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二、给定材料 西安70名民工讨不到工钱砸门窗，民警称“过激”认为做法不妥 快过年了，民工们正在为连夜加班终于完成工程而欢呼，可“拿不到工钱”的消息却犹如晴天霹雳击碎了他们的喜悦。2002年2月10日，在西安一住宅小区，70多名民工因为拿不到工钱持械毁坏新楼。 记者闻讯赶到现场，只见这幢新盖的住宅楼1～8层的窗玻璃均被砸坏，8楼以上的窗玻璃也有不少被砸碎。走进楼道，记者发现每个防盗门上都留下了被狠狠敲击后的痕迹，配电箱盖也被撬了。这些民工为何如此冲动? 据了解，来自四川的包工头贾某承揽了该小区两幢楼的工程，同对方定下协议春节前交工一幢楼，并将另一幢楼2层封顶，完工后合同方即向贾某付施工费。经几天几夜连续施工，2楼终于封顶。可当贾某向建筑公司的负责人索要施工费时却被告知只能支付一部分，在交涉中双方发生冲突，贾某被打伤，对方最终只付给贾某2000元作为民工的生活费。当贾某带着伤回来后，愤怒的民工就采取了这一行动。 事后，派出所先后出动两批民警才将正在砸窗的民工阻止住。民警说，民工们苦干一年却拿不到工钱，他们对此也很同情，但采取这种过激的方法并不利于解决问题。 还我工钱，我要回家 2002年1月8日在深圳引起轰动的“塔吊讨薪事件”，是一起由单个暴力行为演化为群体非理智行为的事件。 1月8日上午，来自四川的民工尹某等人开始爬上建筑工地的塔吊，讨要被老板拒绝支付的工资。尹某说，老板欠了他们100多万元的工资。在40米高的塔吊上，尹某等人在塔吊的长臂上，寻找一个支撑点，固定自己。他们在上面坚持了7个小时。尹某说，塔吊上风很大，很冷。警察赶来了，劳动部门也赶到现场，人们担心发生意外，劝说他们下来。 晚上，回到借居的地方，老婆问他为什么回来晚了，他说：“有事。”1月9日，尹某的老婆从报纸上知道了丈夫爬上塔吊要工钱，抱着尹某哭了：“为什么这样做?”尹某说着就哭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他说他只希望“这样能够引起重视”。 四川民工刘某是这群劳工的“头”，非理性事件后，他代表劳工和资方谈判，与政府劳动部门交涉。 “能有别的办法，谁这样干啊?打官司我们根本耗不起时间，也没有钱。”他说。 刘对非理智的讨债行为也表示“不妥”，他认为这是对社会的一种威胁。他希望政府能够约束商人和出资方的行为。 1月9日，“爬塔吊讨薪”事件落幕，在政府机构的干涉下，劳工拿到了工钱。 与他们不同，深圳另外一家工厂的劳工企图“引起重视”的手段是阻塞国道。在广州市花都区劳工却割腕相逼。 “劳工损失的是几个千万、几个亿的工资，但欠薪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深圳市总工会法律顾问、权益保障部科长张友泉说。 粤北一老板拖欠民工工资引发2死1伤 粤北韶关市浈江区一私营老板因拖欠民工工资而引发一宗惨案，造成二人死亡，一人重伤。 案情显示，疑凶雷某，男，22岁，广西平乐县人。雷某于1999年开始在韶关市浈江区某私营斗车加工厂打工。2001年，老板杨某无故拖欠雷某工资人民币1300余元。 2002年春节前夕，雷某因家人遭遇车祸急需用钱，多次向老板杨某追讨欠资，均被杨某以生意难做手头无钱为由而拒绝。为此，雷某曾写―下字条给杨某，声称如收不齐欠资就杀死老板全家。 3月11日晚上十时许，雷某身藏尖刀闯入杨某家，再次哀求老板支付欠资，但杨某依然置之不理。气急了的雷某失去理智，突然拔出尖刀向杨某捅去，杨某当即倒在血泊中。其17岁的女儿见状欲电话报警，也被雷某刺中了心脏。杨妻从洗手间出来见状惊恐万分，本能地冲出门外逃命，也被雷某追上在背部刺了一刀。杨某及女儿当场死亡，而杨妻幸好未伤及要害，带伤跑到公安派出所报案，后被送到医院救治，得以保住性命。 警方接报后出动了100多名警员围捕疑凶。雷某自知罪责难逃，在当晚11时10分左右，跑到案发现场附近的京广铁路线卧轨自杀。 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维权太难 1997年就来京打工的王某为了节省车费，已经5年没有回家过春节，她就像把自己卖给这个城市了，逢年过节只要有钱就往家里寄，供两个弟弟上学。她住在三元大厦以北的太阳宫乡，那里像她这般年龄的外来妹还有很多。记者问老板是不是寻找各种借口克扣打工者的工资，她说那还有假?她就被扣过两次，算比较幸运的了，她表哥才惨呢，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建筑工人，包工头老是不给钱。“那他还干?”“不干就永远没有钱，干了包工头还会给你点儿。再说，事儿也不好找，能管吃管住凑合一时吧。” 王某说起她第一次讨要工钱的经历。“按你们的话说，是维权。”记者在她脸上几乎看到了嘲笑的表情。“我们的合同都不完整，他们(指厂方)让我们签合同时，我们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另一方是空白的。就这样，我们都不知告谁。就算当时知道空白合同不能签，也顾不上太多――当时我都三个月没找到工作了。”面对这种生存问题，法律的局限性可见一斑。
申论给定资料
1．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已然明晰的发展趋势和日显深刻的背景转换，攸关每一个百姓的民生保障事业，也面临新的内涵拓展、风险挑战，催生新的变革契机。
在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民生保障工程如何及时跟进?在发展路径的转型中，居民消费能力如何加快培育?在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社会生活的风险如何顺利化解?归根结底，还是要以改革开路，靠法治建设，维护公民权益；靠政府转型，健全公共服务；靠制度创新，重构利益格局。民生保障，亟须快马加鞭再出发。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2．住房租赁已经成为我国住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租购并举”的提出，凸显了房屋租赁市场的重要性，也让百姓有了更多新期待。
2017年7月，住建部等9部委在《关于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中要求，多措并举，加快发展住房租赁市场。7月过后，各地政府主导的住房租赁平台相继亮相。8月21日，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启动试运行；9月29日，杭州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10月19日，广州推出政府住房租赁平台“广州智慧阳光租赁平台”；11月1日，由武汉房管局联合中国建设银行打造的武汉住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上线运行；等等。
在12个试点城市中，除已推出官方住房租赁平台的城市，其他城市均提出搭建政府住房租赁平台，并明确了时间表。例如，沈阳提出，12月底前实现官方平台的全部设计功能。在12个试点城市之外的一些一线城市，官方租赁服务平台也应运而生。10月31日，与北京住房租赁新政同步，北京住房租赁监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在北京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陈志看来，形成统一的监管平台和服务平台，有利于政府实施统一监管，实现信息数据的共享。
在加快推出住房租赁平台的同时，各地都积极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支持相关国有企业转型为住房租赁企业，并提出了具体的落实目标。
沈阳出台了细致的方案：2017年12月底前，组建两家国有住房租赁平台公司，通过建设、改建、收购或长期租赁等方式取得房源并负责房源的租赁运营和管理，完成1万套公租房建设、500套存量房源收购、确定一到两个改建房源项目。到2020年，国有住房租赁平台公司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持有的住房租赁房源占全市增量的20％、总量的10％。
上海的表态也很明确。2017年9月15日，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其中明确表示，“通过国资国企的引领和示范，尽快增加市场供给，稳定市场租金，将国有企业打造成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稳定器、压舱石，并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身住房租赁产业”。
除了国有企业积极推进住房租赁工作进展外，众多体量庞大的入局者，也搅动了租房市场的一池春水。
春江水暖鸭先知。逐渐升温的住房租赁市场，房地产企业是第一批冲浪者，老玩家也有了“新玩法”。如2017年11月2日，佛山市“CCB建融家园·泊寓”项目奠基，这是广东首例住宅100％自持70年的项目，将建成总建筑面积逾16.5万平方米的多业态混合型租赁社区，将建设15000平方米的人才住房，推出约2400套租赁房源。“泊寓”便是万科旗下长租统一使用的品牌，2016年其已作为独立子品牌运营。截至目前，万科已在北京、广州、佛山等地拥有至少5处自持物业地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排名前50的房企中约已有三分之一通过各种形式涉足住房租赁业务。
2017年10月10日，支付宝的租房业务正式上线，支付宝宣布已有超过100万间房源正式入驻，在上海、北京、深圳、杭州等8个城市率先启用支付宝信用租房。10月20日，北京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网站公告显示，京东旗下公司成为北京住房租赁监管平台技术合作项目的中选单位。京东将成为北京住房租赁市场的支持平台，进军住房租赁市场。
有业内人士预测，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进入租赁市场，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公司，可能会推出相应的金融产品来助力租赁市场发展。
此外，2017年11月3日，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行与万科、恒大、碧桂园等11家房企，以及比亚迪、方大集团等11家企事业单位举行住房租赁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进军住房租赁市场，并设立专门子公司负责租赁管理、批量小区品牌化管理。
其他银行也纷纷加大了对住房租赁的介入力度。2017年10月30日，中信银行与碧桂园集团签署合作协议，未来3年将在长租住宅领域为碧桂园提供300亿元保障性基金，满足碧桂园在长租住宅领域的金融需求。
更值得重视的是，在进军长租市场的同时，建行还推出个人住房租赁贷款“按居贷”，支持个人住房租赁需求。“按居贷”目前执行4.35％的基准年利率，低于同期购房按揭贷款，额度最高100万元，最长期限10年。同时，建行也将加大向住房租赁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力度。11月2日，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刘军表示，未来5年，建行将向广东省内住房租赁市场参与主体提供不少于2000亿元的贷款。
3．惠民项目下乡，农民觉得“不给力”；新建大桥竣工了，引桥却迟迟不修……现实中，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群众实际需求不相匹配的现象，日渐引发关注。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习惯于以政府供给为主导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公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实际需求有没有发生变化?这些问题，往往缺乏充分的调研论证。种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让原本就很紧张的公共资源无法得到优化配置，导致涉及民生的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不高，也在一定程度上累积了基层矛盾。
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积极转变理念，致力于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但由于市场失灵、监管不足等原因，政府公共服务“失准”、低效等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群众满意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能精准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无疑是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关键。因此，公共服务供给应注重“耦合度”。
群众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模式、怎样回应群众的新期待等，都有赖于调研制度、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从一定程度上说，公共服务决策机制只有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导向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群众实际需求导向，才能切实增强公共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通过广泛调研、整合社区资源，创新了“潮汐式”停车模式，很好地解决了社区居民与企业员工停车难的问题。
同时，建立公共服务责任机制，加强对公共服务市场和社会供给主体资质的审核，对公共服务执行绩效以及群众满意度进行第三方评估，既能促进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也有利于增强群众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例如，上海市徐汇区长桥街道建立了完善的社区公共服务评估机制，群众代表通过协商提出公共服务需求，由政府牵线整合辖区资源提供服务，通过第三方对公共服务的执行进行监督和评估，广受群众好评。
近来，福州军门社区开展的“微公益”、上海浦东沪东社区开展的“微公益点亮微心愿”等活动，通过搭建公益互助平台，以普通人帮助普通人的形式，解决了一些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这种活动类似“微服务”，成本小，可行性强，贴合群众需求且易于调整，可以充分激发群众的创造性，也有利于完善基层群众自治。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顺应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大势，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着力推动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化、多元化、个性化，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公共政策就能赢得群众更多的真诚点赞。
4．有一篇名为《父母渐老去，独子养老压力大》的报道引发了民众关于对养老问题的热议：现在的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着夫妻双方父母4个老人的赡养重任，如何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何平衡家庭、工作与情感的关系，独生子女养老中所折射的独生困境，引发了民众的思考。“前段时间老妈生病住院，虽然只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然玩不转了。不仅要照顾她，心里还在一直担心，搞得班上不好，孩子也没法好好照顾。哎，说多了都是泪。”网友“无民”说，他们这代独生子女，小时候获得了父母的全部宠爱，可是长大了也开始感受到作为独生子女所要承担的压力。
针对养老问题，记者通过QQ、电话、微信等方式，对50对“80后”独生子女夫妻或恋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72％的人表示要承担多位老人的养老负担，86％的人表示生活工作压力大，照顾父母力不从心。还有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工作在外地，父母成了“空巢老人”，照顾起来有诸多不便。
“我已经嫁到四川来了，父母还在岳阳，我想把他们接到四川来生活，但是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包括领退休金等，都需要核实，甚至每年要回到当地证实自己还活着，现在的制度很不完善，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市民陈女士说，除了制度外，相关产业的服务也没有跟上，“假如父母遇到困难，我需要找人照顾，如果能及时在这个产业链里找到相关的服务方，我即便请不到假，也可以让父母得到相当好的安置。当然钱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陈女士认为，但是很多时候，你可以用钱来购买一些服务。
“养老的话题似乎从来都是沉重的，破解养老难题，不能全靠儿女，还要靠社会以及政府的共同努力。”有市民说，国策之下出现的问题，当然应该由政府来兜底、来化解。而这个兜底政策应该尽快出台。就年龄而言，很多当年响应计划生育号召实行计划生育的父母现在已经进入养老年龄，无论其有无子女，养老负担都不可小觑，这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当独生子女父母需要长期照料时，政府应给予主要照料者适当经济补贴，实施有偿助老；还可通过税收杠杆，鼓励独生子女与需要长期照护的父母同住或相邻而住。另外，可以在核定个人所得税缴纳额度时，给予合适的免除额。
5．“做一个菜少了，多做几个菜，我们俩又吃不了。”W市社区的王阿姨介绍，自从社区有了道能幸福食堂，独居老人最头疼的吃饭问题解决了。
幸福食堂的专业义工和志愿者每天会准备好适合老年人食用的三餐，而且价格也很便宜，具体分两种定价：一种是一日三餐提供标准化配餐，总共10元；另一种是刷卡消费，每餐20多个品种，可任意挑选，充值300元送200元，相当于6折。而且在食堂里和其他老人吃饭、聊天、看电视，也不会孤独寂寞，幸福感越来越高。
