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二、给定资料 山西繁峙矿难11名记者受贿内幕 (1)一石激起千重浪 2003年9月15日，新华社在报道繁峙矿难的进展时出人意料地宣布，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事故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存在严重的经济违法行为。 消息公布后，社会上一片哗然：到底是哪个记者收受贿赂?收受了多少贿赂? (2)新华社公布受贿记者名单 面对质疑声浪，9月26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1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分别是：新华社驻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11名涉案记者受贿金额合计7.46万元人民币。 9月28日，记者奔赴山西，调查这场新闻权力与地方政治权力、金钱的交易内幕。 (3)《中国青年报》、《华商报》最早披露矿难黑幕 “6.22”繁峙矿难发生后，非法矿主不是设法救人，而是与个别地方党政官员串通一气，隐瞒事故真相。 据报道，事发当晚，涉案非法矿主殷三、杨海龙、杨治兴、王建勇等商定统一了“2人死亡、4人受伤”的事故口径，殷三、杨学兵指使其他矿井的10名民工冒充逃生工人，向繁峙县调查人员作伪证。当天晚上11时，矿主将遇难矿工尸体陆续转移、掩埋。其后几天，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和职能部门置事实于不顾，按照矿主谎报出具了“2死4伤”的事故伤亡材料。 6月27日，《中国青年报》和《华商报》接到举报，先后赶到矿难现场。28日、29日，两家媒体先后披露了非法矿主转移、掩埋、焚烧死难矿工尸体和地方官员隐瞒真相的内幕。 (4)金元宝击倒新华社记者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其实早在6月24日，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潭旭4名记者，已在接到繁峙死难矿工家属举报后赶到繁峙。但他们并未去矿难现场，而是先找到了繁峙县委、县政府，并受到了地方政府的盛情款待。县委书记王建华还专门把忻州市委宣传部胡某请到繁峙商量对策。胡某出主意说：“这事需要打点打点。”于是，县长王彦平从县财政上提出部分钱来安排。酒足饭饱、吹捧承诺过后，胡某带吉普车将鄯宝红、安小虎、王东平、谭旭4名记者送往太原。 事后新华社披露说：“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鄯宝红、安小虎分别收受现金2万元、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记者王东平、谭旭各收受金元宝1个(价值约2400元)。” 据悉，真相大白后，鄯宝红曾向忻州、繁峙方面打探“如何办”，对方称：“只要我们不说，你们不说，事情不会暴露。”鄯遂放心；但安小虎则没那么大胆，他还是于2002年7月10日，向太原市廉政账户上缴了花剩的2080元。 据当时参与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介绍，看到中青报报道后，新华社总社有关负责人曾问山西分社记者：“如此矿难，为何新华社只字未发?”鄯宝红等人不得不重返繁峙，当遇到中青报的记者时，鄯宝红说：“你们的报道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2002年7月3日，新华社推出《死不瞑目的控诉――山西繁峙6·22矿难追踪》的重头报道。署名记者是“刘诗平、鄯宝红、安小虎”。 (5)受贿记者是山西“名记” 当时参与报道的记者回忆，2002年6月29日上午，在繁峙县委、县政府采访时，他和几位同事曾遇见鄯宝红等几名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因6月28日那天报道说，该次矿难中有40多名矿工遇难身亡，鄯对几名记者用难以置信的口吻说：“那不可能吧!”记者说：“你们怎么就相信繁峙官员的一面之词?”鄯宝红、安小虎也没再多说。随后，记者赶赴义兴寨金矿爆炸现场，而鄯等人则进到办公室内，与县委书记王建华、县长王彦平私聊去了。“当时不知道他们已经受了繁峙地方的贿赂，现在想来，鄯宝红那是话中有话了。”薛振宇说。 据薛介绍，2002年底，北京新闻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某报因报道繁峙矿难的真相，不被利诱，新闻报道突出，总编助理受邀参加，但带回给他最震惊的消息就是“繁峙矿难中，新华社有几名记者受贿”。在2003年山西的一次煤矿矿难事故中，有地方官员再次确认说：“繁峙矿难中，新华社记者收人财物”，人们依然不相信是真的。 2003年9月26日，新华社对外公布：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予鄯宝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安小虎开除留用察看处分，分别给予王东平、谭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4名受贿记者中，鄯宝红、安小虎是近年来山西新闻圈内比较活跃的“名记”，年龄都在30～40岁；王东平、谭旭年龄都是20出头，但不为当地新闻圈熟知。 (6)《山西法制报》3记者受贿2.2万元 据《山西法制报》有关负责人介绍，2002年6月2日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爆炸事故发生后，《山西经济日报》聘用记者苏勇，召集《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站长刘玉柱(聘用)、白建芳(聘用)、阎珍寿 (特约)3名记者者前往采访。刘、白、阎三人结束采访离开繁峙后，在山西代县被苏勇随后追到。苏勇称：“繁峙方面托关系，表示一定送些钱来，务必请求不要公开报道该案。”苏同时将2.2万元现金，按刘 8000元、白7000元、阎7000元的标准给3人留下。 但3人事后向报社反映，当时他们根本不接受这些钱，坚决要求苏勇将这些钱退回。而在不久后，他们也确实将2.2万元交还给苏勇，但苏勇一直没把这些钱退还。后苏勇见“6.22”矿难事件越闹越大，欲找当时送钱给记者的官员或办事人员，但对方已经躲避起来，谁也不敢回接这笔钱。 无奈之下，2002年7月12日，刘玉柱等三人将2.2万元以通过有关方退还给苏勇的方式，上缴山西省忻州市纪检委。而苏勇的8000元是否上缴，则无从可知。 据《山西法制报》有关负责人介绍，刘、白、阎都不是报社正式在编人员。该报在接到3人受到举报消息后，高度重视，并根据调查结果，决定给刘玉柱撤销记者站站长职务，建议原单位党组织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刘的党组织关系一直在原单位)；给白建芳解聘留用察看处分；给阎珍寿取消特约记者资格，收回特约记者证的处分。但因报社人手不够，三人现都还在忻州记者站留用。 苏勇在《山西经济日报》的身份比较复杂。据该报广告部有关人士介绍，苏为报社聘用的广告人员，受贿案发生前已经离社，其受贿的金钱事后是否退还，报社并不知情。 (7)1万不够分，再要5千元 据知情人士介绍节，刘、白、阎，苏4名记者，在应聘的报社内是广告、发行、采编“一肩挑”。《山西法制报》的几名记者还兼职诉讼代理，有无律师资格则无从查考。他们常以“记者”“广告”“广告员”“发行员”等多种身份出入各种体面的场合。除此4人外，在繁峙矿难中，《山西生活晨报》的3名记者魏停、樊武杰、郭龙也收受了非法金矿矿主和地方官员共1.5万元的“闭口费”，每人分得5000元。 山西一资深记者告诉记者，据可靠消息，当时繁峙有关负责人和非法矿主只给3名男记者10000元“摆平费”，但3名记者发现每人分3000元后剩下的1000元分不开，就又打电话给非法矿主，要求能否再给12000元或15000元，3人好平分，最后繁峙方面又补拿5000元，3人每人平均分5000元才了结。 9月29日下午，记者赶到位于太原市康乐街15号的《山西生活晨报》，但报社放假，报纸休刊。记者偶遇该报社职工，他告诉记者，前几天还在报社见到上述3名记者，至于受贿金钱是否上缴、涉金记者是否受到处分则不得而知。 (8)受贿记者不止11名? 2003年9月30日，记者奔赴繁峙“6·22”矿难现场――山西繁峙砂河镇义兴寨。繁峙矿难中的涉案工头舒仕斌的一个弟弟告诉记者，如要了解当时记者受贿内幕，就必须找到义兴寨金矿背后最大的后台老板杨治兴，但此人至今一直在逃。记者赶到杨治兴家――砂河镇代堡村，尽管记者就在其家门口，但其家人坚决地告诉记者，不知道谁是杨治兴。采访无功而返。 在繁峙砂河镇东关旅社，记者见到旅社的东家殷三的儿子。据他透露，在繁峙矿难中，到底有多少记者受贿，只有杨治兴一人知道。但绝对不止11名记者，也绝不止7万多元人民币。有的外地记者，在太原、繁峙一下火车就被“打点”回去了。 2003年9月29日，记者在山西省纪检监察部门采访时获悉，因为涉金案的11名记者收受贿金都超过5000元人民币，已经违法。该案已经转交山西省检察机关，11名记者可能受到法律制裁。
申论二、给定资料 1．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结果表明，67%的公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笔者认为，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亟待卓有成效的“瘦身行动”。 关于“官民比”近年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在去年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 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称之为史无前例。尽管我们对”什么是官“的理解还不尽一致，与古代类比也不科学，1:26的”官民比例“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据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王健介绍，从经济视角考察，即通过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是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31人/百万美元)，这表明我国公务员数量相对国民经济发展而言确实较多。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先生近日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而且近年来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 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 93和9.13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庞大的机构和高昂的行政成本并没有让老百姓满意。此次零点调查显示，居民对政府部门感到不满的原因当中，“办事拖拉”排在第一位。 事实正是如此，26个百姓养1个“官”养出了不少社会痼疾。一是增加了财政支出。许多地方依然是“吃饭财政”，更有少数贫困地区入不敷出，多年拖欠教师、职工工资，根本没有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基层教育的财政投入为零。二是在不少地方，已发展到官多为患的程度，办事推诿扯皮。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衙门作风依然如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恶化了党群干群关系。三是干部队伍素质滑坡，不正之风屡禁不止。由于“十羊九牧”，不少机关和事业单位，在人员超编、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权力”职能，通过收费、摊派、罚款等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身的运转。四是由于在机构编制上不能严格执行标准，一些领导在人事任用上为所欲为，导致了用人上的腐败。 尽管多年来国家政府为机构“消肿”已做了大量努力，但至今仍然未能走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的怪圈。为此，国家公务员和政府自身改革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真正从体制和法制两方面入手，加快“瘦身行动”的步伐。 2．每年两会，“中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问题都会以不同的“议程形式”被代表议案直观地“设置”出来，前年是“中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去年是“26个老百姓养一个官员”，今年是“我国行政成本25年增长87倍”。 代表和委员们称：如今我国财政收入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样的财政实力完全可能逐步解决教育和医疗难题，但由于行政成本涨得更快；导致财政不管怎么增长都有可能被吃净花光。仅2005年，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三项加起来就高达6000亿元，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全民义务教育投入的5倍。行政成本25年涨了87倍，何其昂贵的公务!(据2006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曾有专家撰文称，“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公务和最昂贵的政府，中国公民承担因政府运行成本过高产生的赋税在很多地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对比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最昂贵”之说一点也不夸张——为何如此昂贵?问题很简单，正如市场上不能讨价还价的商品必然会昂贵一样，“公务成本”如不能讨价还价，也必然会昂贵无比。 3．“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用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2006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说：“我们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很多，医疗、教育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期盼更多的财政资金向他们倾斜和转移，这就需要党政机关带头，遏制行政管理费的不断飚升。 4．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交给本次两会的提案《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中，有一组数据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 23%!”(据3月6日《中国青年报》)。 一边是不少党政机关在花钱上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这导致我国行政管理经费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而另一边是我们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医疗、教育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都期盼更多的财政资金向它们倾斜和转移。如此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该花钱的地方，一直喊着财政资金紧缺，拿不出钱；不该花钱的地方却大手大脚，花费一直压不下来。 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平均每年增长23%，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到2003年竟然上升到19.03%，高出所有发达国家，确实令人吃惊。发达国家财政收入那么多，行政管理费用比重却那么低。而我国财政收入那么有限，行政费用比例却那么高，让人深思。
申论给定资料
资料一
2017年11月18日，罗湖区在清水河红岗国际创新广场选址现场，举行了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开园暨红岗国际创新广场奠基仪式。
一年前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大梧桐新兴产业带还是个新名词，罗湖区对其进行了重点推介，宣告将依托城市更新、土地整备、棚户区改造，拟将整个罗湖北部地区打造为新兴产业带，重点发展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一年之后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大梧桐新兴产业带成为核心关键词。罗湖区围绕大梧桐新兴产业带的建设推进，以“智启东进新城脊，引领罗湖新未来”为主题参展，重点展示自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建设启动以来，围绕产业带规划、引进重点项目、最新技术及产品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与成果。仅仅一年时间，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就已被纳入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被写进2017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被列入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重要创新节点。
