请的转移接续得以顺利办结。“当时所有的政策文件中都没有催办或者协办的提法，为了避免未办结业务长期滞留，我们创造性地设计了与外地经办机构沟通的协办函和催办函，有效强化了跨省经办机构的沟通机制，同时也可以作为处理转移接续业务问题的依据。仅当年10月，中心便向外地经办机构邮寄了3000多封催办函。”雷力说。这两年，随着信息化的推进，转移接续业务实现了从现场办理到网上“一键办理”。前不久，一位参保人到中心申请加急办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雷力在窗口指导参保人登录联网平台，提交申请。中心受理后，雷力一边通过系统催办外地社保经办机构，一边请参保人联系当地亲友提醒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及时审核，“对方审核后，在电脑上一点击，我们就收到了对方传来的数据。审核后，我们再在电脑上点击确认，这事就办完了。要在以前，挂号信函来函往，没两三个月办不完。”在雷力看来，信息化确实方便了中心业务的开展，但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每天，他都会安排专人负责数据筛查和申请审核工作，清理联网转移系统的新增数据，确保数据日清，及时解决了很多“系统卡壳”问题。雷力举例说，有一位张女士在外地首次参保缴费时已超过40岁，养老保险账户为“临时账户”，后来在B市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到10年。按照转入申请要求，在B市缴费未满10年的，无法通过网络上传“临时账户”数据。这种情况下，雷力安排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张女士，告知她将由工作人员为其手工录入数据并做人工审核，不到一周，张女士的转入申请就办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最大的意义，是解决了跨省流动参保人养老保险关系中断的难题，提高了劳动者参保的积极性，使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超过90%成为现实，使目标人群全覆盖成为可能。”雷力说，“社保无小事，毕竟这关系到参保人退休后的养老问题，不能因为经办人员的一个小失误，影响人家一辈子。”
二、给定材料 广东省英德市政府不顾当地经济状况建“小康”农村 (1)农民无奈借钱盖别墅。 2003年7月6日，记者抵达粤北山区的英城镇高塘农民新村。刚到村口，便见到一妇女赶着一头黑色的大水牛奔将过来，空气中弥漫着牛粪的味道。在这妇女和水牛的背后是一栋栋墙体贴白瓷砖顶铺彩釉瓦的两层半别墅。从村口望去，规划整齐的别墅群颇为壮观。 再往里走，村口前几排的别墅都有白色围墙和不锈钢大门，而后几排隔三岔五的别墅不是没有围墙便是围墙没有贴瓷砖，一位赤脚拿着砍刀的梁姓农民告诉记者，前几排装修完好的别墅多是村干部和家庭经济条件好的，放在前排作样板。而没有围墙的别墅是户主实在借不到钱，7年过去了，空在那里是等有钱了再装修。 老梁告诉记者，别看农民住别墅，实际都很穷。老梁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是靠种笋卖钱，如今种笋的人多，笋价贱到3元钱一斤，一户卖笋卖到8000元算高产了。除去肥料、人工、家庭开支，根本没结余，为了还债，年轻人都空着别墅打工去了。以前还有些田地种农作物，现在田地一部分被占用建别墅新村，另一部分又被城西居委会打白条征为商业用地空在那里。 14栋B别墅没有建围墙，户主谭某放下手中的篾器活，带记者参观了他的两层半别墅。老谭别墅的一楼放满了农具，室内唯一的现代家电便是14英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他说已买有十多年了，没有钱换彩色的。 记者看到，这个别墅对讲究实用的农民来说，居住不太方便。楼梯较窄而陡，楼上楼下堆满了谷子和玉米。老谭诉起苦来，他说：“建了这个别墅他欠了一身债，至今还没还清。镇政府开头讲要建农民新村，让每户先交2万元就可入住。实在没钱就向亲戚借，好不容易凑够2万元，镇政府领导说还要交 1万元才可以人住，这1万元可苦了我们老百姓，本来就没钱，真是骑虎难下逼死人。” 在交谈中一些赤着脚、背着农具的村民纷纷围了上来，村民集体向记者反映，像老谭这样的家境在村里很普遍，有的村民穷得孩子上不起学。 没有钱为何还要建别墅呢? (2)建别墅为奔小康达标工程。 高塘村事实上并不富有，当地政府为什么还挑选在该村兴建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 筹建高塘农民新村的英城镇城西居委会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道出实情。他说，1996年，他向上级政府打了一个发展三高农业的报告，报告中称，高塘村种竹笋人均收入有5 000元。恰逢英德市政府要寻找一个较富裕村作为试点建别墅式农民新村，规定农民新村的每套别墅占地面积为24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98平方米，每户造价8万元左右。英德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由市政府牵头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别墅建成后，要成为当地政府上行下效的学习典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在这种口号的倡导下，要求基层建农民新村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村民本来就没有钱，一下子要借3万元确实不易，要达标怎么办?镇政府只能要求村民去借钱。 原高塘村有近十户的村民连两万元都借不到，另外42户村民每户都找亲友断断续续借了3万元就再也借不到了，其余的只好由政府牵头向建材供应商和包工头高价赊账。 (3)为建别墅村民死在借钱的路上。 村民向记者反映，为了借钱建别墅，高塘村两位村民死在借钱的路上。记者找到其中一名死者的妻子黄某，黄某说，她的两层半别墅建于1997年。为了借齐3万元，1998年农历3月16日，他的老公两兄弟和另外一亲戚骑摩托车找亲友借钱，不料在公路上翻车，三名借钱建房的男人当场死在路上。 提起老公的死，黄某的眼睛湿润起来，她说那一阵子，老公天天外出借钱，借不到钱就急得叹气，结果撞死在借钱的路上。“早知道这样，我住窝棚也不住这个别墅。” 村民集体欠下的建材，也连累了当时在赊账合同上代表村民签字的村主任杨某。据杨村主任介绍，建房用的水泥、钢材、瓷砖、门窗都是由不同的供货商和包工头承包供应，为了取得供货商的信任，签合同时镇政府干部出面让他代表村民签字。合同到期村民无能力偿还，讨债的供货商经常到他家要债。“我已有三个春节不敢在家里过。”村主任说这话时显得很无奈。 村主任向记者估算，每户别墅的造价需8万元，村民东拼西凑只付了3万元，余额5万元现在无能力偿还。依照村民现在的收入水平，在10年内能还清余额已是作了努力。由于高塘村债务缠身，他想辞去村主任职务，但居委会和镇政府就是不批准。 (4)村民欠债导致供货商破产。 高塘村目前因建别墅所欠的债务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令村民奔小康成为空谈，村民在过着债台高筑生活的同时也让几位建材供应商相继倒闭破产。 在高塘村采访途中，记者见到了已破产的建材供应商王某，就是这位供应商曾在村主任家住了11天并以绝食讨债，家喻户晓。 据王某介绍，1997年7月，他和高塘村主任杨学德签定价值48万余元《需货合同》，约定高塘农民新村的42栋别墅装修瓷砖和彩釉瓦由王某供应，货到后首期付5万元，余款1998年6月前全部付清，到期付不清，则每月按余款月息0.015元收取违约金。 然而，高塘村收到建材后，村民根本无能力还账，收不回货款，王某便遭人追债，直至破产。 “看到全村都住上了新屋，而我的血汗钱要了6年都要不回来，我真的好绝望!”王坚文说。 为了讨回债，他曾采取一些过激方式，他讨不到债，便到高塘新村村主任家一住就是11天，最后几天竟不吃不喝不出门以绝食抗议。 王某还挂牌到英德市政府门前静坐，直指当地政府在无经济实力的情况下还倡导农民建别墅新村是为了政绩，苦了老百姓，也骗了供货商。 在王某长达6年的讨债生涯中，先后零零散散收回现金21万余元。 2002年初，王某将无钱还债的高塘村告到英德市人民法院。两个月后，法院做出判决，根据判决，高塘新村尚欠王某26万余元的本钱和近20万元的违约金。这样一来，高塘新村仅王某一项债务便高达40多万元，而且这个债务雪球将越滚越大。 据城西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告诉记者，高塘新村兴建别墅，已导致多名供货商和包工头倒闭破产。 (5)政府要卖地为村民还债? 面对响应政府号召住别墅的高塘村民根本没有能力还清债务的困境，当地政府是否放任不管? 城西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称，当时兴建高塘农民新村镇政府是根据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执行的，由于政府第一次搞农房改造没经验，遗留下很多问题。为了还清高塘新村的债务，英城镇政府准备将高塘新村所属的一块价值180万元的商业用地通过合法手续出售，用来偿还高塘村债务，目前正在洽谈中，有望年内解决高塘新村建别墅所欠的部分债务。 而事后记者采访当地村民了解到，书记所说的那块商业用地实际是高塘村旁的一块空地，从开发农民新村起，已圈在那里闲置多年，是否卖得出，有待观察。 (6)别墅式农民新村成了教训。 记者在当地的采访引起了英德市委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英德市委政策研究室邓主任和英德市一市委常委见到记者时表示，政府号召农民建别墅新村，本意是好的，在该市并没有领导以此为政绩而升官发财。针对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留下的“后遗症”，记者与其进行了对话。 记者：兴建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据说是为响应政府的号召? 邓主任：英德市当时是有这方面的文件精神，主要是配合农房改造。当时，高塘村在当地收入还是较好的，就选择在该村搞农房改造试点。不过没有注重实际，搞大了点。但政府没有一律强求，高塘村至今还有近十户没有建别墅，仍住在高塘旧村老房子里。 政府号召兴建别墅新村，虽没有搞工程招标，但工程具体事务是由高塘村主任杨学德自行组织的，以开家长会形式自己买建材，比较民主。许多农户有困难，基本都是借钱贷款，向包工头赊建材。为了建好这个样板农民新村；市政府为这42户农户搞优惠免收措施，市建委设计院免收设计费和报建费，政府还调拨了水泥。 在英德市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兴建之后，当地政府就有了一些经验，接着兴建了裕光农民新村、冬瓜岭农民新村、刘屋农民新村。另外大站镇政府也搞了一个，虽然农户也存在欠债的问题，但相对来说农民是量体裁衣，视能力而行，不过都没有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搞得规模好。 据邓主任介绍，英德第一个别墅式农民新村遗留下的一些问题，都成了市委、市政府现任领导班子的经验和教训，近两年不再号召兴建形式上的别墅新村，村民要不要建别墅，视村民经济能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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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6年3月8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几位基层工人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工资情况，有的月薪只有四五百元，有的刚刚过千元。 如何提高工人收入?几位来自政府部门的代表表示，职工工资应与企业效益挂钩，从政府角度讲，帮助企业完成从接受“输血"到主动“造血”的转变至关重要。 江苏徐州矿务集团公司矿工戴兴旺代表：500元。 “2月份我拿到的钱就500元。”戴兴旺代表告诉记者，“虽然我工资应该有1100元，不过扣除各种保险、费用以后，拿到手的就只有500元，这已经包括了单位给我的300元补贴。”49岁的戴兴旺是江苏徐州矿务集团公司一名矿工，曾经下井采煤20年。黑龙江省哈尔滨电机厂冲剪分厂工人郑春林代表：800元。 “纯粹就是体力劳动，有时一天下来满头大汗，就是一个字：累。”“现在感觉不少工人的付出与所得都不成比例，因此最希望的就是工人的工资待遇能再高点。”郑春林代表告诉记者。 32岁的郑春林是黑龙江团最年轻的两位女代表之一，也是该团最基层的工人代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发材料”——将粗粗的钢丝绳穿过重达数吨的钢板卷材，然后将钢丝绳的吊环挂在吊车上，将这些钢材发往厂里各个需要钢材的部门。 郑春林说，刚到材料科的时候，她每月的工资只有600元钱，去年提高一次后，现在达到800多元。即使加班，也只有200元奖金。 某一线职工代表：400元。 “不瞒你说，我一个月才400多元。我女儿能上大学，完全是因为有我兄弟姐妹的支持。”提到自己的收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表告诉记者。 这位代表说：“老板曾当着我们工人的面说我们就是被雇佣者。我们一天上班十几个小时，可连‘三个一’(喝一杯水、吃一个包子、上一次厕所)的要求都没满足。” 四川省成都市公交集团公司热线服务中心接线员周屏代表：1000元。 “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条我最关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35岁的周屏代表每天的工作就是接电话，解答乘客的问题。她的月薪是千元左右，这在公交公司属于中低收入水平。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二机床集团铣床制造厂马恒昌小组组长孙普选代表：1300元。 53岁的孙普选代表说，在目前这个岗位上，他已经干了14年，他的工作就是领着工人生产轴件套件，生产任务多时，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临时工、合同工的工资只有五六百元，虽然我的工资也很少，但看到这些人，我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材料二 北京公交司机小王每月工资1200元左右，他离休在家的老爸则每月可领退休金1800多元。小王常常抱怨“上班的不如退休在家的”。 24岁的张林分配到电业部门工作1年不足，每月工资将近4000元，而某国营机械厂的王总经理工资奖金加到一块还不到3500元。 “这些现象只是我目分配制度不合理的局部表现，因此，讨论、多年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迅速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社会保障的张研究员说。与此对应，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 材料三 据《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了解，山东济宁市电力行业的平均工资3000多元，并且职工还经常得到企业发放的名目繁多的奖金。而济宁市职工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有的行业很多在1000元以下。当地职工能在电厂、电业局工作绝对是件体面而光荣的事情。 2006年2月2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非常接近红灯区，随着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将面临着严峻挑战。 社科院张研究员说，我国电力、邮电通讯、铁路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属于典型的行政垄断行业；而石油、石化等行业则属于自然垄断。惟有在这些行业打破垄断，才能实现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才能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 “我国前几年的分配秩序杂乱无章，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张研究员认为，由于经济形态、资产归属的多元化特点，加上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的影响，我国的分配秩序可以说蔚为壮观：有的公司老总年薪几百万，有的公司董事长工资开不出来；有的企业一年发14个月的工资，有的学校老师一年发8个月的工资；有的民工打了一年工最后领不到工钱，有的国家官员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巨额非法收入；有的在校学生兼了几份工作，有的家庭全家下岗待业；有的私营企业分配制度透明合理，有的国家支柱企业分配制度黑暗混乱。 材料四 “我们的收入确实是中上游的，福利等各方面比地方上的企业强多了”，中石化南方某大型炼化企业高层说。在这家公司，普通工人一年的总收入是5万元，科级干部每年8万到10万元，处级干部每年17万-18万元。 这几年为了提高效率，这家炼化公司有超过20%的工人下岗，但是工资总额没有改变，“这样下来，在职职工的工资又涨了一大块”。而电力企业的一般员工年薪8万元到10万元，中层干部20万元以上，工资条以外还有很多隐性收入，比如电话费、交通费、招待费和午餐费等，总额可能与工资差不多，但走的是企业的成本，比如买车就给每月3000元的汽油补助，用汽油票来入账。 一位与电力系统常有业务往来的业内人士说，电力行业从上到下，普遍收入都很高，而且各种补贴名目繁多，用电有电补，冬天有取暖补贴，夏天有降温补贴…… 2005年，中石油净利润1334亿元，是亚洲最赚钱的上市公司，而电力系统今年一季度利润增幅超过50%，达到了210亿元。 早在2004年末，国家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发布的《中国居民收入年度报告》就曾指出，一些垄断性较强的企业集团依靠多年国家投入形成的雄厚基础和垄断优势，将超额利润以各种形式转化为工资或工资外收入，但缺乏真正的分配激励和约束机制。 国资委企业分配局2005年完成的一份内部报告也曾指出，中央企业人工成本增长较快，存在着超分配的苗头。同时，中央企业相当部分带有垄断性质，其实现效益并不完全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 材料五 2006年5月4日，第三届中国薪酬管理高层论坛在苏州开幕。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演讲时指出，企业分配和薪酬管理改革关系职工切身利益，随着改革力度不断加大，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企业工资分配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具雏形，但当前我国企业分配及薪酬管理中还存在较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轻纺、建筑等领域部分行业的职工工资平均水平偏低。他举例说，北京市去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为32808元，但是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以及纺织业、服装鞋帽制造业、塑料制品业、保安服务业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只相当于这个平均工资的30%左右。 其次是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有关调查显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农民工工资绝大多数在600元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GDP年增长率平均20%以上，农民工工资近12年来仅增长68元。同时，农民工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严重，由于身份不同，不少企业农民工劳动报酬与同岗位城镇职工工资相差1倍左右。 第三是部分企业拖欠工资的现象仍然存在，企业主欠薪逃匿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 第四是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按细行业分组，2000年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21342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4535元，二者相差4.71倍；2004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5052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6718元，二者相差7.52倍，4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1.6倍。而在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此外，部分企业内部分配关系尚未理顺，使薪酬激励作用大打折扣。步正发说，当前部分国企高管人员、关键岗位和重要岗位人员收入偏低；部分国企同职级不同贡献人员收入差距未拉开；也有少数国企高中层管理人员收入偏高，与其他人员收入差距偏大。此外，一些脱胎于国有企业的公司，其内部分配关系也或多或少存在与国有企业同样的弊病。非国有企业的不少高管人员与其他员工收入差距偏大或过大，许多民营或私营企业部分中低层岗位员工收入过低。． 全国人大代表、工行甘肃省分行行长赵鹏认为，规范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防止在起点上就造成收入差距过大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与一般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出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劳动力贡献没有得到市场充分认可，分配中“重资轻劳”和“重管理者轻职工”现象严重。因此，对市场无法解决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政府就应该采取措施进行干预。 材料六 “国有单位分配秩序混乱、垄断行业不合理高收入的现象仍然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告诉记者，一些垄断性较强的国有企业集团，依靠多年国家投入形成的雄厚基础和垄断优势，将超额利润以各种形式转化为工资或工资外收入，但缺乏真正的分配潋励和约束机制，职工平均货币收入及福利等，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实教授长期跟踪研究居民贫富差距。他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根本原因是体制转型太慢，社会资源、政策分配不均衡，市场竞争不公平，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掌握的社会资源、财力去垄断市场和影响政策，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其社会负面效应将会不断增大。 党的十四大以来，分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及分配机制。这种分配制度的核心是效率优先，体现了市场法则。虽然制度兼顾公平，但是很多地方搞成了丛林法则的翻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的分配体制内十分流行“能者吃肉庸者喝汤”的观念。最后竞然出现能者吃肉庸者汤也喝不上的现象。 社科院张研究员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极需发展经济，效率优先毋庸置疑是对的。