为减少食堂的亏损，道能幸福食堂依托街道、社区免费提供场地、设备和水电优惠，大大降低了投入成本；对接2万多名义工和志愿者轮流参与服务，减少了人力成本；凭借价廉味美的公益品牌号召力，道能幸福食堂更吸引了社区及周边大量企业职工就餐，这些人按照市场价付费，保持了一定利润，弥补了老人就餐的亏损；整合企业和爱心人士的捐赠，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食堂运行的经济压力。
同时，市民政局简化审批，大力培育道能幸福食堂等为老服务主体；优化流程、细化服务，强力推动道能义工服务中心托管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实现社会化运营；强化引导，学习推广道能幸福食堂为老服务的做法和经验。
2016年8月5日，民政部政务微信大篇幅推介W市道能幸福食堂为老服务的创新举措，受到“粉丝”广泛关注和点赞。
同时，8月10日，民政部主管主办的《中国社会报》头版头条以《“幸福食堂”让老人居家生活更幸福》为题，大篇幅报道W市道能幸福食堂。
《中国社会报》的报道从“幸福食堂消除老人生活烦恼”“幸福食堂成为老人幸福平台”“多方支持让幸福食堂全市‘开花’”三个方面诠释了道能幸福食堂为老服务的宗旨。这家报社有关负责人介绍，道能幸福食堂的探索经验充分体现了W市社会多元共治养老模式，并从政府支持、百姓需求、社会期盼等多个角度诠释了道能幸福食堂的可复制性。
复制幸福食堂模式需要什么条件呢?幸福食堂的创办人曾少峰说，首先离社区的距离要在1公里以内，其次社区里的老人要在350人以上，再次场地不能小于150平方米。
6．幸福食堂的推广复制，看起来解决的是老人吃饭问题，实际传递的是关怀，形成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才是我们社会公共治理的群众基础、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杰秀说，为老人提供就餐，是惠及面比较广的养老服务，我国现在有2.2亿老年人，需要医疗、护理服务的老年人是少数，而餐饮服务，可以惠及绝大部分老年人。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加速，高龄、少子、独子、空巢老人不断增多，这意味着幸福食堂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多元参与的幸福食堂创新模式具有特别的社会意义。
“养老是复杂而又严肃的民生问题，目前，各地没有成熟的养老模式，曾少峰创立的幸福食堂模式可谓是‘闯出了一条新路’。”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S对幸福食堂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幸福食堂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养老模式。
“俗话说‘难事办成，好事办好’，幸福食堂实际上是对供给侧改革的养老模式进行的创新。”中南财大社会学教授X谈到，现在的老年人多半是“30后”“40后”，收入不高，消费理念比较守旧，需求不同，众口难调。幸福食堂从实践上创新，最可贵之处是找到了一种适合发展、落到实处、贴合老人需求的模式。不仅如此，还让老人感到温暖、幸福。
W市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秘书长L认为，曾少峰给社区老人提供的产品，表面上看是一顿便捷的饭菜，实际上潜在的附加值则是一些精神——邻里互助、志愿协作、和谐文化、自治模式等。这些恰是一个善治社区最最需要的东西。
D教授认为，幸福食堂的创办是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体现，是对公共养老的一种补充，是“社区—居家—机构”一体化的“融合式养老”模式的一种探索，为社区居家养老建立了新模式。幸福食堂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和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推动了社会的文明和谐。搭建的社区为老服务平台，整合服务资源，使各类社会组织进入公益事业，成为W市的公益品牌，是推动和引人社会组织服务社会运作机制形成的一种有益探索，为推动“党建引领、三社联动、信息互联、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
幸福食堂如何推进?有专家认为，养老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这五方面缺一不可。这需要政府拿政策支持，包括社区提供场地、水电补贴等内部条件，企业做好团队的建设，社会组织做好准备，老年人和家庭也需要达成共识。只有大家都在琢磨这件事情，形成公共意识、公共话题、公共参与机制，这三道坎都实现突破，幸福食堂才可以复制、延续和发展。
X专家认为，幸福食堂的模式，政策上的创新很重要。政府、社会、市场三个方面各司其职，政府托底，依靠社会公益组织来做，政府给予支持。中国的养老，是大众课题，只有产业化才能满足需求。
S也直言，老人群体包括60岁左右的低龄老人，也有八九十岁的高龄老人，高、低龄老人结构具有复杂性，服务老人群体，满足不同层次老人的需求是复杂的。所以，幸福食堂需要更加规范化运营。推广复制幸福食堂，要严查打着公益旗号牟利的假公益企业，筛选出真正做爱心事业的企业加入。
“只有运用‘公益的目的，商业的手段’，幸福食堂这样的养老项目才能走得长远，才是可复制的。”Z专家建议，幸福食堂发展到现在，拥有稀缺的、无价的信任资本。幸福食堂在发展过程中，在选择合作伙伴、规避风险中，要珍惜维护信任资本。她还谈道，情怀是支持幸福食堂走得更远的基础，要继续坚定与更多的志同道合的公益合伙人一同努力。在幸福食堂的推广方面，建议用公益理念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用制度规避风险，政策作保障，运用互联网专业化技术添上翅膀，加强团队化建设。做到这些，是实现幸福食堂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7．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使命所在。“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在党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一道道发展方程式、民生选择题，我们必须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定找到最大公约数的信心和决心。始终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在利益指向上让国与民具有一致的获得感，让每个国民跟上国家的步伐，确保“复兴号”巨轮上“一个都不掉队”。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今年53岁的平顶山市民王增兰自筹资金30万元，在市区湛河堤上修建一个以雕塑作品为主题的公益游园，连日来引来了不少市民参观。 8月12日下午，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整个游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东边的“动物园”已完工，绿油油的草地上优雅的梅花鹿在散步、山顶上雄鹰在展翅欲飞；游园南边约两米宽的水泥路南侧是一排造型别致的休闲椅、休闲亭，十几个市民正悠闲地坐在休闲椅上欣赏风景。北侧是几个雕有龙风、人物等图案的柱子和小型人物雕塑；西边正在建设的是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大树雕塑。王增兰说，树雕建成后，树的四周是喷泉，树上有活泼可爱的小猴、窃窃私语的小鸟等雕塑。 “建公益游园的想法有好多年了。我希望建一个游园，能够集中展示一下自己的雕塑作品，但是场地不好找。”王增兰说，他家住湛河区九里山街道芦铁庄村，自幼喜欢雕塑，为了提高水平， 1996年，已经42岁的他曾到浙江省的一个雕塑工艺厂拜师学艺一年多，学会了仿青铜、仿玉等工艺品的制作。回到平顶山后，他一直从事工艺品制作销售，还免费培训了20多名残疾人和下岗工人。因为场地不好找，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去年10月，他发现现在修建游园的地方因为原有建筑被拆除，与周围优美的环境很不和谐，就找到湛河公园领导，提出自费在此建一个公益游园。 湛河公园上报市园林处批准后，同意王增兰自费修建。 去年11月初，王增兰开始请施工认进行施工。“这些雕塑都是我自己刻的，一块模具的图案大约要用一星期的时间，光雕塑模具的制作就花费了4个多月的时间。”王增兰说，起初他以为投资10多万元就行了，干起来才发现远没想得那么简单。由于工艺上精益求精，花费持续增加。目前，他已投入20多万元，整个工程8月底完工，投资可能要达到30万元。 据湛河公园负责人介绍，王增兰是平顶山市第一位投资建设公共游园的市民。 2．公开资料显示，在常州仅有3家慈善组织。即常州慈善总会、常州红十字会、常州见义勇为基金会。除见义勇为基金会之外，同一城市的两家不同慈善组织，在运行发展、善款筹集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一年之内募款超过10亿元；另外一个提到筹款，却只能想到2005年海啸时的捐赠，这就是常州的红十字会。 常州红十字会副会长孙育林对《公益时报》说，现有专职工作人员7人。每年比较固定的活动，包括5月8日红十字日做一些宣传活动，春节慰问精神病院、福利院、麻风病院的病人。救助白血病儿童是常州红十字会一项较大的活动，但每年仅能救助儿童十几个人，救助款仅为几万元。此外，在一些自然灾害爆发时，会发出救灾募捐通知，但很少收到捐款。 当记者请孙育林介绍一些红十字会募款情况时，“印度海啸时，红会募集了大概二三百万元。”这位副会长想了许久，能想起来的捐赠似乎只有2005年初的印度洋海啸时接受的捐款。 孙育林坦言，与慈善总会相比，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很少，“企业都向慈善总会捐款了，对红十字会的关注不够。” 同一个城市，不同的慈善组织，存在如此大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与现任市委书记担任名誉会长，市长担任会长，由分管慈善工作的民政局副局长担任秘书长的慈善总会相比，红十字会的人员组成，在募款动员方面，显然不占优势。常州红十字会是当地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不然连日常运行都很难维持。 据孙育林介绍，红十字会曾想过成立一个基金会，但募集资金难度很大，而且现在各个县市区都有慈善总会，企业愿意把资金捐给慈善总会，只用利息这一块。而红十字会则要求资金全部到位，这样使得募捐成为了绝对难题。 3．对公益性要求较高的学生食堂、公寓、水电等后勤服务项目，不得交予非法人单位承包经营。福建省教育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高校确保后勤服务管理规范、经营安全。 通知表示，学校后勤管理部门不直接从事服务经营活动，原则上要与后勤服务实体分离。各高校要结合实际，分领域、有计划地引进社会企业参与高校后勤服务，形成公开准入、公平竞争、奖优汰劣的竞争环境，并鼓励有优势的后勤服务实体跨校托管、承包相应的后勤服务项目。 针对市场价格波动，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对学生食堂等学生生活项目“零租赁、公益补贴”的政策，发挥校内优惠补贴政策的杠杆作用，以价格稳定期补贴价格波动期，以营利性项目补贴非营利性的项目，缓冲市场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直接关系师生基本生活保障的服务价格变动应经后勤管理部门审核。 4．53岁的李科义是个陕北汉子，浑身上下都透着陕北的黄土味儿。他从小家境贫困，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帮家里干活。为了生计，他种地、卖药材、卖木材、跑车拉货……1988年，他进入建筑业，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已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了。 富起来的李科义没有忘记乡亲们。他经常说，“只要有多一点钱，就一定要把钱投入社会。和谐社会，应该是共同富裕的社会。” 在李科义的家乡周湾镇杨家湾村，以前通往镇里的是一条一米多宽的土路，农民们赶着毛驴，拉着架子车，要走上十五六公里才能到镇上卖粮。逢到下雨天，土路变泥路，农民只能守着粮食望“路”兴叹。 1998年，李科义的事业发展壮大，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乡修路。“咱自己不困难了，但咱了解农民的难处。”他出资3万元，不到20天就修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路，过去一辆架子车一趟只能拉500斤粮食，得花个把月才能把全部粮食拉完。现在汽车一趟就能装下一两万斤粮食，大大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李科义曾出资修建希望小学，并多次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杨家湾村村民付佐萍的丈夫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里还有3个上学的孩子，一家人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3年前，付佐萍的大儿子考上大学，家里却无力供养，走投无路的付佐萍辗转找到李科义，没想到他当时就答应下来。现在，付佐萍的大儿子每年都可以从李科义那里领到几千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付家的老二、老三也得到了李科义的承诺：“只要你们能考得上，我就能供得起!所有费用我来出。” 2005年，吴旗县成立慈善协会，李科义首先捐款5万元。 今年7月，延安市举办“慈善奖”评选活动，李科义是候选人之一。他说，是不是“十大慈善人物”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慈善事业发展做贡献。 5．不过，政府难以对民间收养行为进行监督。鄂州市民政局福事科副科长万守凡说，他们没有执法权，无法对何本英的行为进行干涉。 在鄂州市民政局一些人士眼里，2005年以前，何本英是一名爱心人士。不过，要钱让她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福利项目的实施，引发了民政局与何本英的对立。 2006年5月，鄂州市民政局开始实施“明天计划”，专门给残疾孤儿免费治病。得知何本英家中有一名脑瘫小孩何天意，民政局打算把何天意送去治疗。7月，万守凡等上门与何本英商谈。 万守凡说，起初何本英答应交出孩子，但称她给何天意看病用了钱，需要补偿2300元。民政局同意了，但后来何本英又不交了，民政局一名副局长多次上门，她也不交。 “脑瘫的孩子，何本英不让政府给他治疗，你说这是爱孩子吗?何本英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心妈妈。”万守凡说。 对此，何本英说，当初没把何天意交出，是因为何玲玲一时台不得。何玲玲说：“何天意捡过来三天，就一直是我带着，带了两三年，你说能没有感情吗?” 不过，在万守凡看来，何本英只要愿意，就一定能说服何玲玲交出何天意。 由此，鄂州市民政局与何本英“结下梁子”。而何天意继续留在何本英身边，未接受治疗。 2006年12月，何本英为收养的3个孩子申请低保，她到公安局开了孤儿证明。她说，办低保还需要民政局出具的收养证明，但民政局拒绝出具，导致小孩没有低保、生活困难。 于是，从2007年4月12日开始，何本英带着3个孩子上街巡演募捐。她说政府不给她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她只能上街募捐，她这样做也是想让负责弃婴工作的民政局出丑。 6．他热衷“慈善”事业，5家公司为此倒闭。他捐资百万，自己一家却住在集装箱改建的“房子”里。出名以后，自己的生活全乱套了。 他接待的第一个前来求助的人，是一对河南父子。孩子得了重病，父亲看到了关于王明殿的’报道后，不远千里登门求助这个“有钱的大善人”。 而治疗孩子的病需要几十万元，这大大超出了王明殿的承受能力，“何况我还得帮助学生们”。无奈之下，他给了这对父子1000元，把他们送走。 那对父子苦苦的哀求，以及失望的眼神，让王明殿难过了许久。但他没有料到，这仅仅只是开始。随着他名声越来越响，接踵而至的求助者很快踏平了他的门槛。 所有求助的过程都相差无几：求助者直接来饭店找到王明殿，苦苦哀求，接收了象征性的几百元钱后，返回家乡。近的求助者几乎从不间断，最远的竟来自甘肃。 这个遭遇车祸、失去一条腿的甘肃女孩，请求王明殿帮她装条假腿。尽管十分同情她，但王明殿还是被高达8万元的费用难住了。他只有按“老规矩”，先安顿她住下，请她吃饭，然后给她 1000元钱，送她回家。 女孩子哭，王明殿和妻子一起陪着哭。可是除了哭，他没有别的办法。对自己能力有限的愧疚，深深刺激着他。 “我如果有很多钱，一定帮了她。”他抹着眼泪，对朋友说。 “你就是亿万富翁，你能帮得过来全国这么多可怜的人吗?”朋友这样反问。 一年多的时间，他接待的求助者接近300人。起初的自责和同情，逐渐变得麻木。用他的话说，心肠“被逼得越来越硬”。 7．作为娱乐圈明星，李连杰的“一基金”备受关注，李连杰本人也成为“中华慈善奖”的候选人，但是面对“慈善评选”，李连杰却并不热衷。 李连杰认为，如果慈善搞成了比赛，那就忽略了慈善的诚意和初衷，使得慈善似乎就变成了 500强的事，变成了百亿富翁的事。捐100块的人看到别人捐1000，就会觉得没面子，而选择退出，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因为面子捐了一百万回家之后后悔的不得了，那也不是慈善的目的。所以李连杰提出了“一基金”计划——捐一块钱就是献爱心。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普通人无法和李嘉诚、比尔·盖茨比，难道因为这样就不做了?用心做才是最重要的。李连杰说，“我就是要把慈善做的轻松、简单、不后悔。” 对于“中华慈善奖”的提名，李连杰说：“在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不设立这种奖项，这样就把慈善变成了比赛，慈善应该是自发、自愿的。但是中国目前处在慈善事业刚刚起步，还不成熟的阶段，政府应该奖励、鼓励首先做这件事情的人。在这方面很多人做得比我好，他们更值得奖励，我也希望永远有比我做的好的人让我学习。最后，慈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可能有时候会被遗忘，我只是希望把他拿过来，我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也不可能是做的最好的那个。