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二、资料 1．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最近开展了一次“社会诚信”专项调查，大多数接受调查者认为，卫生领域最大的社会诚信问题是医院药品价格虚高。　　由此可见，药价虚高已经成为卫生领域最突出的社会诚信问题。记者最近在采访时了解到，南宁市一位老人在得知平价药店开业后前来买药，发现同种药品医院的价格比平价药店贵了差不多一倍，而此前这位老人为了治疗自己的慢性病长期在某知名医院买药，想起自己多年来在药品上花掉这么多的冤枉钱，饱经沧桑的老人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随着平价药店的纷纷出现，医院药价的水分大白于天下，医院的社会公信力也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2．在金融方面。长期以来，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主要来自于金融系统的贷款，但近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企业和个人借改制逃废金融债务和违约拖欠贷款的情况频繁发生，而且越演越烈。社会信用的缺失，借款人缺乏还款意愿，信用道德水平低下，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多，银行有钱不敢放贷，企业资金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导致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上升，严重挫伤了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那些善良的担保企业和个人蒙受巨大损失，对其它企业或个人贷款担保要负连带责任故而望而却步。社会信用缺失，影响了银行与企业、银行与政府的关系，挤压了银行和企业的发展空间，恶化了金融运行环境。　　3．《人民日报》曾报道，广东高校助学贷款遭遇尴尬，有些高校助学贷款的还贷违约率超过20%，令学校和银行方面有苦难言。在此之前，南方日报已“独家报道”了同一题材，指出因为违约率高，从这个学期开始，有关银行已经暂停了部分高校的助学贷款。　　4．统计显示，从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仅国家质检总局就查获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保守的估计认为，当前市场上假冒产品总量货值最低也高于 1370亿元。中国每年因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相当于财政收入的37%，其中假冒伪劣产品带来的损失达2000亿元。　　5．令人头疼的是，假冒伪劣现象已经跨越了经济领域向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蔓延，其危害则难用简单数字来衡量。近来，中国的书店里出现了一些盗用国外畅销图书的书名而内容纯属他人杜撰的伪书，令文化界人士大为震惊。　　如果伪书的出现仍属个案，那么假文凭的泛滥则已非常猖獗。根据最近的一次全国性调查，国内填写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比国家实际培养的人数多出50万，这就意味着至少有50万人可能持有假文凭或伪学历。　　这让人们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道德楷模阶层。去年底，中央有关部门公布了两年来对县处级以上干部清查假文凭的结果，每 40人就有1人的文凭有问题，有的省持有假文凭者竟达到总清查人数的20%。　　6．今年全国将有338万大学生进入求职者的行列，再加上去年尚未就业者，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供需双方的对弈中处于弱势的毕业生们要想在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自是要使尽浑身解数。其中就包括因压力而变形的个人求职推荐表。不管真实情况如何，一律写成英语六级，计算机国家二级；在校期间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求职表中就成了班委会委员或团委、学生会干部，或是莫须有的某学生社团负责人，甚至还发生过一所高校有四十多个学生会副主席的笑话。　　7．岁末年初，又到了下指标和报数据的时候，“数字作假”照例成为媒体聚焦热点，今年更甚。从媒体的报道看，许多地方的“数字作假”非但没有收敛，反有增加之势。财政部日前公布了一项抽查结果，数据表明，资产不实比例在1%以上和利润不实比例在10%以上的分别占全部被抽查单位的50%和51%!　　8．据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资料，仅今年上半年全省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就查处了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厂家、店铺10756家，捣毁制假窝点304个，查获假冒伪劣商品标值10459.5万元。而被假冒的产品多为名优产品，几乎每一种质量信誉好、适销对路的名优产品，都将在市场上面对假冒产品的冲击，有的甚至同时面对几种、十几种假冒产品。　　据悉，目前广东省假冒伪劣商品不仅品种多，数量大，而且制假售价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假冒伪劣商品从食品、药品、日用百货等生活消费品到种子、化肥、钢材、水泥等重要生产资料；假冒伪劣有明显的区域性扩展蔓延倾向。而在打假声势不断壮大的情况下，违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采取各种名义欺骗、蒙蔽群众，以集资、内部股份合作、分散生产工艺流程等形式，想方设法减少制假、售假风险，降低违法成本，而且手段、技术越来越“高明”，增加了识别、打假难度。　　