2017年11月18日，红岗国际创新广场顺利奠基，打造产业带核心引领项目，是大梧桐新兴产业带建设又一重大成果，也是罗湖区土地整备取得的重大突破，率先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每个区整备出一片较大面积的连片产业用地”要求。红岗国际创新广场的奠基，标志着大梧桐新兴产业带这一深圳原特区内发展空间最大的产业带建设进入了全面加速发展的新阶段。规划中的蓝图正在逐渐清晰，变成现实。
红岗国际创新广场将整合清水河片区华润五丰收回用地、深业泰富城市更新项目返还用地、深燃深长用地、玉龙新村棚户区改造用地等地块，形成连片土地资源，规划研究面积达68．9万平方米，近期建设用地达36万平方米，建筑规模将达150万平方米。
红岗国际创新广场将由区政府统一规划、统筹建设，包括统筹地下空间与地面公共空间建设、统一建筑主体设计等。红岗国际创新广场坚持土地出让引进新兴总部企业与政府主导建设创新型产业用房并举，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与生命健康产业。
同时，为了加快红岗国际创新广场建设，借力深圳市投控集团在罗湖丰富的空间资源与产业园区开发运营经验，罗湖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市投控集团将形成合作，拟将由双方共同出资成立平台公司，成为红岗国际创新广场建设统筹主体，统筹园区公共空间、创新型产业用房建设，统一园区运营。
此外，围绕轨道14号线和17号线的清水河站建设及其周边土地整备、城市更新项目统筹，打造TOD城市开发与运营模式等，罗湖区政府与深圳市地铁集团、万科企业股份公司形成三方战略合作。
随着产业带建设深入推进，产业空间不断拓展，又一批聚焦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军民融合等领域总部企业、重点企业与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即将落户产业带，推动产业带快速形成集聚效应。其中深圳一电科技有限公司、联科智慧城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旷视科技有限公司等知名或龙头企业，现场与区政府签订人驻意向协议，另有10家首届大梧桐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企业或其他重点企业同步形成人驻协议，即将入驻。
目前，产业带已经建成主题园区8个，引进软通动力、中欧金融研究院、瀚海基因等10个重点项目，新增产值35亿元，有4个项目被列入全市科技创新“十大行动计划”。
产业带已经初步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氛围，带动了罗湖创新驱动发展。2017年，罗湖区专利申请量实现翻倍，新成立新型研究机构7家，新增创新载体6家，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1家。首届大梧桐创新创业大赛更是吸引了459个企业和团队参加比赛，全市排名第三，其中2个项目进入国赛，10个项目进入深圳市决赛。
深圳市和信中欧金融科技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邦道说：“罗湖区委、区政府给了我们研究院巨大的支持，这是我们能够在这里的重要原因。罗湖区有很发达的金融产业，做研究如果不落地就是纸上谈兵，正是有这样肥沃的土壤，才为研究院未来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资料二
2018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了《关于共同发起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建立战略合作机制，以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目标，共同发起设立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
本次国家发改委与中国建设银行共同发起设立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目标规模约3000亿元，并通过设立子基金等方式进一步吸引社会资金。
该基金具体将投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和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工程建设，突出先导性和支柱性，优先培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构建产业体系新支柱。
这次是国家发改委第一次从部委层面成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体现出中国经济战略转型的决心以及国家对于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视，未来几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望提速。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近年来，我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在加速。
近一年时间内，国家发改委先后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签署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协议，总资金规模超过2.6万亿元。实际上，除了国家层面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外，地方的支持力度也明显加大。
资料三
作为21世纪最具颠覆性的新材料，自诞生之日起，石墨烯就成为科技界和资本界追逐的热点。在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中国石墨烯产业化加速前进。但中国石墨烯产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近年来，石墨烯被炒得火热，产业持续升温，各路资本纷纷涌入。截至2016年8月底，我国从事石墨烯研发、生产、应用等相关企业数量超过400家，约占全球石墨烯企业数量的3／4。但是，中国碳谷科技集团首席专家戴加龙却说，“现在，社会上炒作石墨烯概念非常严重，其噱头意义远大于实用价值”。
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曾罕见地接受媒体群访，在数千字的专访中，只有25个字谈及石墨烯，“石墨烯将颠覆硅时代”转瞬就被炒作为优秀企业家传递的投资信号。一则《中国石墨资源20年内将耗尽，或成下一个稀土》的报道，也让石墨烯再次被资本市场热捧。
“人们能够轻易从讲故事中获得财富，谁还会投资企业。”资本对于石墨烯概念的炒作，不仅脱离了产业实际，还出现了伪科学倾向，尤其是“石墨烯的发展将依托于石墨资源”的说法让业内人士倍感荒诞。
某公司总裁表示，产业化制备石墨烯薄膜主要是以甲烷、乙炔等含碳气体为原料，与石墨没有关系。而石墨烯粉体对石墨资源的耗费量很少，即使未来石墨烯生产规模扩大100倍，一个普通年产10万吨的石墨矿就足以满足全世界用量。除了石墨烯和石墨混淆外，针对石墨烯材料的误解比比皆是。
而且就目前来看，石墨烯产业资本市场的热度持续高涨，然而产业界却相对冷淡；很多地方政府对石墨烯项目和产业的发展兴趣很高，招商不遗余力，出手大方，但是石墨烯产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系统性问题，仅仅靠资金和创业团队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石墨烯产业的环评、安全生产资质、废料处理等方面没有配套政策跟进；我国的石墨烯研究基本上属于自发性的群众运动模式，一大堆人抢一块很小的蛋糕，投人非常分散，缺少国家层面的全局性规划，很难布局长远的目标。尽管石墨烯极有可能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颠覆性新技术新产业革命，但当前石墨烯制备技术还不成熟，缺乏技术标准，处于产业化突破前期，需要警惕过度的资本炒作给产业带来虚假繁荣的泡沫。
此外，我国石墨烯产业化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石墨烯研发多集中于中小型企业，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较少参与。而对于国外发达国家来说，石墨烯产业主要处于拓展应用领域的研究阶段，各大企业争相在未来大规模应用前布局专利核心技术。以韩国为例，由于石墨烯在三星的主营业务领域均有着重大的应用前景，因此该公司对于石墨烯的研究应用极为重视，不仅成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还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合作，积累了大批石墨烯相关的技术专利。
在我国，石墨烯研究主要靠大学等科研单位推进，重科研轻应用，这样容易导致石墨烯科研成果与未来市场需求脱节，对石墨烯产业化应用十分不利。从科研角度看，中国的石墨烯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从专利布局来看，企业和学校总占比达80％，公司占比远远低于学校，产业化进程提速有限。
不少企业只重视短期发展，急于变现，对研发的投入也不够。据了解，国内的石墨烯产品多为针对两三年以内可以形成产业的应用。而石墨烯的高端应用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风险很高，五年后才可能形成产业应用，国内民营企业很难有实力去进行布局。
而且由于应用技术突破难，产业链下游尚未形成。虽然从2015年开始下游厂商对于石墨烯的应用积极性大幅提升，但目前市场上大部分下游企业对于石墨烯还停留在概念上，并不清楚怎么使用。不少企业购进石墨烯材料等相关产品后，不针对产品特性进行加工工艺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石墨烯材料即使品质再高，也难以发挥其优越性。此外，一些企业粗制滥造生产的东西没有人要，到处忽悠，使得市场对石墨烯的认知模糊，而当不成熟的产品盲目投放到市场时，会带有很大潜在风险。
只有得到下游应用需求的支撑，石墨烯产业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下游应用反馈到科研方面，下游应用商到底需要什么性能的产品，能够接受的价格是多少，想要应用于哪些领域，科研机构才能更具针对性地进行研发。
更值得关注的是，受制于高端应用的长期高投入及高风险，国内中小型民营企业在高端领域少有布局，实力雄厚的大型国企对石墨烯这一新材料也缺乏积极性。
中国石墨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李义春指出，与国外相比，中国企业在石墨烯高端应用上的投入差距巨大，相关的高端研发技术落后三年，研发成果已落后五年。
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在石墨烯研发和应用的投入方面有明显差距，特别是在高端应用上的资金投入。这两年不少地方政府对石墨烯产业都非常重视，许多地方都在建平台、建基地。但对石墨烯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还是要冷静、理性对待，现在市场应用还处在非常初步的阶段，不要一哄而上，形成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品缺乏的怪圈。
资料四
如今，会造成环境污染，已经成为燃油汽车的短板，而新能源汽车恰好弥补了这一短板。在我国，国家发改委已表示将不再核准新建传统燃油汽车生产企业。截至2017年4月底，全国已经建成了17万多座公共充电桩，城市交通管理平台正在有序铺开。
目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过去，新能源汽车在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面深度受益，并有着政策补贴。现在，补贴回落、准入门槛上浮、新能源汽车需求增多，也有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这无疑是对汽车价格相关的质量和技术体系的新一轮考验。在这样的背景下，产品性能、技术服务汽车领域，将成为汽车企业争夺的焦点。所以，新能源汽车企业若没有创新，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势必会在市场加速优胜劣汰的情况下，遭遇大的整肃。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到如今，纵然在续航能力、电池科技、维修和管理等方面还有缺陷，但是仍具备超越传统燃油车的先天优势。很多业内人士认为，哪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燃油车、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纯电动汽车会并存于市场，今后的发展标签依旧会是“电动化”。这从我国纯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变化中可以初窥端倪，从不到2％到超越传统燃油汽车，业界预计也就是十几年间会发生的变化。如果从环保和耗能的角度来看，只要跨过成本障碍，建起完整的运营体系，纯电驱动的未来蓝图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
随着科技的发展，对于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家居等概念，如今的人们已不再陌生。智能化、信息网络化、自动化等概念走进千家万户，也渗透到汽车工业的未来。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为了抢占市场的高度，纷纷布置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对接成熟智能网科技，内嵌传感器、雷达等新部件，更致力于为产品增加附加值。
此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道路肯定不会是一个主干到终点。众所周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主要板块是汽车制造、电池系统和售后运营维护。今天，由需求发展带来的产业链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增加了许多分支。第一，竞争加剧带来了兼并重组浪潮，不管是携资本、携技术，还是携周边产业入局，都会影响到产业链形态；第二，车企与新材料公司合作，车企与智能系统开发商合作，车企与氢燃料科技品牌合作……上下游、左右墙全打通；第三，轻量化、多模式、高智能等标签，直接串联起了新能源汽车现代化产业链的主支线。
据专家预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预计将在未来3～5年，超过国际领先水平线。作为一个拥有大量机动车辆的大国，新能源汽车替代和增加新市场的潜力是相当可观的。消费模式多元化的好处之一是“走出去”的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和规模也有望跟进。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汽车工业已经面临出口的瓶颈，但新能源汽车的销量都出现了上涨。一般的新能源出口均价低，出口量大，档次较高的纯电动客车出口规模小，但是单价高。也就是说，不论是技术工艺较好的还是一般的都自有其出口优势。而且，新能源车企在对外合作上也非常主动，或是研发合作，或是资本合作，或是贸易合作，不一而足。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十分之快，这就导致其必然会有“后遗症”。但是，只要始终围绕核心力量，增强自身实力，在满足需求的基础上，寻找更有价值的产业优势，便能在市场上乘风破浪。
资料五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把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到了主导产业的战略高度，他们的做法可以给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来启示。
19世纪至20世纪初，“铁路运输业”是美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它是“传统运输业”与“钢铁工业”融合发展的产物，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在技术层面，铁路业融合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钢铁冶炼技术和重型机械制造技术，使得大范围的铺设铁轨成为现实。在市场方面，铁路的全面建设是当时美国市场环境下催生的发展方向，人员交通、货物运输和战争都对铁路业的发展形成极大的需求。当时美国还没有全国性的交通管道，南方和北方长期存在隔阂，美国政府也需要借助铁路的连接来实现政治上的完整性、统一性。
在美国铁路业发展过程中，美国各级政府部门不仅运用财政收入支持铁路建设，还通过各种途径鼓励私人资本和境外资本投资铁路。为了促进铁路业的快速发展，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美国各级政府通过土地无偿赠予的手段，极大地刺激了铁路公司修筑铁路的热情。在铁路获得大发展以后，又通过设立州际商务委员会和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等手段，规范各州间铁路的竞争与合作，遏制了垄断行为。
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开始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到20世纪末信息产业已发展成为美国的主导产业。推动美国信息产业融合发展的最大的动力就是技术上的融合，在技术融合的前提下，信息产业的产品开始进行融合，例如，智能手机、宽带。从美国信息产业融合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在技术融合的前提下，遵循市场机制，产业相互融合是可以形成主导产业的。