我身后有那么多明星导演的支持，在我刚起步的时候拿这样的奖项，完全和我的初衷不相符，有愧于支持我对慈善原始概念的朋友，这好像踩着士兵肩膀做将军一样。” 李连杰说：“非常感谢投我票的观众，不过，您与其投我票不如直接去‘一基金’捐一块钱。” 8．2007年5月，身患脑瘤的山西女孩郭小娟，得到了奥一网友筹集的15万元善款。当时组织方和郭小娟达成口头协议，治疗剩下的钱，小娟要转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6月，小娟在北京做手术成功。不久后，由于郭小娟把剩下的10万元余款带回老家，从而引发网友指责。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捐款总发起人的网友“南山飞狐”日前赶赴山西，向郭小娟下跪，“恳求小娟公布账目，把事情说清楚”。面对曾经的“救命恩人”，郭母也跪了下来。 本是一件好事情，但这个结果，无论是郭小娟，还是组织者与捐款者，都难免有些尴尬。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郭小娟屡次提到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的原则。一方面，她认为自己仍是个病人，正处于康复期，只有先让自己活过来，才能去考虑别人；另一方面，她也不觉得网友所谓的“救急不救穷”的说法是对的，与此相反，她认为社会应该“救人救到底”。 值得深思的是，按正常的逻辑，郭小娟因众人捐款而获得救治，本应对继续获得社会救助有信心。然而，为什么她急着将钱带走，而不是按事先约定，将其转赠给需要救治的病人? 从这方面说，郭小娟“卷走捐款”，除了上述她所谓的“先己后人”的原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她似乎对“救人救到底”缺乏信心。 这场风波似乎给我国民间自发的慈善事业，引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事实上，被捐助者携款回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慈善幼稚病。奥一网相关负责人也承认，网络慈善捐款管理确有漏洞，募捐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财务监管责任人。 9．巴萨是当时惟一一支球衫没有广告的欧洲传统球队，而球衣的胸前广告位置在其107年的俱乐部历史上，被称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贞节之地，不容任何广告污染。 拉波尔塔自2003年上任巴萨俱乐部历史上第39任主席以来，致力于球队商业运作，准备打破胸前无广告的禁区。其间，博彩公司“Betwin”、日本日立公司、卡塔尔航空公司都与巴萨进行多次谈判，卡塔尔航空公司甚至开出了为期五年、每年2500万欧元，总额达1.25亿欧元的赞助合同。 可是，拉波尔塔在最后时刻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胸前广告位置5年使用权无偿送给 UNICEF，不仅分文未取，而且还要“倒贴”——将俱乐部年收入的0.7%捐给UNICEF。巴萨的第一笔捐款190万欧元已经被送到非洲南部的斯威士兰，用于防止艾滋病的母体传播，援助照顾那些因艾滋病而失去双亲的孤儿。 2006年8月11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UNICEF——巴塞罗那”同盟宣告成立，9月13日在诺坎普的本赛季欧冠揭幕战中，巴萨身披印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标志的球衣首次登场亮相，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临诺坎普主持新球衣的发布仪式，祝贺巴萨赢得了“慈善事业的冠军杯”。 巴萨球衣因为印有公益广告反而显得更加圣洁，由此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也为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在2006年球衣赞助商和电视转播商的谈判中，巴萨赢得了两个超过亿元的大合同。而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也把年度“和平奖”颁发给了他们。 10．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慈善基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0.5%，而美国则为9%。我国目前全社会捐款水平只及发达国家的三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一位餐饮企业老板曾对记者表示，每逢自然灾害或者帮助失学儿童等事务，他总希望尽些微薄之力，但在中国，捐款并不一定全部免税，限制太严的捐款免税比例让他的慈善捐助积极性严重受挫。 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目前除对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等十几家慈善机构的捐赠实行全额免税外，对其他机构的捐赠，根据最新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就是说，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12%，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假如一个企业年利润为1000万元，需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即330万元。但如果这家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200万元，按12%的规定，只有120万元作为税前扣除不用纳税，即企业按照 880万元的利润来交纳所得税290.4万元。也就是说，在企业捐出的200万元中，还有80万元要企业再向国家纳税。 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将捐款额限定在比较低的水平，因为捐款高了，企业还是要对捐款部分纳税。 更有甚者，还有很多公众根本就不清楚慈善捐赠可免税，也有些人因为免税程序的繁琐而不得不放弃。 11．根据一些慈善事业发达国家乃至香港的宣明会(中国)、乐施会等慈善组织的现状来看，捐款的公众大部分都不是太有钱的人，这些人大都低于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例如在2004年， (香港)无国界医生的筹款总额中，有98%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中国绿色和平组织有96%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香港乐施会有90%以上的资金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宣明会(中国) 2005年度的筹款总额中，有90.9%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 这些慈善机构的成功经验显示，动员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捐款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唤醒庞大的金字塔顶端以下的人群的慈善意识，这才是中国慈善事业真正的宝藏。 而目前中国内地的一些慈善组织和机构，所募的绝大部分善款均来自企业的大额捐赠，我们经常看到的新闻都是某某企业捐了多少千万乃至上亿元善款。与此同时，平民的慈善捐赠似乎还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待开垦状态。 “我们社会上一直认为慈善是富人的专利。在网上炒得很热的往往是抨击富人不摘慈善……事实上我们的慈善事业中存在着一个金山，它还没有被开发，这就是平民慈善。” 12．“用不文明的语言去制止不文明现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文明!”鹤壁市众多市民对一条由公交公司设计的公益公告表示不满。 今年8月3日上午，在鹤壁市九州路一个公交站牌下，一对父子正在等车，七八岁模样的孩子指着公交站牌上的字对爸爸说：“这上面怎么写着‘没脸没皮’啊，这不是骂人吗?”这位爸爸冲记者尴尬地笑笑说：“本来是要制止不文明现象，却使用这样不文明的语言，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跟孩子解释。” 记者在鹤壁市新区发现，沿公交线路的站牌上，都有一块公益广告：一个女子的脸上被打上了两块补丁，女子头像旁纵横交错地写着几行大字——请不要乱贴广告，如果这是你的脸面你贴吗?没脸没皮。 部分市民接受采访时认为，这条公益广告给人不舒服的感觉。 鹤壁市公交公司广告部一位姓朱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新区共有50多块站牌，他们在站牌上的空白处贴了一些广告宣传画，可是宣传画总是被形形色色的小广告贴满。无奈之下，他们才设计了这样一条公益广告。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去年以来，由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以及专家组成的小组开展了专题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经过近一年时间，起草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了做好农民工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政策措施，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指导性文件。贯彻这个文件，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改善农民工就业环境，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对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 2．2006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由新华社全文公布。《意见》指出，农民工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维护农民工权益是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全文分10个部分、40条，约9000字。涉及了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益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意见》提出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意见》要求，抓紧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依法规范农民工劳动管理；搞好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切实为农民工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加强和改进对农民工工作的领导。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和完善配套措施及具体办法，积极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确保涉及农民工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3．“社会上频频出现任意克扣农民工工资等损害其权益的行为，为什么不用法律来遏制?”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向记者表达了对农民工权益遭侵害行为的不满，也希望国家的立法部门能在这方面给予规定。 周晓光代表如今是赫赫有名的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但十几年前，她也曾是一名进城打工的农民。“我曾经在东北摆过地摊，也曾只身一人闯荡义乌，深知在异乡打工的痛楚。”她说，“但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把进城务工人员当成危险的人群。他们不能享受到公民基本的合法权益，让人觉得痛心。”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进城务工农民不仅对城市生活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而且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民工进城的直接结果是使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据世界银行统计表明，进城务工农民至少为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了一个百分点。 但与其所做出的贡献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他们在城市中遭受了太多的偏见和歧视。“他们大多只能居住在城市的郊区，一些企业还恶意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给农民工不公平的待遇。”周晓光说，有儿女的打工者情况就更糟糕，他们不仅生活拮据，其子女上学还成问题。 4．据劳动保障部的有关统计，2002年全国23个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省份，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案件13000余件，涉及626万人，追讨拖欠农民工工资达3.5亿元。此外，由于大多数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其工作时间普遍超过规定，侵犯了劳动者的休息权；而且，农民工从事的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却又得不到按有关规定应当给予的补偿和保护。 “党中央虽然三令五申地强调改善农民工的待遇、不允许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但这些现象仍屡屡发生，我认为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周晓光说。 有专家预测，未来十年里，我国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人口将达到1.8亿。如何引导、管理和保护好规模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是关系到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否则，极易影响社会稳定大局。因此，周晓光认为，尽快制定和出台保护进城就业农民权益的法律已是势在必行。 周晓光认为，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与社会地位，还要加强对他们人身和财产等权利的保护，对任意克扣和无故拖欠民工工资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禁止以任何形式歧视进城务工人员。 5．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左停说，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我国农民权益受损的制度根源。因为，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创造的部分物质财富，被拿走用于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发展了。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经济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城乡差距日益拉大。 在二元结构下，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农村教育投入不足，忽视农村社保体系的建立，农民在占有公共物品和享有社会福利等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处于劣势。例如，农民与市民相比，受教育的权利很不平等。70%的人口在农村，可是90%的学校在城里。目前约占总人口 30%的城市人口享用了2/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享用的却不到1/3。 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把人口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并将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公民权益同户口挂钩，形成了包括公民迁徙、劳动就业、教育、财产和社会保障在内的诸多方面对农民的不平等。 如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中国农大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应改变国民收入分配，变以农补工为工业反哺农业，改变资金在产业间的流向，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资金支持；改变国家涉农企业和农民间收入分配的比例，通过改变农业收入分配比例，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抢占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保证农民代表参与决策的权利，并严格监督农村人大代表的选举；逐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实现自由迁徙和平等就业，保护农民工的权益。 