9．除了假球、黑哨、兴奋剂三大引起公愤的毒瘤，体育界还有一些不正之风需要正视。去年底，中国足协曾公布了一批超龄小球员的名单。虚报年龄，以大打小不仅足坛有，其他项目中也几乎成为公开秘密。在一些省内运动会中，经常出现陌生面孔，借人也是某些地方创造成绩的高招。每逢国际大赛，一些优势项目的运动员选拔总是成为敏感话题。虽然近年来各项目都建立了选拔体系，但人为因素仍然存在，也就有“公关”的可能。　　近年来，体育界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打击不正之风，一些幕后新闻曝光也正是严厉打击的结果。但只要有名利的诱惑，总会有以身试法者。如今竞赛监察委员会的适时成立，必将对铲除这些毒瘤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0．汽车配件的选购，是决定汽车维修质量的重要环节之一。目前汽车配件市场混乱，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让人真假难分、良莠难辨；加之多数用户缺乏对配件质量的检测手段，只能从产品包装外观、规格尺寸等方面进行选用，不可能对其内在质量进行检测或化验，致使假冒伪劣配件畅通无阻，严重影响了汽车维修质量，给用户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危及行车安全，误国误民。　　车辆装用假冒伪劣配件，使得用户叫苦不迭，轻者返工复修造成经济损失；重则危及行车安全，甚至造成交通事故。假冒配件泛滥之势有增无减，已成为行业的一种公害。

申论二、给定材料 浙江、吉林“有钱人”当选村干部 专家认为先富阶层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彰显社会进步 (1)第一次竞选输在“有钱”上。拥有2 000多口人的吉林省长春市兰家镇孟家村，在1998年年底的几天里不再平静，村民们听说，镇上的首富桑洪吉准备回来参加直选，要与已经在村委会工作了24年的黄万成争个高低1 40岁的桑洪吉是村里出去的，是当地私营企业信泽集团的董事长，个人资产5 000多万元。黄万成，44岁，是村里典型的“道德权威”，谁家有大事小事都是他出面解决，乡亲们对他很信任。选举结果是，桑洪吉输了。 (2)桑洪吉：我后来专门总结了一下，觉得输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的观念还没上去，发财的欲望不强；二是村民怕我目的不纯。 黄万成：1998年竞选的时候挺激烈，老百姓对我的人品挺认可，在农村，矮子堆里拔大个儿，大事小情的，我能插上话，老百姓拥护，就选上了。 王忠军(60岁，孟家村村民)：担心哪，桑洪吉那么大的企业，有没有贷款?万一到村子里捞一把怎么办?大家认一个老理儿：得选道德品行最出众的，可靠。黄万成是一个挺忠厚的人，我们就选他了。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宋冬林教授：直选在我国农村推行之初，农民无法认识到这里面丰富的内涵。突然有了选择权，他们旨定会延续几千年来的传统，寻找在道德方面的依赖感。 (3)第二次竞选赢在“有钱”上。2001年底，孟家村历史上第二次直选开始了，桑洪吉又出现在候选人的名单里。黄万成也不示弱，继续参选，谋划连任。这次的结果是，桑洪吉赢了。 (4)桑洪吉：老百姓的观念变了，他们发大财的欲望强了。我是村里第一个发了大财的人，所以老百姓把赌注押在我身上了。同时，这几年，老百姓也看出来了，我这个人给村里做了不少贡献。 黄万成：咱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就是研究种地的人。我就老百姓怎么在种植业上发家致富写了一份竞选报告。农民能干啥?不就得在种植业和养殖业卜下功夫吗?但咱没那么大的资金实力呀。桑洪吉提出的规划像个梦似的：大力发展村工业，今后三年要使全村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1亿元。还要建经济开发区、工业区、商贸区、农业旅游区、文化区和生活区……整天在地垄沟爬的老百姓哪见过这个? 王忠军：老村委会主任虽然有威望，但老农们都在底下议论，如果这样下去，再过20年还是老样子。原来选忠厚的人，现在看没用，谁也不得罪，大家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而且，村里一有什么事，就往农民身上摊钱，桑洪吉在竞选报告中说，以后村里不要各种费用，如果上级要，他就从自己的企业拿，还承诺自己不要一分钱工资!人，就得凭实力说话。再说，桑洪吉这几年为村里做了不少好事，人家的德行也不错。 宋冬林：这些个体经营者从一点一滴做起到拥有目前的财富，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老百姓是最聪明的，他们知道，自己的小家搞富了，才能有带富大家的可能。我觉得这是目前发生在中国农村的一种巨大进步。由于几千年来小农思想的束缚，农民传统的道德观是一种比较狭隘的道德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农民用他们的选择说明了新的道德观正在形成：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满足现状转变到“富而思进”不苟安一时，从单纯追求“道德权威”转变到道德风尚与经济发展共求。 (5)农民是最大的受益者。桑洪吉上任后，先后无偿拿出100多万元帮扶特困村民，为村里修路、改变村容村貌。今年9月中旬，村里亮起路灯。他还利用自己经商中的关系大搞招商引资，目前已经引入资金数千万元，共有200多农民成了工人。同时，他坚持“四不原则”：不要一分钱报酬；不报销一分钱费用；不经自己手花村里一分钱；不给农民摊派一分钱。村民们感慨地说，孟家村一年多的变化比过去20年都大。由于成绩突出，2000年入党的桑洪吉目前已经是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一肩挑。 (6)桑洪吉：国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现在富了，就想干点什么，只要后人说，当年要是没有桑洪吉，就没有孟家村的今天，那就够了，就满足了。可是如果不在一定的位置上，很多事干不了。