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1．进入夏季，全国的天气可以说陷入了水深火热当中，北方持续高温，南方大雨不停。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江西等地，都出现了今年规模最大的一场强降雨，有的甚至超过了历史记录。眼下正是农业生产的关键阶段，如何来应对南方多处发生的洪涝灾害呢?为此《经济半小时》记者走访了广西灾情最严重的桂林市全州县。 2007年6月13日上午11时13分，记者来到广西全州县的灌江河边，连续的降雨使灌江水位出现上涨，使灾情雪上加霜。 紧邻广西全州的灌江是造成这次全州水患的主要水系，县防汛办公室副主任唐新玉告诉记者，由于灌江上游洪峰的迅猛倾泄，使包括全州在内的下游沿岸地区成为重灾区。 全州防汛副主任唐新玉：“当时灌江的两河段流量7个小时之内从1000个流量增大到2500个流量，致使两岸低洼的村庄遭到洪水的围困，农民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失。” 渐水岭村是整个全州县受灾最严重的一个村庄，在这里记者看到，很多被洪水泡过的房屋已经倒塌，虽然住户们已经撤离了危房，但沙发、床、竹筐等生活用品由于来不及搬运，被洪水冲的一片狼藉，一些房屋中冰箱、电视至今还被困在洪水中，在渐水岭村里，蒋大爷正在排除滞留在房子中间的积水。 记者：“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村民：“我今年71岁了。” 记者：“灌江这个水怎么样?” 村民：“水很大很猛，主要的就是快，东西都来不及搬。” 然而，让蒋大爷和当地的村民们更痛心和更担忧的，不是生活上的问题，而是因为这次洪水而绝收的大量农田。在路边的一片玉米田里，村民邓竹英正在无奈地扶着被洪水冲倒的玉米秧。 记者：“你好，这是你家的田吗?” 邓竹英：“对，田有很多田，有十多亩。” 记者：“全是遭受这样的水灾吗?” 邓竹英：“是呀，全部倒了，糟蹋了。” 记者：“那你现在扶起来的话能活吗?” 邓竹英：“扶不起了，倒了，没有收成了，扶起来也没有用了。” 邓大妈告诉记者，这次水灾过后，除了房子还在外，她几乎失去了其他一切财产。 邓竹英：“家里面也进水了，哪里都很困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都被卷去了。还欠了一批大债。现在粮食已经……都是亲戚们捐起来的，粮食也是捐起来的。” 儿媳：“柴也没有啦，都是他们捐起来的。” 邓大妈的儿媳告诉记者，家里除了种田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在去年因为公公看病还欠下了银行近两万元的债务。如今已经拔节的玉米被洪水彻底冲毁，不仅今年的粮食没有了指望，就连家里的存粮和肥料也被大水冲走，洪水席卷了屋里的一切生活用具，她年仅3岁的小孩子也险些被洪水冲走。 邓大妈儿媳：“如果小孩子冲走了，我就活着没意思了。” 2．和邓大妈一样面临困境的灾民，渐水岭村还有不少户。而和渐水岭同样遭遇的村庄，在全州有100多个。在灌江沿岸，稻田、果园及菜园都大面积地遭到洪水摧毁，洪水过后，农民的稻田里铺上一层沙石，即使被扶正的秧苗也面临着减产绝收的风险；原本火红的辣椒地被洪水冲洗后，只留下了孤零零的秸秆，辣椒冲走了，残留了一把泥灰。很多被水泡的粮食都发了芽，只能喂鸡或喂猪。全州县是当地闻名的农业大县，这次水灾对农业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县统计局长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全州县统计局长蒋济贤：“据初步统计，受灾农作物面积达到45%以上；农业受灾损失占整个受灾面积损失达到87%以上；这是我县历史上受灾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全县受灾群众达38.9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1.2万亩，水稻绝收面积7.8万亩，果树受灾4.33万亩；淹没鱼塘2.6万亩，倒塌房屋2560间，洪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2亿元。 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全州县是农业大县，人口大县，一旦受灾，对我县经济发展压力更大，我们经不起这种大灾害。”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重建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全州是广西的一个农业大县。这场洪水给全州经济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大量农田被淹，农作物绝收，民房倒塌。不过，现在全州老百姓担心的还不仅是眼前的这些损失，今后怎么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更让他们发愁。 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估计至少需要3年的发展才能恢复到灾前的经济水平。” 唐忠祥告诉记者，在全州，民政部门、财政部门在极为有限的财力下拿出了132万元资金救济灾民，但对于庞大的受灾损失，无异于杯水车薪。 民政局长高山：“在生活上民政部门能给予解决，在生产上扶持难度很大。” 生产自救是摆在全州县38.9万灾民面前的一大问题，因为上级救济的资金有限，这个问题显得更加艰难。在渐水岭村，面对应急的生产自救，邓大妈只有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 邓大妈：“水把表面的土洗走了，下一步就准备种红薯等别的东西，就是收入很少。” 把玉米、水稻改种红薯可以弥补农田的一点损失，但仍然解决不了邓家的经济困境，燃眉之急是需要筹集到购买化肥和种子的资金。邓大妈想要到一家信用社贷款，但却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邓大妈：“不好贷。很麻烦的。” 记者：“面向农业这方面的贷款比如农药花费能贷到吗?” 邓大妈：“没有。借不到的。他知道你家里什么都没有是不可能贷给你的，就是没有抵押的东西，我们贷款都是要拿我们房屋来抵押的。” 邓大妈儿媳告诉记者，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催促丈夫去外面打工了。 邓大妈儿媳：“这里没有事情做，只有到外面打工了。” 3．与邓大妈的遭遇不同，百宝乡中山村的五保户唐大爷在财产受到损失的时候，却意外的找到了一条出路。因为洪水围困村庄，至今唐大爷的房子还在洪水中浸泡，房屋的很多角落出现倒塌，墙体也劣迹斑斑。在天气转晴后的第一天，县人财保险公司的员工就来到中山村上门了解唐大爷的房屋现况，原因是唐大爷是民政局为弱势群体助投房产险的3个五保户之一。 五保户唐田生：“政府部门想到给我买了保险，我就可以起(建)房子了。” 一份保险让唐大爷在惊喜中规避了风险，但这仅仅是全州县屈指可数的一个个例。记者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受灾农户都没有参加过任何保险，在突如其来的洪灾面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搞农副业养殖的王家四兄弟就是其中一例。 王明豪：“要是人了保险就好了，人了保险损失没这么大。” 原来，这场洪水，让他们付出了16年心血、预计今年秋季盈利的甲鱼养殖场变成了一座烂池塘。短短几个小时内，突袭的洪水卷走了甲鱼和鱼苗，偌大的养殖场仅残留了一只大甲鱼和一只死去的小甲鱼，滚动投入的30万元资金瞬间化为乌有。看着空空的鱼塘，王明豪欲哭无泪。他始终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连续几天，他还是改不了每天都要察看鱼塘的习惯。 记者：“你挖的什么东西?” 王明豪：“现在甲鱼都被水冲走了，只剩下这些甲鱼蛋。” 记者：“现在一些鱼苗也全被冲走了吗?” 王明豪：“是啊，全冲走了。” 鱼塘还未盈利，县信用社的贷款又即将到期，王家四兄弟原本富裕的家庭在水灾后变成了困难户。没有投保的王明豪家也想通过贷款尽快恢复养殖。 王明豪：“恢复生产起码需要15万块钱。” 但信用社只能解决最多3万元的农户联保贷款，这和王明豪的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 县联社办公室主任蒋振宇；“贷款贷大了，对于信用社承担的风险也比较大，贷多的话，对我们信用社发展不利。” 在这样的状况下，王家四兄弟只能独自承担天灾带来的风险与后果。 记者：“现在给你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现在有什么办法?” 王明豪：“没有什么办法，现在是靠政府扶助一点，这是没有办法的。” 记者：“除了政府帮助你们，还有其他办法吗?” 王明豪：“其他办法现在没有了，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 走投无路之际，王明豪和其他灾民最终把希望寄托在了政府身上，那么，政府能否承担起这部分风险呢?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这次水灾中有147个村庄全部被淹，而在此之前，这些村庄就已经被列入了搬迁计划，却至今未能实现。 民政局长高山：“由于经费的问题，一直落实不下来，还是要国家给予资金上的扶持。” 在3.2亿的损失面前，目前，以全州的经济能力，根本无法承担灾后的补偿和重建费用，记者从县财政局了解到了当地的财政收入情况。 全州县财政局副局长赵红梅：“去年我们全县的财政收入为2.6个亿，对于农业生产恢复，我们没有更多的财力投入。” 在从天而降的天灾面前，农民自身没有任何抵御风险的能力。一场洪水过后，即使本来还算富裕的农户，都变得一贫如洗。只有少数由政府投保的五保户幸运地避免了损失。可是，我国现在除了商业保险，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农业保险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帮助农民分散风险就成了一道难题。 4．在中国人财保险公司全州分公司理赔中心，记者遇到了前来报案的张金生夫妇。 记者：“他刚才报什么案?” 保险理赔员：“谢柳军，因为洪水，车辆淹在水里，现在要一套施救方案。” 记者：“那现在因洪水报案的多不多?” 保险理赔员：“多。” 记者：“都是在哪些方面受到损失?” 理赔员：“一般都是货物、机电这些设备等东西。” 记者：“那有关农业生产损失方面的有没有来报案的?” 理赔员：“这个没有。”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张家里的稻田在洪水中被冲毁，车辆被洪水淹没，但在减低损失方面，由于只加入了车辆险，他们也就只能在车辆获赔上受益。 记者：“你们车入了保险，农业入了没有?” 老张：“没有，现在还没有农业方面的条例。” 调查中，记者发现，虽然水灾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但在全州没有一例农业方面保险索赔的报案。 记者：“有因农田损失报案的吗?” 中国人财保险全州分公司经理刘中之：“没有。” 记者：“有没有开展种植业养殖业保险?” 刘中之：“没有。” 在全州，面向农民开办的只有一些商业保险，而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险种几乎没有，特别是和农民关系密切的种植业和养殖业，更是一片空白。由于缺乏专业险种，大量农民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 记者：“你了解农业这方面的保险吗?” 全州县渐水岭村村民邓竹英：“不了解，没有入保险。” 记者：“这方面有没有人宣传?” 邓竹英：“没有。” 那么，当地的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设立与农业相关的险种呢?保险业务员帮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帐。如果说1亩稻田每年需要保费10元，那么投保100亩稻田，保险公司每年收益为1000元，50年的收益是50000元，但在50年内只要有一次自然灾害，按每亩稻田需要赔付800元的损失计算，那么承保100亩稻田的支出则为80000元，远远超出保费收入。 邓竹英：“我们前几年也问过保险公司，他们都认为我们农田保险的风险大，一受灾就赔很多，这样他们可能就亏了，然后我们也没有买了。” 这次水灾给农民们上了惨痛的一课。大灾之后，很多农民已经意识到了保险的重要，他们对农业保险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记者：“现在有(农业保险)的话是不是入?” 农民夫妇：“要入。” 白水邓家村村长：“现在每个群众都积极的要入了，认识不同了。”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即使农民提高了风险意识，在当前商业保险遍地的情况下，当地农民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很多农民既想加入保险，又不愿增加更多的开销。在受灾严重的白宝乡中山村，村长唐广军谈了他的看法。 白宝乡梅莲村委中山村村长唐广军：“我觉得我们农民的保险意识不够，认为保险的成本又高，农民负担不起。” 党委书记廖维新：“群众寄希望于国家，由国家来承保。” 在当前，农业保险机制不太健全的情况下，谁来为天灾的损失埋单?谁又能化解天灾对于农业生产凸现的高额风险?记者采访了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 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还是政府埋单。” 唐副县长认为，农业生产的恢复以及农民损失赔偿，对财力有限的政府来说，压力很大，需要出台新机制。 全州县副县长唐忠祥：“我觉得农民农业的受灾风险不定期需要上级探索一种长效机制，比如说灾民保险机制，通过保险金来解决灾民的生产生活资金来源。” 在全州这个农业大县中，特别是在今年遭遇的特大自然灾害后，灾民有多少风险可以承担，给灾民自己和政府部门都留下了深刻的思考。专业的、适合农民参与的农业保险机制呼之欲出，为提高农民应对风险能力，保障农业生产效益打开了一条探索之路。 5．我国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平均每年因为干旱、暴雨、热浪、台风等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5000万公顷，损失粮食4300万吨。可政府的财政投入毕竟有限，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农民应对这些天灾呢?为此记者采访了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庞陈敏。 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庞陈敏副司长告诉记者，根据国家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总体应急预案，自然灾害的救助主要由民政部来负责。但是，如果遭遇灾害就完全依靠政府来救济明显是不现实的。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庞陈敏(副司长)：“政府的保障是最基本的，比如说我们一定要保障受灾以后的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服穿，有病能得到救治，同时还要保障他有临时的居所，但是这样肯定不能跟我们现在社会生活水平(相比)，它只是最基本的保障。” 目前，国家对灾害救助的基本政策是政府统一领导，灾害分级管理，社会互助和生产自救并行。在去年，中央财政投入的救灾资金就达到了112亿，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解决灾区灾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恢复生产和灾后重建的资金缺口依然惊人，庞陈敏认为，救灾工作政府不可能全包，而引入农业保险体制是最有效的举措之一。 庞陈敏(副司长)：“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在探索，就如何应对这种灾害，就是加强保险，金融机构也要进来，现在有一些地区，国务院也要大概六七个省去进行试点，就是说保险肯定可以把灾害这种能力分解、分担，让大家都来分担，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6．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张洪涛教授：“你说政府去救济一百块钱，它就是一百块钱的效益，我一百块钱，买了这个账篷，就买不了面包，买了面包，买不了水，是不是?但是作为保险的话，它是一个小的资金，一个杠杆的原理，那我的保费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投了以后，发生事情以后，那我就产生了一个资金的放大效益，保险金额就会很大。” 张教授认为，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政策性的保险，如果没有国家扶持，尤其是财政政策的支持，要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真正发挥农业保险的作用，是不切合实际的。她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张洪涛教授：“资本市场它有很大的储存量，保险市场，在国际市场储存量比保险市场还要大。那么我觉得如果通过从宏观上政府通过洪灾的债券，或者是证券化的安排，再加上一个保险的洪水的计划安排，这样两个来结合起来，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庞陈敏也表示，为了使国家的财政支持政策真正服务农业，需要明确补贴对象、补贴方式、补贴途径，确保政策支持不会消失在路途中。同时对农业保险这种政策性保险，更加需要政府的力量来进行推广和覆盖。 记者：“是不是需要一种强制手段强制投保呢?” 庞陈敏(副司长)：“现在各地可能推行的基本上就是政策倡导，而且基本上是带有一定的要求，强制性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地都是政府来主导，来倡导来做。”
二、给定资料 1．2007年5月21日，关于牙防组，有了来自卫生部规划司财务审计处的最新权威消息：牙防组通过违规认证获取了至少218.5万元的利益。在此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牙防组还曾接受过宝洁公司的1000万元赞助。宝洁公司为此发表声明，称该捐助是捐赠给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的，与牙防组认证无关。但卫生部的审计报告，对牙防组与牙病防治基金会两者的财务关系的描述是：“牙防组利用基金会的账户收款，牙防组与赞助单位签订协议后，单位将赞助等款项汇入基金会账户，然后再由基金会账户转入牙防组账户。” 中消协的“3.15认证”并没有一套固定的价格。以中消协授予欧典地板“3.15标志”认证的具体案例来说，中消协方面收取了欧典公司20万元的费用，并且每次认证的有效期为2年，过期之后还要交纳一笔费用。 而由此牵出的认证行业内那些“公开的秘密”，开始在法律的裁决下被晾晒。 就在牙防组认证事件同时，羽绒服上“抗菌标志”的颁发方——中国抗菌材料及制品行业协会，被中国羽绒工业协会指出本身并不具备认证资质。而河南宝丰酒业更是以“第六届中国名酒”评定违法为由状告商务部，商务部在5月17日宣布暂停评选活动。 2007年年初，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还曾公布：中国绿色市场认证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质量安全监管认证中心、中国质量认证标准协会、中国产品质量认证中心、中国绿色环保产业认证委员会等5家打着“国”字头的组织机构，是未经国家认证与认可监督委员会(简称“认监委”)批准设立的非法认证机构。 甚至那些合法的认证机构，也屡屡暴露出问题。相应的数据显示： 2004年，认监委对6家认证机构进行了行政告诫，要求，8家指定认证机构进行整改；同年10月，在自查自纠之后，国家认监委撤销了96家认证机构不符合规定的各类分支机构和办事处。 2005年，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暂停、撤销和注销了总计20745张CCC(所谓的“3C认证”，即国家强制性认证)证书，涉及工厂7743家。同年，国家认监委对11家指定认证机构下发了整改问题通知书。 2006年8月，国家认监委在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的检查中，对11家认证机构下达了整改通知书，对23家承担检测任务的实验室做出了处理，撤销了其中15家实验室的检测业务，8家实验室被限期整改。同年，撤销了15家CCC认证指定实验室检测业务。 认证、评比所暴露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高层的注意。5月中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务院纠风办2007年纠风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对政府部门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社团组织举办的各类评比达标表彰活动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各类要求基层、企业、群众出钱出物出工或以各种名目收费的项目。 这个产业的市场容量，据《21世纪经济报道》称，长城认证广州中心总经理陈世国2003年时曾有过估算，当时，仅珠三角就有90余万家企业要通过企业体系认证，“以每家企业体系认证收费2万元计，可收取体系认证费180亿元；其中至少有60万家为生产型企业，这其中又至少有 20万家出口型企业的产品出口要通过质量检验认证，以每家企业收费3万元计，则有一次性检验认证收费60亿的巨大市场。此后，跟踪服务要收取比例为认证收费1/3的年费，即每年可收取的年费就高达20亿元之巨。” 陈世国说，“长三角的市场比珠三角更大，如果将全国检验认证市场囊括在内，至少有不下于 500亿的一次性市场和200亿年费市场。” 由最开始适应进出口需要而对电工产品和电子元器件产品所进行的认证，到如今几乎涵盖所有行业与产业，认证行业在中国呈现出复杂的分类。 从认证机构来分，有中央认证、地方认证，还有行业协会组织、专业学术团体、知名企业的认证； 从认证类型来讲，有国家注册认证、国家职业认证、人事部职称评聘、行业认证、著名企业认证、岗位技能认证等； 从认证性质分，有强制性认证(在中国即3C认证)和推荐性认证。 而每一个行业，又可以再进一步细分。 单以质量认证而言，按认证对象分，就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及生产准入制度认证等。 由此颁发的证书就更多。单一个绿色环保认证，就有“名牌推荐产品”、“上榜品牌”、“特殊贡献奖”、“30家质量合格供货放心品牌”、“消费者最信赖的中国质量500强”、“用户满意度推荐十大品牌”等数不胜数的认证。 2006年8月29日，国家认监委主任孙大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我国认证机构颁发的证书总数和获证的各类组织总数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据统计，截至2006年6月底，国内经过认可的各类认证机构达119家，这些机构颁发的各类认证证书数量超过39万份，其中质量认证证书数量和获证企业居全球第一；实验室认可数量已经超过2600个，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检查机构认可数量65个。美国质量协会评价说：“中国改革认证认可工作的效率，在国际上罕见。” 但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中国是世界证书大国，却不是证书强国。”一个最为直接的理由是；“很多经过中国认证公司认证过的产品在出口时并不被认可，他们都知道中国的很多认证本身有问题。 这在认监委公布的数据上也有显示：2002～2006四年间，各指定认证机构共撤销认证证书 868张，涉及391家企业，注销20581张证书，涉及4165家企业；暂停证书24277张，涉及9838家企业。 其中原因，纷繁复杂。“李鬼”作乱被视为是一个重要原因。上海某认证公司市场部苏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02年左右，一个中型企业，一个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认证做下来，需要交纳5万元；但是现在，做认证的中介公司可能连．1万元还不一定收得到。你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认证公司，它私底下压价就把认证做了。” 如今做ISO9000质量认证的公司，在全国有数百家。ISO9000系列标准最初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于1987年开始公布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建立统一的标准，从而减少国际贸易的成本。目前，它已被80多个国家采用，其中包括全部欧盟国家、日本、美国等。而许多跨国集团公司也把是否通过ISO质量认证作为条件用以约束供应商。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企业如果要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ISO9000质量认证无疑是第一张门票。 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已将认证工作授权给各个国家自行操作。中国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引入ISO质量认证体系，目前相应的监管机构为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简称“认可委”)，它是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并授权的国家认可机构，统一负责对认证机构、实验室和检查机构等相关机构的认证能力进行资格认可工作。 