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给定资料 资料显示，我国中西部地区有2400多万中小学生因家庭经济贫困面临失学，其中至少10%的中小学生已经辍学，此种状况使得人才强国的战略面临严峻挑战。对此，发放助学贷款是国家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近来，高校助学贷款已受到各方重视，享受多种优惠政策扶持，各银行对高校助学贷款竞标激烈。相比之下，本应是前者有力补充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却备受“冷遇”。事实上，与高校助学贷款相比，生源地助学贷款有其独特的优势。 对此，来自金融机构的人士针对此项工作作出深刻分析。 首先，从贷款发放对象上看，生源地助学贷款发放面远广于高校助学贷款，其对象是所有适学的贫困家庭的大中小学生；而高校助学贷款对象仅限于纳入国家助学贷款范围的高校贫困生。以重庆市万州区为例，截至2004年10月底，全区只有农行万州分行对重庆三峡学院贫困生发放了高校助学贷款317.2万元，由于助学贷款新政策出台的时间差，导致今年助学贷款呈现出零增长；而当地农村信用社按照农产小额信用贷款方式，已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3 262万元。 其次，从贷款风险角度看，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安全性明显高于高校助学贷款。前者面向的是学生家庭，金融机构对当地居民的家庭收入和家长信誉熟悉，家长对银行或农信社也比较了解。而高校助学贷款仅凭学生家庭所在地的收入证明和学生本人的申请，银行和高校对学生及其家庭均不甚了解，学生毕业后就业情况难以预料。贫困学生跨入社会的头几年是消费集中时期，如读大学时已经负债累累，在毕业后短短的几年内，很难还清读大学时的助学贷款，银行也无法履行展期手续。因此，高校助学贷款的潜在风险很大，2003年诸多高校助学贷款“叫停”即是例证。 第三，从贷款时间和金额上看，生源地助学贷款方便、灵活快捷，高校助学贷款定时定量极为繁琐。生源地助学贷款可以根据学校收费和家庭经济情况，随时发放，贷款金额可大可小；高校助学贷款主要集中在每学期开学缴费时，由银行和学校商定一次性统一转账，最高金额也由银行一次性定板，多数只考虑到学校收费情况，而未顾及学生生活费用。 第四，从贷款主体看，高校助学贷款的贷款中标银行是惟一的，高校和学生没有选择余地，生源地助学贷款可在所有银行、信用社开办，学生家长和银行均可自由选择。现行政策规定，高校助学贷款由省(市)助学贷款管理中心统一打包给某一家银行，各高校和学生没有选择余地，未中标行社基于政策等原因根本无法开展高校助学贷款业务。如果将生源地助学贷款在全国城乡所有金融机构推广，将会使贷款需求和供给得到有效结合，扩大学生家长和银行的自由选择面和贷款发放面，从而促进助学贷款政策的实施。 由此可见，若能向生源地助学贷款投以更多关注和扶持，使其成为高校助学贷款的有力补充，将对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全面实施大有助益。首先要转变观念，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应扩大扶持范围，将中小学生纳人扶持对象。对中小学生的助学贷款，应以生源地助学贷款为主，承贷期限灵活掌握。对父母双亡或病残无劳动能力的特困家庭，主要由财政扶持并全额贴息，银行贷款期限可延长至学生踏人社会的5年后开始还款；对父母暂时下岗失业或农村欠收家庭，贷款期限可定在10年以内。中小学助学贷款的承贷主体应是学生监护人。 其二，将生源地助学贷款纳入国家助学贷款管理范围，享受高校助学贷款相应优惠政策。要为金融机构开办生源地助学贷款提供政策倾斜，国家助学贷款应分为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和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可享受高校助学贷款相应优惠政策。 其三，完善生源地助学贷款财政贴息办法。列入省级以上扶贫开发地区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实行中央财政全额贴息，非贫困地区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各贴息50%。开办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商业银行、农信社负责贴息资金的汇总、申报，人民银行负责监督，由地市级财政负责划拨贴息资金。 业界有关人士进一步分析认为，从国家政策扶持和管理上看，高校助学贷款政策优惠，而生源地助学贷款没有优惠政策扶持，也未纳入专项管理，造成助学贷款事实上的质量和效果不佳，对国家助学贷款的深入开展并无助益。因此，他们一再呼吁，生源地助学贷款不该受此“冷遇”。 (材料来源：金融时报 2004年11月30日)

二、给定材料 1．7月1日，酝酿了三年的《行政许可法》即将实施。这部被法律专家称为“迄今为止对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影响最为广泛的法律之一”的《行政许可法》到底会给百姓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行政许可法》是近年来我国最重要的立法成果”，中央党校政法部刘素华博士认为，《行政许可法》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政府职能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这是一场政府的“自我革命”，“它的实施将给百姓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实惠”。 2．审批异议可要求听证 以往各行政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滥设审批程序，而《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审批必须依法进行，国务院对哪些项目需要进行审批有了明确的规定，目前，国务院已经分三批共取消和调整了1 795项行政审批，大大降低了百姓办理项目审批的成本。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各行政部门在办理审批手续时必须公开。百姓有权了解审批过程的具体情况，对于审批过程有异议的，百姓可以要求举行听证会。 3．审批20天内给出答复 根据《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便民原则，行政机关接到申请后再也不能“一拖了事”，能“拍板”的应当场“拍板”，不能当场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 针对以往在行政审批中出现的久拖不决现象，《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部门必须对百姓提出的审批申请在20天之内给出明确的答复。 4．5日内不告知视为受理 办理过户口迁移、婚姻登记和其他审批手续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通常是要跑得疲惫不堪才能把审批手续办下来。《行政许可法》规定，百姓在办理审批手续时，行政机关必须当场或5日内一次性告知百姓还缺乏哪些手续，逾期不告知者即可被视为受理。如果行政机关没有一次性告知的话，百姓可以采取法律手段要求复议或者起诉。 5．无需为“工本”“埋单” 《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将有效制止当前有些部门和个人利用手中权力牟利的行为。不光如此，《行政许可法》还杜绝了利用审批本身牟利的途径，因为这部法律的第58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和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监督检查，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行政机关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不得收费。这意味着7月1日后去行政机关填表申请审批事项，如果有人向你要表格的“工本费”，你可以毫不犹豫地拒付。因为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老百姓当然无需再为所谓的“工本’，“埋单”。 6．《行政许可法》实施前夕，武汉市政府经过清理、甄别，决定废止不符合《行政许可法》规定的 48件规范性文件，其中市政府规范性文件39件、市政府办公厅规范性文件9件。 记者28日从武汉市市长办公会上获悉，通过对1978年以来市人民政府以政府或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共12263件进行清理，有111件涉及行政许可，对照《行政许可法》要求，研究决定对 48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另有10件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许可规定被停止实施。 7．2003年11月6日下午，国务院举办第二次学习讲座，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学习讲座并发表讲话。他指出，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的新形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高度，认真学习、准确理解、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要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创新管理制度，转变政府职能。 在学习讲座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介绍了行政许可法的起草过程、立法宗旨和主要内容，并就贯彻实施这部法律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建议。 温家宝在主持学习讲座时指出，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制度、措施，不仅是对行政许可本身的规范和重大改革，也是对整个政府工作的进一步规范，将对全国行政系统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不单纯是一部法律的执行问题，而是涉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的大问题。保证行政许可法全面、正确地实施，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职能、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管理方式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

二、给定资料 (1)2002年1月10日，上海的《社会科学报》第七版上刊登了署名为晓声的文章，题目为《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此文指出：在王铭铭于1998年出版的《想像的异邦》一书中，有近10万字的内容，除了些个别的字词、语气语调、关键词连接有所改动之外，与美国人类学家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译本)几乎一模一样。　　(2)《想像的异邦》第二篇与《当代人类学》第四部分、第五部分、第六部分几乎相同，甚至连结构段落顺序也没有改变，只是原书中的一些小标题被删节了，王铭铭在自己所出的《想像的异邦》一书的序言部分和参考文献部分中没有一次提到美国作者哈维兰。值得一提的是，王铭铭正是《当代人类学》一书中译本的翻译者之一。　　(3) 博士生导师王铭铭所撰写的《想像的异邦》一书被指认“存在严重剽窃”的消息引起社会各界的一片哗然。1月14日，南方某报刊全面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紧接着各大媒体纷纷跟进，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同时北大方面传出消息，对王铭铭做出严肃的处理，撤销其包括北大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北大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在内的全部学术职务。　　(4)王铭铭，1962年生，厦门大学研究生，尚未毕业即考取中英文化交流奖学金赴伦敦大学留学，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94年起任职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大中国学术城曾介绍他“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理论、区域研究、宗教人类学、汉学人类学等方面有专长。”王铭铭作为人类学的知名专家，亦因著作多而闻名于业内，据有人统计，他近几年内一连出了十几本书，且著作一直很受学生们的欢迎。　　(5) 署名晓声的作者，真名为王晓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级文艺理论专业博士生，当他发现了王教授抄袭他人著作的行为后非常生气，于是便写了文章，只是想“打击一下，借此事攻击一下这个现象”，并认为学术打假，重在体制。　　(6) 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1月8日报道：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自成立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以来，首次向媒体公布了2001年度的“打假成果”。　　(7) 基金会的材料表明，截止到2001年12月10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共收到举报76件，其中，举报内容涉及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10件、弄虚作假13件、专家评审不公20件，以同一内容重复申请2件、滥用科学基金经费7件，冒名申请4件，受资助单位及委内管理问题等20件。经调查组核实，对有关人员或单位提出报道批评或内部批评8件，取消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资格3件，追回科学基金资助经费2件。

二、给定资料 1．原商务部规划财务司资产基建处副处长王某，女，37岁。1999年7月，她在担任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计划财务司综合制度处主任科员期间，利用为本单位职工购买住房，参与房源联系工作的职务便利，收受北京颐安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给的人民币10万元。 2006年4月27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0年。 2．温某1956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1984年从北京金融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工作。1997年升任北京农行下属的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8年又被任命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处长。 1999年初，在北京农行与某公司签订一份合同后不久，他向这家公司的老总索要这个项目利润的2/3。无奈之下，那位经理只好乖乖拿出了他们2/3的利润，一张40万元的转账支票顺利地转入温某侄子开设的账户中。 2003年6月～2004年6月期间，温某在采购ATM自动柜员机的过程中，采用欺骗的手段，将本单位公款共计人民币432万余元非法占有。 6年下来，温某共索取商业贿赂款1 073万余元、贪污公款432万余元。涉案金额竟然达1 505万余元! 2004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接到一封举报信，举报温某用巨资购头建外 SOHO的商品房，其支出明显超过了合法收入。2004年7月24日，温某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 法院认定的温某收受商业贿赂事实主要是：1999年2月～2004年2月期间，温某利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息电脑中心主任、总经理、科技处处长及北京金信思创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负责主管本单位电子化设备及软件采购、审核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向4家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索取款项共计人民币1 073万余元。 2005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温某贪污、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贪污罪，数罪并罚，判处被告人温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成为北京市司法机关重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 3．原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总公司出口贸易部器械科科长芦某，39岁，在办理业务中，4次收受上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齿科材料厂的业务回扣款16.9万余元，27日被崇文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4．据顺平县检察院查证，顺平县医院2003年9月～2005年4月的十几万张处方中，药商共推销回扣药品20多种，拿回扣的涉案医生71人，90%有处方权的医生甚至一些骨干科室的医生参与其中，涉案金额达20多万元。 2004年12月28日，顺平县检察院就此案向顺平县法院提起公诉，杨某等4名药商在推销药品过程中，采用向有处方权的医生提取回扣的方法，向医生行贿数额较大，以行贿罪被起诉；姚某等6名医生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药商药品回扣，数额较大，以受贿罪被起诉。 法院审理查明，在2003年9月～2005年5月，保定市一家医药公司新药部经理杨某、业务员张某和石家庄一家医药公司业务员张某等4人，在向顺平县医院推销依龙、舒血宁、醒脑注射液、阿奇霉素等药品过程中，给该院内二科主任马某、副主任王某等6名医生分别支付了回扣，金额从7 029元～9 978元不等。 2005年1月17日，顺平县法院对顺平县医生集体收受药品回扣案作出一审判决，包括内二科主任在内的6名骨干医生被判犯有受贿罪。由于这6名医生的受贿金额均不足 10 000元，且案发后退赃积极，因此免予刑事处分。同时，顺平县法院认定本案件中的4名药品推销人员均构成行贿罪，也被免予刑事处分。 5．在顺平县医院吃回扣这起案件中，包括内二科主任在内的6名骨干医生被判犯有受贿罪。一些医生认为，开处方吃回扣是个普遍现象，况且平均每个医生的涉案金额很小，与大医院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因此，有的医生并不服气。据负责该案的顺平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介绍，其中有些医生认为自己．不是公职人员，收受回扣不是犯罪，因此要提起上诉，以洗清“受贿罪”的罪名。许多医务工作者认为，这一行为承受的应该是道德谴责和经济惩罚，而不应该是法律惩罚。 6．据了解，2004年，浙江瑞安市人民医院56名医生收取了医药代表共计110多万元的回扣被检察院查处。案发后，这家医院几名受贿几万元的行政干部被依法判刑，但是受贿数10万元的医生却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只受到了行政处罚。 7．一位从事了30多年医疗工作的医院院长说，在药品的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存在着太多黑幕。只要换一个名字，一些厂商就敢把药卖出成本价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虚高价格。一种核心成分为青霉素的感冒药针剂，成本仅6角钱，加入一点无关紧要的成分后，价格狂升到150元～600元一支；几元钱的氟哌酸成分不变，换个包装就变成了100多元一盒的新药。 8．据了解，同是新药审批，2004年中国药监局受理了10 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仅受理了148种。这一数字差异，反映出二者对新药认定和新药审批权力的根本差异。由于新药审批权力被滥用，药价扭曲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根治，而且使得医患之间的信息更加不对称，成为药企借机牟取暴利的机会。 9．2001年11月，朱某某在担任区科技创业园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技术部负责人期，可，利用主管工程招标的职务之便，“帮助”成都市某建筑工程公司项目经理冯某，得到“感谢费”40万元。朱某某在任锦江区“三办”(住房困难办公室、住房制度改革资金办公室、危房改造办公室)主任期间，伙同他人将“三办”公款260万元套出私分，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0．2003．年3月，邱某在采购医疗设备过程中，收受某医疗设备公司贿赂3万美元，被乐山市中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2001年～2004年，康某在采购设备过程中，收受 3家公司贿赂19万元，美元2 000元，被乐山市中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 11．1999年～2004年间，李某在医院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过程中，多次接受供货商贿赂120多万元。2006年3月，李某被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 12．2000年～2004年，泸州火炬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工程师苏某，在任公司某工程指挥部特种设备处负责人期间，收受供货商贿赂39万余元，美元2 000元；该公司法律顾问处原处长易某，收受供货商和废旧设备经营者贿赂12万元。2005年底，苏某、易某分别被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和5年。 13．张某在任东区副区长、区长和市国土局局长期间，为某建筑公司包工头王某某办理工程手续和某公司在返还土地出让金、建设用地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忙”，先后7次收受某建筑公司包工头王某8万元，收受两公司“好处费”7万元，还存在其他一些经济问题。 