必须有相应的权力和责任，才能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所以，我两次参选村委会主任。干了两年多了，我自己的感觉还可以。传统的村干部是“头年干，二年看，三年想下来之后怎么办”，因为想连任，他们就“少说话，慢张口，见了问题绕着走”，我不在乎这些，不怕得罪谁。 黄万成：咱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村里的大事小情得有个明白人、压事的人管一管，然后探讨探讨农业增收，调整一下种植结构，多挣点儿钱。桑洪吉把原来的这些东西打破了。我在任期间，铺了一些砂石路，还栽了一些树，搞了稻田开发。我自己评价自己，总体上还过得去。但跟桑洪吉比不了，他是轰轰烈烈，我只能算平平淡淡。 王忠军：我都60岁了，村里从没有发生这么快、这么大的变化。我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多了，盖了两个蔬菜大棚，一年净收入在1万元以上。咱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就是觉得选富人没选错。有钱人没什么不好，只要他不坏，全心全意带领农民致富，我看对农民最实惠。 吉林省委组织部农村处处长程跃勇：先富起来的人带动群众共同致富，具有非同小可的作用和意义，肯定会对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起用这些人方面，应该大胆一些。如果因为这些人真正带动了农村的发展而有一天走进了乡(镇)政府，也未必不是件好事，不能用一个人财富的多少判断一个人的政治身份。如果这些能人为民着想，又积极追求进步，就可以把他们发展成党员，或者走进村委会。 (7)浙江村干部三成以上是富人。2002年，浙江省近十万个村进行了村委会选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的浙江首次全省统一村级换届选举。其间，浙江省一部分“先富群体”积极参选，他们张榜言志、公开承诺、组织竞选班子……以自己的方式令此次村官选举亮点频频。浙江省民政厅在今年上半年专门组织专家深入浙江各地农村，对这些富人竞选村官进行系统追踪调查。 (8)受益于政策的“先富”农民。据粗略统计，在浙江省全省新当选的13.32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30%。其中，义乌市共2726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60%；而在新当选的421名村委会主任中，比例更高达65%。此外，在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先富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60%左右。 (9)所谓“先富群体”，主要指企业主、工商户或种养殖大户等农村相对富裕阶层。该提法最早由义乌市有关领导提出，认为它较日常的“老板”说法更贴切。 据悉，这些“先富群体”大多数仍是当地“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但其财富规模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民，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也脱离了传统农民的主要特征，属于受益于政府富民政策的新型农民群体。 (10)参选动机：谋求经济、政治利益和为民办事。据民政厅调查显示，这些“先富群体”的参选动机不外乎三类：谋求经济利益、谋求政治利益、为民办事。 在第一类谋求经济利益的人中又分两类，有的主要为个人“捞一把”，有的是“保护既得利益”。其中，前者较少。因为这些富人觉得自己经济实力已经足够，“犯不着”“看不上”去捞村集体的钱；另外，村民们经过几年民主选举的实践，加上对参选人品行都比较了解，这些想“捞一把”的人不易当选；何况近年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及罢免等制度日益规范，也有效约束了这些不当行为。 谋求政治利益的动机相对复杂，既有保护既得利益的潜在动机，又有“求名”的社会心理，多数是各种动机相互交织。据了解，这些富人拥有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为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基础，而他们也往往希望通过村委会这个政治舞台，进一步结识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更好地保护和扩大既得利益；此外，当村官也是一种社会荣誉，可以“光宗耀祖，出人头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推动力。 (11)在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先富群体”确实是出于公心，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和造福乡里，甘愿作出经济上的牺牲。而且这些富人经历多年商海搏击，确实有较一般农民更强的实际能力，在带领村民开拓市场等方面颇具实际操作经验。 “先富群体”往往具备特有的榜样和示范效应，对村民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同时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优先、勤劳致富光荣的政策引导，其结果在客观上也把富人推上了“农村社区管理者”和“带头人”的位置。 但是，也不排除由于现行法规制度尚有不完善之处，当“先富群体”将其运用娴熟的经济手段转嫁至村级竞选，频繁出现请客送礼、派发实物等非正常现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村民的投票意向。 (12)贿选认定，左右民意或大量发钱。在瑞安、义乌等地，不少富人在竞选期间，纷纷打出“当选后不要报酬”“兴办公益事业”“个人掏钱增加村民福利”“以个人资产抵押发展村集体经济”等竞选承诺，起到了一定的拉挖票作用。调查显示，在义乌市，大多数在竞选中作出捐赠承诺的富人当选后已兑现其承诺。 但关于承诺捐赠和贿选也一度产生较多纷争。对此，浙江省民政厅指出，针对“承诺捐赠”这一政治选举中尚不成熟，但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关键是规范选举程序、构建富有弹性的吸纳机制和公平的竞争机制。同时，明确了认定“贿选”的两条原则：一是选民意志是否受到左右，有无给选举工作带来不良后果；二是看钱物发放是否面广而量大，并要求一定要查实后再定性。在防范贿选上，建议采用召开村民大会集中投票选举的方式；村选举委员会要集中时间、地点、人员，组织正式候选人发表治村演说，回答村民提问；候选人的竞选书、治村演说、承诺书等，须经乡(镇)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或村选委会同意后，方可公开。