ISO认证收费标准是全国统一的。收费的高低与被审核方的员工数量直接相关。例如，一个员工规模在276～425人的企业，它的初审需要10人天(即认证公司所派出具有正式资格的审核员人数乘以审查的时间，例如2名审核员×0.5天＝1人天)。而1人天的审核费用为3000元，再加上申请费1000元，注册费2000元，这家企业在初审中所应缴纳的认证费用至少需要 33000元。 按规定，ISO认证书的有效期一般为3年，有效期内要进行每年至少1次的年度监审，这样规模的企业监审要求3.5人天。而有效期后还要进行复审，要求为7人天。而目前，全国已有8万余家企事业单位(含机关)取得了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年还有众多的企业在申请通过ISO认证，因而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认证市场。 一方面市场巨大，另一方面想来抢这块肥肉的企业也为数众多。目前，仅在认可委注册的国内认证机构就达282家，加上国外的和众多未能注册的非正式认证机构，竞争相当激烈。这样，各认证公司为了吸引客户，纷纷打出广告：“提供快速ISO认证，通过率100%”。宫瑾春(化名)是北京某认证公司的认证师，她曾经在审核一家建筑单位时发现了诸多严重问题，并把情况上报给了公司，“但公司最后居然还是给他们发牌了，完全没有考虑实际的审核效果”。 王曼丽(化名)在苏州一家认证公司工作，她说；“现在的企业都希望收费低一点，审查时放宽一点。为了能够保证客户资源，认证公司们几乎可以满足企业的任何要求。” 在天津某认证公司的工作已，6年的陶女士告诉记者：“以我所接触的几十家认证公司，只要交钱，百分之百能拿到证。” 王曼丽还介绍说，最近，认监委为规范市场，防止恶性竞争，规定了ISO9000质量认证的最低限价：办理ISO认证初审最低金额不能低于12000元。“而在过去，有的公司甚至可以3000块钱就搞定，这样的话，认证公司的审核自然也就不负责任了。” 正因如此，国内ISO认证的含金量已经开始遭到质疑。李忠(化名)是一家测量公司的负责人。他认为；“ISO9000质量认证现在已经完全泛滥了。假如我们公司拿一个ISO9000认证的证书出来，客户根本就不会理睬。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只要花钱就能够取得。”因此，企业现在一般采用的方法是二方审核，即由对方的公司派人按照ISO9000的标准亲自进行审核。 这种非正常的竞争，使得认证行业的利润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被摊薄。这也使得正规的认证公司也不得不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关门大吉。 2．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的邓国胜教授说，像全国牙防组，如果没有部委级的中央政府背景，没有“全国”这两个字开头，可能不会有谁去找他认证。而根据中国目前的体制，一个团体组织要获得“全国”这两个字做名称，通常需要部级行政领导单位和民政部的双重审批，邓国胜说，这种审批，实际上也就把同等层次的政府信誉押在里面。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认证认可权利应该回归社会，回归专业。”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现行的诸多资质、资格的许可工作，将退出行政许可的范围，由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的自律管理来替代。”毫无疑问，认证本身是一种属于民间的权利，而且国际的经验也正是如此。 但是，没有了政府力量的强制介入，那些本应担当起责任来的行业协会能让人放心吗?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中国行业协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会不分。”在她看来，官办的协会“人权、财权、决策权保留在政府体制内，协会没有独立性——负责人或由政府部门领导兼任，或由退役官员担任，在财务、办公场所和活动开展中往往政会不分。协会只是政府的口径和附庸，行政机关制定的决策，通过协会传递给企业，其体现的职能仅此而已。”而且，“在数量上，官办行业协会所占比例超过70%。” 正是行业协会本身的先天不足，后天发育无力，使得它并不能够肩负起制定行业规范、引领行业自律的责任来。甚至目前的法律也限制了这一点。宋华琳举例说，按照1989年制定的《标准化法》，行业标准的制定只能是国家部门。所以一个行业协会即使制订出自己的行业标准，仍然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名义发出。 社会独立力量缺乏，政府只好介入。但是政府的这种介入，又使得行业可能的发育被压抑。而且，附着在政府权力基础上的各种协会，“天然地会想办法寻求权力来为己谋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对记者说，据他对中国的行业协会作的抽样调查显示，当前的各种行业协会“大致是三三开，1/3难以维持，1/3勉强维持，仅有1/3发展较好”。这也正是牙防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组织要去做认证的动力所在。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人士说，如果全国牙防组，或者和牙防组类似的半政府机构能够把他们的收入、支出、资金分配等详细公布，每一分钱都有案可查，没有谋求商业利益和进行权力腐败行为，那么这类组织在纯粹的非政府组织成长起来前行使部分认证职能，是合乎实际社会需要的。 但是，由于这些机构运作的封闭性，加上公共权力的背景，它们的操作甚至比某些政府机构更加“黑箱”，上述人士说，以他所在的行业为例，由行业的部级主管机关确定一个对行业内某类产品的认证中心，而且很多人的升迁、评职称都和该产品的创造有关，该中心实际上成为了部级单位的变相金库。 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他们在谋一己之私利时不惜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更多的是政企合谋，其最大的恶果就是破坏市场秩序。”贾西津说。 3．近年来，我国已成为玩具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大国。目前全球70%以上的玩具来自中国，玩具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欧盟。 据了解，“中国制造”玩具虽在欧美市场上所占份额较大，但主要是依靠低价优势。从国家质检总局历年来组织的玩具市场国家监督抽查中可以看出，我国玩具产品的质量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玩具质量良莠不齐，一些劣质玩具导致儿童受到伤害的案例时有发生。 例如，一些不法厂商在制造聚氯乙烯玩具时，常加入使聚氯乙烯柔软的增塑剂和防止老化的稳定剂等化学物质，而聚氯乙烯老化后还会分解出对人体有害的氯化氢气体，如果孩子经常将含有聚氯乙烯的玩具放在口中吮吸，这些有害物质就会被摄入体内。绝大部分的电子和电动产品包括遥控玩具、玩具对讲机等电子玩具，在使用中会发射电磁波，而电磁波有可能对附近使用的设备带来干扰或一些有害的影响。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对玩具安全提出了许多新的标准、新的要求，为切实保障儿童生命健康安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2006年3月1日起，对童车类、电玩具类、塑胶玩具类、弹射玩具类、娃娃类和金属类玩具等6大类玩具产品实施3C认证。自2007年6月1日起，上述产品没有获得指定认证机构颁发的认证证书，没有按规定实施认证标志，一律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4．对于中药企业来说，以“药品”这一名正言顺的身份进入美国市场，一直都是诸多中国中药企业的目标。 近日(2007年4月19日)从康缘药业获悉，其主打产品“桂枝茯苓胶囊”目前已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正式启动Ⅱ期临床研究项目，虽然这一举措为中药“正身”带来了希望，但资金问题依然是阻碍中药企业完成认证的最大障碍。 美国FDA的认证共要进行三期临床。药品申报FDA必须通过审查、论证，最长需耗时8～12年，通常花费高达3亿～5亿美元。 一直以来，中药在美国市场只能以食品或者保健食品的身份出现在超市中，无法进入药店和医院销售。 由于无法以药品身份进入美国医疗保险目录，因此，中药在美国市场的销路一直很受局限。“中药作为食品进入美国并不难，但随后的销售却是个难题，一般只在华人圈子里卖。”暨南大学中药与天然药物研究所副所长栗原博对记者说。 事实上，许多中药企业都已经开始走上了FDA药品认证之路。目前包括天津天士力、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杏灵药业等诸多企业都已经向FDA提出了认证申请或进入Ⅰ、Ⅱ期临床研究，但尚没有一家企业走到最后。 而从2000年起，中国政府就将桂枝茯苓胶囊等作为首批推荐的7个示范品种，以药品的形式申报美国FDA认证，但到目前为止，仅剩“桂枝茯苓胶囊”继续单兵独进。 “关键还是费用上的问题，国内中药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大型公司作为后盾的话，很难最终完成认证，因为投资风险太大了。”上海中药研究所所长谢德荣对记者说。 5．吴江市把清洁生产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作为工业经济的一项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推进力度，将清洁生产和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在清洁生产审核盛泽地区印染行业的基础上，向全市推开，清洁生产理念在吴江市已被企业认可，正不断深入人心。 目前，全市已有102家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56家企业通过ISO14000认证，亨通光纤通过了OHSMS18000认证。在苏州各县(市)中位居前列，促进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盛虹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吴赣化工有限公司两个清洁生产项目获得省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通过清洁生产，企业尽最大努力削减污染，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取得了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吴江市举办培训班、开设讲座，宣传推广ISO14000认证，通过认证已成为企业强大实力、管理先进的标志，得到了众多企业的关注。亨通光缆、永鼎光缆等企业实施ISO14000标准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员工素质不断提高，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防治污染、节能，降耗，增强了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随着吴江市电子资讯产业比重的加大，申请ISO14000认证成为了企业的自觉行为。为提升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各公司通过咨询培训整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消除了污染萌芽问题，实施废物分类回收，减少了水电的消耗。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绿色贸易壁垒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桎梏，而通过了ISO14000认证，就可以拿到绿色通行证，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随着企业环境意识的提高，吴江市的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6．中国于1998年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建立了中国节能产品认证制度，成立了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节能产品认证中心(现中标认证中心)，颁布了《中国节能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和节能产品认证标志，正式启动了中国的节能产品认证工作。 9年来，这一认证的开展和推广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节能(节水)产品认证制度的实施，以及节能产品的推广和普及，为中国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据介绍，自1999年开展认证至2005年的六年间，仅节能电冰箱产品一项就累计为全社会节约能源11.7亿千瓦时，节省能源费用支出6.7亿元。 节能产品认证也成为推动节能技术进步的源泉和动力。以家用电冰箱为例，在1999年3月实施节能产品认证以前，中国的家用电冰箱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型号能达到欧盟能效标识的A级(世界最优秀的家电产品能效水平)。到2001．年底，达到欧盟A级能耗水平的节能认证产品已占获证产品总数的25.58%。很多生产企业以节能评价指标为新产品的设计开发基准，普遍提高了中国家电产品的能效水平。 此外，中国在节能产品认证方面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进行国际间节能产品认证标志的协调互认。这一做法将有利于打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帮助中国产品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 目前，中国节能认证已和美国能源之星及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签署了协调互认的实施计划。 中标认证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更好贯彻落实国家对于节能(节水)产品认证的各项要求，中标认证中心将进一步扩大中国节能(节水)产品认证范围，将认证工作逐步扩展至工业产品和建筑产品，乃至未来更为宽广的领域，从而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7．据记者了解，在美国，相关的政府机构会对产品的安全标准进行推荐，但却很少有政府的直接认证。这个政府机构，即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The U.S.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其工作的主要方式，是进行事后监督。 在美国，有千分之九的案例就会导致对问题产品的全面召回，美国的消费者安全委员会会将这事督查到底，因为它对消费者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目前美国消费者安全委员会正在和一家知名厂商联合召回一种洗碗机，因为出现了该家厂商生产的洗碗机起火的报告案例。 美国政府中也有自己的质量标准机构，比如美．国国家标准局。标准局的基本的功能是和企业、行业合作，制定、推动产品质量标准。而国家标准局的很多工作，则要借助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的参与而实现。这个国家标准学会却是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民间标准化团体，由各个行业分会组成，在实际上可以这样说，这一民间团体正是美国国家标准化的中心。 在美国，几大汽车厂商都要求它的零部件供应商，产品达到ISO系列的管理和质量认证标准。另外，美国安全检测实验室公司(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 Inc．(UL))的安全质量认证，也是在北美市场通行的认证标准。 这些机构的认证虽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都会要求被认证方支付认证活动所需要的成本。由于知名机构的认证价格不菲，往往又滋生了认证培训、辅助认证的商业机构。 所以在美国，以认证、或者出具公共评价报告为主要产品的组织基本上都是非营利组织，它们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会员交费和认证收费，然而，也不排除这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认证机构出现财政盈余的情况。所以认证本身也具有了市场和商业价值，实际上，当一个组织的质量或者安全认证项目被确立了后，给被认证者带来的是商业和市场利益。当然，这种认证项目自身要获得社会认可，首先必须建立在它的独立，公开、公正性上。
二、给定资料 (1)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谓也。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2004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发出了“一号文件”，其中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人的比例。这份被人们称为“高含金量”的文件，将着力点放在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上，抓住厂多年来农民收入最难提高的部分。 (2)2004年2月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分析了农民增收的严峻形势和促进农民、尤具是促进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增收的紧迫性、重要性，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和总体要求。文件突出了四个重要特点：一是强调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和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这两个重点和难点。二是从农业内部、农村内部和农村外部这三个层次，提出促进农民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有关政策。三是从为农民增收创造必要外部条件的角度，提出了开拓农产品市场、增加对农业和农村投入，以及深化农村改革的政策措施。四是强调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落实政策。 (3)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近来表示，当前农村经济中的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自1997年以来，农民的收入增长一直比较困难。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农民收入持续低速增长。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 7年没有一年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最低的只增长2.1%，年均增长4%，仅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幅度的一半。二是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 1997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为2 09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 160元，两者的收入差距为1:2.47；200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2 622元，城镇居民为8 500元，差距已扩大为1:3.24。三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收入增长更为困难。过去几年中，由于不少农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导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额减少，使以农为主的纯农户的收入增长尤其困难。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为1 268元，但自1998年到2003年，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已连续6年低于这一水平。 (4)2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这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全国性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城乡收入比率可能达到了6:1，比津巴布韦还要高。 (5)北京市今年起将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实现农业生产环节的“零赋税”。据测算，这一政策可使北京300多万农民每年减负8 000多万元，也就是说，人均负担将由去年的 27.3元减至接近于零。根据税制改革计划，中国农业税率将从目前全国最高不超过 7%，逐步．降低到全国统一税率2%左右，这样一来，北京市应征农业税相应地从8 007万元，下降到3 200万元。在扣除了政策性和灾欠减免之后，实际征收额度不足2 700万元。无论是8 000万还是2 700万，占全北京税收总额的比重都不超过1%。