2005年8月，张某被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零6个月。 14．调查统计表明，有72.72%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中国做生意，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现象很普遍，20.98%的人认为比较普遍，只有2.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不普遍。当被问及在做生意时是否会选择给回扣、好处费和请客送礼的行销手段时，76.64%的被调查者选择会，只有20.56%的人选择不会。当被问及在中国做生意，如果不行贿、不请客送礼，生意是否能做好时，9.79%的人认为能做好，72.03%认为做不好、只能勉强维持， 18.18%认为肯定要做垮。 15．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当前，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政府都在紧锣密鼓地布置治理商业贿赂行动，一场席卷全国的商业反腐风暴正在酝酿。 2006年春节刚过，中国发出丁严厉打击商业贿赂的最强音，将治理商业贿赂摆到今年反腐工作特别突出的位置。中共中央纪委发出的《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治理商业贿赂的重点，要求各行政执法部门，对本部门、本单位主管(监管)行业、领域和单位的商业贿赂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治理方案。 16．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年以来，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商业零售、建筑、旅游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1.5万多件，案值57.5亿元，罚没款9.1亿元。其中，仅2005年就查处了2 400多件商业贿赂案件，案值9亿多元，罚没款1.9亿多元。在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7亿多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 17．由中央纪委牵头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其成员也由原来的18个部委扩充到22个部委，包括国土资源部、建设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资委、国家工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电监会13个部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审计署等部门。治理商业贿赂行为的重点确定为6大领域：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和经销。 18．此次治理商业贿赂，也是中国进行联合执法的一次积极探索。由于中国现有的法律不完善，使行政执法部门很难找到企业涉嫌商业贿赂的证据，导致一些涉案企业轻易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因此，在“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的22个成员中，不但有行政、执法部门，而且有司法部门，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有助于建立部门合作长效机制的探讨。 19．全国工商系统将进一步健全“经济户口”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包括是否有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否有商业贿赂行为的企业信用档案，引导经营者完善自律机制；健全政府投资监管、国有资产监管等制度；加快统一市场体系建设，打破市场垄断、行政壁垒和地区封锁。据了解，国家工商总局将编印治理商业贿赂行政执法手册，下发各地。 20．2006年4月6日，山东省工商局公开向社会曝光了10起典型的商业贿赂案件，其中6起为医院商业贿赂案件，包括青岛某医院收受商业贿赂案、淄博市某医院商业贿赂案、临沂市某经贸公司商业贿赂案、聊城市某评估中心商业贿赂案、聊城某书店商业贿赂案等。 21．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006年6月29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六)，将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修正案同时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修正案还将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2．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透露，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确定对10件涉案金额100万元以上的大案和涉及厅级以上干部的要案作为检察机关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挂牌督办的第一批案件，此后还将继续选择重大、典型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分批进行挂牌督办。同时，要求各省级检察院分别确定一批重大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进行督办。 记者从2006年4月25日在沈阳召开的全国检察机关治理商业贿赂工作会议上获悉，对有重大影响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上级检察院将挂牌督办，承办单位要落实办案责任制，确保挂牌督办案件得到有力查处。 有关负责人表示，要强化侦查组织指挥，上下左右协同作战，充分发挥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实战功能，对于涉及多个地区或单位的重大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上级检察院要统一组织指挥查办；对于下级检察院自行查办有困难的案件，上级检察院要采取督办、参办、提办、交办、指定异地办理等方式，帮助排除干扰阻力，确保办案工作顺利开展。 23．人民群众向公安机关举报商业贿赂犯罪线索，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进行举报：一是直接到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举报；二是到各级公安机关信访部门举报；三是通过公安机关公布的举报电话、传真、网站举报。 24．公安部2006年6月15日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对公安机关开展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公安部部长助理兼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某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围绕重点领域、重点线索和大要案件，采取有力措施，攻坚克难，迅速掀起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的高潮。 该局长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充分认识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坚决遏止商业贿赂蔓延的势头、逐步规范市场秩序为主要目标，以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以及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出版发行、电信、电力、质检、环保等领域和行业的重大商业贿赂案件为重点，采取有力措施，组织精干力量，力争在短期内全力攻克一批案情复杂、情节严重、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恶劣的大要案件，推动专项工作的全面展开。他还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在查办案件过程中要准确把握政策，严格依法办案；主动加强与有关部门和相关警种间的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充分履行服务、参谋职能，积极推进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建设；同时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大力推进公安队伍廉政建设。 25．今年1月～5月，武汉市检察机关已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70件，涉嫌犯罪金额1 300余万元。据了解，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以图书购销和医药卫生等领域为“重灾区”。截至目前，高校和教育部门在图书购销过程中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已立案侦查52件，其中10万元以上大案25件，涉嫌犯罪金额有810余万元，这些案件涉及到13所高校、 4个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有52名干部落马。 26．阿勒泰地区药监局自2006年6月6日起，组织骨干力量深入企业和系统内部开展“三查”活动，掌握情况，统一思想，为下一步整改工作提供真实依据。一查思想，查本系统干部和企业干部职工对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是否到位；二查行为，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是否存在给予、收受回扣和假借劳务费、信息费、顾问费、服务费、赞助费、外出考察等各种名义违反规定、违反职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行为，查本系统实施行政许可、稽查处罚等是否放松监管、降低标准条件；三查制度，查企业在经营、财务、购销等内部管理机制是否健全，有无“小金库”、账外账、账外物等，系统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是否完善和规范等问题。 通过检查，辖区内两家批发企业向长期与其有药品购销业务往来的医疗机构分别以赞助费的名义给予3 000元和5000元。经调查，两个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二条所指的商业贿赂行为。按照查办案件的要求移交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查处，分别给予了20 000元处罚。该局针对查出的问题责令两家企业立即整改，提出整改措施，建立并完善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和自律机制，从源头上治理商业贿赂的行为，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27．自2006年治理商业贿赂以来，目前乌鲁木齐市检察机关已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47件47人。其中医疗卫生系统商业贿赂案件28件28人；工程建设领域商业贿赂案件 19件19人，共涉及金额200余万元。 另据市工商局今年第一季度统计显示，乌鲁木齐市工商系统共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 15件，涉及金额约1 400万元，共给予经济处罚13万余元，主要是在商业活动中收受回扣行为。 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殷某说，乌鲁木齐市治理商业贿赂尽管开局良好，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目前对商业活动和交易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主要依靠知情人的举报这一单一渠道；各部门、各单位工作开展不平衡。 28．原北京市电讯工具厂厂长袁某，51岁。1999年1月，在负责本单位与北京住总正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开发位于丰台区东铁匠营横一条24号厂区的过程中，收受北京住总正华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27日，丰台区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袁某有期徒刑10年。 29．2006年以来，云南省加大力度治理商业贿赂。到目前为止，全省共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73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37人。 云南省副省长、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组长程某透露，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包括三项主要任务：开展不正当交易行为自纠自查、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和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云南省要用半年至一年的时间完成自查自纠工作。在各地各部门积极努力下，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省共排查各类案件线索272件，受理举报投诉107件，立案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73件。 30．从山东省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获悉，截至4月底，山东省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国家工作人员涉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239件、251人。 据统计，在239件涉嫌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县处级以上人员36人，占立案总人数的14.3%。 31．记者日前从海南省检察院获悉，去年以来，该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51件58人，占贿赂案件总人数的72.5%，其中，2006年前5个月立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19件22人。 32．王某在1997年～2005年担任阜南县柴集镇党委书记、阜南县教委主任和阜南县扶贫开发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索要、收受他人贿赂，在单位经济往来中收受回扣，共计人民币21万余元、美元200元，并为谋取单位利益向扶贫项目实施单位索取人民币27万余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单位受贿罪。日前受到应有的惩罚。 33．商业贿赂集中在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建筑和资源开发等基本上涉及了所有公众利益的行业。商业贿赂不仅损害了民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的商业秩序，而且更为长久地损害了中国的社会道德。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损害的是中国的政府形象和政治道德；医药购销领域的商业贿赂损害的是公共服务系统的减信道德；建筑和产权交易行业的商业贿赂损害的是公平、公正的商业道德。商业贿赂从根本上扭曲了公平竞争的规则，使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阻碍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破坏了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使诚信经营的企业沦为受害者，是社会法治与正义公平的大敌。 34．有关人士指出，治理商业贿赂，板子还是要打在“权”上。行政主管部门要先认真查一查自身的问题，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金融监管体制，健全政府投资监管、国有资产监管等方面，解决权力寻租问题；再填补管理体制和机制方面的漏洞，完善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和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规定，加快建立适合国情的企业和个人信用制度等，确定如何管好“职位寻租”行为。 35．一些常规的贿赂行为非常容易被查处，难以查处的是那些不易直接取证或者难以界定的商业贿赂，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业贿赂一般都采用“一对一”的交易形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由于行为双方多采取“一对一”方式进行，作案时一般没有第三方在场；由于双方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往往共同隐瞒相关情况，因此隐瞒性较强；不仅几乎所有操作都是秘密进行，而且为“贿赂”披上了合法“商业”外衣，很难被发现和取证。 其次，政府官员如果直接进行以权谋私，发生的商业贿赂比较容易界定和查处，但是许多变相的商业贿赂却难以发现。例如一些官员的家属本身就在经商，官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一些企业或者部门进行关照，而那些企业或者部门则向官员的家属提供商业交易的机会。 再次，在有些情况下，商业贿赂并不是直接贿赂个人，而是某一个集体。例如，高校采购教材时，经销商往往会将折扣给教材科，教材科当然优先采购折扣高的教材。这部分折扣往往没有进入学校的账户，而是成为科室的小金库。小金库和商业贿赂一样损害了市场公平性。 36．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中，商业贿赂早已成为业界心照不宣的竞争“潜在规则”，而现实中，面对这样的“潜在规则”，企业自身往往无力对抗，只能屈从“潜在规则”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去市场机会和份额。 一个时期以来，商业贿赂被社会认同为许多行业市场行销的“潜在规则”，导致对商业贿赂认知的模糊。许多人认为，做生意给回扣是行规，不可能触犯法律。在商业活动中，人们对于收受回扣、佣金现象已经司空见惯，缺乏守法意识。对商业贿赂还停留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负面经济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而对商业贿赂的危害却熟视无睹。 37．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6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被确定为中国重点治理商业贿赂的对象。这些领域都是垄断性很强的领域。买方和卖方之间不是平等的交易关系，某一方处于垄断地位，而另外一方没有谈判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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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沱沱河沿，“万里长江第一镇”。在这里，“第一”还有很多：万里长江第一桥、万里长江第一小学……正当沱沱河沿接受并熟悉这些个“第一”的时候，一项新的第一却被加冠她的身上——万里长江第一污染源。 沱沱河沿的一些店铺门前已经积起了水，烟盒、破鞋、塑料袋，漂在水中，沉人烂泥；雁石坪的情况更糟糕，垃圾被居民，还有环卫部门直接倒进了布曲河。 沱沱河大桥西头，一个大坑成了小镇居民“约定俗成”的垃圾站。只要稍微一走近，就让人不自觉地加快脚步，那个臭具有超凡的杀伤力。臭味很大部分来自大坑边一个没有蓄粪池的旱厕。其实，在沱沱河沿，还有雁石坪，绝大多数旱厕没有蓄粪池。 “约定俗成”的垃圾站在沱沱河沿还有几个。在一些地方，说居民直接把垃圾倒进沱沱河，一点都不为过。这些垃圾除了300多沱沱河沿居民的生活垃圾，还有一部分是过路的人和车带来的。应该说，遍地垃圾不可怕，可怕的是遍地垃圾让常住和路过的人们把制造垃圾当成了习以为常。 2．2007年9月15日，广州番禺区大石街大维村一家名为利昌鞋业有限公司的鞋厂，因为锅炉房外的输油管道发生断裂致使约2吨重油泄漏，致使大维村两条河涌受到污染。 “重油”是非常规石油的统称，包括重质油、高粘油、油砂、天然沥青和油母页岩等。重油又称燃料油，呈暗黑色液体，主要是以原油加工过程中的常压油、减压渣油、裂化渣油、裂化柴油和催化柴油等为原料混合而成。按照国际公约的分类方法，重油叫做可持久性油类，比较黏稠，难挥发。 记者从番禺区环保局和大石镇街道办事处了解到，造成大维村河涌污染的重油是从该村一家名叫利昌鞋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排放出来的，造成大维村两条河涌遭受污染。 根据环保部门统计数据，此次泄漏出来的重油约为2吨。番禺区环保局表示，环保部门已经完成有关事故的取证工作，按照法律法规，“肇事单位将被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 3．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今年从5月初到7月底，集中3个月的时间组织了8次记者团或记者小组，对8个盛30个地市节能减排工作进行了集中采访、专题采访或明察暗访，写成《2007年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推行节能减排”采访活动情况报告》，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报告说，记者团把沱江、岷江、淮河、湘江、渭河、汉江流域污染防治作为采访的重点。通过采访了解到，目前，除汉江水质继续保持在Ⅱ—Ⅲ类外，其他流域水环境状况还是令人担忧的。 沱江有5个断面水质基本为Ⅳ类，岷江有3个断面水质基本为Ⅳ或V类，超标污染物主要为溶解氧和氨氮。