6．日前，上海高院要求全市法院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推出了做好涉及农民工利益案件审理工作的六项措施，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上海高院要求全市法院在审理涉及农民工利益相关案件时做到：一要充分认识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重大意义。要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认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和长期性；二要严格遵守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重要原则。坚持遵循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原则；三要认真审理涉及农民工权益案件，包括违反劳动合同、拖欠农民工工资、不履行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义务，损害农民工权益等，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四要进一步加强与政府行政机关、工会、社会群众组织的沟通协作，完善对涉及农民工权益的群体性纠纷的预警机制和应对机制，各方配合，妥善化解和处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的群体性纠纷案件，维护社会稳定；五要依法积极受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纠纷案件，根据案件需要，依法做好先予给付、诉讼保全工作。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农民工依法实施司法救助，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工作；六要加强与农民工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工作联系和沟通，就审判实践中涉及的农民工权益案件进行研究协调，就审理中发现的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积极向有关单位和行政主管部门反映。加大对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良好氛围。 7．流动分散的农民工，曾是维护自己权益的弱者。当他们步入工会的门槛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目前有101万农民工成为工会会员的上海，工会已经构建起农民工的维权机制，使农民工切身利益得到保障。 上海各行业的农民工超过400万。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流动频繁，就业分散，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自我维权意识差。很多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收入待遇差，欠薪欠保突出，职业安全状况也不乐观。据统计，2005年上海外来从业人员的死亡事故占事故总数近80%，其中小企业的生产安全事故占总数的60%。上海各级工会向农民工打开了大门。市总工会主席陈豪多次强调，进城务工人员是上海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由于他们流动性大，自我维权能力弱，就更需要工会组织的保护。自2004年起，上海加快了农民工工会的组建工作。 上海各行业工会构建农民工的维权机制，督促规范用工，协调劳动关系，改善生产条件，落实劳保费用及劳保用品发放，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上海振华港机长兴基地的兴港、兴风、兴明、兴河4家配套公司，是外来农民工最集中的公司，去年6月组建工会，工会还成立了劳动关系调解委员会、外来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和工会信访室，到去年底接待农民工近百人次，解决工伤结算纠纷、劳资关系纠纷等47次。上海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工作环境苦、累、脏、险，工会督促用人单位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并为50万农民工解决了参加综合保险的问题。 8．来自江苏省南通市的农民工李元杰，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有活干就是他最大的保障。2006年3月份在沈阳打工期间，他和工友共8万多元的工资被拖欠了好几个月，最后在沈阳市总工会困难职工救助中心的帮助下把工资讨要回来，受这件事情的触动，近日，他和30多个工友同时加入了沈阳市农民工联合工会，“现在我是工会会员了，将来就更有依靠了。”拿着工会会员证的李元杰高兴地说。 如今，像李元杰这样加入工会组织的农民工在沈阳越来越多，据近期在沈阳市开展的农民工综合大调研结果显示，目前在沈阳务工的农民工有100万左右，其中已有20.6万农民工加入市、区县(市)等各级工会组织。 2006年3月底，沈阳市总工会又以困难职工救助中心为载体，组建了流动务工人员联合工会，在实施帮扶、救助的同时，吸纳那些为生计而不断变更工作场地的农民工加入工会，目前已实名制吸纳新会员5.6万人。 各级、各类工会组织已成为农民工维权的主要阵地，像鲁园工会，到目前为止已为农民工讨要拖欠工资60起，累计31万元，救助困难农民工550人次，救助金额达6.5万元，安置农民工就业1088人次。 9．《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障条例(草案)》已起草完毕并从21日起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据悉，专门以地方性法规立法保护农民工权益，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首次。 据介绍，为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条例》(草案)在劳动合同、工资支付、社会保险、劳动用工等方面，对农民工的权利、用人单位的义务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只要建立劳动关系，就视为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条例》(草案)规定，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进城务工就业人员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动之日起成立。已存在劳动关系，但用人单位与农民工未以书面形式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农民工有其他意思表示外，视为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应当及时补办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手续。 劳动关系或合同有争议时，倾向农民工一方。用人单位和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有不同理解的，除有相反证明的以外，以有利于进城务工就业人员的理解为准。如果双方对劳动合同的内容理解不一致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采纳最有利于农民工的解释。 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清偿。《条例》(草案)规定，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将工资支付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致使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工资被拖欠的，用人单位承担清偿的连带责任。用人单位应按约定，每月至少一次向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支付工资。用人单位要为农民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条例》(草案)规定，各类用人单位，包括有雇工的个体户都应当为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各类保险，缴纳各项费用。建筑施工单位应当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从事个体经营的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可以以灵活方式参加养老和医疗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 此外，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子女在进城务工就业人员务工就业地接受义务教育，享有与当地居民子女同等的权利。 10．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呼吁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对此，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称，专门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不太可能，原因是这个提法太具体。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毛达如代表透露，未来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出台后，这部分肯定会有所涉及。 对于2006年“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议案提案，要求尽快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何平首先否定了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的可能性，他认为这个提法太具体，而且农民工这种提法也是对这个群体的歧视。他说，我国的农民工占整个产业工人的一半以上，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要求把农民工纳入整个的产业工人范畴。何平坦言，虽然不会专门制定农民工权益保护法，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问题，肯定是现在社保工作最重要的内容。 《农民权益保护法》经过多轮调研之后，草案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法律草案于200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申论二、给定材料 因“性骚扰”而诉之法律的案件频频出现，“性骚扰”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最近，据有关媒体调查，有74%的女性呼吁依法惩治性骚扰，使得受到性侵扰的人们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再成为沉默的羔羊”已成为广大女性公民的共同心声。 按照《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的解释，性骚扰是通过性行为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和其他公共场所欺凌、威胁、恐吓、控制、压抑或腐蚀其他人。这种性行为包括语言、身体接触以及暴露性器官等。 形形色色的性骚扰 随着社会进步，女性参加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社会活动空间也逐步拓宽。但是，在女性全面走进社会的同时，侵害女性权利的事件也在不断增加，办公室、电梯里、招工应聘过程中，女性常常被上司“性骚扰”；在一些公共场所，黄段子常常使在座的女性无地自容；还有的人甚至给女同事发黄色短信……这些都或轻或重地侮辱了女性的尊严，侵犯了女性的权利。 一项针对北京市民的调查表明，女性是被性骚扰的最主要群体，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曾遭遇“性骚扰”的人达71%，其中29%的人遇到过有暴露癖的人，27%的人曾经在不情愿的情况下与他人身体接触，8%的人曾经被别人偷窥，22%的人遇到过电话“性骚扰”。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中国，相当多的职业女性遭受的不同形式的性骚扰中，有50%来自工作场所，其中36%来自上级，14%来自同事。除了这两种主要骚扰形式外，其他性骚扰形式也日益增多： 公交车上“揩油” 家住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宁远乡的女青年王某在一家商场做营业员，每天都要乘坐公交车上下班。在车上乘客高峰期时，时常有陌生男子对她过于“接近”并动手动脚。有一次，一男子试图用手捏她的下身，她赶紧用手遮护，结果右手手腕被扭伤。 一份调查显示，性骚扰场所为公交车、火车的占48%，也有调查表明，广州60%女性在公交车上遭受骚扰。 手机短信骚扰 张女系徐州市某单位职员，因业务关系结识了李某。2003年4月的一天，李某向张女的手机上发了一条内容下流的短信息，被张女的丈夫看到，导致其夫妻感情恶化。张女找到李某，要他解释此事并赔礼道歉，但李某认为自己只是开个玩笑。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张女将李某告上了法庭。后在法官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当庭和解。 网上骚扰 孟女士的住宅电话被居心叵测者贴在了某网站的BBS留言板上，并写上“天津专业妓女，外地打车报销”之类易引起好色之徒非分之想的话语。自这条信息贴出后，孟女士家的电话就“火爆”起来。“要多少钱啊”“有什么服务啊”等之类的话，气得他们一家人寝食难安。最终，他们通过某种途径和那家网站取得联系，把信息删除后才将这场特殊“战争”平息。 电话骚扰 广州某高校近来也发生了一起联名上书“驱逐”性骚扰老师的事件。广州某高校一位老师的行为引起了数位女同学的投诉，该老师常常会在课余时间打听一些女同学的电话号码，然后以交朋友的方式约会她们。他往往是打打“擦边球”，说些暖昧的话语，有时还会单独约女同学到家里帮忙，或者出去走走逛逛。最让人恐惧的是，他常常会在深夜时分打电话找女学生聊天，声音温柔，语气暖昧，仿佛对方是亲密女友。一位受到骚扰的女生小龚说，她三番五次地收到该老师的电话或短信，内容多是一些社会上流行的黄段子，有的还是该老师本人的“得意作品”。 医生骚扰 2003年3月，王女士因身体不适到深圳某医院看病。然而，为她看病的女医生先是将她仔细打量一番，然后便问她多大年纪结的婚，赞不赞同未婚同居，婚前有没有性伴侣之类的问题。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的王女士正要质询女医生时，没想到这位女医生竟继续发问：“你先生有性伴侣吗?”，就在王女士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大声怒斥女医生之后，女医生竟故意声高八度地大声问道：“你一个月有几次性生活，一个星期又有几次?……”女医生越来越放肆的问题和周围候诊者异样的目光令王女士既气愤又尴尬。 征婚骚扰 34岁的麦小姐曾到广州某婚介所征婚，经介绍与一40岁男子相约见面。两人在约定地点见面后，男子对她颇有好感。两人坐出租车去茶楼时，男子竟未征得她同意，将手放在其大腿上，令其极为不舒服，又不好意思直接拒绝。谁知下车后，男子得寸进尺，又将手放到其腰部。忍无可忍的她，当即放弃了进一步相互了解的想法，并发誓再也不去征婚。 试衣骚扰深圳的郭小姐去做衣服的时候，裁缝师傅在帮她量衣时，其手竟然从旗袍的上边伸进她的内衣里面，停留在她的胸部长达十几秒，郭小姐不知道裁缝这个举动究竟是有意还是无心的，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坏。走出试衣间后，郭小姐发现旗袍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做成钮扣式的，而仅仅装了一条拉链，她向裁缝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裁缝再次请她到试衣间里面去，说帮她看看怎么改。谁知，裁缝故伎重演，将手从拉链处伸进她的内衣里，停留在她的乳房上面……