本题仅限报考省级(含副省级)以上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材料一清晨，A区居民小陈准备烧饭，打开水龙头，清冽的自来水哗哗流出。这股来自13公里外B县最大饮用水源保护地三合水库的清泉，让A区3个街道的16万人“解了渴”。同饮一库水，得益于两地的同城化发展。A区和B县地域相连且同属C市，主城区相距不到20公里，A区人口众多、商贸发达，B县人文和生态资源丰富。2018年，在市政府主导下，两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全力推动同城化发展，推进了80余项合作。B县中医院的骨科远近闻名，这两年，从A区到B县来看骨伤的患者明显增多了。A区商贸业发达，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B县年轻人到A区逛街、消费。而B县的农家乐也很受A区居民欢迎，去年前往B县乡村游的A区游客占总量的50%。“这几年两地开通了城际公交，实现了高速公路免费互通，两地的互联互通还在进一步加速，未来将新建、提升改造3条道路。”A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4月，两地组织部门签署了人才协同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年轻干部互派挂职机制。现挂职A区文旅局副局长的B县青阳街道办马副主任在漫步A区文创街区时，想到青阳特色美食街，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两地各有优势，何不强强联手？”想到就干，他与同事合作，促成A区与B县召开文旅共建联席会议，积极推动两地开展“美食文创街区”旅游营销活动，协同打造县域消费目的地。“这几年，A区高速发展对B县的辐射带动正在逐步增强，两地产业互补性、协调性还在加深。”B县孙县长表示，“2024年，B县制造业投资增长超过50%，增速位列全市第一。在A区新兴产业带动下，一批与其紧密关联的新能源项目相继落地B县，不仅完善了产业结构，也带动了装备制造、光伏光电、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投资。”走进毗邻A区的B县黄龙工业园区，一栋栋现代化新厂房映入眼帘。近几年，该园区共落地企业218家，其中企业法人为A区籍的有86家。A区某面膜生产企业负责人表示，2020年看准两地同城合作机遇，她在B县投资建起了新工厂。在市场需求带动下，A区和B县之间已经形成了面膜上下游供应链企业紧密合作的生态圈。近期，两地的物流公司正积极谋划，在黄龙工业园区开展综合货运枢纽共建等项目。“我们在黄龙工业园建有物流仓库，在此集货后，可通过A区中欧班列、水运发往全世界。”A区某物流公司负责人说，在B县建仓成本低、发货效率高。B县某商业小区因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适中，项目一开盘就吸引了500余户A区市民前来投资置业。“在A区赚钱，在B县生活。”在A区做服装生意的小江选择将家安在B县，生活成本低、舒适度高，一家人在一起，幸福甜蜜。今年，B县人社部门帮助推广A区的“找零工”App，将A区实时响应的零工招聘信息推送到B县用户手中，已帮助1000余名B县籍务工人员在A区找到了打短工的机会。B县人社局就业科负责人说，家住B县城乡接合部的邹先生，忙时在家务农，闲时出门打工。这几年A区对零工需求很多，打包的、配货的、装运的，有时一干就是十天半个月，增加了不少收入。据统计，2019-2024年A区GDP增幅达31%，增幅高出B县约11个百分点。但在A区的带动下，B县二三产业协同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形成，多项经济指标增速在C市9个区县中名列前茅，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2024年A区GDP增速仍然高于B县，但两地增幅的差距，已由去年的1.6个百分点缩小到了1.1个百分点，目前“1+12”的区域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材料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日前，H省拟出台《大力推动制造业内生项目建设行动方案》，推动本地企业聚焦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不断扩大有效投资。为此，省工信部门专门召开座谈会，邀请省内2024年制造业投资增速超过10%的5个县及有关人员介绍相关情况。下面是发言摘录：K县：2021年至2023年，受联芯、亚迪等一批招商引资大项目带动，制造业投资额翻了一番。与此同时，一些声音也随之出现：“优先保障外来大项目，中小企业拿地难。”“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们到外地投资去争取优惠政策。”……“事实上，一些内生项目的投资力度并不比大型招商项目小。”K县经信局黄局长说，比如三山股份近几年每年投资额都在1亿元以上，而一些地方过于注重招商引资，本地优质中小企业却难以拿到土地。2023年9月，K县出台内生项目（即本地企业再投资的项目）指导性意见，聚焦优质中小企业项目要素难以精准匹配和政策力度偏弱等问题，制定了9方面25条政策。比如，要求各地每年保障高成长中小企业用地总量不低于当年出让工业用地总量的20%，内生项目政策技改补助从原先的6%提高到10%。L县：“2023年，我们建立了‘数据360’预评审机制，对企业近几年发展业绩进行综合评估，让数据说话，凭数据决策，推动有限土地资源向‘发展前景好、产值增长快、亩均效益高’的企业优先配置。”L县经信局周局长介绍，“在这一机制推动下，去年，L县制造业项目完成投资148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内生项目投资占大头。”兴全精工是一家年销售额近20亿元的大企业，这几年每年都会投入近亿元用于扩产投资，而十几年前，他们只是一家小微企业。当初为了土地指标，他们差点去省外重新建厂，最后经当地政府挽留才没有外迁。“中小企业对要素保障是最敏感的，他们往往是大企业的前身和底座。留住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就是在培育内生项目。”杨董事长说。M县：经信局姜局长说：“其实，不愿意投资新项目，并不意味着不愿意投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设备更新上，大家热情就很高。”2024年上半年，M县顺应“两新”政策，推出大规模设备更新一站式服务平台“更新之家”，很快就有400余家企业达成设备购买意向，金额超3.5亿元。天海集团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在“更新之家”平台推出10多款5代注塑机。入驻以来，天海集团胡经理发现，企业数控机床等高端装备的订单增势喜人。“在存量上做投资，是一种隐形的项目投资。”姜局长说，M县是制造业大县，设备保有量大，按产值计算，全县超六成的传统制造企业对通过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益有强烈意愿，预计每年可释放100亿元投资需求。J县：该县袜业产量占全国的70%，前几年，顺应数字化转型潮流，县政府鼓励袜企购置织缝翻一体袜机等智能装备，奖励比例最高达40%。这一奖励，激发了企业“换新”的热情。衡亿针纺科技有限公司分批购置了300多台织缝翻一体袜机，淘汰普通袜机近400台，全面实现智能化“换装”。“设备改造以后，全县袜业产业链得到了稳固和强化。”J县经信局赵局长介绍，时不时有省内外的袜企向J县转移，袜业集群吸引力进一步增强，有效提升J县袜业尤其是中高档袜子市场反应能力，大量中高档袜子订单回流。S县：“内生裂变”经常被挂在S县干部的嘴边。“内生裂变不是招商引资，胜似招商引资。”县经信局负责人介绍，去年12月，该县举行四季度内生裂变、招商引资项目签约开工活动，其中内生裂变项目20个、总投资近40亿元。比如隆向集团就裂变出瑞浦能源等一批本土重大产业项目，加速带动S县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这些年来，隆向集团在新能源汽车整车研发制造领域的专业能力不断被认可，为此接到不少省外的邀请，但都婉拒了。集团陈董事长说，公司周边50公里以内，就有六七十家产业上下游供应商，都是跟随他们成长起来的配套企业。这些稳定的产业环境，是他们投资本地、放弃外地的直接原因。“政府和各种政策支持为公司发展提供了优异的营商环境，让信任不断加深。”省工信厅投资处游处长表示，以往基层项目投资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外轻内”“好大忽小”“喜新厌旧”的问题，致使有时“接不住”本地优质项目。H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梁院长表示，内生项目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人们在谈新质生产力的时候，多将其局限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事实上，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也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材料三踩着音乐的节奏走出“城市森林”，稍走一段路就能和正在摆摊的手工创作者们交流作品心得；走出半开放式商场，就进入了两侧摆满小摊的街道，捧一杯热腾腾的热饮暖手，再看街边舞台上的各类演出，轻松惬意……因市而集，集兴而旺，古已有之的市集在当下再度兴起。“我曾经卖出过一幅画，当时问客人为什么喜欢这幅画。”在S市某商圈的一场市集上，插画师小林说，“他说从这幅画上蘑菇的缤纷色彩里感受到一种孤独，好像一切都是误食蘑菇后的幻境。这位客人的话让我觉得对方很懂我，能将自己的作品交给这样一位客人，感觉暖暖的。”“市集上，不光是你看摊主，他们也在看你，你愿意攀谈，他们也乐意分享，买卖双方形成了有趣的互动。”在S市工艺美院创新基地负责人云方看来，这是一种新型的消费模式。“这些图案不是画上去的，是将不同颜色的皮革切割下来拼在一起的。”在古里手作市集的一个皮具摊位前，见有人驻足把玩，摊主老马从摊位里走出来向客人介绍。即便不买，他也会请客人关注自己的社交媒体——几乎每个摊位上都有创作者的社交媒体二维码。老马直言：“我这样的小创作者很难撑起一个实体店面，寄售又无法跟爱好者交流，市集是个不错的平台。”在滨江路举办的“好市将至”市集上，有摊主带了宠物猫摆摊，消费者下单后可以与“猫员工”亲密互动。“当下都市生活紧张繁忙，大家希望放慢脚步、放缓节奏。”S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曹研究员表示，在市集上，消费者可以进行灵活的混合型消费，满足多元需求。当下S市有很多个性化的市集，策划者根据自身感兴趣的类目做市集设计。“有的摊位销售的不是商品，而是聊天，内容大多涉及哲学与心理学，主打一个心灵休憩、情绪疗愈。”不久前，在华新路上举办的“草台班子”市集，是一个以非职业技能学习为主题的市集，小蒋在这里学习了剪纸，现场还提供理发服务、手语学习等，“很新鲜，可以放飞自我。”“市集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承载着城市的文化表达，许多人在国外旅游时会把当地的市集列入目的地。”云方表示，“而在S市，这些市集虽然有了更多可能性，但能不能成为城市文化景观，还有待时间检验。”去年6月，S市某大型商业广场开业，同步举行的“双手做工”市集为商场带来一波人气。如今，许多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每逢周末几乎都要做市集，将之视作拉动人气的“法宝”。“城市市集遍地开花是好现象，但热度能否持续仍有待考验。”崔副院长指出，与其挖空心思复制“他人之火”吸引消费者，倒不如从顶层设计上思考如何在坚持本色的基础上串联起来，打造能代表城市形象、有一定体量和影响力的地标性市集。“对于传统的市集而言，须在功能和业态上进行转变和提升。如果缺乏精细策划，市集与周边业态没能形成良好配合和互动，反而会影响周边商户的生意，降低整体收益。”曹研究员表示，“消费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大力提振消费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城市市集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潮流，可以为城市带来人气、留住人气，但实现这一切需要我们在打开市集的‘可能性’上下更多功夫。”材料四一朵花菇能卖多少钱？最高能卖到50元！因为有了科技的加持，K省F县的满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让花菇从此不再简单。谈到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满亭生物董事长老朱曾经顾虑重重：农业企业本身投资大、回报周期长，砸下真金白银，买来成果，没出效果，还得自负后果，这如何是好？2021年，K省率先建立科技成果“先用后转”机制，通过“先免费试用、后付费转化”的方式，推动高校院所向中小企业实施科技成果高效转化，降低企业承接成果的风险。企业在试用满意后，按照约定的条件和方式支付费用，完成科技成果的正式转化。得益于“先用后转”的模式，满亭生物2022年从电子科大引进了一套智能管理系统，三年来效果显著：一个大棚年产花菇逾5万公斤，亩产量提升15%，优质花菇占比达80%。随后，满亭生物还与多所省内外高校合作，引进深加工技术，花菇产品创意不断。公司办公区里，花菇鲜品、干品、即食花菇粉等琳琅满目，高端调味品卖到数百元一斤，一些产品远销海外。K省越来越多的企业像满亭生物一样，不再犹豫不决，积极主动地参与科技成果转化。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技术交易额达到274亿元，同比增长22%。针对前期“免费环节”，高校院所担心一些企业试用成果后不愿“买单”仍私下使用，及企业试用后想买专利而高校院所不肯卖等可能发生的情况，省里促成科技保险公司推出“先用后转险”，联动知识产权和信用等部门，为成果转化上了一道“安全险”。以往科技成果定价难、审批流程繁琐等，是科研人员转化成果的“梗阻”。K省科技厅与财政厅联合打造“安心转”平台，转化审批等均在平台完成，这也是该省首创的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范式。而通过淘宝这一市场化平台，进一步解决了高校院所处置职务科技成果的市场定价问题。“如果说之前是在拆除阻碍成果转化的篱笆墙，目前则是在提高科研成果转化效率。”K省科技成果评估和成果转化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科技成果转化环节多，高素质技术经纪人在技术交易买家和卖家间起到“黏合剂”的作用。今年初，省科技厅、教育厅联合开展“博士入企”行动，联合相关科技企业实施“技术经纪人培养计划”，推动更多高素质人才进入企业、服务企业，在制度层面保障他们学术上接地气、转化上有钱赚、职称上有前途。截至目前，K省通过“先用后转”机制，成功转化成果超3000项，有效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材料五二十多年来，尤其是被定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以来，Z省为26个山区县量身定制“一县一策”，出台了一系列超常规政策，山区县驶入发展快车道。根据山区县分类动态调整机制，P县、H县和L县最近被调出“山区26县”，将享受另外的“政策礼包”。长期研究山区县发展的省委党校龚教授认为，“一县一策”效用发挥，关键在于如何让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山区县突围，产业自强是关键。县里瞄准了扶持产业项目的优惠政策，早早谋划。”P县发改局李局长透露，为申报2025年省市两级重大产业项目，2024年7月，县里就开始排摸梳理，目前已有280多个项目进入“预备库”。一旦项目申报窗口打开，会第一时间申报。另一方面，P县主动对接省市级部门以及专家资源，及时了解最新政策动态。截至目前，P县累计入选省“千项万亿”项目数在原26个山区县中位居前列；入选省重大产业项目数在全省县（市、区）中名列第四。同样是承接政策红利，H县借力“一县一策”，点燃了乡村休闲旅游的星星之火。“当时的‘一县一策’文件中，相关扶持政策多达30余项，我们从实际出发，抢抓政策红利，争取上级支持。”县发改局许局长介绍，2022年初，省政府批复同意设立灵山省级旅游度假区，县里乘势升级了软硬件，推动运动休闲产业大发展。如今，灵山古道越野赛成为Z省知名越野跑品牌。2023年，灵山旅游度假区吸引国内外游客超1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亿元，带动本地农民共增收约233万元。春节过后，位于H县生态工业园的光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现场，8幢高5层的白色厂房陆续交付。H县生态工业服务中心王主任表示：“县里土地资源紧缺，可以腾挪的空间非常少，要打破这一要素瓶颈，关键靠创新。我们园区仅3平方公里不到，由于面积小，横向拓展没有空间，主要培育‘上楼企业’向纵向空间要发展。”空间小，意味着无法承载大项目。H县在多轮产业选择后，最终瞄准了光电产业。“传统制造业厂房一般只有一层，而光电企业厂房可建到五六层，单位土地投资强度大、产出高，符合我县实际。”H县经信局孙局长介绍。近年来，L县开辟了大健康、半导体、新能源、数字经济四个产业新赛道，高层次人才紧缺。为此，L县把人才工作“嵌入”招商工作，借重大产业招商项目集聚人才。比如大健康领域，成功招引了智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一行业领军企业入驻；在半导体产业领域，通过对接国内外知名半导体企业，吸引了众多一流专家和工程师集聚，从而实现了链式招商。“我们在全国10余所高校设立‘引才驿站’。”L县人才中心叶主任介绍，与高校创建“订单班”，针对企业所需专业和技能进行人才培养，极大解决了企业用人的难题。Z省发改委负责人表示，三个调出县不仅各项经济指标遥遥领先，而且不“偏科”。在P县，“小萌宠”催生共富“大产业”、“三善工程”开辟山区慈善助老新模式、电商赋能乡村共富路、“红都”文化助力革命老区奔共富等做法，或被列入省市级共富最佳实践，或成为省级首批共富实践观察点。在H县，城与乡的差距越来越小，打造当地“人人安居”共富单元，通过“一社一策”，探索片区式、差异化的未来乡村和未来社区模式，这项工作获得了省政府督查激励。在L县，2023年全县城乡收入倍差缩小至1.58，居全省山区县之首。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二、给定材料 (1)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3年9月15日上午8时40分左右，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蓉城镇朱正亮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朝身上泼汽油后点燃，当场被执勤民警扑灭。朱正亮烧伤面积为20%，现在北京右安门医院治疗。 (2)据朱正亮户籍所在地——青阳县政府的一位官员称，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作出自焚这一过激行为是因为拆迁纠纷所引起的。 (3)“他心理承受能力不够”。据青阳县委办公室一位姓何的工作人员称，朱正亮是县城蓉城镇城西村人，他的寓所由于城区规划而要拆迁，赔偿是按政策标准办理，给了地皮，其他拆迁户对赔偿方案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朱正亮的要求过高，“主要是因为他的房子是新的。农民要建一栋房子也不容易，现在要拆迁，朱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何某说，针对朱的特殊要求，县领导曾亲自接待他，并且给他增加了补偿费，但是他心理上还是接受不了，于是酿成自焚事件。何某认为，县委县政府各方面工作做得很到位，主要是他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够。 当地派人去朱家慰问，而蓉城镇城西村村委会一名干部的说法也对朱正亮自焚的原因作了印证，他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已经知道朱正亮自焚事件，“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政府做了好多工作都做不通，他也去合肥上访了好多次。这次到北京是悄悄地去的，我们也不知道”。 据悉，青阳县于15日中午接到北京方面的通知后召开紧急会议，并派人到朱家慰问。何先生说，朱正亮的家属情绪稳定。如果家属不放心，要求进京，县委会协助。 (4)三周以来两起自焚事件。我国城市建设衍生的拆迁纠纷近段时期以来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朱正亮以自焚这种激烈的方式来抗议，也再度引起了人们对住房拆迁问题的关注。据悉，这也是继8月南京发生拆迁户自焚死亡惨剧后，3个星期以来第二起因不满拆迁而发生的自焚事件。 (5)据国家信访局研究室专家朱颖透露，近几年来该局接到关于拆迁问题的信件逐年递增，今年至 8月底为止，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共计11 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 360人次，上升47%。据一位多年研究拆迁纠纷的法律专家表示，虽然有关法规规定，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应由双方协商同意补偿方案之后才能进行拆迁。但实际上，被拆迁人总是相对为弱者，往往没有商量的余地。 (6)全国房地产工作会议9月10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会议并讲话。曾培炎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国务院通知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加强领导。既要统一政策指导，又要坚持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各级地方政府要对本地区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负总责，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市、县的指导和监督，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重点地区的督察。 (7)针对近期一些地方在拆迁中违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不到位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曾培炎特别强调，各级政府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房地产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拆迁工作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量力而行，切实保护被拆迁入的合法权益，维护好社会稳定。 (8)南京市玄武区邓府巷6月12日开始旧房拆迁工作，部分拆迁居民与拆迁办在拆迁费上出现争议，居民因此不肯搬迁。但邓府巷拆迁办的一些拆迁人员却在最后搬迁期限内，采取一系列强制性野蛮拆迁行为。 (9)8月22日，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一中年男子翁某在邓府巷拆迁办公室自焚，在场的7名拆迁办工作人员受伤。据知情人士透露，翁的烧伤面积达到97%，已于自焚当晚死亡。目前，南京市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处理翁某家属的安置工作，并组织有关部门对“自焚”事件的真相展开调查。 (10)据了解，邓府巷属黄金地段新街口的老城区，居住条件相当简陋。改建后的邓府巷将成为一个具有新时代气息的商贸区。8月22日，邓府巷1 000多户居民大多已搬走，近剩下翁某及其他近10户居民，因对拆迁费存在异议，迟迟不肯搬。 8月22日中午11时，翁某一瘸一拐(翁某腿有残疾)地走出家门，到离家不远的大排档为家人购买午饭。他走出家门不久，邓府巷拆迁办便过来几个人站到了翁某的妻子周某面前：“小瘸子(指翁某)呢?……丁科长(邓府巷拆迁办领导)找他，一定要去的。” 中午11时15分，翁某提着酒菜回到家中后，第二次前往拆迁办协商。周说，翁某离家不久，拆迁办一名叫谢某的拆迁人员便带来了一帮人，十几个拆迁人员进屋子，围着翁某74岁的父亲，要求公媳二人离开屋子。周某以正准备吃午饭为由拒绝了。此时一名叫沈某的，据周称可能是拆迁办综合组的工作人员，嚷道：“你再不走，老子就揍你。”“我们被推推搡搡赶出家门，我身上被扯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他们把公公推倒在砖头堆上便不再理睬。”周说，随后一台推土机开来，不到两分钟就把房子铲平了。“我在这里生活了10年，很多家当都没来得及搬出，房子瞬间变为废墟……我的一部照相机，还有结婚时姐姐给的金银首饰都没有了，VCD、床、信用卡、5 000块现金……都被人拿走了……” 据邻居回忆，未过多久，翁某从拆迁办赶回家中，一看房子已被夷为平地，大叫一声，转身拾起一样东西，似乎是香烟或打火机，然后折回拆迁办。邓府巷巷口卖报纸的李阿姨说，当时只听得拆迁办传来几声喊叫“不好了，出事了”，随后拆迁办人员谢某第一个自行从办公室内走出来，身上的化纤衣服已被烧光，全身只剩一条棉短裤，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也陆续跑了出来。消防员赶到后透过玻璃发现翁某还趴在地上，随即质问拆迁办人员：“里面还有一个人，你们怎么不救?”没人知道办公室内发生了什么。据当地居民讲，翁某平时为人老实厚道，并不偏激，如没受到刺激，不会做出自焚的过激行为。