在淮河流域河南段，氨氮一直超标，属于劣V类水质。记者团在河南省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和企业对氨氮减排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处理技术和监测手段还跟不上。 湖南湘江既作为沿江城市饮用水源和工农业生产用水，又是纳污河。该流域集中了全省 70%的生产总值，全省大部分大、中型企业都分布在湘江流域。据有关数据统计，每年湘江都要接纳全省逾60%的工业废水。湘江不仅受镉的污染，同时还受到其他很多重金属的严重污染，如砷、汞、六价铬等。5月26日凌晨，记者团在长沙市黑石渡暗访时发现，浏阳河岸边有企业排污管向河内偷排超标污水，周边有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排浏阳河。 陕西渭河水质依然严重。去年13个临测断面中，76.9%断面超过水域功能标准，有9个断面为劣V类。西安市长安区王寺镇太平河是渭河一条支流，记者团在7月17日清晨暗访时发现，太平河周边一些造纸厂仍然在向河道偷排超标污水。 报告还指出，目前各地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低。一是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和污水收集率不高。据四川省建设厅有关通报，该省32个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中，目前正常运行的有12家，运行存在问题的有20家。岷江、沱江、嘉陵江三江流域的14个城市中，目前污水收集率已达到年度目标的城市有6个，未达到的有8个。主要问题是配套管网建设滞后、大部分污水处理厂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率低等。二是污水处理厂进水冲击负荷超过设计能力，对污水处理厂运行安全和有效治污都可能产生影响。三是不能完全实现达标排放。记者团在采访中发现，部分城市污水处理厂也在超标排放。四是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到去年年底，湖南省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仅为17%，远低于全国47%的水平。 4．南水北调工程的调水水质正面临着被污染的威胁，必须引起足够警惕。检查组在江苏省徐州市看到，徐州市三分之一的污水经奎河污水处理厂达标处理后，排人发源于本地的奎河，但徐州市铜山县还有3家造纸企业向奎河排污，致使奎河由江苏进入安徽的省界断面水质污染严重。 按照治污规划的要求，徐州市另外三分之二的污水需要经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排入不牢河和房亭河，通过截污工程导入同为淮河支流的新沂河人海。但是，徐州的截污导流工程至今没有完成规划批复，工程还没有实施。据反映，扬州、淮安和宿迁的截污导流工程规划同样因意见不一致至今未批，新的方案也未确定，导致大量污水进入南水北调输水干线。山东省济宁市南四湖是南水北调东线的重要调蓄湖泊，检查发现其水污染治理同样也存在滞后问题。 5．我国目前地下水超采区的面积在逐步扩大，从上世纪80年代的8.7万平方公里，已经扩大到了现在的19万平方公里；日前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超采问题比较突出。 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水资源较为短缺的地区之“，过去为了保证粮食生产，地下水位逐年降低。目前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超采问题比较突出。水利部出台了加强地下水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一系列政策，开展了地下水保护行动，积极地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的治理，全国已经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了地下水超采区，公布了地下水禁采和限采的范围，实施了大规模的地下水超采区的治理，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江苏的苏锡常地区通过近5年的综合治理，实现了地下水全面禁采，而且这几年地下水在逐步回升。浙江的杭嘉湖地区地下水超采治理也在稳步推进，包括济南市，现在趵突泉都重新喷涌了。 水利部长陈雷表示，下一步政府将要采取以下措施遏制地下水超采：一是进一步完善地下水的管理法规和制度；二是编制地下水开发和利用保护规划，合理地配置水资源；三是结合南水北调工程，合理配置受水区的水资源，加大地下水的压采和限采；四是加强动态水的监测，加强管理；五是大力实施涵养地表水和防止地下水污染的措施，加大雨洪资源的利用和人工工程来逐步改善地下水的利用。 6．我国已经基本具备对江河湖海实施休养生息的条件，并将采取更严格的措施让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在2007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三届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表示，我国的江河湖海已不堪重负，严重的水污染问题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周生贤表示，让江河湖海休养生息，是在水环境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对“先污染后治理”传统治污模式的反思和调整，是在总结发达国家水环境治理经验、借鉴社会治理实践、充分尊重江河湖海自然演替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治理思路和对策。通过给予江河湖海人文关怀，恢复其生态系统和良性循环，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环境基础。 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对江河湖海实施休养生息的条件。周生贤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前列。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0.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财政收入3.93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太湖流域人均GDP已达到6000美元以上，具备了实行休养生息的经济实力。 让江河湖海休养生息，国家将严格6项政策措施：提高环境准人“门槛”，凡是向水体排放汞、镉、六价铬等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项目，要一律停批；严格钢铁、化工、石化、造纸、酿造、印染等行业准入条件；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大造纸、酒精、味精、柠檬酸等12个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加强饮用水源保护；加大重点下业污染源的治理力度；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 7．水污染防治法自1996年修正施行以来，对控制和减轻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生命健康，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面临着旧账未清完、又欠新账的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水体污染相当严重。据环保总局监测，2005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11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有27%的断面为劣V类水质，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有河皆干、有水皆污”的现象。 ——部分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加剧了水污染的恶化趋势。根据最新《水资源调查评价结果》，淮河开发利用率为53%，辽河开发利用率为66%、海河开发利用率为100%，导致这些河流枯水期基本没有生态流量，大大降低了流域水体的自净能力。 ——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存在极大隐患。据环保总局最新调查数据，全国113个重点环保城市的222个饮用水地表水源的平均水质达标率仅为72%，不少地区的水源地呈缩减趋势，有的城市没有备用水源，3亿多农村人口的饮用水存在安全问题。 ——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据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共发生环境污染事故1406起，其中水污染事故693起，占全部环境污染事故总量的49.2%。 ——守法成本较高，违法成本较低。水污染防治工作发展的新形势，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 为此，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还应从六方面修改完善水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一)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的水污染防治责任。(二)扩大对污染源的监管范围。(三)增加对农村面源污染的控制措施。(四)增加鼓励措施。(五)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六)建议完善污染损害的司法救济，切实提高违法成本。 8．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以及高污染企业向中四部、特别是农村转移，农业受污状况日趋严重。在部分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中，常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致富途径，但又缺乏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致使废水、抛弃物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工业园在农村兴建，更是加剧厂垃圾、废水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废水中的铅、镉等重金属流经菜地，进入蔬菜经脉，人体食用后危害很大。 除了废弃物污染外，过度使用农药后，残留在蔬菜上的化学农药更像对人体的“定时炸弹”。据一项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农药中毒的人数在5万人次。 专家建言，中国70%的人口住在农村，建设新农村要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当务之急要尽快加大对农村环保基础设施的投入和管理，同时在国家层面尽早制定出城乡统筹的《全国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规划》，对垃圾、生活污水、农药化肥的使用综合处理。 来自农业部的专家还提出，不少污染来自工业，农村要结合各地特色，重点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先导的新型高效农业工业化产业，对资源进行再利用，减少对工业制造的过分依赖。 9．环境污染，从区域来说，是地方政府来把关(一些公共的环境责任，尤其需要政府来出面兑现，比如城市垃圾问题、城市污水问题)；从点源来说，不外乎需要改善企业和个人。企业是物质流的制造者和流通者，也是物质的消费大户。个人每天的消费也无时不刻在污染着环境、消耗着资源。企业是社会经济构建的主体，因此，环境经济体系，让经济全面与环境关联起来，显然是最重要的一步。因为企业要生存，能够控制其“七寸”的，不外乎银行、工商、税务、发展等要害部门。因此，国家环保总局认为，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这一步先从“绿色信贷”开始。2007年7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当时的新闻里说：“继绿色信贷之后，环保总局还将联合财政部、保监会、证监会等部门，就绿色财税、绿色保险、绿色证券进行政策研究与试验，成熟一项推出一项。” 看得出来，我国政府已经下了决心，要从源头上控制生态伤害的持续和放大；显然，我国政府已经下厂决心，不再默许和纵容各类生态伤害行为。 10．近年来，洞庭湖区造纸企业已不断增至236家，一亿多吨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造成洞庭湖水质污染日趋加重，已经严重危害到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从去年开始．湖南省委省政府下决心整治洞庭湖区造纸企业排污问题。目前，洞庭湖区已有234家造纸企业被关闭，洞庭湖水质已经初步好转。 人们在为这种变化高兴的同时，也保持着谨慎的乐观，毕竟下一步如何巩固成果、遏制反弹，还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比如堆积如山的芦苇怎么办?企业关停以后职工怎么办?依靠这些企业的县乡财政怎么办?造纸也是洞庭湖区的传统产业，因为传统大家习惯性的不能或者不愿动大手术，所以才会关了开，开了再关，污染得不到根本的遏制。这次综合治污当地政府和百姓付出如此大的努力和代价，不论是住在洞庭湖边的百姓，还是四面八方关心洞庭湖的人都盼望着湖南能够借助这次大手术优化湖区产业结构，提高生产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遏制污染企业反弹，找到环洞庭湖水清的治本之策。 2007年9月12日，北京市丰台区有关部门在宛平城举办永定河治洪展，向市民展示介绍数百年来永定河与北京休戚相关的历史。有关负责人表示，永定河卢沟桥以上河段即将在年内进行大规模综合治理，卢沟桥段目前已经具备基本的蓄水能力。目前卢沟桥河段已经修建了一座橡胶坝，蓄水后水深可达到两米，卢沟桥附近的河道底部已进行了防渗处理，保持桥下长期有水的景观问题不大，恢复“卢沟晓月”的初步条件已具备，未来碧波荡漾的美景再现将可以使地区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11．据环保总局监测，2005年全国约二分之一的城市市区地下水污染严重。2006年的调查显示，全国2/3的城市地下水水质下降，数以千计的供水井报废。 地下水污染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因为地下水污染不同于地表水，一旦污染物进入合水层，极难治理。地下水污染现在几乎没有治理的可能性，因为治理地下水污染的费用谁也承担不起。财大气粗的日本早在上个世纪就对地下水污染状况进行了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治理被污染的地下水需要耗资800万亿美元!日本只能扼腕叹息。我国外汇储备现在位居世界第一，但其余额上半年也才达到1.33万亿美元，治理被污染地下水的费用我们更承担不起啊! 除了金钱成本，还有一个时间成本。地下水埋藏在地下一定深度内，缺氧、温度低、无光照、流动缓慢、水交替周期长，一旦受到污染，污染物、水和介质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很复杂。即使经济上承担得起治污成本，清除污染源也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 我国地下水污染正在扩大，呈现出由点向面演化、由东部向西部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局部向区域扩散的趋势；污染物组分则由无机向有机发展，危害程度日趋严重；地下水污染面积不断扩大，污染程度不断加重。 地下水污染给人的健康带来可怕灾难。1999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了我国东部典型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试点项目，评估结果令专家们震惊——微量有机污染物普遍检出，致癌、致畸变、致突变的“三致”物质不同程度检出，地下水污染呈区域性发展趋势。而目前在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地下水已经化验出100多种污染物，其中不少是众所周知的“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物质。 但是，地下水污染的严重程度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以北京为例，过去，仅在北京二、三环以外，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曾高达4000多个。这些垃圾堆陆续被改造或者被埋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垃圾填埋场竟然都没有做防渗处理，而是直接掩埋，且是混和填埋，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危险废弃物全部就地掩埋。这些垃圾里的有毒有害物质经雨水的作用，陆续渗透到地下水中，造成地下水污染。 至于生产、生活中的污染更是司空见惯。比如，我国每年有4000余万吨的化肥和40余万吨的农药被洒进农田，相当一部分却不能被农作物吸收，而是进入土壤，渗透到地下水。在我国目前的用水结构中，地下水占据了全国总供水量的1/5，倘若地下水污染，不仅可能加剧我国用水的紧张状况，也将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致命性伤害。 地下水污染后再治理，是不可行的，连日本那样的国家还不能承受治污之重，我们就更不用说了。因此，首先应该预防地下水污染，预防是保护地下水资源的最有效措施，也几乎是惟一措施。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为了保护水资源，他们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比如，1972年通过的《洁净水法》、1987年的《水质量法》、1991年的《国家监测系统》等等。除了法律，美国在一些具体的保护水资源的措施方面也规定得非常具体。以水井为例，美国要求水井必须离开化粪池系统、动物饲养场和地下储物罐等污染源若干英尺，水井的拥有者必须在井口周围保持一个50英尺的清洁区，让所有有害物质远离水井等等。 地下水的保护比地表水的保护更为重要，在许多城市在掩埋垃圾的时候仍不做防渗处理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保护水资源的形势是何等严峻! 12．治污是持久战，也是拉锯战。从第一次关停没有做环评的30家特大项目开始，到第二次松花江事件后对大江大河流域的化工业布局排查；到第三次今年初的以遏制二氧化硫排放为目的的区域限批；再到今年夏天太湖蓝藻之后的流域限批。每一次“风暴”都是有成效的，比不刮“风暴”大不一样，起码引起某些人的关注和戒备。告别“风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应该酝酿新的更大的“风暴”，在环保的高压下，让那些违法者没有藏身之地。在环保复位的过程中，“风暴”是必需的，因为它的强势，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中重新建立环保的权威。 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需要环保法律、制度的健全之外，在根本上还需要一种环境文化的构建。绿色消费文化就是环保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绿色消费文化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以节能、环保为出发点来决定消费的取向，进而做出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行为。尽管我国已颁布实施了多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具体的环境标准，但由于缺乏一种绿色消费文化与之匹配，使得绿色产品的生产还不够普遍，商家重效益轻环保的行为得到的是追捧而不是批判，这样一来，高污染、高耗能的产品屡禁不止并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为了保护环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社会，我们必须大力普及绿色消费文化．在广大消费者心里形成以消费环保产品为荣、以使用非环保的产品为耻的消费观念，并且要逐步把绿色消费观念逐步导人到生产领域，提高商家的环保责任感。呼吁每一位消费者以绿色消费为己任，用正确的需求取向，对生产者和经营者产生良性的利益导向。从而有效促进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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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今年53岁的平顶山市民王增兰自筹资金30万元，在市区湛河堤上修建一个以雕塑作品为主题的公益游园，连日来引来了不少市民参观。 8月12日下午，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整个游园占地约2000平方米，东边的“动物园”已完工，绿油油的草地上优雅的梅花鹿在散步、山顶上雄鹰在展翅欲飞；游园南边约两米宽的水泥路南侧是一排造型别致的休闲椅、休闲亭，十几个市民正悠闲地坐在休闲椅上欣赏风景。北侧是几个雕有龙风、人物等图案的柱子和小型人物雕塑；西边正在建设的是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大树雕塑。王增兰说，树雕建成后，树的四周是喷泉，树上有活泼可爱的小猴、窃窃私语的小鸟等雕塑。 “建公益游园的想法有好多年了。我希望建一个游园，能够集中展示一下自己的雕塑作品，但是场地不好找。”王增兰说，他家住湛河区九里山街道芦铁庄村，自幼喜欢雕塑，为了提高水平， 1996年，已经42岁的他曾到浙江省的一个雕塑工艺厂拜师学艺一年多，学会了仿青铜、仿玉等工艺品的制作。回到平顶山后，他一直从事工艺品制作销售，还免费培训了20多名残疾人和下岗工人。因为场地不好找，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去年10月，他发现现在修建游园的地方因为原有建筑被拆除，与周围优美的环境很不和谐，就找到湛河公园领导，提出自费在此建一个公益游园。 湛河公园上报市园林处批准后，同意王增兰自费修建。 去年11月初，王增兰开始请施工认进行施工。“这些雕塑都是我自己刻的，一块模具的图案大约要用一星期的时间，光雕塑模具的制作就花费了4个多月的时间。”王增兰说，起初他以为投资10多万元就行了，干起来才发现远没想得那么简单。由于工艺上精益求精，花费持续增加。目前，他已投入20多万元，整个工程8月底完工，投资可能要达到30万元。 