但是，当厂长年薪百万，工人月薪几百的现象持续很长时间，当东部地区实现小康而西部却温饱也不能解决，社会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为什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社会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重要条件；要通过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二、给定资料 1．如果仍然在做中介，王明虎(化名)现在应该是最忙的时候。 2007年3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杂货店店主王明虎坐在一家茶馆里，和几个朋友悠闲地“斗地主”。 “没法做了，”王明虎感叹，“我本身赔了钱，再说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了。” 2004年春节前后，经朋友介绍，王明虎结识了他的上线，开始做起中介生意。成为中介要求并不高，有熟人引见，再押两万块钱在上线处就可以“营业”。 王明虎做的是二级中介，他还发展了十多个直接与买家打交道、负责填单收钱的一级中介。“把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王明虎说，“我父亲就在帮我填单。” 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电脑就是王明虎的全部工作用具。开码之前，王明虎就守在电话旁，记录下每个填单员收到的下注，再用电脑汇总统计出每个号码上各有多少投注，最后将汇总统计传给自己的上线。 王明虎的“生意”一度做得红火异常，他手下有十多个填单员，“岳化地区基本上都在我这里买，每一期大概能收到20万到30万元的投注”。 上线给王明虎的抽头是10%，也就是说，他每期可以净赚2万到3万元。但除此之外，王明虎说他还有“更妙的赚钱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是做“平均单”。王明虎举例说，平均每个号码上投注为1000元，那么他就在每个号码上私自拿掉200，总共将近1万元。如果当期没有人中奖，那么这1万元他拿得神不知鬼不觉；即使当期有人中码，他也只需要额外赔付8000块，仍然净赚2000。除此之外，如果看准一组号码，中介也可以挪用买家的投注转而为自己下注：或者拿准了哪些号码肯定不会出，就直接把这些号码上的下注扣留。但这些都是“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做法，关键是要看准”，王明虎说，“否则会很惨。” 比起云南和贵州，“六合彩”进入湖南的时间要更早。《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从湖湘到云贵，其实暗合地下“六合彩”的西进路径。 据王明虎回忆，2003年岳阳邻近的平江县就开始有人买码，随即传播到周边的岳阳、郴州、娄底以至湖南全境，还越过岳阳向北，进入湖北境内。 在红火了一年多之后，王明虎的“生意”从2005年开始滑坡。码民输钱越来越多，很多人没钱了，开始赊账，“后来根本收不回钱”。 王明虎的朋友徐霞(化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大家钱都输光了呗”，徐霞说。从2004年到 2006年底，两年多时间，她输掉了将近30万元。 徐霞和丈夫都在电站工作，家底尚属殷实，在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之后，她终于决定收手，“再玩下去肯定就要拉债了”。 徐霞回忆，2004年最火爆的时候，一群输疯了的码民甚至跑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要求市政府透露“特码”。原因只是因为一条小道消息，“据说市政府为了打击六合彩，专门组织专家对六合彩进行破解”。政府官员哭笑不得，几经解释，才把人们劝走。 而王明虎在2006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在有一期开出大奖之后，他的上线卷款消失了。愤怒的中奖码民把他团团围住，威胁要取他性命，王明虎自掏数十万发奖，“以前赚的全赔回去了”。 2006年春节云溪当地警方在一次打击“六合彩”行动中，王明虎的父亲被抓，“可怜老头子在看守所过了个年”。从看守所把父亲接出来后，王明虎下决心不做了。 如今王明虎和徐霞都收手不干，却仍忍不住时常关心码数走势。3月21日，在茶馆里的王明虎向昔日的“同行”打听了一下，“这一期又火爆了”。他说，恐怕很多人要失望，庄家们也很清楚形势，对很多投注根本不接，这一期甚至会提前封单。 “很久没出现这么火爆的场面了”，王明虎回忆，“六合彩”最火爆的时候，岳化地区的餐饮娱乐一条街曾经特别兴盛，“当时有人开玩笑，‘六合彩’带动了云溪休闲娱乐产业”。 但是现在，走在曾经火爆的餐饮娱乐街上，几乎看不见多少食客。整条街空荡冷清，异常萧条。“大家都没钱了，还来要么子哦。”一家歌厅老板如此感叹。 “六合彩”像水蛭吸血一般抽干地方经济，据湖南省岳阳市城调队2003年的调查结果，10个调查地点共有100多万人次参与了地下“六合彩”赌博，参与人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国家干部，其中农民占多数。每注赌资5元、10元、50元、100元，直至上万元不等。 在乎江县，11个乡镇40多万人次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花费2000多万元血汗钱。仅 2003年4月3日，村民买码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仅2003年岳阳全市直接外流资金已达三四亿元。 “‘六合彩’在湖南基本上已经快折腾到头了。”王明虎感叹，“该卷走的钱已经卷得差不多了。我跟一些以前的同行问过，现在重心在向西部转移。” 2．押“单”还是押“双”? 这是云南镇雄县18岁的高三学生顾云贵正在苦苦思考的问题。 在3月22日晚上8点30分香港赛马会开出2007年第035期六合彩的特别号码之前，有无数的中国内地“码民”像顾云贵一样，在绞尽脑汁地抉择。 自第029期开出“20”号以来，已经连续6期开出双数。从1到49，每周3期，每期开出一个号码。下注的码民可以押任何一个号，也可以押单或者双。庄家把49个号码又分成红、蓝、绿三种波色和12种生肖，买家可以按波色或生肖下注。下注金额不设上限，赔率1赔40，“我想靠这一把翻身。”3月20日，在阴昭的出租屋里，顾云贵坐在床沿，两眼放光。“连续6把双了，这一把可能是单。” 从2005年底开始买六合彩以来，中学生顾云贵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输光了学费和生活费，几乎向每个亲戚朋友都借过钱，还欠下庄家数万元巨债。“我总共输了有将近6万元”。 买第一笔六合彩的时候，顾云贵正读高一。他还记得当时下注的金额：10块钱。 几乎是一瞬间，“六合彩”就自相邻的贵州突然闯入了镇雄人的生活。“走到哪里都听得见讨论特码，村里人都在买。”顾云贵说。 “1块钱能中40块!”在向顾云贵讲解规则的时候，一个买过六合彩的同学这样强调。他给了顾云贵一个“中介”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通过“中介”就能下注。 买“六合彩”时，买家并不能接触到庄家。报号，下注，押中之后收钱，都是通过庄家手下的中介进行。众多的中介搭建起广泛的销售网络，庄家则隐身其后。 同学介绍给顾云贵的中介，其实就是学校门口的一个小百货店店主。学生们经常去这家店买东西，如今店老板又“兼职”做起了“六合彩”。类似这样的中介，三年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在镇雄县城遍地开花。 顾云贵用一天的生活费下了第一笔注。他研究了从同学那里拿来的密单，一张薄薄的A4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一些据说能够透露“玄机”的数字和含义晦涩的诗句。顾云贵像做数学习题一样揣摩良久，又和同学交换意见，最后敲定了一个数字。 在等待开码的日子里，顾云贵从同学那里听到了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村民头天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第二天他就把家产都押在了这个数字上，结果他中了大奖发了大财。 “下100块就能中4000块，下1000就能中40000。”顾云贵说，“谁不想去试一下? 我1个月生活费才两百多块，中一下几年都解决了。”等待开码的那两天，关于发财后要干些什么，顾云贵设想了很多。 尽管第一次下注的10块钱打了水漂，但却激发起了顾云贵钻研“彩经”的决心。 第一次中奖来得很快。没过多久，顾云贵押中了一次生肖。一组生肖4个号码，每个号码下注100，除去400成本，“算下来赚了三千多块钱”。在校外的饭馆里，顾云贵摆了、桌；请十多个同学吃饭。在同学们的赞叹声中，顾云贵自豪地认定自己找到了成功之路。 从此以后，下注越来越大，却“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去年三四月间，顾云贵连续数期押单，一个多星期里输掉了9000多块。 在此之前，顾云贵在老师们眼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成绩常年保持在年级前十位，尤其擅长化学。“我以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化学家。”顾云贵说。 事实上从高二起他就没有读书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化学梦”；他把父母给的学费全部投进了“六合彩”，还包括父亲给他考驾照的2000块钱；他向几个亲戚都借了钱，还欠了一个庄家将近两万元的债。 2007年春节过后，一个“六合彩”欠债者的小孩被人劫持，挂到县城中心一座过街天桥上，直到买家拿钱换回了孩子。刚好路过的顾云贵在人丛中目睹了这一幕，他吓坏了，“我欠了那么多钱，他们会把我怎么办?”他赶紧悄悄搬到了现在的出租屋里，断绝了和以往几个相熟中介的联系，白天睡觉，晚上才出门活动。他也不敢回家，只是偶尔和弟弟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 他仍在关注六合彩，只是实在缺钱，很少下注。但现在，在连续6期出双，连续12期出红蓝波色之后，顾云贵觉得机会又来了。“出单和出绿波的可能性很大，押中了我就能翻身”。 但问题在于，由于欠债和“消失”，顾云贵在中介和庄家那里都失去了信誉，而且他没有现钱。他需要寻找能信得过他，并且愿意记账的中介。 与顾云贵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川味”饭店老板娘李云(化名)，“连续6期双，从现在起包单，运气不太差的话，坚持两三期就能赚。” 李云的“方法”其实更像是“教训”。她曾经玩得很大，饭店是今年刚开起来的，在开饭店之前，她经营着一个运输车队。 “那时候买得大，”李云回忆说，“输多赢少，输起来快得很。”每当开码的时候，李云就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坐立不安，“一会儿手脚冰凉，一会儿满身是汗，等码那段时间最难受了。” 号码一开出来，李云就开始算：“赔出去一辆面包车了”，或者是，“又赔出去一辆卡车了”。 在车队还剩下两辆卡车的时候，李云收手了。她卖掉了车队，租下现在的店面开起了饭馆，生意不错。“看准时机”的时候，也下点小注。这一次，她准备“一个号投100块钱”，24个双号，合计下注2400块。 “下注要赶快。”李云说，“好多人都赌这期单，晚一点庄家就不接单了。” 顾云贵和李云只是整少镇雄及相邻县乡无数码民中的两个。在镇雄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相见不问好，开口说生肖，上期已出牛，今日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 而镇雄某中学一名学生做的一次调查显示，随机发放的100份问卷中，有92名学生承认自己曾经买过“六合彩”，94名学生承认家人和朋友中有人在买“六合彩”。 在镇雄以及相邻的贵州毕节，“六合彩”正呈泛滥之势。根据《毕节市公安局打击六合彩赌博活动的情况汇报》，仅毕节就有6个乡镇26个村出现“六合彩”；其中与云南镇雄相邻的清场镇有 9个村54个村民组1000余人涉赌。 “毕节一定要守住，不然就要向整个云南和贵州扩散。”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喂猪养牲永受穷，不如特码来翻身。”这是镇雄县以勒镇庙梗村农民陈章仁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今年2月，春节刚过，55岁的陈章仁在家中吞下一包毒鼠强，随即死亡。这个指望“特码翻身”的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身后留下7万多元欠债。 在庙梗村，买码输钱的并非只有陈章仁一个。“你看看山上抛荒的地，”村干部朱绍华愤怒地说，“都疯了，地也不种了，猪也不喂了，就指望买码翻身尸 但陈章仁们自有充足的理由，“种地能赚多少钱?”在庙梗，一个农民给自家算了一笔账：4亩地，山地贫瘠，一年收2000斤麦子；再种点苞谷，一年也就1000斤；山地上种不出菜，唯一能长的洋芋，挖出来只有拇指大小。“除了自己吃的，也就刚刚够化肥钱，养猪都不够饲料。” “太穷了，”村干部朱绍华说，“也怪不得大家都做发财梦。” 在当地农村，“六合彩”销售旺季就是春节。外出打工者春节回家，带回一年的辛苦钱，不少人却希望买码发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输。”朱绍华说，“好多人输得精光，过完年再出去挣一年辛苦钱。” 而在湖南岳阳云溪近郊的农村，“六合彩”则成为了村民们最重要的娱乐，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云溪，有印刷精美的码书码报售卖，彩版印刷，除了所谓的“天机”，还刊登着一些笑话、小故事和生活常识。码民们习惯像每天看报一样忠实地阅读码书。 甚至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受到了码民的追捧，各地追捧的节目又有不同，黑龙江喜欢“每日农经”，福建码民分析的是一款厨艺节目，而广西码民追捧当地《南国早报》，这份售价5毛的报纸，曾经被炒到10元一份，“因为里面透着玄机”。 “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现在好了，还真有个事情可以研究了。客观地说，很多人从这个里面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中学老师杜震(化名)说，每期开码前，大家甚至会聚到村小学的教室里，畅所欲言，集体讨论，“热闹非凡，其乐融融”。 “甚至有老年人说，好像又找到了当年过集体生活的感觉。”杜震说，“现在农村确实一盘散沙，旧传统差不多都丢了，互相之间都很少走动。六合彩一来，居然大家又聚到一起了。” 岳阳当地反“六合彩”组织的发起人李许对此深有感触，他自己的爷爷就是码民，但李许却不忍心去劝阻自己的爷爷。“他就这么点娱乐了，”李许说，“就像一个故事里说的，环保志愿者看到山民们在山上挖野菜吃，明知道挖野菜会破坏水土保持，但又不能进行劝阻，因为野菜是山民们唯一的食物。 3．2005年下半年以来，江西萍乡市坚决执行地下“六合彩”露头就打的部署，“痛下猛药治沉疴”，多管齐下加强综合整治。其中，运用金融杠杆狙击地下“六合彩”更是起到了坚壁清野的显效。 市农村信用社、农行等金融机构加强了调查研究，对农产动甩生产经营周转资金和储蓄存款买彩的，积极予以规劝、解释、制止。此外，其市束紧“信贷”口子，建立跟踪机制，切实防范从银行机构挪用贷款买彩的行为，一旦发现客户染指买彩，马上追缴清贷，保证信贷资金安全。金融机构还把鼓动、支持、参与地下“六合彩”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视为“污点客户”，并作出再不发放贷款、不开设新的账户、不提供金融服务的惩戒。金融杠杆的及时介入，截断了私彩者的财源，为萍乡市打击地下“六合彩”提供了有力支持。 4．2006年3月以来，湖南临武县为加大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力度，以公安部门为主，联合纪委、监察局等部门，广开思路，在全县106个县直单位和22个乡镇聘请信息员，建立信息员举报奖励制度，广泛收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在打“六”行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针对地下“六合彩”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在农村活动猖獗，各乡镇自行发展积极分子，并将提供较多有效信息的积极分子聘请为打“六”信息员，信息员由所在辖区打“六”领导小组集中管理，以便统一收集整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协助进行打击。 实施打“六”信息员制度，对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起到了震慑作用。此前规定，一旦发现有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地下“六合彩”，由公安机关依法严惩，同时还将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规处理，并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目前，已有两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参与地下“六合彩”后，经信息员举报受到查处。 截至8月，全县共有举报地下“六合彩”的信息员200余名，为公安机关提供打“六”信息 1000余条，为此查处地下“六合彩”赌博案件76起，抓获涉案人员142人，其中协助破案的信息 45条，协助破案29起，占破案总数的38%。 5．李许，男，20岁，湖南岳阳某村农民，自称民间致力于反对地下六合彩的“第一人”。李许反对地下六合彩最好的武器就是网络。他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包括媒体的报道，也有身边的案例。“这四个月来，我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参考研究了约5000篇与地下六合彩相关的文章，使用百度、Google搜索次数达800次。” 目前李许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才能根除地下六合彩?他提出的办法是：“从人性尊严上真诚教育他们。”真诚教育农民关于地下六合彩的危害性；地下六合彩的欺骗性；通过地下六合彩致富是不太可能的事；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致富，不劳而获，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他打算写一本叫《地下六合彩“特码”揭密》的书，能够面向农民、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农民、小学生一看就会理解。当然也会包含一点通俗的“学术元素”，以便能与知识分子沟通。关于这本书，李许希望凡是读过书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此不再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了，甚至再也不参与其它赌博活动。 地下六合彩在中国的覆盖人口超过7亿，覆盖区每产一册，作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课外读本，及部分地区作为预防读物，估计有1.5亿册的市场。李许计划与相“官”部门合作 (采购)，发行超过1亿册，免费送给中国最广大的码民阅读。“一定要达1亿册，全民禁码!”李许这样说。 对于余下的2/3，李许希望自己在网上创建的“抗地下六合彩联盟”网站能够吸引大量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到基层农村进行“耐心真诚教育”，以及出版发行戒除地下六合彩赌博的“戒码报”，在香港六合彩开奖日发行，免费发给中国余下的2/3码民阅读，以此来进行“循环耐心真诚教育”。对于地下六合彩庄家，李许同样提倡进行真诚教育：人之初，性本善。“真诚教育从事地下六合彩庄家骗取钱财，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地下六合彩这个魔鬼从中国赶出去，永远地赶出去!” 正是由于意识到地下六合彩背后体现出的人性，李许才试图通过“真诚教育”来感化彩民。 6．国际上，在研究彩票发行的福利效果时，普遍的方法是比较发行彩票取得的公益金给按收入、种族或教育水平等标准划分的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收益，与这些阶层用于彩票的支出之间的关系。 学者Borg对美国伊利诺斯州1984年9月至1986年3月间，518位一次性中奖超过600美元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当时该州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研究发现，购买彩票越多的家庭，收入越低，其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越小。这意味着彩票作为一个桥梁，将穷人的钱用来供富人的孩子上学。并且，将彩票公益金用于教育经费时，其他用于教育的基金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就产生了完全的“挤出效应”。 Borg与人合作，在2004年又进一步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利用彩票公益金实施“光明未来奖学金”的情况，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彩票作为一条渠道，将资金从穷人反向转移给富人。 Borg表示，这是不公平的。 我国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途径在不断地改变，由过去主要用于福利和体育事业，转向为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基金。2002年，这一比重为27.4%，而到了2006年，则接近50%。当年福利彩票交给中央财政的75亿元公益金中，直接由民政部用于福利事业的仅有6亿元，其余69亿元全部用于社保基金。 7．在公立彩票发展的同时，地下私彩——城市中的地下赌球，农村中的地下六合彩——也迅速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与政府打击不力和公立彩票的不完善直接相关。 一些地方领导觉得地下六合彩问题不足为虑，认为老百姓没钱赌，地下六合彩也就自然消失了。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执政心态。 足球彩票的发行，虽然经过长达3年的所谓论证，但只是简单复制国外足球彩票玩法，结果导致问题多多。2002年世界杯期间，体育总局竟然发行了“中国、巴西、土耳其”同进八强这样不可能中奖的彩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彩民的感情。 雪上加霜的是，随后的赛季，由于英超版权之争，足球彩票选择了激烈程度小、中国球迷所不熟悉的法甲和德甲。此时，已熟悉盘口、赔率的足彩彩民，被激发的需求在公立彩票这里得不到满足时，转向地下赌球也就自然而然了。结果是此后足彩销量一路下滑，地下赌球却日渐猖獗。实际上，足球彩票为地下赌球做了一次极好的免费广告宣传和参与者培训。 应对地下私彩，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当放开博彩业，理由是“与其民营，不如官办”。但实际上我国彩票业一直实行的是“向右拐、打左灯”的策略，尽管名义上没有放开博彩业，但实际上却早就开始发行打着彩票外衣以取得“合法”身份的各种博彩品，如排列三、3D、足球彩票和中福在线等。 还有人提出，应当提高公立彩票的返奖率。但50%的返奖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标准，有的国家甚至更低，如意大利的足球彩票返奖率仅为38%。事实也证明，中国足球彩票返奖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65%以后，销量仍然下滑。