给定材料材料12014年6月22日，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作为一个大跨度的整体线性文化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是指我国自春秋时期开凿的邗沟以来，先后在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杭大运河及其延伸段浙东运河的总称，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人工运河。中国大运河北至北京、南抵杭州、东达宁波、西到洛阳，流经6个省、包括2个直辖市在内的35座城市，主线总长3200千米，流经市域面积31万多平方千米。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水系相交汇，串联起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连接了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这样评价大运河的价值：它实现了在广大国土范围内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大运河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大运河的原始功能是运输，而货的运输与人的流动，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和城市的崛起。如唐代繁华的都城长安，是运河西部的终极，南北均归于此；运河重镇济宁，是全国南北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江北扬州，城池之大、货物之多、生活之繁华、交通之发达，当时堪称天下第一；名城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心位置，航运繁忙；大运河的起运点杭州，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郡县之一。材料2随着申遗的成功，中国大运河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通州视察时强调，要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同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作出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重要指示。2019年4月，浙江省委书记车俊在调研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浙江担当，精心保护大运河遗产，有效传承大运河文化，合理利用大运河资源，把大运河浙江段建设成千年古韵、江南丝路、通江达海、运济天下的水乡文化经典呈现区、运河文化精品展示带和水生态文化精彩示范段，努力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走在全国前列。材料3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于元光六年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被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情况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商业运输、贸易繁荣的河段。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一些专书、地方志仍多用漕河之名。《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材料4《中国运河文化史》一书中写道：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开发，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文化、东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合、整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最本质的功能是沟通，大运河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交流，是在沟通和交流中形成的包容开放的精神底蕴。对中国来说，大运河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更是文化线路和中国民族大融合的见证。从隋唐到元明清到近现代，大一统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格局的主流，这多少有赖于大运河的文化融合作用。大运河在实现物资交换和人员交流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弱化了大疆域、多民族的文化冲突。以大运河为轴，就南北向而言，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楚文化、越文化得以兼容并包；就东西向而言，巴蜀文化、湖湘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及三晋文化等得以互相融合。大运河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区域间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造成的文化差异，通过文学艺术的传播增进了交流。典型的例子就是“国粹”京剧的形成。乾隆年间，四大徽班进京，嘉庆、道光年间又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逐渐接受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并吸收了一些民间曲调、北京土语，逐渐发展形成这一独特剧种。后来京剧的传播又远远超出了北京一城一地，在大运河沿线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大运河两岸人们的生活习俗、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在交流和碰撞中相互影响，潜移默化地相互改变。康熙时期组织编纂《全唐诗》,沿运河两岸搜集资料，编好后走运河到杭州印刷，印好后再运回北京；沧州人纪晓岚前往福建汀州任主考官，他就把河北的风土人情、奇闻逸事讲给闽人听。正是在这样的南北融合、东西交汇过程中，大运河沿线乃至更广大范围内的全体中国人磨合出了相通的伦理道德和情感性格等。材料5浙江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点区域。大运河浙江段的河道长度、遗产点段数量、遗产区面积等都在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共有11个河段280多千米河道，13处遗产点和18个遗产要素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时，大运河沿线的杭州运河元宵灯会、宁波妈祖信仰、湖州含山轧蚕花、嘉兴三塔踏白船、绍兴背纤号子，以及湖笔制作、黄酒酿造等传统活动和技艺也得到了持续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大运河浙江段流经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5市的20多个区县，沿线与运河的建设、交通、商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且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保存完好的运河城镇有22个，运河村落有3处。这些城镇、村落不仅保存了与运河密切相关的城乡历史文化聚落，如城墙、城门、历史街区、建筑群落等，而且保护传承了珍贵的运河文化，其中多个已纳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以保证其真实性、完整性的延续。浙江省早在2008年就启动了大运河浙江段的遗产资源调查和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为运河文化带建设打下了基础。为了加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出台了全国首部运河保护条例《杭州市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成立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浙江城市协作体，探索建立沿线城市共建共享大运河文化的体制机制。自2016年起，每年在杭州举办中国大运河国际论坛，推动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在运河环境风貌的保护和整治方面，浙江严格管控大运河沿线各市、县的城镇建设项目，积极开展运河沿线城镇、乡村航道两侧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努力展现运河两岸原有的历史环境风貌。结合五水共治工程的推进，运河沿线地方政府认真落实保护管理责任，采取了截污纳管、工业污染整治、农村农业污染防治、河道综合整治等措施，运河水质全面改善，生态建设成效显著。2017年，杭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打响东方文化特色品牌，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同时要发挥运河、西湖双世遗综合带动效应，沿河沿湖高端商务带要以金融服务、高端商务、商贸旅游、文化创意、现代物流等产业为特色，建成高端服务业集聚发展带。材料6运河兴，则城市兴。大运河流域居住着中国近八分之一的人口，大运河一直在滋养着两岸城市走向未来，而两岸的城市也在不断思考和探索着如何与身边的大运河和谐相处。近年来，扬州对大运河环境的综合整治工作陆续展开，搬迁棚户、疏浚河道、整修堤岸，大运河逐渐恢复当年的清水碧波。由于运输功能转到了城外的新河道，大运河上已无当年舟楫纵横的繁忙景象，但游船点点，碧波涟涟，运河之城的水韵气质依然令人流连。扬州市还启动了以运河保护为重点的“江淮生态大走廊”建设，在沿河的邵伯湖等湖泊实施退渔还湖、退养还湖工程，总计还湖面积达到15万亩。在山东枣庄，大运河船舶污染治理工作正在大力推进，船舶按照要求加装污油、污水收集设备，运河沿线码头配套建设污油、污水回收处理装置，海事部门加大对来往船只的监督检查，船民的环保意识也不断增强。对此，船户小苑说：我们这两套收集设备的改造，得到了1万多元政府补贴。政府这么大力度抓环保，再向大运河里乱排乱倒可真是太不像话了。”地处鲁南的台儿庄古城，利用保存完好的古河道、古码头等水工遗存以及水街水巷历史肌理，重建北方水城，走文化旅游业发展之路。如今，“一河渔火、十里歌声、夜不罢市”的昔日繁华已在这座曾经的大运河水旱大码头上重现。古城周围民宿已发展到1.5万个床位，2018年迎来游客600万人次。“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高高矗立的燃灯佛舍利塔，曾见证北京通州当年舟楫往来的繁盛景象，如今与毗邻的3座庙宇一起正被打造为运河文化景区。同时，京杭大运河通州至天津段也将很快再次通航，北运河水上观光旅游有望成为一道崭新的风景。自古就有“居天下之中，扼漕运之冲”美誉的江苏省淮安市，近年来大力推进中国漕运博物馆、清江浦记忆馆、皇家敕建名人馆等运河文化博物馆群建设。通过制作清口水利枢纽、洪泽湖大堤3D动漫，实施惠济祠沙盘复原等系列解读工程，为广大市民和中外游客了解运河历史、感受运河文化搭建平台。此外，该市还积极挖掘整理大运河史料，组织编写了《里运河名胜》《淮安运河故事》《运河文化研究论文集》等系列丛书。在浙江杭州，大运河拱宸桥畔的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已成为中外游客的必游之地，产城融合的沿大运河景观带年接待规模达1200万人次，大运河已成为继西湖、西溪之后杭州又一张闪亮的旅游金名片。在城南的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江河汇流区应运而生，一座近百万平方米的江河汇综合体正在崛起，大运河和钱塘江正手挽手”助力杭州“拥江发展。出于对大运河文化的热爱，杭州诗人小舒于2012年9月发起了首届大运河国际诗歌节，倡导通过诗歌去保护、宣传和传承大运河文化。诗歌节至今已连续举办了6届，吸引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诗人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其中，汇成了一股保护传承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民间力量。小舒说：“大运河一定是一条审美的河，举办诗歌节，就是希望为她提供更多的文化符号，让她真正成为诗的河流。”材料7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运河带被列为世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出这样的评价：阿姆斯特丹运河带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规划一座新‘港口城市的产物，体现了历史与城市的完美结合。早在16、17世纪，荷兰就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系统化空间规划体系——各级市政当局都要对所辖区域进行空间规划，规划一般由相应层级的政府部门制定，交付议会审议通过，具有法律效力。阿姆斯特丹运河的建造和管理，也得益于该市政府的统筹规划，体现了当局在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的智慧。如今，阿姆斯特丹政府在遗产保护方面始终坚持守旧原则，努力将运河遗产完整地保留下来，也不轻易对城市布局进行调整。政府一方面颁布相关法令对运河遗产进行保护、加强管理，另一方面对运河沿岸的名人名园进行修缮以吸引游客，比如修复了运河上的古老木屋、安妮之家等。为了宣传推广运河带，政府创办了许多大型活动来吸引国内外游客，比如每年8月举行的王子运河水上音乐会是荷兰最大的音乐节，而阿姆斯特丹水上灯光节则是著名的欧洲五大灯光节之一。面对过度旅游问题，阿姆斯特丹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限制新酒店的建造，将邮轮停泊港口移出城市中心，大力推广阿姆斯特丹东片及周边城市的旅游路线以分散客流量，等等。为减少环境污染，政府还加宽了人行道路，划定了新的自行车专用道，不断完善城市慢行系统。荷兰不但强调修建围堤、海堤、水坝等防洪排涝系统，而且十分注重水利管理，在全国建立了水量调度和水情预报中心，形成覆盖全国、相当完善的水利工程管理系统，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实现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水利工程功能。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于200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英国境内唯一跨越威尔士和英格兰的遗产。随着英国工业化的完成，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作为货运通道的历史使命渐已结束，如今，这一遗产已成为英国境内重要的水上旅游通道，并在运河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保护涉及的法律法规相当完善，从一座桥到一片绿地，从一条小道到一片生态聚集区，各类保护都有法可依。如果涉及各类遗产，则必须遵循相应的遗产管理法令。作为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的河道本体与桥梁(部分路桥除外)的所有者，英国水道局起保护管理的主导作用，负责运河的修缮、桥及闸的维护、水质的监测，与公共、私人以及志愿者组织共同工作，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为民众谋福利。英国水道局每年从复活节到10月份都会在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兰格伦停泊处巡视，而对一些关键工程则每天巡视。一般情况下，日常的维护由地方工作人员负责实施，但当水工设施出现重大问题时，则需要国家层面的维修计划和投入。运河沿线地方政府拥有运河上的一些历史桥梁以及遗产边界内的部分基础设施和缓冲区内的部分土地，负责建设和管理世界遗产点及缓冲区内的公共停车场和公厕等基础设施，管理登录建筑和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利用规划，同时有权对英国水道局以及其他土地所有者影响遗产安全的行为进行监管。相关保护机构则负责遗产区域内各类遗产点相应的保护管理工作，例如威尔士历史古迹委员会负责缓冲区内两个国家级遗产点的管理，负责维护恰克铁路高架桥等。由各利益相关者组成的指导小组作为运河遗产协作管理的主体，定期开会来协同完成管理规划的实施。他们坚持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管理遗产点及缓冲区，平衡遗产的保护、经济的发展以及地方政府和社区的利益需求。此外，指导小组通过非政府组织庞蒂斯沃特之友来加强与运河沿线各地社区的联络，保护范围及缓冲区内涉及的5000多个家庭经常会收到咨询邮件，并通过有效的意见反馈途径及程序切实参与到运河遗产相关事务的决策及管理中来。譬如在庞蒂斯沃特水道桥及运河申遗过程中，申遗文本以及管理规划进行了长达12周的公示，以征求当地居民、企业、组织、游客等对这一遗产保护和管理的意见。材料8大运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古往今来，运河始终承载着互联互通、拉近时空、共享资源的美好期待，人员、商品、文化、信息的流动拆除了地域的藩篱，拉近了人心的距离，为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平等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时至今日，尽管运河的经济功能不如往日突出，但是大运河长期积累的文化价值仍然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大运河文化中蕴含的包容情怀和互联互通精神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追求。2017年12月，以中国大运河文化带构建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大运河国际论坛在浙江杭州举行。与会专家表示，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是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商贸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东非、欧洲等地交流往来的海上大通道，而中国大运河则是将这两条通道连接在一起的黄金水道。大运河与两条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联结，不仅在于地理意义上的南北通达，更在于二者皆具备的，以互联互通、合作共享为内核的商路精神。正是这种商路精神,增进了各国各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情感上的交流，推动了区域协作共享、国际合作共赢和文化多元包容、文明共同发展。从世界贸易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这里面都是相通的。世界贸易共同体首先是商贸的交流，而商贸的交流必然引发人员的交往，人员的交往则带动文化的交汇，文化的交汇进一步促进感情的交流，感情的交流达成了命运的交融，最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专家进一步解释道：浙江的宁波、舟山都是非常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始点，通过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的联结，把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大运河文化带串联起来，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更为深厚的经济与人文基础。作答要求
二、给定资料 1．1月25日，对于即将毕业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杨非来说是一个高兴与烦躁同在的日子。高兴的是，找了近半年的工作终于有一家深圳的房地产公司向她发出了试用通知，烦躁的是，该公司并不会为其解决户口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她能够进入这家公司工作，但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她将会与很多在深圳工作的人一样依然是一个“外乡人”。 “虽然我不太看重户口这个东西，毕竟现在自己还年轻，但没有户口还是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很多东西，总感觉像个二等公民。”杨非颇为烦恼地对记者说。 事实上，为户口问题烦恼的绝不止杨非一人。对于很多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漂一族”来说，户口一直都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槛儿。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某媒体记者李文工对此的体会更为深刻：“我在北京工作了五年了，都三十好几了，但是还只能在这里漂着，没有户口以后孩子上学都成问题，更别提其他的了”。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2005年1月30日，著名三农问题专家、香港乐施会项目专员李昌平在接受《法制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19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 李昌平说，到了90年代初期，他所在的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2．《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重庆市发生一起车祸，3名搭乘同一辆三轮车的花季少女不幸丧生，但是，这三个女孩中，两个城市女孩都得到了20多万元赔偿，而那位农村户口女孩的赔偿，却不及其他两人的一半。 3．“我们只能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学”，从江西来北京打工的王勇介绍。据他所知，大部分北京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根本不收农村孩子，少量接收的学校需要大量的“赞助费”，因此不少常年在北京的农民上只能选择“民工小学”，但是这些小学设施简陋、无法保证教学质量，甚至经常因为手续不全而被查封。 而事业略有小成的任赫将自己父母接到北京居住后，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父母生病，“北京大医院看个感冒都能开出三四百元钱的药，而父母都是农村人，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没有单位报销，万一得一个什么大病，以我现在的收入都不敢保证说就可以支付全部费用，这是一个无底洞啊。” 4．陈先生是浙江宁波人，原本拥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他，几年前去北京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地人。他无奈地表示，很多方面觉得自己和那些农村外出人员或农民工没什么不同。尽管他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固定的住所，享有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但还是一个外地人。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他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即便向银行住房贷款也遭受非北京市民的待遇。 北京某房地产媒体的记者林力2003年在北京东边买了一套商品房，由于是外地户口，所以在买房的时候还要办理暂住证，但一想到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还是忙着办理了买房所需的各种手续。没想到住进新房不到一年，社区却要求他去办理暂住证，理由是林力为外地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五条规定：“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从《通则》来看，外地来京人员在北京买厂房，那么房子所在地即其“经常居住地”就应被视作是“住所”，那他也就应当相应地获得住所所在地的户籍。因此，购买房屋后依然要办理暂住证，显然是与法律规定相违背的。“暂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种无奈的事实不在少数。 齐先生是浙江舟山人，其父与其母早年离婚后，来上海再婚，育有一女。8年前齐先生父亲去世，齐先生来上海奔丧，由于齐先生的生母及继母都已亡故，齐先生与同父异母的妹妹感情颇为融洽，因此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其间，他结识了一位上海姑娘，一年后两人结婚成家。由于夫妇俩均是普通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且结婚1年后便有了儿子，经济并不宽裕，没有能力在上海购置商品房安置自己的家。齐太太常年带着儿子居住在娘家，当然母子两人的户口也落在齐太太的娘家。齐先生仍在舟山工作，八年里夫妇俩均是两地分居。 2002年3月，齐太太遭遇车祸不治身亡。相隔2个月不到，原本重病缠身的岳父不堪最小的女儿意外死亡的打击，撒手西去。而岳母则早在多年前便已因病去世。齐太太上面共有 4个兄姐，而齐太太带着儿于原本和老父亲一起住在老父亲所有的房子内，这房子是老父亲惟一的遗产。4个兄姐决定平分这宗遗产，但也不打算遗漏齐太太6岁的儿子。平分的惟一方法就是把房子卖掉，把卖房款分作5份。但是卖房子就意味着这套房子内的户口都必须迁移掉，6岁儿子的户口何去何从?4位兄姐找来齐先生，给齐先生两种选择：要么拿走五分之一的卖房钱，然后自己解决儿子的户口；要么按照总房价拿出五分之四给各兄姐，然后房子归他，孩子的户口不用迁移。 虽说是老房子，但在上海这种老房子挂牌售价也能卖个十四五万元，齐先生根本拿不出其中的五分之四。于是齐先生找到自己的妹妹，请求把儿子的户口落在她家。妹妹一家欣然答应，无奈多方奔走，却因为非直系亲属，人可以住，但户口无法迁移。如此一来，齐先生只能回舟山把事情拖下去。时间一长，妻子娘家的4位兄姐不答应了，轮流给齐先生打电话，由好言好语到恶语相向，最后闹上了法庭。 5．建国以来，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958年以前，属自由迁徙期；第二阶段，1958—1978年，为严格控制期；第三阶段，1978年以后，半开放期。 1958年以前，中国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们可以自由迁徙。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而生成。 6．我国的户籍制度形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它用复杂的法律、政策把人口分为城市与农村两大类，不同的人享有完全不同的权利、福利，两类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迁徙。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加剧了城乡在方方面面的差距，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进程，使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其核心制度依然相当稳固，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但在法律上却不具有市民的身份。 由于城乡户籍分割，政府近来为解决民生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措施，主要照顾到城市中低收入群体。而属于绝对意义上的贫困群体的乡村中低收入群体，及身处城市却没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却很难平等享受政府的财政转移收益。 