据湛河公园负责人介绍，王增兰是平顶山市第一位投资建设公共游园的市民。 2．公开资料显示，在常州仅有3家慈善组织。即常州慈善总会、常州红十字会、常州见义勇为基金会。除见义勇为基金会之外，同一城市的两家不同慈善组织，在运行发展、善款筹集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一年之内募款超过10亿元；另外一个提到筹款，却只能想到2005年海啸时的捐赠，这就是常州的红十字会。 常州红十字会副会长孙育林对《公益时报》说，现有专职工作人员7人。每年比较固定的活动，包括5月8日红十字日做一些宣传活动，春节慰问精神病院、福利院、麻风病院的病人。救助白血病儿童是常州红十字会一项较大的活动，但每年仅能救助儿童十几个人，救助款仅为几万元。此外，在一些自然灾害爆发时，会发出救灾募捐通知，但很少收到捐款。 当记者请孙育林介绍一些红十字会募款情况时，“印度海啸时，红会募集了大概二三百万元。”这位副会长想了许久，能想起来的捐赠似乎只有2005年初的印度洋海啸时接受的捐款。 孙育林坦言，与慈善总会相比，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很少，“企业都向慈善总会捐款了，对红十字会的关注不够。” 同一个城市，不同的慈善组织，存在如此大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与现任市委书记担任名誉会长，市长担任会长，由分管慈善工作的民政局副局长担任秘书长的慈善总会相比，红十字会的人员组成，在募款动员方面，显然不占优势。常州红十字会是当地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不然连日常运行都很难维持。 据孙育林介绍，红十字会曾想过成立一个基金会，但募集资金难度很大，而且现在各个县市区都有慈善总会，企业愿意把资金捐给慈善总会，只用利息这一块。而红十字会则要求资金全部到位，这样使得募捐成为了绝对难题。 3．对公益性要求较高的学生食堂、公寓、水电等后勤服务项目，不得交予非法人单位承包经营。福建省教育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高校确保后勤服务管理规范、经营安全。 通知表示，学校后勤管理部门不直接从事服务经营活动，原则上要与后勤服务实体分离。各高校要结合实际，分领域、有计划地引进社会企业参与高校后勤服务，形成公开准入、公平竞争、奖优汰劣的竞争环境，并鼓励有优势的后勤服务实体跨校托管、承包相应的后勤服务项目。 针对市场价格波动，通知要求进一步落实对学生食堂等学生生活项目“零租赁、公益补贴”的政策，发挥校内优惠补贴政策的杠杆作用，以价格稳定期补贴价格波动期，以营利性项目补贴非营利性的项目，缓冲市场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直接关系师生基本生活保障的服务价格变动应经后勤管理部门审核。 4．53岁的李科义是个陕北汉子，浑身上下都透着陕北的黄土味儿。他从小家境贫困，小学还没毕业，就辍学帮家里干活。为了生计，他种地、卖药材、卖木材、跑车拉货……1988年，他进入建筑业，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已经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了。 富起来的李科义没有忘记乡亲们。他经常说，“只要有多一点钱，就一定要把钱投入社会。和谐社会，应该是共同富裕的社会。” 在李科义的家乡周湾镇杨家湾村，以前通往镇里的是一条一米多宽的土路，农民们赶着毛驴，拉着架子车，要走上十五六公里才能到镇上卖粮。逢到下雨天，土路变泥路，农民只能守着粮食望“路”兴叹。 1998年，李科义的事业发展壮大，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家乡修路。“咱自己不困难了，但咱了解农民的难处。”他出资3万元，不到20天就修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路，过去一辆架子车一趟只能拉500斤粮食，得花个把月才能把全部粮食拉完。现在汽车一趟就能装下一两万斤粮食，大大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李科义曾出资修建希望小学，并多次资助贫困家庭子女上学。杨家湾村村民付佐萍的丈夫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家里还有3个上学的孩子，一家人连基本生活也难以维持。3年前，付佐萍的大儿子考上大学，家里却无力供养，走投无路的付佐萍辗转找到李科义，没想到他当时就答应下来。现在，付佐萍的大儿子每年都可以从李科义那里领到几千元的学费和生活费，付家的老二、老三也得到了李科义的承诺：“只要你们能考得上，我就能供得起!所有费用我来出。” 2005年，吴旗县成立慈善协会，李科义首先捐款5万元。 今年7月，延安市举办“慈善奖”评选活动，李科义是候选人之一。他说，是不是“十大慈善人物”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为慈善事业发展做贡献。 5．不过，政府难以对民间收养行为进行监督。鄂州市民政局福事科副科长万守凡说，他们没有执法权，无法对何本英的行为进行干涉。 在鄂州市民政局一些人士眼里，2005年以前，何本英是一名爱心人士。不过，要钱让她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项福利项目的实施，引发了民政局与何本英的对立。 2006年5月，鄂州市民政局开始实施“明天计划”，专门给残疾孤儿免费治病。得知何本英家中有一名脑瘫小孩何天意，民政局打算把何天意送去治疗。7月，万守凡等上门与何本英商谈。 万守凡说，起初何本英答应交出孩子，但称她给何天意看病用了钱，需要补偿2300元。民政局同意了，但后来何本英又不交了，民政局一名副局长多次上门，她也不交。 “脑瘫的孩子，何本英不让政府给他治疗，你说这是爱孩子吗?何本英根本就不是什么爱心妈妈。”万守凡说。 对此，何本英说，当初没把何天意交出，是因为何玲玲一时台不得。何玲玲说：“何天意捡过来三天，就一直是我带着，带了两三年，你说能没有感情吗?” 不过，在万守凡看来，何本英只要愿意，就一定能说服何玲玲交出何天意。 由此，鄂州市民政局与何本英“结下梁子”。而何天意继续留在何本英身边，未接受治疗。 2006年12月，何本英为收养的3个孩子申请低保，她到公安局开了孤儿证明。她说，办低保还需要民政局出具的收养证明，但民政局拒绝出具，导致小孩没有低保、生活困难。 于是，从2007年4月12日开始，何本英带着3个孩子上街巡演募捐。她说政府不给她解决生活困难的问题，她只能上街募捐，她这样做也是想让负责弃婴工作的民政局出丑。 6．他热衷“慈善”事业，5家公司为此倒闭。他捐资百万，自己一家却住在集装箱改建的“房子”里。出名以后，自己的生活全乱套了。 他接待的第一个前来求助的人，是一对河南父子。孩子得了重病，父亲看到了关于王明殿的’报道后，不远千里登门求助这个“有钱的大善人”。 而治疗孩子的病需要几十万元，这大大超出了王明殿的承受能力，“何况我还得帮助学生们”。无奈之下，他给了这对父子1000元，把他们送走。 那对父子苦苦的哀求，以及失望的眼神，让王明殿难过了许久。但他没有料到，这仅仅只是开始。随着他名声越来越响，接踵而至的求助者很快踏平了他的门槛。 所有求助的过程都相差无几：求助者直接来饭店找到王明殿，苦苦哀求，接收了象征性的几百元钱后，返回家乡。近的求助者几乎从不间断，最远的竟来自甘肃。 这个遭遇车祸、失去一条腿的甘肃女孩，请求王明殿帮她装条假腿。尽管十分同情她，但王明殿还是被高达8万元的费用难住了。他只有按“老规矩”，先安顿她住下，请她吃饭，然后给她 1000元钱，送她回家。 女孩子哭，王明殿和妻子一起陪着哭。可是除了哭，他没有别的办法。对自己能力有限的愧疚，深深刺激着他。 “我如果有很多钱，一定帮了她。”他抹着眼泪，对朋友说。 “你就是亿万富翁，你能帮得过来全国这么多可怜的人吗?”朋友这样反问。 一年多的时间，他接待的求助者接近300人。起初的自责和同情，逐渐变得麻木。用他的话说，心肠“被逼得越来越硬”。 7．作为娱乐圈明星，李连杰的“一基金”备受关注，李连杰本人也成为“中华慈善奖”的候选人，但是面对“慈善评选”，李连杰却并不热衷。 李连杰认为，如果慈善搞成了比赛，那就忽略了慈善的诚意和初衷，使得慈善似乎就变成了 500强的事，变成了百亿富翁的事。捐100块的人看到别人捐1000，就会觉得没面子，而选择退出，这种状况是不健康的。因为面子捐了一百万回家之后后悔的不得了，那也不是慈善的目的。所以李连杰提出了“一基金”计划——捐一块钱就是献爱心。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事。普通人无法和李嘉诚、比尔·盖茨比，难道因为这样就不做了?用心做才是最重要的。李连杰说，“我就是要把慈善做的轻松、简单、不后悔。” 对于“中华慈善奖”的提名，李连杰说：“在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一般不设立这种奖项，这样就把慈善变成了比赛，慈善应该是自发、自愿的。但是中国目前处在慈善事业刚刚起步，还不成熟的阶段，政府应该奖励、鼓励首先做这件事情的人。在这方面很多人做得比我好，他们更值得奖励，我也希望永远有比我做的好的人让我学习。最后，慈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可能有时候会被遗忘，我只是希望把他拿过来，我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也不可能是做的最好的那个。我身后有那么多明星导演的支持，在我刚起步的时候拿这样的奖项，完全和我的初衷不相符，有愧于支持我对慈善原始概念的朋友，这好像踩着士兵肩膀做将军一样。” 李连杰说：“非常感谢投我票的观众，不过，您与其投我票不如直接去‘一基金’捐一块钱。” 8．2007年5月，身患脑瘤的山西女孩郭小娟，得到了奥一网友筹集的15万元善款。当时组织方和郭小娟达成口头协议，治疗剩下的钱，小娟要转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6月，小娟在北京做手术成功。不久后，由于郭小娟把剩下的10万元余款带回老家，从而引发网友指责。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作为捐款总发起人的网友“南山飞狐”日前赶赴山西，向郭小娟下跪，“恳求小娟公布账目，把事情说清楚”。面对曾经的“救命恩人”，郭母也跪了下来。 本是一件好事情，但这个结果，无论是郭小娟，还是组织者与捐款者，都难免有些尴尬。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郭小娟屡次提到自己“先爱自己，再爱别人”的原则。一方面，她认为自己仍是个病人，正处于康复期，只有先让自己活过来，才能去考虑别人；另一方面，她也不觉得网友所谓的“救急不救穷”的说法是对的，与此相反，她认为社会应该“救人救到底”。 值得深思的是，按正常的逻辑，郭小娟因众人捐款而获得救治，本应对继续获得社会救助有信心。然而，为什么她急着将钱带走，而不是按事先约定，将其转赠给需要救治的病人? 从这方面说，郭小娟“卷走捐款”，除了上述她所谓的“先己后人”的原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她似乎对“救人救到底”缺乏信心。 这场风波似乎给我国民间自发的慈善事业，引出了一个严肃的话题。事实上，被捐助者携款回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慈善幼稚病。奥一网相关负责人也承认，网络慈善捐款管理确有漏洞，募捐活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财务监管责任人。 9．巴萨是当时惟一一支球衫没有广告的欧洲传统球队，而球衣的胸前广告位置在其107年的俱乐部历史上，被称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贞节之地，不容任何广告污染。 拉波尔塔自2003年上任巴萨俱乐部历史上第39任主席以来，致力于球队商业运作，准备打破胸前无广告的禁区。其间，博彩公司“Betwin”、日本日立公司、卡塔尔航空公司都与巴萨进行多次谈判，卡塔尔航空公司甚至开出了为期五年、每年2500万欧元，总额达1.25亿欧元的赞助合同。 可是，拉波尔塔在最后时刻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把胸前广告位置5年使用权无偿送给 UNICEF，不仅分文未取，而且还要“倒贴”——将俱乐部年收入的0.7%捐给UNICEF。巴萨的第一笔捐款190万欧元已经被送到非洲南部的斯威士兰，用于防止艾滋病的母体传播，援助照顾那些因艾滋病而失去双亲的孤儿。 2006年8月11日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UNICEF——巴塞罗那”同盟宣告成立，9月13日在诺坎普的本赛季欧冠揭幕战中，巴萨身披印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标志的球衣首次登场亮相，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亲临诺坎普主持新球衣的发布仪式，祝贺巴萨赢得了“慈善事业的冠军杯”。 巴萨球衣因为印有公益广告反而显得更加圣洁，由此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也为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在2006年球衣赞助商和电视转播商的谈判中，巴萨赢得了两个超过亿元的大合同。而国际职业球员联合会也把年度“和平奖”颁发给了他们。 10．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慈善基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0.5%，而美国则为9%。我国目前全社会捐款水平只及发达国家的三十分之一到五十分之一。 一位餐饮企业老板曾对记者表示，每逢自然灾害或者帮助失学儿童等事务，他总希望尽些微薄之力，但在中国，捐款并不一定全部免税，限制太严的捐款免税比例让他的慈善捐助积极性严重受挫。 根据现行税收政策规定，目前除对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等十几家慈善机构的捐赠实行全额免税外，对其他机构的捐赠，根据最新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也就是说，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12%，超额部分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 假如一个企业年利润为1000万元，需交纳33%的企业所得税，即330万元。但如果这家企业向慈善机构捐款200万元，按12%的规定，只有120万元作为税前扣除不用纳税，即企业按照 880万元的利润来交纳所得税290.4万元。也就是说，在企业捐出的200万元中，还有80万元要企业再向国家纳税。 这样的政策，实际上是将捐款额限定在比较低的水平，因为捐款高了，企业还是要对捐款部分纳税。 更有甚者，还有很多公众根本就不清楚慈善捐赠可免税，也有些人因为免税程序的繁琐而不得不放弃。 11．根据一些慈善事业发达国家乃至香港的宣明会(中国)、乐施会等慈善组织的现状来看，捐款的公众大部分都不是太有钱的人，这些人大都低于社会的中等收入水平。例如在2004年， (香港)无国界医生的筹款总额中，有98%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中国绿色和平组织有96%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香港乐施会有90%以上的资金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宣明会(中国) 2005年度的筹款总额中，有90.9%来自香港公众个人捐款。 这些慈善机构的成功经验显示，动员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捐款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唤醒庞大的金字塔顶端以下的人群的慈善意识，这才是中国慈善事业真正的宝藏。 而目前中国内地的一些慈善组织和机构，所募的绝大部分善款均来自企业的大额捐赠，我们经常看到的新闻都是某某企业捐了多少千万乃至上亿元善款。与此同时，平民的慈善捐赠似乎还处于一种被忽略的待开垦状态。 “我们社会上一直认为慈善是富人的专利。在网上炒得很热的往往是抨击富人不摘慈善……事实上我们的慈善事业中存在着一个金山，它还没有被开发，这就是平民慈善。” 12．“用不文明的语言去制止不文明现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文明!”鹤壁市众多市民对一条由公交公司设计的公益公告表示不满。 今年8月3日上午，在鹤壁市九州路一个公交站牌下，一对父子正在等车，七八岁模样的孩子指着公交站牌上的字对爸爸说：“这上面怎么写着‘没脸没皮’啊，这不是骂人吗?”这位爸爸冲记者尴尬地笑笑说：“本来是要制止不文明现象，却使用这样不文明的语言，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跟孩子解释。” 记者在鹤壁市新区发现，沿公交线路的站牌上，都有一块公益广告：一个女子的脸上被打上了两块补丁，女子头像旁纵横交错地写着几行大字——请不要乱贴广告，如果这是你的脸面你贴吗?没脸没皮。 部分市民接受采访时认为，这条公益广告给人不舒服的感觉。 鹤壁市公交公司广告部一位姓朱的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新区共有50多块站牌，他们在站牌上的空白处贴了一些广告宣传画，可是宣传画总是被形形色色的小广告贴满。无奈之下，他们才设计了这样一条公益广告。

“菜单式”服务，智慧化监管，企业通过手机App，就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桃花县这项市场监管工作中的智慧监管新模式，获得了企业点赞。“我们这边电梯的信息需要更新。”在桃花县福多多购物广场的办公室里，马秀丽正拿着一本册子打电话。这本册子是桃花县市场监管局亲商助企“菜单式”集成服务事项清单，按照清单预约服务又被称为“点单”。“下一步我们尽快为您上门服务。”接到企业的“点单”后，县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科的工作人员王梅就开始忙活起来了。王梅所在的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促进科是整个“菜单式”集成服务事项清单“点单”和“接单”的处理中枢。接到企业的“点单”后，王梅按照“菜单”上的事项权属部门来进行分配。桃花县市场监管局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科工作人员“接单”后，立即来到福多多购物广场。企业已经将相关材料准备好，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耐心地对每一份材料进行审核，并现场查验设备，很快就将手续办好了。以前，企业想要办理电梯变更手续，需要自己跑多次才能解决，而这次，“接单”不到6小时，办好的证件就送到了福多多购物广场。福多多购物广场总经理林旭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面对“菜单”时，虽然有很多业务需要“点单”，但还是选择了观望。在县市场监管局朱局长的耐心指导下，林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去年6月份点了第一单，这第一单就让林旭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以前我们举办食品安全培训，需要花钱找外边的第三方公司，没想到第一次‘点单’，就让市场监管局免费对我们进行了培训。”“去年3月份，县市场监管局到企业调研，了解企业需求。不少企业表示，想按规定办理各项许可手续，但却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具体该怎么办。还有一些企业因之前办理手续的过程十分繁琐，对政府工作部门产生了看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结合自身职责梳理出55项服务内容，去年5月推出了‘菜单式’集成服务，在这个菜单上，28个承办科室、责任人员、联系方式等一目了然，企业如需服务，只需电话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下单’，市场监管局负责部门将会上门办理。”县市场监管局朱局长介绍说。贾潮是桃花县当地人，早年在外地经商，2021年回到家乡开办肉类熟食生产工厂。随着企业的发展，贾潮想要拓展业务。“我们当时有几件事要做，第一是申请商标，第二是做广告，第三是申请专利，第四是对中层管理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对这四件事，贾潮早就考虑过，但碍于不熟悉流程一直搁置。2022年7月份，贾潮去市场监管局咨询商标注册流程时，意外收获了一份“菜单”。“我们正在办理商标注册的时候，市场监管局张科长就过来了，说现在有这个‘点单’服务，我说这挺好，原来申请商标什么的都很麻烦，还得找第三方，花的钱也多。现在有了这个‘菜单’，我一次‘点单’，商标注册、专利申报、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广告备案登记四个服务事项，一次性就打包办好了。”贾潮说。“他提出的这4项业务，涉及3个不同的科室，以前要办的话，就分别要跑3个科室。现在我们根据集成服务的要求，按照流程，由分管局长牵头，安排知识产权科、食品生产科与广告科组成专班，把这3个科室集中到一块，帮企业把提出的问题和困难一次性解决掉，让企业只跑一趟、一次办好。”县市场监管局蔡副局长说，“只要是企业有需求向我们提出来了，如果是我们的服务事项，那不用说我们立即就办；不是我们的服务事项，我们也会协调有关部门一起来解决。”“去年3月到企业调研完，我们就一直琢磨着要搭建一个平台，为企业真正解决一些问题，而不是走马观花。去年5月推出这个‘菜单式’集成服务以来，县市场监管局先后接受企业‘点单’836件，一次办结率100%。”朱局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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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黛湖社区是一个位于A区B村的数字游民社区。上午9时许，城市里早高峰的喧嚣还未退去，社区已经以另一种节奏开启了新的一天。明亮的共享办公区飘散着咖啡香，陆续有年轻人来到这里，有的围坐在圆桌旁展开讨论，有的敲着键盘沉浸于工作。推开门，外面便是绿树成荫、河水潺潺的美景。“这样的环境，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让人心灵安静，思想集中，累了也能得到更好的休息。”设计师小李说。数字游民，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不受工作地点束缚，凭着移动设备闯天下的人。“数字时代重塑了人与空间的关系，人与空间的联结更灵活、更多元。”程序员小石表示，“相比大城市到处可见的钢筋水泥，我更喜欢这里的绿水青山、鸟语花香。”小石来了3个星期，对这里已经熟悉了，周末还会和社区的伙伴们到村子里教小朋友弹吉他、画国画。“小朋友们很喜欢我们，有些大人也开始跟着学了，乡村的周末开始有了文艺风。”小石笑着说。为了建设数字游民社区，区政府引进一家经验丰富的公司进行合作。“我们一开始就明确要求，要把这里打造成兼顾生活与工作、共居共创的理想栖息地。”区团委沈书记兼任数字游民社区专班负责人，负责统筹社区建设和发展的各项事务。沈书记说：“现在，社区内除了办公区和居住区，还建有小剧场、图书馆、会议室等共享活动区。”一年前，社区正式对外开放，区政府同步推出数字游民社区线上服务专区，开设社区服务、特色活动、资源对接等专题专栏，为数字游民提供精准专属服务，很快就有300余人报名。