长年在外经商的老陈，老家在S县高山镇小楼村。一年前，老陈和家人商量后，向村里提出了建房申请。“我今年68岁了，在外打拼大半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乡将危旧老屋翻盖成新房子。”老陈说。旧房新建进入实质性操作，村里的土地协管员谢珍上门和老陈仔细沟通起了建房流程。“近几年农村建房出了新规定，面积不能超过120平方米，总高度不能超过14米。此外手续要全，审批要过，建设过程中也不能出半点岔子。”谢珍对老陈说。以前在S县，只要邻居没意见，农村的房子几乎是想怎么建就怎么建，因此，农村自建房“两违”（违法违规占用破坏自然资源和违法违规建设行为）问题不少。2021年起，S县开展农村自建房“两违”问题集中整治，由县主要领导挂帅，并建立五级网格员巡查机制，对建房的前、中、后期实施全程监管。谢珍将老陈一家的户口本、身份证、建房申请等材料一一收上来，仔细核查建房是否符合“一户一宅”、村庄用地规划等建设要求。资格审查通过后，村里召开村“两委”会议审议，四周邻居无异议后签字按手印，审议结果要在村里公示15个工作日。之后，所有材料提交镇政府审批。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老陈终于盼来了他的施工公示牌。半米见方的施工公示牌上，房屋建设人、建筑红线图、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平面图等信息一一在列。把牌子往门前一立，老陈喜笑颜开，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房子开始动工了。早年，老陈也干过房屋建设工作，可这次他毫不犹豫地请了个专业的建筑工匠。“建房是大事，不能马虎。”建新房，老陈做足了功课：“现在的乡村工匠都得经过培训，持证上岗。找他们建房，安全和质量都有保障！”曾师傅是老工匠出身，从事房屋建设30多年，在村里口碑不错，半年前又重新走进课堂，参加了县里组织的乡村工匠培训。学完培训班的课程，曾师傅领到了工匠培训证，证书上“安全规范”四个字格外醒目。老陈这次找了他负责施工，两人就建房细节和设计图纸前后沟通了四次。图纸一出，双方签订施工合同、安全质量承诺书。“往后，在房子建造的安全和规范方面，我就是第一责任人。”曾师傅说。隔三差五，老陈就会在工地上碰见镇、村干部和村镇规划建设执法管理人员。一打听才知道，县里对新建房的监管有新规定，明确相应干部必须在建房过程中“四到场”——宅基地申请审查到场，批准后丈量放样到场，施工关键节点巡查到场，竣工验收到场。村党支部书记老林来的次数最多，对本村建房中的问题，老林要发现在第一线，解决在第一线，不能解决的，要及时上报镇“两违”办处理。在现场，老林一看安全是否达标，二看建房每一步是否符合规定。“建房要审批，施工要挂牌，无牌必停工。”写在村里墙上的这句标语，人人都知晓，老陈知道，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村里有户人家，就因为建房不规范，公示牌被收走，整改后才重新开工，一拖就是几个月。一阵鞭炮后，老陈房屋主体结构终于大功告成。随后，质量验收机构对照着原先的施工红线图、平面设计图，开展竣工验收。拿着尺子和测绘仪，测绘人员丈量房屋面积……全部指标合格后，带着验收报告的老陈，到县里的行政服务大厅办手续。捧着刚刚到手的新房产权证，老陈激动又感慨：“房子顺利竣工不容易，今年可以搬进新房过年了，全家都高兴！”质量、安全各方面达标后，老陈的新建房被纳入S县房屋结构安全监管范围。“经过标准化改造，危房变新房，老陈建房的故事，就是S县自建房建设走向规范的一个生动缩影。”县住建局负责人说。
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2005年5月20日下午4时，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大街一所小学门前。黑压压站满了等着接孩子的家长。一年一度的择校大战开始以来，这里的空气中似乎充满了火药味。 “家里有人没?拿多少钱?”几个家长围在一起，压低声音，相互讨论着择校的话题。听说记者来了，家长们都推脱着散去。一再恳求并得到不署名的保证后，李女士和记者聊了起来。她一脸无奈地说，由于孩子成绩一般，只能走择校一条路了。“择校的钱是不能少的。择校费加上托人送礼，我准备了6万元。” 据李女士介绍，6万元是这所名校公开的“黑市价”。“专门有人凭着关系靠介绍择校发财，事办成了自然要感谢人家。不成的话钱也会一分不少地退回来，很讲信誉。”据了解，沈阳市民目前的年人均收入为8000多元。也就是说，一个三口之家、夫妻双方都在岗的普通市民家庭，要近4年时间不吃不喝，才能凑足这笔钱。 材料二 一位校长向《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透露，省内某知名中学初一今年计划要招多个班级，其中除了够择校分数线的学生每人交2万多元的择校费外，其他不够择校分数线的学生按照学校划分的分数段交钱，“只要肯交钱，就能上学。每位学生除了巨额择梗费外，差3～10分，交2.4万元，每差一个分数段，多交5000元钱，以此类推。” 2005年8月19日，管城区一位为孩子交了5000元择校费的家长李晶说：“真是很神秘呢，我们自己交还不行，必须把钱给所托的朋友，让他去交，他出来了告诉我们一句话，孩子24日可以来上学了。这学校最后连白条都没有给我们打。” 材料三 连日的绵绵阴雨并没有打消许多上海家长择校的热情。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进入一个好学校，他们在各名校间往来穿梭。“出点赞助费能进去已经很不错了，就怕有钱没地方要。”一位家长向记者抱怨。 钻“就近入学”的政策空子，一些家长想方设法，托关系、攀亲戚，把孩子的户口甚至全家的户口转到离名校近的地区。比较常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倒挂四老家”，即家长自己有住房，将户口挂在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家，这是因为老人家附近的学校是名校；二是“挂入亲朋家”，有些家长将孩子的户口迁入姑妈、舅舅或朋友家中。 实在没门路的，只能狠下心来，顶着一路飙升的价格在名校附近买房。一位家住浦东新区的家长最近在卢湾区一所小学旁花40多万元购置了一套只有35平方米的二手房，就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就近入学的正当理由。由于房子小，一家三口没法同住，只好由孩子的外婆担当起照顾起居、负责接送及监督学习的“陪读”角色。 上海市教委网站前不久进行了一项调查，对“孩子进入就读学校是否交赞助费”问题，有46.76%的家长选择“是”，35.59%的家长为孩子选择的学校是“非户籍所在地，自己选择的学校”。 材料四 据了解，“择校费”已经成为民办学校和一些公立学校主要的收入来源。 有报道说，2002年，北京市近800所中学就有200多所在靠招择校生增收，年择校费超过10亿元；小学的择校价码也不示弱，海淀、西城、东城三区，稍有名气的小学择校标价已升至5万元以上。在一所著名的寄宿制小学，除一年9000元的寄宿费，从小学到初中9年还要交7.7万元赞助费。新华社的一篇报道称，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要花这么多钱，在世界各国都绝无仅有。 一位学校领导告诉记者，“赞助费”是提高学校老师福利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赞助费”，学校维持下去都很困难。另外，学校待遇好，自然会吸引来优秀教师，良好的师资又会带来较高的升学率，高升学率正是学生家长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巨额“赞助费”似乎是孩子不走邪路的保证。一个民办高中的边老师对记者说：“我们学校的外地生源多，他们的父母多是做跨省生意甚至跨国生意的，根本不能照顾孩子，有的孩子已经3年没有见过父亲了。有的家长把孩子宠坏了，根本管不了孩子，只要学校能管住孩子，多少钱也肯花。” 正因为校方和家长都存在着相应的需求，所以“赞助费”一直存在。尽管有关教育部门对每个学校招收择校生的名额严加控制，但是愿意交“赞助费”上“名校”的家长，不抱怨要交的钱太多，只担心自己没有门路。 材料五 教育部明确规定，城镇子女上学采取就近入学的原则。这一原则现在受到“择校风”的挑战。而“择校风”的盛行，进一步加剧了学校生源“饱"与“饿”的两极分化。 北京一所著名的实验小学，家长为把孩子送进学校，想尽办法把户口迁到所在“片”，造成学校所在学区学生人数猛增。每到开学，又有大批家长前来，要求让孩子入学。为挤进校“门”，家长费尽了苦心，少则交二三万，多的五六万，就这样，还要看孩子的成绩以及领导部门“条子”的软硬。 提起择校，一些学校的负责人也是头痛不已。他们解释说，学校不是生活在真空，有些领导部门的条子不能不照办。事实上，在个别中小学；有的班学生人数已达80人甚至上百人，上课的感觉和在大学的阶梯教室没有区别。在如此多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属于“照顾”的择校生。 一位在中央直属机关工作的傅先生说，谁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国家提倡“就近入学”，但我孩子那所名校大约七成学生是收费生，这还叫“就近入学”吗? 当前，一些城市通过“电脑摇号”进行招生，目的是想淡化学生家长的择校观念，给学生提供一个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同时也为普通学校保护一些生源。 石家庄市一所“国有民助”中学，教育局按照每个班45名学生的数额进行了电脑摇号，分到该校的学生为360人。但事实上，摇完号不久，各种各样拿条子的人前来，学校因此又多招进400多人。 材料六 “上个好初中，还不是图将来能上好高中、好大学!”几乎所有的父母都这样说。也就是说，高考的“阴影”已经“延伸”到了这些十一二岁、刚刚懂事的孩子身上，本来负担不轻的他们由此“雪上加霜”。 “照这种办法上学，孩子的天赋和爱好很容易被抹杀，培养出来也容易‘千篇一律’，”一位张女士打来电话说。她的孙女现在上五年级，从小就喜欢种花，还喜欢文学。可是为了参加明年升初中的择校考试，孩子从三年级起就上了奥数班、作文班和英语班，目前连周末都没有，更别说其他“爱好”了。 另一位家长表达了同样的担心。她的孩子原来爱好弹钢琴，并且已获得了级别，但为了明年参加择校考试，已有一年时间没练琴了，她真担心孩子的钢琴水平会因此下降。 准备考试的着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家长更着急。一名姓张的家长说：“万一再学不好不就白忙了吗?所以上了的也轻松不下来。这样的学校好学生多，我们得赶快让孩子先补习补习，免得将来跟不上。”虽然眼下正值暑假，记者所到的中学和小学几乎都有学生补课，其中西七路一家中学门口挂满了招生标语和通知，门口还有两家招生单位摆着桌子。 材料七 在不少中小学名校，一间间并不宽敞的教室，几乎全被学生课桌填满，拥挤不堪。记者近日在部分城市中小学名校调查时发现，五六十人以上的班级“臃肿”现象比较普遍，人数最多的达到八十甚至百人。由于班里学生太多，一些老师的精力显得不足，教学因此而“偷工减料”。对于这些名校来说，校园建设跟不上生源的迅速增加，已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更多的普通中小学校，特别是一些厂办子弟学校，却面临着生源不足的困扰。 按照有关规定，学校一个班的生源配置为45人到50人。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在很多学校变成一纸空文。石家庄市第六中学过去是全省重点中学，这所学校目前初中在校生近2000名，班级32个，平均每个班的学生人数超过60人。学校负责人对记者说，学校不是不想采取小班制，由于师资力量、教室数量等有限，面对越来越多的生源，惟一可以变通的办法就是扩大班级人数。如此以来，学校资源日益捉襟见肘，全校已没有一间富余的教室。 石家庄市九中也是一所名校。目前这所学校初中班有87个，平均每班六七十人。学校负责人对记者说，今年学校初一本来打算设20个班，但由于学生太多，不得不增加到27个。 在石家庄市裕东小学六年级一班，记者看到，学生课桌从后墙一直顶到了讲桌，如果要关后门，则需要三个孩子同时起立将各自课桌挪开。紧挨讲桌的一边还有一张课桌，学生们笑着称之为教室“特区”。这所学校每个班的学生已达到所能容纳的极限，而与之相伴的是，学生活动的场所越来越小。 在名校“撑得太饱”的同时，另一些普通学校因“生源不足”叫苦不迭。河北省太行机械厂子弟学校校长李城文说，这所学校小学班编制12个，目前只剩下8个，一个班最多40多个学生，最少只有20个。据了解，目前石家庄市共有厂办中学50多所，大多面临着“生源不足”。 材料八 名校班级的“肿胀”，造成了教师嚷累、家长不满、学生喊挤等多方的不满，教育界人士说，这种状况亟待加以改善。 一位名校教师告诉记者，课堂应该是老师与学生互动，有问有答才能激起学生的学习欲望，那么多的学生，就算每人轮一次，恐怕也得一个月。北京海淀区一位著名中学的老师认为，数学这门课几乎每天都要留作业，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但现在每天光修改作业这一项就让他力不从心。由于工作量大，难免有老师疏忽大意的情况发生。 贵阳一中毕业的一位学生回忆当年上课的情景，至今感慨不已：“当时班上有100来个学生，只好在所谓阶梯教室上课。光线差，人又拥挤，坐后面的就乱成一团，做小动作，大声讲话，有好几位上课的老师都被这样气走了。我的眼睛也是在那时搞坏的，考试复习的几个月，以每月100度的近视递增，有的学生还变成斜视，学校只好采取每周大轮回的换座位法解决。”医务工作者指出，过多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上课，最起码的健康都得不到保证。例如冬天上课，大家挤在一个小教室，门窗紧闭，呼吸那“有限”的空气，既容易传染疾病，又使学生的精神状态受影响。 材料九 教育界人士认为，出现著名学校班级“臃肿”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一所著名学校和一所普通学校，在师资力量、资金分配、硬件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差 别。北京一普通中学的校长说，我们学校一年的经费才100多万元，而某重点中学建一个操场就花了1000多万元，两者根本是没法比的。因为各方面悬殊太大，进一步导致了优秀师资、学生向少数重点学校集中。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城市人口以及外来人口的增加，使得入学孩子的数量骤然增多，而学校建设显得相对滞后。另外，薄弱学校的改造不够彻底也是一个原因。希望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扩大教育资源，尽可能实现小班化教学，使孩子个性和潜能得到发展，尽快改变目前名校班级“臃肿”的状况。 西安市某中学校长忧心忡忡的说，“这种择校现象如果不尽快得到有效遏制，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会不断拉大，导致恶性循环。这样就造成了少部分学生享受更好教育，而另一部分学生则享受不到。择校不仅是对普通中学的不公平，更是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 材料十 “孩子只要到名校就可以成才了吗?会不会因为学习不好而受不到老师的关注呢?”今年赶了六七次场，让孩子参加了数场名校、分校考试的家长关灵，最终把孩子送到了西区某知名中学，她共花去了2万多元择校、请客费用。身为下岗职工的关灵感叹道：“这简直是在赌博，我把下岗后买断工龄的钱全给孩子交了学费，可不知道生性调皮的孩子在那里能不能为我争气。” 一位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孩子去好学校上学，也不一定会有更好的学习环境，因为部分中学用减低或减免费用的办法吸引尖子生，这些优秀学生可以享受到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可对更多的普通择校生而言，他们受到的关注自然要少得多。并且这些优秀学生所用去的教育费用不是凭空得来，如果没有普通择校生交的巨额择校费供养，学校愿意舍本减免优秀生的费用吗? 材料十一 甘肃省社科院社会学家毕可生说，义务教育阶段择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凸显：在小学阶段，学生之间已开始以成绩论英雄，让学生产生“学习成绩不好即差生”、“上不了好的初中学校即失败”的心理。同时，有钱有权人家的孩子却可以通过掏高额费用和各种关系来上好的初中，教育公平严重缺失。择校现象的出现，扩大了阶层差距，加重了家长负担，破坏了社会和谐。 一位教育学者指出，有钱才能上到好学校的现象，形成了教育两极分化的市场格局，使受教育者从接受教育的那天起，就被宣布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条原本相同的“起跑线”已不复存在。如果校际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必然会导致和扩大社会的不公平，必然使大多数一心盼望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家长，因自己的无权无钱而痛失这种本应属于他的权力而倍感不公平。他认为，一种公平的教育制度，应该是有助于减轻社会的不公平，而不应加剧社会的不公平。 材料十二 近日，北京市政府在一次规范中小学招生和收费行为的会议上，再次提出严格执行“收 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建立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有效机制。不过人们对此仍有疑虑：其一，社会上关于“教育局长怕重点中学校长”的传闻持续多年，一些重点中学乱收费行为屡禁不止(此次规定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是否与个别校长对政令置若罔闻有关?其二，政府此类规定年年发，对学校的落实情况却没有年年查，加上此类规定中从来没有惩罚细则，致使管不住校长的政令，充其量不过是向社会的一个面子上的交代：我管了，他不听，我也没办法。 教育部长周济近日强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名义向学生家长收取与招生挂钩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共建费”等。
二、给定资料 1．2012年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本次大会上住房问题最受关注。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作政府会议报告时指出2012年要继续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抓紧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推出等制度。保障房大大改善了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从2011年起，公共租赁房已然成为保障房建设的主力军。近几年的保障房建设让代表、委员们越来越体会到，保障房既能改善民生，又能给楼市调控增添底气，还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楼市调控并不容易，人们一直都很担心、关注着。在“史上最严厉”的调控政策下，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已得到初步遏制。推进保障房建设能够助推城市化进程。对老百姓而言，有了保障房就解决了安居问题。因此，大规模推进保障房建设是改善民生和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保障房建设需做到公平分配。代表们提出要分配、管理好保障房，必须先合理确定保障对象的门槛，再通过部门联动的方式加强审核，并建立严格的推出和惩罚制度。大会上蔡玲委员建议：“逐步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性住房金融制度体系，应从部分城市开始试点。”可以重点对公积金制度进行改革，完善住房公积金存贷利率政策，扩大公积金的提取和适用范围，提高保障性住房消费群体的支付能力。会议中，代表、委员们还纷纷表示，保障房制度还在起步阶段，今后会将加以持续完善，并加快建立投人、分配、管理的长效机制。 2．2011年9月1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会议要求继续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特别是公租房建设，加快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其中，公租房以小户型为主，单套建筑面积以40平方米为主，租金标准由市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安排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价商品房建设，加快实施棚户区改造，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逐步实现廉租房与公租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行。为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顺利、健康推进，会议研究确定了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包括中央继续增加资金补助，地方也要增加财政性资金投入，并加大省级统筹力度；提高规划水平，确保工程质量；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坚持因地制宜，科学编制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年度建设任务，不搞“一刀切”。 3．2011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投入，完善机制，公平分配，保质保量完成2011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的任务，努力改善群众住房条件。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主要负责同志通报了2010年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安排意见。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五省(区)政府负责同志介绍了当地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做法和经验，谈了下一步工作打算。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李克强说，住房乃民生之要。近年来棚户区改造和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逐步加大，上千万困难群众住房明显得到改善。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1 000万套是硬任务，对于稳预期控房价、惠民生促和谐、扩内需转方式具有重大意义，也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举措。各地要抓紧安排开工，尽早建成投入使用。李克强指出，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要把保障基本需求与引导合理消费结合起来，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多提供小户型、齐功能、质量可靠的住房。要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大幅度提升公租房在保障房中的比例，满足居民住房租赁需求，形成梯度消费的合理模式。 4．2010年，我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速度加快，规模创下历史之最。全国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开工590万套，基本建成370万套；农村危房改造开工136万户，基本竣工108万户，均超额完成年初国务院部署的任务。许多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了住房困难，改善了住房条件，圆了期盼已久的安居梦。