申论二、资料 1．实施学生奶计划，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为改善学生营养和健康状况，而采取的一项通用而有效的措施。如日本，二战之后，对学生供奶加以立法，有“一杯奶可以强壮一个民族”的说法。现在，在联合国的倡导推动下，已有50多个国家开展了这项措施。　　2．2000年4月，教育部发出通知，正式启动学生豆奶计划，提倡中小学生喝豆奶，以解决学生的营养不良问题。　　3．2000年8月，国务院拨款1亿元，地方配套5000万元，正式启动东北三省中小学生豆奶计划。这笔资金是这样分配的：国家补贴给东北三省的城市学生每人每天0.06元，乡村学生每人每天0.15元，特困生0.21元。　　4．2002年3月起，鞍山市在市内全面推广学生豆奶。鞍山市指定的学生豆奶供应厂一共有两家：一家是鞍山味邦公司，一家是鞍山宝润公司。　　5．2002年9月，国务院批准东北三省2002-2004年第二阶段学生豆奶计划，并拨出专项资金2亿元，地方配套1亿元，并规定补贴的重点在农村。　　6．国际奶业知名企业利乐中国有限公司项目代表伍菊平说：“我们在江浙等地考察发现，在政府未实施‘学生奶饮用计划’之前，有的企业出于纯粹的商业获利行为，通过各种手段，将产品打入校园。在政府实施这个计划以后，部分小的、没有拿到国家资格认证的乳品厂，用高额回扣作敲门砖，进入校园，占领了原本属于“学生奶”的市场。这种情况在一些中小城市，特别是地级市和县城，尤为明显。”　　7．2003年3月，宝润豆奶开始在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的8所小学推广，3月19日是学生们第一次喝到豆奶。在开始推广之前，宝润公司还给家长发了一封《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里面这样介绍：该产品在问世之初，在辽宁省食品办的组织下，邀请了国内 10余位乳品制造、营养调制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对产品配方、生产流程、质量标准、企业环境、安全保证、售后服务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论证、评议，……先后荣获了省、市质量信得过的殊荣……并得到了市政府主要领导的肯定。　　8．2003年3月19日上午，辽宁海城市铁西小学二年级1班12岁的张强(化名)喝完老师发下来的一袋豆奶后不久，就觉得胃里烧得慌，便趴在桌上哼哼起来。不到半个小时，班上的十几个同学先后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老师赶忙将他们送到了相隔不到百米的广济医院。从上午10点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生被送到了广济医院。到下午3点时，约有1500名学生被送至广济医院治疗或者检查。因无法确诊病因，医生只能采取打吊针的方法进行保守治疗。这些患病学生全部来自海城市兴海管理区的8所小学，在发病前都喝了一袋“宝润”牌的“高乳营养学生豆奶”。　　9．截至2003年4月8日，海城市方面官方公布的就诊人次为4474人。“从3月 19日开始到现在，每天都有学生来看病，多的时候一天要看上百个学生，少的时候也有好几十，从没有间断过。”广济医院50多岁的赵医生说，“有的学生是过了一二十天才发病的，而且发病的症状千奇百怪：有的肚子痛，有的视力下降，有的不愿意吃饭，还有的身上起红疹。甚至有的学生被检查出有脑膜炎、心肌炎、肺炎、肝炎等疾病。”赵医生说，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确定病因，所以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法。他承认，“这种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的”。　　10．2003年4月11日上午，约500名学生家长聚集在海城市政府门外，要求政府对这次中毒事件“给个说法”，并将市政府门前围得水泄不通。家长们的要求是：政府站出来说清楚孩子们中的到底是什么毒，应该怎样治疗。家长们类似的集会在海城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发现学生中毒之后的三四天起，每隔几天，学生家长就会在市政府或是市政府招待所――海城宾馆前聚集，“为了向政府讨个说法”。4月1日，甚至有家长在海城火车站拦截了沈阳开往大连的K682次列车，使列车被阻9分钟。“这么多天了，政府都没有人出来告诉我们到底怎么回事!”一位家长激愤地说。由于一直没得到官方的答复，传言越传越盛，越来越多的人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开始相信传言，并成为传言的下一个传播者。　　11．在辽宁海城，市场上与学生饮用的“宝润营养豆奶”档次相同(普通包装、200毫升容量)的豆奶定价平均0.3元，仅是“宝润营养豆奶”定价的一半。而按照国家规定，学生豆奶不仅要“安全、营养”，还要“价廉”，其价格要由当地物价部门批准，并要低于市场价的10%。同时，国家还有累计4.5亿元的专项补贴。这样，送到学生口中的豆奶，应该是“质优价廉”。记者和海城市物价部门联系，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现在是敏感时期，不接受记者采访。”有媒体报道，海城的豆奶如果没有猫腻，进不了校园，更送不到孩子口中，当然也就不会发生中毒事件。　　