“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拥有不同知识背景和经历，相互吸引，更容易产生出灵感的火花。同为数字游民，大家很容易产生认同感。”沈书记说，社区经常举办分享会，供大家交流经验，分享资源，或发布创业设想，帮助招募合伙人。来自北京的小颜是一名保险经理人，她的工作是为客户提供养老规划。“在这里，我不仅新认识了生活中的朋友，也迅速找到了事业上的合伙人。”小颜说。在和另一名社区成员愉快相处的过程中，她获得了灵感。“这里有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环境，也有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可以在社区附近引入面向老年人的旅游兼居住项目。”小颜在社区分享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很快就和社区内有意向的游民达成合作。不久前，项目正式落地，迎来第一批客人。“以前只有社区的人来喝咖啡，现在村子里来喝咖啡的人也多了起来。”数字游民小姚是一位咖啡师，借助社区的资源和场地实现了开一家咖啡店的梦想，如今店里聘用了八位当地村民，每月利润上万元。回想起当初办理营业执照的经历时，小姚忍不住夸赞：“我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的当天，政府工作人员就把事情圆满办结，真正做到了‘只跑一次’，省时省力。”而这份高效源于区政务办联合社区所在镇政府共同推出的数字游民“一件事一次办”便民服务。区政府建立了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和工作流程，设立数字游民“一件事一次办”综合专窗，提供社保医保参保、灵活就业登记、薪资劳动纠纷调解等服务。“数字游民很多是有想法、有技能的创业者或是想在乡村发展事业的探索者。”区政务办陈主任说，当地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推动数字游民与乡村产生更多的联结，将数字游民吸纳到乡村振兴“人才池”，助力乡村发展。黛湖社区是在B村旧茶厂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每年收取租金，村里还参与了社区的共享食堂投资建设，这为村集体每年带来20多万元的收入。村民老祝在黛湖社区当了一年保安，对数字游民的认识越来越深：“刚来社区工作时，我不明白什么叫‘数字游民’，后来才知道是只要有电脑就能工作的人。”老祝和很多数字游民熟悉起来了，经常帮他们接收快递、跑跑腿，“他们从老远的地方来，也挺不容易的，尽量帮帮他们。”村里还有不少像老祝这样的村民在黛湖社区工作，每月能拿到一份固定的工资。“我们这里有风景有地方，就是人气不够。”让老祝印象最深的是，自从社区建立以来，村子里热闹了起来，数字游民来了，参观游览的人也来了，村子里开起了好几家小吃店，村民种的蔬菜、水果也不用再挑到镇上去卖了，常常是刚采摘，就被数字游民们一抢而光。“社区搭起年轻人与乡村‘双向奔赴’的桥梁，促进资源双向流动。”沈书记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这群年轻人和当地村民的互动也在不断加深：社区里的年轻人会帮经常去的几家餐厅设计海报、门头、菜单等，他们还在网络平台直播村周边的吃喝游玩地、介绍村子里的特产……“5G网络已经实现了全覆盖，通往高速公路的道路正在拓宽，配套设施也在不断完善，工作生活将更加方便。”沈书记表示，B村数字游民社区二期项目建设正加快推进，将进一步盘活闲置农房等乡村存量资产资源，深化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作，探索乡村振兴新模式。“届时将吸引更多年轻人‘游’来、留下，为美丽的乡村增添青春的亮眼色彩。”材料2又是一年秋至，小麦到了收割的时间。“搁几年前，大中午也得下地干活，忙得团团转。”C县大雷村的村民老刘说，“如今从种到收再到销售，全过程托管，省心又省力。”老刘每天送完孙子去上学，就到村里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打工。在老刘看来，合作社真是帮他解决了大问题。老刘是当地种庄稼有名的“老把式”，自家的田地他都坚持自己耕种，后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儿女也一直在外工作，他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年轻人纷纷去城里打拼，村里种地的人越来越少。”村党支部叶书记表示，“当时，连老刘这种愿意种地的人都坚持不下去了。”“为了有效破解我县农村农业发展的难题，我们引进了新的经营主体，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县农业农村局韩局长介绍，2023年初，C县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东风吹到了大雷村。在村党支部的推动下，大雷村很快成立了股份经济合作社，向村民提供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当年春耕开始前，就有120户村民与合作社签订合同，托管土地1万余亩。“不瞒你们，一开始我是反对的。”老刘有些不好意思，“我种了这么多年的地，他们能有我种得好吗？”为了动员老刘，叶书记开出条件：带地入社，还可以在合作社当农机手。老刘依然没松口。到了秋收，老刘发现，自己种的地和合作社的托管地紧挨着，收成却大不相同——托管地玉米每亩多收了50斤，大豆每亩多收了20斤。原来，除了提供托管服务、为农户统一供应农资农具、耕种及病虫害防治等服务外，合作社还聘请了省农业大学教授进行技术指导，大力推广一喷多防、水肥一体、智慧农机等大面积集成绿色增产技术，让高效农业新技术落到了田间地头。“比我们靠老经验好多了！”老刘说。第二年春耕前，不用人劝，老刘早早来到合作社，交钱、签单，把土地全部托管。至此，大雷村实现整村托管。C县农田长期分散种植经营，东一块、西一块，田埂沟渠不但浪费耕地，也妨碍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土地流转给合作社后，合作社开展细碎化整治工作，把一块一块的田地集中连片。”韩局长说，这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为开展大规模机械化工作奠定了基础。在大雷村，全村粮食生产由农户单家独户种植变为全村范围内集中连片规模种植。昔日的小田块被连片开阔的大田所替代，田块成方，沟渠成网，一望无际的金黄色麦田里，一台台无人驾驶的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构成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画面。合作社共流转土地3000余亩，其中通过整合边角零碎土地，为村集体新增耕地资源约200亩，不仅实现了“小田”变“大田”，每年还可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利用这些新增加的收入，村里办起了小麦加工厂。”叶书记说，“以往农村产业链比较短，从小麦身上赚到的钱不多，现在有了小麦加工厂，就可以赚更多的钱了。”“看，今年的小麦麦粒多饱满！”C县春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老沈站在麦田里，把麦穗放在手里搓碎，又轻轻吹净麦皮，一把泛着清香的麦粒呈现在他的掌心。“今年种的是最新品种，通过科学种植，亩产可以达到1400斤，比去年平均亩产量多出了近200斤！”老沈的语气里透露着欣喜，“过去农户买种子，价格一直谈不下来。但我们现在是大批量购买，哪怕是新品种，价格也能优惠很多。不光是种子，农药、农具等农资，合作社去谈都能便宜不少。”在老沈看来，有了规模优势，农业生产的成本远远低于分散种植。就拿浇水来说，小麦返青、拔节、灌浆三个关键时期，要是都浇足水了，一亩就能多收两三百斤麦子。但浇一亩地一次得花100元左右，很多老百姓会少浇甚至“看天吃饭”。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连片后，全面铺开改闸改水、水管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采取数字监控等科技手段，按需及时浇水，实现了每亩种植成本降低13%、粮食增产11%。“丰收了也不愁不好卖。”老沈说，“以往农民自己去卖小麦，在市场上没有议价权，卖不上价格不说，还要额外付运输费、劳务费，我们合作社目前与一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合作，他们统一上门收购，每斤小麦还多卖5分钱。”借助数字化时代浪潮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迈上新台阶，C县正在行动。“我县强化全域数字化服务，积极探索智慧农业建设，整合卫星遥感、北斗导航、多光谱分析、物联网、气象监测等技术，构建集采集、分析、预警、决策于一体的数字化动态监测体系，使社会化服务更加科学和精细。”韩局长表示，农业社会化服务让小农户也能搭上现代农业的快车，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材料3“现在的调研越来越规范了，都是带着问题来，实地看情况，然后协调相关部门帮助解决。书面调研也不再对字数有硬性要求，而是统一下发模板，大家只需填上相关数据，逐条列出问题、工作方向就行，更加简洁了。”D县汝溪乡党委阳书记说。不久前，县领导带着调研组来汝溪乡调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调研后帮助乡里硬化了12公里道路，改造升级了三个村的自来水管道。“和从前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是盼着领导来调研。”阳书记说。转变源自D县制定的“做实每一项”调研工作机制。县委在调研工作机制中融入“基层评、群众评、数智评”的“三位一体”评价体系，客观公正评价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情况，激励干部调查走深、研究谋实。县纪委将“做实每一项”调研工作成效纳入考核，每年集中检查县直单位和部门开展调研工作情况，细化考核标准，采用积分制评估县直单位调研成效，紧盯调研活动中的形式主义，督促主要领导规范本单位、本部门调研工作。“现在的调研要求坚持轻车简从，干部们必须下足真功夫，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把情况摸实摸透、做深做实。”县纪委鲁书记表示，“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紧盯调研工作，抓好监督，查处不规范调研等问题，为基层减负松绑。”说到调研风气的变化，福春镇党委孙书记也感触颇深。他坦言，以前的一些调研活动重点在于提交高要求的调研文章，这不仅给基层干部增加了负担，还让工作流于表面。“现在，我们按照‘做实每一项’的调研工作要求，让干部真正沉下去发现问题，将群众急难愁盼、镇村发展等重点难点转化为调研课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为此，福春镇梳理了一批调研事项，由镇干部立足村情实际、群众所盼、干部所能、职责所在，围绕招商引才、低效土地盘活等项目化工作开展调研，让干部把更多精力聚焦到镇村经济社会发展上，减少低效调研。前不久，镇里就将黄沙村的“招引服务车厘子项目落地”纳入村调研规划，通过协调网格团队、镇村农业骨干、县农业农村局专家组建调研组，帮助车厘子项目成功落地。过去一年，福春镇12个调研主题全部转化落地。截至2024年底，D县形成了特色商业外摆、打造汽车零部件行业资源共享等一大批接地气、解民忧的调研成果，全县各级党员干部的调研课题和认领难题办结率超95%。“您觉得咱们小区垃圾分类情况怎么样？环保小屋设置方便吗？”在D县富华新城小区内的环保小屋前，调研组组长、县生态环境局赵局长正向居民了解情况。调研组由县生态环境、卫生、住建部门的4名同志组成，主要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进行调研。他们实地走访了厨余垃圾投放点、环保小屋、垃圾中转站、处理场、餐厨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并同社区居民、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交流。“调研组直奔一线查看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过程，和我们面对面了解情况，从全流程操作到我们的工作细节，问的问题都很实在，我们也没啥额外的负担。”垃圾处理场工作人员小马介绍。调研发现，部分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嫌麻烦，不够自觉，生活垃圾分类的设施和网点基本齐备，但分类分拣设备还不够完善，处理能力有待提高。赵局长说，“我们将出台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明确主体责任，落实奖惩制度，真正解决生活垃圾分类及处置问题。”在此次调研开展前，县生态环境局按“做实每一项”调研机制的规定，提交了调研计划事项申报表。在这张表上，调研名称、计划开展时间、牵头单位和参加单位、开展方式及对象范围、开展依据等信息一目了然。“县里对到基层督查、检查、调研严格执行审批制度，确保调研的指向性和实效性。”赵局长表示。除了对单独部门的调研作出规定，D县还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加强沟通协调，尽可能联合开展督查检查调研。“一次调研就是一次全面体检，这样可以避免同一件事反复调研。”调研组出发前多次与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商务和交通运输等部门沟通，列出各方关注的重点问题。“调研成果落了地，解决了问题，调研工作才能谈得上做实。”鲁书记说。材料4在F市中科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的产学研基地内，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正在忙碌。“我们每年投入研发费用超过营业收入的4%。”公司齐总经理介绍。在市政府的支持鼓励下，企业联合多家知名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助推新工艺研发和产业人才培育等。仅两年时间，公司就迅速成长为轨道交通预制装配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主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在中科的带动下，特种塑料生产、加工等周边产业不断兴起，一个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F市崛起。“打造特色产业集群，能高效推动企业联合协作，携手共进，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王市长说，F市积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作用，出台建设特色产业集群实施方案，规划了六个特色产业集群，涵盖高端家纺、智能装备、化工新材料等传统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还建立“一群一班”“一群一策”工作机制，每个产业集群设立一个工作专班，由一名市领导牵头负责，实施针对性的建设策略。近年来，F市围绕特色产业集群梳理完善产业链全景图、招商地图，板块联动，持续发起项目攻坚态势。仅去年，F市就新注册重大产业项目52个，总投资391亿元，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等多个领域。“我们继续围绕主导产业、链主企业，通过补链完善产业链上下游。未来，我们还将严把准入门槛，高效配置资源，聚力招引一批投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产业质态好的优质项目。”市招商部门负责人表示，“我们不仅把企业招进来，还帮企业闯出来，共同建立高质量产业集群。”在F市一家专门从事大工件自动化喷涂装备研发的企业，机器人正在给一段风电机组叶片做喷涂测试。这家只有十来个人的企业，核心成员就是当地通过精准招商新引进的高科技人才团队。“企业成立不久就碰到了难题，我们在网上看到市政府牵头成立了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基金，于是提交了申请，成功拿到发展基金300多万元的资助，及时解决了企业的资金困难。”企业负责人老田说，“光是今年初，我们签下的订单金额就超百万元。”F市是工业大市，但科创人才不足是当地发展的痛点。F市建设产业园、创新中心等科创载体，供人才团队“拎包入驻”，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多个科创飞地，设立市外孵化机构。“科创飞地突破了空间限制，把我们和科技前沿紧密联系起来，第一时间捕捉到科技创新的信息。”市科技局张局长说。当前，F市涌现出一批在各自领域破解技术压制、实现自主替代的优质企业，产业集群化发展优势凸显。安化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应用于功率半导体模块的覆铜陶瓷基板。在F市大力支持下，今年3月，该公司成功建成从基板到线路板以及表面处理的全流程工艺生产线，相关产品获得国内多家知名车企的认可并实现批量生产，打破了国外对这一领域的垄断。“近几年，我们重点聚焦自主可控，围绕重点产业链，梳理建立卡脖子技术产品清单。”王市长说，市政府建立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攻关专项，鼓励骨干企业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联合平台，对“卡脖子”核心技术、重大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共性需求开展攻关，集聚力量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机器人焊接、全自动等离子切割、3D打印，F市一家机器人共享工厂的生产车间内一片忙碌；头脑风暴、产品设计、复盘迭代，研发团队共享研发设计能力……“我们将生产机器人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如厂房、设备、技术等，共享给中小型机器人生产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前期的概念性验证服务，同时也让自身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取得收益。”共享工厂唐经理说，“一张订单传到特色产业集群共享数据中心，需要的场所、人力、设备、零件一一分解，然后有相同需要的企业迅速联结。通过共享，中小企业获得了资源，大企业获得了收益。”F市依托5G、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集群共享数据中心，围绕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中小企业联合协作。“任何一家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都需要设备、资金、技术等多种条件。但这些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很难全部满足。”市经信委童主任表示，特色产业集群既需要龙头企业的带领，也需要中小企业的协力。有了共享数据中心，一个企业接单，众多企业协同生产，在智能平台调度下，有再多订单也能消化。中小企业既不愁无单可做，也不愁有单难做。依托25家链主企业，F市正充分调动起全市的各种资源联合协作，加快推进重点产业链纵向延伸和横向协作，大力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向“新”而行、向“质”图强。王市长说：“在当今这个充满活力的时代，我们要善于汇聚各种力量，联结好当下，畅通奔向未来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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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温家宝总理2011年3月5日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2011年我国将努力实现8％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成为全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除了GDP和物价，政府工作报告的多项提法都体现了惠及民生的新意。我国从“十二五”开始，进入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纪元。我国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当年的主要工作重点。其中第一条往往是从整体着眼，强调加强改善宏观调控，并促进经济增长。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十项工作任务的首位。温家宝总理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涉及民生、关系全局、影响稳定，要把它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将控物价作为首要宏观调控任务，同时防止大的经济波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认为，将“控物价”作为首要宏观调控任务，是与2011年的具体经济环境有关。2011年物价上涨压力比较大，尤其是结构性价格上涨和输人性通胀压力明显。相应地，国家将2011年的物价涨幅控制目标从2010年的3％提高到了4％左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认为，多年以来将物价作为首要任务的提法还比较少。通胀水平是反映经济运行平稳程度的一个指标，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可以为“十二五”时期直至2020年的中期经济平稳增长创造一个好的开局。 2．在新一轮房地产调控中，房产税试点和商品房限购政策被认为是力度最大的“组合拳”。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房产税可以为地方政府开拓新税源，这对于解决土地财政有作用。但开征房产税的主要用意其实并不在降低房价。几十年城市化下来，中心城区的房价一定是总体上扬的，房产税本身无法改变房价上涨趋势。房产税的意义在于，为我国建立起一个不动产税的框架，形成比较合理的、成型的地方税体系，为分税制改革配套。那么，如何推进房产税制改革呢?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郭松海的两会提案建议，房产税改革应循法治路径前行，积极稳妥地推进房产税制改革。“房地产税属于财产税，是对社会财富存量的课税。按照我国《立法法》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必须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制定或修订法律的方式进行，其中包括税种的增设或者变更，这是‘税收法定原则。”他建议，应由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修改行政法规；而后，国务院在总结房产税征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有关法律草案，把房产税纳人到国家法律调整的范畴。