为了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美国政府采用政府采购这～手段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克林顿的“全面经济计划”中，为扶持信息产业的发展，仅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的政府采购就达90亿美元。除了在国内采取政府采购外，美国政府在扩大对外贸易谈判中极力消除各国政府对美国产品采购的歧视，为美国商品开路。随着新产品市场的扩大，政府逐步减少和停止采购，让市场机制取代政策支持。
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印度将软件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使印度的软件业保持了高速增长，2012年印度软件服务业总产值约1000亿美元。印度软件业的成功是计算机产业与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印度教育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
在印度软件业的发展中，政府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1984年，拉·甘地政府实施新政，采取多项措施扶持软件业的发展。此后历届政府都把信息产业尤其是软件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印度政府成立了国家信息技术特别工作小组和信息技术部，实行优惠的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大力兴建软件园，积极支持与建立多形式、多层次的软件人才教育与培养体系，为软件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印度先后在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孟买等地设立了17个软件园区，将科技创新资源配置重点向园区内企业倾斜，并颁布了配套措施、制度安排和人才工程，从而形成了基于产业集群的信息技术创新体系，大大推进了印度信息产业的发展。
而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系统工程(FGCS)则是1982年开始作为日本通产省所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历时12年，最终以失败告终。
尽管FGCS计划在技术上取得了部分突破，但最终没能攻克关键性的技术难题。更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计算机市场的主流是个人电脑和小型工作站通过互联网和通信网络相连接的分布式网络，统治了计算机领域几十年的大型机时代已宣告结束。由于FGCS的功能与设计和市场主流应用背道而驰，使得FGCS基本上丧失了商业价值，产业化更是无从谈起。FGCS的失败是由于通产省的技术预测失误，通产省和日本IT企业穷十年之功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产生直接的商业价值，而且由于研发方向的偏差，使一度缩小的日美IT企业之间的技术差距继续扩大，在20世纪9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知识经济浪潮中，日本IT企业在商业和技术上没有太大的作为。
申论二、资料 1．目前，全球艾滋病流行重心逐渐向亚洲转移，我国艾滋病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艾滋病实际感染者估计超过100万人，这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 2．目前，在中国32个省、市、自治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中，10%是16～19岁的青少年，三分之二以上是20～29岁的青年人。青少年占性病、艾滋病感染者的一半以上，青少年预防艾滋病教育显得日益紧迫。 3．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对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有关艾滋病防治的新措施不断出台，由红十字会在云南开展的艾滋病预防项目也已经取得很多的经验，然而，对于人口众多、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中国来说，阻遏艾滋病的城墙仍然显得异常薄弱。这首先体现在对民众的教育远远不足以应付艾滋病传播的快速和隐蔽。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到底有多少?一个简单的例子恐怕就足以说明问题。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有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但直至2002年，中国才有了第一部艾滋病科教片。在不少农村地区，人们不是“谈艾色变”，就是普遍的“艾盲”，这种状况导致艾滋病首先选择农村地区作为“突破口”，造成了“高度聚集灶状分布”的现实。如果不加快公众对艾滋病的了解，艾滋病就会成为游荡在无知人群中的瘟疫，而预防艾滋病也将无从谈起。此外，由于存在着观念分歧，一些部门对艾滋病的性传播途径不够重视，或者有意忽略。由于对性产业人群的监控、引导、教育不够有力，艾滋病已经开始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如果不能及时解放思想、突破观念屏障，就难以及时斩断艾滋病的性传播路径，更多心存侥幸的人将有可能被艾滋病所捕获。 4．2002年10月14日，卫生部通报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情况，2002年上半年，我国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比2001年同期增长了16.7%，虽然增长幅度有所下降，但估计累计感染总人数已增长到近100万人。据分析，目前我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注射吸毒感染为主，占累计总数的68%，经采血(血浆)途径感染人数占9.7%。此外，经性接触感染人数占7.2%，血液和血制品感染占1.5%，母婴传播占0.2%，尚有 13.4%传播途径不详。 5．艾滋病在亚洲的肆虐已经有过可怕的先例。1990年，印度医生吉拉达预言，在世纪之交，印度有可能成为艾滋病的堡垒。当时，他的预言不仅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反而遭到普遍的嘲笑。令人遗憾的是，仅仅过去了五年的时间，艾滋病就开始以爆炸般的速度在印度蔓延，艾滋病感染者的数量蹿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6．2002年10月17日，四川省首起公共娱乐场所负责人艾滋病专业培训班开课。 100多家省、市级公共娱乐场所的负责人成了首批学员。据了解，为期两天的培训，将对学员进行艾滋病相关政策、基本知识、流行现状、危害及防治措施等方面的培训。培训完后，省卫生防疫站还将制定《共同守则》，要求各企业遵照执行。娱乐场所负责人接受培训后，将其服务从业人员进行再培训，以此让整个公共娱乐场所的狙击艾滋病行动也能“星火燎原”。 7．2002年9月，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宣布：要在中国4个城市的娱乐场所进行100%地使用安全套的试点工作。这种做法通行全世界，并在泰国、柬埔寨等高危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抑制效果。在上届世界艾滋病大会(澳大利亚大会)上，仅就在娱乐场所推广全部使用安全套的问题，柬埔寨代表就被邀请做了38场报告。 8．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方式传播。在我国中部一些地区 1995年前因不规范和非法采供血活动造成了艾滋病的传播。感染者多以村为单位呈高度聚集灶状分布，重点村庄供血浆人员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一般为10%至20%，最高达60%。由于感染的时间和地域比较集中，根据艾滋病的发病规律，这些地区艾滋病集中的发病和死亡高峰正在出现，其中主要是青壮年。 9．经过中国政府的多年努力，进口。艾滋病药物的价格近年来不断降低，但目前仍维持在每人每年3万元左右，对众多患者，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病人来说是个难以承受的负担。根据卫生部的数据，中国目前有至少85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但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专家曹韵贞说，目前能接受“鸡尾酒疗法”的只有300人到 500人。 10．上海迪赛诺制药公司2002年10月13日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批准该公司生产去羟肌苷和司他呋啶两种抗艾滋病药物。另两种药物齐多呋啶和奈韦拉平也在审批中。现在全球已开发出包括这4种药物在内的10多种抗艾滋病药物，用其中几种药物进行联合治疗，即俗称的“鸡尾酒疗法”，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方案。这4种药物可组成两组“鸡尾酒疗法”的联合用药，价格约为每人每年3000元左右，是目前使用进口药治疗费用的十分之一。迪赛诺公司表示将于年内开始大规模的药物生产，预计产量能满足50万患者的需要。事实上，迪赛诺并非中国惟一开始仿制抗艾滋病药物的企业。国家药监局已批准东北制药总厂生产齐多呋啶，而正在申请生产齐多呋啶、司他呋啶和奈韦拉平的企业已有10多家。 11．据《哈尔滨日报》报道，《哈尔滨市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性病行动规划(2002- 2010年)》出台。《规划》要求，从2002年起，对全市所有临床用血实行艾滋病病毒检测。临床用血要全部由合法的采供血机构提供，单采血浆站机采原料血浆率要达到 100%，完全阻断艾滋病病毒经血液、血制品等传播。《规划》要求，到2003年，哈尔滨市70%的县级以上综合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中医医院等医疗机构，要能够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预防保健服务，85%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能够为性病患者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预防保健服务；建立输血风险和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职业意外感染保险机制；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等。 12．黑龙江省在全国属艾滋病低感染区，但近年来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明显增多。哈尔滨市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全省最多，且有死亡病例发生。近年来，哈尔滨市性病报告发病率呈持续增长趋势。 13．为了遏制艾滋病的流行，国务院已建立了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各地卫生部门加大了宣传教育力度，并在高危人群中开展行为干预。目前，全国已经有22个省在11类高危人群中设立了600多个干预试点。中央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每年1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2001年，国家投资12.5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血站基础建设和设备投入，新建和改建血站、血库459个，并对全国采供血机构进行全员培训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用。
申论二、给定资料 1．2005年6月10～12日，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和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05中国节水用水先进技术设备展示会”。展示会展出了农业、工业、生活节水用水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设备，主要有：农业灌溉设备、工业污水处理设备、家庭废水利用设备、生活感应洁具、节水马桶、节水水嘴、水资源远程自动测报系统等。展示会对国内外先进节水用水技术设备生产企业及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及推广，搭建了交流、贸易的平台，密切了国内外节水设备的高科技研发机构、生产企业与用户之间的联系，为建设节水型社会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同时，展示会设置了节水知识展览，系统地介绍了我国水资源面临的形势，农业、工业和生活方面的节水用水知识，以及我国政府在节水方面采取的各项措施。 2．2005年2月19日，乌鲁木齐市水务局召开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会议，按照国家建设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创建节水型城市目标导则》的规定和要求制定《乌鲁木齐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实施方案》(讨论稿)，对照现状找差距，对已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力争超过标准，对未达到《导则》规定的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力争在3年内创建全国节水型城市，保障乌鲁木齐市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天津市是一个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滨海城市。近年来，该市水利部门紧紧抓住水资源短缺这一主要矛盾，以“建设节水型城市、发展大都市水利”为治水目标，始终坚持“把节水灌溉作为一项革命性措施来抓”，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为核心，开展节水灌溉工程建设，积极探索农民公共参与的机制；农业节水与生态建设相结合，节水灌溉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截至目前，全市节水灌溉面积累计达到277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52%，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水利保障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4．深圳市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四分之一和广东省的五分之一，是全国7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深圳市虽地处多雨的华南，但由于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均，所辖地域狭小，再加上无大江大河和大型水库调蓄，使有限的降雨难以被充分利用。另外，由于工业废水，特别是生活污水的排放和雨污混流，深圳市区内深圳河、布吉河、大沙河有机污染严重，不能作为饮用水源，河流水资源可利用率不足两成。据统计，按照城市人口规划，到2010年深圳市户籍人口将达到500万，年需水量将达19.43亿立方米。全市可用水资源总量(已包括东深引水及省已批准的东都引水)为12.59亿立方米/年，届时缺水为6.84亿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0年底的人口普查中，深圳市常住人口已达700万人，人口剧增造成的缺水因素已远远超出规划的预料。 5．以全国总量1%的水资源，供养着7%的人口，创造着9%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一组数字，显示了京津冀三省市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缺水。水，是京津冀共同的痛。 6．建国以来，北京发生过三次比较严重的用水危机。像上个世纪80年代连续5年干旱，仅工业产值就损失了18.3亿元。目前，北京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来水量递减的趋势很难逆转。地下水超采严重，本世纪初与1980年相比，北京市平原地区地下水储量减少了38亿立方米。 7．天津从1997年至今已连续7年干旱，地面蓄水比常年减少80%；全市惟一的水源——潘家口水库蓄水量由常年的几十亿立方米降到几亿立方米。十多年前曾让天津人“长舒一口气”的生命线——引滦入津工程已无法保证天津供水。 8．河北省的水资源可体味出双重的“苦涩”：一方面，京津需水量越来越大，为保证供水，河北不得不作出牺牲；另一方面自身水资源持续减少，2003年主汛期已过，仍没有足够的降水，持续7年的干旱已成定局。无论从亩均还是人均，河北的水资源总量都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人均水资源甚至低于中东、非洲一些世界上最干旱的国家。 9．水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重要控制要素，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根据最近开展的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405亿立方米，列世界第6位，但单位国土面积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的83%。按2000年人口计，人均水资源量为221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 10．