7．据公安部和有关专家估算，目前，全国流动人口接近达到1.3亿。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形成，人口的合理流动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横亘在中国城乡之间的户口藩篱开始出现松动。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台政策，改变城乡二元制的现状，逐步降低“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间的待遇“落差”。 就在各地陆续实行各方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拓宽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渠道、降低户籍门槛．的同时，2005年1月25口前后在北京，打“两会”期间，中国人民入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市国民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却提出了在北京实行“户口准入制”的建议。建议称“目前北京市的居住人门已超过北京市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北京的发展。外来人口的大量无序调入，更加剧了这一矛盾，使北京市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所以控制北京市的人口规模是必须的”。建议人设想通过适当提高进入门槛的方式，限制那些北京不需要的无序流动的人才，而将一些于北京发展有利的高级人才留下来。尽管该委员就该问题在此后又做了相关的解释，但很多人还是认为此举是对外来民工的一种歧视性的做法。一时间，各类媒体上“骂声”一片。 与此同时，另一位专家的研究报告亦引起了人们的更大关注。1月27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向本报提供了其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称，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再推进一步，应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要考虑农民工户口迁入发达地区城镇条件的重新设定，在住房、就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配套改革。 作为国务院的政策研究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于我国的政策走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研究”课题组对40个村经济发展与就业调查，对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农民工社会管理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 崔传义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降低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进入发达城市的门槛儿，应该是下一步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 崔传义认为现在谈“户口准入制”，人为地将城市外来人口划分为几个等次，说哪样的人才是城市需要的，哪些是不需要的，这样的做法是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不符合的，“并不能作为一种方向”。 “人们希望城市聚集高级人才，而不愿意留农民工，其实城市社会需要多方面的人，人口要素的流动、组合是由市场决定的，不能由政府强行提高门槛。如果这样做，那么我们的所谓户籍改革还是会停顿在‘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的程度上，事实证明这样做已经影响到城镇化的顺利推进。不能说只有高学历的人才或能够给带来投资的人才是城市所需要的。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几百万进城的农民工大多数并不是大学生，这说明城市需要的人力资源是多元的、多层次的而不是单一层次的。城市没有产业工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就缺少依托，就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些人之所以能到城市就说明是市场有这个需求，如果人为地把他们赶出来，那对北京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实际上是脱离实际的。”崔传义认为对于外来人口是否符合城市需要的标准的认定，不能通过人为的行政行为来认定并加以干涉，而是应由市场来决定。 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明末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乡。如今这个被国画大师关山月誉为“东江之珠”的美丽小镇，常住人口3.7万人，外来人口却高达15.8万之多。相当于本地人口 4倍以上的外来人口就分布在镇上350多家各类企业里。 这是一个以外来人口为主的小镇。尽管近年来广东省实行了一系列的户籍制度改革，但这些外来的“民工”要真正转变成当地居民并不容易。 “我们这里有很多工作十多年的‘老工人’，也是我们企业不可或缺的人才，但是他们大多不是大学生，镇上不给户口，所以就留不下来。”一位当地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感到颇为困惑。 其实，这样的问题在浙江、江苏等一些成规模的企业也存在，企业进一步发展要求稳定队伍、提高员工素质，但是按当地的户籍制度这些人要留下来要么就要在当地买房，而且如果子女上学还要交一、二万元的增容费。到过这些地方调查的崔传义研究员证实了这一事实。 “这些在人大部分只能按合同走，合同期满了就只能回老家，我们企业帮他们解决不了户口问题。”石碣镇一家企业的办公室人员对记者说。 在这些发达城镇长期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把自己18-25岁的人生“黄金时间”用在城里，把培养教育他们的成本，以至他们退回农村结婚、生孩子、培养下一代劳动力和自己养老的成本留在农村，却因为户口问题，难以分享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利益。 “事实证明，农民工转化为当地居民，转化为城市产业工人，不仅对农民工有好处，还对当地企业长远发展，对工业化、城市化都有好处。户籍改革的确涉及公共资源分配的利益关系。问题是在城市财政、税收等公共资源中，有着农民工直接、间接作出的贡献，过去讲城市人均 GDP，人均收入，都把农民工排除在外，政府公共服务不覆盖农民工，对他们设置专门的收费，是不公正的。把城市作为原有住民、户籍人口的领地，历史地看，带有一定成分的封建的农业小生产的意识。”崔传义认为对于外来人口流入地政府来说，转变观念十分重要。 8．2006年，国务院14个部门组成6个调研组，分赴全国12个省市，就户籍改革工作进行了综合调研。调研回京的汇报表示，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错综复杂。 一位参与听取调研组汇报的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公安部已草拟了一份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户籍制度改革非公安部一家所能推动，更需要国务院出面，统一协调组织相关部委。“现行户籍制度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的不合理附加。”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黄双全说，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以户口登记为依据、城乡分割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退伍安置、公务员录用等行政管理工作，给户籍管理附加了过多的、不合理的社会管理功能，使户籍登记失去了本来面目，也严重制约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进程。 黄双全表示，户籍改革关键是户改以后二元结构要改变。如果户籍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未能衔接好，其他方面还是二元的，仅户口改成一元的，没有实际意义。 9．(新华社北京2006年2月22日电)“小城镇的户籍实际上早就已经放开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22日说，公安部在2002年就作出过明确的规定，对于进入小城镇和县级市的市区的农民，只要他有稳定的居住地，有稳定的就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举家迁人或者个人迁入。 他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还有不少地级市和省会城市也在推行基本放开的户籍制度，如河南郑州、浙江湖州等，也已经根据居住地、收入和就业等条件，可以根据农民意愿迁入。 “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不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而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推进，关键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附加了很多带有利益性的东西。”陈锡文解释说，比如，只有有了城市户口才可能在城市企事业单位招工的时候报名就业；只有有了城市户口，才有可能在城市分配到住房以及其他各种机会，包括社会保障等，这是过去的体制下形成的。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东西在慢慢地剥离。 “我了解到有些农民，当然不是全部，对城市户籍并不大感兴趣。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在办了城市户口也没有人给你分配住房，没有人保障你的就业，也没有人保证你可以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所以有农民说，即使再便宜，让我花钱买一张没有用的纸也不买。”陈锡文表示，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各个地区很多不同的情况，将会逐步推进。 10．在宁夏银川市摆水果摊的董林已经经营了快十年了，他家在永宁县农村。做小生意这么多年，赚了些钱，在银川市买了营业房。银川市放宽户口限制已有两年，小两口却没有去办理迁户手续。 “城市户口”为何对董林没有吸引力?他告诉《嘹望》新闻周刊：“我打听过了，换了银川市户口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低保享受不了，医保享受不了，除了孩子上学外，没什么实惠。社会生活方面照样受歧视。 11．(人民网北京2007年1月23日讯)今天上午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针对中国流动人口问题指出，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户籍制度的改革是一个过程，不能马上在全国实施。中国养活着世界20%的人口，农村人口占中国人口的 70%，如果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稍有不慎，将会出现城市圈之外的大量的贫民窟。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是有序的，渐进的，逐步来实现的。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强说，在考虑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当中，生育政策的衔接问题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不能由于户籍制度的改革，造成既不能享受城市的待遇，又丢掉了农村的一些利益。 王国强说，目前一些地区在把“二元”的城乡户籍制度变成“一元”制以后，对如何处理生育政策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生育政策的制定是根据人们的生活状况、经济背景来制定的。农村人口转入城市以后，如果能够享受到城市的低保、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福利的话，那么自然就应该享受和实行城市的生育政策。目的来看，有的尽管成了城市户口，但他并没有享受到城市的待遇，而且仍然住在农村。我国在一些地区开始试点，就是生育政策有一定的过渡期，来制定当地的生育政策标准。 12．公安部法制局有关负责人曾表示，制定户籍法的目的在于，让新的户籍制度适应当前社会形势下的人员流动，保障我国所有公民的平等自由权。户籍法的制定牵涉到以前相关的一些户籍管理法规，制定的程序较为严格，公安部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调研论证。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余凌云教授认为，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户籍放在控制人口的个人信息上，而不是强加给户籍许多附加值。现阶段完全放开让公民自由迁徙，则会给城市带来很大的压力，公共设施、医疗、就业和教育等很难跟上。 对于呼声渐高的户籍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太元教授说：“只有先解决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发展、稳定等社会问题，才能水到渠成地出台一部统一的户籍法。”
本题仅限报考行政执法类、市(地)以下综合管理类职位的考生作答。
F市发布的《关于城区实施机动车禁止鸣喇叭措施的通告》已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禁鸣区域扩大至“绕城高速+京港澳高速”的合围区域内。当地交警启动机动车禁鸣区域鸣喇叭专项整治行动，通过“现场查处+电子抓拍”的方式查处违法鸣笛行为，违反者将被罚款100元。此举一经推出，迅速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因此，F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以下是与会人员的发言。某中学王老师：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连年攀升，汽车鸣笛带来的噪音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城市这样人口密集和高速流动的空间，特别是在学校、医院等区域，机动车鸣笛造成的噪音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不利影响，城区禁鸣喇叭还是很有必要的。市民张女士：开车乱按喇叭确实很不文明。城区禁鸣喇叭以后，道路上安静了许多，不像之前那样，喇叭声此起彼伏，乱哄哄的。针对乱按喇叭这样的不文明驾驶行为，单靠市民自觉往往很难杜绝，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网约车司机张师傅：现在“低头族”很多，一些行人过马路时低头看手机、闯红灯，一些车主在等红灯时也经常低头玩手机，红灯变成绿灯也不走，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不能鸣笛，只能看着干着急。市区一些电动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随意占道行驶，加上一些出租车、网约车在路边违法上下客，如果完全不让鸣笛，很难提示安全风险。的士司机吴师傅：我前几天因为违规鸣笛领到一张罚单，感觉自己很冤枉。对违法停车、违法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都是使用电子警察或随身执法记录仪拍摄取证，而违法鸣笛，几乎只能靠交警在现场取证，缺少客观性和公正性。市委党校王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早在2004年就已颁布实施。此后，我国不少城市相继推出了禁鸣措施，例如上海、北京、重庆、广州、西安、郑州等。在规定区域、路段和时段禁止鸣笛，已成为许多城市治理的成熟政策选择。禁鸣不是目的，其核心意义在于引导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减少交通噪声污染，推动城市交通文明进步。某大学法学院梁教授：禁鸣措施涉及司机、行人和普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应充分考虑城区范围、交通流量以及群众接受度等情况，对不同时段和不同路段的禁鸣要求进行区分，对突出安全需求的警示性鸣笛等允许鸣喇叭的情形也要进行规范和明确，这样才能提高禁鸣措施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要加强部门协同，合理规划城市交通路线，规范行车秩序，在特殊路段增设显著标志，方便识别，通过多种措施来保障畅行有序的交通环境。市律协工作人员小陈：法律法规的实施应兼顾各方的诉求和利益，坚持法律效应和社会效应相统一，开展禁鸣区域鸣喇叭专项整治行动要推出一系列更加科学化、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在交通安全和噪声控制方面寻求一个平衡点。有了市民的广泛认可和参与，治理行动才能取得成效。刘律师：国内有些城市也实行全城禁鸣，但在急弯、坡顶这类安全视距受影响的路段，以及紧急情况下依旧是允许鸣笛的。这种不搞一刀切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在有理由鸣笛，并且鸣笛次数不超过2次、持续时长不超过规定的情况下可不被处罚。许律师：在执法过程中，交警应坚持人性化执法，针对驾驶人鸣喇叭的具体原因，要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诉和申辩，根据现场具体情况依法做出判断和处理。车主是否构成违法，以及违法是否由其本人产生，需要相关部门完善声呐抓拍执法设备，为处罚提供参考依据。在执法过程中不排除车主会提出异议，也希望执法机关在提供相应客观证据的同时，予以全面的技术说明。张律师：对于突发情况下的鸣笛，应坚持例外原则，并为不当吃罚单的车主提供查询、核实和纠错服务。交警部门应向社会定期公布鸣笛治理情况，特别是鸣笛罚款数据，方便市民知情和社会监督。
给定资料资料一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2020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资料二2020年9月，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必须结合新阶段新形势，认真思考和回答10大新课题，其中一项是：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后，如何依靠创新驱动、技术进步、高素质人才激发强大内生动力。在《浙江日报》的访谈中，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此阐述了自己的思路与见解。从全省来看，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应从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完善实验室体系建设、提升高校科研水平等方面集中发力。2019年，浙江省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近50亿元；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联合基金，总投入达10.5亿元；重点围绕数字经济和生命健康等相关领域发展需求，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解决区域发展重要科学问题。未来，浙江省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技术创新中心和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争取在2025年建成50家技术创新中心、100家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组建技术创新联盟，推动重点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政策引才、平台聚才、服务留才是浙江打造人才蓄水池的3个主要方面。当前，浙江正着力打造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通过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研究院以及院校等，提升蓄水池的虹吸效应。资料三科技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之根，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决定大国崛起的基石。近代以来，英国、德国、美国、日本这些先后崛起的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无不是以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为支撑的。在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曾经是占有大量殖民地的大国,但由于缺乏科技创新的支撑，只能昙花一现。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迅速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但后来随着科技创新能力的减弱，一战后逐步沦为二流国家。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关键因素正是其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审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科技创新因素，归根到底是这些国家较早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激励创新的制度，包括知识产权制度、教育制度、反垄断制度、投融资制度等，以及在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崇尚成功、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如果没有宪法和专利法的保障，就不会出现爱迪生这样伟大的发明家，如果没有专利制度，像福特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动力了。因此，推进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形成有利于充分激励创新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资料四4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只是建设了一个开放活跃的市场，或者说不只是把先进科技和管理办法引入这个市场，而是同时建设了一个有利于市场不断发展壮大、科技不断进步并有效投放于市场的可持续的法治保障体系。4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特别是有利于科技和市场发展的法治保障建设得到同步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值得深思。表面上看，蒸汽机等近代工业科技发明的应用，改变了英国的小作坊，带来了规模化的近代工厂。但是仔细想，让蒸汽机这些工业科技成果在英国出现并发挥作用的只是发明本身吗?显然不是这样。中国古代也有四大发明，但怎么就没有触发工业革命呢?因为英国当时及时建立了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法律制度即专利权制度，以及有利于工业科技发挥最佳作用的工商业组织法律制度，即公司制度。这些近代法律制度的促进和保障，使得科技进步与市场应用有效结合，进而使得工业革命得以发生和发展，近现代文明演进才有质的飞跃。中国改革开放决策者审视历史、放眼世界，不仅深刻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及“搞活市场才能搞活经济的道理，而且也深切体悟到科技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法治的保障。所以，在万法待兴之际，中国首先进行了外资法和知识产权法两大重点法律保障建设。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86年民法通则、1990年著作权法、1993年科学技术进步法等，都是保障科技支持市场发展的及时雨和催化剂。