并由政府牵头指导，整合房管、税务、银行等部门及社会有关层面的力量，实现全国各大中城市联网，建立个人房产权属与信用数据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建立全国大中城市统一的房产权属档案体系。而对于目前热议的“限购令”而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建控股集团总裁于炼则认为，住房限购，不应是长久之策。等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限购等政策就应该退出。他强调，房价问题背后是民生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居住需求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高房价问题不攻自破。房地产调控当务之急不是解决高房价问题，而是解决民生问题，一方面要降低房价，一方面要大量建设保障房。其实，加快保障房建设也是2011年“两会”网民的新关注点之一。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榕明表示，目前，保障房解决资金确定的途径有三方面，一是中央财政拨款；二是住房公积金增值计提；三是各地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划拨。此外还有地方财政、地方债券、社会资本。总的看还是有很大的缺口。因此，建议保障房建设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而与之对应的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平安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在其提交的议案中，就建议发挥保险资金改善民生的作用，利用保险资金支持国家保障性住房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超也同样在提案中呼吁尽快出台保险资金参与保障性住房投资及管理的相关细则，并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从而促进保障性住房建设。除此之外，贾康则认为，保障房对象可考虑白领和夹心层。他表示，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谈婚论嫁的一个条件就是房子，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但这实际上是不合理的。他认为，政府应该多建保障性住房中的廉租房和适租房，其中廉租房主要保障低收人群体的住房，适租房对象的收入层次可再高些，比如年轻白领、刚毕业的大学生、夹心层群体等。 3．解决吃药贵不是单纯靠一次次的药品降价，也不仅仅靠取消药品提成，而是要在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药品的利润控制在合理的区间。2011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纷纷就完善药物定价和价格管理机制建言献策。在2011年3月7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五位医药界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城乡基层医疗服务体系等举措能确保合理的药价并逐步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匀的问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提交提案指出：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总体上讲进展较为顺利，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面临着农民积极性不高，基层干部信心不足、管理松弛以及筹资难等问题。进而建议，尽快建立经费统筹保障机制，解决经费“三分开”现状并且解决强化监督、增强透明度的问题，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体系。“很多人关注医改，是希望能降低药价，但现在一些解决思路，比如医药分开、增加药事服务费等，其实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理事长钟南山说。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说，我国城乡医保体系不同，且基本药物目录也不同。医改初期城乡差距具有合理性，但要警惕城乡医保差距持续拉大，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应尽快明确城乡医疗一体化的阶段性目标。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广西区委常委莫小莎表示，当前出现的不少“看病难”的问题主要不是群众看不上病，而是表现在药价和检查费用偏高，一些特殊诊疗项目价格远远超出了群众的承受范围，造成许多患者由此失去了治疗的机会。造成“看病贵”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公立医院存在过度医疗的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美兰说，解决农民“看病难”主要靠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普及以后，农民到基层医疗机构看病的越来越多，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器材设备、病床数量和医生力量有待进一步加强。在农村生活期间，由于缺医少药，还差点危及生命安全，这些不平凡的经历让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对农村医疗现状尤其关注。他2011年带到“两会”的议案，就是关于如何尽快缩小城乡医疗卫生方面的差距。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妇联主席王淑玲呼吁，要广泛地发动社会力量，设立贫困儿童重大疾病专项救助基金。她认为，需要尽快建立政府倡导支持、慈善组织运作、社会各界参与的全国性儿童重大疾病救助机制。为更好地解决农民工异地就医报销难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眉山市市长李静建议，推行定点医院现场报销制，使参加新农合的农民工在异地就医出院时就能拿到相应补偿，及时享受到新农合带来的实惠。“要解决大医院人满为患，而社区医院患者较少的问题，就必须认清其定位。社区医院首先应面对的是普通疾病。”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认为，医改中关于社区医院的内容也要围绕其定位来进行。“解决老百姓看病难，有病看得起，是一个全社会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级党委政府需要迫切解决的民生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榆林市委书记李金柱建议，医疗改革应探索多种模式，让百姓病有所医。全国人大代表、民建浙江省副主委车晓端表示，城乡居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应加快整合，医保领域多头管理、分而治之的情况不宜再拖下去了。 4．2011年3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将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当前个税改革具有双重意义。一方而，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提高，降低了中低阶层赋税负担，等于变相提高了百姓的收入；另一方面，也是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开局之年，推进个税改革，意义重要。“它体现出中央‘十二五’时期更加关注民生，在国富的同时追求民富、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清晰思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据了解，尽管此前会议并没有透露起征点会上调到多少，但是在2011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透露国务院将讨论提高起征点之后，各界已经纷纷开始讨论可能上调的幅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虽然有些委员认为个税起征点应该调到5 000元，但他认为还是3 000元的水平比较合适。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张德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安体富教授也认为，将个税起征点调整至3 000元比较合适。不过，也有政协委员认为，起征点可以大幅调高在5 000元以上比较合适。在征收对象方面，全国政协委员、河南中陆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及河南台兴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超斌的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他认为，“个税应当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而不是以个人为单位”。在关注百姓收入提升的同时，也要看到企业发展因此而面临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既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也要防止短期内企业生产成本增长过快，影响企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两难，也是最大的两难。根据2011年对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市进行的调研，发现我国中小企业的利润率只有2％～3％左右，所以企业生存不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企业发展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因为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蛋糕分好，把蛋糕分好就要提高劳动报酬在整个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5．中国人的民生发展极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差距都很大。在中国农村的有些地区，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有的外国友人说，到了中国东部像到了欧洲，到西部就好像到了非洲。城乡，尤其是农村，小病不医、大病医不起的情况普遍存在。有些城市，百分之零点零几的人耗费的医药费占据了全市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点多。在城镇，房价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居民可支配收入上涨的幅度。举个例子，一个博士工作后要买房，是几年还是十几年，那他什么时候结婚?中国有一百多万城镇居民缺房，35万户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在8平方米以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贪官，查处几十套房子，中国的富豪榜排在前面的永远都是房地产开发商。世界上民生工作做得好的国家，基尼系数在0．15到0．18之间，而我国早在2005年，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了0．467，贫富差距很严重。回避差距导致差距严重，回避弱势群体，结果弱势群体越来越严重。几百万富人的狗的消费水平比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还高。显而易见，收入差距大，财富差距更大。仅从金融资产来看，城镇20％的人口资产，占据了总资产的66．8％，20％的贫困人口只占经济的1．3％。 6．32年前重政治，轻经济，导致吃饭都成问题，改革开放后又导致经济中心论，经济腿长了，社会腿短了。30年来，平均主义的思潮被打压下去了，但是有些人又认为差距越大越好。邓小平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多次注意到这个问题，多次强调要共同富裕。他多次说收入差距大就失败了，就要出问题了，就要打内战了。他老人家的谆谆教导未能引起重视，这是不应该的。马克思说：“人民奋斗后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当然，关注民生要付出代价。收入用于教育的多了，用于经济的就少了；用于环保的多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增加了。雇员的工资增加了，雇主的生产成本就上升了。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个别既得利益组织共同对付弱势群体，假如政府再抱守非理性经济人，维护少数人的利益，那么就是政府的失灵，那样是最终会影响大局的。市场不需要眼泪，但政府不能没有眼泪。政府不应该与民争利。20世纪以来，全球40多个国家先后开展“瘦身政府”、“重塑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应该是为弱势群体而设的，应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弱势群体的政策，但这些是不够的，仍需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不单是经济的增长，它是一个全面进步的社会。政府发挥调控职能，建立分配保障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大有效方法。市场扩大差距，政府缩小差距，市场规范竞争机制，政府强化民生职能，二者结合起来，互利，互动，经济才能发展。强化了民生职能的政府叫民生政府，当然，民生政府要有民生财政。当收入分配时，应该是民生优先。不断提高民生财政的支出比例，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保民生、顺民意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据统计，我国当前有700万名城镇登记失业人口，1 000多万名下岗职工，120万至150万名城镇失业农民，还有80万名大中专毕业生待业。所以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温总理他在网上同网友交流时，深情地说：“就业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计，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尊严。” 7．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有的企业家就说，我吸收了多少多少劳动力，似乎这就是尽了社会责任，问题是还有没有别的社会责任?比如参与第三次分配就是社会责任。分配有三个层次，一次分配是纳税、给职工发工资；二次分配是政府收了税后，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会事业，包括救助，尤其是在医疗、教育和扶助弱势群体方面，体现社会公平等；三次分配是民间捐赠。我国捐赠比以前有很大的发展，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各地各界踊跃捐款，这就是对社会责任的检阅，相对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如果拿以前的情况横向比一比，可以看出，我们的第三次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约占国内3％～5％，而在我国只占0．1％，而且其中还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在这种背景下，加速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促进第三次分配格局的形成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清楚地表明我们企业家是为富少捐甚至是为富不捐，这怎么能说中国企业家已经充分尽到社会责任呢?不仅是第三次分配，就连第一次分配中国企业家也做得不像样子，中国10％的富人收人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美国10％的富人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的80％，我国10％的富人的缴税比例还远远不到80％。有人保守估计，2004年我国税收流失4500亿元，占全部税收的15％左右，因此组织、协调、计划预算是政府三个层次，也是作为民生政府、服务性政府、责任性的政府的重要责任之一。 8．在民主政治下，由选举和任命产生的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为其言语和行为承担责任，问责是由授权产生的，所以问责制度全部正当性是基于权为民所授。宪政体制下的责任政府的首要责任是：对其所做的一切，即与国家相关发生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代。2003年突来的“非典”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问责制的启动，成为中国战胜“非典”的转折点。对在“非典”肆虐的时期，包括前卫生部长张文康、前北京市长孟学农两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上千个各级人民政府官员被查处，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大范围追究官员责任。战胜“非典”危机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政府问责制的制度化建设。温家宝总理在履新之日就表示，本届政府将从建立政府问责制推进政府体制改革，他的首份施政报告，以罕见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为主要内容，问责制度尤为突出。温家宝在报告中重申，政府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并且明确指出政府工作有权必有责，有错必赔偿，尤其针对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的严峻形势，温家宝总理提出“四不放过”：①事故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②事故责任者没有严肃处理不放过；③广大职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④防范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这无疑是中央政府要厉行责任追究的强烈信号，同时也表明问责制政府的在推行。与此同时，地方也加快了建立问责制度的步伐。 9．2009年2月1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蓬莱市市委市政府共同出台的《蓬莱市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有错无为问责暂时办法》，正式对外公布施行，人们闻之感觉耳目一新。有错就有过，应当受到追究，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有些人在其位不履其职，不尽责，不为百姓着想，对领导队伍重要作用的发挥有着毁灭性破坏。无为即有过，无为是在误人、误事、误国，与执政为民背道而驰，与党和人民的想法相去甚远，把那些只拿俸禄不干实事，工作不为的人撤下来并责问，同时启用那些能担当的好干部，这不仅是转变，更是老百姓的要求，也符合人民群众的期待。蓬莱的“问责办法”还赋予了群众话语权。通过公民投诉，举报，“网上民声”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以及领导干部问责制度的完善，问责无为者，这种办法很值得推广。三、作答要求