在黄河河套宁蒙灌区，一方面是工业用水十分紧缺，而另一方面是农业用水的极不合理。据宁蒙两区水利部门介绍，目前这两区农业用水占总用水量比例高达90%～96%。而在使用中灌溉浪费严重，有一半多的水在输水过程中被浪费掉，宁夏引黄灌区和内蒙古黄河南岸灌区亩均毛用水量高达1000多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长期以来，宁蒙灌区一直超量引用黄河水。未来发展已不可能再把增加用水的希望寄托于增加黄河水的配置，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农业中节约用水来转让用于工业，而实现水权转让的前提是具备明晰的水权。 11．有着“华夏第一市”美誉的义乌市经济发达，但是水资源总量仅为7.19亿立方米。按 2004年义乌本地人口68万计算，人均水资源只有1057立方米，仅仅相当于全国、全省人均水资源的一半。在2003年和2004年夏天，整个义乌城就好像是一座“上甘岭”，由于供水时间有限，市民不得不掐指算计着洗澡和洗衣的次序和时间，许多人家烧饭用上了矿泉水，一些市民甚至集体住进了宾馆客房。而与义乌相毗邻的东阳市水资源却相对丰富，人均水资源比义乌多88%，境内拥有两座大型水库，其中仅横锦水库就有1.4亿立方米的总库容。几经酝酿， 2000年底，义乌和东阳两地政府签订了有偿转让用水权的协议：义乌市政府斥资2亿元向东阳市购买横锦水库5000万立方米优质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义乌除了2亿元的买水钱外，还需2.79亿元的横锦水库引水工程概算投资，建成后每年还要付给东阳500万元的综合管理费。此举被誉为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工程通水后，每年将有5000万立方米的横锦水流入义乌，可以基本满足义乌今后10年左右的用水需求。专家表示，这是个双赢的选择。义乌缓解了水荒，东阳将丰余的水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有需求，一方能供给。而且可以说，义乌、东阳水权交易的成功实施也成为我国优化水分配体质改革的一次重大实践。因为它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弥补了水权市场的空白，标志着我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 12．建立节水型社会，是解决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助于减少废污水排放，改善生态环境，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举措。而在水资源综合规划指导下，建立初始水权的分配制度，是节水型社会的初级阶段。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节水型社会管理体制，实现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和区域涉水事务的统一管理，并通过制定用水权交易市场规则，建立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并引导水资源向节水、高效领域进行配置，使节水型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满足建立循环经济对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要求。 13．2003年9月出台的《广东省用水定额》将对广东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农业用水实行总体调控定额限制，从而推动全省节水型社会的形成。总体调控定额限制的目标如下：工业节水：规划期内在工业增加值年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取用水量的增长控制在每年1.2%。至2005年全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50%以上，工业万元产值用水定额从目前的54吨/万元下降到50吨/万元(不含火电)，至2010年重复利用率达到65%，间接冷却水循环利用率达95%以上，工业万元产值取用水量下降到30吨。城镇生活节水目标：重点推广节水器具和减少输配水、用水环节的跑、冒、滴、漏。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用水在较长时期内还将会增长，通过用水增长和节水之间的平衡，至2005年全省城镇人均用水控制在每天380升以内，至2010年控制在400升以内。农业节水：重点对大型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建设节水增效示范项目和节水增效示范县市，渠系水利用系数在2010年达到0.70以上，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60%以上，全省平均综合亩均毛灌溉用水量从2000年的 827吨/亩，到2010年减少到600吨/亩左右。据悉，以上三大领域节水总目标是到2010年在全省建成健全的节水管理体系、法制体系和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初步建成节水型社会。此外，根据该方案要求，广东的节水渠道要从传统淡水资源局限性转向更广阔领域，污水回用、海水淡化、集蓄雨水洪水将是广东节水的新方向。 14．这几年中国节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如果按照2002年价格水平计算，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取水量已从1980年的3158立方米降至2002年的537立方米。在农业节水方面，从1998年开始，中国对247个大型灌区进行了节水改造，目前已形成了110亿立方米的节水能力，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43亿亩，在2.5亿亩农田中推广了各种形式的非工程节水技术措施，显著提高了综合生产能力。在工业方面，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这几年的年度降幅达20立方米。城市年实现节水38亿立方米，水的重复利用率已提高到65%。节水使农业、工业用水定额减少，用水效率提高，延缓了总用水量的增长势头。
申论给定资料
1．中国人讲究礼尚往来，逢年过节来往走动，互赠礼物，互祝安康，是美好情谊的表达。特别是在结婚这样的喜事上更是讲究礼尚往来。操办婚礼无可厚非，但是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彩礼、几百几千的份子钱，亲朋好友连吃多天的婚宴酒席等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在一些地区还普遍存在着，甚至愈演愈烈。“人情消费”持续攀升，“面子工程”随处可见。
“我和对象谈了两年多，打算过两个月结婚，可没有想到结婚太烧钱了，家里实在凑不够那么多钱，我不得不准备贷款结婚。”在H市打工的小伙L说。前不久，双方父母见面商议婚事，没想到仅彩礼一项就要15万元，还有看亲、定亲、喝甜酒等各种陈规旧俗，一场婚礼办下来没有30万元搞不定。
L说，他的家乡是贫困县，但是村里婚丧嫁娶攀比之风盛行。2015年“彩礼”一般为10万元到12万元，2016年涨到15万元左右。结婚要大宴三天，小孩满月、老人过寿、子女升学、乔迁新居等都要设宴吃请，令很多农民不堪重负。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婚丧嫁娶是人生大事，人情往来都很正常，甚至把大操大办当作孝敬老人、关爱子女的一种表现，而且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导致竞相效仿，形成“人人喊打，人人参与”的不良局面。
还有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自以为“出人头地”，在虚荣心的作祟下，想借婚丧嫁娶之机光宗耀祖，显摆身份和价值。这些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影响，替别人办了很多事情，积累了不少人情，认为借婚丧嫁娶收点礼金、礼品理所当然。
当前，我国虽然制定了关于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嫁娶等事宜的规定，但执行不到位，监督不到位，有些党员干部遇事变着花样操办以逃避监督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纪检部门主管单位，由于碍于情面，又不愿得罪人，存在监管和查处失之于软的问题。
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严重超出群众经济承受能力，不仅严重阻碍农村发展，更与崇尚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背道而驰，亟待破解。
2．F省Q市一名干部刚刚结完婚，她在婚前执行报批制度，认真填写了《N区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举办婚礼报告表》，向组织说明婚礼操办时间、地点、邀请人数等情况，婚礼现场也是仪式从简，人员从少。这是Q市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的一个缩影。
“长期以来，大家都非常看重传统习俗，尽管婚丧喜庆事宜铺张浪费严重，但没有人愿意拉下面子简办。如今，随着党员干部带头，逐渐形成新的风气，老百姓反映轻松多了，压力也小了，纷纷拍手叫好。”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陋习旧俗腐蚀的不仅是社会风气，还有Q市的文化根基。为此，Q市专门制定《深化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党员干部发挥“五带头”作用，即带头节俭办理婚丧嫁娶事宜、带头革除陈规陋习、带头树立文明风尚、带头落实生态安葬、带头宣传移风易俗。紧接着，该市又出台《Q市厉行节约文明举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提倡“非亲不请、非亲不去”，规范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以移风易俗营造良好社会风气。
同时，Q市还注重发挥基层党员于部的作用，由村干部带头，以村(居)民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为切入点，召开村民代表委员会，制定和完善村规民约，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内容融入其中，提倡“全民参与、自我约束”，兴起破除陋习的新风。
据统计，Q市下辖的J市共有392个村居通过公订公示、共信共行等方式，把群众简办红白喜事的意愿转化为村规民约，简办红白喜事从开始的躲躲闪闪变成了现在的理直气壮。在沿海地区大力倡导简办红白喜事的同时，山区也悄然兴起破除陋俗的新风。
“以前年景不好的时候，还得向亲戚借钱办喜宴，现在好了，我再也不用为此事犯愁了。”Q市贫困户林先生开心地说。原来，林先生所在地在2016年年底联合邻村制订《村规民约》，取消了每年春节期间举办“佛生日”宴的老规矩，减轻了群众负担。据统计，全县已有100多个村修改了村规民约，“约”定简办红白喜事。
此外，村干部带头，积极引导村民简办红白喜事，杜绝铺张浪费，省下的资金，拿出一部分进行爱心捐助，定期对困难户、老年人进行慰问，形成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乡风，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Q市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如今，各级各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率先垂范，倡导文化引领、破旧立新，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推进移风易俗，带动党风政风社风民风实现根本性的转变。
3．斑马线是行人的安全“生命线”，斑马线上的文明，是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指数。虽然我国已经步入汽车社会，但很多人的驾驶习惯还停留在自行车时代，以方便自己为中心，甚至无视交通法规，导致抢行斑马线的驾驶陋习成为顽疾。
观察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交通文明是很直观的窗口。行人遇红灯时，能否主动等候、不抢行；汽车通过斑马线时，驾驶员是踩一脚刹车给行人一个善意礼让的手势，还是加一脚油门鸣着喇叭抢行，都体现着汽车社会的文明程度。然而，由于部分机动车驾驶员无视斑马线的存在，为了自己的便利快捷，在斑马线上与行人抢时争道，使得“生命线”屡成“夺命线”。数据显示：2015—2017年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全国共有1.4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总量的90％。
“斑马线礼让行人”，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更是机动车驾驶者的文明体现。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行经斑马线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行时应当停车让行。但是，一些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的行为比较普遍，在斑马线前争道抢行的问题突出，未将“礼让行人”真正变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出行习惯，从而出现持续不断“抢线大战”。另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有相应的罚则：“驾驶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一次记3分。”然而，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针对“不礼让斑马线”的执法在很多地方并未真正落地。
为了敦促驾驶员礼让行人，一些地方尝试了多种办法，比如在一些路口，安排专门义工手拿竖大拇指的牌子过街，对礼让的司机表达敬意；设立奖励政策，对主动礼让的司机给予油卡、现金奖励。不过，“大拇指”的新鲜劲儿过去后，礼让效果很快就呈现出边际递减效应，渐渐不了了之。奖励“礼让斑马线”的做法，也带来了奖励是否合理的质疑。说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执法部门不能本末倒置，要用严格执法来旗帜鲜明地宣示，“礼让斑马线”是一项法定义务，驾驶员必须无条件遵守。
当然，我们不能不正视源于“行人”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难感受到个别行人对“闯红灯”“抢黄灯”毫不在意。在斑马线上慢吞吞过马路的，不只是需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更有为数不少的“低头族”，这也是交通事故隐患的潜在因素。
行人与机动车看似矛盾，实际上他们是交通参与的统一体。行人可能是司机，司机也可能是行人，他们在生活中总是互换，机动车给行人创造一个好的出行环境，也是为自己作为行人创造安全的过马路生态；行人不闯红灯，既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家庭负责为社会负责，也是为自己作为司机时创造良好的行车环境。只有礼让斑马线的车多了，乱穿马路的人少了，“斑马线惨案”“路怒”等发生的概率才会下降。人们出行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汽车社会也会因礼让而更加和谐通畅。
4．写春联、放鞭炮、办晚会……在春节这个时间节点上，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过年的幸福与快乐，也让人们体会着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精神内涵。
当下很多人在抱怨年味越来越淡，过年越来越没意思，很大程度上缘于物质生活充裕后，人们的选择变多了，胃口变挑剔了，再加上受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对过年失去了以往的那种虔诚与重视。其实，春节不只是聚在一起吃饱喝足，也不是物质的过度消费，而是有一种独特的文化贯穿其中。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时代怎么变迁，都不该让传统文化、过年习俗走远。我们应当看到，老百姓对春节有很强的心理认同感，贴春联、吃饺子是文化，放鞭炮也是文化，而穿新衣、发压岁钱，都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置于“互联网+”时代，发微信、短信等新年俗，同样蕴含着文化禀赋。而这些，恰恰被人们所忽略。所以说，只有充分认识到传统节日的文化意义，并将其融入过年的每一个细节中，那么春节才会透出浓郁的文化内涵与人文情怀，并富有更强的生命力。春节的意义在于传承过年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充分挖掘文化元素，并对历史的、传统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时代创新激活传统的“文化基因”，以更好的创意赢得人们的认同，汲取向上向善的力量。