除了这些重点的、直接的法律保障之外，科技发展和应用还需要更加完整的法治体系的全面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40多年来中国科技的突飞猛进及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都得益于相关法律的同步发展。当然，科技本身是有代际的，法律本身也应该是有代际的，二者只有不断同向迭进，才能正向互动。否则，法律不仅不能成为保障，反而可能成为障碍。资料五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面对复杂的外部经济形势，浙江民营企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创新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助力浙江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浙江涌现出数量众多的隐形冠军企业。一方面，它们规模不大，却在某些细分领域成为绝对的领先者，甚至占领全球50%以上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像纽带一样，成为稳定全产业链优势的中流砥柱。嘉善XSK电机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微型自动聚焦音圈马达和压电马达研发、制造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最大的微型自动对焦马达生产基地。2020年公司抓住全球部分制造业产业链重塑的机遇，加速关键零部件国产化进程，成功研发并迅速量产6400万超高像素摄像头对焦马达、1.08亿像素光学防抖自动对焦马达等，逐步进入中高端手机市场。公司副总经理感慨地说：消费电子是一个更新迭代速度飞快的行业，企业必须牢牢掌握创新话语权，才能不被下游企业牵着鼻子走。浙江的ZT集团从一家作坊式小厂起步，发展到今天服务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集团，依靠创新获得可持续竞争力，走出了一条自我迭代式的发展道路。“基于物联网与能效管理的用户端电器设备数字化车间”帮助ZT集团实现了低压电器产品生产全制程自动化，推动低压电器制造进入智能化时代，被评为2019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之一。ZT集团已经建成并投入运行的两个数字化车间，不仅实现了设计、生产、销售全价值链数字化，而且能有效缩短研发周期、提升生产效率。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所涉及的系统软件、硬件设备，包括改进产品设计、每道工序实现“机器代人以及企业统一数据平台和车间级工业通讯网络等，全部由ZT集团自主研发。集团董事长自豪地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更多的发展空间与潜力。资料六八八战略”是引领浙江发展的总纲，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2006年3月20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自主创新大会上指出： “加快创新平台建设，使之成为服务中小企业、提升块状经济和特色产业的重要支撑。当前，浙江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正是创新平台建设迭代升级的新形态，体现了浙江与时俱进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的使命担当。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是在整合提升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基础上，由政府引导，企业、高校院所及专业机构等共同参与，面向特定块状经济、现代产业集群，集聚科技、人才、金融、数据等资源要素的新型创新载体。自2017年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以来，全省已创建培育超过200家省、市、县三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成效也已逐步显现：创新服务机构不断聚集，大量共性技术难题得到破解，实验室创新成果迅速找到“婆家” ……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在各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科技、发改、经信、财政等部门协同推进，有效整合孤立、分散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资源，形成了服务产业发展的大合唱。省里制定出台了《浙江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0年)》《浙江省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导则》和《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财政专项激励资金竞争性分配方案(试行)》,给予综合体最高每年5000万元、连续3年的财政资金支持。各地也纷纷出台配套政策，加强组织领导、顶层设计、统一规划和政策整合，形成强大工作合力。与此同时，综合体营运主体大多注册了实体公司，实行市场化运作，凭真本事”立足。对创新服务机构，多数综合体实行亩均论英雄和服务排名为主的考核制度，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实现充分竞争、优胜劣汰,激发了成长活力。根据省里提出的2022年实现块状经济、现代产业集群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全覆盖的目标，各地政府着眼于补齐产业链、做强产业链、优化产业链，按照产业培育的重点在哪里，综合体建设就跟进到哪里的思路，努力把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成地方优势产业、特色产业、主导产业裂变发展的反应堆。浙江诸暨的珍珠产业闻名遐迩。针对珍珠企业在养殖生态化、定制个性化、销售网络化等方面的短板，政府以珍珠创新服务综合体为载体，加强与科研院所合作，抓好珍珠研究院和珠宝创意设计、网红直播基地等建设，接连攻克珍珠养殖水体生态循环治理、珍珠粉3D打印等共性难题，引进国内外知名珠宝设计师和百余名高流量网红，大大增强了诸暨珍珠在国内国际的潮流引领力、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当前，创新发展的竞争已经从单个企业的竞争发展到创新体系和创新生态的竞争。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集聚整合产业创新要素，促进政府、企业、高校院所、金融和中介机构紧密合作，形成联合开发、优势互补、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温州乐清聚焦千亿级电气产业，以强化电气产业服务创新为突破口，以整合智能装备各类科创平台为抓手，举全市之力构建电气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为培育世界级先进电气产业集群提供强力支撑。杭州钱塘新区在杭州医药港核心区块启动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聚焦生物制药、医疗器械、生命医学工程、医疗大数据等核心领域，推进人才链、创新链、生态链、服务链、金融链、产业链六链融合，打造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十联动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在建设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的过程中，各地政府树立利民为本、法治为基、整体智治、高效协同的理念，运用数字赋能、改革破题、创新制胜的手段，大力提升公共服务的及时性、精准性、专业性，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打造最优营商环境。一方面，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提升招商、科技、经济、人才等政府部门的协同服务能力，构建从源头到末端、从共性到个性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综合体提供集成化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通过在综合体内设立企业一站式服务窗口，提供贯穿产业发展全链条、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的标准化公共服务，同时方便企业与政府部门的对接联系，第一时间满足企业在专利申报、产品推介、质量检测、消费维权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资料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这些重大决策充分显示了新型举国体制在我国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科技强国进程中的重要性。所谓举国体制，就是国家利用各种行政和政策手段，举全国、全社会之力去达成某一特定目标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其实践在古今中外都有成功的案例。发达国家在国防安全领域、事关国家发展全局和战略高技术领域，从未中断过举国体制的做法。比如，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欧洲的尤里卡计划等，都是通过举国体制的推动取得成功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科研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我国的科研系统按照集中力量，形成拳头，进行突破的原则，由政府全盘负责科技规划、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并直接组建和管理科研机构，其人力、经费、物资等完全由政府按计划统一调配。在国际封锁、国内科技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这一体制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进行动员和集中。正是在这种体制下，中国才能够在一五”计划期间展开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才能够取得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铸就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高铁项目、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入海等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相比，新型举国体制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协同发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我国再次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应急科研攻关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疫情发生后，科技部门迅速组织由多个领域顶级专家组成的科研攻关组，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合，短时间内就取得积极进展，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放眼未来，不论是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还是完善平战结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都更加需要我们不断用好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这个独特优势。资料八作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浙江在打造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和科技强省的新征程中，自觉强化国家使命导向，从国家急切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凝练科技问题，布局战略力量，配置创新资源。为此，浙江提出要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域创新体系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创新体制，着力推动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全力打造全球创新策源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浙江省实验室”这一新名词应运而生。浙江省实验室的提出和建设，鲜明地展现出浙江以超常规力度建设世界级科创高地的决心和魄力。首批4家省实验室的建设目标十分明确：之江实验室和湖畔实验室聚焦互联网+领域，良渚实验室和西湖实验室聚焦生命健康领域。每家省实验室平均5年100亿元左右的总投资，换来的将是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建设省实验室，是浙江构建全域创新体系、提升创新效能的重要一环，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一次生动实践。省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说。新型举国体制催生新型研发机构，从这4家省实验室的牵头建设单位来看：之江实验室由浙江省政府、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共同举办，是混合所有制事业单位性质的新型研发机构；良渚实验室由公办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浙江大学举办；西湖实验室由西湖大学这样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高等学校牵头建设；湖畔实验室的举办单位阿里巴巴集团则是一家民营企业。为更好地利用体制优势攻关核心技术，之江实验室创造性地提出了“高原造峰工作机制，采取大兵团作战,突破学科界限，按需组织顶尖科研力量协同攻关。实验室的“先进工业互联网安全平台”项目，由两位院士牵头，联合了国内10家优势科研单位的力量，较短时间内成功研制出内生安全文件存储系统、内生安全云管平台等多款核心装备。支撑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是省实验室的使命之一，为此需要探索高效的成果转化模式。西湖大学自主研发的新型红细胞治疗技术日前完成近亿元融资，即将进入临床试验。相比制药行业新药研发动辄10年的转化周期，这一成果用很短的时间就迈出了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第一步。这得益于灵活的成果转化机制。从专利申请、法律咨询到投资人谈判，专业的成果转化团队全程参与，不但大大加快了项目落地的速度，还能让科学家更加专注于科研。浙江省实验室未来的许多创新成果也都将受益于这种深度孵化模式，从而加快产业化进程。资料九2020年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探月工程嫦娥五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战略规划圆满收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首次实现了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这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攻坚克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对于中国来说，嫦娥五号任务不仅是一项重大科技成就，更是体制优势和精神力量的伟大胜利。在23天的时间里，嫦娥五号完成了一次对接、六次分离，两种方式采样、五次样品转移，经历了11个重大阶段和关键步骤，环环相连、丝丝入扣，实现了我国首次月面采样与封装、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携带样品再入返回等多项重大突破，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里程碑式的新跨越，为我国未来月球与行星探测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探月工程自2004年批准立项以来，聚焦“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目标，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方法。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条龙”攻关攻坚，一盘棋”协同推进，一体化迭代提升，实现了六战六捷。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探月工程汇聚全国数千家单位、数万名科技工作者，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工程的每一步跨越，都是团结协作的结果，传承弘扬了中国航天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伟大探月精神。这是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科技创新战线上的又一次体现，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与科技创新实践相结合铸就的又一座丰碑，对我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1.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一层序厅内，巨幅党旗如鲜血浸染。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每天，无数参观者从各方涌来，瞻仰红色火种，探寻初心使命。如何将红色信仰、红色精神更生动地演绎、传递给更多人?有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始终在坚持义务为参观者讲解。他们之中既有退休干部，也有在校学生，既有高校教师，也有社区居民，还有面容稚嫩的“00后”,身份虽然不同，但对讲解的热爱却是一致的，成为一大会址纪念馆一张闪亮的名片。“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走向全国……”在刻画着中共一大代表形象的浮雕《起点》前，67岁的老沈又迎来新一批观众。每一次义务讲解，他都慷慨激昂，把参观者带进那个星火燎原的激荡岁月。老沈退休前是国企干部，做过多年党务工作。2018年，当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首次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时，老沈第一时间报名。他用了26天时间背下2万多字的讲解词，熟悉了278件馆藏文物的历史背景，最终顺利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在一大会址讲解，不同于其他地方，要更严肃、更准确、更系统，更要注意不能有口误。”老沈认真地说。有一次，一名参观者在参观完毕时对他说：您今天的讲解太好了，我们全程录音，拿回去做党史课程资料。“那时我就觉得作为一名志愿者、一名党员，我实现了个人价值，特别自豪!”老沈笑着说。小张读高中时就是一大会址的学生志愿者讲解员，考上大学后，他组织发动身边的同学一起来党的诞生地做志愿者。大学毕业后，他留校担任辅导员，又带领更多的大学生加入一大会址志愿者队伍。小张说：“我的成长和一大会址纪念馆密不可分。”正是通过在纪念馆担任讲解员，他对党史更加熟悉了，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党的许多理论，于是，他在高三时就积极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小张说：我还记得2009年除夕，我第一次为观众讲解时的情景，虽然早就把讲解词背得滚瓜烂熟，但面对四五十位参观者，我还是有些紧张。很多参观者年纪比我大，不少人是老教师、老干部，他们有时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从那以后，他下功夫研读历史，搜集与馆藏文物相关的资料，不断学习。如今，对很多党史故事，他都能如数家珍，讲得生动感人，赢得了参观者的点赞。从2015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成为上海市首批高中生社会实践基地以来，已有9所学校980多名中学生在党的诞生地参与志愿服务。很多同学就是在这里通过一次次的讲解，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坚定理想信念。某天，一位残疾女孩来参观，志愿者小程见她坐着轮椅行动不便，主动背着她上楼下楼，参观每个展室。为让她看清每件展物，小程不断调整姿势、变换角度、细心讲解，平时40分钟的工作量，这次整整用了两个小时。这位残疾女孩动情地对小程说：我在一大会址看到了党的昨天，从你们身上看到了明天。一位80多岁的老军人拄着拐杖听完小程的讲解后，向他敬了个军礼：第一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已经实现了，新的冲锋号又在你们这一代吹响了。”党的十九大以来，千千万万参观者来到党的诞生地，会址的参观接待量连续两年超过140万人次。在接待量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正是志愿者们的出色表现，有效缓解了场馆的接待压力，确保了服务水平不降低。志愿者小程说：“每当想起党员们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场景，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如今，从讲解接待、宣誓教育到场馆服务、活动执行，各个岗位都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2.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房屋租赁等事项不断增加，拓宽了村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在这方面，田头村不少村民尝到了甜头，但也走过弯路。吃的最多的亏，是不懂法的亏。田头村村支书老陈坦言道。2017年11月，经当地相关部门牵线，T律师事务所钟律师和田头村签约，担任该村法律顾问，为村里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田头村两个相邻村民小组，曾因交界处一块土地的权属问题引发纠纷，争执难解。村‘两委在这件事上左右为难，怕一碗水端不平。老陈为此头疼，于是向钟律师求助。钟律师建议他在村委会会议室召开一场协调会。协调会上，钟律师问道：首先征求你们的意见，是否同意我介入协调?见大家点头同意，他接着就直奔问题：“集体土地使用证是土地权属的重要依据，你们双方都说土地是自己的，能拿得出土地使用证吗?由于历史原因，双方均未持有土地使用证，于是都没吭声。钟律师看到法律牌发挥了作用，又接着打出了感情牌:大家都在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还是要以和为贵、互相谦让。最后，双方采纳了钟律师的建议，按土地面积平均分配。钟律师到村后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给村民上法制课。有关民法的法律法规，大家都关心。特别是土地管理和婚姻等问题，村民关注度最高。”钟律师准备充分，讲得通俗，村民听得津津有味，没有一人中途退场。课后，还有不少村民围着他继续咨询。一堂法制课，让钟律师更加明白村民对法律知识的渴求。此后，在村委会换届期间，钟律师为村民、村干部讲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开展违法占地和违法建筑专项整治期间，为村民讲解土地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法律顾问并非只是解决了一些矛盾纠纷，更主要的是，为村民带来了遇到问题依法解决的法治理念。老陈感慨道。2017年10月，S律师事务所张律师受聘为三水村法律顾问。起初，法律顾问的到来，让一些习惯于传统治理方式、工作简单生硬的村干部颇不适应。有些村干部担心他会干涉村务，还有点排斥心理。开始，每次下村向村干部领活儿,他得到的答复都是“没什么事。直到一次紧急救助，才让张律师赢得了村里的信任。相关部门督查发现，三水村集体和村民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有问题，村“两委”一时不知所措，问张律师该如何处理。按照张律师的专业指导，村委会报相关部门批准，与村民签订了收回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并参照征地补偿标准与村民重新商定补偿金额。