这是党和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住有所居，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解决住有所居问题。在加强宏观调控，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的同时，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加快棚户区和农村危房改造，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这不仅能有效解决城乡住房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使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村居民实现住有所居，也有利于增加住房有效供给，完善住房供应体系，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2011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时期，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人民群众“住有所居”的目标将加快实现。 5．2011年8月15日，陕西省商南县原酒厂下岗职工周熙照老两口高兴地搬进了政府为他们建好的50平方米一室一厅的廉租房内，他们再也不用为住房发愁了。走进周熙照老两口居住的朝阳廉租房小区，7栋新落成的楼房排列整齐，依山而建，进入小区的道路已完成绿化、亮化，同林式小区显得十分高雅舒适。据了解，这个小区像周熙照一样喜迁新居的还有240多户。商南县保障性住房建设自2008年启动以来，按照省市统一要求，紧紧围绕“住有所居”目标，抢抓政策机遇，科学规划，强力推进。经过三年多时间，该县住房规模逐步扩大，保障能力日益增强。该县把保障房建设作为重点民生工程列为县委、县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召开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议、县长办公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工程建设中项目立项、规划选址、征地拆迁等难题。每年年初都召开专题会议，对住房保障工作进行专题部署，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解工程建设任务，夯实包抓责任，确保工程顺利推进。为全面了解和掌握城镇保障性住房需求情况，切实解决城镇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商南县组织开展了以低保家庭、中等偏下收人家庭、新就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和基层干部职工为重点的保障性住房状况摸底调查活动，并在各镇确定一名联络员，详细掌握第一手材料，建立完善一套信息档案，对保障性住房需求情况实施动态管理。该县还出台多项制度规范保障房建设和管理，认真执行工程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严把进料关、施工关、技术关、验收关。此外，加强建设资金使用监管，实行专户储存、专账管理，按程序、按进度拨付。督查组经常深入工程现场，查质量、督进度。一系列措施的扎实落实，确保了商南县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快速高质量推进。日前，在该县东畈保障性住房建设现场，到处是一派火热的施工场景。骄阳似火，工人们挥汗如雨，砌砖、捆扎钢筋、浇注砼……10余座楼房拔地而起。 6．西藏自治区米林县辖米林镇、卧龙镇、派镇、里龙乡、扎绕乡、羌纳乡、丹娘乡、南伊乡(珞巴民族乡)5乡3镇，70个村民委员会，共有农牧民2753户，农牧民人口1．4万人，根据区党委、政府的决策和林芝地委、行署的统一安排和部署，米林县委、县政府决定利用三年时间完成农房改造任务。为确保安居工程的顺利实施，加强对安居工程的领导，米林县委、政府对安居工程领导小组进行了调整、充实，成立了以县委、政府领导为正、副组长，县财政局、发改委、建设局、水利局、交通局、农发办、小康办、农行等13个县直、中区单位领导以及8个乡镇的乡镇长为成员的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由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全县的安居工程的实施。为切实掌握米林县农牧民群众的住房现状，米林县委、政府组织发改委、建设局、农发办、小康办、安居办等部门领导，对各乡镇农牧民群众的住房结构、人均面积等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统计，并将统计资料分类归档。该县发改、建设等部门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逐步到位”的原则，进行总体规划。各乡镇按照总体规划设计进行详细规划。总体规划符合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详细规划充分体现了地方民族特色。详细规划设计既美观，又格调新颖，突出了民族文化底蕴，反映民族文化特色。切实做到安居工程的实施与自然相协调，与发展生态旅游业相结合，达到旅游富县的目的。另外，米林县认真抓好宣传、动员和学习工作，利用广播电视、广告图片、新闻媒体等宣传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政府对农牧民安居工程的重视，宣传实施农牧民安居工程的优惠政策，宣传农牧民安居工程工作的重要意义。为加强农牧民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切实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益，米林县制定出台了《米林县农牧民安居工程资金管理办法》。农牧民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由挂点各乡镇的县委领导审批(若挂点县委领导不在，由其他挂点本乡镇的县级领导按照排名顺序审批)后，根据各乡镇年初确定的建设任务分配到各乡镇，由各乡镇具体支配。各乡镇在确保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的规范使用外，建立专户储存，由专人管理，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证了资金的使用效益。 7．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并进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整个河南的发展来说极具冲击力。河南保障性住房工程作为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河南群众安居、带动内需扩大、承接产业转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为河南中低收入群众带来福音。但令公众担忧的是，河南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资金压力较大、土地供应渠道单一、投资回报周期过长成为其良性发展的瓶颈之一，各地在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后，必将面临审核难、分配难、管理难、退出难等系列问题。也有个别行政部门和房地产企业在开发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过程中存在着违法违规的行为，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重视。或是部分房屋出现质量问题，或是在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上开发商品房，或是保障性住房最终流人非保障对象手中的问题时有发生，使这件利国利民的民生工程备受热议。部分低收入家庭因买不起房而弃购，奔驰、宝马出入保障性住房小区现象时有发生，保障性住房小区内也出现房屋闲置现象和违规出租亦成为行业痛疾。 8．在中央与省级政府签订“军令状”前，已有省级政府与市县政府签订责任书。近日，四川省政府首次以“军令状”形式，与成都、绵阳、德阳等21个市州签订2011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责任书。如果没有按“军令状”落实，当地政府部门考核将被“扣分”追责。中央与地方签订“军令状”的举动始自2010年，当年保障房计划开工580万套，在“军令状”的威力面前，全国最终有590万套保障房开工建设。此前，2008年各类保障房开工231万套，2009年是485万套。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采访时称，2011年开工1 000万套保障性住房这意味着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发展的今天，头一次在年度内我们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总量超过了商品住房的供应量。2010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0．43亿平方米，按照每套100平方米计算约合1 043万套商品房。不过，2010年房地产市场过于火爆，而在日趋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面前，业界已经认为2011年销售面积会出现不小幅度的降低，保障房开工量超过商品房供应量似无大碍。北京市住建委主任隋振江也透露，2011年北京用于向居民配租配售的保障性住房将达到10万套，安置房要提供10万套，而2011年北京商品房的供应量也在10万套左右，这就形成了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供应上2比1的关系。 9．近年来，作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江苏省宿城区屠园乡多个安居工程项目陆续上马，安居房建设总量400多套。2010年7月，谢庄村八家组的58套开工建设。村民程军介绍说，当时他们要求自建，但遭到村支书反对。后来，村支书从外地找来一位包工头，采用包工包料的模式统一代建，并以村委会的名义和代建商签订协议，规定年底交付使用。然而，2010年年底，村民们发现，房子非但没有建好，部分房屋反倒出现了质量问题。程军说：“大概十几天的样子，现浇面就看出来了，下沉了。嚓、嚓、嚓，这东西用硬币一下子就能划通。”据了解，整个安居小区一共三幢，为六户联体的两层红砖别墅，分两批进行建设。目前，二期工程已经封顶，但一期的24套房子因为质量问题暂时停工。程军透露说，由于代建商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工，他们向村委会讨要说法。村委会却强迫他们，与代建商签了一份协议，将工期延后到了2011年5月30号。新的协议规定，工程开工后，村民向代建商先支付一部分代建费，等第一层楼层面板浇筑后，再支付剩下的费用。如果代建商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工，村民有权拒绝交纳代建费，代建商还要支付每天300块钱的罚金。但村民们反映，至今没有拿到一分违约金。不仅如此，村委会还建议他们，取回已经交纳的代建费，自行建设。程军说：“当时每家每户自建，村书记又不同意，现在他又反悔了，交多少钱我现在还给你，让你们再自建，现在已经给你们了，我们就不会同意了。”这么大一个工程偷工减料，难道没有人监管?2011年7月4号，屠园乡党委书记桂晓解释说，谢庄村党支部人手不够，导致监管缺失，他们将根据整改方案，对房屋进行翻修，“像那边，我们城管部门也就是几个人，涉及面比较大，察觉这个问题相对来讲晚一些。”在离安置区不远处，碰巧见到了代建商的堂哥王广连。向他打听代建商去向时，王广连表示，他只负责房屋整改，其他一概不知，“我什么都不知道，就临时过来看看。人家有的不是要等的用啊，房子住不进嘛，如果哪家想用嘛，我就叫瓦工快一点。” 10．据了解，在保障性住房信贷投放中，银行的确遇到利润指标、还款保障等实际问题。“2011年贷款规模控制带来的影响很大，为了完成利润指标，还得多投放一些收益高的项目和贷款。”一家国有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就透露，“但是保障性住房对成本要求很严格，银行一般提供非常优惠的下浮贷款利率，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放贷增量。”他继续说，除了利润的考量，银行在保障性住房信贷投放方面最关心的仍是还贷风险。该副行长表示，比如，公租房不能出售且租赁价格控制得较低，加上日常运营和维护成本并不低，因此可以用来还贷的现金流就可能比较有限。“虽然可以出售的经适房和限价房在资金回流上风险小一些，但也有问题，一般房产项目需要抵押，但这些保障房的土地大多来自政府划拨或限制性用途，要在市场上变现就会非常困难，不像商品房那样，还贷出现问题还可以进行拍卖。”他坦言道。用这位副行长的话说，银行在支持保障性住房信贷方面“积极但不乏谨慎”，因此也会通过调整借款周期、组织银团贷款等方式来分解一定风险。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在保障性住房项目中，通常地方政府或政府投资公司会注入20％资本金，但不排除个别地方政府因财力紧张等原因，资金并没有足额到位，从而加大风险。而如何通过财政资金投入撬动银行信贷资金，也是促进保障房建设的方式之一。三、作答要求
给定材料1.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细胞”，基层治理的效果直接关系着社会治理水平。一直以来，高新区枫桥街道以党建引领奠基础，智慧治理定方向，文明治理绘蓝图，在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上持续发力，不断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章。枫桥街道精细划分基层治理“一张网”，探索实施“三级网格微循环、二级网格(社区)内循环，一级网格(街道)大循环”的党建引领网格化治理“三层网环”工作机制。整合条线网格，实现“多网融一”，将全域进一步细化划分为164个三级网格，整合460余名网格员，1234名小区楼道长，持续充实队伍“阵容”。此外，创新推行“三三制”模式，最初在辖区内富康新村探索试点，通过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三元共建”，社区、小区、居民“三层共治”，党建、民本、服务“三心共享”，构筑起基层自治的坚强堡垒。在“三三制”模式的运行下，一系列社区“疑难杂症”得到快速有效地解决，小区环境得到了显著提升，社会和谐稳定得以有效保障，该模式获评“高新区十佳基层党建品牌”。当前，这一模式在枫桥街道7个社区普遍推广，各社区结合特点，创新打造了马浜社区“小区议站”居民议事会、康佳社区“康师傅”志愿服务队，枫津“津彩议事厅”等居民自治和议事平台，基层自治水平和自治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枫桥街道坚持“支网融合”理念，成立56个网格党支部，细化125个网格党小组，选优配强居民党员骨干任党支部书记；党员、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网格员、楼道长组成的海棠先锋队伍，为巩固提升社区治理成效打下坚实基础；将常住人口超3万人的马浜社区和白马涧社区进一步调整拆分，最大限度优化社区服务半径……枫桥街道在推进项目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进一步筑牢了政治根基，坚定了基层党员干部忠诚信仰，以高标准高质量党建凝聚起了全街道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去年9月，枫桥街道为民服务中心在原有1000平方米的办事大厅基础上，新增建设面积为666平方米的为民服务中心第二大厅，从原来20个服务窗口增加到40个服务窗口，并新增户口、出入境、身份证、党团关系、投资建设等窗口业务，进一步拓宽了业务办理空间，充实了窗口业务类别。得到提升的不仅是服务空间，还有服务水平。中心聚焦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的难点堵点痛点，集成事项下放、“一件事”、告知承诺等多项改革措施，于全区率先推行民生小店“一件事”。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打造“一张网、一件事、一窗办”服务体系，形成“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出件”的套餐办理模式，实现小店经营所需的食品经营许可、店招店牌审批、排水许可三项业务的“一键”办结，压缩审批时限44.4%，减少表格提交88.9%，减少填写要素62.1%。在此基础上，今年8月，中心进一步放大政策叠加效应，在小店开办经营领域试点“一件事”、“证照联办”和“一业一证”的叠加改革，民生小店“一件事”2.0版正式“上线”，“准入即准营”改革的正式落地，让周边商户连连称赞，“没想到昨天在枫桥为民服务中心窗口提交了一套材料，今天就能收到所有证照，你们的服务效率真高!”农贸市场是居民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地方，规范管理、科学提升，既是百姓的期望，也是基层治理顺应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枫桥街道以城市公共空间治理为契机，将各大农贸市场提升整治列入工作重点，着力解决源头问题，整“面子”修“里子”，市场秩序及周边环境均得到极大改善。来到辖区内的枫津农贸市场，周边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据悉，为提升市场周边环境建设，枫桥街道针对市场外围路面及停车场进行了大幅度升级改造，涉及面积3000多平方米；同时，完成何山路停车秩序规范、垃圾分类归集点改造、墙面粉刷见新、破损设施和雨污水制铁盖板更换等工作，“市场现在外面道路平整，内部干净整洁，环境的改善，为我们吸引来了更多的商户和顾客……”枫津农贸市场经营户小王说到，规范有序、文明健康的市场环境，给周边居民带来更好的体验，同时也让经营户紧紧“抓住”了他们。枫津农贸市场的华丽“蝶变”，只是枫桥街道深耕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枫桥街道着力聚焦农贸市场及周边存在的问题，从细节处着手，全力打造整洁市场的同时，全面规范农贸市场经营秩序，通过引导文明经营，进一步营造服务优、秩序好的市场环境，守好守稳居民“菜篮子”。2.目前，部分城市的小区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当业主、租户和其他人员出入时，需刷身份证和识别人脸，两者信息匹配后方能进入。S市M公馆小区物业近日发布通知，称为加强小区安全规范管理，提升小区住户的居住体验，将启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拟定1月20日开始正式启用。通知一经发出，便引发了群众的热议。小区门禁采用人脸识别是否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物业有权强制采集居民个人信息吗?收集到的个人生物信息是否得到了妥善保护?记者调查发现，业主们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一部分群众认为，防范外来人员随意出入小区，人脸识别门禁将有效采集外来人口的具体信息。如有外人出入，每一条信息，包括时间、地点、图像，都会即时传到小区安保处的管理系统，能提高小区安全性。物业是为全体业主安全着想，服务全体业主，是出于善意目的，并不是侵权。也有群众认为，刷脸过程中，姓名、性别、年龄以及面部表情等大量信息都会被采集并储存，如果这些信息得不到妥善保管，个人隐私就会泄露。去年，郑女士搬入公园道一号小区。原先，进出小区时都采用门禁卡，从今年开始，小区推出了人脸识别门禁系统，业主下载APP后，可选择刷脸进小区，或者使用APP上的二维码扫码进出。郑女士告诉记者，在实施人脸识别门禁前，物业有提前告知，业主也可自愿选择是否录入，她还询问过人像信息的归属地，得知是统一收集到社区。不过，在实际应用中，仍然有不少居民因未采集人像，让小区门口的安保人员帮忙开门，“有时候业主叫一声，安保也会开，估计是看脸熟吧。”在M公馆，小区的入口区都已装上了人脸识别机。现场，一位业主在人脸识别机前刷脸，很快就通过闸门，但也有业主通过时，因人脸识别失败，只得调整角度，多试几次才得以通过。该小区的安保人员称，人脸识别确实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便利，后台的监控能够很快识别进入小区的是否为业主或是陌生人，“就是有时候人脸识别机的感应不太灵敏，会识别失败。”但有业主告诉记者，物业在推广人脸识别门禁时，有变相强制要求业主进行人像采集。让业主郑女士最担忧的，莫过于每次刷脸进出小区时，人脸识别的门禁系统页面都会跳出广告，“这些广告肯定不是原先就设置好的，如果系统能植入广告，那业主信息是否会存在泄漏的风险?”郑女士说。郑女士认为，既然广告能够植入门禁系统，说明这些设备的程序是可以写入和输出，而业主的人像采集也是通过该设备进行，业主的信息如何得到保障安全?家住香开新城的陈女士说，当时小区在推广人脸识别门禁时，现场很多人都有怨言，害怕隐私被泄露，但没办法，不办理就无法进门。“我觉得，小区管理，可以多增加探头，但没必要采集人像或者人员轨迹，不然总感觉自己被人盯着。”陈女士说。不过，对于人脸识别门禁带来的便捷性，也得到了一些小区业主的支持。市民陈女士家住首山新都汇，在去年，她家小区就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进出小区后，只要刷脸即可。“原来都是刷门禁卡，带着一大串钥匙，很不方便，而且门禁卡很容易坏，去物业更换也麻烦。”陈女士认为，人脸识别门禁系统的便捷性不可否认，但如何保障居民信息安全，也是相关部门应该重视的地方。3.人少事多、权小责大、权责不清……长期以来，“条”“块”矛盾一直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大阻碍。在一些关系民生的事项中，关联部门存在“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了的看不见”等现象，推诿扯皮、“责任甩锅”等问题时有出现，影响了群众满意度的提升。今年是市委确定的“改革推进年”，为切实减轻基层治理负担，提高治理成效，我市以新民区为试点，推行事权改革，创新探索“1+X”改革机制，以“制度性红包”激励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基层治理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事权不清、责任不明。一些部门单位履行职责不到位，假借“属地管理”的名义，向基层层层加码。理顺职责权限，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既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作为我市试点地区，新民区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职责界限不清、管理体制不顺等堵点痛点，坚持从制度上厘清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与下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构建区镇两级“分工合理、权责一致、齐抓共管”的事权运行体系，先后编制了《新民区区级统筹的核心事权清单》《新民区区镇共有重要事权清单》《新民区区级调整下放事权清单》，为区镇两级干什么、怎么干提供了依据，有效发挥了区镇两级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推动了基层治理水平和服务群众能力的提升。同时，全面梳理区镇共同承担且职责交叉不清的事项，理顺了“条”“块”关系，解决过于强调属地责任，大量工作就会压到基层，导致“责任甩锅”；过于强调部门责任，又会出现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导致“落实虚化”“责任空转”等问题。