让“有文化的春节”成为新风尚，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成为当务之急。无论是看一场大戏，或是听一段音乐，还是读一本好书，这个时候，只有政府精心搭好台，百姓才能尽兴唱好戏。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文化场馆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广泛开展送演出、送电影、送书画、送展览、送春联等文化惠民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另一方面，要坚持市场主力，多创设活动载体，多搭建草根舞台，多营造体验空间，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节日中更多的现场感，让群众在自编自演中自娱自乐，在浓郁的文化熏陶中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年味其实就是“文化味”，把春节文化挖掘、保护好了，年味也就保住了，就能找寻到过年的那些仪式感。于此而言，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文明交融互补，把春节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彰显出来，使其更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探索。
5．祭扫，是清明节的重要主题。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殡葬改革，倡导生态殡葬和移风易俗，节地安葬、节俭治丧、文明祭扫等新风尚蔚然成风。
2018年，各级党委政府创新方式举措，改革传统祭扫习俗。通过推广敬献鲜花、绿化植树、踏青遥祭、经典诵读、网上纪念、集体共祭、社区共祭、错峰祭扫等多种祭扫纪念方式，推动更多殡葬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可循环使用的绢花圈等殡葬用品，逐步使文明低碳祭扫成为社会主流。通过丰富节日内涵，引导清明活动向更丰富多元的方向发展，融人追思先贤、纪念先烈、孝亲感恩、生命教育等内容，将纪念逝者与弘扬家训家风、传承优秀文化、丰富精神生活有机结合，使清明节成为传递亲情、弘扬文化、保护环境的重要载体。
甘肃省抓住清明节祭扫这一有利时机，以“文明祭扫、生态安葬”为主题，深入开展殡葬宣传月活动，引导群众践行绿色殡葬理念，自觉移风易俗。
重庆市建立清明节文明祭扫服务保障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确保年均400万人次集中祭扫的文明安全、和谐有序，连续10年实现了“平安清明”工作目标。
6．在新加坡，闯红灯、吐痰、乱扔垃圾是很丢人的事。大街上，看不到随便丢垃圾的，也听不到一个按汽车喇叭的；过斑马线，汽车会主动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新加坡人的文明素质如此之高，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养成的。新加坡建国之初，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屡见不鲜。学法律出身的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及罚款标准，甚至被批评者认为是“严刑峻法”“牛刀杀鸡”。
新加坡把爱乱丢垃圾的人称为“垃圾虫”，同时推出了“垃圾虫劳改法令”。累犯者要被处以3至12小时的劳役，并且需要穿上标有“我是垃圾虫”的特制服装，在规定时间和规定地点打扫公共卫生。应该说，对于不文明行为，除了道德谴责，还依法治理，是新加坡文明素质升华、公序良俗健康的法宝与秘籍。
从20世纪60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全民参与的“大扫除运动”“反对随地吐痰运动”“礼貌运动”“取缔乱抛垃圾运动”“清洁公厕运动”等，几乎每月都有重要的运动或专门的活动周或活动日。这些社会运动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让维护公共文明成为全民共识，为依法治理奠定了良好社会和文化基础。
同时，新加坡从幼儿园开始就将文明道德规范纳入教学课程，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编写不同的教材；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编写不同语言的宣传材料，进行环境卫生、文明道德的宣传教育，让市民从小养成良好的文明意识和行为习惯。
德国，在历史上，曾经分布着300多个小公国，每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管理制度。随着历史发展，小公国不复存在，但小规模“管理单元”的模式保存了下来，演变为如今德国社会各种各样协会型的管理组织。这些管理组织对社会公德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社区居民自管会。在较大的居民楼内，住户通常会投票选出一名楼长和几名理事，成立“居民自管会”，所有居民都是会员。物业公司与自管会成员定期开会，就一些社区管理问题进行沟通。
目前，德国有大约59万个登记协会，超过50％的德国人至少是一个协会的会员。协会种类繁多，如妇女协会、动物保护协会、社区自管会等，大部分协会都是为某项事业贡献一分力量。每个协会都有自己的管理章程，并敦促会员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了不该做什么，而协会就好比身边的“父亲”，提醒你应该做什么。有了这些积极活跃的协会，法律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而这正是促进社会遵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重要因素。
韩国人口约5125万，汽车保有量达2000万辆，而到过韩国的外国人，普遍对韩国的交通秩序有着较好的印象，人车不争，鲜有“路怒”，礼让，有序。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时，3879名首尔市民组成举报委员会，走上交通混杂的街头，“自觉遵守交通秩序”的启蒙运动正式开始。1999年，面对韩国私家车暴增、交通拥堵严重、交通伤亡剧增的局面，政府开始实施细致管控。
在韩国，任何涉及汽车和摩托车或行人的交通意外，汽车都被认为是有过错的，即使没有证据证明有过失。血液中酒精含量为0.05％以上为酒驾，酒精含量不同将被处以不同数额的罚款，最多可处300万韩元罚金(约合1.79万元人民币)。醉驾3次以上或者拒绝接受酒精测试者，可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1000万韩元(约合5.97万元人民币)。
交通管控设备系统的完善，也对韩国交通文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警察厅表示，电子监控装置主要分为车辆监控和防范用途，目前全国共安装了约14万个监控装置。韩国街头很少看到交警，交通信号控制和道路电子监控系统的智能化和普遍化，发挥了“天网恢恢”的关键作用。有了明确的法规和严格的追责，韩国交通的井然秩序和礼让风尚才最终形成。
“文化世界杯，观光韩国”是韩国政府当年的口号。为了展现韩国魅力，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转变姿态，亲切服务，培养先进旅游观光文化”活动。为使市民讲文明、懂礼貌，韩国电视每天播放一分钟的公益广告，并号召家庭成员共同收看。另外，政府还在细微之处下功夫，鼓励国民在电梯中相遇首先打招呼，每天让行十次，培养交通文明，对别人的礼让以微笑作为答谢，还有倾听他人讲话、拒绝脏话等礼仪规范。
申论二、给定材料 近年来，中介业发展十分迅速，留学、务工、房屋买卖不一而足，而劳务输出和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多。许多“黑中介”、非法中介更是无孔不入，让人防不胜防。 (1) 2002年10月初，百年煤都抚顺，一声尖锐的警笛冲淡了节日的喜庆。经过严密的调查取证，警方以涉嫌组织妇女跨国卖淫罪，将犯罪嫌疑人魏风娟、王中秋两人逮捕。不久，涉案的另一犯罪嫌疑人王敏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被抓获。在警方的刑讯室里，魏凤娟等人交代了他们的犯罪事实。 早年从抚顺市丝绸厂下岗的魏凤娟，不脚踏实地地挣钱养家糊口，却整天幻想着捞取不义之财而一夜暴富。当听说近几年抚顺有不少下岗女工受出国淘金热的影响，为了摆脱贫困不惜变卖家产争相出国的情况后，苦苦寻觅发财良机的魏凤娟就像被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个组织妇女跨国卖淫的罪恶念头在她心里产生。于是她找到狐朋狗友王中秋、王敏，合伙干起了“黑中介”。 2002年初，魏凤娟以自己在阿联酋有生意为名，通过朋友和亲属等关系，多方联系在家赋闲的妇女。魏凤娟首先对她们编造自己在阿联酋开饭店挣大钱的“辉煌经历”，告诉这些妇女到那里打工每月最低可赚4000-6000元人民币，她吹嘘自己经常介绍别人去国外打工，能办理全套出国手续。为了骗取他人信任，魏风娟甚至说，她经常要从阿联酋回来为饭店招服务员，月薪最少5000元，包吃包住，许多人抢着去。在淘金梦的诱惑下，9名妇女听信了魏凤娟的花言巧语，开始按她的要求四处筹集出国费用。 魏凤娟一伙根据她们的年龄和长相，向这9名妇女分别收取了1.6万-2.3万元不等的出国手续费用，为她们办理了护照和出国旅游签证等相关手续，王中秋购买了飞机票。5月14日晚，魏凤娟和王中秋带着她们来到了北京首都机场。可是，在飞机将要起飞的前1个小时，魏凤娟突然拿出9份事先写好的协议书。协议书写有：在国外发生一切意外与魏没有关系，然后魏凤娟让每位妇女在各自协议书的背面写上“自愿当小姐”字样，不签字不准上飞机。这些妇女一下子呆住了，出国打工还要过此一关吗?尽管心有不愿，但考虑到家庭的困境，而且交了中介费，无奈她们只得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怀着侥幸心理，这9人跟随魏凤娟飞到了阿联酋的沙加机场。王敏同另一男子开着面包车在机场等候，她们被带到了王敏在阿联酋的住处。王敏当即强迫她们每人又交了200美元食宿费。随后，魏凤娟对这9名妇女直言道：“现在暂时没有别的活，要挣钱就得当小姐。”魏凤娟和王敏当即四处打电话或直接外出拉皮条，当晚就令这些妇女们接客。 (2) 2002年4月，一直失业在家的徐某通过朋友认识了魏凤娟。魏凤娟干练利落，对人热情。听说徐某下岗在家，她便想方设法与徐某接近，介绍她在阿联酋的经历。听魏凤娟说在阿联酋挣钱容易，徐某心动了。 4月下旬，魏凤娟带着徐某等人一起办理了护照。魏让徐某先交人民币9000元，之后又让她交了 1万。生活本已十分拮据的徐某狠了狠心，把自己两室一厅的房子卖了，勉强凑够了钱。徐某曾警觉地问过魏凤娟：“不会让我们做‘小姐’吧?那样挣钱再多，我也不干。”“绝对不会!你们可以在我的饭店打工，我也可以介绍你们当保姆。”魏凤娟拍着胸脯保证。 5月15日下午，徐某登上了赴阿联酋的飞机。想着到那个神秘的国度，想着只要省吃俭用、努力工作，不用几年就可以回国过舒心日子…… 16日晚11点，飞机终于到达了阿联酋。 当晚，魏凤娟安排徐某等9个人睡上下铺挤在一个不到14平方米的屋子里，每人每个月还要交给房主500迪拉姆(阿联酋货币，合人民币1200元左右)。魏凤娟说要带她们到街上走走“见见世面”，便领她们上了街。大街上人不多，有的人看着徐某一行，目光却很怪异。一会儿，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走了过来，魏凤娟上前搭讪，两个人聊了几句。随后，魏又走了回来，让她们等一下。过了约半个小时，魏凤娟回来了，手里还拿着几张迪拉姆，对徐某她们说：“看到了吗?在这里挣钱就这么简单。”徐某一下子明白了过来，这不是让她们卖淫吗?美梦顷刻间破灭，她连想死的心都有。 因为一直没有人上钩，魏风娟无奈将徐等人带了回来。“你们把剩下的钱退我吧，我不可能同意卖淫的，我要回国。”回到住处，徐对魏凤娟说。魏凤娟反而笑了：“来到这儿，你就不能做主了。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保持纯洁有什么用，不干你等着饿死吧。”此后，徐每天呆呆地坐着，以泪洗面。听说有两个同来的人逃回了国，可是即使回国，房子没了，存款没了，还欠了那么多债，怎么见人…… 有几个姐妹希望找到正当的工作，可是，她们最终绝望了……魏凤娟几次来找徐，都被徐某坚决拒绝。又过了几天，魏凤娟忽然让徐她们搬家，刚安顿下来，魏凤娟就警告她们：“你们出入小心点，别几个人一起出去。”后来徐才知道，原来这里是魏凤娟安排的进行卖淫交易的一个窝点，还曾被当地警方端过，直到现在还有人经常来检查。这下，徐更不敢出门了，就算非出门不可，也必须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我没做什么亏心事，可是在那里，我就像做了贼，总觉得别人拿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沉重的心理负担让我随时会发疯。”徐哽咽着说，“后来，珍珍(化名)非回国不可。她和我很好，我也下定决心：先回国，然后再解决钱的问题。” (3) “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我现在还心酸和害怕。”2002年27岁的大连瓦房店农家女张某偶然认识了到瓦房店办事的魏凤娟。魏当时说：去阿联酋的中国商城卖服装挣钱，月工资最少为4000- 6000元人民币。如果不卖服装，也可以在那里做保姆，且还包吃包住。为了打消张某的迟疑和顾虑，魏凤娟多次给她打电话称“我也去，你不用害怕，你跟我还能吃着亏吗?”张也曾想过，那里的钱难道就那么好挣吗?但在魏凤娟的再三催促下，想为家里多挣点钱的念头占了上风，就借了1．7万元钱后，在丈夫的陪同下，张来到了抚顺。魏风娟与弟弟、弟妹和另外一个40多岁的女人“热情”地接待了张某夫妇，还主动请他们到一家小饭店吃饭。魏凤娟拉着张某的手说：“没事，用不着担心，大姐帮你。再说了，咱们这么多人都能照顾你。”魏凤娟的弟妹也插话说：“放心去吧，这次我也去。她(魏凤娟)骗谁也不会骗自己的弟妹吧。” 张某在酒桌上左右为难，她妈妈先后6次从瓦房店挂长途到她丈夫的手机，哭着对她说：“孩儿啊，这钱可不能交呀!这么远出去打工，一定要慎重啊。”见张犹犹豫豫不肯交钱，魏凤娟从口袋里掏出一打纸说：“我办了这么多签证，她们现在在那边干得都很好，你怕什么?”吃罢饭后，魏凤娟当着张的面给一个负责办理签证的人打电话：“等一等，这里还有一个马上要交钱的。”随后，问张：“你到底去不去? 你现在交钱我马上给你办签证，再过十天八天我们就走了。”见时间如此紧迫，张狠狠心终于把钱交了。 就在他们要离开抚顺奔赴阿联酋的前一天，张的母亲和姐姐专程从大连赶来为她送行。她的妈妈心存顾虑地问魏风娟有没有什么危险，魏凤娟答道：“有什么危险?大姑娘出门干点啥不挣钱呢?”闻听此言，张母越想越不对劲儿，悄悄提醒女儿可别是在外面做“小姐”。张听罢，大哭，对魏凤娟说：“大姐，我不想去了!”此时的魏凤娟已换了一副嘴脸。“我现在是一分钱也退不出来。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办的，你的钱也不在我手里，全都交上去了。”就这样，万般无奈的张踏上了飞机。 来到阿联酋，当她幻想着马上工作时，却被告知是做“小姐”，张痛不欲生，当街大哭起来。感到面子上过不去的魏凤娟大骂她是个丧门星，装纯洁。“你再哭!让警察看见，我们都要被抓起来。”她吓得再也不敢哭了。在街上又等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人理睬她们。回到住处，张把自己关在屋里大哭了两天。 第三天，魏凤娟再次叫她出去接客，张死活不去，又哭了一天……最后她与另外两名被骗妇女设法返回了祖国。 (4) 在抚顺市一座破旧的楼房里，47岁的受害人李某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呻吟不止。一直守护在床边的丈夫说，最近一周来李某精神失常，经常胡言乱语。“她左胳膊和左腿全折了，左肋骨折了五六根，右胳膊手术后还留下了刀疤，里面现在还打着钢板，后脑还有一个红肿大包……”李某的丈夫满脸疲惫，向笔者介绍说，为了出国，李先后东挪西凑了1.8万元，全部交给了那个叫魏凤娟的女人，怀着美梦来到阿联酋。可是，她不但没有从梦中的国度淘到金子，自己还变成神志不清的残废。 跟着魏凤娟到了阿联酋后，发现自己上当受骗的李某，偏偏又在六神无主的悲愤之际遭遇车祸。幸好阿联酋当地医院给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发来传真，要求中方出面，李某这才在中国大使馆人员的护送下回国治疗。李某7月初回国后，在抚顺市中医院住了一个多月院，花了1．3万多元医药费仍未治愈。“我们借了那么多债，哪有钱再住院啊。”为了减轻李某的病痛，现在家人只能给她用“扑热息痛”和“盐酸曲马多片”止痛。 笔者和她丈夫说话时，李突然睁开双眼，神色紧张地四下张望着，小声说：“别说话，他们来了……”“我要走了，远远地走了……”“白求恩来了，他来救我来了……”。 李某的父亲今年76岁了，患有脑血栓和小脑萎缩。为了救助女儿，他把自己的棺材板钱都拿了出来，现在也全部花光了…… 在租住的10余平方米的房间里，李某夫妇的全部家当是一个皮箱、一个电饭锅、一个暖水瓶和一个坏了的单卡录音机。她丈夫告诉笔者，其余的东西都是房东的，连每月50元房钱他都交不起……他现在真的是倾家荡产了。