经此事，村“两委成员心服口服，村里处理涉法事务，都请张律师来把把关。这天，家住三水村进村大路边的村民老文找到张律师求助。原来，为增加自家居住面积，老文在门口私搭乱建了房子，挤占了部分道路，被国土部门督查发现并要求拆除。村干部上门做工作，老文却不为所动。我自己花钱建的，凭啥要拆?老文找张律师帮忙，哪知了解情况后，张律师做起了老文的工作：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土地不得私自占用，而您的做法，就属于强占属于村集体的公共道路用地，村集体有权依法拆除。村干部老曾说：跟老文讲明利害的时候，张律师专门带了几本法律书，我们在旁边听，也学到很多东西。像老曾一样，不少村民对法律顾问的态度转变经历了一个过程。这背后，法律顾问靠公正调解赢得了信任，更靠法律知识宣传潜移默化地增强了村民的法律意识。3.2020年国庆假期是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首个长假，公众出行、旅游和购物热情高涨，消费需求加快释放。不过，就在市场回暖升温的同时，公众对部分行业吐槽依旧，消费者维权事件频发。S省市场监督执法总队近期的《消费维权情况反映》显示，9月30日至10月10日共收集“中秋国庆相关消费维权类信息12万余条，其中，大多暴露出的是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的短板。10月3日，林湾景区官微发文称，近来林湾景区频繁接到游客反映，使用某地图导航至景区定位错误，造成严重交通拥堵，给游客和景区管理造成极大困扰。同时，该文还声称，错误导航问题已存在多年，景区多次与地图运营方联系，要求对景区导航路线进行修改优化，但均未果。现场的执法人员认为，景区和网络运营平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主动配合意识不强，积极查漏补缺举措明显不足。通过再次交涉后，地图运营方回应，目前误差已做修正。不过让消费者堵心的，绝不仅仅是拥堵一项。长假期间，与堵车相关的各种“尬”态、囧类遭遇频现。比较典型的事例包括：电动汽车耗空电量后在高速上找不到充电桩，只能等待救援；多地高速服务区上演女性冲入男厕抢坑位景象等。应对节假日人流潮汐、车流高峰，各类服务主体在管理疏导和诉求回应方面科学性较差、前瞻性不够、灵活性不足，导致消费者出行时‘囧’事不断、‘尬’态百出。市场监督执法总队朱副队长认为，其中既有公共服务设施硬件的短板，也有统筹调配软件的缺失。10月4日，一场大型汉服秀临时取消，商家、模特与主办方在现场发生言语冲突。负责表演的模特公司发布声明称，因主办方在开始没有沟通好相关条件，造成了3日晚上无法彩排、4日晚上无法走秀这一情况的出现。让消费者不愉快的经历并非孤例，就在各地电影院营业创收的大好时机，某电影院却传来不太友好的消息：市民小王与同伴在一家影城检票时遭阻拦，原因是携带了某品牌的奶茶。客服人员解释称，观众到影院对面新开的饮品店买饮料，会把自家饮料生意挤垮。朱副队长认为，这暴露出这些商家和平台在消费市场生态圈中严重缺乏共享共赢意识，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在餐饮住宿方面，同样吐槽点多多——预定平台信息更新不及时，售后服务跟不上；卫生服务需提升，接待能力待加强；宣传与实际不符，履约存在瑕疵。假期品美食，原本十分愉快。不过，就餐能插队的现象，还是让许多人难以接受。10月6日晚，市民蒋女士来到某品牌海鲜火锅群升广场店，现场取号为179号，导台员告知大约需等待3个小时，但花费40元从号贩子手中购买插队服务后不到15分钟，便被顺利叫号，细一打听，原来号贩子使用了某抢号App,科技手段成了他们的谋财工具。商家表示，对此他们也无可奈何。候餐抢号插队不仅破坏了原本公平的排队秩序，而且让消费生态环境在新技术的参与下显得缺乏温度。朱副队长指出，个别软件开发商对新技术使用的合规性认识不足，商家对线上线下“接合部”领域的服务延伸不够。4.我们推进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立足实际，分层分类实施改革，切实解决多头执法、多层执法、重复执法等突出问题。”A县章副县长在介绍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情况时表示。2020年5月，A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住建、生态环境等部门首次对县城在建工地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执法队员重点围绕安全生产、规划建设、环境保护等，对各自监管事项逐一进行检查。执法队员使用无人机设备，从空中巡查在建工地的裸露土、工地围挡设置、物料堆放、扬尘治理措施等情况，有效避免监管盲区，提高执法效率。据了解，此次行动共检查在建工地39家，发现问题23处，现场整改13处，制发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10份，立案调查3起。推行综合查一次,真正实现多领域执法检查“一步到位,既有效解决了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也切实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优化了营商环境。截至2020年年底，该局已累计开展综合查一次联合检查131次，检查市场主体683家，减少检查频次60%以上，范围拓展至全县15个乡镇街道。同时，A县在综合行政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全方位帮助企业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按时复核复查，并按规定予以减轻处罚。还针对重大复杂的案件，采取面对面反馈，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异议，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综合执法+人民调解是A县司法行政+综合行政执法共建共融机制中的特色品牌。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司法局在人才、资源、技术、业务等方面加强协作，合力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在遇到矛盾纠纷时，综合执法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进行联合调解，长期参与综合执法工作的驻队律师也会担任特约调解员，就相关法律问题提供协助。2020年8月，昌石街道一商业住宅的20户业主，与在一楼开店的万先生因店面装修时涉及承重墙的问题产生纠纷，双方多次协商未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综合行政执法局和司法局主动介入调解。了解双方分歧的焦点后，我们邀请第三方对房屋安全状况进行评估。结论是万先生的店面在装修中确有承重墙被破坏的情况，应予恢复。司法局昌石执法所负责人介绍。在得到专业评估意见后，昌石执法所迅速组织召开专题调解会，除双方当事人外，参加调解的还有综合执法局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特约调解员。经过三轮调解，双方的矛盾在一周内成功化解，由万先生尽快对受损承重墙予以恢复，承重墙恢复前楼上住户暂时到宾馆住宿，以确保安全。迅速化解纠纷正是他们打造“综合执法+人民调解”模式的初衷。在这种模式的作用下，目前累计提供法律咨询服务460余次，调解化解缓解纠纷103件次，调解成功率达到100%。2020年国庆期间，一场执法普及游园会让赵家村老赵一家备感新鲜。一家三口现场学习法律知识、掷骰子答题闯关、扮演执法者模拟执法……“既放松身心又学到法律知识，有意义也有趣味，孩子很喜欢。”老赵说。在普法宣传中，我们始终跟着‘热点’走，用老百姓最容易接受的方式去普法。”综合行政执法局政策法规科李科长说。去年以来，执法局创新普法模式，丰富普法载体和形式，将执法工作宣传教育真正融入群众生活、送到群众心里，在发动群众参与中提高普法效果。在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上，经常会看到由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队员自导自演的普法短视频。这些由执法队员在工作之余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寓教于乐，让宣传真正活了起来，也火了起来。特别是无人机小姐姐喊话、秸秆焚烧、垃圾分类等情景趣味短视频，点赞上万，阅读量破百万，有效降低了违法违规行为发生概率。A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实现执法规范化、打造高品质执法队伍为目标，定期举办模拟法庭、法律沙龙、业务大比武等活动，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执法业务水平。同时，优化“律师驻队”工作模式，完善驻队律师法律咨询服务制度、随队监督执法制度、法律法规培训制度，提高参与重大案件法制审核力度，进一步规范了执法行为，提升了执法人员的办案水平。作答要求
二、资料 1. 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随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用工制度逐步市场化，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的渠道越来越少，采取货币化安置成为各地普遍的选择。据调查，目前被征地农民对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反映较为强烈。 补偿标准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相对于土地预期收益而言，郊区农民的年纯收入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30年计算，其预期收益约为12万元，扣除已承包年份，也在 10万元左右。如果将1.8万元全额直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按失地农民平均年龄50岁、预期寿命72.6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远远低于当地近郊现行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 对征地安置方式和平调村民集体资产的行为不满。西部地区一些城市从2000年开始，统一征地时不再留部分土地给农民。在人员安置上，对男性50-60岁、女性 40-50岁人员实行自谋职业安置或退养安置，1.6万-1.8万元补偿费直接支付给个人。同时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被依法全部征用、农业人口全部安置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由上一级组织或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部分农民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侵害了他们的利益。 对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式不满。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低成本从农民手中征地后，在土地交易中可以得到较为可观的收益。农民希望能分享这些增值收益。加上有些农民征地补偿费被拖欠、挪用、克扣，更激化了农民的不满情绪。据调查， 2002年，西部地区某省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次比1998年增长了5.8倍。 2．目前，政府向农民征用土地时是按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支付补偿安置费，而向社会拍卖时按土地的市场价格成交，形成了价格上的巨大差距。对于这种“低征高卖”，农民意见很大，表示难以接受。另据测算表明，与付出的代价相比，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微乎其微。如果征地成本价是100%，被征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是：地方政府占20%至30%，企业占40%至50%，村级组织占25%至30%，农民近占5%至10%。从成本价到出让价之间所生成的土地资本巨额增值收益，大部分被中间商或地方政府所获取。 3．许多失地农民对今后的生活感到忧虑和担心。 一是失去了最稳定、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土地征用前，农民种田虽然收益不是很好，但是这部分收入稳定，为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土地征用后，农民失去了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对其生活带来较大冲击，尤其是对那些以种养业为主、年龄偏大、又没有进厂的经验和技能的农民，影响最大，成为失地农民中的弱势群体。 二是再就业困难重重。目前，农村有一技之长的农村劳动力大多数早已找到工作，而那些素质低及老弱病残的劳动力就业难度大。土地征用前他们难以找到工作，失地后亦然。目前各级政府没有出台能有效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优惠政策，所以农民对征用土地不是很欢迎。 三是生活成本提高，失地农民进城后生活难以为继。农民失去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后，无论愿不愿意“农转非”，他们的一切生活都已经城市化了，以往自己种自己吃，而现在大部分生活用品都要到市场去买，因而增加了生活成本。虽然征地后农民得到补偿，但也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同时由于缺乏创业能力，也只有坐吃山空，进城后生活变得很艰难。 四是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在就业、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又享受不到有关政策，导致失地农民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已严重影响到城乡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发展。 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征用。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违规、非法占用。据不完全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底，短短的7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已经由19.5亿亩锐减到18.51亿亩。大量耕地的违规、非法占用，不但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也严重危及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5．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目前开发区超范围用地的现象在我国十分普遍，针对这一现象，今年两会上，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议案和提案中都提到了开发区非法和违规用地这一话题，其中有这样一组数字被代表和委员们反复提及：1997年至今，开发区规划用地已经从1.2万平方公里扩张到3.6万平方公里，已超过了现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总和。在土地被大量占用的同时，许多农民都面临着“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境遇，失地农民及其今后的生活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九三学社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目前全国4000多万的失地农民中，有60%左右的生活十分困难，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到基本生活的只占30%左右。 6．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维持家庭生计的可靠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旦土地被部分或全部征用，农民就要重新考虑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生计也势必受到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东部某省历年累计200余万失地乡村人口中，有30万人左右是失地贫困人口。中西部地区问题更为突出，西南某省20%的失地农户仅靠土地征用补偿金生活，25.6%的失地农户最急需解决的是吃饭问题， 24.8%的失地农户的人均纯收人低于625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农民失去土地以后何以生存，已成为政府不容回避的课题。 7．以下是广东省一份对失地农民生活状况报告的节选： (1)耕地被征用，部分以种田为主农民的收入影响较大。一部分农民一直以来都是以种田为生，没有其它技能，一旦失去土地或土地减少，收入便骤减，生活陷于困难。如增城农民蔡某，全家七口人，四个劳动力，原来有10亩地，被征用了8.6亩，人均耕地只有0.2亩地，目前只是一个人种地，其它三个劳动力由于找不到工作赋闲在家，解决日常生活开支都很困难。另一方面，耕地大量征用后，剩下的耕地很少，农民弃之可惜，耕之效益又低。博罗农民刘某说：“要征地最好全部征完，剩下耕地不多不少不知办啥好。” (2)就业受到外省劳动力的冲击。近几年来，我省每年约有1500多万外来人口，外省民工对广东经济建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对本省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也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外省民工普遍年纪较轻，能吃苦，工资要求低，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本地失地农民中年龄偏大的几乎没有竞争力。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农民高某反映，他们村附近有一个针织厂，该厂的几百名工人八成是外省民工，像他那样近五十岁的失地农民在厂里根本找不到活干。一些农民失去土地之后找不到工作，只能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也几乎没什么收入。在调查户308个劳动力中，有26人赋闲在家，无业率达到8.4%。 (3)教育支出大，部分农民不堪重负。调查农户中有的家庭有两个或以上的小孩同时在上学，读中专、大专的开支更大，农民靠本身的收入很难维持，只有向亲戚朋友借债。博罗县龙华镇村民杨某家中七口人，五个小孩在读书，一个读大专，两个读中学，两个读小学。读大专的一年至少要六千元的费用，读中学的学杂费两个人一年要四千元，读小学的两个人每年也要上千元，仅教育支出每年已超过万元。而该农户一年收入还不到9000元，目前惟有借债度日，生活十分困难。部分农民反映，虽然教育收费实行“一费制”后学费的确有所下降，但是伙食费、住宿费、补课费等却相应地提高了，总支出没有实质性变化。 (4)缺乏发展资金。部分农民在征地后有意去做小生意或发展养殖业，但苦于没有资金，未能实行。增城农民蔡某说，目前他全家只有人均0.1亩的菜地，没有什么收入；想养猪但是没有资金，希望能得到一些低息的贷款。同村的农民蔡某想开个小卖部，也因缺少资金而搁浅。
如何让农民均等享受档案服务，W市走在了前面。作为全国第一批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治理试点地区，W市在乡村档案管理工作上探索了近十年。目前，W市共有2166个行政村实行了“村档乡管”模式，占比73.4%，在此基础上建成了7家乡村档案馆。徽章档案、矾矿档案、蛮话档案……这些藏在乡村档案馆里的特色档案，成为了当地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乡村档案，不仅是岁月留痕，也蕴藏着发展动能。在C县马武镇乡镇档案馆15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竟藏有10447件档案。马武镇党政办主任兼档案馆馆长小方说：“在农村，一份小小的档案可能是保障村民利益、化解矛盾纠纷的关键证据。”2016年，村社档案收集不齐、保管不当带来的突出矛盾问题就引起了档案部门的关注。自此，一场村级档案的整理工作在W市乡镇间探索启动。2023年，马武镇档案馆建成投用。多年查询自己宅基地档案无果的王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来查询，档案馆工作人员找到了一份1982年的老档案，里面就有王先生父亲的宅基地申请表和乡镇的批复。工作人员现场将相关材料复印给王先生，他家的宅基地终于有了合法身份。在童溪镇档案馆，还收藏有当地非遗传承人捐赠的戏曲盔头等珍贵的实物档案。“实际上，实物档案具有不可复制性，代表一个地方的独特文化，是共同记忆的最好见证。”C县委办档案科唐科长说。档案不一定要存在档案馆里，只要纳入档案管理，同样能发挥它的功能。在马武镇向阳村文博馆，每一件展品下面都贴了一个序列号。档案管理员给每一件实物档案贴上标签，然后存入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无论实物档案保存的位置多偏远，均可一键知全貌。矾石镇拥有600年明矾开采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矾矿衰微后，不少矿工带着采矿技艺走出去成长为企业家。矾石镇上有一家矾都矿石馆，里面收藏了600多件矿石样本，采集地遍布全国各地。这些矿石是由40多位矿老板从自己的矿山采集的，每一块矿石都记载了他们在外打拼的足迹，都在诉说一个创业故事。这些历史记忆连同实物档案一起，被纳入了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纳入管理的实物档案是在外的年轻人了解家乡历史最全面、快捷的通道。“天光对应天亮，雪光对应黎明。”出自奎溪镇土话馆保存的《乡谈杂字》，这是一本翻译当地土语的方言工具书。它被录入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后，人们可以随时查询，当地的方言文化得以更广泛传播。在R县曹回镇，当地把档案工作融入到省级研学项目建设中。以档案中提取的曹回“八大文化”为内核，打造了进士文化园、花灯公园等系列历史文化项目，串起了“档案故事”，还编辑出版了《曹氏家训》等曹回本土书籍，年均接待研学人员5万多人。无独有偶，对历史档案的持续性发掘，赋予了C县矾石镇二次生命。矾石镇因明矾而兴，也因明矾而变，一度陷入沉寂。随后，矾石镇转型工业旅游开发，开启了申遗之路。当地组建团队，参考矾矿博物馆、矾都矿石馆等收藏的各类历史档案，编制了《矾矿申遗·工业文化旅游可行性报告》等申遗材料。2017年，矾石镇获评“国家工业遗产”，2020年被评为国家地质公园。随着游客络绎而来，矾矿博物馆、矾都矿石馆也成为了网红打卡点和研学基地。乡村档案让记忆留存，也凝聚人心。“民间最典型的档案是族谱。”唐科长认为，族谱的存在，有助于宗族团结，而用族谱档案可以凝聚各界力量。马武镇教育设施陈旧，优秀教师流失。2023年，为重振教育，镇里从档案室“乡贤档案”里找来全国各地的乡贤名单，发出求助，马武乡贤们积极响应，短短几个月捐赠了540万元。一份份乡村档案的收集、整理、规范，也象征着基层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序发展。“档案，钩沉历史，也经纬当下。”唐科长表示，“我们常在思考，乡村档案管理应该发挥更多的价值。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发展、民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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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2012年6月10日，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通报称，2012年6月9日，S省Y中学7名初三学生结伴在Z河下游游泳时溺水身亡；H省W村5名小学生在山塘游泳时溺水身亡；H省F镇7名学生在江边游玩时，4人溺水身亡。教育部要求立即开展全面排查。 玩水是孩子爱玩天性的最直接体现，特别是随着炎炎夏日的到来，中小学生们开始和水结下不解之缘。入夏以来，学生集体溺水死亡事件已经屡见不鲜。2012年5月6日10时50分左右，A省L乡太阳岛附近长江水域发生一起高校学生群体性溺水事件，造成5人死亡。5月27日，H省5名12岁女孩溺亡，其母亲一夜白头。看到新闻中那刺眼的数字，我们不禁要问，偌大的家庭、学校和社会居然拯救不了几个玩水的孩子?我们在过分关注孩子成绩的同时有没有考虑到孩子生存技能的训练呢?一系列问题的背后是一道道教育所无法逾越的鸿沟，是一幕幕生命所不能承受之轻! 当然，一系列的溺水事件也不是无规律可循。正如通报中指出的那样：2012年中小学生溺水死亡事故，多发生在周末、节假日或放学后；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多发生在无人看管的江河、池塘等野外水域；多发生在学生自行结伴游玩的过程中；多发生在小学生和初中生中，溺死者男生居多。 