新民区综合事权构成、财权承担、实施环节等因素，公布了城管执法、道路维护、城乡环卫一体化等18项共有事权清单，逐一明确了事项的主体责任、配合责任和财权分配占比，避免了因责任不清带来的推诿扯皮问题。建立了“平台指令、众人响应”的工作机制，实现部门和镇街上下联动、合力攻坚。按照“有权必有责、权责必相等、失职必追究”的原则，改进问责管理办法，切实提高问责精准度，防止出现属地式问责、强压式问责、“背锅式”问责等情形，真正让干部干事有底气。对于事权制度改革，其实所有的立足点在于便民、利民，我市聚焦下沉便民服务事权，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原来缴费得去区政务服务中心，路程远不说，去了还得排长队，一次最少得花两三个小时，现在好了，只要是上班时间，到了街道办马上就能完成缴费。”12月3日，在新民区金雀山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正在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登记的清泉庄社区居民崔秀告诉记者。办事更便利，得益于按照市委要求，新民区按照“依法下放、宜放则放、方便群众”的原则，构建的区、镇、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体系将民生保障、社会事务等便民服务事权下放镇街。截至目前，下放二批共计92项事项，群众可在各镇街就近办理下放事项业务，如果材料齐全，一项手续半小时左右就能办理完毕，避免了群众多头跑、来回跑，办理效率较以往有了显著提升。实现“群众办事不出镇、生活服务不出村”，治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资源下放。同时，新民区重新明确了1401个基础网格职责，将生态环保、安全生产、信访、宗教、建设、城管、综治、金融、教育、宣传、文化等工作全部纳入网格监管，实现“人往格中去，事在网中办”，进一步提升了便民利民水平。另外，依据试点要求，新民区将11个镇街和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划分为现代服务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等不同类型，分别设置不同的考核指标及权重，实施差异化考核，打破了过去实行一套指标体系、“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方式，破解了工作“一刀切”的问题。根据区镇事权清单，按照“底线考核、差异区别”的原则，探索实行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差异化考核办法，在对党建、脱贫、环保、安全等进行普遍考核的基础上，根据镇街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和部门单位的职能职责，量身定做考核指标，引导各级干部干有目标、比有标尺。为此，新民区对城区四个街道等现代服务业主导型主体，侧重考核城市经济、片区征收、城市管理等内容；对工业主导型主体，侧重考核工业转型、创新发展等内容，重点考核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飞地经济”政策等工作落实情况；对农业主导型主体，侧重考核乡村振兴、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内容。事权改革机制，厘清的是事权，明确的是责任，落下的是行动，赢得的是民心，实现了干部“减负不减责、松绑不松劲”，激励了干部担当作为、狠抓落实，有力推动了我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4.常言道“无规矩不成方圆”，我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B市法院的协助下，C区酒仙桥街道迎来了一批“法律智囊团”。老人去世了，子女如何继承房产?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肇事人拒不赔偿怎么办……C区酒仙桥街道南路社区居委会通过B市法院12368热线提出法律咨询“求助”后，2月22日，社区居民迎来了“法律智囊团”——来自酒仙桥法庭的法官白星晖和孟妍，对社区潜在的涉法涉诉纠纷、解不开的“疑难杂症”，现场普法、面对面作答，将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我这事儿，挺让人头疼。”坐到法官身边，年过六旬的李阿姨拿出房产证和户口本，还有收集整理的已故二老档案。李阿姨是独生子女，本来想着父母过世后，房产过户给她没什么麻烦。真到办手续时，李阿姨才发现，公证处还需要她提供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死亡证明。“爷爷奶奶的倒是有，姥姥姥爷当年在河北生活的村子，都不知道叫啥了，上哪去开死亡证明呢?”两位法官一边安慰阿姨，海边从档案中找线索。在一份泛黄的小学毕业证书上，依稀能看见姥爷小学所在的村名。孟妍赶紧打开手机，上网搜索，最终锁定了河北辛集市孟家庄村。“您别着急，可以先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询问一下可否查询档案，当年是否宣告过老人死亡。”白星晖耐心解释，如果通过公证真解决不了，也可考虑走诉讼渠道……李阿姨这边情绪缓和了，年轻的杨女士接着咨询一起交通事故纠纷。不久前，杨女士的朋友骑车上班途中，被逆行的三轮车撞伤。起初聊得挺好，对方同意赔偿。但当真把医疗费用、财务损失证明发过去，对方又不认账了，接着玩起“消失”。白星晖解释说，“这个事故，事实清楚，交警也认定对方全责，您可以按流程走诉讼。所有票据都留好，损失多少就按多少赔偿来主张，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杨女士一边记录一边点头，“过去感觉法律咨询有门槛，如今家门口就能跟法官对话，真的很贴心。”普法现场，法官发现，涉及财产继承的居民咨询较多，当场和南路社区党委书记李婷“敲定”，日后安排几次法律讲堂，把问题给大家讲清讲透。“对于居民涉法涉诉等专业性问题，社区层面解决不了。法庭+社区双联动，搭建了居民与法庭之间沟通的桥梁。”李婷举了个例子，去年底，七个单元门4楼失火，火情殃及了几户无辜家庭，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在酒仙桥法庭提供指导，调解委员会出了协议书的情况下，顺利解决了财产赔偿纠纷，没有闹到法院去。“法官进社区，是法院职能的延伸，提升了社区服务居民解难题的水平，拓宽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路径，从源头上减少了案件的形成。”白星晖说。接诉即办改革以来，C区法院依托12368“一号响应”诉源治理协同联动工作机制，精准对接12345工单诉求，与辖区社区联手、共建，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本市法院系统已深度参与“每月一题”涉法涉诉问题研究调度，融入诉源治理。接诉即办与公检法司协同联动，为改革深化提供了强大的法治保障。5.2019年，杭州启动实施庭院改善工程。一是“问情于民”，“改不改”让百姓定。工程立项前，对庭院内居民100%入户书面调查，必须有2/3以上的住户有改善要求的庭院方可列入改善计划。通过全覆盖调查制度、多数人同意可以更改设计方案制度、解决居民意见分歧票决制度，保障了住户对改善工程拥有民主决策的权利。“问需于民”，“改什么”让百姓选。对列入改善计划的项目，通过设置社区公告栏、开通热线电话、发放居民需求调查表等形式，让居民选择改善内容。三是“问计于民”，“怎么改”让百姓提。在改善庭院的主要出入口设置工程公示牌，在每个单元门口张贴改善公告，将管理人员联系方式等内容告知居民，及时收集居民对工程的要求。双塘社居委辖区铁静苑小区是典型的老旧三无小区，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社居党委在从无到有上下功夫，通过成立铁静苑党支部、组建工作筹备组、打造红色业委会、引入市场化物业、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等一系列举措，逐步探索出“党建引领、居民参与、协商议事、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模式，实现小区华丽转身。铁静苑小区系上世纪90年代入住的开放式老旧小区，共有1592户近万人居住，在“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前，为上海铁路局直管，属典型的“三无小区”。由于缺乏有效管理和日常维护，小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私搭乱建随处可见、环境脏乱差问题严重、四类可防性案件频发……种种问题不仅是小区居民投诉集中点，更是社区治理的痛点堵点。为妥善解决铁静苑历史遗留问题，双塘社居党委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居民参与、协商议事、共治共享”治理模式，实现小区的华丽变身。坑洼狭窄的主干道，拓宽翻新铺上了柏油；1000多平方违章搭建，拆除建成了655个地面硬化车位；脏污破损的楼层外立面，防水改造粉饰一新；在小区中心，还新建了纳凉广场，添置的健身设施，让居民休闲锻炼有了好去处；门禁道闸人车分离、路灯监控设备更换、雨污管道改造、市场化物业公司入驻……总投入4100万元的改造费用，让“脏乱破差”彻底成为了这个铁路小区的“黑”历史。党建引领让基层治理“从无到有”。为彻底解决铁静苑小区遗留问题，妥善完成“三供业”分离移交工作，社区党委精心选派三名综合能力强、群众威望高的居委会干部和社区工作者，组成铁静苑“三供一业”工作组，进驻小区开展工作。结合小区铁路离退休党员干部多实际，工作组积极推动成立小区党支部，121名党员在支部引领下逐步成为小区服务与治理的骨干力量。党员亮身份。支部成立后，积极将党组织工作向网格楼栋延伸，构建“居民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一楼栋党小区一党员中心户”组织体系，建立楼栋长制度，明确楼栋长和党小组长和信息员、调解员、监督员“两长多员”。在具体工作中，铁静苑党支部以民情账本为抓手，制定个性化事项清单，向社区直管党员、在职党员“吹哨”，逐级动员集中党员力量，并向居民群众公示党员认领事项，以党员带家庭、家庭带邻里、邻里带楼栋、楼栋带小区，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带头人”。N市通过居民理事会，由群众自发商讨出解决问题的举措，如：不牵狗绳惩罚措施、未能按规定垃圾分类惩罚措施等等。减轻了政府治理压力，以群众的力量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习总书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享共治一体化社会治理新格局，并强调共治的方式更能省心省力。基层治理也应追寻时代的步伐，以“智慧”和“风向”为新时期的治理构建新格局。
二、给定资料 1．如果仍然在做中介，王明虎(化名)现在应该是最忙的时候。 2007年3月21日，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杂货店店主王明虎坐在一家茶馆里，和几个朋友悠闲地“斗地主”。 “没法做了，”王明虎感叹，“我本身赔了钱，再说现在生意也不好做了。” 2004年春节前后，经朋友介绍，王明虎结识了他的上线，开始做起中介生意。成为中介要求并不高，有熟人引见，再押两万块钱在上线处就可以“营业”。 王明虎做的是二级中介，他还发展了十多个直接与买家打交道、负责填单收钱的一级中介。“把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都发动起来了。”王明虎说，“我父亲就在帮我填单。” 一部电话、一台传真机、一台电脑就是王明虎的全部工作用具。开码之前，王明虎就守在电话旁，记录下每个填单员收到的下注，再用电脑汇总统计出每个号码上各有多少投注，最后将汇总统计传给自己的上线。 王明虎的“生意”一度做得红火异常，他手下有十多个填单员，“岳化地区基本上都在我这里买，每一期大概能收到20万到30万元的投注”。 上线给王明虎的抽头是10%，也就是说，他每期可以净赚2万到3万元。但除此之外，王明虎说他还有“更妙的赚钱方法”。 最常用的方法是做“平均单”。王明虎举例说，平均每个号码上投注为1000元，那么他就在每个号码上私自拿掉200，总共将近1万元。如果当期没有人中奖，那么这1万元他拿得神不知鬼不觉；即使当期有人中码，他也只需要额外赔付8000块，仍然净赚2000。除此之外，如果看准一组号码，中介也可以挪用买家的投注转而为自己下注：或者拿准了哪些号码肯定不会出，就直接把这些号码上的下注扣留。但这些都是“收益高但风险也高的做法，关键是要看准”，王明虎说，“否则会很惨。” 比起云南和贵州，“六合彩”进入湖南的时间要更早。《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从湖湘到云贵，其实暗合地下“六合彩”的西进路径。 据王明虎回忆，2003年岳阳邻近的平江县就开始有人买码，随即传播到周边的岳阳、郴州、娄底以至湖南全境，还越过岳阳向北，进入湖北境内。 在红火了一年多之后，王明虎的“生意”从2005年开始滑坡。码民输钱越来越多，很多人没钱了，开始赊账，“后来根本收不回钱”。 王明虎的朋友徐霞(化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大家钱都输光了呗”，徐霞说。从2004年到 2006年底，两年多时间，她输掉了将近30万元。 徐霞和丈夫都在电站工作，家底尚属殷实，在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之后，她终于决定收手，“再玩下去肯定就要拉债了”。 徐霞回忆，2004年最火爆的时候，一群输疯了的码民甚至跑到市政府门口静坐，要求市政府透露“特码”。原因只是因为一条小道消息，“据说市政府为了打击六合彩，专门组织专家对六合彩进行破解”。政府官员哭笑不得，几经解释，才把人们劝走。 而王明虎在2006年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在有一期开出大奖之后，他的上线卷款消失了。愤怒的中奖码民把他团团围住，威胁要取他性命，王明虎自掏数十万发奖，“以前赚的全赔回去了”。 2006年春节云溪当地警方在一次打击“六合彩”行动中，王明虎的父亲被抓，“可怜老头子在看守所过了个年”。从看守所把父亲接出来后，王明虎下决心不做了。 如今王明虎和徐霞都收手不干，却仍忍不住时常关心码数走势。3月21日，在茶馆里的王明虎向昔日的“同行”打听了一下，“这一期又火爆了”。他说，恐怕很多人要失望，庄家们也很清楚形势，对很多投注根本不接，这一期甚至会提前封单。 “很久没出现这么火爆的场面了”，王明虎回忆，“六合彩”最火爆的时候，岳化地区的餐饮娱乐一条街曾经特别兴盛，“当时有人开玩笑，‘六合彩’带动了云溪休闲娱乐产业”。 但是现在，走在曾经火爆的餐饮娱乐街上，几乎看不见多少食客。整条街空荡冷清，异常萧条。“大家都没钱了，还来要么子哦。”一家歌厅老板如此感叹。 “六合彩”像水蛭吸血一般抽干地方经济，据湖南省岳阳市城调队2003年的调查结果，10个调查地点共有100多万人次参与了地下“六合彩”赌博，参与人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国家干部，其中农民占多数。每注赌资5元、10元、50元、100元，直至上万元不等。 在乎江县，11个乡镇40多万人次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花费2000多万元血汗钱。仅 2003年4月3日，村民买码从虹桥镇信用社取走资金320多万元。第二天，这笔钱全部流向广东，制造了该镇有史以来首次“金融危机”。仅2003年岳阳全市直接外流资金已达三四亿元。 “‘六合彩’在湖南基本上已经快折腾到头了。”王明虎感叹，“该卷走的钱已经卷得差不多了。我跟一些以前的同行问过，现在重心在向西部转移。” 2．押“单”还是押“双”? 这是云南镇雄县18岁的高三学生顾云贵正在苦苦思考的问题。 在3月22日晚上8点30分香港赛马会开出2007年第035期六合彩的特别号码之前，有无数的中国内地“码民”像顾云贵一样，在绞尽脑汁地抉择。 自第029期开出“20”号以来，已经连续6期开出双数。从1到49，每周3期，每期开出一个号码。下注的码民可以押任何一个号，也可以押单或者双。庄家把49个号码又分成红、蓝、绿三种波色和12种生肖，买家可以按波色或生肖下注。下注金额不设上限，赔率1赔40，“我想靠这一把翻身。”3月20日，在阴昭的出租屋里，顾云贵坐在床沿，两眼放光。“连续6把双了，这一把可能是单。” 从2005年底开始买六合彩以来，中学生顾云贵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输光了学费和生活费，几乎向每个亲戚朋友都借过钱，还欠下庄家数万元巨债。“我总共输了有将近6万元”。 买第一笔六合彩的时候，顾云贵正读高一。他还记得当时下注的金额：10块钱。 几乎是一瞬间，“六合彩”就自相邻的贵州突然闯入了镇雄人的生活。“走到哪里都听得见讨论特码，村里人都在买。”顾云贵说。 “1块钱能中40块!”在向顾云贵讲解规则的时候，一个买过六合彩的同学这样强调。他给了顾云贵一个“中介”的电话号码，并告诉他，通过“中介”就能下注。 买“六合彩”时，买家并不能接触到庄家。报号，下注，押中之后收钱，都是通过庄家手下的中介进行。众多的中介搭建起广泛的销售网络，庄家则隐身其后。 同学介绍给顾云贵的中介，其实就是学校门口的一个小百货店店主。学生们经常去这家店买东西，如今店老板又“兼职”做起了“六合彩”。类似这样的中介，三年前如雨后春笋一样在镇雄县城遍地开花。 顾云贵用一天的生活费下了第一笔注。他研究了从同学那里拿来的密单，一张薄薄的A4纸，正反两面都打印着一些据说能够透露“玄机”的数字和含义晦涩的诗句。顾云贵像做数学习题一样揣摩良久，又和同学交换意见，最后敲定了一个数字。 在等待开码的日子里，顾云贵从同学那里听到了很多一夜暴富的故事。一个村民头天晚上梦到了一个数字，第二天他就把家产都押在了这个数字上，结果他中了大奖发了大财。 “下100块就能中4000块，下1000就能中40000。”顾云贵说，“谁不想去试一下? 我1个月生活费才两百多块，中一下几年都解决了。”等待开码的那两天，关于发财后要干些什么，顾云贵设想了很多。 尽管第一次下注的10块钱打了水漂，但却激发起了顾云贵钻研“彩经”的决心。 第一次中奖来得很快。没过多久，顾云贵押中了一次生肖。一组生肖4个号码，每个号码下注100，除去400成本，“算下来赚了三千多块钱”。在校外的饭馆里，顾云贵摆了、桌；请十多个同学吃饭。在同学们的赞叹声中，顾云贵自豪地认定自己找到了成功之路。 从此以后，下注越来越大，却“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去年三四月间，顾云贵连续数期押单，一个多星期里输掉了9000多块。 在此之前，顾云贵在老师们眼里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成绩常年保持在年级前十位，尤其擅长化学。“我以前的梦想是当一名化学家。”顾云贵说。 事实上从高二起他就没有读书了，他放弃了自己的“化学梦”；他把父母给的学费全部投进了“六合彩”，还包括父亲给他考驾照的2000块钱；他向几个亲戚都借了钱，还欠了一个庄家将近两万元的债。 2007年春节过后，一个“六合彩”欠债者的小孩被人劫持，挂到县城中心一座过街天桥上，直到买家拿钱换回了孩子。刚好路过的顾云贵在人丛中目睹了这一幕，他吓坏了，“我欠了那么多钱，他们会把我怎么办?”他赶紧悄悄搬到了现在的出租屋里，断绝了和以往几个相熟中介的联系，白天睡觉，晚上才出门活动。他也不敢回家，只是偶尔和弟弟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平安。 他仍在关注六合彩，只是实在缺钱，很少下注。但现在，在连续6期出双，连续12期出红蓝波色之后，顾云贵觉得机会又来了。“出单和出绿波的可能性很大，押中了我就能翻身”。 但问题在于，由于欠债和“消失”，顾云贵在中介和庄家那里都失去了信誉，而且他没有现钱。他需要寻找能信得过他，并且愿意记账的中介。 与顾云贵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川味”饭店老板娘李云(化名)，“连续6期双，从现在起包单，运气不太差的话，坚持两三期就能赚。” 李云的“方法”其实更像是“教训”。她曾经玩得很大，饭店是今年刚开起来的，在开饭店之前，她经营着一个运输车队。 “那时候买得大，”李云回忆说，“输多赢少，输起来快得很。”每当开码的时候，李云就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坐立不安，“一会儿手脚冰凉，一会儿满身是汗，等码那段时间最难受了。” 号码一开出来，李云就开始算：“赔出去一辆面包车了”，或者是，“又赔出去一辆卡车了”。 在车队还剩下两辆卡车的时候，李云收手了。她卖掉了车队，租下现在的店面开起了饭馆，生意不错。“看准时机”的时候，也下点小注。这一次，她准备“一个号投100块钱”，24个双号，合计下注2400块。 “下注要赶快。”李云说，“好多人都赌这期单，晚一点庄家就不接单了。” 顾云贵和李云只是整少镇雄及相邻县乡无数码民中的两个。在镇雄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相见不问好，开口说生肖，上期已出牛，今日该马跑，输者长叹息，赢者怨注小，田亩少人耕，沃野生蒿草。” 而镇雄某中学一名学生做的一次调查显示，随机发放的100份问卷中，有92名学生承认自己曾经买过“六合彩”，94名学生承认家人和朋友中有人在买“六合彩”。 在镇雄以及相邻的贵州毕节，“六合彩”正呈泛滥之势。根据《毕节市公安局打击六合彩赌博活动的情况汇报》，仅毕节就有6个乡镇26个村出现“六合彩”；其中与云南镇雄相邻的清场镇有 9个村54个村民组1000余人涉赌。 “毕节一定要守住，不然就要向整个云南和贵州扩散。”毕节市公安局局长陈学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喂猪养牲永受穷，不如特码来翻身。”这是镇雄县以勒镇庙梗村农民陈章仁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今年2月，春节刚过，55岁的陈章仁在家中吞下一包毒鼠强，随即死亡。这个指望“特码翻身”的原本老实巴交的农民，身后留下7万多元欠债。 在庙梗村，买码输钱的并非只有陈章仁一个。“你看看山上抛荒的地，”村干部朱绍华愤怒地说，“都疯了，地也不种了，猪也不喂了，就指望买码翻身尸 但陈章仁们自有充足的理由，“种地能赚多少钱?”在庙梗，一个农民给自家算了一笔账：4亩地，山地贫瘠，一年收2000斤麦子；再种点苞谷，一年也就1000斤；山地上种不出菜，唯一能长的洋芋，挖出来只有拇指大小。“除了自己吃的，也就刚刚够化肥钱，养猪都不够饲料。” “太穷了，”村干部朱绍华说，“也怪不得大家都做发财梦。” 在当地农村，“六合彩”销售旺季就是春节。外出打工者春节回家，带回一年的辛苦钱，不少人却希望买码发财。“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输。”朱绍华说，“好多人输得精光，过完年再出去挣一年辛苦钱。” 而在湖南岳阳云溪近郊的农村，“六合彩”则成为了村民们最重要的娱乐，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云溪，有印刷精美的码书码报售卖，彩版印刷，除了所谓的“天机”，还刊登着一些笑话、小故事和生活常识。码民们习惯像每天看报一样忠实地阅读码书。 甚至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受到了码民的追捧，各地追捧的节目又有不同，黑龙江喜欢“每日农经”，福建码民分析的是一款厨艺节目，而广西码民追捧当地《南国早报》，这份售价5毛的报纸，曾经被炒到10元一份，“因为里面透着玄机”。 “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现在好了，还真有个事情可以研究了。客观地说，很多人从这个里面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中学老师杜震(化名)说，每期开码前，大家甚至会聚到村小学的教室里，畅所欲言，集体讨论，“热闹非凡，其乐融融”。 “甚至有老年人说，好像又找到了当年过集体生活的感觉。”杜震说，“现在农村确实一盘散沙，旧传统差不多都丢了，互相之间都很少走动。六合彩一来，居然大家又聚到一起了。” 岳阳当地反“六合彩”组织的发起人李许对此深有感触，他自己的爷爷就是码民，但李许却不忍心去劝阻自己的爷爷。“他就这么点娱乐了，”李许说，“就像一个故事里说的，环保志愿者看到山民们在山上挖野菜吃，明知道挖野菜会破坏水土保持，但又不能进行劝阻，因为野菜是山民们唯一的食物。 3．2005年下半年以来，江西萍乡市坚决执行地下“六合彩”露头就打的部署，“痛下猛药治沉疴”，多管齐下加强综合整治。其中，运用金融杠杆狙击地下“六合彩”更是起到了坚壁清野的显效。 市农村信用社、农行等金融机构加强了调查研究，对农产动甩生产经营周转资金和储蓄存款买彩的，积极予以规劝、解释、制止。