申论二、给定资料 浙江省金华县，一个只有56万人口的县，从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的3年中，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发案时间之长，涉案范围之广，虚开金额之大，造成恶果之深，全国罕见。 偷税大案触目惊心 金华县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增值税发票65 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7.5亿元。1997年1月8日，江苏省姜堰市检察院的调查人员来到浙江省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出示了一份价税合计36万元的增值税发票，受票单位姜堰棉纱厂已承认此票为虚开，此行他们需要通过金华税务部门向开具此票的“金华市安达物资实业公司”调查取证。 金华市国税局稽查分局立即派人协查，按发票上标明的地址找到的却是某机关大院，压根儿就没有这家企业。 经过几天侦查，发现“安达公司”税务登记在金华县。老板吴跃冬曾因盗窃摩托车而被判刑两年。 公安民警与税务稽查人员深夜伏击，抓获了吴跃冬，并从埋入他家墙内的保险箱里搜出增值税发票6本、发票专用章14枚、税号和银行账户印章14枚、公司印章6枚及大量现金、存款等。 据吴跃冬交代，从1996年6月至案发，他共骗购专用发票52本，采用各种非法手段，在半年多时间里共虚开价税合计1.1亿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 508万元，案件涉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8个县。此外，由他妻子单独虚开的价税合计近7 000万元，造成国家税收损失1 014万元。 造成国家如此巨额税款流失，这无疑是严重的犯罪。但吴跃冬称，在金华县，他既不是这门“生意”的首创者，数额也不算最大，“虚开”亿元以上的大有人在。 此案引起了金华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4月17日，市委主要领导同志接到报告后明确表示，对发生在金华县的税案，要一查到底，依法严惩。 在吴跃冬案侦破后短短几个月中，金华市、浙江省和国家税务部门仅部分查实，就发现金华县辖内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高达10多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党组在听取检查组初查情况汇报后，判断问题尚未彻底揭露，决定由副局长卢仁法、纪检组长贺邦靖坐镇金华，直接指挥全案的查处工作。 国务院领导同志对金华县税案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在案件查处过程中，中央纪委主持了整个案件的协调工作，国家税务总局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作指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等都派员现场指导，为最终查明此案指明了方向。 经查，在1994年5月至1997年4月期间，金华县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增值税发票65 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税额9.2亿元，涉及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受票单位已经申报抵扣，造成国家税收损失7.5亿元。 目前，司法机关已抓获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嫌疑人89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胡银峰、吴跃冬、吕化明被一审判处死刑。涉及此案的党员干部分别受到党纪、政纪、法纪的追究。 地方保护养痈遗患 金华县领导把“引进税源”作为发展经济的“法宝”，鼓励“以票引税”、“低税竞争”，争夺周边市县税源，以填补财政税收缺口。 地处浙江中部的金华县是国家级商品粮基地县，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95%，工业基础薄弱。近年来，这个县的某些领导干部，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而是错误地提出“引进税源”，擅自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但没有严格实行“以票管税”，反而自上而下地鼓励“以票引税”、“低税竞争”，争夺周边市县税源，以填补“以支定收”的财政税收缺口。 众所周知，税法将增值税纳税人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是不能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1993年末，金华县增值税纳税人为6 719户，其中符合新税制规定的一般纳税人条件的只有613户。但县财税部门负责人擅自违法改变认定条件，提出“先上车，后买票”，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变成了“上了车，不买票”。结果，不到3个月就认定一般纳税人1 000多户，使一批“皮包公司”混入其中，埋下了隐患。 税制改革后，金华县的某些领导干部对税收法规政策不甚了解。为了所谓的“低税竞争”，县有关部门打出招商引资广告，声称：凡在县工业小区办企业者，增值税前3年全免，后3年减半。这项无视国家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在遭到严厉批评后，不得不收回。但县财税局负责人依旧提出实行“保底征收”，指示下属财税所“对外地的企业以收税为前提，政策上放宽”，借口“新税制的实行起码要有3年的磨合期，有许多问题需要试验、需要探讨”，鼓励“可以适当地打点擦边球”，并且做出了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背景解释”，在全县财税系统造成了严重思想混乱。 1995年秋，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金华县不少财税干部都主张刹车。但县财税局领导置若罔闻。 自此，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1996年9月，全省税收物价大检查时，省检查组严肃指出了金华县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问题，县财税局领导也感到事态严重，但没有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却想方设法捂盖子，以“既往不咎”为由，放纵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再一次失去了控制蔓延势头的时机，最终导致全局性失控。 纵观金华县税案全过程，从1994年5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颁布时，全县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为10亿多元。而在《决定》颁布到案发被查的一年半时间里，作案数额呈疯狂上升之势，虚开的价税合计高达50多亿元，并且90%以上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企业”是在这一期间办的。 金华县之所以发生“全国第一税案”，与原县党政主要负责人的严重失职有直接关系。税制改革后，县领导把“引进税源”作为发展本县经济的“法宝”，片面强调地方利益，放松税收管理。1995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颁布后，县人大常委会同志在专项调查中发现县内普遍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遂向县长王新根(后任县委书记)作了题为《引税要谨访碰到“高压线”》的专题报告，要求进行全县大检查，严肃查处虚开现象。但是，王新根把检查限于税务系统内部的“自查自纠”，主张“此事的面宜小不宜大”，仍鼓励“引税”，并一再重申奖励政策。此后，县有关部门多次向王新根汇报本县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的严重性，王新根都不置可否，无动于衷，客观上容忍、支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泛滥成灾。最后，金华县获得非法财政收入2 000万元，而导致中央财政损失 3.95亿元，其他地方财政损失3.57亿元，仅浙江省就损失1.19亿元。日前，王新根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因玩忽职守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因玩忽职守罪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还有：原县财政局局长王金余，原县国税局局长虞新法、后0局长吴樟贤，曾任县财税局局长的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建平等。此外，原分管财贸的副县长朱日辉受到开除党籍、行政撤职的处分。 (摘自《羊城晚报》)
申论二、给定材料 “什么‘逆反’不‘逆反’的?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好像我们是‘逆’的，我们是‘反’的?”我们在一所大学与几位学生讨论青年的逆反心理问题时，一位在笔者看来有着明显“逆反”倾向的学生是这么说的。可能是碍于情面，在措辞上他将“你”改成了“他”。“也不问问他们的课是怎么上的，还怨我们不爱听?他们那些个话都是怎么说的，怪得了我们反感吗?干吗没事总要干涉别人呀?我们能不烦吗?”“就是嘛!”旁边几位本来还显得比较听话的学生，受到了感染，也找到了苦大仇深的感觉。看起来，在试图分析逆反心理之前，应该先平心静气地听听“当事人”的倾诉。 “逆反者”说 [杨山：KV3000让人烦]我的记忆从父母的“关注”开始，从幼儿园到大学，不仅每天的学习安排他们要管，而且每天都干了些什么事，他们也常常要问。尤其是跟别人的交往，好像只能跟学习成绩比我好的同学接触，好像只要我跟“差生”在一起，就会“走上犯罪道路”。真的，他们就这么说过。比如，每次家里来电话，他们总是抢着去接，每次总要用审查的口吻问：“哪位?”我知道，他们这是“把关”，审查一下也是为了我好，防止“病毒”入侵。可是这种设置有必要吗?我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朋友们说，我们又不是“病毒”，能不能将你家的KV3000删除?我也想删除，可如何删除呢?在这种状况下，你说我还能顺着他们吗?我是想不逆反。可他们那样，我能不逆反吗? [秦时：我怀疑她有没有上过幼儿园]你说我们那班主任可真是怪了，她怎么总是能发现别人那么多做得不对的地方呀?她总是没完没了地批评人，她也不累啊?每天上完课，还得做那么多的作业，她怎么也不替我们想想?怎么不早点放了我们呀?说呀说呀说，批完张三批李四，王五赵六，“一个都不能少”。都说要尊重人，要看到别人的长处，看到别人的进步，我记得在幼儿园时老师就说过这个道理，可是在我们班主任眼里，别人的长处她看不见，别人的进步也似乎是应该的。所以，我怀疑她有没有上过幼儿园!在她那里，我们总是感觉到自己“罪大恶极”，总是体验到自卑和自责，没一点好的感觉。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一种谁都不爱听她说话的情况。这似乎也不能怪我们吧?就算是我们有逆反心理，可我们并非逆反所有的老师，比如数学老师，英语老师我们就很喜欢，他们也批评我们，可我们也不“逆反”。 [田五：体贴成了“精神法西斯”]从小学开始，父母就特别在意我的成绩，总是让我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上中学以后，为了我的学习，他们就更“变本加厉”了，不仅要求我(当然是在他们的指导之下)制定出详细的学习计划，而且还要具体参与计划的落实过程和总结过程。具体表现有三种：一是不断地跟我说，为了我的学习，他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为了我的前途，他们放弃了多少多少，让我有一种负债累累的感觉。二是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安排着我的生活方面，所有细节都围绕我的成绩。比如我一看书他们就看哑巴电视，做饭时总是问我想吃点什么，说随便还不行，好像吃下去的营养与分数是正相关的。这些细致的关怀让我烦躁不安，因为我觉得他们关心的不是我，而是寄生在我身上的“成虫”――“成绩虫”。三是常常要问我学习计划完成得怎么样了，我关上门学习时他们一会儿为我倒上一杯水，一会儿送上些点心，其实我知道他们是为了看看我究竟在读什么书，并审查一下是不是最合理的选择，搞得我很来气，经常故意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办。我在感受到父母好意的同时，总有一种被体贴得很累的感觉。人们虽然都说父母的爱是无私的，不求回报的，但我在被关爱时，却时时感到他们对回报的渴望。这让我感到对未来的恐惧，怕到时还不了账。有时甚至感觉到自己处在精神法西斯的统治之下。于是我就经常和他们对着干，不买“关心”的账。我知道我的做法是“没有良心”的，是不对的，甚至是不可饶恕的。但是他们一关心我，我就难受，只有对着干才感到心里舒服些。 [闻陆：我深深地同情老师]不是我太细腻，太敏感，我实在是同情我们的老师，每节课他都是那么地努力，讲稿写了几十页，资料准备了一大堆，45分钟里吐沫飞溅，青筋暴怒，而且声嘶力竭。可惜了，同学们都认为他讲的大道理太空，实在是听不了。大家也都看得出来老师是个老实人，挺敬业的，都看得出来他也不容易。听说他血压高，身体不好。同学们都愿意配合，也都努力过，试图认真地听他讲。一次两次可以，坚持下去就不太可能了。当然，场面上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大家都低着头，动着笔，只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在记录，而是各忙各的，我试过两次，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逼着自己从头到尾认真地听他讲。说良心话，他的课有些内容还真的挺好的，只是这些地方太少了点，而且，得耐下心来挣扎着去体会，才能有这种感觉。这能怪我们一见到他就开始找外语单词本吗?能怪我们听不进他的任何说教吗? 所谓逆反心理，是一种以“对着干”为基本特征的心理行为反应。逆反心理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逆反心理，是指凡事都要反着来的心态，别人说东，他偏要说西，别人反感的，他偏要实行。在这里，持有逆反心理的人对内容并不在意，他最在意的是在“反其道而行之”的表现。如他可能非常清楚“东”比“西”好，但为了“逆反”，而故意弃“东”就“西”。狭义的逆反心理是指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对教育内容或教育者的抵制和对立。 逆反心理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要素构成，其中认知是基础。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认知体系，决定主体对外界刺激的基本态度，当外部刺激与主体认知体系的基本理念相冲突时，主体必然产生对外部刺激的否定性的评价和态度。如杨山为什么会对父母的行为反感，是因为他认为“父母不应当干涉子女与朋友的日常交往”而当这种刺激源自于某一个固定的对象或与一个固定的对象相联系时，人们对具体刺激的否定评价和态度就会泛化为对这一对象的抵触。比如在闻陆所述中，老师的课比较空洞，不好听，这种刺激与老师的出现产生了相关性，于是，对老师的课的反感经过数次重复以后，就被学生泛化为对这位老师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就算是什么时候讲课不空洞了，学生也很难一下子就改变已形成的评价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逆反心理又是一种思维定势，一旦形成定势。改变起来就相当困难。 情感是逆反心理的催化剂或者说是助推器。对于逆反心理的形成，情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而言，否定性的评价会引发否定性的情感，否定性的情感又会阻碍人对被否定的对象客观、理性地思考和评判。如秦时的故事中，由于老师的工作方法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学生们对老师形成了嫌弃、厌烦的情绪，在这种情绪或者说是情感的作用之下，老师一说话学生就反感，也不去考虑老师的话是不是在理，是不是为了他们好，是不是对他们有益。 行为意向是逆反心理的外在形式。由于知、情、意是统一的，认知上的错位，情绪上的负性体验，在行为意向上就必然表现为抵触和逆行。而且由于青少年往往处于被教育和被管束的地位，在说理方面无法与教育者抗衡，因此他们多以行为的反向来表示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比如那位田五，故意采取与父母要求相反的做法，即是逆向行为意向的典型。 显然，逆反心理是发于认知，表现于行为的一种心理与行为的反应。逆反心理多发于青少年时期，这是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人生经验的缺乏相关的。青少年的逆反心理与行为多是不合理的，于他们的成长是不利的，但一味地去责备、批评是不起作用的，甚至会使他们变本加厉；而放弃管教，任其自生自灭则是消极和不负责任的；随你听不听，我弓箭步上前尽到说教灌输的责任，也是不明智的。 既然用手指着人家摇摇头不合适，摊开两手耸耸肩也不行，我们就先选择皱起眉头呈深思状吧。而需要深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逆反心理为什么产生。 逆反心理成因分析 教育者没有能够很好地说服引导，其提出的观点常常在逻辑上、理性上站不住脚。我们让中学生不要上网，不要进网吧，究竟为什么呢?我们的道理总是不太能够让人信服。我们说哪儿哪儿网吧里失火烧死人了，可这是偶然的呀。我们说谁谁因为迷上了网吧，没有钱时走上了偷窃之路，而这是个别的呀。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是有体会的。我的女儿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个动作是把QQ挂上去。我开始还反对，说：“刚刚在学校不是还在一起吗?怎么一回来非得在网上见呀?”我们家领导(家属)说我：“这你就不懂了，有的话在学校不太好说，有的人，比如其他班同学，在学校没有见到，反正她总是有必要才这样的啦。”女儿感叹：“还是妈妈理解我。”既然有道理，我也就不坚持了。女儿到了初三，面临中考，压力很大。老师又强调，坚决不许上网!我也配合着说：“坚决不许上网!”女儿问我：“为什么?”我回答说：“会影响学习的!””口我以前影响过吗?”“以前是以前，以前没有影响，不能证明以后也不会影响。””那是不是可以证明以后必然会影响呢?”女儿的话，在逻辑上把我逼到了墙角。算了算了，我还是投降吧。我狠狠地说：“要是有影响，我看你以后还有什么话可说!哼!”结果，我错了，人家在中考中考了高分，被南京最好的高中录取，还多出几十分，浪费了。我并不反对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提出一定的要求，只是认为要把道理说说清楚。如果我们经常说不清楚道理，时间一长，我们的话就没有说服力了，青少年也就必然会对我们的话产生“逆反心理”了。 教育者在情感方面没有能够很好地得到青少年的认可和接纳。笔者曾经作过一批个案访谈，发现学生对于教师心理上的接受程度与教师的影响力呈正相关，而且其正相关系数明显高于教师的学术水平与教师的影响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尽管教师的学术水平不太高，其影响力会打折扣，但如果教师的亲和力不够，学生不能从感情上接受老师，其影响力则会打更大的折扣。学校里，同学们普遍喜欢的老师，说话就有较高的影响力。生活中，我们能接受的人说话我们就爱听。