在出现溺水突发事件时，首先要冷静，选择最佳方式，最好的方式是投入木板、救生圈、长杆等，让落水者攀扶上岸。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再选择下水救人和搭人链。显然，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这些。然而，学校和家长们则有责任让孩子们知道。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校和家长没有做到对孩子进行最基本的生存教育。这些基本生存技能教育以及实战演练，无疑是学校安全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孩子们所学习到的只是书本上的加减乘除和之乎者也等僵化机械的知识，而对于一些生活中应急的知识和生活小窍门等却是模棱两可，甚至是漠不关心。而且，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中小学生都有一颗好奇与探索的心，然而盲目地探索和一味地好奇，可能并不会得到良好的结果，这就使得一部分学生成了好奇心的陪葬品!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素质教育口号的号召下，一部分中小学已经开始开设了游泳、滑冰等一系列实用的校本课程。但是由于相关课程的开设成本过高，因此这些课程的开设仅限于东部的沿海发达城市，而内地贫困的乡村地区却没有实施这些课程的物质保障，而这部分地区又是学生意外事故多发的地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等等，说的都是要做好事情的前期预防工作。从最近几起学生溺亡事件来看，我们的一些部门也都是在做事后工作而已。也许只有血淋淋的事实才能让一部分沉醉在权力梦里的人清醒。 2．“空心村”是指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大量的农村青壮年都涌入城市打工，除去过年的十几天，其它的时间均工作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因此，出现了留在农村的人口都是老弱病残的现象。因其农村常住人口有如大树之空心，故名之“空心村”。 土地资源是一种“综合”的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我国山地多，平原少，干旱、高寒区域大，耕地开发受限制，人均耕地少，而农村闲置宅基地更加剧了人地矛盾问题。农村新建的住宅大多在村外，靠近公路和集镇的地方，占用了大量的耕地。据了解，“空心村”的空心，少在0.067hm2左右，多在0.200hm2以上，一个中等乡镇约有300多个自然村，平均一个自然村以0.133hm2计算，一个乡镇就有40hm2以上的土地被废弃。“空心村”占用的土地，耕不能耕，用不能用，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一方面是农民建新不拆旧，造成土地大量闲置；另一方面，许多村庄出现无处建房现象，土地管理部门被迫在有限的耕地指标中切出一部分来解决缺房户的建房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关键。社会现代化的难点在农村，农民富裕、农村振兴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空心村”继续蔓延将导致农村居住环境持续恶化。由于“空心村”内的废弃宅基地多年未曾有人使用，到了第三、四代之后，邻居之间的土地界限必然会有些模糊。随着农村土地的日益紧张，宅基地今后必将升值，到时候这些废弃宅基地可能会引发家族内或家族间以及宗族间的矛盾纠纷。既不利于农村的繁荣，又威胁到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空心村”的废弃房屋由于无人居住，所以也无人修缮，有些已经倒塌。不少村民将老房用于圈养禽畜。由于没有人清理，致使村内垃圾成堆、污水横流、杂草丛生、老鼠遍地、蝇蚊乱飞、粪便成堆。“脏、乱、差”严重影响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身心健康。 政府应大力支持推进农村集居化建设，积极引导居住在城镇周边的自然村或零星居住的村民离开布局分散的旧村庄，集中到规划区建房。或将小村合并成大村，有步骤地整体搬迁，向中心村或城镇集中，连片发展，形成规模。推进农村集居化建设，要合理引导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民流向和研究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办法。应当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依法流转。只有合理分配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产生的经济利益，采取闲置地流向主体多元化，有适当条件限制的流转方式，才可以集约利用农村土地资源，提高农村房屋的利用率。可以将村庄的搬迁归并与集居化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土地整理复垦相结合，将迁村并点调整出来的土地整理为可机械化操作的连片高产稳产田，这既缓解了建设用地压力，又实现了多赢的效果。在进行农村集居化建设时应体现“尊重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保留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放开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向农民集体颁发土地所有权证，以法律形式保障其土地权利，大力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让整理成片后的土地向种植大户转移，逐渐形成“乡村企业”，而其周边的农民逐步演变成为“乡村企业”打工的“农民工人”。 3．2012年1月8日，D县某村的一位84岁的老太太遇害，经过公安机关的努力，于10日凌晨破案，抓获嫌疑人——同村的徐某(19岁)。徐某因没钱过年而对这位老太太实施抢劫并杀人灭口。 该县历来都是劳务输出大县，仅建筑工人就达10多万。随着农村外出务工经商办厂人员的不断增多，老人、孩子和妇女构成了农村的留守群体，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农村地区的自然防护能力，形成了社会治安的“空心村”。 许多盗贼事先了解谁家年轻人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独自在家的情况。他们在夜深人静时，进入留守老人家中偷走财物。这种作案的频率一般比较密集，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在一个村里一个晚上就盗窃多家。每户的具体财产损失数额不等，但严重冲击了留守老人生活的安全感，扰乱了农村的社会治安秩序。 被盗骗的农村留守老人一般年龄都比较大。在盗窃案中，他们由于上了年纪，听力明显下降，对犯罪分子的动静很难觉察；在诈骗案件中，由于他们的记忆力和判断力明显减退，很容易出于同情心或为子女挣钱减轻负担等考虑，最终上当受骗。农村留守老人的子女在外打拼，没有时间看望老人，也往往忽视对老人精神上的支持和物质帮助。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心理上产生更强烈的归属需要，对自身价值也容易产生怀疑和否定，渴望和他人交流，因而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当诈骗者寻找机会与留守老人接触时，这些老人首先感到的是与他人交流的快乐，全然没有意识到眼前的“陷阱”。在盗窃案件中，留守老人家中的院门、围墙有的早已需要修缮。 农村留守老人安全防范问题，已经无法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侵害农村留守老人的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妨碍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保护农村留守老人的合法权益，防盗防骗防火灾和保护好人身安全，让老人安度晚年，是家庭、社会的共同责任。 有关人士也呼吁，对农村留守老人，要加大司法救助，切实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要切实加大对侵害农村留守老人犯罪的打击力度，保护农村留守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2011年9月27日，P省J县在外打工的肖某7天未联系上在家的母亲，回家时发现母亲已死去多时，1岁9个月的女儿梦茹在奶奶怀中奄奄一息，身上爬满蛆虫。刚入院抢救时，小梦茹被怀疑患败血病，生命垂危。此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爱心人士的目光聚焦于此，在浓浓爱心的关怀和精良医术的救助下，小梦茹康复出院，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J县县委书记M称发生此事县委和政府是有责任的，目前J县已开展对全县所有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摸底造册。县长N表示，目前J县对解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高度重视，在全力组织对小梦茹进行救助的同时，挨家挨户对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逐一走访，登记造册，建立台账。 J县建立了三层防护网络。第一层是明确责任联系人，每一个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家庭，都逐一明确1-2名乡镇、村组干部为责任联系人，每个星期都至少上门走访一次，定期与留守儿童父母或空巢老人子女电话联系，家庭有困难和问题的及时协调解决，这是工作规定的义务。目前已把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管理服务工作纳入县委政府对乡镇和县直各部门绩效考核内容，建立定期督促检查机制，严格考核奖惩。 第二层是明确协助联系人，调动广大群众互帮互助的积极性，引导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近亲属，主动关心协助他们的日常饮食起居，天天关注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家庭情况，协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处理突发事件。发动社会志愿者，开展志愿帮扶活动，为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提供人文关怀，让他们享受亲情阳光。 第三层是明确学校联系人，对于留守儿童，以学校为单位，推行教师“代理家长”制度，明确教师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班主任老师，要求其与留守儿童的家庭、在外的父母定期联系，既负责孩子的教育成长，也负责孩子们的安全监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逐步完善图书室、电教室等设施，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增强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吸引力。 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促进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把青壮年劳动力留在本地，是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的途径和保障。J县努力加大基础建设和配套建设，大力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集聚，把工业园区打造成为新型工业化的主要载体和平台，提高园区对劳动力容纳能力，努力让农民工能够就地转移就业。 5．“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近些年来，一些偏远地方陆续出现了“空心村”现象。 在R镇原Q村，由于80%以上青壮劳力外出办企业，留在村里的以年老、体弱、妇女、少年儿童居多，农田耕作缺乏劳力，各种资源缺乏有效利用，因而在几年前合并到K村委会，各项事宜均由K村委担当。由于70%劳力均外出打工或搬迁至县城及外地居住，剩余的多为妇幼和体弱人员，其耕地均为外村(组)人承包耕种或者将双季稻田改为单季稻，部分偏远的田地则干脆荒弃不耕，致使粮食总产减少，农民增收难。农民居住分散凌乱，农村的村落分布面积过大，村庄外延拉得过长，增加了农村进行水、电、路、通信、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统一建设的难度。 类似“空心村”、“空巢家庭”随处可见。许多地方，空荡荡的村子，大门紧闭的房子，孤单的留守老人。孤独是“空心村”老人遇到的最大问题。许多老人独自住在村里，子女则在别处居住。多数时候，老人一个人提水、做饭，孤独地在村里走走看看，消磨时光。 有位老人最盼望的是村里有个老年人活动场所。他说，如果有个老年活动室，闲时可在那里看看报、打打牌，和老年人聊聊天，心里会畅快许多。 对老人来说，农村公共事业体系还要进一步完善。如果村里交通更方便一点，他们出村的路就不会走得那么艰难；如果自来水通了，他们就不需要挑水；如果村里能通电话，子女不在身边，他们也可以与亲人保持密切联系，多点心理慰藉。 一些老人也希望，农村能有家政服务队。对留守老人来说，遇到体力活能有人能帮，遇到家里电灯坏了有人来修，老人病了不能做饭时能叫快餐，这对留守老人来说，是最大的帮助。有人也建议，政府部门可建立互助机制，多关心留守人员的生活。 老年人气血不足，寒冬时节，特别怕冷。在一些偏僻山村的困难老人，还用传统的火笼、火盆取暖。窗户密闭，空气不流通，易中毒。有的老人会将火笼放入被窝取暖，一不小心就会烫伤，并引发火灾。 6．伴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城市资本流入农村，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第一件大事就是盖新房，农村住宅更新频率远远超过了基础设施更新的水平，由于村庄建设无限扩张，耗费了基础设施和村庄改造的配套资金，同时，这些新房往往贪图节约和赶工期，从设计、用料、结构到施工都不够合理和科学，导致新房使用寿命短和高频率弃旧建新。与此同时，空闲房屋逐步增多，大都破旧不堪、年久失修，极易发生倒塌事故，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存在隐患，因此村庄的整体居住质量并没有因为新宅建设而得到改善。相反，村庄内部的衰落已经非常明显，村内大多未铺装道路，多数没有排水设施，环境卫生状况恶劣。基础设施条件薄弱，居住环境不断恶化。由于住房投资比重大，生产性投资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村发展的后劲。 近年来，在“空心村”整治中，一些村庄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编制了建设规划，可是尚未制定出一个适合本村发展的规划蓝图。因此，新一轮村庄规划要按时完成编制。将村庄规划修编工作列入新农村建设的议事日程，以各级政府为主体，统筹安排，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研究各地农村发展方向和定位，使村庄规划成为引导村庄建设的龙头。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村庄整治模式，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合理配置资源，选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现状，结合当地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体现“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理念，坚持集约用地要求，强化农民居住质量，鼓励开发兴建农户多层住宅小区。同时，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细化建新拆旧规模、用地布局，划定耕地保护“红线”，约束和控制村庄外延，道路、通讯、电网改造和环境保护等分项规划要与村庄规划修编同时展开、同期实施，规划要注意区分类别和有一定的超前性。 修订完善的农村宅基地管理规章制度，在政策法规方面为解决多占、超占、强占宅基地问题提供可操作的政策法规依据。减少农民对宅基地需要的压力，以“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拆迁、统一建设”为主要手段，通过行政、法律、经济途径管理农村建房，开展宅基地整理，向旧村要地。要高标准地编制出村庄规划。合理确定建设范围，严格圈定用地界线，对旧宅基地实行统一规划改造或复耕还田。要严格执行建房用地制度。所有建房户原则上必须先拆老房，收回原宅基地，方可批建新房。对于一些尚可继续使用的旧房可推行调剂制度，调剂给“空心村”中的鳏寡老人和贫困户使用，并收回其原旧房。对超过法定宅基地限额标准的按照面积多少收取土地使用费。在规划内提倡统建联建，严格控制单家独户建房。 “空心村”的存在意味着大量人力资本的流失，由于流入到城市中的农民大多数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大撤离，致使农村基层组织中干部年龄老化，后备干部严重缺乏，使得农村面临人才短缺的危机。我国人力资本占到财富总额的1/2以上，人力资本的抽离意味着大量资本从农村撤离，农民对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减少，同时伴随着与农业相关的其他产业资本的共同撤退，造成资本在追求利润的动机下从利润率较低的传统产业转向利润率较高的产业，从而引发了农村产业空洞化，如不加以重视，不及时治理，会阻碍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作答要求
进入晚稻收割季，F县清兰镇莲花村稻田金黄、稻谷飘香，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种粮大户小林正驾驶着收割机，抢收今年刚成熟的晚稻。对于今年的收成，他充满了信心。2022年初，小林从F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交易了400多亩地，种植双季稻。“现在承租的农田都是成片成片的，无论是收割还是施肥都能更好地开展，成本也降低了不少，这多亏了镇上开展的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望向金黄色的稻田，小林心里美滋滋的。改革前，小林承包的200亩地年年亏损，手里的现代化农业机械因“越界”的问题，无法发挥最大效益，作业时还会与邻居发生矛盾。N省全国乡村振兴先行先试的示范镇——清兰镇，位于F县东南部，因境内有清河与兰河在此交汇而得名，历史悠久，自然条件优越。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碎片化、巴掌田、补丁田、人多地少等问题逐渐显露，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耕地抛荒撂荒隐患逐渐增多。2021年，F县决定在清兰镇因地制宜，探索走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进行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采取“承包权不动，经营权连片”的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打破分散零碎，集中连片，小田变大田，通过流转土地经营权置换田块，将分散零碎的耕地集中到一起，实现一户一田或多户一田。推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农户以村集体土地经营权入股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并进行数字化登记。经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包装、挂网、租赁，所得收益交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按入股份额分配，实现土地生产效益最大化。“村里要回我的地了。”“村里不让我种地了。”“怎么实现土地数字化？岂不是把山林田土拱手让人？”《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一经下发，就在村里炸开了锅，村民反应强烈，他们担心山林、田土等进行数字化登记改革后，田地不再属于自己。“新事物，不理解正常，重点要做好宣传和解释工作。”F县司法局张局长说，“我们组织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普法志愿者，深入全县11个乡镇，通过屋场会、板凳会，对数字化土地改革开展专项法治宣传，重点宣讲《土地法》《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确保所有村法治宣讲全覆盖。”对于特别不理解的群众，工作人员逐一上门解疑释惑，尤其是对土地权属存在疑问的，告诉群众依靠信息技术和确权数据，可以回溯查询到以往承包土地的位置、面积，农民土地的承包权不会受到损害。对于不愿意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按照自愿原则，通过田亩置换的方式，保障其合法权益，消除农户顾虑。F县政府如此重大的行政决策合不合法、程序合不合规定，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参考的当时，考验着F县司法局。F县司法局张局长介绍，“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改革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为从源头上遏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县司法局协同县人大在《民法典》第339条和《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及《N省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见》中找到政策制度依据，有力地证明了该改革项目的合法性。“仅有原则性政策指导，县司法局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小刘与其他两名法制审查工作人员，全过程参与意见征集与采纳修改、外地经验收集、上级政策与指导意见收集等工作，逐词逐句反复研究。小刘说，在长达半年时间里，经历多轮讨论与修订，最终指导并审查通过《农村土地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F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管理办法（试行）》《F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F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管理办法（试行）》《F县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实施方案》等文件，为改革工作的建章立制提供了关键性的法治保障。“在F县土地数字化改革工作的各类文件审查工作中，县司法局充分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土地的性质、用途不改变、农村集体资产不流失。”张局长表示，镇级层面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由县司法局法制备案审查；镇级层面其他文件以及村规民约，由司法所法制审查，司法局予以指导。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动土地数字化改革，越来越多的村民签订《流转承诺书》。清兰镇李镇长回忆，改革之初，莲花村3个月就召开了70余场屋场会。“对过往遗留的土地纠纷，县司法局和清兰镇公共法律服务站，组织村法律顾问、村调解员逐一排查调解，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重大改革项目零投诉、零上访，为土地数字化改革扫清障碍。”荷塘村法律顾问小沈说：“承包人公司认为合同都是政府统一制定的，肯定没有问题。但其实因承包人或项目的不同，合同内的具体条款也会不同。”在一次审查土地流转合同时，她发现双方自行约定流转30年的经营期，已超过了原承包期限，且时间越长土地的经营风险越大。小沈向当事人指出合同中权利义务不对等、违约责任不明确等问题，对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得到了承包人公司与村民的夸赞。“自改革之初，县司法局便推行了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为土地流转文书制作、合作社注册等提供精准公共法律服务，这一举措成效很大。”小沈说。截至2023年初，F县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共签订4685份流转合同，清兰镇2.4万亩水田由60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部承租，小田变成了大田，村民变成了股民，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李镇长深有感触地说：“改革能顺利推进，法治保障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