此外，其市束紧“信贷”口子，建立跟踪机制，切实防范从银行机构挪用贷款买彩的行为，一旦发现客户染指买彩，马上追缴清贷，保证信贷资金安全。金融机构还把鼓动、支持、参与地下“六合彩”活动的企业和个人视为“污点客户”，并作出再不发放贷款、不开设新的账户、不提供金融服务的惩戒。金融杠杆的及时介入，截断了私彩者的财源，为萍乡市打击地下“六合彩”提供了有力支持。 4．2006年3月以来，湖南临武县为加大打击地下“六合彩”的力度，以公安部门为主，联合纪委、监察局等部门，广开思路，在全县106个县直单位和22个乡镇聘请信息员，建立信息员举报奖励制度，广泛收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在打“六”行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针对地下“六合彩”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在农村活动猖獗，各乡镇自行发展积极分子，并将提供较多有效信息的积极分子聘请为打“六”信息员，信息员由所在辖区打“六”领导小组集中管理，以便统一收集整理涉“六”违法犯罪信息，及时提供给公安机关协助进行打击。 实施打“六”信息员制度，对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起到了震慑作用。此前规定，一旦发现有党员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与地下“六合彩”，由公安机关依法严惩，同时还将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依规处理，并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目前，已有两名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参与地下“六合彩”后，经信息员举报受到查处。 截至8月，全县共有举报地下“六合彩”的信息员200余名，为公安机关提供打“六”信息 1000余条，为此查处地下“六合彩”赌博案件76起，抓获涉案人员142人，其中协助破案的信息 45条，协助破案29起，占破案总数的38%。 5．李许，男，20岁，湖南岳阳某村农民，自称民间致力于反对地下六合彩的“第一人”。李许反对地下六合彩最好的武器就是网络。他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包括媒体的报道，也有身边的案例。“这四个月来，我平均每天工作16个小时，参考研究了约5000篇与地下六合彩相关的文章，使用百度、Google搜索次数达800次。” 目前李许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才能根除地下六合彩?他提出的办法是：“从人性尊严上真诚教育他们。”真诚教育农民关于地下六合彩的危害性；地下六合彩的欺骗性；通过地下六合彩致富是不太可能的事；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致富，不劳而获，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 他打算写一本叫《地下六合彩“特码”揭密》的书，能够面向农民、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语言简练、通俗易懂，农民、小学生一看就会理解。当然也会包含一点通俗的“学术元素”，以便能与知识分子沟通。关于这本书，李许希望凡是读过书的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从此不再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了，甚至再也不参与其它赌博活动。 地下六合彩在中国的覆盖人口超过7亿，覆盖区每产一册，作为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小学生的课外读本，及部分地区作为预防读物，估计有1.5亿册的市场。李许计划与相“官”部门合作 (采购)，发行超过1亿册，免费送给中国最广大的码民阅读。“一定要达1亿册，全民禁码!”李许这样说。 对于余下的2/3，李许希望自己在网上创建的“抗地下六合彩联盟”网站能够吸引大量大学生、青年志愿者到基层农村进行“耐心真诚教育”，以及出版发行戒除地下六合彩赌博的“戒码报”，在香港六合彩开奖日发行，免费发给中国余下的2/3码民阅读，以此来进行“循环耐心真诚教育”。对于地下六合彩庄家，李许同样提倡进行真诚教育：人之初，性本善。“真诚教育从事地下六合彩庄家骗取钱财，是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把地下六合彩这个魔鬼从中国赶出去，永远地赶出去!” 正是由于意识到地下六合彩背后体现出的人性，李许才试图通过“真诚教育”来感化彩民。 6．国际上，在研究彩票发行的福利效果时，普遍的方法是比较发行彩票取得的公益金给按收入、种族或教育水平等标准划分的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收益，与这些阶层用于彩票的支出之间的关系。 学者Borg对美国伊利诺斯州1984年9月至1986年3月间，518位一次性中奖超过600美元的家庭进行了调查。当时该州彩票公益金主要用于公立学校的教育经费。研究发现，购买彩票越多的家庭，收入越低，其孩子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机会越小。这意味着彩票作为一个桥梁，将穷人的钱用来供富人的孩子上学。并且，将彩票公益金用于教育经费时，其他用于教育的基金就相应地减少，这样就产生了完全的“挤出效应”。 Borg与人合作，在2004年又进一步研究了佛罗里达州利用彩票公益金实施“光明未来奖学金”的情况，也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彩票作为一条渠道，将资金从穷人反向转移给富人。 Borg表示，这是不公平的。 我国彩票公益金的使用途径在不断地改变，由过去主要用于福利和体育事业，转向为更多地用于社会保障基金。2002年，这一比重为27.4%，而到了2006年，则接近50%。当年福利彩票交给中央财政的75亿元公益金中，直接由民政部用于福利事业的仅有6亿元，其余69亿元全部用于社保基金。 7．在公立彩票发展的同时，地下私彩——城市中的地下赌球，农村中的地下六合彩——也迅速在中国大地蔓延开来，并呈愈演愈烈的态势。这与政府打击不力和公立彩票的不完善直接相关。 一些地方领导觉得地下六合彩问题不足为虑，认为老百姓没钱赌，地下六合彩也就自然消失了。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执政心态。 足球彩票的发行，虽然经过长达3年的所谓论证，但只是简单复制国外足球彩票玩法，结果导致问题多多。2002年世界杯期间，体育总局竟然发行了“中国、巴西、土耳其”同进八强这样不可能中奖的彩票，极大地伤害了广大彩民的感情。 雪上加霜的是，随后的赛季，由于英超版权之争，足球彩票选择了激烈程度小、中国球迷所不熟悉的法甲和德甲。此时，已熟悉盘口、赔率的足彩彩民，被激发的需求在公立彩票这里得不到满足时，转向地下赌球也就自然而然了。结果是此后足彩销量一路下滑，地下赌球却日渐猖獗。实际上，足球彩票为地下赌球做了一次极好的免费广告宣传和参与者培训。 应对地下私彩，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当放开博彩业，理由是“与其民营，不如官办”。但实际上我国彩票业一直实行的是“向右拐、打左灯”的策略，尽管名义上没有放开博彩业，但实际上却早就开始发行打着彩票外衣以取得“合法”身份的各种博彩品，如排列三、3D、足球彩票和中福在线等。 还有人提出，应当提高公立彩票的返奖率。但50%的返奖率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标准，有的国家甚至更低，如意大利的足球彩票返奖率仅为38%。事实也证明，中国足球彩票返奖率从原来的50%提高到65%以后，销量仍然下滑。
二、给定资料 1．近年来，山东省诸城市在全市积极推行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按照规模适度、地点相近、便于服务和中心村有发展潜力的原则，在半径两公里左右，相近的几个村选一个中心村，建立公共社区服务中心，形成集约化服务模式，把农民有需求、政府又能提供的公共产品延伸到社区，让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职务项目，在社区实现“一门式”集中办理，这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府公共资源不足的问题，又降低了政府服务成本，转变了机关工作作风，减少．了公共资源浪费，也让农民享受到较高水平的服务，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基本上不出社区就能够解决。同时，由于中心村有公共服务资源，能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带动周边村的农民，在自愿的情况下向中心村聚集发展，最终可能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诸城市确定了“六站一中心”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内容，即医疗卫生、社区环卫、文教体育、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区治保六个服务站和社区服务中心，舜王街道松元社区建立后，在社区服务中心代收代缴电费、电话费、审批计划生育、宽基地指标，开展医疗卫生、农经信息咨询、户籍办理等“一站式”服务，农民基本做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有人代理”，各项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过去由于村庄分散，警力和医疗力量又严重不足，难以做到一村一警、一村一个卫生室。舜王街道派出所在松元社区设立警务区后，群众报警后民警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和城市“110”一样反应迅速。成立不到半个月就调处矛盾纠纷40多起，为群众办理业务2800多件，有时一天能为 500多名群众办理二代身份证。松元社区建设的卫生室，整合了周围村庄的卫生资源，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政府负责价格监管，每天都有100人左右来求医问药。推行农村社区化服务，政府找到了更加便捷高效为民服务的着力点，为政府职能转变搭建起新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政府有效整合有关方面的服务职能，积极开展面向农村、农民的各项社会服务，开通了为农服务“直通车”，由原来群众进城到镇求服务，变为现在社区工作人员走村人户送服务，实现了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一做法，有利于加快形成以中心城市、乡镇和中心村为框架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对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很大意义。 2．江苏启东市委书记沈振新在谈到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中心时说：“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农村公共服务的相对滞后已经影响了城乡统筹发展。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部署时，我们把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中心作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面向广大农民，转变政府职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启东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征求对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和要求时，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期盼“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呼声最高，广大农民反映最多的是买农药化肥和种子还要跑到城里或镇上，浪费了时间不算，有的质量还可能得不到保障。启东市为了强化农村公共服务职能，在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城乡互动，联创共建遍布乡村的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3．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深化农村改革是强化农业基础，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泉。必须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亿万农民的创造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要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着力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今年要千方百计争取农业有个好收成，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突出抓好三件事：一是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保障农产品供给。二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抓好这三件事采取的主要措施：一要大力增加投入。二要强化和完善农业支持政策。三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特别是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四要完善农业科技推广和服务体系。 4．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从农村工作的现实状况出发，从农民群众的愿望出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公共行政体制的要求出发，乡镇政府应重点加强三个方面的职能：一是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环境，包括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维护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权益，加强对农村市场的监管，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二是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加快农村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发展。三是为农村构建和谐社会创造条件，加强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开展农村扶贫和社会救助，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在履行好政府职能的同时，要把不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交给市场、中介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5．湖北“咸安改革”的特点是改过去的“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理顺了管理体制，创新了发展机制。通过改革，乡镇直属站(所)，全部改制为“服务中心”，转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或中介服务机构，走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其所承担的原有行政职能分别并入“三办一所”，条块关系得到了理顺。政府对公共服务工作实行项目管理，先确定当地农村需要的服务项目，根据当地情况确定费用标准，给予财政拨款，然后实行公开招标，签订合同，全面考核，根据服务质量，兑现服务费用。另一方面，对确需政府支持和发展的农村公益性服务领域实行“以钱养事”，引入竞争机制，强化了利益驱动。在总结了成安等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湖北省在改革中明确了“政府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思路，即县、乡镇政府是提供农村社会公益服务的责任主体，县级财政将农村公益事业服务按照部门预算要求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按照“政府出钱，购买服务，合同管理，农民认可，考核兑现”的原则，公益服务可以向转制后的企业或中介服务组织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标向有资质的服务实体和个人采取购买的方式进行。 湖北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宋亚平(原咸安区委书记、咸安改革方案设计者)在介绍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说，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将行政职能收归政府，经营职能走向市场，服务职能转给社会。对“七站八所”进行全员参保．五保合一，实行社会保障，政府拿钱，再由他们自己决定，你一个人也好，你们几个人也好，到工商局登记注册，成为自我约束、自我积累、自我经营这样一个具有社会经济法人地位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或者叫做经营组织。那么政府要为农业、农民、农村提供的公益服务怎么办?政府的责任，不能够因为改革甩包袱，我们采取了“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的办法。乡镇要为三农提供哪些服务，把项目数量化，面向社会公开招投标。改革后，只要具有国家有关部门所承认的资质证明就可以招投标，原来乡镇的“七站八所”与政府脱离了行政管理关系，专门从事靠政府财政保障的服务，并要接受严格的考核，既确保了服务的时间和质量，也保证了服务人员的队伍。通过几年实践，探索出一套有效的公共服务管理制度。其中包括规范的合同、严格的考核标准、完整的考核方式等，实现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标准化管理，既提高了管理的水平，也降低了政府监督的成本，当地农民得到了切实有效的服务。这一方面表现为服务人员投入和热情的提高，另一方面服务项目也在不断增加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咸安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对农民来说，一方面农民率先享受到了取消农业税的优惠政策，直接导致农民政策性增收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农村公益性服务新机制，从事公益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按合同约定，专心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农技服务、畜牧防疫服务等公益服务进村入户，农民群众喜得实惠。通过建立“以钱养事”新机制，乡镇事业单位人员不仅充分展示了个人专业技能，而且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收入。 湖北省几年来整体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体制上开始消除机构臃肿的弊端。无论是乡镇管理机构设置，还是事业单位整体转制，都打破了旧有的管理体制，开始实现精简、统一、效能的目标，解决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体制性弊端。特别是变“以钱养人”为“以钱养事”的新机制，避免了再走“收费养人，养人收费”的老路，初步建立起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了乡镇政府职能，规范了机关机构设置，落实了干部的工作责任。政府的职能由过去的主要是“催种催收”、“要粮要钱”，开始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加强对农民的公益性服务上。切实转变了政府职能，提高了工作效率。 6．山东省乳山市近年来积极鼓励引导、培育发展以农村专业合作协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使其成为农户、企业与大市场连接的桥梁和纽带，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加快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有效途径。目前，全市已建立各类农村专业合作协会116个，拥有会员4万多人，联系农户8万多户。农村专业合作协会在促进科学普及、成果转化、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产业化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技协会是以农民对先进、实用技术的迫切需要为基础而建立的，其会员大都是科技能手，所推广的农业技术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并且融技术、生产和服务为一体，让每个协会都成为专业技术培训、推广的基地，每个会员户都成为科技示范户。协会外联科研单位和农科推广部门，内联千家万户。新品种、新技术先在协会内部推广，为会员掌握和采用，然后再辐射其他农户，使农业科技成果以较快的速度、较便捷的方式和较低的成本传递到农民手中。农技协会是自我管理、自我决策的合作组织，适合干什么、应该干什么以及怎么干，都是根据市场来决定，农户和协会之间的行为是自主自愿的，而且协会的带头人是农村的精英，有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在他们的带动下，容易使会员和农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达成一致，形成种植、养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格局。目前，乳山市已形成种植规模在万亩以上的下初镇葡萄、崖子镇苹果等8大农业特色镇。农村专业合作协会把分散的农户有效地组织起来，按照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开展同业技术交流和技术服务，在区域内形成“超小规模的个体、超大规模的群体”的现代商品生产新格局，从而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农技协会不仅为农民提供生产技术服务，还把生产、销售各个环节组织起来，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为农户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承担单个农户办不了或办不起来的事情，满足小规模农户发展商品经济的实际需要．解决小而全的农产品销不远、进不了大市场的问题。