12．鞍山市宝润公司生产豆奶，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辽宁省教育厅早在宝润公司的产品出事前的3月上旬，就曾多次通知鞍山市教育局，请他们转告市政府一定要把宝润公司的生产停下来，在取得资格前不准生产。鞍山市对此没有理睬。　　13．海城豆奶事故发生于2003年3月19日，而海城市政府直到2003年4月9日才对外公布事故消息。在长达21天的时间里，海城市政府为什么不按规定立即上报卫生部?海城市政府秘书处有关负责人的解释说：“事发第二天我们就上报了鞍山市。”至于为什么没有上报卫生部，他回答：“因为先期豆奶检测没有问题，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是食物中毒，所以没有上报。”　　14．卫生部法监司汪建荣副司长2003年4月11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法监司是4月10日下午4点多接到了辽宁省卫生厅的书面报告。“根据卫生部的规定，发生在学校的食物中毒或是食物事故，都应该在6小时内向卫生部报告。所以我们已经要求辽宁省卫生厅就这件事件作出解释。”　　15．四川绵阳市2003年4月17日发出紧急禁令，禁止学校自制豆奶、组织学生集体饮用豆奶和学生奶。禁令要求全市各地学校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特别是食品卫生安全，立即停止自制豆奶和向学生供应豆奶等饮品，以切实保障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市教育局还表示，要将这一工作纳入年终目标考核，对令行不止的要从经济上给予严惩。在此之前，绵阳的部分学校一直在自制豆奶，并组织学生集体饮用。对此，市教育局曾多次发文要求禁止这种做法，但因为受利益驱动，到4月初，仍有93所学校在组织学生集体饮用豆奶。

申论二、给定资料 材料一 新华社重庆2006年1月23日电重庆主城区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1.75倍，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3倍，有的一所农村学校的全权资产还比不上重点学校的一间教室。重庆市政协委员吴德本呼吁，应缩小教育上的城乡差距，在教育资源配置上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构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 在城市学校大搞电脑教育、多媒体教育，在学生教室安置空调、电视机的时候，农村学校还在为消除危房、增加最基本的仪器设备而努力。吴德本调查发现，重庆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明显重城市，轻农村。在中小学编制标准上，如果按重庆有关文件规定，以最抵线配置教师，初中阶段城市是农村的1.48倍，小学阶段城市是农村的129倍。从教育经费拨付的政策看，重庆主城区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1.75倍，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是贫困县农村的3倍。有的农村学校校舍、设备没施坏了无法维修，教师进修费、差旅费都无法报销。有的县乡还千方百计卡学校的经费，致使有的农村教师上课用的粉笔都限制数量。 吴德本说，边远农村学校的教师更是孤苦伶仃，国家定的小伙食补贴还是1963年制定的标准1.5元/人，42年不变，山村学校在教师节只发给老师10元钱，评上了学校先进的老师发20元，怎么能稳定教师队伍呢?农村学校的本科、专科毕业的教师留不住，纷纷涌向城市，有的县小学代课老师占30%以上。 材料二 “教育不公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记者在山东、辽中、陕西、北京等地采访发现，城乡之问、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大量存在的教育不公现象愈演愈烈。 位于陕北延安山窝窝里的寨子峁村小学是记者所见过的最小的学校，校舍由一口三孔窑洞构成：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另一间已经废弃。教室里只有一个讲台，十来张桌子。张华是村子里聘请的惟一代课教师，前几年的时候，村里的二三十个孩子依年龄大小编成学前班和一、二、三这四个年级，都挤在一口窑洞里进行复式教学，一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时，其他几个年级的孩子就做作业或者自习。随着原来的孩子们升学，加上村子里的很多住户搬走，寨子峁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的全部开支，来源于每个学生毒学期35元的杂费。 与寨子峁村小学的简陋寒酸相比，北京中中心一所小学的现代豪华让记者感到震惊，可以说已经“武装到了牙齿”。记者在这所投资上亿元的小学看到，高标准的游泳馆、科技馆、图书馆、报告厅、地下车库、塑胶操场与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学校并无二致，每个教室都配有电脑、投影仪等设备，学生衣柜、桌椅都是适合儿童特点的一流设施；有专门的劳技教室、书法教室、计算机房，可以供几个班的学生同时上专业课；教学楼、办公楼全部是高档装修，走廊里配有饮水设备，连学生厕所都像星级宾馆一样。这里一间教室的投入就超过部分农村小学一年的开支。由于师资力量强、硬件设施好，吸引了众多家长趋之若骛。 许多基层学校校长向记者反映，现在城乡之间教育投入的不均衡现象极为突出，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学校像非洲，城市学校像欧洲。”农村学校由于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差，近年来学生和教师大量向城镇流动。“一个年级一个班”的农村小学在很多地方已很常见。 材料三 记者在山东、辽宁、北京等地走访了多所学校，发现政府对各级示范学校、重点学校的政策倾斜使其膨胀发展，造成新一轮差距的扩大。