材料一外来务工人员小勇居住在J市东江街道鸣山社区，因工作原因经常昼伏夜出，而邻居陈阿姨每天早睡早起，双方生活习惯截然不同，多次发生纠纷。于是，小勇尝试向“娘家人”平台求助。接到调解预约后，平台工作人员马上联系到小勇和陈阿姨，并派人现场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事件的圆满处置，得益于J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应用场景之一的“娘家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数字应用场景只是J市扎实推进诉源治理的一个缩影。”市委政法委林副书记说，诉源治理坚持“源头预防为先，非诉机制挺前”，将更多法治力量延伸到基层，对案件源头形成治理合力，有效预防和解决基层矛盾纠纷。近日，J市N区人民法院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成功调解一起行政强制案件，当事人梁某送来锦旗表达感谢。今年年初，N区茶恩镇政府责令梁某限期拆除未经许可搭建的冷库，然而梁某认为冷库是经村委会同意后才建的，主要用于储存果蔬等农产品，方便村民发展经济，遂向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镇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决定。调处中心受理此案后，经法官的耐心沟通、多次现场调查和调解，最终促成双方和解。参与调解的张法官说：“调处中心为群众和行政机关搭建了更为高效的沟通平台，行政案件协调和解率达30%以上，对于化解群众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完善诉源治理新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着“事都捋一捋、理都摆一摆、法都讲一讲，讲着讲着心结就打开”的工作思路，J市检察机关近年来常态化推进检察公开听证，2022年，全市检察机关组织听证会600场，听证后矛盾化解率达90%。同时，J市检察机关还持续开展简易听证和上门听证，努力把信访问题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解决到位，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拉几条长凳、摆几张桌子，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往上一放，一场简易听证会在杨大爷家的院坝拉开了帷幕。2022年初，湛某潜入杨大爷家盗窃现金1万元，公安机关抓获湛某时，他已将所盗钱财挥霍一空，由于湛某没有固定收入来源，无力赔偿杨大爷的损失。法院依法判处湛某有期徒刑，但杨大爷却一直不认可，多次上访。为解开杨大爷的心结，J市人民检察院何检察官和听证员来到杨大爷家，面对面释法说理。其实案情并不复杂，关键是如何让杨大爷理解判决。听证员在全面了解案情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评议，形成了听证评议意见。听证会罢，杨大爷表示愿意息诉。“考虑到杨大爷家庭困难，湛某也没有赔偿能力，我们准备帮助杨大爷申请司法救助金。”何检察官说。2022年11月17日，建筑工人老程一行来到J市M县诉源治理中心，投诉电力公司拖欠他们13万元工资。青山镇政法委员老黄得知后，立即组织公安、司法、供电等部门对双方涉及的单位、人员进行联合调解。经调查了解，该项目存在转包现象，当时项目款确实还未到账，承包人吴某又因故无法及时返回青山镇。经调解，由电力公司先行垫付老程等人的工资13万元。双方签订调解协议，政府、法庭、司法、公安监督跟进。“种子法庭”是J市H区人民法院2022年探索推行的服务种业的工作模式。在涉种纠纷化解中，H区人民法院组建了专门的合议庭审理涉种案件，在当地大专院校、种子管理部门、制种龙头企业中，遴选了十余名“专家型”人民陪审员，为种业纠纷提供咨询，给案件审理增添专业视角。自该模式推行以来，H区人民法院办理的涉种纠纷非诉解决比例和调解成功率均超过70%，涉种案件平均办理周期比过去缩短了一半以上。H区人民法院荣院长说，“种子法庭”让涉种纠纷化解驶入“快车道”，让种企、种农诉累减轻，今后全区涉种案件也将逐步向该法庭归并，推动实现涉种案件办理专业化、专门化。材料二日前，S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S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其中对于设摊经营、占道经营等行为由以往的全面禁止改变为“重点区域禁止”，不再“一禁了之”，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认为，此举体现民意；但也有人担忧放开之后，是否会增加管理成本？为此，记者进行了调研。记者调研发现，S市的夜市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租金模式，主办方收取日租或月租，如果是月租，随时可退押金；一种是抽成模式，根据摊位的位置和面积进行一定比例抽成。一般来说，越靠近市中心，摊位费越高。“与商场或街头的店面租金相比，摊位的成本低很多。”老王表示，生意好的话，他的“地摊照相馆”一晚上能赚上千块，少的基本也可以覆盖成本。摆摊又比较自由，时间上更为灵活。记者注意到，相比夜市的固定摊位，流动摊贩的自由度更大，成本更少，但风险也更大。这类摆摊并不被即将实施的法规所允许，但在人流量大的地铁口、交通路口，依然会有流动摊贩出没。晚上11点，在地铁口卖炸串的邹阿姨手机响了，接完电话后，她立刻招呼其他摊主收摊，大家心领神会——城管来了。邹阿姨他们骑上车，藏进一家商铺的通道里。“我们也想过到政府划定的区域去摆摊，但是这些区域都不沿道，摊位费也高，对于我们这样的小摊贩并不合算。”邹阿姨对记者说。都说“人间烟火气，当数夜市最浓”，针对这部法规的评论，网友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即“烟火气”。法规中对设摊经营不再“一禁了之”，让市民读到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城市治理气度。“童年的回忆和烟火气一起回来了！”老马走进“九街夜市”后感慨道。天刚擦黑，夜市已是人声鼎沸。步行街两面是古色古香的殿宇楼阁，中间的小摊次第排开，水果生鲜、烧烤肉串、衣服饰品、美甲、套圈、气球、鲜花……应有尽有。老马家在长龙，这次专程带女儿小美来“赶集”。像老马这样专程逛夜市的市民不在少数。“我就喜欢夜市驳杂的热闹感。”老马说，“在这里看到了接地气的S市。”还有摄影师专程来拍这种人间“烟火气”，来逛夜市的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幸福”的表情。不少市民说，缺少了摊贩，这座城市总觉得少了几分灵气和暖意，夜市就是一种载体，实现人与人之间更亲密的交流，使城市不再是钢筋水泥的森林。夜市不仅是中老年人的乡愁，也是年轻人的乐园。在多个网络社交平台，夜市话题均为流量热帖。每个从夜市归来的“90后”“00后”，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发朋友圈，有的甚至开启直播，而这些网上的流量又引来线下流量，为夜市积攒人气。但是，也有人坦言，“烟火气”管不好，很可能就变成了“火气”。“没有人不爱路边摊，除了周边的居民。”住在新牌坊的小孙此前是夜市的投诉者。“炒河粉的摊位就在我家楼下，一直闹到凌晨4点。夜市取缔后，一下子清静了。”不过，几年之后当小孙搬到菁口后，她又异常怀念当年的喧嚣，成了夜市的支持者。市民需求关乎“里子”，市容管理关乎“面子”。在“岐山夜市”，清洁工潘叔指着地上散乱的竹签、纸盒，向记者吐槽：“这怎么扫？扫了前面后面还有，永远也扫不干净，至于烧烤摊留下的油污，只能等夜市收摊后才能刷洗了。”夜市星光灿烂，运营和管理成本却不低。一场夜市的背后，除了组织方的精心策划，还涉及多部门的联合行动。江北区商务委蔡主任说：“如果在划定区域内开夜市，需要交通部门的支持；食品摊贩的证照是否齐全，需要市场监管局的监督。摊贩的市容‘善后’，需要街道、城管部门来管，一旦有流动摊贩进入夜市，还要相关部门来执法。”摆摊不能“一禁了之”，但也绝非“一放了之”。此番对设摊经营的立法疏导，对管理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哪里可以设摊？与居民区的距离多少为好？公共市政设施是否完备？消费纠纷如何调处？……这都需更精细的管理体系作为支撑。材料三“了解情况靠走、登记信息靠手、交流沟通靠口”，这是Z省P市欣阳社区党委郭书记20多年来的工作常态，但现在，面对新问题，这三招已经不够用了，需要新解法。欣阳社区是典型的融合型大社区，有近2万常住人口，其中八成是外来人口，另外还有1000多家商铺，近400家企业。“现在的社区，规模更像是一座小型城市。”郭书记说，人口密度大、单元构成复杂、利益需求多样、管理主体多元，而社区干部满编也就18人，仅靠传统的管理服务方式，已经无法应对。一天上午，社区网格员小吕在巡查中发现社区河道有漂浮物，他通过“掌上社区”App拍摄上报，基层治理综合信息平台根据定位，自动将事件派发，保洁人员当天下午就完成了清理。“这要在以往，至少得两三天，幸好有数字化赋能。”小吕说。B市清风社区所辖的青林湾小区有100多幢高层住宅。去年疫情期间，清风社区在短时间内就精准高效完成了1.6万常住人口的人员排查、上门服务等工作，靠的是“两张网”：一方面，通过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区、乡镇（街道）的排查数据及时流转下发到社区、网格，社区网格员可及时精准对接相关人员；另一方面，清风社区这两年加强数字化建设，通过调查收集数据建立了小应用——“活地图”，标记了辖区内345名党员、志愿者的居住位置和联系方式，可随时发动他们参与社区的相关工作。针对此前网格划分过大、层级过多、力量不足等问题，去年省里对网格进行了科学划分、合理优化。“现在不仅增加了网格的密度，还在网格中按楼道、楼栋设置了微网格，构建了‘村（社区）——网格——微网格’治理体系。”省政法委张副书记说，“遍布全省的‘两张网’，正在提升社区治理的精度。”在融合型大社区，通过数字化改革让居民享受更有温度的服务，是大家进一步的期待。在Y市，一个集纳了线下6000多个网格的线上空间——“微家园”，成为广大居民享受优质公共服务的新平台。Y市居民只要扫二维码注册、填写所属的社区网格，就能加入这个线上空间，大家可以在这里发布需求，与社区干部、邻居们交流。目前，“微家园”的用户数已达253万，日均活跃用户达40万，已成为一片火热的线上空间。东湖社区的王女士前几天看到“微家园”贴出了社区举办书法培训班的通知，很快就在线上报了名。培训班由社区里有书法特长的老师义务教学，居民不用交费。“期间，我们认识了很多邻居，也收获了温暖的友情。”王女士说，“我们这儿是新建小区，住户来自全国各地，以前相互间基本都是‘陌生人’。”“这也是众多融合型大社区的共性问题。”Y市政法委陈副书记说，“‘微家园’创造了线上交流的社区新空间，通过数字化重建了熟人社会，邻里关系越来越紧密。”如今，“微家园”上有了邻里互助、爱心义卖、定向捐赠等项目，实现邻里需求与公共服务精准配对。“微家园”正在被复制、推广，更多实用管用的服务功能被送到“掌上社区”，满足更多个性化的需求，让大家享受到公共服务的温度。“微家园”设有投诉功能，问题投诉可以线上发布，但必须线下解决。在融合型大社区，群众投诉的问题更为复杂和棘手，仅靠社区或者街道的力量远远不够。Y市风华社区的水产市场一直被内涝问题困扰，不仅影响商户的生意，也对居民的生活造成不便。许多人在“微家园”上投诉，社区由于缺乏资源统筹调度能力，问题不得不搁置。2022年7月，风华社区严书记带着水务集团、镇政府相关人员，到水产市场现场协调，决定由水务集团负责新装抽水系统，镇、社区在资金、施工等环节协同配合，内涝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一个社区书记，为什么能“叫得动”水务集团和镇里的干部？原来，为了推动基层治理，特别是解决一些陈年顽疾，从2022年7月开始，全市乡镇以及基层站所干部全部下沉到村（社区)，多跨协同形成合力，帮助解难题、谋发展，多元化共治力度前所未有。“微家园”还开通了政府部门、村（社区）与群众的三方对话机制。“用大数据分析和手机应用为协商议事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让民有所呼更便捷、基层议事更智慧、为民解难更精准。”郭书记认为，但技术手段再先进，走街访巷“铁脚板”的老传统也不能丢，问题的“最后一米”还是要脚踏实地去解决。与此同时，也绝不能让技术浮在现实之上，要防止因多头报送、重复收集数据而增加基层压力。材料四“碰碰手表，加个好友！”这句话成了当下不少儿童社交时打招呼的见面语。儿童智能手表市场蓬勃发展背后，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为守护儿童“腕上安全”，L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召开了一次专题座谈会，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以下是部分参会人员的发言摘录：学生家长龚某：前几天，小孩突然要我在她手表上绑定我的手机钱包。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班上很多小朋友的手表都绑定了爸爸妈妈的手机钱包，这样我们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有些智能手表一旦关联了家长的手机，就开通了免密支付，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孩子就可能会任性消费，比如购物、打赏、购买游戏皮肤等，我觉得这既容易导致小孩养成不健康的消费习惯，又可能危及家长的资金安全。某学校教师盛某：客观而言，智能手表有助于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沟通联系，但学生之间语音聊天、打电话越来越频繁，有的还在手表里下载了游戏和短视频App，课上偷着玩，课下抢着玩，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特别不利于学生学习。学生家长李某：给孩子买智能手表，主要是为了方便跟孩子联系，确保孩子安全。前阵子，孩子突然吵着要拿我的手机扫码听音乐，我才知道他的手表电话中居然自带了语音提示：“小朋友，请用爸爸妈妈的手机扫码，开通手表音乐VIP。”其实，我觉得儿童手表只要有基本功能就行，没必要设置那么多诱导性的语音提示和支付绑定功能。市教委周副主任：现在儿童智能手表都具有上网、拍照以及智能语音功能，有的学生自律意识差，一遇到不会做的题，自己不动脑筋思考，而是用手表拍照在网上搜索答案，关键有时候答案还是错的。更严重的是，不少手表都与人工智能平台相连，学生喜欢向手表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而得到的回答时常会给学生造成误导，甚至引起认知偏差，非常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我们正在研究相关办法，加强对学生戴手表入校以及具体使用行为的规范和引导，当然这也需要家长们的理解和配合。市消保委监督部黄主任：我们今年对儿童智能手表消费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近一半的消费者对儿童智能手表质量表示不满，主要是信号不稳定、定位不准确、屏幕显示质量差、材质不安全等问题，有的厂商涉嫌虚假宣传，产品售后维修困难。市公安局周警官：我们遇到过不少因儿童手表免密支付引发的经济损失案件。我们发现，有恶意程序伪装成游戏App，当小孩在手表上下载安装后，恶意程序就轻松进驻到了手表中，手表就被远程控制，容易被不法分子采集到小孩位置信息、监听通话记录，甚至偷拍偷录视频，有时可能危及儿童人身安全。希望家长引导孩子正确使用手表，一旦人身和财产受到侵害，应及时寻求警方帮助。市关工委刘副主任：由于各种应用平台缺乏筛选和监管，导致儿童智能手表下载到血腥暴力的游戏App和内容不健康的漫画App，极易诱使未成年人模仿。一些App在安装的时候，不用授权就可以直接获得定位、通讯录、麦克风、摄像头等多种敏感权限，轻易就能获取孩子的位置、人脸图像、录音等个人隐私信息，存在极大的信息安全漏洞。市场监管局王副局长：前期，我们组织力量对儿童智能手表进行了专项执法检查，大家所反映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存在，且问题所涉及面较广，给执法带来一定难度。我们后续将会同网信、公安、工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加强针对性监管，切实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我们将不断探索新的监管方式，丰富监管手段，提升监管专业能力。某儿童手表公司曹经理：我们会千方百计确保产品质量，针对用户反馈的第三方软件问题，我们已在第一时间下架处理了问题应用程序。但守护儿童“腕上安全”仅靠我们一家公司是不够的，我们已向行业协会提出建议，出台相应的行业自律公约，共同为孩子们提供干净安全的手表。某大学姚教授：儿童智能手表集多种功能于一体，但功能的多样性也带来了系列“负产品”。治理儿童智能手表乱象，根本在于要从更高层面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或政策标准，同时，社会各界也要共同担当作为，合力确保孩子“腕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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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记者进入南丹大厂下拉甲坡矿区，探求“7.17”事故真相，看到这个矿区的垂直距离仅730米，横向宽70米。该矿仅有一个开采证，由7家个体老板出资组成一个合资公司，因而形成了7家老板同时抢挖开采的无序状态。如此开采，混乱和出事在情理之中。据当地介绍，这是个富矿，矿产有30以上的品种，开出的锡矿比金子还值钱。因此，矿老板们唯利是图，置法规于不顾。据说 2000多名矿工在7个公司的窿洞里日夜分三班开采。　　(2)广西壮族自治区驻大厂矿山整顿小组负责人赵桂华说：他们是18日听说了这件事情的，调查了3天，一无所获。上报情况时说：水位上涨，并未发现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异常情况，对不断到来的外界打探者(多为记者)声称“不清楚”、“不知道”，甚至说“没有这样的事”!在被传媒普遍表示了怀疑后，口径改为“是发生了事故，但没有死人”。　　(3)7月27日，就在当地记者前往调查的同时，河池地区行署、自治区工作组再次派人到现场核查，南丹县公安局也组织了20名民警到有关矿井进行调查，但大队人马出动的结果仍然是：没有伤亡事故。　　(4)7月28日上午当互联网上就矿难一事炒得沸沸扬扬、国内媒体已有报道的时候，河池地委书记莫振汉、行署专员晏支华召开四套班子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议，专门研究传闻情况，会后立即率领有关人员赶往现场调查，也没有发现传闻中说的死了200人的情况。　　(5)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第四次调查是7月31日由自治区经贸委主任带队的调查组进行的，当天得到说法是：透水了，但没有死人。所以自治区经贸委在报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汇报中说：没有发生重大透水伤亡事故的情况，矿区局势平稳。　　(6)出事之后，据称可能是广西“首富”的矿主黎东明，拿出了大把钱“消灾”，一是拿钱堵住死者家属的口，数额在2万到上10万元的都有，本地人给得多，外地人给得少。究其原因，是怕本地人在地方上容易闹事。二是上下摆平，出动了其私人拥有的两三百名有枪支武装的“护矿队”，对现场进行了严密封锁，并对有关知情人进行了威胁利诱，严防矿难的消息外泄。　　(7)7月27日，南宁几家传媒的六位记者赶到了出事地点，进行了惊险万状的暗访。因为在此前已有记者以公开身份在南丹亮相采访，当地对记者已有了严密防范。一名记者称：“那些打手们就像鬼子一样，矿区内设立了多个哨卡，两三百人到处监视着，无处不在。”看见有生人进矿，就盘问、盯梢，一见“陌生人”问东问西，马上强行驱逐出矿区。而所有被记者问到的矿工，口径都是：“我是新来的，不清楚这里发生子什么事。”《广西日报》旗下某媒体的一记者，从7月27日到30日，连续在矿区进行了四天的暗访。28日那天，他正在与民工交谈时，突然看见数十名携枪的打手远远扑过来，有几人手中的枪向他举起瞄准，他吓得拔腿就跑，幸亏跑得快，在矿区门口不远处，终于给他侥幸逃脱。29日的下午，这位记者穿得破破烂烂，混进子矿区采访。在一高处观望时，被两名打手发现，并被逼上了几百米高的悬崖，寒光闪烁的两把尖刀，一把顶住他的咽喉，另一把顶在了腹部。一打手喝问：：你是不是记者?来干什么的?”另一人说：“要是记者，就杀了你。”该记者拼命否认自己是“要命的”记者，并趁打手不备，把身上的记者证、身份证丢下了悬崖。然后他被粗暴扭出了矿区。一直到目前，他仍然没敢去找回证件。　　(8)7月27日中午，新华社广西分社负责人接到匿名电话举报：南丹县大厂矿区发生了严重透水事件，有200多人丧生。这个消息引起了分社领导的高度重视，立即打电话向各方求证，得到的消息均是“没有此事”。尽管如此，分社领导认为事关重大，决定派出由文字、摄影、音像、网络等部门共6人组成的小分队连夜赶往被举报的南丹大厂矿区调查。23时，小分队从分社出发，连夜赶往离分社480公里以外的事故现场。　　(9)广西电视台焦点栏目的几名记者，28日赶到了该矿采访。一直到此时，该矿矿长黎家西还在撒谎，称自5月以来矿井就停产了，一直没开工。后又说，17日那天工人报说井下发生了透水事故，但没工人在井下。他组织了十多台抽水机，连着抽了两天两夜，水才下去两寸，搞不清水从哪里冒出来。记者们拍到了死难者家属焚烧纸钱、铺盖的哭祭镜头。回到南宁，这些镜头被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领导那里审查。区委书记曹伯纯看了这些镜头后，定性说：“现在不是再争论是不是发生了事故、死没死人，而是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而当地官员当着曹伯纯和调查组的面观看了电视台拍摄的片子后，竟然还在质疑画面的真实性!然后又当着曹伯纯的面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吵了起来。8月1日，曹伯纯亲自带领调查组和自治区公安厅有关人员，来到了南丹。地方上还是不讲实话，查不清井下有多少名矿工的真实情况。在公安人员分别拘控了相关矿山人员后，才从外围突破，查到真实的矿难情况，证实至少已有78人死亡。据知情人透露：该矿总共约有1500名工人，平时以三班倒的形式作业采矿，出事时有四班工人在井下作业。在下拉甲矿，约70-90人一个班。　　(10)7月17日凌晨3点30分，广西南丹县龙泉矿冶总厂拉甲坡矿、龙山矿海拔负150米的巷道里，几十名矿工，瞬间在一场并非偶然的透水事故中丧生。但这一事故被隐瞒了半个多月。　　(11)8月2日，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第一个承认发生事故，并交出了失踪者及赔偿名单、住址。同时，公安人员也成功地找到了失踪人员家属。8月5日，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已抵达南丹。此前，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一行6人的中央调查组赴广西南丹县调查矿区事故，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派出的调查组同期抵达。据报道；在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飞抵广西的当日晚上，公安部长贾春旺也赶到了南丹，调查南丹矿难事件。至此，中央五路人马会合，共同调查广西南丹“7.17”重大透水事故。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大厂矿区查看了拉甲坡矿矿窿后，点名要听取三方面的汇报：一是自治区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领导的汇报；二是公安部门侦察取证的汇报；三是新华社记者调查采访的汇报。　　(12)幸存者韦海鸥是死者韦海生的弟弟，他给记者讲述了死里逃生的一幕：“我们同在龙山矿(龙山矿毗邻拉甲坡矿，同隶属龙泉矿冶总厂，两矿的矿道在山底相通)打工，同一个班组。7月17日凌晨3点50分，我看到有大量的水涌人，水是从拉甲坡矿方向涌过来的，不到一分钟，第二工作面已经灌满了水，并顺着斜道向第二平台涌上来，我想去救下面平台的亲属，已经来不及了，就和同在第二平台的两位工友拼命往外跑……”　　(13)8月4日《人民日报》披露了广西南丹矿难，全国震惊。8月5日龙泉矿冶总厂总经理黎东明、副总经理韦家农、拉甲坡矿矿长黎家西、龙山矿矿长黎启乐、拉甲坡矿安检科长苏锦等14人被刑事拘留。　　(14)8月5日，记者通过对有关人员和事故调查领导小组采访调查，了解到“7·17”事故隐瞒不报一事涉及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并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央领导作了反映。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原因查清后，原南丹县委书记被罢免人大代表职务，原县长被罢免县长职务。　　(15)2001年8月8日初查81人失踪，南丹县委书记、县长等四人因严重失职被免职停职。国务院南丹事故调查组抵达广西，8月21日南丹透水矿井积水抽干，2001年8月30日广西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遇难矿工尸体搜寻工作结束。调查人员共找到尸体80具，另有一名遇难矿工失踪。