农村专业合作协会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会员直接参与协会的管理，培养了农民科技意识、营销能力和合作精神，又可以增强农民的集体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提高广大农民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7．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必须看到，尽管这些年来以农村民生为重点的农村社会建设明显加强，但由于历史欠帐太多，仍有许多农村民生难题有待破解，如公共服务难尽人意，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筹资水平不够，等等。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诚说，解决“三农”问题，要大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要坚持从完善政策措施和加大投入人手，着力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和覆盖城乡的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城乡社会事业均衡发展，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着眼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大力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保证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 8．2008年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昉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说，发展现代化农业，就要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近年来，国家对农业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取消农业税、加强水利工程建设，但农业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我国农业的科技水平总体来讲还有差距。美国、加拿大等农业大国是以大农场生产为主，而我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科技还难以惠及广大农民。现在一些地方的农业科技体系存在“网破、线断、人散”的现象；科技人员力量薄弱，处于“到下边无腿”的状态；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下乡，已经不能满足我国广大农户的要求。黄大防建议，尽快完善和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技术推广体系。农业创新体系要形成从中央、省到地区的三级科研院所建设网络，增加科研的创新力度；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要在县、乡、村形成三级网络，配备相应的技术人员，把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到农户。 9．近年来，一些乡镇农技站和农技人员出现了“弃农经商”现象，给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带来了种种不利影响，令人担忧。据调查，某地21个乡镇的256名农技人员中，目前专门从事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只有30人，仅占当地农技人员总数的11.7%，其他农技人员都在经营种子、化肥、农药。只有少数乡镇农技站从经营收入中提取一部分投向农技推广，绝大多数乡镇农技站都将经营收入全部归入经营者腰包。不少农技站已变成了种子、化肥、农药专营店，农技推广徒有虚名。昔日农技人员的熟悉身影，已从田间地头消失。农民抱怨：好几年都没看到农技人员到村上来，我们想学科技，是提着猪头找不着庙门，即使找着庙门，也请不来神!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乡镇农技站“弃农经商”现象，亟待引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使乡镇农技站真正服务于农，助农业腾飞，帮农民致富。 10．现在，农村的文化比较贫乏。不少农村，除了年尾的“三下乡”时过过“文化瘾”，平时文化生活单调，甚至有些地方“黄、赌、毒”卷土重来，封建迷信活动也开始抬头。这种情况，与新农村建设目标是格格不入的。不良文化现象蔓延农村，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遏制农村不良文化蔓延，光靠政府部门“围追堵截”是不够的，关键要“输血和造血”：要不断为农民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要吸引各方面社会力量热心农村文化共建，要不断调动农民参与农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努力提高农民自身的“文化造血”能力。只有各方面建设力量形成合力，健康向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真正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农村文化建设滞后，一个重要原因是投入不够。日前公布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报告 (2007)》显示，由于农村公共文化总体投入规模不足，文化服务机构数量呈逐年减少趋势，全国乡镇文化站6年减少近5000个。即使尚存的乡镇文化站，也面临着经费紧张、发展困难的窘境，甚至成为无人员、无阵地、无经费、无活动的“四无”文化站。加强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队伍建设，是丰富群众文化活动的前提。欲让农村文化土壤肥沃起来，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恐怕势在必行。通过这些年的积累，不少农村的经济实力都有了很大的增强。拿出钱扶持一下农村文化设施和文化队伍，应该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能否把一些“面子”工程的投入省下来放在文化上呢?对于中西部财力困难的农村，能否像城里的“免费”那样，由财政对这里的文化设施也来个“免费”呢?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全体国民的事情，没有农村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恐怕就没有全国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湖北省仙桃市大力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市花鼓剧团、歌舞团经常赴各镇进行巡回演出，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他们采取“城乡文明手拉手，共建文化中心户”的形式，在农村培养“不走”的文化。目前，全市的农村文化中心户已经达到300多个，大大活跃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11．近年来，山东省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构建以县图书馆、文化馆为龙头，乡镇文化站为依托，村文化大院为基础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搞好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加强农民思想道德建设，努力形成健康向上、和谐文明的村风民风。在全国文明村镇评选中，山东有28个村镇入选，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55个，数量均名列全国第一；省级文明村镇601个；县级以上文明村达到8000多个，占农村总数的10%文明家庭186万户，占家庭总数的6.7%。 兖州市大力实施有线电视人户、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五大工程”每个镇都建立了文化中心，80%的村建有文化大院，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53%。市财政每年补贴100万元，免费开放市图书馆、博物馆，向农民群众免费送图书30万册、播放电影5000多场，促进了农民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全市三分之一的村建成了文明小康村，9个村镇被评为省级文明村镇。 12．我国农技推广主力军的农技推广机构，目前普遍运行困难，因此要为农民提供周到的服务，确实障碍重重。山东省广饶县农业局高级农艺师宋延清说：首先是缺人，当地农技人员与农民的比例达到了1:6000，而且后继乏人；再就是缺钱，有的乡镇农业人口达3万多，一年满打满算也就3万元经费，各类活动很难开展。 山东省农科院教授李维生对记者说，时至今日，我国农技推广机构仍遵循计划经济思路，按区域设置、行政方式管理，条块、部门、地区分割，机构分散、力量单薄、服务范围狭小。从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出发，从农民对科技的迫切需要出发，对农技推广体系进行改革，已成当务之急。与此同时，他建议，还应该充分发挥农业科研和教育单位的力量，形成农技推广的合力。 13．有些乡镇文化站的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下去，甚至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乡镇文化站发展到如此地步，确实令人担忧。多少年来，乡镇文化站的促进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活跃当地群众的生活，做出了不可否认的成绩。 然而；有的乡镇文化站的情况可以用“销声匿迹”来概括。随着“十一五”规划的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正在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乡镇文化站的工作。只有办好乡镇文化站，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的作用，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夯实基础，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然而，如何彻底地摆脱眼下这种局面，应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 14．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烟台市组织开展了“3+1”联手共建活动，组织动员机关、企业和小康村三方面力量，分别与一个村联手共建。在开展共建活动的第一年，“村企共建”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当年全市有3223家企业参与共建，与共建村庄合资合作投入资金20多亿元，开发项目1200多个；有1500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共建村庄建立生产基地或签订购销合同；有195家企业在共建村庄设立分厂或建立加工点，就地就近吸纳农村劳动力2万多人。实践证明，村企联手共建新农村，不仅为工农互动发展提供了双向共赢的商机，而且为以工保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探索出一条好的途径。开展村企共建，要抓住共建内容和共建方式两个关键环节，改变以往帮钱帮物的单一内容，改变企业单向付出的传统方式，把企业的优势与共建村庄的潜力综合起来，把企业的利益追求与共建村庄的发展需求联系起来，选择切合实际的共建内容，采取灵活有效的共建方式。针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薄弱、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和农民素质相对较低的状况，发挥企业的资金、人才优势，与共建村共办社会事业，也是村企共建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是积极参与农村学校、卫生室、文化大院、敬老院等公共设施建设，支持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农民群众更多地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去年上半年，全市已新建文化体育活动场所924处。二是发动企业职工广泛开展献爱心活动，采取结对帮困、困难援助、爱心援助等形式，对共建村6918户贫困家庭实行定向资助。三是充分利用企业的培训资源，积极开展农民素质提高工程，与共建村建立长期稳定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合作关系。去年上半年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594班次，培训297437人次，安置转移劳动力15475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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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2008年4月28日，在胶济铁路发生旅客列车脱轨倾覆相撞特别重大事故，截至4月30日，已造成71人死亡，416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国务院办公厅于4月30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要加大治本力度，充分运用财税政策、市场调节和保险机制等经济手段，强化对安全生产的激励约束；加快法制建设，落实安全生产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把安全生产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快科研攻关和技术改造步伐，提高安全生产的科技保障水平；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和安全知识普及，特别要抓好特殊工种和农民工的安全技能培训；强化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规程、制度和标准，大力提高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加强安全教育和宣传舆论工作，组织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开展打击非法建设、生产、经营，反对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整治生产企业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以及运输企业超载、超限、超负荷等活动，形成全社会重视、支持和参与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监管职责，加强督促检查。要更加注重对日常生产过程的安全监察，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或单位，坚决责令停产或予以关闭；对严重违反规定即使没有发生伤亡事故的，也要追究责任；对发生的每一起事故，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的“四不放过”原则，严格事故查处，及时公布处理结果。要加大对事故频发、隐患突出的地区和单位的监督检查力度，发现重大问题要及时通报有关地方政府，并跟踪督导，确保实效。要做到严格执法、廉洁执法、公正执法，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 2．2007年8月13日下午，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凤凰县正在建设的堤溪沱江大桥发生坍塌事故，造成64人死亡22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3 974.7万元。事故发生后，国务院组成事故调查组立即开展了调查工作。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严重的责任事故。根据12月7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湖南省有关部门已将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犯罪的湘西自治州公路局局长兼凤大公司董事长胡东升、总工程师兼凤大公司总经理游兴富和湘西自治州交通局副局长王伟波等24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湖南省交通厅、湘西自治州政府相关负责人，省、州公路局和省路桥集团公司以及设计、监理、质监等单位的32名责任人给予了相应的政纪、党纪处分。另外，湘西自治州原州长、州委原副书记杜崇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因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已被湖南省纪委立案，将连同此案一并处理。对事故责任单位及主要负责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给予了经济等其他方面的严厉处罚。据交通部统计，我国目前有6 000多座公路危桥。交通运输部计划从2008年起，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大部分危桥的改造任务。截止到2006年，全国务类桥梁共有50万座左右，大部分是在最近十几年内建造的。危桥形成的原因包括桥梁的老化、结构性损伤以及过去落后的设计标准。专家说，20年前的桥梁设计标准不可能预见到现在的车流量。而现在重载车很多，许多桥梁在超负荷运作。据介绍，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有6 282座公路危桥。这些桥梁均属于第五类，即“技术状况处于危险状态，部分重要构件出现严重缺损，桥梁承载能力明显降低并直接危及桥梁安全”。 3．2007年9月20日，李毅中在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讲话，通报了2007年以来全国安全生产情况和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督查情况，并就贯彻国办8月31日《通知》精神，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专项整治，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表了意见。 ——事故总量和重点行业领域事故普遍下降。据安监总局统计，1～8月份全国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1.9%和13.7%。 ——较大事故、重大事故减少。截至8月底，全国一次死亡3～9人的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8.3%和10.6%；一次死亡10～29人的重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16.9%和14.5%。 ——考核控制指标实施情况较好。到8月底，各类事故死亡人数占年度控制指标的56.5%，低于预期的控制进度。全国32个省级统计单位中(含新疆建设兵团)，有31个单位事故死亡人数在控制指标以内。多数地区安全状况比较稳定。亿元GDP安全生产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事故死亡率和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均有一定幅度下降。 全国安全生产虽然继续保持了总体稳定、趋向好转的发展态势，但形势依然严峻。突出表现在：一是事故总量仍然过大。1～8月份，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342 073起、死亡62 918人。二是一些行业和地区重特大事故尚未有效遏制。1～8月份发生了4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4月16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王庄煤矿瓦斯爆炸，31人遇难；4月18日，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公司发生钢水包倾覆事故，32人死亡；5月5日，山西省临汾地区蒲县蒲邓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8人死亡，2人下落不明；8月13日，湖南省凤凰县堤溪大桥垮塌，64人死亡。还发生了一些非法违法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典型重大事故：山东省魏桥集团铝母线铸造分厂“8·19”铝水外溢事故，20人死亡；重庆市北碚K“4·23”一辆中巴客车翻至桥下，26人死亡。三是一些行业较大、重大事故增加。四是因严重自然灾害引起的事故灾难多发。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全国发生了多起因暴雨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引发的煤矿淹井、矿山坍塌冒顶、建筑施工工地遭洪水泥石流袭击等事故灾难。特别是8月17日山东省新泰市华源矿业公司因柴汶河河岸决口，引发溃水淹井，172人遇难，另一相邻矿9人遇难，造成惨重损失，教训十分深刻。 4．2007年5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部署在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从8月27日起，安委会组织23个部委约300人，组成24个组，其中综合组15个，道路交通、铁路、水上交通、民航、电力、消防、水利、民爆器材、中央企业等专业组9个，由相关部委领导同志带队，对30个省区市(西藏自查)、新疆建设兵团和部分中央企业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了督查。督查结果表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都很重视，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建立了机构，明确了责任，保证了专项行动顺利进行。6～8月期间全国有175.6万户企业和单位开展了排查治理，共自查隐患225．8万余条，已整改201.5万余条，整改率89.2%；其中重大隐患 58 908条，已整改40 466条，整改率68.7%。对尚待整改的重大隐患，已落实整改资金114.77亿元，制定应急预案17 324项。 从各地区看，准备比较充分，措施比较得力。各地把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迅速传达贯彻到基层和企业，结合实际制定了具体方案，明确了重点。在企业自查自改基础上，各地组织开展了市县、省区范围的检查督查。 从重点行业领域的相关主管部门和中央企业看：一是工作力度大。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同志亲自组织实施，派出督查组深入地方和企业进行指导督促；二是重点突出。