按辽宁省规定，沈阳、大连、鞍山等地省级示范高中择校费收费可达3万元。大连一所省级示范高中今年仅择校费收入就达420多万元，学校多媒体教室一应俱全，仅粉刷救学搂内外墙壁就花了几十万元，装修一个办公室七入万元。在职老师人手一台手提电脑，一身校服千余元。而其对口支援的一所普通高中，却连一个实验室都没有，买大屏幕的一两万元都拿不出来。 济南市一位小学校长对记者说，重点学校不仅政府投入大。社会支持力度也大。一所重点小学要盖教学楼，钢筋水泥全靠家长赞助，不用自己掏钱买，搂建成后还把剩余的建材卖出去挣了一笔钱。“而我们学校要建微机窒，学校没钱又不能向学生收，当个校长可真难。学校是花钱的地方，现在生均经费连办公费都不够，学校如果不自筹资金，水电费都支付不起。” 一边是政府生均经费投入不足，普通学校发展乏力，一边是政府斥巨资打造精品，重点学校“肥得流油”。基层教育工作者对此意见纷纷，许多中小学校长向记者发牢骚说，在很多地方财政只保教师人头费，根本不拔生均经费，不是政府拿不出这个钱，而是教育政绩观在作怪。因为教育是个慢功夫，不如建名校、搞政绩工程立竿见影。他们认为，投资上亿元建一个学校，只能进一步扩大差距，造成新的教育不公。 材料四 新华社北京2阗6年3月8日电最需要教育资源的地方，却最缺乏教育资源；最需要接受教育的群体，却离教育资源最远。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倒挂”现象，再次喊为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教育不均衡现象，已到了 ‘踩刹车’的时候!可‘公平车’又何时能‘踩油门’呢?”代表委员们发问。 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反差：有的大城市投巨资建起的中小学，一间教室的投入几乎相当于偏远地区一所农村小学的全部家当。北方一个地级市的中学，学校设有游泳馆、体育馆，教室里配有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设备。可在城郊的农村，有的孩子直到早业还没摸过键盘。 这些事例，让代表委员们年年牵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龚玲代表曾在农村读完中小学，她桌子上摆着的关于建立城市优质学校和教师支援农村学校长效机制的建议格外显眼。龚玲清楚地记得，在去年的两会上，她就提出了调整教育资金投入结构、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的建议。从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的第一天开始，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地区和学校间教学质量差异等问题就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代表委员认为，教育属于二次分配范畴，更要重均衡，它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所有人都能迈上公平接受教育的台阶。现在。教育资源不均衡，把很多贫寒家庭子女的发展之路给堵住了。 教育均衡同样成为基层两会的热点。在吉林两会上，有的省政协委员提出干脆取消“重点校”。改革以来，不少地方在省直及各市、县、区设立各种实验小学、中学，虽然也有教育的实验项目，但办起来确实成为社会印象中的“重点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默认。有关部门不断支持、扶持这些学校，并给一些优惠政策。如允许招“择校生”，允许在普通中、小学校抽调教师等等，养出了一批名副其实的“重点校”。 材料五 臧耀平是吉林省的一位农民，儿子在农村上的小学，多种成绩都很优秀，可就是英语不行，基础弱，考重点高中时受影响，被英语拖了后腿，差几分没有考上。 “现在城里学校从小学就开设双语教学，有的小学还有计算机班，这些在农村没有，否则儿子英语不会这样差。”臧耀干说，“农村家长为让孩子同样享受到好的教育环境，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城，到好学校就读，不得不异地‘择校’。可为了达到这种公平，农村家庭必须付出高额成本。” “教育天平”的失衡，痛的不仅是学生。有些学棱的处境，并不比臧家轻松。来自安徽省农村的余的娜代表说，去年村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村小学配了电脑，学生却从几百个减为不到几十个，师资问题带来的教学质量差异，造成村小学不断萎缩。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汪晓村代表不久前到西部开会时，甘肃等地高校负责人说：“如果你们学提要引进一个博士当教师，可能一夜间收到的自荐信如雪片一般；可我们拿出几万元的津贴也不一定能招来人。”几年前，一些西部省份的学校还发生过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就流失几个教师的情况。 “这是一种‘马大效应’。”一些教育界干部说，优秀的教师资源不断地从边远地区和薄弱学校流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这种师资水平不断拉大的校际间差距，对“择校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择校热”带来的大量“择校费”，也源源不断流入优质学校，又加剧了薄弱学校师资的流失。在吉林省辽源市，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对校际间教师流动严格冻结，强调城市重点学校不允许去边远学校调老师。不过，行政命令难抵“市场规律”，只要有“重点校”，“天平”就会不断“倾斜”。 材料六 在代表委员眼中，教育资源“倒挂’’现象欠了一笔不能不算的“公平账”。 城乡“倒挂”。全国中小学生80%在农村，可山西平遥县中学教师段志爱代表说，农村中小学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与教学水平同城市有很大差距。