南京前线话剧团有一位老演员H先生已近耳顺之年，他的耄耋之年的老父亲双目失明，成天坐在床上，但六个儿女都非常孝顺，而且听话。老人家也不是教育家，说话也不一定在什么理，比如，H先生回家期间就有过这样的对话：“爸，我去张三家一趟。”“去吧，过马路小心，别跟人打架啊!”那H先生都60岁的人了，他跟谁打架啊?可人家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是，是。爸您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H先生描述说：“咱们兄弟几个要有机会给老爷子倒个痰盂，端个尿盆什么的就特别光荣似的。老爷子说什么我们都‘是、是、是的’。”这个例子说明了情感上的亲和力有多么重要。这样看起来，青少年逆反往往是由于我们缺乏亲和力，我们没有能够在情感上得到青少年的认可。 教育者们常常过于强调自己的经验和正确性、而否认青少年自己的感受和新的探索。成年人的经验有很多是非常宝贵的，他们的很多认识也是人类实践的结晶，因此他们才有资格承担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责任。但是社会生活的变化是很快的，如果成年人观念体系中在本质上是正确思想，但不能与新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状态相接轨，不能与青少年对生活的体验和探索相对应，那么教育者再正确的观念也难以让青少年认同。比如自力更生，比如艰苦奋斗，都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教育者总是一味地强调当年如何如何，那他们是不会爱听的，因为现在的艰苦奋斗已超越了吃糠咽菜、爬雪山过草地的阶段。同时，成年人也总是希望或要求年轻人尽可能地按照自己认为是恰当和合理的方式去生活，去处理问题，以免吃苦头、摔跟头。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在青少年不接受你的观点时，你不能用强迫的手段剥夺他们探索的权力，也不应该对他们的感受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这样只能引起他们的反感。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两会”期间，“社会保障”成了代表、委员们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并且把关注的视线延伸到了城市最低保障金无法覆盖的下岗职工、残疾人员、农民工等“体制外”的贫困人群身上。 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协调和指导，维护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合法权益”，并希望“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拿出具体的措施来，为农民进城打工办些实事”。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均GDP翻了两番多，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发展不够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仍比较明显，我国还有相当一部分群体收入很低甚至没有收入，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据统计，截至2004年，我国有2610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还有4977万农村人口年人均收入不足924元，属于相对贫困，而且，以上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标准明显偏低。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每年还要出现数百万的失地农民，目前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由于很多失地农民缺乏必要的非农产业谋生技能，加之征地补偿中存在一些不公正现象，他们的生产生活也面临较大困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至今已向社会释放出下岗职工约3000万人。目前，包括困难下岗失业人员等在内的城市低保对象约2200万人。此外，1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维护和社会保障问题也迫切需要寻求解决之道。 3．我国目前的弱势群体，从规模和劣势程度排序首先当推贫困群体。市场体制在带来不断增长的经济财富的同时造成了新的贫困群体：城镇的下岗、失业人员，停产或半停产企业的职工。据社会统计专家朱庆方测算，城镇贫困人口约有3000万人，贫困面为8%左右。其他专家的测算至少也有1500～1800万人。再加上我国农村的8000万贫困人口，贫困群体的总规模约在1亿人口左右。其次是残疾人群体。根据全国残联提供的数据，在80年代末，我国的残疾人大约有5164万人。再次是老年群体。到上个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1.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0%。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12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 9.6%。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老年人不再是收入最高，家庭和社会地位最高的一群，加上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原因，老年人常常被他人和自己认作是一种累赘，导致老年期被社会舆论视为纯粹的衰退期。其中，独居的高龄老人、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更是成为明显的弱势群体。此外，我国还有一些正在形成中的弱势群体，例如单亲家庭，其中多数是由妇女与孩子组成的，犯罪及处于犯罪边缘的青少年；戒毒者群体，劳改犯的子女；居无定所、无固定职业的城市流动人口等等。 4．据国家统计局对13.7万户城镇居民户的调查，1999年只有36.6%的居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1.8%的人参加了失业保险、13.9%的人参加了医疗保险，31.2%的人参加了住房公积金，其中就业者参加上述前三种保险的比例分别也只有51.8%、17.9%和17.7%。养老、医疗、住房、实物福利等几项人均福利收入，富裕户比贫困户高87%，其中养老金高4.2倍，医疗保险高62%，住房补贴高61%，实物福利高38%。 5．在迁安市中医院，记者见到迁安镇挪河村的徐马军正在窗口办理出院手续。他的妻子住院做了剖宫产手术，总共花了2600元。结清住院费后，他转身来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窗口，工作人员把他的有关信息输入电脑，报销金额一目了然：583元。短短几分钟，徐马军就拿到了妻子的住院报销款。他举着合作医疗证高兴地说：“有了这个绿本本，看病真实惠。这次报销的医药费相当于我打工一个月的工钱!” 6．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建设部副部长黄卫26日说，我国建筑行业目前有3800万从业人员，其中农民工有3000多万人，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7．近日，东铁匠营街道顺三条2号院的凯嘉宾馆院内，聚集了江苏中兴建设有限公司的 100多名民工。他们打出了“还我血汗钱”的横幅，围扰宾馆内的北京浩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索要所欠工资。接到举报后，街道组织人员迅速赶到事发现场。经查，江苏中兴建设有限公司因工程竣工后没有收到北京浩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工程款，因此拖欠了民工的工资，至使民工们聚集到北京浩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围扰并索要拖欠的工资。 8．《燕赵都市报》讯 6月18日，裕华区召开了“就业再就业洽谈会”。此次洽谈会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大中专毕业生和下岗职工，还有许多家住附近的失地农民也赶来找工作。 据了解，裕华区作为省会新城区，这几年发展迅速，许多农民的土地被合法征用，全区共有失地农民2.3万多人。这几年，为了让这些农民拥有一技之长，裕华区多次组织各种技术培训班，仅去年就培训失地农民5200多人。今年年初，该区劳动人事局在对全区民营企业进行调研中发现，许多企业中都有大量的岗位需要工人，而且这些岗位科技含量并不高，只要肯干能吃苦，就能做好。为此，该区积极搭建平台，召开“就业再就业洽谈会”，除提供了许多聘用高学历人员的岗位外，还提供了大量适合低学历人员从事的岗位，让失地农民也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昨天，参会的民营企业共有85家，提供岗位多达3000余个，达成就业意向800多人次。该区劳动人事局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保证大中专毕业生、下岗职工，以及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这些达成意向的人员一旦与用人单位谈妥，他们将组织双方签订劳动就业合同，依法保护这些工人的各项权利。 9．3月11日，民革广西区委会专职副主任何培嵩代表提出：“希望新闻媒体多关注失地农民，也希望国家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法律体系，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何培嵩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各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目前全国至少有2000万以上的失地农民，并且每年还要新增250万至300万人。农民没有了土地，基本的生活就失去了保障。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补偿费偏低，一些地方在具体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时出现极大的随意性，严重损害农民权益，致使农民上访甚至暴力对抗等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他建议，要完善土地征用法律法规体系，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对目前土地征用补偿费用进行调整，按照市场规律、价值规律进行合理补偿，从根本上确保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各级政府应加强对农民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对征用土地实行听证制度，成立失地农民法律援助机构，积极引导失地农民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10．目前，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居民享受着2/3的医疗卫生资源，而占85%的农村人口却仅获得不足1/3的医疗卫生保障服务。2001年，全国71万个行政村设有70万个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和卫生员129万人，比1997年下降了不少，农村预防保健机构、乡镇卫生院数量和床位数也减少了。由于医疗设备陈旧老化，乡村医护人员长期得不到培训，人员流失严重，防疫保健工作削弱了，绝迹多年的传染病、地方病又死灰复燃了。 11．我国6000万残疾人中城镇残疾人1528万人，占25.5%，农村4472万，占74.5%。其群体巨大，困难特殊，弱势明显，素质偏低，加之社会环境因素影响，国家财力物力制约，以及客观因素等，使得我国残疾人基本需求和基本生活状况仍然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健全大生活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12．6月22 B《北方新报》讯 记者从呼市团委了解到，为了帮助呼市的贫困学生、白血病患儿等弱势青少年群体，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呼市团委决定，7月27日在呼市人民体育场举行的呼和浩特第六届青少年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将以公益演出的形式举办，并且从现在开始开展大规模的百家企业送真情、百万市民献爱心、扶困助学大行动，为解决弱势青少年群体的生活困难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此外，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呼市团委还联合发出倡议，要求团员青年发挥带头作用，参与本次活动，希望企业伸出友爱之手，回报社会，服务人民，同时也希望广大市民给予大力支持。 13．据调查，33.5%的农民工在城市里都有过失业的经历，而其中将近30%的外来农民曾经遇到过长达半年和半年以上的失业。同时，调查中发现，城市农民工失业后，多数是靠自己过去的积蓄生活，其次是靠向亲友、老乡借钱生活。我们调查的对象中没有任何一例是得到了劳动单位或地方组织的帮助，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调研还显示，农民工生病以后，59.3%的人并没有花钱看病。另外40.7%花钱看病的人，他们人均支出是 885.46元，而他们所劳动的单位为他们看病的支出却仅为人均72.3元，不足实际看病费用的1/ 12。另外，从劳动时间上看，农民工的劳动也谈不上什么劳动保障体制。农民工一旦有工作，他们的劳动往往是大大超时的。农民工中，23.6%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2小时以上，65%的人每天劳动时间在10小时以上。也就是说，符合劳动法的一天8小时劳动者仅占1/4。在城市高强度劳动中，过度损害的农民工劳动力，潜伏着未来的疾病问题和被缩短的劳动力周期问题。
申论二、给定材料 党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等问题。会议重申了近年来中央作出的“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强调着力建设包括党政人才在内的三支队伍。对开辟人才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安义县把县直机关和乡镇的年轻干部“外派”，让他们只身到沿海发达地区“自谋职业”，以普通劳动者身份经受社会和市场的风雨磨炼，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做法，完全符合中央关于建设党政人才队伍的精神，符合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 2002年，南昌市安义县试行了一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107名县直机关和乡镇年轻干部，只凭一张县委组织部或人事部门开具的求职推荐信，只身到发达地区进行为期一年的谋职锻炼。这一举措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反响强烈，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年过去了，这107名干部返回家乡，一个个心潮难抑。在他们看来，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毕竟，不少被“外派谋职”的干部此前连江西的“省门”都没迈出过一步。从手中有权、兜里有钱、衣食无忧的机关干部，一下子变成要为自己一粥一饭而操劳的异地“民工”，每个干部都经历了巨大的心里落差和艰辛的社会磨练。 近日，几位干部向记者袒露了自己过去一年的谋生之路和心路历程。 求职何其难：本科生做不了仓库管理员，中专生当不成酒店勤杂工 长埠镇副镇长杨沂钟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外出前，同学事先帮我介绍到一家饲料公司做推销员：总厂在上海，我负责江西区域工作。为了推销饲料，我真是磨破了嘴皮。当时还想，我一个副镇长在家门口都这么难，不熟悉当地情况的普通推销员不是更难吗?而且，以前当副镇长，都是这些老板来求我们解决困难，现在，我这样求人家，心里真是有不小的落差。 我是从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机关的，对外界了解不多，社会经验少。作为南昌大学的本科生，英语过了国家四级，还是1998年抗洪中的“优秀抗洪士兵”，各种获奖证书一大摞。我天真地认为，找一份工作应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带着这份自信心和优越感，我辞了第一份工作，开始参加上海的各种人才交流会，应聘诸如企业行政管理等好一点的岗位。可是一周过去了，就是没人接我的简历。 原先在镇里当干部时，总觉得自己是个人才，有时还有被埋没了的感觉，出去以后才发现自己有很多的不足。几经失败后，我沮丧透顶，心想，我一个本科生、副镇长，做个仓库管理员总可以吧。于是，我交了20元信息费，由一家职介所介绍到一家公司。公司老板说：“我们的工作很简单。”可到了仓库，老板要我操作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脑，我一看傻眼了。虽然电脑在镇里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可是我根本不会啊。我赶紧向老板说好话，说自己可以边干边学，但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说：“这里是企业，不是民政部门，效益是我的生命，市场不同情弱者。”工作没找着，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要是在老家，总有人给我这副镇长个面子。现在我简直是一无是处。