抓住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要场所、重要环节和重大隐患排查治理。三是措施得力。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采取了集中整治、召开现场会、下达整改指令、加强监督检查等措施。四是强化了行业监管。抓住隐患举一反三，健全行业标准规程，完善规章制度，实施行业有效指导和监管。五是中央企业隐患排查治理比较扎实有效。纳入统计的60户中央企业的5 006个下属单位，共排查隐患 162 032条，整改率88.3%，落实整改资金28.53亿元。 但不容忽视的问题仍然存在：一是进展不平衡，部分地区深度广度不够，少数地方和单位认识不到位，工作不扎实；二是一些地方和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存在薄弱环节，一些严重隐患长期存在，专项行动期间连续发生多起煤矿、冶金、化工、建筑、道路交通、水上交通等重特大事故；三是一些地方“打非”职责不清、力度不够，非法违法现象抬头。四是一些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在立项、设计、施工、监理、项目管理和竣工试车等环节存在严重隐患，煤矿、冶金、化工、建筑等新建和在建项目接连发生事故；五是在防范严重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上重视不够，对这类隐患排查治理不力，预警预报预防和应急救援机制不健全。所有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5．目前，指导支撑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有五个体系。一是以“安全发展”为核心的安全生产理论体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0次集体学习会上的重要讲话，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关论述，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指导原则、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和指导原则，六中全会把安全生产纳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布局，这些都构成了安全生产理论体系。二是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2002年国家颁布了《安全生产法》，标志着我国安全生产开始步入法制轨道。此外在《劳动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十余部专门法律中，都有安全生产方面的规定。国务院相继颁布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等近百部行政法规。各地都制定出台了一批地方性法规规章。三是以12项治本之策为内容的安全生产政策体系。国务院第116次常务会议决定：从安全规划、行业管理、安全投入、科技进步、经济政策、教育培训、安全立法、激励约束考核、企业主体责任、事故责任追究、社会监督参与、安全监管及应急体制等12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政策措施。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50多部具体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四是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体系，由事故死亡人数总量控制指标、绝对指标、相对指标、重大和特大事故起数控制考核指标4类、27个具体指标构成。五是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综合监管与行业监管互动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国家层面上的安全管理职责格局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安全监管总局对全国安全生产实施综合监管。在地方层面，到 2006年底，各省(区市)、各市(地)以及92％以上的县级人民政府，已建立了专门的安全生产监管机构；全国共有监管人员约5.5万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督，企业全面负责，群众监督参与，社会广泛支持”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及“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的煤矿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 6．在安全生产责任制所涉及的社会关系中，关键在于确定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是指应当将安全生产纳入分内必须尽的义务，并有能力承担相关责任的组织或自然人。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可分为四类：一是各级政府和行政管理职能机构，上至国务院，下至基层乡镇政府；二是各种微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是各类企业；三是各类劳动者或从业人员；四是与安全生产有关的中介机构和社会组织。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安全发展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了保障全体人民安全与健康的层次，同时也对各安全责任主体履行安全责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当今时代，安全责任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每个人全面履行应尽的安全责任，才能推动经济社会的安全发展，才能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征程中，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充分享受安全与健康的权利。 总之，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如果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安全生产规程再严密、安全生产措施再完善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根据时代变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大力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建设，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构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保障机制，促使安全生产责任主体到位，且强制性地安全问责、奖罚分明，才能推动企业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提高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监管力度和效果，激发和引导好广大社会成员的责任心，从而从制度上解决制约当前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形成保障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只有在强制的基础上把安全生产责任心和安全责任制统一起来，把安全履责和安全问责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增强人们的安全责任心、培育安全责任感、提高安全责任意识；在全社会确立一种众志成城、齐抓共管的良性安全责任导向氛围，从而开创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新局面。 7．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把安全发展作为重要理念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国务院把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多次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国家先后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一系列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改革和完善国家安全生产监管督察体制；在重点行业和领域集中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增加安全生产投入，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安全生产的经济政策；加大安全生产监督、监察执法力度，严肃查处事故。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近年来，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从2002年开始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2005年比2002年减少1.23万人，但形势依然严峻，存在如下主要问题。一是事故总量大。近10年平均每年发生各类事故70多万起，死亡12万多人，伤残70万人。在各类事故中，道路交通事故平均每年发生 50多万起，死亡9万多人，约占各类事故总起数和死亡人数的71%，76%；工矿商贸企业事故平均每年发生1.6万多起，死亡1.6万多人，约占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13%。二是特大事故多。2001～ 2005年，全国共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73起，平均每年发生15起；一次死亡10～ 29人特大事故587起，平均每年发生117起。特别重大事故中，煤矿事故起数最多，平均每年发生 8起，占58%；特大事故中，道路交通、煤矿事故平均每年发生42起，各占36%。三是职业危害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新发尘肺病超过1万例。目前，全国有50多万个厂矿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危害，实际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高达2 500万人以上，农民工成为职业危害的主要受害群体。四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工业生产中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已大幅度减少。而我国近年来重特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以及职业病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仍是比较突出的国家之一。特别是煤矿、道路交通领域安全生产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五是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近年来，生产安全事故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日益增多。2001～2005年发生的突发环境事故中，由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的占总数50%以上。 8．综合各方面信息，当前造成我国安全生产形势严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不能正确处理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安全生产缺乏足够认识，存在重经济、轻安全的倾向，忽视安全发展，安全生产未能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企业总体发展战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企业安全生产还没有成为自觉行动。二是安全生产基础总体比较薄弱。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企业安全投入不足，安全生产欠账严重，尤其是一些老工业企业和中小企业，生产工艺技术落后，设备老化陈旧，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低。重大危险源数量大、分布广，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控管理体系。有些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重大事故隐患尚未得到有效治理。三是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安全制度、安全培训、安全投入等方面与法律法规要求差距较大，安全生产管理混乱，甚至有些企业不顾职工生命安全，违法违规生产。有的地方领导干部特别是县乡两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意识不强，在安全生产上投入的精力不够，有的甚至存在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纵容和庇护非法生产行为。四是安全生产监管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部分地方和部门安全监管监察措施不到位，执法不严格，安全生产监管监察缺乏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查处不力。部分行业安全生产管理弱化，一些专业监管部门存在组织不健全、监管手段落后等问题。部分地区安全生产监管机构、执法队伍建设缓慢，尤其是基层安全监管力量薄弱，少数市县尚未设立安全生产监管机构。一些部门联合执法机制不完善，未能形成合力。五是安全生产支撑体系不健全。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滞后；信息化水平低，尚未建立全国统一的安全生产信息网络系统；科技支撑力量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科研投入不足，成果转化率低；宣传教育培训工作相对滞后，培训方式和手段落后；应急救援体系不健全，救援装备落后，应急管理意识淡薄，应对重特大事故的能力较差。 9．近年来，中国10%以上的GDP高速增长使大家形成一种错觉，认为形势一片大好，不能理性地看待、分析当前经济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安全生产的矛盾依然突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改变。在矿山；建筑、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等危险性较大的行业和领域，安全保障水平低的企业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进千步加剧煤、电、油、运等紧张的状况，安全生产面临新的更大的考验。二是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将增加安全管理难度。我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和人员流动加快，而安全培训教育又相对滞后，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和自我保护意识差，不能适应安全生产的要求，将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管理的难度。三是事故风险转移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工业发达国家一些危险性较大的产业正向我国转移。同时，我国一些危险性较大的产业也将出现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大型企业向中小型企业、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趋势。这些变化加大了事故风险，使安全生产面临新的挑战。 总之，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既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又要妥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紧迫性，紧密结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制订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事故增长和高发的态势。 10．重点行业和领域安全生产问题突出。煤矿：在工矿商贸企业事故中，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特大事故突出。2002～2005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为6 282人，约占工矿商贸企业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41%以上；特别是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多发，平均每年发生50起，约占工矿商贸企业特大事故总起数的78%；平均每年发生一次死亡30人以上特别重大事故约8起，占工矿商贸企业特别重大事故总起数的 80%左右。 烟花爆竹：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烟花爆竹事故162起，死亡324人。 建筑：建筑业事故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的1160人上升到2004年的2 789人，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4%。 道路交通：道路交通事故总量大，死亡人数多。2002～2006年平均每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约 68万起，占各类事故总起数的70%；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以上，占各类事故总死亡人数的78%。 铁路交通：铁路交通事故(含铁路路外事故)起数多，死亡人数总量大。2002～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事故约1.2万起，死亡约8 300人。 民航飞行：民航运输总周转量巨大。1994～2003年我国民航运输飞行重大事故率为0.62次/百万飞行小时，与航空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差距(美国同期为0.17次/百万飞行小时)。 11．2004年初国务院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明确了我国安全生产中长期奋斗目标。第一阶段：到2007年即本届政府任期内，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安全监管体系，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稳定好转，重点行业和领域事故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第二阶段：到2010年即“十一五”规划完成之际，初步形成规范完善的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全国安全生产状况明显好转，重特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死亡人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三阶段：到2020年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实现全国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性好转，亿元国内生产总值事故死亡率、十万人事故死亡率等指标，达到或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依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十一五”期间要使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的要求，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把安全生产列为专节，规定“十一五”期间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降低35%，工矿商贸企业十万从业人员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降低25%，这两大目标和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已纳入国家统计指标体系。 12．山东省代省长姜大明2007年9月12日要求全省深刻汲取近期所发生的多起安全事故的惨痛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集中开展安全整治大检查，并表示将严格事故调查处理，严格追究事故责任者的责任。 在12日举行的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会议上，泰安市、滨州市政府主要负责人首先作检讨性发言，表示要认真汲取山东华源矿业公司“8·17”河岸决口引发的溃水淹井事故灾难、魏桥创业集团“8·19”铝水外溢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认真整改。 姜大明在会上批评了一些地方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的现象。他说，有的国有企业改制后，政府与原属企业互相推诿，不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有的企业做大了，牛得很，地方不敢管，安全监管人员进不了门。今后，凡年内没有完成安全控制指标，或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地方，主要责任人年终考核要一票否决。 目前，山东各地正在集中进行为期60天的安全整治大检查活动。山东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查出并消灭一次隐患，就是防范一起事故。山东省要求各地针对重点行业和领域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这些重点行业和领域包括：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海上运输、人员密集场所、建筑施工等经常发生事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