“走，去璧云摘樱桃！”四月里，璧云区头塘镇的樱桃园内，绯红欲滴的樱桃和翠绿的树叶相映成趣，沉甸甸地挂满枝头。一到周末，这里便游人如织。自区委区政府2017年确定“四城”建设目标以来，璧云区生态之城、文化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的图景渐渐浮现，一个承载着璧云市民理想生活的高品质生活示范区逐渐成型。从地铁1号线璧云东路站下车，远处驶来的是圆滚滚、萌嘟嘟的空中有轨电车“云巴”。2021年通车的“云巴”不仅方便了璧云市民的出行，更以其智能、绿色、经济的特点为市民的高品质生活穿针引线。搭乘“云巴”一路飞驰，城市的美景还未看够，林湖公园站便到了。“不管来多少次，我们都觉得林湖公园美不胜收。”每天晚饭后搭“云巴”去林湖公园散步，已成为市民罗先生一家的习惯。林湖公园占地1500亩，既紧邻璧云区新商业中心，又是天然“氧吧”，园内绿树成荫、鲜花常开。为了让市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璧云区打造了35座生态公园、68个生态广场。“生态公园建设以‘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为总体思路，构建城区三大水系绿廊，实现景城融合，避免同质化重复性建设。”璧云区城市管理局林局长说。“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在春华体育公园，市民雷女士正在给孩子念刻在景观石上的《二十四节气歌》。像这样传播民俗文化、介绍历史故事、解读诗词歌赋的石刻，在璧云区大大小小的公园随处可见。“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度挖掘璧云千年文脉，塑造城市精神，以文明之风彰显儒雅风范，持续打造新时代文明典范城市。”璧云区委宣传部黄部长表示，“让文化浸润城市、深入人心，是璧云区城市建设之魂。”为此，璧云区不断涵养城市文化深度，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大力保护文庙等文物古迹，多形式再现古道文化、抗战文化等历史文脉；实施文艺精品工程，努力推出“璧云原创”“璧云出品”等匠心之作。如今，在三道湾公园里，古村落、茶铺等主题场景重现了明清时期古驿道上的浩然意境；在枫凌塘湿地公园内典雅大气的状元桥两侧展示着当地本土名家字画；在林湖汽车露营公园里，老照片与仿古城墙巧妙搭配。一个个传统文化元素让千年儒雅之风在城市中吹拂，汇聚成当代璧云人的文化之根、自信之魂。2022年3月，集招才引智、招商引资、城市宣传、项目孵化等功能为一体的“璧云人才”APP上线，璧云区着力打造人才建设品牌，从建立高端人才“管家”机制，到评选表彰“璧云英才”“璧云工匠”“璧云创客”，使各路人才在璧云区的获得感满满。在智力资源支撑下，璧云区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一方面，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提档升级菜园、果园、花园，打造集观光游览、休闲度假、品尝采摘为一体的新业态。采摘节、艺术节等活动活力四射，“引爆”乡村旅游。从“璧云樱桃”“璧云肉兔”等品牌影响力提升，到举办国际半程马拉松赛、西部动漫节，从规划建设国家级数字文创产业园，到继续申办量子信息安全托管全国运营基地，璧云区坚持产城融合的发展逻辑，不断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亲爱的小朋友：欢迎你来到我们身边，你像一轮旭日，晨曦中积攒着力量和希望……”6月1日，璧云区行政服务中心内，“新手”母亲朱女士从“出生一件事”礼包中抽出一封信，柔声读起来。除了写给新生儿的信，礼包里还有孩子的社会保障卡、出生医学证明和居民户口簿。“我是昨天在线上申请的，没想到今天就可以领取了。”朱女士高兴不已。“出生一件事”是璧云区行政服务中心的一项特色服务，该服务将曾经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多个事项集中在线下1个窗口，解决了新生儿出生相关事项办事繁、材料多、多头跑的难题。自2021年5月试点运行以来，该服务广受群众好评。区行政服务中心王科长介绍，在“出生一件事”基础上，“入学一件事”“退休一件事”等都已形成初步方案，预计今年秋季将试点运行。“这些事看起来不起眼，却能让市民收获的幸福从‘小’一直到‘老’。”王科长说。坐落于秀湖街道的三泉康养小镇，以专业的养老服务闻名于区内外。智慧健康养老云平台带来安心，“快乐管家、生活管家、健康管家”三大管家服务带来舒心，多种多样的娱乐项目带来开心，老年群众的各种需求在康养小镇基本都能得到满足。2021年以来，璧云区逐渐形成“高端有引领、社会有服务、兜底有保障”的养老服务体系，已建设15个镇街养老服务中心、45个社区养老服务站和54个村级互助养老点。

二、给定资料 1．2005年12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经济普查资料初步预算的结果，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增多2.3万亿元，增加了16.8%。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说，经济普查后，我国2004年GDP总量从世界第七位上升到世界第六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后，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4%的增长速度，我国已成为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 2．全国政协常委安启元指出，“国有经济单位中，电力、烟草、自来水、燃气生产与供应业、电信业、航空运输业、铁路运输业等行业，依靠垄断经营的优势，获取比其他行业平均工资高得多的收入。”相比之下，有些行业职工收入仅够温饱。 在全国各地中，2004年上半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平均为7453元，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区、市)的2倍还多。 3．浙江省发改委2005年年初完成的浙江省社会发展报告透露，1999年，我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13倍，但到2003年差距已扩大到2.43倍。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从单位得到的各种实物收入、享受的住房公积金，城乡居民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更大——初步预算，已超过2.6倍。报告称，按照国际通用的美国社会学家贡格尔斯所指定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人均GDP的标准值应在3000美元以上，而浙江离该目标尚有300美元的距离，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浙江社会走向现代的最大掣肘。 4．有媒体报道，杭州中心市区空房率比较高，达到30%以上，有些小区更是达到惊人的 70%。在浙江大学旁一个高档住宅小区里，保安告诉记者，他们的小区普通居民根本买不起。绝大部分是外地有钱人买的；有的是周围工业开发区内的企业老板，这其中包括一部分台商；还有温州、义乌、台州等周围地区的老板，这些人平时都不住这，只是偶尔来，所以亮灯率不高。 5．杭州某房地产公司老总说：“开窗看得见西湖的，即使是远眺，也要1万元每平方米起价，一般是2～3万元每平方米。市中心的房子至少也要1万元每平方米，而且现在几乎没有现房。” 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和杭州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1年杭州市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为10896元，2003年杭州市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也仅为12898元。在杭州，更多人买不起房了，西湖边、市中心已成为富人圈，世代居住于此的平民面对高昂的生活费用，被迫迁离。顺从市场的公共资源，在各地的富人大量挤入杭州市区时，成了平民所不能承受之重。 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数据称，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45，已超过0.4的警戒线；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所占收入或消费份额则高达5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国内居民收入差距自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 7．社会的发展就像一场汽车拉力赛，而中国就是其中一辆赛车。我们需要不断加快速度向前跑，但必须在保证车子平安无事的前提下继续跑完剩下的路。改革开放后的不断高速发展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一味强调速度的提高，那么只会是车毁人亡! 8．据世界银行报告，阿根廷在本世纪初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贫困人口迅速增加，基尼系数从0.43上升到0.55。基尼系数变化虽小，在现实生活中却能强烈地感受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阿根廷近年来绑架和抢劫案大量增加。阿根廷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农业国之一，其人文发展水平一度接近发达国家。 9．2005年12月11日，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反世贸团体成员在香港举行了针对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示威流行。分析人士指出，大多数反对者并不是否定自由贸易，而是反对不公平、不透明的国际贸易规则，以及由此给本国产业和个人生计带来的损害。 10．出席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中国农业部长牛盾指出，美国每年给20.05万户棉农大约30亿美元补贴，这些补贴阻止了他们的产品受到竞争，导致美国棉花以低廉的价格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4600万户棉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非政府组织乐施会的报告更是直指美国违反世贸组织规定对其棉农实行补贴，导致中国72万棉农失业。 巴西总统卢拉也曾观点鲜明地说：我们怎能同意发达国家的母牛每天可以享受2美元的补贴?要知道现在是过半数人每天的基本生活水平都还不到2美元。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最发达国家来说，不公平的农业补贴导致他们被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世贸组织总于事拉来说。世界银行副行长丹尼?莱普泽格也表示，农业补贴使发展中国家遭受损失，因为它们得不到通过向世界市场销售商品换取更多收入的机会。没有新的市场和新的就业机会，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重要原因。 11．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税法的决定，个税起征点为1600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算了笔账，按照现行的每月800元扣除标准，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约为60%。而按照1600元标准，工薪阶层面降到26%左右。“最终受益的是中低收入者”，楼继伟说，收入越低，减负越多，收入越高，减负越少。这种政策效应符合个人所得税立法宗旨，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社会分配的积极作用。 12．自2004年以来，我国已有28个省份免征农业税。据统计，免征农业税、取消烟叶税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美元左右，2005年已有约8亿农业受益。 2005年12月2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中国延续整整2600年的“皇粮国税”正式走入历史。 13．从1978年到2003年，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4%上升到1988年的3.27%，从1988年到1998年上升为4.7%，特别是1998年到2003年5年上升为5.62%。 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不到17万家，医疗病床204.2万张，卫生技术人员145.4万人；2004年末，全国卫生机构总数达到29.6万个，医疗床位325.1万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535.4万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39.0万人，其他技术人员20.9万人，管理人员31.6万人，工勤人员43.9万人。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2.4张、卫生技术人员3.5人、医生1.69人，护士(师)1人。 几十年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解决了建国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初期缺医少药的情况，多种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地方病得到控制，人民的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国民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目前的71.4岁，婴儿死亡率和孕妇死亡率等健康指标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有些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14．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医学部外籍院士巴德年在题为《中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挑战》的报告中警告说，中国的医疗费用在同等发展中国家，所占的GDP的比例相当高，但是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在全世界排名中居第188位，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 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个人支出占了6万，目前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不堪医疗费重负，这些费用已成为生活的后顾之忧。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近90%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乡低收入者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41%，应就诊而未就诊采取自我医疗的比例占47%，农村贫困地区未就诊、未住院比例高达70%～90%。 据卫生部调查统计，医疗卫生资源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医院。用于农村卫生经费的比例，从1991年的20%降到2000年的10%，其中专项的农村卫生费只有1. 3%，农民人均卫生事业只有12元，仅为城市的1/3。农村中还有10%的村没有医疗点，新的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仅为9.5%。在2004年底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负责人说，年卫生支出上有70%的医疗费用于只占总人口30%的城镇人口，在农村约有40%～60%的人因病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 15．据世界卫生组织预算，通过预防保健手段，挽回一个“生命年”就可以获得年收入500多美元，挽回一百万人的“生命年”，就是五亿美元。卫生部预算结果显示，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占14.6%。 16．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式是科技、经济、社会保障的铁三角，通过良好的社会保障保障公民的收入减去吃饭、住房、教育、医疗后有盈余，公民的财富盈余拉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拉动科技发展，科技的发展又促进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又促进就业，就业扩大又增加了公民财富盈余，社会财富又再次拉动经济发展。因此，发达国家更重视公平，更重视公平就业的工资、福利与社会保障。前十几年，我国由于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猛增，中低收入阶层数量迅速减少导致经济疲软，尽管政府在政策上给投资者以极大的优惠仍然不能扭转就业率低与公民盈余下降的势头。发达国家的GDP数据提高，并且主要是由消费构成的，反观我们国家GDP主要是依靠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支撑的。而政府投资虽然在熨平经济上的波动很有效，但无法长久拉动经济。 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由每一个公民手中的盈余组成的社会财富盈余所决定的；如果各政府坚定不移地把公平放在首位，只要再有三到五年的时间中国公民手中的社会财富盈余将会充分拉动国内消费，促进经济繁荣后政府收入增加会高，企业生产品热销会高，工人农民收入增加会高，这是一种多赢，只有多赢才是真正的赢。 中国有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老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人心就不稳，人心不稳则易乱。必须明白在实现温饱之后，社会的不公比不富更能破坏人们的幸福感。 17．全国85%的人口地区已基本实现“普九”，我国的文盲率已从22.23%下降到8.7%以下。“两基”的实现，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现在，全国受教育人口近 3亿，在校正规学习的人口达2.3亿，堪称世界之最。到2001年，全国科技人员中仅科学家、工程师就有207.1万人，专门的科技机构近3万人，职工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有3053.3万人。 18．一项对全国37所不同层次高校的调查显示，城乡之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整体差距为5.8倍，在全国重点院校中则达到8.8倍，即使是在地方高校中也有3.4倍，均超过了城乡居民经济收入2.8倍的名义差距。 北京大学一份报告披露，我国省与省之间的平均经费差别是7.8倍，《中国教育报》，2004年对174个城市和县教育局长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50%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仍然在使用危房。 19．按照有关“规定”，中小学生应该在户口所在区域就近上学，如果跨区上学，就必须交择校费。事实上，有的区可能名牌中小学云集，而有的区可能连一所重点中学都没有。如此一来，一些跨区域到名校上学的中学生就必须交高额的择校费，就直接导致了教育资源享用机会的不公平。在浙江，名牌中小学择校费要几万元以上，一些家长望子成龙，只能倾尽所有，甚至借钱让孩子到名校上学，心里充满怨气。2003年我省查出学校违规收费金额1569.9万元，乱收费案件190件，150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9人被撤销校长职务国。2004年8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6大热点，教育乱收费投诉高居价格投诉榜首。此间也有媒体披露说，“官方统计”，或据“有关专家”保守估计，中国十年来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 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既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效率目标，又可以影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目标，在欧美一些国家看来，教育不公平是一种国家危机。 20．2004年中国按照名义汇率计算的人均GDP为1487美元，排世界各国的107位。预计2005年预算内财政收入为人均2310元，而美国2004年财政收入人均1.2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2004年中国城市化水平41.67%，有75705万人在农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到，我国农业人口比重之多排在缅甸和越南之后，为世界前几位；2004年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为4.5亩，日韩等国在13亩以上，俄美英法加澳等国为55～1600亩。财富和资源的分配不能脱离中国目前和将来一个阶段中人口多、土地少、农民多，人均GDP水平还很低这样一个国情和国力。在目前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要尽快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与发达国的差距，离不开效率二字。讲公平就会不可避免地牺牲效率，最终导致的结果将会是大家贫穷。 经济开放以前，我们长期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分配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随处可见。割裂了收入与贡献的联系，使经营生产无动力，使劳动群众无积极性，这必然限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成效显著。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由此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随着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只要国民收入增加到一定程度，不平等程度会自动缓和。 21．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社会经济激烈变动时期。“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一种伟大的普世价值，当和平成为世界的普遍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和平”上睡大觉。