龚玲代表曾调查过，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只享有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和不到一半的基建投资。城乡义务教育投入与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建设新农村，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要出路是依靠教育，可现在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却最缺乏资源。 区域“倒挂”。甘肃省的王智平委员说，西部和东部拥有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人口约3000万的甘肃只有十几所本科院校。在东部的江苏省，7000多万人口却有100多所大学。贫困地区脱贫要依靠教育，可当地高校资源多数贫乏，学生考大学难是个不争的事实。朱善萍代表说，部分高校虽名义上是全国招生，但实际上本地考生已超过70%。 本末“倒挂”。教育界的刊，鹤娟代表调查了解到，在国内教育投入结构上，大部分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了。前两年，有代表调查，占全国师生绝大多数的义务教育，所获基建资金投入却不到全部教育基建投资的三分之一，投入与所承担的任务不相称。占全国教师生数比例很小的高等教育，却拥有近一半的基建投资。“基础教育是根本，可长期投入却是本末倒置。”楼文英代表说。 材料七 国家有关部门已看到教育不均衡问题。代表委员仍大声呼吁，“教育之车”的“公平之轮”仍需“踩油门”，提高转速。 2005年，各级政府安排专项资金70多亿元，对592个重点贫困县1700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就读小学、初中实行“两免一补”，为中西部地区1700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可这些政策与教育均衡发展的需求仍有差距。 孙鹤娟等代表委员建议，除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外，还要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中央财政掌握着稳定、可靠的税收来源，可以宏观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发展的差距。 国家应谊建立一个体现地域投入差异的分配模式。如果依然是不均衡的投入，哪会有均衡的教育。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可以省级政府为主体；在落后地区，中央政府要成为投入主体。最终，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投入分配模式。 “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又是两大调节杠杆。”孙鹤娟代表说，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指的是把投入更多地放在基层的义务教育上；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是让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更多地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孙鹤娟说，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全国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只占极少部分，而乡镇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如果投资主体重心仍在下面，许多县乡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达标而高筑的“债台”依然无法拆除。孙鹤娟说，师资问题的调配更是一个杠杆。尤其农村教育问题，不单单是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就能解决的，不少教师还要从贫困地区流向城市或相对富裕地区。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拉动机制”，鼓励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以及大学生“上山下乡”，优化农村师资力量，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希望中央主动平衡资源配置，强化向农村、向落后地区、向基础教育倾斜的政策”…… 材料八 教育不公平现象为何愈演愈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教育不公平现象的背后，是政府的“手”在作怪。正是由于政府公共职能的缺失，对教育的公共利益取向出现偏差，导致各种不公平教育政策的出台。 ——教育投入政策嫌贫爱富。由于义务教育财政责任基层化，地区之间财力差异直接造成了教育资源优劣差异。据了解，1998年，小学生均经费最高的上海与最低的河南相差近 10倍，7年后，上海市的生均经费与河南农村相差了50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善迈接受采访时说，学校差距的拉大正是由财政制度造成的，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对教育的投入与地方财力挂钩，各地悬殊很大。 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表示，促进教育不均衡的政策太多了，农村学校本来就穷，教师培训要到城里去，但学校的生均经费反而少，城市学校相对富裕，政府给的生均经费反而多。基础教育本来投入就少，高等教育投入偏多，近几年义务教育实行“一费制”，除此之外的钱一律不能收，政府投入又不到位，使义务教育经费更加紧张，而高等教育政府投入就多，又可以收费，越是好学校日子越好过。 ——示范学校政策。上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逐步建立一批重点中学，目的是在我国教育资源总体短缺的情况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1995年，示范高中政策取代了重点中学政策。此后，“示范学校热”在教育领域升温，造成新一轮教育差距的扩大。 据了解，北京建设高中示范学校，多则给两亿元，少则给8000万元。教育部属院校的 6所附属中学更新设备，每所都获得拨款5000万元。一些省市还制定政策，示范高中从学费到择校费都高于普通高中，越是级别高的示范高中收费越高。即使在一些教育经费短缺的地方，政府仍然不惜斥巨资建示范高中。记者在山东省一个经济欠发达县了解到，2000年该县投资5200万元，按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中标准建设了一所高中，内部配备一流设施。而这个县到现在农村小学生均经费一分钱都没有。这种倾斜政策客观上加剧了教育的两极分化。 ——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政策。为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近年来，政府允许部分公立优质学校改制，实行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即政府投入硬件、师资以及学校声誉等有形和无形资产，允许学校提高收费水平。记者了解到，济南市此类学校年收费达到2000万元左右，是公办学校收费水平的10多倍。许多家长对于这种高收费的民办公助学校无可奈何，他们抱怨说，“民办公助、公办民助政策实际是把教育当成了产业，只顾赚钱，不管公益性。” 材料九 济南市一位姓郑的低保户无奈地对记者说，孩子上初中二年级，只能按片就近升入一所普通中学。这所学校设施差、师资力量弱，有本事、有钱的家长都让孩子择校了，留下的学生越来越少。“谁不想让孩子上好学校?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这样了，就指望孩子能有出息，让我们过上好日子。可是我们家长没钱、没地位，孩子上不了好学校，只能一代跟着一代受穷。”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学生的家庭背景已经强烈地影响到了受教育机会，同时教育不公进一步加大了社会阶层分化。由他负责的课题组在对10城市四十余所高中的调查中发现，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城市重点学校的择校生比例最高，为25.2%；此外，还有6.5%学生动用了社会关系。城市重点高中，来自高阶层家庭的学生是低阶层的1.6倍，低阶层的学生在非重点中学的比例最高；中上层家庭的孩于约 62%进入重点中学，而低阶层家庭的核子约60%在非重点学校。 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西平认为，当前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梗之间的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长此以往，就会SI发社会矛盾。北京师范大学杜育红等专家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各种人有公平晋升的台阶。现在教育存在的不公平实际上把贫寒子弟晋升之路给堵住了，从而使教育丧失其调节功能，无法往社会上层流动。如果农民永远是农民。农民工永远只能是农民工，就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绝不能因为社会不公平而加大教育不公平，又因为教育的不公平反过来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社会隐患。 材料十 新华社北京2006年3月8日电国家教育规划“十五”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阶层差距正在成为影响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拥有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者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更占优势，他们在国家重点高校占有较大的份额，他们的录取分数却低于低阶层家庭的学生。 课题组认为，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高中教育、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的积累和延续。高中教育成为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成为教育公平新的瓶颈。在被调查对象中，约有1/5的学生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杈费进入高中，在城市重点学校中，择校生比例达到25.2%。有34.7%的私企业主、23.5%的高层管理技术人员和25.7%的中层管理技术人员家庭的子女通过交赞助费和择校费进入高中。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高等教育中入学机会的差异一直存在，且受到教育政策的强烈影响。据调查，这一趋势在近年还在发展，教育机会分配转向更有利于出身优势家庭背景的人。他说；“糟糕的教育制度成为凝固和复制阶层差距的工具。 首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的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宜瑾日前呼吁：“国家要采取切实措施，扭转教育机会上学而优则贫、富且贵占优’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