申论二、给定材料不良短信的升级： 传播“非典”谣言，触犯刑事法律 从2003年4月25日起，广东省内大部分手机用户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中国卫生部告知：非典型肺炎突破一万例，‘五一’节放假一天，请把信息转发给10个用户，你的手机账上将获得188元话费，我刚试过是真的，快转……”至4月26日，全省手机用户转发该短信已多达213万多条。 针对大量有关“非典”谣言的手机短信息在广东部分地区传播，广东各级公安机关对此迅速展开追查。目前，已拘留了13名制造、传播谣言的不法分子，其中个别情节严重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警方指出，利用非典型肺炎制造谣言是违法行为，转发此类谣言短信超过10条者同样违法，公安机关将严惩不贷。 4月26日，北京董某在网上发表题为“绝对可靠内部消息，上海隐瞒大量非典病例”的文章称：“上海已有四百余人因‘非典’死亡。”北京市公安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开展调查，于5月3日将董某查获，现董某已被刑事拘留。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个别人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不实消息和谣言，在部分群众中造成负面影响，严重影响防治“非典”工作的开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从公安机关查处的案件中分析，涉案人员多为不明真相的青少年，但也确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和境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借机造谣惑众，妄图引发社会恐慌，破坏社会稳定。 不良短信的起源：无孔不入的黄段子 “龙马精神事业旺，乌纱帽往你头上掉，老婆看你笑，小蜜要你抱，钞票朝你飘，乐得你直喊：要、要、要。”2003年大年初一一大早，张先生为这条好友发来的拜年短消息被爱人盘问了一通，并对他不依不饶：“你一定是在外面有了‘小蜜’，否则怎会有如此祝福?” 一项调查表明，春节期间，手机用户人均短信发送量超过40条，而北京地区的手机短信总量超过 70亿条。收视率最高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也没少了短信的角色，短信成了春节联欢晚会与全国观众互动沟通的主要方式，发向晚会的短信超过1300万条。 短信息拜年之所以能成为当前最受欢迎、被普遍采用的拜年方式，是因其经济、便捷、时尚，摈弃了繁文缛节的时代理念，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节奏。 这本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健康的交流方式，却因为“小蜜”的加入而有些变味儿了。其实，并不是在春节期间才出现黄色短信的苗头，这种现象实际上由来已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传播黄色短信、讲色情笑话、说黄段子竟成了一种时髦，办公室、旅游途中和茶余饭后，经常成为黄段子的传播场所。 据调查，目前的短信内容除了新闻、服务等种类的信息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趋向――迎合低级趣味，搞性暗示。短信一族对此都深有感触，有些短信的“黄度”很深，极富挑逗性和骚扰性，有些句子更可称“肮脏”和“下流”并重，甚至不堪入目。 一知名企业成都分公司业务经理章女士遭人暗算，接下来，噩梦开始了。3月2日晚上11时许，章女士接到了来自广州、上海、武汉、深圳等地的电话，共有200多个黄段子，几天后又有近千个无聊电话、不堪入目的黄色短信，潮水般地涌来，折磨得她几乎精神崩溃。又羞又怒的章女士决心弄个水落石出。原来，有人在一家黄色网站上，以她的名义发布了征求一夜情的消息。经公安机关调查，被怀疑发短信的人是在深圳某地上网发布的信息。 在海口某酒家当领班的陈女士近来被一男子用黄色短信骚扰。据她反映，该男子不知从哪里得到她的手机号码，从2月3日开始，几乎每天都给她的手机发短信，都是一些如“有机会跟你上床是我的荣幸，晚上见”之类的黄色短信。现在她被这个男子折磨得苦不堪言…… 有关人士指出，所谓的黄段子有着悠久的历史，几乎所有民族的民俗史都有这样的“民间笑话”，反映的是一种欲望式的文化。在社会还比较封闭、性教育、性知识传播还不通畅的情况下，只能用粗鄙笑话的形式来宣泄。这既是一种若有若无的交流，又是一种替代式的欲望表达。 然而，近些年来，黄段子逐渐成为交际场中的一股邪气歪风，在某些地方，甚至风行一时。它成了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或曰“粘合剂”。当领导的，借以“联系群众”；做学问的，借以“放下清高”；当老板的，借以“取悦八方”；妙龄少女，以此表示并非“初出茅庐”；而上了年龄的，又借来显示自己的“壮心不已”……所以，虽有人对此不满，也只略表缄默，并不拍案而起，以免“坏了气氛”；而更多的人，则是于这种“口头花柳”之间，找到了“共同语言”，加深了“深厚友谊”，致使歪风秽流，一发而不可收。 不良短信的演进：天上掉个大“馅饼” 只因误信一条短信息，辽宁的一位吴先生不远千里来到厦门领取自己的“奖品”――“一台价值 16000元的手提电脑”。他先把300元的礼品托运费汇入指定的银行账号，而当他拿着银行收条来领奖时，联系人已不见影踪，再去查那300元，也已经被人领走了。像吴先生这样的短信诈骗受害者，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为数不少，利用手机短信搞诈骗活动的案件屡有发生。 据媒体报道，广东、福建两省针对利用虚假短信诈骗、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日渐猖獗的情况，于 2003年1月起联合开展为期三个月，代号为“DX”的打击行动。截至4月1日，两省共破获利用短信息犯罪案件546宗，抓获犯罪嫌疑人159名，打掉犯罪团伙21个，缴获赃款人民币30多万元，作案工具电脑99台、手机279部、短信“群发器"74部、银行存折194本、提款卡117张及一大批其他赃款赃物。 实际上，不法分子利用发短信息频频作案的骗术并不新鲜，其中不少是从境外移植过来的，前些年在境外一些地方也颇为流行，后来由于当地对其严厉打击，才逐渐转移到大陆来。据调查，利用虚假信息诈骗的手段主要有四个： 手段一：中奖 2003年2月1日，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刑警大队连续接到群众报案，2名事主分别在2002年11月和2003年1月被人以他们在“香港某国际投资集团深圳办事处”举行的抽奖活动中中大奖为名，骗走人民币20万元。 3月10日、11日，专案组在厦门市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柏男、杨雪姣、李发兴等人。经初步审查，该团伙总部设在台湾，有严密的组织，共诈骗了群众415人，已经得手200多宗，诈骗金额上百万元。 该团伙的行骗手法是：第一步，在深圳、厦门、南昌等地租下多处住房，每一个点称作某办事处。在每套租住的房子里安装3～5台有线电话。第二步，发短信息给受骗人，称受骗人已中“香港某国际投资集团”的奖金，并告知集团联系电话。第三步，受骗人按信息上的电话，核实中奖情况，被告知中了三等奖，奖金5万元，并要受骗人先往其指定账号汇税款和手续费2000元。第四步，受骗人汇入2000元后，团伙再次发短信息告知受骗人，称其不是会员，要寄二张照片、身份证复印件、现金8000元，才能入会，否则不能领取奖金。第五步，受骗人再次汇入8000元，团伙通过短信告知，经董事会研究，受骗人被破例录取为会员，同时还提供给受骗人一个会员编号。第六步，一名自称科长的人主动打电话向受骗人介绍公司情况，让受骗人将中奖的钱再拿出一部分，由公司代为投注，每注1000元。过一段时间，通过短信息告诉受骗人，公司已为其投了注，中了一等奖，奖金500万元，受骗人需再汇入20万的税款和手续费才能领奖。受骗人汇入巨款。第七步，发短信息告知受骗人，公司已将其中奖的全部奖金汇人受骗人提供的账号，要受骗人3天后查询汇款情况，受骗人多次查询无款汇入，打电话无人接听。 手段二：征婚 近日，远在沈阳的被骗事主曲某向深圳警方反映，2002年9月18日，她收到一自称肖南的男子发来的征婚短信息，此后上当受骗，从2002年9月18日至2003年1月21日，肖先后4次骗取曲汇往银行账户人民币25000余元。警方在深圳将犯罪嫌疑人姜跃军等4名涉案人员抓获。 2003年2月，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黄贝派出所侦破了以杨文革为首的利用短信息和刊登广告等形式从事婚介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杨文革等5名犯罪嫌疑人。经查，2002年2月至2003年3月，杨文革伙同张珍等人，先后诈骗了100多人，在深圳市联兴大厦、林茂大厦，以发送婚介短信息、刊登婚介广告等手段，先后诈骗了100多人，其中杨文革分得赃款人民币2万多元。 手段三：办证 2003年3月14日，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接到辽宁省大连市市民刘某报案，称接到一手机短信息称可代办各种证件，刘某在两次汇款后发现被骗。南山分局刑警大队立即开展侦查，并迅速发现有关线索。3月20日凌晨，采取缉捕行动，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吴燕林等3人，缴获作案工具电脑1部、手机10台、手机短信群发器1台及赃款赃物一批。经审讯，犯罪嫌疑人交待了自2002年6月以来采用短信息群发技术，发送办理证件的短信息实施诈骗近200宗的犯罪事实。 手段四：敲诈 2003年3月12日，韶关市广客隆连锁店经理黄某到韶关市刑警支队报案，称其接到一手机短信息，威胁称已在韶关市内广客隆三家连锁店安置炸弹，勒索事主20万元，要求5天内交钱，否则引爆炸弹。接报后，韶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立即开展侦查，迅速封锁现场，清查广客隆各连锁店后证实没有爆炸物品。经侦查，于3月25日将犯罪嫌疑人邝俊伟抓获，现场缴获赃款3万多元。
申论二、给定材料 2003年8月，又一个高官落马。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同时撤销了其正省级别待遇。在中央纪委的这一决定中，打击报复举报人是程维高的严重违纪错误之一，而郭光允，作为举报人的名字也第一次出现在中纪委的文件之中。这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石家庄市建委的一名科级干部郭光允因此而备受社会瞩目。 郭光允，一个小人物，却与一个正省级“高官”苦苦较量了八年，八年艰辛的举报之路，不仅见证了郭光允的正义与执著，也从另一方面暴露出我国举报工作管理中的漏洞。尽管郭光允自己并不认可，但人们还是愿意称他为“反腐勇士”。9月10日，记者在郭光允家中见到了这位“勇士”。 郭光允今年61岁，身穿着一件红白蓝相间的条纹T恤衫，面部棱角分明，也许是长年受折磨的缘故，略显倦意。但这仍掩饰不住他的刚毅与坚强。郭光允告诉记者，他昨天还去了医院，一身是病，晚上睡不着觉。而谈起当年的举报之路，他仍感慨万千。 郭光允介绍说，1988年反映原石家庄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问题时，开始他是口头反映，但有关部门根本不理他，得不到支持。于是，他就匿名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而多次反映还是没有消息。后来，他干脆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举报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这样一来，非但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反而给有关人打击报复提供了口实。郭光允说，相关部门的领导不但不调查处理李山林，反而把他推选为副市长候选人。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李山林落选后，这些人就把他提拔为省建委副主任兼石家庄市建委主任。郭光允说，一些部门的领导对他举报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冷漠态度，令他痛心不已。 说到这儿，郭光允有些激动，声音提高了，手在用力地挥动。“我拿着反映李山林问题的信去找当时市纪委的一位负责人，他却说：‘这事儿我管不了。’我说：‘你要是觉得立案困难，可以把我的信转给市委书记看。我反映的都是事实。’可他还是说：‘这事儿，我不能立案，也不给你转这个信。’”郭光允说，受理群众举报是纪检工作的大事，身为纪委的负责人怎么能这样答复举报人呢? 郭光允举报没有成功，却暴露了自己。此后，李山林便依仗手中的权力，不断地打击报复郭光允。“他写了我一大摞材料交给监察局。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每次整我，都是李山林亲自给监察局开会布置。但整了一年多，也没查出我有什么问题。” 从1995年开始，郭光允写了6封信反映程维高的问题，其中一封是给省检察院的。郭光允说：“我是用挂号信把举报材料寄给当时省检察院一位主要负责人的，信的抬头用手写了‘尊敬的某某先生收’。我当时觉得自己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即使是打击报复我，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不会被关起来，也不会牵连亲朋好友。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封信很快就到了程维高手里。而到底是谁把我的举报信转给了被举报人，至今也查不清。检察院的那位负责人说，绝对不是他干的。为确认是我写的举报信，有关部门还作了笔迹鉴定，并发文说，经查，‘尊敬的某某先生收’这几个字是郭光允写的。” 郭光允介绍说，程维高对此事很恼火，把举报信转给了省法院，指示省法院要判郭光允5～10年徒刑，而法院认为郭的举报行为不构成犯罪。程维高不断催办，法院院长则坚持自己的观点。 据说，得知通过法院判刑这一招不灵，“程维高当时在电话里破口大骂。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专案组，调动了‘庞大’的公安队伍来对付我，这是审我时我才知道的事情”。郭光允在说到“庞大”二字时加重了语气，手不由自主地在颤抖。 法院最终没有判郭光允，但他却被“劳教”了。“他们说，法院不判，咱们自己弄。让市公安局往上报，但公安局也认为我没有犯罪，向上面打报告说，郭光允的问题不构成犯罪，顶多给个党内处分。但报告被打回来了，上面说：‘不行，必须报劳教。’于是，公安局耍了个‘花招’，二次打报告说，‘建议由检察院逮捕郭光允。’报告再次打上去，上头说还不行，又打了回来，并明确指示说，公安局必须报郭光允劳教。”谈起“劳教”经过，郭光允气愤不已，脸涨得通红。 郭光允告诉记者，他被“劳动教养”的罪名是：诽谤省领导，对领导造成人格上的污辱。“我曾向司法部门指出，如果我是诽谤罪，应由法院宣判，你们这样做不对。如果是一般的诽谤行为，应当是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恢复名誉，罚款或拘留。这些规定对我都不适用。”但无论郭光允怎样申辩，他还是被送去劳教了两年。 郭光允哭笑不得地说：“给我写的劳教依据，没有具体的内容。依据的也不是劳教规定，而是治安处罚条例，文中这样写道：‘依据我市有关规定判两年劳教’。”“什么叫‘依据有关规定’?到底是什么?他们根本说不清。”法律是神圣的，是谁赋予了这些部门妄加一个公民罪名的权力?郭光允至今对此愤愤不平。 在看守所里，郭光允天天被提审，即使是发烧都不能幸免；3个多月没洗过澡、洗过脚，袜子粘在脚上撕都撕不下来；再后来是被开除党籍，亲朋近20人受到株连。 “在撤销我劳教时，他们说，你投寄匿名信，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去，所以不构成诽谤罪。意思是说，诽谤还是存在的，只是没有散布到大街上，不构成诽谤罪而已。就这样撤销了我的劳教，这不是继续给我强加莫须有的罪名吗?”郭光允对此“耿耿于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2000年平反时，郭光允还是背上了一个党内处分。 郭光允介绍说，中纪委规定，处分党员必须事实清楚。“我问他们根据什么条例第几条，我犯了什么错误?他们说：‘你没有错误。’我问有别的什么原因，回答也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处分我?” 郭光允对如何改善举报工作，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降低举报成本和风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说，要建立保护举报人权益机制，建立切实可行、可以监督的、为举报者保密的制度。要提高打击报复者行为的成本，对泄密者和打击报复者要严惩不贷。违纪的要给以纪律处分，触犯刑律的要坚决绳之以法，不能以纪律处分代替法律惩处。相关司法人员应提高责任意识，及时立案，提高办案效率。对份内的工作不能推诿、延误；应当改革反腐领导体制，变反腐机构受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为系统垂直领导，使各级反腐机构直接向其上级领导机关负责。郭光允说，他之所以在掌握充足证据的情况下举报，仍要走过八年举报路并屡遭陷害，就是因为被举报者同时也是被举报事项查处的受理者程维高独断专行，可以随意任免省纪委书记。原河北省纪检委书记刘善祥追查一个案件，还未牵涉到程维高，就被提前免了职。这是纪检监察工作者的悲哀。 对于许多地方高级官员的腐败现象，地方纪委和司法机关往往“不敢、不愿、不能插手”。如果是垂直监督体制，如果地方纪委、司法机关不受同级党委政府的控制，制约腐败的力度就会大得多。 有消息说，党的十六大以来，中纪委对纪检工作体制进行了创新与探索，中纪委对派驻国家部委纪检机构实行统一管理的试点工作正在进行中。郭光允认为，如果各地的纪检监察机构能够相对独立，那么地方纪检监察工作受地方领导干预的情况就会大大减少，反腐败力度也会大大加强，打击迫害举报人的事情就会得到有效控制。
申论给定资料
1．抗日剧《永不磨灭的番号》里，孙营长向天上扔了一颗手榴弹，竟把一架日本飞机打了下来；《向着炮火前进》中男主角的造型和装备令人咋舌，皮夹克、皮手套、飞机头、雷朋眼镜、哈雷摩托样样都不少；《抗日奇侠》中的大侠练就罗汉拳，能够刀枪不入，如同当年义和团所宣扬的那样。近年来，“抗日神剧”已崛起为“现象级”作品群。
在“七七事变”80周年前夕，党史专家再批“神剧”：“恣意戏谑、恶意歪曲甚至随意杜撰和编造抗日‘神剧’，人神共愤。”某知名编剧也认为，真实的抗战与那些违背常识、主观臆造的“抗日神剧”中制造的低级庸俗、有悖常理的情节，相距十万八千里。
至于“抗日神剧”为何像打不死的“小强”，频频出现，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引人深思。
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国家被其他国家压着打了一个多世纪，而在抗日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更是惨重。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我们仅军队的伤亡人数就超过了五百万人，民众的伤亡人数以千万计，至于经济损失，更是不可估量。最为重要的是，日本在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待侵略的认定上，始终态度不明，而中国人也总存在被害者心态，对日本人的痛恨自然是多年不减。
中国的影视产业在最近五年突飞猛进，从好莱坞电影里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就能够看出来，中国电影的产值也在年年攀升，电视剧同样如此。其中，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已经被证明是拥有广大的受众人群的，比如中老年男性观众。而饱受网友诟病的《抗日奇侠》甚至卖出了单集200万的高价钱。几乎所有的影视制作公司都清楚地看到这其中的红利。
有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每年至少产出五十部抗日剧，至于投资总数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看看横店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就知道。之前的新闻报道也有爆料，称“横店一年得死八亿‘鬼子’”，这当然是笑谈，但是大量热钱的涌入确实直接带动了整个行业的跟风。
某知名导演表示：“既然大家都拍，肯定有浑水摸鱼和粗制滥造的影视作品存在，而热钱之所以热就在于要快速变现，快速变现怎可能拍出好作品?”