后来，我还是到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的一个水产养殖场，干起了我的老本行――水产技术员。在机关没长处照样可以当干部，在外面没有一技之长，简直就没法立足啊! 说实话，以前我的官本位思想还比较重。通过这一年，我对老百姓多了一份理解和尊重，对市场经济有了更深的了解，深感市场就是竞争，以前的换位思考总比不上这次的换位实践来得真切，来得深刻。 此番“外派”，县就业局干部胡华龙也感触颇深：我有中专文凭，会电脑，出门前，我不担心找不到工作。但在浙江宁波，我的第一次求职就失败了。后转到广东四会市，因没有找到工作，情绪开始低落下来。一次，我和同学在一家酒店吃饭，看到店面门口有一个招勤杂工的启事。当时我想，反正是出来锻炼嘛，何不放低一点求职标准，况且在酒店做勤杂工，也可以学学外地的酒店管理经验。于是，我跟老板提出想到店里做勤杂工，令我惊奇万分的是，老板居然满不在乎地打量着我，说：“就你?不行!”一句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一问酒店服务员才知道，原来老板是嫌我身体瘦弱，鼻梁上还架副眼镜，说不定抱着一叠菜盘还会跌跤呢。我真是哭笑不得。那些天，我心里乱糟糟的，天天愁眉苦脸。 好在我还会电脑，后来在一家公司做上了仓库验货员。可是，因为不懂广东话，办错了不少事，受了不少气。一年下来，我瘦了十多斤，长时间用电脑，眼镜增加了100多度。真是不出来不知道，一出来吓一跳。没想到一个机关干部当个普通老百姓真不容易! 我今年还不到25岁，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我下定决心：一是珍惜岗位，好好工作；二是自考大专，提高自己。不进步不行啊，人在这个社会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己不上进，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 创业何其艰：当了15年检察官，竟然被骗了一万元 县法警大队长胡明诉说了自己的经历：历经五个城市，遭遇三次失败，两次重创。 2002年3月，我首先到了重庆。和很多在外地做生意的安义人一样，我投资1万多元入驻一家号称投资500万的大酒店，做起了民间瓦罐煨汤的生意。第一个月收入有几千元，我心里还挺得意。不料，4月底的一天，我一到酒店就看到乱糟糟一片。原来，这家大酒店老板已于前夜卷款而逃，所赊供货商的钱甚至酒店的装修费都没有付清。我当月的收入和1万多元的投资当然也血本无归。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体味到市场的诡秘和险恶。 我到江苏无锡呆了一段时间，一无所获，后又转到江苏徐州，以高价入驻了一个酒店，同样做民间瓦罐煨汤的生意。让我两头受气的是，钱交了后，老板对我的瓦罐煨汤拼命压价，本来议好58元一罐的，硬是压到48元，一个月下来，我的利润所剩无几。那些日子，我白天做老板，晚上与清洁工一起睡地板。最让我憋气的是，有一次，三个顾客点了满满一桌菜，快吃完的时候，他们硬说我做的汤里有根头发。我要他们挑出来看，他们又找不出来。一番争执之后，我还是赔了他们整桌菜的钱。不久，我将店面盘给别人，去了广州。 在广州，我听尽了冷言，看尽了冷脸。那种求人之苦真是刻骨铭心。有时你明明面对的就是你要找的李总，你对他说：“李总，您好。”他根本不想理你，冲你摆摆手说：“李总不在!”我在县里当了15年的检察官，哪受过这种气?之后，我被珠海这个美丽的城市所吸引，然而，在这里我竟然差点成了被告。 在珠海，我还是以“江西民间瓦罐煨汤”的品牌人驻一家知名酒店。结果有一天，珠海一家加盟这一品牌经营的汤馆负责人带着律师来到酒店，对我大发雷霆，说我侵犯了商标权，还要我赔偿损失，否则法庭上见。当时我真是有点紧张，作为一个检察官，我深知侵犯商标权的后果。没办法，只好与他们协商解决。在珠海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我又去了广西。在那里我干得总算还顺利。 经过这一年的锻炼，我感觉自己胆子大了，善于跟别人沟通了。回来后一上班，我就跟以前根本不交流的现任领导谈了几回。在县委半个月前举行的60名外派谋职干部总结会上，我是第一个发言的。可是，在一年前，我很少与领导和同事交流思想，更别说发动群众、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了。 体味何其深：700元形象费换来老板一杯茶 乔乐乡团委书记熊生的遭遇也令人深思。他说：“一踏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我感觉自己就是民工潮中的一员，而不再是乡团委书记了。但是我想，自己好歹是个本科毕业生，还有律师资格证，又懂英语，找份工作不难吧!一下火车，我就提着大包小包奔向预先联系好的上海王港律师事务所。该所办公室翟主任一见到我，就紧盯着我的衣服，令我很是尴尬，接着他说了一句话：‘你先把自己安顿好，有情况我们会通知你的。’我想，这等于是不要我了。 离开律师事务所，我前思后想，大概是因为我的形象不好吧。我狠下心花七八百元买了一套西服、衬衫和领带，以往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样一身衣服。第二天9点多钟，我又一次走进翟主任办公室。翟主任的态度大不一样，他非常热情地请我坐下，又让小姐给我倒了杯热茶。接下来，我们谈起了实质性的内容。 我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到5月份，因人事关系转存的原因我辞了职，开始找第二份工作。我拿着40多份简历到上海展览馆参加了几次人才交流会，简历发出30多份，10多天都杳无音讯。我白天买人才市场报，挤公交车、地铁，交通费一天要30多元，出来时带的4000元差不多快用光了，我寝食难安，心里也越来越烦躁。在县里我好歹是个乡团委书记，如今我却要重新审视自己，甚至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产生了怀疑。 焦躁不安中，我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协华玻璃厂要招办公室主任的信息，我拿着简历去应聘。不料，该厂人事部经理说：‘办公室主任是我们厂对外的形象，这方面你可能不太适合，我们研究一下再通知你吧。’我心理很清楚，他说我的形象不适合，其实是嫌我1米6的个头矮了点。难道个头就是形象吗?难道形象比素质更重要吗?我跟他们理论了一番，可是无济于事。后来，在一个老乡的帮助下，我才做上了另一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吃一堑长一智，从谋职锻炼中我深悟了形象对个人、对集体的重要性。回到安义县，我当上了乡办公室主任，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乡里公章多头管理的问题，接着明确了身兼几职的干部的工作职责。避免人浮于事、好处乱拿等现象。以前，乡办公室有6名干部，现在只有3名，我的做法一定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但是干部少了，办事效率更高了。我对镇领导说，只要我当办公室主任，我一定会管好这摊人，做好这摊事，勤政为民，以前拖沓、懒散，甚至关门打麻将玩扑克的现象不会再有了。我相信他们会知道我的苦心，我就是要树立一个意识：我们代表着乔乐乡人民政府的形象。” 用心何其苦：县委书记动了干部的“奶酪” 不久前，安义县委又举行了一场和一年前一样热烈的欢送大会。第二批外派谋职锻炼的66名干部打点行装，踏上了外出谋职、体验“打工”的路途。县委书记连樟寿说：“我就是要动一动干部的‘奶酪’。机关干部端着铁饭碗，衣食无忧，安于现状，毫无危机意识和开拓精神。安义要发展，安义的干部就不能太安逸了!” 安义县是南昌市最偏远的县，几乎没有什么企业。把干部“放飞”出去，实际上是把培养干部的课堂从一个人口少、底子薄的小县，扩大到了全国的大天地。2002年外派的107名干部分散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平均每个人都到过四五个城市，有的从事个体经商；有的应聘为外企公司的管理人员；有的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办公室文秘工作；有的自办公司创实业。他们像散兵游勇一样，靠自己的摸爬滚打，求生存、求发展，体验先进，体味民生。这对安义今后发展企业经济大有好处。 2002年县委就规定，对在外出谋职锻炼中表现突出的，要提拔重用或列入县委后备干部人才库管理；对于在锻炼期间的“逃兵”，视情节轻重进行处罚，轻则进行教育、诫勉，重则免去职务或作为机构改革分流人员，分流后五年内不得重新录用。令人欣慰的是，2002年不但没有一个“逃兵”，而且有近三分之一者表现突出。有20名外派的干部继续要求外出锻炼，他们已初步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这更加坚定了县委坚持外派干部谋职的决心。 2003年初，第一批外派谋职干部每人都递交了一份厚厚的“打工总结”。连樟寿书记说：“我不在乎他们手上带回来多少看得见的东西。我相信，这批干部经过一年的上下求索，一定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经济头脑，一个更高更远的思想境界，个人的工作作风和能力将会有所改进和提高。百人影响千人，千人带动万人，他们更大的价值会在未来的工作中得到体现。这对我们改进机关作风、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执政行政水平，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02年1月10日，上海的《社会科学报》第七版上刊登了署名为晓声的文章，题目为《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此文指出：在王铭铭于1998年出版的《想像的异邦》一书中，有近10万字的内容，除了些个别的字词、语气语调、关键词连接有所改动之外，与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译本)几乎一模一样。 (2)《想像的异邦》第二篇与《当代人类学》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几乎相同，甚至连结构段落顺序也没有改变，只是原书中的一些小标题被删节了，王铭铭在自己所出的《想像的异邦》一书的序言部分和参考文献部分中没有一次提到美国作者哈维兰。值得一提的是，王铭铭正是《当代人类学》一书中译本的翻译者之一。 (3) 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所撰写的《想像的异邦》一书被指认“存在严重剽窃”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一片哗然。1月14日，南方某报刊全面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紧接着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同时北大方面传出消息，对王铭铭做出严肃的处理，撤销其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在内的全部学术职务。 (4)王铭铭，1962年生，厦门大学研究生，尚未毕业即考取中英文化交流奖学金赴伦敦大学留学，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大中国学术城曾介绍他“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区域研究、宗教人类学、汉学人类学等方面有专长。”王铭铭作为人类学的知名专家，亦因著作多而闻名于业内，据有人统计，他近几年内一连出了十几本书，且著作一直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5) 署名晓声的作者，真名为王晓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级文艺理论专业博士生，当他发现了王教授抄袭他人著作的行为后非常生气，于是便写了文章，只是想“打击一下，借此事攻击一下这个现象”，并认为学术打假，重在体制。 (6) 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8日报道：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自成立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以来，首次向媒体公布了2001年度的“打假成果”。 (7) 基金会的材料表明，截止到2001年12月10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共收到举报76件，其中，举报内容涉及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10件、弄虚作假13件、专家评审不公20件，以同一内容重复申请2件、滥用科学基金经费7件，冒名申请4件，受资助单位及委内管理问题等20件。经调查组核实，对有关人员或单位提出报道批评或内部批评8件，取消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3件，追回科学基金资助经费2件。
申论给定资料
材料1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印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人民对于“青山绿水”的需求已成为重要的民生问题。
2013年，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态度和决心，同时也将这一理念传向世界。
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正式写入了中央文件，为“十三五”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面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用这样的决心勾勒着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蓝图，一步步将美丽中国变成现实。
材料2
从页岩气到“可燃冰”，再到干热岩，2017年以来，我国非常规能源发展获得多项重大突破。2017年11月16日，原国土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可燃冰”列为新矿种，其成为我国第173个矿种。时任国土部矿产资源储量司司长鞠建华指出，“这无疑确立了其法律地位，将极大地促使我国‘可燃冰’勘探开发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资源，“可燃冰”既含水又呈固体，看起来像冰，多以固态等形式赋存于海底沉积物或陆上冻土区岩石的裂隙、孔隙中。由于含有大量甲烷气体，“可燃冰”很容易被点燃，其热值比石油多十倍。同时，能量密度高、占用体积小的“可燃冰”燃烧后不产生任何残渣和废气，避免了污染问题。业内人士表示，1立方米“可燃冰”可以分解释放出164立方米的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
“可燃冰”可用于民用和工业燃料、化工和发电等，是重要的战略后备资源。外加我国“可燃冰”分布广、类型多、储量非常丰富，未来有望成为我国重要的能源储备。我国“可燃冰”资源储存量相当于1000亿吨石油，其中南海海域是我国“可燃冰”的主要分布区，有近800亿吨储量。同时，“可燃冰”成为新矿种有利于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格局、促进勘查开采科技创新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勘查技术方面，“可燃冰”储层具有水深大、埋藏浅、未固结等特点，常规海洋油气勘查技术尚不能直接有效用于“可燃冰”勘查。近年来，我国“可燃冰”资源勘查与试采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可燃冰”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景光明。
2017年5月，我国“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并取得了理论、技术、工程、装备的自主创新，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在这次试采中，通过自主研发的技术，我国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上述成功试采将可能极大地改变我国的能源结构，扭转多煤少气的局面，并且迈出我国能源领域勘探开发技术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一步。时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介绍，试采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迈出的关键一步，实现产业化仍然面临着提高产量、降低成本、保护环境等诸多挑战。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把“可燃冰”开发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在税收优惠、价格补贴等方面制定出台扶持政策，并将加强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
材料3
2016年8月15日，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召开推进会，贯彻落实全市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管理三大“百日行动”动员大会精神，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和广大企业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组织领导，通过抓基础、抓重点、抓落实，务求行动取得实效。
“环境保护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从网格员的日夜排查，到拒绝带有污染的项目，再到强化现有企业主体责任，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已成为共同的执念和行动。”周市镇环境保护工作分管领导表示。
走进北部新城，一路经过白塔老街、文体中心、商贸乐园、生态公园，可以看到人们徜徉于传统与现代、繁闹与宁静之间，感受到这座新城的青春与活力。近年来，周市镇坚持生态先行，已将生态文明建设融人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2016年年初，周市镇与镇环委会成员单位及重点监管单位签订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369份，明确监管责任、强化红线意识、完善责任体系。