打造一个好的影视作品的前提是有一个好故事，而好故事主要来自编剧。可是，目前大部分好的抗日剧都是由一帮编剧界的资深人士做出来的本子，新编剧却很少有人能够出头。
这是整个行业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一套成熟的培育编剧的体系。在很多小成本的抗日剧里，编剧往往是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甚至是之前没怎么接触过编剧工作的网络作家，并且这种现象广泛存在。
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华文化有了一定的疏离和陌生感，比如春节没有圣诞节热闹，传统节日少人问津，进而生出一种文化怯懦感、自卑感，认为中华文化，无论使用价值、浪漫价值和思想厚度，都逊色很多，进而将传统文化精华，比如“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都扔到了一边，言必称希腊，连学术术语、公共话语，都充满了西方味道。
文化自卑的关键在于西方国家过去一直处在经济领先地位，不少人认为“经济发达”“经济先进”就是“文化先进”，并将西方的文化标准当作重要标准，将西方人的评价当作最高评价。以此衡量中华文化价值，难有文化自信。而重建文化强国，必须要有文化自信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绵延不绝的丰富遗产和文化基因。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使我们完全有理由、有能力、有底气彰显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文化自信是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胜利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今天之所以能够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以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靠坚如磐石的文化自信，靠始终如一地坚守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靠自觉遵从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永不褪色的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领，从而使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和丰厚滋养之中。这种不断增强的精神力量，使我们跨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众多“雪山”“草地”，攻克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娄山关”“腊子口”，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
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是把想法装进别人的脑袋。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对内对外虽然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的自信摆在那里，就能奠定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我们太需要借助文化的翅膀去讲好中国故事了，在故事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精神，感悟中国道路的真谛，把中国道路不断创新发展的优势转化为话语权。
多年以来，正是中国共产党率先以辩证的方法分析和认识自身文化，剔除其落后于时代的糟粕，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创造与时代伟大斗争相适应的精神产品，我们才从僵化沉闷的文化窠臼中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才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就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内核的中华民族新的文化形态。毛泽东思想的确立，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第一次树立起的文化自信丰碑。
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在开放中发展、交融中前进，是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当代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出现历史性飞跃，是从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的，向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是中国文化翻开新篇章的重要环节。中国文化重塑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中国发展的进程。当今中国的思想文化之所以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与始终坚持精神文明建设也要对外开放的方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人权、法治、可持续发展等思想理念，可以看到中国对当代人类文化成果的吸取、弘扬和提升。这是自信中的开放，也在开放中更加自信。
我们需要和强调的文化自信，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样的文化自信来自文化的外化，即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功能，它扎根于实践对文化的检验之中。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使中华民族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怎么不应该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世界为之震惊，怎么不应该自信?所以，强调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根本不在于就文化自身做演绎推理，而在于文化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相融合，形成中国的话语、中国的理论、中国的方案。这样的文化自信才能够引起人类的共鸣，激发出时代的回响。
可以深信，文化自信将为古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强劲新鲜的活力。一个已经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民族，将在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中留下属于自己的深深足迹，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一道，向着未来奋力前行，共同构筑人类文明的家园。
3．“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几代人都说要中国文化走出去，结果到现在还没完全走出去。”某著名影星L曾在11岁代表中国外访，喊着“把中国武术带向世界”的口号快30年，但他知道自己根本没弄清楚要带到哪儿，不知道人家要什么。“如果我们整天在喊，把中国文化打出去，我跟你说，哪儿也打不出去，因为你光想着出去，却没想过人家要不要。”他认为国人40年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考虑市场需求。“其实应该倒过来想，这个世界的年轻人喜欢什么?”L认为，只有想清楚国外的年轻人喜欢什么，找到适合全球年轻人的主线，才能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接受中国的东西。
“只要传统文化可以服务现代人，以及对未来的人类有帮助，它就自然会留下，别人也自然会接受。如果传统的那个东西对现在和未来的人没有帮助，无论怎么挖掘、怎么整理，它也会断的。比如皮影戏再怎么去宣传，现在的孩子也不会跟着你玩的，把它作为一项博物馆艺术，作为一种文化记忆足矣。”L说，“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觉得对待老祖宗的东西，其实应该思考怎么把它那种精神提取出来，再变革，变成适合每一代人都能继承的东西。"
4．不久前，中国凉菜“拍黄瓜”风靡纽约，不少民众发出“中国文化又一次成功输出”的欢呼。然而，纽约版的“拍黄瓜”并非原汁原昧的中国版“拍黄瓜”，用来拌黄瓜的作料也并非中国常见的蒜末、虾皮和香醋，而是沙拉酱、酸奶、奶酪和白醋。
很显然，纽约版的“中国拍黄瓜”，不过是听上去、看上去像是中国菜，闻起来、吃起来却仍是纽约人早已习惯味道的“混搭”“合成品”。事实上，类似这样的所谓“中国名菜”在纽约或美国其他地方从来不乏其例，如名字差不多、味道差不少的咕咾肉，和美国人耳熟能详中国人却不知所云的“左宗棠鸡”“李鸿章杂碎”之类，听上去俨然如假包换的中华文化，吃起来却千篇一律的美国式酸甜味道。
其实这并没什么好嘲笑的，文化输出素来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同的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气候人文，都会造成异文化传输的“水土不服”。令国人食指大动的煎炒烹炸手艺，五花八门食材，千奇百怪调料，对许多美国人而言非但难以下咽，甚至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同样，美国人早餐离不了的生肉制品，视作美食精品的三成熟带血牛排，“中国胃”又有几只可以真的长期消受?
不光在吃这方面，其他方面也是同样的道理，真正成功的异文化输出、交流，往往是既“留头存面”又“改头换面”，既突出输入性又因地制宜以适应他乡水土的，在这方面美国的确是很好的“拿来主义”榜样，从英语到流行音乐，无不经历了这样一个“混搭”和“本土化”的消化过程。与之相比，一些中华文化海外推广活动、项目，就显得有些生硬，宛如硬把蒜泥加老陈醋版的拍黄瓜塞给普通纽约食客，效果如何，恐怕至少是要打个问号的。
5．作为戏剧的鼻祖之地，英国观众对戏剧的挑剔是出了名的。然而，2018年1月25日至27日在英国伦敦哈克尼帝国剧院首次上演的中国广州本土创作话剧《邯郸记》，却让无数英国观众感到“惊艳”和“折服”。
《邯郸记》在伦敦的三场演出上座率达90％，观众人数2000人次，反响热烈。当地观众表示感动：“请向剧团表达我们的感激，谢谢你们不远万里地把如此精美的戏剧带来伦敦!”文化专家寄望未来：“期待更多中国戏剧登陆伦敦，让英国观众更直观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现状。”
本次赴英国巡演的是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改编自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经典作品《邯郸记》的同名话剧。该剧导演、中国话剧导演金狮奖得主王筱頔表示：“英国是戏剧的鼻祖国家。去之前我得到的消息是，英国观众比较‘排外’。但从当地媒体的报道分析却能看出，‘排外’的原因，也许是我们之前的有些节目，并没有真正引发当地观众的兴趣。事实上我们的演出印证了这一点：英国观众不是‘排外’，对好的戏剧，他们是接受的。三场演出，英国观众大大超过了华人观众，一场比一场多，到了第三场就全满了。”演后的交流中，有大学教授、戏剧导演、剧院的艺术总监用“惊艳”“意想不到”来形容《邯郸记》。他们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中国戏剧”。英国剧院人士表示，希望承接《邯郸记》的欧洲巡演。
这次演出，让王筱頔认识到：“文化走出去需要有好的作品，能够和国际对话的作品。我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如此，审美和外国当地观众在一个层面上，就能和国际接轨。”
6．美国建国的历史仅二百余年，其整体文化资源禀赋并不突出，却凭借其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运用外交、政策、技术、文化等各种杠杆因素，形成了成熟的巨大的文化产业链、文化市场和文化消费群体，创造了后工业时代一系列的经济奇迹，成为举世无双的文化强国。
美国宪法在制定之初，便将版权与专利保护写入其中，并明确提出这将“促进科学和实用艺术之进步”。当前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文化知识保护法律体系，包括专利法、版权法、商标法等。这些法律对促进美国文化产业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迪士尼公司创作的“米老鼠”形象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为此美国多次修改版权法来保护米老鼠的版权，如将公司版权的保护期从原来的75年改为95年，个人著作权保护期也从著作人死后50年延长至70年，保护了文化公司以及个人文化创作者的利益。
二战后，美国依托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全球范围内网罗文化艺术人才，有统计资料显示，仅在1990到1991年间，移居美国的文化界人士就超过3万人，其中1500人为著名文化界人士，这些移民为美国文化产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美国好莱坞不断从世界各地引入最优秀的导演、演员、电影制作人等，创作出大量经典影片。除了引进文化艺术工作者之外，美国还重视国内文化艺术人才的培养，全美有超过30多家大学都开办了文化管理专业。为应对游戏产业的日益繁荣，美国的一些大学也开始设置相关课程，如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就开设了游戏技术、动画制作等课程。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个别出版企业别出心裁地将网络技术应用于出版物的销售，结果极大地提升了图书和音像制品的销量，改变了相关行业的格局，亚马逊等图书购销网站由此一鸣惊人。在迪士尼主题游乐园，融现代科技、舞台表演、特技于一身的各种表演精彩绝伦，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欢乐体验。在好莱坞的电影中，高度逼真的电脑特技令观众震撼，仅《阿凡达》一部特效电影在全球的票房就达到了22亿美元。在百老汇音乐剧中，先进的声光电特效技术令人仿佛身临其境，极大增强了艺术感染力。科技与文化的相互渗透，增强了美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美国文化产业以“文化创意”为核心，将广播电视业、电影业、新闻出版业、艺术表演业、建筑业、广告业等充分结合在一起作为主要的产业链条，通过资本、科技等联系逐步延伸，将旅游业、制造业、博物馆业、园林业、种植业、建筑业、体育业等行业变成相关产业链的分链条，使文化创意在体系内不同链条上的价值不断被发掘和利用。迪士尼创造了米老鼠等艺术形象，进而制作了以其为主角的电影，出版了相关的图书杂志和音像制品，在电视上推出了系列动画片，市面上销售印有卡通人物形象的文具、礼品、饰物、衣服等，到后来建成了主题公园，加入了现场艺术表演、观光巡游、特技魔术等项目，再到落成迪士尼宾馆及相关餐饮服务设施，多种相关业态都因卡通形象的品牌效应受益。据统计，迪士尼公司的相关品牌销售额超过总收入的一半。
美国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非常少，主要是民间资本投资。美国的迪士尼乐园、好莱坞环球影城、百老汇等文化设施都是民间的创意，是吸纳民间资本投资形成的。即使是由政府出资的文化项目，在决策方面也是采取董事局的组织形式，由董事局聘请的专业人士管理与经营，日常经费则通过各种门票、培训收入以及社会方式筹措。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不仅解决了美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而且形成了文化产业的竞争局面，保证了足够的、差异性的文化产品供给，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促进了文化资本的再循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为吸引更多资金进入文化产业，美国的文化市场向国际资本打开了大门，积极鼓励外来资本投资，通过跨国资本运作加速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7．近年来，文化扶贫成为社会上热议的话题之一。不少专家认为，各级政府及社会力量要通过特色文化产业扶贫，让老百姓在参与文化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尝到甜头”，调动自主脱贫的积极性，从而促进扶贫由输血向造血转变。在这方面，陕西各地有着诸多尝试，在认清“家底”的基础上，寻找可以背靠的“资源树”，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特色文化产业来自民间，贴近民生，兼具遗产保护、文化传承、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就业和文化富民等方面的复合型功能。近年来，一些地区依托其民间手工艺等文化资源，将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与农民脱贫致富紧密结合，实现了资源保护和利用、脱贫致富等多重效益。
南郑县位于陕西汉中盆地西南部，是一个千年古县。为了让当地丰富的非遗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脱贫工具，该县将政府资金奖励、传承人带徒传艺、生产性集中培训等非遗传承工作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探索出一条既造福百姓，又使非遗文化活态传承的新路子。“通过鼓励村干部或生产经营能人以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建成藤编、棕编等五大生产性传习基地，将手工艺项目转化为乡村特色产业，助力百姓脱贫致富，也使古老手艺焕发青春。”南郑县文化馆馆长王庆和如是说。
渭南合阳县历史文化资源独特、底蕴厚重，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诗经》发源地。截至2016年，合阳县已经形成了涵盖旅游文化产品开发经营、手工刺绣、面花制作、纸塑窗花制作、书画经营、电影放映、艺术工艺品开发等10多个领域的文化旅游产业体系，文化产业经营主体多达200家，从事文化旅游产业的工作者有1800余人。2016年全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累计达到3.4亿元，文化产业增长率达到12％。
“安塞腰鼓甲天下。每年县内外都有很多表演机会，迫切需要一批优秀的腰鼓手，不愁没市场。”安塞区腰鼓艺术团团长张海学如是说。为此，艺术团积极吸纳贫困人员加入腰鼓培训班，不但增加了贫困人员的收入，还能促进腰鼓艺术的发展。
申论二、给定资料 1．前日，南湖路一违章店主不听劝阻，恶意阻碍由市城监支队牵头的集中整治城市环境综合执法，致使一位执法队员头部受伤。执法队严格依法将他的占道经营门店予以取缔。 据介绍，当日中午11时许，执法队在南湖路长江大学石油学院门前展开执法行动时，发现一店主将自己的货物摆到了人行道上。执法队员多次上前宣传政策、法规，希望他主动将货物移进店内。但是该店主依然我行我素，不听劝阻并不断地谩骂执法人员。在纠缠过程中，该违规店主还用货物将一名执法队员的头部砸伤，致其鼻子血流不止。 面对这种公然抗拒执法的行为，执法队员毫不畏惧，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将违规门店取缔。 2．报载，18日7时10分左右，一城管队员在振岗路与红旗大街交口附近清理违章占道经营时，被一卖油条男子用锅中滚烫的油泼伤。目前，受伤城管队员正在石市友谊烧伤医院接受治疗，泼油的男子已被刑拘。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友谊烧伤医院见到了被泼伤的桥西区城管局四中队的冯某。冯某的面部蒙着厚厚的纱布，上面渗出褐黄色的黏液。在未被纱布遮盖的左脸颊、颈部、前胸，布满了干枯的褐色烫伤痕。他的右臂被固定在床边，右前臂也被油溅到了，整个都呈褐色。 刚输完液，妻子就拿来一瓶插着吸管的矿泉水小心翼翼地喂他喝水。不时，他喝呛了，剧烈地咳嗽一阵，露在纱布外的双眼闪过痛苦的神情。妻子含着眼泪，细心地帮他擦了擦嘴角。 负责医师对记者介绍了冯某的病情，面部、颈部、右前臂都有不同程度的烫伤，面积达10%，属 2度烫伤。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尽一切力量，对冯某进行治疗，争取不留下疤痕。 冯某嘴角上被烫得起了泡，稍微牵动嘴角就会带来巨大的疼痛。他的同事向记者讲述了那天发生的一幕。 18日7时左右，桥西区城管局四中队的队员接到通知，到振岗路一带清理违章占道经营。 7时10分，行至振岗路与红旗大街交口附近时，他们发现一违章占道经营的炸油条摊，立刻用车载喇叭对其喊道“马上收摊”，但该商户对此置若罔闻，继续起劲地炸着油条。 冯某走下车去，对这对夫妇说：“请把摊收了，不然我们将依法没收你的东西。”二人仍置之不理，于是另一名同事走下车开始收拾东西。那名妇女一边骂一边从这名同事手里抢东西。 这时，男摊贩从锅里舀起一瓢热油，指着冯某喊道：“谁敢扣我的东西试试，谁扣我就泼谁。”冯某并没有理会他的威胁，继续执法。 忽然，一瓢滚烫的热油冲着冯某脸上泼来，巨大的疼痛使冯某的头脑一片空白，本能地跳到一边。这一幕使正在路边吃早点的人慌乱起来，该男子又舀起一瓢油对二人进行威胁，而那名妇女则趁乱抢走了车上被没收的东西。 振头派出所处理此案的民警表示，该男子暴力抗拒城管执法，情节比较恶劣，已于19日被正式刑拘，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处理之中。 3．2005年7月18日上午9时许，家住重庆万州区的向某，驾驶严重超载的货车途经城区某路段时，因沿路洒落建筑用黄沙，被上路巡查的万州区某街道办事处分管城市监察工作的副主任吴某及城建监察执法人员宋某等人发现，他们上前拦停该车，责令其整改并及时清除道路污染。但令城监执法人员万万没有想到，向某叫来其合伙人骆某到达现场与城监执法人员交涉如何接受处罚后，竟趁执法人员不备，驾驶货车向郊外逃逸。吴某等城监执法人员随即驱车追赶，几次欲将其拦停，可向某驾车绕行而过，并继续向前疾驶，后吴某等城监人员驾车超越该货车100余米，将城监执法车横于左车道上，吴某等人随即下车并排站于右车道，示意随后而来的向某停车，向某见状仍继续驾车前行，待迫近吴某等人时，方采取紧急制动措施，致使该车将吴某撞击倒地死亡。 4．城管队员清理违章经营，档主不服执法挥刀追砍城管队员，类似这样的暴力抗法事件正呈上升趋势。据越秀区城管大队大队长陈某介绍，目前暴力抗法事件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到正常的城管执法。 而且，暴力抗拒城管执法事件愈演愈烈，从早期妨害公务主要是稍微碰撞、双方推拉等形式，到现在频频出现群体围攻、持刀砍伤执法人员甚至故意毁坏执法公用车辆等现象。 海珠区检察院数据表明，目前，暴力抗拒城管执法的嫌疑人大多事前没有预谋，以临时起意犯罪居多，共同犯罪较少。 据了解，夜间烧烤、大排档扰民经营的现象在夏日会有所抬头，越秀区城管大队从2月中旬开始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了整治“六乱”百日大会战行动。越秀区委、区政府已要求公安部门在城管部门进行大型的整治行动时，要派出一定的警力参与行动，保证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的人身安全。 2005年12月12日上午8时许，越秀区城管大队大东中队对华西路糙米栏桥头乱摆卖进行整治。当队员陈某、巨某、王某等人清理至官某无牌占道经营的猪肉档时，官某用刀砍向巨某，致使巨某的右大腿及面部受伤，另一名城管队员王某立即抱住官某，官某又将王某的右大腿砍伤，后在其他执法队员的协助下将官某制服。 2006年3月13日上午10时许，钱某在沿江中路一处椰子档门前违章占道经营。越秀区城管大队队员叶某对钱某的违章行为进行依法查处，在扣留该营业档占道经营的物品过程中，钱某持刀具朝叶某挥舞谩骂，叶某上前制止时被钱某刺伤双手、左大腿，其中左大腿的伤口长达10厘米，深可见骨。公安人员接报警后到场将钱某抓获。 海珠区检察院分析认为，这类案件的发生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犯罪分子法律意识差、穷凶极恶。 第二，部分行政执法队员在执法过程中方法简单、态度粗暴，致使矛盾激化，也是导火索。 第三，在司法实践中妨害公务罪的量刑过轻，缺乏足够的威慑作用以保障执法人员执法，也是造成此类案件增多的原因之一。一些群众法律意识缺乏，把执法人员的文明执法当成“软弱执法”，并认为执法人员为了遵守“文明执法”，必将固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们有时甚至故意挑起与执法人员的冲突。 对此，检察机关建议一方面要通过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活动，树立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增强群众的守法意识；同时立法上应增大妨害公务罪的量刑，以加大法律对不法势力和不法分子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也要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理念，提倡人性化执法，注意保障行政管理对象的各项合法权利，避免在执法过程中和群众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5．近日，秦皇岛市一名城管队员在执法时遭到暴力袭击，被人用啤酒瓶击伤头部、面部、臂部多处。 9月7日上午11时许，海港区城管大队一中队队员王某、李某、张某3人在民族路发现一家饭店在路旁炒菜卖饭，严重影响市容和行人通行，便上前依法进行拍照取证并调查询问。自称是饭店负责人的一男子蛮横拒绝调查，王某表明城管执法身份，但该男子仍拒绝调查，还伸手卡住王某的脖子说：“把制服脱了，咱俩出去!”话音未落，该店数名员工围住王某，举手便打。李某和张某拉住了其中两名员工，但仍有三人对王某大打出手，其中两人分别拎起1瓶啤酒，对着王某的头砸下，并用碎瓶刺向王某的面部等处，打得王某鲜血直流，倒地昏迷不醒。这时，其他城管队员闻讯赶到，将王某送到医院抢救。王某的头部、面部和左臂严重受伤，共缝了20针，目前仍在医院治疗。 据了解，自去年年底海港区城管大队成立以来，暴力抗法事件就不断出现。据统计，今年1～8月份，共发生暴力抗拒城管执法事件96起，其中影响较大、给海港区城管大队造成物质、人员损失较重的暴力抗法事件37起，执法队员受伤79人次。今年3月海港区滨河路发生违章商贩围攻、非法限制城管执法人员人身自由事件；5月在鑫园、金三角发生暴徒有预谋地袭击城管执法人员事件；8月在河东发生商贩用啤酒瓶刺伤城管执法人员；此外，在市火车站站前范家店屡次发生不法商贩围攻、殴打城管执法人员等事件。 6．4月9日上午10时许，为开展吴忠市区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吴忠市规划局和城市管理局全体人员放弃节假日，上街进行宣传、巡查工作。巡查车在城管局执法大队副队长李某的带领下，行至新生街的明珠美食娱乐苑门前时，执法人员发现了两辆违章占道经营的流动三轮车，车上装满水果，摊贩正推着车辆沿街叫卖。执法人员立即停下车，指出了摊贩违章占道经营的事实，并对摊主开具了物品扣押清单，要对违章占道的三轮车和三轮车上的物品进行扣押。此时，几名摊贩开始推搡辱骂执法人员，并纠集了部分违章占道经营的摊贩阻碍执法。摊贩将执法人员开出的扣押保全清单撕碎，将其三轮车上装草莓的箱子扳倒扣撒在街道上。这时在摊贩“城管乱罚款、乱扣车、不让人活了”的乱喊乱叫下，周围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加入进来，开始围攻、谩骂执法人员。一名摊贩钻到城管局宣传车下，还有两人对副大队长李某进行抱、咬、拉、搡。此时，接到汇报的城市规划管理局主管城管工作的副局长吴某也赶到了现场，他一边拨打110报警，一边赶到人群中对摊贩和周围群众做劝说工作，此时，这些摊贩又聚集起来推拉吴某，抱住他的腿谩骂，一名摊贩又躺倒在车后不起来。这些摊贩借着混乱煽动围观群众说：“城管打人了。”一名摊贩何某趁机跳上城管宣传车将执法车上当天扣押的羊皮、水果等物品向车外转移。在撕拉推搡中，一名摊贩用头巾包裹着重物打在李某的后脑部，致使李某当场昏倒在地，这时场面更加混乱，摊贩乘机喊“城管把人打伤了”，一名摊贩还借推搡之机躺在路边不起来。当天，从上午11时到下午4时，执法人员先后被围困长达5小时之久。下午2点，在请示市政府领导后，市公安局调动警力到现场进行处理，疏散现场围观群众，并将带头闹事的几名摊贩带离现场。 据了解，副大队长李某被送进医院后，经检查后脑部有明显血肿，并伴有轻度脑震荡。 据了解，一方面由于城管执法对象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和进城务工农民等弱势群众，他们大多从事着最简单的商品买卖活动，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其艰难处境极易博得市民的同情和谅解，加之部分违章者自身存在的陋习，使其对城市管理不理解、不支持，甚至抵触。执法中稍有不慎，执法人员便会成为众矢之的，引来路人围观、起哄，令城管队员进退两难；另一方面，一些执法队伍本身也存在着个别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在执法时不懂法规，不讲方法策略，简单地看待问题，宣传解释不到位，有些责任心不强的城管队员，工作随意性大，不能正确对待管理对象的牢骚、指责和过激行动，发生纠纷时对管理对象态度蛮横、恶语相向，甚至拳脚相加，最终酿成恶性事件的发生。因此，吴忠市城管局近年来在每次执法时严格要求队员穿制服、记笔录，甚至对整个执法过程进行录相，既对自身队员依法行政做监督，也对整个执法情况进行说明。 一家住新区的群众说，“过去一直觉得城管队员执法简单粗暴。这次看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后也觉得这些城管队员真的很不容易。”但无论怎样，所有接受采访的人一致的看法是，“一个城市必须有城管执法，否则，我们的城市就没有秩序可言了!” 值得欣慰的是，通过这一事件，不少市民群众不仅看到了在市区综合整治活动中城管执法人员表现出的高素质，而且还真心表达了对他们的敬佩之情。这充分说明，只要依法执法、文明执法，人民群众是会理解，并会给予充分支持的。实际上，做为一个市民，如何客观冷静地看待城管执法，如何正确地看待城管是否依法执法也是我们每个群众该关注的。毕竟，城管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环境的好坏，而一个城市的环境好坏必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的文明发展。 7．深圳晶报讯，针对城市管理者执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市公安局领导明确表示：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整治工作开展的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严厉打击，不得作为民事纠纷进行处理。昨日，记者了解到，根据市政府市容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公安局相应出台了《深圳市公安局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有关领导表示，将充分发挥人民警察的职能，确保市容整治工作全面进行。 “在任何职能部门执法过程中，遇到的以攻击执法人员人身安全、采用各种手段阻挠执法进行、恶意破坏执法人员的交通工具、哄抢被罚没的物品等，都是典型的犯罪行为。”据公安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在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活动中，一些职能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多次遇到暴力抗法事件，这样的问题不是民事纠纷，公安部门遇到这种情况，定性一定要准确，该治安拘留就治安拘留，该刑事拘留就刑事拘留，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抗法行为都要坚决打击，以维护执法的严肃性。 8．据报载，自6月15日起，兰州市城管执法局对近郊4区现存的“黑”广告发起猛攻，并限期在8月30日前完成拆除32万平方米违法广告的清理任务，从而掀起了兰州城管史上规模空前的拆除“黑”广告的执法风暴。 7月1日记者获悉，“甘肃友好”、“兰州中大”等近百家广告公司发起联合签名，共同向兰州市政府递交了“请愿书”——《质疑兰州市城管执法局拆除户外广告的行为》，并提出“六大质疑”。 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D副局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站在城市发展大局的高度回应了“六大质疑”。 记者：城管执法局强制拆除户外广告本身是否具备合法性? D局长：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是经兰州市人大常委会2005年12月23日审议通过的，拥有行使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等方面全部或部分的行政处罚权。 我们这次拆除违法户外广告是依据兰州市政府令(2005)第9号《兰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暂行规定》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对超过规定的设置期限未拆除的户外广告、未经批准擅自设置的户外广告、在不得设置户外广告的区域、载体和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场所设置的户外广告，城管执法局应当责令广告设置人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由城管执法局予以拆除，拆除费用由广告设置人承担。” 而强制拆除是因为在我们发出自行拆除《通知书》规定时限内，业主没有自行拆除，执法部门只有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将影响全市户外广告规范设置的进程。 记者：城管执法局是否是行政执法主体，以及下属执法大队是否具备执法权力? D局长：行政执法主体，是指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执法权力，并对其行政执法行为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组织。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的主体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它依法享有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权，能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为，能够独立承担法律后果或法律责任。市城管执法局同时设立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大队)。他们受市城管执法局委托，可具体从事行政执法行为。 记者：此次大规模清理整治户外广告的依据是什么? D局长：共有4个依据。兰州市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兰州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兰州市户外广告设置技术规范》和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城市管理大会战”活动实施方案》。这些规定、办法和方案都曾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过，市民和商家们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上网查询等方式进行了解。 记者：对户外广告进行的有关规划，能否举行听证? D局长：兰州市政府颁布的《关于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暂行规定》授权我局负责对城市户外广告进行统一规划，“两场三街”规划先后两次提交规划局、工商局、市公安局、市政管理处、市建管委及专家参加的论证会进行论证，并报市规建委审批，是否举行听证也并非法定程序，在行动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们有权委托有资质的公司进行整体规划。但对广告公司此项建议，今后我们会进行慎重考虑，同时，我们将通过各种方式对《规划》进行公示。 记者：据不完全统计，兰州市现存的“黑”广告约有55万平方米，令人吃惊的是，近郊4区设置的户外广告竟然有90%属违规，市区何来那么多“黑”广告? D局长：城管职能曾由城建部门行使，后来又经过一番完善，兰州市的城管工作逐步走向正轨。但是，由于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协调乏力，历史上曾由城建部门行使的城管职能在具体工作中，与其他如交警、市政管理等部门职能交叉，责任不清，加之利益推动，造成政出多门，这是“黑”广告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不过，今后的城市管理工作将在历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到改进，以实实在在的成绩取信于民。 记者：目前进行的户外广告规划是否具备科学性? D局长：规划形成的程序是，由我局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规划院、策划院进行规划，而后进行评审会，在此基础上由规划院、策划院进行修订，修订的规划由我局报市规划局进行审定，再次进行修改，最后报市规建委进行审定(采访结束)。 9．城管执法不是“简陋执法”，除了一定要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外，还要确实站在大局的高度，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切实处理好各种问题，一方未及就有可能招来暴力抗法事件。针对目前暴力抗拒城管执法的现状，城管部门也要积极加强自身建设。例如，为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切实做到依法行政，眉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特制定了行政执法责任制考核办法，将各大队执法责任制考核纳入目标管理，年底同行政目标一同考核，同奖同惩。 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管理的特点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将负责主管执行和协助执行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职责具体分解，落实到执法机构和执法人员的一项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