自从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以来，周市镇镇安环工作人员都成了网格员，他们每天或奔波于检查企业，或出现在乡村、河岸等环保治理现场，找问题、忙检查、帮整改，发挥着环境“卫士”的作用。
在镇安环所办公室的走道上，记者看到优秀网格员、网格化管理制度以及每月检查企业数量等信息。在资料室，一个个网格橱窗里装满了被检查企业的记录，做到“一企一档”。镇安环所所长王永坚告诉记者，周市镇按照每80家企业一个网格员的配比，配备网格员30名，并出台《周市镇网格化监管考核办法》，明确三级网格监管职责，建立了包括分级分类、定期检查、隐患整治、联席会商、应急处置等11项监管机制，通过上墙公示等方式，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可视化的网格监管体系。同时，周市镇通过向被检查对象发放“阳光安环——跟踪服务卡”，打造了“网格员检查企业，企业监督网格员”的双向监督机制。
引入检察官约谈制度，是周市镇强化环保治理的又一制度创新。周市镇将部门、企业负责人，村社区领导干部等纳入约谈范围，并组织纪检、检察院、组织人事等部门负责人联合约谈，依靠制度的力量，持续推进环保治理迈上新台阶。
当绿色发展融入城市、融入生活、融入产业时，生态文明建设便奏响强音。周市镇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发展命题，融人经济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的全局之中。
万安路是周市镇经济的摇篮，沿线聚集了38家企业。由于部分企业入驻较早，存在环保处置设备落后、废弃物排放不达标等问题。为此，周市镇联合市环保局排查沿线所有企业，开具行政警示告知书，要求企业不惜停产停业，也要落实整改。
更多的周市镇企业开始变“绿”了。东硕电子狠抓“绿色工厂”创建，每年仅绿化投入就达上百万元。公司专门请来能源网专家对生产、管理中每一程序的环保节能情况做“全面会诊”，除为生产车间装上除尘器、添置新的环保洒扫车外，还对食堂、卫生间设备按环保节能要求进行全面改造。华辰机械投入数百万元实施“油改水”计划，升级传统机械涂料工艺，减轻废气排放。
促进绿色发展，周市镇还从优化产业结构的高度下功夫。近年来，周市镇持续发展高端制造业、机器人产业，以川崎机器人为代表聚集了一批日本高精尖的技术型企业，并带动周边台企、民企配套生产，形成日本机器人产业园。同时，周市镇还将“智能制造”嵌入传统产业转型，推进企业自动化改造，台衡精密投资1800万元，进行磅秤组装和测试车间自动化改造；台光电子投资1200万元，对包装及仓储车间进行自动化改造升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已成为周市镇践行绿色发展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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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6月13日举行的全球智慧物流峰会的入口，一辆蓝色海豚般仿生设计的纯电动汽车吸引了众多目光。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空电动”)第一款正向研发的纯电动物流车——海豚8849。
“我们和菜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不久的将来，加入菜鸟联盟的物流快递企业，将开始逐步采用时空电动及合作伙伴提供的纯电动物流车进行配送业务。”时空电动方面表示，为了能够应对大批量、多批次、高频度的城市物流需求，这款车也在更大的仓储空间和超长续航里程方面下了功夫。
在物流生态圈中引入新能源车无疑是基于绿色环保的考虑。
有这样一个例子，在杭州买一个绍兴生产的商品，两地物理距离大约60公里，在碳排放的三个组成中，物流占碳排放的大头，“每升汽油产生2.26克碳排放，运输过程中往返就会产生约21.7千克碳排放，数字可能说起来比较小，但是有一个大的规模，2015年‘双11’有6.8亿个包裹，最终产生的碳排放就几千吨，这是非常大的数字”。
时空电动方面表示，目前国内的物流快递行业正处于集中化、规范化发展的进程当中，物流快递企业如此大批量地采用运营成本完爆燃油车的纯电动物流车，不但可以大幅削减运营成本，更可实现推动清洁能源应用、践行环保理念的社会价值。
“绿色环保化是未来物流产业的趋势之一。”在此次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阿里巴巴集团CEO、菜鸟网络董事长张勇再次提到绿色物流。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2016年4月在公开演讲中曾透露，“阿里正在制定‘绿色物流’标准”。据菜鸟网络当时透露，将在上海先行试用可重复使用的安全塑料材质的环保箱，会逐步替代快递纸箱。
在全球智慧物流峰会上，菜鸟网络没有公开关于环保快递箱的具体试用情况，但对绿色物流作出更大范围的布局：牵头发起绿色联盟，与25家主要物流企业合作，推动物流业向低排放、无污染、可循环的方向发展，“到2020年，争取达成行业总体碳排放减少362万吨，承诺替换50％的包装材料，填充物替换为100％可降解绿色包装材料”。
“我们物流的发展一定会全方位走向绿色环保。我作为一个阿里天猫超市的用户，一直在问我们的团队：我买了东西收到一个包裹，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纸板箱，东西拿到之后，我把箱子扔了可惜，可箱子堆在家里，很快就堆不下了，怎么办?”张勇对于快递包装现存问题感同身受。
在此次峰会的分论坛上，与会专家也对快递引发的污染情况表示担忧。从事塑料包装研发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彤曼说，我国快递包裹量从2012年的92亿件已快速上升至2015年的206亿件，2020年预计达到500亿件，“快递包含大量的包装物，主要有纸箱，纸箱里面的缓冲袋、气泡袋，以及外包装的塑料薄膜，这些包装投递到消费者手中时成为废弃物，500亿件的快递大约包含200亿只塑料袋以及70亿只气泡袋，对环境保护造成很大压力”。
“绿色物流是阿里巴巴非常希望做的一个事，也是我们菜鸟平台非常希望做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成本。”菜鸟网络CEO童文红表示，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需要8分钱，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成本是它的4～5倍，“谁为这些环保材料买单?这是核心问题。前两年，各大公司都想做绿色环保材料，但都因成本原因做不下去，因为没有人买单。菜鸟作为一个物流平台，义不容辞要牵头组织做这个事”。
童文红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国家政策扶持一部分，商家和物流合作伙伴支持一部分，菜鸟平台负责一部分，并呼吁消费者共同参与，“当你们买东西时，如果告诉你这个包裹绿色可降解，你愿不愿意加5毛钱，至少我是愿意的，我觉得在座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是愿意的”。
对于“5年内将一半快递包装替换为环保材料”的目标，童文红认为已经“很不得了了”，“5年后可能每天有上亿个包裹，这个计划仅靠菜鸟一家是不够的，需要物流企业一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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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包装在用完之后，都去了哪里?“都扔垃圾箱了，留这么多快递盒子有吗用?”市民官小姐直来直去，“太占地方，家里没地方放，1公斤废旧纸箱也卖不了几毛钱。”很多市民将使用后的快递包装一扔了之。
某环境资源专家告诉记者，快递包装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首要一点就是要在源头上减量化，但是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由于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回收体系，这些包装最终去处大多是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或焚烧。
“你愿意使用旧的包装箱邮寄商品吗?”在采访中，记者就废旧包装的二次利用问题采访部分市民，大部分市民表示支持，在确保邮寄物品安全的前提下，不反对快递包装的二次使用；也有一些市民担心信息泄露的危险，如果快速公司能够对外包装买家的个人信息进行处理，做好信息保护，二次使用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市民声明，对于食品、生鲜类商品不希望使用旧的包装箱来邮寄。
相对于市民总体积极的态度，一些快递企业考虑的问题则更加实际。某快递公司加盟点负责人对记者说，从节约能源角度来说，快递包装的回收利用是好事，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无形中会增加很多成本。“一公斤废旧纸箱不值什么钱，我们收上来也不会节省多少包装成本，反而会耗费大量人力成本。现在一个快递员把东西送到客户手里，验货、签字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回收快递包装，还要等客户把纸箱拆开，耽误时间、影响效率，况且总部对回收这块没有激励机制，快递员的积极性不高。”
大渡口区某清洁服务公司人士表示，快递垃圾在日常垃圾中占有很大比重，主要是纸盒、塑料袋和泡沫，就体积而言，基本可以占到垃圾总量的1／3。以大渡口某中高端小区的生活垃圾为例，仅纸盒垃圾，平均一天可以收到50多斤。
那么这些扔掉的包装是什么样的数量级呢?从国家邮政局获得的数据显示，2017年1至10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311.4亿件，逼近2016年全年的312.8亿件。
快递行业人士估计，按照每件快递需要0.2公斤左右的包装材料来估算，2017年新增的快递包装垃圾重达600万吨。
北京印刷学院青岛研究院副院长朱磊介绍，目前我国快递业中纸板和塑料实际回收率不到10％，这些包装大多被直接送进垃圾场填埋，给城市环境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此外，我国包装物的总体回收率不到20％。在一些发达国家，纸板类包装物回收利用率达45％左右，塑料类包装物回收率则在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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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如大自然般环境优美是每个人的愿景。近年来，“生态城”“宜居城”“山水田园都市”等理念的提出，意味着生态建设已列入政府工作重心。但“绿色”最好看也最难“画”，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二次污染的困境。
日前有网友曝料称，河南省商丘市一条街道两边的树根被人用水泥浇灌，目的是抑制空气浮尘。有媒体指出，把树根用水泥浇灌，会阻碍树的成长，甚至把树“逼死”。此事引起商丘市相关部门重视。当天下午，他们组织人员连夜切割水泥，为树揭盖松绑。
随后，商丘市委宣传部通报了该事件的调查进展，承认在施工中存在“监管不到位”。通报称，经查，梁园区公用事业局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为减少黄土裸露，对破损严重的哈森路人行道实施硬化，但“由于时间紧，监管不到位，局二级机构区市政工程管理处人力不足，招用的社会施工队没有按照要求施工，致使部分行道树池被一体硬化”。尽管此次事件中4名涉事官员已被追责处理，但近些年，用不可思议的“环保”方式挑战公众神经的事件屡见不鲜。英国《卫报》曾刊文《中国的绿色承诺只有一层油漆那么厚》，将矛头对准“云南富民荒山刷绿漆”事件；2009年，我国全国绿化委员会和国家林业局印发了《关于禁止大树古树移植进城的通知》，但是“大树进城”充景观之风仍在各县市盛行……
无论是“水泥封树”，还是“荒山涂绿漆”，这些打着保护生态旗号，却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贾卫列看来，都属于“伪生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硬化河道。为了防洪排涝，修筑堤坝是必要的。但是，很多城市把整个河流的堤岸全部硬化，甚至为了排水方便，把原先自然状态的河道截弯取直，并用水泥、石头等砌垒住河堤、河床，致使河流的自净、蓄洪能力下降。
拔除杂草。虽然这能让草坪看上去整齐划一，但会造成地皮裸露，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生态。此外，把城市林地落叶扫掉，表面看似“干净”，实质是将养分扫走，导致森林树木储水、降尘功能降低。
人造绿化。利用“冷冰冰”的水泥隔离带和“摆花坛”等假绿化来刻意营造城市的色彩，或者栽植人工草皮，把道路、河流原有的林带砍掉，栽植上所谓的“色带”。这些人为营造城市绿景行为，忽略了景观生物生命力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协调性，犹如一个生命体“有头有脚却没有身子”。
大树移植。在许多城乡规划建设中，移植外来植物，造成当地原有的生态系统被破坏。调查数据显示：有些城市大树移植成活率很低，死亡率超过70％。更有甚者，今天栽大树，明天改花园，后天植草坪，这种反复折腾，使得当地的植被、生态反复被破坏。
转移污染。打着建设生态文明的旗号，进行污染跨区域转移，把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经过包装后，以生态项目的名义迁到农村或者不发达地区，加重当地污染。此外，有些生态建设只是空喊口号，却没有落实措施。比如，建设统一的垃圾处理场和污水处理厂后，却不按规范运营，或者是在生态农村建设中，铺设下水管道后，污水不做处理直接排入河道，这些都使得污染加剧。
贾卫列强调，“伪生态”与生态文明建设背道而驰，如果它长期存在，将会混淆保护生态和破坏生态的界限，致使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成为“乌托邦”。
在贾卫列看来，“伪生态”的存在，是由于我们仍用工业文明的思维去诠释“生态”，片面理解建设生态文明就是治污、种树，忽视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绝对增长，以至于把中央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战略当作政治口号和争夺资源、牟取经济利益的工具。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使得老百姓不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而决策者缺乏最基本的生态环境基础知识，也使得“拍脑袋”的决定存在。
要使“伪生态”转变为“真生态”，必须正确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它是人类在适应自然、利用自然过程中，建立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
申论二、给定资料 1．中国科技近20年来的长足进展一直令国人激动，网络热、基因热、纳米热……科技的新贡献让科技工作者头上的光环又亮了几分。就在国内新科技的发展如火如荼之际，“浮躁瘟疫”也向科技界悄悄袭来。 2．警钟最先在海外响起。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杂志之一《自然》在3月发表题为《中国的希望与浮夸》的评论，指出中国一些学者追求金钱和地位的不良风气正在玷污一些著名研究机构的声誉。并同时指出，中国的新一轮科学资助热潮及吸引海外科学家回国的若干计划被国外学术界认为是成功之举。但是，一些在海外华人圈被称为“科学骗子”的人也参加到国内学术投机的行列。 3．去年8月，国内媒体和北京生物学界的不少人都为一条新闻激动过：留美学者、美国洛杉矶塞达西纳医学中心分子遗传实验室副主任、副教授陈晓宁携带多年研究的科学成果——三个基因库回到北京。她将把这三个基因库永久留在中国进行科研和相关的临床诊断。媒体将陈晓宁誉为世界生物科学界顶尖级人物，并称三大基因库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而国内一些著名生物学家也站出来为陈晓宁喝彩。其实，陈只有硕士学位，其副主任之职只是行政职务，也并非是副教授，所谓三大基因库也非价值无法估量，而是花4000美元就可买到，甚至可免费索取。 4．“基因皇后”事件结束不久，国内南北生物学家又为“核酸营养”展开交锋，十余位专家甚至院士和国外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卷入其中。反对方指出“核酸”没有营养，对其产品的宣传是商业骗局，美国早在20年前就司法判定了核酸营养是商业骗术，但支持者仍然坚持核酸营养研究是一项“新科学”。直到国家卫生部宣布某核酸营养产品属“扩大宣传”，反对方才艰难地占据上风。 5．据《科技日报》报道，“863计划”实施15年来，申请专利与发表论文的比例大约为1比30。其中某一年仅获得3项专利。论文偏多而成果太少，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某些科技工作者务虚不务实的作风。同时，国内科学家论文因“千第一律”，雷同者太多，引用率不高，影响较小。 6．更令科技界感到羞愧的还有个别抄袭现象。据悉，国家自然基金委调查的有关基金项目的申请中，弄虚作假、剽窃事例绝对量在增加。更有甚者，还曾有人伪造论文检索证明，将实际收录论文数由1篇夸大为7篇。 7．原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胡亚东研究员则用他在科学院图书馆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浮躁：中科院图书馆大概是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好的图书馆。过去那里经常坐满了看书做学问的人，其中不乏像竺可桢、卢嘉锡这样的大科学家。可是现在，人少了，去的人也多是找了想要的东西一复印走了。“味道完全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